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帝國史 · 第一章　俄羅斯帝國的誕生

莫斯科，彼得之城，君士坦丁之城， 俄羅斯治下皆聖城， 但何處是終結？何處是界限， 北方，東方，南方，還是日落之地？ ——費奧多爾·秋切夫 1 彼得為何必須出現？ 大家都意識到必須走一條新的道路……人民將會站起來，做好準備；他們在等待一個嚮導，而嚮導就來了。 ——謝爾蓋·索洛維約夫 19世紀的一位重要歷史學家就是這樣闡釋彼得一世的出現的。這個觀點並未得到所有人的認同。沒有一個俄羅斯沙皇能像彼得那樣被人大書特書，沒有一個君王能激起如此激烈的爭論。我們知道，對另一個廣為人知的沙皇伊凡雷帝的討論至今仍在繼續。但對他的分歧基本上集中於政府治理的方式和他究竟有多殘忍之上。而關於彼得的爭論則集中於目的和手段、國家發展的道路和對戰友的選擇、對俄羅斯和西方的看法。直至今日，對俄羅斯第一位皇帝及其行為的判斷仍然關聯著俄羅斯，關聯著俄羅斯的過去和未來。 書寫俄羅斯恢宏歷史的作者謝爾蓋·索洛維約夫以科學的方式分析完過去之後得出結論，即俄羅斯需要一名萬眾期待的嚮導。亞歷山大·蘇馬羅科夫(1717—1777)是彼得時代之後最知名的詩人和劇作家，他靈光乍現，寫道：「伊斯梅洛沃，俄羅斯的伯利恆，孕育了彼得。」一個世紀後，理性主義者、革命民主主義者維薩里昂·別林斯基(1811—1848)批評了俄羅斯知識界的一名影響力極大的神父，後者絲毫不曾懷疑彼得的神聖出身：「彼得大帝不僅是我們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最了不起的偉人；他就是神，讓我們得以活，他向龐大的身軀里吹入了鮮活的靈魂，卻又沉沉墜入古羅斯的昏昏欲睡之中。」 我們知道，羅斯時代確實認為莫斯科君主是擁有神性的，無論是人民，還是君主本身都這麼認為。彼得的父親阿列克謝就指責過一個敢頂撞他的廷臣：「你竟敢不聽話？連基督的話都不聽了嗎？」但認為彼得擁有神性的看法有點屬於另一個範疇：這位俄羅斯的第一位皇帝被其同時代的人，甚而被隨後一代又一代人視為活著的神，因為他親手重建了俄羅斯，從一大團雜亂無章的東西中造就出一個強大的帝國。伏爾泰說得言簡意賅：「彼得誕生，俄羅斯成形。」 對彼得的狂熱崇拜並無規則可循。謝爾蓋·索洛維約夫在紀念俄羅斯誕生兩百周年時作了十二次公開演講，詳細地說明了自己對「這位極其了不起的歷史角色，人民心靈最為完整的化身」的看法。這位歷史學家寫的俄羅斯歷史從遠古講起，共計二十九卷，他說得很中肯，沒有哪一個俄羅斯沙皇能像彼得大帝那樣難以被人民理解，又被人民憎恨。彼得在位時期充斥著無數的起義、暴動、陰謀，當然他的幾個前任的命運也都如此。但人們將他身邊那些波雅爾造成的動盪全都歸到了他的身上。彼得在位時期，沙皇本人被全體民眾視為一切災難的根源。彼得的合法性並未隨時隨地都在遭到質疑，這和我們所說的鮑里斯·戈杜諾夫與瓦西里·舒伊斯基是有區別的，畢竟他們並不是皇室出身；因此，他們並沒有被看作「真沙皇」，否則容易為「僭號者」打開大門。 彼得的行為舉止導致出現一種傳說，說他被調了包。他的行為放在沙皇身上顯得難以想像，卻也自有其符合邏輯的解釋：他不是真沙皇，別人把真正的沙皇調包調走了。這個傳說有好幾個版本：他出生的時候，或他去外國的時候被調了包；替換真沙皇的是一個德意志人，因為只有德意志人才會像彼得那樣舉止。德意志人，就是敵基督者。這個沙皇—敵基督者的傳說在舊信徒當中傳播尤廣。 彼得在俄羅斯歷史上的作用由兩方面來定義，一方面是其行為，一方面是他對兩個持續具有現實性的基本問題所作的答覆：怎麼治理俄羅斯，以及要把它帶向何方。19世紀在俄羅斯出現的，又延燒至20世紀末的大規模討論就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間的爭執，而這場討論的核心就是如何評估彼得一世的行為及其遺產。代表這兩股大思潮的人物彼此之間並非始終涇渭分明，經常會顯得很傳統。對彼得的態度可以澄清這場爭論的意義所在。康·阿克薩科夫(1817—1860)是斯拉夫派的重要思想家，他指責彼得犯了兩宗罪：打破了俄羅斯人民和權力之間向來的和諧，他的改革具有反國族的特徵。斯拉夫派將莫斯科的「國族」時代和彼得堡的「反國族」時代嚴重對立了起來。 斯拉夫派運動誕生之前的數十年，尼古拉·卡拉姆津總結了彼得所作所為的幾宗大罪，不過他並沒否認「他那強有力的手腕使俄羅斯出現了新的氣象，我們再也無法往回走」。應女大公葉卡捷琳娜（亞歷山大一世的妹妹，是她那個時代最有文化、最傑出的女性之一）的請求，寫於1811年的《新舊俄羅斯筆記》一書最終於1861年在柏林出版。1870年此書在俄羅斯出版，卻慘遭失敗：審查人員要求將已準備刊發的卡拉姆津的文章從《俄羅斯檔案》里抽走，並將其銷毀。要等到1900年，《筆記》才得以在這位歷史學家的祖國出版。從出版圖書的跡象來看，足以證明尼古拉·卡拉姆津的觀點是正確的；彼得改革的許許多多反對者後來也持這種看法，只是說得不太出色而已。 《新舊俄羅斯筆記》的作者是以這樣一個判斷來起頭的：「從米哈伊爾及其兒子在位時期開始，我們的祖先就已發現借鑑外國的某些習俗能帶來無數好處，但他們還仍然認為俄羅斯篤信宗教的人才是完美世界的公民，神聖俄羅斯才是諸國之首。從中可以看出這樣的說法有點錯亂；但這是對祖國何等的愛，何等樣的道德力量啊！」這位歷史學家繼續寫道：經過了一個世紀的「外國人的薰陶」，原本將歐洲人視為異教徒的俄羅斯人開始將他們視為兄弟。卡拉姆津又問：究竟是背教者還是兄弟在束縛俄羅斯？他的結論是：「我們已經成為世界公民，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並沒有成為俄羅斯公民。而這是彼得的錯。」接下來，卡拉姆津下了判決：「這位性格急躁的君主充滿了熱騰騰的想像力，他發現了歐洲，想要在俄羅斯實行荷蘭那一套。」 亞歷山大·普希金在其詩歌《波爾塔瓦》中提到了這位主人公，說他是常勝軍的統帥（「他長相俊美，猶如神聖的驚雷」），在《青銅騎士》一詩中，還謳歌了北方都城彼得堡（「彼得之作」，通往歐洲的窗戶），普希金從引領改革的沙皇身上看到了他所作所為的兩個面向。普希金在未完成的《彼得一世的歷史》中，著重指出彼得大帝的敕令與其日常教誨之間的矛盾：「前者是寬廣的心靈傑出的碩果，充盈著仁慈和智慧；後者時常顯得殘忍，異想天開，出現鞭刑的字眼。」詩人支持沙皇的目標，卻譴責其方法。從這個觀點來看，他和卡拉姆津一樣，也無法忘卻「彼得堡建於死亡和淚水之上」。 不過，索洛維約夫的弟子，俄羅斯最傑出、最有才能的歷史學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對彼得的改革沒有像他老師那樣狂熱。他覺得那些改革講究的是實用，所以受到了限制：「彼得大帝完成的改革並不是要重建政治、社會、道德秩序，而只是想用西歐的知識和物質武裝俄羅斯國和人民……」人民的反抗使得彼得只能尋求殘暴的手段，所以予人一種是在革命的印象。事實上，克柳切夫斯基認為，彼得的作品「更像是撼動，而非顛覆。」這位歷史學家特別指責彼得的一點是，在他的國家裡，除了「權力和法律之外，便不存在驅動力、自由的個性，還有公民」。 圍繞彼得一世及其成就的科學和意識形態上的爭論一直延續到了1917年的革命，那一天，國家遭受了新的撼動，舉棋不定，被迫轉向過去，來更好地勾勒現在。彼得的時代成了一個參考系，使人得以理解（設法去理解）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本質和意義。幾乎與此同時，兩位作家轉向了彼得：1918年，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寫了《彼得的一天》，1919年，鮑里斯·皮利尼亞克寫了《科涅波·彼得指揮官陛下》。托爾斯泰的小說描述了帝國首都修建時的一天：「沙皇的城市建在土地邊緣的沼澤帶，而日耳曼人的土地很近。誰要住那種地方？這又是哪門子的折磨，讓成千上萬的人流血流汗，成批死去——人民沒聽他的……但除了聽話，嚴禁思想和感受。因此，在他那片遍布沼澤的荒漠中，憑其一己之意願，彼得夯實了國家，重建了國土。」殘忍暴虐，君主的專制權力……可是對這位作家來說，這個冷酷無情的事業有一個意義：「沙皇的斧子鑿穿了人民的骨頭和血肉！在那呼嘯的寒風中，溫和平靜的莊稼漢們都還不知道自己究竟為何要獻出生命的時候就凋亡了！從上到下，都是那樣昏昏欲睡！因為窗戶終於是捅開了，一股清風湧入平靜的閨房。那風將睡眼惺忪的布爾喬亞攆出了暖烘烘的屋子，俄羅斯民眾開始騷動起來，潛入縮回的國境，想要參與共同的事業，國家的事業。」彼得建造了一個強大的國家，故而，他的所作所為以及為此所作的辯白意義就在於此。 