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間 · 九　逃不了的滅亡命運

近二十年來，在國際間出現了法西斯主義制度。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專制統治曾經引起很多短視者的讚嘆，認為這種制度再強有力也沒有了。但是遠見的人早已看出，法西斯統治，在實質上，是極不穩定的，它所造成的國家的富強是極不可靠的。—果然，到現在，事實已經證明後一判斷是完全正確的。 回顧歷史上的封建專制主義時代，也有人為某些朝代的極盛期所迷惑，他們俯伏在漢武帝、唐太宗之前，覺得那時的確是至善至美的「黃金時代」，簡直可以做萬世的規範。但其實就全部專制時代的歷史來看，卻是充滿著杌隉不安的現象，變動紛亂的危機的。—在我們以前談過的許多題目之下，已經證明了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在實質上，也是極不穩定的，它所造成的國家的富強也是極不可靠的。 在變亂危機沒有表現出來以前，封建統治者也以為自己已建立了最美好的社會制度，以為自己的統治地位穩若泰山，以為這種統治秩序可以長治久安，永垂不朽。但是一旦形勢變化，危機爆發，他們的主觀願望就被摧毀得乾乾淨淨。到了這時，統治者無論怎樣掙扎，是都無效的了。 我們既已分析了封建專制主義統治內部所包含的和外面所遭遇到的各方面的困難和危機，現在，讓我們看一下他們如何應付這些困難和危機及其終極的失敗。 一、失敗的「變法運動」 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天下之後，規定下自號「始皇」，以後子孫繼位，就叫二世、三世，以至無窮。不料他自己剛剛死去，農民起義的烽火已經起來了，使他的政權短命而亡。 農民起義是下層人民不滿現狀，用武力來要求變革的行動。我們在「大地下的撼動」一章中已經說過，因為農民沒有在政治上發言的權利，所以他們的變革的要求只能表現為武裝的行動。 秦的失敗留下一個教訓，使上層社會的人也不大相信萬世一系的可能了。漢代就有人根據五行相生相剋的說法而主張每一個朝代都是順著天意而興起的，但到了一定時候，天意會背棄他，於是這個朝代就不能不讓位給另一個合於天意的新的朝代。到了漢昭帝（武帝後的一個皇帝）時，居然就有人公然向朝廷建議說：近來泰山下有一塊大石頭忽然自己站起來，上林苑中有棵倒下的枯柳也忽然站了起來，這都表示漢朝的氣運已經完畢，民間將有新的天子起來，所以漢帝應該訪求賢人，實行禪讓。—這種說法不能只看作迷信的思想（漢朝人是很多迷信思想的），因為這正是反映了漢朝當時社會的極度不安定。原來在漢武帝時，雖是國運最盛時期，但由於武帝四方征伐，百端浪費，橫徵暴斂，不恤民力，結果就弄得社會經濟殘敗，民怨沸騰。於是在上層社會中也就有人看到這種危機，覺得情勢非來個變動不可，便在迷信的外衣下提出了這種主張。 掌握著政權的統治者哪裡肯自動讓位呢？提出禪讓要求的眭孟就以妖言惑眾之罪被殺了。繼眭孟之後，還是有人傳播這種主張。但這種變革的主張只是要另換一姓的皇帝，其實政治經濟的危機哪裡是去掉姓劉的皇帝、換一個別姓的皇帝就能解除的？ 結果，王莽利用了這時對漢朝不利的空氣，推翻了漢政權，自己做了皇帝。那時社會的秩序是更加混亂了。王莽知道，光是換朝易代，問題不能解決，於是他大刀闊斧地在社會經濟制度上進行一整套的改革。王莽可算是在封建統治者群中第一個企圖大規模進行變法改制運動的人。 在那時，基本的社會問題在於官僚貴族豪富兼併土地，使許多農民無地可耕，流離饑饉。同時又有許多暴富的大商人囤積物資，壟斷物價，高利貸款，使小民更無以為生。王莽所企圖實行的新制度，基本目的就在於限制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並由政府來管理物資，平抑物價，低息貸款。他的政策中包含著濃厚的空想成分，所以似乎很激進，最顯著的就是他的土地政策。