二千年間 · 六　大地下的撼動

一、農民創造了奇蹟 封建專制主義時代，在文化建設上的確有極驚人的表現。橫亘萬里的長城，貫穿南北的運河，這種偉大的建設是至今猶博得人們的讚嘆的。但這一切是誰的功勞呢？不能否認的是，這是千百萬農民拿他們的勞力、血汗以至他們的生命做代價而創造出來的。封建社會中繁華的城市，富麗的宮廷，離開了農民也都歸於烏有。農民不但在物質文化上有功，就是在精神文化生活上也有其貢獻。雖然他們所直接產生的藝術是比較粗糙的，但是被士大夫拿去加了工，就成了樂府、詩、詞、曲、小說種種在形式上很精緻的東西。士大夫的藝術創造之所以能在歷史上不斷地日新月異，也不能不歸功於農民的豐富的創造能力。而且倘沒有千百萬農民在下面擔負著社會生產的任務，上層社會哪裡有餘裕來從事思想和藝術的活動？那些像牛馬一樣地生活著，也像牛馬一樣地勞作著的農民，雖然常常無名無姓，默默無聲，但沒有他們就沒有一切在歷史上的輝煌的事物。 但農民在歷史上老是默默無聲的麼？不。在兩千年中，那沉默曾經無數次地被巨大的震動所打斷。這些震動從農民中發出，像急風暴雨一樣地掃蕩一切，逼迫得任何歷史書都不得不記錄下這種聲音，留下他們的姓名。假如千百萬農民在沉默無聲時，就像那凝重的大地一樣，那麼專制王朝就是建築在這地基上的高大建築物。看起來這建築物是站在何等穩固可靠的基礎上啊，然而大地下面也會發生撼動，高大的建築物應聲而倒！—推翻皇帝的寶座，奪下百官的朝笏，剝掉了一切王孫公子的華服。誰能想像得到，在這沉默的大地下面蘊藏著這樣巨大的力量！ 每一個專制王朝都是寄生在農民的身上的，可是也幾乎每一個專制王朝都是被農民的力量摧毀的。 秦朝，這第一個封建專制主義的王朝，就是被農民摧毀的。秦始皇禁止人民藏武器，但是一群被徵發了去戍邊的農民在中途造反了，他們的領袖陳勝、吳廣，一呼百應，就使得天下大亂，暴秦覆滅。 到了漢朝，王莽雖是安然奪得了西漢劉家的天下，但是禁受不了大地下面的撼動，在短促的時期中就被農民推倒了。當時，有號稱「綠林」、「赤眉」、「銅馬」的許多起義隊伍。其中樊崇等人領導著的赤眉，還擁出了自己的皇帝，在長安城裡做了一年多的主人。東漢最後固然是亡於軍閥的割據僭位，但是給它以致命傷的也正是稱為黃巾的農民叛亂。赤眉和黃巾這先後兩次大規模的農民叛亂所擁有的基本隊伍都在二三十萬以上。為了鎮壓黃巾，東漢政府動員了許多地方武力和外族兵力，因此就加速了自己的分裂崩潰。 這以後，統一全國的專制王朝就是隋唐，他們的遭遇也是一樣。在隋朝，農民不僅給那會享樂的煬帝築成了一條運河，使他能到江南去尋歡，而且也給他築成了墳墓，把他推向死亡。到了唐朝，雖然軍閥安祿山、史思明的內亂已經結束了唐朝最興隆的時期，但唐政權還能夠支持，等到農民領袖王仙芝、黃巢起來造反的時候，可就把大唐天下弄得土崩瓦解了。 唐代的這次農民叛亂，在規模上是空前的，一共繼續了十年（874~883年）。先是以王仙芝為首的三十萬農民縱橫在山東、湖北、安徽各地。王仙芝死了，黃巢又代之而起。他更往南發展到廣東、福建，再轉身北上，廣州、長沙、武昌都曾被他占領，最後竟一直經洛陽而攻入首都長安。在長安城裡，黃巢這一個農民隊伍中出來的人，嘗了兩年多做「天子」的滋味。唐朝雖然終於把這次叛亂撲滅了，但是創巨痛深，自此而後，唐政權已經是名存實亡了。 宋朝是唯一的一個朝代，不是在農民的力量下崩潰下去的，但在那時也並不是沒有較大規模的農民造反的事。像在北宋末年江南的方臘，在南北宋之交洞庭湖上的楊么，其實都並不像舊小說所說的是普通的土匪。因為在宋代，外族侵凌十分急迫，所以農民起義的刀鋒常常指向外敵，特別是在黃河以北被女真（金）侵占的區域，農民反異族統治者的鬥爭十分熾烈。這種鬥爭到了元朝更是大大地展開了。蒙古人的元朝一百年的統治，是和各地農民的叛亂共始終的。