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帝國史 · 第二章　女皇的時代

高處，他鐵鐐纏身， 讓俄國勃然挺立…… ——亞歷山大·普希金 1725年1月26日，彼得大帝駕崩，還沒來得及決定國家的命運。可以這麼說，傳統的繼位問題又成了個難題。從俄國歷史上看，18世紀相當重要，而且眾說紛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謂獨一無二：彼得死後的七十五年間，有六十六年，登上俄羅斯帝國皇位的都是女性——兩個葉卡捷琳娜，兩個安娜，一個伊麗莎白。這些「女性」統治的代表人物對彼得大帝的創新以及由他所創建的國家結構的牢固性提出了考驗。同樣受到考驗的還有專制權力這個觀念，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專制權力都掌握在了女性的手中；在俄國社會中，女性開始從閨房裡走了出來。最後，還有一個回到過去的問題：重返彼得之前的時代是否可能？事實上，對彼得的敵視是很強烈的，所以無法排除這樣的可能性。民眾並不接受改革，最有力的證據就是皇帝死後並沒有出現「偽彼得」，而在皇儲死後的二十年間卻出現過不少「偽阿列克謝」。 彼得·恰達耶夫寫道：「彼得把我們扔到了世界進步的地盤上。」看來，無論願意與否，俄國都將生活在「進步的地盤上」，因為已經不可能折返了。 1 「彼得巢中的雛鳥」 他身後緊跟著一群 彼得巢中的雛鳥， 他的夥伴和子女， 為了改變世界的命運 爭權奪利，四處開戰…… ——亞歷山大·普希金，《僭號者德米特里，1591—1613》 亞歷山大·普希金的詩《波爾塔瓦》列舉了伴隨沙皇和瑞典打仗的那些人：「貴族舍列梅捷夫、布魯斯、布爾、列普寧，還有這個並非顯赫門第的命運寵兒，擁有專制權力的主人……」名單還包含了彼得的兩名家世顯赫的同伴，他們分別是波雅爾舍列梅捷夫和親王列普寧，兩個外國人布魯斯和布爾，還有彼得永遠的朋友，「並非顯赫門第的命運寵兒」亞歷山大·緬什科夫。詩人忠實地描述了「彼得巢中」的構成，這些人都聽命於沙皇，為其實現各種計劃，為他所需要，也能討他喜歡。彼得並不懼怕聰明人、有才能的人，他要的就是發揮主觀能動性，一旦發現自己錯了或受了騙，也能改變自己的看法。對他來說，無論國籍，還是社會出身，都不能成為他選擇合作者的障礙。他只看重能力和忠心。這些品質使亞歷山大·緬什科夫如魚得水，照傳奇故事的說法，他在莫斯科賣小餡餅為生，十二歲的時候認識了與之同歲的沙皇彼得，於是就平步青雲，當上了陸軍元帥、海軍司令以及「帝國尊親王」。彼得在位時期，政治生涯可以帶來榮耀、頭銜、財富，但危險也會來得突然，使之地位驟降。沙皇若是生了氣，很不滿，那麼即便不死，也得失寵。 皇帝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間，對「雛鳥們」越來越不滿意。這些人對財富的貪求，對快速致富的渴望，對國庫的掠奪，收受賄賂，都可以解釋這種不滿。腐敗達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彼得的這些夥伴彼此紛爭不斷，不願分享好處的達官顯貴們彼此檢舉揭發，這讓沙皇惱恨不已。只有他對緬什科夫不變的友情才使得這位尊親王不致失寵。從緬什科夫及其同黨的揭發來看，副內閣大臣、樞密院議員彼得·沙菲羅夫因瀆職而被判死刑，最後一刻，腦袋都被擱到木架子上了，才得到赦免。 我們說過，尤里·克里加尼齊是第一個解釋了國家必須出台明確繼位法的人。這個深愛莫斯科的克羅埃西亞人從動亂時代吸取了教訓，那時的影響到沙皇阿列克謝時期仍能感受得到。彼得駕崩之後，「克里加尼齊綜合徵」仍然是一種俄國疾病。九個君主和女沙皇在一個世紀內你方唱罷我登場，皇位的變換充滿了各種衝突。1825年，俄國第一位皇帝死後正好一百年，已故沙皇的兒子登基，開啟了十二月黨人反抗的序幕。只有最後三個皇帝——亞歷山大二世、亞歷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登基時沒遇到阻力。不過，我們要記得亞歷山大二世後遭恐怖分子刺殺，尼古拉二世也不得善終。 我們知道，彼得一世對繼位問題頗為操心。但1719年他和葉卡捷琳娜所生的時年四歲的兒子夭折之後，皇帝便明確想讓他妻子取代他，當帝國的首腦。葉卡捷琳娜·阿列克謝耶芙娜在彼得大帝死後便登上了皇位，俄國有許多令人震驚的事件，她的歷史便是其中之一。葉卡捷琳娜生於1684年4月5日，父親薩穆埃爾·斯卡烏龍斯基是立陶宛農民，她小時候名叫瑪爾塔，和母親住在利夫蘭，服侍格魯克神父。俄國奪取馬林堡之後，陸軍元帥舍列梅捷夫就把她當作戰俘帶在了身邊。緬什科夫注意到她後，便讓她當了僕人。1705年，彼得發現了她，此後便沒和她分開過。彼得從他的寵臣勒弗爾手中得到了自己的第一個情婦，又從另一個寵臣緬什科夫手中得到了自己的妻子，對此，心理學家顯然是可以做出解釋的。1712年，彼得娶她為妻，而她改宗東正教之後，便取了葉卡捷琳娜這個名字。沙皇當了她的教父，並將自己的父姓賜給了她（阿列克謝耶芙娜）。此外，他也確立了她給自己生的兩個女兒——安娜（生於1708年）和伊麗莎白(1709)——的地位。1722年，作為彼得的妻子，葉卡捷琳娜當了皇后。1724年，她因品德優異而第二次獲得加冕，樞密院和教務會議聯合發文說：「她為俄國夙夜操勞。」自從瑪麗娜·姆尼舍克獲加冕以來，俄國還從未有過這樣的事。 不過，從彼得臨終前的旨意來看，他並未提及葉卡捷琳娜，她並非唯一潛在的繼承人。畢竟還有子嗣阿列克謝、彼得和娜塔莉婭，以及彼得的兄長伊凡的女兒葉卡捷琳娜、安娜和普拉斯科維婭。由於異見紛呈，皇帝的屍身便沒有落葬。舊日貴族的代表，那些最古老的俄國家族，如戈利岑、多爾戈魯基、特魯別茨科伊、巴里亞津斯基家族，都支持被處死的皇太子的兒子彼得繼位。緬什科夫、副內閣大臣安德烈·奧斯傑爾曼、安東·捷維爾將軍（彼得堡警察部門負責人，其父是改宗的葡萄牙猶太人，被彼得從荷蘭帶回）均支持葉卡捷琳娜。德米特里·戈利岑親王提出一個折中方案：年幼的彼得加冕，葉卡捷琳娜攝政；但這個提議未獲通過。葉卡捷琳娜的主要支持者是時年八十歲的彼得·托爾斯泰伯爵。這位耄耋之年的外交官對皇太子阿列克謝之死負有主要責任，所以並不希望他的兒子登基。伯爵的一個後人對彼得大帝死後發生的繼位紛爭是這麼說的：「彼得·安德烈耶維奇對理性爭論不屑一顧，而是採取了預防性外交措施。」其中一項「外交措施」就是把近衛軍官全都召至決定未來皇位的宮殿小廳內。隆隆的鼓聲宣告兩個近衛團來到皇宮，這才終於讓頑拒者屈服，宣示葉卡捷琳娜為女沙皇和專制君主。 歷史學家都同意，俄國歷史上並沒有出現過軍事政變。這話說得沒錯，畢竟從來沒有哪個將軍登上過俄國皇位。嚴格說來，只有偽德米特里是個例外，他是用武力奪取了莫斯科。不過，他是以伊凡雷帝「合法」繼承人的名分當上沙皇的。儘管軍隊並未為自己謀取權力，但它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可以幫助「設立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死後，射擊軍便開始介入繼位爭奪之中。我們知道，彼得並未忘記這件事，所以取締了這支部隊。由他所創建的「滑稽團」後來幫助他從他的姐姐，也就是攝政索菲婭手中奪取了屬於他的繼承權。「滑稽團」很快就轉變成了近衛軍，在北方戰爭期間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皇帝死後，國庫就落入了葉卡捷琳娜的手中，後者的支持者們利用這一點，就把國庫里的錢分給近衛部隊和彼得保羅要塞的衛戍部隊，以鞏固自身陣營的戰果。在隨後的一百年間，近衛軍將會成為王朝紛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可以說彌補了繼位法闕如的窘境。 向女皇葉卡捷琳娜一世宣誓效忠進行得頗為平穩。確實，少數幾個不願效忠的人都受到了皮鞭和火刑的伺候。科斯托馬羅夫寫道：「俄國人在已故國王漫長的統治期內，已被他採取的殘暴手段嚇破了膽，儘管他們反對至高權力的觀點和禁令，但仍然沒有能力表達自己的情感。」馬基雅維利在思考權力的本質時，就想知道對君主來說，到底是讓人愛戴，還是讓人恐懼來得更好。他的回答是：最好能在臣民的心中激發起這兩種情感，可如果事情變得太棘手，那比起愛戴，恐懼的風險要小得多。彼得大帝的手段證實了馬基雅維利那些觀點的正確性，列寧則稱之為「聰明的佛羅倫薩人」。 事實上，女皇只擁有紙面上的權力，因為統管一切的是緬什科夫和擁戴她登上皇位的那些人。緬什科夫對已故皇儲的支持者毫不留情。他們主要是老牌貴族的代表，但和「彼得巢中的雛鳥」聚到了一起，這些人受不了這位最尊貴親王的傲慢態度和專製做派。緬什科夫用一個接一個的陰謀肅清了舊日朋黨彼得·托爾斯泰和德維耶將軍，他們被褫奪了貴族頭銜和領地，遭到流放，一個去了西伯利亞，一個去了索洛韋茨基，但這麼做並未減緩緊張局勢。 1726年2月設立了樞密院，由女皇主持，這是一個折中的嘗試：緬什科夫和他的某些支持者和反對者都進了裡面。這個新的權力機關必須和早於它的元老院及至聖治理會議聯合起來運行，但由於緬什科夫折衝樽俎的手腕，後者很快就聽命於樞密院了。彼得大帝的這位舊日寵臣獲得葉卡捷琳娜的首肯之後，便要將自己的女兒瑪利亞嫁給時年十一歲的皇位繼承人彼得，他的權力由此便急遽增加。不過，緬什科夫的權力只持續了四個月：他最親近的盟友、副內閣大臣奧斯傑爾曼（負責教導彼得大公）突然改弦更張，投奔了這位無上尊貴親王敵人的陣營。緬什科夫被流放到偏遠的西伯利亞城市別廖佐夫。瓦西里·蘇里科夫有一幅很著名的畫《緬什科夫在別廖佐夫》，該畫表現的就是這個失寵的彼得心腹陷入憂鬱的沉思之中，身邊是他的兩個女兒和弟媳婦。尊親王不禁悲從中來：他的九萬名農民、六座城市、一千三百萬盧布、一百萬盧布的財產（兩百多普特的金銀餐具和寶石）全都被充了公（其中九百萬盧布存在外國銀行里）。 緬什科夫的位子很快就被多爾戈魯基親王家族奪取，後者把十七歲的葉卡捷琳娜·多爾戈魯卡婭許配給了皇儲。1727年，葉卡捷琳娜一世駕崩，為彼得二世·阿列克謝耶維奇登基打開了通路。 1728年，薩克森使節弗朗茨·勒弗爾將後彼得時代的俄國比作一艘艦船，被狂風颳得東倒西歪，有被暴風雨傾覆的危險，而船長和船員卻要麼呼呼大睡，要麼酩酊大醉。他寫道：「大家都想知道這麼大一艘船在沒有任何幫助和外援的情況下該如何行駛。每個人只想給自己減輕負擔，誰都不想負絲毫的責任，所有人都在拆牆……」這個外國觀察者是這麼總結當時局勢的：「巨大的船隻被隨意拋擲；無人操心其未來；船員都在期待第一波颶風的到來，好在船難之後瓜分戰利品。」 帕維爾·米留科夫對勒弗爾的觀察作了評論。他認為這名歐洲外交官對彼得大帝死後的俄國局勢刻畫得很好，但他「忘了一個重要的特徵：水面下的同一股水流引領著彼得的艦船向前駛去，被船長棄船而去的船隻繼續跟隨著船長，但他的內心充滿著恐懼，部分船員也很想掉轉船頭」。 我們知道，彼得改革的鼓動者、組織者、實現者死亡之後，其改革的意義便愈發明顯。事實上，不管願意與否，回頭路已經走不了了。不過，許多人還是希望往相反的方向出發。首先，改革的反對者就有這樣的意圖，他們想要收復被「新人」剝奪的權力，後者渾然不論出身，卻在戰時和動亂時代被拔擢至權力的頂峰。爭奪權力的短暫爭鬥先是揭示出「雛鳥們」，尤其是緬什科夫沒有能力在處理帝國的事務時保持優勢：彼得寵臣開始將部分權力讓給了對手，將他們納入樞密院，之後又完全失去了對樞密院的掌控。 葉卡捷琳娜一世在位時期，有一段時間權力還在緬什科夫的手中，但他在強化自身影響力的同時被弄得焦頭爛額，只採取了一項重要措施：在烏克蘭重新恢復蓋特曼的頭銜。科斯托馬羅夫注意到，從彼得堡遙控處理烏克蘭事務的「小羅斯學院」激發了「小羅斯人土地上的仇恨情緒」。尊親王為了確保得到烏克蘭人的承認，使之懷抱善意，便取締了這個機構，同意對蓋特曼和民間及軍隊縉紳進行選舉（除了猶太人以外，全體民眾均可參與投票）；置於收稅一事，則規定按照佩列亞斯拉夫爾條約(1654)所定的標準執行即可。 彼得二世在位時期，權力落到了多爾戈魯基家族的手中，他們基本上把國庫搶了個底朝天（當時的人注意到他們甚至連沙皇的財產也搶）。如今已向過去跨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就是摒棄彼得堡，返回故都莫斯科。圍繞在御座周圍的那些人開始採取種種反對措施，也就是全然否定，堅定倒退。其中一個關鍵點就是叫停對彼得大帝來說至關重要的所有政府事務：軍隊，艦隊，外交政策。 十六歲的彼得二世和葉卡捷琳娜·多爾戈魯卡婭舉辦婚禮前夕，突患天花暴斃。羅曼諾夫王朝的男性一脈也就隨之而湮滅了。於是各大家族為爭權奪利，也就是為支持各自的候選人坐上皇位頻發紛爭，而這在俄國歷史上實屬司空見慣。樞密院由其中兩方掌控：多爾戈魯基家族和戈利岑家族，他們在八個位子中占了六個。彼得二世未婚妻的父親出示了憑空捏造的遺囑，說那是年輕的沙皇死前寫就的，要將皇位讓給葉卡捷琳娜·多爾戈魯卡婭。但伊凡·多爾戈魯基還不夠強大，並沒有足夠多的支持者來助其達成目標。而且，所有人都能看出來這份遺囑簡直就是粗製濫造。於是，德米特里·戈利岑提出了一個出其不意的建議，就是選彼得大帝的哥哥伊凡的幼女安娜當女皇。樞密院的成員（稱之為樞密顧問）都同意了這個提議，這樣一來，就將彼得一世的女兒伊麗莎白和皇帝十二歲的外孫排除在外了，後者是他另一個死於1728年的女兒所生。 2 五周的君主立憲政體 盛宴已備。可主人卻名不副實。 ——德米特里·戈利岑 對那些樞密顧問來說，支持安娜當女皇的論據極具說服力。伊凡的長女，也就是安娜的姐姐已嫁給梅克倫堡公爵；如果為其戴上皇冠，就等於是請一個外國親王登上御座，而此人卻又是出了名的神經質的性格。 安娜從沒接受過任何教育，只懂基礎的德語。1710年，她十七歲的時候就嫁給了庫爾蘭公爵，後者死於1711年1月，同時代的人都知道公爵「喝起酒來不要命」。年輕的寡婦在庫爾蘭待了十九年，俄國、瑞典、普魯士和波蘭都對這地方虎視眈眈。比如，緬什科夫就夢想當那兒的王。薩克森的莫里茨（奧古斯特二世的私生子）想要牽起安娜的玉手，但莫斯科不同意，這樣的聯姻會削弱俄國對庫爾蘭的影響力。安娜並沒斷開和俄國的聯繫，她有時也會回去。不過，她並不屬於哪一「派」。 安娜的疏離，她既不忠於誰，也不屬於哪個派別，這個事實對樞密顧問們而言，正好具備了擔任未來女皇的誘人品質。德米特里·戈利岑在得到樞密院全體成員的同意之後，便宣布：「得讓生活輕鬆點。」他的想法很快就明確了起來：讓生活輕鬆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強自己的權力。因此，他羅列了一長串「條件」，來限制君主專制政體。 他很快就開始行動了起來。諸事皆停，所以清單很快備好，寄到了米陶，安娜就住在那兒。充當信使的是瓦西里·多爾戈魯基親王。女皇必須承諾加冕後不得再婚；不得在生前立遺囑指定繼承人；繼續保持樞密院八名成員的架構，維護其完整性和權利；若無樞密院的首肯，不得宣戰，也不得締結和約；不得引入新的稅種；無權任命上校這一層級以上的高級軍職人員和文職人員；不得不經審判即剝奪貴族的生命、財產及榮譽；不得肆意揮霍國家資源。 條件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安娜接受了這些條件，就說明俄國成了君主立憲政體。國家體制也就不可避免會發生變化。莫斯科經歷過兩次波雅爾限制專制權力的做法，史書稱之為「七波雅爾攝政」。1730年，樞密院共有八名成員。樞密顧問其實就是在統治國家，只是在御座上放了女皇，迫使其同意削減權力。「條件」的倡議者德米特里·戈利岑並不滿足於理論上的權力。無論是他，還是其他樞密顧問都覺得僅有承諾並不夠，對在十字架前宣誓的做法也並不滿足，以前有時候，俄國君主迫於形勢也會這樣宣誓。 樞密顧問有兩個限制權力的樣板可以參考：波蘭和瑞典。瑞典的榜樣特別誘人：17世紀末，國王擁有了專制權力，議事會完全屈服於卡爾十一世；他的兒子卡爾十二世同樣也是絕對君主。但他打輸了北方戰爭，1718年駕崩，就使議事會有可能突然限制王權。1723年批准的對政府形式的決議將權力分給了議事會中起代表作用的各個社會階層。 俄國的政治語彙要到20世紀90年代末才會吸收「政變」（「putsch」，這是外國詞語）這個詞。如果莫斯科在1730年的時候就已熟悉該詞，那肯定會用來定義當時發生的種種事件。樞密院掌握了完整的權力；不過，由於擔心遇到抵抗，樞密院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將這些「條件」告知安娜的。相距三十俄里的莫斯科四周都是部隊，若是沒有樞密院簽發的通行證，沒人能出得去。樞密院之所以稱之為「密」，是因為該院是由國家最高等級的人構成的，這些人占據了「官秩表」的最上層。他們頭上冠有「現行樞密顧問」的稱號，保密正是為了對國家事務進行磋商。不過，如此神秘化還不夠：對「條件」進行斟酌，再寄給安娜的做法，除了幾個大家族之外，沒人知道。 儘管採取了這些預防措施，但安娜還是得知了「波雅爾」有意限制她的權力。她完全接受了「條件」，在德米特里·多爾戈魯基的陪伴下，踏上了俄國之路。2月10日，女皇抵達莫斯科郊外，她得在那兒等待預計15號舉辦的隆重的入城儀式。可是，從2月1日起，米陶的信使就已通知樞密顧問，說女皇已經接受了「條件」。翌日，元老院、將軍們以及文職高官都被召集起來，以了解都有哪些「條件」，以及新的政府形式。於是，五百多號人聚在一起。參與大會的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寫道，大家在讀這些「條件」的時候，雖然渾身發抖，但也都簽了字。樞密顧問並不滿足於高官們的贊同之舉。丹麥使節威斯伐倫親歷了這件事，他通知政府，說樞密顧問會開門整整一周，凡是贊成或反對改變政治體制的人都可以來。相當於上校這一級別的軍職人員和文職人員，也就是「官秩表」上最頂層的六類官員，均有權表達自己的觀點。教會要人亦可暢所欲言。 英國史學家約翰·勒多恩研究了專制主義時期的俄國政府體制，發現最高層級的精英階層有一群人，人數在十五至二十之間。之後就是頂層三個類別的文職和軍職人員，共有兩百到兩百五十個人。這上面還可加上大地主，這些人占有至少一百個「魂靈」。勒多恩認為廣義上的領導階層共有大約八千五百人，占五萬四千名貴族（人數）的16%。 如果考慮到1730年「政變」時的局勢，那這樣的計算結果就會很有意思。偶然性也起了作用，特別是莫斯科還存在大量外省貴族，這些人都是來參加彼得二世的婚禮的，後來也留下來參加了他的葬禮。樞密顧問限制專制政體權力的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彼得大帝時期取名為chliakhetstvo的貴族階層就表達了異議。我們知道chliakhetstvo這個詞源於什拉赫塔(szlachta)，後者指的是波蘭貴族階層。該詞是由小羅斯人引入俄國的，前不久，小羅斯人還是波立聯邦的臣民，如今卻突然在沙皇的朝廷踏上仕途。 在像波蘭那樣的君主制和寡頭共和國里，「遴選而出的」國王的權力遭到了很多限制，許多權力都讓給了貴族階層。但歷史學家卻並未在chliakhetstvo出現的那個時代發現俄國貴族階層願意跟隨波蘭什拉赫塔的榜樣。只有一個例外。在波蘭，大貴族和普通貴族階層之間的區別肉眼可見，兩者間常有明顯的敵意。同樣，俄國的chliakhetstvo也對家世悠久的貴族懷有敵意，生怕權力落到「波雅爾」的手中。 因此，樞密顧問們的計劃就遭到了chliakhetstvo的反對。莫斯科開始騷動起來；局勢和各種各樣的判斷引發了大量爭論，導致出現了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代首都爆發過的那種動亂，後者就是對尼康改革的爭論所致。但這次的爭論屬於政治性質。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樞密顧問對此根本就不屑一顧：「所有人都在罵他們自以為是，貪得無厭，貪戀權力。」Chliakhetstvo圈子裡流傳著的一封匿名信宣稱：「我們要說的是，現在所做的事，以及已經做的事，都是為了能有一個共和國……上帝不希望出現專制君主，也不想讓我們墮入大家族的權力牢籠內，因為這樣就會是chliakhetstvo的損失，我們也會比以前更糟，不得不卑躬屈膝，聽人差遣……」 歷史學家們注意到，作為限制君主制權力的理論家，德米特里·戈利岑親王提出了一種創建新的政府體制的規劃。但chliakhetstvo並沒聽說這件事（他們是從外國使節的公函里才得知此事的）；所以，他們並不知道戈利岑在制訂計劃的時候，並沒有把他們給忘了。戈利岑親王提議女皇的權力只限於宮中，國庫每年會撥付一定數額的錢維持其生活。政治權力完全落入由十至十二名高級貴族代表構成的樞密院手中。樞密院負責戰爭及和平方面的事務，任命軍隊統帥和財政官，後者只對樞密院負責。除了樞密院之外，他們還準備設立：由六十六名元老構成的元老院，預先研讀呈遞給樞密院的文件；由兩百名遴選出來的人構成的貴族院，負責保護chliakhetstvo的權利；城市代表院（每個城市兩名代表），負責商貿，確保民眾的利益（當然，沒農民什麼事兒）。因此，戈利岑親王的這項規劃使出身「高貴門第」的寡頭的權力得到了確立，而兩院並不享有真正的權力：它們的任務只是保護其所在團體的權利。 統一在chliakhetstvo之下的各個圈子都在討論政治；還制定了許多草案（至少有十二個），上面還寫上了制定者和支持者的大名。有時簽署者多達一萬一千一百人。這些計劃突出了新貴族階層的兩大訴求：一是政治層面（拒絕寡頭制，擴大全體chliakhetstvo的權利），一是社會層面（減少強制服役時間，確立公職人員和地主的特權）。外國使節報告說，莫斯科人都在討論英國的憲法和議會，所有人都要求獲得自由，分歧也只局限在限制君主權力方面。 其中一份草案針對俄國政府需採取何種形式，羅列了極其詳盡的觀點。這應該是出自瓦西里·塔季謝夫(1686—1750)的手筆，他在彼得大帝統治時期極為活躍，撰寫了俄國的第一部史書。這份草案有一個好處，即它是建立在對俄國歷史的分析上得出的，吸收了歐洲政治思想的成果，也引用了胡戈·格勞秀斯和薩穆埃爾·普芬多夫的著作，這兩人都是「自然法」理論家，彼得一世曾下令將其作品譯成了俄語。 對塔季謝夫而言，理想的政府形式就是民主制，但照他的說法，民主制只可在小國實施，因所有居民均可聚於一地。他所列的第二位的是代議制（貴族）政府，但只適合於不受外國侵略、民眾開明的國家（比如島嶼）。因為「開明的」民眾會全力遵守法律，「嚴刑峻法實無必要」。君主制就排在之後，君主制雖然實施「嚴刑峻法」，但從地理與政治條件來看，俄國難以避免君主制。 從上下文語境來看，每個政府均有其價值。瓦西里·塔季謝夫舉了例子：荷蘭、瑞士、熱那亞均為民主共和國；匈牙利是成功的貴族制；日耳曼帝國和波蘭都是由君主和貴族統治的；俄國，以及法國、西班牙、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國，「都是大國，只有專制權力」。俄國第一流的歷史學家研究俄國的往昔歷史，認為專制制度有其必要性：證據表明強人君主可以很好地保衛國家，擴張領土；反之，就像動亂時代那樣，前景就會不妙。 蘇聯的塔季謝夫傳記作者認為他的「想法並非毫無根據」。該作者為了證明這一點，引用了馬克思的說法，馬克思將俄國「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同其社會組織條件相關聯，認為俄國「國土廣袤」，「從蒙古入侵那個時代起就決定了其政治上的宿命」。 瓦西里·塔季謝夫從歷史和理論分析一直聊到其所在時代的現實，建議限制安娜的權力。他這麼說是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女皇是擁有「女性性別者」；因此，「並不適合履行一定量的任務」。她必須受到協助，推薦給她的（從貴族階層）選出的機構可以對她提供支持。 女皇隆重地進入首都之後，便接受了chliakhetstvo的請求。2月25日，貴族群體來到皇宮；其中就有切爾卡西親王、陸軍元帥特魯別茨科伊和塔季謝夫。官銜最高的特魯別茨科伊年紀太大，所以由頭腦清晰的塔季謝夫感謝女皇接受這些「條件」，並肯請其召開由高級軍隊將領、官員及chliakhetstvo的代表組成的諮詢大會，來一勞永逸地解決政府模式問題。這個請求由支持選安娜當女皇的八十七個支持者簽署，但他們還是認為樞密顧問們所做的決策必須由全體chliakhetstvo的代表批准。安娜在請求書上籤了字，但大廳內滿布的近衛軍軍官卻高聲喊叫，要求恢復專制制度。 新登基的女皇甫抵莫斯科，接受了限制其權力的「條件」之後，便發現chliakhetstvo騷動不安，異見紛呈，且常常互相矛盾。除了樞密顧問們以及圍繞在切爾卡西親王、特魯別茨科伊、塔季謝夫這個圈子之外的人，支持絕對君主制的人也並沒有消停。那位對民族問題頗為上心的蘇聯歷史學家認為「專制派的領頭者是三個俄國化的外國人：安德烈·奧斯傑爾曼、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和安齊奧赫·康捷米爾」。也就是說：一個是德意志人，一個是烏克蘭人，還有一個人的父親是摩爾達維亞親王，因遭土耳其人驅逐，舉家逃至俄國。 安娜進入莫斯科之前，在弗謝斯維亞茨基村暫居了數日，有一個樞密顧問建議其自封為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上校」和近衛騎兵「隊長」，但此人究竟是誰，歷史學家們尚不知曉。這兩個行為違反了「條件」，我們知道，女皇如果沒有得到樞密院的首肯，是沒有權力來任命軍隊和近衛軍的指揮官的。但安娜對近衛團有不小的影響。軍隊由三名陸軍元帥和樞密顧問指揮，但軍隊離他們還遠著呢。期望得到女皇優待的近衛隊軍官列席了呈遞請求書的儀式。 尼基塔·特魯別茨科伊親王在近衛軍的高喊聲中，遞交了另一種類型的請求書，共有一百七十人在上面簽了名，安齊奧赫·康捷米爾親王也讀過：「懇請女皇陛下降下恩澤，效法擁有豐功偉績的先祖，以專制君主的身份進行統治，摒棄樞密院呈遞女皇陛下且由您簽署的那份請求。」 有一個親歷者記下了女皇的反應。女君主開始問樞密顧問們對「我目前同意的民眾訴求」是否支持。樞密顧問低頭不語，其實也就是默認了。他們別無選擇。親歷者說，如果他們對chliakhetstvo的譴責表達哪怕一絲的反對，近衛軍軍官就會從窗外衝進來。女皇繼續說道：「你們讓我在米陶簽署的那份請願書難道並未表達民眾的意願？」一聽到有人說「是的！」，安娜便朝多爾戈魯基親王轉身看去：「瓦西里·盧基奇親王，你難道騙了我不成？」 於是，女皇下令把那份她在米陶簽署的「條件」書拿來，撕了個粉碎。 Chliakhetstvo便不再等寡頭樞密顧問發話，而是直接向君主面陳。「政變」和「反政變」就是彼得大帝所實現的功業的一個重要的結果：新的社會力量——chliakhetstvo——出現了，而老的貴族階層壽終正寢。各種不同政治觀念之間的爭鬥（說實話，得到了近衛軍的幫助）以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君主意志之真理》一書中所表達的理念勝出。1726年，葉卡捷琳娜一世覺得有必要重版普羅科波維奇的這本書（首版是1722年），來捍衛自身權力的合法性。從這位身為學者的總主教的思想來看，他是用「自然法」來為君主的專制權力正名，所謂的「自然法」其實類似於社會契約，使君主成為和平和社會秩序的保障者，從而導致安娜決定將強加給她的「條件」撕個粉碎。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結論是：「18世紀的俄國，由樞密院臨時政府花四周時間確立起來的貴族立憲君主制就這麼結束了。」結局並不明朗。舊貴族落敗，但大量貴族大家族對樞密院充滿了敵意。作為社會新階層的chliakhetstvo勝出，只是其首腦人物都是元老院議員、將軍和親王。目的仍然模糊不清：樞密顧問想要限制專制權力，卻又不想改換政府體制；其對手想要保存君主的專制權力，來改換體制。只有領導階層的一小撮人騷動不安（政治鬥爭和理念相爭），民眾根本沒把這些放在心上。 唯一確定、牢固的（專制政體的基礎）仍然是君主的權力。彼得剝奪了君主神性方面的合法性。專制政體變得世俗化，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科學地證明了這麼做的必要性，以及「君主意志之真理」不可避免的特性。 3 女皇與寵臣 安娜與其寵臣之間不祥的親密關係可謂卑鄙下賤，這讓她的生平及其回憶在歷史上變得暗淡無光。 ——尼古拉·卡拉姆津 歷史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對個體在歷史上的作用這個問題多有涉及。寵臣（或寵姬）的作用也時常得到論及，且均有具體的案例為基礎。可以寫一本「寵信學」這樣的著作，可以花好幾章的篇幅專門來論述寵臣和寵姬對君主的影響。 在1730年2月10日安娜來到莫斯科之前，俄國歷史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一定的經驗。伊凡雷帝、阿列克謝和彼得一世的寵臣都對政治產生了影響，他們要麼支持沙皇，要麼為其設置障礙。女性登基，其身邊寵臣的作用也有漫長的歷史。伊凡雷帝的母親葉連娜·格林斯卡婭對伊凡·奧韋契納—捷列普涅夫—奧勃連斯基親王的支持，索菲婭攝政時期將政府權力交給了瓦西里·戈利岑親王，葉卡捷琳娜一世在位時期，當道的是亞歷山大·緬什科夫。安娜女皇在俄國給我們帶來了恩斯特—約翰·比倫(1690—1772)，後者將名字改成了比隆，想用這樣一個細微的改變來展示自己和法國比隆家族的親緣關係。 這場致命的相遇是在米陶發生的。庫爾蘭女公爵只是在紙面上管理自己的省份：彼得大帝的代表彼得·別斯圖熱夫以俄國君主的名義在那兒發號施令，他也是安娜的密友。據說在米陶，有個年輕能幹的美男子比倫，其父是個馬夫，此人受到了別斯圖熱夫的庇護。彼得·別斯圖熱夫有時會回俄國，他在返回庫爾蘭後，發現自己在女公爵身邊的位子被人占了。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在專門寫安娜的章節里寫道：「照時人的證詞，安娜·約安諾夫娜和比隆異乎尋常地親密。安娜·約安諾夫娜的思想和行為完全受到了寵臣的影響，與之亦步亦趨。不管她做什麼，都是因比隆而起。她在庫爾蘭當女公爵，後在俄國當女皇的時候，每個人對此都是心照不宣。」 女皇對馬夫的兒子可謂痴心不改，不僅將其封為公爵，還將俄國的權力拱手相讓，這完全就是歷史小說的理想主題，寵臣的個性也激起了時人以及後人的評說。彼得·別斯圖熱夫的女兒沃爾康斯卡婭女親王對比隆沒好話，她在信里說比隆就是「庫爾蘭無賴漢」。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則對「無賴漢比隆」說了好話。俄國歷史上只有三個重要的角色把自己的名字獻給了時代：18世紀的比隆苛政(Bironovchtchina)，19世紀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Araktcheievchtchina，源於亞歷山大一世時期權傾朝野的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之名），20世紀的葉若夫大鎮壓（Iéjovtchina，源於葉若夫之名）。女皇安娜的寵臣，亞歷山大一世青睞的大臣，史達林忠心耿耿的人民委員都把自己的名字留給了俄國歷史上最悽慘的時期。在對寵臣的回憶當中，比隆占據了獨特的地位。他沒什麼「規劃」，也不像阿拉克切耶夫那樣希望改變社會或像葉若夫那樣想要改變世界。「無賴漢比隆」只貪戀財富、榮耀和權力。 比隆苛政從1730年持續至1740年，也就是說從安娜登上皇位到她駕崩為止。當時那個時代，「德意志人」統治著俄國。和阿拉克切耶夫及葉若夫不同的是，比隆極其懶散，也沒在政府享有一官半職。而且，他什麼都不願操心，也不想幹什麼活；他唯一擔心的就是積累財富，如何確保自己的利益。他由於是寵臣（女皇時刻都會滿足他的任何欲望），所以就成了「德意志」事業的象徵。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德意志人紛紛來到俄國，就像是袋子破了，掉出來各色垃圾，他們圍繞在御座四周，政府內部收益最高的職位，他們都會插手干預。」這位歷史學家首先想到的是這個只喜歡純種狗的「庫爾蘭無賴漢」，以及利夫蘭的「另一個無賴漢」，即呂文沃爾德伯爵，此人「名不副實，專門投機倒把，收受賄賂不遺餘力」，而他同樣也是女皇的寵臣。 克柳切夫斯基的同時代人，但年紀更大的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認為，安娜統治時期「嚴刑苛政」的特點並不能歸咎於「圍繞在她身邊的比隆和德意志人」。科斯托馬羅夫特地強調，並不能把「德意志人看作鐵板一塊，因為這些擔負國家領導職位的人並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團體，目標也各不相同」。此外，還必須說的是，這樣的說法並不見得能代表真正的德意志人。比隆和呂文沃爾德如今都被看作是拉脫維亞人；安娜政府的實際領導人安德烈·奧斯傑爾曼以及陸軍元帥慕尼黑（當時位階最高的軍事統帥）都是德意志人；另一個軍事將領，陸軍元帥拉希則是荷蘭人。 所謂的「德意志」事業事實上就是指外國人統治。從娶了索菲婭·帕列奧洛格的伊凡三世當政起，他就把宮廷的大門向外國人敞開了，尤其是向希臘人，希臘人主要待在俄國的莫斯科，其次是彼得堡（從彼得一世起），這些人受到了嚴格的管控，雖然俄國人對他們很不滿，但由於覺得有必要讓他們待在這兒，所以他們就得到了容忍。外國人主要擔任技術人員（軍人、工程師、建築師），他們把俄國缺乏的經驗和知識都帶了過來。彼得一世在位時期，他們開始擔任政府官職，但受到君主的密切關注。比隆苛政時期，外國人將國家的籠頭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管控並不太嚴。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寫道：「一切都聽命於女皇，但其實她的御座上坐的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兒。」 外國人在俄國狀況的演變和女皇的個性並不完全有關。彼得大帝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勝利，以前屬於瑞典的省份併入俄國，將通往都城的通途向勢力強大、組織良好、擁有歐洲知識和經驗的一群外國人敞開，這才是主要原因。帝國擴張邊界之後，這些外國人就都成了俄國人。正是在那個時候，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生造出了一個詞，叫作rossiïanine（指某個人住在俄國，卻又非俄裔），蘇聯解體之後，這個詞在20世紀末頗為流行。 「德意志人」（丹麥人、普魯士人、威斯特伐利亞人、霍爾斯坦人、立窩尼亞人、庫爾蘭人）勢力越來越大，所激發的敵意也就越來越多。由於擔心不滿情緒日增，而且她也很清楚都是因為近衛軍軍官出手干預，自己才掌握了專制權力，於是她剛登基，就讓後者設立了第三團，名為「伊茲馬伊洛夫斯基團」（名稱取自她在伊茲馬伊洛沃的宅邸）。該團必須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和謝苗諾夫斯基團相抗衡。指揮權交給了呂文沃爾德伯爵，後者都是在外國人中間選拔的軍官（主要選拔新「俄國人」，也就是波羅的海的德意志人）；其副手是德意志人雅科夫·凱特，他以前在俄國軍中短暫地服役過一陣。人們認為他是首批在俄國組建共濟會支部的組織者之一（他和漢堡的共濟會有聯繫）。伊茲馬伊洛夫斯基團的普通士兵均從小羅斯徵募，蘇聯的一個歷史學家指出：「招募的都是反俄情緒持續高漲的社會階層人士。」 不過，女皇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並不是伊茲馬伊洛夫斯基團，而是chliakhetstvo，這些人想盡一切辦法讓女皇保有專制權力。撕毀強加於己身的「條件」書那天晚上，安娜宣布：「我若言而無信，無法信守承諾，我就會摘下俄國皇冠。」（北極光出現在莫斯科的上空，在那個緯度，這種現象極為罕見。）大家認為那是不祥的徵兆。當天晚上，德米特里·戈利岑親王說出了這麼一番具有預見性的話：「盛宴已備。可主人卻名不副實。我並不知道自己是否會成為滿盤皆輸的犧牲品。管它呢！我將會為祖國而受難……那些讓我淚水漣漣的人，也會痛哭流涕，哭的時間將比我更長。」 比隆苛政是一個恐怖的時期。最先受到影響的是樞密顧問及其支持者。我們知道，那個時代最有教養的人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也是俄國最早的宣傳者之一。他和安·康捷米爾和瓦·塔季謝夫所屬的「學者團」對彼得大帝的所作所為歌功頌德。後來，「彼得巢中的雛鳥」又大力支持葉卡捷琳娜一世，也積極參與了和樞密顧問的鬥爭（我們說過，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即便瓦·塔季謝夫的地位也有些特別）。 費奧凡總主教的詩為安娜大唱讚歌，從中可以看出，如果俄國詩歌真想一飛沖天的話，那它就會明白必須對君主忠心耿耿：「你是我們的光亮，你是美麗的花朵，你是善，你是快樂、榮光。」安娜的許多事都可以拿來說，但說她善良，這就有點過了。畢竟女皇為人惡毒，記仇心重。 甫登王位，安娜就於1730年3月設立了掌璽公署，取代了彼得二世時期遭裁撤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衙門。她讓安德烈·烏沙科夫將軍擔任了該政治警察部門的負責人，烏沙科夫前不久還在費奧多爾·羅莫達諾夫斯基領導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衙門裡工作，從殘忍性來看，他和彼得大帝的寵臣相比不遑多讓。不過，時人注意到掌璽公署的負責人將天性殘忍和上流社會的門面結合了起來。安德烈·烏沙科夫直接向女皇匯報，從女皇那裡聽取指示。從1732年起，聖彼得堡最終成為帝國的都城，掌璽公署遷移至聖彼得堡後，除了烏沙科夫將軍之外，還有兩名秘書和二十一名職員。儘管人數不多，但該部門工作量極大：兩萬多人被流放至西伯利亞，死刑判決也在快馬加鞭。瓦·克柳切夫斯基說：「間諜行為從此以後就成了最受國家鼓勵的工作。」若對女沙皇有失禮之處，且又未受舉報，就會為此下達特諭，未舉報者將會被處死。 歷史學家傳統上稱之為「比隆恐怖」，雖然這基本上就是俄國人的作品，但它還是影響了安娜同時代人及隨後幾代人的想像力，尤其是因為那些極其古老的家族都受到了打壓：多爾戈魯基家族遭到流放，後被處死；德米特里·戈利岑親王死在了什利謝利堡的堡壘內。安娜在位時期反響最大的政治事件就是對「內閣大臣」阿爾捷米·沃倫斯基進行的審判。 被皇帝看重的沃倫斯基很快就對女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和比隆及奧斯傑爾曼發生了衝突，但最終落敗。他向朋友承認：「可以這麼說，女人都是背信棄義的，她們一旦給你露出好臉色，你就得害怕了！拿我們的女皇為例：有時，她會發火，但我根本就不知道原因；她自己拿不定主意，都是公爵替她拿。」沃倫斯基被送上法庭之後，承認自己有罪（嚴刑拷打之下，他只能承認講過女皇的壞話），於是就被判處割舌的刑罰，之後再被處以樁刑。最後一刻，安娜寬恕了自己的舊臣，減輕了刑罰：將阿爾捷米·沃倫斯基割舌之後，直接斬首了事。 鎮壓也落到了那些想要限制專制權力的人身上；但在打壓的同時，1730年貴族在各項「規劃」中提出的某些要求也得到了滿足。安娜從登基起，就廢除了彼得大帝針對繼承權訂立的法律，後者批准一家之主有權將財產遺贈給自己選定的人。新法則要求不動產需在「所有人之間」平分，但抹除了采邑（可繼承的領地）和田莊（提供服務和服務期間所讓予的土地）之間的區別。因此，田莊就成了chliakhetstvo可繼承的私產。 1731年，「陸軍貴族子弟團體」創建，這個教育機構只針對貴族家的孩子。從1733年的教學大綱可以看出，學生都在上什麼課，對什麼更感興趣。那一年，貴族子弟團體有243名報名者。237人學習德語，110人學習舞蹈，51人學習法語，47人學習劍術，39人學習音樂，36人學習幾何，34人學習繪圖，28人學習歷史，20人學習馬術，18人學習俄語，17人學習地理，15人學習拉丁語，11人學習法律。課程結束之後，他們就會成為軍官，或從事文職工作。 1736年，女皇頒發敕令，對貴族的一個主要訴求做出了有利的回覆：軍隊的義務服役期縮短至二十五年（之前一直是沒有時限的）。而且，父親以後也有權將一個兒子留在家中照料產業，孩子至少能讀寫即可。這個決定相當重要：為國家服務（軍職或文職）不再是貴族唯一的可能的職業途徑。不再為國家服務的新的地主階層形成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全體貴族就再也不用服義務兵役了。