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帝國史 · 第三章 皇帝們的世紀
1 亞歷山大的現實與夢想
沒有哪個國家像俄國那樣，政治語彙和現實是如此不合拍。
——米哈伊爾·斯佩蘭斯基
亞歷山大一世向豐盛的誘惑敞開心扉，逐漸迷上了含混不清的自由主義和專制神秘主義，他能感受到人民的苦惱，多年來夢想著治癒這一切。
——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
同時代人異口同聲：保羅一世的死訊一經宣布，民眾歡騰。當時最著名的詩人加甫里爾·傑爾查文寫道：
嘶吼的北風使呼喊緘默，
恐怖瘮人的眼睛終於閉上……
這位大臣兼詩人心裡很清楚，這「眼睛」不是自己閉上的，而是別人迫使它閉上的。而且，他也忘了1797年皇帝登基之時，他也曾寫頌歌讚頌：
沒錯，在保羅的領導下
我們將光芒四射，繁花似錦。
傑爾查文和所有人一樣，都很確定：新的統治開始了，反正不可能比前任更糟糕。而且，聲明宣告年輕的皇帝登基，指出他「依據法律和葉卡捷琳娜的心靈」來進行統治。有了保羅這一出，葉卡捷琳娜的統治猶如天堂。
約瑟夫·德·邁斯特逃離法國革命軍占領的薩瓦，躲到了俄國，但他不是移民，而是撒丁國王的密使，他是自由主義和啟蒙時代哲學的宿敵，他的話充滿怨恨，但也不見得全都是錯的：「如果俄國皇帝突發奇想，將聖彼得堡燒成灰燼，沒人會對他說這樣的行為多有不便，即便在極為糟糕的氣候下，也沒必要燒這麼大一把火；但所有人都緘默不語，到了迫不得已之時，就會把他們的君王殺掉（要說的是，這並不意味著那些人不尊重他），而且沒人會事先透露一個字。」1
1：《Jozef de Mestr o Rossii》, Édition et traduction de V. A. Mil』čina, Rodina, 1992, nos 6—7, p. 160.
毋庸置疑的是，保羅一世會出於只有自己知道的原因，做出放火焚毀都城的決定。但他又屬於那種會很樂意去譴責放火焚城的人。人們會秘密地籌劃刺殺行動，事情也確實如此。18世紀唯一一種可以限制專制政體的形式就是「扼殺」，照傑爾曼·德·斯戴爾的說法，「扼殺」會對君主的行為產生影響。
詩人、哲學家阿列克謝·霍米亞科夫(1804—1860)是親斯拉夫運動的一個理論家，尼古拉一世駕崩時，他預言其繼承人亞歷山大二世將會成為改革派沙皇。因為，照霍米亞科夫的估計，「在俄國，好領導層和壞領導層都是交替出現的：彼得三世壞，葉卡捷琳娜二世好；保羅一世壞，亞歷山大好；尼古拉一世壞，亞歷山大二世好」。斯戴爾夫人認為一位出色的皇帝要好過一部憲章，亞歷山大一世駁斥了這種說法，他說：「我只是運氣好罷了。」
在這一點上我們同意他的看法，不過也得考慮到葉卡捷琳娜二世在教育孫兒上面確實花了很大的力氣。首先，必須強調其中存在某種規則：葉卡捷琳娜的兒子保羅從出生起就被從母親身邊帶走，遵照他祖母，也就是女皇伊麗莎白的指示進行撫育；保羅的兒子亞歷山大則被他祖母葉卡捷琳娜從他父親身邊帶走，進行培養。在這兩種情況下，繼承人都有權利找到最優秀的老師。用在亞歷山大身上的教學大綱是由葉卡捷琳娜親自設計的：祖母並不滿足於對孫兒的老師做出具體的指導，她還親自製定教育的準則。當代的一位歷史學家寫道：「不得不承認，制定這些準則的人思維敏銳，思路開闊，而且思想自由。亞歷山大的教育是建立在自然、理性、個體自由、健康規範的生活模式這些基礎之上的。」
向皇儲以及小他兩歲的弟弟康斯坦丁教授俄國歷史和文學的人是米哈伊爾·穆拉維約夫，他是那個時代享有盛名的作家，地理和自然科學則由德意志著名的博物學家和探險家彼得·帕拉斯教授。由於擔心那些人向皇儲傳授迷信思想，葉卡捷琳娜委託大司祭桑博爾斯基對他進行宗教指導，桑博爾斯基在英國生活了很長時間，還娶了個英國女子，鬍鬚都剪了，穿一身英國式樣的平民服裝。簡言之，從他身上絲毫看不出東正教神職人員的樣子。
應葉卡捷琳娜的請求，在教導皇儲這一方面起主要作用的還是瑞士人弗里德里克—愷撒·拉阿爾普。女皇親自挑選了拉阿爾普，因為之前他來俄國的時候兩人就相識了，當時他正在給女皇一名寵臣的弟弟當老師。即便後來發現這個瑞士人是個堅定的共和派，女皇也仍然讓他繼續教育自己的孫輩。她覺得只有盧梭（她在編寫識字課本時就以盧梭的思想為基礎）的同胞瑞士人才能讓自己的孫兒成為開明君主。
拉阿爾普和學生一起閱讀洛克、吉本、盧梭、馬布利，給他們講理想的力量、人性的善、社會契約、正義、平等、自由。他譴責專制政體和奴隸制。亞歷山大的一位現代傳記作者說得毫不含糊：「經由拉阿爾普，亞歷山大吸收了法國啟蒙時代的思想，而這些思想後來又轉變成了法國大革命的口號。這些思想似乎落入了合適的土壤中，在未來皇帝的靈魂深處留下了一條長長的印記。」
19世紀的歷史學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激烈批評了大公所受的教育：他們在十四歲的時候閱讀了最先進的思想，也就是說讀得太早了；並沒有反覆教導他們貨真價實的知識，只是告訴他們那些偉大的思想，而孩子們就認為這些是美麗動聽的「政治和道德故事」。這位歷史學家指責這些教育者：「他們教孩子如何去感受，如何為人處世，卻沒教他們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行動。」
對拉阿爾普所起作用的爭論（依據同時代人和歷史學家觀點的不同，有正面，也有負面）也部分包括了對亞歷山大一世性格及其意外轉向的成因的討論。所有人都承認的是：拉阿爾普對亞歷山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後者當上皇帝之後，立刻就讓這位瑞士共和派待在自己身邊，有一段時間他還曾擔任過瑞士聯邦的領導人。拉阿爾普現在在教育兩位大公；可是，亞歷山大的弟弟康士坦丁卻對瑞士人試圖向他灌輸的思想滴水不進。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是俄國君主最優秀的肖像畫家，他承認從個體品質的層面上來看，能與亞歷山大相比的只有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他是「一朵漂亮的花，但是暖房裡的花，他既沒時間，也沒能力適應俄國的土地；他長大後，只要天公作美，就能盛開，但自從北風呼嘯，自從俄國惡劣的氣候降臨，他就枯萎了，凋謝了」。這個判斷很殘酷，顯然也大有可辯之處。
亞歷山大的教育零零碎碎，時常要看運氣。葉卡捷琳娜只抓要點。當負責跟進大公日常發展的普羅塔索夫將軍發現，十四歲的亞歷山大「由於時常和漂亮女人說話，所以無論是說話時，還是夜晚的夢境裡，肉體的欲望都日益強烈」，這點變得很明顯，女皇立刻就囑咐宮中的一名女官負責讓自己的孫兒了解「產生感官快樂的各種秘密」。十六歲的時候，亞歷山大從老師那兒已經學不到什麼東西了。葉卡捷琳娜便做主讓他和巴登的路易絲公主成婚，後者便是伊麗莎白·阿列克謝耶芙娜女大公。當時她十四歲。
大公在祖母的宮中所受的耳提面命對他們今後的生活來說只能起到一半的作用。另一半則屬於父親在加特契納的宮廷，孩提時代和青少年時代，他們都要學習遵守紀律，以及成為士兵的基本知識。他們大肆嘲笑葉卡捷琳娜身邊的人，同樣，女皇身邊的人也會無情地嘲諷合法繼承人保羅宮廷現行的習俗。保羅一世一旦坐上皇位，給蘇沃洛夫下的命令就是和法國人開戰，並且下令穿越瑞士，捉拿拉阿爾普，把他帶回彼得堡。皇帝並不喜歡兒子的這個老師。
亞歷山大「只能分裂成兩種性格，以兩種態度示人，除了家庭日常的第三種性格之外，他還有兩套行為方式、兩種觀念和情感。」結果，歷史學家就能聚焦於「兩種性格」之中的一種，要麼強調拉阿爾普的重要性，要麼強調亞歷山大對軍事幕僚的喜愛以及和阿拉克切耶夫的友誼。亞歷山大·普希金先是對年輕的皇帝大為讚賞，後來又為他寫了些特別難聽的諷刺詩，特別是說他「聽著戰鼓長大……」，儘管他也知道加特契納的戰鼓只不過構成了亞歷山大教育的一部分而已。在普希金看來，亞歷山大一世是個「滑稽演員和丑角」，是個有兩張面孔的陰險詭詐的統治者。
一天早上，內閣大臣別茲博羅德科在收到保羅一世三封自相矛盾的敕令時，不禁大呼：「可憐的俄國啊！還得這樣再過六十年。」當時負責國家事務的這位年老的外交官說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六十年之後，農奴制將會被廢除，改革之前的俄國將會屬於過去。在這近六十年的時間裡——確切地說是五十五年——保羅的兩個兒子將會統治帝國：先是亞歷山大一世，之後是他的弟弟尼古拉一世。
亞歷山大一世的統治持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相當於他的半生：他登上皇位的時候二十三歲，是個年輕人；四十八歲的時候，他因厭倦生活和權力而死。
19世紀的頭二十五年里，俄國積極參與了歐洲事務：國家時刻都在籌備戰爭，發動戰爭，締結和約，留出必要的喘息時間，整合必不可少的力量為下一次衝突做準備。政策發生劇烈變化，敵人變成盟友，盟友又變成敵人。這些轉向、這些曲折標誌著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時期將是一個不同的局面。
其中第一個時期(1801—1805)是充滿希望的時代，打算改革的時代。第二個時期(1805—1807)里，俄國首次和拿破崙發生戰鬥。第三個時期(1808—1812)是和拿破崙聯合，參與大陸體系，結果給俄國經濟造成致命影響的時代。這時候，俄國掉轉船頭，進行了戰爭時期遭到廢棄的改革。之後，又是一個新的時期，就是和拿破崙發生戰爭的時期(1812—1815)，標誌著改革遭到放棄。這是一個社會出現反應，誕生革命運動的時代，1825年12月爆發了近衛軍軍官暴動的事件。
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時期各個階段出現的政治上的急遽轉向、觀點上的激烈變化，使他得到了城府深、陰險狡詐、兩面三刀的名聲，同時人們又覺得他能力弱，容易受近臣的影響。我們都知道拿破崙的評語：「亞歷山大挺聰明，也討人喜歡，有教養，但就是不值得信任；他這人不真誠：是個貨真價實的拜占庭人……為人精明，善於偽裝，詭計多端。」瑞典使節朗格比爾克則給俄國皇帝繪製了一幅更為生動的肖像：「從政治上看，亞歷山大好似針尖一般精明，似剃刀一般鋒利，似海上的泡沫一般有欺騙性。」這樣一來，自然就出現了一個問題：亞歷山大為什麼要對拿破崙顯得真誠，為什麼要給他留下好的聲譽？這兩人即便在結盟的時候也仍然是對手，法國皇帝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欺騙俄國皇帝。
亞歷山大作為人和君主的優點和缺點在我們回答以下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會真正地顯露出來：「他生命當中無論哪個階段都在追求什麼樣的國家目標，他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中努力實現這個目標，在符合這些目標和這個大背景的情況下用的又是什麼手段？」
2 密友委員會
亞歷山大時期，美麗的開端。
——亞歷山大·普希金
俄國君主登上皇位之初都很輕鬆自在：只要廢除、赦免、平反，總之，只要將前任做的事糾正一番即可。1822年，普希金充滿懷舊之情地提到了亞歷山大登基時的美好歲月。1801年，所有人都很幸福。
3月15日，保羅一世遇刺之後第四天，新沙皇赦免了一百五十六個人，其中就有拉季舍夫。隨後頒布的那些敕令宣布給已故皇帝治下的其他受害者免罪，總共有一萬兩千人。考慮到保羅的怒火首先殃及的領導層人士數目很少，所以這個數字特別觸目驚心。3月，他重新在各省確立遴選貴族的制度；大赦躲到外國的俄國人；開放進出俄國的自由；他還准許私人印刷廠開業，進口任何外國書籍。4月2日，葉卡捷琳娜時代針對貴族階層和城市所定的憲章得到重新確立。「機密處理」部門（皇帝手下的秘密警察）遭到撤銷。9月27日，酷刑和「不公審訊」遭到禁止。「酷刑」一詞本身也不得用在法律事務的處理中。
亞歷山大一世在其發布的聲明、頒布的敕令、私下的談話中都表露出很想確立法制，以取代專制。為了準備實施必不可少的改革，他把年輕的朋友召集到自己身邊，1801年5月，這些人都成了「密友委員會」的一員。
委員會一直到1804年9月都有秘密會議召開，其構成使支持改革的人滿懷希望，使反對改革的人內心忐忑。亞歷山大從年輕一代中任命了四個人擔任委員，這些人受過18世紀最先進思想的教育，對西歐了如指掌。拉阿爾普受皇帝之邀前來彼得堡，雖未進入委員會，但亞歷山大會時常與之商談。
19世紀下半葉，密友委員會的會議紀要均已公開出版，所有委員也都撰寫了回憶錄。亞歷山大一世的夢想和現實之間的第一次碰撞也就詳細地記錄在案了。
帕維爾·斯特羅加諾夫伯爵(1772—1817)是葉卡捷琳娜時代最有權有勢者的獨子，又是亞歷山大的密友，他在一份記錄中向沙皇指出有必要設立密友委員會，對俄國的轉型規划進行討論。1790年，帕維爾·斯特羅加諾夫和他的老師正在巴黎，他的老師是法國數學家、共和派人士夏爾—吉爾貝·羅姆。他加入雅各賓俱樂部之後，成了狂熱的革命者安妮·約瑟芬·泰洛瓦涅·德·梅里庫爾的戀人。葉卡捷琳娜將帕維爾·斯特羅加諾夫召回莫斯科，後者被流放至鄉村，但很快又返回了宮中。通過亞當·恰爾托雷斯基親王(1770—1861)的牽線搭橋，他也認識了亞歷山大大公。
在葉卡捷琳娜的宮廷及其父親在加特契納的宮廷之間兩頭牽扯的亞歷山大，和恰爾托雷斯基親王結下了友誼，柯斯丘什科起義遭到鎮壓之後，恰爾托雷斯基就被押在彼得堡當人質。甚至在皇儲登上皇位之後，他們之間仍然保持著友誼。有傳言說皇儲的年輕妻子迷上了這位波蘭親王，但這也絲毫無礙於這份友情。據說在1799年5月，伊麗莎白女大公生下了一個女兒，把她帶給保羅看。皇帝便問宮中一位名為列文的女官：「夫人，丈夫是金髮，他的妻子也是金髮，有沒有可能生下黑髮的孩子？」女官反駁得很在理：「陛下，上帝無所不能。」恰爾托雷斯基於是遭到「外派」，擔任正在流放的撒丁國王的宮中使節，但他仍然是亞歷山大的近臣，保羅遇刺之後，他又被召回彼得堡。
帕維爾·斯特羅加諾夫的表兄尼古拉·諾沃西爾采夫(1761—1836)是委員會的第三名委員。第四個人是維克托·科楚貝(1768—1834)，此人是內閣大臣別茲博羅德科的外甥，在英國受過教育，二十四歲的時候，被任命為駐君士坦丁堡的使節。
皇帝的這些朋友有才華，受過教育，他們從密友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起，就闡述了自己即將面對的那些任務，給出了如何完滿完成這些任務的計劃：了解俄國的真實現況；改革政府機制；最後，通過憲章來確保國家機構的獨立性，憲章需經由專制權力的同意，符合俄國人民的精神。
有兩個始終存在的根本性問題成為當日的議程：專制政權和農奴制。亞歷山大很清楚需要對沙皇—專制君主的地位進行規定；他同意拉阿爾普的建議，後者的說法是「法律超越君主」。但如何去化圓為方還是令人進退兩難：如何限制專制權力，卻又不至於束縛君主的權力？傑爾查文說，他在一次和亞歷山大的談話中表明，自己身為大臣，要斗膽為自己的一個提議進行辯護，沙皇怒氣沖沖地打斷了他的話頭：「你總是想給我講大道理。我是不是專制君主？那好，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們要注意的是，這場談話發生在亞歷山大在位期間思想最自由的那段時期。
農民問題也很棘手。在密友委員會討論的時候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意見。恰爾托雷斯基反對農奴制，因為讓人淪為奴隸不道德。諾沃希爾采夫和斯特羅加諾夫則指出，激怒貴族風險太高。可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只提出了兩種方式：採納海軍司令莫爾德維諾夫的計劃，他長期僑居英國，照他的傳記作者的說法，「他深受英國科學精神的浸淫，尊重該國的教育」；第二個措施關於自由耕作者，由魯緬采夫伯爵提出。
莫爾德維諾夫看待農民問題時提供了一個出其不意的角度。他頗為仰慕亞當·斯密和邊沁，他說有必要讓經濟體系確立起來，這樣貴族階層就會親口承認農奴在受到約束的情況下進行勞作是無法盈利的，於是他們就會自願放棄自己的這些權利。在這樣的狀況下，莫爾德維諾夫建議向商人、市民、小資產階級和皇家農民賦予占有不動產的權利，不得讓貴族階層獨占土地。他認為，這樣一來，就會出現僱傭性質的農場，可以和農奴制進行競爭，並促使貴族地主同意解放農民。1801年，這個計劃擁有了法律效力。
1803年，委員會受魯緬采夫計劃的啟發，針對自由耕作者進行了立法。貴族地主獲准將自由出售給農民，再加一小塊土地。農民成為「自由耕作者」，這樣也就沒必要登記為其他社會等級了。地主同意，農民有錢，這件事情就能得到解決。在亞歷山大統治期間，以這道敕令為基礎，47153戶家庭都將獲得自由，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間，又有67149戶家庭獲得解放。
從關於自由耕作者的立法，以及對貴族階層獨占土地的打壓來看，皇帝確實是想解決農民問題的，但他缺乏一個完整的計劃，也不具備實現這個計劃所需的真正意志力。擺出雅各賓派派頭和民主派派頭的拉阿爾普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去推進這個計劃。他認為俄國尤其需要教育，需要一場啟蒙運動，否則什麼都做不到；但他也承認，在農奴制的狀態下，很難推廣教育。這位瑞士共和派人士無力擺脫這個惡性怪圈。
密友委員會後來只切實推進了一個任務：改革中央政府機關。1802年9月8日，創建各部以取代外事院、戰爭和海洋衙門；新設了內務、財政、公共教育、司法和商務衙門。元老院作為國家行政管理部門及最高司法機構制定新規，規定了各部的職責。
密友委員會的行為激發了恐懼、不滿和抵制。被任命為司法大臣的傑爾查文猛烈批評了設立各部的想法，強調這個計劃的始作俑者「恰爾托雷斯基親王和科楚貝伯爵這些人並不真正了解國家和國內事務」。既是詩人，又是大臣的傑爾查文不僅不把新同事（亞當·恰爾托雷斯基是外事衙門副國務秘書，沃龍佐夫伯爵為外事衙門大臣，維克托·科楚貝是內政大臣）放在眼裡，還指出法律的種種不足之處，而且認為各大臣的權利和義務都顯得很不明確。
加甫里爾·傑爾查文對皇帝身邊那些人「滿腦子法國和波蘭的制憲精神」深惡痛絕。詩人在回憶錄中提到了恰爾托雷斯基的全名，但對其他「雅各賓派」都只寫了首字母：N（諾沃希爾采夫），K（科楚貝），S（斯特羅加諾夫）。亞歷山大·沃龍佐夫大臣六十一歲，被認為已經老態龍鍾，而在他手下當差的恰爾托雷斯基親王才是事實上的俄國外交政策負責人，所以讓傑爾查文特別不滿，因為「圍繞在君主身邊的那些波蘭男女」當中，就屬他最有影響力。對當時的人來說，他所謂的「波蘭女人」是誰可以說不言自明，他們都知道皇帝的情人瑪利亞·納雷什金娜原來是切特維爾津斯卡婭公主，她是波蘭人，據說是個「愛賣弄風情的美人胚子」。
加甫里爾·傑爾查文對密友委員會及其委員的看法在社會上層很普遍。
這並不是委員會唯一的羈絆。還有一個障礙出自行政管理部門。儘管夢想制憲和建立法制，但委員會本身是一個沒什麼權力的機構，成立時就這樣，而且這也是君主的意願。亞當·恰爾托雷斯基寫道：「這段時期，真正的政府——元老院和各部大臣——繼續用自己的方式管理國家，處理國家事務，因為在特定的小房間裡開完會，皇帝就會走開，再次受到舊臣的影響，無法推行我們做出的任何決策，畢竟委員會不是什么正式的機構。」
恰爾托雷斯基親王在參與密友委員會之後過了許多年才寫了回憶錄，他說委員會覺得皇帝的猶豫遲疑及其對「舊臣」的讓步只產生了微不足道的影響，但他認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當代的一位歷史學家認為，亞歷山大一世在改革領域內，並未一以貫之地做好祭出關鍵性步驟的準備，他「從心底里覺得變化的到來不可避免，但從思想上來看，他只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代表的是他所在的那個社會等級，他很清楚一旦變化來臨，就意味著自己作為專制君主的地位首先會發生變化」。
給亞歷山大一世繪製心理肖像的亞歷山大·基澤維特並不同意對保羅一世之子缺點多、優柔寡斷的指責。他指出，皇帝性格果決，有能力捍衛自己的觀點。同時，這位歷史學家也承認，在密友委員會的委員當中，「亞歷山大在政治創新的道路上，最不容易採取關鍵性的步驟」。他發現這有兩個原因。首先就是他既對政治自由這一美麗的光譜心生痴迷，卻又不願讓自己投身其中。「這並不是說他不真誠，也不是說他缺少意志力；這只是表明他對沒有肉身的夢想比較冷感，再加上他也害怕自己一旦去加以落實，夢想就會消失無蹤。」除了心理層面的恐懼之外，亞歷山大內心還存在切切實實的恐懼：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被不滿其政策的近臣所殺的。
亞歷山大的猶豫不決、優柔寡斷、內心恐懼並非無憑無據。拉阿爾普頭腦很清醒，還曾是瑞士共和國的領導者之一，故而擁有從政經驗，他受皇帝之邀重返俄國，為昔日的學生工作，對社會各階層的力量進行分析，看他們對改革會採取何種態度。
照拉阿爾普的意見，整個貴族階層或者說幾乎整個貴族階層都反對改革，官員和大部分商人（他們夢想成為「貴族」，占有農民）也是如此。最激烈的抵抗便來自這些人，他們懼怕「法國模式，也就是說懼怕幾乎所有年富力強之人和幾乎所有外國人」。拉阿爾普對企圖呼籲人民參與改革的做法持提防心理。俄國人並不缺乏「意志、膽識，他們溫良敦厚，天性快樂」，可是貴族使他們長期淪為奴隸，所以他們都沒受過什麼教育。結果，儘管「人民希望發生變化……但他們還是不會往自己想要的方向行進」。
因此，改革派沙皇所能依靠的力量並不強大：少部分有教養的貴族（尤其是「年輕軍官」），部分資產階級，一些文人。所以，這位瑞士共和派人士並不建議限制專制（沙皇傳統權威本身就擁有巨大的力量）。他建議在教育領域加大力度。
以卡拉姆津為首的保守派歷史學家（以及同時代人）指責亞歷山大一世太傾向於改革，盲目追隨有害的謀臣。而自由派歷史學家則指責他在引領改革方面缺乏決斷力，盲目偏向保守派臣子。卡拉姆津在寫給君主的《筆記》中說「智者猶如尺規」，他們知道「國家領域內的所有新潮事物均為惡」。我們知道，克柳切夫斯基在講起亞歷山大的時候，說他好似「一朵漂亮的花，但是暖房裡的花」：「他相信自由和繁榮一下子就可以靠自己確立起來，無須努力，也不會有障礙，就像魔棒一揮，『突然』就成了。」
20世紀80年代下半葉和產生許多幻想的改革頭幾年，歷史學家轉向過去，尋找類似之處。納坦·埃傑爾曼講「上層革命」的理論講得很清晰，這是俄國唯一可能做到的「不流血的」革命。在分析了亞歷山大一世的行為之後，他得出結論，認為「在俄國，『上層』看得更清楚」。專制政體政治生活的微弱發展和數世紀之久的實踐使得「在最高層的大臣和沙皇中間，自然會出現那樣一種人，他們能洞察其所在階層、等級、整個國家的利益」。納坦·埃傑爾曼使用西洋棋的術語，認為這些能「洞察」一切的人懂得計算，能走得更快，而擁護奴隸制的人和大多數官僚都只會一步一步走。
密友委員會的行動所得甚少，他們無法為政治和社會的兩個根本性問題找到答案，即如何限制專制權力卻又不致束縛專制君主，以及如何解放農民卻又不致冒犯地主，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處於故步自封的狀態。結果恰恰相反！那個時代的社會動力，毋庸置疑都得歸功於亞歷山大的倡議和思想。
葉卡捷琳娜的孫子作為帝國的繼承者，在其任上仍在繼續擴張，他相當清楚俄羅斯帝國的性格。這從他對這個廣袤帝國的政府所帶來的問題很感興趣就可以看出來。亞歷山大年輕的時候對聯邦制頗感好奇，可以認為這是受了拉阿爾普的影響。登基之後，他又設法和1801年當選美國總統的托馬斯·傑斐遜取得聯繫。各省行政管理機構的改革正反映了這種興趣。自此以後，各省省長就得直接向君主匯報工作，而地方機構則聽命於各部大臣而非元老院。「這樣一來，行政機構某種程度的分權也就有了可能，地方自治機構擁有了更大的創製權和自由度；給機械上油，讓行政機構有更大的柔韌性，這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他這個君主看來，帝國往哪個方向走取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他能分辨出各個不同構成要素之間的差異。亞歷山大遵循葉卡捷琳娜的政策，關心的是如何快速向俄國南部殖民。在1803年到1805年間，超過5000名移民在新俄羅斯定居下來（德意志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新來者都獲得了相當多的好處。敖德薩的省長就是法國移民黎塞留公爵（他的雕像至今仍裝點著這座城市），該城取得了免稅區的地位，免繳關稅，從而成為重要的商貿港口。南部肥沃土壤的價值很快就體現了出來，新俄羅斯成為穀物的主要出口地，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小麥。
1805年之後，南部大草原的殖民地化首先是通過附屬於皇家的農民，人口密度相對高的外省（圖拉、庫爾斯克）人口，以及遷移至新俄羅斯的人發展起來的。於是，政府不再讓大量外國人過來。可是，雖然往分權的路上走了幾步，彼得堡卻仍然不願放棄控制。美洲的非凡經歷倒是可以為這項政策再多提供一個例證。
從18世紀起，俄國水手就在太平洋沿岸的一塊相當有限的地區從事商貿活動，那地方靠近鄂霍次克海和堪察加半島，一直通往阿留申群島和北美沿岸地帶。那時，彼得堡對從事商貿活動的水手請求支持的呼籲充耳不聞。要等到1799年，在格里高利·舍利霍夫(1747—1795)這個活動能力超強的俄國航海家及商人等了十五年之久、創始者本人都已離世的情況下，商貿活動才獲得皇帝保羅一世的批准。於是，創建了由國家控制的俄美公司，壟斷了太平洋商貿。18世紀，和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做生意的荷蘭、英國、法國公司都有特許狀，所以俄美公司也從中受到了啟發，才有了這樣的地位。亞歷山大一世秉承其父的做法，將俄美公司的行政班子從伊爾庫茨克遷到了彼得堡。
亞歷山大一世在位的最初幾年充滿了夢想，時常在講改革，這也是一段宗教寬容時期，將它和尼古拉一世的政策相比，其寬容的程度相當明顯。可以認為皇帝對官方宗教無感，也可以認為後者只是教導人民的一種形式，也可以看出他對秘傳和神秘學感興趣。在同時代的人看來，密友委員會的所有委員都被認為是共濟會會員。亞歷山大·戈利岑親王被亞歷山大任命為至聖治理會議公會的高級檢察官，所以也就成了東正教會的首領，有人懷疑他就是共濟會會員，這種說法並非沒有根據。1803年，年輕的皇帝接待了來訪的I. 貝博，後者是那個時代最知名的共濟會會員。亞歷山大被他的對話者折服，想必會說：「你對我講了社團的事情，所以我不僅會保護你，還會請求成為其中一員。」從我們掌握的現有的各種版本來看，亞歷山大一世應當是1808年在埃爾福特、1812年在彼得堡或1813年在巴黎加入的共濟會，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也是在這個時期加入的。
1783至1785年間，葉卡捷琳娜二世終止了禁止「分裂派」的措施。亞歷山大在位時期，就毫不猶豫地開始允許舊教徒建造自己的教堂和禮拜堂，舉辦自己的典禮，擁有自己的公墓。對歷史學家而言，亞歷山大時期是俄國宗派運動的「黃金時期」。18世紀下半葉出現了無數教派，反映了俄國人民具有強烈的精神需求以及全國普遍性的宗教氛圍緊張的狀況，這些教派受到的迫害遠甚於舊教徒。剛剛加冕，亞歷山大一世便停止了對各教派的迫害：所有坐牢的教徒都被釋放出獄，流放者也得以返回自己的家園。鞭笞派、閹割派、反儀式派（字面意思是「經由聖靈的戰鬥者」）、飲奶派等許多教派的教徒們現在有權離開各省，不再受地方當局的欺侮和民眾的敵視，繼續跋涉前往塔夫利省、阿斯特拉罕省、薩馬拉省。
權力的寬容在首都的上層社會內部引發了對俄國「靈性基督教」以及各教派的興趣。尤其是鞭笞派和閹割派這些神秘主義教派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閹割派教徒認為女人的美具有「吞噬性」，會「阻礙人接近上帝，由於任何藥物對女人都無效，所以只能剝奪男人犯下罪孽的可能性」。閹割派的創建者孔德拉季·謝利瓦諾夫從西伯利亞流放(1775—1796)回來後，在彼得堡定居（1832年去世），他頗為享受上層社會和商人對他的濃厚興趣。1805年，亞歷山大一世在即將隨軍出戰之前，還去拜訪了他。據說孔德拉季·謝利瓦諾夫預言皇帝會在奧斯特里茨戰敗。
宗教作為教育工具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皇帝與路德宗和天主教的關係。亞歷山大的傳記作者寫道：「正因如此，在亞歷山大看來，路德宗牧師和天主教神父這些了解世俗文化的人要比我們的東正教神職人員更受尊敬。波蘭的神父和路德宗的牧師於是很輕鬆就得到了特權，而俄國的高級神職人員對這是連想都不敢想的。」
從保羅一世遇刺以來，俄國皈依天主教的計劃就遭到了擱置，如今又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天主教最賣力的倡導者當屬約瑟夫·德·邁斯特，他認為必須讓十幾個貴族女人改宗天主教。於是在這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皇帝的寵妃瑪利亞·納雷什金娜（切特維爾金斯卡），還有布杜林、戈利岑、托爾斯泰、羅斯托普欽、舒瓦洛夫、加加林、庫拉金等大家族的女性代表人物，她們都是耶穌會的屬靈女性。
那個時代自由的氛圍很適合做夢。波蘭最後一任國王的侍從、住在彼得堡的阿列克謝·耶連斯基成了閹割派的一員，1804年，他還向諾沃希爾采夫提出了創建「國家先知團」的計劃。所謂的先知都將是政府里的頭面人物，他們會祈求上帝的恩典，說那就是神意。耶連斯基建議讓閹割派的「神」孔德拉季·謝利瓦諾夫來擔任皇帝身邊的「聖靈首席代表」一職。這項計劃一直停留在諾沃希爾采夫的紙面上，其始作俑者後來被派往了修道院。不過，一年之後，亞歷山大就去拜訪了謝利瓦諾夫。
帝國在擴張過程中蠶食了波立聯邦的領土，最終在第三次瓜分波蘭之後解決了這個問題，18世紀末，一百萬猶太人被納入進來。由此誕生了「猶太人問題」，這個問題不停地困擾著政治家和國家官員、思想家和政論家，而且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末。
如其回憶錄所述，葉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後必須解決同意猶太人進入俄國的問題（當時在元老院還對此進行了討論）。得知伊麗莎白摒棄了這個想法，並宣稱她不希望「從耶穌基督的敵人身上牟利」之後，年輕的女皇便下令推遲這個問題，「另定時間」。可是，隨著帝國的領土不斷擴大，猶太人人口不斷增長，這個問題就有了另一種性質。猶太人進入俄國的問題就成了如何讓他們生活在帝國內部的問題。
1791年，設立了「居住區」，猶太人不准在這個範圍以外定居。居住區包括了小俄羅斯、新俄羅斯、克里米亞和瓜分波蘭之後所得的省份。但在這片領土的內部，猶太人只能住在城市裡，鄉村是不能住的。1794年，葉卡捷琳娜向他們徵收人頭稅，數額高出基督徒一倍。
1798年，元老加甫里爾·傑爾查文被派往白俄羅斯，目的是「研究猶太人的行為，核實他們是否並不會通過騙人的勾當來羞辱當地人，了解他們是否能自行謀生，不會給當地人造成負擔」。傑爾查文如其在回憶錄中所說，從「睿智的小資產階級、（普沃茨克的）耶穌會、所有的行政機構、貴族階層和商人，以及哥薩克那裡搜集了猶太人生活模式方面的信息……」
元老傑爾查文將自己「對猶太人的看法」呈遞給了保羅一世，但後者根本就沒看。傑爾查文在這個問題上所作的筆記只有到亞歷山大一世時期才能發揮作用。於是後來就成立了一個特定的委員會。從委員會的構成可以看出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程度。裡面有恰爾托雷斯基伯爵、波托茨基、瓦列里安·祖博夫，以及加甫里爾·傑爾查文。委員會所作的第一個決策就是邀請猶太人代表前來，以便看看他們對傑爾查文的那些結論有什麼意見。
1804年，他們制定了「猶太人規則」。居住區維持原狀，但界限擴大，包含了阿斯特拉罕省和高加索省。在居住區內部，猶太人將會受到「法律的保護，和俄國的其他臣民地位平等」。他們仍然禁止猶太人入住鄉村，並嚴格禁止其從事葡萄酒生意。從1804年的規則可以看出，最重要的是鼓勵猶太人受教育的那些條款。猶太人的孩子有權入讀所有的民間教育機構、學院、大學。同樣，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也可以「創建（猶太人自己的）特殊學校」。
1804年的規則是俄羅斯帝國內部第一個確立猶太人地位的官方法規。其自由寬容的特性是當時那個時代的標誌，和後來始終都很嚴厲的立法相比，差異頗為明顯。
3 歐洲地圖
如果我們想走在前方，我們就必須設立一個還沒有達成的目標。但若想時刻保持進步的狀態，我們就必須給自己設定一個永遠無法達成的目標。
——亞當·恰爾托雷斯基
1802年9月，亞歷山大一世簽署了一份創建各部衙門，以及任命亞當·恰爾托雷斯基的敕令，恰爾托雷斯基是外交大臣的左膀右臂。我們知道，外交大臣亞歷山大·沃龍佐夫伯爵年事已高，而且患病在身，所以相當倚賴副手。1804年1月，亞當·恰爾托雷斯基親王獲得了外交大臣一職。從這項任命可以看出，皇帝對自己小時候的朋友還是相當信任的，而且亞歷山大心裡很清楚自己的這個做法並沒有順應輿論，輿論會平靜地接受德意志人擔任俄國外交事務衙門的負責人，卻不會同意一個波蘭人擔任這個職務。約瑟夫·德·邁斯特給撒丁國王寫了一封信：「恰爾托雷斯基傲慢自負，話不多……我懷疑想要自己當國王的波蘭人不會是個好俄國人。」拿破崙向伊麗莎白皇后擔任巴登總督的父親發出警告，說亞歷山大「身邊都是波蘭人，他手下的大臣和情婦都屬於這個民族……」
拿破崙有太多的理由對恰爾托雷斯基不滿，此人來到彼得堡就猛烈批評保羅批准同法國簽訂和約一事。對這位未來的外交大臣而言，和約剝奪了亞歷山大積極染指歐洲未來道路的可能性。
亞歷山大在位的最初幾年只有一個願望：堅持不參與歐洲事務，只將全身心力放在帝國的內部事務上。亞當·恰爾托雷斯基在回憶錄中寫道：「皇帝談話的時候對葉卡捷琳娜發動戰爭和保羅傾心專制的做派同樣都很厭惡。」這位既是波蘭親王，又是俄國臣民的恰爾托雷斯基認為，俄國的孤立使之完全無法取信於歐洲，這對俄國而言是莫大的羞辱，也不會受到輿論的讚賞。