他根據了古來的一些傳說，想恢復上古的所謂「井田」制。他規定每一家人家只能有一定數量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稱為「王田」（國有土地），絕對禁止買賣。 王莽的新政結果完全失敗。他所頒行的各種政策，實行了沒有幾年，都由他自己一一宣布取消。其所以失敗，是因為他的政策侵犯了貴族富豪的權利。他既完全屈服於貴族富豪勢力而自行宣布新政的失敗，反過來，他就更加強了對於人民的壓迫剝削。人民本來也許對王莽的新政存著一些希望，現在得到這樣的結果，自然是更加激起不滿了。既然統治者沒有能力改善社會的情勢，人民就不得不自己動手起來。所以又一次農民興起，推翻了王莽的政權。 提到歷史上的變法運動，除了王莽以外，我們就要想到北宋時的王安石。 王安石實行變法，時在北宋開國後一百多年。在他以前三十年，范仲淹做宰相，已經提出過改革政治的主張，但遭遇守舊的官僚的反對，一點成績也沒有就下台了。但是當時客觀形勢的發展，急迫地要求統治者的政策非有所改變不可。王安石得到神宗皇帝的支持，大權在握，就全力來推行一些新的政策。 王安石所行新政中，主要的有「青苗法」。當時富戶在農村中高利盤剝農民，「青苗法」是由政府用較低利息借錢給農民。又有「免役法」。當時平民有給官府當差的義務，受累極重，為了逃避力役，人民有出家的，有逃亡的，甚至有自殺的。「免役法」是要人民出免役錢，官府拿這錢雇役，不再強派人民服役。又有「方田法」。這是丈量田畝，想清查達官貴人隱瞞逃稅的田地。又有「保甲法」。這是普遍地訓農為兵，企圖用民兵來代替募兵，以挽救當時軍隊腐敗而外患緊迫的情勢。 原來在北宋時，由於官僚機構中冗員充斥，加以宮廷和宗室貴族奢侈浪費，弄得國庫日窘，無法維持。同時官僚地主富商利用一切機會對人民剝削，弄得民間怨憤，時起變亂。王安石的新政是想挽救這種危機的。但是一切舊官僚和地主富豪都向他集中了瘋狂的反對。雖然因有皇帝的支持，他一共做了七年的宰相，但神宗一死，他就罷官，舊派代表司馬光上台，把他的一切法令全部廢除。從此在北宋官僚中發生了新舊派的黨爭。兩派交替著執政，互相排擠攻訐。結果政治一點也沒有改良，社會情勢一天天惡化。統治者只能眼看著內憂外患的危機日漸加深，終致金兵入侵，北宋淪亡，這時上距王安石變法失敗時只有四十年。 我們還可以談一談清朝末年的「戊戌變法」。那時正在清朝被日本戰敗以後。清當局的腐敗無能，中國的危機是誰也不能掩飾的了。統治者的動搖和人民的不安都到了極點，亡國大禍迫在眼前。 這時康有為、梁啓超等人設法說動了光緒帝，企圖革新政策來挽救危局。康有為上皇帝書中引了世界各國的例子來證明「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他又說，方今之病在死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之世，而行過去唯我獨尊時代之法，就好像已到夏天還穿皮衣，要想渡河卻坐大車，結果一定是熱死淹死。他主張變法的話說得雖很痛切，皇帝在戊戌那一年（1898年）也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見做，但結果只做了三個月就垮台了。這三個月中由皇帝親自下了無數道的革新詔書，其中包括廢八股科舉、建學堂、辦銀行、設鐵路、辦礦務等內容。但一切革新只表現在白紙黑字的詔書中，上上下下的官僚集團不但不執行，而且擁戴了慈禧太后來打擊維新運動。維新派都從朝廷上被趕跑，連那不安本分的小皇帝也被拘禁了起來。 這幾次都是從上層社會統治集團中發動的變法改制運動。假如沒有內外種種危機震撼專制統治下的秩序，這種運動自然是不會發生的。但它們雖借帝王之力而推行，卻仍不免於失敗。這些變法運動的性質及其失敗的原因是值得我們來進一步分析一下的。 二、沒有救自己的能力 首先我們應該指出，這一切由上層社會所發動的變法運動並不是什麼徹底的改革，就是說，並不能真正解決當時的政治社會問題。 