但朝這個方向踏上的第一步還要拜1736年的敕令所賜。服役滿二十五年即可離開軍隊的規定使二十歲開始服役的貴族得以在年富力強之時返回自己的領地。 另一個象徵性的行動也可以看出女皇對chliakhetstvo的關註：從現在起，俄國人的軍餉和外國人的軍餉相等，此前，外國人的軍餉要高得多。不過，要說明的是，這個行動只具有象徵意義，因為這樣的軍餉在安娜在位時期很少發放。事實上，國庫空虛得很：宮廷花錢大手大腳，國庫全都被寵臣劫掠殆盡，而外交政策也靡費甚巨。 Chliakhetstvo轉變成特權階層，農民階層在接下來的數十年內也受奴役益深；農民成了名副其實的奴隸。這樣的進程根本不可阻擋：貴族產業的權利越來越多，農奴的權利也就越來越少，到最後就連一絲一毫的權利都已喪失。如果說18世紀是女皇和貴族的世紀，那麼它也是農民階層徹底受奴役的時代。在該世紀末，剝奪農民一切人權的法律將由另一位女性來強行推進，這顯然是歷史的巧合。葉卡捷琳娜二世既是法國哲學家的偶像，也是開明君主的典範，到她1796年駕崩的時候，俄國共計3600萬居民：其中979萬名農民都將落入私有產業主的手中，727.6萬人屬於帝國所有。從家庭層面來看的話，90%的俄國人口都將成為農奴，遭到地主或國家的奴役。 女皇安娜將財政任務強加到地主身上，允許他們從自己的農奴頭上抽取人頭稅，從而大大加速了奴役進程。農奴制的強化，再加上連續兩年作物歉收(1734—1736)，使得道路上處處可見乞丐和遊民。農奴逃亡數量驚人。為了阻止這種情況，1736年便頒布敕令，地主只要覺得合適，就可對逃亡農奴做出懲罰。乞丐和遊民結成匪幫，四處劫掠。在令商人膽戰心驚的伏爾加河與奧卡河沿岸地區，發號施令的就是匪幫，但首都周邊地區匪幫也不少。軍隊將聖彼得堡通往莫斯科沿途的森林砍伐殆盡，以便找出匪徒的身影。1740年，安娜駕崩前沒多久，「流民」襲擊了彼得保羅要塞，殺了守衛，奪取了屬於國家的錢財。 彼得大帝推動得太厲害，結果就算缺乏名副其實的船長，俄國的艦船仍舊在指定的航向上巡弋。三十七歲登上皇位的安娜設法彌補自己在米陶百無聊賴的歲月。女皇的傳記作者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說得很無情：「安娜·約安諾夫娜懶惰，放浪，篤信鬼神，但也傲慢自大，狂妄無禮，別人哪怕只是稍稍惹了她不高興，她也不會寬以待人，她從未致力於培養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習慣，尤其是思考能力，考慮到她地位如此崇高，思考能力可是萬不可缺的。」安娜喜妝容（她聽了比隆的建議，尤喜艷麗的色彩）和節慶。1736年，她把義大利歌劇團請來俄國進行「首場」演出。最讓她著迷的都是丑角和鬧劇。 她在位的十年只不過是俄國歷史上的一個短章節，最值得記憶的無疑是「冰屋」。她生命最後一年下令建造了一座由冰塊砌成的屋子，牆壁、大門、窗戶、家具、餐具均由冰塊製成。冰屋建成之後，就在裡面舉辦了皈依天主教的米哈伊爾·戈利岑親王的大婚儀式，由女丑角、以畸形知名的卡爾梅克人安娜·布傑尼諾瓦扮演小丑。某蘇聯歷史學家略顯誇張地說，這段「冰婚」史乃是「俄國的恥辱，比納爾瓦、奧斯特里茨還要糟糕」。1835年，作家伊萬·拉哲契尼科夫在歷史小說《冰屋》中嚴厲抨擊了安娜，將阿爾捷米·沃倫斯基當作正面形象來描述，說後者是俄國的捍衛者，與外國寵臣比隆橫眉冷對。 安娜政府並不諱言對彼得大帝改革的態度。安娜（或由她選擇的擔負內政外交的負責人）既不願反對，也不願亦步亦趨，只是根據時勢的需要或自己的利益來定。她所採取的「管理」國家的措施有：常設郵政通聯，每隔二十五俄里就設立一個驛站，戰時每個驛站配備二十五匹馬，和平時期為五匹；二十三座大城市均設立治安管理機構（此前只有大城市有）；1737年，下令市政當局在城內配備醫生（從軍醫內部遴選），月薪為十二盧布；還開設藥局，由財政撥款購入藥物。 彼得大帝致力於發展醫藥行業，其主要趨勢就是將一直以來由國家控制的行業轉為私有。由國庫擁有的礦業也都轉為個體經營。礦產企業落入了俄國人和外國人創辦的公司手中。關閉了部分工廠和礦場，原本在伏爾加河下游地區紅紅火火的捕魚業也沒了聲息。種馬場得到了極大的關注，種馬的數量得以快速增長。必須說的是比隆嗜馬如命。安娜政府對貨幣也特別關註：切爾文券是一種價值三盧布的金幣，彼得大帝時期鑄造，具有新的恆定價值：兩盧布二十戈比。1731年，小額銀幣遭到廢除，由大額銀幣取代：銀盧布、半銀盧布以及十分之一銀盧布，成色為77%。同樣，銅幣也從流通中撤了回來。 彼得大帝反對教會的政策得到了遵循，安娜在位時期將這項政策保留下來或許也是題中之義。主教會議負責教會所有事務。換言之，神職人員的所有財物（采邑和隱修所）均獨立於政府部門。對其他宗教的態度取決於國家利益所向，彼得大帝時期便是如此。舊派信徒遭到迫害，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信仰方式，而是因為他們脫離了占主導地位的教會，在國家內部引起了分裂。舊派信徒支付雙倍的人頭稅，其修道院遭到劫掠，這些「偏離」正教者還被抓去終身服苦役。他們為了逃避迫害，離開中心區域，逃至偏遠地區（西伯利亞、高加索的山裡）或外國。 新教徒占據了特殊地位，這一點不僅反映在彼得大帝的政策上，也可以從女皇的傾向上反映出來，她的身邊都是信奉新教的寵臣。聖彼得堡建造了一所路德宗教堂（和一座亞美尼亞教堂）；其他城市同意他們可以建造自己的教堂，畢竟那兒有許多德意志工人。瓦西里·塔季謝夫的《論科學與教育機構的功用》一書在俄國歷史上第一次為「世俗生活方式」進行了辯護。當然，他並沒有拋棄「精神生活」，但認為兩者有權共存。作者在闡述自己的計劃時，強調有必要從國家「世俗生活」的角度實施絕對的宗教寬容。他寫道，俄國「不僅不會因多元信仰而受損，甚至還會變得更統一」。他覺得唯一例外的是「背信棄義」的耶穌會士和「沒有信仰且天性邪惡」的猶太人。 推行宗教寬容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但對叛教者的迫害還是相當嚴厲，那些人因皈依其他信仰而拋棄了東正教。1738年，艦隊軍官沃茲尼欽皈依猶太教，被送上了火刑架。同時被送上火刑架的還有偏離東正教正道的伯魯奇·萊博維茨。1740年，西伯利亞的哥薩克伊薩耶夫皈依伊斯蘭教，被處以極刑。不過，這些情況很罕見。最厲害的誘惑是天主教。長期生活於西方的俄國人就會信奉天主教。 天主教宣傳基本都來自波蘭。1992年首次出版了由修道院院長雅克·於貝編寫的小冊子，1728年12月，於貝來到俄國，1732年3月逃離，從他身上可以很好地看出安娜統治時期（當然不僅僅在她的治下）天主教傳教士在聖彼得堡的艱難處境。修道院院長於貝是以戈利岑家族的伊琳娜·多爾戈魯卡婭公主的告解神父身份來到俄國的，公主在國外皈依了天主教。索邦的巴黎神學家交給於貝一項任務，就是調查是否有可能進行教會合併，彼得大帝在巴黎逗留期間就提出過這一設想。 修道院長於貝只散發小冊子，就招來了迫害。而且，他還和兩大失寵家族多爾戈魯基家族及戈利岑家族交好。此外，俄國根本就不願將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合併起來。1735年返回法國之後，雅克·於貝講述了自己的遭遇，但他名為《莫斯科人的宗教和風俗》的手稿要到兩百五十年後才從魯昂市立圖書館內被挖掘出來。修道院院長於貝的傳教使命失敗了。 一絲不苟的歷史學家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儘管對安娜女皇及其所作所為持嚴厲的態度，但他也說：「安娜·約安諾夫娜政府對分裂派和宗教上的偏差相當嚴厲（這位歷史學家在此指的是除了東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但比起教會的某些狂熱分子，她顯得更溫和與寬容。」他的結論是：「政府比俄國人更早地意識到這樣一個簡單的真相，即恐怖政策並不足以使民眾忠於東正教會。」正是有了這層意識，才創建了神學院和學校，用來培養「睿智、淵博、道德操守極高的」教士。 安娜政府的政策缺乏邏輯性，既採用彼得改革的某些孤立元素，又摒棄了其他一些要素，這一點可以從這樣一個事實得到部分解釋，即女皇並沒有什麼政治思想，而且將真正的權力託付給了寵臣；但同樣確定的是，每一個寵臣（數量堪稱龐大）都有自己對事物的看法，更會捍衛自己的個人利益。英國歷史學家勒多恩是這麼描述18世紀俄國的（他也明確表明，這些現象也同樣適用於其他時期）：「俄國政府內部的決策過程就是一個謎。」這樣的評語完全適用於安娜在位時期。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和絕大多數歷史學家一樣，也對比隆苛政時期的暗無天日予以嚴厲抨擊，他提到了偉大的國務活動家、元老院高級檢察官阿尼西姆·馬斯洛夫，後者不遺餘力地進行揭發，說「政府和元老院的高官缺乏良知，遊手好閒」，並持續關注農民的悲慘境遇。「他不偏不倚、勇敢無畏、堅持不懈，這樣的道德力對女皇及其寵臣毫無道德可言的個性發揮了影響。」 副內閣大臣亨利·約翰·（安德烈·伊萬諾維奇）奧斯傑爾曼和陸軍元帥布克哈德—克里斯多福·慕尼黑也都是「彼得巢中的雛鳥」，第一位皇帝當政時期，他們的事業就開始起步了。奧斯傑爾曼服役的時候年紀很輕，做過沙皇交付給他的各種工作，沙皇看重的是他的外交能力。彼得死後，作為「沙皇製造者」的奧斯傑爾曼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被譽為帝國最睿智的人，至少宮廷是這麼看的，於是他在選擇葉卡捷琳娜一世、彼得二世和安娜的過程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安娜在位時期，奧斯傑爾曼成了政府名副其實的首腦。女皇臨死之前將比隆和奧斯傑爾曼叫到自己身邊，把寫有繼承人名字的文件交給了副內閣大臣。 慕尼黑來到俄國的時候三十七歲。他出生於德意志的一個公國，奧爾登堡伯爵的這個公國從15世紀起即屬丹麥所有。十六歲的時候，慕尼黑前往法國從事工程方面的工作。二十歲時，他就已經在歐洲各大軍隊里戰鬥過，在薩伏瓦的歐根親王、馬爾博羅公爵、鐵腕奧古斯特二世治下的波蘭軍隊里服役過。他在俄國從事的工作是修建拉多加運河，他擔任負責人，得到了彼得大帝的高度讚賞。 皇帝駕崩之後經過了五年動盪時期，慕尼黑和奧斯傑爾曼走得很近，安娜登基之後，他便在「內閣」負責起了軍事事務。他提出要改革軍隊，並創建了兩個近衛團（伊茲馬伊洛夫斯基團和騎兵近衛團）和一支重裝騎兵部隊，在某些特定的部隊內設立工程兵，在陸軍內部設立貴族子弟軍團。他還提高了俄國軍官的軍餉，使之與外國人的軍餉相同。在他的統領之下，還興建了成系統的軍事要塞，在頓河與北頓涅茨河之間設立了「烏克蘭防線」，在防線沿線的堡壘內駐守了二十個「陸地民團」。宮廷遷移至聖彼得堡一事也受到他的很大影響，他先是擔任總督，後成為女皇「內閣」的閣員。 導致俄國歷史學家對安娜的對外政策、她發動戰爭進行批評的其中一個原因，尼·科斯托馬羅夫已說得很清楚：「每一個國家都想欺騙俄國，利用俄國的力量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同俄國結盟對大家來說都很有誘惑力，這樣就能使用俄國龐大的軍事力量，牽著它的鼻子走。」歐洲兩大強國，法國和奧地利（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是最先對俄國感興趣的國家。它們在聖彼得堡的代表花錢大手大腳，就是為了將俄國政界的頭面人物吸引至自己的陣營內。 整整十八年時間(1723—1741)，雖然名義上的掌璽大臣是加夫列爾·戈洛夫金，但外交領域的負責人還是安德烈·奧斯傑爾曼伯爵。1992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外交年鑑著重指出，俄羅斯外交領域的所有領導人「無一例外都是以俄羅斯的歷史利益為依歸的，不過有時候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情況下，某些掌璽大臣會以此來為自己謀私利」。安德烈·奧斯傑爾曼就懂得如何調和這兩者。 波立聯邦自國王薩克森的鐵腕奧古斯特二世駕崩之後，從1733年2月1日起就不得不在奧地利和法國之間做出選擇。唯一的合法繼承人腓特烈—奧古斯特輕鬆登上了薩克森的王位，但和波蘭王國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法國堅決支持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萊辛斯基的候選人身份。萊辛斯基以前曾被彼得大帝的軍隊驅逐出波蘭，他是鐵腕奧古斯特的支持者，也是卡爾十二世倒霉的候選人，他逃到法國之後，將自己的女兒瑪麗許配給了年輕的路易十五。比他運氣好的對手死亡之後，他便想要獲取波立聯邦的王冠。法國向他承諾，如有必要，會出兵支持他。1733年9月12日，波蘭什拉赫塔一致同意選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萊辛斯基當國王。 1732年12月，也就是奧古斯特二世死前兩個月，他在柏林簽訂了一份條約，史稱「呂文沃爾德條約」（取自俄國外交官，安娜寵臣之兄的名字）或稱「三黑鷹條約」。訂約方分別是俄國和奧地利，兩者的紋章上都刻了雙頭鷹，普魯士的紋章圖案也是一隻黑鷹，但只有一個腦袋。聖彼得堡、維也納和柏林決定不讓奧古斯特的兒子登上王位，而是讓葡萄牙親王當波蘭國王。倡議訂約的是奧地利皇帝查理六世，他自己沒有子嗣，所以很想讓自己的女兒（他有三個女兒）繼承自己的皇位。可是，奧古斯特二世的兒子卻在覬覦奧地利的皇位，所以查理六世就要阻止他在波蘭登基，否則一旦登基，後者的力量就會大大加強。 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萊辛斯基的出現讓「三鷹」的圖謀變得混亂起來。聯盟方便決定支持薩克森的覬覦者，因為後者簽署了《國事詔書》，簽署這份議定書的目的就是在查理六世死後，把他的女兒選上維也納的皇位。由陸軍元帥拉希領頭的俄國軍隊開進了波蘭，隨後進入的則是扎格里亞日斯基將軍、伊茲馬伊洛夫將軍和列普寧親王的軍隊。波蘭民眾進行了抵抗，卻不是俄國正規軍的對手。薩克森王位的覬覦者同樣受到了部分什拉赫塔，尤其是立陶宛大貴族的支持。 1733年10月5日，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萊辛斯基國王的對手推選薩克森選帝侯腓特烈—奧古斯特當波蘭國王，稱為奧古斯特三世。萊辛斯基逃往但澤，在那兒等待法國承諾的援軍。俄國軍隊攻占了這座抵抗異常英勇的大型堡壘。自從慕尼黑將軍開始負責軍事行動起，局勢就發生了變化。1734年3月，炮兵發起猛攻，被圍困者對援軍的到來希望破滅（一支法國分遣隊來到了該城周邊地區，卻沒敢靠近），6月27日，但澤投降。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萊辛斯基逃往普魯士，後又重返法國。落敗者支付了數以百萬塔勒的戰爭賠款。被盟國（首先是俄國軍隊）放上王位的國王奧古斯特三世平靜地統治起了波蘭。 法國是因為要對奧地利施壓，才對波蘭感興趣的。路易十五覺得反對萊辛斯基的勢力太強大，所以不太想派軍隊硬扛俄國軍隊，於是就同意和奧地利簽訂和約：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萊辛斯基放棄對波蘭王位的要求；他名義上仍然是終生國王，且終生作為法國近期攻占的洛林地區的領主。法國和波蘭之間關係的本質從這樣一個事實可以看出，即法國同意軍援萊辛斯基的五年之後，終於和奧地利簽署了萊辛斯基放棄王位的條約。 對法國而言，波蘭在外交賭注中排在第三位。但對俄羅斯帝國而言，波蘭具有頭等價值。攻打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萊辛斯基國王的戰爭是為了捍衛奧古斯特三世的「權利」，卻讓俄國軍隊付出了慘重代價。僅僅在但澤一地，俄國就損失了八千人。但這場戰事也表明，俄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經過其他「黑鷹」的同意）介入波蘭的事務，並將自己選出的候選人送上波蘭王位。奧古斯特二世死後，就開始選擇華沙王位的候選人，波蘭並沒有任何想要冒犯俄國的企圖，既不想侵犯邊界，也不想和俄羅斯帝國的任何一個鄰居組建聯盟。但這些都沒關係。安娜，或者說她的那些謀臣，遵循彼得的政策，都急於在波蘭國家與社會體系崩潰之際從中牟利，波蘭人則把這種無政府狀態稱為自由。波蘭歷史學家帕維爾·雅謝尼卡提出了一個頗具特徵的事實：「彼得堡被德國人弄得亂七八糟：為那個時代定下了基調，但並不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決定俄國政治的那些人，無論是奧斯傑爾曼、列普寧，還是其他人，都無關緊要。所有人的行事方式都一個樣，誰都不想放棄彼得大帝奪來的戰利品。」 俄國的盟友奧地利和普魯士也有自己的算盤，它們希望如有可能的話，侵占波蘭，擴張自己的領土，但它們也同意將波立聯邦置於俄羅斯帝國的保護之下。北方戰爭的勝利仍在結出碩果。 俄國已可確保西北邊界無虞，便開始轉向東南方和奧斯曼帝國。最高朴特，奧斯曼帝國，抑或是簡單稱之的土耳其，無論什麼名稱，反正它都是俄國的宿敵。土耳其相繼阻擋了莫斯科和彼得堡通往黑海的道路。而且，土耳其還占據著烏克蘭的部分地區，對波蘭事務也有巨大的興趣，而且它還是波立聯邦的鄰居。1721年，彼得在普魯特河戰敗之後簽訂的條約使土耳其這方面的興趣更加具有了合法性。 俄國和奧斯曼帝國的宿敵奧地利在波蘭發起的行動，促使土耳其更加支持其藩屬國克里米亞，而這麼做就等於侵入了俄國的領土。俄國痛苦地感受到了普魯特河的羞辱，他們總想好好地教訓一番克里米亞汗，削弱土耳其的勢力，1730年，土耳其禁衛軍士兵再次推翻蘇丹，讓另一個蘇丹坐上了王位——1735年，俄國有太多的理由可以對土耳其發動戰爭。 多年來，土耳其和波斯的衝突，一場敗仗接著一場敗仗。安娜手下的外交官決定介入衝突，便和波斯確立了良好關係，藉由簽訂《拉什特條約》(1732)，將彼得大帝奪走的阿斯特拉巴德和馬贊德蘭省歸還給了波斯；1735年，通過《吉安加條約》，又把巴庫、傑爾賓特及其他地區還了回去。獲取裏海周邊新的領土的計劃符合沙俄的利益，莫斯科沙皇很久以來就對高加索地區蠢蠢欲動。 1715年，彼得大帝派遣年輕的阿爾捷米·沃倫斯基（後來成為比隆和安娜的犧牲品）前往波斯擔任使節，彼得給其下了指示，要他仔細研究裏海周邊地區、港口、城市與河流，特別要核實是否存在直通印度的河流，以及俄國是否存在與波斯及近東地區做生意的可能性。 1717年，沃倫斯基提出了一項計劃，就是趁波斯內戰之機，奪取裏海沿岸的大片土地。此時，彼得正在和瑞典打仗，拿不出所需兵力來和這個國家開戰。但他並沒有將阿爾捷米·沃倫斯基的計劃束之高閣，而是推遲了實施的時間；而該計劃的發起者則被任命為阿斯特拉罕總督。沃倫斯基也並沒有閒著，他繼續讓皇帝相信，只有自己可以利用沙赫的弱點。1722年的軍事遠征將會證明這個判斷的正確性：俄國軍隊輕易贏得了勝利，奪取了裏海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的大片波斯土地，切斷了波斯通往裡海的道路，使波斯成了「俄國的伊朗」。 雖說是輕易獲勝，但並不是說沒有戰損：61091名士兵參與了對裏海的遠征，其中36664名士兵或陣亡，或染疫身亡，或中暑而亡。俄國奪取波斯的領土，土耳其並不可能無動於衷，於是也入侵了沙赫的領土。俄國和奧斯曼帝國在波斯各自劃定了勢力範圍。 為了在和土耳其的戰鬥中尋求盟友，安娜的外交官便把奪取的地盤還給了對方；但《吉安加條約》有一個地方考慮到了今後的情況：無論出於何種藉口，波斯都不應交出巴庫和傑爾賓特。此時已是俄國—波斯共享的通往裡海的道路就這樣對土耳其關閉了。 表面上，並沒有和土耳其開戰，但打的是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後者不斷地穿越高加索地區的俄國領土進行劫掠，和波斯打仗，可謂野心不小。陸軍元帥慕尼黑下令從波蘭向烏克蘭進軍，繼而向韃靼人開進，他在1736年8月14日寫給比隆的信中說，明年俄國軍隊定會臣服克里米亞、庫班和卡巴爾達。預計1739年就可奪取君士坦丁堡，讓女皇安娜在聖索菲亞大教堂加冕登基。陸軍元帥說完這個計劃後，不禁驚嘆：「對女皇來說，這是何等的榮耀！」 俄國軍隊冒著戰損巨大的風險，取得了可觀的勝利。陸軍元帥拉希的圍城戰打得異常艱難，最終奪取了亞速，彼得原本也奪取過亞速，後在普魯特河戰敗後又還給了土耳其，1736年6月20日終於又奪了過來。此時，慕尼黑的部隊正在越過佩列科普地峽，第一次實現了俄國古老的夢想：進入克里米亞（1736年5月22日）。俄國奪取了克里米亞的城市，包括都城巴赫奇薩賴，並將這些城市付之一炬：可汗的宮殿被夷為了平地。但傳染病、炎熱、缺乏生活物資迫使俄軍不得不向佩列科普撤退。 1737年春，慕尼黑再次揮師對戰土耳其，這次的目標是奪取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軍事上的勝利，棘手的戰況，奧地利（1726年起就聯手俄國對付奧斯曼帝國）的躊躇不前，以及奧地利人敗仗連連，最終促使俄國想要尋求和平。1737年8月，三個交戰國各派代表齊聚涅米羅夫進行和談。俄國使節遵守奧斯傑爾曼的指示；從指示來看，俄國想要獲取土地和邊界地區的戰果。指示說得很明確，奪取邊界地區是為了確保帝國及其居民的安全。最大的要求就是把克里米亞和庫班割讓給俄國。奧斯傑爾曼同意，若是無法獲取所希望的邊界地區，那就把塔曼半島和亞速海沿岸地區及至別爾達的出海口（後據此建造了別爾江斯克這座城市）全部割讓給俄國。這樣一來，包含第聶伯河與德涅斯特河之間的整片領土就又可以回到俄國的手中了。最後，就是要求最高朴特同意讓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它們要求受俄國的保護）獨立，從多瑙河的對岸撤軍。 慕尼黑的計劃是讓安娜在君士坦丁堡加冕，這個想法似乎是異想天開。奧斯傑爾曼的計劃則很現實：打了勝仗就能使俄國成為黑海的強國。不過，涅米羅夫會議並沒有成功：俄國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土耳其人則嚴詞拒絕。1738年，戰事再啟。陸軍元帥慕尼黑繼續一場勝利接著一場勝利。堅固的奧恰科夫要塞陷落了。1739年8月，斯塔烏查尼戰役，俄軍第一次全殲了土軍：因此，土軍的精銳部隊受損嚴重。俄軍進入科丁，越過普魯特河，替彼得大帝報了仇，隨後進入雅西。慕尼黑準備繼續向賓傑里發動攻勢，之後經過多瑙河，進攻伊斯坦堡。與此同時，率領四萬大軍的陸軍元帥拉希正耀武揚威地走在克里米亞的土地上。 勝利紛至沓來。俄國沒法消化這些戰果。而且，在巴爾幹地區被土耳其人戰敗的奧地利突然退出了戰爭，單獨和奧斯曼帝國簽訂了和約。奧地利的盟軍俄國沒法迫使土耳其接手涅米羅夫的條件。俄國孤身一人，沒有別的辦法，只能著手進行和談。奧斯傑爾曼伯爵委託法國駐君士坦丁堡的使節維勒訥夫侯爵進行交涉。法國是奧地利的宿敵，也是蘇丹的傳統盟友，所以由法國外交官調停達成了《貝爾格勒和約》。1739年9月，法國外交官代表俄國簽署了條約。這場戰爭讓俄軍付出了近十萬人死亡的代價，卻所獲寥寥：俄國保留了亞速，但不得在那兒修築防禦工事；不得在黑海巡弋艦船，但獲得了布格河與第聶伯河之間的大草原。 歷史學家強調戰爭的代價及其成果不成比例。總是激情昂揚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斷言：「俄國好多次都簽署了讓人難堪的和約；但像1739年那麼荒唐恥辱的《貝爾格勒和約》還真是從沒見過，真希望從來沒簽訂過。」克柳切夫斯基不知道的是，整整兩個世紀之後，還會簽訂一份更為恥辱、更為荒唐、更為悲慘的條約。《俄國簡史》的作者指出了究竟是誰讓俄國羞恥地抬不起頭：「這場牛皮吹得實在太昂貴，正是那個時代彼得堡政府最有才能的幾個人的手筆，是外交界的好手奧斯傑爾曼的手筆，也是戰爭高手慕尼黑的手筆，他們那些懷有俄國理念的同胞也不遑多讓。」被他羞辱的這些人究竟是誰，可以說一目了然：都是些外國人，那些人只操心自己的個人利益，完全不顧俄國的利益。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和其他歷史學家說奧斯傑爾曼輕浮、輕佻是有道理的，畢竟他把和土耳其締結和約的事委託給了法國外交官；他們一直在說戰死者數量驚人，以及安娜侵略性政策造成了沉重的經濟後果，也沒有錯。但歸根結底，他們之所以指控安娜政府，是因為戰果不佳，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他們認為女皇要為自己政策的失敗負責。可是，並非所有的指責都是有根有據的。如果考慮到政策所致的後果，安娜在俄國登基的十年所具有的局限性，周圍都是「庫爾蘭無賴漢」，那麼這樣說都沒錯。但如果放眼望去，看看俄羅斯帝國的過去和未來，俄國政治的常態就會躍入眼帘，安娜政府的各項規劃也是與之若合符節的。安娜在位時期的外交官和軍事首領和其前任、後來者一樣，始終都想讓「邊疆絕對安全」。慕尼黑和拉希走的就是這條道路——向克里米亞、亞速、普魯特河走——瓦西里·戈利岑和彼得大帝的軍隊也走過這條道路，波將金、魯緬采夫、蘇沃洛夫也是如此。 莫斯科以及之後的俄羅斯帝國所要求的都是邊疆的「安全」，要無止境地擴張領土，這就是俄國政治堅定不移的方針，但由於貴族階層這樣占據軍隊指揮層的領導階層對戰爭和軍事事務絲毫不感興趣，所以這種方針就更令人驚異了。在軍隊服役的貴族最大的願望就是回家，回自己的家族領地。普魯士駐彼得堡的使節沃克羅特報告說，當他說「以軍功為至高榮耀的歐洲國家的貴族階層」都以俄國貴族階層「為榜樣」的時候，俄國貴族的回答通常是這樣的：「這就證明了在這兒，白痴比聰明人多。聰明人不會連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除非有需要，出於經濟原因。俄國領主如果可以住在家裡，經營地產，是不會餓死的。就算要耕地，也都比當兵好得多得多。」 總之，聰明人相當多，比如波蘭，那兒的貴族階層拒絕打仗，隨著集權日益削弱，這麼做的人也就越來越少（排除鄰里之間的糾紛）。薩克森國王時期，波立聯邦的軍隊與其鄰國軍隊的數量比如下：和普魯士軍隊是1比11，和奧地利是1比17，和俄國是1比28。換句話說，國家沒了軍隊，波蘭註定會消亡。而俄國對強大的軍隊有很大的需求，因為只有有了軍隊，才能成為「防禦性帝國主義」，而這正是國策的本質。君主的專制權力是一股力量，可以逼人參戰，被逼的不僅僅是農奴（這工作不算太艱苦），還有喜歡待在「紳士窩裡」過平靜生活的chliakhetstvo。 1740年，安娜駕崩，腓特烈二世登上普魯士王位。普魯士的榜樣得到大家公認，那個時代睿智的格奧爾格·海因里希·馮·貝倫霍斯特說：「普魯士君主國不是有軍隊的國家，而是有國家的軍隊。」這個榜樣似乎對某些俄國貴族頗具吸引力，但考慮到國土廣袤，人口規模大，所以沒法將俄國轉變成普魯士，但他們還是特別想朝這個理想的目標無限靠近。 俄國為了朝各個方向擴張領土，手段特別多，並不會吝惜士兵的生命。在與其他國家接壤的地區設立障礙的地方，軍隊就成了「防禦型帝國主義」的工具。在廣袤的大草原、泰加林和凍土帶上，逃離國家的那些人也就成了有利於這項政策的軍事工具。尋求自由的人設法遠離地產主和權力地帶，就會移居到那些地方，國家也會步其後塵而來。 安娜在位的十年時間裡，戰事相當頻繁，俄軍在克里米亞、高加索、摩爾達維亞都打過仗。但與此同時，東南方又開闢了另一條戰線。彼得大帝時期開始其職業生涯的伊萬·基里洛夫於1728年當上了元老院位階頗高的總秘，他為俄國制訂了一項前往中亞的計劃。基里洛夫依靠已成為帝國一分子的巴什基爾，建議在奧爾河與亞伊克河（後稱為烏拉爾河）合流處建一座要塞，之後在深入鹹海之處的錫爾河畔建造港口，並延長這條受保護的通路，前往中亞，隨後抵達印度。建在奧爾河畔的這座城市後來就取了奧倫堡這個名字（這個德語發音的名字只有彼得堡喜歡）。他們著手建了兩座要塞，使這片被基里洛夫稱為「新俄羅斯」的土地煥發出了價值。 巴什基爾人的土地成了俄國挺進中亞的基地，他們生怕彼得堡官僚的權力做大，便起來造反。俄國和土耳其的戰爭需要的馬匹猶如天文數字，正是因為這一點才導致巴什基爾人起義。蘇聯某位歷史學家寫道：「反叛具有極其明顯的封建特徵。」這樣就能貶低巴什基爾人反抗俄國強權的做法。反叛只持續了不過五年(1735—1740)，伊萬·基里洛夫(1737)死後，才遭到鎮壓。取代基里洛夫擔任奧倫堡委員會負責人的是瓦西里·塔季謝夫，也就是首部《俄羅斯史》的作者。 塔季謝夫認為俄國向東南方快速推進並不適宜，因為他認為國家還缺乏資源去這麼做。而且，他發現各個部落之所以希望成為俄國的臣民，是因為想單方面獲得好處，但這卻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因此，他和伊萬·基里洛夫的意見完全相左，後者所夢想的就是將那些城市的民眾轉變成俄國的臣民，「比如塔什乾和阿拉爾……由布哈拉和撒馬爾罕以及富饒的博多克山這些地方構成的省份」。博多克山（又名博多坎或巴達赫尚）在阿富汗的領土上。 無論快慢，只要推進，就需要打壓巴什基爾人。於是向那兒（巴什基爾人的人口約有十萬）派遣了正規軍，並採用傳統的殖民政策，讓某些人來對抗另一些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利用了近來在此安頓的突厥人：梅切里亞克人、韃靼人。最後在傑頓鎮壓反叛的總指揮烏魯索夫親王於1740年發去報告，提出了鎮壓叛軍的方法。烏魯索夫將軍寫道：「宣讀判決之後，犯罪分子和叛亂的主謀卡拉薩卡爾（姓名如下）被處以樁刑……十一個共謀者中，七人均為上述卡拉薩卡爾手下的首領，用肋骨吊吊死，八十五人勒喉絞死，二十一人斬首……」按照奧倫堡委員會文書（彼得·利奇科夫，後成為著名的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計算，1735至1740年間，共有16634人被處死，3236人遭到流放，9182人成了農奴。軍事鎮壓的同時，還強行管控各反叛部落的首領，給新來者種種好處，這些新來者移居至巴什基爾的土地上，得到了俄國當局的支持。 受伊凡雷帝時期哥薩克葉爾馬克的引誘，安娜時期，俄國人也紛紛前往遠東地區。丹麥艦長維圖斯·白令在俄軍服役，他的第一次遠征就是在彼得大帝時期規劃的，但要到後者死後才得以實施(1725—1730)。白令穿越了隔絕亞洲和美洲的海峽，證實了1648年哥薩克謝苗·傑日尼奧夫的發現。不知疲倦的伊萬·基里洛夫並不滿足於地理髮現，於是他規劃了前往堪察加半島的第二次遠征(1733)，並意欲在此殖民；他還想建造鄂霍次克要塞，勘察其他土地。他想「調查新的土地和島嶼」，以期「征服儘可能多的人」。 從傳統角度看，俄羅斯帝國的擴張可以用缺乏安全感、尋找安全的邊境、自然偏好來加以解釋。它抵達了太平洋，這既是自然的邊界，也是安全的邊界，但這絲毫不能阻止擴張的腳步。半個世紀之後，俄國的殖民地又出現在了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亞地區。 4 尋找繼承人 國王駕崩之後，頻繁出現的就是為爭奪繼位權而引發的戰爭與不和。故而，這麼做絲毫無助於強化王權，使王權長治久安；沒法維護和平，防止兄弟相殘。所以除了確立嚴格的繼位順序，別無他法。 ——尤里·克里加尼齊 從歷史上來看，安娜的統治時期——或勝或負的戰爭，國內的發展，領土的擴張——都和比隆、比隆苛政、外國人掌權有關。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說，從1730年起，「俄國貴族社會的精神狀態就發生了轉向」：彼得改革之後，他們轉向了自身，社會上這部分少許有點思想的人就「有了一個重要的發現。他們覺得法規一大堆，法律卻完全付諸闕如」。正如20世紀末所說的那樣，研究法律、「依法治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體驗過緬什科夫和多爾戈魯基家族治下俄國人的任意專斷之後，又體驗到了比隆和呂文沃爾德治下德意志人的任意專斷。」顯然，德意志人的任意專斷要比「我們」俄國人的任意專斷更令人窒息。 安娜死之前仍舊很依戀比隆，此時後者也已獲得庫爾蘭公爵的頭銜。她明示了自己的遺願，並簽了字：皇位的繼承者是年僅兩個月的小伊凡·安東諾維奇，比隆當他的導師。這個選擇比1730年那次還要令人震驚，當時德米特里·戈利岑想要提名安娜。伊凡是安娜·利奧波多芙娜的孩子，而後者則是安娜的姐姐葉卡捷琳娜和梅克倫堡—什未林公爵的女兒。 從1732年起，安娜就決定將皇位留給自己外甥女的男性子嗣。這時候，安娜·利奧波多芙娜還沒結婚。她就設法在取之不竭的德意志王子養魚池裡給利奧波多芙娜找配偶。幸運的入選者（由呂文沃爾德來進行考察）是皇帝卡爾六世的侄子、不倫瑞克—呂訥堡親王安東·烏爾里希。第一次揀到火速趕往聖彼得堡的未婚夫時，女大公極其冷淡，但後來發現比隆想要把她嫁給自己的兒子之後，安娜·利奧波多芙娜就同意和不倫瑞克親王結婚了。他們婚後的果實就是被選中登上皇位的伊凡·安東諾維奇。 讓比隆攝政的決定是最後一刻做出的，就在女皇死之前。安娜的這個寵臣並不只是外國人在俄國宮廷肆意妄為的同義詞，他也有著生性殘暴的名聲，而且自命不凡，凡是比他低的，他一概瞧不上。任命其為攝政的想法來自俄國的一名外交官，此人在彼得大帝時期即已開始從政，曾代表俄國前往丹麥、荷蘭、漢堡和倫敦，他就是阿列克謝·別斯圖熱夫—留明。1740年，被召回聖彼得堡的留明當上了「內閣大臣」一職，沒有負責處死阿爾捷米·沃倫斯基。別斯圖熱夫—留明編訂了一份「順應性的宣告」，他大體是這麼說的：女皇駕崩之際，整個國家都希望庫爾蘭公爵擔當攝政，直至未來皇帝成年為止。呈遞給「大臣閣院」的這份宣告收集了四個等級的117個簽名，其中就有樞密顧問切爾卡西親王、陸軍元帥慕尼黑和海軍司令戈洛夫金伯爵。 1740年10月17日的宣告宣布女皇安娜駕崩，任命比隆擔任攝政，獲得「處理國家內外事務的權威和權力」。比隆攝政持續了三周時間。11月8日至9日晚，陸軍元帥慕尼黑及其副官曼施坦因獲得安娜·利奧波多芙娜的首肯，帶領數十名宮廷近衛軍士兵，決定除掉比隆，救俄國於水火之中。公爵當時所住的夏宮由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的三百名士兵守衛。慕尼黑以前擔任過該團的長官，所以他一出現，所有人就都和他走到了一起。比隆及其兄弟，還有支持者都遭到了逮捕。安娜擺脫了「庫爾蘭公爵的暴政」，於是宣布在兒子成年之前擔任攝政。經過簡單的審判之後，比隆被判死刑，別斯圖熱夫被處以五馬分屍刑。但最終處刑都不算太重：比隆被流放至距彼得堡三千俄里的佩雷姆，別斯圖熱夫則被軟禁在其父的領地內，直至終老。 比隆被推翻這件事根本算不上是一場政變。攝政被踢出了權力體系是沒錯，但密謀者一刻都沒想過要嘲笑安娜·約安諾夫娜的意志，也都尊重她讓小伊凡·安東諾維奇繼承她登上王位的選擇。另一方面，慕尼黑及其近衛軍的這個行動要比近衛軍軍官承諾武力支持葉卡捷琳娜一世和安娜·約安諾夫娜的行為要重大得多。這次，利劍出鞘，即已足夠。自此以後，近衛軍就成了處理繼位紛爭的一個關鍵性因素。 嬌小可愛的金髮女郎，溫柔敦厚，慵懶怠惰：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就是這麼描述安娜·利奧波多芙娜的。俄羅斯帝國的攝政此時二十二歲，宣布推翻比隆的宣告便是如此稱呼她的。她身邊有許多謀臣自告奮勇要管理國家，她對這個工作壓根不感興趣。謀臣數量極多，逮捕比隆之後沒多久，他們之間便展開了殊死的鬥爭。 被任命為首席大臣的陸軍元帥慕尼黑想要擁有無限的權力。奧斯傑爾曼男爵早已慣於在處理俄國事務的時候沒人跟他競爭，於是就和攝政的丈夫不倫瑞克的安東—烏爾里希聯手對付陸軍元帥，武力奪權之後，烏爾里希就成了大元帥，從而使他成了帝國的第一號人物。波蘭使節里納爾伯爵對安娜·利奧波多芙娜擁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年輕帥氣，女皇安娜在位時期代表奧古斯特三世駐守彼得堡，征服了當時還很年輕的安娜·利奧波多芙娜。由於擔心使節有可能會使未來的攝政同不倫瑞克親王之間的婚事泡湯，所以女皇就把使節遣了回去。 1741年，里納爾伯爵返回俄國，擔任波蘭和薩克森特使。分離六年並未熄滅安娜·利奧波多芙娜的愛戀之情。但伯爵的任務主要涉及的是外交政策。研究安娜·利奧波多芙娜短暫攝政時期歷史的歷史學家只發現了在國內事務上值得一書的特點。在慕尼黑的提議下，俄國歷史上第一次採納了《工場法規》，用以修復產業主和工人之間的關係。工作日時長不得超過十五個小時，年工資應介於十八和五十盧布之間，工場必須配有醫院；可以懲罰工人，包括體罰（鞭刑除外）。 攝政謀臣最關心的是外交事務。1740年10月20日，皇帝卡爾六世駕崩。依據《國事詔書》，其女兒瑪麗—特蕾莎登上皇位。歐洲開始動盪。為爭奪「奧地利繼承權」爆發了戰爭。局勢相當混亂。法國和英國為爭奪美洲和印度的殖民地以及制海權而戰鬥不斷。在歐洲，法國和奧地利發生不睦，奧地利國王是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由諸多體量不等的德意志省份構成。從18世紀初起，歐洲舞台上就出現了一個國家，不知不覺間就成了強國：普魯士。1701年，普魯士成了王國，無保留地支持波蘭國王鐵腕奧古斯特二世，後者在日耳曼諸公國中找到了一個對付奧地利的盟友，他也支持彼得大帝，而彼得大帝也出於同樣的目的，支持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一世。 1740年5月，卡爾六世駕崩前數月，腓特烈二世（史稱腓特烈大王）繼承了普魯士的王位。他的父親號稱士兵王，對自己的這個兒子評價不高，因為後者喜歡和伏爾泰討論自由思想，對平民太溫和，對法國哲學培養出了很不好的愛好。父親很少會對兒子錯看得這麼厲害。自從宣布皇帝卡爾六世駕崩起，年輕的普魯士國王便不宣而戰進入了西里西亞，但他對奧地利的這個省份並無任何權利。腓特烈二世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信條：重要的是攻占土地，法學家再事後想辦法合法化這樣的行為。 腓特烈二世入侵西里西亞讓俄國政府的處境很不舒服。慕尼黑還記得俄土戰爭期間奧地利背信棄義的行為，於是在他的敦促之下，俄國和普魯士簽訂了攻守同盟的條約。簽訂當日，腓特烈二世在西里西亞發動新攻勢的消息傳到了聖彼得堡。俄國之所以覺得不安，是因為它已和奧地利達成協議（從1726年起），此時突然之間卻和兩個正在爆發衝突的國家結了盟。 慕尼黑覺得瑞典的威脅迫在眉睫，所以有必要和普魯士結盟，因為瑞典總是想更改北方戰爭的結果。慕尼黑指望普魯士會幫忙，但腓特烈二世卻對瑞典略施小計，希望波羅的海的衝突能引開俄國的關注。而法國人則想著法子要讓瑞典和俄國開戰，這樣就能削弱奧地利的盟友。1741年6月，瑞典向俄國宣戰。唯一一場嚴重的衝突以陸軍元帥拉希指揮的俄軍勝出告終。 5 彼得大帝的女兒 對德意志人的怒火喚醒了民族情感。這政治上新的激盪逐漸使人們關注起了彼得的女兒。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安娜·利奧波多芙娜對政府事務和大臣之間的持續不和毫不關心，大量德意志人都圍繞在她身邊，比隆被推翻之後，德意志人的數量絲毫不見少，攝政還想讓自己加冕登基，這一切都使人們懷疑，這政權還牢固得了嗎？ 三個情況給這種情緒火上澆油。首先，就是存在「政變」的傳統：安娜·利奧波多芙娜是藉助近衛軍登基的第三個女君主。其次，還有一個繼承人，就是彼得大帝還很年輕的女兒伊麗莎白，每次城頭變換大王旗，她總是會被踢到一邊去。最後，歐洲各國都在想方設法獲得俄國的支持。18世紀出現過西班牙、波蘭、奧地利因繼承權而爆發的戰爭。法國、奧地利、普魯士、瑞典也都可以隨時為了俄國的繼承權再來一場戰爭。瑞典對戰俄國表面上的目標就是支持「合法繼承人」伊麗莎白，只是伊麗莎白並沒讓他們這麼做。 俄國歷史學家都一致認為，公眾輿論的反德情緒日益高漲，民族情緒也轉嫁到了彼得大帝的女兒身上。他們忠實地記錄了三位女君在位期間明顯的趨勢走向，並認為存在一種並不理性的民族情感。伊麗莎白·彼得羅芙娜在彼得與葉卡捷琳娜婚前三年出生，這個藉口就能把她踢到一邊。儘管她擁有俄國皇帝血脈的事實並無絲毫疑問，但伊麗莎白的母親婚前名為瑪爾塔·斯卡弗隆斯卡，改宗東正教之後才改名為葉卡捷琳娜，所以並不是俄國人。安娜·利奧波多芙娜的父親卡爾—利奧波德為梅克倫堡—什未林公爵，是德意志人，但安娜的母親葉卡捷琳娜·約安諾夫娜則是彼得大帝兄弟的女兒。那麼，兩人中究竟誰才更「俄羅斯」呢？母系和父系，哪個才是決定出身的關鍵因素呢？對這些問題很難給出最終的答案。但讓伊麗莎白·彼得羅芙娜成為俄國的象徵以及和外國人戰鬥的標誌這種情感在眼下是確實存在著的。 