在最後十年中，分散的農民起義漸漸地集合起來了，以劉福通為首的「紅軍」占領了陝西、山東、河南，和元朝的北京政府對立著。明太祖朱元璋本來也是屬於這農民隊伍的。 朱元璋雖從農民造反的隊伍中起來，但他所建立的明朝政權仍和別的朝代一樣，是寄托在農民血汗上的。農民問題不能解決，農民的叛亂自然還是不可避免。到了明末，又爆發了一次異常宏大的農民戰爭。這戰爭開始於陝西，發展到山西、河南、湖廣、四川、甘肅，他們的領袖是李自成、張獻忠。明朝稱之為「流賊」，但明朝在「流賊」面前終於一籌莫展。從開始發動，一直到顛覆了北京的明政權，一共有十六年（1618~1644年）。 清朝政權是對於起義的農民殘酷地進行鎮壓而建立起來的。在民族壓迫和專制統治之下，清代終於爆發了一次無論從力量、規模、成就、歷史影響任何一方面看，都是空前的農民大起義，那就是太平天國。洪秀全、馮雲山等人領導著農民在1850年起義於廣西，第二年就建立太平天國年號。由廣西過湖南而占武昌，沿江東下，1853年攻下南京，定為國都。一直維持到1864年，南京才被清兵攻陷而亡。在這十多年中，南京的農民政府和北京的滿清政府對立著，這是在過去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而且太平天國還從農民的立場上，鮮明地提出了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創立了自己的政策、法令、制度，這也是過去任何一次農民叛亂所比不上的。在太平天國以前的幾十年中，已經到處發生農民的起義，在太平天國失敗後，農民起義的風波也沒有完全停止，也有規模較大的，不過都不像太平天國那樣能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建立較穩固的政權。清朝統治雖然還繼存了四十多年，到「辛亥革命」才被推翻，但太平天國的鬥爭已經把它的統治的基礎掘鬆了。 以上所舉的只是在這二千多年中，規模最大，而且對於當時的專制政權的瓦解崩潰起了直接影響的若干次農民戰爭。封建時代的農民，感受到沉重的生活苦難，在各地零碎地發生叛亂行為，還不足為奇；但他們竟能積聚成這樣龐大的力量，作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來，卻似乎簡直可以說是奇蹟。 我們已經談過，封建時代的農民，過著個體勞動的生活，習慣於散漫的農村環境，所以他們很難有堅強的組織力。要團結成巨大的集體行動，並不是很容易的事。這種生活又養成了他們「安土重遷」、容忍保守的性格，要他們離鄉背井，拋棄他們所耕作的土地，去干不可預測的冒險事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當他們起義的時候，就武裝實力而言，自然比不上專制統治者的久經訓練的軍隊。所以在和平時期，專制統治者在農村中所看到的，只是一群忍苦耐勞、無知無識的兩足獸，到了農村中開始有些風波時，統治者也以為這不過是一群愚民，不知利害，鋌而走險罷了。但是就從這看來「無害」的大地下面，竟然形成了撼動一切的偉力，這究竟是由於什麼緣故呢？ 二、奇蹟是如何造成的 是的，封建時代的農民是最能忍苦耐勞的。經常的過度的生活壓迫使農民養成了適應最低劣的生活水準的能力。但無論怎樣能忍耐，到了根本沒有可以吃飽的東西給他們吃的時候，到了簡直活不下去的時候，也無法忍耐了。苛重的賦斂剝奪了農民所有的一切，不斷的水旱災更使農村蕩然一空，於是一次大饑荒的發生，甚至弄到「人相食」的地步，就成為促成農民戰爭的導火線了（如在王莽時，在明末）。 是的，封建時代的農民是最不願意輕易離開土地的，但到了土地不能供給他們最低的生活資料的時候，他們也無法依戀土地了。加以富豪的兼併使他們失掉了耕地，無盡的差役又硬把他們拉開了耕地。