封建統治者所遭遇到的困難危機，無論其具體形態是如何，在基本上都由於這種統治是憑藉著腐敗的官僚機構而建立在對於千百萬農民的殘酷剝削之上的。這是我們在以前各篇中已經分析到的。因此，假如要徹底地解決問題，那就非根本改造這種社會政治制度不可。就是說，要使千百萬呻吟苦痛的農民從封建桎梏下解放出來，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勞作，不必把大部分的收穫都供奉給地主和國家。也就是說要取消地主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特權地位。這樣做了，才能根本斷絕寄生的腐敗的專制主義官僚統治機構的基礎。—在封建時代，起義的農民雖然不能明確地自覺到這些，但他們的行動確是趨向這個目標的。然而上層社會中的任何革新派卻絕對沒有這樣的企圖。 王莽、王安石的新政固然包含著給農民減輕負擔的用意，康梁的變法固然和當時不滿現狀、企求新的出路的人民願望有相通之處，但是他們決不是站在人民—農民立場上提出改革主張的。 王莽在創議新政時，指出當時的事實是：「富者犬馬余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奸。」這是說，貧富不均太嚴重了。有錢人太無法無天，結果弄得窮人連糟糠都吃不飽，他們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會起來作亂。這話可算是對整個上層社會的一個警告：一旦弄到廣大人民起來反叛作亂的時候，大家都沒有好日子過了。王莽預見到這種危機，所以他才實行新辦法，想把貴族富豪的權勢稍稍抑制一下，想使社會間的軋轢不安漸漸和緩下去，這樣來維持專制主義的統治秩序。王安石的新政也是這樣的用意。當時在宋政權統治下，各地農民的叛亂已經在零星發生，王安石一面想用「青苗」「免役」諸法使農民最迫切感到的苦痛減輕一些，一面想用「保甲法」中的十家一保，一人犯罪，同保人不先告發，連坐受罰的制度來控制社會秩序。 而且王安石實行新政，基本出發點還是為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如何增加國家收入？仍舊要從廣大農民身上打主意。他的辦法是制止地主官僚富豪對於農民在某些方面剝削無度的權利，而把這種權利由政府來獨享。譬如「青苗法」就是把向農民放高利貸的權利收在政府手裡。固然政府規定的利息減低了一點，但也還有二分，所以當時反對新政的人斥為政府對人民重利盤剝。至於「免役法」，人民所出的免役錢為數很不小，政府不過以其中一小部分來雇役，於是政府又多賺了一大筆錢。王安石說：「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這就是他提出變法主張的基礎。所以他只一味設法增加政府的財源，而對於專制政府官僚機構的浪費卻絲毫也不想加以緊縮。因此，上引王安石的話未嘗不可以解釋做把天下老百姓的財力都集中到政府手裡，由政府來分配給全體統治層的人一起享受。 王莽的政策，情形也是一樣的。有人以為那是「國家社會主義」，實在是擬於不倫。他的「王田制」縱然實現了，也並不是每個農民都成為自由獨立的耕種者，不過是從地主富豪的剝削下轉到專制政府的直接剝削下而已。因為政府還是用日益增多的賦稅來儘量搜括農民的生產品的，這哪裡有什麼社會主義的氣味？徹頭徹尾還是封建專制主義。 曇花一現的「戊戌變法」，歷史影響雖不小，但其本身的成就一點也沒有。康有為提出的新政根本沒有提到改變農民的經濟生活，更是根本沒有消除封建專制政治的用意。雖然他主張廢除科舉，這是觸犯了官僚主義的，但是並沒有提出什麼立即改革當時腐敗到極點的官僚機構的有效辦法。 