在敘述1741年11月25日用武力將彼得大帝的女兒推上皇位這件事時，瓦·克柳切夫斯基是這麼寫的：「這場武力行為伴隨著激烈的愛國宣言、狂熱的民族情感宣示，而這些都受到了外國人的踐踏：他們沖入德意志人占據的宅邸，甚至就連樞密官奧斯傑爾曼和陸軍元帥慕尼黑也遭到了粗暴對待。」愛國者們當時並不知道的是，如果把外國人全體都囊括其內的話，那可以說這場反抗「德意志人」的武力行為正是德意志人自己準備好的。 當時的人對伊麗莎白極盡吹捧之能事。經常和女大公見面的英國使節的妻子提到了女大公秀髮飄飄，藍眸靈動，牙齒漂亮，小嘴迷人。她體格高大、勻稱，繼承了其父精力充沛的一面，喜歡玩樂，整天都在過節，不待在宮中。她最親近的密友就是個漢諾威的德意志人萊斯托克，他於彼得大帝時期來俄行醫，葉卡捷琳娜一世將他放在了女兒伊麗莎白的身邊。 作為伊麗莎白的私人外科醫生，自從彼得二世駕崩那晚起，萊斯托克就請求近衛軍的幫助，設法說服伊麗莎白主張自己登上皇位的權利。伊麗莎白拒絕了他的請求。十年後，形勢發生變化。安娜·約安諾夫娜死後，想要「德意志人」霸權不再的希望落了空。安娜·利奧波多芙娜的政府似乎搖擺不定。尤其，在法國駐聖彼得堡使節拉謝塔迪侯爵的領導下，「法國黨」開始行動了起來。彼得大帝在巴黎逗留期間，曾請求將伊麗莎白嫁給法國王位的繼承人，也就是後來的路易十五。這場婚事雖未成，但伊麗莎白對法國卻多了好感，她學了法語，似乎對法國有了很多興趣。 除了拉謝塔迪之外，「法國黨」還包括了瑞典使節諾爾肯，後者希望伊麗莎白一旦登上皇位，就會同意將彼得奪取的土地還給他們。「法國人」行動的協調人正是萊斯托克醫生，他主要負責把各國使節轉來的資金分發出去。整個彼得堡都已知道陰謀正在醞釀之中，只有安娜·利奧波多芙娜拒絕相信這一切。1741年11月25日，她打定主意，加冕登基，舉辦慶典。24日至25日夜間，在負責組織武力行動的萊斯托克的推動之下，伊麗莎白來到了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的營房內。她提醒那些精銳士兵，說自己和他們息息相通，從而得到了這些人的全力支持。密謀者們逮捕了慕尼黑、奧斯傑爾曼、呂文沃爾德和樞密顧問戈洛夫金。伊麗莎白向陸軍元帥拉希派遣了一名信使，向他問了一個問題：「您是哪一派的？」年長的軍事統帥並不知道皇冠已落入誰手，便這麼回答道：「屬於當權派。」這個聰明謹慎的回答救了他一命。慕尼黑和奧斯傑爾曼對已被推翻的攝政忠心耿耿，都被判處了極其嚴厲的懲罰：奧斯傑爾曼受車輪刑，慕尼黑則被五馬分屍。處刑的時候，宣布對他們開恩。女皇減輕了他們的刑罰，將之流放到了西伯利亞。當時沒進行什麼處罰：女皇剛登基，對前任統治者，如緬什科夫、彼得二世和兩個安娜的犧牲品都格外開恩。 伊麗莎白的統治開始了。她在位二十年。歷史學家對女皇的所作所為分歧頗多。1811年，尼·卡拉姆津下筆並不客氣：「一個法國醫生和幾個喝得醉醺醺的近衛兵把彼得的女兒推舉上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帝國的皇位上，還高喊：『外國人去死！榮耀歸於俄國居民！』」他得出的結論是：「伊麗莎白的統治在國家思想的領域內毫無建樹。」百年之後，有時尖酸刻薄的瓦·克柳切夫斯基是這麼認為的：「伊麗莎白的統治並非毫無亮點，也並非一無是處。」卡拉姆津認為伊麗莎白「懶散，沉湎於感官享受之中」。克柳切夫斯基則認為她是「18世紀的俄國貴婦，聰明，善良，有些放蕩，也有些古怪」。他還說：「……照俄國的優秀傳統來看，人活著總會受詆毀，照俄國的習俗來看，人死了都會哭得死去活來。」 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提到彼得的女兒對歡宴慶典、跳舞、化裝舞會樂此不疲。克柳切夫斯基甚至認為：「從索菲婭公主攝政那時候起，一直到1762年，俄國的生活再輕鬆不過，沒有哪個時期能留下如此令人愉快的回憶。」 這位歷史學家所說的「輕鬆的生活」「愉快的回憶」只局限於宮廷，以及chliakhetstvo很小的一個小圈子。阿·托爾斯泰(1817—1875)在一首名為《俄國史》的諷刺長詩中用簡潔明快的文風將那個時代的矛盾體現了出來：「伊麗莎白是個快樂的女沙皇：跳舞瘋玩樣樣干，可惜不成體統。」疊句「可惜不成體統」確實可以用在整個俄國歷史上，至少詩人是這麼看的。宮廷和一小撮開明貴族之間的裂痕早在彼得大帝統治時期即已出現，而且裂痕越來越大，到伊麗莎白時期就再明顯不過了，而這主要還是因為她無節制地追求快樂。 克柳切夫斯基說「不滿的情緒在這十年時間裡越積越多」，這話就是指當時許多人再也不願受安娜身邊那些「外國人的統治」，於是終於爆發，將彼得大帝的女兒推上了「真俄國」的皇位上。其主要謀臣首先（1748年之前）就是萊斯托克，他得到了伯爵的名分。法國使節拉謝塔迪侯爵也開始發揮起重要的作用。 但最受女皇寵愛的寵臣還是「小羅斯歌手」阿列克謝·拉祖莫夫斯基，這是卡拉姆津對他的蔑稱，1742年，拉祖莫夫斯基就成了女皇的配偶。女皇和這個聲音美妙的美男子舉辦了秘密婚禮，拉祖莫夫斯基也就多了一個伯爵的頭銜，還當上了陸軍元帥，積累了驚人的財富。拉祖莫夫斯基伯爵並不摻和國家事務，但他對行政事務和教會事務卻擁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弟弟基里爾·拉祖莫夫斯基十九歲的時候被任命為科學院院長，後來又成了小羅斯的蓋特曼。 1747年，出身於大家族的伊萬·舒瓦洛夫（不同於出身平民的阿列克謝·拉祖莫夫斯基）進入了女皇的「恩寵圈」，並很快就成了寵臣。伊麗莎白的恩寵遍及舒瓦洛夫的整個家系，極大地影響了國家的政治。彼得·舒瓦洛夫漸漸地將國內事務攬為己有，其弟亞歷山大則成了樞密院的負責人。照伊麗莎白專家作者的說法，亞歷山大·舒瓦洛夫「留下了令人恨之入骨的回憶」，其殘忍的作為大大超過了恐怖的前任烏沙科夫將軍，而他的後繼者斯捷潘·謝什科夫斯基又有過之而無不及。 伊麗莎白的第一個作為就是使「國家政府恢復秩序」，她認為自從彼得死後，政府就一直很混亂。彼得大帝的女兒撤除了樞密院，認為那兒是「幾個人同矯揉造作的內閣耍陰謀詭計」的地方。她重新賦予了元老院所有權力，無論是之前和之後，元老院都從沒享有過這樣的權力。立法權同樣也交給了元老院。伊麗莎白命令元老院對1725年以來採納的敕令進行覆核，凡與國家利益相悖者一律廢除。元老院還是最高司法機關：沒有它的同意，不得宣布對政治犯（例如，冒犯拉祖莫夫斯基家族的人）處以死刑。 撤除了內閣之後，元老院和女皇之間聯繫的紐帶也中斷了。此後，兩者間直接聯繫，無須經由中間方。同樣的權力體系只有在理論上才能成立。從實際情況來看，伊麗莎白身邊都是些想見她就能見到她的近臣，所以這些人對政治都能發揮影響。隨著女皇對國家事務愈益無感（她在位初期還會定期去元老院），這些近臣的權力也就越來越大。 波蘭歷史學家瓦迪斯瓦夫·科諾普辛斯基寫過一本書，書名是《當女人統治我們》。如果波蘭王位始終都是由男性占據，其配偶和情婦就會持續對國家管理層施加秘密的，有時卻具決定性的影響力。在18世紀的俄國，五個女性相繼成為國家首腦：其寵臣對她們和政府產生了極大的衝擊。腓特烈二世簡潔卻生動地描繪了當時的局勢：「在波蘭，理性依附於女人，她們費盡心機，處理各種事務，而其丈夫卻喝得酩酊大醉。」普魯士國王的這個觀察無疑是懷有敵意的。因為在俄國，包括宮廷在內，喝酒的量至少和波蘭是一樣的。結果就是到18世紀末，波蘭遭到了第一次瓜分，而俄國卻成了歐洲第一梯隊的大國。歷史學家們還需弄清楚男性和女性直接權力或間接權力的重要性，澄清性別角色（承認存在這樣的性別角色）對國家權力本質發揮了什麼樣的影響。 彼得大帝的女兒伊麗莎白·彼得羅芙娜的合法性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不過，有一道陰影輕輕地罩在了伊麗莎白的皇位上。安娜·約安諾夫娜死前，完全遵循俄國的繼位法，指定安娜·利奧波多芙娜的兒子伊凡作為皇位的繼承人。安娜·約安諾夫娜死後，伊凡（1740年8月12日出生）就被立為皇帝。不倫瑞克公爵安東—烏爾里希的兒子從母親這方面來講就是彼得大帝的哥哥伊凡的曾外孫，這樣就使他也有了登上皇位的權利。伊麗莎白登基時（1741年11月25日）發表了首次簡短的聲明，一點都沒提到伊凡·安東諾維奇。第二份聲明（三天後面世）不容置辯地確認了伊麗莎白擁有當皇帝的權利，聲明說，彼得二世駕崩之後，即應由她登基。這份聲明並未提及葉卡捷琳娜一世（完全合法的）決定，即在她死後，將皇位傳給安娜·彼得羅芙娜的兒子。 繼位法讓君主有權指定繼承人，但脆弱的繼承法給陰謀詭計和冒名頂替者打開了大門。伊麗莎白採取措施以確保皇位的安全。安娜·利奧波多芙娜及其家人（我們所謂的不倫瑞克家族）都被流放到了阿爾漢格爾斯克附近的霍爾莫戈雷，一直待到1746年年老的攝政駕崩為止。皇帝伊凡六世當時十六歲，被轉移到什利謝利堡，得到了「頭號犯人」這樣的稱號，1764年，有人制訂荒唐的計劃想要救他出獄的時候，他卻被一名守衛殺死。女皇並不滿足於囚禁不倫瑞克家族，她最後還選定了一名繼承人，當時有人說她這麼做是為了「安撫亡魂」。伊麗莎白的選擇自然就落到了與之親密的已故妹妹安娜·彼得羅芙娜和霍爾斯坦公爵卡爾—弗里德里希的兒子身上。皇室聯姻的做法迫使他們要麼在不倫瑞克家族，要麼在霍爾斯坦家族中間選擇俄國的皇帝。 年輕的卡爾—彼得—烏爾里希（十四歲）被召至伊麗莎白的宮中後，改宗東正教，成了彼得·費奧多羅維奇大公。身為繼承人，他是彼得大帝的外孫，但從父親一脈來看，他也是卡爾十二世的親戚。這位未來的皇帝彼得三世並沒有隱瞞自己無條件傾向自己偉大的瑞典祖先的態度。很快，就有人給他找了一個未婚妻：安哈特—采爾布斯特的索菲—奧古斯塔—弗里德里希公主，推薦她的是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這位年輕女孩的父親就在他的軍中服役，而腓特烈二世就是德意志無數小公國的主人。女孩作為候選人，受到了頗具影響力的萊斯托克的支持。公主一到俄國，就皈依了東正教，取名葉卡捷琳娜。1745年舉辦了皇位繼承人的大婚典禮：羅曼諾夫王朝霍爾斯坦一系戰勝了不倫瑞克一系。 伊麗莎白在位的最初幾年都在費盡心機排查各種陰謀。伊麗莎白懼怕的是不倫瑞克家族支持者從中作梗，不過該家族的名號已微不足道。女皇的親信中間也朋黨林立，彼此各施詭計，內心恐懼不安，戰戰兢兢。外國外交官都想對俄國的對外政策施加影響，所以都會積極參與到這種陰謀當中。萊斯托克想打擊副內閣大臣阿列克謝·別斯圖熱夫—留明，就胡編亂造，說他密謀造反，也就是史稱的「洛普欣娜事件」。 該事件的受害者是娜塔莉婭·洛普欣娜家族，洛普欣娜以美貌著稱，據說她年輕的時候，就連後來的女皇都相形見絀。娜塔莉婭·洛普欣娜的罪名是希望不倫瑞克家族重返舞台，於是她和丈夫以及兒子都被判車輪刑。不過，伊麗莎白決定減免他們的刑罰，只處以割舌刑和鞭刑，並流放至他處。 一個研究18世紀上半葉俄國貴族階層風俗習慣的歷史學家寫道：「國家的社會結構從上到下都以農奴制為標誌。所有的社會階層都在受奴役。」因此，安娜和伊麗莎白借鑑歐洲模式、以其富麗堂皇而令外國人目瞪口呆的皇宮，事實上也只不過是一個龐大的農奴領地而已。當時的親歷者對俄國上層社會的生活是有清晰的概念的。霍爾斯坦人布戈爾茨曾在巴黎和柏林居住，他發現後彼得時代彼得堡宮中的貴婦絲毫不輸歐洲，無論是社交活動、穿著打扮、化妝、梳頭，都不輸給法國人和德意志人。 伊麗莎白在位時期，法國、法語和法式風度取代了令人厭惡的德意志人，其奢華的裝束、髮型、裝點男女的飾物變得更加耀目。伊麗莎白會定期舉辦假面舞會，女性必須著男裝，男士需扮女裝。彼得大帝並不滿足於「簡單的」當地伏特加，而是要喝茴香味兒的荷蘭白酒，或者是「格但斯克」的伏特加。他們開始從外國進口「匈牙利」葡萄酒，接著是勃艮第葡萄酒，再後來就是香檳。餐飲美食也在發展：伊麗莎白的「閣老」切爾卡斯基第一個用葡萄款帶賓客；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則用菠蘿和香蕉招待客人，把客人看得目瞪口呆。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回憶錄猶如一面鏡子，映照出了伊麗莎白的宮廷，這位年輕的德意志公主並不懷疑彼得堡生活的奢華，她目睹了這一切。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認為伊麗莎白在位時期乃是「金色赤貧期」。這位歷史學家並沒有僅僅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女皇時常缺錢，儘管她私人的開支用度用的都是國家的進項。他還提到了國家所處的赤貧狀態，國家不停地在財政上進行壓榨，剝削該國最重要的財富：應課稅民眾。彼得·舒瓦洛夫伯爵負責內政，也寫過國家增收採取哪些主要手段的文章，他對此理解得很清晰。他寫道：「國家的主要力量是民眾，他們正被人頭稅壓得喘不過氣。」貴族階層和神職人員並不支付人頭稅，支付該稅的市民比例不超過3%，農民則構成了96%的人口。伊麗莎白在位末期，隸屬於地主的農奴占了鄉村人口的46%。其他人則屬於國庫，也就是國家。 農奴是直接稅的大宗來源。繳款的責任落到了領主身上。為了增加收入，政府擴大了地主壓榨農民的權力，致使農民的處境日益惡劣。農民對這種重負壓身的處境，採取了傳統的手段：逃亡。弗拉基米爾·魏德列在思考俄國文化和特徵的時候，提出了一個獨特的俄國「概念」，即：「這種自由的概念和西方不同，這不是一種建設某種屬於自己的東西，要捍衛這種東西的權利，而是離開的權利，既不捍衛，也不建設。」農民要麼獨自逃亡，要麼拖家帶口逃亡，或者整村逃亡。由於人口逃亡數太多，元老院決定進行「覆核」（統計人口），要求逃亡者在1744年6月1日之前返回法律規定的田莊。從「覆核」可見繳納人頭稅者的數量流失得相當嚴重；依照克柳切夫斯基的估算，一百個納稅人要供養十五個不繳稅的人。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伊麗莎白在位時期，財政上的壓榨太厲害，他說一百二十七年後，也就是19世紀下半葉，農民獲得解放之後，形勢才突然好轉。這位歷史學家列出了一張頗具說服力的圖表。 對應於每一百個男性納稅人，不繳稅的兩性人數占比： 逃亡是一個古老的表達不滿的手段，分布極廣。同樣古老的就是向地主和當局進行直接抵抗。許多地區都爆發了反叛，但遭地方當局輕易鎮壓，不過，督軍和總督有時也會請求軍隊增援。逃亡農民當了土匪，在伏爾加河、奧卡河、卡馬河這三條大河沿線行自己的王法，劫掠該國中部地區地產和商人的貨物且付之一炬。他們待在莫斯科周邊大路、穆羅姆、西伯利亞的森林內。警方的報告指出了農民起義和匪幫之間的關聯。 數十年後，農民小規模的不滿情緒爆發成了真正的戰爭。隨著農民階層不可避免地從農奴轉變成全方位的奴隸，不滿情緒的增長也就難以阻擋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農奴的數量持續增長。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認為這個進程就是在「清洗俄國社會」，或者說是「上層階級劫掠社會」。每一次新的「覆核」，所有那些並不屬於廣大社會階層的人就會淪落至農奴階層：遊民、孤兒、其他族裔的囚犯、失業的教階僕役、士兵的孩子等等。並不存在將農奴轉變成奴隸的法律。農奴必須繳稅，由領主供養，就住在土地上。由於缺乏明確的法規確定兩者的關係，地主逐漸並不滿足於重新獲得部分農民的勞力，還將農民完全變成了自己的財產，讓農奴搬來搬去，出售、交換、遺贈。地主有權審判及懲罰農民，但其裁判權起初只局限於涉及農民的事務。但漸漸地，地主的權利擴大了。1760年，伊麗莎白頒發敕令，規定農民「只要行為有過失」，領主就有權將農民流放至西伯利亞。該敕令指出，這些規定是為了「國家利益考慮，因為西伯利亞的有些地方適於殖民和勞作」。依照教會法，婦女有權跟隨丈夫，但地主也有權留下孩子。流放出去以後，當局就會向領主頒發「招募收據」，如此便可免除其向軍隊提供士兵的義務。 正如我們所說，如果不存在將農奴轉變成奴隸的法律，則君主將農奴慷慨贈予寵臣的行為就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先例。緬什科夫親王就曾收到過一萬名農奴，作為禮物和獎賞。女皇的配偶阿列克謝的弟弟基里爾·拉祖莫夫斯基就得到了和伊麗莎白幾乎同樣多的農奴。 法律的不明確，加之法律的缺失，導致存在著兩種類型的農奴：合法農奴和實物農奴。前者要求農民向國家支付稅收，向領主提供部分勞力；後者就是奴隸。葉卡捷琳娜二世將第二種變體合法化，於是就爆發了農民戰爭。 由於農奴階層的反抗，由「國家主要力量」提供的收入在下降，彼得·舒瓦洛夫便再次尋找新的方法來填滿國庫。舒瓦洛夫伯爵作為政治家，風格酷似彼得，他並不害怕創新，如果不是因為貪婪，他在俄國歷史上應會占據與之相匹配的地位。他求助於很出名的收入源頭——鹽稅和酒稅。1747年，他著手開發距伏爾加河不遠處的埃利通湖的鹽礦。相比外烏拉爾地區，埃利通湖的鹽層離俄國中部更近，那地方屬於斯特羅加諾夫家族。而且，埃利通湖的鹽口味更好。但鹽價一直在漲：17世紀的「鹽業暴動」似乎早已被從記憶中抹除了。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曾計算過，伊麗莎白統治時期，鹽價比20世紀初貴六倍。酒當然不像鹽來得那麼至關重要，但對烈酒愛好者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酒的高價並沒有讓酒徒打退堂鼓，而且還增加了國庫進賬。當然，我們知道所謂的「酒」就是指伏特加，這種酒常常都是用穀物為底料來釀製的，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小麥酒」。 經舒瓦洛夫的建議，人們便著手鑄造比之前流通的銅幣更輕的貨幣，這可以讓國家獲取可觀的財富。作為這項計劃的始作俑者，舒瓦洛夫的說法是，對民眾來說，好處就是新幣輕巧便攜。 取消國內海關稅費是舒瓦洛夫的一項主要改革（1753年12月20日頒發敕令）。研究伊麗莎白在位時期的歷史學家指出，這項敕令對俄國市場的發展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對內和對外貿易遽然受到刺激。俄國禁止外國人在其國內從事零售貿易，但外貿幾乎全在他們的手中。只有猶太人無權在集市上賣東西，這是女皇個人做的決定，她說她不想從基督的敵人手中獲取利潤。 在彼得·舒瓦洛夫的提議下，創建了兩家銀行，一家給貴族階層用，一家給商人用，這對貿易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6 新的土地 伊麗莎白在位時期在俄國的疆域內完成了大量事務，但一場狂莽的火災也隨時隨地都會爆發。 ——葉甫根尼·別洛夫，《伊麗莎白》，1894年 儘管失敗過，損失過，暫時撤退過，但俄國歷史的常量、永恆的因素就是擴張國家領土。19世紀末，亞歷山大·基澤維特的一幅小小的畫作描繪了這種現象。彼得大帝加冕前夕，俄國的領土是256126平方英里。 彼得死後，面積是275571平方英里。 安娜死後，面積是290802平方英里。 伊麗莎白死後，面積是294497平方英里。 無論是君主的個性，還是皇帝身邊的大臣，均無法改變這個進程；它會一直走下去，向著擴張領土和獲取新的土地的目標一直走下去。 彼得大帝將帝國劃分為八個軍事行政區，稱之為行政管轄區。這些行政管轄區又劃分成省，由省長管理。伊麗莎白登基那年，俄國共有十個行政管轄區。1749年，又設立了兩個管轄區。芬蘭的行政管轄區包含了戰爭期間從瑞典那兒奪取的土地，1743年，締結奧布和約，結束了戰爭。奧倫堡戰爭期間，伊塞特、烏法和外烏拉爾地區沿岸的省份成為俄國領土，這片土地上生活著數不勝數的民族：韃靼人，梅切里亞克人，巴什基爾人，楚瓦什人，切列米斯人，莫爾多瓦人。但這些民族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信仰伊斯蘭教。 帝國疆域內主要發生麻煩的地方是小羅斯和巴什基爾（奧倫堡行政管轄區的主要構成部分）。 彼得大帝統治末期有關小羅斯的政策在1723年的敕令中寫得很明確，頒布這道敕令是為了對哥薩克顯貴做出回應，後者想要獲准遴選自己的蓋特曼：從1722年起，烏克蘭的行政當局就落入了小羅斯學院手中。敕令駁斥了這個請求，論據如下：「每個人都知道自從首位蓋特曼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時期以來，所有人都是叛徒，每個人都很清楚這對我們國家，尤其是小羅斯造成了不幸，每個人對馬澤帕的記憶仍歷歷在目……」 敕令駁斥了遴選蓋特曼這樣的想法，說等到出現一個「值得信賴、忠誠無二的人」的時候再說。 我們知道，彼得二世登基後對小羅斯的政策發生了改變。這方面的事務被從元老院轉到了外國學院，這表明小羅斯被視為帝國之外的一個省份。1728年，小羅斯獲得了遴選蓋特曼及其要員的權利，條件是要選出米爾哥羅德的上校達尼洛·阿波斯托爾。小羅斯有兩個特點。一方面，它是自治體制：哥薩克可以選自己的首領。另一方面，不存在農奴制：農民可以選擇脫離一個領主家，去另一個領主家幹活。小羅斯的特殊地位從大羅斯人無權在烏克蘭獲取土地這個事實也可以看出來。 1734年，蓋特曼阿波斯托爾去世，彼得堡政府設立了一個臨時體制，保留了小羅斯的特殊地位。1750年，後者選出了自己的蓋特曼。但誰都沒料到這是最後一次。候選人由伊麗莎白提名。因此，小羅斯出身的基里爾·拉祖莫夫斯基就擔任了這個職位。拉祖莫夫斯基是寵臣的弟弟（有長舌者說天性慷慨的伊麗莎白對這位未來的蓋特曼也頗為關注）。基里爾·拉祖莫夫斯基的副手是格里高利·捷普洛夫，蓋特曼的政策均由他來制定。 指導捷普洛夫行事的那些準則都寫在了他為伊麗莎白記的筆記里，後來對葉卡捷琳娜二世影響甚巨。他試圖證明小羅斯人一直都是羅斯人，該省內部的所有混亂都和俄羅斯沙皇賦予他們的權利有關，他們在受波蘭人壓迫的時候就已要求追回這些權利。 小羅斯衝突的主要根源就是當地縉紳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前者受俄國模式啟發，力圖奴役農民階層，而後者對任何想要限制其自由的企圖都進行了猛烈反抗。雙方——就是所謂的「烏克蘭悖論」——都想獲得彼得堡政府及其官員的援助。1752年，縉紳向拉祖莫夫斯基發出了「低三下四的請求」，請他禁止農民遷移，因為這樣做會損害國家的利益。蓋特曼沒有同意這個請求，但在1760年的「普天下告知的信件」中要求農民只有放棄所有財產方可離開地主領地。歷史學家尼·瓦西連科是這樣概述當時的局勢的：「總體來看，拉祖莫夫斯基政府對小羅斯人而言難以忍受。他無視自己的祖國有多麼痛苦，而將直接管理這片地區的權力交給了縉紳，後者只想一勞永逸地奴役人民，只有大羅斯的官員嚴加管控，才能對他們有所遏制。」 對於「烏克蘭悖論」，只能這樣才能說清楚：在大羅斯，農民階層完全隸屬於地主，而大羅斯派遣的官員卻要保護小羅斯的農民不受小羅斯的縉紳奴役的企圖，而小羅斯的縉紳需要獲得彼得堡行政當局的支持來對抗農民。 創建奧倫堡政府，稱之為「新俄羅斯」，以此來標誌帝國向東擴張，進入外烏拉爾廣袤無垠的大草原，我們知道，這麼做就是對巴什基爾造成的麻煩進行回應，巴什基爾人是該地區最重要的種族群體（有十萬人）。1735至1740年對暴動的無情鎮壓並未將巴什基爾人平息下去。不滿的情緒轉變成公開反抗，1755年，反抗軍的首領是阿卜杜拉·米亞格薩爾丁毛拉，俄國人稱之為「巴季爾察」(Batyrcha)（巴季爾batyr、伯加季爾bogatyr意為勇士，巴季爾察是該詞的指小詞）。不滿情緒的根本原因就是要使民眾強行改宗東正教。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寫道：「擴張基督教是個極其古老的願望，實現這一願望的手法實在笨拙，實在不合基督教的規矩，到處都激發了對俄國人的憎恨。」狂熱的信徒「巴季爾察」呼籲發動聖戰；他在一份綱領宣言中，要求民眾「將異教徒逐出我們的國家，殺了他們……」鼓勵「血濺基督徒，搶奪他們的財物，把他們淪為奴隸……」 只有居住在伊雅克河上游沿岸地帶的巴什基爾人響應了「巴季爾察」的呼籲。奧倫堡地區的總督涅普留耶夫可使喚的俄軍兵力並不多，所以對他來說，這些人就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暴亂者對俄軍的鎮壓以牙還牙，凡落入他們手中的俄國人一概都會被殺。總督於是求助於帝國的傳統手段：武裝吉爾吉斯大草原上敵視巴什基爾人的遊牧部落。設法逃離俄國迫害的巴什基爾人，都會遭到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的清除。涅普留耶夫總督宣布大赦，終於平定了暴動。阿卜杜拉·米亞格薩爾丁被自己的同胞交了出來，被押往彼得堡，關在什利謝利堡，在「試圖越獄時」被殺。 涅普留耶夫總督的軍隊輕易獲勝的關鍵因素之一是俄國行政當局的先見之明，他們在外烏拉爾地區的大草原上設立了類似要塞的工場，可以作為鎮壓暴亂的基地。 定居在東北部極北地區的民族楚科奇人和科里亞克人也對俄國行政當局表達了同樣的不滿情緒。鄂霍次克堡壘建成可以監控太平洋沿岸地帶的部分地區，這樣就引發了起義。科里亞克人在木質要塞築壕據守，他們寧願自焚，也不願投降俄國人。 7 時代精神 俄國人的榮譽要求他在科學領域展現自己的能力和敏銳度，要求我們的祖國在起用自己孩子的時候，不僅注重其英勇戰鬥的能力和其他重要事務，也要注重對高深知識的思考。 ——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 1899年出版的《百科詞典》中，與「俄羅斯」詞條在一起的是「編年學」這個詞條，該詞條納入了伊麗莎白在位二十年時間的十個日期（五個涉及軍事行動）；也記錄了拉祖莫夫斯基擔任蓋特曼一事(1750—1764)，以及俄國第一家銀行的創立(1754)；還有三個具有新時代特徵的事件：莫斯科大學(1755)、彼得堡公共劇院(1756)、藝術學院(1757)的創建。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給伊麗莎白的生平下結論的時候，提到了「她統治時期的兩個內政上的重要動作：推廣教育……取消國內關稅」。 這位歷史學家所謂的「推廣教育」事實上就是指創建了一個新的文化。那時候的俄國文化可以追溯至很遙遠的時代：民俗傳統豐富多樣。弗拉基米爾·魏德列建議稱之為「水平文化」。《俄國使命》一書的作者堅持認為：「面對俄國如此豐富的民俗，怎能不心馳神往呢？」但他也下了這個斷語：「無論如何，水平文化都無法取代垂直文化。」 對新的垂直文化的需要，從一個事實可以看出，即「傑出的埃皮納勒印版畫沒法和魯布廖夫的聖像畫相提並論」，「穆羅姆的伊利亞的壯士歌不是《神曲》，也不是《羅蘭之歌》」，但這些還不夠。彼得大帝引入新文化，有其相當實用的目的：以此來強化國家威權。彼得需要技術性和實用性來轉變生活和行為的模式。水平文化依靠的是世上的宗教概念。垂直文化就是世俗文化。 出身於手工珠寶家族的商人、工場主伊萬·波索什科夫(1652—1726)曾寫過一本名為《論貧窮和財富》的書，這是第一本俄國經濟領域的著作。1719年，他在《父親的遺囑》中闡釋了有德生活的規則，這種生活的終極目的就是拯救靈魂。1733年，國家官員瓦西里·塔季謝夫（第一本俄國史書的作者）寫了《二友論科學與教育機構之實用性》一文。他在文中宣揚了「世俗生活」。但造化弄人，享受彼得大帝善心仁慈的伊萬·波索什科夫在皇帝駕崩之後一年，即1726年死在了彼得保羅要塞，而仕途始於彼得在位時期的瓦西里·塔季謝夫也被伊麗莎白流放了出去。 兩種文化和兩種生活模式的支持者彼此並未爆發論戰，這不僅是因為他們不讀對方的書，也是因為他們是在和不同的公眾對話。同時研究上述兩位作者及其兩種觀點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對比可以突出水平文化和垂直文化之間衝突的社會政治特徵。 伊萬·波索什科夫讓自己的兒子相繼進入不同的社會環境中歷練，並在每種情況下給他提供必要的建議。他的兒子可以成為商人、農民、工人、乞丐、唱經班成員、教士，也可以成為主教，當文書、法官，當兵，當軍官。波索什科夫只認識一種科學：「如何過一種有益於靈魂的生活」，以期達成永恆的救贖。而塔季謝夫的觀點基於這樣一種信念，即：對所有人而言，只存在一種自然法。除了基督降臨之外，人類歷史上只可以看到兩個重要時刻：文字的發明和印刷術的發明。 這兩位作者對生活意義的看法並不相同，接納其他信仰的態度也大相徑庭。伊萬·波索什科夫承認自己年輕的時候和「邪惡的分離派教徒」走得並不遠，至今還記得分離派對精神思想的影響，所以他說「要刻不容緩地根除」稗草，這樣才能「讓其他的好穀子不致遭扼殺」。他的原則是分離派「永遠都教不好」，「再過個二十年，他們也學不會科學，所懂的只有殘忍」，所以他建議要仔細把這些人找出來，一旦找到，就送上火刑架。瓦西里·塔季謝夫則譴責「尼康及其衣缽傳承者」對「失去理智的分離派教徒大發雷霆，把成千上萬的人送上了火刑架，成批成批地殺害他們，或將他們驅逐出這個國家」。 對文化的爭論、文化之間的爭執（或者說衝突）都是以生活和生活模式為依歸的。它們在決定國家的本質及其終極目的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水平文化具有國族特徵和防守特徵，垂直文化則具有容納各種民族和文化的特點。推廣教育部分是因為受到了俄羅斯帝國邊界擴張的激發。 無論國族還是帝國，平民還是貴族，文化均已成為一種獨特的標記，導致了分化，並使這種分化繼續維持下去。兩種文化相互衝突、持續爭鬥的現象表現在科學院將拉丁語作為教學用語的做法當中：拉丁語是外國教師和俄國學生之間交流溝通的語言，可以使人對歐洲的文化與科學世界擁有更深的洞察力。但這是典型的天主教語言，是敵對的語言。 弗拉基米爾·魏德列在闡釋兩種文化關係的時候有非常獨到的見解：「俄國總是會讓人想起碩大的烤餅，這種烤餅用上乘的麵團製成，但一毛不拔的家庭主婦卻只敷了薄薄一層奶酪。」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覺得俄國文化是一種歷史假晶體。這位德國哲學家從礦物學借用了這個術語：石料層分布著水流運來的各色礦物，空腔被結晶的火山熔岩填滿。新形成的結晶體占據了舊有的形體，其內部結構便與外部結構相悖。而這就是假晶體。斯賓格勒認為彼得堡的地基「將原始的俄國靈魂注入早期巴洛克及之後的啟蒙時代的外來形體當中」，這就是歷史假晶體的例證。 就在舊時代與新時代相交之際，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出現了，他是「俄國新文學和新文化的真正奠基者……是俄國新文明之父」，正如某位文學史家所說，俄國第一位偉大學者的肖像由此豐滿起來：「羅蒙諾索夫有兩個激情，愛國主義和對科學的熱愛。」如果羅蒙諾索夫不存在，也不可能將他生造出來，因為他身上很好地體現了這兩種文化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 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1711—1765)出生於白海邊上的霍爾莫戈雷，父親從事打魚，他很早就學會了斯拉夫文字，並於1731年冬徒步前往莫斯科（傳奇故事裡就是這麼寫的），進入希臘語—拉丁語—斯拉夫語學院讀書。他在學校讀書，絲毫沒有家裡人的資助。1736年，他躋身學院最優秀的十二名學生之列，被派往德意志，在馬堡師從著名的克里斯蒂安·沃爾夫攻讀哲學、物理學和化學，後攻讀礦物學。1739年，他向彼得堡寄去《土耳其人和韃靼人及奪取科丁頌歌》，這首詩讚頌俄國軍隊取得輝煌勝利，歌頌安娜女皇。如果不是按照新的詩藝所要求的那樣，使之成為俄國第一首詩歌，《頌歌》無疑是不會引起特別關注的。 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是個詩人，是第一部俄語語法書的作者，還是個對各門科學有著廣泛興趣的通才，也是個熱誠的愛國者。在德意志花了幾年時間完成學業，和一個德意志女人結婚之後，他便返回了自己的國家，在科學院帶頭髮起鬥爭，清除「德意志影響」，以使嶄新的俄國科學和文化不受德意志的浸染。在俄國僅有的科學機構科學院工作的俄國學者中間，有少數一些人對人數眾多的外國人相當討厭。讓他們憤怒的是，科學院的許多外國人都很無知，認為自己的外國出身是最好的學業文憑。再加上兩個安娜執政期間「德意志」寵臣權勢熏天，這樣的怒火就變得更為強烈，從而滋生了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的愛國主義。 民族主義已成為19世紀初歐洲創造出來的一種學說。18世紀，尤其是在德意志，很熟悉祖國這一概念。羅蒙諾索夫無疑對這些新思潮也很熟悉。1772年，歌德對一本名為《論祖國之愛》的書進行了評述。1779年，腓特烈二世寫了《寫信論述祖國之愛》。在俄國也一樣，認為信仰和宗教是講同一種語言的人和生活在限定地域（國家）內的人之間唯一紐帶的想法自此以後都成了過去式。 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的愛國主義，他對祖國的愛，誕生自他和外國人的鬥爭和抵抗之中。羅蒙諾索夫堅信俄國這片大地「可以誕生我們自己種族的柏拉圖」和「牛頓這樣深刻的思想家」。他同樣堅信必須堅決保護民族的歷史不受外國的侵襲。對這位大學者而言，俄國的過去擁有堅不可摧的價值，那是主教士阿瓦庫姆的信仰。羅蒙諾索夫毫不留情地批評格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多年來研究西伯利亞以及俄國歷史所得的成果。在羅蒙諾索夫看來，這位德意志出身的科學院院士認為自己寫葉爾馬克在遠征西伯利亞之前乾的是燒殺搶掠的勾當，以及「涅斯托爾受了騙」完全沒有問題。羅蒙諾索夫對米勒的「遊牧理論」特彆氣憤，照該理論的說法，俄國最初的幾位親王全都是瓦良格人。這位俄國學者並不想僅僅進行科學批評，而是直接向安娜女皇提起了控告。由格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創辦的俄國第一份期刊只得承認自己對涅斯托爾的看法是錯誤的，並說這是自己俄語水平不夠造成的。 新的文化內容難以適應舊形式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俄國的這位第一流的大學者在創辦莫斯科大學(1755)期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大大超越了他和科學院內德意志學者的鬥爭。他所打的這場戰鬥反映的是時代的精神，是俄國長足發展的愛國主義內在的一部分，可以這麼來看：「德意志」科學必不可少，但德意志人的湧入很危險。在寫給伊麗莎白的《頌歌》之中，羅蒙諾索夫講到了1741年至1742年戰爭期間戰勝瑞典人一事，他寫道：「親吻吧，斯德哥爾摩……伊麗莎白之劍」；他希望「全世界都會害怕俄國人。有了我們，北方、西方、東方的疆界便會廣袤無垠」。他拒絕承認外國人在俄國存在的必要性。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的愛國主義具有極強的防禦性，使之成為伊麗莎白教育推廣時期的一股驅動力。 對教育的推廣時斷時續，並沒有彼得大帝時期那樣的計劃，但也沒有第一位皇帝做什麼事都很匆忙、狂熱的勁頭。彼得認為要讓臣民學習極端實用的知識，希望臣民成為國家的建造者，這與他死之後出現的對並無實際用處的知識產生興趣相比，並不可怕。恐懼感分好幾個等級。宣揚「世俗科學」功用性的瓦西里·塔季謝夫就對政治上的對手做出回應，後者認為「國人越是頭腦簡單，就越聽話，越適於統治，發生騷亂和暴動的機會也就越少」，所以沒必要推廣科學知識。塔季謝夫說，無論在俄國還是在土耳其，都是「愚昧無知的無賴漢」在騷亂，教授科學知識反而有益於國家。 俄國第一個科學中心——科學院——分成了三個類別：天文與地理，物理（也包括化學、植物學和地質），物理—數學（包括機械製造、建築、農業）。科學院同時也是一座大學，孕育了各類專家：地理學家和天文學家主要培養航海者，能描述地理狀況，發現未知之地，使之臣服於俄國；第二類的學者培養礦產專家、地質學家、植物學家，研究新的礦物和新的植物，使國家受益；第三類培養今後的建造運河的專家和工程師等。 政府是從純粹實用的角度來看待科學院的。由於伊萬·舒瓦洛夫的努力而於1775年創建的莫斯科大學則面向另一種類型的科學，也就是我們如今所說的人文科學。大學設立了三個院系：法學（法律和政治），醫學（解剖、藥學、自然史），哲學（邏輯、形上學、辯術、俄國歷史和通史）。根據教授的能力不同，課程用拉丁語或俄語教授。除了農奴，學生代表了各個社會層級（如果貴族想要讓自己的農奴受教育，就必須先解除其農奴身份），均需經過入學考試。海軍學院的軍校同樣也提供教育；還有藝術學院，該學院先被視為科學院的構成部分，1759年成為獨立自治的機構。 1708年，俄國教師見到了第一部世俗著作，是「藉助在阿姆斯特丹新發明的字母」，也就是「世俗化」字母印刷的。彼得大帝強制要求使用新字母，並親自指出哪些內容適合用這些字母進行印刷：敕令和對防禦工事、火炮、建築概論的翻譯、工程師手冊等。潛在的公眾數量極少。而且，沙皇親自要求翻譯核心部分即可，不得「長篇大論」地翻譯。在尋找譯者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難：「有些人掌握語言，卻不懂各項技藝，有些人掌握技藝，卻不懂語言。」因此，譯文有時就變得佶屈聱牙了。故而，世俗文學的愛好者仍然繼續閱讀手稿。宗教文獻的讀者則閱讀主教會議印刷的著作，如連禱文和識字讀本。 到了該世紀中，情況發生了變化。1748年，伊麗莎白建議科學院「設法用俄語來翻譯和印刷各種內容的世俗書籍，結合實用性和娛樂性，使之與人民的道德生活相適應」。科學院便「想方設法」，建議有志於翻譯外國著作的人從事翻譯工作，並許諾贈送一百本圖書作為薪資酬勞。學院和大學的學生做出了響應。出版工作也得到了促進，並設法開辦了第二家印刷廠。 彼得當政時期，誕生了真正俄國的文學和詩歌。在巴黎擔任使節達八年之久的安齊奧赫·康捷米爾親王(1709—1744)的諷刺詩，以及父親是個窮困潦倒的神父，後在法國首都攻讀學業的瓦西里·特列季亞科夫斯基(1703—1768)的作品都是現代俄語詩歌的源頭。特列季亞科夫斯基從法國返回後，被任命為科學院秘書。之後回國的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對俄國文學語言的發展貢獻尤多。 俄國首批詩人所實踐的詩歌類型大多是諷刺詩、頌歌、頌詩，作為散文主要成分的抒情詩則不在其列。17世紀末，從波蘭進入俄國的騎士小說變得相當流行。在這類文學作品之中，道德占據的位置越來越少，反而是複雜的情節交織成的浪漫故事和騎士英勇的冒險故事占主導地位。不太喜歡抒情的帕維爾·米留科夫概述道：「引入情愛因素表明從生活而來的文學第一次勝出，也是生活經驗首度借鑑文學。」俄國文學作品原初的主人公經常都是被派往歐洲學習的俄國人。水手瓦西里或英勇的騎士亞歷山大來到異國他鄉，愛上了通常都是公主的漂亮的年輕女子；他為情所困，抒寫愛戀的詩歌。經歷無數冒險之後，要麼有情人終成眷屬，要麼黯然神傷。 印刷廠終於可以有一個龐大的讀者圈了。相對應的是，讀者的出現也影響了印刷業，告訴後者時下的品味究竟是什麼。安德烈·博洛托夫是個小有家產的貴族、地主、作家，他留下了一部相當有意思的回憶錄《安德烈·博洛托夫為後人自敘的生平和冒險故事》。博洛托夫酷愛讀書，直至臨終一刻，仍在閱讀從孩提時起就已讀過的回憶錄。他在回憶錄里列出了從18世紀下半葉起俄國有文化階層所能讀到的世俗文學書單。 博洛托夫十一歲的時候在法國寄宿學校發現了《忒勒馬科斯歷險記》這本書，就愛上了閱讀。芬乃倫的這部小說由特列季亞科夫斯基翻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俄國人最喜歡的讀物，雖然譯筆生澀僵硬。年輕的博洛托夫還讀了勒薩日的《吉爾·布拉斯》、修道院長普列沃斯的《克利夫蘭或英國哲學家，克倫威爾的私生子》，以及那個時代俄國最知名的劇作家亞歷山大·蘇馬羅科夫(1717—1777)的作品，這些屬於最早一批的俄國小說和悲劇。 對劇作的需求源自對戲劇日益增長的興趣。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創辦的劇院只供宮廷中人觀看。彼得大帝想要創建一座「供所有人觀看的劇院」，於是於1702年下令在紅場上建造了「戲劇殿堂」。但當時缺少觀眾，主要原因是缺乏合適的劇目：德意志悲劇或莫里哀的喜劇都翻譯得一塌糊塗，譯筆令人費解，讓人很難明白情節的走向。 1749年，軍校的年輕貴族創建了自己的劇院，上演了亞歷山大·蘇馬羅科夫的四幕劇。某文學史家便將蘇馬羅科夫稱為俄國文學的第一位專業作家。蘇馬羅科夫並不是像康捷米爾那樣的玩票性質的貴族，他也不像特列季亞科夫斯基或羅蒙諾索夫那樣是個教授。