秦代的農民起義由被征遠戍的農民中發動，元代的農民戰爭由強征去修黃河的十萬民夫中發動，他們既已被迫離開土地，就是被迫離開他們的生存基礎。 那表現為那樣巨大力量的地下撼動，就是這些被剝奪了一切生活資料、更被剝奪了謀生的物質基礎的農民，在別無其他出路的時候，所激盪起來的。因為封建時代的農民的忍耐保守性極高，所以不到飢餓死亡線上的時候，是很難一呼百應、千萬成群、形成集體的行為的。在這二千年中，不斷地發生大規模的農村叛亂，這正是表現著，封建專制統治是經常把農民壓在飢餓死亡線上的。 在封建主義統治下，農民完全沒有在政治上發言的權利。官府絕不會理睬他們，沒有任何合法的方法使他們能夠為他們的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和生活的苦難而申訴，以求得縱然只是一絲一毫的改進。只要他們一有什麼不滿和抗議的表示時，立刻被官府朝廷看做不安本分的暴民。在這種情形下，農民惟有一直忍受下去，走向死亡，如果要作什麼抗議，就只好採取非法的行動。所以封建時代的農民的反抗，總是一開始就是武裝鬥爭，大規模的農民反抗總是表現為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平時是忍辱負重的「好百姓」，一聲號召下，就拿起一切可能拿到的武器，不顧利害地頑強鬥爭，這看起來雖似乎很可怪，但其實正是封建專制統治下必然造成的現象。 像明末的李自成，他在起義中，向農民號召說：「迎闖王，不納糧。」（闖王是李自成的稱號。）這樣簡單的口號就能使所過的鄉村中，到處沸騰起來，正是赤裸裸地表現著這是直接的生活鬥爭。而這一來，他們就和一切地主、富戶、官府、專制統治者對立起來了。 假如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限制於對當時社會上的貧富不均的不滿，要「劫富濟貧」，向富有者分財泄憤，那便是所謂盜匪。假如更進一步，意識到和官府、專制統治者的對立，以推翻專制王朝，掃蕩封建秩序為目的，那就成為公開的「造反」了。像宋代的方臘，他向起義的人民說：「現在朝廷中，君臣們除了聲色享受，建築祈禱，甲兵花石種種浪費以外，每年還向西夏、北遼兩國納銀絹各百萬。這些都是我們人民的膏血。受苦的是我們百姓，一年到頭勞動，求一頓飽飯也不可得。這樣的朝廷，你們還能容忍麼？」這話就是把生活鬥爭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了。 在消極方面，他們要破壞既存的封建秩序；在積極方面，他們要建立什麼呢？固然時代的限制使他們絕不能設想到現代的民主政治，但這些農民也確是在那黑暗的時代，運用著他們自己的經驗、智力和想像力，摸索追求著，企盼和舊制度完全不同的新的東西。 像太平天國起義之初，就已明白宣布反抗異族統治的目的。並且規定一切人相互之間都以兄弟姊妹稱呼，想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完全平等的關係。在他們所頒布的各種制度中，最可注意的是所謂的「天朝田畝制度」，其中說：「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他們又不僅企圖實現土地共有，而且企圖使一切財產都歸公有，廢除了私有制度。—固然在太平天國建國期間，並沒有完全實現這理想，在封建社會的客觀條件下，也不可能實現，但是因為太平天國的領袖們能夠提出這種社會理想，並且也有部分地做到，所以才激動了千百萬農民群眾的熱情，奮不顧身，一往直前，作了十多年的苦鬥。 在別的時期的農民戰爭中，也有類似情形，不過規模都不如太平天國，加以史料殘缺，留傳下來的事跡更不周詳。舉一個最早的例，如在西漢末年的赤眉。