由此可見，這些變法運動，其實說不上是改革，而只是改良，是從統治者立場上，特別是從封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立場上提出的改良政策，把對於下層人民的剝削方法和統治政策做某一些改變，以求達到穩定既存的統治秩序，維持和鞏固統治者地位的目的。 雖不是徹底的改革，但若認真執行，也未始不能收到一些預期的改良效果吧，也未始不能對統治者垂危的生命挽救於一時吧。 但是他們不能夠認真執行這種改良辦法。 一方面，像這樣的在基本上為統治者打算的變法自然不能使下層人民感到滿意。縱然一時在人民中造成一些幻想，但是當人民發現他們仍舊是在被勒索、被壓榨，他們對於變法自然失掉了興趣，而當加在他們身上的勒索和壓榨，在新的法規下日益增加的時候，他們的憤恨也更增加了。—史書中所載在王莽、王安石新政實行時，下層人民中怨言已盛起，那並不全是反對者所捏造的。既不是真正為了人民，自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這種變法運動，在上層社會統治中也行不通。因為這雖然是為整個統治者地位打算，但統治者集團中的每個人卻都是死死看著個人的眼前利益的。王莽想限制土地的兼併，王安石也想取消大地主不納賦稅的權利，他們又都想限制商業資本和高利貸的剝削，這些正是觸犯了官僚大地主富豪的眼前利益的。他們要把這些有權勢的私家所得的利益集中在政府手裡，這更引起了憤慨和反對。既然變法運動本不敢和現存的統治集團對立，因此一遇到這方面來的反對，就只得讓步了。 而且縱使不讓步取消，變法運動也進行不下去。因為既然沒有剷除官僚機構，並且要依靠這官僚機構，而官僚機構正是為地主富豪勢力所支配的，它決不會來認真執行損害自己利益的政策。一件件的新法，通過官僚機構，或者只是虛應故事，一點沒有實行，或者在實行中，反而給官僚們增加了營私舞弊、中飽謀利的機會。後人批評王安石不善於用人，用了許多奸邪小人來行新法，以致失敗。這其實並不是能否用人的問題，而是因為他不能脫離舊官僚機構。這官僚機構中多數人直接反對他攻擊他，使他失敗，而有些企圖乘機鑽營，投機取巧的官僚就來附和新政，使新政所企圖的一點改良作用也完全看不見，結果也是使他失敗。 為了挽救危局，從統治集團中自動提出的改革辦法，最高限度只是這種改良政策。但縱使是這種改良政策，他們也不敢認真執行，不能認真執行。他們自己扼殺了自己所提出的改良政策。他們沒有能力來挽救自己。當改良政策宣告失敗後，他們在實際上所走的道路就只能是坐看危機的增加，一切守舊不變。 三、在不變中坐候末日 守舊不變是滲透在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集團中的一般的精神。他們用守舊不變的方針來對抗下層人民的反叛，對抗客觀形勢的變動，對抗在自己集團內部輕言改變的「叛徒」。 一切按照老辦法來做，一切按照「祖宗成規」進行，一切保持從來襲用的傳統規矩—這被認為最妥當不過的事。固然封建時代的下層人民因為受著愚民政策的欺矇，因為過著落後的經濟生活，其行動與意識也常是保守的、守舊的，但是對於下層人民，維持現狀就是繼續受苦受難的意思，而對於上層統治社會，守舊不變卻意味著繼續保持和鞏固自己的特權。所以從下層人民中終於要爆發出打破現狀的行動，而上層社會卻到死也要堅持守舊不變的方針。 現狀縱然已經十分殘敗，但在這殘敗的現狀中，他們還能享受富貴尊榮。他們拒絕任何一點變動，他們生怕那一點變動會把他們帶到不可測的前途去。 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機構正是為了達成維持現狀、守舊不變的目的而組織起來的。—那就是我們曾談過的官僚制度的基本精神。 孫中山先生曾說，我們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這話是針對官僚制度而言的。官僚的特性就是只做官，不做事。所謂不做事並非真的什麼事不做，而是讓一切都按照老規矩進行。隨便舉一個例，像東漢晚年有個人，叫做胡廣，接連在六個皇帝手下做了二十年大官，但一點政績也沒有。