他出生於莫斯科有錢有閒的貴族家庭，在聖彼得堡的軍校學習，精通法語。在羅蒙諾索夫的支持之下，古典主義成了年輕俄國文學的金科玉律，從而使布瓦洛成為毋庸置疑的權威。 亞歷山大·蘇馬羅科夫認為自己就是俄國的拉辛和伏爾泰，他創作劇作、諷刺詩、情歌。他創作的悲劇尤其成功，其中就有借鑑「幽暗的」莎士比亞創作的俄國版《哈姆雷特》。在俄國第一座向公眾開放的劇院，蘇馬羅科夫的作品就成了基礎劇目。1757年5月5日，「為人民創作的俄國不拘形式的悲劇第一次收費演出」。由於翻譯了大量劇作，尤其是莫里哀的作品，劇目很快就變得豐富起來。1757年上演了其中六出，次年又多加了兩齣。不久之前，德語還是主導語言，那現在是否說明法語和法國文化使德語屈居二線了呢？ 1755年，俄國第一本期刊面世。該期刊由科學院編輯出版，我們知道主編就是歷史學家米勒，羅蒙諾索夫曾與之發生激烈的爭執。米勒出版的這些《注重實用和消遣的月度作品》以漢堡、漢諾威、萊比錫的期刊為藍本，而後者又模仿了由艾迪遜和斯提爾出版的《饒舌》《觀察者》《衛報》這些英國著名的雜誌。《月度作品》積壓了大量詩歌，大多由蘇馬羅科夫、米哈伊爾·赫拉斯科夫(1733—1807)及其他作者的供稿，這些人全都是軍校生。1759年，亞歷山大·蘇馬羅科夫著手推出了第一份私人報紙《勤勞的蜜蜂》，1760年，赫拉斯科夫也推出了自己的報紙《有益的消遣》。 這些出版物的印數都很少（最受歡迎的《月度作品》預訂量為五百份到七百份），但它們作為俄國社會思想的搖籃，新式俄語和哲學語彙的翻譯基地，其重要性不可估量。 伊麗莎白的傳記作者說得頗為謹慎：「政府通常在保護用俄語書寫的書本教育的同時，對認為不適宜的書本教育成果也會進行抵制。」這麼做，首先就是設立極其嚴格的教會審查機構：若無主教會議核准的宗教著作一律不得出版。除非經主教會議核准，否則在外國出版的俄語著作，或提及前任君王的外國著作，均不得進口至俄國。教會在審查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標誌：伊麗莎白女皇是極其虔誠的君主，正如其傳記作者所寫的，「無論她下什麼命令，都是設法讓更多的臣民信仰東正教，削弱其他信仰」。 對抗和削弱「其他信仰」，就包括對舊教徒的無情迫害。這位歷史學家寫道：「在俄國，無論誰當政，都沒有像18世紀那樣，對分立派教徒表現得如此不寬容……女皇的宗教傾向使其易於受到某些影響，所以她對分立派的憎恨極不寬容。而飽受迫害的分立派教徒也陷入瘋狂，甚至將自殺樹立為宗教信條。」尼·科斯托馬羅夫指出，在那些躲避迫害的舊教徒中間，自焚越來越常見。 用弗拉基米爾·魏德列的說法，烤餅有兩個層面，就是民眾「上乘的麵團」和貴族的薄薄一層「白奶酪」，兩者的生活方式越離越遠。條件的不同始終存在，通常都會導致物質財產上的差異。但在伊麗莎白統治時期，行為舉止和生活規則的分裂也愈演愈烈。通常是翻譯過來的實用性的指南變得越來越搶手，尤其是前面提及的《青春時期的誠實之鏡》。1767年，該書出版了第五版。修道院院長貝爾加德的《孩子的完美教育，包含出身貴族家系、位列貴族等級的年輕人之行為規則》也出了三版(1747，1759，1778)。 指南教導年輕貴族「不得向鄉巴佬看齊」，無論是行走、致意、落座，還是世俗交流都得注意（不得激烈反駁對話者，適度表達自己的觀點，不必從始至終說真話）。對如何在宮中為人處世也提供了寶貴的建議（表現得大膽，展現自己的優點，要求報償，因為「只有上帝毫無所圖」）。指南還堅稱這樣一個事實，即「有教養」的標誌就是懂外語。 首都彼得堡創建者的女兒對這座都城相當關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彼得堡就是伊麗莎白在位時期的象徵。這座城市的人口數堪與莫斯科媲美。其宮殿和紀念場所之奢華，橋樑之美，街巷之寬廣，將舊都遠遠地拋在了後面。俄國建築專家認為那是「伊麗莎白時期的巴洛克風」，尤其和巴爾托洛梅奧·拉斯特雷利(1700—1771)有關，後者的俄語名是巴爾托洛梅·巴爾托洛梅耶維奇。他是義大利人，父親是個雕塑家，他彼得大帝（死於1741年）時期來到俄國，在彼得堡建造了宮殿（其中就有冬宮，伊麗莎白為此耗費了大筆錢財，卻仍未建成；要等到女皇駕崩之後才完工）、教堂、府邸（富有的地產主對模仿這位女皇建築師風格所造的宅邸倍感自豪）。 拉斯特雷利是法國建築的門徒，但也借鑑了大量德意志人的風格（慕尼黑、德勒斯登、維也納都是他的模板），他設計了輝煌的宮殿，氣勢如虹，用柱廊和凸窗打破了千篇一律的外觀；奢華的宮殿中，裝飾圖案極其豐富，尤以巴洛克風格為主，內飾也異常繁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回憶錄認為，這些宮殿既不舒服，也不便利；常用的建材都是木材，無論內飾還是珍貴的家具轉瞬間就能燃成灰燼。 外國使節的文字、時人的親歷對女皇宮殿所體現的奢華與貧賤、精妙與粗俗混為一體的風格，簡直令人嘆為觀止。葉卡捷琳娜二世看見斷腿桌上放了一隻金托盤的時候驚得目瞪口呆。未來的女皇寫了一首短詩，表達了德意志公主突然置身於自己無法理解的宇宙中時，內心的惶惑不安。 造了棟房子 簡直一無是處： 冬天凍得硬邦邦， 夏天無涼風。 忘了搭樓梯 所以掛繩梯。 葉卡捷琳娜完美地表達了皇宮對她造成的影響，照許多旁觀者看來，裝飾和現實、外觀和內飾之間產生了斷裂。這些都是整個國家固有的特徵。變化也不可避免：彼得堡的章節在俄國的歷史上徐徐展開。兩代人之間的接替正在進行之中。經歷過動亂時代和莫斯科國東山再起的人相繼見證了彼得時期的動盪。新出現的人則經歷了改革被接納、剛開始對教育的推廣，經歷了軍事上的勝利，覺得國家穩固而強大。 8 歐洲中心的戰爭 歐洲的局勢始終都很危急，而且錯綜複雜。法國被視為歐洲大陸上的強國，英國則想方設法要剝奪法國的霸權。其主要盟友是奧地利，潛在盟友是瑞典、波立聯邦、薩克森。我們知道，1740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出兵奧地利的西里西亞省，沒有其他藉口，目的就是要擴張領土，這一招打破了平衡。 為爭奪「奧地利的遺產」，歐洲各國都捲入了戰爭之中，於是各顯神通，想要將俄國吸引到自己的陣營中來。法國積極參戰成了伊麗莎白宮廷外交遊戲中的一個新因素。18世紀上半葉，法國可以說是俄國永久的敵手。俄國傳統上的敵人——奧斯曼帝國、瑞典、波蘭——總是能在凡爾賽宮中找到堅實的依靠。法國的態度是由其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政策所決定的，也是由其對遙遠蠻荒的俄國大地嗤之以鼻的看法所決定的。 和俄國接近的提議是由法國駐安娜·約安諾夫娜的宮廷使節拉謝塔迪侯爵提出來的。安娜當政時期，拉謝塔迪根本沒法改變那些大臣的外交政策，所以他就開始和伊麗莎白女大公套近乎。後來有些不知羞恥的人說，法國使節雖然想緩和法俄兩國的關係，但也不失時機地爬上了女大公的床。於是在聖彼得堡就誕生了「法國派」，除了路易十五的這個使節之外，法國派還包括伊麗莎白所青睞的醫生萊斯托克。我們知道，密謀策劃將彼得大帝的女兒送上皇位的正是這些人。 在俄國的宮廷里，外交政策占據核心地位，無所不在。使節、特工、寵臣，彼得繼承者的年輕隨從及其配偶葉卡捷琳娜的隨從也都積極參與其中，這些人要麼支持奧地利或法國，要麼支持普魯士或英國。每個人都能得到好處：為了感謝這些人的付出，他們都能從使節和外國特工手裡獲得所謂的「補助」。 伊麗莎白繼承下來的戰爭是由其前任發起的。1741年6月，瑞典在法國的推動下向俄國宣戰，希望收復《尼斯塔德條約》規定放棄的那些省份。瑞軍的統帥是呂文豪普特，他父親就是卡爾十二世的戰友，名氣很大。當然，他並沒有其父的軍事才能，但這還不足以解釋瑞軍的敗北：兩個覬覦王位的人——丹麥國王的兒子和霍爾斯坦親王——彼此之間的爭鬥才是主要原因。伊麗莎白支持霍爾斯坦的阿道夫—腓特烈，承諾一旦他奪得瑞典王位，就將俄軍攻占的部分芬蘭土地交給他。1743年6月27日，俄國選出了自己的候選人，8月在亞博和瑞典簽訂和約，尼斯塔德的協議原封未動，而且承認俄國有權占據芬蘭的部分土地。不過，丹麥的覬覦王位者得到了瑞典部分民眾的支持，所以他不願就此罷手。結果，俄軍登陸瑞典，占領了斯德哥爾摩。用羅蒙諾索夫的說法，瑞典首都「落在了伊麗莎白的利劍之下」。1744年2月，丹麥承認霍爾斯坦的阿道夫—腓特烈的合法性。俄國贏得了戰爭，鞏固並擴大了自己在波羅的海的地盤。 在此期間，歐洲於1740年又爆發了一場新的衝突。德皇卡爾六世的女兒瑪麗—特蕾莎登基，哈布斯堡王朝的敵人發現這是一個從中獲利的千載難逢的良機。1741年，法國聯合他國對抗維也納。普魯士的腓特烈二世也不去找什麼潛在的盟友了，而是直接將西里西亞占為己有。廣受法國哲學家喜愛、仰慕伏爾泰的腓特烈大王（德國人對他的稱呼）只從父親手中繼承下了一個小小的國家。普魯士只是一個小王國，人口五十萬都不到，但對這樣體量的國家而言，軍隊卻極其龐大（八萬三千名士兵和軍官），且大多由專業的傭軍構成。 腓特烈二世在其漫長的在位期內(1740—1786)，最操心的就是如何擴大普魯士的領土，使之變得強大。我們知道，他給自己謀得了「開明君主」的名聲。「弗里茨老爹」的那些傳記作者筆下的歷史精確地描述了他眼中的開明專制究竟是怎麼回事。一天，腓特烈二世在自己的王國內遊歷，看到幾個農民一見他走進，就躲進了灌木叢。國王於是喊停車駕，下得車來，把那些農民攆了出來，這才得知他們之所以躲藏起來，是因為怕他，於是就把這些農民打了一頓，邊打邊說：「應該愛戴君主，而不是怕他！」 爭奪奧地利遺產的戰爭之所以也會涉及俄國，是因為自從1726年12月底兩國簽訂條約起，俄國就是奧地利的盟友。但我們知道，1740年，俄國同樣也和普魯士簽訂了聯合防禦的條約，希望在和瑞典的衝突中得到普魯士的支持。而且，伊麗莎白的登基也為「法國派」打開了幾近於無限的視野。 「法國派」的主要對手是主導俄國外交政策的副內閣大臣阿列克謝·別斯圖熱夫—留明伯爵(1693—1766)。1740年他之所以被排除在外，是因為他沒有參與支持伊麗莎白的行動，但1742年，他很快又被任命為副內閣大臣。 和瑞典的衝突結局喜人，這樣一來，法國就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再加上副內閣大臣對普魯士懷有敵意，就使後者成了拉謝塔迪施展陰謀詭計的靶子。腓特烈二世想要把拉謝塔迪弄下台，就給駐彼得堡的普魯士使節寫了封信：「如果我只需要處理匈牙利女王［瑪麗—特蕾莎］，那天平永遠都會朝有利於我的一方傾斜。要做到這一點，最大的條件——必要條件——就是讓別斯圖熱夫完蛋，否則我們將一無所獲。在俄國宮廷，我們必須有一個大臣，讓他來迫使女皇按照我們的意願來行事。」洛普欣娜及其家人遭到指控，說他們陰謀反對女皇，支持伊凡·安東諾維奇（這麼做就是為了刻意誤導），這起事件的目的就是搞垮副內閣大臣。別斯圖熱夫—留明的弟弟米哈伊爾的妻子也參與其中。 副內閣大臣沒有摻和進去為洛普欣娜的父母辯護，女皇對阿列克謝伯爵和洛普欣娜劃清界限的做法頗為欣賞。別斯圖熱夫—留明也對敵人算起了賬：拉謝塔迪寫給國王的信被截獲，破譯後被呈遞給了女皇。這位冒失的法國外交官在信中就法國對俄政策發表了直抒胸臆的做法，伊麗莎白原本也許會原諒這種魯莽的做法，但對信中對她本人說話不敬這一點，她實在無法釋懷。侯爵在信中寫道：「我們要對付的是一個女人，不能對她抱什麼指望……」路易十五的信使就這樣被逐出了俄國，這次走得太突然，連辭任書都沒來得及上呈。1744年，阿列克謝·別斯圖熱夫—留明被任命為俄羅斯帝國的內閣大臣。 贊同俄國外交政策負責人這種做法的歷史學家說他收了外國的錢（也就是如今所謂的賄賂）。他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歷史學家在解釋其態度的時候就是這麼說的。他們說得沒錯：燦爛的18世紀道德感不強。不過，波蘭歷史學家瓦迪斯瓦夫·科諾普辛斯基是這樣說的：「別斯圖熱夫—留明只拿了英國、奧地利和薩克森的酬金，但從來沒被普魯士的塔勒髒過自己的手。」內閣大臣收受「禮物」也有「地緣因素」存在，恰好反映了他的外交政策綱領，就是：只收俄國盟友的禮物。 當上內閣大臣的阿列克謝·別斯圖熱夫—留明表明了自己的外交政策，他在寫給副內閣大臣米哈伊爾·沃龍佐夫伯爵的信中名之為「彼得一世體系」。有鑒於前四分之一個世紀內出現的某些變化，內閣大臣闡發了自己對俄國第一任皇帝的看法。他的觀點可以從俄國政治及其目標的持久性這一層面來看待。其中第一個就是解決「土耳其問題」。在19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里，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言簡意賅地點名了這個問題的本質：「國家的南部邊疆地區生活著靠劫掠為生的半遊牧的韃靼人，他們自己不去開發南方大草原的土地，也無法忍受農業人口的到來。俄國要把南部疆界延長到其自然界限處為止，也就是一直通往黑海的海濱地區……」我們將會注意到這個論據的演變過程：到目前為止，向南推進的目的就是為了捍衛莫斯科國的邊疆；從此以後，都可以用需要肥沃的土壤來做解釋。先是戰略理由，隨後就是經濟理由。 第二個目標（俄國政治的目的在這兒並不是按重要性呈現的）在西方：就是波羅的海和波蘭的沿海地區，換句話說就是瑞典和波立聯邦。15世紀末，伊凡三世斷言和波蘭絕無和平可言，俄國君主始終都在和波蘭開戰，有時會停一停，也就是喘口氣而已。五十年後，他的孫子伊凡四世拒絕了波蘭國王齊格蒙特二世·奧古斯特締結永久和平的提議：「國王永遠擁有自己的采邑，也就是基輔、沃里尼亞、維捷布斯克、波洛茨克，以及其他許多俄國城市。那又何必同波蘭國王締結永久和平的協定呢？」 18世紀中葉，形勢已變，但還沒有完全變化。俄軍已打到克里米亞，只是還無法在那兒穩定下來。亞博和約和1745年簽署的俄瑞防務條約之後，波羅的海沿海地區已屬於俄國，腳跟也已站穩。現在只剩下「波蘭問題」了。「大部分俄國人都生活在波蘭—立陶宛國的疆域內……必須從波蘭手中把西羅斯奪過來。」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對「波蘭問題」就是如此概括的。 阿列克謝·別斯圖熱夫—留明以俄國外交政策為基礎，制定了自己的「彼得一世體系」，負責處理這兩個「問題」，那是帝國的大量任務。為解決這些任務，他認為必須小心翼翼地和與俄國利益相符的國家保持聯盟。對這位內閣大臣來說（也是彼得大帝的意見），這些國家都是海上強國，即英國和荷蘭。和薩克森結盟並非沒有意義，從17世紀末起，薩克森選帝侯就是波蘭國王。而且，內閣大臣還參照彼得大帝的做法，後者認為和薩克森宮廷保持緊密的關係，使兩國聯合起來，就能「控制波蘭的波立聯邦」。 在阿列克謝·別斯圖熱夫—留明的體系中，俄國的主要盟友就是哈布斯堡帝國。奧地利是法國的宿敵，它有意於在中東歐保持某種平衡；可是，這種平衡卻由於凡爾賽影響力的增強而受到了威脅。對阿列克謝·別斯圖熱夫—留明來說，俄奧聯盟的主要目的就是抵禦威脅兩國南疆的奧斯曼帝國。 至於敵人，說得就很明白了：那就是瑞典，瑞典想要復仇，而法國則是土耳其的傳統盟友。阿列克謝·別斯圖熱夫—留明的警覺性和洞察力都很不錯，所以又發現了一個新的對手：普魯士。內閣大臣對腓特烈二世侵略性的政策所造成的威脅頗為警惕，他認為普魯士這個鄰居「強大，膚淺，易變」，無法與之結盟，對普魯士說的話一概都不能信。 阿列克謝·別斯圖熱夫—留明的政策方針與宮廷內部的抵制力量發生了衝撞。副內閣大臣米哈伊爾·沃龍佐夫持有不同的觀點，對法國和普魯士的使節善待有加，而這些人也就想方設法想要讓他成為內閣大臣。 1744年8月，腓特烈二世再次對奧地利發動戰爭。它占領了波希米亞的一部分地區，併入侵了薩克森。俄國的處境就變得複雜起來：它和奧地利和薩克森都簽有防務條約（1744年還和後者更新了條約）。但它也和普魯士簽署了條約。 俄國就這樣被牽扯進了自己並沒有發動的戰爭之中。理論上講，它可以選擇自己願意支持的一方。伊麗莎白收到了兩份如何應對普魯士入侵薩克森的報告。第一份由阿列克謝·別斯圖熱夫—留明呈遞，報告寫得毫不含糊：普魯士攻擊了奧地利和薩克森，俄國與之均簽有條約，故負有義務。同樣，普魯士打破了和俄國簽署的協定。因此，內閣大臣建議採取外交手段，支持薩克森；但如果外交手段失敗，就必須派遣軍隊前往增援。第二份報告由米哈伊爾·沃龍佐夫呈遞。副內閣大臣承認普魯士的威脅，但他不同意軍援薩克森，而是建議僅限於金援。 帝國的內閣大臣雖是個強有力的政治家，但他不是伊麗莎白的情人。在那個時代，對國事影響力的大小和伊麗莎白喜好的程度成比例，所以他是個特例。阿列克謝·別斯圖熱夫—留明的報告是通過伊萬·舒瓦洛夫作為中間人呈交給伊麗莎白的：內閣大臣無法直接面見女皇。但伊麗莎白對別斯圖熱夫—留明伯爵對國家的看法持高度讚賞的態度，據時人所說，女皇對他頗為感謝，所以幫他擺脫了煩人的文書工作，擔負現在這個職位。 女皇對國事並不上心，她慵懶怠惰，就連給重要文件簽名這樣的工作都會推遲數月，但這並不能妨礙她有自己的觀點，雖然不是對外交政策有看法（這點毋庸置疑），但至少對其他國家的君主還是可以評頭論足的。伊麗莎白對路易十五頗有好感，二十五年前彼得一世就曾想把她嫁給後者。她對腓特烈二世則抱有強烈的敵意：一方面是因為她說普魯士國王「不懼上帝」；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總想著靠伊凡·安東諾維奇皇帝復位這樣的流言從中漁利，還派遣情報人員煽動分裂分子。 伊麗莎白支持別斯圖熱夫—留明。於是她決定援助薩克森。1745年12月，軍隊開始在利夫蘭和埃斯特蘭活動，方向是庫爾蘭。軍人數量為五萬人。預計1746年春將會對德意志發動攻勢。但俄國人還沒投入戰爭，腓特烈二世就於1745年12月在德勒斯登和奧地利簽署了和約，得以保住了對西里西亞的占領。不過，誰都知道這只是暫緩而已，普魯士的外交官還在四處活動，想要形成反俄聯盟。腓特烈二世承諾使瑞典奪回波羅的海海濱地區，讓波蘭收復基輔和斯摩棱斯克，以此來確保瑞典和波蘭的支持。 1746年5月，俄國和奧地利簽署了同盟二十五年的條約，等於是重續了1726年的協定。雙方承諾如有第三方入侵，就對彼此進行軍事援助（兩萬步兵和一萬騎兵）。秘密條款提及了一旦採取行動攻擊土耳其和普魯士時彼此的義務。如果普魯士全面入侵奧地利、俄國或波蘭，則結盟方就不能只提供三萬人馬，而必須是六萬人馬。 從1746年俄奧條約可以看出，俄國在歐洲的處境發生了急劇變化。俄羅斯帝國的外交政策從土耳其—波蘭—瑞典三角脫身而出，而進入了歐洲中心，成為決定歐陸命運的一個決定性力量。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聖彼得堡和維也納的聯盟將成為俄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兩大帝國之間的關係也有冷淡期與和睦期，既有猜忌，也有熱戀。不管怎麼說，雙方從這次結盟中都獲得了好處。 1747年，一支由列普寧親王率領的三萬人的軍隊離開利夫蘭，前往德意志，基於過去的協定，支援奧軍。俄軍士兵出現在萊茵河畔這件事迫使為爭奪奧地利繼承權的開戰雙方著手求和。1748年在亞琛簽訂了和約。路易十五放棄了法國數十年來都想奪取的低地國家。瑪麗—特蕾莎接受了失去西里西亞的現實，並將義大利的幾個省份還給了撒丁王國和西班牙，不過她的丈夫被選為了皇帝。除了威望以及對俄軍實力的尊重之外，俄國一無所獲。 俄軍由各個階層的民眾構成，會定期徵兵。募兵多少都根據需求而定。地主想向軍隊提供多少農奴，就可以提供多少。服役滿八年之後，若無過錯，普通士兵即可如願返回原本的居住地。貴族士官服役滿十年則可以升至准尉，被轉至國家行政管理的崗位上。為了預防逃兵現象，適合服役的士兵就會被「刮腦門」（剃髮）。服役者介於二十五至三十歲之間，身高為兩俄尺六俄寸（艦隊可矮兩俄寸）。 據1742年的普查（計算可繳人頭稅的人口），俄國有一千四百萬居民。這對軍隊而言可以說是個很大的庫存。但軍隊的質量就另當別論了。七年戰爭是俄軍歷練的學校。幾年前，腓特烈二世在其《政治遺囑》（他寫了好幾稿）中是這麼寫的：「顯然，俄國常備軍好不令人生畏；只有卡爾梅克人和韃靼人讓人恐懼，他們攻城略地之餘，就會燒殺搶掠。綜合考慮，應避免和俄國的武裝衝突，因為這樣很容易導致暴動和內部武力奪權。」這些話是1752年寫的。四年後，普魯士國王入侵薩克森，引發了七年戰爭，他也知道俄國和奧地利就是自己的對手。 亞琛和約令任何一方都不覺得滿意。普魯士奪來的土地得到了條約的認可，所以想獲取更多的土地。奧地利還想著復仇，想要最終消除普魯士的威脅。法國在和英國爭奪加拿大的衝突中落了敗，想在歐洲大陸上找出敵人的弱點：漢諾威。這個德意志公國其實屬於英國國王，如果在法英殖民地衝突中成為一個籌碼，那英國就會不惜一切代價保住它。 如火如荼的外交遊戲剛開始的時候，靶子是俄國。英國建議俄國提供五萬五千名士兵來保衛漢諾威，並會給後者五萬五千利弗爾，每年還會多支付五萬，作為駐軍軍費。俄國想每年獲得二十萬利弗爾。法國則和其宿敵奧地利秘密會談，而後者也想找盟友打擊普魯士。法奧的接近迫使凡爾賽從俄國這邊轉了開去。由於在聖彼得堡並無外交代表，路易十五便向其派遣了秘密情報人員，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德翁騎士，有人說他出現在伊麗莎白的近臣中間，扮成女孩子的模樣，以贏得信任。不過，歷史學家認為這只是個傳說而已。儘管德翁的表面身份是駐凡爾賽宮廷秘密代表的蘇格蘭人麥肯齊·道格拉斯的秘書，但他能接近女皇，使法俄關係日益走近。 據當代法國的一位作家所說，法國敵視俄國，「對之嗤之以鼻」，且對「北方帝國」的處境一無所知。有遞交給道格拉斯的問卷為證：上面可以提供有關軍隊和艦隊、經濟的狀況、女皇的性格等方面的信息。但在彼得堡，俄國對法國卻很了解，伊麗莎白的部分謀臣很久以來一直都在說服女皇，說同路易十五結盟有益無害。由副內閣大臣領銜的「法國派」在舒瓦洛夫加入之後便實力大增。「法國人」的對手是別斯圖熱夫，他也是普魯士的敵人，支持和英國結盟。 一系列條約鞏固了戰爭形成的各個集團。1757年1月19日，和俄國達成諒解的英國（協議規定每年支付十萬利弗爾，用作俄軍駐軍的費用）發生了轉向，和普魯士結了盟，英國認為相比和俄國結盟，這樣能更好地保衛漢諾威。「背信棄義的阿爾比恩」，英國外交上的這個操作對別斯圖熱夫的政策造成了極其沉重的打擊。1757年5月1日，法國、奧地利和俄國在凡爾賽簽署了防務條約。瑞典和德意志的一眾公國隨後也相繼加入。 反奧聯盟正式形成，但事實上，戰爭一年前即已開始。1756年8月，儘管一眾大臣勸諫腓特烈二世不要發動軍事行動，但後者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占了薩克森，俘獲其軍隊（一萬八千人），並將之併入自己的版圖。而這就是七年戰爭的開端。 1757年夏，俄軍加入戰爭，率領軍隊的是陸軍元帥斯捷潘·阿普拉克辛。這位總指揮並沒什麼才能，就是個紈絝子弟，輜重也就五百多匹馬匹。陸軍元帥打得可謂小心翼翼，他所擔心的不是前方的普魯士，而是後方的聖彼得堡。女皇憎恨普魯士，想要戰爭，但「小朝廷」卻持截然相反的觀點。皇儲彼得大公瘋狂崇拜普魯士國王，處處都在模仿他；而葉卡捷琳娜女大公則更傾向於英國，而非法國。 俄軍遵從彼得堡的指示，進入東普魯士，至少在1757年8月，在大耶格爾斯多夫擊敗了萊瓦爾德將軍率領的普軍。通往柯尼斯堡的道路就在陸軍元帥面前敞開了，但他猶豫再三之後，還是力排眾議，下令俄軍返回俄國。返程的道路要穿過被俄軍摧殘過的東普魯士，燒殺搶掠的首先是令腓特烈二世印象深刻的哥薩克和卡爾梅克人。女皇命令斯捷潘·阿普拉克辛回彼得堡，想要了解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可陸軍元帥在未抵達都城之前即因中風而亡。 在巴黎和維也納都有傳言說阿普拉克辛已遭英國人收買，流言同樣還提到別斯圖熱夫—留明也參與了密謀。雖然流言並未證實，但顯然阿普拉克辛在東普魯士的時候即已知悉（或許是從別斯圖熱夫這兒得知的）女皇生了重病。於是，內閣大臣遭到逮捕，指控他和葉卡捷琳娜秘密通信，意圖讓皇儲反對伊麗莎白。經過十四個月的調查之後，阿列克謝·別斯圖熱夫—留明被流放到了他自己的一塊領地上去了。 戰爭還在繼續。被三支軍隊—俄軍、奧軍、法軍—包圍的腓特烈二世想先贏得一場關鍵性的勝利，逐個消滅對手。1758年8月14日，佐恩多夫附近爆發了一場惡戰。結果並未如普魯士國王所料。俄軍守住了陣地，後來自行決定撤退。雙方都說自己打了勝仗，但從陣亡者人數來看，俄軍損失更大。一年後的1759年8月，庫訥斯多夫戰役，普軍戰敗，俄奧聯軍取得了關鍵性的勝利。從俄軍的表現來看，多年的戰爭使之獲益良多。士兵作戰勇猛，意志堅定，在統帥彼得·薩爾蒂科夫的指揮下打得很出色。俄軍對腓特烈二世的戰術作了仔細的研究，喜歡從背後突襲，戰鬥之前，他們會向西部署後備部隊，普魯士國王一旦繞過這支俄軍，就會出現在薩爾蒂科夫軍隊的正前方。 德國軍事史家漢斯·戴布流克提出了七年戰爭的一個大問題：該如何解釋腓特烈二世在庫訥斯多夫落敗這件事？答案是多方面的：盟軍間的分歧；腓特烈二世改變戰術，不打大的戰役；不清楚俄國的戰爭目的；軍隊損失嚴重；日益厭戰。伊麗莎白還想繼續打：她想好好教訓教訓普魯士國王的欲望並沒變化。用女皇自己的話說，如果繼續開戰缺乏資金，她已做好出售自己半數珠寶的準備。 但所有參戰的國家都有明顯的厭戰情緒。普魯士打得很絕望，所以遭到極大削弱。現在可以開始瓜分戰利品了。開始進行秘密的外交談判。法國建議俄國當奧地利和普魯士的中間人。法國駐聖彼得堡新上任的使節是路易—奧古斯特·德·布勒特伊男爵，取代了年邁多病的洛必達侯爵。儘管他缺乏貨真價實的外交經驗，但素質還是不錯的。科斯托馬羅夫說他「俊美，和藹，在貴婦人的圈子內堪稱完美……」這位二十九歲的使節有一個明確的使命：將葉卡捷琳娜女大公吸引到法國這一邊。不過，要靠布勒特伊男爵的男性魅力並不夠。事實上，女皇對戰爭該有什麼樣的解決有自己的看法。繼失寵的別斯圖熱夫—留明之後擔任內閣大臣的米哈伊爾·沃龍佐夫在兩份照會中提出了俄國的建議：奧地利拿回西里西亞，將佛蘭德部分地區讓給法國（畢竟，法國在戰爭中也出了力），而作為補償，俄國則獲得已被其軍隊占領的東普魯士。隨後，再和波蘭拿來交換烏克蘭右岸地區。路易十五斷然拒絕俄國因調停有功而向其支付費用的提議，生怕這樣做會激發奧斯曼帝國的不滿。 戰爭仍在繼續，普魯士的處境日益惡化。1760年10月，俄軍攻占了其首都柏林。腓特烈二世拒絕承認失敗，也不願交出領土。普軍構成複雜，由動員起來的普魯士人、參軍的薩克森人以及俄軍俘虜組成，國王就率領這支軍隊繼續硬撐著，以此來避免受到羞辱，並成功利用了對手「蠢驢般的愚蠢行徑」。1761年12月底，在波美拉尼亞作戰的魯緬采夫將軍的軍隊迫使科爾貝格（科沃布熱格）要塞投降。從衝突開始起，俄軍兩次圍攻了波羅的海的這座港口，都沒有打下來。科爾貝格的失陷使普魯士敗局已定。 當魯緬采夫將軍勝利的消息傳到彼得堡的時候，女皇伊麗莎白已不在人世。繼承人彼得三世皇帝便向在普魯士的俄軍統帥下達命令，立刻停止和腓特烈二世的敵對行動。歷史上很少見到這種盟友徹底變換陣營的現象。普魯士國王覺得這次獲救令人意想不到，稱之為「布蘭登堡門的奇蹟」。1945年4月，在被圍困的柏林，躲入地堡內的希特勒不願相信戰敗，他還記得腓特烈二世，希望能出現奇蹟。戈培爾告訴他羅斯福已死，宣稱歷史正在重複：德國將再一次獲得拯救。但局勢已有所不同。 俄國純粹是憑皇帝的意志，經過七年戰爭，約六萬人傷亡（普魯士損失二十萬人）的代價，在既無所得，亦無所失的情況下將邊界地區搞得天翻地覆。俄國歷史學家認為這場戰爭對俄國來說毫無用處，因為缺乏摸得著的結果，也就是說沒占領土地。內閣大臣沃龍佐夫的記事本上顯示俄國的計劃是擴張領地。這個計劃並沒有實現，主要是因為坐上皇位的皇帝只關心普魯士國王的利益。 9 古怪的皇帝 彼得三世顯露出所有智力發育遲緩的跡象，是一個已經成熟的孩子。 ——謝爾蓋·索洛維約夫 《俄羅斯史》作者所下的判斷可謂相當嚴厲。尼古拉·卡拉姆津說「不幸的彼得三世缺陷太多」，而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得出的結論則是，「在伊麗莎白留下的後嗣當中，這位皇位繼承者可以說最不討喜」。帕維爾·米留科夫則說彼得三世「身體和精神都很羸弱」。 我們知道，後來的彼得三世（卡爾—彼得—烏爾里希）是彼得大帝的外孫（他女兒的孩子），也是卡爾十二世的孫輩（瑞典國王妹妹的外甥），1738年，他出生於霍爾斯坦—戈托普公爵家。起初，他準備坐上瑞典的王位，可1742年，他的姨母，也就是伊麗莎白女皇讓他成了俄國皇位的繼承人。他在既沒時間學好瑞典語，也沒時間了解路德宗的情況下，只得再學習俄語（從未真正學會）和東正教教義。同時代的人指出，就連伊麗莎白本人都對彼得三世的無知感到驚訝。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大自然不似命運那般眷顧他。」不過，命運也並沒有特別善待他。1761年12月25日下午四點，官方正式宣布：「女皇伊麗莎白·彼得羅芙娜駕崩，俄羅斯帝國的主人為彼得三世皇帝陛下。」1762年7月7日，彼得三世在遜位之後，宣布自己「患有痔瘡」。 唯一的合法繼承人彼得三世輕而易舉登上了皇位，同樣，他作為合法的皇帝後來也被輕而易舉趕下了台。同時代的人留下了回憶錄，其中就有彼得三世的妻子葉卡捷琳娜以及他的情婦的妹妹葉卡捷琳娜·達什科娃，她們為他繪製了肖像，說他的所作所為等於是在讓「俄國社會」起來反對他。他和普魯士簽訂新條約，將俄軍攻占的所有領土悉數歸還給腓特烈二世之後，還抹除了七年戰爭做出的所有努力，並立刻著手備戰，想要對丹麥發動戰爭，目的是擴大其出生地霍爾斯坦的疆域。皇帝對東正教神職人員的蔑視有目共睹，他關閉私人教堂，將教會不動產充為俗用。他還讓軍隊穿普魯士軍裝，身邊的守衛也都由外國人組成，尤其是普軍的逃兵。 葉卡捷琳娜·達什科娃在回憶錄里指出，許多人都瞧不起彼得三世。密謀推翻皇帝的達什科娃寫道：「清晨裝扮成下士長檢閱部隊，享用豐盛的早餐，品嘗勃艮第的佳釀，晚上同小丑和幾個女人廝混，執行普魯士國王的命令——彼得三世這麼做最開心。」不過，她也承認皇帝不是個壞人。對他的兒子保羅（在位六年，而非六個月）也不能這麼說。 彼得三世的行為通常都很愚蠢、很荒唐，像是智障兒童在胡攪蠻纏。皇帝三十三歲登基，所以這事就顯得更古怪了。同時代的人都不願給他找台階下。彼得三世命令「所有神父全把鬍子剃了」「穿外國牧師服」。半個世紀前，他外祖父，也就是彼得大帝也這麼做過。彼得三世崇拜腓特烈二世，而以伏爾泰為首的法國哲學家也對這位普魯士國王推崇有加。法國哲學家們當然不會把被占領土還給他，反而還想著從他那兒得到些好處。 彼得三世之死有兩個主因：首先，俄國社會認為他的所作所為就是在復辟比隆苛政，是想冒犯民族榮譽；其次，他的妻子葉卡捷琳娜野心勃勃，來俄國沒多久，就想登上皇位，而且還在積極謀劃。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說起彼得三世的時候，語調哀戚：「他偶然坐上俄國皇位，好似俄國政治天穹上的一顆流星，每個人都在想他怎麼就這麼出現了呢。」不過，很難認為彼得大帝的外孫是「偶然坐上俄國皇位」的。葉卡捷琳娜一世、兩個安娜才更為偶然。對「彼得三世為什麼會出現在俄國的蒼穹上」這樣的問題，其實答案還是挺簡單的。 我們發現，同時代人描繪彼得三世的時候，都一致說他「被天花毀了容，幾乎每時每刻都醉醺醺的，而且體弱多病，思維也很奇怪」，但在他的這幅畫像和他六個月在位期間簽署的那些敕令的內容之間卻有著怪異的矛盾之處。 同時代人和歷史學家對彼得三世的主要抱怨之處是不願繼續打腓特烈二世，還在1762年和普魯士簽了和約，從其中一段文字來看，可以看出接下來兩國會攻守同盟。但彼得三世從未掩飾過對普魯士國王的傾慕之情，甚至還公開吹噓，說俄軍動向的情報寄到了柏林。從登上皇位起，他就一直在毫不含糊地說要立刻恢復和平。彼得三世對腓特烈二世的傾慕有那麼點歇斯底里。不過，和普魯士結盟的想法始終都是俄國外交政策中的一個變量。推翻了自己的丈夫之後，葉卡捷琳娜二世本人也沒有廢除和腓特烈二世結盟的政策。 1762年初，彼得堡政府做出決定，想要再次深入高加索地區，這一直都是俄國的傳統政策。在捷列克河中游的左岸地帶建了莫茲多克要塞。小卡巴爾達的一些部落都落入了俄軍的勢力範圍之內。葉卡捷琳娜二世後來就用莫茲多克作為據點，向高加索地區發起進攻。 葉卡捷琳娜二世的一位傳記作者不無嘲諷地寫道：「內政方面，彼得三世顯得像是個大刀闊斧的改革者。一道敕令接著一道敕令：將神職人員的地產充作俗用，讓貴族階層不再服義務兵役，壓制『秘密內閣』。」那麼問題來了：「彼得到底算不算自由派？」可以換個方式提這個問題：皇帝為什麼要簽署極具自由化傾向的敕令？謎題就在這兒，歷史學家作了各種各樣的闡釋。有些人用反覆無常來解釋彼得三世的改革做派，他就是想打翻一切，大筆一揮，就能來個大變樣。還有的人認為那是大臣的影響所致，內閣大臣米哈伊爾·沃龍佐夫更是抬高了君主的威望，因為他自己的命運與之直接相關。 19世紀下半葉，日內瓦出現了一本毫不客氣的回憶錄，作者彼得·多爾戈魯科夫親王講述了彼得三世的同時代人米哈伊爾·舍爾巴托夫親王是如何評價無須貴族階層服義務兵役這項敕令的。皇帝召來國務秘書德米特里·沃爾科夫，向他宣布：「我對沃龍佐娃（指彼得的情婦伊麗莎白·沃龍佐娃）說我會和你在晚上制定一項極端重要的法律。所以，明天必須讓宮廷和城市談論這項法律。」沃爾科夫鞠了一躬，翌日，法律就擬好了。至於瓦·克柳切夫斯基所說的彼得三世為何出現在俄國的蒼穹上這個問題，可以這麼說，那就是彼得大帝的這個外孫之所以出現，是為了能在1762年2月18日簽署一項聲明，「免除俄國整個貴族階層的稅收，使之獲得自由」。 毋庸置疑，這份俄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文獻很可能是由彼得三世的一個後繼者簽署的：一切都在朝這個方向行進，國家的發展也需要它。皇帝性格古怪，受同時代人和後人的憎恨，所以只能加速行動。鮑里斯·契切林認為，俄國的歷史就是俄國這個國家形成的過程，他提出了一個很簡單的方案。莫斯科沙皇為了構建國家這個大廈，剝奪了社會所有階層的自由：所有人都必須擔負起為國服務的重擔。最先「受到奴役」的是波雅爾，然後是市民，最後就是農民。為了讓「軍職人員」完成自己的任務，就得給予他們土地，由於皇帝沒有任何收益，所以必須將人口固定在土地上。這位歷史學家概述道：「奴役一部分人，就會導致其他人也會遭到奴役。」隨後，當國家得到鞏固，就可以自由地服務，而不是強制，這樣進程就顛倒了過來，而這個顛倒的進程就是：解放。首先解放貴族，隨後是城市居民，最後是農民階層。 彼得三世這份聲明的重要性就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他進行了推動，推翻了進程。我們將會注意到，農民獲解放是自由俄羅斯存在下去的必要條件，一個世紀零一天後，也就是1862年2月19日就是這麼宣布的。推遲百年之久在俄國歷史上是個不好的兆頭。 鮑里斯·契切林有一個獨到的說法：奴役一些人會導致另一些人的奴役。由此可見，解放一些人也必將導致另一些人獲解放，農民絕對相信這一點。貴族服務國家，作為交換，便有了土地和農民。一旦可以不用再這樣服務，那他們對土地和農奴的權力也就不再合法了。1762年宣言激發起來的希望並未得到實現。十年之後，失望情緒開始瀰漫，葉梅利揚·普加喬夫領導的農民戰爭由此開啟。 推翻彼得三世既不是因為他古怪，也不是因為他有什麼荒唐的想法，更不是因為他頒發了合情合理的敕令。他本可以統治到自然死亡為止，可他並沒有妻子那樣的野心。反對彼得三世的陰謀是俄國歷史上最有名的一個片段。有參與者和親歷者的敘述，尤其是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回憶錄和信件，還有葉卡捷琳娜·達什科娃的記事本（達什科娃成為這場密謀的核心人物屬實有些誇張），也有諳熟宮廷內幕的各國使節的詳細報告。而且，這個主題也啟發了歷史研究、小說和電影。不過，「女皇陰謀」的大量細節問題仍然沒有搞清楚。 不想讓彼得登基的想法早在伊麗莎白統治末期即已出現：別斯圖熱夫—留明、尼基塔·帕寧（彼得三世和葉卡捷琳娜之子保羅時期的總督），以及其他許多人都有過這樣的計劃。甚至還有人想過撇開彼得三世，讓時年七歲的保羅登基，由葉卡捷琳娜攝政。已經沒人記得伊凡·安東諾維奇皇帝還活著（就關在彼得保羅要塞內）。但這些只不過是計劃、交談、空洞的夢想。除此之外，他們還有「可在政變中發揮作用的武器」：近衛軍。 密謀的緯線就這麼懶散地交織在一起，混亂不堪，充滿了恐懼：畢竟，彼得三世乃是合法的君主。皇帝本人也起到了兩次推動作用，從而對密謀造成了撼動。葉卡捷琳娜堅信彼得三世想娶伊麗莎白·沃龍佐娃為妻，而他身邊的近衛軍也相信這樣的流言，即沙皇想要取消近衛軍，就像彼得大帝取消射擊軍那樣。 密謀者人數不多，既無真正的領導，也不能確信自己能贏。此外，彼得三世的陣營里還有陸軍元帥慕尼黑，這位經驗豐富的軍人是忠於皇帝的霍爾斯坦人的統帥。密謀者奪取彼得堡之後，陸軍元帥便建議住在彼得霍夫宮的皇帝從海路前往波美拉尼亞，那兒駐有俄軍。但彼得三世猶豫未決。某位歷史學家說他被推翻，就像孩子被打發上床睡覺那樣。他被逮捕後，要求給他留下四樣他在這世上最留戀的東西：小提琴，心愛的狗，派來服侍他的小黑人，以及伊麗莎白·沃龍佐娃。所有的條件都得到了滿足，唯有沃龍佐娃沒有給他，而是把她打發去了莫斯科，將她嫁人了事。 不得不承認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判斷，他說這次宮廷叛亂是「一場我們從未見過的極為歡快、優雅的革命，沒有流下一滴血」。照他的說法，這應該是一場「真正的貴婦革命」。但這位歷史學家卻認為這場「優雅歡快的革命」其實在酒水方面付出了極大的代價：1762年6月30日，葉卡捷琳娜旗開得勝地進入彼得堡的時候，下令所有的酒館全都開門營業。但正如酒館老闆後來的計算，總共只喝掉了八萬盧布零幾個戈比，這個數字即便放在當時那個時代也不算大。 10 開明女皇 ……局勢堪憂，唯有祈求上帝，讓國家治理有方，消除惡業。 ——舍爾巴托夫親王，1790年 ……葉卡捷琳娜時代是俄國公民最幸福的時代；我們每一個人幾乎都希望生活在那個時代，而非其他任何時代。 ——尼古拉·卡拉姆津，1811年 上述兩位俄國歷史學家對葉卡捷琳娜二世的統治持截然相反的觀點。除了觀點和性格不同，還有一個事實可以解釋，那就是寫過一本名為《論俄國風俗之敗壞》的傳記作家和政論家舍爾巴托夫親王是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同代人，在後者的宮中任職，而尼古拉·卡拉姆津則是在女皇駕崩之後十五年寫了《論新舊俄國》一書。卡拉姆津儘管也有讚揚之詞，但他並不掩飾，說「某些污點」玷污了葉卡捷琳娜二世光輝的統治。他列出了這些污點，即「風俗敗壞」以及「出賣真理和官爵」，認為女皇「看不見，也不想看見這麼多的弊端」。卡拉姆津對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判斷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在她生命晚期，「我們對她批評多，讚揚少」。隨後的幾代人對「北方的塞彌拉彌斯」的看法要比女皇的同時代人好太多。因此，也就出現了這樣的「歷史判斷」：女皇的統治不再只起到一個過渡性的作用，而是如後人所持的正面看法那樣，認為那段時期重要，而且寶貴。 君主所作所為的重要性和價值都只具有相對性，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功業在俄國和其他國家的歷史學家中間產生了極其激烈的爭論。彼得大帝之後，葉卡捷琳娜二世是唯一一個能激發異彩紛呈觀點的皇帝。不過，對女皇行為的看法和是否支持她並沒有關係。舍爾巴托夫親王是個狂熱的保守分子，他認為「風俗敗壞」是從彼得大帝那個時候始於俄國的，他對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時代也毫不留情，與之不遑多讓的是《聖彼得堡至莫斯科行記》一書的作者、堅定的自由派亞歷山大·拉季舍夫，他是在外國上的大學。專制體制堅定的吹鼓手尼古拉·卡拉姆津認為，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是「最令人幸福的時代」，這和蘇聯歷史學家葉甫根尼·塔爾列的觀點完全一致。 當法國畫家維傑—勒布倫前往彼得堡，為受法國哲學家吹捧的偉大女君主畫肖像的時候，有個和俄國有關係的人給了她這個建議：「不要用畫布，要用俄羅斯帝國的地圖；底色就是無知愚昧的黑色；被撕得四分五裂的波蘭作黑紗；人血當顏料；背景畫上葉卡捷琳娜統治的豐碑……」女皇的傳記作者是這麼評論的：「這幅陰沉的畫作包含了部分真相。但缺乏濃淡深淺。」要說明的是，法國畫家是在葉卡捷琳娜在位末期去的俄國。 不過，開始的時候一切都好似玫瑰色一般，甚至有些令人驚嘆。當然，皇帝下台並不會讓人吃驚。自從彼得大帝死後，政變就相繼發生。德意志公主登上皇位這種事不太常見，她的血管里根本就沒流著羅曼諾夫的血，兩個安娜、伊麗莎白、彼得三世與之不同，所有的羅曼諾夫都有百分之五十的血統。