據史籍所載，當時樊崇等人在大饑荒中起義，很快就集合了數萬人，訂下規約說：「殺人者死，傷人者償。」但他們並沒有文書旌旗部曲號命，只是「以言辭為約束」。其中的領袖只是借用漢朝地方小吏的稱呼，叫做「三老」、「從事」、「卒史」，而一切人都相互稱為「巨人」。—這雖然是極簡略的記載，但也可以從中看出農民的民主主義的樸素的理想。 這種農民的理想，固然是帶著空想的色彩，但確是從農民生活中產生出來的。對於受盡現實生活的苦難的農民，這確是美麗的理想，是值得為之獻身，雖粉身碎骨而不辭的。 所以農民戰爭並不是烏合之眾，焚燒擄掠，毫無紀律。固然在農民戰爭發展中，特別到了接近失敗的期間，不免有這種弱點表現出來，但是整個地看起來，因為他們是激於生活的苦難而起，抱著向壓迫者復仇抗爭的意念，又憧憬著一種理想社會的遠景，所以像漢的赤眉，唐的黃巢，明的李自成，清的太平天國都常常能保持嚴明紀律，尤其在他們起義的初期，一切按照他們自己規定的辦法，並不是人人胡作亂為，比起專制統治者的僱傭軍隊來，其實還好得多。否則農民戰爭絕不可能發展而持久的。 在這裡，我們又不能不提到宗教在農民戰爭中的作用。封建統治者利用宗教迷信做愚民的工具，而農民，因為一般地在生活思想上落後，也常不得不利用宗教迷信做反抗的工具。在封建時代中國農村中，向來有一種土生土長的宗教，可說是屬於道教的系統，但其形式隨時隨地有不同。東漢時的「天師道」（黃巾）或者可算是鼻祖。也有源於佛教加以改造而與土生的道教相糅合的，如元代和清代的「彌勒教」「白蓮教」。農民又常易接受從外國來的宗教，因為外來的新的宗教更可自由地加入反抗現實的內容。佛教本也是外來的，至於太平天國更是直接接受歐洲的耶穌教義而創立了「上帝教」。南宋方臘是「魔教」教主，元末農民戰爭中「明教」有很大勢力。魔教、明教都源於在唐時從波斯傳入中國的摩尼教，其中雜有佛教的成分，也有基督教的成分。 宗教迷信在農民戰爭中起了鼓勵和組織的作用，神秘的預言加強了農民起義的信心，教徒的聯繫是農民平時互助互濟的組織，也是發動集體行動的基礎。許多次農民戰爭中的領袖在起義之前都已作過十多年的宗教活動，再加上符咒神靈之說，更使農民們增加了戰鬥勇氣。最可注意的是農民自己的理想常常就借宗教的外衣而散播，自由平等的朦朧觀念多半借宗教的言語和組織而表現出來。如彌勒教徒、明教徒都相信宇宙間有明暗二勢力，到了明戰勝暗的時候，世界就成為光明極樂、自由幸福的了。這種宗教思想是很容易轉化為現實鬥爭的，所以元末的韓山童、劉福通創言天下就要大亂，彌勒佛要降生，明王要出世，就使千萬農民心中沸騰起來了。宗教迷信固然表現著農民的落後，但我們也可以透過宗教的外衣而去看到農民戰爭的實質。 由於以上所說種種因素，千千萬萬散漫的農民，在一朝間組成龐大隊伍，發動了群眾性的戰爭。在這種戰爭中，農民創造了他們自己的戰略戰術。他們在武器和訓練上雖不如所遇到的敵人，但是他們能夠靈活機警地行動，勇敢果斷地出擊，能夠隨時隨地化整為零、化零為整，能夠作長時期的長距離的運動戰，因此那種內部腐敗、脫離人民的統治者的僱傭軍隊常在他們面前失敗。最顯著的是，太平天國的有些領袖，如石達開、李秀成簡直可說是天才的戰略家。農家子弟石達開，二十多歲時即為獨當一面的主將，建立了赫赫戰功。李秀成出身於貧農家庭，太平天國起義時，只是一個小兵，但在太平天國的後半期，他已是指揮全局的大將。他們在軍事指揮上的才幹是連敵對方面的將領如曾國藩都深致欽佩的。這其實不只是由於他們個人的天才，而也是在農民的群眾性的戰爭中出現的一種「奇蹟」。 三、走向城市的失敗 但是在封建時代，農民在戰爭中不管有多大的力量，發展到最後，總不免於失敗。縱然他們推翻了一個代表地主勢力的專制王朝，但他們並不能建立他們所理想的、合於農民利益的社會秩序。地主勢力又以另一個專制統治者為代表而起來了。洶湧澎湃的農民聲音重新被壓到了大地的下面。 