事實上，1803年，領導帝國外交的亞當·恰爾托雷斯基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厚重的備忘錄，名為《適合俄國採納的政治體制》。備忘錄其實是一份外交政策綱要，建議俄國積極投身歐洲事務，在當時就是指投身世界事務。這份文件從未出版過，一直保存在作者的檔案中，是波蘭歷史學家M. 庫基耶爾在那兒發現了它。
備忘錄對此表達了極大的興趣，理由有好幾個。作為「啟蒙世紀」的忠實信徒，作者將在歐洲確立永久和平作為其目標。這樣的話，就需要三個條件：落後民族文明的進步，考慮各國實情和自然屏障來重新劃分邊界，創設自由派的機構和代議權。亞當·恰爾托雷斯基在聖皮埃爾修道院長、盧梭及康德之後，提到了「永久和平」和「國際聯盟」。但他是第一個提到民族問題和政治上自由主義重要性的人。
經過理論上的通盤考慮之後，備忘錄對俄國在歐洲的地位、外交政策的大方針、19世紀初的國際局勢、歐洲大陸各主要國家與俄羅斯帝國所持的立場都作了評估。亞當·恰爾托雷斯基寫道，俄國本質上並不是一個侵略性的國家。它的未來必須以如何同化廣袤的領土，而非攻城略地為基礎。俄國的狀況使之採取積極的外交政策。這份綱要的作者並沒有忽視俄國政治的傳統傾向。所以，他雖然認為沒有必要侵占別國領土，但仍然建議採取具體措施解放巴爾幹半島的斯拉夫民眾，必須將他們置於俄國的保護之下。
他對俄國潛在的對手及盟友所作的判斷清晰無誤，頗具洞察力。恰爾托雷斯基只見到一個真實的威脅：英國。而同時，英國又是一個無與倫比、獨一無二的貿易夥伴，由於英國希望歐洲保持和平與安全，所以它也有可能成為盟友；此外，自由主義已在歐洲大陸遭到肅清，所以英國還是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備忘錄建議創建一支龐大的艦隊，和各個實力不太強大的海上國家締結盟約，以此來反制英國。恰爾托雷斯基還特彆強調美國的重要性。
備忘錄說，如果俄國和英國最終達成諒解，則它們的政策將成為整個歐洲大陸的法則。因此，恰爾托雷斯基對如何與英國結盟又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綱要。
他說，俄國和法國之間並沒有利益上的衝突。18世紀，法國之所以採取政治上的敵視態度，是因為巴黎想要支持瑞典、土耳其、波蘭這些國家，而這些國家傳統上又對俄國構成了威脅。拿破崙將法國的邊界拓張至其自然邊界的極限，而歐洲各國只要聯合起來就能阻止法國侵占別國領土。至於法國大革命的理念，恰爾托雷斯基認為可以通過推動自由主義對法國的輿論施加影響，來阻礙革命理念的傳播，以期鼓動輿論來對抗拿破崙的暴政。
我們懷疑亞當·恰爾托雷斯基從未掩蓋他的波蘭愛國主義，「波蘭問題」在備忘錄里占據了優先地位。瓜分波蘭使奧地利和普魯士成了俄國的鄰居。恰爾托雷斯基想讓皇帝注意到這些鄰國的潛在威脅，並指出今後德意志諸國有可能會進攻俄國。一個東山再起、獲得統一的波蘭就能確保俄國的安全，使之不受德意志在布格河畔的威脅。備忘錄建議將波蘭王位授予亞歷山大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期望兩個斯拉夫國家得以統一，這樣就能確保俄國控制但澤，將邊界一直拓展至喀爾巴阡山脈一帶。
對備忘錄的作者而言，奧斯曼帝國只是一具垂死的軀體。因此，必須阻止任何歐洲國家奪取這個將死之國的遺產，尤其是海峽地帶。在這種情況下，俄國的目標就是建立希臘國，保障巴爾幹地區民眾的安全。長遠來看，他認為土耳其和奧地利的斯拉夫人終歸會走向統一，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也就是大克羅埃西亞。
亞當·恰爾托雷斯基認為，亞平寧山脈有可能會成為義大利各公國的統一之地，北部則會出現一個獨立的國家，包括義大利共和國、皮埃蒙特和威尼斯。
最後，備忘錄提議效仿瑞士或美國，讓獨立於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德意志諸國創建聯盟或聯邦，成立一個「西部德國」。
恰爾托雷斯基親王制定的外交政策綱要受到了密友委員會和皇帝的熱情讚許。這可以從幾件事上看出來，如任命亞當·恰爾托雷斯基領銜外交事務衙門，亞歷山大簽署「秘密指示」，再加上1804年9月派遣尼古拉·諾沃西爾采夫去倫敦執行特殊使命。
當然，這份極其睿智的外交政策綱要不可能將所有狀況都考慮進去，或者照信息時代的說法，不可能將所有利於實施還是不利於實施的數據都考慮進去。在19世紀初影響俄國外交政策的數不勝數的因素（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當中，還有一個德意志因素。
即便不具決定性意義，德意志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我們不應忘記，安哈特—采爾布斯特公主，即後來的葉卡捷琳娜二世，就是亞歷山大的祖母。皇帝的母親是黑森—達姆城的公主，他的妻子是巴登的世襲公主。亞歷山大有五個姐妹，分別嫁給了奧地利的大公、低地國的國王、梅克倫堡—什未林的公爵、薩克森—魏瑪的公爵和奧爾登堡的公爵。當然，親緣關係並不能阻止戰爭，但能大大擴展利益相關的區域。和德意志諸國及哈布斯堡家族的家庭關係使俄國和法國對萊茵河一線的利益衝突變得不可避免。拿破崙突破德意志防線，就能掌控整個歐洲大陸，而他這麼做就等於在攻打俄羅斯帝國的家庭成員。
亞歷山大和拿破崙開戰並不缺乏理由。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昂甘公爵手下的擲彈兵在巴登的領土上奪取了俄國皇后父親的領地之後，才爆發了軍事衝突的第一階段。1812年戰爭的序曲是拿破崙攻占了奧爾登堡公爵的土地，而後者是亞歷山大的又一個親戚，被剝奪了爵位。
1802年，在沒有將計劃告知密友委員會的情況下，亞歷山大前往梅梅爾，和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及其妻子路易絲見面，後者很快就被沙皇的魅力所折服。四年後，亞當·恰爾托雷斯基在給亞歷山大的信中寫道：「陛下從這時候起（指梅梅爾會晤）便不再從政治上將普魯士看作一個國家，而是將之視為一個愛人，對之負有某些義務。」
登上皇位之後，亞歷山大一世將保羅一世的外交官擬定的同法國的和約也一同繼承了下來。1801年3月，他在和約上籤了字。內閣大臣尼古拉·魯緬采夫、副內閣大臣亞歷山大·庫拉金，以及海軍司令尼古拉·莫爾德維諾夫親近法國，他們宣揚「自由」政策，不贊成同英國、法國、奧地利、普魯士分別結盟，支持擴大同所有國家的貿易關係。贊成同英國聯盟的人都聚集在謝苗·沃龍佐夫伯爵的周圍，他擔任俄國駐倫敦的使節有很長一段時間，指出有必要和拿破崙治下的法國來一場戰爭。享有亡夫遺產的瑪利亞·費奧多蘿芙娜太后則是贊成同普魯士結盟的核心人物。
拿破崙的侵略政策終結了歐洲穩定的政治格局，使重新劃分歐洲大陸版圖有了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依照波拿巴的計劃，接下來瓜分整個世界也都充滿了可能性。19世紀初，俄國有很大的「自由度」，也就是說它擁有選擇的自由。最初，兩次結盟都是為了對付法國，但保羅一世本人最終還是選擇了和法國結盟。恰爾托雷斯基的備忘錄中所設定的歐洲版圖，認為以下三個國家會起關鍵性的作用：英國、法國、俄國。影響歐洲，乃至於世界的命運，更別提還有因此而來的物質上的好處（領土上的、經濟上的），這種簡單易懂的可能性自然會促使俄國採取積極的政策。
1804年9月，諾沃希爾采夫前往倫敦時懷揣著的「秘密指示」說得很明確：俄國和英國這兩個國家決定歐洲大陸的命運，確定邊界，規定擺脫波拿巴暴政的國家的政府機構性質。
在恰爾托雷斯基看來，「指示」讓他想起了三十年戰爭之後，由日耳曼皇帝、法國和瑞典簽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該和約決定了歐洲的邊界，且延續了一百五十年之久。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出現使再次劃分歐洲版圖成為必要。諾沃希爾采夫在倫敦說道，這是俄國和英國必須完成的一項任務。
從伊凡雷帝開始出現的俄英兩國的緊密關係（也曾因暫時的衝突而中斷）在宮中自有其支持者，但反對者更多。「背信棄義的阿爾比恩」的政策始終讓人對它的意圖充滿了懷疑，總是懷疑它想要施展詭計，為自己火中取栗。俄國出現了一條諺語：英國女人就是害人精。
俄國首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波克羅夫斯基指出，保羅一世遇刺之後，彼得堡充斥著焦慮不安的氛圍：「那時候，彼得堡的社會上都在公開談論宮廷有可能會發生革命，而國外報紙上也都會寫這些事情。但在這個所謂陰謀的核心地帶，總是能見到英國外交官平靜自信的身影。」波克羅夫斯基絲毫不懷疑：既然「俄國資本主義的未來取決於和英國結盟」，那俄國的資本主義者就會設法達成這個目標。英國則只想利用俄國來獲取自己的利益。美國的一位歷史學家說得還要絕對：「當彼得三世和保羅一世跨出這一步時，最終會不可避免地導向戰爭，出口貿易中斷，巨大的利益消失，兩國的君主都會被推翻，他們的決策也會很快被廢除。」
經濟利益當然會影響政策，但在那個時代，這種影響並不直接，而且程度不大。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在概括羅曼諾夫王朝三個世紀的歷史時，關於亞歷山大一世，他問了這個問題：「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插手歐洲事務？」我們可以找到政治和經濟上的答覆，但我覺得心理上的因素極為重要。亞歷山大一世很清楚自己擁有一個龐大的帝國，因此他能夠，而且必須決定歐洲和世界的命運。
尼古拉·諾沃西爾采夫在倫敦從兩個層面展開了談判：討論創建一個特殊的機構來維持歐洲和平；同時，還要具體討論各國以前和現在的邊界問題（拿破崙勝利之後形成的邊界問題）。此外，亞歷山大一世的這位密使對其英國談判者小威廉·皮特首相提出了政治上的建議。諾沃希爾采夫因此向這位輝格黨（自由派）的首腦建議將托利黨（保守派）也納入政府。民主尚未來到俄國，但它們已經知道該怎麼操作了。
具體事務（義大利各公國的邊界，英國不同意讓俄國來保護馬耳他，增加貸款）經過討論之後，便於1805年7月被批准通過。十天之後，奧地利也加入進來。考慮到保羅一世曾向法國發動了兩次戰爭，所以新的反拿破崙聯盟便被認為是「第三次反法同盟」。
亞歷山大並沒少冒犯「科西嘉暴君」，其中有些冒犯屬於個人性質。我們知道，昂甘公爵被從巴登領土上趕了出去，亞歷山大認為自己就是公爵的天然保護者。更讓人覺得羞辱的是塔列朗對俄國的抗議照會所作的答覆：如果亞歷山大知道他父親就是在距俄國邊境幾公里的地方遇刺的話，他難道不會像拿破崙那樣對待昂甘公爵？亞歷山大永遠不會忘記說他參與謀殺保羅一世這樣公然的指責。1804年5月，拿破崙的加冕典禮也同樣很冒犯人。
於是，戰爭就爆發了，1992年的一位歷史學家說得出奇的直白，正如他所說，戰爭的主要目的就是「確立俄英在歐洲的主導地位」。俄軍向著多瑙河、維斯瓦河、奧得河進發。海軍司令謝尼亞文被派往地中海保護伊奧尼亞群島，科孚島成為俄軍的艦隊基地。奧軍將與俄軍在德意志的領土上會合，「解放」義大利。英國和瑞典的遠征軍也會採取相似的軍事行動。
問題出在普魯士身上。為了迎擊拿破崙，就必須穿越普魯士的領土。可是，它沒參與結盟，因為它希望和法國締約，從而占領漢諾威和瑞典的波美拉尼亞。因此，普魯士拒絕俄軍穿越其領土；只是當法國的貝爾納多特元帥未徵得普魯士的同意便率軍前來時，普魯士才改變了主意。亞歷山大表示感激之後，便向曾和普魯士簽訂協約的波茨坦撲去，並允許後者在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各國和法國之間充當斡旋者。在一篇私下寫就的文章里，亞歷山大同意支持普魯士對漢諾威的訴求，而這就等於粗暴地違反了之前和英國簽訂的協定。
皇帝在波茨坦趕上了自己的部隊，這就清楚地表明了庫圖佐夫將軍被排除出了指揮層。當亞歷山大來到有俄國駐軍的奧爾米茨時，由馬阿克率領的奧軍在巴伐利亞已被打得落花流水，投降了。拿破崙占領了維也納。於是，奧地利失去了打仗的興趣，因為他別無選擇，只能依賴於亞歷山大或拿破崙。皇帝出現在軍中，擔任最高指揮官，並不會帶來勝利。我們知道，彼得大帝在普魯特河沿岸打過敗仗。亞歷山大在奧斯特里茨也打了敗仗。後來，到了1916年，尼古拉二世決定接過最高指揮權，這也將會對俄羅斯帝國產生致命一擊。
亞歷山大不得不和奧地利盟軍及其親普魯士的謀臣戰鬥，庫圖佐夫將軍說服了他。支持戰鬥的人也都在盼著衝突快點結束。
奧斯特里茨的失敗標誌著第三次反法同盟壽終正寢。但歐洲霸權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和法國締結的和約只不過是一份臨時性的協定。謝尼亞文的艦隊最終的命運很好地表明了當時局勢起伏得有多猛烈。俄軍艦隊駛抵科孚島的時候，第三次反法同盟向拿破崙宣布的戰爭剛開始就結束了。奧斯特里茨之後，謝尼亞文接到命令駛返黑海。海軍司令沒去理睬上頭下達的命令，而是接觸了黑山親王—主教彼得·涅戈什，占領了科托爾灣，那是達爾馬提亞海岸重要的商貿港口。
謝尼亞文斷然拒絕了奧地利人的要求，後者已和彼得堡商定，要求俄國將這座城市及其周圍地區讓給他們，之後再把它們交還給法國人。謝尼亞文的傳記作者問道：「謝尼亞文完成這些從正式、專業的層面來看風險很大的行為，究竟想得到什麼？」他沒找到答案，但這並未妨礙其得出結論：「他差點被送上軍事法庭，也沒要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但這並不是什麼奇蹟，而是1806年夏末，俄羅斯帝國的外交政策出現了新的、猛烈的轉向。」
第三次反法同盟被打敗之後，普魯士最終倒向了法國一邊，從而得到了漢諾威。俄國和法國之間的戰爭以後就變得不再可能了：普魯士的領土將兩個對手分隔了開來。不過，在選擇法國為其盟友的時候，普魯士也選擇了和英國開戰。英國的艦船奪取了普魯士的四百多艘艦船，他們所有的港口都被堵住了。柏林的宿敵瑞典則倒向了英國。普魯士沒了出海口，貿易便日漸凋零。宮中支持和法國開戰的呼聲日益高漲；他們有路易絲皇后本人的支持，皇后對亞歷山大一世影響極大。本來，1806年1月，沙皇還在督促普魯士和俄國攻守同盟，可突然之間，普魯士就加入了對抗拿破崙的戰爭，因為它認為自己擁有世界上最好的軍隊。
第四次反法同盟開始形成，但沒有英國，因為英國無法原諒普魯士人奪取漢諾威，戰敗的奧地利和與英國結盟的瑞典也沒有加入。俄國外交大臣恰爾托雷斯基反對再次和法國開戰；1806年7月，他被免職。密友委員會的另外兩名委員也都支持他的觀點，他們是諾沃希爾采夫和斯特羅加諾夫。安德烈·（戈塔爾·）布德伯格男爵成為外交事務衙門的負責人，而俄國教會也開始詛咒「人類之敵」、「東正教信仰的迫害者」法國。
1806年4月，恰爾托雷斯基親王心裡很清楚亞歷山大對他的批評意見頗為惱火，便給皇帝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總結了自己過去三年負責俄國外交事務的情況。他特別分析了拿破崙勝利的原因。「歐洲只有一位君主清楚時間的代價：波拿巴會一直取得成功……波拿巴已經戰勝了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因為他知道如何從眼下獲益，而不用考慮未來的發展。這樣就會讓他的軍隊獲得兩倍、三倍的力量……」幾個月不到，這個分析的正確性就徹底得到了驗證。拿破崙在耶拿和奧爾施泰特打敗了普魯士軍隊。和法國的戰爭開始於9月底，從10月末起，法軍的對手只剩下了俄軍。普軍的殘兵對反法同盟而言只具有象徵意義。
1806至1807年冬，兩軍打了好幾仗，可以說是拿破崙戰爭中最血腥的戰役。俄軍在埃勞損失了兩萬六千人，是博羅金諾之後陣亡者最多的戰役。法軍在這場戰役中死亡人數更多，達到四萬五千人。戰鬥雖然血腥，但雙方陣營均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不過，亞歷山大相信打敗法國還是可能的。1806年11月，俄軍成立了民兵隊，共有六十一萬兩千人，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配發了步槍。
冬春兩季，克服了東歐氣候上的特點，也就是霜凍和爛泥之後，隨著夏天的來臨，法國人又掌握了機動性，這是法軍的一個特點。俄國在弗里德蘭戰役中慘敗。在冬季的戰鬥中，冷兵器又獲得了主導地位。信奉蘇沃洛夫戰術的俄軍（「子彈沒有用，刺刀才是王道」）自從拼馬刀和刺刀以來，和拿破崙軍隊相比並沒有落下風。但在弗里德蘭，法國的炮兵決定了戰鬥的結局。
戰鬥前夕，亞歷山大的弟弟康斯坦丁親王就說有必要終止戰爭，與法國締結和約。恰爾托雷斯基、諾沃希爾采夫與副內閣大臣庫拉金也都持這個意見。可是，皇帝斷然拒絕和拿破崙談判。弗里德蘭一役敗北，損失慘重，軍隊潰散，潰軍到蒂爾西特附近才停下腳步，普魯士國王也逃到了梅梅爾，所有這一切再次讓亞歷山大明白不可能打贏拿破崙。這還不包括已經開始顯現的財政上的極大困難。1807年初，亞歷山大一世向倫敦請求借款六百萬利弗爾（其實就是貸款），但遭後者拒絕。英國對俄國支持普魯士覬覦漢諾威的訴求頗為怨憤，尤其是英國得出了結論，即在和法國的戰鬥中有必要改變戰略。在歐洲大陸，屢戰屢敗的盟友再互相支持也不會帶來勝利。「海上霸主」對拿破崙封鎖島嶼的請求做出了回應，對拿破崙的歐洲實施了封鎖。
接下來的事情層出不窮：6月3日，亞歷山大從統帥本尼格森將軍的一份報告中獲悉俄軍已經戰敗。4日，皇帝向本尼格森派去羅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親王，後者的任務是「將他派往波拿巴處」。10日，拿破崙認可了停戰文本，向沙皇特使宣布想和亞歷山大見面。13日，兩位皇帝第一次見面，地點是涅曼河上一座系泊的小筏子。翌日，兩人第二次會晤，之後幾乎每天都在蒂爾西特見面，一直到25日。
弗里德蘭戰役之後一個月還沒過，俄國和法國不僅簽訂了和約，還結了盟。俄國的外交政策再次出現一百八十度轉向。
當時的人和之後的幾代人對蒂爾西特和約的看法並不相同。米哈伊爾·波克羅夫斯基認為那是「拿破崙和塔列朗外交藝術的巔峰，給予俄國沉重一擊，消滅了俄國在18世紀的政治成果……」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則認為，「亞歷山大之所以快速向拿破崙示好」，是因為憎恨英國「沒有信守承諾」，索爾仁尼琴寫道：「不可否認這一步對那個時代的俄國而言收效頗豐……」他認為俄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對人民而言不啻是場災難，蒂爾西特和約簽訂之後和法國維持「友好的中立關係」讓俄國受益頗豐，因為這樣可以讓俄國「遠離歐洲戰端，鞏固自身，在國內層面上重新拾取力量」。
1807年6月25日，在蒂爾西特簽署了兩份文件：和約和保持友誼的條約，以及一份攻守同盟的協定。前者很快就公之於眾（除了秘密條款）；而後者，簽約雙方對之採取了保密措施（法國發現文件系偽造之後，便很快違背了誓言）。和約的反對者並不缺論據。俄國正式承認了法國皇帝，但昨天還說他是「人類公敵」；它還認可了西歐所有領土和政治上的變化，而這也正是拿破崙發動戰事所要的結果。
不過，俄國不僅沒有遭受領土上的損失，還擴張了領土，從舊日盟友普魯士那裡奪來比亞韋斯托克，將之占為己有。塔列朗向亞歷山大解釋，如果他不拿下比亞韋斯托克，該地區就會落入華沙大公手中，畢竟那是從波蘭舊有的土地中分割出來的。波蘭似乎已被從歷史上抹去，而法國同意為波蘭弄一個「後裔」出來，算是對俄國的讓步。亞歷山大則同意將伊奧尼亞群島讓予法國。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寫道，這也就意味著「俄國在地中海的計劃徹底破滅了」。
同樣，現下的各方同意將歐洲劃分成各個勢力範圍區：從這個觀點來看，西歐屬於法國，東歐屬於俄國。不過，亞歷山大一世讓普魯士保持了獨立。當代俄國的一位歷史學家寫道：「從整個和約來看，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被打敗的俄國不見得比勝利的法國少拿了多少好處。」這話自有可爭議之處，但它說到了點子上：和約是在輸了兩場戰爭的俄國和打贏這兩場戰爭的法國之間簽訂的。
和約就是攻守同盟的協定。儘管許多表達法顯得模稜兩可，也並沒有將英國直接視為敵人，但這份結盟協定仍然表明了亞歷山大同意在和英國人的戰爭中支持法國。英國若拒絕和法國簽訂和約——亞歷山大被指定為斡旋者——則從1807年12月1日起，俄國將會支持對歐洲大陸進行封鎖。
亞歷山大一世對協定很滿意。1807年6月17日，他在蒂爾西特給妹妹葉卡捷琳娜，也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寫了一封信：「上帝放過我們了！我們擺脫了戰爭，不再有犧牲，甚至可以說結果很不錯。」18日，副內閣大臣庫拉金在一封寫給瑪利亞·費奧多蘿芙娜皇后的信中，將亞歷山大對協定所說的話匯報給了皇后聽：「俄國從這場戰爭中獲得了榮耀和意想不到的財富。與之戰鬥的那個國家雖然軍力上完全占優，卻仍尋求它的支持。」
亞歷山大一世在位初期主要的幾個大臣都對和法國結盟持反對意見。皇帝的心腹好友納雷什金娜夫人也是「反法派」的一員。不過，拿破崙倒是親自給她挑選了衣服，從巴黎寄給了她。但亞歷山大並沒放棄。撇除蒂爾西特和約的優劣不談，必須要補充的是，亞歷山大所認為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和平必不可少，這樣國家才能從不幸的戰爭中脫身而出。而且拿破崙為簽訂和約而定的協定承認了俄國的力量和它在歐洲的地位。
我們知道，諾沃希爾采夫在倫敦遵從亞歷山大的指示，著力於簽訂瓜分歐洲的協定：俄國和英國若能戰勝拿破崙，就能隨心所欲地重新劃分歐陸版圖。蒂爾西特確認了這個方程式的正確性，只是其中有一個條款發生了變化。從此以後，就是俄國和法國要戰勝英國，隨心所欲地瓜分歐洲了。拿破崙在極短的時間內擊敗了三個歐陸強國：奧地利、普魯士、俄國。但他已經得出結論：若無俄國，最終的勝利也無從談起。
用回憶錄作者的話來說，小筏子上的談判是以拿破崙的一句問話開始的：「我們究竟為什麼打仗？」傳統的說法是，亞歷山大回答道：「我對英國人的憎恨並不比你少……」
蒂爾西特會晤之前五年，拿破崙在一次早餐期間，向尼古拉·沃爾康斯基親王透露：「向您的君主轉達我的說法，我是他的朋友……如果我們兩相聯手，和平就指日可待。宇宙就都匯集到我手中的這個蘋果上。我們可以把它一分為二，彼此各拿一半。」當沃爾康斯基將「蘋果」的故事說給亞歷山大聽的時候，後者笑著說：「能拿到一半他會很滿意，但之後，出於忌妒，又會想要另一半。」
五年後，亞歷山大在蒂爾西特意識到必須嚴密監視自己的夥伴瓜分「蘋果」，因為他很清楚眼下自己只得到了一小塊。
4 第二波改革
……米·斯佩蘭斯基制訂的計劃與眾不同，特別嚴格，由於使用了符合基本原則的邏輯，所以也很精確。但這項計劃定調太高，無論是君主還是作者均無法使之回到俄國生活的需求和真實手段的層面上。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評論了米哈伊爾·斯佩蘭斯基制訂的改革計劃，認為這只是空中樓閣，他說出這番話一百年之後，美國歷史學家馬克·拉耶夫表達了不同的觀點：「我們習慣於把改革計劃和規劃叫作『立憲』，亞歷山大的『憲政』（被其同代人所借用）只不過是讓行政管理有序化，使其結構更具邏輯性，提高其效率的一種嘗試。亞歷山大一世（及其繼任者）在位時期，都遠遠沒達到這個目標。不過，那個時候，邏輯、穩定、相對高效的體系的基礎已經打好，可以說還很穩固，畢竟它有能力毫無變化地一直存在下去，直到20世紀初革命來臨為止。」
19世紀末的俄國歷史學家和20世紀末的美國同行對斯佩蘭斯基改革的看法出現了頗具弔詭意味的分歧，說明他們對（俄國所需要的）變化的節奏有著不同的觀點。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覺得刻不容緩，馬克·拉耶夫則見證並分析了1917年革命，發現了漸進變化的好處。
蒂爾西特讓亞歷山大喘了一口氣，使他可以重新開始被拿破崙戰爭中斷的改革進程。這次，他將米哈伊爾·斯佩蘭斯基(1772—1839)拔擢為內閣大臣。斯佩蘭斯基的父親是個普通的鄉村神父，以前在神學院讀書，從出身來看，他和密友委員會那些皇帝的朋友一個都不像，從受的教育和處理政務的能力上來看，他也沒什麼好羨慕那些人的。
作為科楚貝伯爵領導的內務衙門的一個部門的負責人，斯佩蘭斯基在亞歷山大在位初年制定了一些極其重要的法律。他是在1808年和皇帝私下見面的。即將前往埃爾福特會晤拿破崙的亞歷山大將斯佩蘭斯基帶在了身邊。皇帝手下的這位新任大臣法語相當出色，他還仔細研究過法國現行的行政體系。皇帝問他對法國和俄國有什麼看法，斯佩蘭斯基的回答是：這兒有制度，我們那兒人更優秀。
埃爾福特一行之後，米哈伊爾·斯佩蘭斯基就被任命為司法大臣的左膀右臂，在皇帝的絕對支持下，著手制訂國家改革的計劃，照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米利查·涅奇基娜的說法，這「是俄國國家政體的布爾喬亞式改造計劃，著力發展資本主義工業」。米哈伊爾·斯佩蘭斯基的計劃和思想在20世紀最後十年具有驚人的現實性，當時，俄國再次意識到必須改革國家結構，解決那些老問題，這些問題一旦出現，就會永遠找不到答案。
19世紀末，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分析了斯佩蘭斯基的計劃，而且多次提出口頭警告：「首先必須注意的是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個計劃不僅完整，而且頗具獨創性：我們只能通過當時人所作的摘錄來進行評判。」米哈伊爾·斯佩蘭斯基的文件要到1961年才會完整發布。納坦·埃傑爾曼看了文件內容，他在20世紀末的改革最深入的時候寫道：「斯佩蘭斯基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他的計劃不是烏托邦，而是關於『上層革命』的一個計劃，很有意思。」
呈遞給皇帝的這份改革計劃由兩大部分組成：對俄國國家體制的批判和彌補不足之處的方案。
對改革第一階段、蒂爾西特和約、打輸兩場戰爭之後的國家現狀進行批判，是沙皇身邊圈子的時興話題。海軍司令尼古拉·莫爾德維諾夫(1754—1845)寫給皇帝的一封信以其敢言給宮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俄國自由主義最值得注意的代表」，讚賞英國的制度，欣賞亞當·斯密和傑里米·邊沁，是斯佩蘭斯基的同路人，向後者提出了一套新的經濟體制。尼古拉·莫爾德維諾夫給亞歷山大繪製了「一幅國家徹底衰敗的可怕景象」。這樣的景象確實毫無誘人之處：「……瘟疫抵近我們的邊境……阿斯特拉罕人的暴動，內外貿易中斷……烏拉爾人難以約束，彼爾姆的冶金廠工人根本不服管教；一有風吹草動，德意志農民就會起事；猶太人毫無來由地遭到迫害，沒法正常生活，他們還受到外來影響，隨時準備起來反抗政府，因為政府只對他們的宗教採取不寬容的態度，而對其他民族不會這樣；波蘭農民和他們的主人受到鄰國同胞獲得自由的影響；克里米亞的韃靼人陷入狂熱，準備歸附土耳其人；各個首府物價高企，邊境省份餓殍遍野，缺少人力和牲口，人都被徵兵處和民兵組織拉過去了，從北到南，所有的省份，各個階層的臣民，無論貴族、神職人員還是商人和耕作者，都瀰漫著絕望和反叛的情緒……」
莫爾德維諾夫向皇帝描述了惡的具體表現形式，惡會侵蝕國家的機體：「軍隊缺乏經驗豐富的指揮層，鮮血白流，已喪失往昔的精神……如今和約已經締結，外交部門也就表明了他們能做些什麼；不過，必須承認還有一個優點，那就是我們被一個外國人領導，他至少向我們國家提供了安慰：永恆的饑饉不會落到俄國人的身上。政府要求神職人員憎恨和辱罵祖國的敵人，結果他們卻又受到這個政府的譴責，所以神職人員遭到了民眾的蔑視。」
尼古拉·莫爾德維諾夫大膽抨擊君主；軍隊缺乏經驗豐富的統帥，因為沙皇決定親自指揮；蒂爾西特和約由「外國人」布德伯格男爵簽定，但和法國結盟的決策只能由皇帝做出。正是他在教會之後，以政府發文的形式，詛咒波拿巴，現在卻與之簽訂充滿了友愛互助的和約。這封信的作者向君王提出了「補救措施」：「大力依靠貴族階層，這才是國家的中堅力量……」
尼古拉·卡拉姆津在其《筆記》中也沒少抨擊，說俄國盛行的就是燒殺搶掠，目無法紀：「到處都有人在偷搶，但有誰受到懲罰？」
米哈伊爾·斯佩蘭斯基關注的是本質問題。他一開始是這麼來定義的：「如果國家權力不受限制，如果國家武力完全聽命於專制權力，致使臣民毫無權利，那這樣的國家就是奴隸制國家，其政府就是獨裁的。」往回看我們就會注意到，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在位期間，俄國在走向自由，斯佩蘭斯基指出，從彼得大帝開始，國家的政策始終都搖擺不定。比如，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權力享有種種獨裁的好處，還和哲學理想相結合，給自己貼金。改革計劃的作者注意到，俄國的法律是在雅典或英國寫就的，而行政管理體制卻借用自土耳其。
俄國擁有完整的民法，但誰也沒法受到任何法律的保障，因為就像斯佩蘭斯基所說的那樣，這些法律條文任何時候都能被專制權力這塊大石頭給砸碎。而這才是關鍵：專制權力就是獨裁，就是奴隸制。
改革的目的是要在俄國創造一個君主制政府，在斯佩蘭斯基看來，那應該是立憲君主制。但「在一個半數人口完全處於奴隸制，而且這奴隸制和幾乎所有的政治和軍事組織的構成者均有關聯，同時這一體制因邊界和政局方面的原因又十分必要」的國家，究竟該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對於「半數人口完全處於奴隸制」，米哈伊爾·斯佩蘭斯基說得很明確：俄國社會的主要階層是地產貴族和耕種土地的農民；前者是皇室的奴隸，後者又是前者的奴隸。斯佩蘭斯基提出了這樣一個言簡意賅的公式：在俄國，只有乞丐和哲人是自由的。隨後的歷史表明哲人會擁有各種各樣的財富，而仍然保持自由的唯有乞丐。
因此，斯佩蘭斯基的改革就是要使國家發生改變，創建一個規則化的君主體制，一種受憲法限制的君主制。為此，就必須解放農奴。推行這個計劃自然會遇到困難。解放農民是實施改革的條件。但問題很快就來了：必須解放有地農民還是無地農民？如果是前者，土地是賣給他們還是免費贈予？如果是賣給他們，又該如何給自由和土地定價？
半個多世紀期間（直到亞歷山大二世頒布農民解放宣言為止），俄國一直都在討論上面這些問題，大家都在尋找答案。但即便解決了，這些問題仍然在20世紀末出其不意地再次出現。集體農莊體系被解散，這和廢除農奴制一樣都很艱難。當時在農業領域出現的那些問題也可以使我們理解19世紀農民解放種種相異的困難之處。
斯佩蘭斯基的計劃推遲了對農民的解放，放在第一位的是國家體制改革。他寫道：「必須清理行政管理機構，必須確立憲法，也就是說政治自由，然後才能一步步實現公民自由，也就是解決農民自由這個問題。這必然是處理事情真正的順序。」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認為斯佩蘭斯基的思想太過體系化，他認為俄國歷史上只有另一個人如此酷愛體系，此人是阿法納西·奧爾金—納肖金，是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的近臣。「偉大的體系論者」，亞歷山大·基澤維特就是這麼稱呼斯佩蘭斯基的，基澤維特認為其改革計劃「具體的特質」惹怒了亞歷山大：「這些計劃將自由純潔的夢想變成了乾巴巴的邏輯公式、明確的司法規定和徹頭徹尾的文章段落。」
米哈伊爾·斯佩蘭斯基的計劃考慮的是一個法治國家。我們發現該體系的基礎是：掌權的立憲君主受基本法的限制；君主制的貴族階層監督法律和權力的運行情況；自由的人民和貴族階層因相同的利益而連結在一起。正如斯佩蘭斯基所設想的，貴族階層包括了等級制最上層的三到四個等級，人民向他們賦予了全部的權力。
解放農民必須分兩個時間段來實施：個體解放（農民仍然被綁縛在土地上），隨後是在地主間自由遷徙（因此這裡涉及的就是對無地者的解放）。
斯佩蘭斯基提出的國家體制，從基礎上看，對權力作了嚴格的劃分。立法權屬於國家杜馬，行政權屬於向杜馬負責的各衙門，司法權屬於元老院，元老均由杜馬選出。該計劃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所有機構都具有選舉的特徵。
鄉（最小的行政單位）杜馬由地主和皇室農民的代表構成。由他們來選舉縣杜馬的代表，以此類推，後者再選舉省杜馬，省杜馬選舉國家杜馬議員。地方杜馬每次任期為三年，國家杜馬每年選舉。行政權由鄉、縣、省的行政部門掌握，聽命於各部。其成員由相應的地方杜馬選舉產生，而各部大臣則由君主任命。每個行政區劃均設法庭。縣和省的法院由經選舉產生的法官構成，與陪審員共同辦案。元老院是司法的守護者，由國家杜馬選舉產生。這個結構的最後一環是國家參政院，參政院由貴族階層的成員組成。
1810年1月，斯佩蘭斯基的計劃得到了亞歷山大的批准。這是在創建了一個新的最高權力機構，也就是國家參政院之後沒多久宣布的。但參政院的職能相較於計劃而言還是受到了限制；新的機構只不過成了皇帝身邊的一個諮詢機構。反對改革者施加的壓力使該計劃大為失色。
反對者的批評基本上出現在兩個層面。如果我們歸納一下主要議題，斯佩蘭斯基的計劃就是：憲法必須限制君權，不能讓農奴制阻礙法制國家的確立。反對斯佩蘭斯基最激烈，也最出色的人是尼古拉·卡拉姆津，他宣稱：「專制原則就是俄國的保障，保護該原則的完整性就是在守護國家的幸福；為了國家長治久安，就必須奴役人，而不是賦予其不合時宜的自由。」
在反對改革的諸多論據之中，有一個始終都能觀察到的事實：農奴制俄國是個強大的國家，在歐洲舉足輕重。19世紀80年代，也就是在解放農民之後，鮑里斯·契切林注意到了這樣一個歷史現實：多虧了農奴制，俄國才成為文明大國。這位歷史學家認為：「只有農奴制俄國才能在歐洲大陸上戰勝由世界上最偉大的軍事天才指揮的自由法蘭西大軍。」1882年，鮑里斯·契切林認為如果要取消農奴制，也是因為農奴制已經很好地為俄國做出了貢獻。對尼古拉·卡拉姆津而言，1811年，農奴制的好處還遠遠沒有窮盡。