鮑里斯·皮利尼亞克的觀點截然不同。他筆下的彼得冷酷無情，破壞力驚人，彼得這幅肖像在俄羅斯文學和歷史文獻中可以說是無與倫比。只有將彼得堡的建造者視為敵基督者化身的舊信徒談到他的時候才會用這樣的字眼。「這人只有行動的時候才會感到快樂。這人擁有驚人的才能。這人不正常，整天醉醺醺，得了梅毒，神經衰弱，時而憂鬱，時而狂怒，精神上危機重重，後來還親手殺了自己的兒子。不懂節制、不懂自控的君主就是個暴君。這人沒有絲毫的責任感，蔑視一切，直至生命終了，都沒能領會歷史的邏輯和人民的生命力。就是個狂人、膽小鬼。充滿恐懼的童年，充滿了對舊的憎恨，盲目接受新，和蜂擁而入的外國人生活在一起，被快錢的誘惑所吸引；這人在兵營里受的教育，將荷蘭水手的道德當作理想。這人直至死亡都還是個孩子，喜歡玩高高在上的遊戲，他終其一生都在打仗，坐船，檢閱，開會，頓悟，去歐洲……」 鮑里斯·皮利尼亞克不厭其煩地列舉了俄羅斯第一個皇帝的缺陷和罪行。讓作家得意揚揚的是，自己終於勇猛果斷地深入到了沙皇充斥著意識和無意識的迷宮之中。但皮利尼亞克揭穿彼得還有一個迫切的需要，就是要讓十月革命呈現為真正的俄羅斯現象，亦即反彼得的現象。 皮利尼亞克在小說《荒年》(1922)中是這麼說的：「自彼得以來，歐洲就凌駕在了俄羅斯之上，而在騰躍而起的馬蹄之下則是我們的人民，他們的生活和一千年前沒什麼兩樣……革命讓俄羅斯和歐洲對立了起來……從革命第一天起，俄羅斯，還有它的習俗、城市就都回到了17世紀……」作家堅信布爾什維克革命是人民起義，將彼得及其繼承者的東西掃蕩一空，這樣才能將俄羅斯帶入反彼得的好時代。皮利尼亞克還相信這個前景是有可能發生的，因為「古羅斯充滿了智慧，它來自久遠的過去，連同它的生活方式、壯士歌、史詩和修道院，似乎都折返回了隱藏蟄伏兩個世紀之久的自身……」 鮑里斯·皮利尼亞克並不理解布爾什維克爭辯的本質（但他很快就發現對己不利），最主要的是，他沒能領會十月革命領袖們的特點和目標。那些讓人愛的就是彼得大帝。列寧在講起自己對這位皇帝的看法時，說得又清楚又簡潔：「……彼得加快腳步讓野蠻的羅斯接納了西方模式，不惜採取最野蠻的方式來擊敗野蠻。」布爾什維克黨的創建者一再重複說，目的決定手段；認為有必要「接納西方模式」，這樣才能喚醒俄羅斯，所以他是贊同彼得的所作所為的。 史達林對崇尚改革的沙皇看法的演變正好和他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看法相符合。1931年，在和德國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交談時，史達林向對談者承認：「彼得大帝為國家的發展，將西方文化引入俄羅斯方面做得很多」，但他還說：「當然，彼得大帝也為地主階級和新興的商人階級的上升做了很多……他為確立和強化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國家做了很多。」 幾年後，史達林對「民族國家」大唱讚歌。他對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寄予厚望，於是後者便做出了回應，寫了一部名為《彼得一世》的小說，為強國的締造者大唱讚歌。30年代末，根據這部小說拍了部同名電影。但在40年代後半段，史達林更傾向於伊凡雷帝，因為他發現彼得政策上存在一個嚴重的缺陷。在同謝爾蓋·愛森斯坦和在《伊凡雷帝》中扮演沙皇一角的尼古拉·切爾卡索夫交談時，史達林說：「彼得一世也是個偉大的君主，但他把門……打得太開了，讓外國人在國內發揮影響……」史達林在其生命末期，絲毫沒有指責彼得的方法不對，而是批評他的目標錯了，那個目標就是：「接納西方模式」。 之後，俄羅斯第一位皇帝被歷史學家視為偉大的君主，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的締造者，但有時也會採取極其暴虐的方式。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彼得一世的形象再次具有強烈的現實性。改革者在俄羅斯歷史上發現了好幾個典範，其中就包括彼得大帝。再說，亞歷山大·赫爾岑不也說了「彼得和習俗教會我們要大踏步地向前走，要一步就從一月懷胎跳到九月」嗎，所以怎麼可能對這位沙皇無動於衷呢？對赫爾岑而言，這位俄羅斯皇帝是個革命者，和法國革命的領袖們一樣。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從一月懷胎跳到九月」。 「縱身一躍」的想法頗為誘人，到1993年底，自由派和民主派陣營獲准參加立法會選舉，為此還在彼得堡豎起了彼得大帝的雕像（彼得大帝騎著俄羅斯駿馬騰躍而起），上面還有三個詞：「自由、繁榮、法制。」該陣營因此也就取名為「俄羅斯選擇」。 彼得反覆具有現實相關性這一點，使得對他的成就和個人的評估變得愈加迫切，這一點超過了俄羅斯的其他君主。彼得的神話——國家的偉大締造者或敵基督者，俄羅斯傑出的進步主義君主或「被調包的沙皇」——充斥著歷史學家、政客、意識形態思想家的觀點。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在俄羅斯歷史上，沒有哪個人能占據彼得的位置。正如20世紀末的事件所證實的那樣，他的神話也許要比這位喜歡當木匠的沙皇現實中的行為更重要。 2 成長歲月 我還是學生，需要受教。 ——彼得為自己的印璽挑選的銘文 儘管對彼得時代以及他的所作所為和他的個性中無數的謎團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但晦暗不明之處和分歧依舊存在。不過，外國人和俄羅斯人所寫的文獻和回憶文字非常豐富。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並不像謝爾蓋·索洛維約夫那樣認為彼得的改革具有革命的性質，他寫道：「這是一場革命，但不是而言目的和結果，而是就其進程和它對當時人的精神和神經所造成的影響而言的革命。」精神和神經事實上正在經受嚴峻的考驗，從克柳切夫斯基這話之後幾十年人們的親身經歷來看，並不僅僅當時的人是這樣。包括彼得的後人在內，所有人都經受了衝擊，而這衝擊也影響了對彼得堡締造者的看法。 從那個時代大多數人的作品來看，他們對彼得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期並無異議。開場一般都會講他十歲時發生的天翻地覆的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對他終身造成的影響：1682年，沙皇費奧多爾死後爆發的射擊軍叛亂。彼得和他的兄長伊凡經宣布成為沙皇，他協助殺害了波雅爾馬特維耶夫以及他母親娜塔莉婭·納雷什金娜皇后的幾個兄弟。這些童年時期的印象可以解釋他為何會如此殘暴無情，十六年後，彼得就是這樣殘暴地鎮壓了射擊軍的又一次暴動的。 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第二任妻子的父母未經審判即遭處決，這樣就在克里姆林宮為索菲婭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瑪利亞·米洛斯拉夫斯卡婭騰出了位置，索菲婭是阿列克謝的第三個女兒。對彼得而言，七年的攝政期也是他的成熟期。他還是王儲的時候就已學會了讀寫字母、音節，可以閱讀《詩篇》、福音書，還會書法。後來，遵照莫斯科古老的規矩，他進入了更高的階段，被委託給了基輔的博學修士，由後者來教他語法、演講術、修辭術、辯證術，以及波蘭語。彼得的長兄和姐妹都接受了這樣的教育。但這位未來的皇帝並沒有機會獲取經院哲學方面的知識。索菲婭對他的教育並不上心，皇后娜塔莉婭對基輔的學者及其莫斯科的弟子頗為忌憚，因為這些人受到了攝政的庇護。 只有舉辦需要沙皇彼得在場的官方典禮時，娜塔莉婭和她的兒子才會去克里姆林宮，平時他們基本上都住在莫斯科周圍的兩個村子，即普列奧布拉任斯科耶村和科洛緬斯科耶村。所以，彼得對傳統教育不以為然：用某位研究者的說法，他的文體「實在可怕」，沒什麼語法和正字法的概念。對他覺得有用的知識，他就不是這種態度了，而是消化得又快又紮實。 彼得頗為任性，只做自己喜歡的事。他對兩個領域很有激情：戰爭和技術。兩者彼此相關。他會和「士兵」玩戰爭遊戲，「就是為了找樂子」，但這樣的遊戲後來也變得越來越嚴肅。真的火炮很快就取代了木頭玩具炮。他看著這些真正的火器，內心激發了對細木工、木工、車工這些職業的興趣。從皇家的消費記錄來看，宮中的賬冊記錄了一系列年輕的沙皇訂購的物品：首先是玩具士兵，其次是真實的武器，最後是「細木工工作檯」「全套鍛鐵用具」，等等。