可是，總有先例：葉卡捷琳娜一世由於是彼得大帝的妻子，所以當了女皇。同樣，葉卡捷琳娜二世也是作為彼得三世的妻子登了基。在第一種情況下，皇帝死了。後一種情況下，皇帝很快被殺（究竟是怎麼被殺的，歷史學家還沒搞清楚）。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安哈特—采爾布斯特公主，也就是後來的葉卡捷琳娜二世，並不具有統治的合法性，立陶宛農婦也成不了葉卡捷琳娜一世。 不過，無論是法律問題，還是合法性問題，都不存在。一小撮密謀者恬不知恥地竊取了權力。其主要的推手就是奧爾洛夫家族，這四兄弟都在近衛軍里供職。其中一人，即格里高利，是葉卡捷琳娜的情人。多年以後，達什科娃公主在回想起1762年6月27日至28日晚間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那些事件時（當時她十八歲），說當她得知近衛軍的一個密謀者被捕時，她就衝到街上，認出一隊騎兵隊正好經過，其中就有奧爾洛夫家族裡的人，那人命令她「快去彼得霍夫宮」，代他面呈葉卡捷琳娜，讓後者「坐上為她租來的馬車，前往伊茲馬伊洛夫斯基團營地，很快就會在那兒宣布她為君主」。葉卡捷琳娜·達什科娃在回憶錄里特地誇大了自己在這場陰謀中所起的作用，但事情的進展和她說的也差不多。葉卡捷琳娜來到伊茲馬伊洛夫斯基團的軍營。奧爾洛夫家族及其戰友叫醒士兵，一起高喊：「女皇萬歲。」被強行押來的一名教士嘟嘟囔囔地宣讀了誓詞，揮動十字架，而不耐煩地等著發伏特加的近衛軍士兵則向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宣誓效忠。 目睹「政變」的法國目擊者呂里耶爾講起「1762年革命」的時候說：「葉卡捷琳娜是七八點鐘到的，就這樣成了世界上最廣袤的國家的絕對主人：她開始出發，對當兵的那些話信以為真，前頭走著農民，陪在身邊的有她的情人，後面跟著侍女和美髮師。」一個世紀後，擅長無情諷刺的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在講述「一個城市的故事」時，說他發現那城市其實就是俄國歷史的拙劣翻版。他還不忘在結尾的時候又講了一段小故事，講的是一個女人想要當格魯波夫城的總督；「列瓦爾本地人阿瑪利亞·卡爾洛夫娜·斯托克費施說她這麼做基於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兩個月以來，她一直都是某個城市總督的蓬帕杜夫人。」這位諷刺作家講述女主人公如何奪取權力的時候，參考了歷史文獻：「年輕貌美的斯托克費施騎著白色的駿馬，面對著人群，身邊杵著六個喝得醉醺醺的丘八……」 移民國外的民主派人士亞歷山大·赫爾岑對「女皇的世紀」並不客氣：「連俄語都說不利索的顢頇的親王，德意志人和孩子在皇位上上上下下……領導國家的是一小撮陰謀分子和傭兵隊長。」 葉卡捷琳娜結束了這種風水輪流轉的現象。她統治了三十四年，結束了彼得大帝統治留下的這個缺口。她滿懷自信地確立了自己在俄國歷史上的地位，命人在彼得堡創建者的紀念碑上鐫刻了由法爾科內創作的著名的「青銅騎士」像：「致彼得一世，葉卡捷琳娜二世」。第一任皇帝在位時期，俄國亮明了自身的權利，參與決策歐洲事務；葉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時期，俄羅斯帝國變成了偉大的國家。 1781年，也就是登基十九年之後，葉卡捷琳娜向常駐巴黎的特使弗里德里希·格林寄去了一份功績單： 依據新規建立的省份：29 建造的城市：144 締結的協約和條約：30 與法律或新規相關的重要敕令：88 為減輕人民苦難的敕令：123 據列出清單的葉卡捷琳娜的秘書亞歷山大·別茲博羅德科的計算，共有四百九十二項功績算在女皇的頭上。而且女皇接下來還要再統治十五年，只是她自己還不知道而已。 上述的這份清單突出了女皇功績的三大導向，至少呈現出來的是這種情況：行政改革，外交政策，人民福祉。 儘管對葉卡捷琳娜二世功績的評價眾說紛紜，但歷史學家也都一致承認她對清單里提到的那些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問題也都關注過。所有人都同意，女皇一旦坐上皇位，就遇到了數不勝數的麻煩事。一開始，她是否有權利當皇帝這件事就十分可疑。在最好的情況下，已故皇帝的妻子和繼承人的母親也只能當攝政，直至政變時只有十二歲的保羅成年為止。更別說還有這樣的問題，歷史學家直至今日仍在詰問皇儲父親的真實身份（彼得三世根本就不在潛在候選人之列），而葉卡捷琳娜仍然只是個外國人而已。 但葉卡捷琳娜並不想當攝政。一方面，三十五年內的所有攝政（從緬什科夫到安娜·利奧波多芙娜，當中還有比隆）結局都不好。另一方面，她堅持要當皇帝。十五歲來俄國嫁給皇儲的安哈特—采爾布斯特公主很久以來都對當皇帝這件事躍躍欲試。彼得登上皇位的時候沒敢加冕，因為他覺得命運並不看好他，沒讓他當上普魯士軍官。葉卡捷琳娜不但一上來就加了冕（從1762年9月起），而且還嚴格遵守傳統，在莫斯科舉辦了加冕典禮。 俄國歷史上很少出現過這麼多的文獻，甚至讓人可以研究細枝末節。女皇是第一個操心文獻資料的人：她留下了回憶錄，可惜的是，這本坦誠的自傳只寫到伊麗莎白臨終前數月，便戛然而止。但由她親手所寫的數千封信件保留了下來，有些是給親信、大臣的，也有些是給外國人的。葉卡捷琳娜二世似乎只有大筆在握時才算真正地活了過來。受她的影響，同時代人也都喜歡囉囉唆唆地寫很多東西。特別是她的秘書都記有詳細的日記。 11 掌權的技術 這事我說過了無數遍：我對俄國來說一無是處。 ——葉卡捷琳娜二世寫給格林的信，1777年5月17日 葉卡捷琳娜二世比她之前那些登上御座的人都要有教養。換言之，就像她自己在回憶錄里所說，年輕的公主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國家，身邊是個並不愛她的陌生的丈夫，讀了大量的書，主要是法語書（也有德語書）。她的幾個傳記作者指責她取法獨創的思想，理由是她的「訓令」所包含的改革規劃，其實是從孟德斯鳩、貝卡里亞、布萊克斯通那兒「剽竊」來的。不過，她的實踐精神，還有她領導國家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葉卡捷琳娜二世在皇位上坐了三十四年，但她剛登基的時候卻處境堪憂，所以這也能看出她的能力。這主要體現在她是如何發揮權力技術的，而這正是俄國特殊的治理技術。 葉卡捷琳娜對基本事實的理解很到位：若想統治俄國，就必須成為俄國人。誰都知道她是德意志人，不是俄國人，但這不是什麼問題，她真的做到了：改宗東正教，學習語言，了解風俗習慣。她得到了配偶極大的幫助，後者想方設法強調對這個自己管理的國家的痛恨之情。宣布彼得三世下台、葉卡捷琳娜上台的聲明是這麼說的：彼得政府威脅要消滅俄國的東正教信仰，要和被俄軍打敗的普魯士簽訂和約，讓祖國蒙羞，還要違背國家的風俗習慣。聲明宣布，葉卡捷琳娜加冕稱帝，就是要消除這些威脅，「接受上帝的幫助，遵從全體臣民的意願」。 值得注意的是，自鮑里斯·戈杜諾夫之後，所謂的「臣民的意願」都是出現在遴選莫斯科沙皇的時候。但葉卡捷琳娜並不是被選出來的，在後來頒布的無數聲明中，她始終都在強調忠實的臣民都想讓她登上皇位。1762年7月5日第一份聲明之後一個星期，女皇頒布了一份敕令，降低鹽價；說葉卡捷琳娜加冕俄皇，是「遵從了俄國臣民以及俄國真正子孫的一致意願」。之後一天頒布的聲明確定了1762年9月舉行加冕禮：這清楚地表明女皇之所以登上皇位，是因為她內心虔誠，熱愛俄國，以及「忠實的臣民期盼我坐上皇位」。 十一天後的一份敕令提到有必要終結俄國的貪污現象（並非最後一次），葉卡捷琳娜詳細剖析了促使她坐上皇位的動機：「不是因為野心，也不是出於個人利益，而是對祖國真誠的愛，而全體人民的願望便引領著朕擔負起政府的重擔。」翌日的一份敕令邀請俄國的所有逃犯和背叛者返回祖國，開頭是這麼寫的：「同樣，由於忠實的臣民和熱愛祖國的子孫真誠的願望和不懈的祈禱，朕登上了俄國的皇位……」 女皇聲稱自己願意遵從臣民的意願，從中可以看出她的內心的擔憂，這種安全感的缺失一直要到很多年後才會消失。女皇確實有理由感到忐忑。合法的繼承人是她的兒子保羅。而且，彼得大帝哥哥伊凡的曾孫伊凡·安東諾維奇已被安娜·約安諾夫娜指定為繼承人，後被伊麗莎白推翻囚禁，正在什利謝利堡枯萎凋零。1764年7月5日葉卡捷琳娜登基之後兩年，駐紮於要塞的瓦西里·米洛維奇中尉想要釋放「頭號囚犯」，但守衛遵守的是彼得三世的指令，而且這道指令也經過了女皇批准：誰若想要釋放囚犯，則「誅殺之，別讓他落入其他任何人的手中」。「米洛維奇陰謀」為什麼會出現，這一點從來就沒被徹底地澄清過。中尉遭到處死。直到最後，他仍然說自己沒有同謀。葉卡捷琳娜二世的聲明宣稱已向法庭提告米洛維奇，聲明開頭是這麼寫的：「朕遵從全體臣民的意願加冕稱帝，決定減輕安東·德·不倫瑞克與安娜·德·梅克倫堡之子約翰親王的苦難，而他只是短暫加冕，不具合法性。」一句話中，葉卡捷琳娜二世三次說了不符合真相的話：若無「全體臣民的意願」，其實女皇根本不想改變什利謝利堡囚犯的處境，儘管後者是合法的君主。 恐懼促使葉卡捷琳娜不厭其煩地提到所謂的「全體臣民的意願」，以此作為自己掌權的基礎。至於說的是不是實話，她根本不在乎。擔任大臣的詩人加甫里爾·傑爾查文對女皇很熟悉，他寫道：「……她根據政治環境或自己的觀點，而非神聖的真理，來領導國家，落實正義。」身為國務活動家的詩人當然不會不知道歷史上罕有政府會「遵從神聖的真理」來行事。傑爾查文指出女皇（詩人稱之為費麗察，對其大加頌揚）的所作所為都會優先考慮政治環境和個人利益，他指出葉卡捷琳娜的所有行為都經過深思熟慮，是她有意識這麼做的。她經常會提到自己的「權利」，她很清楚之所以這麼不厭其煩地再三重複，就是想最終說服臣民自己坐上皇位是具有合法性的。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說：「失敗的專制制度就不再具有合法性。」意譯過來的話，就是說成功的專制政體可獲得合法性。葉卡捷琳娜二世堅信自己會成功。首先，她很清楚自己有這個意願。和之前的那些皇帝不同，彼得除外，她已事無巨細地準備了很長時間來履行這個職責，從她來到俄國的第一天起，她就夢想著當皇帝。彼得一世通過造船、學習戰爭技藝、航行至國外學會了當沙皇，和他不同的是，葉卡捷琳娜是通過讀書，讓自己擁有能影響個體的能力這種方式學會當女皇的。 葉卡捷琳娜想當俄國的女皇。但她並沒有受權力特質的吸引，而是受權力本身的吸引。她想持久投入地進行統治，她渴望掌握帝國的韁繩。統治管理是人類最古老的職業。上帝一旦創造了第二個「人」，也就是夏娃的時候，如何使用權力這個問題就提了出來。隨著權力職能和權力規模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統治科學也得到了發展。所有的統治者為了實踐權力，都會使用大量法律，但每個人都會琢磨自己的技術，以期用自己的方式來領導臣民。 葉卡捷琳娜了解其中的道道。她制定的新法律極其龐大，而且還召集「立法委員會」，對其發布「訓令」，該訓令的前三章指出，在俄國，「國家面積廣大，專制權力需集中於一人之身，以確保統治」。葉卡捷琳娜說得很高調：「其他任何政府不僅有害於俄國，而且會導致災難。」之前的任何一個皇帝都從未質疑過專制權力的必要性。葉卡捷琳娜的貢獻就是提到了孟德斯鳩。女皇逐字逐句借用了《論法的精神》里對獨裁政治的看法：「大國需實施獨裁權，權力集中於統治者的個體身上。需快速推進決斷性措施，以彌補路途遙遠之故。」 通過親眼所見或通過信箋了解葉卡捷琳娜，並設法去理解其個性的同時代人，都會先說她的性格。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觀察到一個事實，他明確指出，女皇的思想既不深刻，也毫無亮點。不過，這位歷史學家注意到，她「頭腦很靈光」，善於隨機應變，謹慎處事，為人精明，知道什麼是天時地利，不會受表象的迷惑。葉卡捷琳娜擁有當國家元首的一個根本性的素質：她對現實處境和自己在環境中的地位有深刻的理解。在草擬訓令的時候，她會盡力挖掘孟德斯鳩、義大利刑法學家貝卡里亞、英國法學家布萊克斯通的思想和思考方式。她對此並不諱言，甚至還強調自己靈感的來源。在寫給寵臣、管理者或關係不深的人的無數封信件中，葉卡捷琳娜都會說明自己的政策、計劃，甚至還會說起自己。我們知道，彼得大帝很喜歡寫信，經常會口述信件。葉卡捷琳娜則始終都是自己動筆；她不斷地擴大通信者的範圍，而且和俄國的第一任皇帝不同，她並不滿足於溝通普通的信息：她會做出解釋，說服對方，確保將自己的觀點和自己的為人推銷出去。 這些給俄國的收件人信件在大量的信件中只占一部分。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很有一套，創建了一個外國通信者的網絡，在歐洲散播他那開明君主的形象，所以在這方面，只有腓特烈二世可與之相比。以前，在她之前和之後（一直到布爾什維克這些宣傳高手掌權之前），俄國歷史上都沒有人懂得如何推廣俄國，推廣它或真實或虛構的成功之處，從外國人的讚揚之詞中獲益，以強化自己在國內的權力。1763年，甫登皇位，葉卡捷琳娜便開始和伏爾泰通信，這段關係一直持續到這位歐洲最具影響力的作家去世為止。伏爾泰對開明君主沒什麼抵抗力，腓特烈二世的名聲就是他確立起來的；但後來他和普魯士國王發生不睦，但對俄國女皇還是交了心的。他對葉卡捷琳娜的功績百般頌揚，甚至可以說阿諛奉承。這位法國哲學家說她比梭倫和呂庫古還要偉大，比彼得一世、路易十四、漢尼拔還要非凡。「費內智者」的這些話很快就傳遍了西歐和俄國。 得知《百科全書》的出版出現困難，葉卡捷琳娜便立刻伸出援手：在里加建了座印刷廠。得知狄德羅的財政狀況有問題，她便按照狄德羅所定的價格買下了他的圖書館，但狄德羅終其一生都能使用這座圖書館，甚至還讓他擔任圖書管理員，並向其支付每年一千利弗爾的年金。弗里德里希—梅勒西奧·格林在葉卡捷琳娜的通信者當中占據了一個特殊的地位。這位德意志男爵來巴黎找發財的機會，認識了狄德羅與盧梭，後來又在雷納爾修道院院長身邊擔任精英色彩濃厚的《文學通訊》的編輯，每隔十五天這些印刷物都會分發給各國希望了解巴黎文化事件的首腦人物。葉卡捷琳娜二世也是訂戶，1773年格林前來彼得堡的時候，女皇就接待了他。於是兩人就開始了頻繁的通信。如今，許多人都認為格林男爵是極具影響力的人物，尤其是他於1776年第二次來聖彼得堡的時候，還領到了每年兩千盧布的年金。 為了展現自己的權力，女皇需要人的配合。掌管國家之後，她發現自己從前任手裡繼承了「人力材料」。新執政者的第一項任務，也是第一個困難，是如何建立自己的權力機構。葉卡捷琳娜將伊麗莎白統治時期的人繼承了下來。她建立機構的速度很慢，首先是因為她覺得皇位不穩，其次是因為她相信自己的方法沒問題；她使用經驗豐富的人，但也使用新人、年輕人。她到晚年的時候，在給格林的信中解釋了自己的觀點：「我覺得沒有哪個國家缺人。問題不是怎麼找到這些人，而是如何使用他們……人有很多，但得讓他們動起來：如果有人能這麼幹，那一切都會順利。」這就是女皇所具有的才能。她在巴黎寫道：「我從來不去找人，手底下總有人為我幹活，而且幾乎都幹得很好。」 誰服務於她，並令其滿意，葉卡捷琳娜就會大大地賞賜該人。她會盡情展現女性的魅力。只要提起葉卡捷琳娜二世，就不能不提她的那些情人，也就是她的「寵臣」，同時代人就是這麼稱呼這些人的。臣民們中間這樣的故事和謎團有很多。無論是同時代人，還是歷史學家，都無法確定女皇情人的數量：最溫和的說法是十二個，最激進的說法是給這個數字再乘上好幾倍。但無論這些人的性情如何，「北方的塞彌拉彌斯」的傳記作者在有一點上是沒有異議的：在女皇的一生當中，愛和政治已水乳交融，難以分離。 從葉卡捷琳娜的大量肖像或雕像來看，首先展現的是她的公主身份，其次展現的是她的女皇身份，她活了六十七年，在位三十四年，可以從中看出她那時刻變化的形象。撇開她的年齡不談，同時代人對她有好幾種看法：有些人說她眼眸是藍色的，有些人說是栗色的，有人說她眼睛大，但其實不然。相比其他任何人，提到這些差異最多的還是葉卡捷琳娜自己。她在回憶錄里寫道：「有人說我非常漂亮，身材極好；說實話，我沒覺得自己有多漂亮，但我很開心，而這顯然就是我的力量所在。」普希金有時說女皇是「穿襯裙的答丟夫」，他是這樣描述女皇的：「她會穿清晨穿的白袍，戴晚上戴的軟帽，披一件長棉襖，看上去四十來歲。她臉部豐滿，面色紅潤，顯得溫柔而平靜。她雙眼呈藍色，嫣然一笑，魅力無窮。」普希金是女人和愛情的吹鼓手，他知道如何奉承女皇：她在《上尉的女兒》一書中出現的時候是四十五歲。 女皇利用自己的情人，或許並不僅僅是為了滿足伊凡雷帝所說的「肉體需要」，而是為了有助於實施統治。她的每一個寵臣都有可能展現自己作為政治人物的能力（有些人展現了真正的才能，最好的例子無疑就是格里高利·波將金）。儘管女皇有時會讓自己的情人擔任軍事統帥或大臣，但她也會把軍事統帥和大臣當作自己的情人，反正看自己怎麼高興怎麼來。 女性魅力到了葉卡捷琳娜的手裡就成了重要的武器，她將這武器使用得非常嫻熟。她寫過一篇短文，就保存在她的檔案里，文章是她對外交官的建議：「要研究人，努力利用人，但不要不分青紅皂白地去相信他們。」她自己就終其一生信奉這些原則。葉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時期最優秀的專家謝·巴爾斯科夫認為，撒謊是女皇最有力的武器：「她從孩提時代到暮年時分，終其一生都在使用這個武器，可謂用得爐火純青，連自己的父母、執政者，自己的丈夫、臣民、外國人、同時代人，還有後人，都被她騙過了。」 葉卡捷琳娜在位歷時漫長，占了三分之一個世紀，其間，內戰和對外作戰不可謂不頻仍，而且時疫流行，災難不斷，首先遭殃的就是占人口絕大多數比例的農民。父親死後加冕的保羅一世向歐洲各國宮廷發了一封通告，他在通告中說俄國「是世界上一個獨特的國家，四十年來，都處在壓榨自己人民的悲慘處境之中」。葉卡捷琳娜的繼任者想要指出的是，從1756年和七年戰爭開始起，俄國就戰禍不斷，始終處於戰爭之中。這話對葉卡捷琳娜的在位時期並不完全適用：她登基之後的五年，如果撇開大量農民暴動不談，則國內局勢相對平靜。她在位的第一年，大約有二十萬農民參與暴動。為了鎮壓暴動，軍隊就必須進行遠征。 經過了相當平靜的五年之後，就是對外戰爭的七年(1768—1774)，其間又暴發了鼠疫，莫斯科民眾由此爆發起義，也出現了普加喬夫的暴動。在庫蘇克—凱納卡和奧斯曼帝國簽訂和約(1774)之後，俄國休養了十二年，並對奪來的土地進行同化。用葉卡捷琳娜的說法，這是一段「立法狂熱期」，其間，立法活動和行政改革開展得如火如荼。她在位末期的九年，再次以戰爭為主，而且又是攻打土耳其、瑞典、波蘭和波斯；此外，她還對爆發革命的法國發起軍事行動。從這個簡單的二分法可以看出：葉卡捷琳娜三十四年的在位時期，可以分成十七年的戰爭期和十七年的喘息期。 葉卡捷琳娜雖然會變換寵臣、法律、政策、觀點，但仍然忠於自己的大原則：她要事必躬親，由自己來統治俄國，當一個專制君主。女皇親手寫下法律，對一個自詡熟讀孟德斯鳩、盧梭和伏爾泰的人而言，這應該是件很自然的事。但同樣，戰爭時期，她手下的軍事統帥發動軍事行動之前，也會從她這兒聽取詳盡的指示，還配有標註過的地圖可看。 女皇最操心的就是如何教育臣民，像她在給法國哲學家的信中所說的，尤其得教育那些可以形成「輿論」的人。1769年，她著手出版了每周印行的《雜論》，對讀者進行教育。文學和期刊在俄國日漸發展，女皇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對之進行審查。審查員都是各級官員，但頭號審查官還是葉卡捷琳娜自己。當時著名作家尼古拉·尼科列夫的悲劇《索列娜與扎米爾》於1785年2月12日上演了第一場之後，莫斯科的軍事統帥便對其下了禁令。其實，觀眾在看到沙皇姆斯季斯拉夫背信棄義，導致這對夫妻分離的場景時潸然淚下，但這位軍事統帥卻被這幾行台詞給吸引了：「但願包羅萬象的君王意志，那致人以死地的種種安排都能消失殆盡；難道只有驕橫的傲氣才應受褒揚，所有心靈都應受到一人在上的威權束縛，才能期待幸福嗎？在君王的身上並不總是能找到父親的影子的。」 軍事統帥中斷了演出，將劇作手稿連同自己的評語一起交給了最高審查官。他從葉卡捷琳娜那兒得到了回復，從中可以揭示出女皇對自己在國內的地位究竟是如何構想的，她寫道：「我很驚訝，您竟然會把這齣這麼受公眾歡迎的悲劇演出叫停。您的長篇大論和君主並沒有什麼關係。作者反抗的是暴君的專制，並不是葉卡捷琳娜的專制，你們不都說了嘛，葉卡捷琳娜是你們的母親。」 人民的「好母親」雖然嚴厲，卻很公正。葉卡捷琳娜正是想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西方的仰慕者就賦予了她「北方密涅瓦」的形象：在他們的努力之下，葉卡捷琳娜在歐洲樹立起了威望，而她也將從那兒贏得俄國。葉卡捷琳娜要的正是君主公正的名聲，但也要強化鐵面無私的名聲。帝王權力的這個層面很好地體現在了斯捷潘·謝什科夫斯基(1727—1793)的身上。從伊凡雷帝以來，每一任君主都有自己的劊子手，這些人擅長干秘密勾當，讓人心生畏懼，而這恰是專制權力必不可少的特質：馬留塔·斯庫拉托夫在伊凡四世身邊，羅莫達諾夫斯基親王在彼得大帝身邊就扮演這樣的角色。只是機構的名稱發生了變化：叫作沙皇特轄制或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衙門。伊麗莎白時期，「樞密院」處理的都是類似的事務。彼得三世在短暫的在位期內，發布了一份聲明，宣布廢止這樣的機構。所有的檔案文件都被加封轉移至元老院，或讓其「永久被人遺忘」。彼得三世取代「樞密院」，創建了「機密處理」部門。只是這個機構沒能阻止政變，也沒能阻止他的死亡。 葉卡捷琳娜保留了這個名稱，但將機構的管制權交給了元老院，由自己來掌控。斯捷潘·謝什科夫斯基在伊麗莎白時期開始其政治生涯，此時正平步青云：他從秘書變成了葉卡捷琳娜時期的秘書長和秘密警察頭子。他作為「安全部門的頭子」可謂享有盛譽，他會親自審問大政治犯：阿爾謝尼都主教、普加喬夫、拉季舍夫、諾維科夫。同時代的人和俄國歷史學家都說謝什科夫斯基是「鞭刑高手」，就是指他這個「機密處理」部門的頭子鞭打起人來特別來勁兒，他就是靠鞭刑來讓人招供的。所謂的進步其實很有限，這一點可以從審問方式的進步看出來：除了這些包括鞭刑在內的小小的「熱情」之外，葉卡捷琳娜在位時期並沒用過酷刑。有傳言說謝什科夫斯基在審問貴族的時候會使用鞭子。研究葉卡捷琳娜時期的英國專家伊莎貝爾·德·馬達里亞加指出，沒有任何文獻可以證實這則流言：在審問高級別的犯人時，謝什科夫斯基會從精神上施壓，而非使用肉刑。不過，謝什科夫斯基作為劊子手和鞭刑高手的名聲已經深深地烙印在俄羅斯的歷史上，無論是什麼樣的研究都無法撼動這一點。 部分而言，秘密警察的效率是否高，要看其所採取的行動留下了什麼烙印。證據越是不足，名聲就越是大。斯捷潘·謝什科夫斯基出色地履行了警察的主要職責：激發恐懼。在俄國秘密警察的名單中，他占據了一個醒目的位置。 12 規則之國 女沙皇仍然一副歐洲人的派頭，她以女人的方式，深入罪惡之中，軟化莫斯科沙皇（彼得大帝）的改革，使權力顯得更人性化，使宮廷更體面，使政府更講禮貌，更講尊嚴，使機構更注重規則。 ——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 19世紀的這位法國歷史學家儘管已經說得很清晰，但他對「北方密涅瓦」的態度仍有些「派別之見」。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指出了葉卡捷琳娜「純歐洲」的出身，認為她對「莫斯科沙皇」的改革採取了軟化的態度。毫無疑問的是，在戴上帝國的冠冕之後，安哈特—采爾布斯特公主就有意實施改革，來規整權力體系。她了解國家事務，能隱約看出行政機構臃腫，元老院拖拖拉拉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國庫空虛，在外國銀行家看來俄國的信用已經崩塌。她的觀察是：「貪污受賄已到驚人的程度，對政府而言絕不可等閒視之，而正義斷不可被這樣的傷口感染；有人想要謀求一個職位？花錢就行；有人想要不受誹謗？有錢就沒事；有人散播讕言？送禮就能讓自己的那些陰謀詭計得逞。」 葉卡捷琳娜表達出想要實施改革的欲望，而且很快就讓人明白她並不會因頭戴皇冠而沾沾自喜，她已經決定要正兒八經地進行統治。任駐瑞典使節，後又返回俄國教導皇儲保羅的尼基塔·帕寧(1718—1783)是推翻彼得三世的主要謀劃者之一，葉卡捷琳娜為此給了他伯爵的頭銜和五千盧布的年金，帕寧自女皇登基那天起，就向她呈交報告，認為有必要設立「帝國參政院」這一機構。 帕寧伯爵的說法是，在現行的國家體制中，維護國家利益和制定新法這樣的事全落在了「君主一人」身上。帕寧建議為了使施政更具效率，就必須「將立法權理性分割，由少部分人掌握，尤其是那些被選拔出來的人」。報告中所稱的「帝國參政院」必須由六到八名參政員組成，其中四名是國務秘書，即內務秘書、外務秘書、軍部秘書和艦部秘書。 帕寧已經說得很清楚：設立參政院的目的是，以後國家生活「不是由人力來領導，而是由政府職員來領導」。葉卡捷琳娜猶豫了很長時間：1762年12月，她簽署了設立參政院的文件和聲明，之後任命了「參政員」。但她很快又撕毀了這道敕令，摒棄了帕寧的這個計劃。葉卡捷琳娜始終都在猶豫，後來她說服自己，認為限制專制權力的想法——她很清楚這麼做正是帝國參政院的目的——並不會得到大量政要的支持。在給新上任的總檢察長維亞澤姆斯基親王的指示中，她說政要當中存在兩個「派別」：一派人誠實正直，另一派人別有所圖。她還說：「這些人在外國土地上待的時間太久，沒有人認為一切事情都必須按照他們所深愛的這片土地上的政策來行事。」這麼說就是在明確指涉尼基塔·帕寧同情瑞典。葉卡捷琳娜拒絕採納帕寧所希望的限制專制政權的瑞典模式，對此又沒有明確地表達出來。 葉卡捷琳娜摒棄了帕寧伯爵的計劃，讓後者擔任外務院領導。女皇這麼做一石兩鳥：既可以將尼基塔·帕寧排除出內政事務，又能利用他傑出的外交才能。1781年之前，沒有他的參與，葉卡捷琳娜是不可能處理外交事務的。但他不可能當內閣大臣：他要限制專制權力的計劃，女皇是不會忘的。 葉卡捷琳娜發現現行的法律並不完善，覺得有必要制定新的法律，以替換1649年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在位時制定的法律，於是她召集「賢能博學之士」組建委員會，進行商議。羅斯主要有兩部法典，分別是1550年的《律書》和1649年的《法令匯編》，均由全俄縉紳會議制定。1766年12月14日發布聲明，召開「委員會」，就是在延續這個傳統。 委員會的一部分由政府機構的代表構成，另一部分由社會各階層推選的代表構成。後者由貴族階層、各大城市、常駐在此的外族人遴選。不過，下層神職人員和農民屬於地主或皇室，並不會成為委員會的代表。 1767年6月30日，委員會齊聚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內的多棱宮。他們先了解了由女皇本人擬定的「訓令」。葉卡捷琳娜是於1765年1月著手草擬訓令，於一年後擬定的。之後，她又將訓令讀給幾個近臣聽。帕寧伯爵的說法表達了大家普遍的意見：「這就是拆牆原則。」第一批讀者都認為訓令太寬容，女皇考慮了他們的意見。 訓令的基本原則借用自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從526條條款中借用了250條條款）。超過100條條款（第10章專論刑法和裁判原理）都是從義大利人貝卡里亞出版於1764年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借用的，該書在歐洲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二十年後，也就是1787年，葉卡捷琳娜給格林去信：「我召開的代表大會舉辦得很成功，因為我向他們宣布：『我的意見擺在這兒，你們來向我申訴吧：鞋子哪兒不合你們的腳了？我們一起來找到解決辦法；我沒什麼體系，只想大家都好，因為大家好，我也好。』」 葉卡捷琳娜對過去的看法是經過美化的：她召開的「代表大會」，還有她所任命的委員會根本就不成功。先後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忙活了一年半，舉辦了203場會議，卻沒有得出任何具體的結果。1768年底，和土耳其的戰爭爆發，便不再舉辦會議。不過，葉卡捷琳娜的訓令和代表們的評論卻引起了極大的興趣。訓令的第一大優點是在面對俄國的現狀時，表達了最高權力的不滿之情，從而證明可以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各種主要問題。葉卡捷琳娜提出了三大問題，也給出了答案。她先說明了國家的地理位置。第1章第6段是這麼說的：「俄國是歐洲國家。」這一點在18世紀下半葉並非顯而易見，要到20世紀末大家才會這麼認為。歷史學家、政論家米哈伊爾·舍爾巴托夫親王(1733—1790)著有十五卷《起源以來俄國史》和小冊子《論俄國風俗之敗壞》及《彼得一世的罪惡與專制制度》，他對葉卡捷琳娜二世的訓令寫了詳細的評論。他在論述第6段的時候寫道：「我們無法把整個俄國都看作歐洲國家，因為許多地區都在亞洲邊境地帶，阿斯特拉罕省和奧倫堡省，以及整個西伯利亞均是如此。」晚近的歐亞理論的雛形就是在這兒出現的（反映了俄國持續向亞洲擴張這一事實）。 關於第二個問題，也就是俄國的權力體系問題，葉卡捷琳娜給出了不容置疑的答覆。第9段宣稱：「君主為專制者；因為除了集於其一身的權力之外，其他任何權力均無法因應面積如此龐大的國家。」我們發現，這個說法是直接借用自《論法的精神》的，女皇只是用「專制權力」替換了「獨裁權力」這一說法。米哈伊爾·舍爾巴托夫反對沒有限制的專制權力，他認為必須讓高級貴族階層參與政府管理，對這一段他是這麼說的：「我認為這個觀點並不正確。」而且補充說獨裁權力和「最為卑劣的暴政鮮有區別」。 還有第三個問題。說明了俄國的地緣狀態和政府管理模式之後，葉卡捷琳娜還必須決定農民的命運。農民的境況和貴族的境況水乳交融。使後者不用再受彼得三世的為國家服務這一政策所限，就會讓農民權利問題變得更為棘手。葉卡捷琳娜還是女大公的時候，滿腦子都是啟蒙時代法國哲學家的思想，她曾寫道：「將人變為奴隸有悖於基督教信仰：他們生來自由。」她還說自己找到了一種簡單的方法，可以輕易廢除農奴制：每當一塊領地落入新地主的手中，就可以宣布生活在那兒的農民為自由人。女大公估算不到一個世紀，農奴制就會消失。 葉卡捷琳娜的訓令表達了她登基之後的思想和意圖。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女皇和貴族階層相對立，前者有自由主義思想，傾心於自由，而後者堅決反對解放農民。葉卡捷琳娜覺得自己的權力並不穩固，有可能會暫緩快速推進解放農民的議程，也就是說暫緩激烈改變俄國的社會結構。這個解釋並非毫無根據。貴族確實不想廢除農奴制。1766年，葉卡捷琳娜向創建於彼得堡的獨立自主的經濟協會建言，要他們對這個問題好好思考思考：「哪一個更有益：是讓農民自己擁有土地，還是只當個動產？」女皇在訓令中又回到了這個問題，她說：「農民一無所有，農業也就不可能繁榮。」舍爾巴托夫親王贊同這個說法，他提到了兩種農奴制：「羅馬人那裡，或者說如今的土耳其人和韃靼人那裡，奴隸只能從主人那裡得到所需的食物和服裝，他的一切產出均歸於主人；這樣一來，農民就不會像擁有財物那樣專心致力於自己的工作。但俄國的奴隸制有另一個基礎。俄國的農民儘管是領主的奴隸，而領主又是他們所耕種的土地的所有人，但他們還是受到了各自利益的驅動；因為沒人會把財物和土地從農民手中奪走，到目前為止，後者根本沒有感受到這一切都不屬於他們……」 對米哈伊爾·舍爾巴托爾而言，俄國農奴制和土耳其（或羅馬）農奴制之間的區別在於俄國的地主很清楚自己的利益，這樣就迫使他們將小塊土地交由農民來耕種，而且農民「也根本感受不到這一切都屬於領主」。普加喬夫領導的農民戰爭平息之後，舍爾巴托夫親王撰寫了他的那些評論，戰爭期間，「這些思想」湧入了農民的頭腦中，於是導致「大量地主死亡」。這些事件迫使這位宮廷政論家相信，農民「不值得擁有任何自由，徹底廢除地主對農民一直以來所享有的權力，只會導致大規模的災難，將國家摧毀」。 歷史學家繪製了一幅「開明女皇」理想化的肖像，認為她相信「規則之國的準則和方式，通過推動富有活力、注重產出的積極的社會規劃，就能使國家踏上規則化的道路，而這些準則和方式也會得到俄國社會所有開明人士的贊同」。換言之：「她仍然保留幻想，而忽視了她五年前開始統治的社會有什麼樣的需要。」 但並非所有歷史學家都是這樣來推論的。「自由，萬物之靈魂！若非汝，萬物皆亡。」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引用了葉卡捷琳娜二世剛戴上皇冠時所說的這句話，他的評論很無情：「這當然只是三十五歲女人內心在政治上的過度表現，是青春期的鬱積而已。」亞歷山大·基澤維特詳細分析了葉卡捷琳娜的功業，他通過研究文獻得出的結論是，這是一種「平常的表現方式，在1767年召集委員會之前，葉卡捷琳娜相當激進，冒著和社會各階層的自私自利及其訴求相衝撞的風險，可後來她為了保護自己，背棄理想，變得黯然失色」。這位歷史學家表明，葉卡捷琳娜絲毫不想解放農民，從一開始起，她唯一的目的就只是想用法律來限定農奴所服徭役的規模。很久以來，就有傳言說女皇在訓令的段落中表達出來想要廢除農奴制的想法，但她看出委員會代表的情緒和傾向之後，就廢棄了最終版。19世紀末出版的學院版訓令放回了所有被刪除的段落，從中可以看出她最多只是想對農奴服徭役進行限定，承認農奴有權占有動產。 歷史學家費·塔拉諾夫斯基將葉卡捷琳娜借用自《論法的精神》的文字和原初的文本進行了比較，發現女皇在論及孟德斯鳩思想的時候作了精細的潤色。葉卡捷琳娜從來就不會「掠奪」他人的思想，就像她自己所說的，她會謹慎、熟練地再三審定，使他人的思想為己所用。比如，只要增添幾個字就能銳化孟德斯鳩的思想，通過將暴政同規則化的君主制以及專制制度相區分，就能使之比這位法國哲學家的原意更為激進。葉卡捷琳娜在發展必須將貴族階層的利益固定下來的想法時，依據的是《論法的精神》里的文字，但她假裝沒注意到孟德斯鳩所設想的乃是規則化的體制，而非專制體制。 葉卡捷琳娜不想讓「歐洲規則化國家」和她所統治的國家現實發生牴牾。女皇的邏輯無懈可擊：法律（孟德斯鳩所強調的法律）必須符合人民的處境；俄國人民都在歐洲（這一點得到了訓令第6段的確認）；訓令里的觀點源自歐洲。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思考這種形式的推論時，發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孟德斯鳩的觀點和貝卡里亞的觀點並非西歐任何一個國家的基礎。不過，訓令的烏托邦特色在別的地方。葉卡捷琳娜的目的是創建一個奴隸制類型的規則化國家，以啟蒙時代哲學為基礎，而啟蒙時代的哲學所設想的卻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國家類型。女皇真實的綱領就是與前任制定的政策一脈相承：無限制的專制主義，依靠享有特權、擁有土地和農民的貴族階層。 葉卡捷琳娜對這種傳統政治做出了貢獻，對其國家政治的兩大基礎準則作了美化：專制體制和農奴制，後者養活了貴族階層，而貴族又是國家的主要依靠。 大量的重要理論都能解釋俄國歷史的特殊性，從上帝願意讓莫斯科成為「第三羅馬」，到歷史進程「鋼鐵般的步伐」，將無產階級，以及之後的俄國無產階級放到了前台。從20世紀90年代起，社會學家亞歷山大·阿希耶澤爾汲取蘇聯解體、再次出現「動亂時代」的教訓，又提出了一個理論：分裂。當然，這並不是17世紀教會內部出現的分裂派運動，而是更為重要的文明的現象。亞歷山大·阿希耶澤爾發現俄國在傳統的文明和自由的文明之間不停搖擺這一特有的現象，尤其可以從俄國究竟立於世界地圖上的哪個位置這個問題看出端倪。他由此得出結論：俄國陷在了這兩大文明之間。「兩者間的邊界穿過活生生的人民，使之處於分裂狀態。」 分裂、斷裂的理論無法回答俄國特殊性這個問題，但可以從新的角度來看待葉卡捷琳娜二世立法規劃和採取的具體措施。亞歷山大·阿希耶澤爾所定義的分裂理論首先就是指社會和國家內部、精神領袖和權力精英、人民和威權、人民和知識分子的溝通斷裂，以及人民自身內部的斷裂。18世紀下半葉，社會才剛剛開始誕生，還要等到該時期結束，才會出現俄國知識分子的鼻祖；但權力和臣民之間、領導精英和人民內部的溝通斷裂，在葉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時期更具顯性特徵。 尼康改革分裂了東正教會，彼得一世的改革分裂了俄羅斯的文化，人民保存了自己的文化，也就是俄羅斯的文化，貴族則採納了西方文化。葉卡捷琳娜的訓令試圖在主要的斷裂處，亦即多數農奴和少數自由民之間架設一座橋樑。彼得三世的聲明突出了農奴制的存在，在那之前，農奴制的存在都是被普遍缺乏自由的所謂平等掩蓋著的。葉卡捷琳娜從未想過要解放農民，只是想通過規制農奴和地主之間的關係來軟化這個體制。女皇懂得如何將自己的改革夢和改革計劃展現給外國的通信者，但她無法找到「溝通的界限」，無論是和農民（她並不想溝通），還是和貴族（她努力想要溝通），都找不到。 亞歷山大·阿希耶澤爾發現通過一個事實，可以看出分裂現象極其明顯，這個事實就是：「能指在跨越疆界之時，內容會急遽變化。含義甚至會全然顛倒。兩個語義體系在社會中由此形成，互相滲透，彼此毀滅。」 分裂現象的復興存在於分裂的環境之中，這是俄國歷史的一個主要特殊性。適應奴隸和自由個體之間斷裂的一種形式，就是否認對自由的需求。那個時代最知名的戲劇家傑尼斯·馮維辛(1744—1792)創作過一部後來成為經典的戲劇《礦工》，他是尼基塔·帕寧伯爵的秘書，1777至1778年在法國居住。照一位文學史家的說法，《法國來信》「是那個時代最優雅的散文，同時也是論述反法民族主義的驚人文獻，葉卡捷琳娜在位時期，這種民族主義浸潤了俄國的精英階層，可他們對法國文學的喜愛卻絲毫不受影響」。 法國人對自由的追求特別讓這位俄國旅客氣憤。「法國的首要權力就是自由；但它真正的狀況卻是奴隸制，因為窮人只能做奴工才能餬口，若想從寶貴的自由中獲益，那他就得餓死。」不幸的法國人認為自己自由，其實還得幹活，馮維辛將之和俄國人進行了對比。「考慮到法蘭西民族的狀態，我已學會區分權利自由和事實自由。我們的人民並不享有前者，但享有很大一部分後者。有權擁有自由的法國人卻反而活在名副其實的奴隸制之中。」《礦工》的作者認為，法國的生活比「我們這兒」差得多：「對我們最好地區的農民和最差地區的農民不帶偏見地進行比較，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的狀態要幸福得多……人，馬，土地，燃料儲備豐富，簡言之，我們這兒一切都很好，我們比他們更像人。」同時代翻譯伏爾泰、盧梭和《百科全書》（一直翻譯到字母「K」）的歷史學家伊萬·博爾岑認為，俄國農民並沒覺得農奴地位有什麼不幸。博爾岑將軍寫道：「他們不可能呈現其他的狀態，也不想要自己不懂的東西：人的幸福乃是想像力的果實。」 自從馮維辛遇見法國農民之後，他便開始反思俄國農民的命運（他覺得農民命很好）。博爾岑對極具批評性的三卷本著作《俄國史》寫了評註，該書出版於1783至1785年的巴黎，作者是法國外科醫生勒克萊爾，他在評註中展現了自己對幸福和奴隸制的看法。同另一種觀點和另一種條件進行對比，導致他拋棄現實，與分裂論相適應。必須注意的是，馮維辛和博爾岑都是在葉梅利揚·普加喬夫（自認為是彼得三世）領導的農民戰爭結束之後寫出這兩部作品的。 普加喬夫的著名口號，他的主要承諾，就是將「所有的自由」賦予受奴役的農民。葉卡捷琳娜二世對「普加喬夫侯爵先生」的勝利倍感震驚，她在寫給外國通信者的信中就是這麼稱呼這位農民暴動領袖的。但她更害怕的還是亞歷山大·拉季舍夫(1749—1802)的著作《聖彼得堡至莫斯科行記》。這部著作出版於1790年，由作者自掏腰包印刷，印量為六百本。該書一出版，女皇就拜讀了。令人生畏的女讀者讀完之後有了反應：6月30日，作者遭到逮捕；7月26日，被判死刑；8月8日獲減刑，移送至西伯利亞服苦役，刑期十年。 18世紀後半葉，住在俄國的許多人都是外國人。回國之後，這些人在其旅行筆記中，時常會對俄羅斯帝國的風俗和政治組織進行批評。有時，他們的反應會激起彼得堡的怒火。1770年，法國修道院院長、天文學家、法蘭西學院院士讓·沙佩·達奧特羅什的《西伯利亞行記》在巴黎出版之後，葉卡捷琳娜親自出了小冊子《解毒劑》作為回復。博學的修道院院長評論了地主，說他們「販賣自己的奴隸就像其他地區販賣牲口一樣」，並且希望女皇並不要只將自由賦予貴族階層，也要儘量將「這種善擴及所有臣民」。 在俄國遊歷的外國人的觀察容易損害帝國的威望，首先是女皇的威望。而對踏遍自己國家的俄國遊歷者，他們所作的觀察則需要一劑「解毒劑」，而且這劑解毒劑要比小冊子來得更有效。亞歷山大·拉季舍夫在開篇就公布了自己看世界的意圖：「我環顧四周，我的靈魂因人性的苦難而傷痕累累。」作為自己國家的異鄉人，他發現農民階層生存於其中的奴隸制滋養了擁護奴隸制的人，也就是地主。