尼古拉·卡拉姆津並非那些腦滿腸肥的農奴制支持者，一心想著如何填滿自己的腰包。在其《俄國史》一書中，他也說過不受限制的專制主義獨斷專行所帶來的種種惡果。他之所以和米哈伊爾·斯佩蘭斯基起爭論，還是因為一個原則問題。卡拉姆津寫道：「該時期的立法者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太過尊重國家行為的種種形式：於是創建了各個衙門，建立了參政院等等。」《新舊俄羅斯記》一書的作者所下的結論是：「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人。」
換言之，法律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而其中首先就是君主和人民之間的關係。
美國歷史學家馬克·拉耶夫沒去考慮俄國改革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紛爭；他的結論是，這些爭論是「那些主事者發起的」，歸根結底，這麼做「有助於增加中央權力的行政效率，這影響了國家經濟、社會和公共生活的無數領域」。不過，他也看出了改革的限度，特別指出：「如果要讓具有邏輯性的帝國政策長期持續下去，各部的建議並不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圍繞斯佩蘭斯基改革所引發的爭論到20世紀末塵囂再起。我們會發現提上日程的是同樣的問題：法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哪一個才更重要？如何限制最高權力？必須師法西方，還是發明自己的體制，尋求一條「俄國道路」？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對斯佩蘭斯基計劃進行了分析，指出了其改革計劃的種種優點，但也指出了這些計劃不切實際。照他的觀點來看，俄國對此根本就沒做好準備。20世紀末，俄國突然就「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19世紀的這位歷史學家的種種說法似乎就具備了極強的現實性。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如果村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交易，我們也就無從規定在哪個村做生意。他又說：「我們無法規定別人去愛自由。」
俄國歷史學家，無論是革命前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還是蘇聯歷史學家，通常都並不看好斯佩蘭斯基的改革以及改革的鼓動者亞歷山大一世。理由是他想要創建一個穩固的司法結構，把它放在改革的第一位，而且改革失敗也可以認為是沙皇優柔寡斷、心有畏懼導致的，再加上斯佩蘭斯基的理念過於烏托邦。
20世紀80年代，歷史學家（至少其中某些人）開始修正前人對亞歷山大一世改革所持的看法。他們注意到亞歷山大洞察到了必須解決擺在俄國面前的兩個基本問題。亞歷山大時代的一個研究者是這樣寫皇帝的：「相信農奴制是一種惡，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係不應保存舊有的狀態，但他最終還是沒能靠自己弄明白如何對農奴鄉村進行重組。」當代，亞歷山大的傳記作者發展了這個思想，指出這位君主內心裡存在兩股永遠在彼此爭鋒的趨向：解放農民，成為俄國歷史上大轉折（也就是現代文明）的首倡者，又因為恐懼，想由貴族階層來提出解放農民的倡議，但在那個時代，無論是在道德層面，還是在物質層面，貴族階層都沒做好這個準備。
現當代歷史學家的結論是，俄國沒做好準備的是靠農奴勞作得利的貴族階層；還因為皇帝優柔寡斷，他並不具備力量，無法成為「上層」革命者。20世紀80年代下半葉，蘇聯出現了改革的嘗試，19世紀末俄國的狀況提供了頗具指導意義的類比，證明了在某種條件下「上層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改革仍然沒有完成，壓力實在太大。亞歷山大並沒有放棄這兩個壓在他身上的重大任務，但他相信必須首先對方法和結果進行測試。1816年，應當地貴族階層的要求，他廢除了埃斯特蘭的農奴制。一年後，他又設法迫使小俄羅斯的地主走上這條道路，但後者斷然拒絕解放農民。但庫爾蘭和利夫蘭的貴族看到了其中的好處，便分別於1817年和1819年廢除了農奴制。關於利夫蘭的改革，亞歷山大宣稱：「我很高興利夫蘭的貴族階層證實了我的期待。你們的榜樣值得他人效仿。你們順應時代的需要，明白只有自由的原則才能構建人民的幸福。」
由於覺得有必要在整個帝國推動「自由原則」，亞歷山大將這項解決農民問題的任務交給了他的寵臣阿拉克切耶夫，此人是個政治上的反動派，另外一個受到託付的是財政大臣古里耶夫，當然也不能認為他具有「投石黨人的」理念。阿拉克切耶夫的計劃規定農民用信用來購買自由和土地，而這就成了1861年改革的基礎。古里耶夫伯爵則建議在俄國讓「不同種類的田產」共存。後來，各路政治家對這個想法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想要在20世紀末解決農民問題。
這兩個計劃都受到了採納，但始終沒有公開。亞歷山大害怕去實施這兩個計劃。
對憲法的夢想也同樣受到了考驗。1809年攻占芬蘭之後，皇帝在這個新得的省份停留了一段時間，開設了議事會，宣布「依照各國憲法，維持目前每個國家，特別是芬蘭全體居民的信仰、基本法、權利和特權」。於是，在俄羅斯帝國的國境之內第一次出現了憲法。
1818年3月，亞歷山大在波蘭議事會講話：拿破崙勝利之後和部分併入俄羅斯帝國之後誕生的波蘭王國擁有了憲法。皇帝宣布會立刻在波蘭王國境內設立「符合法律的自由的機構」：「我時常在思考這些事情，希望在上帝的幫助下，由神意賦予我在各個國家傳布救贖者的影響力。」
當代一位歷史學家寫道，波蘭王國的憲法「在亞歷山大一世看來是一種獨創的體驗。波蘭在某種意義上成了試煉皇帝和專制權力聯手共生是否具有有效性的試驗場」。
在華沙，亞歷山大讓早已不存在的密友委員會的一名委員主持會議，委託一群大臣擬定製憲計劃。《俄羅斯帝國國家法規》這份文件很快就擬定好了。他建議將俄國轉變成立憲君主制，並創設兩院議會，設立地方代議機構，也就是「議事會」，將行政權和立法權在皇帝和選舉機構之間分配。憲法保障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個人財產不受侵犯。
這份計劃也被塵封在了秘密檔案之中。兩種彼此矛盾的傾向始終在起作用：亞歷山大很想引領改革，卻又擔心別人阻止他，之所以有這個擔心，正是因為他很清楚地意識到貴族階層對改變現存秩序的所有嘗試均持敵視態度。領導層接受改革中央各機構，轉變地方行政部門，後者日漸起到了官僚機構的作用，今後就會成為貴族階層和皇帝之間的傳送帶。
1815至1818年間的改革行動在帝國的西方各省造成了有形的結果，許許多多計劃仍然停留在良好意圖的階段，第二波改革對此繼續推進，只是因與拿破崙進行新的戰爭又被迫中斷。斯佩蘭斯基遭到解職，後被流放，首先被流放至下諾夫哥羅德，後至彼爾姆。所謂的「斯佩蘭斯基時代」就此壽終正寢。不滿改革者的情緒一滴一滴溢出了水杯，他們的不滿所針對的是財政改革的提議。所有人都起而反對增加直接稅和間接稅，反對指券發行中斷。俄國當時所經歷的巨大的財政困難很大一部分是蒂爾西特和約的結果。和拿破崙結盟導致俄國參與歐陸封鎖，結果就戲劇化地呈現在了俄國的經濟上。摒棄財政改革也就意味著亞歷山大選擇了另一種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方式。拋棄斯佩蘭斯基一事也表明了和法國的戰爭將變得不可避免。
5 「小型戰爭」
我們知道，蒂爾西特和約是1805至1806年被法國打敗所導致的結果，也讓俄國有了喘息的機會。俄國很快就趁此時機發動了針對瑞典、土耳其和波斯的軍事行動。所有這些衝突都屬於進攻性質。攻打瑞典的藉口是其國王古斯塔夫四世對蒂爾西特和約迫使其終止和英國的關係感到不滿。1808年3月宣戰，一直打到1809年9月，雙方最終簽訂了弗里德里克山條約。芬蘭一直到托爾內奧河以及奧蘭德群島都劃給了俄國。
俄國歷史學家正確地認為，是拿破崙慫恿亞歷山大，使之向瑞典發動戰爭的。當然，法國皇帝沒法迫使俄國發動戰爭來奪取芬蘭。他只是表達自己的想法，指出這種可能性，甚至還承諾提供援助（無法兌現的承諾）。但開戰的決定還是俄國皇帝自己做出的，而且是慣性使然：可能性是存在的，從中獲益也不錯；那兒有一個空腔，防守不力，所以必須來填滿這個空腔。
對土耳其和波斯的戰爭耗費了大量的時間、軍力、精力，死傷慘重。1806年夏，俄國攻打土耳其，奪取了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我們要記得這些多瑙河畔的省份都屬於奧斯曼帝國。戰爭緩緩展開。蒂爾西特和約簽訂，亞歷山大和拿破崙在埃爾福特會晤(1808)，法國支持俄國對多瑙河各公國的訴求，只是在這之後，戰爭才開始激烈起來。
1811年，俄軍最傑出的軍事將領米哈伊爾·庫圖佐夫被派往戰場，擔任摩爾達維亞軍隊統帥。庫圖佐夫在準備和土耳其人的戰事之時，還和敵軍進行了外交談判。俄國要求吞併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沿多瑙河同土耳其確立邊境線，讓塞爾維亞自治，並要土耳其在外高加索作出一些讓步。
土耳其人只是到被打敗的時候才同意了這些要求。1812年5月，也就是拿破崙進入俄國之前幾個星期，俄國和土耳其在布加勒斯特簽訂了和約。此時，國際局勢突然發生變化，首先是俄法關係惡化，拿破崙對土耳其的支持越來越積極，法國和俄國的敵人英國對蘇丹提供援助，這些對簽訂協定的條件肯定會產生影響。俄國並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預計軍事勝利後能得到的東西也沒得到。
但俄國所獲得的利益也不可小覷。普魯特河成了最高朴特和俄羅斯帝國之間的界河，比薩拉比亞也就成了俄國的領土，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歸還給土耳其，但兩地獲得了自治。俄國在該地區保留了影響力。塞爾維亞獲得了很大的自治權，俄國則有權核實土耳其是否很好地遵守了為塞爾維亞人所採納的那些準則。在外高加索地區達成了和解。俄國奪取的土地和要塞都歸還給了奧斯曼帝國，那些願意歸附於俄國的地方仍舊屬於俄國。土耳其同樣承認伊梅列季和門戈列里歸附於俄羅斯帝國，阿布哈茲和古利亞也都如此，也就是說黑海東岸地區兩百多公里的長條形地帶都成了俄國的領土。這也就意味著整個東喬治亞和西喬治亞的很大一片地方都成了俄國的。
征服高加索是對土耳其，也是對該地區另一個大國波斯發動戰爭的成果。我們知道，出現在高加索山區的首批俄軍士兵就是彼得大帝的龍騎兵。18世紀，俄軍就已進入過那個地方。事實上，是波斯沙赫屬國的喬治亞沙皇請求成為俄國臣民的，「高加索問題」和這個請求有關。
1801年1月，保羅一世在彼得堡說過，想要讓喬治亞沙皇國成為俄國的領土。同年9月，亞歷山大一世建立了喬治亞國內政府，任命當時的國務大臣P. 科瓦連斯基擔任喬治亞攝政。不久之後，俄國和波斯開戰。戰爭幸好是在1803至1804年展開的：位於波斯屬地阿拉斯河北岸的諸「汗國」均被征服。當時有兩個汗國，其中一個的首府吉安加被更名為伊麗莎白城，以紀念亞歷山大的妻子。駐紮在喬治亞的軍隊統帥茲孜亞諾夫親王成為俄國在高加索地區的化身。他到處散播恐怖的種子，不遵守任何待客的法則，巴庫汗邀請他共進早餐，卻被他殺害。
自西方各國介入進來，戰爭便開始越拖越長。1807年5月，法國和波斯簽訂和約，承諾對其進行援助，不僅要奪回被茲孜亞諾夫攻占的省份，還要奪回喬治亞。儘管簽訂了蒂爾西特和約，法國軍官卻仍然在波斯軍隊服役，頭銜是「顧問」。英國也沒閒著：1810年起，它每年向沙赫提供補助，而且還給波斯軍隊配備了兩萬支步槍。
在這場戰爭中，與波斯人的戰鬥，山民自然會介入。俄國始終都很懼怕山民會切斷在阿拉斯河沿岸作戰的部隊與基地之間的聯繫。因此，從戰略上來看，就必須征服山民。因此，「高加索戰爭」迅速發酵，其目的就是要征服這片地區，戰爭在19世紀打了數十年之久；結果到20世紀40年代，俄國仍然懼怕的那些山民都被驅逐到了哈薩克斯坦。20世紀90年代，俄國和車臣之間的衝突讓人對「高加索戰爭」記憶猶新。
和波斯的戰爭拖了很長時間，一直到國際形勢發生劇烈變化為止：俄國和拿破崙鬧掰，俄英再次結盟，遂導致俄國人於1812年和土耳其簽訂和約，之後又於1813年和孤立的波斯簽訂和約。波斯軍隊被擊敗之後，阿巴斯—米爾扎這次聽取了英國外交官的和平建議（威脅不再援助），於1813年10月在古利斯坦簽訂了和約。波斯所有被奪取的省份都成了俄國的領土。
6 衛國戰爭和對外戰爭
誰來幫我們？冬天，巴克萊·德托利，還是俄羅斯的上帝？
——亞歷山大·普希金
當大家慶祝史達林奪取柏林的時候，他回答道：亞歷山大一世去了巴黎。
——史達林逸事
1815年，莫斯科出現了一本作者名為費奧多爾·格林卡的書，書名是《俄國軍官書信中的波蘭、奧地利領地、普魯士和法國，且詳細描述1805年和1806年的俄法戰爭，以及1812至1815年的衛國戰爭和對外戰爭》。這名年輕軍官後來成為流行詩人，他這部著作的一個特點就是在「愛國」戰爭和「對外」戰爭之間，也就是在拿破崙軍隊侵略俄國的戰鬥和俄軍在外國（直搗巴黎）發動的戰事之間進行了區分。
蒂爾西特和約似乎宣告了和平時代的來臨，使人可以專注於國內事務。和瑞典的短暫衝突，對土耳其以及波斯的軍事行動，只不過是些「小型戰爭」，資源投入得並不多。拿破崙誘惑俄國，說要聯合它在印度發動戰事，打擊英國人的大後方，彼得堡聽得還挺仔細。不過，這個想法還是太新鮮了。我們要記得，保羅一世死前兩個月，還命令頓河哥薩克的阿塔曼奧爾洛夫向印度進軍，更給出了明確的指示：「從我國前往印度：從奧倫堡出發需行軍三個月，從我們這兒出發去那兒需時一個月，所以總計四個月。」所以，最好「帶炮兵」從奧倫堡出發，「穿越布哈拉和希瓦，沿印度河河岸徑直行軍，就能找到英國人的設施」。皇帝保羅向頓河哥薩克及其阿塔曼承諾：「這次遠征，印度的所有財富都將用來犒勞你們。」
不過，彼得堡並沒把和印度的戰事太當回事。和拿破崙結盟所出現的困難遠超亞歷山大的預想。我們說過，和法國聯盟的代價就是要參與對歐洲大陸的封鎖，這對俄國的經濟造成了明顯的影響。而拿破崙則向俄國承諾會援助它成為多瑙河諸公國的主人：事實上，他（秘密）援助的是土耳其。
亞歷山大對華沙大公國的創建以及法國在「波蘭問題」上的打算備感不安。他決定和拿破崙見個面，澄清所有的誤解。但法國皇帝並沒有找到會晤的時間。1808年7月，法國的一個師在西班牙拜倫附近的山地遭到包圍，投降了游擊隊。這只不過是拿破崙軍隊攻入西班牙的一小部分，但「由於道德上的影響，拿破崙的法國還從未經受過這樣的打擊」。
拜倫受降的後果之一便是兩位皇帝於1808年9月在埃爾福特見上了面。拿破崙終於找到了時間。
啟程前往埃爾福特的前夕，亞歷山大收到了亞當·恰爾托雷斯基的備忘錄，這位前外交大臣在備忘錄中猛烈抨擊了和法國結盟的政策。他特別指出拿破崙「絕對會想方設法羞辱俄國。只要俄國順服於他的欲望，支持他實施自己的計劃，他就會讓俄國保持和平，但他一旦察覺出俄國有反抗之心，就會設法用武力將之鎮壓下去……」亞當·恰爾托雷斯基給自己的朋友繪製了一幅長時間慘澹的未來畫卷：拿破崙進入俄國，向德維納河和第聶伯河挺進，援助土耳其人，重建波蘭王國，解放俄國農民，蠶食帝國，在帝國的領土上創建好幾個獨立國家。在埃爾福特，亞歷山大出其不意地認可了恰爾托雷斯基親王所傳達的那種擔憂之情：塔列朗向俄國皇帝提出了擔任其顧問、為其服務並秘密結盟的請求。他建議兩者共同抵抗拿破崙，互相支持，以拯救歐洲。
在埃爾福特的時候，拿破崙明確承諾會支持俄國對多瑙河諸公國的訴求，同意不會讓普魯士占領這些公國（亞歷山大對普魯士可是一刻都沒忘），但作為交換，他要求一旦奧地利入侵，俄國能向法國提供協助。返回彼得堡之後，亞歷山大一世便立刻著手和維也納宮廷秘密談判。奧地利駐俄國使節施瓦岑貝格親王和皇帝會談之後，便通知維也納，說一旦發生戰爭，俄國並不會真正援助法國。秘密會談的內容要到20世紀初才為人所知。
亞歷山大鼓勵奧地利反對拿破崙並不僅僅是為了削弱法國，他還想找到一個盟友，反對波蘭重建計劃。收到彼得堡的信號之後，奧地利便發動了戰爭：奧軍侵入了巴伐利亞和華沙大公國。奧軍在瓦格拉姆戰敗（1809年7月），被迫簽訂維也納和約（1809年10月），這次戰役後，奧地利在波蘭損失了相當大的地盤。拿破崙將占領的一些省份併入了華沙大公國，並將捷爾諾波爾給了亞歷山大作為「酬金」。大公國的人口增加了近兩百萬，四分之三的波蘭人都被整合到了一起。
在俄國眼裡，奧法戰爭終結得出其不意，華沙大公國得到了極大的擴張，波蘭民族的軍隊也得以再生，雖然尚處於雛形，其統帥是波尼亞托夫斯基。尼古拉·卡拉姆津認為，蒂爾西特和約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得以讓波蘭的胚胎成型。對這位俄國歷史學家和政治作家而言，波蘭不應該「以任何形式、任何名號」存在。他還說：「哪怕讓拿破崙奪取什勒斯維希，甚至柏林，都不應承認華沙大公國。」
大公國的存在標誌著波蘭有可能重生，這就會激發政治上的摩擦，讓法俄聯盟危在旦夕。同樣，由於削弱了蒂爾西特和約的基礎，經濟困難也日益加劇。封鎖歐陸顯然對俄國不利。事實上，英國買入廉價的原材料，如木材、亞麻、大麻、小麥，需用黃金或昂貴的製成品支付。法國則傾向於就近貿易（穿越整個歐洲大陸從俄國進口太貴），而將里昂的絲綢和必須用黃金支付的其他產品賣給俄國。
拿破崙於1810年8月批准了特里亞農關稅，允許從殖民地進口食品（之前都是通過走私運入），但關稅定得極高。對那些工業漸成雛形的國家和地區（薩克森、德意志西部、比利時、義大利北部）來說這還能承受，而且這些地方都和法國聯繫緊密。但對依靠出口原材料的國家和地區，如瑞典、德意志東北部或俄國來說，就不可接受了。
為了應對特里亞農關稅，亞歷山大一世於1810年12月確立了俄國高昂的關稅，甚至還對奢侈品（絲綢、花邊等）實施禁令，對走私販運這些貨品處以嚴厲的刑罰。而這肯定違背了蒂爾西特和約。法國歷史學家甚至認為那是「明目張胆的背叛行為」。拿破崙將漢薩同盟的所有城市及相鄰領土，包括伊麗莎白皇后父親的奧爾登堡公國均納入法蘭西帝國，亞歷山大一世認為這是對他個人的冒犯。人們經常將「奧爾登堡事件」作為1812年戰爭的一個直接原因。1812年1月22日，拿破崙發布敕令，規定將該公國併入法國。但之前的1810年12月25日，亞歷山大在一封寫給恰爾托雷斯基親王的信中則提到一個計劃，就是讓俄軍突發乾預華沙大公國和普魯士。這是一項先發制人的戰爭計劃，目的就是阻止拿破崙迫在眉睫的干預行為，比他搶先一步行動。
亞歷山大的這個計劃基於重建波蘭這樣一個大膽的想法，這與傳統的觀點相左。皇帝向亞當·恰爾托雷斯基解釋說，復興波蘭王國的想法會在戰爭開始之前宣告。亞歷山大將一項任務交給了這位曾經的密友委員會委員：讓波蘭全體人民和軍隊與俄國結盟。必須由波蘭軍方和政界的要人簽署一份宣言，來保障這個決策。1811年1月6日，亞當·恰爾托雷斯基寫了封信作為回復，他在信中提出了幾個條件：只有恢復1791年5月3日的憲法，將波蘭所有土地集中於一根權杖之下，打通波蘭通往大海的通路，才能戰勝拿破崙吞併波蘭的企圖。
2月12日，亞歷山大一世全盤接受：將波蘭的土地整合起來（除了白俄羅斯，以及位於第聶伯河和德維納河以東的領土），確保存在全國範圍的政府和軍隊。重生的波蘭同俄國結盟，這是皇帝提出的條件。亞歷山大宣告：「只要我還不相信波蘭人的合作意願，我就不會和法國開戰。」亞當·恰爾托雷斯基的任務以失敗告終：波蘭領導人選擇和拿破崙結盟。1812年4月1日，經過長時間的沉默之後，亞歷山大一世給恰爾托雷斯基去信，說他會推遲這項計劃，知道的人太多了，還警告說不要對拿破崙報有太多的希望。皇帝的結論是：「您必須記住波蘭人將要經受的悲慘命運，他們行進在法國的旗幟下，給俄國人提供了復仇的藉口……」
亞歷山大的計劃表明，他相信對法戰爭不可避免；他同樣相信，若想發動戰爭，就必須付出和波蘭重生同樣高的代價。衝突的直接起因有很多：亞歷山大內心憎恨拿破崙，宮中由於擔心敵視俄國的波蘭重生而生髮的反拿破崙情緒，俄國由於封鎖歐洲大陸而導致的經濟困境，倫敦引領的反法行動，以及其他許多原因。戰爭之所以不可避免，還可以用各國都有稱霸歐洲的企圖這一點來解釋。為了打敗英國，拿破崙就必須使俄國保持中立或打敗俄國。至於亞歷山大，則想讓歐洲免於暴君的統治。
1812年6月24日（舊曆），大軍團跨過涅曼河，進入科夫諾和格羅德諾。法國發起了戰爭。自1612年起第一次，外國軍隊進入了俄羅斯帝國的領土。一百二十九年後，1941年6月22日，納粹軍隊侵略蘇聯：戰勝拿破崙的記憶將會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撫慰蘇聯人的心靈，那段時間裡，戰局對蘇軍非常不利。為了紀念反抗拿破崙的那場戰爭，反抗納粹德國的戰爭也被命名為「衛國戰爭」。
畢竟，這兩場「衛國戰爭」並不缺乏類比性。拿破崙和希特勒都選擇了6月入侵。雖然在這兩種情況下，大家很久以來就認為會爆發戰爭，但俄軍和蘇軍都仍然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亞歷山大的計劃和史達林的計劃都是進攻型的：所有的食物儲備和彈藥儲備都集中到了前線，但很快就落入了敵軍之手。拿破崙和希特勒都是率領著多國部隊，向東進發。人們習慣於說拿破崙帶著「十乘兩倍的語言」，也就是二十門語言：軍隊里有法國人，也有各被占公國的德意志人，還有舊日反拿破崙同盟的盟軍，如奧地利人和普魯士人、瑞士人、義大利人、荷蘭人等。
傳統上大家都認為大軍團有六十萬人。在聖赫勒拿島上，拿破崙說有四十萬士兵，包括盟軍在內。米哈伊爾·波克羅夫斯基認為入侵俄國的軍隊差不多是這個數目。無論如何，都可以表明，法國從未在戰場上派出過如此強大的軍隊，而且其數量比俄軍多出兩倍。
在歐洲，沒人懷疑拿破崙會贏。他似乎擁有一張決定性的王牌：天才的軍隊統帥具有催眠般的魔力，打贏過無數場戰鬥。衝突的最初幾個月也證實了這種普遍的看法：俄軍向東撤退，將土地讓給了法國人。不過，拿破崙沒能迫使敵軍與之打一場決定性的戰役，通常在這種情況下，法國皇帝都會贏。歷史學家時常談起「西徐亞人的戰術」，這指的是將法軍引入俄國縱深的做法，這是放棄了在波蘭先發制人的干預措施之後，所精心謀劃的一個計劃。面對載譽而歸的對德勝利，史達林最喜歡談論的就是「古老的帕提亞人」，他們「將羅馬人克拉蘇及其軍隊引入該國縱深地帶，隨後發動反攻，分而殲之」。用史達林的說法：「我們天才的統帥庫圖佐夫（精通歷史），運用醞釀已久的反擊戰打敗了拿破崙和他的手下。」
事實上，俄軍就是在撤退，因為將軍們彼此意見不一，他們沒有計劃，就算制訂了計劃，也沒有將之付諸實施。擔任西線主力軍隊指揮官的米哈伊爾·巴克萊·德托利（1761—1818，1810年擔任戰爭大臣）之所以不受歡迎，是因為他的德意志出身。有人解釋說，俄軍向本國縱深地帶撤退，是因為不夠愛國。拿破崙只認定一件事：必須在儘可能短的時間裡擊潰俄國。帝國的身體上，西班牙的傷口還沒有癒合，所以不能再承受另一次失敗——敗給俄國人。
他的軍事計劃完全說得通：他沒向首都彼得堡進軍，而是向該國的經濟中心莫斯科，那兒是極其重要的河流匯集地；河流幾乎是唯一的交通軸線。彼得堡和向它提供小麥的外省隔了開來，亞歷山大也被阻隔在都城，除了接受拿破崙的條件，別無他法。
但後者對俄國並無任何政治上的計劃。法國皇帝很清楚他是不可能占領這個國家的，他也沒想將它肢解，這樣反而會讓奧地利和普魯士得益，而這兩個國家增強對法國是不利的。拿破崙提議重建波蘭，因為那是阻隔俄國的一道屏障。他想在戰勝俄國人之後，將歐洲轉變成一個統一的空間，既無通行證，也沒有邊界：巴黎、莫斯科、華沙、柏林、羅馬的居民都能到處安家。在大軍團的隊列中有廢除農奴制的宣言，但拿破崙並沒決定把對待德意志的方法用在俄國身上。
在俄國境內的這場戰爭和法國人通常打的那些戰鬥截然不同。到處都會讓人震驚。酷熱的暴雨使道路成了爛泥的汪洋，騎兵的馬匹難以行進；營養不良，再加上路途難行，士兵成百上千地死去。法國統帥在準備打這場仗的時候，就將俄國官方地圖印好，分發給了各團。但地圖很差勁，反而導致了更不利的後果。
同樣出其不意的還有撤退的俄軍士兵進行了激烈的抵抗。舊要塞斯摩棱斯克仍然保有反抗巴托里的戰鬥記憶，成功擊退了法軍的進攻。後者只是在俄軍決定撤離後才奪取了這座城市。斯摩棱斯克投降的陰影之所以會略略消散了些，是因為當時任命了米哈伊爾·庫圖佐夫(1745—1813)擔任俄軍最高統帥，庫圖佐夫在之前一天還被提升至親王級別。這位俄軍舊帥從奧斯特里茨起就沒時間討亞歷山大的歡心。首都輿論要求採取決定性的行動，讓俄國人擔任軍隊統帥，迫於壓力，皇帝只能將他召來。
德意志人（波羅的海人或德意志諸國居民）人數眾多是俄羅斯帝國軍隊的一大特徵。16名軍長中有7名都是德裔。庫圖佐夫的軍隊共有69名將領、96名上校和上尉、近760名下級軍官為德裔。通常，德裔指揮官軍紀嚴明，這是軍隊所需要的。但不能忽視的是皇帝對他們都很好，而且德裔軍官都頗為傾向於在軍隊建功立業。亞歷山大一世和功勳卓著的葉爾莫洛夫將軍有過一次談話，這則故事在俄國流傳甚廣。皇帝說他奪取了高加索，該如何對他進行獎賞，將軍的回答是：「讓我成為德意志人。」
新任的最高統帥庫圖佐夫親王繼續採取巴克萊·德托利的戰術，將俄軍引入該國腹地，避免和拿破崙來一場決定性戰鬥。
在莫斯科城門旁的博羅金諾，俄法兩軍遭遇，幾百部作品都描述過這場戰役，最先起頭的就是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儘管有許多親歷者參與了戰鬥，或身臨其境，軍事史學家也進行了相當認真的研究，但他們始終不知道拿破崙和庫圖佐夫究竟有多少兵力，傷亡又是如何。博羅金諾戰役五十周年之際，參與者之一的利普蘭季將軍對這場「衛國戰爭」中外國人的貢獻作了總結。28名作者認為法軍兵力占優，13人意見相左，11人認為兩軍兵力持平。
至於傷亡人數，我們發現也出現了同樣的分歧。1812年衛國戰爭的官方史家亞·米哈伊洛夫斯基—達尼列夫斯基認為俄軍方面傷亡5.7萬或5.8萬人；一個世紀後，蘇聯的一位人口統計學者則說38506人陣亡、受傷或失蹤。他採用法國的資料，認為法軍在博羅金諾損失了58478人，但米哈伊爾·波克羅夫斯基則認為這個數字是2.8萬人。
至於究竟誰在這場血腥的戰鬥中獲了勝，同樣也是異見紛呈。唯一一個毋庸置疑的結果是：俄軍指揮層決定不再守衛這座舊都之後，法軍便奪取了莫斯科。拿破崙於9月2日進入莫斯科，在那兒待了五個星期。那時候，法軍就察覺到他們對俄國一無所知。他們生平頭一次占領了一座可以說沒有「生產者」的城市。只要有消費者（地主及其家人）住在那兒，城市就什麼都不會缺，因為農民會給城市帶來豐富的食物。但當地主都離開了莫斯科，那占領者就什麼都沒得吃了。
經省長羅斯托普欽將軍的倡議，這座城市被付之一炬。更嚴重的是，亞歷山大根本沒有表現出想要進行拿破崙所需要的那種和平談判的意思。法軍離開莫斯科後，便開始向波蘭邊境撤退，他們越撤越快，軍隊也越來越失序。由於沒有糧食，士兵便在所經之處大肆劫掠，而當地居民也就抵抗得越來越激烈。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波克羅夫斯基對有關愛國主義的論述向來持強烈的懷疑態度，想要為各種情感尋求物質基礎，他寫道：「士兵偷盜都是自動發生的，先是在莫斯科周邊地帶，之後越來越遠，而政府再怎麼發布宣言，發起呼籲，都沒有成功引發人民戰爭。」用列夫·托爾斯泰的話來說：「人民戰爭的狼牙棒揮舞起來了。」
寒冬出其不意地降臨了。在莫斯科的時候，拿破崙就要求了解俄國中部過去二十年的氣溫。所以他很清楚真正的寒冬要到12月才會開始，在最壞的情況下，11月的氣溫會降至零下十度。但1812年卻是個例外：嚴寒在10月份就開始了。
在渡過別列津納河之前，俄軍指揮層並不懷疑拿破崙會被困在那裡。最好的親歷證詞，也是法軍慘敗最具說服力的證據，就是指揮其中一支部隊的海軍司令奇恰戈夫給俄軍士兵和民眾下的那道命令。他描繪了法國皇帝的相貌：「他是個矮個子，矮胖，臉色蒼白，脖子短壯，腦袋大，頭髮為褐色。安全起見，凡是矮個子，一律抓起來交給我。」
對拿破崙而言，這場俄國戰事持續了六個月之久。在這段時間裡，法國皇帝打到了涅曼和莫斯科，再原路返回，卻一路損兵折將，那是他整個軍事生涯當中輸得最慘的一次。拿破崙並沒有明確的目的，只是想迫使亞歷山大簽訂和約，卻輸掉了這場稱霸歐洲的戰鬥。俄國勝利了。
第一個獲勝者是亞歷山大。法軍進入莫斯科之後，彼得堡宮廷只想著一件事：和平。皇后和皇帝的弟弟君士坦丁都是這個意見。但亞歷山大不想進行和談。他想繼續打下去，直至勝利，直至敵人被趕出俄國。當時的人對為何會勝利作了很多思考，意見很不統一。普希金言簡意賅地指出了三個主要原因，戰爭的親歷者說這三個原因可以解釋拿破崙為何會慘敗：巴克萊·德托利的計劃，寒冬使沒做好準備的侵略者元氣大傷，俄國的上帝是俄國的庇佑者。當時的人認為愛國主義情感的迸發是一個原因，使人民在面對外國軍隊時緊密團結在了一起。歷史學家則同意列夫·托爾斯泰的說法，將最後一個因素放在了第一位，即俄國人民願意在自己的土地上，為了自己，抵抗外國侵略者。同樣，米哈伊爾·庫圖佐夫軍事天才的作用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但在當時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勝利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俄軍的軍事素養。弗里德里希·馮·舒伯特出生於彼得堡德意志天文學家的家庭，當時他們受科學院之邀前來俄國，舒伯特在和拿破崙作戰的時候是名年輕軍官，他是這樣描寫戰友的：「那時候，俄軍很神奇，他們仍然是葉卡捷琳娜和蘇沃洛夫的士兵，各支部隊都對自己古老的名號和曾經的榮耀倍感自豪。士兵認為敵人就是異端分子，是俄國教會的對手，是和俄國皇帝作對的騷亂者……許多將領都沒教養，很愚蠢，軍官大多都沒受過教育，又是狂喝濫飲，又是玩牌。但從來沒人會想過要去批評指揮層的行動和計劃。所有人的看法都清一色：他們的職責就是，上面把他們放在哪裡，他們就在那裡直到戰死。」
衛國戰爭終結於別列津納河兩岸。亞歷山大的許多戰友，首先是庫圖佐夫親王，從那時起都認為拿破崙已被趕出俄國：戰爭的目的達到了。庫圖佐夫再三說，我們和歐洲沒什麼關係，他們只要覺得行，那就讓他們自己安排自己的事！但亞歷山大卻持不同的看法：俄國獲得了解放，他還夢想解放歐洲。人們指責沙皇想要援助昨日和明日的敵人，也就是西歐各國，從而犧牲了俄國的利益。人們指責他虛榮心太強：拿破崙到了莫斯科，他就要去巴黎。他想要繼續戰爭的想法，將他一直送到了俄羅斯帝國邊界以外，不過其中部分原因，也是他的算計冷靜而清晰。亞歷山大認為拿破崙法國是俄國不共戴天的敵人：除了短暫的喘息時間，俄國和法國打了近二十年的仗。大軍團被打敗了，卻並沒有被消滅：死亡的基本上是年輕士兵和「盟軍」，整個軍官階層還很完整，會再次成為新軍的核心，可以讓拿破崙再打兩年仗。
地緣政治的冰冷考量再結合普世幸福的美好願景，亞歷山大一世向來都是如此。「讓各個民族都能全面擁有權利，享有教育，與我們聯合在一起，受到庇護，保護我們不受侵略者野心的侵襲，這就是我們所希望達成的基礎，在上帝的幫助下，豎立起這個嶄新的體制。」而這就是亞歷山大針對歐洲的計劃。他的「體制」和拿破崙所宣揚的打通邊界、確立普世福祉的計劃沒有任何區別。不過，歐洲並沒有這兩位施主的位置。
俄軍深入華沙大公國的領土，波蘭人很不高興，對他們態度冷淡，而猶太人則對他們熱烈歡迎，表現出急切的親俄情感，這也表達了他們對波蘭人所懷的敵意。來到大公國邊界的時候，俄國發布了一份勝利宣言，宣告拿破崙已被逐出俄國。一周前，指揮大軍團內普魯士軍隊的約克·馮·瓦滕堡將軍和代表亞歷山大的季比奇將軍進行了秘密談判。1812年12月30日，在陶拉格簽訂了協定：普魯士軍隊宣布保持中立，不再同法軍一起戰鬥。幾個月之後，俄國和普魯士便簽訂了結盟條約。「陶拉格」因此也就成了俄德關係出其不意轉折的一個象徵。1922年，蘇聯和德國簽訂拉帕洛條約，之後在1939年簽訂蘇德條約期間，也都出現過這樣的轉折。
俄國和普魯士結盟便形成了新的反拿破崙同盟的核心，對已部分恢復的法軍發起軍事行動。普魯士人和波蘭人不同，他們把俄軍士兵視為解放者。在普魯士，之後又在日耳曼其他國家，都出現了反對法國侵略者的人民運動。1813年7月，奧地利向法國宣戰，組建了反拿破崙同盟。繼承人是法國人貝爾納多特元帥的瑞典成了同盟的第四名成員。
1813年1月，拿破崙在俄國慘敗之後返回巴黎，他當時仍然是歐洲的主宰者。同年10月，他只剩下了法國。敵軍打到了萊茵河沿岸。1814年3月，皇帝亞歷山大一世率領得勝之軍進入了巴黎。4月6日，拿破崙遭廢黜，被流放至厄爾巴島。拿破崙戰爭的時代自此成了過去時。從厄爾巴島返回之後的百日王朝也只不過是徒勞的嘗試：拿破崙的帝國分崩離析。打了三個月的仗之後，維也納會議召開，會上想要重新劃分歐洲版圖，瓜分勝利成果，開完會又接著打。1815年6月9日，在維也納簽署了定稿文件。正如之後所顯示的那樣，歐洲版圖遭到重新定義，時間達百年之久。但這份條約也蘊含著衝突、革命和戰爭。
在最終消滅拿破崙帝國的進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正是亞歷山大一世。自聯軍打到萊茵河之後，英國和奧地利便傾向於簽訂和約：英國想要避免俄國在歐洲大陸坐大；而奧地利則不想讓普魯士變強，認為只要削弱拿破崙就能做到這一點（讓波旁王朝重新坐上法國的御座並沒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算計之中）。亞歷山大的觀點占了上風。戰爭繼續進行，直至最後勝利。
聯軍之間的分歧使路易十八的代表塔列朗得以起到調停者的作用，並成功（考慮到當時的環境）捍衛了法國的利益。英國保留了其海上征服的土地：馬耳他、錫蘭、好望角。奧地利則獲得了伊利里亞、蒂羅爾、倫巴底和威尼斯，在義大利半島上重新開始發揮影響力。從領土上來看，主要的贏家是普魯士，這是亞歷山大始終都想見到的局面。俄國保留了芬蘭（1809年從瑞典人手中奪走）、比薩拉比亞（1812年獲得）和華沙大公國。
亞歷山大夢想將以前波蘭王國的領土悉數納入俄羅斯帝國之中，但在盟軍施壓之下，他同意將波茲南讓給普魯士，把加利西亞讓給奧地利。不過，他仍然保留了波蘭國王，或者說是波蘭沙皇的頭銜（這是官方頭銜）。維也納會議之後過了半個世紀才面世的《俄國和歐洲》一書的作者尼古拉·達尼列夫斯基得出了一個結論，他認為1812年戰爭「給俄國在道德上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如果同拿破崙和解，讓德意志和歐洲走向各自的宿命，它本來是能獲得更多更具體的成果的」。
亞歷山大無論如何是不會這樣去想的，他堅信自己有能力影響整個歐洲的命運，特別是德意志的命運。