1686年，彼得十四歲，從賬冊上可見有一大批建築材料運往普列奧布拉任斯科耶村：事實上，彼得希望在村子附近建造「好玩的城市」，這座堡壘後來被取名為普萊斯堡。 堡壘的建造、火炮的出現使這個孩子對平面圖、度量法和算數都有所熟悉。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在位時期，宮廷對專家有不小的需求，所以從那時候起，皇室就會找德意志人去幫忙。荷蘭人弗朗茨·提莫曼向彼得講解了等高儀的用法，還教他「數學、堡壘建造術，讓他了解了車工和煙火行業」。這樣的教育所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沙皇會在數學運算時使用拉丁語：不說slojenié，而是說additsia（加法），不說vytchitanié，而是說soubstraktsia（減法）。在亞歷山大·蘇馬羅科夫所謂的「俄羅斯的伯利恆」伊斯梅洛沃村，童年彼得在阿列克謝沙皇以前的用品中發現了一艘外國船。提莫曼告訴他這是一艘英國小艇，可以掛帆行駛，迎風逆風都行。他們還找到了另一個荷蘭人克里斯蒂安·布蘭特（彼得稱之為卡爾斯滕·布蘭特），讓他來修小船，教沙皇駕駛船舶。從那時起，大海和航行就成了彼得的終生愛好。他的父親阿列克謝就曾覺得有必要建立一支艦隊。第一艘軍艦已在阿斯特拉罕建成，名為「老鷹號」。但哥薩克和拉辛一把火將船燒了，沙皇也就放棄了這個念頭。他的兒子終生都在打仗，就是想讓俄羅斯用艦隊征服大海。 年輕的彼得會駕著修復好的小艇航行在亞烏扎河上，只是在那兒駕船多有不便，因為亞烏扎河太窄了。不過，在陡峭的河岸對面就是德意志人區。它距普列奧布拉任斯科耶村兩俄里，從水路走更近。彼得很快就將目光從亞烏扎河轉到了佩列亞斯拉夫爾湖（就在三一修道院邊上）上，那兒不僅能航行，還能造船。 隨著彼得年齒漸長，他玩的遊戲也越來越正經。原本是「為了找樂子的軍隊」，現在則設立了兩個團：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和謝苗諾夫斯基團，這兩個團將會成為新式常規軍的核心力量。外國人幫年輕的沙皇組建了軍事力量，讓他發現了一個新世界，所以他對外國人的喜歡便越來越明顯。他少年時期自由自在，沒受到傳統的束縛和父母的監督，這樣就讓他對限制完全不放在眼裡，哪怕一丁點想法沒得到滿足，都會讓他無法忍受。 帕·米留科夫寫道，他這輩子，母親就正兒八經地管過他一次，就是讓他娶葉芙多基婭·洛普欣娜為妻。皇后很著急：兒子已經十六歲零八個月大了。葉芙多基婭出身卑微，但很樂天，沒把彼得放在心上：納雷什金家族不想讓他和大家族聯姻，怕他和自己搞競爭。未婚妻隨身帶入宮中的至少有三十個窮親戚，都是洛普欣納家族的。索菲婭的心腹圈對此很不滿，這點也影響到了娜塔莉婭和彼得。這不是攝政和沙皇之間唯一一次劍拔弩張：彼得已經長大了，結了婚，所以攝政也就對自己的皇冠越來越上心；他們自然會成為敵對關係。雙方陣營的支持者想盡一切辦法讓他們之間的關係變糟。索菲婭擔心被她叫作「普列奧布拉任斯科耶村的二流子」的彼得對自己發起攻擊，於是讓射擊軍保護自己；而彼得也很忌憚射擊軍會來打他。 1689年8月7日至8日晚，有人通知在普列奧布拉任斯科耶村的彼得，說有一隊士兵正朝他的皇宮進發，要來「消滅他」。歷史學家並不知道這一天是否真的存在這樣的危險，也不知道是誰把沙皇敵人的動向傳到了普列奧布拉任斯科耶村。他們只知道彼得得知迫在眉睫的危險之後，只穿了件襯衫，就馬上趁著夜色逃至三一修道院，把他的母親和懷孕的妻子丟下不管了。後來，彼得並沒有展現出任何的懦弱；每逢危險，他總會表現得很英勇。他之所以逃跑，有可能是因為回憶起兒時的射擊軍叛亂，他曾目睹屠殺的慘況。當時的人注意到，從那天晚上起，彼得就患上了神經抽搐，導致臉部肌肉扭曲。他自己則將這個弱點歸結於自己對射擊軍的恐懼。他後來在回憶的時候說：「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經都在顫抖，一想到這一點，我就無法入睡。」 彼得在三一修道院附近安頓好之後，便讓家人和忠誠於他的部隊趕來，並要求索菲婭下台。攝政所依靠的波雅爾和射擊軍很快就表示不支持索菲婭。漸漸地，莫斯科就歸附到了沙皇身邊：牧首、波雅爾、常規軍和大部分射擊軍。彼得覺得能成事，便向德意志人區發送消息，命令所有將軍、上校和外國軍官前來三一修道院，而且要騎馬且全副武裝。最先做出歸附彼得決定的人是蘇格蘭人派屈克·戈登將軍，克里米亞戰爭時期，他就是俄羅斯軍隊的指揮官。整個德意志人區全都跟隨著他。戈登將軍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前來三一修道院一事至關重要；之後，所有人都開始公開宣稱支持年輕的沙皇。」 在那之前，彼得經常會去外國工匠那裡；那些了解歐洲、發現莫斯科的生活與之截然不同的軍人都會去三一修道院那裡見他。有些人長期跟隨在彼得左右。派屈克·戈登就是其中之一，還有最受歡迎的外國人日內瓦人弗蘭茨·勒弗爾，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代他就來莫斯科了；後來他在軍中服役，有所成就，不過和其他上校軍官並無很大不同。直到死前，勒弗爾都是彼得的心腹；他將歐洲的情況講給沙皇聽，教他飲酒、尋歡作樂。皇后娜塔莉婭的（也是沙皇的）親戚鮑里斯·庫拉金親王對彼得時代留下了熱情洋溢的描述。他的許多話都進入了歷史文獻之中，只是並沒有人知道作者是誰。庫拉金認為弗蘭茨·勒弗爾是「法國酒色之徒」，但他又說勒弗爾不像許多外國人那樣傲慢，還說他受到沙皇的寵信，但沒傷害過任何人。 眼見自己勝利在望，彼得便要求把攝政的親信，射擊軍統帥費奧多爾·沙克洛維特，以及普遍認為的陰謀對抗沙皇的組織者交出來。索菲婭不敢不從，只能將沙克洛維特及其軍中同夥交了出來，這些人受到嚴刑拷打後被處死。瓦西里·戈利岑遭到流放，索菲婭則被關入了女修道院。 1689年9月6日，彼得給自己的哥哥伊凡寫了一封信，向他解釋了剔除索菲婭的必要性，說自己會「像尊重父親那樣」尊重自己的哥哥，並要他將管理國家事務的重擔卸下來。就這樣，伊凡也被剔除掉了；直到他於1696年去世為止，他都在名義上履行沙皇的職責。 9月12日，以彼得之名為莫斯科國所有中樞機構都指定了新的負責人。沙皇的傳記作者寫道：「我們可以把9月12日看作彼得真正開始君臨天下的日子。」十歲被選為沙皇的彼得在十七歲（零四個月）登上皇位的時候仍然是孤家寡人，但他還沒有開始統治。他對權力不感興趣。於是就由皇太后娜塔莉婭來管理國家，但正如鮑里斯·庫拉金所說，娜塔莉婭「沒有管理能力，頭腦也不聰明」，管理權都被她家人握在了手裡。庫拉金親王還說：「皇太后娜塔莉婭·基里洛夫娜攝政時期混亂不堪，人民很不滿意。那時候，法官不秉公斷案，貪腐嚴重，對國家的偷盜延續至今，而且愈演愈烈。這傷口很難癒合。」 新政府的特點之一就是公然敵視外國人，這是對索菲婭宮廷的西方主義做出的反應。牧首約阿希姆在和「外國幫」的鬥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遺訓（牧首死於1690年3月17日）中堅持認為：「我們不應和不虔誠的拉丁人、路德派、加爾文派、韃靼人來往……」那個時代採取的措施使莫斯科和西方的關係變得更為複雜化（強化檢查信件的措施，限制外國人進入俄羅斯的人數）；1689年，半波蘭血統半德意志血統的奎里努斯·庫爾曼於那年4月來到莫斯科，想使莫斯科國成為《聖經·啟示錄》中的第五國，屆時基督重臨，將會建立千禧王國，但他後來被送上了紅場的火刑堆。莫斯科宣布庫爾曼為異端，將他連同他的弟子一起被活活燒死，他的著作也被悉數焚毀。 與此同時，彼得開始時常大搖大擺地前往德意志人區，他在那兒不僅交到了朋友，還產生了戀情。1691年，他迷上了德意志工匠的女兒安娜·蒙斯。他們的戀情持續了十年之久。派屈克·戈登1690年的時候五十五歲，成了他在軍事技藝上的師傅，而時年三十七歲的「酒色之徒」弗蘭茨·勒弗爾則教彼得勇往直前地追尋巴庫斯和維納斯的享樂之道。那個時代還出現了一個想法，就是要設立一個「酒徒和滑稽大公會議」，由沙皇的親信參加。「大公會議」模仿教會儀軌，目的就在於胡吃海喝，荒淫宴樂。會議由彼得以前的老師（教其讀寫）的尼基塔·佐托夫來主持，為此還賜予了他「滑稽牧首」或「親王—教宗」的稱號。費奧多爾·羅莫達諾夫斯基親王被起了個「親王—愷撒」的名號，彼得則是修士大司祭。伊凡雷帝曾親自創立由特轄軍團構成的獨立「教會」，為恐怖時期的受害者祈禱。相較之下，彼得的模仿與之沒什麼區別，只是更無害：就是想找個狂喝濫飲的場合罷了。 還有一些心理上的原因促使彼得直到生命終期仍在玩「大公會議」這個遊戲，以此來嘲諷教會的儀式。