「貪婪的獸類，不知饜足的螞蟥！」他對擁有奴隸的貴族發起了抨擊，當然他也把自己包括了進去。「我們能把什麼東西留給農民？我們從他們那兒拿不走的東西只有：空氣。對，只有空氣……法律禁止剝奪他們的生命。至少此刻是這樣。因為我們有無數種方法可以逐漸剝奪他們！一方面，幾近於至高無上；另一方面，絕對的無能為力。因為在農民眼中，地主就是立法者、法官、自行拿主意的人，他只要願意，就能當原告，而被告什麼都做不了。這就是俘虜的命運，是散發腐臭味的監獄囚犯的命運，是牛遭扼頸的命運。」 葉卡捷琳娜有這個反應，並不是因為「揭露」農民受奴役的現象而被激發起來的。女皇頒布了一系列敕令，終於將農奴轉變成了奴隸。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貝靈頓甚至認為拉季舍夫批評奴隸制，只不過是對葉卡捷琳娜向自己在位初期設立的自由經濟協會所提的問題做出了遲來的答覆。《行記》出版選定的時機是法國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這一點也會嚇壞葉卡捷琳娜；拉季舍夫就算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寫了此書，對她而言，也不會有任何區別。但開明女君憤怒的主要原因是《行記》作者太恬不知恥，因為他揭露了「分裂派」——「大斷裂」——而且批評最高權力沒有能力廢除農奴制。 女皇認為拉季舍夫的著作是在對她進行個人攻擊。不過，在《解毒劑》中，她對為什麼無法解放農民做了解釋，說得很簡潔，但也很清晰，理由是：地主不願解放他們。葉卡捷琳娜寫道：「要廢除某些東西是相當困難的，畢竟共同利益和大量個體的私人利益會發生衝撞。」她堅信國家能找到調和共同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方法。她著重指出：「不到一百年前，政府一直在儘可能地鼓勵社會。」大約半個世紀之後，普希金承認葉卡捷琳娜的觀點正確，他們都認為「政府始終都是俄國唯一一個歐洲人」。 《聖彼得堡至莫斯科行記》出現於葉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末期，其時，主要的行政改革皆已完成。拉季舍夫孤立的聲音並沒被聽到，也不會被聽到，因為他表達的是極端少數派的觀點。拉季舍夫的書只是在由赫爾岑於1858年在倫敦出版之後才為眾人所知。而且，讀者圈仍然相當有限。《行記》的第一版完整科學版要到1905年才問世。此時，布爾什維克需要找到有名望的先人，拉季舍夫就成了「革命者」「俄國知識分子之父」，成了偶像。 1790年，俄羅斯帝國因葉卡捷琳娜的改革而重歸有序。總之，亞歷山大·拉季舍夫是這些改革的其中一個成果，區別是他的夢想走得比女皇所想的要遠得多。 彼得大帝死後，政治生活就成了不同權貴團體之間的角力，寵臣和女皇走馬燈似的輪番上台，圍繞在國家最高決策機關周圍。由帕寧向葉卡捷琳娜提出的「帝國參政院」這一規劃只是延長了這個趨勢。但彼得三世的聲明中說要解放貴族，從而使得他們可以重回領地，也使地方的行政改革走上了前台。高級行政機構的持續重組，對外省行政機關的徹底蔑視，使地方上的專制權力落到了省長和總督的手中，從而使國家的管理變得混亂無序。葉卡捷琳娜登基之後，發現國家權力的所有組成部分「都沒了根基」。 葉卡捷琳娜在位的頭五年，著手進行了行政改革，她意識到政治改革——也就是轉換農民的地位——只會遭到貴族的抵抗。我們知道，由於和土耳其爆發衝突以及自稱彼得三世的葉梅利揚·普加喬夫領導的農民戰爭，女皇的立法工作被迫中斷。要等到1775年，葉卡捷琳娜才簽署《省級機構制度》，實施了大量地方性的行政改革，為地方機構定下基調，從而使之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直到19世紀60年代的改革為止。 先增加行政部門的數量，但減小規模；再劃分行政和公安、司法和財政這些行政機關；省機構和縣機構均經局部遴選而出。之前是二十個省，往後就成了五十個。每個省計有三十萬至四十萬居民。省再分成縣，居民數為兩萬至三萬不等。 省級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形成了三個層級。最高級是中央權力的直屬工具：省長和副省長，以及議院。後者的特點是集體負責制：議長、參事、助理均由彼得堡任命。第二個層級涉及的是地方當局的代表機關：行會法庭，公義庭，公共事務協助衙門（負責學校、孤兒院、濟貧機構的事務）。這些機構的負責人均由皇帝任命，參事由地方當局遴選，任期三年，由省長核准任命。葉卡捷琳娜想將俄國社會劃分成不同的「等級」，她頒布敕令，專斷地創建了不同的層級，認為這是「規則化」國家體系的條件之一。三個等級由此得以確立起來：貴族；商人（按其所支配的資金多寡，分成三個行會）；mechtchanié（「市民」「小資產階級」），自由耕作者（依附於國家、皇帝以及其他並未受奴役的農民）。最後，最下層由縣級機構構成，由各等級選出（負責人、參事）。 省級行政機器頗為複雜，需要大量機構。到目前為止，需要十到十五個官員，以後就變成了一百個。不過，改革還是朝著國家體制規則化的方向前進了一步，地方自治的萌芽也由此誕生，從而也就確保了個體的權利。這個機器依照「開明專制制度」這個最好的模板建成，但有兩個因素癱瘓了機器的運轉。首先，1775年的《機構制度》確立了某個等級，也就是貴族階層的至高地位，使之傲視其他等級。「在首都和各省，貴族作為皇帝的官員實施統治；他們還作為該等級的代表在各省占據統治地位。」其次，權力代表威權傍身，被稱為「省府老大」。在立法者眼裡，後者的權限並不明確，這樣就可以狠抓法律事務，使法律的運行不與地方行政機器發生衝突，事實上也就使之擁有了無限的權力。 美國歷史學家馬克·拉耶夫比起19世紀俄國自由派歷史學家，對葉卡捷琳娜二世的行政改革的態度要正面得多，他認為缺乏完善、穩定的司法體系，成了「等級制」和居間的自治機構無法強化的一個主因。「當然，俄國有司法機關，葉卡捷琳娜的立法還對之起到了改善作用，尤其是縮減了調查的流程。但司法調查機構合併之後，只不過成了帝國行政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它們既無行動的自治權，也沒有獨立的標準可依。因此，官員們也就可以徹底玩轉司法。」 改革所創建的公義庭，其目的是為了解決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小紛爭，尤其是遺產糾紛、未成年人是否可獲得財產之類問題。因民眾利益而建構起來的這些進程，將會推遲俄國成為一個法治國家的進程。亞·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作《熾熱的心》(1868)就很好地歸納了這個悖論。劇中一個主人公是法官，前往公共廣場處理衝突，他向趕來看熱鬧的人群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究竟如何來判案？是依良心，還是依法？他指著面前桌子上堆著的一堆書說：「好好看看這些法律。他聽到有人回答說：依良心斷案，老爺。」 「依良心」來判案（公義庭）會使法官無法依法斷案。19世紀，斯拉夫派發展出了這個理論，將（內心的）道德律和外在的、明確的法律對立了起來。 1785年4月21日的憲章闡發了1762年聲明的原則，明確規定了貴族階層的權利，也就是特權：貴族階層被認為是所有不動產，含農民在內的產業主，他們不用單獨繳稅，只受同輩的審判，唯有法庭判決才能懲罰他，而且可以不受任何體罰；最後，對貴族所犯罪行的判決，只有得到皇帝的核准，方可執行。自此以後，貴族均會穿上與其等級相符的制服，各省都有自己的顏色和配飾。 1785年，《城市規章》明確了市民所能享有的自治等級。不過，「在代表皇帝的省府官員，亦即省長的重壓之下，城市自治發展得特別艱難；而貴族階層的自治化則運行良好」。 1792年待在俄國、參加貴族大會的法國旅客得出的結論是，貴族大會就像是在發出革命的信號。不管怎麼說，這對國內革命已經開始的外國訪客確實留下了印象。俄國貴族階層還不需要革命，因為他們從葉卡捷琳娜那裡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治安、司法、對各省的部分管理權都落到了他們的手裡。很久以來，貴族階層就像一個團體。葉卡捷琳娜把他們組織了起來。 登基後頭五年有了最初的經驗之後，隨著和土耳其的戰爭終於結束，尤其是鎮壓了普加喬夫農民暴動後，葉卡捷琳娜的立法工作，她的「立法狂熱」也就噴涌而出了。農民戰爭始終都是從外圍開始的。要記住的是，第一場農民戰爭是在東南方爆發的，而博羅特尼科夫率領的騷亂者則打到了莫斯科郊外，獲得其支持的第一偽德米特里還占據了莫斯科的王位（雖然時間不長）。還有斯捷潘·拉辛的暴動（將那些僭號者、「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之子」，以及「尼康總主教」送上「帝國的小船」），以及在頓河流域爆發的孔德拉季·布拉文的暴動。普加喬夫領導的農民戰爭的策源地是在亞伊克河，這道邊界線確保了俄國可以在東方攻城略地。哥薩克軍隊揭竿而起：第聶伯河（扎波羅熱城寨壽終正寢之際）恢復「秩序」之後，政府一個接一個地撤回了亞伊克的特權。漁業和鹽業的收成因此為國家壟斷。阿塔曼由彼得堡任命，沙皇的官員可審判哥薩克。 1772年，亞伊克河畔出現了頓河哥薩克葉梅利揚·普加喬夫。那一年，他三十歲。在軍中服役，參加了七年戰爭，當了逃兵，在經歷了種種艱難險阻之後，葉梅利揚·普加喬夫宣布自己就是彼得三世皇帝，儘管其妻葉卡捷琳娜背信棄義，但他仍然奇蹟般地生還了。他立刻就在亞伊克的哥薩克中找到了戰友。 起義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奪得了大片土地。隨時準備捍衛自己信仰的分裂派信徒，伏爾加河畔、卡馬河畔、烏拉爾地區的農民以及巴什基爾的農民都還記得當年反抗俄國的經歷，於是全都集合到了「彼得三世」的麾下。葉卡捷琳娜派出了最好的軍事將領。1774年夏，起義軍包圍了喀山，期望城市一旦落入自己手中，便向莫斯科進軍，讓「彼得三世」當皇帝。 葉卡捷琳娜想方設法想要將開始威脅到她權力的暴動鎮壓下去。她讓新任命的統帥彼得·帕寧統領大軍。女皇給他寫信，說：「我們已經武裝了這麼多的軍隊來對抗匪幫，我們的鄰居都看得心驚膽戰。」1774年9月，普加喬夫的戰友密謀推翻他，將他交給了當時最著名的軍隊統帥、此時被派來對戰農民軍的亞歷山大·蘇沃洛夫。1775年1月10日，葉梅利揚·普加喬夫在莫斯科被處死。參與行刑的安德烈·博洛托夫在筆記中表達了自己內心的滿足，因為現在「貴族終於真真切切地戰勝了這些惡棍，那是他們共同的敵人」。 博洛托夫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將普加喬夫視為敵人，因為這位農民起義領袖的目標就是要消滅貴族階層。「彼得三世」在大量敕令、聲明、致辭中說：「對於莊園和采邑里的貴族，可以抓起來抽，再把他們絞死，等到消滅了這些貴族無賴之後，和平與平靜的生活就會永遠延續下去。」普希金查看檔案，前往戰鬥地點遊歷，還和親歷者交談，開始在其創作的《普加喬夫起義史》一書中談到了俄國的起義，認為那些起義「荒唐又無情」。這些話在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出現之後，又出現在了20世紀末。葉卡捷琳娜手下的大臣，編定《省級機構制度》的西弗斯伯爵在給女皇的信中說：「奧倫堡、喀山、伏爾加之所以動亂，全賴令人難以忍受的農奴制所賜……普加喬夫的同黨清一色都是對領主不滿的農奴。」他還說：「只要農業法不出台，這因素將始終存在。」 葉卡捷琳娜對此很清楚。她還知道她既不能，也不想解放農民，因為貴族會反對。葉卡捷琳娜在統治的頭五年里就做了這個選擇，在普加喬夫暴動的那幾年裡又再次肯定了這一點。當喀山的貴族階層發現城市受到農民軍的威脅時，便決定特設騎兵隊，女皇宣布他們是「喀山大地的所有者」，並決定向其提供從帝國領地內抓來的新兵。喀山貴族的回覆是當時首屈一指的詩人傑爾查文寫就的，他說：「我們承認你是我們的一個領主；我們將與你為伴；你若喜歡，就讓你和我們平起平坐。」 女皇最終認可了社會分裂成主人和奴隸這樣的說法，於是正式認可這個選擇，即她屬於少數領導層的一員。莫斯科國建基其上的「眾皆平等，因眾皆為奴」的原則遭到了破壞。解放貴族階層使俄羅斯帝國的根基產生了分裂。 1785年頒布的《貴族憲章》確立了領導層的權利。葉卡捷琳娜一高興，便在俄國南部和東部設立了移居點，鼓勵外國人，也就是德意志人、塞爾維亞人等來此定居。自由耕作、荒無人煙的土地可以將逃離自己土地的農奴吸引過來。將這些土地轉讓給移居者必然會阻止俄國農民向帝國的邊境地區逃亡。處處留情的葉卡捷琳娜顯得特別慷慨：她送給寵臣金錢和珠寶，還有成千上萬的農奴，用那個時代的官方說法，就是成千上萬的「靈魂」。女皇將屬於皇帝自己的受奴役的農民分發給自己的寵臣。因此，可以看出，受寵二十年的奧爾洛夫家族共計收到一千七百萬盧布、宮殿、寶石，以及四萬到五萬「靈魂」。農奴制還傳到了小羅斯。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在其諷刺詩《俄國史》(1868)當中指出，伏爾泰和狄德羅建議葉卡捷琳娜賦予人民自由，因為她是「你們的母親」，而女皇的回答是「要把烏克蘭人固定在土地上」。 歷史學家雖然對葉卡捷琳娜二世的統治評價不同，但都一致承認她是「貴族階層的女皇」，在她治下，完成了「18世紀的基本進程：依靠奴役人民，創建了享有特權的貴族階層」。他們一致承認葉卡捷琳娜的功業的主要成果就是鞏固了貴族階層作為俄國領導階層的地位，但歷史學家在這點上是有分歧的，甚至互相對立，因為這涉及該如何來定義俄國貴族階層的性質。葉卡捷琳娜賦予貴族基層以全面的自由，讓他們全面支配農奴，還推出了新的概念，比如：「良好風俗」「人性」「對人的愛」「祖國」「公民」「同情心」「人類心靈的感覺」。她所提出的那些問題引起了隨後幾代人的爭論：俄國和西方，新俄與舊俄，民族性格。文化得到了極大的推動：葉卡捷琳娜時期，撒下了種子，過個幾十年，就會生長出俄國文化的黃金時代。 如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所寫的，18世紀末的貴族就是用來引領俄國社會走向進步的，他們是一群奇怪的生物。「他們的社會處境依賴的是政治上的不公，而且遊手好閒。他們離開了給予其基本教導的教堂司事，投入法國導師身邊，在義大利劇院或法國餐廳完成訓練，最後進入莫斯科或農村的官場，手上還拿著伏爾泰的書……這些做派、習慣、鑑賞力、同情心，甚至語言，都是舶來的外國貨，他內心裡與自身所處的環境並無生動、有機的關聯，日常活動也毫無嚴肅性可言。」妙語頻出的克柳切夫斯基畫出了一幅貴族沾沾自喜的肖像：「他們在自己人中間是外國人，而在外國人中間又特別想成為自己人，覺得自己在歐洲社會就是被收養的孩子。歐洲人把他們當作喬裝打扮的韃靼人，而他們內心裡則覺得自己是俄國出生的法國人。」 七十年後，也就是20世紀50年代的後五年，親歷革命後來移民的弗拉基米爾·魏德列認為，在彼得大帝為俄國所做的一切當中，「貴族階層或許最優秀」。魏德列還說，俄國貴族階層的最大品質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它既是領導階層，又是有文化的階層。「貴族階層還創造了彼得堡俄國文化」。當然，瓦·克柳切夫斯基對此並不否認；但他指出，對絕大多數人民而言，這種文化具有異質性。弗·魏德列雖然讚揚貴族階層的優點，但也承認存在「不可調和的文化傳統……」；「垂直文化和水平文化之間」存在不和諧，「人民總是和頂層的生活模式相隔絕，更嚴重的是，他們還和那兒發生的事情相隔絕」。 1989年，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歷史學家納坦·埃傑爾曼試圖理解改革的意涵。他是這麼寫貴族的：「俄國貴族紅光滿面，有才華，善於獨創，有很強的能力做一切事情（從啟蒙時代的頂峰到罄竹難書的野蠻行為），他們向18世紀的俄國提供了幾乎所有國際層級最為活躍的人物；（正如許多人所說，）他們和『底層』人民嚴重脫節，而照（名人托克維爾的說法），法國『是一個人和人之間極其相像的國家』。」 歷史學家的判斷很少會與事件發生同時期的人的說法相一致。葉卡捷琳娜時期的俄國貴族階層正在和自由度「蜜月期」（這是克柳切夫斯基的說法），陶醉得很，所以並沒看到「斷裂」這個悲劇。他們從「惡棍普加喬夫」所激發的恐懼中回過神來，想在俄國和西方之間找到一個位置。西方遊歷者始終都對俄國的落後狀況感到震驚。威廉·考克斯1784年住在波蘭和俄國，他特別指出了「俄國農民的落後」，這既是指農民缺乏所需的工具，又是指農民的經濟和社會狀況。考克斯把18世紀末的俄國比作11和12世紀的歐洲。這位英國遊歷者認為，「只要大多數人今後仍然處於絕對的奴隸制狀態之中，狀況就不會改善」。 毫無疑問，在俄國，只有拉季舍夫持此種觀點。考克斯和其他外國觀察者所認為的「落後」其實就是不足，是一種弱點，而在貴族階層的空想家的眼裡則是一種優勢，一種力量。身在巴黎的馮維辛給朋友伊·布爾加科夫寫信說：「儘管他們走在我們前頭，但至少我們已經開始在生活了，能獲得自己想要的那種形式，從而避免他們身上那種根深蒂固的缺陷和禍害。我們開始，他們結束。我認為出生的人總比死亡的人要幸福。」 兩百多年後，列夫·古米廖夫認同傑尼斯·馮維辛的這些理論：「當然，如果我們和同時期的西歐人或美國人相比，天平並不朝向我們；我們感到痛心，我們犯了大錯……歐洲人比我們，比我們如今所經歷的一切早了五百年，西歐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就經歷過這些了。」這位俄羅斯歷史學家說：「密特朗時期的法國風平浪靜，15世紀的時候，卻出現了恐怖事件，被內戰點燃，這點和20世紀的俄國很像；只是打仗的並不是紅軍和白軍、二世奧爾良公爵和勃艮第公爵。在法國人看來，把人在樹上吊死是一道習以為常的風景。」 無論是人民，還是國家，年輕總歸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論點，可以擊退對國家落後之類的批評。但還有另一個論點更有說服力，那就是：俄羅斯帝國的實力和軍事上的成功。 13 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外交政策 彼得沒想到自己會勝利。葉卡捷琳娜卻認為那是家常便飯。 ——尼古拉·卡拉姆津 經計算，在羅曼諾夫王朝存在的三百年間，俄羅斯帝國以每天14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飛速擴張。從面積上來看，葉卡捷琳娜二世占領的土地超過了彼得大帝。人口的增長也更多。1762年，俄國計有1900萬人口；1796年，則計有3600萬人口。 對莫斯科國及之後的俄羅斯帝國為何一刻不停地在擴張，一而再，再而三地獲取新的領土，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心理學家可謂眾說紛紜。第一種回答是19世紀大量俄國歷史學家給出的，他們認為必須將所有的俄國土地、領土集中起來，因為這些土地在以前都在基輔羅斯和莫斯科羅斯的疆域之內。第二個回答就是必須確保國境的安全，抵達自然邊界，保護俄國不受敵人的侵略。馬克思主義則從經濟層面提出了解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要求新的領土。但這些解釋沒有一個能令人滿意。事實上，即便俄國疆域之內納入了所有的土地，它還在不停地擴張。獲取新的領土之後，對邊境的威脅就失去了意義，而是出現了對鄰國的威脅，從而又出現了新的敵人。最後就是工業和商業，即使在18世紀，它們也沒能發展到需要新的土地的地步。 還有意識形態層面的解釋：俄國是「第三羅馬」，是拜占庭的繼承者，其使命就是重建偉大的東正教沙皇國。20世紀20年代，歐亞主義者們選了另一種模板來解釋俄羅斯帝國從太平洋到裏海難以阻擋的前進腳步：對他們來說，成吉思汗的帝國，「陸地—海洋」的廣袤的歐亞平原才能算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強大國家。 政治層面的解釋則認為廣袤的領土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反過來看，則是強大的國家就需要擴張領土。 這些包羅萬象的理論儘管提供了各種回答，但仍然有許多層面未曾涉及；萬能鑰匙並沒有打開所有的門。於是，他們就求助於另外一些解釋，那些解釋並不認為自己構建了富有邏輯性的完善的體系。有一批歷史學家認為個體利益在其中扮演了角色，這些利益在某個時刻決定了外交政策，從而導致攻占新的領土。有人就持「時機有利」論：每一次時機出現，俄國就會走上前台，向著新的邊界進發，越走越遠。 第一次和土耳其的戰爭從1762年持續到了1774年，俄國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獲取了大量領土，俄國擴張的理由五花八門，而這樣一來，就能使用這些理由來解釋其成因。在官方的解釋中間，有想要將俄國土地匯集起來的欲望，讓遭受土耳其壓迫的斯拉夫人民獲得解放，確保南部和西部邊界安全無虞。戰爭開始，都是在「國際政治對俄國有利的情況下發生的，葉卡捷琳娜知道如何從這種外交環境中獲取最大利益」。最後，還有個體利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每次瓜分波蘭都會讓女皇的寵臣獲得龐大的領土和數千名農奴。 波蘭歷史學家認為普拉東·祖博夫是第二和第三次瓜分的主要倡議者，第三次瓜分後，他就獲得了土地以及土地之上耕作的一萬三千名農民（這個之前還送了禮物給他）。第一次瓜分之後，奧爾洛夫家族獲得了大量補助。格里高利·波將金晚年時夢想擁有自己的王國，希望將波蘭東南各省也納入進去。如果相信女皇的私人秘書亞歷山大·別茲博羅德科(1746—1815)的話，那第二次瓜分之後，葉卡捷琳娜一天之內就將相關省份的十一萬農奴分了出去，鑒於當時農奴的價格（十個盧布），這一筆費用就達到了一千一百萬盧布。 葉卡捷琳娜顯然也很關心自己的利益。她想要榮耀加身，「誰都知道她想要漂亮的戰鬥、輝煌的勝利，來證明自己登上皇位合理合法，以期獲得臣民之愛；所以她親口承認，事無巨細，自己都不會忽視」。《起源以來的俄羅斯史》一書的作者謝爾蓋·索洛維約夫提到君主和國家之間的利益是重合的，尤其是在專制政體內。俄國沙皇只能是專制君主，因為國家面積使然，只能採用這種管理模式。照這位歷史學家的說法，若想在俄國社會宣揚自由思想（西歐意義上的），就必須對專制國家的自由概念進行規定。謝爾蓋·索洛維約夫的論證如下：國民、國家、君主的榮耀是專制國家的目的和目標；民族自豪感可以在專制體制下民眾的心中塑造出一種自由感，激發臣民的高尚情感及其心中的善，至少在這一點上，它和自由一樣。 民族自豪感可以替換自由，這在戰時尤其如此，攻占外國土地就會極大地刺激這種自豪感。但我們可以在這位俄國歷史學家（19世紀下半葉寫了一部大作）的思考上再補充一點，即戰爭可以在「分裂」之上架起一座橋樑，將農奴身份的士兵和有產者身份的軍官結合成一支軍隊，達成同一個目標，那就是：俄國的榮光。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歸納道：「外交政策是葉卡捷琳娜政治功業最為鮮明的一個層面。當我們說她的統治什麼地方最出色的時候，講的就是她的對外行動……」這個觀點得到所有歷史學家的認同，對女皇的同時代人而言乃是顯而易見的事。1945年戰勝德國之後，以院士葉甫根尼·塔爾列為首的蘇聯歷史學家嘗試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外交政策視為史達林外交政策的模板，而女皇本人就是前輩。照他們的解釋，史達林所占據的軍事頭銜——最高統帥——就參照了葉卡捷琳娜時期的偉大將領魯緬采夫和蘇沃洛夫。 對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而言，葉卡捷琳娜在位的最初五年（鞏固女皇的皇位）過了之後，她就著手解決「兩個外交領域懸而未決的大問題，一直以來的棘手問題……」一個指的是「有必要將俄國南部的邊界延伸至黑海，另一個就是吞併西羅斯」。克柳切夫斯基之後過了一百年，蘇聯的一位女性歷史學家完全贊同他的這個說法：「葉卡捷琳娜在位時期國家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務就是：確保可以進入黑海；將受波蘭管轄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土地合併進來；加強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地位。」 俄國外交政策所面對的那些「問題」和「任務」如此具有侵略性，令人咋舌。他們的解決辦法在國境線之外，得把他們打退回去。這些「任務」和「問題」並不是新出現的，而是由不可觸犯的因素、地緣政治範疇所決定的。一旦確保進入波羅的海，只需在那兒「鞏固地位」，接下來就輪到黑海了。俄國南部的對手是奧斯曼帝國。西邊也存在很大的障礙。「吞併西羅斯」就得和波蘭發生衝突，而波蘭和擁有烏克蘭部分土地的土耳其的邊境線接壤。俄國對波立聯邦內的領土有訴求，這一點讓伊斯坦堡覺得直接受到了威脅。土耳其和波蘭的「問題」錯綜複雜。敵視俄國、大力支持土耳其的法國在這兒就成了一個額外的因素。 彼得三世對普魯士國王的景仰之情出其不意地使七年戰爭戛然而止。衝突結束之後，盟友、非盟友都倒了個個兒：到目前為止，普魯士的盟友和俄國的對手英國和彼得堡開始接近起來；相反，俄國反腓特烈二世的盟友奧地利卻又對葉卡捷琳娜的政策心懷敵視；而和俄國人聯手攻打普魯士的法國此後又成了這些國家的主要敵人。 盟友關係脆弱表明利益具有永恆的價值。18世紀下半葉俄國那些最傑出的外交官，以彼此矛盾的外交手段為基礎構建了帝國的外交政策。1744年起領導國家外交政策事務的阿列克謝·別斯圖熱夫—留明伯爵認為有必要強化同英國、荷蘭、奧地利的聯合，對抗法國、普魯士和土耳其。可英國政策發生了轉向，開始和普魯士聯合（18世紀50年代中期），導致內閣大臣於1758年2月被捕。葉卡捷琳娜登基後釋放了留明，而留明在政治舞台上也就不再具有影響力了。繼他擔任內閣大臣的米哈伊爾·沃龍佐夫(1714—1767)贊同與法國聯合。沃龍佐夫由於和彼得三世走得太近而成了犧牲品。這件事直接導致他倒台。 接下來就是由尼基塔·帕寧(1718—1783)負責外交政策事務。「他長相俊美，為人自信；二十三歲就成了議員，二十九歲成了侍眾。」女皇伊麗莎白注意到了他，便將他召來，他就睡在那裡，等待女皇把他叫入寢宮。但這並未阻止他走上一條有意思的外交之途，後來又被任命為保羅·彼得羅維奇大公的導師。他支持葉卡捷琳娜登上皇位。他先是擔任女皇非正式的顧問，1763年，則成了「外事院」負責人，負責俄國的外交政策，時間幾乎長達整整二十年。 他的名字和「北方協定」或「北方體系」這一外交政策相關聯。「北方協定」想讓英國、普魯士、俄國聯合起來，丹麥也會受到邀請。俄國同新教國家結盟，是為了對抗「波旁聯盟」，也就是天主教的法國、西班牙和奧地利。和大部分歷史學家的看法不同，葉甫根尼·塔爾列認為查塔姆伯爵、首相、大不列顛外交大臣威廉·皮特（人稱小威廉·皮特）是這個計劃的真正主導者。皮特以前就有俄—普—英聯盟的想法，甚至早於葉卡捷琳娜上位之前。丹麥對北方聯合計劃很感興趣，吸引了俄國使節科爾夫男爵，後者以自己的名義向彼得堡提出這個建議，而帕寧正是那兒的「老大」。 院士塔爾列發表過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認為查塔姆伯爵是「北方協定」計劃的作者，1945年，塔爾列想再一次證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英國背信棄義」，昨日的盟友再度爆發分歧的情況。這位歷史學家認為，18世紀，英國的外交政策就是為了「讓俄國同法國開戰」。 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傳記作者卡·瓦利澤維斯基認為，「北方體系是女皇的私人事務」。他沒去爭論誰是這個想法的發起者（彼得大帝支持新教國家，所以這個計劃不是什麼新鮮事），而是指出了該想法的意義和影響，帕寧伯爵和他的看法一致：「我們將改變自己的依附體系（奧地利和法國的宮廷），在此基礎上，設立另一個不會阻礙我們行動的體系。」照他的看法，「北方體系」讓俄國可以實施獨立的外交政策。葉卡捷琳娜和他的想法也完全一致，女皇在統治初期的時候就說過：「時代表明我們不會落後於人。」 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外交官們的夢想，但事實上，這只能存在於紙面上。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認為，尼基塔·帕寧是「田園牧歌般的外交官」，也就是說他「胡思亂想」，給出的計劃和現實一點都不搭邊。「北方協定」的缺點既不是構成聯盟的國家體制之間的差異（差異無礙於結盟），也不是利益相左。主要還是俄國和奧地利的關係破裂，後者同時與波蘭和奧斯曼帝國擁有共同的邊界，而這兩個國家正是俄國外交政策的兩個目標。 在葉卡捷琳娜看來，波蘭事件標誌著七年的和平統治期結束。1763年10月5日，波立聯邦的國王奧古斯特三世駕崩。每次都是這樣，新君主的遴選會激發國內外無數僭位者稱王的欲望。波蘭是一個由強大的領主家族擁有的封建領地的集合體，他們追求是個人目標，想要和巴黎、維也納、柏林、伊斯坦堡結盟。中央權力也完全沒有能力統治國家。僅僅只是想通過決議，就能使議事會癱瘓。自由否決權授權什拉赫塔的所有成員可以反對任何法律草案，而且還可以有很好的機會買選票，最終摧毀了國家。 18世紀下半葉，波立聯邦計有一千一百萬居民；面積超過了法國和西班牙，但王室軍隊只有一萬兩千人。許多人都是擁兵自重的領主，兵員數量更多。 彼得大帝以來，俄國依靠一小股強大的親俄團體，對波蘭政治擁有很大的影響力。腓特烈二世也對波蘭有很大的興趣：普魯士領土分散，許多都被波蘭的土地隔開。還有波立聯邦的第三個鄰國奧地利，它也同樣關心波蘭事務。 針對空缺的王位，有人提到了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亞托夫斯基，此人得到了葉卡捷琳娜二世和普魯士國王的支持。女皇很熟悉這個候選人。1755至1758年間，葉卡捷琳娜還是女大公，是彼得三世不幸的妻子，年輕帥氣的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亞托夫斯基來到俄國，他是英國使節的隨從，喜歡巴黎的沙龍文化，正好可以來這兒撫慰她。後來，波尼亞托夫斯基離開彼得堡，但女皇與其昔日的寵臣之間仍保持著通信。一位波蘭歷史學家對此是這麼說的：「波尼亞托夫斯基對葉卡捷琳娜的愛也可以說是我們的不幸。」 當選擇新的波蘭國王的時機到來的時候，葉卡捷琳娜覺得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亞托夫斯基最適合，這倒不是因為女皇還在懷念二十六歲時的纏綿繾綣，而是因為她的這位昔日寵臣和有權有勢的恰爾托雷斯基家族結了姻親，而後者在立陶宛擁有廣袤的領土，很久以來就親俄。1763年，奧古斯特三世還沒咽氣，俄國軍隊就進入了波蘭和立陶宛；開始「選舉造勢」的時候，俄軍已向華沙進發。1764年9月6日，什拉赫塔的5584名成員選了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亞托夫斯基當波立聯邦國王，稱之為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純粹出於禮貌，俄軍在距選舉者齊聚的大草原大約三英里的地方停了下來。恰爾托雷斯基家族的軍隊則在維持秩序。 1764年3月，俄國和普魯士簽訂了協約。許多歷史學家都在指責腓特烈二世採取對波蘭施壓的政策，甚至葉卡捷琳娜所認可的候選人登上王位之後仍然如此。波立聯邦那些強大的鄰國主要的目的就是維持古老的「無政府共和國」現狀：採取一切措施阻止改革。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和恰爾托雷斯基家族卻不這麼想，他們想通過改革來強化中央權力，並將波立聯邦置於俄國的庇護之下。他們（很久以來）就在討論限制或廢除自由否決權的可能性。鄰國都希望波蘭這個國家變得衰弱。俄國和普魯士成為自由和什拉赫塔權利的捍衛者，他們並不想否棄自由否決權。因此，彼得堡和柏林就像是在保護「異見人士」的權利。這個詞在18世紀70年代，是指波立聯邦的清教徒和正教徒，也就是非天主教徒。後者享有所有的公民權利和信仰自由，但葉卡捷琳娜和腓特烈二世還要求賦予其和天主教徒同等的所有的政治權利，但無論在俄國、普魯士，還是在英國、法國、西班牙，都不是這麼回事。 尼基塔·帕寧向俄國駐華沙使節尼古拉·列普寧解釋說，異見人士的問題不應成為向波蘭傳播正教信仰或清教信仰的藉口，但可以成為幫俄國找到支持者的一種方式……顯然，葉卡捷琳娜就是這麼想的。隨著農奴制日益嚴酷，逃往波蘭的俄國人越來越多。擴大波蘭東正教徒自由的做法只能吸引更多的逃亡者。異見人士問題使波蘭領主之間的不和日益加深，從而削弱了整個國家。葉卡捷琳娜很喜歡自己扮演的「捍衛自由」的角色，更何況18世紀的那些精神領袖、法國哲學家在這件事上對她可謂不吝讚美之詞。1768年，伏爾泰向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祝賀俄軍進入波蘭一事：「俄國女皇在你國廣袤的土地上樹立寬容精神，她還向波蘭派遣了軍隊，那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支和平大軍，這麼做只是用來捍衛公民的權利，讓敵人渾身顫抖。」從尚福爾的《箴言錄》可見，伏爾泰對「和平大軍」的激情並不是沒有私心的：這位從俄國返回的醫生並不覺得這個國家如伏爾泰所描述的那般田園牧歌，面對醫生的指責，費內智者聲稱有人給他寄來了很棒的毛毯，毛毯很管用，因為實在太冷了。 俄國歷史學家格奧爾格·維爾納茨基是歐亞主義的信徒，1927年，他言簡意賅地提到了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亞托夫斯基當選後的事件：「波蘭議事會拒絕了有關異見人士權利的動議……於是，俄軍進入華沙，極端拉丁派（也就是反俄派）的首腦都遭到了逮捕。於是，議事會同意頒布一項法律，讓異見人士擁有和天主教徒同樣的權利(1767)。作為回應，波蘭人在巴爾形成了極端拉丁派聯盟。」1801年，俄國重要的外交官、後長期在倫敦擔任使節的謝苗·沃龍佐夫在一封寫給亞歷山大一世的信中解釋了波蘭發生的事情：「……對波蘭憲章的改革大有裨益……是普魯士……迫使帕寧消除了改革勢力，好使自己輕易占領這個國家。普魯士還說服這位大人賦予異見人士擔任所有國家官職的權利，但不得採取不利於波蘭人的極端措施。一旦採取這些措施，就會形成各個聯盟，而聯盟的數量有多少，是沒人會告訴女皇的。主教和元老在議事會遭到逮捕，甚至被流放至俄國。我們的軍隊進入波蘭，沿途所及之處燒殺搶掠，將聯盟派趕入土耳其境內，而這種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正是土耳其人向我們宣戰的起因……」 「巴爾聯盟」向俄國發動了戰爭。對哥薩克和農民來講，這就是反抗波蘭領主和猶太人的暴動信號。有傳聞說女沙皇葉卡捷琳娜寄出「黃金憲章」，呼籲海達馬卡人殺害天主教徒和猶太人。起義由扎波羅熱人馬克西姆·耶列茲尼亞克領導。伊萬·貢塔在烏曼城領導忠於波蘭國王的哥薩克軍隊，他向海達馬卡人打開了城門。烏曼屠殺期間，計有近兩萬人死亡，從而在大屠殺歷史上占據了一席之地。面對聯盟派，俄軍利用海達馬卡人的支持，讓東正教徒對戰天主教徒。 但葉卡捷琳娜無論如何都不想讓農民起來反抗地主，即便前者是烏克蘭人，而後者是波蘭人。海達馬卡人和俄軍心照不宣的結盟根本維持不了多久：在沙皇的軍隊和國王的軍隊通力合作之下，暴動被無情地鎮壓了下去。不過，之前海達馬卡人就已攻打巴爾塔，將城裡的市民消滅殆盡。巴爾塔在摩爾達維亞境內，也就是說那兒是屬於土耳其的領土。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向俄國下了最後通牒：俄國必須撤出波蘭軍隊，不再保護東正教徒（異見人士）。俄國表示拒絕，土耳其便向俄國宣戰。法國使出渾身解數促使土耳其做出了這個決定。法國一本極受歡迎的歷史小冊子在這一點上說得毫不含糊：「法國大臣舒瓦瑟爾設法援助波蘭的愛國者，於是讓土耳其人對抗俄國人。」舒瓦瑟爾公爵從1766年起即負責法國的外交事務，我們想知道他這麼行動，是否真的就是因為貴族想要援助波蘭的愛國者，還是如他所想的那樣為了保護法國的利益。不管怎麼說，法國外交在土耳其政策中發揮影響力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葉卡捷琳娜也沒忽視這一點：亞歷山大·奧布列茲科夫多年以來一直都是她在伊斯坦堡的使節，對奧斯曼帝國的處境相當了解，女皇親自讀了他的郵件，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1768年3月26日，葉卡捷琳娜寄給奧布列茲科夫的指示沒有透露出任何懷疑：女皇決定繼續對波蘭的政策，哪怕代價是和土耳其開戰。在到底是要繼續和「巴爾聯盟」打仗，還是由於存在和土耳其人發生衝突的威脅而不開戰的衡量下，葉卡捷琳娜選擇「最小損失」，她強調自己不想要戰爭。但她在寫給使節的信中說：「我們寧願要衝突，也不要讓我們的事業前功盡棄……因為這是女皇陛下的榮譽、榮耀和尊嚴，是我們政治體制貨真價實、不可觸犯的原則。」 於是和土耳其的戰爭再次爆發，18世紀總共有四次戰爭，到19世紀末則有十四次。1768年標誌著葉卡捷琳娜在位期間的第一次衝突開始。戰爭在兩條戰線上展開：對戰軍強馬壯的「巴爾聯盟」，對戰土耳其人，撇除作為輔助的韃靼人的部隊之外，後者理論上有六十萬人馬。1767年，俄軍有十八萬七千人，其中十五萬人是步兵。還有不屬於正規軍的哥薩克部隊。宣戰後開始動員，又招募了五萬士兵。 在波蘭的軍事行動目標逐漸在發生變化：本來的想法是強化俄國對波蘭國家的影響力，現在則變成了通過三次瓜分來肅清波立聯邦。至於和土耳其發生戰爭的目的，葉卡捷琳娜及其近臣構成的參政院也都說了，她這麼做是想讓參政院和她共同來負責作戰行動：增強俄國在黑海的地位，確保俄國艦隊可在黑海自由航行。葉卡捷琳娜逐漸受到俄軍戰果的鼓勵，胃口也就變得更大了。 三個國家彼此對抗達數世紀之久，因地理因素導致在世界的這塊地方為了爭奪霸權而打來打去。戰爭的結果是在和土耳其發生第二次衝突之後得出勝負的，對奧斯曼帝國而言，瓜分波蘭也就標誌著它開始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衰落過程，對波蘭而言，則是消失達一百五十年之久。葉卡捷琳娜第一次和土耳其爆發的戰爭既不缺藉口，也不缺動機，但最重要的還是削弱土耳其和波立聯邦，同時增強俄國。俄國變得更為強大，因為鄰國都變弱了，而它們日益變弱也就成了彼得堡帝國愈益強大的一個原因。 進入18世紀，由於簽訂了《卡洛維茨條約》(1699)，最高朴特便失去了自己在歐洲部分的領土。土耳其開始走下坡路。原因有多方面：帝國龐大的面積，中央權力的虛弱，還有堅決拒絕求助於西方經驗。改宗伊斯蘭教的匈牙利人易卜拉欣·穆特費里卡在一部名為《人民秩序不可或缺的理性基礎》的著作中寫道：「我們之所以虛弱，並不是我們傳統的法律和規章制度不完善所致，也不是我們的政治體制所致，而是因為我們對嶄新的歐洲方法一無所知。」1731年，易卜拉欣·穆特費里卡的這部著作在土耳其第一次印刷出版。 波立聯邦的政治體制使他們允許占據王位的外國人的大貴族各自捍衛自己的利益，而這就導致了國家開始衰落。和土耳其或俄國不同，波蘭對西方影響敞開著大門，它認為自己在許多方面都是歐洲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它的文化在17和18世紀是一段光輝璀璨的飛躍時期。但這並沒能拯救國家。 俄國在社會嚴重分裂的背景下得到了發展，在彼得大帝之後轉向西方，進入歐洲大國之列，完全以君主不可分割的專制權力為依歸。為了限制皇權而進行的小心翼翼的嘗試都遭到了碾壓。隨後幾個世紀都能證實這個觀察，而這一切都要拜葉卡捷琳娜所賜。沙佩·達奧特羅什批評了俄國的專制制度，葉卡捷琳娜對他做出回應，並向他證明俄國的專制權力乃是進步的發動機。女皇說得沒錯，革命讓她所領導的這個國家強化了權力，而非削弱權力，一旦權力空缺，無法感受到專制政權，革命就會爆發。 專制權力使君王可以調動國家所有資源，而不用擔心有多少犧牲品，得花多少錢，從而達到預設的目標。