7 「歐洲的救世主」
1815年之後，俄國顯然在歐洲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
——尼古拉·達尼列夫斯基
亞歷山大在維也納會議取得了勝利。他是唯一一個直接參與「戰勝者大會」的君主，大會的目的是瓜分戰利品，也就是戰敗者的財產。他背後依靠的是整個俄國的力量和巴黎的俄國駐軍。但他首先代表的還是自己。我們知道，彼得三世對自己只是俄國皇帝頗感遺憾，夢想著穿上普魯士上尉的軍服。而亞歷山大覺得俄國的御座坐得有點擠，夢想獲得歐洲救世主的榮耀。
同時代的人特別指出，他對俄軍在外國駐軍的做法並沒放在心上，對慶祝戰勝法軍，特別是博羅金諾戰役的周年紀念日也缺乏熱情。亞歷山大對俄羅斯帝國的態度或許從他選擇外交事務負責人這件事能看得更清楚。從1814年2月起，外交事務部門就由毫不突出的德裔外交官伊萬（約翰）·安德烈耶維奇·魏德邁爾領銜。不過，在他身邊工作的還有兩個國務秘書，分別是卡爾（卡爾·羅伯特）·瓦西里耶維奇·涅塞爾羅捷和伊萬·安東諾維奇（讓·安托萬）·卡波·伊斯特里亞（或卡波季斯特里亞斯）。涅塞爾羅捷伯爵(1780—1862)的父親是信奉天主教、為俄國服務的德裔外交官，母親是改宗的猶太新教徒，他在俄國外交大臣這個職位上待了四十年之久(1816—1856)，比該國歷史上的其他任何人時間都要長。卡波·伊斯特里亞伯爵（1766年出生於科孚島，1831年在希臘的納夫普利翁遇刺身亡）在伊奧尼亞群島擔任國務秘書一職，引起了彼得堡宮廷的注意，伊奧尼亞群島共和國成立於1800年，是近代史上第一個獨立的希臘國家，受俄國的保護。1807年，根據蒂爾西特和約的條款，伊奧尼亞群島被歸還給了法國，仍然相信只有俄國才能幫助希臘人獲得獨立的卡波·伊斯特里亞就被派往俄國任職。
俾斯麥認為能「兩手同時做事」乃是政治家的重要素養。亞歷山大一世的「兩手」就是這兩位國務秘書。涅塞爾羅捷是堅定的保守派；作為梅特涅的崇拜者，他宣揚的是親奧政策。卡波·伊斯特里亞反對「奧地利體制」，支持立憲君主制。卡拉姆津認為卡波·伊斯特里亞是「當今宮廷內最智慧的人」。皇帝則一會兒拔高一人，一會兒又拔高另一人，隨自己的意願改變政策。
拿破崙戰敗後，戰勝者便決定在歐洲確立一個新的政治體制。1815年9月14日，亞歷山大、奧地利的弗朗茨一世以及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在巴黎簽署了「神聖同盟公約」。英國正式拒絕加入，但願意尊重他們的原則。11月，路易十八加入同盟。1815至1817年間，除了土耳其和梵蒂岡之外，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成了其成員。
對那個時代的外交文書來說，神聖同盟公約的文本頗不尋常。兩位皇帝和一位國王「以至聖且不可分割之三位一體之名」勠力捍衛「正義、基督之愛、和平」；他們宣告「用真正永存的兄弟之情彼此聯合起來」，互相視為同胞，互幫互助，互相扶持。弗朗茨一世讀到同盟書時說：「如果這是宗教文書，那這件事就歸聽告解的神父管；如果這是政治文書，那這就和梅特涅有關。」而後者則認為該文本「混合了自由派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理念」。
這位奧地利首相說得沒錯：神聖同盟公約融合了亞歷山大一世的奇思異想，他的政治規劃是否能實現都取決於這些奇思異想。俄國政府想要清晰闡明神聖同盟的理念和目標，以吸引新的成員，他們在這方面大張旗鼓，彰顯了其中的關鍵之處：俄國外交的目的就是捍衛歐洲的和平。作為這場運動的鼓吹者，卡波·伊斯特里亞宣稱1815年簽署的那些協定，尤其是9月14日的協定，代表了「一個獨一無二的體制，能拯救人類於水火之中」。
1814至1820年間，俄國皇帝最操心的就是確保歐洲和平、拯救人類。更有甚者，神聖同盟甚至每年都要召開一次大會，也就是所謂的「峰會」。亞琛、特羅保、萊巴赫、維羅納，亞歷山大一次都沒缺席，他到處都在捍衛這些至高的原則，到處宣講以福音訓誡為基礎的政策。1818年在亞琛的時候，俄國皇帝大力支持禁止黑奴貿易。在那個時代的俄國，可以完全自由、合法地買賣人，有時甚至都可以沒有土地。理論上，亞歷山大反對奴隸制，支持自由、憲法、各民族之間的博愛。而且，他還開始覺得東正教會對他束縛太多。
至聖治理會議的督察長亞歷山大·戈利岑親王曾經是百科全書派的狂熱崇拜者，如今他發現了一個新的信仰。亞歷山大·戈利岑平生頭一遭讀《聖經》，就深受基督生平和教誨的啟發，並說服他的皇帝朋友閱讀福音書。亞歷山大就這麼讀了，他也是平生頭一遭閱讀，他的觀點和督察長完全一致。對「敵基督」拿破崙、「人類之敵」開戰也就轉變成了精神使命：必須拯救人類。
拿破崙一旦被逐出莫斯科，俄國皇帝及其軍隊在歐洲的推進便呈現出神秘的朝聖氣息。在立窩尼亞，亞歷山大拜訪了摩拉維亞弟兄會，之後又去了弟兄會在薩克森的大修道院。1814年在倫敦，貴格會教徒前來尋找俄國沙皇。四年後，他們在彼得堡逗留的時候，受到了亞歷山大的接見，後者建議他們在精神上與之一同祈禱，致力於冥想。1815年，巴伐利亞神秘主義者弗朗茨·馮·巴德爾親自向皇帝遞交了他一年前寫的一篇論文，題目是《論法國大革命所導致的在政治和宗教之間建立新型內在聯繫的必要性》。論文題獻給戈利岑親王，指出必須以基督教原則為基礎，進行訓導，確立政策，並藉助其他宗教和神話的要素來擴展基督教。
波羅的海的男爵夫人芭芭拉·朱麗安娜·克魯德納(1764—1824)對皇帝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克魯德納是個作家，離異，狂熱崇拜德意志的神秘主義，她預言基督即將登臨亞拉拉特山，所以基督要去的地方就是俄國人占領的高加索那片土地，亞歷山大在確立上帝在地上的王國中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與此同時，在彼得堡，葉卡捷琳娜·塔塔里諾娃（出生於布克舍登）——丈夫是一名上校，後戰死沙場——對宮廷圈的影響日益明顯，尤其是對戈利岑親王。在她組建的圈子裡，鞭笞派和閹割派的理念和東正教的原則糅合在了一起。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貝靈頓將這個「迷人女性」群體（其中也包括基娜伊達·沃爾康斯卡婭和奧爾洛娃—切斯緬斯卡婭伯爵夫人）對亞歷山大周圍的「反動派」所產生的影響，同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代女性對保守派波雅爾所產生的影響做了比較。
從神聖同盟的語彙可以看出神秘主義對亞歷山大日益彰顯的影響，他堅信同盟就是對法國大革命的回應，而他這個俄國皇帝就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他在位初期所受天主教的影響（這是宮廷從保羅那兒繼承下來的），此時已讓位給新教的影響。對亞歷山大而言，無論哪種宗教都能完善、擴大東正教，打開人類靈魂偉大的博愛通途，而他願意讓自己成為這博愛最好的化身。
維也納大會在意識形態—宗教基礎上所確立起來的和平體系很快就出現了裂痕。1819年在曼海姆，耶拿大學神學系的學生卡爾·贊德用匕首刺殺了德意志三流劇作家奧古斯特·馮·科策布，科策布長期為俄國服務，從1814年起，他就發行了《俄德大眾報》，用德語宣揚神聖同盟的原則。贊德認為他是「祖國的叛徒」，所以將其刺殺，而他「匕首一擊」，也就成了為自由而戰的象徵，成為初現端倪的現代民族主義的一個標誌。
科策布遇刺後，贊德被處以死刑，使人對俄國產生了很不好的印象，這在開明的年輕人的頭腦中產生了激烈的迴響。1820年2月，巴黎工人路易—皮埃爾·路維爾用匕首刺殺了法國王位的繼承人貝里公爵。普希金在舞台上展現出了路維爾的形象，並配了圖說「給沙皇上了一課」，而普希金也因此被從彼得堡流放了出去。
1820年成為西班牙革命的開端。拉斐爾·德爾·里耶哥率領的起義軍迫使斐迪南七世在國內重新實施1812年憲法，戰勝拿破崙之後，國王曾廢除憲法。三個月後，秘密社團燒炭黨在兩西西里王國發起革命，7月，那不勒斯守軍迫使斐迪南一世在本國內施行憲法。新的名字，如里耶哥，新的概念，如燒炭黨，就這樣進入了那個時代的政治語彙當中，尤其是俄國的語彙。
歐洲南部的革命，其目的是建立立憲政體，使國家統一。憲法必須約束國王的獨裁統治；至於國家統一，由於德意志和義大利都只不過是地理實體，所以看上去是有必要的。維也納大會確立了德意志邦聯，將三十九個國家整合到了一起。這是相當大的進步，因為1789年的時候共有三百六十個國家，1803年的時候就只剩下了八十二個國家。但民族主義者只想要一個德國。在亞平寧山脈，國家數目從十個變成了八個。
特拉波會議（1820年秋）制定了干預原則：凡是革命成功的國家，均被排除出神聖同盟；若革命威脅到其他國家的安定，盟國便有責任進行干預，首先是「友情告誡」，之後就是「武力鎮壓」，目的是重新建立秩序。西班牙和義大利的革命、德意志的民族主義運動都直接威脅到了奧地利的利益。梅特涅需要亞歷山大，於是他設法說服俄國皇帝，說他的國家現在表面上很平靜，但革命接下來就會威脅到它。就像是對奧地利首相的話遙相呼應一般，謝苗諾夫斯基團的士兵譁變，反抗指揮官施瓦茨上校慘無人道的虐待行為。亞歷山大就是在特拉波得知兵變一事的。
1822年春，萊巴赫大會「明確了」干預原則的基礎：神聖同盟並沒有摒棄「有益或必須的改變」這一理念。但只有出自「自由意願，以及上帝託付權力的那些人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所做的決定」，才可予以施行。同盟准許合法君主進行「上層革命」。
神聖同盟所經手的重大考驗就是希臘起義，希臘反抗土耳其的統治地位，欲求獨立。亞歷山大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經受了極其嚴峻的衝突。希臘人起而反抗合法的君主土耳其蘇丹。另一方面，反叛的信號是亞歷山大·伊普斯蘭提斯發出的，他的父親是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總督，他自己是俄軍軍官、皇帝的副官。1821年2月，伊普斯蘭提斯率領一支騎兵隊離開了俄國邊境地帶，前往亞希，投入到解放希臘的鬥爭當中。
俄國拒絕支持希臘的東正教徒。亞歷山大在維羅納大會上宣稱：「我放棄希臘事務，因為我在這場戰爭中看見了時代革命的信號。」亞歷山大選擇了意識形態，也就是反對革命，不願面對現實政治的種種可能性：土耳其已病入膏肓，塞爾維亞、瓦拉幾亞、摩爾達維亞、希臘的解放事業箭在弦上。那時候的人和許多歷史學家都從中發現梅特涅在插手干預，他並不想削弱奧斯曼帝國，因為這麼做就等於在強化俄國。尼古拉·達尼列夫斯基評估了亞歷山大的政策，寫道：「我不願當十字架和受壓迫人民自由的旗手，我們都是保守主義的勇士……」這位親斯拉夫的理論家由此得出結論：「我們越是想要真誠、公平地讓歐洲的觀點成為我們自己的觀點，歐洲就越是不願相信我們的真誠，認定我們野心勃勃、用心險惡，我們也就越是憎恨歐洲，可我們對歐洲的正統主義和保守主義卻忠心耿耿。」
戰勝拿破崙使俄國在歐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這也毀了這個國家。除了勝利所帶來的重負之外，還有外交政策的重負。和平時期，亞歷山大就維持著一支近百萬人的大軍（1825年，兵員達到92.4萬人，比他登基之時多出了三倍），以此來支撐神聖同盟體系。
在亞歷山大看來，為了向龐大的軍隊提供必需品，就會導致經濟問題，軍屯制似乎是對這些問題給出的激進答案。軍屯制存在的四十多年時間（亞歷山大在位最後十年和尼古拉一世的整個在位時期）是1917年之前俄國烏托邦理論得以實施的最佳範例。和所有的烏托邦一樣，這個烏托邦也來自西方。但實踐方式卻是俄國式的。
第一次實踐要回溯到1812年的戰爭之前。蒂爾西特和約大幅減少了普魯士軍隊的兵員，普魯士戰爭大臣沙恩霍斯特繞過締約時的條件，創建了戰時後備軍體系。士兵以戰爭為職業，不得離開自己的居住地。1809年，沙恩霍斯特的方法也在俄國進行了實驗。俄國在莫吉廖夫省設立了一個團。為了讓位給軍屯制，村裡的農民都被流放到了新俄羅斯；大多數人死在了路上。反拿破崙戰爭期間，亞歷山大看到了1793年的戰爭大臣塞爾旺將軍寫的一篇文章，軍屯制計劃就是由他設想構思的。這篇文章被譯成了俄語，因為皇帝委託其實施該計劃的阿拉克切耶夫將軍不怎麼懂法語。
在同時代的人和隨後幾代人看來，軍屯制和阿拉克切耶夫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自1810年起，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就在國家參政院內部負責軍事事務部門的工作（之前從1808年起擔任戰爭大臣），現被任命為軍屯制事務的主要負責人。他以極大的熱情努力組建軍墾農場（這種熱情只有他那生性的殘暴可與之匹敵）。我們說過，阿列克謝·阿拉克切耶夫是俄國歷史上最遭人痛恨的人物之一。不過，他的組織能力還是不錯的，1812年戰爭期間在軍隊籌備方面做了不少事，尤其是在炮兵部隊中。阿拉克切耶夫自己出資，在諾夫哥羅德創建了軍校學員隊，開設了大約一百五十所小學和專業機構，還創立了俄國第一所師範學校。可他同時也是一個鐵石心腸的粗野之輩。
軍事史學家安·凱爾斯諾夫斯基想要破除當時有關阿拉克切耶夫的傳奇說法，說他一輩子就愛三樣東西：服役、炮兵、君主。很久以來，歷史學家都認為阿拉克切耶夫是亞歷山大的「邪惡智囊」，認為他是「反動十年」的主謀。不過從文獻來看，阿拉克切耶夫所寫的那些最重要的文本，都是他靠皇帝提綱挈領寫出來的。許多人說阿拉克切耶夫是「軍屯制之父」，但他其實是激烈反對創建軍墾農場的。他和軍中以巴克萊·德托利為首的其他負責人一道，想要說服亞歷山大放棄這個計劃，他甚至還跪地懇求：「陛下，您這是要建立射擊軍啊。」亞歷山大一世不為所動，並說：「就算從彼得堡到丘多沃的路上布滿了屍體，軍墾農場也是要創建的。」
阿拉克切耶夫是俄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寵臣。由庫爾布斯基親王或尊貴的波將金親王為傑出代表的這一脈到他手裡便壽終正寢了。阿拉克切耶夫之後，俄國皇帝也都有近臣，但皇帝已不用冷眼旁觀或高高在上，將自己（相當）一部分的權力出讓給這些人。在保羅一世看來，阿拉克切耶夫的一大優點是專心致志服侍君王，而在亞歷山大一世看來，他是皇帝忠心耿耿的大臣。忠心使軍屯制計劃的負責人成了理想的僕人，而且他也是個出色的管理者，官僚的典範。歸根結底，阿拉克切耶夫對別人命令他做的事都嗤之以鼻；重要的是君主下的命令。當亞歷山大要他制訂解放農民的計劃時，即便他是個保守派，他也會提交一份自由主義的報告。當皇帝命令他創建軍墾農場時，即便他覺得這想法很危險，他也仍然會去創建。
塞爾旺將軍建議效仿羅馬人的先例，在帝國邊境地帶設立軍墾農場。沙恩霍斯特成功創建了普魯士新軍，但後備軍軍人只不過是每年當兩個月的士兵而已，其餘時間他們都是農民。俄國體系則以服役二十五年為基礎，效法西方既是士兵又是耕作者的理念。阿拉克切耶夫擔心射擊軍譁變，當年彼得大帝耗費了多少力氣，流了多少血才將射擊軍肅清，於是他就設立了一個絕對控制的體系來規避風險。
1817年7月9日，頒布了與軍墾農場相關的敕令。但從1815年起，軍隊就已開始被調動至各地。從莫吉廖夫軍墾農場的經驗來看，上頭決定不再驅逐當地人口，而是讓他們待在原地，使之與軍隊相融合。軍墾農場的所有私人領地（貴族田產）都遭徵用。所有人都得遵守巨細靡遺的規章制度，從服裝的樣式、住宅的外觀和內飾、軍事操練一直到兒童的營養以及菜品的配製莫不如是。兒童七歲就會加入工兵營，一直在那兒待到十二歲。之後他們就會重返家庭，幫助父母從事墾殖。到了十八歲，他們會再次入伍，服役二十五年。
作家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在《一座城市的歷史》中認為這些軍墾農場就是城市最瘋狂的總督烏格留姆—布切耶夫的「癲狂噩夢」。讓人震驚的是，作家並不是在杜撰。軍墾農場的現狀超過了鐵面無情的諷刺作家的想像力。軍墾農場的一個特徵就是毫無實用性。軍事紀律把農民從地頭田間連根拔起，使土地荒蕪；而士兵由於從事田間勞作，未受軍事教育，只知道「行軍」，就連槍也打不好。
我們說過，「波將金村」已成為拿糊弄人的東西來裝點門面、取代現實的同義詞，而且該詞並不僅僅在俄語中使用。軍墾農場就是在靠表象和幻象當道。住宅造得不錯，但屋裡不准生火爐，以免損壞屋子；路修得平平整整，但不准車來人往；無懈可擊的橋樑建在河上，但軍墾人員只能涉水而過。
軍墾農場的榜樣就是普魯士軍營，但營房只是為了展示用，是軍營樣板房。一位軍事史學家認為俄軍（和所有軍隊一樣）以前就已經在使用「糊弄人」的奇技淫巧。不過，從創建軍墾農場起，這種技巧就已體系化，這「必將對我們的整個軍事生涯留下令人後悔不迭的特殊印記，一直到塞瓦斯托波爾為止」。換句話說，就是直到俄軍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敗北為止。
當然，甚至在1856年之後，他們還仍然在「糊弄人」。幻象日益剝落，每次打敗仗，現實就必然會顯現出來；但打了勝仗之後，這種現象又會甚囂塵上，有時達到驚人的程度。表象、幻象填滿了烏托邦夢想之間的裂縫，反倒變成了「癲狂噩夢」和現實，甚至在甚囂塵上之時，處處取代了現實。表象、裝點、徹頭徹尾的謊言讓人感覺時間仿佛消失了，它們會讓人以為現實即刻就會轉變，毫不費力就能做到這一點。
軍屯制的理念並非「譫妄之語」，歷史上的例子隨處都可見到。在某些條件下，完全可以將農事和軍訓結合起來。俄國本身就有一個很不錯的典範：哥薩克村。但哥薩克村並沒有亞歷山大想要的東西：他想控制臣民，帶領他們走向幸福。
軍屯制的確立反映了神聖同盟之父想要在俄國恢復掌控權，拿破崙戰爭之後，尤其是俄軍還在祖國之外逗留過，掌控權已經有所削弱。和西歐生活一做比較，對俄國肯定是不利的。
亞歷山大一世在位的最後十年被歷史學家稱為「反動十年」，他們注意到皇帝的政策日益趨向反動。事實上，亞歷山大向來都喜歡一石二鳥。軍屯制就是反動的標誌。但1816年、1817年和1819年他又同時下達命令，解放波羅的海各省的農民。1818年，俄國皇帝獲得了波蘭沙皇的稱號，在華沙為議事會舉行了開幕典禮。俄國的專制君主、皇帝，到了波蘭就成了立憲君主。
俄國的政策同時在走兩條路，牽涉到文化和教育。依照蘭卡斯特和貝爾的方法，創建學校，互助教學四處開花。文學的躍進（所謂的「黃金時代」）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期刊舉辦的各種各樣的活動。1802年，創辦了《歐洲信使》；1813年，《祖國之子》；1818年，《祖國紀事》；1818至1825年間，《西伯利亞信使》。尼古拉·卡拉姆津出版了他的《俄國史》；編年史和其他歷史資料也都在編輯出版。同樣，1818年，米哈伊爾·馬格尼茨基著手進行「文化革命」，宣布向「西方思想」開戰，他認為西方思想敵視東正教。馬格尼茨基的個性及其某些思想值得我們關注，因為頗具典型性：俄國歷史上以前就出現過類似的現象，以後也還會存在。
米哈伊爾·馬格尼茨基出身資產不多的貴族家庭，他隨著亞歷山大時代的演進而演進。他在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服過役，在駐巴黎和維也納的使館中工作過，是共濟會分會的會員。他是斯佩蘭斯基身邊的合作者，這位自由派立法者倒台後，他也受到牽連，1812年遭到流放。不過，他的職業生涯很快會東山再起（斯佩蘭斯基也是如此）。米哈伊爾·馬格尼茨基在擔任辛比爾斯克總督一職時，抨擊了俄國的教育體系。無論在他的「匿名」信還是公開信中，他都建議在俄國設立宗教裁判所，對印刷文字進行極其嚴厲的審查，要求取締共濟會，這些信件受到了時任教育大臣，也是皇帝親信的亞歷山大·戈利岑親王的注意。他讓米哈伊爾·馬格尼茨基負責監察喀山大學，由此對這所大學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
在喀山待了六年之後，馬格尼茨基返回彼得堡，他在報告中不僅堅持要求關閉喀山大學，還要求徹底將之夷平，連建築都不放過。亞歷山大一世還算頭腦清楚，他在報告頁邊寫道：「為何摧毀之？糾正即可。」「糾正」這項任務就交到了報告作者的手中，他得到了如下指示：讓喀山大學的教育取向符合神聖同盟的原則。
於是，他取消了地理科目，因為和《聖經》史不符；相似的命令也用到了數學教學上；但馬格尼茨基對哲學特別不滿。他認為錯就錯在「自由主義」上面，他在一份備忘錄中建議將俄國和歐洲完全隔絕起來，目的是「讓那些可怕事件的傳聞再也傳不過來」。
米哈伊爾·馬格尼茨基反對歐洲污染的邏輯對卡拉姆津的說法提出了質疑，後者認為韃靼桎梏這場災難得為俄國的落後負責。馬格尼茨基（首批「歐亞主義者」）則認為韃靼人將俄國從歐洲人的手裡拯救了出來，對保護東正教信仰做出了貢獻。馬格尼茨基的理念得到了聖彼得堡大學的「管理者」魯尼奇，尤其是苦修僧侶弗季的支持，後者在和皇帝見面的時候，給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他的這些理念也就得到了亞歷山大一世的贊同。1824年5月，亞歷山大收到弗季的一份筆記，其中寫了該採取何種措施來「根除精神上的誘惑」，於是亞歷山大就撤了自己的老朋友亞歷山大·戈利岑教育大臣和精神事務大臣的職務，改由海軍司令奇奇科夫擔任，後者也是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作家。
弗季呈遞的第一份筆記叫作《秘密流布的革命計劃，或俄國各地秘密社團所犯下的不法秘事》。完整的筆記叫作《俄國秘密社團透過〈聖經〉協會的所作所為》。弗季指的是共濟會分會以及《聖經》協會俄國分會。但國內還有其他秘密社團。由於社團數目眾多，再加上米哈伊爾·馬格尼茨基及其同道的推波助瀾，亞歷山大於1823年不得不要求所有政府官員寫下承諾書，承諾自己並未參加秘密社團。事實上，他還特地要求官員發誓自己不是「共濟會員」。
1825年12月14日之前，「秘密的」這個形容詞似乎人畜無害。它的意思是：對未加入者來說是秘密的，但對當局來說不是秘密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其《俄國簡史》一書中總結了19世紀80年代自己在大學的會議上所作的講演，他說：「當時成立秘密社團和現在成立股份公司一樣方便。」
俄軍從歐洲返回後，秘密社團基本上就都是由文明社會的花朵近衛軍軍官成立的了。亞歷山大·普希金在提到比自己年長的朋友彼得·恰達耶夫時寫道：「在羅馬，他就是布魯圖斯，在雅典，他就是伯里克利。在我們這兒，他就是個輕騎兵軍官。」帕維爾·佩斯捷爾上校是「十二月黨人」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他在遭到逮捕後，預審法官問他「最初是何時從何人那兒獲得投石黨人的自由主義理念的」，佩斯捷爾的回答是，自己受到了「農奴制和人民的苦難，俄國政府的不作為，其他國家的自由主義革命」啟發。因此，佩斯捷爾認為有必要改變俄國人民的物質狀況，改變政府體制，既然俄國政府承認西方的革命樹立了典範。
1821年，亞歷山大獲悉存在一個秘密社團——慈善聯盟。他把該聯盟重要成員的名單讀了一遍後，就把它丟入了火中，他發現自己沒法去懲罰這些密謀者，因為「我年輕時也贊同他們的觀點」。費奧多爾·秋切夫在嚴厲判決「十二月黨人」的時候，說他們是「非理性思想的」受害者，但他在一首題為「1825年12月14日」的詩中卻這麼寫道：「你們受到了專制體制的毒害……」
關於秘密社團的情報、社團的計劃及構成被呈交給亞歷山大，但他並不想對這些社團採取行動。1824年6月，某個在俄軍烏克蘭第三團擔任士官的名叫舍伍德的英國人向亞歷山大匯報了帕維爾·佩斯捷爾陰謀的詳情，佩斯捷爾領導南方聯盟這個社團，骨幹人員都是第二軍的軍官。線報如雪片般飛來。但皇帝也只是下令：「繼續調查。」
亞歷山大一世一輩子遊歷甚廣。在位的最後幾年裡他經常出遊，最清醒的時候似乎都出現在交通工具上。儘管他以前都是去西方遊歷，但到了晚年，主要走的地方還是俄國。1823年8月16日，亞歷山大離開皇村，打算於11月3日，也就是兩個半月後返回。其間，他去了伊若爾斯克、科爾皮諾、什利謝利堡、拉多加、季赫溫、莫洛加、雷賓斯克、雅羅斯拉夫爾、羅斯托夫、佩列亞斯拉夫爾、莫斯科、謝爾普霍夫、圖拉、姆岑斯克、奧廖爾、卡拉切夫、布良斯克、羅斯拉夫爾、切爾尼戈夫、舊貝霍夫、博布魯伊斯克、斯洛尼姆、科布林、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科韋利、盧茨克、杜布諾、奧斯特羅格、布拉茨拉夫、克拉皮夫納、圖利欽、烏曼、扎莫斯捷、蘇拉日、大盧基。從地圖上看，亞歷山大的行程繞了一個大圈，沙皇在圈內迂迴折轉。1824年秋，亞歷山大來到帝國的東部：他從皇村去了莫斯科、坦波夫、錢巴爾、奔薩、辛比爾斯克、斯塔夫羅波爾、薩馬拉、奧倫堡、伊列茨卡亞—扎西塔、烏法、茲拉托烏斯特、米阿斯、葉卡捷琳堡、彼爾姆、維亞特卡。
他的傳記作者寫道，他在途中遇到了好些困難：行程沒有經過特別準備，給養並不總是充足，經常長時間步行。亞歷山大心理肖像的繪製者寫道：「他這樣倒是能對俄國的情況形成自己的想法。」這位歷史學家又說，他「原本以為自己為了祖國的繁榮做了種種努力，可（這一路走來），就連這些殘存的幻想」也都煙消雲散了。
1825年9月13日，沙皇來到塔甘羅格，十天後，在那兒和身體不適的皇后相聚。他們住在一棟小平房裡。11月初，亞歷山大患上了感冒，於當月19日駕崩，時年四十八歲。普希金對他充滿敵意，於是就寫了這句挖苦的話：「遊歷就是他的一生，但塔甘羅格要了他的命。」
亞歷山大一世駕崩導致出現了種種傳聞。皇帝英年早逝，而且遠離都城。從那時起，就有傳言堅持認為他還活著，為了逃避世間的虛榮，成了行腳僧，雲遊俄國。有一則傳聞說有個名叫費奧多爾·庫茲米奇的長老很是神秘，從而激起了列夫·托爾斯泰的興趣，這個傳說到20世紀末仍未停止。某些歷史學家認為亞歷山大一世原則上安葬於彼得堡的聖彼得與聖保羅大教堂內，只要挖出他的屍體，就能一勞永逸地給出答案。
亞歷山大一世統治俄羅斯帝國達四分之一個世紀，被浪漫夢想和殘酷現實撕扯著。死前三周，他在塞瓦斯托波爾和總參謀長伊·季比奇交談，亞歷山大指出：「不管別人怎麼說我，我生前和死後都是共和派。」後任元帥的季比奇於1831年率領俄軍鎮壓了波蘭人的反叛，成為自由主義和共和國的敵人。皇帝覺得有必要讓他了解自己的情感，但他畢竟是個專制君主，所以這麼做還是有些奇怪的。
19世紀末，為《百科全書詞典》撰寫俄國歷史的亞歷山大·基澤維特不厭其煩地指出，每一任君主駕崩之後，帝國的邊界就會擴大。他認為帝國的面積已達數千萬平方英里。在亞歷山大一世統治時期，俄國的空間增加了34079平方英里。
得知亞歷山大駕崩後，一位元老院議員在日記中總結了他二十五年的功過：「如果我們審閱一遍他在位時期的所有事件，能看出什麼？內政全面惡化，俄國在國際關係領域喪失了影響力……聖以撒教堂如今已成廢墟，而這正是政府的確切寫照：他們拆除教堂，就是為了在舊址上用新的材料再建一座新的廟宇……由此導致了巨大的開支，但等到大家發現在沒有完善計劃的情況下建造一棟建築會很危險的時候，工程肯定會被叫停。國家事務也採用同樣的方法，一切都是在做實驗，做測試，一切都是在盲目運行。」
將俄國政府和在舊址上造新樓的做法相比較，確實可以體現出亞歷山大時代以及之後時代的狀況。不過，「盲目運行」的說法忠實體現了亞歷山大一世駕崩之時俄國的形勢。皇位繼承形勢錯綜複雜。已故的皇帝沒有子嗣，但留有遺囑，說由他最小的弟弟尼古拉一世接掌俄國，他應弟弟康斯坦丁的要求，將他排除出了繼承人之列。但遺囑秘而不宣。
8 尼古拉一世：專制君主
專制獨裁存在於俄國，這是我所領導的政府的本質，但又和國家的精神相符。
——尼古拉一世和屈斯汀的對話
繼位問題是18世紀俄國的老問題，這次由於繼承人康斯坦丁斷然拒絕加冕，所以這個問題又被提了出來。他多次告知自己的兄長：他在波蘭感覺良好，在那兒找到了愛情，故而拒絕離開波蘭；而且，他打算迎娶約翰娜·格魯津斯卡，這麼做最終就會自動剝奪其登上俄國御座的機會。康斯坦丁時常想起父親的命運，對彼得堡深感恐懼。1822年1月14日，他正式向亞歷山大提出放棄皇位。1823年，沙皇委託都主教費拉列特擬定諭旨，讓尼古拉成為皇位繼承人。經沙皇批准之後，這份諭旨被秘密存放於莫斯科聖母升天大教堂的檔案室中，數份副本則交由國家參政院、至聖治理會議和元老院，並保存至「我親自下命令為止」（這是亞歷山大親手寫在原本封皮上的話）。一旦皇帝駕崩，就必須「立刻」打開封皮。只有三個人知道亞歷山大寫有遺囑：費拉列特、亞歷山大·戈利岑親王和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歷史學家對亞歷山大一世的這個舉動有不同的解讀。有些人認為沙皇想要放棄皇位，等時機成熟，公布遺囑。另一些人則認為，在亞歷山大看來，諭旨的意思就是指他所有的希望和計劃都已失敗。還有些人提出一種假設，認為皇帝並不想過早宣布讓自己那個身強力壯、野心勃勃、殘忍無情的弟弟來當自己的繼承人，生怕爭權奪利之事接踵而至。
亞歷山大一世在塔甘羅格猝死，讓權力落到了尼古拉的手中，畢竟大家眼中的繼承人康斯坦丁還在華沙。亞歷山大的決策一經公布，尼古拉便全面掌控了國家。但18世紀還有個良好的傳統，這次近衛軍也加入了這場王朝遊戲之中。彼得堡軍事總長米哈伊爾·米羅拉多維奇伯爵和近衛軍的一群高級軍官並不買賬：合法繼承人是康斯坦丁。米羅拉多維奇宣布「帝國的法律並不承認用遺囑來決定皇位」。壓力之下，尼古拉向康斯坦丁宣誓，而康斯坦丁則也向尼古拉宣誓，並讓波蘭全國也這麼做。康斯坦丁斷然拒絕戴上皇冠的做法便不再存在其他的選擇：12月13日，尼古拉決定宣布當皇帝。與各個兄弟和權貴們的談判也在秘密進行。
也就是在這時候，對一群密謀者而言，亞歷山大一世之死和繼位問題似乎成了採取行動的合適時機。
9 1825年12月14日
別講述你的夢想，弗洛伊德主義者會來奪取權力。
——斯坦尼斯瓦夫·耶日·萊茨
每個國家的歷史中，總有一些日子為所有人知道。對俄國來說，1825年12月14日就是其中之一。這一天，北方同盟的謀反者率領近衛軍的幾支部隊來到元老院廣場上，這些人都是自願參與，認為自己是向康斯坦丁皇帝宣了誓的，所以這麼做是在保護皇帝。
行動並沒有做好準備。由於亞歷山大突然身故，而且有情報說密謀已泄，政府已經知道參與者的名字，所以就倉促決定了哪一天反叛。近衛軍上校謝爾蓋·特魯別茨柯伊親王被北方同盟選為叛軍的「獨裁官」，但他並不敢前往元老院廣場。在近五個小時的時間裡，排成方陣的士兵都在等待謀反的指揮官下達命令，但這些軍官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天氣越來越冷，氣溫降至零下八度。夜幕開始降臨，尼古拉派人去找炮兵部隊。18世紀，近衛軍的陰謀有一個特點：被推翻的君主均無法與之抗衡。無論安娜·利奧波多芙娜、彼得三世還是保羅一世都沒法捍衛自己。他們遭到出其不意的攻擊，失去權力的同時，也經常會失去生命。
尼古拉一世沒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由於經過兩次宣誓，他堅信自己擁有皇帝的權力，在局勢艱難、陰晴不定之際，他也頗為果決，而且精力充沛。在不懈地和叛軍談判（至少在嘗試這麼做）期間，他也在集合力量。皇帝的另一個態度是可以導致「十二月黨人」獲勝的，就算他們按兵不動也將如此。
在冰動的廣場上胡亂射擊了幾輪之後，士兵開始潰散，留下了陣亡者和傷員。叛亂就這樣被扼殺了。1825年12月29日，南部地區的切爾尼戈夫團開始譁變。領頭者是謝爾蓋·穆拉維約夫—阿波斯托爾，他是南方同盟的成員。1826年1月3日，「切爾尼戈夫團」被擊潰。開始在全境抓捕叛亂者。尼古拉一世密切關注著調查的進展，認為有近6000人牽涉進這場陰謀之中。許多人都遭到了逮捕，再從中挑出「主事者」，共有121人。主事者都遭到了判決，五人被判處絞刑，其餘人等被判處在西伯利亞服苦役，羈押日期不等。南方同盟的領導人帕維爾·佩斯捷爾、米哈伊爾·別斯圖熱夫—留明、謝爾蓋·穆拉維約夫—阿波斯托爾，北方同盟的領袖孔德拉季·雷列耶夫，以及在元老院廣場上重傷了米哈伊爾·米羅拉多維奇伯爵的彼得·卡霍夫斯基，皆被絞刑處死。
處死叛軍首領讓俄國社會頗受震動。這麼做極大地促進了「十二月黨人傳奇」的誕生。我們說過，伊麗莎白下令在俄國取消死刑。可是沒人想要廢除1649年由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頒布的《法令匯編》，所以該國仍舊在實行死刑。有63種罪行和不法行為會被判以死刑。彼得大帝的《法規》也沒有廢止死刑，共有112種罪行會被處以死刑。在1825年12月14日之前的七十五年間，只有米洛維奇和「普加喬夫分子」受過極刑。但有好幾千人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死在了鞭刑的笞打之下。1831年夏，舊魯薩的軍墾農場發生暴亂。2005人受到鞭刑，死亡150人。這種情況並未引起輿論的特別關注。
如果說處死十二月黨人給社會造成了很大的震動，那是因為這是在攻擊「自己人」，攻擊優秀的近衛軍軍官，他們都是大貴族家庭的代表人物，是反抗拿破崙的英雄。而且，密謀者都還年輕，平均年齡是二十七歲零四個月，而且都受過教育：其中一部分受審時都是用法語來作答的。
主事者死得很屈辱，暴動的其他參與者也受了重刑：苦役，流放，關入要塞，被遣往高加索地區，當作普通士兵面對車臣人的子彈——這讓十二月黨人成為俄國革命的「聖徒和殉道者」，解放運動的先驅，首批自覺反抗專制政權的傑出人物。
謀反者被處死之後，他們的名字被徹底禁止在俄國出現：一個字都不能說出口，關於那場運動及其參與者，連一行字都不准寫。審查不遺餘力地執行著這些禁令。第一個干預公開談論為自由而戰的十二月黨人、「英雄方陣」的是身在國外的亞歷山大·赫爾岑。他在倫敦自己辦的「自由俄國印刷所」編輯《北極星》報紙，封面上畫著被處死的十二月黨人的側面像。對傳播十二月黨人傳奇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波蘭移民，1831年起義遭到鎮壓之後，他們逃離了波蘭，在國外找到了如亞歷山大·赫爾岑、米哈伊爾·巴枯寧這些對他們滿懷同情的俄國人，認為他們就是十二月黨人思想的繼承者。對波蘭民主派的移民來說，十二月黨人就這樣成了俄國民主派的化身，成了「為了你我自由」而戰的手足。畢竟，波蘭民主派一直不懈地在俄國尋找思想的同道中人。
列寧在構建他的革命譜系時，也把十二月黨人包含了進來。他的說法簡單明了：十二月黨人生成了赫爾岑，赫爾岑生成了「人民意志」運動，就這樣一直到列寧出現。