尼康的改革將會急遽改變教會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而這些褻瀆神靈的戲仿就這樣長久地為尼康的改革做好了準備。彼得少年時期對在亞烏扎河上航行的激情促使他創建了艦隊，而軍事遊戲也導致他組建了新的軍隊。 彼得並沒有發明任何新的東西：我們知道，他父親喜歡排場，喜歡設宴，把波雅爾和神職人員灌得頭昏腦漲，而他也對艦隊感興趣。不過，父親和兒子之間的區別並不僅僅是氣質的問題。彼得所有天生的特質，他的愛好，他的激情，他的情感，他的欲望，自他和德意志人區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民眾相遇起，從質上看就出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走向。1690年，他從克里姆林宮到德意志人區所跨出的那一步標誌著他和昔日的傳統開始決裂，他把牆給推倒了。謝爾蓋·索洛維約夫寫道：「彼得從宮中逃到街上，不想像前任那樣返回禁錮人的宮廷。」這位歷史學家解釋道，對彼得的祖父、父親和哥哥來說，「宮殿難以抵達，神聖的輝煌和恐怖，和古時候俄羅斯女人的閨房沒什麼兩樣：都是為了保衛習俗的純潔性……阿列克謝最小的兒子擁有熱烈的性格，從宮中逃到了街上，可是我們都知道17世紀末俄羅斯的馬路有多髒」。一到了街上，年輕的沙皇便去了德意志人區，此時他已走在了通往歐洲的半道上。 娛樂活動完全占據了年輕君主的心靈，或許他也不想去管理國家，因為別人在這方面從不徵求他的意見。牧首約阿希姆死後，彼得建議普斯科夫都主教馬克爾為其繼任者，但皇太后娜塔莉婭及其隨行的神職人員都想讓喀山都主教阿德里安繼任。七年後，沙皇向外國人提到了這件事：「莫斯科最後一任牧首死的時候，想任命一個遊歷甚廣，會講拉丁語、義大利語和法語的博學之士繼承其衣缽；但俄羅斯人強烈懇求沙皇別這麼做，他們的理由如下：首先是因為他懂蠻子的語言，其次因為他的鬍鬚不夠長，與牧首的尊嚴不符，最後因為他時常坐馬車出行，不騎馬，這違背了習俗。」 被排除在國家事務之外的彼得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感興趣的事務上去了，首先就是艦隊。他去了阿爾漢格爾斯克兩次，都是去看海，那兒是俄羅斯唯一的海港；他下令建造了兩艘艦船。他還組織軍事演習，讓他那些「搞笑團」參與軍演。沙皇的傳記作者指出，他「學巴庫斯的樣，天馬行空，肆無忌憚」。 1694年1月，皇太后娜塔莉婭薨，死時四十五歲不到。沙皇第二次開始行沙皇之責。一開始，他就發起了戰爭。伏爾泰根據從彼得堡收到的文件寫了彼得的歷史，他就指出，沙皇選擇在土耳其、瑞典，和中國之間發動軍事行動。理論上，這麼說沒錯。但中國還太遠，瑞典太強大；那就只剩下了土耳其及其附庸克里米亞汗。歷史學家對他1695年和強大的奧斯曼帝國進行戰爭的決定有不同的說法。誠然，兩國確實有賬要算，關係也在變壞，尤其在韃靼人對小羅斯進行了殘酷的劫掠之後關係更是急轉直下；但莫斯科還存在一個想要抵達黑海的想法，而這個想法正是16世紀以來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誘因。我們要記得，偽德米特里是在和韃靼人打仗前夕被殺死的。從小羅斯再次歸附以來，對黑海的需求就變得尤為迫切。彼得的父親在位時，哥薩克奪取了亞速，但我們知道，莫斯科意識到哥薩克無力保住這個港口，於是提出了要求，哥薩克只能將亞速讓出。攝政索菲婭有兩次試圖奪取克里米亞，但都沒有成功。 卡爾·馬克思在其著名的《18世紀的秘密外交》中寫道：「俄羅斯需要水。這些詞是他［彼得］生命的格言。」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反駁馬克思（在蘇聯歷史學家看來，他的話將會使帝國締造者的征服政策變得合理）。不過，這第一場目標直指黑海的戰事只不過剛開了個頭，好戲還在後頭。 彼得發動的克里米亞戰爭像是瓦西里·戈利岑遠征的翻版。真正的目標是亞速，它堵住了從頓河前往黑海的大門。我們知道，瓦西里·戈利岑失敗的一大主因是大草原太乾旱，而要奪取半島就得穿過這片乾旱的大草原。彼得的計劃顯然是由派屈克·戈登制訂的，他準備向克里米亞迂迴前進，並從水路運送部分軍隊和物資，這一點極富創意。按舊時傳統組建起來的這支龐大的軍隊共有十二萬人，由波雅爾鮑里斯·舍列梅捷夫指揮，軍隊將與哥薩克聯合行動，攻打第聶伯河上的土耳其堡壘。而由波雅爾阿爾塔蒙·戈洛文、派屈克·戈登和弗蘭茨·勒弗爾率領的新軍則前往亞速，向這座堡壘發動進攻，堡壘的土耳其守軍有八千人。 彼得自己也在「新軍」，位列「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擲彈手」之列，尤其是負責炮兵這一塊。前線的指揮層是一大敗筆，因為指揮官根本就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士兵和軍官都沒做好準備，守軍拚死抵抗，亞速的防守無懈可擊，所有這一切都促成了俄軍的失敗。圍攻三個月，三次進攻被擊潰，人員傷亡慘重，於是只能決定放棄。撤退時穿過大草原，受到韃靼人的糾纏騷擾，又平添了眾多受難者。傷亡要比戈利岑發動的那些戰事的傷亡更多。 彼得沙皇初嘗敗績，由此顯露出他的一個主要的性格特徵：戰敗反而讓他勁頭更足，於是他調動所有軍力再次開戰，一定要打贏。謝爾蓋·索洛維約夫寫道：「失敗讓偉人現了形：彼得從來不會覺得氣餒，他會愈挫愈勇，幹勁十足，抹去戰敗的恥辱，確保下一次戰爭能夠打贏。」 他著手開始進行第二次嘗試。他決定不但要從陸路，也要從水路向亞速發起進攻。因此，艦船就變得至關重要，於是他就在沃羅涅日的造船廠造船。米哈伊爾沙皇在位時期，就生產了平底小船；該地區的森林腹地有大量櫟樹、椴樹、松樹，這些都是絕佳的造船材料。彼得下令按照從荷蘭帶回的模型來建造雙桅戰船。第一艘雙桅戰船取名「開端號」，沙皇本人親自任船長，而且艦船的建造他都親自全程跟進。除了雙桅戰船和運輸船之外，他還命令建造炮艦：「使徒彼得號」。沃羅涅日造船廠的工人多達兩萬六千人。農民由於是被強迫拉去造船的，所以出工慢，還會逃走。於是，造船的任務交給了外國工匠。 1696年春，亞速再次遭到圍攻，這次是陸路和水路都遭到堵截。7月，堡壘投降。俄羅斯軍隊很久以來都沒嘗過勝利的滋味，所以這次勝利更是意義非凡。打敗蘇丹增加了莫斯科在西方眼裡的地位，畢竟西方也在不遺餘力地和奧斯曼帝國打仗。莫斯科取得了一場令人難以置信的勝利。一座宏偉的拱形雕塑豎立了起來，高至少十米，其上鐫刻了莫斯科人絕對理解不了的象徵和銘文：這個做法其實是受到了羅馬皇帝打勝仗的啟發。到處都刻了月桂皇冠，銘文是在慶祝赫拉克勒斯和瑪爾斯的豐功偉績；還將愷撒那句著名的話譯成了俄語：「我來，我見，我征服。」他們慶祝的到底是誰呢？對於這一點，觀者無不感到困惑。民眾看見載著統帥波雅爾謝延、海軍統帥勒弗爾的戰車魚貫而入；後面，彼得沙皇步行出場，他穿的是黑色的德意志服裝，那是船長的制服。莫斯科哪曾見過這樣的場面，更是想像不出來。 但是，彼得覺得這場勝利還不夠；他覺得必須鞏固勝利，得讓自己更進一步。他邀請波雅爾杜馬「縱馬馳騁，抓住機會」，想辦法實現這個計劃：組建艦隊，進擊黑海，以期繼續和土耳其人開戰。但建造艦隊還缺錢，缺少技術人才。於是，他就設立了極重的特別稅：莫斯科國的所有居民都要參與艦隊的建設。他還組建「商行」，類似於像地主的集合體，有宗教人士，也有世俗人士，迫使這些人負責建造艦船；商人也必須造船。專家、造船工人、木匠都是從外國招來的。沙皇迫使工人入駐，向亞速調動了三千名射擊軍及其家眷，著手在沃羅涅日建造港口。 帕維爾·米留科夫對彼得改革時期的俄羅斯經濟狀況很感興趣，他的觀察是：「『商行』建造的船隻並不可用，最先組建的艦隊耗費了當時近九十萬盧布（國庫每年收入大約是一百五十萬盧布的稅收），卻毫無實戰用途。」軍事戰爭無休無止，因為彼得準備和「異教徒」戰鬥，狂熱的造船運動、沉重的稅負、沙皇周邊數目極其龐大的外國人，這些都激起了越來越嚴重的不滿情緒。 謝爾蓋·普拉東諾夫在彼得的傳記中寫道：「［……］後來的觀察者對他在這個時期的行為的看法是，他還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而是一個年輕的烏托邦主義者和異想天開的人，將強烈的個性和聰明的頭腦獨特地結合了起來，但從政治上看卻極其天真幼稚。」這位歷史學家認為，自己就是那位「後來的觀察者」。他在改革者沙皇的兩百周年忌辰那天對沙皇的生平大張撻伐。但他同時又慶祝了十月革命的八周年紀念日。與此同時(1926)，大作家安德烈·普拉東諾夫寫了一則歷史故事《聖主船閘》，講述按照彼得的計劃建造頓河至奧卡河運河一事；這只不過是宏大計劃的部分項目而已：用運河將俄羅斯的河流連接起來，以此在波羅的海、黑海和裏海之間建設「完整的河道網」。