為什麼在封建時代的農民戰爭逃不了失敗的命運呢？ 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在每一次農民戰爭中，從成功走向失敗，其間的轉換常常以進入大城市、獲得在城市中的權力為關鍵。 譬如最早的赤眉，起義以後，聚眾數十萬，七年間轉戰各地，終於攻進長安。在長安城裡住了一年多，不能建立安定的秩序，在把那一帶地方的糧食吃完以後，被迫退出了。離開長安時還有二十多萬人，卻被後漢光武帝的軍隊一戰而擊漬。綠林、赤眉、銅馬這些農民起義都成了光武帝登極的基石。 唐代和明代的農民戰爭也有類似的情況。黃巢在五年間縱橫南北，幾乎是所向無敵，聲勢赫赫地攻入長安，但在長安住了兩年多，終於被四方雲集的唐朝軍隊所逐出；又過了一年，他的力量全部被撲滅。李自成以急風暴雨般的力量奪取了北京，很快地被明朝和滿人的聯合力量趕跑。雖然在離開北京後，沒有全部瓦解，但李白成本人戰死，餘眾回到農村，重新積聚力量，開始新的鬥爭，聲勢也遠不如前了。 由這些事例中可看出，農民在獲得了中心城市時，便是達到了成功的極峰，同時也是轉向失敗的發端了。太平天國的歷史也是如此。雖然太平天國占領南京，建都立國，歷時最久，但是既得南京以後，就開始有安於既成局面的趨勢，軍事發展常受挫折，遠不像定都南京以前的三年中那樣戰無不勝了。更嚴重的是太平天國領袖中驕矜自滿，生活腐化，不能團結的現象也開始萌長，終在南京城內爆發了嚴重的內訌。從此以後，太平天國就走向下坡路，李秀成等優秀人物的艱苦努力也挽救不了整個的頹勢，不得不同趨於崩潰。 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一方面是因為：在農民占領了中心大城市後，往往使他的敵對力量方面發生了變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為：農民本身的弱點，在過著城市生活的時候，更大地發展了。 封建專制的統治雖然形式上統一，實際上總是存在著許多矛盾的。統治者內部的矛盾，對於農民戰爭，自然是有利的條件。農民隊伍萬里奔走，一刻不停，在廣大地區內進行運動戰，正是充分利用了在統治者中各地方力量之間的矛盾以及地方力量與中央力量之間的矛盾。譬如，黃巢的部隊到了湖北江陵時，曾被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敗了一仗，黃巢立刻渡江東走，有人勸劉巨容跟蹤窮追，巨容不肯，說：「國家多負人，在危難時雖不吝賞，事平卻又加罪。不如讓賊留下，以後還有好處。」這樣，當然使農民隊伍易於發展了。但是一到農民入據中心大城市後，情形就不同了。像是一聲警鐘一樣，警醒了一切地主統治者，使他們看到，這原來不是搗點小亂的草寇，而是一個可怕的大敵。於是統治者內部的矛盾一時減低下去，協力對付農民。勝利的農民定居在中心區域內，便成為一個集中的目標，不得不承受從四面八方來的打擊了。在太平天國史中，這情形尤其明顯。漢族的地主，特別是中小地主，和清朝統治者之間本是多少還存在著利害衝突的。但在太平天國占領南京、震動全國時，在曾國藩的號召下，中小地主也都參加了反太平天國的鬥爭，幫了清朝統治者的大忙。要不然的話，單靠清朝的常備軍是無論如何也戰勝不了的。固然，在這情形下，統治者內部矛盾也不過是一時減低。他們紛紛起來出力打農民，還包含著爭權奪利的企圖。所以農民戰爭被撲滅以後，統治者內部的紛爭反而更增強了，但是農民畢竟已在這中間吃了大虧。 有時，統治者雖然集中了一切自己的力量來對付農民，卻還不能取勝，那怎麼辦呢？這時他們往往不惜勾引異族的力量，甚至本為強敵，也可以攜手合作。如唐朝請了沙陀兵進攻黃巢，明朝邀請滿洲兵入關來「收復」北京，清朝撲滅太平天國，也還運用了上海洋人所組織的「常勝軍」。 