十二月黨人最後以失敗告終。那麼我們就要問了：如果密謀者成功奪取政權，他們會怎麼做？他們給後人留下了夢想，從計劃的草案，從回憶錄作者、調查委員會詳盡的報告中所記錄的對話，都能看出這一點。
十二月黨人的第一個社團創建於1816年，社團名稱很長，叫作「祖國真誠的兒子和忠心耿耿者社團」，不過，「拯救同盟」這個稱號更為人所知。其中最出名的成員有尼基塔·穆拉維約夫和帕維爾·佩斯捷爾，兩人都是近衛軍軍官。組織者之間的不和導致了社團的瓦解。1817年，在其廢墟上又成立了「公共之善聯盟」。帕維爾·佩斯捷爾說：「聯盟的第一個計劃就是解放農民。」
不過，政治問題很快就超越了激進的社會改革理念。佩斯捷爾在回答法官的提問時說道：「第一次聯盟的真正目的是建立立憲君主制政府。」在公共之善聯盟內部，目標都是受到限制的：在社團的章程中並沒有提到解放農民，只是表達了「希望政府實行善政的願望」。
公共之善聯盟的溫和性吸引了年輕軍官的心。但其中某些軍官還是揭竿而起，佩斯捷爾是領頭者，1820年初，他就提出了如何將俄國轉變成共和國這一問題。1821年，公共之善聯盟在莫斯科召開會議，決定終止社團。該社團解散之後，又出現了另外兩個社團：佩斯捷爾領導的南方社團，尼基塔·穆拉維約夫和孔德拉季·雷列耶夫的北方社團。在一眾十二月黨人領導人中間，只有孔德拉季·雷列耶夫是一介平民；他既是詩人，也是俄美公司的經理。
所有十二月黨人都認為有必要在俄國實施改革。所有人都承認他們無法「清掃上面的樓梯」，必不可少的改革（或如某些人所說的革命）只能通過密謀和宮廷叛亂，靠頂層來實現。起義之前不久，佩斯捷爾便斷然說：「大眾什麼都不是，個體才是一切，個體讓大眾幹什麼，大眾就會幹什麼。」
但關於「怎麼辦」這個問題，回答可謂眾說紛紜，「幹什麼」引起了大量的爭論。我們可以把那些觀點分成三類。我們說過，北方同盟的理論家尼基塔·穆拉維約夫(1796—1843)是憲法計劃的發起人，這項計劃得到了大多數「北方派」的認可。他想要將俄國轉變成立憲君主制。納稅額提得很高（三萬盧布的不動產或六萬資產），這樣就大大地限制了進入議會——最高杜馬——的選民數量。憲法宣布：「廢除農奴和奴隸身份。」土地仍然為地主所有，農民只獲得一小塊土地（兩俄畝）。
第二類的代表是尼古拉·屠格涅夫(1789—1871)，他是公共之善聯盟的創建者之一。由於害怕遭到逮捕，19世紀20年代初他就移居國外了。因此，他並未直接參與起義，被缺席判處永久勞役。這是死刑之外最嚴重的刑罰。
十二月黨人中間極具影響力的尼古拉·屠格涅夫和尼基塔·穆拉維約夫不同，他將解放農民放在了首位。他說，必須先行確立公民自由，然後再夢想政治自由。他還說：「數百萬不幸的人在對簡單的人的自由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並不適合夢想政治自由。」
解放農民構成了尼古拉·屠格涅夫計劃的基石，他完全不同意尼基塔·穆拉維約夫想要擴大貴族階層權利的計劃。不過，在他看來，君主專制體制是一種可以限制地主過度擴張的手段，正如普希金所言，「沙皇一個動作」，農奴制就會垮台，所以他認為共和夢想有點言之過早。
帕維爾·帕斯捷爾(1793—1826)的綱領可以被看作是將尼基塔·穆拉維約夫和尼古拉·屠格涅夫的思想進行了獨創性的綜合。帕維爾·帕斯捷爾的父親是西伯利亞總督，即便在那些同行看來，他父親也是一個腐敗透頂的人，而佩斯捷爾的軍隊生涯卻很出彩（1812年時軍銜是上校），人也相當聰明，文化修養高，而且意志堅定。自拯救聯盟以來，他辦過許多秘密社團，可以說相當活躍。他制定了《俄羅斯法典》，這是一部未來共和的俄羅斯的法典，只是後來並未完成，他的綱領堪稱十二月黨人運動中最詳盡也最激進的文件。
帕維爾·佩斯捷爾主張讓俄國走一條新的發展之路。首先意識到這一點的是米哈伊爾·巴枯寧。尼古拉一世駕崩、亞歷山大二世登基，實施了一系列改革之後，米哈伊爾·巴枯寧在移居國外時編寫了一本名為《人民的事業：羅曼諾夫、普加喬夫或佩斯捷爾》的小冊子。這位以前的革命者相信「上層革命」，「沙皇一個動作」就能改變國家，他呼籲亞歷山大二世召集全俄縉紳會議，解決俄國大地上的所有問題，獲得人民的祝福，來實施改革。對人民（和為人民利益鬥爭的革命者）來說，可以走三條道路：羅曼諾夫、普加喬夫或新人佩斯捷爾的道路。1862年，米哈伊爾·巴枯寧寫道：「簡言之，如果羅曼諾夫能夠也願意轉變，從彼得堡的皇帝轉變成全體人民的沙皇，那我們是願意跟隨羅曼諾夫的。」根本的問題就在於：「他是想成為俄國人民的沙皇羅曼諾夫，還是彼得堡皇帝霍爾斯坦—戈托普？」在前者的情況下，由於「俄國人民還仍然承認他」，所以只有他能「很好地、和平地完成大革命，不讓俄國人或斯拉夫人流一滴血」。但如果沙皇背叛俄國，革命就會變成血腥的災難。米哈伊爾·巴枯寧提出了一個問題：運動究竟該採取何種形式，由誰來領導？「冒名頂替的沙皇普加喬夫，還是新人佩斯捷爾這樣的獨裁者？如果是普加喬夫這樣的人，上帝會賦予他佩斯捷爾的政治才能，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他就會讓俄國，甚至整個未來都淹沒在血水之中。如果是佩斯捷爾，那就讓他成為和普加喬夫一樣屬於人民的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人民會忍受不了他。」
佩斯捷爾的激進革命論吸引了巴枯寧。對《人民的事業》一書的作者而言，北方同盟領導人的「政治才能」既表現在他密謀的本領上，也表現在他「拯救俄國」的綱領上。十二月黨人伊萬·戈爾巴切夫斯基在回憶錄里寫道，佩斯捷爾擅長密謀。他還說：「佩斯捷爾簡直就是帕連伯爵的信徒。」
1818年，近衛軍年輕軍官帕維爾·佩斯捷爾結識了彼得·帕連將軍，後者是1801年3月11日宮廷革命的首領，成功刺殺了保羅一世，讓亞歷山大一世登基。帕連當時七十一歲，已不再過問政事，住在米陶郊外的領地里。帕連經常和佩斯捷爾交談，一天天氣晴好，他給了佩斯捷爾一個建議：「年輕人！如果你們想通過秘密社團來舉事，就太蠢了。因為如果你們有十二個人，那可以肯定第十二個人就是叛徒！我有經驗，我了解這世界和人。」
帕維爾·佩斯捷爾的「政治才能」當然並沒有體現在組織秘密社團上面，雖然南方同盟組織得要比北方同盟更好。況且，並不能排除如果1825年12月14日佩斯捷爾上校在彼得堡的話，密謀者是有可能可以奪取權力的。沒有帕連伯爵，反對保羅一世的陰謀無疑成功不了。但帕維爾·佩斯捷爾是作為《俄羅斯法典》（徹底重組國家的計劃）的作者留名於俄國歷史上的。尼古拉·屠格涅夫比較了佩斯捷爾的綱領和傅立葉與歐文的「絕妙的烏托邦」。《俄國烏托邦史》的作者認為佩斯捷爾受到了馬布利、摩萊里、巴貝夫的影響。
佩斯捷爾對整個18世紀縈繞俄國社會的兩個問題給出了清晰明確的答案：他提議拋棄君主制各種形式的限制，將俄國轉變成共和國；「必須一勞永逸地消滅奴隸制，貴族階層必須永遠放棄占有其他人這種令人憎惡的特權」。同時，還要廢除所有等級：「貴族階層這個詞必須消失，其成員都應成為俄國整個公民階層的一員。」20世紀末，佩斯捷爾的綱領不僅作為歷史文件受到了關注，讓人得以了解19世紀初的精神狀況，同時在南方聯盟的領導人去世一百七十年之後，也以其現實性向俄羅斯社會仍在爭論的問題提供了某些解決方案。
帕維爾·帕斯捷爾始終堅持必須解放農民，他認為在與私產並行的同時，也必須讓集體所有制的土地（村社所有）存在。因此，半數土地仍然在社會的手中。從不讓全部土地落入地主手中可以看出，佩斯捷爾激烈反對「金錢貴族制」，也就是說反對以資本為取向。他覺得對人民而言，「金錢貴族制」比封建貴族制要壞得多。
和所有的烏托邦主義者一樣，《俄羅斯法典》的作者並不相信人民能靠自己理解自身的利益，這點也正是他所擔憂的。因此，帕維爾·佩斯捷爾對設立警務部（「問禮衙門」）、間諜（「秘密調查」）、審查體系這件事就特別上心，他建議各省創建一萬人的憲兵隊（「內衛隊」），認為「對整個國家來說，五萬憲兵足矣」。
行政組織問題在他的計劃中占有很大的地位。他建議將鄉作為基層行政單位。全國人口分配至各個鄉，各鄉自主管理，承擔所有政治、經濟甚至軍事任務。鄉內的土地均屬鄉所有：半數為集體所有，另一半在鄉民中間分配。鄉民若無授權，不得離開鄉界。
絕對平等的原則是佩斯捷爾為帝國行政所提解決方案的基礎。佩斯捷爾斷然拒絕了聯邦的想法，亞歷山大一世一直到死前才擺脫了這個想法。帕維爾·佩斯捷爾設想的是一個中央集權的、不可分割的俄國。《俄羅斯法典》提出要讓摩爾達維亞、高加索、部分中亞地區和蒙古都併入帝國。他認為必須將抵禦俄軍的不馴服的高加索山民遷移至俄國中部地區。東正教被宣布為國教，俄語是帝國唯一的語言。
對於猶太人，《俄羅斯法典》可以讓他們同化，或使之遷移至近東地區，他們可以在那裡建立自己的國家。
所有這些設想能讓人了解南方同盟領導人對帝國問題的態度：他認為俄羅斯共和國是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庇護由帝國各民族組成的人民。事實上，自亞歷山大一世賦予波蘭和芬蘭很多權利起，他就已經將俄國變成了聯邦。帕維爾·佩斯捷爾合乎邏輯地駁斥了聯邦制的原則，對「波蘭問題」給出了一個最終的解決方案。
已做好政變準備的南方同盟還著手同波蘭的革命者進行談判。對參加過一次秘密會晤的佩斯捷爾而言，重要的是要獲得波蘭人的支持，他希望波蘭人和俄國人一道組織起義，在華沙刺殺康斯坦丁大公。波蘭革命社團的代表則要求俄國承認波蘭獨立。
1825年，統一斯拉夫聯盟的一小群激進的密謀者（其中既有俄國人也有波蘭人）和南方同盟合併到了一起。他們想要創建斯拉夫共和國聯邦，四海圍繞著大地：黑海、白海、亞得里亞海、北冰洋。但後來他們很快就認為這些想法太過「親俄」，對帕維爾·佩斯捷爾沒有吸引力。他同意波蘭獨立，但有一堆條件。
首先，不同意波蘭人有權和俄國相分離：俄國確立共和國之後，俄國臨時政府就會承認波蘭獨立，將各省出讓給波蘭，使之成為波蘭的領土。在這之前，波蘭的領土仍然屬於俄國所有。而且，俄國對未來波蘭邊界的走向擁有決定權。波蘭和俄國將簽訂合作協議，其主要條件就是戰時將波蘭軍隊併入俄軍。政府體制、行政組織和社會秩序的原則均需符合《俄羅斯法典》。佩斯捷爾希望消除波蘭「貴族制」對社會的影響，他擔心的是波蘭人會依戀君主制。
北方同盟在「波蘭問題」上並不接受佩斯捷爾的提議。尼基塔·穆拉維約夫認為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將俄國獲取的土地交出去，也無須和帝國的各族人民進行談判，更沒必要對外國作出讓步，畢竟，今後這個國家很有可能會對俄國表現出敵意。
「北方派」同樣也駁斥了佩斯捷爾的其他觀點。其基本的理由是，上校的野心讓許多十二月黨人備感不安。這些擔心並非空穴來風。認識佩斯捷爾的人都認為他性格專斷。而且，他認為有必要延長獨裁體制，這樣做有利於構建俄羅斯帝國。有一位十二月黨人認為可以將獨裁體制延長數月，佩斯捷爾回答得很粗暴：「您認為靠幾個月的時間該怎麼來轉變這整個國家機器，賦予它另一個基礎，讓人民學習新的習俗？這樣起碼得有十二年！」一想到《俄羅斯法典》的作者至少得實行十年獨裁，就讓北方同盟的成員感到不寒而慄。但更重要的是——這也是他們摒棄《俄羅斯法典》的主要動機——他們很擔心佩斯捷爾綱領的極端主義色彩。南方同盟領導人徹頭徹尾的激進主義從他們受到的質詢中就能體現出來。
十二月黨人坦率地向預審法官（其中也包括皇帝）闡述了自己的理念。確實，他們所面對的都是同一個世界的人（貴族、軍官），即便不是親戚，也關係良好。不過，一個是要表達自己的觀點，另一個是要他們檢舉自己的同謀。密謀者對參與起義的其他成員有哪些這個問題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帕維爾·佩斯捷爾將所有人都供了出來。十二月黨人的孩子葉甫根尼·雅庫什金經常會和父親的許多從流放地回來的戰友見面，幫助他們撰寫回憶錄，他說出了自己對佩斯捷爾的看法：「秘密社團中沒有哪個成員有這樣堅定的信念，對未來抱有這樣的信心。至於採取何種手段，他並沒有詳說……當北方同盟表現得猶猶豫豫之時，他就宣布如果事情敗露，他不會讓任何人脫身，犧牲者越多，對事業就越有幫助。他沒有食言。在調查委員會面前，他直接指出了所有屬於同盟的人，儘管只有五個人被處以絞刑，而不是五百人，但這自然也不是佩斯捷爾的錯：他自己為了事業也是不惜任何代價的。」
1911年，一位俄國社會思想史學家寫道：「我們在佩斯捷爾的計劃中看見了社會主義的萌芽，從19世紀下半葉起，這萌芽就成了俄國知識分子內部的主導思想。」自佩斯捷爾被處死已過去四分之三個世紀，此時尚需等待六年，才會發生一場將他的某些理念付諸實踐的革命。
十二月黨人受到最高刑事法庭的判決，斯佩蘭斯基也參與了審判。他對政治罪的種類有過極其詳細的分類，將那些參與起事的人分入不同的類別。這對量刑的等級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歷史學家指責這位著名的法學家將被控犯罪的人分入這個或那個類別，但他所提出的理由時常無法經受邏輯的考驗。但尼古拉一世很滿意，他給自己在華沙的兄弟康斯坦丁去信，說他的「這場審判幾乎完全建立於代議制原則基礎之上，從而向全世界表明我們的事業是如此的樸實、清晰、神聖」。康斯坦丁無疑已經受到華沙生活的敗壞，他堅信彼得堡的審判是非法的，因為這是一場閉門審判，而且被告均沒有辯護人。
共判決了三項罪行：圖謀弒君、叛亂、兵變。五名首犯被判磔刑，這種刑罰在19世紀的俄國已不存在。皇帝決定以絞刑替代之。一名親歷者說，由於繩索斷了，受絞刑者從絞架上摔了下去。謝爾蓋·穆拉維約夫高喊：「可憐的俄國，就連正確地把人絞死都做不到！」由於沒有備用繩索，所以還得等商店開門。起義的25名成員被判處終身服苦役，另外62人被判處時間不等的強制勞役，29人或遭流放，或遭降級。
參與起事的士兵和軍官也都遭到了鎮壓：對他們判了兩種刑罰，首先是鞭笞：身上綁上一把步槍，刺刀對著自己，犯人從兩排握著柔韌的長枝條的士兵中間慢慢走過。每一個人會往前踏上一步，擊打犯人的前胸或後背。我們知道，鞭笞刑是1701年由彼得大帝引入俄國的，他是從文明的德意志人那裡借用過來的。抽打的次數介於一萬至一萬兩千下之間。一般情況下，這個數字也就意味著犯人離死不遠了。有6名士兵被處以這個刑罰，總共有188人經受過鞭笞刑。譁變士兵和軍官經受的第二種刑罰就是被遷移至高加索地區，讓他們和山民打仗。被派往那兒的有27400人。
一位英國歷史學家說得很謹慎，他說儘管十二月黨人遭受的刑罰很殘酷，但和他們所犯的過錯相比，並無不對等之處。十二月黨人確實遭受了全世界最嚴厲的刑罰。而且，被告並沒有否認自己有罪。這位英國歷史學家還舉了一個例子以做比較：1820年，亞瑟·希澤伍德秘密殺害全體大臣。但密謀者並沒有時間來實施這個計劃。不過，法庭還是判決五名主事者絞刑，其餘參與密謀的人都被流放至澳大利亞。英國輿論大為震動，並不是針對當局，而是對犯人的犯罪意圖大感震驚。
俄國輿論並不會原諒尼古拉一世對十二月黨人的這種處理方式：隨著他們意識形態觀念中的某些理念在俄國越來越受歡迎，他們作為殉道者的名聲也就水漲船高。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將沙皇時期的苦役犯監獄和蘇聯的懲戒營做了比較：「在阿卡圖伊殘酷的苦役犯監獄裡，受的『教訓』都很簡單，沒人能逃得過。」瓦爾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馬故事》指出蘇聯的囚犯每天完成工作的標準要比十二月黨人所完成的高得多。阿卡圖伊的苦役犯監獄是一個可怕的地方。但這些都是比較而來的。加之於十二月黨人身上的刑罰在那個時代而言已算極其嚴酷。
儘管犯人的相對數目特別高，可由於絕對數字相對低，所以判決造成的印象就愈發的強烈。人們雖然不曾見過叛軍，但至少聽說過他們的名字。他們出身的背景非常單一。米哈伊爾·巴枯寧在三十年之後說，十二月黨人的叛亂「本質上就是俄國有教養的特權階層的運動」。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說得更明白：「12月14日的事件在俄國的貴族階層歷史上有著極深遠的意義：這是貴族和軍人的最後一次運動。」這位歷史學家觀察道：「12月14日使貴族階層的政治作用壽終正寢。」
可以這麼說，隨後的事件證實了克柳切夫斯基觀點的正確性，他認為這場運動的缺點就在於密謀者缺乏真正的綱領，而且內部意見不一。「他們的父親都是俄國人，教育使之成了法國人；孩子因為所受的教育成了法國人，卻心心念念地想要成為俄國人。」
10 體制的構建
我尋求財富和榮耀，
無畏地看向未來：
他們是彼得美麗的開端，
反叛和刑罰卻陰雲密布。
——亞歷山大·普希金
普希金和十二月黨人的友誼已經有許多人說過、寫過，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都屬私交，但也摻雜著對十二月黨人理念的同情。這個事實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詩人在朋友上絞刑架的那一年所說的那樣，他「無畏地看向未來」。他還說彼得大帝剛開始統治的時候就對叛軍進行了懲處。1931年，農村因大饑荒哀鴻遍野，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對普希金上面那首詩做出了回應：「很久以前，大約一個世紀/只是慾念依舊/尋求財富和榮耀/無畏地看向現實。」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有理由認為「慾念」就是渴望「無畏地看向現實」。俄國每一個皇帝當政，總會以希望開場，以苦澀的失望收場。普希金是1826年寫下這些詩行的，但到1828年才將之付梓。到那個時候，他仍然這麼認為。1836年，博學的莫斯科大學教授、詩人弗拉基米爾·佩切林被派往國外執行任務，他決定不再回國：「我逃離了俄國，就像逃離鼠疫肆虐的城市」，後來他寫下文字，解釋了自己這麼做的理由。普希金認為彼得大帝就是尼古拉一世的榜樣。1839年，屈斯汀侯爵在俄國遊歷，他說得斬釘截鐵：「彼得大帝沒死！(……)自彼得大帝建造這座都城以來，尼古拉這個君主在俄國堪稱獨一無二。」
彼得大帝的性格、他行為的本質、他在俄國歷史上的地位，早已有過激烈的爭論，且一直延續至今。尼古拉一世的行為及其性格並沒引起任何爭論：時人和歷史學家在這方面皆持負面看法。以亞歷山大·赫爾岑為首專與專制體制為敵的革命派雖處草創時期，卻毫不留情地譴責皇帝及其所作所為。1855年，頗為了解俄國的睿智的行政官員彼·瓦盧耶夫大臣對尼古拉在位的三十年作了總結：「上層光芒四射，下層腐壞朽爛。」與此同時，詩人、政論作家、堅定的保皇黨人費奧多爾·秋切夫也嚴厲譴責了尼古拉一世：「你既不侍奉上帝，也不侍奉俄國/卻只顧自己的虛榮。你的一言一行/皆為謊言，自己也只不過是空洞的奇美拉/你不是什麼沙皇，只是個小丑罷了。」
君主制的對手抱持敵意完全可以理解：畢竟，三十年間，尼古拉一世一直在打擊歐洲的革命。失望的君主主義者抱持敵意則表明，皇帝將命不久矣。1855年，瓦盧耶夫和秋切夫對尼古拉作了評判，而和西方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突然顯露出俄國極端落後的狀況。無條件贊同皇帝的人也認為他是衝突慘敗的罪魁禍首。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波果金在寫給沙皇的一封信中懇求後者理解「苦澀的現實」，不要去聽「不懷好意的奉承話」。米哈伊爾·波果金懇求皇帝：「解除無用的報禁，現在報紙就連『共同利益』這樣的表達法都不能使用……下令打開全體大學、學院、教育機構的大門……」這位歷史學家解釋說，從實用的角度來看，這些措施都必不可少：「讓我們有辦法學習如何熔鑄火炮、馬槍、子彈，畢竟敵人如今就是用這些武器來打擊我們心愛的孩子的……無論在任何知識領域，我們都很落後：軍事、物理、機械、化學、財政，莫不如是。那我們如今是否還能像他們那樣，從這些指導中獲益呢？」
俄國的力量、它在歐洲所處的主導地位越是為大家所公認，戰敗所造成的衝擊就越是明顯。但君主制支持者對尼古拉的不滿還有另一個由來。歷史學家亞歷山大·普列斯尼亞科夫將他寫給皇帝的著作起名為《專制體制的巔峰》，極其明確地規定了該書的主人公在俄國歷史上的地位。專制體制所需要的是專制者。1917年革命前夕，君主主義者瓦·舒爾金預言王朝即將崩潰，認為俄國是「沒有專制者的專制政體」。尼古拉一世是理想的專制者，是俄國沙皇的典範：獨斷專行，身體強壯，剛愎自用，對自己擔任俄國首腦的使命頗為自信。他認為自己是國家和臣民「模範的主人」。而大家也都是這麼看的。宮廷女官安·秋切娃仔細觀察了亞歷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時期的生活，她關於後者是這麼寫的：「沒人能比他更好地扮演專制者這個角色。他不僅相貌堂堂，而且擁有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質……對他而言，他所擁有的神聖的專制權力是一種信條，是萬民尊崇的對象，他堅信自己既是偶像，又是宗教的大祭司，自己能在這兩者之間左右逢源……」
克里米亞戰爭時期的人突然發現統治失靈了，這也就摧毀了大家對專制君主的信仰。唯一的安慰就是，大家都一致想要將所有的責任推到皇帝身上。這次，費奧多爾·秋切夫在給自己妻子的信中寫道：「要想創造出這樣一種找不到出路的局面，這個禍害得要多蠢才行。」詩人對自己內心中的君主制寄予厚望的想法感到不悅，所以他的這個看法並不公平。尼古拉一世並不見得有「多蠢」。他受的教育雖然沒亞歷山大一世那麼多，教他的朗斯多夫伯爵還是個粗鄙之徒，經常會揍他，但他天生聰明，對數學、炮兵都很感興趣，還在工兵中服過役，他是這麼說自己的：「我們都是工程師。」而且，他對各國的軍隊進行曲和軍需都很了解。最後，他敲鼓敲得很棒。
尼古拉一世的綽號是「惡棍尼古拉」，在19世紀的自由派歷史學家，甚至20世紀的蘇聯歷史學家看來，這樣的名聲著實不好聽，可以說極其負面。現在有人做出嘗試，想要為尼古拉「平反」，說他曾力挽狂瀾，堪稱俄國的中流砥柱。
美國歷史學家馬克·賴耶夫是研究那個時代的專家，他既不想給這位君主平反，也不像其他人那樣譴責他，他只是提出了他在位時期的一些悖論：尤其看重嚴酷的審查制度和對作家的打壓，但同時，俄國的文化和文學卻飛速發展，堪稱真正的「黃金時代」。俄國在這麼短暫的一段時間裡，湧現出這麼多文學天才。另一方面，沙皇卻在批評普希金的作品，把萊蒙托夫貶謫至高加索直至死亡，流放赫爾岑，讓陀思妥耶夫斯基登上斷頭台，卻又在最後一刻予以赦免。他任內設立的「第三處」是首個現代政治警察部門，「第三處」這個詞一直保留在俄語中，意思是「時刻警惕的眼睛」，當局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什麼都看得見，什麼都知道，一丁點罪行都會受到當局的懲罰。米哈伊爾·萊蒙托夫在出發前往高加索前線的時候寫道：「你們，天藍色的制服，人民對你俯首帖耳。」尼古拉一世削減了大學生數量，下令關閉哲學系。隨隨便便就能把「反革命行為」的清單拉長。俄國的大作家，還有那些同時代人在回憶錄中為後人展現了一幅沙皇獨斷專行的可怕嘴臉，以及他所領導的國家充斥著的可怕景象，恐怖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
尼古拉當政時期，各種事實、各類事件、親歷者的證詞都完全有理由將俄國的生活描繪得一片漆黑。馬克·賴耶夫寫道：「對其在位時期採取否定的態度，這種做法不僅不能解釋，也使我們無法理解尼古拉一世死後便立刻實施的那些大改革（從解放農民開始），還有改革前期精心的準備工作，改革又是如何完成的，以及之後在19世紀60和70年代國家又為何會發展得熱火朝天。」馬克·賴耶夫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尼古拉當政時期，有某樣東西蟄伏於深處，越變越大，同時代的人要麼沒有注意到它，要麼經過的時候無視了它，而『傳統史書』也莫不如此。」
現代歷史學家，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俄國，現在都有機會自由地研究過去，他們所強調的是亞歷山大二世改革前期暗中的鋪墊過程。尼古拉一世死於1855年2月，就在六年後，他的兒子亞歷山大二世簽署了解放農奴宣言，解決了一個多世紀以來俄國的主要問題。亞歷山大二世迅如閃電的改革就誕生於他父親在位時期。
普希金的詩歌所展現的那些希望，許多人也都擁有。亞歷山大一世在其在位的最後十年期間的所作所為（或不作為）令人倍感失望，從而使年輕的沙皇內心誕生了一個夢想，那就是擺脫這個由阿拉克切耶夫掌控的國家，對之實施必不可少的改革。我們知道，尼古拉一世命人給他備好一份十二月黨人審問的匯編本，他時常將之置於案上，想要對這些犯上作亂者的批評意見和建議有所了解。
尼古拉皇帝堅信自己擁有對俄國進行專制統治的權力，認為專制權力必不可少，所以他要做一個首倡者，使俄國發生轉變，並以之為目標，創建一個體制，在這個體制內，獨攬大權能解決所有問題。為了啟發尼古拉，普希金提到了他的先祖彼得大帝。這樣的對比有一層意思：尼古拉應追隨彼得的功業，確立一個規則化的國家。但他並不想要激烈的改變，或者說是改革，他希望的是改善體制的運行狀況，完善種種細節，為此就必須建立一支完全聽命於其意志的執行者隊伍，那是一支官員的隊伍，官僚的隊伍，而這些人就是專制體制的力量。克柳切夫斯基說，尼古拉一世行為的基礎是「修正，不是改革，是編纂法典，不是立法」。
尼古拉一世的統治為12月14日叛亂打開了大門，譁變的部隊只等一聲令下，就向冬宮開拔，這讓他心生恐懼。隨後就是五年的平靜期，但到了1830年，先是爆發了波蘭起義，隨後又是對波蘭的戰爭和法國的革命，後者動搖了神聖同盟的基礎。1848年的「人民之春」在彼得堡又引發了一場新的大地震，經歷這一切的沙皇堅信這樣的危險不僅威脅到了歐洲，也讓俄國危如累卵。擅長工程學的尼古拉曾對薩克森大使說：「我腳下的地面和你們腳下的地面一樣，都已經受到了侵蝕。」
不過，危險嚇不倒皇帝，尤其是他很清楚：只有他能使歐洲免於革命。亞歷山大·緬什科夫親王回憶道：「從匈牙利戰事開始，已故的君主就已經醉了（用『陶醉』更好）。他不接受任何理由，只相信自己至高的權力。」國外爆發革命對俄國的許多政治規划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尼古拉一世在位時期由此可劃分成三個階段(1825—1830；1831—1848；1849—1855)。尼古拉一世相信：俄羅斯帝國獲得安寧的一大條件就是他親自領導所有事務。
他忠於一個原則：不要改革，要的是糾正。尼古拉完全沒動政府機構。參政院新設立了一個部門，是處理波蘭王國事務的部門。元老院邊上設立了兩個和華沙有關的部門。設立的第十一個衙門主要負責處理國家、土地、農民事務。為了能直接進行統治，皇帝還創立了「陛下私人事務辦公室」，分成四個處：第一處準備各類文件，呈遞給尼古拉，並執行最高指令；第二處的任務是編定法律；第三處負責國家安全；第四處負責救濟事務。
「陛下私人事務辦公室」的「第三處」也負責「憲兵隊」，很出名，後來正如我們所說，該處成了尼古拉統治的象徵。1826年1月，尼古拉在了解十二月黨人事件的時候，收到了「副官本肯多夫寄來的一份筆記手稿，讓他設立最高警察部門，由某個特定的大臣，也就是憲兵隊督察來領導」。不過，皇帝不願重設警察衙門，哪怕冠之以「最高」也不行，因為他不喜歡警察這個詞的「法式」餘味，這會讓人想起拿破崙戰爭。但他還是保留了本肯多夫的核心觀點，親自給這棟大廈添加了一塊極其重要的石頭：警察成為他「私人事務辦公室」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他親自創立這樣一個機構，並親自領導，以此來確保國家安全。
與第一處和第二處不同的是，第三處擁有很大的執行權。1826年7月3日簽署的設立第三處的敕令列舉了這個新的權力機構所「關注的領域」：所有警方事務；收集不同教派和異議人士活動的情報；搜集所有受警方監控的人的情報；調查與制假幣和假文件相關的案件；調查與居住在俄國的外國人相關的所有問題，以及其他許多事務。列舉完之後，敕令的第八段概括道：「搜集任何事件的情況並匯報之，概無例外。」
副官亞歷山大·本肯多夫(1783—1844)被任命為第三處和憲兵隊負責人。本肯多夫相當活躍，是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曾短暫加入共濟會分會（同道聯盟），佩斯捷爾、恰達耶夫、格里博耶多夫也都是該會會員，12月14日，本肯多夫向尼古拉展現了自己忠心不貳的品質。科爾夫男爵在回憶錄里寫道，憲兵隊負責人「只受過粗淺的教育，不學無術，也不讀書，甚至連正確的讀寫都成問題」。本肯多夫都是用他那糟糕的法語寫呈遞給沙皇的報告的，不過這也情有可原，因為他對俄語一竅不通。作為第三處的首要負責人，卻完全沒文化，但他還是會給普希金提建議，這可以解釋同時代的人和歷史學家為什麼會對他這麼敵視。
亞歷山大·赫爾岑對他有過詳盡的描述，他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一直都是國家的二號人物：「憲兵隊負責人的長相絲毫沒有讓人不舒服的地方；波羅的海的貴族普遍都是這種長相，德意志的貴族階層也大多如是。他面相疲憊、憔悴，眼神頗有欺騙性，目光躲閃或麻木不仁之輩通常都會這樣。也許，本肯多夫還算不上十惡不赦，作為惡貫滿盈的警察頭子，置身法律之外，超越法律之上，他本來是有能力壞事做絕的；我準備相信他，尤其是當我回想起他那張臉上黯淡無光的神色……」
當他擁有無限權力之時，本可以壞事做絕，現在倒成了一個無可辯駁的美德。相較於20世紀那些「安全機關」的負責人將惡的界限推至無窮遠，這樣的品質更是難能可貴。在尼古拉一世的心目中，新設立的第三處乃是「保障安全的警察機構」。本肯多夫對自己的副官說，他曾問過皇帝，擔任憲兵隊負責人這個職位應該做什麼，尼古拉就將自己的手帕遞給他，說了下面這句話：「擦乾不幸者的眼淚，嚴禁濫用權力，你就照這麼去做。」某些歷史學家將這段歷史當作了傳奇故事來讀，還有些人則認為皇帝的話句句確實，很好地反映了皇帝的性格。
國家監控體系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成了第三處的一大特點。確實，俄國歷史上的一些秘密情報部門比這要厲害得多。但只有在尼古拉當政時期，才有了監控體系。俄國被劃分成各個憲兵區，由各位將軍領導。每個區再分成各個分區，由上校領導。俄國一開始設立了五個區，包含二十六個分區。領導班子都在大城市裡。不知是何種原因，俄國把波蘭王國給忘了，1827年，波蘭並未被納入監控體系之中，也沒被納入任何一個區。1830年，波蘭爆發起義，警方的專家認為就是憲兵隊管控不力所致。
1835至1837年，該體系日益完善。五個區增至七個區。當然，波蘭也被納入了這個網絡之中（但這麼做也沒能阻止波蘭三十年後再度爆發叛亂）；第六區監控高加索地區新占領的土地，第七區負責西伯利亞西部直至伊爾庫茨克以及太平洋方向更遠地帶的事務。
如當時的人所述，如果考慮到土地面積（在外國的俄國人同樣也會受到監控），加上皇帝想要了解全世界的事情，那「觀察團」的編制人數並不是特別多。1836年，憲兵隊共有4324人（軍官和士兵）。1861年12月，歷史學家P. 耶夫列莫夫在一封寫給友人的信中提到了第三處的在編人數：「星期四，第三處全體開會，在茲納緬斯卡婭大飯店用早餐。我不知道他們在慶祝什麼，但他們都在喊『烏拉』，三十二個人喝空了三十五瓶酒。」
從行政管理工作的體量來看，可以讓人了解尼古拉時期政治警察活動的規模。1838年之前，第三處每年都會處理一萬到一萬兩千份提交給他們的文件、多達四千份外發的文件，還會收到皇帝發來的多達兩百條指令。1839至1861年間，每年該處都會向皇帝匯報三百至六百項事務；至於皇帝下發的指令，數量每年都會變化，兩百五十到四百五十條不等。
當然，國家辦事並不僅靠第三處和憲兵隊的熱情。但有一點清楚的是，憲兵隊可以特別讓人感受到專制權力的衝擊力，因為它使人有種幻覺，認為他們可以完美地掌控國內發生的任何事情。在帝國境內外監控政治上可疑的個人只不過是「觀察團」的一部分工作。上層對這個國家機關頗為關注。1847年，官員數量達到了61543人。其中一半都在兩個衙門供職，即內務部和司法部，也就是32395人。1857年，全體官員的數量已經達到80139人。
官僚機構擴容（半個世紀擴張了四倍）導致國庫遭劫掠，而且腐敗橫行。由此形成惡性循環：用越來越多的官員來打擊濫用權力的現象，濫用權力的現象反而會日益增多。國庫遭劫掠和貪污受賄都是官僚體制的固有本質，分析箇中原因就會發現，在任何國家，差不多都是同樣的結果。獲取賄賂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動機，在索賄者看來，這麼做可以對行政機器的齒輪進行潤滑，加速其運行。各種不同的狀況都能解釋俄國腐敗日增的情況：各部職員和小公務員生活環境悲慘；在一個專制體制當道的國家，濫用權力乃是順理成章之事；立法事務令人不可置信地複雜。
我們說過，皇帝想要知道一切，監控一切。軍隊是嚴密監控機制的完美例證，因此，軍隊要俯首帖耳，嚴格行事。民事部門官員的工作也被納入這個體系之中，他們只能聽話，這樣他們才會依照等級擁有少部分權力，使自己成為專制君主的代表。精神和道德生活受到審查機制和第三處的規訓和監管。其行為舉止也會受到規則的固化，甚至就連外表也會受到波及。尼古拉對制服顏色和廓形予以了極大關注，對「穿禮服的人」完全不屑一顧。他密切關注對專制規則的遵守情況如何：軍人要留鬍鬚，文職人員無權蓄鬚。康斯坦丁·阿克薩科夫(1817—1860)是首批「親斯拉夫主義者」之一，他鬥爭多年，就是為了獲得蓄鬚的權利，但沒有成功。鬍鬚是農民的標誌，而阿克薩科夫出身於古老的貴族家族。
「文書」（司法部下發的文件）是管控的主要工具。人們堅持不懈地參與構建官僚機構：對「文書」的需求（這是「上層」的要求）使得官員數量大增，結果也就導致「文書」數量激增。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舉了一個例子，頗具19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特徵：在元老院莫斯科分院，有十五名秘書負責檔案事務，一份簡單的文件摘要就有一萬五千頁之多。要將這些文書運往彼得堡，就需要好幾輛馬車。在兩座都城之間的途中，檔案竟然神奇地和馬車一同消失不見了，後來也再沒找到。
構建官僚機構，使之成為規則化國家的基礎，始於彼得大帝時期。在尼古拉一世治下，官僚機構已在全力運行，方向已經定好，結果就造成現實不彰，全被林林總總的文書壓在底下，沒發揮絲毫影響力。不過，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說及那則檔案消失的故事時，還補充道：「如今（近四十年之後），這顯得『令人難以置信』。」這位歷史學家想通過這件事指出，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俄羅斯帝國的官僚機構就開始變成另一種模樣，可以說它已變成一台標準的官僚機器。