歷史學家和作家發現了彼得的計劃的特點：強制勞工建造工事，既不顧惜有多少人犧牲，也不考慮最後的結果如何。 貶低彼得的人，無論是其同時代人，還是「後來的觀察者」，都無法否認他的前後連貫性。彼得很清楚得有自己的專業人才，於是就向國外派了六十一個年輕的貴族（其中二十三人都擁有親王的頭銜），並有士兵隨行（每人一個）。後來，到1697年3月，他自己也跟著龐大的代表團去了國外。這個使團的負責人是西伯利亞總督費奧多爾·戈洛文和海軍元帥勒弗爾。沙皇則微服私訪，更名為彼得·米哈伊洛夫上尉。彼得願意始終待在幕後，將自己的僕從推向前台，沙皇最愛玩這種遊戲，但他也真心承認其他人懂得比他多，自己還得多學習。 儘管不滿情緒越來越厲害，也日益明顯，但沙皇還是出國去了。1697年初，亞伯拉罕修士揭露，彼得雖貴為沙皇，其行為卻令人不齒。他羅列了沙皇的大量罪狀，其中就說到沙皇愛玩「遊戲」，卻荒廢朝政。修士受到了嚴刑拷打，結果供出了許多人，那些人詬病彼得，說他的治理模式「令上帝不悅」。2月，啟程後兩個星期，有人通知沙皇，射擊軍上校伊萬·齊克列爾陰謀叛變，想要殺害他。這時候，上校支持索菲婭，調查人員順藤摸瓜，想將陰謀分子和昔日的攝政牽上線。儘管嫌犯受到了嚴刑拷打，但這根藤並沒有接上。於是，沙皇下令處死了陰謀分子，把射擊軍調出了莫斯科，將都城重任交給了外國人指揮的部隊，並加強了對索菲婭的監視。 1697年3月9日，陰謀分子一被處決，彼得就動身前往外國。他不在朝的時候，管理國家的任務就交給了他的舅舅、外交大臣列夫·納雷什金，以及鮑里斯·戈利岑親王和謝苗·普洛佐洛夫斯基親王。費奧多爾·羅莫達諾夫斯基親王則負責對莫斯科進行管控。羅莫達諾夫斯基是「酒徒大公會議」的常客，擁有「親王—愷撒」的稱號，但他也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衙門大臣。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的這位參謀很快就成了秘密警察，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衙門就是秘密警察部門。我們知道，從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的時代起，就存在秘密事務衙門，該衙門職責不少，其中一項就是治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衙門後來就成了俄羅斯最早出現的政治警察。費奧多爾·羅莫達諾夫斯基是該部門的負責人，直至1717年去世為止；他兒子伊萬接替他坐上了這個位子。該衙門並不負責調查，沒這個需要，只要有檢舉告發就行了。規定是：「對告密者施以鞭刑」，我們知道這樣可以確保沒人再敢血口噴人。經過鞭刑和其他許多折磨方式（反正折磨的方式變幻無窮）之後，都能套出口供。一般情況下，判決均由費奧多爾·羅莫達諾夫斯基親自宣讀。 官方所謂的這個「大使團」共計有兩百多號人。他們都是一等使節弗蘭茨·勒弗爾、二等使節費奧多爾·戈洛文、三等使節普羅科菲·沃茲尼欽的隨行人員。戈洛文是個經驗豐富的外交官，1689年和中國簽訂了《涅爾琴斯克條約》（《尼布楚條約》），而沃茲尼欽則是杜馬的工作人員，是個專業的外交官。我們說過，隨從也包括了「彼得·米哈伊洛夫上尉」這個人。 官方的說法是，促使沙皇決定向皇帝、英國國王和丹麥國王、教宗、荷蘭、布蘭登堡選帝侯以及威尼斯派遣使團的原因屬於外交範疇：目的是為了「增強長期以來處理基督教事務所發展起來的友誼和情誼，以期削弱上主十字架的敵人土耳其蘇丹、克里米亞汗和所有異族人……」這是一個令人信服的動機：亞速的主宰者彼得希望奧斯曼帝國的其他對手都能做好準備，繼續和「上主十字架的敵人」開戰，形成一個共同的戰略。行程已依照官方計劃設定好。17世紀80年代前五年誕生的反土耳其聯盟包括了奧匈帝國、波蘭，還有威尼斯。聯盟的庇護者和擔保人是教宗英諾森十一世，他還為之取名神聖同盟。 出了俄羅斯邊境，彼得很快便相信歐洲對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之間的戰爭最上心。後來他又得知皇帝準備和蘇丹簽訂和約，但根本沒想著通知俄羅斯。沙皇並沒有特別生氣，在那時候，外交並不是他的主要興趣點。如果說彼得離開自己的國家毫不後悔，那是因為到目前為止他還沒真正地進行統治。他因好奇心驅使來到外國，想要看看、學習自己感興趣的領域內所不了解的東西。法國駐斯德哥爾摩的大使達沃伯爵跟著俄羅斯代表團遊歷歐洲，他向路易十四報告說，這趟行程「很奇怪，可以說完全不合情理」。 彼得很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出發。他從國外寄給莫斯科的大量信件的封蠟上都印了一個年輕的木匠，周圍都是武器和航海用具，其上的銘文是：「我還是學生，需要受教。」沙皇想學習，就去了能找到老師的地方。後來，在《海軍條例》的前言裡，他這樣解釋了此次行程的目標：「為了讓這個新的領域（造艦船）能永遠在俄羅斯立足，君主想要向民眾教授這項技藝，為達此目的，他派遣大量出身高貴的人士前往荷蘭和其他國家，學習建築和航海。很特別的是，君主仿佛羞於在掌握這項技藝時落後於自己的民眾，故率先前往荷蘭。」 彼得在歐洲遊歷了十六個月：使團從俄羅斯人不受歡迎的里加來到了庫爾蘭，在那兒受到了很好的招待，隨後便去了布蘭登堡，很快那兒就成了普魯士，最後來到了荷蘭和英國。彼得在後面這幾個國家待了九個月，大部分時間都在造船廠。俄羅斯使團隨後來到了帝國的首都維也納，這是前往威尼斯的中途站點。但射擊軍在莫斯科發動叛亂的消息迫使彼得中斷行程，匆匆回國。 彼得什麼都想看，也看了許多東西。儘管他主要對船舶感興趣，但也去了許多博物館、萊頓的解剖室、倫敦議會；他還見了各國君主、政治家、學者。無論在何處，他都是一樣的做派：他發現隨從中有人看見陳屍房的屍體覺得噁心，他就讓那些人用牙齒把屍體的肌肉扯開。蘇聯時代(1922)的第一批小說中有那麼一部，主人公是名契卡，他就講到暴力死亡的場景會使人墮落，並列舉了彼得一世下令隨從用牙齒撕扯屍體的做法：「這是另一碼事，這麼做絲毫不會使人墮落。這樣做是必須的，不會讓人腐化變質。」 卡拉姆津指責彼得想要「讓俄羅斯成為荷蘭」。19世紀初，這麼說有那麼點荒謬，但在16世紀末，荷蘭（那時候，俄羅斯把荷蘭叫作低地之國、三級會議之國）是歐洲強國，無論從物質層面，還是文化層面來看，國力都極為強盛，相當富足。彼得從孩提時起喜愛荷蘭（尚未親眼見過）。德意志人區的荷蘭人是他學習航海和造船術，以及許多行業領域最初的老師；他掌握的唯一一門語言就是荷蘭語。 和夢想中的國家相遇並沒有讓沙皇失望。彼得微服私訪，住在贊丹的一座小房子內，後來這兒就成了瞻仰朝聖之地。拿破崙本人也來這裡短暫走訪了一下。當後來的亞歷山大二世去那兒的時候，與之同行的詩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用蠟筆在牆上寫了這樣幾行詩句：「在這樸素的鄉間茅舍上方，天使在飛翔。歡迎你，偉大的君王：這就是你的帝國的搖籃。此地誕生了偉大的俄羅斯。」可以看出詩歌誇大其詞，沒人會認為俄羅斯帝國誕生於贊丹的小房子裡。不過，茹科夫斯基的詩行也確實反映了後來人對彼得遊歷歐洲一事所產生的印象。但在17世紀末的俄羅斯，沙皇長時期不在引人擔憂，有流言說沙皇已被人替換，敵基督者馬上就要來臨。 彼得注視著歐洲，歐洲也注視著沙皇。奧地利駐莫斯科的代表讓皇帝放心，說沙皇的遊歷並不是什麼前所未聞的事，因為11世紀，羅斯的一位君主就去了皇帝亨利四世在沃爾姆斯的宮廷。外交官指的是1075年伊孜亞斯拉夫·亞羅斯拉沃維奇大公前往西歐一事。但六百年來，歐洲還沒見過俄羅斯君主。 我們知道，從16世紀中葉起，從遊歷者的敘述中可看出，他們發現了俄羅斯這個奇異而遙遠的國度，這些遊歷者有：赫伯斯坦(1549—1556)、波塞韋諾(1568)、弗萊徹(1591)、彼特雷(1615)、奧列亞里烏斯(1656)。從1629年起，有關俄羅斯的信息刊登在17世紀的流行報紙《歐洲舞台》上，1638年，「莫斯科大公國」上了頭版，成為長盛不衰的話題。沙皇彼得抵達歐洲吸引了歐洲人對他的國家的關注；俄羅斯所呈現出來的形象在許多方面既有變化，也有確認。 彼得的傳記作者總是會引用德意志兩位公主的觀點，她們分別是漢諾威和布蘭登堡的公主，一個是母親，一個是女兒，沙皇是在長途遊歷之初與之相遇的。女兒索菲—夏洛特聲稱：「很顯然，他還沒學會怎麼用餐，不過我倒還挺欣賞他自然而然、隨心所欲的方式。」她母親索菲則認為：「如果他受了更好的教育，那他就會是個完人，因為他擁有許多品質，思想很特別。」