和土耳其的戰爭表明葉卡捷琳娜有能力駕馭俄國這駕馬車駛往它想去的地方。葉卡捷琳娜對土耳其發起軍事行動，按照傳統，向亞速、克里米亞以及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派遣軍隊，命令時年四十歲、前途無量的蘇沃洛夫鎮壓「波蘭起義」，之後她還開闢了第三條戰線。這個想法是由奧爾洛夫兄弟阿列克謝和格里高利提出來的，後者是女皇的寵臣，也是參政院的成員，他的想法是：從奧斯曼帝國南部的海陸兩路向土耳其發動進攻。 這個計劃是要讓巴爾幹地區的東正教徒（希臘人、黑山人）起來造反，並派遣俄國艦船駛往地中海（阿什佩群島水域），以支持暴動，攻打土耳其軍艦。俄艦（三個艦隊，由海軍中將斯皮里多夫、英國人埃爾芬斯頓、丹麥人哈爾夫率領）將離開波羅的海，駛經斯卡格拉克海峽、卡特加特海峽、北海、大西洋、直布羅陀海峽、地中海，駛抵莫雷埃（伯羅奔尼撒半島）和阿什佩群島的沿海地帶。航程耗時半年。長途航行一結束，艦隊就由俄國在地中海地區的陸海軍統帥阿列克謝·奧爾洛夫指揮，他當時住在義大利，他在寫給葉卡捷琳娜的信中，勾勒出讓基督徒起來反抗土耳其這一妙不可言的計劃。奧爾洛夫身材相當高大，整張臉上橫亘著一條刀劈的傷痕，他是俄羅斯歷史上最讓人震驚的一個人物。什麼都阻止不了他：彼得三世失勢之後，他毫不猶豫就把他殺了。他儘管對海軍這個領域一竅不通，但仍然在海上打了一場大勝仗，他還用自己的計劃來引誘女皇，畢竟女皇對他很是信得過。 葉卡捷琳娜這個德意志的小公主出身於面積很小的大公國，頭戴「莫諾馬赫王冠」，以實現俄國沙皇的種種夢想和奇思異想為己任。其中的一個夢想就是君士坦丁堡。1711年在攻打土耳其的時候，彼得大帝就在實施「第三羅馬」這個計劃，想要如17世紀的尤里·克里扎尼齊所願，將莫斯科變成斯拉夫帝國的都城，而這個帝國要把奧斯曼帝國的拜占庭的領土悉數納為己有。彼得失敗了，普魯特河的慘敗只能推遲實現這個夢想。 1762年，慕尼黑元帥給剛登上皇位的葉卡捷琳娜去信：「我想用堅實的論據向您證明，彼得大帝1695年第一次包圍亞速的時候，他的最大心愿和最大宏圖就是花三十年時間來攻占希臘。」老元帥希望年輕的女皇讓他再來一次遠征。葉卡捷琳娜拒絕了慕尼黑的提議，但將彼得的計劃留在了心裡。這些計劃剛開始設想的時候雖然顯得異想天開，難以實現，但仍然持續在俄國的外交政策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戰爭進展得很不錯。俄軍這次終於奪取了亞速，之後進入克里米亞。對俄軍來說，克里米亞從古至今就紛爭不斷。他們在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戰鬥取得了矚目的勝利，這些都是臣服於奧斯曼帝國的基督教公國。1769年，俄國人奪取摩爾達維亞的都城拉希，之後拿下瓦拉幾亞的都城布達佩斯。1770年，俄軍又在拉爾加河及卡爾卡河數次打敗土軍，亞歷山大·魯緬采夫將軍和彼得·帕寧將軍獲得了很大的榮耀。當年，土軍艦隊徹底被打敗，在切什梅海灣被付之一炬。俄軍艦船就這樣奪得了地中海的霸權。1772年，葉卡捷琳娜向希臘諸島派去了第四支艦隊，由海軍司令奇恰戈夫率領，1774年派出的第五支艦隊則由切什梅戰役的英雄、荷蘭人塞繆爾·格雷格率領。 俄軍在各條戰線上都打了勝仗，所以也就沒怎麼關注國內的困境。1770年，俄國暴發瘟疫。1771年春，莫斯科疫情加劇。夏初，每天的死亡人數是四百人。民眾覺得反正大不了一死，還不如揭竿而起。9月，葉卡捷琳娜派格里高利·奧爾洛夫在舊都恢復秩序。但疫情趨緩，到10月就徹底消停了下來。僅在莫斯科一地死亡人數就達到了十三萬人。 疫情剛一結束，就爆發了普加喬夫暴動，帝國為之震動。外部有三條戰線，而鎮壓起義軍還要調動巨大的資源。坐上皇位的葉卡捷琳娜發現國庫空空如也。她在日記里寫道：「我在普魯士發現了一支步兵部隊，他們有三分之二的軍餉沒有拿到。國務辦公室出台的有我簽名的一千七百萬盧布的敕令並沒有得到執行……幾乎所有的貿易行均已為私人所獨占壟斷……七年戰爭期間，伊麗莎白·彼得羅芙娜想從荷蘭借兩百萬盧布，但沒人願意擔保這筆借款；因為當時俄國既無信譽，也缺乏信心……」 最初的一些改革純粹徒有表象，根本無益於現狀。俄國收入不到一千七百萬盧布。法國當時的預算就有五億之多，英國的預算則是一千兩百萬英鎊。葉卡捷琳娜不想比這更少，而是要多多益善。她也做到了這一點。1796年，俄國的預算達到了八千萬盧布。1787年，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宣稱：「女皇是歐洲唯一一個真正富有的君主。她到處大把大把地花錢，誰都不欠；她想讓紙幣值多少錢，就值多少錢。」 收入的來源就是人頭稅、多如牛毛的各項稅收（包括蓄鬚稅）、酒精稅。1765年的時候，後者也只有四百萬盧布，1786年就變成了一千萬。18世紀中葉，在大羅斯的各個省份，伏特加又出現了蹤影；在那之前，民眾喝的都是啤酒和布拉加(braga)。「可怕的酗酒現象出現了。」《俄國酒館史》一書的作者寫道。瓦·克柳切夫斯基認為，在葉卡捷琳娜統治時期，直接稅翻了1.3倍，每個人花在酒水上的消費翻了三倍多。但國家收入的這些傳統來源還不夠。 葉卡捷琳娜的財富可以買下任何東西，用約瑟夫二世的說法，她的財富主要就是「紙幣」。彼得三世登基時，頒布了生產紙幣的敕令。他被推翻之後，他的妻子對這個想法頗為冷淡，但1768年她回過了神來。她廢除了商業銀行和貴族銀行，但創建了指券銀行，印刷的指券數量龐大，讓女皇有了在政壇呼風喚雨的手段。指券既不是彼得三世，也不是葉卡捷琳娜的發明。許多國家都在使用指券來填充國庫。但在任何地方使用都得有好幾份擔保才行。如果擔保方倒了，那錢也就失去了價值，變成廢紙。 不過，俄國是個特例。我們知道，當過農民、釀酒工、寫過《論貧窮與財富》這本俄國首部經濟著作的伊萬·波索什科夫（約1652—1726）是這麼來論述貨幣的：「我們不是外國人，不用計算銅的價格，我們要榮耀我們的沙皇……在我們這兒，最有權威的是最尊貴的陛下所說的話，如果她下令要用一佐洛特尼克的銅來鑄造盧布，那這盧布就會立刻在商貿中流通起來，並永遠保持這個價值。」 伊萬·波索什科夫論述的是彼得大帝時期的金融財政。1786年，在葉卡捷琳娜二世統治時期，法國使節塞居爾伯爵寫道：「剛來此地，就必須將其他國家的財政是如何運作的給忘了。在歐洲國家，君主只管各種事務，而不管輿論；而在這兒，輿論要聽女皇的話；銀行有大量鈔票，但根本不可能用任何一種資本來給它做擔保，金幣和銀幣由於造假已失去了其一半的價值，簡而言之，放在另一個國家，所有這一切必將導致破產倒閉和最激烈的革命，但在這兒卻絲毫不會引起警惕，也不會削弱信任，我可以肯定，女皇只要下命令，就算是一小截骨頭，也都能當貨幣用。」 擔保俄國指券的資本就是對君主的信任：她在皇位上坐的時間越長，她南征北戰的勝利越有迴響，那和她名字相連的價值就會越大。這種印紙為錢的神奇方法也有缺點，那就是：國家赤字會越積越多。女皇給自己的兒子，也就是皇儲留下的債務比她在位最後三年所得的收入還要多出3.5倍。 俄國的勝利開始讓歐洲各國不安。英國則不在其列：它讓敵視俄國的法國保持中立，讓俄國艦隊稱霸地中海達四年之久。還要等好幾十年，英俄關係才會起衝突。但葉卡捷琳娜的盟友腓特烈二世和支持土耳其的奧地利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忐忑。普魯士和奧地利化敵為友有俄國的功勞，它們堅決要求對俄國和土耳其進行調停，使之締結和平條約。同時，補償問題又出現了。對奧地利和普魯士而言，這是一個平衡問題：俄國打了勝仗，奪了土地，它們必須要從中獲得補償。 瓜分波蘭的想法並不新鮮。1572年齊格蒙特二世死後，歐洲各國的宮廷已經在提這件事。波立聯邦持續在走下坡路，這一問題也就提上了日程。俄國和普魯士支持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當選，奧地利則聯手「巴爾聯盟」反對這個選擇，而奧古斯特被選上，就使瓜分這個病懨懨的國家成了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俄國的勝利成了藉口，提供了一種奇怪的託詞：波蘭的三個鄰國決定就波立聯邦的領土提出賠償。第一個宣稱要「瓜分波蘭！」的人提出了這個倡議，問題也就擺上了台面，如今也仍然如此。 歷史學家經常悲嘆缺乏文獻，沒法閱讀檔案。以前確實如此，但歐洲各國，包括瓜分波蘭的那些參與者的外交政策，文獻都相當豐富，以至於每個觀點都有官方文件、通信、回憶錄加以支撐。無數歷史學家認為第一次瓜分的始作俑者是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他們這麼認為自有其道理：腓特烈二世自己這麼說過，而且普魯士的興趣就是要獲取土地，所以要將君主分散的土地整合起來。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說得很肯定：「瓜分波蘭的想法從柏林誕生、擴散了出去。」我們還可以參考腓特烈二世的回憶錄，他在書中說，1769年，他向彼得堡發了一封照會，提到了瓜分這個計劃。葉卡捷琳娜拒絕了這個提議：俄國已有足夠的土地，她根本不需要新的領土。 對卡·瓦利澤維斯基來說，有一件事毋庸置疑：第三個捕獵者奧地利「走出了第一步，第一個向外國土地伸出了手」。這事無可辯駁。奧地利女皇瑪麗—特蕾莎不贊同這個想法，但與之一起統治的兒子約瑟夫二世皇帝對此卻很認同。朝廷內頗有影響力的外交大臣考尼茨還提出了一個更為激進的政策。1770年，奧地利在沒有可信理由的情況下，替換了界標，侵占了瓦爾米亞的部分領土。1771年初，彼得堡接待了普魯士國王的弟弟海因里希親王。葉卡捷琳娜得知奧地利跨出了「第一步」，便對他宣稱：「你們如果這麼做，其他人為什麼不做呢？」 事態就急遽發展起來：俄國向奧地利傳達了和土耳其簽訂和約的條件；就瓜分波立聯邦一事舉行了談判。俄國和普魯士首先達成諒解，於1772年2月17日在彼得堡締結和約。同年8月5日，還是在彼得堡，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又簽訂了條約。俄國得到白俄羅斯的土地（波洛茨克、維捷布斯克、奧廖爾、莫吉廖夫），共計9.2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還有180萬人口成了俄國新的臣民。奧地利占據了9.3萬平方公里，人口是250萬（波蘭人和烏克蘭人）。普魯士「僅」獲取了3.6萬平方公里和58萬波蘭人。但東普魯士也以這種方式合併到了布蘭登堡的麾下。 波立聯邦喪失了30%的領土和35%的人口。國家消亡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第二次瓜分是在1793年。俄國將明斯克、沃里尼亞和波多里亞的部分土地占為己有。普魯士侵占了波茲南。第三次瓜分(1796)之後，波蘭國就消失了。在現代歷史上，徹底肅清一個擁有古老的歷史和歐洲基督教傳統的重要國家，這還是第一次。俄國獲得了庫爾蘭（古老的保護領地）、立陶宛、西沃里尼亞；還吞併了西南部俄國的所有土地，除了霍爾姆、加利奇、吳戈爾羅斯（外喀爾巴阡地區）和布科維納。普魯士則收復了馬索維亞（連同華沙），奧地利則拿到了小波蘭（連同克拉科夫）。 葉卡捷琳娜在統治末期，想方設法終於解決了波蘭問題。1791年5月3日，議事會通過憲章，將波立聯邦轉變成中央集權國家，廢除了自由否決權，向公民賦予民主權利之後，俄軍深入該國，占據了華沙。俄國和普魯士支持聚在「塔戈維查聯盟」旗下反對改革的親俄派，迫使議事會廢除憲章，又奪取了波蘭的一些省份。1794年，華沙和克拉科夫爆發反對侵略者的暴動，領導者是塔德烏什·柯斯丘什科。葉卡捷琳娜派遣蘇沃洛夫率領精英部隊攻打波蘭人。俄軍這位了不起的軍事統帥由此通過對華沙市郊布拉格的居民進行血腥屠殺進入了波蘭歷史。第三次瓜分終結了波蘭的存在，這種情況直到1918年才結束。俄國得到了立陶宛和庫爾蘭的餘下地區（逾12萬平方公里）。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激烈批評了葉卡捷琳娜的波蘭政策，但他並不是出於抽象的道德和人道主義觀點，而是基於俄國的利益來考量的。他認為所有「俄國的土地」，也就是東正教徒占據的土地均應成為帝國的構成部分，這位歷史學家羅列了瓜分所致的負面因素：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的緩衝國消失了，這些國家的關係會日益緊張；一個斯拉夫國家消失了，其領土和人口從此以後都可以用來強化兩個德意志國家。瓦·克柳切夫斯基還說：「消滅獨立的波蘭國並不能使我們避免和它的人民作戰：19世紀，我們有三次都在和波蘭打仗。」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不知道的是，20世紀仍然會「和波蘭人民作戰」。 這位歷史學家尤其指責葉卡捷琳娜使波蘭「日耳曼化」，面對的不再是可以握在手心裡的弱小鄰國，而是兩個貪婪的掠奪者，它們都是斯拉夫世界的宿敵。 這些考量並沒有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瓜分波蘭（最終導致波立聯邦被肅清）是讓奧地利和普魯士接受俄國戰勝土耳其人這一事實而必須付出的代價。1774年7月10日，經歷了漫長的談判，終於在庫楚克—開納吉（坐落於多瑙河畔）這座迷你的小村落里簽訂了和約，葉卡捷琳娜在得知此事之後，向魯緬采夫將軍發去祝賀：「迄今為止，俄國從未簽訂過這樣的協定。」女皇說得沒錯。更何況，1945年之前，俄國再也沒有簽訂過對以舉國之力進行戰爭作出補償的條約。在雅爾達，史達林從他的盎格魯—撒克遜盟友那兒得到了比葉卡捷琳娜在庫楚克—開納吉所得到的更好的條件。 從和約的條款來看，俄國獲得了亞速、刻赤、金伯恩，也就是頓河、第聶伯河的出海口以及刻赤海峽。黑海沿岸地區也宣布從蘇丹那兒獨立出來。從此以後，俄軍艦隊有權自由航行於黑海水域。第聶伯河與布格河之間的大草原也都成了俄國的領土。克里米亞和庫班的韃靼人不再是奧斯曼帝國的附庸：俄國可以放手開幹了。 伊斯坦堡協定同意克里米亞「獨立」，由此可見土耳其軍隊已力不從心。克里米亞其實住的都是穆斯林：可是，蘇丹、哈里發、伊斯蘭神權必須援助穆斯林。失去克里米亞是奧斯曼帝國最慘痛的經歷，這已經超過了它在歐洲喪失的全部土地；這表明最高朴特已經病入膏肓。俄國得到了保護和捍衛土耳其各省東正教徒的權利，那些地方是：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巴爾幹半島。 土耳其終於承認北高加索平原和高加索主山裡的大小卡巴爾達（都是獨立自主的山民部落）這兩片土地都屬於俄羅斯帝國。這些穆斯林山民從土耳其和克里米亞汗的保護當中得到過不少好處。庫楚克—開納吉條約因此同意了俄國很久以來就有的領土訴求，將捷列克河與高加索山之間的整片地區都割讓給了俄國。於是，俄國再以那兒作為跳板，逐步向外高加索地區推進。俄國在這片地區的勝利規模之大令人咋舌，我們可以將它拿來同簽訂貝爾格勒條約(1739)時的環境作一對比，後者明確表明「兩個卡巴爾達地區仍然保持自由，它們並不臣服於這兩個帝國，並在兩國之間設立屏障」。 不過，葉卡捷琳娜並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她沒有力量做到這一點。她必須向保持中立的歐洲各國支付費用。不過，儘管如此，成果還是相當驚人的。俄國成了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她向西、向南、向東極大地拓展了邊界。接下來的十年就必須鞏固這些得來的成果。 「消化成果」的時代和格里高利·波將金(1736—1791)密不可分。波將金並沒有在莫斯科大學完成學業，而是成了彼得堡的霍爾斯坦親王格奧爾格的勤務兵，參與了將葉卡捷琳娜推上皇位的政變。後來，他在主教會議、負責制定法典(1767)的委員會任職，任期長達十年，他還以少將身份與土耳其人作戰，但並沒有表現出過人的軍事才能。葉卡捷琳娜和奧爾洛夫關係破裂，為波將金打開了通途。1774年3月20日，馮維辛對駐伊斯坦堡的世界奧布列茲科夫說：「……波將金少將被任命為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的副官和上校。懂的人自然會懂。」 對「知曉內情的人」來說，一切都一目了然。葉卡捷琳娜在位時期開啟了一個新時代，那就是：波將金時代。這個時代可分成兩個區間。第一個區間從1774年到1776年，葉卡捷琳娜對這個名聲不怎麼樣的騎士很是迷戀，不過波將金是個聰明的謀臣，而且可靠、忠誠。這段羅曼史和奧爾洛夫那次一樣戛然而止，不過，女皇對此不露聲色，對波將金的寵信仍然一如既往。第二段時期持續了十三年，從1776年到1789年。在這些年裡，榮獲尊貴親王頭銜的格里高利·波將金仍然是女皇最親密的朋友、她的主要謀臣，是國家的第二號人物。不過，1789年，葉卡捷琳娜的新寵臣、年輕的普拉東·祖博夫出現，波將金由此黯然失色。1791年返回彼得堡的波將金很快就明白了，往日不會再來；他返回南方，在那兒沒多久就死了。 可以認為波將金時代是庫楚克—開納吉主要在南方地區的成果得以鞏固的一個時期。布格河與第聶伯河之間被土耳其放棄的大草原都成了扎波羅熱城寨的領土。只要扎波羅熱人願意對抗克里米亞汗，葉卡捷琳娜就會容忍他們。戰爭還沒結束，女皇就決定擺脫他們。應尼基塔·帕寧的請求，俄羅斯科學院院士格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寫了一份照會，表明扎波羅熱人並不具備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後也不會。扎波羅熱城寨並不同意這種說法，理由是他們有斯捷潘·巴托里和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證書為據。米勒說這些證書均系偽造，扎波羅熱人就是烏克蘭哥薩克的一部分，所以他們要求獲得特定的政治權利的說法都是無稽之談。 在這種情況下，葉卡捷琳娜並不關心歷史上的那些先例。她只是認為扎波羅熱城寨阻礙了新俄羅斯中央權力的鞏固，這片廣袤的土地從黑海延伸到亞速海，近來的攻城略地又使之不斷擴大。簽署於1775年8月5日的一份聲明是這麼說的：「現有聲明向帝國忠誠的臣民宣告，扎波羅熱城寨最終將會被拆除，將來，扎波羅熱哥薩克這一名稱也將被禁止使用，因為這些哥薩克傲慢自大，違反了最高命令，冒犯了我們的女皇陛下。」禁止使用這個名稱是葉卡捷琳娜的新發明。普加喬夫暴動被鎮壓之後，亞伊克河就變成了烏拉爾河，因為第一批響應偽彼得三世呼籲的正是亞伊克河的哥薩克。 格里高利·波將金在將荒蕪的大草原轉變成新俄羅斯的過程中獲得了極大的權力，他推出了出色的計劃，使帝國向南方繼續擴張。他建造了城市、港口，以女皇的名義簽訂協定。通常，波將金的功績，要麼從他制訂的計劃，要麼從他取得的成果來評定。擔任阿斯特拉罕和薩拉托夫總督的波將金也想在大草原上建造一座名為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的城市（他自己任省長），他想在城裡建造類似羅馬聖彼得大教堂那樣的教堂，建一所音樂學院，一座設有天文台的大學，十二家羊毛工廠，等等。這些夢想始終停留在紙面上，但城市倒是建了起來，和尼古拉耶夫和赫爾松類似。1783年，克里米亞成為俄國的領土。吞併這座半島的決定也是波將金提議的，得到了亞歷山大·別茲博羅德科(1746—1815)的支持，後者從1775年起就擔任葉卡捷琳娜的私人秘書，尼基塔·帕寧死後，別茲博羅德科就成了外交事務領域的主要謀臣。1783年4月8日，女皇簽署證明文件，宣稱「克里米亞半島、塔曼以及庫班的所有沿岸地區均歸俄國」。波將金立刻就建造了塞瓦斯托波爾，創建了黑海艦隊。 在波將金的嚴密監控之下，同東喬治亞地區的卡特利與卡赫季沙皇席哈克略二世的談判開始了。1783年8月5日，雙方締結了聖喬治條約，「永久」承認這片地區受俄國的保護，承認俄國的權威。葉卡捷琳娜的一道特殊敕令對格里高利·波將金表達了滿意之情：「得知克里米亞和韃靼人的所有土地均在我國的權威之下，朕相當滿意，您的報告已收悉……在您的領導之下，和卡特利與卡赫季沙皇順利簽訂條約……這件事讓朕非常高興，榮耀歸於朕，朕肯定能從中獲益；朕要向您這位負責此事的倡議者和負責人表達至高的敬意。」 波將金在宮中的對手試圖說服葉卡捷琳娜，帝國既不需要克里米亞，也不需要新俄羅斯，因為由此產生的費用高得離譜。1787年夏天，女皇前往南方，想要親眼看看自己的寵臣干出了哪些名堂。她在卡尼夫得到了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的接待，之後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也加入了她的行列。薩克森外交官馮·黑爾比希為我們繪製了一幅圖畫，畫中，葉卡捷琳娜遊歷的都是波將金虛構出來的地區，後者還向女皇展示了畫在紙板上的村莊。馮·黑爾比希的說法導致了一個很出名的表達法：「波將金村。」當然，他的說法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但這個故事很巧妙，比真相更有市場。事實上，沒人能欺騙葉卡捷琳娜，除非她自己願意。 波將金在南方的行動對女皇來說很重要，女皇覺得在她實現「希臘計劃」的征途中又邁出了一步。1779年，當保羅生下第二個兒子的時候，就給他取名君士坦丁，葉卡捷琳娜說取這個名字純粹屬於巧合。1781年，女皇下令刻一塊像章，小君士坦丁就被刻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沿岸，再加上基督教的三美德，而希望則指著東方蒼穹的一顆星星。一天晚上，葉卡捷琳娜在韃靼汗的舊都巴赫奇薩賴過夜，心想不用四十八小時就能從海路抵達君士坦丁堡。她立刻就在信中把這事告訴了孫子君士坦丁。 兼併克里米亞公然違反了和奧斯曼帝國之前的條約。伊斯坦堡把葉卡捷琳娜前往南方遊歷視為挑釁。 土耳其向俄國宣戰。俄奧互助條約立刻便付諸實施。約瑟夫二世趕忙加入葉卡捷琳娜的陣營，而後者正前往視察帝國的新省份，約瑟夫難掩擔憂之情。皇帝應該相信塞居爾伯爵的看法，即奧地利無法支持俄國持續擴張的政策，尤其是占領君士坦丁堡。不過，奧地利認為「戴頭巾的鄰國沒有戴皮毛的鄰國危險」。 但奧地利必須與俄國結盟，這麼做主要就是為了對付對巴伐利亞虎視眈眈的普魯士。普魯士和英國接近的威脅也冒了出來。除了七年戰爭，後者是俄國的傳統盟友，而且也結束了在加拿大和法國的衝突：英國擔心漢諾威的局勢，對彼得堡奮勇直前直搗君士坦丁堡的做法也很憂心，於是嘗試接近普魯士。 葉卡捷琳娜的第二次土耳其戰爭與第一次所處的國際局勢已截然不同。1787年夏，俄國中部各省份農業大歉收；開始出現饑荒。葉卡捷琳娜採取措施，以期確保將小麥從俄國南方運出，保證自己能繼續進行戰爭。她想將大部分兵力用於奪取扼守第聶伯河出河口的奧恰科夫要塞，並向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間的地區發動攻勢。這項計劃預料可以再次激發土耳其土地上的東正教民眾起事，將俄國艦隊駛入地中海。各路密使在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希臘和巴爾幹地區煽動暴亂。但英國拒絕馳援俄國艦隊；可沒有英國人，遠征阿什佩就會極其艱難。但葉卡捷琳娜不願放棄。1788年5月，瑞典開始向俄國開戰。 再一次，葉卡捷琳娜不得不在兩條戰線上作戰。而且，缺乏部隊向南行進，就會讓帝國的都城限於危險境地。葉卡捷琳娜的秘書亞歷山大·赫拉波維茨基的日記里對這些事件記得很詳細，他記下了1788年7月10日女皇說的這句話：「說實話，彼得一世把首都建得太近了……」 1772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廢除了將所有權力賦予大貴族的舊憲章，頒布新憲章，將絕對權力賦予君主，這樣就與俄國的抵制發生了衝突，因為後者要用領主的「自由」來反制君王。在向俄國下的最後通牒中，他要求取消尼斯塔德條約和庫楚克·開納吉條約。瑞典人動作緩慢，俄國艦隊在波羅的海打了勝仗，反對古斯塔夫三世的聲浪，再加上反君主制的暴動，只能迫使瑞典於1790年8月和俄國簽訂和約。邊界原封未動，但葉卡捷琳娜承認了古斯塔夫三世的新憲章。 1790年，約瑟夫二世駕崩。他最小的弟弟利奧波德二世繼之為王。利奧波德二世和普魯士取得諒解，推出了和土耳其的衝突。反土耳其戰爭的第一年，俄國並未取得多少勝利。最高統帥格里高利·波將金好幾次都失去了取勝的希望，便向葉卡捷琳娜建議離開克里米亞，也就是把它交給土耳其人，之後再派出更多的兵力將之奪回。女皇斷然拒絕了這一提議。她設法說服、安慰她的這位主要的謀臣，使之放心。 1788年，奧恰科夫終於陷落。亞歷山大·蘇沃洛夫率領的俄軍跨過普魯特河，在弗克薩尼和勒姆尼庫將土軍打得落花流水(1790)。海軍司令費奧多爾·烏沙科夫指揮的黑海艦隊在哈希貝和滕德拉島之間的海域擊敗了土軍艦隊，排除了敵軍在刻赤登陸的威脅。1790年11月23日，蘇沃洛夫的軍隊包圍了伊茲梅爾，這是土耳其在多瑙河上最強大的要塞，也是歐洲最重要的要塞之一。12月7日，蘇沃洛夫向要塞指揮官發去最後通牒，通牒頗有愷撒風範：「思考二十四小時，做好投降的準備，你們就自由了；我軍第一聲槍響，你們就都成為俘虜，進攻一開始，就是死亡。」指揮官選擇繼續戰鬥，要塞就被奪了下來。旗開得勝的俄國將軍讓士兵對該城整整劫掠了三天。 1792年1月9日，雙方在雅西簽訂和約。土耳其承認失去了庫楚克—開納吉條約的失地，最終放棄了克里米亞，接受俄軍在黑海盆地活動的現狀。葉卡捷琳娜則不再實施讓多瑙河各公國獨立的計劃。俄國將版圖擴張到了黑海沿岸和亞速海沿岸（第聶斯特河與布格河的出河口），獲取了亞速海和庫班（扎波羅熱哥薩克被流放到了那兒）之間的大片地區。 經在俄軍服役的海軍副司令西班牙人德·里巴斯的提議，在土耳其哈希貝小要塞的原址上開始建造一座港口。後來，希臘移民在那兒安頓了下來，葉卡捷琳娜給它取了一個新名（接受了科學院的建議），她覺得那名字有希腊味兒，那就是：敖德薩。我們發現，女皇並沒有放棄她的「希臘計劃」。這座城市後來變得很有名。這座從未冰封的港口適於俄國發展貿易，可以讓新俄羅斯的農業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 14 龐大的計劃 最後幾年，特別是……當她被自己的勝利沖昏了頭腦，便不再想將新的王國置於自己的權杖之下。 ——加甫里爾·傑爾查文 加甫里爾·傑爾查文(1743—1816)是葉卡捷琳娜在位時期最偉大的詩人，他給費麗察，也就是他筆下的女皇寫了無數頌歌，並在政府擔任要職，對政治頗為熟稔。女皇死後，他寫了回憶錄，對她提出了不痛不癢的批評：「假如經後人嚴苛的判斷，這位強大睿智的女君主的名字並不永葆偉大，那這是因為她並不總是遵守神聖的正義，而是取悅自己的隨從，對寵臣更是百般討好，像是生怕惹惱了那些人。」詩人憎恨「寵臣」有好幾個理由，因為那些人爭先恐後在葉卡捷琳娜面前詆毀他，尤其是其中的一個人。 葉卡捷琳娜二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期，也是她建功立業的最後一段時期，始於1789年，那時她再次拋棄了寵臣亞歷山大·馬莫諾夫，當即選了個新人，就是時年二十二歲的普拉東·祖博夫。女皇當時六十六歲。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在隔了三十年後，終於在1787年再次見到了自己的心上人，發現她變得很胖，但仍舊臉色紅潤，魅力依舊，雖然缺了牙齒，卻並沒有變得老態龍鍾。 和格里高利·奧爾洛夫前不久做的一樣，普拉東·祖博夫也將自己的兄弟帶在身邊。祖博夫家共四兄弟；除了普拉東之外，還有和女皇特別親近的十九歲的瓦列里安。新晉的寵臣對女皇的「恩寵」心生感激，所以一心想著趕快獲得頭銜和官階，好發家致富。宮中的文人學者都在說女皇暮年沉湎於「柏拉圖」之愛。波將金得知有新的寵臣入宮，而且不是他撮合而成的，便離開前線，返回彼得堡，他說他回來是想「拔顆牙」。但他沒有達到目的，便再次離開，心裡很清楚自己的時代結束了。 葉卡捷琳娜身邊的人走馬燈似的換，和1789年7月14日法國出現的激烈動盪有關，法國的局勢讓世界都吃了一驚。赫拉波維茨基在私人日記中寫道：「信使帶來消息，說巴黎……人民躁動不安……他們奪取了巴士底獄……守衛也加入到了民眾中去。」對葉卡捷琳娜而言，她完全被震撼到了。1788年4月，她不是還給格林寫過信：「我並不同意那些人的觀點，他們認為我們正處在大革命爆發的前夜」？可一年半都沒到，革命就來了。 除了幾位哲學家，葉卡捷琳娜既不喜歡法國，也不喜歡法國人。對帕維爾·米留科夫而言，她的「整個一生都不待見法國人，這是實實在在的德意志情感」。還必須補充的是，法國始終敵視俄國也只會得到對方的敵視。但路易十六登基之後，葉卡捷琳娜就改變了態度。為了接近，兩國的關係開始發展起來。 巴黎事態的發展，女皇並不吃驚；但她很快對國王束手無策感到惱火，他竟然沒有採取必要的措施來清除麻煩。路易十六缺乏「專業性」令她倍感震驚：他明顯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女皇對此很確定，便給格林去信說：「該國外部的繩子繃得太緊了，必須放鬆放鬆。」也就是說，通過外部戰爭的方式來讓國內局勢平定下去。 「法國之惡」突然就出現在了帝國內部。赫拉波維茨基寫道：「必須逮捕這兒的海關負責人亞歷山大·拉季舍夫，因為他寫了一本書：《聖彼得堡至莫斯科行記》。從中可以看出拋棄權威這一法國流行病已經蔓延開來。」拉季舍夫斷言（也設法證明了）自己的著作「早於法國暴動」。但葉卡捷琳娜毫不懷疑他所闡發的那些理論都是借用自盧梭和雷納爾，「正是這些理論讓法國翻天覆地」。 巴黎的革命浪潮愈漲愈高，女皇的焦慮也愈漲愈高。1792年4月24日，她命人逮捕了「玫瑰十字會，也就是莫斯科的『馬丁教派』的首領，此人是著名的出版商和印刷商」尼古拉·諾維科夫(1744—1816)，懷疑他犯有多項國家重罪。8月1日，葉卡捷琳娜簽署了涉及諾維科夫的敕令，宣稱「其罪行極為嚴重」，該名罪犯必受最高的懲罰；不過，女皇內心的人性又引領著她將刑罰減少至十五年，將諾維科夫關押在什利謝利堡內。尼古拉·諾維科夫所犯罪行的清單令人毫不懷疑他所構成的威脅有多大。他被控組織秘密聚會，和敵方普魯士秘密通信，私下印刷「毀人思想、違背東正教律法的禁書」，最後就是圖謀在其世界範圍的教派內將「文件中提及的某個人」捲入進去，某個人指的就是保羅大公。 四種類型的罪行都歸於俄羅斯名副其實的印刷之父的身上：非法集會，和外敵通信，私下印刷反東正教的書籍，圖謀針對皇儲。葉卡捷琳娜在其晚年有很大一部分擔憂都體現在了譴責諾維科夫的那份敕令之中。「拉季舍夫事件」具有公開性，與之不同的是，「諾維科夫事件」始終都是在秘密處理：逮捕一事並未張揚出去，敕令也沒有發布。沒有一個遭到指控的首領得到確認，我們可以在譴責諾維科夫行為的字裡行間看出女皇的個人情感。 神職人員檢查了諾維科夫的書，卻並未檢查出任何反東正教的書籍，所以那些書得以正式出版。而且他還出版了很多。俄國史上有許多著名的國家首腦、軍隊統帥、作家。而尼古拉·諾維科夫也許可以算是最為傑出的出版商。帕維爾·米留科夫列出了一張19世紀出版圖書的目錄。69%的圖書（除去報紙和聖書）都出現在1776至1800年的最後二十五年間，而功勞大多都得歸於諾維科夫。大多數書籍涉及的是專業需求、教育機構類需求，以及公眾對有助拯救靈魂的教化類文字古已有之的興趣。但40%的書籍面對的則是新型讀者，他們尋求的是供消遣用的快餐讀物：小說，故事，詩歌，劇本。這些書展現了人類的情感世界，展現了愛情、幸福、溫情、感恩。安德烈·博洛托夫酷愛讀小說，他並不認為這些書會「腐壞精神，敗壞心靈」。他寫道：「至於我的心靈，我有許許多多閱讀都是靠這些充滿溫情的、個人化的小說來填滿的，我發現自己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從某種意義上說，覺得自己重生了。」 新的讀者讀報紙的時候，也想滋養自己的精神，而不僅僅是情感。1769年，葉卡捷琳娜出版了一份非官方發行的報紙，名為《雜貨》，以英國的《旁觀者》藍本。還有其他報紙，如《雄峰》(1769—1770)和《畫師》(1772—1773)，尼古拉·諾維科夫負責編輯，這兩份報紙都占據了獨特的地位。想要啟發臣民的願望折磨著女皇。但她只想完全由自己來掌控，至少起領導者的作用。對新聞業進行推動之後，葉卡捷琳娜發覺記者並不總是會寫自己想看的東西，於是就將那些報紙禁了。1782年，女皇向私人印刷商賦予權力，但我們都知道，1791年，尼古拉·諾維科夫卻遭到逮捕，他的印刷廠也關了門，雖然印刷廠曾經出版過女皇的歷史著作。葉卡捷琳娜簽發了禁止開設私人印刷廠的敕令，設立了嚴格的審查制度；她死之後，敕令便開始正式得到執行。 逮捕拉季舍夫，之後又逮捕諾維科夫，焚毀雅科夫·科尼亞日寧(1742—1792)的一部作品（該作品描述的是共和主義者諾夫哥羅德的瓦基姆和君主留里克鬥爭的場景），還指控了加甫里爾·傑爾查文，說他假借翻譯《詩篇》第81篇大衛向上帝的陳詞，而寫了「雅各賓派的詩歌」：「站起來吧，上帝啊，來審判大地，因你君臨萬國」，女皇採取這麼多措施都是因為對法國發生的事情感到恐懼。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雖然葉卡捷琳娜的恐懼還有其他原因。 1786年，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發生之前，女皇下令關閉莫斯科的共濟會各支部。1913年，帕維爾·米留科夫寫道：「我們這時代，共濟會似乎已是遙遠陌生的事情，有些好奇和可笑。」20世紀末，關於共濟會的觀點在俄國流布甚廣，說共濟會是個秘密組織，源起就是要將革命，也就是共產主義引入俄國，要讓國家打敗仗。這話反映了對「共濟會會員」(francs-maçons)的看法：這個法語詞成了俄語裡的farmason，出版於19世紀下半葉的達爾的《理性詞典》將farmason定義為「自由思想者，不信上帝者」。在騙子的語彙中，farmason就是指專業騙子，把假珠寶當真珠寶來賣。 「從1774至1775年起，各階層、各官階、各行各業的代表，直到商人和手藝人，都在加入共濟會。那時候，俄國的導師不再是外國人了：俄國人伊·葉拉金就占據了這個突出的位置。」 19世紀第一個二十五年，俄國的共濟會致力於製造政治問題。葉卡捷琳娜時期，共濟會是「唯一的道德哲學學校」，這是一種倫理教育的形式。尼古拉·諾維科夫在解釋是什麼使他「進入共濟會社團」的時候說：「我發現自己就站在伏爾泰哲學和宗教的十字路口，我找不著『支撐點，找不著墊腳石，好讓我在那上面讓靈魂平靜下來』。」諾維科夫很好地解釋了開明的俄國人會採取什麼樣的選擇，他們在宗教里找不到對自己那些問題的回答，也不接受葉卡捷琳娜所推崇的「伏爾泰哲學」的答案。 俄國共濟會的一大特點就是，它和基督教很相似。在接受德意志共濟會會員的問詢時，莫斯科的「兄弟」斷然回答，希臘—俄國教會的儀式和共濟會的儀式實在太相似，所以不用懷疑兩者有著同樣的源頭。當葉卡捷琳娜要求莫斯科都主教普拉東評論諾維科夫的信條時，她得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答覆。都主教很熟悉諾維科夫印刷的書籍，並未從中發現削弱宗教情感或敗壞風俗的內容。俄國「兄弟」認為共濟會就是一種由理性之光點亮的信仰。法國哲學家認為人可通過理性的立法得以重生，他們則對此提出了「道德重生」。俄國共濟會會員的鬥爭並不是為了實施改革，而是給人分配了了解自己、自我完善、宣揚愛人類的任務，因為四海之內皆兄弟嘛。帕維爾·米留科夫認為葉卡捷琳娜時期的共濟會就是「那個時代的托爾斯泰主義」。 共同的事業抹去了共濟會無數「體系」信徒之間的差異。「18世紀末，共濟會的三大支柱——諾維科夫、施瓦茨和尼·特魯別茨柯伊——有各種『細微的』不同之處，這無礙於他們共同來完成事業。」不過，還是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分歧：彼得堡和莫斯科共濟會會員的觀點並不總是若合符節。新都傾向於西方，舊都傾向於莫斯科傳統。19世紀的「西方論者」和「斯拉夫派」之間的第一次思想觀念大辯論（20世紀再次重現）就在於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共濟會會員之間的歧異。1779年，彼得堡共濟會會員諾維科夫前往莫斯科共濟會，他在那兒見到了伊萬·（約翰）·施瓦茨(1751—1784)，他是德意志人，來俄教授語言，並從1780年起被任命為莫斯科大學哲學教授。 在推廣共濟會的文明理念，用德意志影響力取代法國影響力的過程中，施瓦茨的作用相當之大。莫斯科共濟會圈內最受歡迎的法國思想家是路易—克勞德·德·聖馬丁，他是伏爾泰的勁敵。他的著作《論謬誤和真理》被美國一位歷史學家稱為「反製法國啟蒙思想的神秘主義反攻派聖經」，出版於1775年，很快就被翻譯成了俄語，在共濟會領導層圈內得到了廣泛傳播。顯然正是因為有他，才造出了「馬丁主義者」這個詞，而葉卡捷琳娜就是用這個詞來污衊諾維科夫和他的那些朋友的。 葉卡捷琳娜堅信自己，相信如椽之筆的力量，於是著手和共濟會戰鬥，她於1780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無名氏揭露反荒謬社團的秘密》，嘲笑共濟會會員。小冊子匿名出版，但誰都認為那就是女皇寫的。諷刺是葉卡捷琳娜選擇的第一種武器。她在《雜貨》中就說起過，笑是一種可以對觀點產生影響的工具。共濟會會員就這樣就成了被諷刺的對象，「饒舌，幼稚，虛偽，拿儀式說事」。1786年1月、2月、7月，宮廷劇院演出了葉卡捷琳娜寫的三部喜劇，嘲諷1779年造訪彼得堡的馬爾基什基（其實就是馬丁主義者）和騙子卡廖斯特羅。喜劇作者在給格林的信中說：「必須給這些頭腦過分清醒的人撓撓癢，他們都開始翹鼻子了。」 喜劇寫完之後，共濟會會員開始感到害怕了。1784年，有人在巴伐利亞發現了「光照派」秘密社團，他們想用自然神論取代基督教，用共和製取代君主制。「光照派」並非共濟會，雖然從後者那兒借用了某些儀式。但葉卡捷琳娜和所有不加入秘密社團的人一樣，對共濟會、「馬丁主義者」、玫瑰十字會、「光照派」完全不加區分。作為伏爾泰的弟子，她既理解不了，也不願去理解共濟會的神秘主義，她覺得那是在侮辱哲學和常識。 女皇從「通過笑」來進行批評過渡到了鎮壓。在有關葉卡捷琳娜的大部頭傳記中，伊莎貝爾·德·馬達里亞加並不認同俄國和蘇聯歷史學家的傳統觀點，對後者而言，反動派女皇從諾維科夫剛當出版商和政論家那時候起就已經在迫害他了，時間是1769年。這位英國歷史學家認為，諾維科夫和當局最初的衝突和其共濟會或改革的行為沒關係，而是隨便對待著作權的態度。1784年，他被指控出版了兩本教學用書，另一個出版商擁有該書的版權。伊莎貝爾·德·馬達里亞加有理由說葉卡捷琳娜所夢想的規則化國家還在形成之中。尼古拉·諾維科夫想要靠出版教學用書和宗教書籍來掙錢，可後者被至聖治理會議壟斷了。但葉卡捷琳娜對諾維科夫的行為早已不滿，所以一有機會就逮住了他。 不滿的理由也確實不少。1787年，葉卡捷琳娜正在攻占的新俄羅斯得意揚揚地巡迴考察，該國中部地區突然爆發饑荒。諾維科夫的共濟會圈子於是就向私人募集資金，來幫助饑民。共濟會會員的行為在女皇的眼裡顯得越來越可疑，她開始覺得這些人是想要革命。至少她是這麼說的，警察後來發現共濟會和皇位繼承人保羅·彼得羅維奇之間有關聯。逮捕諾維科夫之後，調查法官收到卷宗，負責查清兩者的關係究竟是什麼性質。但還是缺乏證據。不過，他們還真找到了建築師瓦西里·巴熱諾夫的一封信，巴熱諾夫應葉卡捷琳娜的要求，在莫斯科郊外建造了俄國版的凡爾賽宮（察里津公園），他預感到克里姆林宮會出現劇烈的變化。建築師本人就是共濟會會員，便給皇儲寄去了諾維科夫出版的宗教書籍，照預審法官所說，他的目的是「建立聯繫」。 18世紀80年代末，敵視葉卡捷琳娜的人都戴上了共濟會的面具。和土耳其的第二次戰爭伊始，普魯士和瑞典就去了敵手的陣營，而這兩個國家的君主都和共濟會有關係，俄國的共濟會和他們的普魯士即瑞典「兄弟」都有通信往來。在俄國，共濟會會員像是一股反對力量，女皇無法掌控之。諾維科夫及其共謀者遭到指控，說他們「組織秘密大會」，私下通敵，「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柏林宮廷對我們這兒虎視眈眈之時」，還秘密圖謀為教派招募大公，還有其他無數罪行。我們知道，尼古拉·諾維科夫被判了死刑，但葉卡捷琳娜在1792年8月1日的敕令中開了恩，讓他在什利謝利堡要塞坐十五年的牢。至於他的同黨，如尼古拉·特魯別茨柯伊親王、退役旅長伊萬·洛普欣和伊萬·屠格涅夫，都被流放至各自的村子，遠離都城。 葉卡捷琳娜的秘書在私人筆記中記錄了兩名農夫之間的對話，一個是特魯別茨柯伊親王的農奴，一個是屬於皇家的農民，對話是這樣的：「他們為什麼要流放你們家老爺？」第二個問。