對尼古拉一世統治最惡毒的誹謗者也都承認承皇帝之命完成編訂法典一事的重要性。為達此目的，還在陛下私人事務辦公室底下設立了第二處。1826年1月，從1821年起即任參政院議員的米哈伊爾·斯佩蘭斯基為尼古拉一世寫了一份通知，提議整理俄國法律。斯佩蘭斯基建議起草《法律全編》（包含俄國重要的法律文獻），然後是撰寫《法典》（匯總所有現行的法律），最後是制定《法令匯編》，將根據國家政治和社會的發展水平來重新編訂法律法規。尼古拉一世摒棄了《法令匯編》這個計劃，說他擔心這樣會導致現有秩序發生動盪，但他同意了斯佩蘭斯基前面的兩個計劃。
1830年初，四十五卷《法律全編》出版，書中收入了自1649年《法令匯編》頒布以來的三萬餘條敕令、決議以及各類文件。1832年，《法典》也完工了。米哈伊爾·斯佩蘭斯基說，書中包含的法律「不可更動，而且時至今日仍然存有效力，通行於世」。
尼古拉一世的傳記作者寫道：「在他在位的三十年時間裡，農民問題成為他最擔心的問題。」皇帝設立了九個秘密委員會，設法解決如下難題：如何解放被農奴制束縛的農民。歷史學家指責尼古拉並沒有一勞永逸地解放農民階層。他們承認他認為有必要轉變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係，但又譴責他不知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委員會也沒給出任何答案。20世紀末，解放農民的困難依然特別明顯。即便在蘇聯體制消失之後，農民問題仍然懸而未決。擺在尼古拉一世面前的那些難題仍舊存在：應該解放有地農民還是無地農民？農民是否應該再次購入土地，如果是的話，用多少價格購入？
解決農民問題這件事就交給了陛下私人事務辦公室的第五處。皇帝讓帕維爾·基謝廖夫將軍負責該處，他是那個時代尼古拉身邊唯一一個有智慧的政治家，想要解放有地農民。尼古拉一世對帕維爾·基謝廖夫說，他「承認必須轉變農奴制，農奴制再也不能維持現狀」，並說：「你在農民事務上是我的參謀長。」皇帝只提出一個條件：不可剝奪地主的財產。
帕維爾·基謝廖夫的改革處處受到掣肘，他那些位高權重的同僚都認為他是「革命黨人」，是「普加喬夫」，但他仍然著手為皇家農民和自由農民制定新的規則。他提議讓皇家農民和私屬農民（農奴）逐漸融合，以此來廢除地主支配農民人身的權利。皇家農民經濟活動的管理體系一旦得到改善，就會出現新形式的私產地主的典範。
皇家農民有近2000萬人，當時和農奴的人數（2500萬人）幾乎持平。這占了俄國人口相當大的比例，從1835年的人口統計數據來看，那時的俄國計有6000萬居民。基謝廖夫的改革只是微不足道地改善了皇家農民的命運，但這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可以繼續使之與農奴融合到一起。這場改革重組了行政管理體系。1837年12月，創建了國資衙門，領導人是帕維爾·基謝廖夫。一個強有力的官僚機器終於就位：頂層有這個衙門，各省則有「國資會」；每個省劃分成好幾個由官員領導的區，每個區再劃分成好幾個鄉，鄉的行政管理人員由選舉產生。各鄉再分成數個農村公社，自行選出村長、耆老、收稅員等。
組建這樣一個既龐大又花費不菲的官僚機構所造成的後果就是，官員從此扮演起了擁有農奴的地主的角色。同樣，地主的角色日漸式微。在自行其是的貴族階層內部工作，也就成了為國家工作。貴族穿上了制服，也就是內務衙門的制服。更嚴重的是，他們在經濟上的重要性也一落千丈。依照1835年對全體貴族所作的覆核（人口統計）來看，俄國歐洲部分（波蘭沙皇國、芬蘭以及頓河軍所占區域除外）有近12.7萬人擁有農奴。其中大部分都是貴族地主，最多占有21名農奴，也就是說，他們都是中等規模的地主。1858年的覆核發現地主的數量下降至103880人。數量減少正好表明了當時農奴數量正處於逐步下降的過程中。1835年，農奴占據了44.5%的人口，1858年僅為37.3%，而與此同時，總人口卻在增長。克柳切夫斯基歸納道：「農奴制不僅惡化了農民的經濟狀況，還最終阻礙了他們的自然繁衍。」
現在終於出現了新的形勢。俄國傳統的生活布局就是國家—貴族—農民，現在這些從根基上開始動搖起來。面對國家和農民，貴族階層開始衰落。國家由不斷成長的官僚機構所代表。1855年，公務員達到了82352人。必須指出的是，我們還沒將「官秩表」中的人算在其中，而且各辦公室內還存在大量地位低下的職員。從1855年的人口統計來看，公務員的數量比地主的數量略多。
19世紀俄國的偉大文學傾力展現了已經風光不再的官員階層的面貌。有時，他們像果戈理《外套》的主人公那樣悲慘可憐；有時，他們腐敗墮落，欺下瞞上，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就對此有過辛辣的描繪。這樣的典型並不是文學作品虛構出來的。當時的人也是這麼看的。弗拉基米爾·佩切林「猶如逃離瘟疫肆虐之城」一般逃離俄國的時候，是這樣解釋自己的行為的：「我預測過，預料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還留在俄國，由於我這人性格軟弱、懶散，我必然就會成為最卑鄙、最熱忱的公務員，要麼就莫名其妙地去了西伯利亞。我逃離後就不會再返回，這樣做就是為了在自己的內心中保留某種人類的尊嚴。」
我們說過，弗拉基米爾·佩切林是莫斯科大學的教授；但或許正因如此，他面前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成為熱忱的公務員，要麼流放西伯利亞。佩切林特別富於激情，他是俄國首批移民西方、呼籲發起革命行動的人，他讀了菲利普·邦納羅蒂的《為平等而密謀》之後，先是傾心於「巴貝夫的共產主義」和「聖西門的宗教、傅立葉的體制」；後來，發現了德拉梅內的小冊子《信者之言》後，這本書就成了他的新福音書；最後，他皈依天主教，加入了救世主修會，二十年後，他又從那裡逃了出來。赫爾岑在設法闡釋俄羅斯的性格時說，如果俄國摒棄東正教，信奉天主教，就會成為耶穌會士。亞歷山大·赫爾岑當時想到了佩切林，指出俄國性格本身就有對極端性的偏好。
公務員不值得尊重，俄國初生的知識分子階層就是這麼認為的。他們的隊伍越是龐大，開明社會對他們的看法就越是糟糕。好的情況下，人們會說他們是專制體制的犧牲品，但通常情況下，沒人喜歡他們，因為這些人就是專制體制的工具而已。果戈理《外套》里的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命運悽慘，令讀者唏噓不已，阿卡基雖是公務員，卻無法（或者說不願）得到培養，通過考試，在等級制度中往上跨一步，從而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學批評界認為《外套》主人公是社會環境的犧牲品（雖然果戈理並不這麼認為），是公務員的化身，可悲可嘆。
之所以對公務員，尤其是高級公務員普遍持負面態度，是因為他們被視為外國人，被認為都是德意志人。德意志人確實在俄國的國家機關當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1844年，國家參事菲利普·馮·德·維戈爾用法語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德意志人入侵俄國》。維戈爾善於挖苦諷刺，所以這部作品既可以被看作是在揭露德意志無孔不入的影響力，也可以被看作是在讚揚德意志人在俄國的發展進程中所起的作用。儘管對事實的闡釋會變來變去，但事實本身卻不容置疑。美國歷史學家瓦爾特·拉克爾計算過，俄國和波羅的海地區的德意志僑民與德意志人的人數占了俄國外國事務衙門內官員的57%，戰爭衙門的46%，郵政通信衙門的62%。俄國歷史學家彼得·扎永奇科夫斯基是研究政府機關領域的專家，他認為1853年1月，參政院有74.5%的人員是俄國人，16.3%是德意志人，9.2%是波蘭人。閣部最重要的職位都是由德意志人把持的。第三處也同樣被認為是「德意志委員會」。財政衙門也在德意志人的手中。而後者只占人口的1%不到。
尼古拉一世認為自己就是唯我獨尊的帝國主人，他讓德意志人進入領導國家的官僚機構有許多理由。首先，他這麼做是考慮了親緣關係：皇后是普魯士公主，身邊的人自然都是家裡人。更重要的是，尼古拉並沒忘記1825年12月，俄國的上層貴族想要阻止他登基，所以他更信任德意志人，而非俄國人。我們都知道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德意志公務員具備的素質，俄國同僚有時並不具備。由大臣葉戈爾·坎克林(1774—1845)實施的財政改革是尼古拉在位時期無可置疑的成就。坎克林的父親是德意志礦業專家，應保羅一世之邀前來俄國。
儘管尼古拉一世有充分的理由聘用德意志人在行政機關任職，但他也意識到有些事情不正常。1849年，在里加總督蘇沃洛夫親王身邊工作的尤里·薩馬林被逮捕。薩馬林後來成為斯拉夫派很有名的政治家，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對「波羅的海德意志人」占據特定職位的做法提出了批評。尼古拉下令把他關入要塞，二十年後又將其召回，和他面談。亞歷山大·尼基堅科是莫斯科大學的教授，也是審查員，他在私密的日記中記下了彼得堡人對事件的看法。
「你知道你那本書第五章會引發什麼嗎？（尼古拉指的是以小冊子形式流傳的書信集中的其中一封信）。新的十二月十四日。
「薩馬林做了一個害怕的動作。
「——別說話！我很清楚你不是故意的。那我來解釋一下，自彼得大帝那時候起，俄國沙皇的所作所為就受到了德意志人的影響。你的想法很危險。如果這個想法在人民中間傳播開來，就會導致可怕的災難。」
11 思想觀念的誕生
尼古拉一世的頭號目標就是穩定。嚴格掌控國家及其居民的生活對皇帝來說是一種確保國家安寧必不可少的手段。軍隊是國家秩序的典範。俄國被劃分成各個省：半數省長都是將軍，另外半數都是在內務衙門工作的官員。此外，19世紀中葉，計有十名將軍省長，他們當然都有將軍軍銜。他們「強化了」外圍各省和兩座都城省長的權力。各區和各分區的憲兵網絡可確保進行額外監控。
國家監管極其嚴厲，書報審查吹毛求疵，皇帝對各類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展現形式密切關注，在這樣的框架之中，各種思潮始終都沸騰不斷。尼古拉一世的時代誕生了各種思想觀念，所提出的問題對20世紀末而言仍具有現實意義。
造成該時代思想激盪有好幾個因素，最重要的就是拿破崙戰爭之後，俄國在歐洲各國當中所處的地位。尼古拉一世被視為「歐洲憲兵」，這麼說並不是毫無意義：誰都相信俄國軍隊堪稱歐洲大陸最強。1835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完成了《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他說過一些頗有預見性的話。他說一個世紀之後，兩個超級大國，也就是俄國和美國將會控制世界。時人對美國占據這個位置都感到很驚訝，而俄國在世界範圍內占據主導性的地位誰都覺得是顯而易見的事。
俄羅斯帝國的強大會讓人不禁要問，它為何會如此強大，它擁有何種天職和使命等等問題。無論是專制政體的支持者，還是其對手，都會提出這樣的難題。對開明社會而言，其中的悖論日益明顯，所以他們想解釋這個悖論，那就是：儘管俄國是軍事強國，但正如20世紀通常所說的那樣，它卻是「經濟上的侏儒」。克里米亞戰爭顯現出保衛俄國的軍隊技術上很落後（始終都在使用燧發槍）。人們還認為通訊能力太弱是俄軍戰敗的一個因素。尼古拉一世時期，俄國建造了963.5俄里的鐵路，但如果將芬蘭、波蘭沙皇國和高加索地區排除在外，俄國就只剩下了5625俄里的公路。
面對西歐在經濟上的挑戰，俄國給出了意識形態上的答覆：經濟疲弱是精神和道德力量優越的標誌。西方的挑戰被視為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正如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些人所言，這樣的分歧早已出現，根源就在於東正教和天主教、俄國和西方、俄國人和德意志人（也就是外國人）之間的對立。
為了給出這個意識形態上的答覆，整整耗費了二十年之久，這也是各路思想觀念誕生的過程。1830年爆發的波蘭起義形成了一股推力。1848年，歐洲爆發的革命讓戰勝拿破崙之後確立起來的體系開始崩塌，俄國於是聚焦於兩種宏大的意識形態，而這兩種意識形態一直到20世紀末都在滋養著俄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
各種理論都在回答俄羅斯的使命、它的過去和未來這些「決定命運的問題」，而且這一整套理論光譜也相對快速地構建了起來，這都可以通過一個事實來加以解釋，即這些問題都深深地植根於俄國歷史之中，建基其上的那些信念也是很久以前就已形成的。1848年4月，法國二月革命之後，費奧多爾·秋切夫向尼古拉一世呈遞了一份闡釋歐洲現狀的筆記。筆記開篇就做出了這個重要的判斷：「很久以前，歐洲就只存在兩種活躍的力量：革命和俄國。自此以後，這兩股力量彼此對立，明日就會兵戎相見。」這個分析與馬克思不謀而合，馬克思認為俄國是革命的大敵。不過，在1848年，正好在歐洲積極參與「人民之春」革命運動的米哈伊爾·巴枯寧(1814—1876)來到俄國邊境地區，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這麼做就是想把革命輸入他出生長大的那個國家。
俄國和革命是俄國和西方對立關係的實質。所有的思想觀念都聚焦於這個「決定命運的問題」：兩個宇宙是會鬥爭，還是合作？西方是惡之源泉，還是智慧的源泉？未來究竟屬於其中哪一個？最重要的是：是俄國所代表的精神，還是西方所代表的物質？
秋切夫知道這些問題很複雜，答案會更複雜，於是他用法語寫了這份筆記，他在筆記中預言西方、查理大帝和1815年條約的歐洲，天主教和新教的歐洲會崩潰；1849年，這篇文本首次在巴黎出版。
許多年以後，亞歷山大·赫爾岑(1812—1870)回憶道：「突然，我們身邊發生了爆炸，華沙起義的消息震耳欲聾……季比奇（負責平叛的俄軍統帥）只要打敗仗，我們就很開心，我們都不願相信波蘭人會戰敗，而我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在聖幛上畫塔德烏什·柯斯丘什科的肖像。」赫爾岑的心情反映了俄國社會少數人的心情。普希金是大多數人最為傑出的代表。他接連寫了三首反映波蘭起義的詩。第一首詩名為《聖墓前》，詩人寫道，俄軍暫時失利令他心驚不已，於是在打敗拿破崙、拯救俄國的米哈伊爾·庫圖佐夫墓前發出了呼籲：「快起來，拯救沙皇和我們。」第二首最出名，是寫給《俄國的誹謗者》及其西方的敵人的。第三首《博羅金諾周年》讚頌了博羅金諾戰役的勝利：1831年8月26日，華沙陷落，這一天正好是博羅金諾戰役的周年紀念日。
亞歷山大·普希金認為西方沒有權利干預「斯拉夫人之間的紛爭」，他說歐洲本應感激俄國拯救它於水火之中，結果卻忘恩負義，指控俄國鎮壓波蘭起義。詩人勾勒出俄國的邊境，「從彼爾姆到塔夫利，從芬蘭寒冷的峭壁到科爾基斯，從……克里姆林宮到……中國」。這就是帝國的邊界，而波蘭起義影響到了帝國的完整性。
亞歷山大二世後來回憶道，「普希金寫了這首頌歌（《致俄國的誹謗者》），就急不可耐地要讓我們讀」，也就是要讓尼古拉一世和他的家人讀。這位偉大的詩人並不是奉皇帝之命寫的這首詩，那都是他的真實想法。1830年12月9日，華沙起義的消息剛傳來，他就告訴了庫圖佐夫的女兒伊麗莎白·希特羅沃：「……戰爭開始就會持續到徹底滅亡，至少這次肯定會這樣。」1831年6月1日，詩人在寫給密友、也是詩人的彼得·維亞澤姆斯基親王的一封信中特別提到了波蘭人：「不管怎麼樣，必須碾碎他們，我們行動如此遲緩，實在可恨。」
彼得·維亞澤姆斯基在記事本上記錄了他和普希金髮生的激烈論戰：「再生的歐洲為什麼要愛我們？……我實在是厭倦了對地理地貌的自吹自擂，什麼『從彼爾姆到塔夫利』。這有什麼好的，難道彼此的思想要相隔五千俄里，我們才會感到開心，感到自豪？」照某些批評家的說法，亞歷山大·屠格涅夫讀到《致親波者》這首詩的時候「高喊『波蘭沒亡！我們的失敗就和你沒關係了』」，所以他也和普希金髮生了爭論。被判十二年苦役的十二月黨人亞歷山大·奧多耶夫斯基(1802—1839)當時在西伯利亞，他對波蘭叛亂持不同的看法：「你們要明白：維斯瓦河正打得不可開交！利亞克人和俄國人打仗是為了爭取自由……」
亞歷山大·普希金的觀點代表了俄國社會大部分人的看法。現代的普希金傳記作者尤里·洛特曼說到當時的人對《致俄國的誹謗者》這首詩的反應時說：恰達耶夫大加讚賞，還稱普希金是「人民的詩人」。彼得·恰達耶夫(1794—1855)的意見對普希金來說很重要。我們說過，1816年，年輕的詩人就提到過優秀的恰達耶夫對拿破崙大張撻伐一事。這名年輕軍官才能出眾，軍旅生涯相當出色，卻於1821年退役，結果讓整個莫斯科社會都知道了他。彼得·恰達耶夫是共濟會會員，後來的十二月黨人的密友，後離開俄國，在西方遊歷數年。十二月黨人的叛亂遭到鎮壓之後，他返回俄國，俄國凝重的氛圍使他在《沒有十二月的十二月黨人》這篇文章中反思了人類的命運和俄國的命運。彼得·恰達耶夫在寫給他在莫斯科的親戚葉卡捷琳娜·帕諾娃的信中闡述了自己的理念。他本來並沒想到讓別人讀到這些理念，但那些信件卻很快人傳人，就連沙龍里也在讀，而這種情況在當時很常見。1836年，《望遠鏡報》第15期刊登了第一封信，稱之為「哲學書簡」。結果，讀者的反應誰都沒有料到。皇帝說：「我讀了這篇文章，發現裡面的內容簡直荒誕不經，精神錯亂。」話既然說出了口，當局便下達指示，讓一名醫生經常去恰達耶夫家裡看看他得的到底是什麼「病」。不過，醫生的尋訪很快就中斷了，一年之後，撤銷了對他的監視，但條件是恰達耶夫「再不能發表任何東西」。
《哲學書簡》體現了尼古拉在位時期的反動特徵，對於書簡的作者所經歷的那些煩心事，別人已經寫了很多。後來，有人提到彼得·恰達耶夫在20世紀60年代也會受苦。不過，要進行對比還是非常困難的，畢竟每個時代都存在自己特有的壓力閾值。而且，要和20世紀競爭會相對比較困難。
亞歷山大·赫爾岑對《哲學書簡》的看法也和皇帝一致。但讓尼古拉一世感到憤怒的內容卻讓赫爾岑覺得開心。年輕的赫爾岑在流放地寫道：「這是黑暗中迸發的槍火。」他在恰達耶夫的信中讀到的是「痛苦的呼號，對彼得時期俄國的無情譴責，是對俄國猛烈的控告，是個人的抗爭，雖然他受盡苦難，卻仍想表達心中的所思所想」。研究恰達耶夫「生平與思想」的專家在引用這些話的時候，指出赫爾岑講的是「黑夜中的槍火」，卻並沒有去了解「那是誰開的槍，打的又是誰」；他很快就認定「這是一位盟友，那槍火瞄準的就是共同的敵人」。
革命者赫爾岑從恰達耶夫身上看到的是「自己」，因為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俄國的過去，而且也受到了君王的譴責。但恰達耶夫的許多理念既被斯拉夫派採用，也被摒棄革命思想的西方主義者所採用。他對俄國的精神運動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他不僅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也給出了回答，而且人們可以對這些回答用不同的方式進行闡釋。
發表《哲學書簡》的《望遠鏡報》也對彼得·恰達耶夫的理念進行了多重闡釋，結果報紙遭禁，不再銷售，而報紙的編輯、文學評論家尼古拉·納傑日金被流放至烏斯特—塞索爾斯克。但有人真的讀了第一封信，卻沒有完全理解其中的意思，這是因為作者也只不過剛剛開始思考。書簡面世之時，彼得·恰達耶夫還在闡發自己的觀點。《瘋人的辯詞》(1837)是這位思想家哲學散論的最後一環，別爾嘉耶夫認為他是「19世紀俄國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要到1906年，彼得·恰達耶夫的作品才被翻譯成俄語，但在俄國社會之外，還是以法語版為外界所知。完全有理由相信屈斯汀和恰達耶夫見了面。很容易就能發現前者的某些觀察和後者不容妥協的判斷之間有某種親緣關係。因此「我們所在的國家似乎並不屬於人類整體，其存在的理由就是為了向世界提供某個重要的教訓」。
彼得·恰達耶夫在第一封《哲學書簡》中徹底抹殺了俄國的過去：那是「各民族歷史上一個有趣的時代，也是各民族的青少年時期」，對那個時代的「回憶令人愉悅，卻成了成年時的教訓。而我們其他人都沒有這樣的回憶。先是野蠻暴行，再是粗俗的迷信，之後就是外國的統治，又兇殘，又可恥，國家權力後來也就繼承了這樣的精神，而這就是我們年輕時期的悲慘歷史」。恰達耶夫認為教會分裂，再加上選擇了拜占庭的「道德準則」，是俄國之所以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
彼得·恰達耶夫在俄國思想運動史上之所以重要，就在於「俄國精神」處於萌芽狀態的所有主要面向都包含在了他的思想之中，包含在他自相矛盾的表述之中。哲學家先是否認了俄國人的所有過去，隨後又認為「人民的千年歷史不可能只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他得出結論，認為俄國命運的獨創性是俄國獨特使命的保證。彼得·恰達耶夫在《瘋人的辯詞》中總結了自己思想的演變過程。這個過程可以歸納為三個論點。首先，俄國沒有過去。彼得·恰達耶夫在這兒仍然忠實於他在第一篇《哲學書簡》中的觀點。但他又從中得出了另一個結論：缺乏歷史反倒是一種優勢。第二個論點：俄羅斯心理的純潔性、俄羅斯精神的純潔性使年輕人得以享受歐洲各民族為他們準備的果實，走得更遠，從而超越西方。接下來就是第三個論點，俄國未來的使命是要向其他民族指出解決最終存在問題的路徑。1835年，彼得·恰達耶夫在寫給亞歷山大·屠格涅夫的信中說：「我們都受到召喚(……)教會歐洲許許多多事情，缺了這個，歐洲人是無法理解這些事情的……總有一天，我們將成為歐洲的精神中心，就像現在我們是政治中心那樣，我們未來的力量建基於理性，將會超越我們如今建基於物質實力的力量。」
彼得·恰達耶夫對俄國與西方之間的關係這個「決定命運的問題」給出了一種回答。有兩種危險同樣威脅到了俄國：跟隨西方的腳印和拋棄西方的經驗。他給出了一條不同的道路，這條道路必須按自己的方式來走，但又要好好利用西方各民族的經驗成果。
彼得·恰達耶夫所要提防的那些危險都是年輕貴族這個小圈子（尤其是莫斯科的圈子）里熱烈討論的話題。親斯拉夫運動就是這些討論、思考，以及年輕貴族在德意志的大學進行思索的成果。伊萬·基列耶夫斯基、阿列克謝·霍米亞科夫、康斯坦丁·阿克薩科夫、弗拉基米爾·奧多耶夫斯基及其友人創造出了一種國族意識形態。
國族思想出現於19世紀初的歐洲。他們的學說源於這樣一種原則，即人類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劃分成各個國族，各自具有明顯不同的特徵。由此出現的民族自決便成了獨一無二的合法的權力形式。這種新學說的創始人主要都是德意志哲學家。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認為，每個國族註定會基於其本位主義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展現這種或那種神性。約翰·戈特弗里德·赫爾德從柯尼斯堡去了里加，鼓勵大家學習民族語言，尤其是德語，他認為德語正在受法語的威脅。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則認為，民族自決歸根結底就是意志的彰顯，民族主義就是一種用最正當的方式來彰顯自身的方式。
德意志由大量小公國和王國組成，這種地緣狀態容易誕生此類意識形態，且為此提供哲學基礎，使創建一個統一國家的願望變得更為合理化。拿破崙的勝利讓德意志人倍感恥辱，從而為這種國族學說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元素，那就是要去恨敵人。法國皇帝的政策刺激了波蘭人、匈牙利人、義大利人的民族情感，這種情感一旦契合自己的議程，就會促使歐洲的民族學說發展起來。1806年，普魯士人在耶拿戰敗，費希特當時所採取的立場將會成為解放運動的推動力。
德意志人、義大利人、波蘭人、匈牙利人都想在這種國族學說中找到用作民族自決、創建民族國家的武器。俄國本身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如果它轉向國族學說，就是想為悖論找到解釋，所謂的悖論就是指俄國為什麼會既強又弱。俄國強是就其軍事層面而言，但它落後於西方則是就文化和技術方面而言。
知名的伊萬·阿克薩科夫(1823—1886)是康斯坦丁的弟弟，後者則是俄國斯拉夫派的首腦，伊萬·阿克薩科夫是這麼講述這場運動的：「18世紀的法國思想家和全體哲學家的影響力讓位給了德意志科學和哲學，後者所造成的衝擊都很正面，只是有時會很膚淺。認真學習了德意志思想，俄國思想就變得清晰、紮實，就試圖自覺地用哲學方法來看待俄國的人民性。」因此，斯拉夫派「都會盛讚俄國，說它是東正教和斯拉夫部族的代表，繼承歷史和精神上的使命，並預言俄國將在世界上擁有一個輝煌的未來」。
用弗里德里希·謝林的一個狂熱信徒的說法，謝林就如同克里斯多福·哥倫布，在俄國的年輕貴族面前展開了一個靈魂的新大陸。後來的斯拉夫派想要找到「完善」世界的概念，可以用這種體系來回答各種「決定命運的問題」。他們就在謝林的浪漫主義哲學中找到了這一體系。在斯拉夫派的講演和著作中，他們講到了存在的意義、宗教和哲學的關係，但最終，這些不同的主題都可以歸結為一個說法：俄國和它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
斯拉夫派和恰達耶夫的觀點一致，他們都承認俄國人民獨一無二，因此擁有特殊的使命。《哲學書簡》的作者和斯拉夫派之間的分歧，根源在於雙方愛國主義的性質不同。恰達耶夫會自覺地去愛他認為俄國好的一面；「斯拉夫派的愛則是無條件的，非理性的」。
制定國族學說是斯拉夫派的核心要義。這一點在弗拉基米爾·奧多耶夫斯基的著作《俄國暗夜》中表現得很明顯。一位歷史學家對這部作品是這麼說的：「這本書在我們的文學史上擁有獨特的地位，沒有任何東西可與之相比。」這個評論指的是作品的風格：故事循環往復，用哲學對話將之串聯起來。更引人注目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俄國暗夜》猶如19世紀30年代這一代人世界觀的百科全書。書中記錄了斯拉夫運動誕生時的時代氛圍。弗拉基米爾·奧多耶夫斯基(1803—1869)上溯至留里克，稱他是「俄國的第一個貴族」，是那個時代最有教養的人，是作家、智者、哲學家。
《俄國暗夜》的作者是精神運動積極的參與者，他想將斯拉夫派的觀念和西方派的觀念綜合起來，摒棄一方的極端和另一方的潮流。弗拉基米爾·奧多耶夫斯基借書中一個參與哲學辯論的人物之口，說：「細心的讀者閱讀那些文字，就會認可本世紀下半葉形成的整個斯拉夫派理論。」
作家在書中說浮士德是斯拉夫派思想偉大的代言人，浮士德所構建的「理論」是以人類的歷史經驗為基礎的。在漫長的十個世紀當中，各族人民的思想一個接一個地彼此交替：埃及之後是希臘，之後又是羅馬，等等。「天意所眷顧的這第六部分世界是要完成這項神聖的任務的，可它又在哪兒呢？保守拯救世界這一秘密的民族又在哪裡呢？」答案很明顯：「在恐怖和死亡的時代，俄國的劍劈開了勒緊歐洲的死結，在舊世界幽暗混亂的深處，俄國的劍再度綻放光芒，閃爍著凜凜寒光……歐洲就稱俄國為救世主！這名字裡面又藏了另一個更為神聖的名字，它的光芒將會穿透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穿透的不僅僅是肉體，還有我們必將拯救的歐洲的靈魂！」
俄國已被「選定」以及為什麼被「選定」這一點，對《俄國暗夜》的主人公來說是毋庸置疑的：「我們都是新人，我們沒有老歐洲所犯下的那些罪行。」西方必須讓出位子，因為歐洲的文學作為「社會精神狀態」的「溫度計」，已經「病入膏肓」，「缺乏共同信仰，想要希望，卻只覺無望，想要否定，卻模稜兩可」。
全面衰落的西方使用的是陳舊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已不再適合新的世界。《俄國暗夜》對議會制度提出了惡毒的批評：「這些人都要奔向何方？——選他們的立法者。——可是他們會選誰呢？——冷靜，這一點誰都知道：他們選的都是花錢最多的人。」「工廠世界」，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也好不到哪裡去。浮士德承認西方的工業生產了大量商品，但這些都是靠無情的剝削得來的（奧多耶夫斯基寫道：「幸好，這個詞的這層意思亦不存在於俄語當中；我們可以這麼來翻譯：以同類為代價而得來的利潤。」），他們還會使用童工，逼得這些人走投無路，只能走上犯罪的道路。必須指出的是，浮士德為了批評資本主義，還提到了大不列顛議會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出版於1845年（也就是《俄國暗夜》出版之後一年）的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也用到過這些報告。
19世紀30年代末，誕生了「西方派」思想運動。黑格爾成了他們精神上的克里斯多福·哥倫布。19世紀40年代，黑格爾極受歡迎，俄國人把這位哲學家的德語名字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翻譯成了伊戈爾·費奧多羅維奇。在尼古拉·斯坦季耶維奇(1813—1840)的哲學—文學圈內，可以見到斯拉夫派（康·阿克薩科夫）和年輕的「西方主義者」（後來享有盛譽的文學批評家維薩里昂·別林斯基，1811—1848，或俄國知識分子之「父」米哈伊爾·巴枯寧，1814—1876）。很快，西方主義，特別是受亞歷山大·赫爾岑影響的西方主義，成為一個特殊的運動，越來越具有革命性。在這片土地上將會發展出俄國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會去法國跟著聖西門、拉梅內、奧古斯特·孔德、蒲魯東求學，之後又將發現馬克思可以解釋一切的盡善盡美的「完善」理論。
這些爭論變得越來越尖銳，但在這之上有一種信念，無論是管頭管腳的家長制的專制體制的支持者，為數稀少的秉持自由主義理念的人，還是日益激進的革命者，都持有這種信念，他們堅信俄國擁有特殊的、獨特的特質，堅信俄國肩負著獨一無二的使命。有的人高喊，俄國將會拯救世界，使之免受革命的荼毒。另一些人反駁道，俄國將會把革命帶給世界。
正統的斯拉夫派會宣稱：「俄國人民接收了聖言，如同古老的以色列。他們是真基督教的承載者和保護者。他們真的了解上帝，信仰貨真價實，他們擁有真理本身，擁有真正的基督教、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愛：他們擁有東正教。」
西方主義者、革命者鼓動下一代採取恐怖主義行動，亞歷山大·赫爾岑在評論恰達耶夫的第一篇《哲學書簡》時說：所有的事實都有利於恰達耶夫，但真正有道理的是我赫爾岑，因為我「信」，而他「不信」。
費奧多爾·恰達耶夫的如下詩句令人震驚：
我們不能以理性來理解俄國。
不能用公認的尺度來衡量它，
它擁有獨特的模樣，
對它，只能相信。
這些詩句只會讓外國人錯愕。這首詩1866年發表之後，俄國讀者都能很好地理解，20世紀90年代的俄國人也是如此。在第二個千禧年即將結束之際，對時局最受歡迎的解釋就是秋切夫的那些詩。
信仰擁有堅實的基礎：年輕人，真正的信仰，俄國人固有的集體主義，與西方個人主義的區別。
19世紀40年代的標誌就是發現了信仰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新目標，而且那些令人信服的論點都在表明俄國擁有獨一無二的特質。這就是村社，也就是人們所說的米爾(mir)。二月革命之後臨時政府所實施的一直保留至今的改革似乎就是拼寫：削減了字母表里好幾個冗餘的字母。所以，在俄語中有兩層意思的米爾這個詞也就只有一種寫法。改革前用的是西里爾字母i，意為和平，沒有戰爭，而用「i上加一個小圓點」則意為世界、宇宙、地球。農村的米爾，也就是村社寫的時候就是用「i上加一個小圓點」，和意為宇宙的那個詞的寫法一樣。對農民來說，村社就是他們的世界、他們的星球。
村社的存在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什麼秘密，無論是對靠自己的農民，還是對靠農民的貴族地主，莫不如此。不過，斯拉夫派發現，村社作為社會生活的細胞，所有人的福祉比個體的利益更重要。德意志學者、農業問題專家奧古斯特·哈克斯特豪森遊歷了俄國之後才真正發現了這一點。他比屈斯汀晚來三年，但受到了特別的歡迎。尼古拉一世賜予他一千五百盧布的「年金」，並額外撥款六千支持出版書籍。哈克斯特豪森準備研究的地方的省長收到了這樣的指示：「凡是會讓該外國人有藉口得出錯誤或不合時宜結論的東西，一律悄悄移除，不了解我國的民間習俗會導致這樣的誤解。」
1847年，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對俄國人民生活的內在關係和獨特體制的研究》在外國出版德語版，該書從科學的角度證實俄國存在一種獨特的生活模式。村社將一群通常生活於同一座村莊內的農民集合了起來；他們所耕作的土地都屬於村社，並不屬於地主。經常會定期重新分配小塊土地，讓所有人都能輪流得到土地，無論好壞。村社的宏大目標就是達到平等的理想狀態。即便同意支付自己那一份人頭稅，也不可能離開村社。連帶擔保將村社的所有成員都連接在了一起，以應對有人不繳賦稅的情況發生。