凡是遊歷期間見過彼得的人都會留下證詞，和兩位公主的觀點相似：沙皇天分很高，聰明，活躍，但沒受過丁點兒教育；他完全不懂歐洲為人處世的方式。 那個時候的人驚訝於他的外貌和舉止、他無窮無盡的好奇心以及奇異的習俗，對此都留下了一致的看法：彼得在歐洲逗留期間，展現了他想要進步，以及從黑暗走向光明的意願。有些人，其中也包括萊布尼茨，都折服於沙皇的意志力及智慧程度，都認為他會成功。還有些人則對此持懷疑態度。威尼斯外交官盧奇尼總結了這些人的觀點：「很難說沙皇遊歷期間所作的觀察，以及他邀請許多人前去俄羅斯教授其臣民，將各行各業發展起來，是否足以將這些野蠻人轉變為文明人，並促使其行動起來。如果民眾的精神狀態和意志力與這個沙皇國廣大的面積相符的話，那莫斯科國就會成為強國。」一個半世紀後，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麥考利認為，彼得這次遊歷「不僅是他自己國家歷史上的一個時代，也是英國和世界歷史上的一個時代」。 彼得的所作所為絕對比其前任重要得多。稍微這麼動一下就猶如驚天爆炸，對那個時代所產生的衝擊波又增強了爆炸的威力，而且在「布爾什維克沙皇」死後好幾十年依舊能感受到這波爆炸的威力。 謝爾蓋·索洛維約夫寫道：「彼得始於血腥，又歸於血腥。」彼得是在處死了射擊軍上校齊克列爾之後才前往歐洲的；他返回俄羅斯的時候，射擊軍的叛亂已經失敗，他回來就是為了審判這些騷亂分子。 5月底，被從莫斯科流放出去的射擊軍決定返回都城，「劫掠德意志人區，屠殺德意志人，因為東正教正是因為這些人而受到了糟蹋，他們還要屠殺波雅爾……不能讓君主進入莫斯科，得把他殺了，因為他太信任德意志人……」官方派出了由謝因率領的政府軍去迎擊射擊軍。6月18日爆發了戰鬥。派屈克·戈登的炮兵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戰敗的射擊軍遭到逮捕。經過初步審訊之後，羅莫達諾夫斯基處死了五十六名騷亂者。彼得回復了「親王—愷撒」的來信，他對這次叛亂是這麼寫的：「閣下說伊凡·米哈伊洛維奇的種子已經發芽，為此我請您要立場堅定；若非如此，便根本不可能撲滅這場大火。」沙皇還宣布會儘快返回，但這也就意味著不能去威尼斯了。 在彼得看來，射擊軍第一次叛亂（當時沙皇年僅十歲）的組織者伊凡·米哈伊洛維奇·米洛斯拉夫斯基這個名字仍然讓他恐懼。彼得實在太害怕，所以在懲處齊克列爾的時候，還下令挖出伊凡·米洛斯拉夫斯基的屍體，處決「死者」。可是，米洛斯拉夫斯基的「種子」竟然還「發芽了」。 返回莫斯科後，彼得便決定和這些射擊軍來個徹底了斷，畢竟十二年來，這些軍人讓他的皇位始終風雨飄搖。沙皇長於行動，於是親自參與對叛亂的原因進行調查，還調查了他們和索菲婭之間的關聯，此外他還參與了對叛亂分子的拷打折磨。歷史學家對沙皇在處決叛亂分子的過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眾說紛紜。謝爾蓋·索洛維約夫相信奧地利外交官的說法，他寫道，彼得親自砍下了五名射擊軍的腦袋，還迫使羅莫達諾夫斯基、戈利岑和孟什科夫也這麼做。直到如今，關於叛亂如何遭到鎮壓的主要信息來源仍然是帝國使節約翰—格奧爾格·科布的日記，他是1698年被利奧波德一世派往莫斯科的。日記在維也納出版了拉丁文版，但俄羅斯當局很快便要求銷毀該著作，而且成功做到了這一點。不過，科布日記的俄文版是1866年至1867年出版的。使團的負責人伊格納修—克里索托夫·瓜倫蒂也寫下了自己的印象。不過，奧地利人並非刑場的直接目擊者。因此，他們都是依照俄羅斯友人的說法記錄下來的。這樣一來，有些歷史學家便否認彼得參與了屠殺行為。 顯然，彼得並不比他父親更殘忍，他父親在鎮壓自己在位期間的無數暴動時表現得極端殘暴。他也沒有比射擊軍更殘忍，1682年，射擊軍將波雅爾和外國人撕成了碎片。沙皇執意要根除射擊軍暴動的種子，這個做法給人留下了特別殘暴的印象。不管怎麼說，即便按照那個時代的習俗來看，懲處過程也是極其殘酷的：9月和10月這兩個月，被處決的人數達到了好幾千人。1699年2月，又處決了好幾百個人。1699年6月，彼得肢解了射擊軍的十六個團，剝奪了他們的武器，將之驅散至各座城市，而且規定他們不得離開。 儘管調查緊鑼密鼓，彼得還是沒有找到射擊軍叛亂和索菲婭有關的證據。但這位昔日的攝政還是被迫戴上了面紗，改名蘇珊嬤嬤。她後來就一直隱居在諾沃捷維奇修道院（新聖女修道院）內，受到層層看管，後於1704年7月3日去世。 彼得第三次開始統治。但這次的情況最好。沙皇終於緊緊攥住了所有的權力。 3 北方戰爭 沉重的物體就這樣 將玻璃碾為齏粉， 鍛造出 寶劍 ——亞歷山大·普希金 亞歷山大·普希金寫了一首講述波爾塔瓦戰役的詩，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歐洲最優秀的瑞典軍隊在此次戰役中遭到慘敗，普希金在詩中描繪了俄羅斯如何開始變成了「男人」。詩人未曾有一刻懷疑過這場勝利的創造者；他斷言說多虧了「天才彼得」，俄羅斯經受了最嚴峻的考驗，變得日益強大。彼得的德國傳記作者給講述這場戰爭的章節取名為「宿命般的戰爭」。他這麼寫自有理由。彼得要到1698年底才真真正正地成為俄羅斯沙皇，而並不僅僅擁有沙皇這個頭銜。1700年爆發了18世紀最漫長的北方戰爭，戰爭要到1721年才會結束。彼得是1725年駕崩的。因此，和瑞典的戰爭幾乎占據了他的整個掌權時期，而他的改革也是以此為基礎展開的。戰爭是所有變化的根源：它改變了國境線，使俄羅斯進入強國之列（但和其他強國時常不和諧），影響了行政管理、財政、經濟。對射擊軍最後一次叛亂進行鎮壓並取消其建制標誌著莫斯科羅斯的終結。隨著北方戰爭的爆發，帝國也就此誕生：1721年，兩國簽訂尼斯塔德條約，承認俄羅斯戰勝瑞典，於是沙皇也就獲得了皇帝的稱號。 我們知道，彼得去外國的時候抱有對土耳其人進行十字軍東征的想法，因此他希望獲得神聖同盟的支援，以此來攻占克里米亞。回國的時候，他已經制訂了攻打波羅的海的戰爭計劃。從根子上來說，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未曾發生過變化。只是因優先選項的不同而有所變化，而打擊目標卻不會改變。一旦安定下來，莫斯科國便想要控制南面和西面的海洋。向「大海」方向運動既具有防禦性質（勢不兩立的敵人從南部和西部威脅莫斯科），又具有進攻性質（可使國家持續擴張領土）。 彼得發動的亞速戰事只不過是莫斯科君主東方政策的延續，實現了偽德米特里和索菲婭攝政的夢想而已。同樣，奪取波羅的海沿岸的戰爭也是傳統政策的延續：彼得的祖父和父親兩人都曾和瑞典人打過仗。歷史學家說，促使彼得向強大的瑞典宣戰有好幾重理由。他本人也不止一次地講過自己是怎麼想到這個計劃的。 沙皇在前往西歐的途中，早期有一次在里加停留，我們知道他受到了很糟糕的接待。幾年之後，他仍然沒有忘記這件事，他覺得只有在1710年奪取這座城市才終於抹去了這段難堪的記憶。另外一個動機更重要（雖然彼得認為自己受到羞辱已足以成為一個藉口），那就是想要奪回「俄羅斯以前的土地」。蘇聯歷史學家塔爾列院士指出，「從16世紀起，俄羅斯就不得不放棄沿岸的土地」，「伊凡雷帝想要讓羅斯人奪取入海口的戰鬥並未成功，最後甚至還丟失了寶貴的領土」。 塔爾列之前一個世紀，謝爾蓋·索洛維約夫就講到了重回海洋的歷史合法性：「俄羅斯的土地就是從那兒開始的，也應該返回到那兒，這樣才能找到方法繼續讓自己存在於歷史之中。」這位19世紀的俄羅斯歷史學家為了支撐自己的觀點，便提到了瓦良格人，這些來自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人建造了基輔國。而那位蘇聯歷史學家自然會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來進行補充，他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好幾次宣稱……俄羅斯如果無法自由地掌握出海口，就沒法正常地發展」。 莫斯科的所有君主都希望擁有海港，其中許多人都為了掌握「出海口」而打過仗。彼得對海洋的渴望強於其他人，因為他對航海的熱愛是真真切切的。但奧斯曼帝國和瑞典這些強大的國家都為莫斯科設了障礙。實現海洋夢想就得和其他國家，也就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瑞典人的敵人聯合。先嘗試攻占克里米亞，再在亞速打勝仗，才有可能形成強大的反土耳其聯盟，而其核心就是哈布斯堡帝國。 彼得前往國外遊歷的行為使這位俄羅斯沙皇確信，自己的國家在和土耳其人的戰爭中並無潛在的盟友：奧地利正準備在奧斯曼最高朴特簽訂和約。同時，彼得也隱約預感到有可能可以和瑞典結盟。彼得從維也納倉促回國，在途中得知叛軍被鎮壓，於是就在波蘭的拉瓦小鎮停了下來，在那兒和號稱鐵腕的國王奧古斯特二世見了面。