「據說他想要再找一個上帝。」特魯別茨柯伊的農奴回道。「那他確實是犯了罪，」對話者下了結論，「有比俄國的上帝更好的上帝嗎？」 女皇特別在意的計劃有好多，從中可以看出她並不想把皇位傳給合法繼承人保羅大公，而是後者的長子亞歷山大，也是葉卡捷琳娜最喜歡的孫子。因此，她著手重新定義了繼位法。1792年8月，女皇對自己的心腹格林說，時年十五歲的亞歷山大要和時年十三歲的巴登公主路易斯—瑪麗—奧古斯塔成婚：「我的亞歷山大結婚後，我會舉辦盛典，極其隆重地為他加冕。」 帝國的性質改變了：「第三羅馬」的神學觀成了政治觀，甚至是地緣政治觀。瓜分波蘭時期俄國從波蘭手中獲取省份，標誌著在俄國的領導下將斯拉夫人聯合起來的計劃邁出了第一步。瓦西里·彼得洛夫在一首名為《奪取華沙。1795年3月20日》的頌歌中，稱葉卡捷琳娜是「偉大的凱旋者」，即便怒火中燒，也仍然是「最最溫柔的母親」，被派來「看護世界，使之永遠保持完整」。 詩人歌頌蘇沃洛夫奪取華沙的戰功。將軍言簡意賅，向女皇發去了一條簡潔的信息宣告勝利：「烏拉！華沙是我們的了！」而他收到了更為簡潔的祝賀信息：「烏拉，元帥！」土耳其戰爭的這位無上榮耀的英雄因奪取波蘭首都而獲得了俄軍最高的榮譽。列夫·恩格爾哈特上校參與攻打布拉格和華沙郊區的戰役，他在晚年說：「可以想像得出戰鬥有多恐怖，戰鬥一旦結束，你就不得不見證這一切。打到維斯圖拉河畔的時候，每走一步都能看到各個軍階的死者，河岸上都是一堆堆死者和傷者的殘肢斷骸：士兵，城裡的居民，猶太人，僧侶，女人，孩子。見到此情此景，內心感到寒冷，哪怕看一眼，都會感受到莫大的羞恥。」1943年，蘇聯歷史學家葉·塔爾列認為必須奪取布拉格，要打出「蘇沃洛夫那樣的勝利，那是最為艱難，也是最為輝煌的歷史事件」。 波蘭爆發了塔德烏什·柯斯丘什科領導的起義，卻遭到殘酷鎮壓，王國剩餘的部分最終遭到瓜分，勝利者由此得到了數不勝數的補償。葉卡捷琳娜為了突出這起事件的重要性，向軍功卓著的人共分發了十二萬農奴。得到最多的是普拉東·祖博夫，一萬三千名，元帥蘇沃洛夫和魯緬采夫每人得到七千名，其他人更少。 邊界向西擴張，就得在歐亞空間獲取鄰國的土地。我們知道，「希臘計劃」的始作俑者就是格里高利·波將金，看得更遠、堅持不懈的瓦西里·彼得洛夫在歌頌波將金的頌歌中讚頌了女皇「母親般的情感」：「摩爾達維亞人，亞美尼亞人，印度人，希臘人，還有黑皮膚的衣索比亞人，都是世界各地同一片天空下的人，萬民皆將葉卡捷琳娜視為母親，都得到了她的恩賜。」 照詩人的說法，在將「葉卡捷琳娜視為母親」的各族名單中，「印度人」受到了特別關注。1795年，普拉東·祖博夫呈遞了一份文件，名為「政策評論概覽」，歷史學家們認為那就是「印度計劃」。「評論」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政治性的，重畫了世界地圖，通往瑞典、普魯士、奧地利、丹麥和土耳其的通路消失不見了。俄羅斯帝國在那兒有六個都城：彼得堡、莫斯科、阿斯特拉罕、維也納、君士坦丁堡和柏林。都城各有宮廷。但只有一個帝國最高管理機構。「評論」的第二部分是軍事性的，預測兩萬大軍會向波斯遠征，由普拉東最年幼的弟弟瓦列里安·祖博夫指揮。之後，俄軍將會占領阿納托利亞，截斷君士坦丁堡和亞洲的通路。這時，蘇沃洛夫越過巴爾幹地區，在伊斯坦堡城門前和祖博夫的軍隊會合，葉卡捷琳娜將親自率領艦隊在那兒與之會合。 普拉東·祖博夫想要獲得至少同波將金等量齊觀的軍功，由他發起的這個「印度計劃」經常被視為異想天開。我們很難想像葉卡捷琳娜最後的這個寵臣既無絲毫的軍事觀念，也沒有特別的政治才能，卻能寫出「評論」。我們覺得那是外交官、政治家的作品。從葉卡捷琳娜時代那些詩人的夢想來看，「印度計劃」根本就不存在。他闡發的其實是「希臘計劃」。1782年，傑爾查文在他最著名的頌歌、獻給女皇的《費麗察》中寫道：「何處能看到你那閃閃發光的皇位？巴格達，士麥那，喀什米爾？」一個世紀之後，後來想成為政治思想家的傑出的詩人費奧多爾·秋切夫又拾起了普拉東·祖博夫和傑爾查文的夢想：「……七個內海和七條大河……從尼羅河到涅瓦河，從易北河到中國，從伏爾加河到幼發拉底河，從恆河到多瑙河……這就是俄羅斯王國……」 詩人的奇思異想催生出了政治計劃，而後者又催生出了政客們的夢想。赫拉波維茨基指出，1792年4月，葉卡捷琳娜親自改定遺囑，詳細說明落葬何處，身著何服（頭戴金冠）。她最後寫道：我的計劃是將希臘帝國的皇位交給君士坦丁堡。1796年4月，伯爵瓦列里安·祖博夫將軍收到命令，「親率大軍，跨越波斯邊境」，藉口是已經下台的穆爾塔扎·庫利汗請求他們這麼做的。穆爾塔扎來到彼得堡，懇求女皇出兵援助，攻打篡奪汗位的阿迦·穆罕默德。女皇認為，若不採取軍事措施，「就不可能讓波斯從掠奪者的手中掙脫出來，讓局勢恢復平靜，也無法開展貿易，使住在那兒的臣民免受羞辱……」但還有另一個動機：必須捍衛受俄國保護的喬治亞沙皇國。葉卡捷琳娜向祖博夫軍中的總參謀長本尼格森將軍透露了真正的理由：想要在裏海南部沿岸地帶建立商業基地，「目的是將部分面向倫敦的印度貿易轉至彼得堡」。 「希臘計劃」仍然縈繞在20世紀俄國外交官的心頭。我們知道，若想實現這項計劃，第一階段就要把克里米亞和庫班地區交到俄國手上，著手對新俄羅斯集中進行殖民。葉卡捷琳娜之死中斷了祖博夫將軍的波斯戰事。俄軍開始回國，但仍抓緊時間將巴庫和傑爾賓特併入帝國，這兩個重要的基地可以用來深入高加索地區以遠的地方。 15 馬耳他騎士團團長 令人景仰的王子，鐵面無情的專制君主。 ——亞歷山大·蘇沃洛夫 俄國居民認為這位君主好似危險的流星，分分秒秒地計算著，不耐煩地等待著最後一顆流星遠逝。 ——尼古拉·卡拉姆津 葉卡捷琳娜二世突然死於1796年11月6日，享年六十六歲半。由於沒找到任何剝奪合法繼承人保羅大公皇位的正式指示，所以11月7日就擬定了聲明，宣稱女皇駕崩，皇帝保羅一世登基。一個月前，新皇帝慶祝了他的四十二歲生日。 保羅一世的出身並不確定。不過，有一點似乎大家都是接受的：皇帝彼得三世不可能是他的父親。葉卡捷琳娜在回憶錄中說，女皇伊麗莎白對彼得還沒有後嗣感到很生氣，便不客氣地向女大公說：「……我建議您在謝爾蓋·薩爾蒂科夫和列夫·納雷什金當中選。如果我沒弄錯的話，您已經選了後者。對此，我要大聲說：不行，當然不行。於是，她對我說：好吧，如果不行，另一個肯定沒問題。」葉卡捷琳娜想必知道自己孩子的父親是誰。可是，懷疑仍然存在。一開始，保羅既不像薩爾蒂科夫，也不像納雷什金，兩人都是美男子；而他是個塌鼻子，塌到讓人觸目驚心的地步，但倒可以說和彼得三世挺相配，是他的繼承人。當時的人覺得是薩爾蒂科夫的叔叔，後者也是個塌鼻子，但這說法並沒什麼說服力。有人說保羅一世一登上皇位，便把母親的情人叫過來，問他：「你是我父親嗎？」薩爾蒂科夫回答得頗為侷促：「你母親身邊的人實在太多……」還有傳言說葉卡捷琳娜的頭生子出生即夭折，結果用一個芬蘭人替換了這個孩子。這倒是可以解釋未來皇帝的長相。 不過，保羅堅信自己就是彼得三世的兒子，很難接受自己七歲的時候皇帝驟然被殺一事。孩子一出生，伊麗莎白就把他帶在身邊，讓保羅和自己的母親分了開來，而孩子的母親既不關心孩子，也不愛他。如果保羅一世不存在的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會把他給編造出來。 1760年，保羅還不到六歲的時候，女皇給他安排了一名Oberhofmeister，也就是首席教師。我們知道，從1763年起，尼基塔·帕寧就開始負責俄國外交事務，達近二十年之久。1773年，葉卡捷琳娜不再讓帕寧伯爵擔任皇儲的教師，「不讓他對自己的學生施加政治影響力」。受過良好教育的尼基塔·帕寧為大公設計了大量課程，包括歷史、地理、數學、俄語、德語、法語，還有一點拉丁語。當過保羅教師的還有那個時代最開明的人謝苗·波羅申，他給自己學生的童年時代寫過很有名的回憶錄，其他當過皇子老師的還有物理學家弗朗茨·埃皮努斯院士，修道院院長、後成為都主教的普拉東。保羅讀了很多書：有俄國詩歌，如蘇馬羅科夫、羅蒙諾索夫、傑爾查文，還閱讀西方作家的作品，如拉辛、高乃依、莫里哀、伏爾泰、塞萬提斯；後者的作品是1769年第一次翻譯成俄語的，保羅顯然讀的是法語版的《堂吉訶德》。 保羅一世的同時代傳記作者是這麼概括波羅申的觀察的：「保羅十一歲了，但他的生活習慣和思想很明顯都受到了規劃……他今後生活中出現的狀況此時已顯露端倪；後來，這樣的狀況就愈來愈明顯。他虛榮心特彆強。而且易受影響。會莫名發怒。怨氣卻又很快熄滅。生性多疑。信任告密者。會歇斯底里。頭腦敏銳，卻無法專注。做事匆匆忙忙。無法和任何人建立親密關係。想要有講知心話的人、信得過的人。酷愛戰爭遊戲……對自己擔任國家領導人的使命很清楚。渴求關注和愛……渴望成為馬耳他騎士團的一員。對秘密行事的共濟會很感興趣。夢想和曾祖父彼得一世一比高下。」 1772年9月，葉卡捷琳娜決定給時年十八歲的皇儲娶妻。德國各公國有取之不盡的未婚妻資源：達姆施塔特有三個公主，符騰堡三個，科堡三個，巴登兩個，等等。女皇給保羅選了黑森—達姆施塔特的威廉明妮，後者改宗東正教之後，就改名為娜塔莉婭·阿列克謝耶芙娜。保羅很愛自己的妻子，但1776年妻子去世了。之後，他得知女大公和她最要好的朋友拉祖莫夫斯基伯爵欺騙了他。葉卡捷琳娜將仰慕他妻子的那些情人的信拿給兒子看。她這麼做是想安慰他，減輕他的痛苦。當時沒有舉辦任何喪事，保羅也沒參加葬禮。五個月後，女皇又給皇儲挑了新妻子，符騰堡的索菲·多蘿西婭公主，後改名為瑪利亞·費奧多蘿芙娜。 現在就等著登上皇位了。保羅和妻子以謝韋爾內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名義遊歷了歐洲：奧地利、義大利、法國。在巴黎的時候，他受到了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托瓦內特的接見。皇儲所到之處，都給人留下了極好的印象，雖然有人發現他時常心懷憂鬱。保羅在維也納停留的時候，莫扎特也正好在那兒，莫扎特在寫給父親的信中講了一則軼事：「為了歡迎一位外國貴客，他們想上演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但扮演該角色的演員卻說當著俄國哈姆雷特的面演這齣戲不太合適。約瑟夫二世為此還給了演員五十杜卡特。」 保羅專程來柏林認識符騰堡公主，和保羅在柏林見面的腓特烈二世寫下了自己對葉卡捷琳娜兒子的看法：「他看上去很高傲，自命不凡，性格粗暴，這樣就讓那些了解俄國的人擔心他在位時間會不長久，畢竟他治下的人民都很難對付，也很狂暴，幾位女皇都太溫和，所以這些人都被政府寵壞了，他的命運很有可能會和他那個倒霉的父親一樣。」我們無法否認普魯士國王是有一定洞察力的。 保羅在自己的莊園（石島、巴甫洛夫斯科耶、加特契納）內創建了宮廷，設立了一支小分隊，由護衛他的士兵與軍官組成。頗受保羅信任的費奧多爾·羅斯托普欽在寫給俄國駐倫敦的使節謝苗·沃龍佐夫的信中寫道：「大公在巴甫洛夫斯科耶，情緒一直都不好，滿腦子的幻想，圍著他的那些人里，哪怕最實誠的，都應該不加判決直接車輪刑處死。」 皇儲那支小分隊里的有些人「難以迴避」，其中一個是個炮兵中尉，二十三歲，叫阿列克謝·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阿拉克切耶夫來加特契納學習操作火炮，保羅很喜歡他，所以就一直讓他留在了衛戍地。同時代有個人寫道：「他行事相當嚴格，近乎暴虐……阿拉克切耶夫從外表上看，令人想起猴子穿了身軍服……他雙眼深陷，呈灰色，從整體的面相上來看，既有智慧，也不缺戾氣。」阿拉克切耶夫的許多行動都發生在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時期。他在俄國歷史上青史留名，是所謂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時期。他是保羅一世和亞歷山大一世時期的寵臣，一提他的名字，就會讓人唾棄，就連喜歡指出蘇聯語言學家錯誤的史達林都用已在該科學領域內站穩腳跟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這個詞來對他們解釋錯在哪兒。 阿拉克切耶夫在保羅的小朝廷里組織了一個普魯士風格的體系。1784年，波將金親王給俄軍換上了更為舒適的新軍裝：以後，士兵就得剃光頭，用短外套替換了長擺軍服。此時，保羅的小分隊穿的則是普魯士軍裝。這麼做並不僅僅是為了惹惱波將金。保羅以父親彼得三世為榜樣，對普魯士也充滿愛戴。就在俄國準備和這個國家發生衝突的時候，保羅給腓特烈—威廉二世寫了封信，他寫道：「這套體系讓我和普魯士國王緊密聯繫了起來，我對該體系的喜愛不會改變……不管您的目的是什麼，我都會真心誠意支持您。」 皇儲有自己的看法。他對共濟會特別感興趣，他的那些個寵臣，如他在歐洲遊歷之時陪在他身邊的亞歷山大·庫拉金親王和謝爾蓋·普列奇切耶夫，都是共濟會會員。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保羅也加入了共濟會，成為會中「兄弟」，但從無數證詞中可以看出他在共濟會會員當中很受歡迎。 保羅十二歲的時候，謝苗·波洛欣讓他閱讀《馬耳他騎士團歷史》一書。從此以後，皇儲便對耶路撒冷聖約翰騎士團產生了興趣，而且直至其死亡，這一興趣都未曾減弱。 不過，皇儲並不是只對宏偉的思想感興趣。1788年，保羅三十四歲，準備攻打土耳其人，並制訂一項與國家構造有關的計劃。這項計劃最後形成了一份宣言，清晰地體現出了開明專制主義的精髓：「全社會的目標就是所有人和每個人的福祉。如果每個人的意志無法通往共同的目標，那社會也就不可能存在。」該計劃斷言，「沒有比專制政體更優越的典範了」，因為「專制政體將法律力量和靈活應變的個體權力調和了起來」。在俄國皇儲看來，普魯士的國家體制就是和諧的典範。登基之前，保羅就公開反對擴張俄國邊界，認為必須先在俄國已有的領土上確立秩序。他尤其反對瓜分波蘭。 保羅的老師之一弗朗茨·埃皮努斯是德語學者、磁力和電力專家，他曾這樣說自己的學生：「他頭腦聰明，但這頭腦只靠一根線維繫著，其機制是什麼，我並不清楚。如果這根線即將斷裂，機器就會超速運行，而智慧和常識也會消失不見。」埃皮努斯於1798年離開了彼得堡。他還來得及看到自己昔日的學生登上皇位，認為自己在皇帝童年時期所作的觀察完全正確。 1796年11月6日至7日晚，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駕崩，近衛團宣誓效忠皇帝保羅一世，這麼多年來，他是頭一個合法登基的君主。新皇帝立刻就開始馬不停蹄地活動起來。一個親歷者發現，每時每刻都會出現睿智的變化、公正的懲罰、分明的賞罰。11月7日，尼古拉·諾維科夫被從什利謝利堡要塞內放了出來，流放在外的「馬丁派分子」也都獲准返回都城。11月9日，塔德烏什·柯斯丘什科和其他參與1794年反俄起義的波蘭人也都相繼獲釋。保羅前往拜訪了伊格納修·波托茨基親王，並對他說：「我向來反對瓜分波蘭，這個做法讓人羞恥，也不具有政治性。但事已至此。難以想像奧地利和普魯士會同意重建波蘭。我不會讓出我的那部分，讓他們變強，而我自己變弱。我也不想和他們開戰。我們的國家打仗打得太多了，得讓它喘口氣了。所以，您還是聽天由命，平靜生活下去吧。」而且為了讓良心過得去，保羅撥給柯斯丘什科和波托茨基每人一千個農奴。柯斯丘什科回答說，他要的是叮噹響的現金，於是保羅就給了他一張匯票，讓他去英國的銀行取款：一千個農奴等值於六萬盧布。11月23日，皇帝簽署敕令，釋放了拉季舍夫，取消了他在伊利姆斯克服苦役的刑罰。 對那個時代的人而言，一切都很清晰：新皇帝最初的作為主要就是想修正母親的所作所為。當然，並不僅限於釋放被葉卡捷琳娜關起來的囚犯。彼得三世還沒來得及加冕就被人殺害了。保羅下令挖出父親的屍體（只找到他的帽子、手套、高筒靴），將皇冠戴在他的頭顱上。彼得三世的棺槨在冬宮內葉卡捷琳娜的棺柩邊放了幾天時間。他頒布敕令，命令給父皇穿上俄式服裝：禁穿法式服裝。全軍都穿普魯士軍服。1769年，加特契納小分隊計有28名軍官和2399名士兵，如今則成了近衛團。阿拉克切耶夫被任命為彼得堡司令，並升任至將軍。他的使命就是確立新的秩序。 在從1796年11月7日至1801年3月11日的這1586天當中，皇帝保羅共頒布了2179份聲明、敕令、命令以及其他法規。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數字是其兩倍，但那是在三十四年的時間裡。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研究保羅一世的行為與決策的共同點時，認為保羅是「第一個反貴族的沙皇」，認為他所推崇的「秩序、紀律、平等」以及對抗不同階層的特權，乃是他的主要使命。 照保羅的說法，平等是奴隸的平等。在他的帝國中，所有社會階層都是平等的，沒有任何人享有絲毫特權。在那些俄國歷史最有名的宣言中，我們可以找到保羅一世向瑞典密使所說的話：「俄國唯一了不起的人就是我和他講話的那個人，而我現在就在和那個人講話。」 保羅確實在嚴格限制貴族的特權。對受到葉卡捷琳娜法律豁免的貴族，他特別制定了體罰。他還對貴族的自我管理進行了限制。同樣，他還阻止強化農奴制，甚至還做了一些事來弱化這個制度，而這對貴族階層而言又是一個打擊。徭役僅限於三天期限。禁止以拍賣的方式將僕人和農民（像物品一樣被）賣掉。從此以後，農民要向皇帝宣誓，這可是聞所未聞。可另一方面，保羅在登上皇位的時候，卻向寵臣分發了十萬個農奴。 保羅戴上皇冠的時候，頭腦中只有一個想法：糾正母親犯下的種種錯誤。帝國一如往常需要改革。1765年5月，後來的亞歷山大一世（也就是葉卡捷琳娜二世最喜愛的孫子）給朋友寫了一封信：「……我們在處理事務的時候一團糟；到處劫掠；領地維護得一個比一個差；不管什麼地方都看不到秩序，而帝國的目的卻是擴張邊界。」亞歷山大沒想到管理起來這麼困難，也很清楚祖母有意撇開他的父親，要將皇位傳給他，但他仍然對朋友說了自己的意圖，說他想「和這片窮山惡水一刀兩斷……」要和自己的妻子住在「萊茵河畔」，幸福地生活在朋友們的陪伴之中，研究大自然。 保羅一世並不害怕困難。他先是著手改善帝國的各種事務。只要發現有人在濫用權力，他就會毫不留情。為了知曉一切，他命人在宮中鑿出一個特製的窗口，每個人都能以皇帝之名在此投遞請願書。農民也可以投訴領主。每天清晨七點，君主就會拿起那些小條子，開始讀。用一位回憶錄作者的話來說，恐懼將對人類的愛注入了官員的心中。而且，皇帝還親自確立預算，下令在宮前燒毀相當於5316655盧布的銀行匯票，以此來提升外匯的流動性。 對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來說，保羅的行為不具政治性，更具病理性。或是因為情感，或是出於理性的驅使，或是一刻都不曾消停的恐懼，保羅一世以閃電般的速度改定種種決策；他發布自相矛盾的命令，頭腦一旦不冷靜，就會勃然大怒。1901年出版了整整一大卷逸事錄，可以讓我們對保羅一世時代的氛圍有所了解，在他的統治之下，一切都有可能發生。尤里·季尼亞諾夫在他一本名為《吉哲中尉》的故事集中講了兩則逸事，這些故事很有可能都是建立於真實事件之上的。第一則逸事講述的是一名神職人員抄寫錯了一個名字，結果拼寫錯誤的名字反倒變成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受到皇帝的注意之後，這個名字便開始飛黃騰達。當保羅要見一見這位他剛任命為將軍的軍官的時候，有人對他說吉哲將軍已經去世了。皇帝便說了這段悲傷的話：我失去了最優秀的軍官。第二則逸事講的是一名軍官錯誤地出現在了亡者名單上。當「死者」要求重新列入軍隊的在編人員名錄時，皇帝便寫了如下的一道決議：「前中尉希尼烏哈耶夫因死亡而請求劃出在編人員之列，現出於同樣理由將此請求拒絕。」 皇帝保羅一世能夠做任何事情：讓一個從未存在過的人活下去，或者將一個活人看作死人。保羅就是個暴君。俄國的專制君主始終享有巨大的權力。但後者一直都受到法律、習俗等種種力量的約束，而專制君主依靠的就是這些東西。但保羅一世沒有受到任何限制。 當代一位歷史學家在葉卡捷琳娜的兒子身上尋找「理性的種子」時，說保羅一世「所要的就是一個守成的烏托邦」；一個世紀之後，他仍然想要使用彼得一世的方式方法。保羅的同時代人尼古拉·卡拉姆津認為皇帝「想要成為伊凡四世」。19世紀的一位歷史學家則認為保羅一世的時代「充滿了恐怖」。作為君主原則的吹鼓手，卡拉姆津譴責保羅損害了專制政體這一概念：「他的所作所為讓人對濫用專制政體的人深惡痛絕。」將這位俄國皇帝和雅各賓派相比來看的話，後者由於對專制政體使用不當，從而玷污了共和政體的原則。 保羅一世的「濫用」和伊凡雷帝的殘暴無法相提並論。彼得三世的兒子反覆無常，只會影響到宮廷老爺和近衛軍官這樣一些小圈子。很少會延及普通士兵。貴族階層越來越無法忍受皇帝的雷霆怒火，畢竟他們早已習慣葉卡捷琳娜在位時期所享有的種種特權。女皇肯定不會讓這些事情發生，所以保羅一旦想模仿她，就會激起很大的不滿。我們知道，葉卡捷琳娜想要剝奪兒子的繼承權，改由自己的孫子繼位。很顯然，如果她不死，就會執行這樣的計劃，而且不會遇到任何阻力。保羅登基之後沒多久，就發布了特定的敕令，確立了繼位順序，這種做法在俄國可是聞所未聞：有點類似於同皇儲及其配偶簽訂了一份協定。但皇帝也是剛剛才注意到這樣的計劃：「同意。保羅。」他設想的是將皇位傳給年輕的符騰堡的歐根王子，後者是女沙皇瑪利亞·費奧多蘿芙娜的外甥。 保羅最不受人待見的行為引起了民眾對貴族圈的憤怒，其中就有引入普魯士軍裝和大量普魯士習俗，以及使用天主教會的祈禱手勢這樣一些做法。 教宗禁止耶穌會之後，耶穌會士就在普魯士的波蘭和俄國的波蘭找到了避難所，葉卡捷琳娜曾在那兒接待過他們。保羅作為專制君主，自認為處於宗教評議會和各個主教之上，並將教會領袖這樣的稱號據為己有，加冕時自己給自己領聖體。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馬耳他騎士團遭法國驅逐，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便和騎士團建立起了聯繫。而保羅走得更遠：1798年他戴上皇冠之後，重新啟用了騎士團導師的標誌，絲毫不擔心這樣一個事實，即耶路撒冷聖約翰騎士團是奉教宗為教會領袖的。保羅受騎士精神所驅策，來對抗法國大革命，所以他自然是支持雅各賓派與之宣戰的天主教徒。皇帝同意在彼得堡設立天主教教區。耶穌會士獲准在維爾紐斯開設神學院。加布里埃爾·格魯伯(1740—1805)帶著其他幾名耶穌會士來到俄國的時候，葉卡捷琳娜給他們提供了庇護。保羅在位時期，他就住在彼得堡，成為皇帝的心腹：只有格魯伯神父一人可以不用通報即可面見皇帝。1801年3月11日上午，他向君主提出了教會統一這一最新版的老調重彈的計劃，保羅也肯定會批准。但皇帝由於有其他的事需要操心，故而推遲了和這位耶穌會士的見面。次日晚，保羅一世就被刺殺了。 保羅的兒子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時期，對天主教的迷戀仍然活躍於宮中。但暴君、「反貴族沙皇」所反對、所拒絕的東西，年輕的自由派君主卻可以做到。 16 新邊界 俄國，以其所處的位置，取之不竭的力量，必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強國。 ——費奧多爾·羅斯托普欽致保羅一世 葉卡捷琳娜二世給自己的兒子留下了一個幾乎大一統的俄國，其中包括了俄國長久以來聲稱屬於自己的土地，也收復了歷史上的疆域。而且，從「希臘計劃」和「印度計劃」都可以看出俄國並不決意止步於此。 因此，保羅一世仍然需要證明隨著國際局勢所致的變化，俄國還擁有新的可能性。1992年，俄羅斯一位歷史學家寫道：「18世紀的成功導致俄國的外交政策轉向了新的邊界。俄羅斯帝國擁有了新的視野，讓它可以在中歐強化自己的影響力，鞏固近東地區，並且繼續向亞洲擴張。」這位歷史學家觀察到，俄國屬於那類想要奪取歐洲霸權的國家。 1800年10月1日，俄國外交事務負責人羅斯托普欽伯爵向保羅一世提交了一份闡明新政策的計劃書。開篇就是這樣的斷言：「俄國，以其所處的位置，取之不竭的力量，必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強國。」費奧多爾·羅斯托普欽描繪了一幅歐洲的局勢圖：「普魯士會疼愛我們」，也就是說普魯士會奉承俄國，希望得到後者的支持，「奧地利會匍匐於我們腳下」（剛在馬倫哥敗於拿破崙），「英國也需要和平」。羅斯托普欽伯爵隨後又作了這樣的評定：「波拿巴採用一切手段想要尋求我們的恩惠。」保羅在這句話的邊上寫道：「他能得到。」 俄國外交事務負責人以這幅草圖為基礎，建議「和法國、普魯士、奧地利結盟，確立武裝中立政策，來對抗英國，瓜分土耳其，為俄國奪取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亞、摩爾達維亞、羅馬尼亞，把波士尼亞、塞爾維亞、瓦拉幾亞讓給奧地利，形成一個受盟軍庇護的希臘共和國，但隨後的目的還是要將希臘人置於俄國的掌控之下」。皇帝又在邊上批註道：「也可以用計奪取。」羅斯托普欽伯爵大度地給出了結論，他說對於普魯士，可以讓它得到漢諾威、明斯特、帕德博恩，而法國可以得到埃及。保羅一世給出了積極的回饋：「我批准你的計劃，希望你將之付諸實施。上帝會同意我們這麼做的。」 保羅還可以活六個月，他所同意的外交計劃得由他的子孫來完成了。一方面，羅斯托普欽的計劃遵循的是葉卡捷琳娜劃定的線路；另一方面，他又確定了新的任務、新的邊界。為了擺脫「自然邊界」，擴張就需要理由，需要合理化的證明。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俄國找到了……新的種族—宗教使命，可以說不經意間就踏上了征途……」 這個意料之外的發現是在和奧斯曼帝國戰爭期間獲得的。被土耳其人臣服的斯拉夫人大多都是東正教徒，所以需要將他們解放出來。俄國負責這項任務。確實，俄國人很清楚什麼是自由，也強烈地感受到了其他國家的自由也都付諸闕如。彼得時代的詩人卡里昂·伊斯托明說：「美洲渴求貪婪的自由……那兒愚行遍布，惡行充斥。」半個世紀之後，1769年，葉卡捷琳娜二世寫了一封信給「捍衛祖國和自由的科西嘉勇士，尤其是帕奧利將軍」。俄國女皇寫道：「先生們！反抗壓迫，捍衛和拯救祖國，反擊惡意入侵，為爭取自由而戰鬥，你們很久以來就已如此教導歐洲。」發給科西嘉人的這個信息出自葉卡捷琳娜本人之手，她的簽名是：「你們忠誠的朋友，北極居民。」 如有需要，獲得軍隊支持的俄國外交官在18世紀下半葉捍衛了波蘭東正教徒的權利、瑞典封建領主的自由，瑞典國王想要限制他們的權利。奧斯曼帝國的衰弱讓俄國外交界開始思考如何使斯拉夫東正教徒獲得民族解放。儘管在瓜分波蘭的時候，有一部分斯拉夫人重新受奧地利和普魯士的統治，但這並不重要。羅斯托普欽的這個計劃也做出了預測，認為斯拉夫人的土地——塞爾維亞和波士尼亞——會被讓給奧地利。解放斯拉夫人成為俄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是其主要使命之一。這樣的政策定向可以追溯到16世紀尤里·克里加尼齊的那個計劃。 不過，還存在第二個使命，全新的使命：法國革命使葉卡捷琳娜二世在靈魂深處感受到迷茫和憤怒，她時常談及要與之戰鬥，但說歸說，最多也就是向法國保王黨移民敞開俄國邊界，呼籲歐洲各君主國與共和國進行戰鬥。保羅一世則派遣軍隊和法國革命者戰鬥，出色地實施了這項任務，可以認為他是出於意識形態才這麼做的。 這兩項任務，兩個目標，也就是克柳切夫斯基所說的「種族—宗教」層面和意識形態層面（即反革命和反共和）的目標，讓俄國外交界擁有了大量可操作的空間，並在各種形勢下按需選擇盟友。 保羅一世反覆無常、性格暴虐，讓彼得堡的貴族階層又怕又恨，這樣也就為恐怖滑稽的奇聞逸事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但這並非牽掣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歷史學家們從中發現，皇帝只要稍微移動，政策就會突然轉向，但每個轉向也都有其邏輯，受帝國目標的規定。 格奧爾格·維爾納茨基認為保羅一世的外交政策是「俄國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這位贊成俄國同穆斯林國家結盟的歐亞主義歷史學家高度讚揚了「俄國在地中海東方部分發揮影響力，通過架橋通路，而不是戰爭來對付土耳其，與土耳其越走越近」。蘇聯歷史學家葉甫根尼·塔爾列則對保羅的外交政策沒有好話：一方面，皇帝贊成擴大俄國的邊界，從後世來看，這是一種進步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保羅是「捍衛君主制原則的騎士」，他確立了「歐洲的憲兵傳統」，這個傳統後在亞歷山大一世和尼古拉的沙俄時期仍將發揮很長時間的作用。不過，這位歷史學家發現了一個很聰明的解決辦法：對保羅一世迷戀君主制原則進行譴責，讚揚蘇沃洛夫元帥和烏沙科夫海軍司令的英雄主義和軍事技能，這兩個人率領俄國人中「勇猛無畏」的佼佼者，在陸路和海路都打敗了法國人。 葉卡捷琳娜時期，俄國和土耳其打了兩場艱難而漫長的戰爭。俄國人以前曾經打敗過土耳其人。因此，1798年夏，保羅提議和奧斯曼帝國結盟就讓人覺得根本摸不著頭腦。這樣做的目的是「共同對付法國的邪惡意圖」。第一次想和土耳其走近是在法國奪取馬耳他時出現的（俄國皇帝喜歡這座島）。馬耳他騎士團就移到了俄國。8月30日，保羅宣布自己就是耶路撒冷聖約翰醫院騎士團的導師，也是該島的庇護者。俄國和土耳其就這樣加入了由英國、奧地利和那不勒斯王國構成的聯盟之中。 由於對拿破崙在亞歷山大港登陸一事（1798年7月底）感到害怕，蘇丹塞利姆三世及其大臣只能同意俄國艦隊穿越博斯普魯斯海峽，封堵通路，不讓其他國家的艦隊駛入。由烏沙科夫海軍司令率領的俄土艦隊駛入了亞得里亞海。法國人被趕出了伊奧尼亞群島，在群島上成立了一個共和國，受土耳其官方保護，但實際是受俄國控制。1799年，黑山請求成為俄國的屬國。格奧爾格·維爾納茨基對此做了總結：「保羅的政策使俄國在亞得里亞海上確立了一個基地；從此以後，就能真真切切地掌控巴爾幹地區東正教徒和斯拉夫人的處境了。」這位歐亞主義歷史學家似乎沒有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和奧斯曼帝國結盟使俄國再也無法將斯拉夫人從土耳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海路上的勝仗儘管打得很漂亮，其程度卻遠遠不如蘇沃洛夫元帥的勝利。奧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請求保羅派兵援助，攻打已奪取北義大利的法國人，並堅持要求撤退的時候由蘇沃洛夫只會俄軍。1799年4月，俄國開始向義大利勝利大進軍：10日，他們攻占了布雷西亞要塞；16日，進入米蘭；5月27日，打到都靈。8月19日，蘇沃洛夫攻占特雷比亞，隨後又打贏了諾維戰役。9月30日，俄軍進入羅馬。人群熱烈歡迎了勝利者的軍隊：「元帥萬歲！莫斯科人萬歲！」羅馬人喊得聲嘶力竭，拚命拍著手。至少，指揮小分隊的巴拉金中尉在向海軍司令烏沙科夫呈交的報告中是這樣描述進入羅馬的場景的。 北義大利擺脫了法國人，但俄軍的勝利開始讓奧地利和英國很不自在。奧地利將軍和蘇沃洛夫之間出現了嚴重的不睦。俄軍派了一個軍前往瑞士。該部隊雖說名氣很大，成功穿越了阿爾卑斯山，但他們其實是被盟軍拋棄的，差點被打敗。皇帝將亞歷山大·蘇沃洛夫升任至大元帥的行列。但這位軍隊統帥並沒覺得滿意，他寫道：「我打敗了法國人，但未將之消滅，而這都是奧地利人背信棄義所致。巴黎就是我的靶子。」 進入巴黎的戰鬥以後是會打響，但要到俄國的下一任皇帝在位期間。保羅一世一如既往，又驟然改變了戰線。一方面，俄軍在義大利和地中海打了勝仗，令盟軍倍感不安，這讓他心中憤恨；另一方面，法國發生的事也刺激了他。共和八年霧月18日（1799年11月9日）發生政變，波拿巴被任命為第一執政，對保羅來說，這也就意味著革命結束了。皇帝對此表達了極大的讚許：「法國發生了變化，必須耐心等待它出現轉機，而不要耗盡……我對第一執政及其軍事才能表達敬意……他雷厲風行，我們可以和他打交道。」誰又能想到瑪格麗特·撒切爾第一次和米哈伊爾·戈巴契夫見面的時候，就援引了保羅一世的這句話，說我們能「和他打交道」。但這無疑只是個巧合罷了。 現在和法國開始接近起來。對保羅來說，頭號敵人是英國。1800年3月，英國駐彼得堡的使節韋茲沃德勳爵給倫敦寫信：「……我們必須對接下來發生的事做好準備。但有一個事實……皇帝已經完全失去了頭腦……自從登基以來，他就變得越來越瘋癲……皇帝的所作所為既無規章，亦無明確的原則可言。他的所有行為要麼是反覆無常所致，要麼就是胡思亂想……」韋茲沃德勳爵的這封急件被中途截獲，於是就命令這位英國使節離開彼得堡。 英國人從法國人手中奪取馬耳他一事使保羅和波拿巴日益親近起來。同時，皇帝的反英情緒也日益明確。10月，英國商船在俄國港口遭劫，船長和水手（1043人）悉數遭到逮捕，十人一組被關入各省和各區的城市裡。12月底，保羅收到法國第一執政寄來的信件，建議與之結盟。1801年1月2日，保羅立刻就接受了這個提議。為了表明自己新出現的親法情緒真誠無誤，皇帝將所有移民都逐出了俄國，其中就包括後來的路易十八。 保羅一世開始加速籌備和英國的戰爭，於是命令頓河軍的阿塔曼「前去占領印度」。1801年2月27日，哥薩克便出發去打仗了。據說他們將英國打得措手不及。如想打敗英國艦隊，就必須讓俄國、瑞典、丹麥和普魯士的艦隊聯合行動，這些國家均已締結盟約，共同對抗「背信棄義的阿爾比恩」。 但此時，保羅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數了。 17 弒君 俄國政府被人掐了脖子，故其專制有所緩和。 ——斯戴爾夫人 俄國的18世紀結束於1801年3月11日保羅一世被刺殺之時。當天，19世紀以合法繼承人亞歷山大一世登基這一天正式開始。王朝並沒發生危機，已故君主簽署的繼位法完美運行。 斯戴爾夫人在解釋俄國的政府體制的時候用了一個將會進入歷史的說法，她看得很準。保羅「反貴族」政策引發的不滿日益增長。尼古拉·卡拉姆津注意到一個「對觀察者來說頗為有趣的特點」：在「恐怖統治時期，俄國居民……講話都很大膽！……各首府洋溢著真誠的兄弟情誼：共同的不幸拉近了彼此的心靈，面對濫用權力時的絕望之情堵塞了個體謹慎的聲音。」亞當·恰爾托雷斯基親王幾乎是逐字逐句引用了卡拉姆津的觀察：「1797年，我在離開彼得堡之前，宮廷內的年輕人批評和譏諷保羅的種種行為、寫諷刺詩嘲諷他的做法已蔚為風氣，通常來說，他只要一有風吹草動，大家就喊得很兇。大家都會把國家機密說給任何一個人聽，甚至都會說給女人和附庸風雅的年輕人聽，可是沒人會不情不願地透露哪怕一個字，沒人會去泄密。」 照卡拉姆津的說法，保羅讓「各個首府」的整個社會階層都開始起來反對他，照恰爾托雷斯基的說法，「宮廷內的年輕人」都在反保羅。繼承人亞歷山大「一半有意，一半不由自主地成了反帕甫洛夫力量的核心人物……」圍繞在他周圍的那些「年輕朋友」的圈子中也包括恰爾托雷斯基親王、尼古拉·諾沃西爾采夫伯爵和保羅·斯特羅加諾夫伯爵，他們會討論各種計劃，目的是「賜予人民自由」，並確立憲章。 葉卡捷琳娜時期曾任秘書的內閣大臣亞歷山大·別茲博羅德科就寫了一篇名為《俄羅斯帝國的需要》的筆記。1798至1799年末，這份筆記被秘密交到了亞歷山大手裡。裡面寫到了開明專制主義的原則，以及葉卡捷琳娜所珍視的規則化專制政體的原則，只可惜保羅將之摒棄了。從筆記里可以看到，「專制政體哪怕只有一個很小的缺陷，也會導致無數省份離心離德，國家受到削弱，人民遭受數不勝數的苦難。但專制君主如果具備身為君王所需的品質，那他就必須感受到無限的權力並不是給他，讓他隨心所欲進行統治的……由於已經提出了法律，那他就必須……第一個遵守法律，聽命於法律」。 如果君主不「具備身為君王所需的品質」，也絲毫沒有辦法剝奪其權力。只有一個例外。格利高里（葉卡捷琳娜的情夫，切什梅的英雄）的弟弟阿列克謝·奧爾洛夫在和宮中權勢熏天的娜塔莉婭·扎格里亞日斯卡婭談話時，驚訝地發現竟然「有人支持這樣一個惡魔」。「那能怎麼辦？」扎格里亞日斯卡婭問。「總不能把他掐死吧？」「怎麼不能，夫人？」阿列克謝·奧爾洛夫雖然明顯感到害怕，但還是這麼回答了。奧爾洛夫伯爵的震驚並不是裝出來的：三十六年前，他就殺死了彼得三世。 奧爾洛夫和扎格里亞日斯卡婭之間的談話就發生在保羅一世當政的第三年。讓他下台的想法變得越來越具體。副內閣大臣和外交政策的一名負責人尼基塔·帕寧伯爵秘密制訂了一項攝政計劃，理由是皇帝精神不健全。攝政這個角色又落到了繼承人亞歷山大大公身上。帕寧列舉了兩個現實發生的相似的例子：英國的喬治三世患病期間，政府事務許多次都是委託給德迦勒親王處理的；丹麥的克里斯蒂安七世在位期間患病，從1784年起，就由後來的國王弗雷德里克六世攝政。 所有了解保羅的人都相信他是不會自行下台的。有一段時間，他們想爭得元老院的同意，來實施帕寧的計劃。馮·德·帕連伯爵回憶道：「大部分元老都是些蠢貨，既沒靈魂，又沒靈感。」因此，只剩下一個法子。馮·德·帕連(1745—1826)為人果斷，鐵石心腸，他原本是庫爾蘭人，但在俄軍長期服役，如今成了這場陰謀的組織者。 1801年的陰謀可以被視為類似於政變，參與者和親歷者對這場陰謀都已講了很多。葉卡捷琳娜奪權是臨時起意的政變，偶然成功。後來的女皇親自參與，再加上彼得三世荒誕乖謬的行為，終於使整個行動獲得了成功。亞歷山大一世奪權則是由帕連精心策劃和設想的。在這兩個例子裡，執行者都是近衛軍。在這兩個例子裡，繼位者都已準備妥當；不同之處在於，亞歷山大同意了這件事，但並未親自參與進攻皇宮。理論上，要推翻保羅會很難，因為他已在位四年時間，不像他父親只有六個月，而且和近衛軍官不同，近衛軍士兵都忠於保羅。 帕連講述了1801年3月7日他和保羅之間的一場對話，令人震驚。陰謀的主導者當時是彼得堡省長，秘密警察頭子，他還取代了被皇帝遷怒的羅斯托普欽，負責外交事務和驛站管理。帕連來到皇帝面前，聽到皇帝說：「1762年您也在這兒嗎？」「沒錯，但我只是個目擊者，沒有參與政變。為什麼您要問這個？」帕連問。於是，皇帝給出了這個答覆：因為你想要重演1762年。 陰謀策劃者的冷靜異於常人，他說：「對的，陛下，我是想這麼做。我知道這事，參與了陰謀……我手裡掌握著一切。」 帕連說得頭頭是道，向皇帝解釋了為什麼沒有危險：「您父親是個外國人；您是俄國人。他恨俄國人，公開表示自己蔑視這個地方，人民這才會反對他。而您正好相反，您愛俄國人，尊重他們，重視他們……他沒加冕，您加冕了。他迫害神職人員，您尊敬他們。他讓近衛團很生氣；而近衛團對您絕對忠誠……」保羅信了。不過，他還是對彼得堡省長發出了警告：「那麼，一切都還好，但不能打瞌睡。」 帕連有計劃，有人執行（近衛軍官），亞歷山大也同意了，他向亞歷山大保證保羅不會有事的：我們只是想讓他下台。帕連握有權力，可以不讓阿拉克切耶夫（皇帝心血來潮，把他派往外省，隨後又被召回）返回彼得堡。現在就缺實施這項計劃的人。 帕連找到了列昂季·本尼格森(1745—1826)本人。列昂季是漢諾威人，在出生過的王家軍隊里擔任中尉，後來從1773年起，又在俄軍服役，1794年擔任少將，在瓦列里安·祖博夫率領的奪取波斯的軍隊中擔任參謀長，他是個職業士兵，是個傭兵，會嚴格執行任務。拿破崙在聖赫勒拿島上曾回憶起他：「本尼格森將軍會給出最後一擊：踏著屍體前進。」拿破崙之所以想起本尼格森將軍另有原因：本尼格森伯爵在弗里德蘭率領的俄軍被法國人戰敗；不過，六個月前，俄軍在本尼格森的率領下，在埃勞守住了陣地。 沒有什麼能證實拿破崙的這些話。本尼格森將軍並沒有「踏著（保羅一世的）屍體前進」。但3月11日至12日晚，確實是他引領謀反分子進入米哈伊洛夫斯基宮，之後又領著他們進入皇帝的寢殿的。 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差不多有近四十種說法。不過，所有的說法都是根據參與者，甚至是第三者的敘述寫下來的。有兩個例外：軍官康斯坦丁·波爾托拉茨基的記事本和本尼格森的回憶錄。儘管如此，皇帝保羅是怎麼遇害的仍然不確定；有好幾個版本在各說各話。我們說的是最常見的版本，就是他是被掐死的；也有說尼古拉·祖博夫（他和其弟，也就是葉卡捷琳娜的最後一個寵臣普拉東進入寢殿）力大無窮，用金鼻煙盒砸中了保羅的太陽穴。 「好幾名軍官對我說：『我們把他給結果了。』」因此，本尼格森將軍便將結果報告給了亞歷山大·朗傑龍將軍，後者是法國移民，在俄軍中服役。 照同時代人的說法，帕連將軍沒有尾隨密謀者進入寢殿；他只是在外面等待。如果保羅幸免於難，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發生的，那這位彼得堡省長就會飛奔過去幫助他們。得知保羅一世亡故之後，在參與陰謀的軍官們面前列隊的近衛軍士兵有些遲疑不決，亞歷山大絕望之餘宣布父親的死訊這些事情之後，帕連就去找了繼承人，「粗魯地抓住他的胳膊，對他說：『別這麼幼稚了！快去統治，去近衛軍那裡展現一下自己。』」 陰謀就這樣成功了。合法繼承人登上了皇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