民間傳誦道：「萬事不理問伯始（伯始是胡廣的字），天下中庸有胡公。」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不做事的官。但這時卻正是天下動亂、東漢衰亡的前夕。 在這樣的統治集團中，變法運動雖不過是極有限度的改良主義，但也很要有些勇氣才能提出。所以對王安石這樣的人，我們仍不能不表示敬意。北宋的統治集團中是充滿了因循怕事的官僚的。譬如在真宗時的宰相王旦，號稱局量寬大，從不發怒，對任何政事，都力求避免招怨。這樣的人當然不會做什麼改革事業，然而他在當時卻被頌為賢相。反對王安石的守舊派中有呂公著其人，是有名的「口不談是非」的人，也做到宰相。對於一切事不作是非判別，其實就是承認現狀是最好、最合理，因此，在實際上他是站在革新派的反對陣營內的。 宋朝選拔官員一向總是選所謂老成穩健之士，所以朝廷中就充滿了鬚髮蒼蒼、暮氣沉沉的人，兩眼只看過去，遇事但求守舊，他們自己力求不做事，不惹是生非，而一看見有人出來稍微有些改革的主張，就群起而攻之。這情形固不僅宋朝如此。梁啓超在清末，曾以生動的筆調描寫當時守舊腐敗的官僚集團，他說，這些老朽的官僚，「積其數十年之八股、白摺、當差、捱俸、手本、唱喏、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 用乞兒拾到金子，死命堅持不放的譬喻來說明封建統治者的守舊，是很適合的。宋朝從開國以來，國勢就在不安振盪中，清末更是亡國慘禍迫在眉睫之時。對於統治者，這都是「轟雷盤旋其頂上」的危險時候，也就是他們手中的「金子」隨時可能失掉的時候。然而越是在這樣的時候，因為他們心裡懼怕，所以就越是要選擇所謂「老成持重」的人來做政治人物，以求苟延現狀，而排斥任何敢於輕言改革的人。 不僅那種牽涉範圍較廣的變法運動會在統治集團中引起普遍的憤怒，就是任何一點小事，也不是可以輕易更動的。試看清末上層社會中的守舊勢力是如何頑強地排斥任何新的事物，他們反對使用洋槍，反對開工廠，反對談「西學」，反對與外國建立外交關係，認為這一切都是「於古無據」「破壞祖宗法制」的。封建統治者愈是到了面臨崩潰危機時，愈是害怕變動，「杯弓蛇影」，最無關重要的變動也會使他們心驚肉跳。 由此可見，封建統治者的守舊不變，並不是因為他強，恰恰相反，是因為他腐敗無能，因為他常常處於內憂外患交迫的不穩定狀態之中。 但歷史上也有些事實，似乎可以證明封建統治者並不是絕對不能主動地實行變制。譬如關於選官制度，我們曾談到由薦舉徵辟制變為科舉考試製；關於賦稅制度，我們曾談到由租庸調製變為兩稅制；關於軍隊制度，也有「府兵」「禁軍」「衛所」這種種變動。這些都是由統治者自動造成的變革。—不過我們同時也看到了，這些變動不過是形式上的變動，對於事情的實質是沒有什麼改革的。 而且這種種局部的制度上的變動，也還是在客觀形勢逼迫統治者到萬不得已時才實行的。薦舉制發展為魏晉時的「九品中正」，只有貴族世家才能做官，到了唐初，經過許多變亂，舊貴族勢力衰退，無力控制局面，上層社會中湧現了許多新的力量。這時舊制度事實上已不能繼存，所以非有新制度產生不可。其他制度改變也是如此。在「租庸調製」實際上已經崩壞的時候，才有「兩稅制」之創行；在「府兵制」事實上已經不存在的時候，地方軍閥各擁私軍，中央也不得不建立新軍，於是統治者也就只好承認這新制度。所以這一切制度變動，與其說是有意識的改良辦法，無寧說是一種補苴彌縫的手段。 但在現狀已經殘破的時候，用補苴彌縫的手段也是維持不下去的。唐朝在安史之亂後，租庸調製、府兵制都崩壞了，因為統治力還沒有完全瓦解，所以還能在政治、軍事、財政各方面找到些新辦法，力求彌縫，暫度難關。彌縫的結果不過是使唐政權在風雨飄搖當中多拖了一個時期。而當一個政權到了最後垂危的時候，那就連補苴彌縫的能力也沒有了，只好死死抱著老辦法，坐等滅亡。我們以前曾談到南宋、南明這種在外寇前「偏安」的小朝廷，是最顯著地表現了坐以待斃的情境的。 