斯拉夫派認為村社正好證明了俄國的特性，展現了俄國的集體主義精神及其對平等的尊重。以亞歷山大·赫爾岑為首的西方主義者則認為這證明了俄國農民的社會主義性質。1875年，彼得·特卡喬夫(1844—1883)是俄國最為激進的革命者，別爾嘉耶夫將他視為列寧的先驅，特卡喬夫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寫道：「我國人民……大多數都深入理解財產公有的原則；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那他們就是天生的共產主義者，傳統造就的共產主義者。」1880年，經特卡喬夫以及其他俄國革命者說服，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俄國革命向西方發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以至於兩者相輔相成，那現代俄國的集體土地就會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弗拉基米爾·奧多耶夫斯基關閉了《俄國暗夜》報社，並說了如下的預言：「19世紀屬於俄國。」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對這點並無異議，下一代的革命者對此也這麼認為。更不必說19世紀30年代形成的官方意識形態的代表人物，當時的公共教育大臣謝爾蓋·烏瓦洛夫那句最為簡潔，也最為振聾發聵的話就體現了這樣的意識形態：「東正教、專制政體和人民性。」謝爾蓋·烏瓦洛夫長年在教育系統工作，1833年被任命為教育大臣，他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人。著名的歷史學家謝爾蓋·索洛維約夫後來寫道，烏瓦洛夫「發明了這些原則，也就是那些詞……東正教，但他本人是個無神論者，不信基督，甚至也不是新教徒，專制政體，但他又是個自由主義者，人民性，但他終其一生沒讀過一本俄語書，只用法語或德語寫作」。
謝爾蓋·索洛維約夫的憤怒並非源自這「三原則」的內容，而是來自發明這三原則的人身上的犬儒主義。在教育部工作到第十年的時候，謝爾蓋·烏瓦洛夫向皇帝呈遞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特別提到了這套說法是怎麼得來的：「必須用這些堅實的原則來使祖國強大……找到反映俄國專屬於其自身的那些具有獨特特徵的概念……若對祖先、人民沒有信仰，作為個體便註定會消亡……專制政體是俄國政治得以存在的一個基本條件……除了這兩個民族原則之外，還存在第三個不怎麼強大的原則，那就是人民性。」
「三原則」的前兩個原則——東正教和專制政體——無須多說；第三個原則——人民性——是一個新的概念。這個概念很模糊，任何人都可以拿來隨便用：那個時代所有尚處於萌芽狀態的學說都會用到這個概念，並按自己的方式來加以闡釋。斯拉夫派從古羅斯當中尋找人民性的根源，總想著要穿上俄國的「民族」服裝，結果在莫斯科的大街上，這樣的裝束卻被人誤以為是「波斯服裝」。有人說得很難聽：斯拉夫派想要展現真正的俄國精神，結果卻是「用克瓦斯摻了香檳酒」。
在赫爾岑看來，人民性顯現在住在村社裡的俄國農民的「天真純潔」上面。《往事與隨想》的作者由此認為：「俄國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所有的思想觀念都採納了人民性這一概念，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闡釋它，從中可以看出俄國社會某種特殊的、獨有的面向。照斯拉夫派的說法，一方面，這個概念由人民，也就是農民構成；另一方面，它也由剩下的所有人，也就是「公眾」構成。人民是真理的守衛者，是真正的俄國精神的守護者。
尼古拉一世在位時期的一個特徵就是君主並不信任斯拉夫派，儘管後者用幾乎一模一樣的話宣揚官方的意識形態價值。之所以有這樣的懷疑，主要原因是皇帝最怕斯拉夫派成為不可控的思想。朱塞佩·馬志尼在回憶錄中說，1830年他遭逮捕之後，父親去找熱那亞的總督，想找出還只是少年的兒子被捕的原因，他得到的答覆是：這個年輕人有才華，但太喜歡晚上獨自散步，卻又不告訴別人自己在想什麼；政府不喜歡有才華的年輕人去思考當局所不知道的那些事情。奧地利當局的這種懷疑，俄國當局也完全有。
亞歷山大·赫爾岑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間的關係：「沒錯，我們是對手，但對立的方式很奇怪。我們都會體驗到的愛，既相同，又不相同。我們所有人在很小的時候，就已擁有強烈的、無意識的、生理上充滿激情的情感，別人認為這是事後的看法，但我們認為那就是先見之明：我們的整個存在都對俄國的生活方式、俄國的精神形式充滿了無窮無盡的愛。」
對俄國生活方式、俄國精神充滿愛，也就會摒棄西方及其價值觀。莫斯科大學教授斯捷潘·舍維廖夫是斯拉夫派，也是烏瓦洛夫「三原則」的堅定捍衛者，他是這麼寫西方和西方派的：「我們彼此親吻，彼此擁抱，彼此分享思想的盛宴，彼此暢飲情感的酒杯，卻並沒有注意到我們和他們無憂無慮地接觸時隱藏其中的毒藥，沒有感受到在令人愉悅的盛宴當中，早已散發出未來的屍臭味。」亞歷山大·赫爾岑對此的回應是：「我看見老歐洲的死亡已不可避免，對任何存在著的東西並無愧悔之意。」
所有初生的思想觀念都存在共同點，這在尼古拉一世和米哈伊爾·巴枯寧出人意料的「對話」中特別明顯。1851年5月，瑞士當局將國事罪罪犯巴枯寧交給了俄國，後者在1848年積極參與了德意志的革命。革命者巴枯寧來到萊芒湖畔尋求政治庇護，瑞士將其引渡並非受脅迫所為，而是因為俄國在歐洲實在具有舉足輕重的實力。巴枯寧被關入了彼得保羅要塞。經皇帝的請求，繼本肯多夫擔任第三處處長的阿列克謝·奧爾洛夫伯爵去獄中看他，建議他向沙皇懺悔，「就像聖子向聖父懺悔那樣」。
巴枯寧的《懺悔書》1921年首次在莫斯科刊發，在歷史學家當中引發了爭論。有些人認為作者是在懺悔，證明他會放棄革命行動；另一些人則認為這份寫於要塞的文件是革命者欺騙獄卒的伎倆。尼古拉饒有興味地閱讀了這份「懺悔」，在頁邊也寫上了自己的反應。米哈伊爾·巴枯寧對西方的批判性思考得到了皇帝的讚許。巴枯寧寫道，他認為西歐一切都破破爛爛，羸弱，不信神，貪污腐敗，什麼人都不能信，甚至都不能信自己……尼古拉在頁邊回道：「驚人的大實話。」巴枯寧批評法蘭克福的議會。尼古拉在句子下面畫了線，評論道：「很出色。」巴枯寧認為頂層和底層都已出現了共產主義，這是一種結構穩固的小組織（無論秘密與否）所宣揚的體制，是一股不定的、看不見的、難以捉摸的力量，卻又處處存在。尼古拉寫道：「正是。」
米哈伊爾·巴枯寧讓沙皇放心，說他認為共產主義是西歐經濟和政治發展難以避免的自然結果。他特彆強調：共產主義之所以源自西歐，是因為在他看來，無論在東方還是斯拉夫國家（或許捷克、摩拉維亞和西里西亞不在其列），共產主義根本沒有理由出現。囚犯給獄卒提了一個建議，說想和他以及專家平等交談政治問題。米哈伊爾·巴枯寧寫道：「我認為相較其他地方，俄國必須擁有強有力的獨裁政權，並致力於提升及開化人民群眾；那是一種導向自由、精神自由的權力，但不需要議會制；任何內容的書籍均可出版，但不需要出版自由；周圍都是同道中人，彼此提供良好的建議，因自由合作而強化彼此，無論何物、無論何人均不會對此加以限制。」
當今時代，莫斯科的一位歷史學家、巴枯寧的傳記作者，認為「落入熊掌」的革命者向尼古拉建言「開明專制主義模式」，只不過是一種策略而已。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巴枯寧所說的這種「權力模式」，帕維爾·佩斯捷爾的《俄國正義》當中也提到過。移民在外的亞歷山大·赫爾岑認為俄國不會存在憲法，中庸、溫和的自由主義也不會在此紮根。他還說，這對於俄國來說太「無足輕重」，並預言「俄國永遠不會走中間道路」。
看過巴枯寧的《懺悔書》之後，尼古拉把它給了皇儲，並給出了這樣的建議：「你應該讀一讀，寫得很有意思，富有教益。」
皇帝說得沒錯。巴枯寧這篇文本之所以「富有教益」，正是因為作者是個革命者，是專制政體的反對者，對他所表達的那些思想，沙皇經常持認同態度。尼古拉一世根本沒去質疑巴枯寧為什麼會持敵視的立場：這位革命者在彼得保羅要塞被關了三年之後，又在什利謝利堡囚禁了三年，後又流放至西伯利亞，直到1861年才成功逃離。米哈伊爾·巴枯寧不僅遭到了尼古拉一世的囚禁，也遭到了讀了這份「懺悔書」的繼任者亞歷山大二世的囚禁。
《懺悔書》之所以富有教益，是因為內里包含了19世紀中葉俄國所有思想觀念都具有的那些信念。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思想觀念是以什麼樣的方式來涉及外交政策的。令人震驚的是，它們既具有防守性，也具有進攻性。所有人都將俄國的獨特性當作公理，他們都認為俄國的體制就應該採取守勢，但進攻是最有效的防守形式。
從所有的表現形式來看，西方都是敵人：天主教、資本主義、議會制、革命。在源自德意志的民族主義思想的推動之下，俄國的思想觀念也由此誕生。具體、有形的推動就是1830至1831年的波蘭起義。波蘭人是所有邪惡的化身：他們是斯拉夫人，卻信奉天主教，是俄國沙皇的臣民，卻擁有議會制。尼古拉一世向屈斯汀解釋：「我能設想共和國，這是一種純潔、真誠的政府形式，至少應該是這樣；我能設想專制君主制，我自己就是這種秩序的領袖。但我無法設想代議制君主制。這是一種長滿了謊言、欺詐、腐敗的政府形式……我是（波蘭）的代議君主，全世界都知道我為了不讓自己屈服於這種臭名昭著的政府形式付出了多少代價……不過，感謝上帝，我永遠都不用和這種令人憎惡的政治機器打交道。」
尼古拉是1839年和屈斯汀交談的。二十五年之後，也就是在1863年波蘭再次起義之後，伊萬·阿克薩科夫給出了這個結論：「波蘭問題可歸結如下：波蘭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再次成為斯拉夫和東正教國家？對它來說，這是生死問題。」波蘭不可能不是斯拉夫人。但它一直都不信奉東正教。對斯拉夫派的首領伊萬·阿克薩科夫而言，這根本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波蘭人拒絕成為俄羅斯帝國的忠實臣民。
1846年5月31日，在聖彼得堡大學召開的特別會議上，發布了公共教育大臣烏瓦洛夫伯爵奉皇帝之命擬定通告教師的指令。大臣解釋道：「我們必須理解我國的人民性究竟是什麼，俄國觀點的斯拉夫性又是什麼。」
作為官方教義基礎的「三原則」得到了更為簡潔、更為明確的闡釋：「我國的人民性永遠忠實地臣服於專制體制，而西方的斯拉夫性不應在我們內心中引發絲毫的同情。那是他們的觀點，而我們有我們的觀點。因此，我們對此鄭重予以否認。」
烏瓦洛夫伯爵的指示強調了「斯拉夫性這一概念」，也就是斯拉夫派的「弱點」。我們知道，尤里·克利扎尼齊對全體斯拉夫人休戚與共、統一起來的計劃進行了詳細的闡釋。但17世紀的莫斯科國只能夢想讓自己扮演斯拉夫人的召集者這一角色。19世紀，強大的俄羅斯帝國已擁有各種各樣的物質，可以解放斯拉夫人，將他們納入「俄國鷹的懷抱之中」。民族主義來自德意志，強調的是德意志性，從而也使俄國的思想家們產生了制定「斯拉夫派」理論的想法。
尼古拉一世眼中的斯拉夫派是一種危險的思想，因為這種思想的基礎是要解放斯拉夫人，而其中部分斯拉夫人都處於奧斯曼帝國、奧地利、普魯士的管束之下，這些國家又都是俄國外交政策的靶子。同樣重要的還有，解放斯拉夫人就會打破國與國所遵守的那個框架。尼古拉在巴枯寧《懺悔書》呼籲沙皇領導斯拉夫運動的地方寫道：「我並不懷疑：事實上，我也會像馬薩涅洛的奴隸那樣帶頭領導革命。真是謝天謝地！」
對尋求理論的斯拉夫派而言，「斯拉夫理論」乃是一種精神狀態。對尼古拉一世而言，這是一種有可能會連累外交政策的因素，這種革命危險必將累及他的帝國。
1852年7月20日，尼古拉一世在和薩克森密使交談期間，說革命會削弱所有國家的基礎，包括俄國。「我腳下的大地和你腳下的大地一樣都會遭到侵蝕」，於是，精通工程學、知曉採礦危險的皇帝也就在對話者的心中散播了恐懼。
毫無疑問，對尼古拉一世而言，他自然有理由感到不安。革命的幽靈遍布歐洲。斯拉夫派心心念念的斯拉夫人堪稱隨時都有可能爆炸的炸藥。首先就是波蘭的敵視。除了波蘭人之外，其他斯拉夫人（非俄羅斯人）都住在俄羅斯帝國的疆界之內。1837年，被認為是反東正教、同情波蘭的東儀天主教會受到至聖治理會議的管轄。1839年，後者宣布東儀天主教會和至聖治理會議最終合併。存在近一百四十年、受到部分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承認的東儀天主教會就這麼徹底消失了：東正教將斯拉夫的迷途羔羊攬入了懷中。
1846年初，烏克蘭的一個秘密社團在基輔成立，該社團名為「西里爾與美多德教團」，名字指的是創造字母的西里爾，他將上帝之言帶給了斯拉夫人。西里爾與美多德教團由小學教員潘捷列蒙·庫里什、大學教授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和詩人塔拉斯·謝甫琴科(1814—1861)創建，標誌著現代民族情感的誕生。這類似於莫斯科和彼得堡發展起來的那種民族教義。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莫斯科斯拉夫派認為俄羅斯帝國是上帝贈予的禮物，而烏克蘭人就是帝國的臣民，並不總是會受到喜愛。而且，他們的國家正被撕裂成三個國家：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文學向來都會第一個出來表達民族目標和民族情感。伊萬·科特利亞列夫斯基(1769—1838)寫了一首名為《埃涅阿斯紀》的詩，對維吉爾進行了自由闡釋，內容是埃涅阿斯走遍了烏克蘭。科特利亞列夫斯基將《埃涅阿斯紀》獻給了「熱愛小俄羅斯語言的人」。他還創作了烏克蘭首批劇作。歷史學家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寫了《烏克蘭人民的生活》一書，他在書中研究了烏克蘭過去的平等、博愛、自由和人民主權諸原則：哥薩克，宗教共同體。烏克蘭最偉大的詩人塔拉斯·謝甫琴科強烈地感受到了帝國壓在他故鄉身上的重負。詩人寫道，烏克蘭「赤身露體，孤苦伶仃，在第聶伯河上哭泣」。
西里爾與美多德教團並不是實施具體行動的革命組織。其成員聚在一起，是為了討論烏克蘭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才能復興這樣的問題。建立斯拉夫聯邦的想法對他們頗有誘惑力。但1847年，由於受到告密，那些「兄弟們」都遭到了逮捕。塔拉斯·謝甫琴科受到了特別大的影響：他被派往軍隊，當了一名普通士兵，直至生命終了。
尼古拉一世最怕的還是在外交事務衙門公務員米哈伊爾·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和那些文人周圍形成的圈子。最初他所擔心的是一群年輕公務員和文人，這些人時常相聚，討論傅立葉的哲學，他們認為這種哲學對於理解俄國的現狀必不可少。很快，第三處的情報人員就開始監控這個圈子。1849年4月22日至23日夜，數十人遭到逮捕。調查未能將這個圈裡的哲學活動打成十二月黨人那樣龐大的政變陰謀。儘管如此，10月16日，十五名被告仍然被判處死刑，五人被判處強制勞役。皇帝頒布開恩令，將刑罰減為服苦役，但針對的只是那些將被處以死刑的人。這些人當中就有退役的工程兵中尉兼文人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
尼古拉一世對審判進程盯得很緊。調查和審判結束之時，他便命人頒布了官方通告。通告開篇就作了解釋：「災難性的教訓、騷亂正在大規模地影響西歐，有可能抹除各國人民確立的秩序與福祉，它們也在我們社會裡找到了迴響。」在講到密謀者圖謀的那一段里，皇帝划去了預審法官所寫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詞，用「無政府狀態」取而代之。沙皇同樣還用「思想敗壞之人」這一表述取代了「進步主義」一詞。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鎮壓發生於1849年，此時，尼古拉一世的恐懼得到了證實：革命正在撼動歐洲。但1831年的時候，皇帝還一點都不擔心。這年夏天，彼得堡爆發了霍亂。全城都在流傳著一個傳言，說霍亂都是醫生散播的。於是，騷亂爆發了。尼古拉一世來到乾草廣場，那兒聚集了近五千人，這些人已經洗劫了一座醫院，殺了好幾名醫生。沙皇並不害怕將自己置於人群之中，他對臣民們說：「俄國人民學法國人和波蘭人的樣四處搗亂，忘了祖輩的信仰，實在令人不齒。我鼓勵你們暗中抓捕犯罪者，將嫌疑犯交給當局……」波蘭起義期間也爆發過霍亂，所以很容易將兩者關聯起來。毒藥和微生物必然來自西方。民族教義是一種方式，可以切斷它們前往俄國的通途。
1825年至1830年是尼古拉一世掌權的第一階段，但是他害怕十二月黨人的叛亂；1832年至1848年，則害怕波蘭起義和「民族之春」。合法君主制的最後一道防線正變得日益孤立。
12 尼古拉一世的戰爭
從彼得大帝那個時代起，你們就不停地擴張疆界。你們得注意了，千萬不能在無邊無際的空間裡迷失方向。
——聖西門伯爵致信帕維爾·盧寧（巴黎）
俄國人民想必什麼事都干不好，除了征服世界……因為只有為了這一目標，社會才能讓個體做出相當大的犧牲。儘管過度的野心使人心乾枯，但它也能使思想乾涸，使一個民族的判斷力陷入迷途，以至於願意犧牲自己的自由來奪取勝利。無論承認與否，若無這秘而不宣的想法，使人不自覺地對之頂禮膜拜，那我覺得俄國的歷史就只是一叢難以理解的謎團。
——屈斯汀侯爵，1839年
聖西門的烏托邦計劃幾十年之後將在俄國受到極大的歡迎，但他的觀察算不上是歷史研究。只需對著歐亞大陸地圖看上一眼就會明白。總之，法國哲學家和俄國軍官之間的對話發生在巴黎，俄國的駐軍就駐守在那裡。
屈斯汀侯爵的假設寫得很有意思，但這並不能算是證據，並不具備這方面的價值。屈斯汀在尼古拉一世的帝國大地上縱橫來去之時誕生的教義都是俄國的教義。亞歷山大、成吉思汗或拿破崙的大軍所傳遞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口號在那裡是完全缺位的。烏瓦洛夫的三原則有很大的限制性，那就是除了東正教，即無拯救。當然，俄國有時也會用各種方式來約束被納入帝國境內的被征服民族，使之適應東正教。但它並沒想通過征服來傳播自己的信仰。斯拉夫派的學說本身也具有限制性：照他們的說法，俄國的使命就是解放斯拉夫人，那都是他們的親兄弟。
1854年初，俄國人和歐洲聯軍作戰期間，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波果金向尼古拉一世呈遞了一篇文章，名為《本世紀俄國政策之我見》。這位莫斯科歷史學家從一個他覺得頗為明顯的論點著手：「俄國服務歐洲已有五十年之久。」俄國首先將歐洲大陸從拿破崙手中救了出來，之後從1814年起，它又成了勝利之後「秩序」的守衛者，是神聖同盟諸原則的守護者。米哈伊爾·波果金哀嘆道：「四十年間，百萬俄軍士兵隨時準備前往世界各地，前往義大利、萊茵河畔、德意志、多瑙河畔。」俄國被迫維持著「百萬大軍的規模，而它自身其實並不真正需要這麼龐大的軍隊」，俄國「隨時準備叫停任何想要顛覆或動搖」現有秩序的企圖，畢竟它自己「也身在其中」。
文章的作者講到了俄軍拯救他國的功業。1841年，俄軍保護了君士坦丁堡，使之免受埃及帕夏的侵襲。1850年，奧地利處於崩潰邊緣：「二十萬俄軍士兵迫使匈牙利人繳械投降，奧地利由此得救。」1851年，普魯士和奧地利「準備手足相殘，而這必然會兩敗俱傷，德意志也會受到連累。於是，二十萬俄軍士兵……阻止了這場大屠殺」。米哈伊爾·波果金還不忘提及「1848年可怕的大動亂」，奧地利、普魯士和整個德意志能經受得住，也是拜俄國所賜。他還強調：「1848年，整個歐洲混亂一片，俄國並未因此擴張領地。」
這位歷史學家的結論是，俄國的外交政策猶如及時雨：俄國「犧牲自己最珍貴、最神聖的利益……而這一切都是為歐洲的利益考慮，這就是它的最高目標，唯一的目標」。米哈伊爾·波果金也對亞歷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對外政策進行了批評，大致指出了一些主要的不足之處：「三千萬人屬於斯拉夫民族，最緊密的血緣關係、語言、宗教使之緊密相連，但他們幾乎孤立無援，沒人願意稍微分擔一點他們所遭受的不幸，他們只能飽受折磨，土耳其人加諸他們身上的磨難可以說是最輕的了……」這位歷史學家的意思是，奧地利和普魯士類型的「折磨」最糟糕。
米哈伊爾·波果金指出了半個世紀以來俄國外交政策所犯的種種錯誤，因為他是斯拉夫派，而在他看來，俄國的使命就是救助血緣、語言、宗教相同的那些手足。但還有另一個原因。1854年正好可以給出這方面的證據：欠尼古拉一世這麼多的奧地利和普魯士，在反俄同盟形成的時候，卻並沒有支持俄國。盟友出賣了他們。
19世紀50年代，尼古拉一世政策的失敗使這位莫斯科歷史學家認為這是錯誤的政策而加以駁斥。對波果金而言，想要干預歐洲事務，「拯救歐洲」，同奧地利和普魯士結盟的想法也錯得離譜。軍事上的失利使米哈伊爾·波果金變得明智起來，只可惜晚了一點。
俄國同奧地利和普魯士聯合是尼古拉一世時期俄國外交政策有意做出的選擇，也是其基礎。1838年，那個時代最傑出的俄國外交官、當了很多年駐倫敦大使的菲利普·布倫諾夫男爵奉皇帝之命，遞交了《現時期俄國宮廷政策檢視》。該文本後來成為皇儲，也就是日後的亞歷山大二世外交政策方面的讀本。
布倫諾夫男爵的邏輯沒有問題：西方，首先是法國，是革命的溫床。奧地利和普魯士形成了一道堤壩，保護俄國不受革命浪潮的侵襲；如果潰堤，俄國就只能和法國以及支持它的革命力量開戰，這有點像1812年，只是條件不同罷了。因此，捍衛「與我們原則相近」的那些結盟國家就會形成道德屏障，來抵擋法國，而這就是俄國始終重要的利益所在。
如果尼古拉一世拯救歐洲，使之擺脫革命，如果他派遣軍隊支持風雨飄搖的王室，這首先都是出於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因為他傾向於在遠離俄國邊界的外國土地上打擊自己的宿敵——革命。革命是尼古拉的頭號噩夢，但正如布呂諾夫男爵所寫的，從在位第一天起，皇帝就對東方問題有所關注，並且那裡始終都是他的核心利益所在。
19世紀，東方問題就是奧斯曼帝國的命運問題。最高朴特在兩個世紀的時間裡一直都是俄國的勁敵，如今卻被內部的紛爭撕扯得四分五裂，開始走上衰落之途。這個巨大的帝國遺產遍布三大洲，逐漸成為歐洲各國外交折衝的目標，它們已經在想如何與熊謀皮，雖然這頭熊還沒死，但已經病得不輕。俄國對「東方問題」興趣特別濃厚，一方面是因為它和土耳其有共同的邊界，另一方面是因為它自行充當起了奧斯曼帝國中斯拉夫臣民和東正教的保護者。
當十二月黨人叛亂變了形的迴響抵達德黑蘭的時候，波斯人決定好好利用這個時機，1826年7月，他們越過了俄國邊界。波斯對《古利斯坦條約》(1813)的許多條款並不滿意，畢竟條約將各個被征服的汗國割讓給了俄國。葉爾莫洛夫將軍是高加索地區的俄軍指揮官，支持儲君阿巴斯—米爾扎的對手，他的政策強化了波斯宮廷的「主戰派」。
1826年和1827年的兩場戰役，波斯軍隊都輸了。1828年2月13日，在土庫曼恰伊（大不里士附近）簽訂了和約，條件是波斯將納希切萬汗國和葉里溫汗國割讓給俄國，支付兩千萬金盧布作為戰爭賠款。亞歷山大·格里博也多夫積極參與了和談。格里博也多夫是著名的劇作家，也是經驗豐富的外交官，他制訂了一項對被占領土進行經濟開發的計劃。他建議依照東印度公司或俄美公司的模式，成立一家貿易公司，在恩澤利和阿斯塔拉巴德設立商行，在波斯的主要商貿中心設立領事館。但正如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波克羅夫斯基所說的：「外高加索地區被貴族制而非資產階級的俄國所占領。」
接替葉爾莫洛夫的波斯征服者帕斯基耶維奇將軍建議肢解該國，將一部分土地併入俄國，在剩餘部分形成若干全附庸或半附庸的汗國。作為秩序和合法性的護衛者，尼古拉一世摒棄了推翻波斯沙赫的想法。亞歷山大·格里博也多夫被任命為駐德黑蘭全權大臣。但1829年2月11日，抵達波斯首都沒多久，一群狂熱分子占領了俄國使館，其中一人將他殺死。《土庫曼恰伊條約》獲得批准。波斯和俄國之間的對壘最終結束。亞美尼亞人居住的地方被併入了帝國。
但和波斯的衝突尚未終結，俄土戰爭就爆發了。1828年5月7日，俄國的第一支部隊（尼古拉就在該部隊的參謀部內）越過了普魯特河，而此時高加索部隊也正在亞洲展開軍事行動。和奧斯曼帝國的戰爭為兩個世紀以來圍繞「東方問題」的外交行動畫上了句號。
尼古拉一世登基後兩個月，就向蘇丹發出了最後通牒。皇帝要求摩爾達維亞公國和瓦拉幾亞公國現行的政治、軍事、民事領域全都恢復到1821年之前的狀態。他還要將《布加勒斯特條約》中承諾給予塞爾維亞的體制全部收回。尼古拉建議土耳其政府派遣一個代表團前來俄國邊界，進行商談；蘇丹有六個星期的時間來決定是否接受俄國提出的這些條件。
最後通牒一句話都沒提到希臘。尼古拉秉承亞歷山大一世的政策，將「希臘人」視為反對俄國合法君主的「叛亂分子」。不過，每個人都很清楚俄國的最後通牒是在威脅土耳其，要通過開闢一條新的戰線來削弱他們在希臘的地位。
尼古拉一世在位初期，俄國的外交頗為靈巧地解開了「東方問題」這個難解的死結，希臘在其中占據了最重要的地位。英國對自己在地中海的利益頗為上心，它希望能解決「希臘難題」。在梅特涅看來，奧地利並不同意希臘大規模自治；它其實擔心的是巴爾幹地區會成為火藥桶。歐洲輿論，特別是英法兩國以及俄國的輿論都大力支持希臘人爭取自由的抗爭。拜倫勳爵自願前去為希臘人而戰，後死於邁索隆吉翁。由於其主要盟友奧地利持此種態度，俄國的處境就顯得更為複雜了。
1826年2月，英國首相坎寧派威靈頓公爵前往彼得堡，慶祝俄國新皇帝登基，並藉此機會商討東方事務。英國建議由自己來當俄國和土耳其之間的調停者，進行斡旋。它還要求在希臘人和最高朴特之間居中調停。尼古拉一世斷然拒絕了第一項建議，因為俄土爭端是他自己的事，但他接受了後者。
4月4日，英俄協定在彼得堡簽訂。這是歐洲第一份解放希臘的外交文書。彼得堡同意倫敦在朴特和希臘人之間調停，且承諾會予以協助。希臘將會獲得自治，只需向土耳其支付貢賦即可。英國得償所願，但規定無論俄國和朴特之間的關係如何，該協定將始終有效。換句話說，一旦俄土爆發戰爭，英國仍然會和俄國綁在一起。
1826年2月，威靈頓公爵和尼古拉一世進行談判。3月，彼得堡向蘇丹發出最後通牒。4月，俄英協定簽署。5月，伊斯坦堡接受最後通牒，派遣代表前往交涉。4月4日的協定是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簽署的；幾個月之後，歐洲才得知該協定。但在這之前，皇帝已經在散播這件事，以此來影響土耳其。
蘇丹一接受最後通牒，便頒布了一道秘密敕令，目的是將以奧斯曼軍隊為核心的近衛軍改造成歐洲類型的軍隊。土耳其近衛軍為此還發動了君士坦丁堡起義：二十四小時之內，君士坦丁堡被洗劫一空。之前的蘇丹的軍隊雖目無軍紀，戰鬥力低下，可眼下他卻連這樣的軍隊都沒有了。就連外交上也得不到支持。
8月1日開始的和土耳其的談判於10月7日結束，簽署了《阿克爾曼協議》，滿足了俄國兩個無足輕重的要求。俄國保留了協議簽署時在亞洲占有的土地；俄國人在奧斯曼的各大海域及港口幾乎獲得了全面的自由貿易權，和土耳其人平起平坐。俄國在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特權也得到了批准；十八個月之後，塞爾維亞將會被賦予很久以前就向其承諾過的憲法。
奧地利和普魯士公開反對在合法君主和叛亂君主之間進行調停。法國由於持親希臘的立場，支持該協議，建議將之轉變成盟約。1827年7月，俄國、英國和法國為了安撫東方，在倫敦簽訂了條約。「為避免流血，預防災難發生而定……」文本中這麼寫道，三國君主向蘇丹提出了集體調停的建議。受梅特涅支持的蘇丹採取了拖延的手段。10月20日，在納瓦里諾灣（希臘東南沿海處），土耳其和埃及艦隊遭俄英法三國艦隊全殲。
海戰勝利讓俄國倍感興奮。果戈理《死魂靈》里的主人公乞乞科夫就親歷了這場廣受歡迎的戰役，穿上了「納瓦里諾火焰和煙霧」色的服裝。但英國得知奧斯曼軍隊遭全殲後卻變得憂心忡忡起來。國王喬治四世公開說，這場戰役是一次「悲慘的事件」。英國對俄國在這場戰役中的角色、土耳其的不堪一擊、希臘有可能不是自治而是完全獨立的前景怒不可遏。
蘇丹將艦隊慘敗歸咎於《阿克爾曼協議》，於是關閉海峽，不讓俄國艦船通行，並呼籲對異教徒發動「聖戰」。
奧地利提出進行最後嘗試，調停俄土衝突，但遭尼古拉一世拒絕。皇帝向梅特涅緊急派往彼得堡的特使茲奇伯爵宣布：「我不要土耳其的一寸土地，但我也絕不允許任何人從中拿走一寸。」在隨後的幾年間，尼古拉一世又好幾次說了這句話，以解釋自己的政策。一個多世紀之後，莫斯科又再次重複皇帝的這句話，使之成為國家外交政策的官方原則。
1827年12月，奧斯曼帝國向俄國宣戰，1828年4月，帝國發布宣言，宣布戰爭開始。4月8日，亞歷山大·尼基堅科在日記中寫道：「喪鐘為土耳其敲響。不管是打短工的，還是國家的高層，都可以問問彼得堡的人們對即將來臨的戰爭作何感想。他們會對你說：『好吧，土耳其必敗無疑！』俄國人如今對自己國家的實力很有信心。」
儘管和英國簽訂了盟約，俄國卻認為英國是在支持土耳其，因此也是他們的敵人。4月26日，亞歷山大·尼基堅科寫道：「如果爆發戰爭，我當然希望增強俄國的實力，給尼古拉的統治套上榮耀的光環……在世界第一的國家看來，屆時肯定會有戰鬥，血腥的戰鬥，那是新羅馬和新迦太基之間的戰鬥，也就是俄國和英國之間的戰鬥。命運的天平會向哪一方傾斜呢？英國是個強國，而俄國是個年輕的強國。」
俄軍深入多瑙河諸公國境內，同時也在高加索地區展開軍事行動。1828年，由帕斯基耶維奇指揮的高加索部隊很快就打敗了土軍，占領了各路要塞（其中有埃爾祖魯姆要塞），那是蘇丹當局在外高加索地區的支點。1829年夏，葉里溫伯爵（帕斯基耶維奇因戰勝土耳其人而獲得了該稱號）最終擊潰了土軍。對俄軍來說，巴爾幹地區由維特根斯坦實施的軍事行動並不漂亮，皇帝就在他的參謀部里。土耳其人進行了激烈的抵抗。
1829年，由季比奇伯爵率領的俄軍得到了增援，再次深入保加利亞，上一年的時候，俄軍曾在那兒遭土軍驅離；俄軍在庫列夫恰與土軍展開了戰鬥，占領了錫利斯特拉。俄軍縱身一躍，便穿過了巴爾幹地區，於8月20日來到了哈德良堡城前。現在距君士坦丁堡已經很近了。但俄軍離大部隊太遠，處境相當危險。這時候，蘇丹、宮廷以及不久前還呼籲君士坦丁堡抵抗的法英兩國大使都感到害怕了。
9月14日，雙方簽訂了《哈德良堡條約》。俄國獲得了多瑙河三角洲諸島（但嚴禁在島上修建要塞）；西高加索地區、阿哈爾希克和阿哈爾卡拉基要塞都被併入了帝國，黑海沿岸的高加索地區以及阿納帕和波季也是如此。這次，土耳其同意確保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塞爾維亞的權利。俄國沙皇的臣民可以在黑海地區和整個奧斯曼帝國境內自由貿易。
《皇帝尼古拉一世的外交政策》一書的作者謝·塔季謝夫指責俄國外交官擬定的《哈德良堡條約》，「絲毫都不曾嘗試將巴爾幹半島各族基督徒人民的道德和物質利益同我們相連，發展並強化這些契合點，而正是信仰的統一、各族人民部分的同源同種以及歷史傳統構成了這些契合點」。謝·塔季謝夫在19世紀80年代末發表了他的研究，此時，斯拉夫派的理念正在對俄國的外交政策施加影響。我們說過，尼古拉一世懼怕斯拉夫派，他的外交政策以涅塞爾羅捷伯爵簡明扼要的原則為基礎，涅塞爾羅捷自1828年起擔任副掌璽大臣，1845年起擔任掌璽大臣，主導俄國外交界達四十年之久：「無論權力在哪兒都要支持它，權力變弱就要強化它，權力公然受到攻擊就要捍衛它。」
奪取哈德良堡後，俄國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就得面對如下這個問題：接下來呢？一直推進到沙皇格勒，重新豎起聖索菲亞的十字架？這樣的想法著實誘人。擔任總司令的阿·米哈伊洛夫斯基將軍在日記中寫道：「所有人都在琢磨這個問題：是否應該奪取君士坦丁堡？征服君士坦丁堡難度並不大，左路縱隊的先頭部隊……距向君士坦丁堡供水的渡槽很近……」將軍的結論是：「從政治上的收益來看，這個問題更為複雜。」
歐洲各國並未掩蓋自己的反對意見，並說準備派遣多國聯合艦隊來包圍奧斯曼土耳其的首都；帝國崩潰會造成難以預料的後果。尼古拉一世於是做出決定：消滅最高朴特與俄國的利益相悖，歐洲維護奧斯曼帝國更具正面意義，而非負面意義。這個宣告明確無誤地給斯拉夫派做出了回答。
1830年11月，由於波蘭爆發起義，對「東方問題」的關心驟然退居二線。軍事學校的學生和年輕軍官發生譁變，受到華沙工匠階層的支持，後者對麵包價格上漲，以及叛亂前突然出現的小麥、伏特加價格的上漲心懷不滿。騷亂者占領了軍火庫。副王康斯坦丁·巴甫洛維奇應對緩慢，原本準備不足的陰謀如今已變成名副其實的暴亂，本來只局限於都城，之後便擴散至波蘭王國全境。從密謀到起義，局勢不斷惡化，從而變成了戰爭。尼古拉一世不想貽誤戰機，他覺得波蘭叛亂屬於巴黎七月革命在歐洲掀起的革命運動的一部分。
戰勝土耳其人的季比奇（已成為元帥和季比奇·扎巴爾康斯基伯爵）率領俄軍來到波蘭。打了幾仗，元帥的部隊損失慘重，打不了勝仗。1831年，成為霍亂犧牲品的季比奇病卒，皇帝便向波蘭前線派遣了另一個戰勝過土耳其人的元帥，那就是帕斯基耶維奇。8月，俄軍總指揮向彼得堡送去了勝利的消息：「陛下，華沙已在您的腳下。」尼古拉一世回復道：「即日起，你就是華沙親王殿下。」
1832年2月，尼古拉一世簽署的憲章維持了1815年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和地方自治；但由康斯坦丁率領的波軍卻慘遭鎮壓。而且，波蘭沙皇國也成了俄羅斯帝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費奧多爾·秋切夫為頌揚奪取華沙一事寫了一首詩，他在詩中將「本部族雄鷹」被殺同阿伽門農殺死自己的女兒向諸神獻祭作對比。阿爾戈斯國王犧牲自己的女兒，就為了獲得有利於自己的風向。詩人說，華沙陷落意味著「俄國的完整與和平」和「國家的完整」。
《哈德良堡條約》之後，俄國同英國關係惡化，七月革命之後，俄國同法國關係惡化，尼古拉一世便只能回頭去找傳統盟友。1833年9月，在奧地利的明興格拉茨，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相互保證對方在波蘭的領地，就「東方問題」達成協定。俄國和奧地利則保證支持土耳其現在的王朝，並表明不會容忍任何威脅當權蘇丹獨立性的改變。
明興格拉茨協定對俄國來說極其重要，1833年6月26日，俄國和土耳其簽訂了《洪基爾—斯凱萊西條約》。或許這可以算是俄國外交史上最重要的勝利，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1832年底，蘇丹在埃及的資深代表穆罕默德·阿里的軍隊占領了敘利亞，由他兒子易卜拉欣率領的軍隊進入了小亞細亞。擊敗俄軍之後，他們便向君士坦丁堡進發。馬哈茂德蘇丹向英法求助，但遭拒絕。英國正忙於西歐事務，而法國則同情埃及：穆罕默德·阿里被認為是「拿破崙的弟子」。面對在歐洲受訓、裝備的埃及軍隊，毫無還手之力的蘇丹於是轉向尼古拉一世，尼古拉同意對他進行援助。涅塞爾羅捷明確表明了簽訂這份協定的理由：如果穆罕默德·阿里奪取了君士坦丁堡，俄國就會遭遇得勝歸來的強鄰，而非羸弱不堪的弱鄰。掌璽大臣還說，穆罕默德·阿里的勝利也就標誌著奧斯曼帝國的衰落……這樣就得重新考慮《哈德良堡條約》賦予俄國的那些好處是否還能拿得到。