所以，在農民占領大城市後，敵對力量是增強了。但同盟力量卻並不能有什麼增加。在封建時代的城市中，農民找不到有力的同盟者。有的只是一部分小商人和手工業者，這些人並不能給農民增加多少力量。更有的是不事生產、久在城市裡混的流浪漢，這些人已養成很壞的習性，他們不僅不足以增強農民力量，反會發生消極破壞的作用。 何況農民本身還有許多弱點，這些弱點禁受不住城市生活的鍛煉。當他們到處流動作戰時，只提出幾個直接的生活鬥爭的口號，加上理想社會的朦朧的嚮往，固然已能使飢餓的農民風起雲湧的響應，但是沒有明確的方針和辦法，帶著空想的色彩，究竟還是弱點。一到了城市中，應付比農村複雜得多的城市環境，那就不是從貧弱的土地上出來的農民所能做得好的了。而且既以城市做中心定居下來，建立新的政權，就必須為了解決一切問題，而有各方面的具體政策和實際施行的辦法。農民要求理想實現，舊的勢力（地主、商人等）在盡力阻撓。這時，幾句簡單的口號是不夠用了，空洞的社會理想也和實際格格不相入。但是除此以外，農民們實在拿不出別的來，只好抄襲專制統治者的若干成規，加以一些改變，糅合到自己的生活鬥爭口號和社會理想上去。這樣，自然在政治上站不穩的。太平天國算是做得最有成績的，但是在他的制度規章中也保留著不少專制統治者的壞遺產。 城市對於質樸的農民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所起的腐爛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封建統治者積累了四方農村中來的貢賦，造成了奢靡豪華的城市生活。農民們從貧窮的農村中一闖進城市，不免目眩神迷。他們感到自己是支配這一切的主人，就很容易發生志得意滿、盡情享受的情緒。所以農民戰爭停留在農村中，雖常能保持內部的紀律，但是一到了城市，組織鬆懈、意志渙散的弱點就發展起來，暴露在他們的行動中了。農民中的領袖們也難免受到影響，太平天國就是最顯著的例子。洪秀全的確是從苦鬥中成功的人，但在南京城中，其行為竟然漸漸地重蹈以前歷代亡國統治者的覆轍：不能任賢使能，專一引用戚屬；妄信天命，以為天必佑我，對敵人來攻毫不戒備。前後竟像是兩個人，也正是在城市中享受權力的結果。他的相信天意，倒不只是由於迷信，而是順利的成功養成了自驕自滿的緣故。 加上城市帶了一批流浪漢到農民隊伍中來.又加上有些沒骨頭的官僚，專一趨炎附勢的士大夫，一看見農民得了大權，也雙膝跪下，表示擁戴，他們其實是陰謀利用農民戰爭來圖自己的利益。這些分子的加入，更加速了農民隊伍內部的瓦解潰散。 而且在軍事上，農民一取得了中心城市，便要為保衛某一城、某一地區而作戰，不能像過去那樣無顧忌地採用靈活運動的戰略。於是漸漸地轉成了被動的地位，不能不被迫在劣勢條件下應戰了。尤其到了危急之時，捨不得丟開既得的城市，更成了致命傷。太平天國滅亡以前，李秀成已看出軍事上的危機，主張主力退出南京，另謀發展，但洪秀全不聽，結果南京失陷，太平天國也就亡了。 農村雖然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但城市還是統治者的巢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城市中去，農民戰爭得不到決定性的勝利。但城市對於農民卻像是《西遊記》中陷害好人的妖山魔洞一樣。所以在農民戰爭中，常有對於城市徹底進行破壞的。像和李自成同時起義的張獻忠，在四川就這樣做過，遇見城市，殺光燒光。這是鄉村對於城市的報復，也是因為農民害怕城市：自己既無法管理城市，也阻止不了城市對自己的壞影響。這多半是在農民戰爭已近於失敗時的泄憤行為。把城市破壞了，老是在各處鄉村中流動，也終不免於力量渙散而失敗。 