四、歷史不會回頭 守舊不變的政策壓制不了在激盪變動著的客觀形勢。縱然表面上還能一時苟安殘局，但實際上，一切變動在暗中醞釀發展，終於要爆發出來，一旦爆發，便來得更加猛烈了。 守舊不變的政策使封建專制統治者所遭遇到的困難和危機日益加深，同時就使它的主觀的力量不斷削弱，統治集團內部的意志和力量更加不能統一，內部的矛盾和糾紛更加擴大。 改良主義的變法運動在守舊的勢力下被扼殺，不但未收改良的效果，反而增加統治集團內部的紊亂。在每一個朝代將滅亡之前，並不都有變法運動（有時連敢於提出改良政策的人都沒有），卻總是有紛紛擾擾的政爭。這些政爭中常常並沒有政治主張上的明顯差別，卻只標榜著道德上「小人」「君子」之爭，實際上是帶著抱私怨、逞私見、營私利的色彩。他們眼看危機在前，張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只以互相攻訐推諉責任。他們抱渾水摸魚的打算，乘變亂日迫的局面，趕快多給自己扒進私利。北宋的政爭，起初還是政策上的新派和舊派之爭，隨後也變成官僚集團中的混斗。在東漢末年，唐末年，明末年，也都發生過黨爭，皇室、太監、官僚、士大夫都參加在內，每次擾攘數十年之久，一直到這些朝代滅亡時才歇。這裡不必來細說，也不必來分別這些政爭中的是非清濁。固然其中有些人可說是比較正直的，有些人只是邪惡小人，但就是所謂正直君子也只是在紛亂時局中惟求維持現狀，提不出改革改良辦法的人。論者多以為這種黨爭是促成朝代衰亡的原因之一，其實這是封建統治集團面臨絕境無出路，一心想守舊不變，但又失掉自信的時候，內部渙散混亂的表現而已。 統治者想維持整個秩序不變，但就是他自己內部的秩序也維持不了。結果自然逃不了滅亡的命運。或者是異族大舉入侵，或者是農民武裝大舉起義，或者二者同時交錯著發生。—他自己不願意變，不能變，客觀形勢、人民力量就變掉了他。 但是在這兩千年中，變動無論怎樣激烈，究竟沒有根本結束封建專制時代。經過每一次野蠻部族大破壞或農民革命大掃蕩後，再建起來的仍舊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社會秩序。舊的皇室、貴族、官僚、地主跌下去了，新的皇室、貴族、官僚、地主又在同樣的政治經濟基礎上站了起來。還有些官僚地主雖經變亂，仍能隨機應變，繼續享有著特權地位。 到了清末，卻真正遇到空前大變的形勢了。 清末人常說，他們所面對著的是二千年來或四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大變。—這話是對的，雖然他們並不了解這變局的性質和意義。 清末遇到了從海上來的西方侵略力量，這和歷史上任何時期的異族侵略不同。他們用大炮轟開了這古老帝國的門戶後，更挾著資本主義生產的優勢經濟力量湧入。他們起初輸入大量商品—從鴉片到棉布，後來（1900年後）更輸入資本在中國購原料、辦工廠。受著這種刺激，中國人自己也有投資辦工業的了。無論守舊者如何反對，機器、鐵路、工廠這些從來沒有過的新東西，陸陸續續地出現在中國大地上了。這樣，資本主義的經濟就在中國開始發生，雖然是非常緩慢地生長。 由此，立即造成兩種結果： 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廉價的工業製造品輸入農村，農民的手工副業受到打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開始被破壞了。農民所受到的剝削加重，農民的苦難加深。農村經濟加速度地崩潰，這樣就使封建專制主義自下而上的基礎更加動搖了。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經濟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物質力量。在這基礎上，產生了反對舊政治的新的社會力量。