對於這次會晤有許多說法，都強調了兩位君主體格上的相似，他們都是巨人，力大無窮，年紀也相仿（彼得二十六歲，奧古斯特二十八歲）。他們談了些什麼呢？達成了什麼協議嗎？我們並不是很清楚，因為他們的這次相遇並無目擊者。只是有回憶說兩人喝得酩酊大醉，喝酒喝了整整三天（1698年7月31日至8月3日）。 《瑞典戰爭史》是彼得在勝利之後命人編纂的史書，書中說奧古斯特國王要求沙皇幫他攻打拒絕承認他的波蘭人，而莫斯科君主則提到了自己在里加受到的羞辱。毋庸置疑的是兩位君主惺惺相惜，覺得兩國最終會聯合起來攻打瑞典，只是「並無文字約束」。之後的事件證明了這一點。整整十八個月都在為發動戰爭而進行外交折衝。各類協議都弄好了：丹麥和波蘭簽訂協議；丹麥大使普爾·海因斯前往莫斯科，肩負簽訂俄丹協議的使命。12月，奧古斯特的信使卡爾洛韋茨將軍前往沃羅涅日面見彼得。沙皇第一次明確說出了自己的目標：俄羅斯「需要拿回被收走的波羅的海的所有港口」。 彼得的說法（「波羅的海的所有港口」）表明沙皇很清楚自己需要什麼。無論里加還是列威利都不是俄羅斯的：只有納爾瓦、英格里亞和東卡累利阿有一段時間屬於莫斯科國；這些城市就是有名的「俄羅斯舊有領土」，因為它們以前都是諾夫哥羅德的殖民地。波蘭和丹麥想要和瑞典來個總算賬，奪回丟失的領土，兩國這個想法極其強烈，所以沙皇提什麼要求，他們也都照單全收。1699年4月，俄丹條約的文本得到雙方認可。該條約雖被認為是「防禦性質的」，但一旦一方交戰，另一方必予以支持，不管是誰點的火藥筒，反正「不設任何限制」。彼得並不急於簽署這份文件，8月，條約的倡議者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五世駕崩，俄羅斯沙皇也就靜觀其變，看其繼任者弗雷德里克四世是否有結盟的意願。 10月27日，彼得接見了海因斯，直接向後者提了這個問題：丹麥國王是否願意和瑞典開戰？後來他又問了卡爾洛韋茨，後者承認奧古斯特二世已準備好參戰。11月11日，沙皇在普列奧布拉任斯科耶村簽署了進攻瑞典的協定。這份文件預見到俄羅斯在獲取波羅的海沿岸「堅實的基礎」時將會獲得支持。為了鉗制對手，奧古斯特將會進攻里加（俄羅斯軍隊會對其進行援助）。俄羅斯會在和土耳其簽訂和約之後便參與到戰爭中來，但時間不會在1700年4月之後。 對謝爾蓋·索洛維約夫而言，俄羅斯歷史上出現過兩場大規模戰爭：18世紀初的北方戰爭和19世紀初反抗拿破崙的戰爭。這位生活於19世紀的歷史學家並不知道20世紀將以另一場「大戰」，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開頭。令人震驚的是，謝爾蓋·索洛維約夫將1700年和1812年的戰爭等同視之。兩者存在重要的差異：第一場是主動進攻（是彼得發動的對瑞典的戰爭），第二場是自衛（拿破崙進攻俄羅斯）。雖然這位俄羅斯歷史學家毫不懷疑1812年戰爭是外國侵略的結果，可他也並不認為1700年的俄羅斯擁有戰爭的企圖。 謝爾蓋·索洛維約夫承認，俄羅斯國土廣袤，會使人認為該國「是靠侵占土地而來的，就和古典時期的那些龐大的國家一樣，如：波斯、馬其頓、羅馬」。但對這位歷史學家而言，這種看待事物的方式是錯誤的。謝爾蓋·索洛維約夫堅信，莫斯科國向東擴張並不是「好戰的大國侵占其他大致還算文明的大國」，而是「占據空閒的空間進行殖民以及和平勞作」。「在無垠的土地上相遇的那些民眾，或者說部族」，政治發展極其薄弱，靠劫掠為生，毫不尊重法律，時常和鄰近的部落爭鬥，於是「無奈，只能使之臣服」。 他對向西行進的行為作了略有不同的解釋。17世紀末，「西方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威脅；睿智的做法就是去面對這個威脅，就是竭盡所能不要向西方納貢、曲意逢迎……」 謝爾蓋·索洛維約夫的觀點有意思的地方並不僅僅在於其明晰性和簡潔性：東方有一片廣袤的自由空間，那兒只有稀少的「部落」；西方，存在受到奴役的危險，只能向其贈送「貢品」，就像向土耳其蘇丹納貢那樣。這些觀點值得受到關注，因為從20世紀30年代起，這也是官方關於俄羅斯歷史的觀點。 北方戰爭的真實藉口是宣稱戰爭有可能會發生，這點和盟友的想法一樣。17世紀初，統治瑞典的是那個時代最具才能的軍事統帥古斯塔夫·阿道夫，他極大地拓展了領土，削弱了鄰國，並成為該地區最強大的國家，但此時已開始顯現疲態。1697年，十五歲的卡爾十二世登上王位。他只喜歡狩獵和玩戰爭遊戲。其前任已經在和瑞典貴族鬥爭，後者不滿國王權力太大，以及稅收太重。1698年，利夫蘭的一個貴族約翰·萊茵霍爾德·帕特庫爾來到華沙，意圖在利夫蘭地區發動暴亂，使之從瑞典獨立出來，歸附於貴族的天堂波立聯邦。由於得到了奧古斯特的支持，帕特庫爾便陪同卡爾洛韋茨前往莫斯科，並成功得到彼得的支持。歷史學家對他在向瑞典發動戰爭的進程中起到何種作用眾說紛紜。有一點明確的是，他憎恨瑞典人，並制訂了吸引那些庇護者的計劃。他向奧古斯特承諾利夫蘭將歸附於他，還宣稱讓彼得攻占納爾瓦令人難以接受。與此同時，他又向彼得提出了瓜分波立聯邦的計劃，並給普魯士分上一杯羹。沙皇在此表現出了政治家的出色素質，只採納了適合自己的那些建議。帕特庫爾成了俄羅斯的外交使節，但他後來落入了卡爾十二世的手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照波蘭歷史學家約瑟夫·費爾德曼的說法：「創建一整套工具和方法，使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後來得以深入波立聯邦的核心層面，這樣的榮譽毋庸置疑屬於帕特庫爾。」帕特庫爾所承諾的利夫蘭暴動是對瑞典開戰的一個重要因素。 締結反瑞典聯盟的條件之一就是削弱波蘭。揚三世·索比耶斯基的駕崩標誌著無王時代的開啟：華沙的覬覦王位者多如牛毛。已故的國王留下了三個兒子，但在波蘭有個當國王的父親還不夠，還得看貴族的選擇。為此就需要花錢，可揚·索比耶斯基的長子雅各正好缺錢。但法國的孔代親王掌握財政，還得到了太陽王的支持。不停地和整個歐洲打仗的法國想要讓波蘭站在自己一邊，甚而阻止哈布斯堡家族讓自己人坐上華沙的王座。 薩克森選帝侯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突然成了候選者。他有錢（畢竟薩克森在德意志諸公國中最富有），有軍隊。此外，他還得到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羅斯的支持。莫斯科政府還在夢想著打敗土耳其人，希望能和波蘭結盟。 選擇法國候選者坐上波蘭王座的做法讓俄羅斯的計劃徹底破滅：路易十四是蘇丹的盟友。大多數選帝侯都支持孔代親王。但當親王慢悠悠地去那兒登基的時候（他並不急於去華沙），卻在敵視法國候選人的但澤那兒受到了長時間堵截，薩克森選帝侯便率領八千人馬來到克拉科夫城門下。1697年9月15日，他發誓棄絕新教，皈依天主教，於是就坐上了王位，號稱奧古斯特二世。聽聞這消息，喜出望外的孔代親王便返回了巴黎。 波蘭再次處於和一百多年前相同的處境之中：同時選出了兩個國王。不過，16世紀時，其中一個國王斯特凡·巴托里很快就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但奧古斯特和巴托里不同。他的綽號是「鐵腕」，因為他能輕而易舉地折斷馬蹄鐵，用銀餐盤給自己捲菸斗；有傳言說他至少有三百個私生子，可見情婦多到數不勝數。 選擇奧古斯特違背了波蘭的三個古老的傳統：已故國王的後裔被排除在了候選人名單之外；他們選了一個德意志人，但這放在以前，貴族是絕對不會允許的；獲少數支持的候選人取得了勝利。破壞傳統再次表明該國已陷入混亂。王國的衰頹促使它投入軍事冒險之中：向瑞典開戰。 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在其《普魯士腓特烈二世史》一書中提到了「倒霉蛋奧古斯特」時期的波蘭（介於奧古斯特二世和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奧古斯特·波尼亞托夫斯基之間的那段時期）：「令人想起了一大堆鱗光閃閃的腐爛物。」卡萊爾解釋道：「從此以後，波蘭就死了，至少已是瀕死。它死了也活該。我們這個世界上並沒有無政府狀態的立足之地。對民眾和報紙編輯來說，這名稱悅耳動人，充滿了吸引力，但在造物主看來，無政府狀態始終都醜陋不堪……」無論我們對這位英國歷史學家所表達的觀點持有何種看法，很顯然，無政府狀態（或者說波蘭的國家結構）正在將國家拖向毀滅。奧古斯特二世的統治正標誌了它末日的來臨。 虛弱同樣也將俄羅斯推向了戰爭。