飢餓的農民從農村中起來，遇到城市而失敗，這在中國封建時代，幾乎成了農民戰爭中的一條規律。城市平時寄生在農村上面，吮吸著農民的血髓，而在農民起義以後，又偷偷地腐爛了他們的戰鬥的靈魂！ 四、農民戰爭的意義 就這樣，農民起來了，又倒下去了。大地在一度激烈的撼動之後又歸於寂靜。在這大地上重建起一個新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殿堂。從農民戰爭的失敗中得到好處的還是地主統治者。 漢朝的政權，無論是前漢的劉邦（漢高祖），後漢的劉秀（光武帝），都是偷了農民戰爭的果實而得到的。劉邦起先利用農民反秦的力量，但本身所代表的卻是地主的利益，劉秀則是一開始就和農民對立的。明太祖朱元璋之得天下，又是另一種情形。朱元璋本是貧農出身，還做過小和尚，流亡各地，參加了當時反對元朝的農民「紅軍」。他從「紅軍」中的一個小兵，漸漸爬上去，有了獨當一面的權力，但還沒有立刻脫離「紅軍」的系統，所以起先地主士大夫都不願和他合作。後來朱元璋竭力拉攏地主士大夫，他們也就團結到他的周圍，使他的政策和做法發生變動，使他從一個農民的領袖變成了地主的皇帝。最後朱元璋果然成功了，但成功的已不是農民而是地主。反元的農民「紅軍」，有的已被元朝消滅，有的則被朱元璋吞滅。 太平天國的結果表現為另一種情形。有些史書上說：因為清朝依靠漢臣新編軍隊而打敗了太平天國，所以事平以後，清朝不得不重用漢臣，實際政權漸歸漢人。這說法雖似乎是根據事實而發，但事實的真相卻是一部分漢族地主，本來還受清朝政府的歧視，但這回出死力幫了大忙，所以就能較多地分享到一部分政權。農民的血肉成為這批地主獲得較高權力的墊腳石。 這種種情形雖然各個不同，但都是地主從農民戰爭中收取了利益。農民自己得到什麼呢？他們在起義的烽火高熾的時候，固然得到了他們所要得到的一切，但到了失敗的時候，就不得不用更多的血來償付了。 封建時代的戰爭本是十分慘酷的，對於叛亂農民殺戮之慘，更不待說。千萬農民是在快到餓死的時候才叛亂起來的，也只有到千萬農民的屍骸躺在血泊中的時候，叛亂才會平息。死了的死了，活著的又被迫著在新的統治者下面，照老樣地生活下去，繼續忍受著沉重的封建剝削，過半飢半飽的日子，在失望中期待，釀釀著下一次的叛亂。 那麼，由此看來，農民戰爭只是無目的的破壞和舊秩序的回歸的循環過程麼？—那也不然，封建時代的農民戰爭雖然總是逃不了悲劇的命運，但不是毫無意義的悲劇。 長期的封建時代並不是自始至終、一成不變的，其間也有一步步的進展。每一個專制朝代，在基本性質上雖然相同，但又各有著他自己的制度、政策、法令，靠這些來管理社會，也造成一個短期間的繁榮景象。但客觀形勢向前發展，使既有的政策、制度、法令，發生破綻、流弊，以致完全不能適應，而專制統治者仍舊仗著他頑強的統治力固守著舊有的一套。這時候，社會的進展就走到了絕路。農民戰爭的起來就是在這樣的時候。雖然農民是抱著他們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起來的，但客觀地看去，他們的行動的作用是掃蕩了腐敗的舊政權，也就使封建社會的繼續前進成為可能。沒有農民戰爭，我們就難以想像封建社會何以能在這長期中一步步不斷前進。有人拿歷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當作封建時代中分期的界線，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農民戰爭大規模地反覆發生，又正是尖銳地表明了在封建社會中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而專制統治者絕對解決不了這問題。既解決不了這問題，就不能保持社會秩序的安定。