現在革命力量中，不只是農民而且漸漸有新興的資產者和工人了。民主主義的政治文化思想從西方傳來，傳播在民間，更使新的革命力量擴大加強。 正是在新情勢的醞釀期間，發生了太平天國，又發生了「戊戌變法」。這一次從下到上的農民革命運動和一次從上到下的上層社會改良運動雖然都失敗了，但從此以後，在人民中反抗封建專制主義的鬥爭日益成熟。「戊戌變法」的教訓使人覺悟到，希望統治者自動改良是無效的。最激進的分子團結在孫中山先生的周圍，提出了民主革命的主張，他們繼承了太平天國的傳統而更向前進了。 封建專制統治者仍舊堅持守舊不變的方針作最後的掙扎。他撲滅了太平天國，扼殺了「戊戌變法」，全力壓抑革命運動。他採取了「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政策，對於外來侵略者無恥地屈膝讓步，一意企圖對內維持舊有的統治秩序。當他看到大勢已去、萬難挽回的時候，最後一著棋就是宣布施行「君主立憲」。在清朝的最後七八年間，屢次宣布定期實行立憲，甚至還頒布了「憲法大綱」，但在這憲法上規定的卻是：「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久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到了這時候，他居然還在重溫自秦始皇以來一切專制獨夫所做的「萬世一系」的幻夢！很顯然的，這不過是假借立憲之名，欺世騙人，實際上是想繼續一成不變地維持原來的專制制度，且使之得到合法的根據。 清朝終於被推翻，最後一個封建專制主義天朝在歷史上消失了。—歷史又一度證明了統治者無論用怎樣頑強的努力來守舊不變，但客觀的形勢、人民的力量終究會變掉了他。 這的確是從古未有過的大變。從此以後，任何想重新恢復封建專制時代的社會秩序和政治制度的企圖都抬不起頭來了。歷史的車頭轟轟隆隆地前進，把舊的時代撇在後面，產生了新的事物，出現了新的情勢，提出了新的問題，向著民主化、現代化的前途猛進。這是誰也違拗不了的前進的主潮，一切眼光向後看，留戀舊的時代，走著倒退的路的力量都不能不被輾碎在歷史的車輪下面。 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封建專制時代經歷過那樣長的期間，積蓄了那樣深厚的傳統，要把它整個埋葬掉，並不是很容易的事。一個人死了，固然並不會有鬼魂，但一個歷史時代死了，它的鬼魂卻還會繼續活著，給新的時代以騷擾破壞的。這「鬼魂」卻並不是不可捉摸的精靈，而是實際社會中的存在。 我們看到，封建農村經濟固然在近百年受到了嚴重的破壞，但是個體勞動小農經濟沒有改變，農民所受的超度的封建剝削沒有改變，這豈不正是舊時代的鬼魂還能繼續生存活動的社會基礎麼？我們看到，民國成立以後，還有袁世凱稱帝，還有北洋軍閥官僚把持政治，禍國殃民……這些豈不正是舊時代的鬼魂的代表麼？直到現在，在抗戰期間，受敵人指使，聚集在南京、北平的大小漢奸中，我們也可以分明地看出，舊時代的鬼魂依附在他們的精神和行動上…… 死去的鬼魂繼續拖累著、妨礙著生人的道路，這是不容忽視的一件事。但這究竟只是鬼魂。袁世凱和北洋軍閥官僚很快地一個個被消滅了，抗戰中的這些背叛民族、荼毒人民的漢奸黑暗勢力，到現在也已經受到最後的裁判了。鬼魂不能復活，歷史不能回頭，這又是確定無疑的事。 人民的力量要使歷史的車頭更加緊速率地轟轟隆隆地前進。讓應該死的和自找死路的趕快死去，讓新的生命更無阻礙地成長起來。抗戰就是這樣的一個偉大的事業。經過這次抗戰，我們將不只是擊敗一個民族敵人—這是有史以來，中國民族所遇到的最兇狠殘暴的侵略者，而且要為真正的現代化民主化的新中國奠立基礎。在這中間，舊時代所殘留下來的一切鬼魂必定要肅清，一切遺毒必定要拔盡，一切老問題必定要作最後的清算。—這也正是我們來回顧這兩千年來封建專制時代的歷史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