1833年2月，海軍司令拉扎列夫率領的俄國戰艦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蘇丹皇宮的對面拋錨駐定。六個星期之後，五千名俄國士兵在洪基爾—斯凱萊西山谷安營紮寨。他們很快獲得增援，並得到命令，在蘇丹和穆罕默德·阿里之間簽訂協定以及易卜拉欣軍隊撤離托魯斯山脈之前，他們不得輕舉妄動。1833年5月，皇帝的一名特使，也是他的寵臣阿列克謝·奧爾洛夫伯爵來到君士坦丁堡。他擁有傑出的外交才能。伯爵對自己所用的方法作了解釋：「我一直都用摸一下、打一下的方法，靠這個我就獲得了成功。」
彼得堡準備的協定文本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俄國外交官布倫諾夫說：「君士坦丁堡的談判並沒有特別保密，進行得也不是很快。」1833年6月26日，條約簽訂：俄國和土耳其攻守同盟，一旦奧斯曼帝國遭受威脅，俄國就對其進行援助。在一個秘密條款（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該條款）中，蘇丹保證一旦有人對俄國發動軍事攻擊，他就會封鎖海峽。尼古拉特別要求加上這個條款，「這樣可以確保俄羅斯帝國黑海沿岸南方諸省的安全」。
倫敦的《泰晤士報》說這個協定「厚顏無恥」。英國和法國向朴特發去照會表達抗議，但君士坦丁堡說簽訂該條約純粹只是為了和平。讓巴麥尊勳爵氣憤的是，俄國大使儼然扮演起了蘇丹首相一角。《洪基爾—斯凱萊西條約》簽訂之後數年，弗朗索瓦·基佐寫道：「彼得堡政府其實把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主導性地位落實成了書面法律，正式讓土耳其成了俄國人的客戶。而黑海也就成了俄國的內湖，這個客戶會守住湖口，不讓任何對俄國具有潛在威脅的敵人進入。」
和土耳其簽訂的條約再次改變了歐洲的力量分配：海上強國——法國和英國——對俄國採取敵視態度。奧地利和普魯士則支持尼古拉一世。在洪基爾—斯凱萊西所取得的外交勝利讓俄國占據了一個特殊地位：自此以後，俄國全境的邊界都受到了保護。它在歐洲潛在的敵人英國和法國已無法通過陸路來威脅到它（若想攻擊俄國，他們就必須經過日耳曼的土地），奧斯曼帝國若是封鎖海峽，它們也就沒法在海上構成威脅了。而且，俄國在亞洲也沒了敵手：波斯和土耳其已無足輕重。
俄國依賴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1830年，英國軍隊計有14萬人，法國有15.9萬人，奧地利帝國有27.3萬人，普魯士有13萬人，俄國則有82.6萬人。1837年8月，尼古拉一世參加了大規模騎兵演習。壯觀的場面讓皇帝激動不已，他眼含熱淚感謝上帝（奧爾洛夫伯爵和奧地利大使費克爾蒙也都在場）：「主啊，感謝你讓我變得如此強大，我祈求你讓我永遠不要濫用這樣的力量。」
從1832年到1848年，撇開高加索地區不談，俄國的疆界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敵手。我們說過，俄國向高加索地區進發始於16世紀。彼得一世付出了大量努力，想要抵達裏海和黑海。羅蒙諾索夫曾描述過俄國的疆界，將之呈送伊麗莎白·彼得羅芙娜女皇過目，詩中寫道：「坐下，伸開腿/面前就是大草原/無邊無際的城牆將我們與中國人相隔。/她歡快的眼睛環顧四方/計算著自己的財富，/手肘支在高加索地區。」
「手肘支在高加索地區」並不舒服。帝國領土四擴，永遠在前進，從它和波斯與土耳其打仗的情況來看，有時速度快，有時速度慢。1800年12月22日，保羅一世簽發聲明，將喬治亞併入俄國；1801年9月12日，這份文件得到亞歷山大一世的批准。嚴格來說，這兒指的是卡特利沙皇國和卡赫季沙皇國，它們也是15世紀崩潰的阿布哈茲—喬治亞君主國的一部分。1803年，明格列爾地區臣服於俄國，之後的1804年，又輪到伊梅列季和古利亞地區。於是，整個喬治亞都成了帝國的一部分。我們要記得喬治亞人曾求助於俄國，俄國與之擁有共同信仰，它的周圍全都是虎視眈眈的異教國家，而俄國可以為喬治亞的基督徒提供保護。喬治亞的諸沙皇國認為併入俄國就能受到其庇護，於是就承認沙皇為其君主，但仍保留自己當地的行政機構。但彼得堡則持另外的看法：它們在喬治亞設立了俄國的行政機構。
喬治亞的併入讓俄國在高加索地區有了穩固的立足點，畢竟高加索的山民正在千方百計阻止俄國的占領。大量語言、習俗各異的部族因共同的信仰聚為一體，從18世紀起，伊斯蘭教就成了他們的宗教。各部族名義上都歸附於波斯或土耳其。這些部落民呈半獨立狀態，彼此敵視，彼此嘲諷對方聽命於某某君主、蘇丹或俄國皇帝，但後者至少並沒有過度干預他們自己的事務。
俄國高加索政策的基礎是1816年由涅塞爾羅捷制定的：「在世界的這個與我國疆界相鄰的角落，俄國和亞洲各國及其民眾的關係頗為特別，如果將基於歐洲的政治關係而設立的原則用在他們身上，情況就會變得很糟糕。在這兒，一切都基於互惠互利和真誠善意；但在亞洲各國民眾那裡，只有恐懼能給你帶來保障，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條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位俄國外交界首腦在寫給駐倫敦大使列文伯爵的信中指出，英國「能很好地」理解俄國的政策，因為它在和印度各民族打交道的時候也是用的這種策略。
1816年，俄國的高加索政策得益於一個人，此人工作相當出色。一位俄國軍事史學家在說到這個時代的時候寫道：「高加索在沸騰。山民部族間的動盪層出不窮……卡赫季、赫夫蘇列季以及高加索的『馬蜂窩』車臣都躁動不安。」駐紮在高加索地區的所有部隊被統稱為「高加索軍」，由拿破崙戰爭時期的英雄葉爾莫洛夫將軍指揮。「山民向來只用武力說話」，這就是他們的原則。葉爾莫洛夫的戰術就是擊垮「四處劫掠的匪幫」，官方對他們的稱呼是「不安分的山民」，他還建造要塞，守護被占領土。1818年，他建造了格羅茲納亞要塞，後來成為格羅茲尼城，1995年由於被飛機和火炮摧毀而聞名世界。
1825年，趁俄國即將與波斯開戰，車臣爆發起義。尼古拉一世將征服波斯的帕斯基耶維奇晉升為元帥，並寫信給他：「目前，您功勳卓著，現有另一項功業正等著您，在我看來也是同樣卓著，如果從眼下的益處來看的話，甚至更為重要。您必須一勞永逸地平定山民，將桀驁不馴者徹底消滅。」車臣人桀驁不馴，很難相處。他們經常侵入俄國的墾區和哥薩克村。葉爾莫洛夫將軍認為他們是「貨真價實的匪幫」，並斷言：「太陽底下，論卑鄙無恥、背信棄義、犯罪成性，沒人能比過他們。」
19世紀20年代，宗教運動先是在東部出現，後又擴散至高加索西部地區。出生於北達吉斯坦的卡茲毛拉成了抵抗俄軍的領導人，在高加索地區的各族人民中間贏得了廣泛的聲譽。
1830年，帕斯基耶維奇寫信給尼古拉一世：「我國政策的定位以及同他們（山民）的關係全都錯了。暴虐只會導致他們的仇恨，使之起來報復；不夠堅定，再加上總體決策猶豫不決，這些都是我們的弱點，或者說是我們力量不足。」但帕斯基耶維奇並沒有給出其他的政策建議，山民抵抗俄軍的戰爭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1834年的「聖戰」由卡茲毛拉的一名穆里德領導，他和年老的領袖同樣出生於基姆雷村莊。在1832年的一場戰鬥中，卡茲毛拉被殺，該弟子也受了重傷，於是沙米勒就成了領導人。伊瑪目沙米勒擁有很高的權威，軍事和行政才能突出，他成功創建了山民之國，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和俄軍分庭抗禮。
伊瑪目沙米勒建立的是一個神權政治國家，米哈伊爾·波克羅夫斯基把它和麥地那相比，後者是由漢志的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的領導下建成的。對歷史學家而言，「沙米勒的權力得到了人民的承認，他也是被人民選出來的，所以那是純粹的民主制」，這種說法並不見得完全沒有道理，沙米勒設立適用於所有人的法律，以之為基礎將各部族統一起來，還建立了一個集軍事、財政和行政管理為一體的體系；換言之，他為現代國家奠定了基礎。
1840年，東高加索地區全境爆發起義。啟發了列夫·托爾斯泰的阿瓦爾人攝政哈吉—穆拉特投入沙米勒的麾下。1844年初，俄軍十五萬人進入高加索地區，其中五萬人徑直投入到了和山民的戰鬥之中。叛軍的總人數達上百萬。
要等到1859年，也就是尼古拉一世死後，沙米勒被抓，高加索地區才正式歸順。
高加索地區吸引了俄國相當數量的軍隊，而且迫使其耗費大量錢財來支持沉重的軍費開支，但這一點都沒有觸及帝國的核心利益。一名軍事史學家得出了這樣一個弔詭的結論：「長達五十年的高加索戰爭（與彼得的北方戰爭和蘇沃洛夫的戰役類似）對俄軍來說是好事。由於這場衝突，俄軍得以保存不朽的蘇沃洛夫傳統，使暗淡的火焰又熊熊燃燒起來。」這位歷史學家還可以這麼說，即與山民的戰鬥可以讓軍官和將軍（置身於歐洲的和平環境之中）獲得晉升和勳章。順著「戰爭是好事」這樣的邏輯，還必須提到它在俄國文學中的功用。亞歷山大·普希金、米哈伊爾·萊蒙托夫、列夫·托爾斯泰，不消說還有眾多不怎麼知名的詩人和散文家，都見證了（或參與了）高加索戰爭，並在作品中提及。
俄國也在向帝國的另一端，也就是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擴張，但並沒怎麼受關注，顯然是因為這場擴張進展得頗為和平。或許也是因為在俄國人看來，海洋總歸沒有陸地吸引人。
俄國從兩個方向向太平洋推進。第一個可稱之為美國方向：在堪察加半島、阿留申群島、加利福尼亞以及阿拉斯加殖民。我們同樣可以把這叫作「商路」，因為捕獵海獺、海豹與其他海洋動物的獵戶合作社是走這條路的主要推動力。我們說過，1799年，俄美公司從保羅一世那裡獲得了許可，擁有捕獵和貿易的壟斷權。公司最大的商業活動讓彼得堡很是生氣，因為它離得太遠，沒有任何辦法來控制獵戶和商人的行為。而且更重要的是，涅塞爾羅德認為俄國對歐洲和亞洲很不放心，所以也就要避免陷入和美國人之間的衝突。
1821年9月，亞歷山大一世簽發敕令，確定了帝國在遠東地區的疆界。邊境線從美洲大陸北緯50度處（溫哥華島北部）開始，切過太平洋北部，一直來到亞洲沿海北緯45度50分處，包括了庫里爾群島，但後四個島嶼，也就是庫納希爾島、哈伯邁群島、烏魯普島、伊圖魯普島並不包含在內。
這道敕令具有防禦性質。皇帝類似於豎起了一道牆：外國艦隊出現在這界定的範圍內就可被宣布為非法，違犯者就有遭逮捕以及被沒收貨物的危險。不過，是否遵守敕令，俄國控制不住，所以敕令很快就遭廢除。但敕令的好處是劃定了疆域，戰勝了拿破崙的俄國將太平洋沿岸地區的疆域都視為俄國的領土。
滿足於現有的成就遠遠無法得到普遍的贊同。海軍軍官德米特里·扎瓦利奇涅中尉制訂了奪取加利福尼亞的計劃，在舊金山附近建立羅斯堡，並以之為依託。康德拉季·雷列耶夫在彼得堡被任命為俄美公司董事，他想要改組公司，以期擴大和改進公司在俄屬美洲地區的活動。
俄美公司和俄屬美洲的未來主要取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支持向太平洋擴張的人中間有許多十二月黨人。要記得雷列耶夫就曾領導過北方聯盟。德米特里·扎瓦利奇涅本人也積極參與過密謀活動。1825年12月25日他在舊金山這件事本身就能使他獲得拯救。返回俄國後，扎瓦利奇涅被判處終身流放西伯利亞。
和亞歷山大一世不同，尼古拉一世對俄國的環球遠征（1803年7月，亞歷山大一世前往喀琅施塔得，參加了俄國艦船「希望號」和「涅瓦河號」首次環遊世界的啟航儀式，前者由約翰·亞當·克魯森施滕擔任船長，後者由尤里·利斯尼揚斯基任船長）和在美洲大陸設置殖民地的想法不感興趣。同時，由於十二月黨人對這些問題感興趣，所以皇帝對此就更持否定態度了。
俄屬美洲引不起太大的興趣，缺乏如何利用這片領土的戰略計劃，再加上海獺由於遭過度捕獵，數量一直在減少，致使俄美公司的收入持續下降。而且，1839年，俄國軍官換上了新軍裝，和舊軍裝不同的是，這次少了海獺皮領。太平洋皮毛市場一落千丈。1842年，羅斯堡被賣給了約翰·塞特，正是此人在加利福尼亞發現了金礦。俄美公司和哈德遜灣公司之間出現紛爭，後決定將爭議地塊出租給美國人，紛爭才得以解決。法國一位專門研究俄國在太平洋地區政策的專家寫道：「帝國在這片地區每次都會失去一點主權、領土和力量。」
東西伯利亞和太平洋地區的狀況截然不同。英國打贏鴉片戰爭之後，英中兩國於1842年簽訂了《南京條約》，促使俄國在該地區積極地活動起來。英國人獲得了將鴉片自由進口至中國的權利，他們可以在五個通商口岸進行貿易，香港割讓給英國，管轄期為一百五十年。這是西方諸國在中國大門前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使西方國家可以經海路在中國經商，這對俄國來說不是什麼好事，截至當時，俄國只獨占了中國商品經由恰克圖的陸路轉運權。另一方面，與英國簽署的協定開了一個先例，由此可見清帝國已弱不禁風。
第二股推動力與精力充沛的官員尼古拉·穆拉維約夫在1847年被任命為東西伯利亞省長息息相關，穆拉維約夫得到了皇帝幼子，也就是康斯坦丁大公的支持，而康斯坦丁大公本人也是海軍司令，後來還擔任艦船大臣。更為重要的是，尼古拉一世對東亞地區興趣更濃厚。尼古拉在給尼古拉·穆拉維約夫的辭別信中說他也準備前往這些遙遠的地方，還向他宣稱阿穆爾河（黑龍江）及其沿岸土地都應該併入俄羅斯帝國。
穆拉維約夫的計劃就是從東西伯利亞的首府伊爾庫茨克打通一條前往太平洋的通路。這個計劃遭到了俄國外交界的抵制，後者認為阿穆爾河匯入鄂霍次克海，並不適合通航。而且，薩哈林島被視為一個半島，阻斷了進入太平洋的通道。船長根納季·涅維爾斯科伊乘坐雙桅帆船「貝加爾號」走了一遍，證明阿穆爾河可以通航；之後，他還自行研究了阿穆爾河的入海口，發現了韃靼海峽，由此證明薩哈林島是一座島嶼。涅維爾斯科伊船長並不滿足於水文觀測，1850年8月1日，他還把俄國旗幟插在了阿穆爾河的入海口處。當將這片廣袤的土地併入俄國的消息傳到彼得堡之後，船長卻因擅自行動遭到降級，成了一名普通水手，皆因「其所為不知恥也」。但尼古拉一世廢除了判決，表彰了涅維爾斯科伊船長，並宣布：「俄國旗幟一旦插上，永遠不得倒下。」1858年俄國和中國簽訂《璦琿條約》，在之後的俄國皇帝統治期間，這片新侵占的領土也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俄方同中方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其中第一個就是1851年在庫爾賈簽訂的條約。
1853年，涅韋爾斯科伊船長接到皇帝親自下達的命令，率艦隊遠征。他這次所要完成的使命，是將薩哈林島併入俄羅斯帝國。俄國開始和日本接觸，而日本同時也受到美國、英國、荷蘭的逼迫，開放了通商口岸。俄國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得到了一個通商口岸。
研究19世紀上半葉俄國在太平洋地區政策的專家提出了一個問題，20世紀末，這個問題似乎充滿了悖論：鴉片戰爭中究竟誰獲益最多，是發動戰爭、將香港保留至1997年的英國人，還是俄國人？後者將阿穆爾河沿岸數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兩千五百公里的太平洋海岸線和四千公里的可通航海路收入囊中。可以補充的是，獲取這些土地沒有費一兵一卒。
《洪基爾—斯凱萊西條約》使俄國得到了奧斯曼帝國保護者的角色。俄國的反對者、移居國外的亞當·恰爾托雷斯基的說法略顯誇張：「土耳其如今已成為俄國的一個省，還能有什麼要求？」不過，東方問題並未得到解決。1839年，馬哈茂德蘇丹向其宿敵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宣戰，這個問題就又被尖銳地提了出來。俄國準備介入君士坦丁堡的事務，但歐洲諸國採取措施，阻止它這麼做。
在歐洲的舞台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英國並不希望奧斯曼帝國崩塌，所以支持蘇丹；法國支持埃及的帕夏。奧地利則擔心衝突會導致哈布斯堡帝國根基不穩。尼古拉一世得出結論，認為俄英兩國利益在這個方面一致，和英國接近就會破除英法締結的反俄聯盟。俄英兩國接受了梅特涅的提議，普魯士也支持該提議，即不再讓俄國獨自保護土耳其，而是由歐洲各國集體保障土耳其的安全。尼古拉一世之所以表示同意，是因為他想保存奧斯曼帝國，不讓法國蠢蠢欲動，因為法國國內已出現呼聲，呼籲為1815年復仇。此外，對俄國皇帝而言，法國仍然是革命叛亂的溫床。
駐倫敦大使布倫諾夫男爵向巴麥尊解釋了尼古拉一世的立場：皇帝並不認為法國是一個可以依賴的正常國家。但和英國倒是可以進行談判，因為英國是以法律為基礎的，向來都會履行自己的義務。尼古拉一世在布倫諾夫報告的頁邊寫道：「此乃朕原話。」1850年11月，在尼古拉在位五十周年的紀念日期間，涅塞爾羅捷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外交領域勝利的清單。1840年，俄國放棄了《洪基爾—斯凱萊西條約》，針對海峽保障簽訂了倫敦協約，因為英國人同意打破「與吾等之政治利益相左之英法協定」。
四年還沒過去，「英法協定」就又得到恢復，變成了抵抗俄國的軍事聯盟。雖然犧牲了讓俄國在土耳其獲得特殊利益的那份條約，但尼古拉一世知道自己要什麼：確立和英國的聯盟關係。皇帝打定主意之後，便前往倫敦，意圖和英國人達成諒解。本次行程嚴格保密，尼古拉一世在這方面模仿彼得大帝的做法，在1844年6月出發的時候用的是「奧爾洛夫伯爵」這個假名。沙皇在英國停留了一個星期，和維多利亞女王，政府的托利黨領袖，如羅伯特·皮爾、阿伯丁勳爵，以及反對黨的巴麥尊和墨爾本進行了交談。「東方問題」是交談的核心內容。尼古拉再三重複自己的承諾：他不會要土耳其的一寸土地，但他無法容忍別人得到土耳其的土地。他再三說：土耳其已經病入膏肓，必須想盡一切辦法為其續命，但也得考慮它過世了該怎麼辦。
尼古拉一世及其顧問大臣將倫敦談話視為政治上所做的承諾，而英國人認為那只不過是雙方就相關問題交換意見而已。這樣的誤解將成為今後武裝衝突的根源之一。
尼古拉一世造訪英國和爆發克里米亞戰爭之間隔了十年。其間發生的事件使歐洲政治的那把火越燒越旺。要記得1848年的二月革命之後，費奧多爾·秋切夫在巴黎對尼古拉一世說的話：「很久以來，歐洲只存在兩股力量發揮作用：革命和俄國。這兩股力量以後會彼此對立，明天就有可能打起來。」路易—菲利普被推翻讓尼古拉一世很滿意，他始終認為菲利普就是個篡位者。同時，皇帝也很警覺：革命的法國會成為義大利和德意志革命的支點。那些最不祥的預感很快就成真了：普魯士國王接受了革命者的要求，梅特涅在奧地利失去了權力。1848年3月，中歐落入了革命者的手中。3月14日，尼古拉一世迎接挑戰，發布聲明：「我們將以東正教先輩為神聖的榜樣，祈求無所不能的上帝給予支持，不管敵人在何處出現，我們都會打擊他們……上帝和我們在一起！聽著，異教徒，汝等必低下頭顱，因為上帝和我們在一起！」聲明使用古語，就是為了強化這份宣言的莊重感和重要性。
外國軍隊雖未打到俄羅斯帝國的邊界，但尼古拉仍然相信俄國已受到「革命精神」的威脅。皇帝要向革命開戰。
尼古拉一世並不想向巴黎派兵。他說：「俄國的血一滴都不應為這些可憐的法國人而流。」他也決定不給奧地利在義大利的領地提供軍事援助：只會提供財政和外交支持。皇帝擔心中歐，普魯士和奧地利都是將革命隔絕於俄國之外的國家。他感到擔心有好幾個理由：革命宣傳同時也是反俄宣傳，這些宣傳已經在波羅的海、白俄羅斯、烏克蘭諸省引發騷動，但在波蘭尤甚。
這份聲明被公之於眾，軍隊也被派往了西部諸省，準備鎮壓俄國內部的任何騷亂，如有必要，也可以對國境之外進行干預。1849年5月，奧匈帝國正式要求尼古拉一世幫助鎮壓在匈牙利爆發的叛亂。俄國皇帝就在等這份邀請。匈牙利起義讓他很是不滿，他堅信起義軍的後台就是波蘭人，這些人就是1830至1831年波蘭叛亂的參與者。
帕斯基耶維奇元帥率領的俄軍於1849年進入匈牙利，歷時九個月鎮壓了叛亂，陣亡人數相對不高：708人被殺，2447人受傷，另有278人傷重不治。尼古拉一世的干預拯救了奧匈帝國，年輕的弗朗茨—約瑟夫坐上了皇位。六十五年之後，他還坐在皇位上，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可以認為一戰是俄軍鎮壓匈牙利叛亂所致的遙遠後果。
往昔的歷史充斥著許許多多未曾把握住的機會，其中就有俄國特工雅科夫·托爾斯泰從巴黎向彼得堡提的一個建議。1848年10月，後者以密件的形式告訴俄國，一個名叫福布斯·坎貝爾的英國人是倫敦殖民地銀行經理，和路易·波拿巴是老相識，他在巴黎停留期間向托爾斯泰提議，向有望成為法國總統的路易親王轉交一百萬法郎。坎貝爾先生斷言，有了這筆錢，「俄國就能售賣共和國的領導人」。雅科夫·托爾斯泰試著問這位對話者：「他（未來的總統）是否會利用自己的權力清理掉法國境內的波蘭移民？」英國中間人讓他放心，說未來的總統會在這一點上做出保證。作為出色的銀行家，他自然會計算出四年時間（總統任期）里，這件事每年只會花費俄國二十五萬法郎，可以說簡直微不足道。尼古拉一世有所擔心，便拒絕考慮這項計劃。後來，米哈伊爾·波克羅夫斯基寫道，以法郎的市值來看，俄國只需支付二十五萬金盧布。這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在文末寫道「機會浪費了」：「毋庸置疑的是，尼古拉錯失了這麼好的一個機會，本可以讓自己人當上二月共和國的總統。而這顯然是苛刻的道德原則所致。可誰信呢？」儘管米哈伊爾·波克羅夫斯基並不相信機會，也不相信什麼機遇巧合，但他堅信這樣一個假設，即尼古拉如果採取這個辦法，是有可能「擺脫克里米亞戰爭的」。
沒有一個當時的人或歷史學家會去質疑尼古拉一世的道德原則和他不折不扣的正直品性。但人們對現實的機遇卻總是有所保留，並不相信這麼做會「擺脫」克里米亞戰爭。
始於1854年的這場戰爭也就是所謂的「東方戰爭」。克里米亞戰爭並不只是一個插曲而已。從名稱就可以看出誰是靶子，畢竟這是「病人」，也就是奧斯曼帝國的遺產。蘇聯歷史學家、兩卷本《克里米亞戰爭》一書的作者葉甫根尼·塔爾列（這部著作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完成的，揭露了英國政策的反俄導向性）也不得不承認：「尼古拉一世發布的各種各樣的宣言，採取的各種各樣的外交行動，都導致了對土耳其戰爭的爆發，對此是容不得絲毫懷疑的。沙皇制度開啟了敵對之門。而他也打輸了這場戰爭……」
葉甫根尼·塔爾列是蘇聯對1854至1855年衝突進行官方闡釋的歷史學家，他試圖證明兩場戰爭是同時展開的：一場是沙皇俄國和土耳其的戰爭，另一場是歐洲聯合起來對抗俄國的戰爭。他承認沙皇俄國對戰土耳其是一場「劫掠性的」戰爭，但土耳其也「對戰爭的爆發負有責任，擺出一副想要復仇的進攻態勢，意欲收復失地：黑海北部沿海地區、庫班、克里米亞」。因此，照這位歷史學家的說法，「戰爭就成了互相劫掠」。第二場戰爭是西方各國先發動的，俄國人民進行了英勇的抵抗。
向東方戰爭邁出的第一步就是尼古拉一世於1844年去了一趟英國。1853年1月9日，皇帝的妹妹葉連娜女大公家舉行晚宴期間，皇帝邁出了第二步，讓英國大使漢密爾頓·西摩爾爵士通知倫敦，說他想就奧斯曼帝國的未來與英國進行商談。英國政府拒絕涉及該領域。於是，皇帝就派遣緬什科夫親王攜帶私信去君士坦丁堡面見蘇丹。俄國提出了許多條件：將伯利恆、耶路撒冷神殿的鑰匙交給東正教會（路易—拿破崙則認為鑰匙應該交給天主教會），但如果蘇丹的東正教臣民狀告土耳其當局，呼籲俄國君主介入的話，那蘇丹就應保護東正教臣民的權利。奧斯曼帝國境內有大約九百萬東正教徒，因此他們可以向第二位君主狀告第一位君主。
蘇丹很爽快地就滿足了第一項請求；對於第二項請求，蘇丹建議在彼得堡繼續進行談判。緬什科夫親王下了最後通牒：最多八天就要給出答覆（後來他又加了五天）。由於在規定的期限內沒有得到答覆，他便中斷了兩國的外交關係，返回了彼得堡。1853年6月14日，尼古拉一世簽發了一份宣言，他宣稱：「好意相權，窮盡一切辦法，為滿足合理的要求，為保持和平做了種種努力，我們覺得有必要派遣軍隊進入多瑙河諸公國，以向朴特表明，他的固執己見會導致何種結果。」
英國大使西摩爾寫道，尼古拉一世對三樣東西深信不疑：俄國軍隊的實力、奧地利人和普魯士人會出手相助，其事業的正當性。這「三個深信」也就成了東方戰爭的緣起。相信軍隊的實力和捍衛國家的正當性這兩者緊密相連。伊萬·阿克薩科夫後來說：「歐洲看我們的時候夾雜著恐懼以及英語所謂的敬畏之心，對此我們怎麼可能會搞錯呢？」軍事實力使其堅信自己走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上，必須使用足夠的武力來確保這一點。這至少是尼古拉一世所見的局勢。鎮壓匈牙利叛亂，拯救奧地利於水火之中，最終使俄國皇帝對自己的實力和行為的正當性堅信不疑，更何況歐洲還顯得虛弱不堪。
1851年初，帕斯基耶維奇元帥受邀參加在柏林舉行的軍事演習，他在寫給沙皇的信中描述了歐洲的狀況，對此充滿了悲觀之情：巴麥尊笨拙的政策正將英國帶向災難，法國的內戰不可避免，瑞士是自由主義的王國，義大利成了煽動家的領地，德意志毫不平靜。這位華沙親王殿下不禁哀嘆，開明的歐洲究竟還剩下什麼。
尼古拉一世堅信，最終解決東方問題的時機已經到來：占領多瑙河諸公國，俄軍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登陸，奪取沙皇格勒。皇帝經常會使用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相當流行的沙皇格勒這個詞，用來指稱「病入膏肓的」奧斯曼帝國的都城。
尼古拉一世假設海上強國，也就是英國和法國會千方百計給他的計劃設置障礙。但帕斯基耶維奇確定英法兩國會行動遲緩，所以並沒有時間來阻止俄軍奪取博斯普魯斯海峽。忠誠的盟友普魯士和奧地利雖然因得俄國相助而免於革命，但其立場讓人大失所望。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不想和英國鬧僵；而且他也害怕法國，1854年初更是宣布普魯士不會和俄國及奧地利一起保持武裝中立。更糟糕的是，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還給了俄國當頭一擊。尼古拉一世的密友奧爾洛夫伯爵被派往維也納，得知如果俄軍進入多瑙河諸省，奧地利政府不會支持俄國。
奧地利拒絕予以支持這一點讓尼古拉一世大受震動，他甚至宣布：「我會還波蘭以自由，我就算放棄波蘭，也不會忘記奧地利的背叛行為。」實在無法想像他是有多憤怒才會說出這話的。俄國歷史學家將「奧地利的背叛」視為俄國在東方戰爭中落敗的一個原因。但1850年，也就是帕斯基耶維奇鎮壓匈牙利叛亂之後，奧地利首相施瓦岑貝格親王便寫道：「我們如此忘恩負義，簡直震驚了世界。」施瓦岑貝格的這席話指的是奧地利有其自己的利益，所以不願成為俄國的附庸。
多瑙河諸公國就成了兩大帝國的利益紛爭場。奧地利擔心俄軍進入巴爾幹地區會在生活於哈布斯堡帝國境內的斯拉夫人中播下動盪的種子。而且，按照《哈德良堡條約》的條款，多瑙河入海口屬於俄國，這一點也讓奧地利特別憤怒，這也就意味著黑海貿易自此以後就得看俄國沙皇的臉色行事。
奧地利對「境內的」斯拉夫人感到擔心不無道理。1853年秋，帕斯基耶維奇元帥告訴皇帝接下來的這場戰爭會有很多困難，認為「歐洲不會讓我們到處攻城略地拿好處」。因此，他建議慫恿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起事，來和土耳其作對。這位軍事統帥用精妙的辯證法推論來讓皇帝放心：「我覺得這個手段不應與革命手段相混淆。我們不會讓這些臣民來反對君主；但作為蘇丹的臣民，這些基督徒會願意趁穆斯林和我們作戰的時候，打破穆斯林的桎梏，所以我們支援這些教友完全沒錯。」
帕斯基耶維奇的計劃很有意思，畢竟他的葫蘆里還有一些想法沒有拿出來。1854年3月22日，他從華沙給多瑙河軍軍長米哈伊爾·戈爾恰科夫親王去信，建議開始鼓動土耳其人起來反對蘇丹及其大臣，控告他們和「異教徒」英法兩國走得太近而背叛了伊斯蘭教。帕斯基耶維奇利用了自己在波斯戰爭期間的成功經驗，給出了這樣的建議：「就是花上一萬、兩萬、三萬盧布也沒問題。」親王殿下請求通信者一定要對這個計劃嚴格保密。
鼓動基督徒起事來反對蘇丹的想法，反西方派的保守派報紙《莫斯科人》的編輯、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波果金也提到過。不過，和帕斯基耶維奇的說法不同，米哈伊爾·波果金建議在斯拉夫人當中尋找盟友，這些人不僅生活在土耳其（保加利亞、塞爾維亞），也生活在奧地利（波希米亞、摩拉維亞）。他在以抄本形式流傳、見聞於皇宮的《政治書簡》中寫道：「八千多萬這個數目相當可觀！是個很不錯的小小盟友！」他所說的「小小盟友」就是指「多瑙河人、斯拉夫人、南歐人與東歐人」，君士坦丁堡可作為他們的都城。這項計劃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特點，就是把波蘭也包括了進去。
1853年1月26日，俄軍進入多瑙河諸公國。沙皇在一份宣言中告知其忠實的臣民，捍衛東正教始終是「我們受賜福的祖先」的使命。土耳其出乎意料的抵抗，統帥帕斯基耶維奇元帥的躊躇不決（元帥此時已經八十歲，他撤了戈爾恰科夫親王的職，因後者公開支持英法兩國陣營的土耳其），再加上奧地利在塞爾維亞邊境地帶集結大軍（奧軍有八萬人），帶有公開反俄的意圖，這一切都迫使尼古拉一世於1854年夏從各公國那裡撤軍。多瑙河戰事以俄軍全敗收場。
1853年11月18日，俄軍艦隊在海軍司令納西莫夫的率領下打了勝仗，殲滅了土耳其在錫諾普灣的艦隊，英法兩國認為俄軍的行動是衝著他們去的。於是，英國發出最後通牒，俄國的回應便是斷絕和巴黎與倫敦的外交關係。1854年2月9日，沙皇發布聲明，他說：「英法兩國站在基督教敵人的一方，來反對為東正教而戰的俄國。」這份聲明提到了在俄國戰敗的拿破崙的命運，呼籲俄國人「為受壓迫的手足揭竿而起」。
俄國開戰之初即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1854年初，米哈伊爾·波果金在發給皇帝的一份文書中總結了俄國的政策：「各國政府背叛我們，各族人民憎恨我們……」這位莫斯科歷史學家觀察到的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反對俄國的不僅有各國政府，還有影響甚巨的公共輿論。三十年間，俄軍壓制了波蘭和匈牙利的人民運動，為普魯士和奧地利的舊體制續了命。米哈伊爾·波果金寫道，甚至都不需要派遣軍隊，只是「擔心俄國在背後施加的巨大壓力，就足以阻止各個最頑強的共和國採取激進的措施，從而讓反對派得以喘息，恢復健康」。
這話特別適用於奧地利在義大利的領地。亞當·恰爾托雷斯基在亞歷山大一世時期擔任外交大臣的時候宣揚斯拉夫聯邦，19世紀40年代他成為波蘭移民領頭人的時候也還在這麼說；但此後，親王便將斯拉夫聯邦視為一股反俄力量。對於俄國提出的要將斯拉夫各族人民從土耳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計劃，他提出了一個反制計劃，就是斯拉夫人在蘇丹的統治和西方各國的保護下實行自治。這位波蘭移民的領袖對烏克蘭初醒的民族情感拍手叫好，但他還是認為，只有讓烏克蘭和波蘭聯合起來，烏克蘭才有可能得到解放。波蘭移民的宣傳在遭受土耳其或奧地利政府壓迫的斯拉夫人中間得到了不錯的迴響，所以後者都在極力反對俄國的計劃。
海上強國想要從海上對俄羅斯帝國實施打擊：它們轟炸了敖德薩、喀琅施塔得、堪察加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奧蘭群島。倫敦和巴黎意識到，和俄軍發生衝突只能在陸地上。1854年9月，聯軍（法國、英國、土耳其）在克里米亞的葉夫帕托里亞城附近登陸。20世紀30年代撰有《俄軍歷史》一書的安·科爾斯諾夫斯基在盟軍登陸諾曼底之前，對1854年大規模運兵的歷史說了如下這些話：「這是歷史上最重要的登陸作戰，蒸汽艇的出現以及俄方幾乎完全沒有準備使登陸進行得相當順利。」
聯軍有6.2萬人和207門火炮登陸成功。在克里米亞指揮作戰的緬什科夫親王有3.5萬人和92門炮可用。俄軍在阿爾馬河沿岸築壕據守。克里米亞戰爭的第一場戰役以聯軍獲勝作結。指揮法國軍隊的聖阿爾諾元帥說：「他們的戰術落後了半個世紀。」更重要的是，俄軍絕大多數都使用燧發槍和滑膛炮，而聯軍用的都是線膛炮。這位著有《克里米亞戰爭》的歷史學家寫道：「阿爾馬戰役給俄軍留下了無與倫比的深刻印象。阿爾馬戰役之後，可以料想還有更糟的情況發生，我們都做好了準備。」阿爾馬戰役是拿破崙戰爭以來俄軍和法軍的第一次遭遇戰。從中可以看出俄軍的弱點。當緬什科夫親王的密使、騎兵上尉格雷格出現在皇帝面前，向他匯報戰敗情況時，尼古拉一世「潸然淚下。他抓住格雷格的肩膀，用力地搖晃他，不停地說：『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緬什科夫親王率領軍隊一直撤退到了巴赫奇薩賴，這樣一來，塞瓦斯托波爾的陸地一側便沒了防守。於是，要塞圍攻戰正式開始。圍攻戰持續了十一個月。2月15日，尼古拉一世撤了緬什科夫的職務，任命米哈伊爾·戈爾恰科夫親王擔任克里米亞軍隊的統帥。這是皇帝的最後一道指令。2月19日，從不生病的尼古拉一世死於流感。他的統治期相當長，而且他也相當專制，所以他的死也就顯得相當突然，流言很快就傳播了開來：皇帝是被毒死的。不過，歷史學家從來沒有確認他是被謀殺，還是自殺身亡。1855年2月18日，亞歷山大·尼基堅科在日記中寫道：「君主走了！這個消息出其不意，讓我震驚不已。我始終相信，而且也不止我一個人相信尼古拉皇帝會活得比我們，甚至比我們的孫輩還要久。是這場不詳的戰爭殺害了他。」
確實可以認為這場不幸的戰爭要了尼古拉一世的命。在他統治的近三十年時間裡，他的軍隊（那是俄國的精華）根本不知何為失敗。只有一次，也就是1831年2月，波蘭義軍打贏了一場戰役。但尼古拉將責任完全推給了季比奇元帥。突然，失敗一場接著一場，敵軍軍艦駛入了芬蘭灣。瀕死的尼古拉一世對皇儲說：「我把指揮權交給你，只可惜國運不利，和我原本的希望相悖，留給你無盡的煩惱和憂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