另一方面，農民雖拿起武器，作生死的鬥爭，但也不可能解決自己的問題，無法違抗失敗的命運。然而在這一次接一次的鬥爭中，畢竟是把封建社會推向前去，把這問題提出得更加尖銳，也就促使解決這問題的時機一天天更加接近了。 尤其在對異族統治的反抗中，更顯出了農民戰爭的重大意義。蒙古人一百年的統治，滿洲人三百年的統治，對於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進步都起了阻滯和破壞的作用。當時的農民受到了最大的災難，而也只有農民敢於起來做反抗的先鋒。這兩代農民戰爭都曾把反對異族統治、恢復中華，提出來作為鮮明的政綱，結果他們也的確是成功了。假如沒有千萬農民奮不顧身地起來，那在異族主宰下的漫漫黑夜還不知要長到多久！ 拿封建時代的最後一次最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太平天國來看，最可看出農民戰爭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了。因為太平天國是一面總結了封建時代的農民戰爭，一面又下啟了近代民族民主的革命鬥爭。 假如從來的人都把農民戰爭著做是毫無意義的草寇，那麼孫中山先生就是第一個打破這傳統看法的人。他看出，歷史上農民的「造反」正是對於專制政體的反抗行為，對於太平天國的革命意義他尤其再三強調。在中山先生早年所撰《太平天國戰史序》中非常惋惜太平天國的失敗，指出在滿清統治下「士大夫又久處異族籠絡壓抑之下，習與相忘，廉恥道喪，莫此為甚！」所以只有農民孤獨地起來發動革命，不得不失敗。在民國十二年的一次演講中，中山先生也說：「洪秀全自廣西金田村起義，打過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本來可以成功的，因為後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那一班人出來破壞，所以失敗……如果漢人不反對，太平天國的革命便老早成功了。」他把「辛亥革命」看做是繼承了太平天國未完成的任務。中山先生一方面批評了太平天國不能實行民主，還是稱帝稱王，以致鬧成內訌，「洪秀全當時革命，尚不知有民權主義」（民權主義第一講）；而另一方面，中山先生又十分推崇太平天國當時所執行的經濟政策，他說：「洪秀全在廣西起義之後，打十幾年仗，無形中便行了一種制度。」他以為這種制度是接近於共產主義的（見中山先生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歡宴各將領演說）。 中山先生是中國現代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一個領導者，所以他就能對於歷史上的農民戰爭，作了公正的評價。自然，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已是遠超過農民戰爭的範疇，也只有在現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不會重蹈農民戰爭的歷史覆轍。中山先生既能看出農民戰爭的意義，所以他也就看出了要使民族民主革命得到勝利，必須把農民動員組織起來，而要通過革命的過程建立新中國，就必須認真解決農民問題，解決土地問題，使農民有耕種的土地，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表面上顯得似乎是凝滯不動的廣大農村中，有著無限的力量，一旦撼動起來，就能創造出一切奇蹟。能夠看出這一點，正是中山先生的偉大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