俄羅斯的行政管理體系明顯已經過時；稅收，彼得在位時期開始湧入的外國習俗，都激起了不滿情緒；國家既無現代化軍隊，也缺乏軍官團體。從國外回來後，彼得徹底廢除了射擊軍的建制，並採取激進措施革新習俗：禁止蓄鬚，禁穿莫斯科古裝。鬍鬚必須完全剃乾淨，有可能的話，就從下頦開始；長袍的長袖和長下擺都要剪短，絕不通融。剃鬍子和把服裝改短的措施推行得雷厲風行，和彼得砍射擊軍士兵腦袋時的做法有得一比。所有這一切在在表明彼得想要馬上將莫斯科國改造成荷蘭的模樣。 這些實施現代化的粗暴措施並沒有調動大家的積極性，而積極性正是發動大戰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對彼得而言，所有這些創新的措施都是為了讓民眾從麻木中清醒過來，那是為戰爭進行的磨鍊。他極少會對輿論讓步，其中一次讓步是為了解釋為何要採用新的曆法（人們已不再從「創世」起紀年，而是從基督誕生起紀年），因為這「不僅和歐洲許多基督教國家有關，也和完全與我們東方東正教會相一致的斯拉夫人民有關……」因此，新紀年的第一天就變成了1700年1月1日。除了這樣的解釋之外，1700年10月牧首阿德里安死後，彼得決定不再任命其繼任者，而是任命梁贊都主教司提反·雅沃爾斯基為「牧座守護者」。 17世紀初，神意、偶然性、君王的野心拯救了俄羅斯。那個時候，波瑞一旦結盟，對它而言就會很致命。但波蘭和瑞典卻選擇彼此開戰。18世紀初，俄羅斯和波蘭這兩個虛弱的國家聯手攻打了同樣虛弱的瑞典。其結果顛覆了東歐的格局。 北方戰爭（波蘭—丹麥—俄羅斯聯手對戰斯德哥爾摩）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18世紀初，奧斯曼最高朴特已開始衰落。17世紀下半葉，也就是1660年至1680年間，土耳其侵占了匈牙利，接近了哈布斯堡帝國的核心地區；土耳其還侵占了烏克蘭左岸，對波蘭造成了威脅，將俄羅斯置於危險的境地；它還奪取了克里特，沉重地打擊了威尼斯的氣焰。1683年，波蘭國王揚·索比耶斯基在維也納對戰土耳其人，阻止了後者的推進，在這之前，土耳其人都顯得勢不可擋。戰勝土耳其人之後誕生的神聖同盟擊退了蘇丹的軍隊，迫使後者第一次棄守被自己攻占的領土。1699年，和約簽訂；從條款來看，土耳其必須將幾乎整個匈牙利交還給奧地利，將烏克蘭左岸交還給波蘭；土耳其還將伯羅奔尼撒交還給了匈牙利；亞速則還給了俄羅斯。 奪取亞速之後，土耳其人和莫斯科簽訂了停戰協定。在與瑞典開戰之前，彼得想和奧斯曼帝國達成「永久和平」。和約的簽訂就成了俄羅斯開戰的條件。由埃梅里昂·烏科拉因采夫率領的俄羅斯代表團從亞速前往刻赤，登上了「堡壘號」戰艦，附近還有九艘新的戰船；彼得就在其中一艘戰艦上。土耳其人沒料到俄羅斯艦隊會來，於是一直都在拒絕「堡壘號」進入黑海，但後來還是同意其進入，於是俄羅斯使團便作為新的海上強國的代表抵達了伊斯坦堡。 不過，會談拖了很長時間。在和波蘭簽訂協議的時候，彼得正準備在稍晚的4月份發動軍事行動。他得知和約一事也要到8月份：亞速是俄羅斯的，但俄羅斯並沒有權利在黑海上航行，彼得要求收回這樣的權利。不過，沒有國家有這一權利。正如烏科拉因采夫在報告中所指出的：「奧斯曼最高朴特對黑海的控制，就像對年輕的處女百般呵護，不讓任何人靠近那樣。」 和土耳其的談判持續了八個月之久。在這期間，彼得想盡辦法安撫瑞典人：瑞典的外交官在莫斯科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沙皇確認俄羅斯和瑞典之間的「永久和平」已成為真真切切的現實；席爾科夫親王被派往斯德哥爾摩，讓擔心莫斯科軍隊實力增強的瑞典人放心。向他們提這樣的問題是完全有根據的。1699年11月，俄羅斯組建了二十七個團，分為三個師。兩個師準備於1700年6月投入戰鬥。 8月18日，莫斯科的教堂告知民眾，國家已和土耳其簽訂和約。從次日起，莫斯科軍隊將向納爾瓦進發。 彼得恪守傳統：從伊凡雷帝的時代起，俄羅斯人始終都是通過圍攻納爾瓦來和瑞典人開戰的。彼得的軍隊要到10月底才包圍這座要塞。其間，卡爾十二世說服丹麥人，並迫使其簽訂了和約，向對方強加了各類條款。遭奧古斯特的薩克森人圍攻的里加打贏了圍城戰，波蘭國王抱怨彼得的援助不夠，撤除了包圍。時年十八歲的卡爾十二世以震驚歐洲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讓自己的軍隊渡過黑海，向納爾瓦進軍。他率領了一支八千人的軍隊，此時要塞被兵力至少多出四倍的俄羅斯軍隊包圍著。 得知瑞典人逼近，彼得便離開眾人，將指揮權交給了法國人克呂伊公爵，後者長時期在奧地利軍中服役，後來俄羅斯人招募了四十八名軍官，他就是其中一名。彼得匆忙寫就的指示既無日期，亦無封印，照負責進攻技術領域的薩克森工程師哈拉爾特的說法，這份指示可謂「荒誕不經」。 沙皇的行為讓他的同時代人大為迷惑不解，對歷史學家而言也仍然是個謎。20世紀俄羅斯的沙皇傳記作者尼·帕夫連科寫道：「彼得的這個行為很難得到解釋。」其德國傳記作者萊茵哈德·威特拉姆也承認，研究者很難對沙皇逃走的行為給出理由。這兩位歷史學家都不認為這是因為沙皇懦弱：彼得已在好幾個場合展現了自己的英勇。尼·帕夫連科認為彼得低估了對手，相信兵力上占據絕對優勢的俄羅斯軍隊能在沒有他的情況下戰勝瑞典人。萊茵哈德·威特拉姆則認為沙皇預見到了自己會被打敗：不用等卡爾十二世過來，他就將自己已然失敗的軍隊棄之不顧，轉身去準備發起新的戰鬥。波蘭歷史學家帕維爾·亞顯尼卡駁斥了彼得傳記的波裔法籍作者卡齊米日·瓦利澤維斯基的說法，後者認為沙皇的這個做法是「史無前例的逃跑行為」；他認為沙皇決定離開納爾瓦的軍隊「拯救了俄羅斯」，還說：「我們不應對這個天才的直覺太早下判斷。」 在納爾瓦，俄羅斯軍隊全線潰敗。當時的人和歷史學家列舉了潰敗的好幾個理由，其中有：沙皇離開，將指揮權交給聽不懂士兵和軍官說話的外國人；炮兵存在缺陷；士兵缺乏經驗，被專業的瑞典軍人包圍。塔爾列院士在清單上加上了克呂伊公爵，說他「不滿足於當個沒有能力的軍事統帥，結果還是個叛徒」。對這位歷史學家來說，公爵之所以叛變，是因為最先投降的是他，結果「幾乎全體德意志軍官」都跟著他投降了。當然，這種事對軍人來說很不光彩；不過，伏爾泰在敘述納爾瓦戰役的時候，指出德意志軍官對俄羅斯士兵的畏懼甚於對瑞典人的畏懼。他們這麼做是有理由的。哈拉爾特將軍在回憶錄中說，克呂伊公爵之所以做出投降的決定，是因為他親眼看見外國軍官被俄羅斯士兵殺害。 這場戰役可以說是慘敗。俄羅斯軍隊幾乎損失了一萬二千人，有的被殺，有的當了俘虜，有的逃進了森林。但倖存下來的兩萬三千人都聚到了諾夫哥羅德，成為彼得立刻組建起來的新軍隊的核心力量。這和亞速戰役戰敗之後的情形一樣，彼得都是幹勁十足地投入到了接下來的戰鬥之中。丹麥密使海因斯向國王報告了和彼得的談話，後者在普列奧布拉任斯科耶接待了他。彼得指責丹麥人單獨簽訂了和約，他認為那就是納爾瓦戰敗的原因之一。但大使明確指出，沙皇很樂觀：「和我們受到的那個教訓相比，這點損失算不上什麼……莫斯科開始睜開眼睛，隱約看見了自己身上的弱點。」 許多年之後，彼得在名為《瑞典戰史》的「日記」中對納爾瓦戰役進行了總結。他強調自己的軍隊缺乏經驗：只有兩個近衛團參加過兩次進攻亞速的戰鬥，其他人從來就沒打過仗；此外，絕大多數軍官沒做任何準備。而且，事後他也看出了這次戰敗標誌著神在大發慈悲，因為缺乏經驗的俄羅斯如果在軍事層面和政治層面上都打了勝仗，今後反而會摔得更慘。因此，彼得認為納爾瓦戰役失敗是件好事，不是壞事，因為「必然性乃是一種法則，我們只能沒日沒夜地努力工作才行」。 卡爾十二世成了西歐的寵兒：他和三支不同的軍隊（丹麥人、薩克森人、俄羅斯人）打過仗，都取得了迅如閃電的勝利，這讓他獲得了偉大統帥的榮耀。無論是在維也納、海牙，還是其他都城，俄羅斯使節都能觀察到彼得和俄羅斯的威望一落千丈。他們寫道：「人們對我們百般嘲諷。」戈利岑親王在維也納的報告寫道：「我們的君主絕對需要來一場小勝，好讓歐洲再次歡呼他的名。」 彼得瘋狂部署的核心就是軍隊。他一心只想著軍隊，想讓國家圍繞著軍隊打轉。於是，他宣布開始再次徵兵。不到一年，兵員就翻了三番。整個炮兵（177門火炮）都駐守在納爾瓦城前。炮兵還鑄造新炮；缺乏金屬，就用教堂的鐘來湊數。1701年，又澆鑄了243門加農炮、臼炮和榴彈炮。軍隊還需要錢。1701年至1709年間，軍事開支相當於國家總開支的80%至90%。彼得在位初期，國家從民眾手上收來的歲入為近140萬盧布。1701年，軍隊的開支上漲到了230萬盧布。這樣就只能不停地設立新稅種，以期彌補主要收入來源的不足，後者就是指關稅和酒館稅；為了維持1701年新組建的騎兵，還創設了一種名為「龍騎銀」的捐稅。艦隊則課「艦船銀」。彼得在國外遊歷時隨侍左右的阿列克謝·庫爾巴托夫有了一種想法，堪稱名副其實的發明，那就是：繳訖印花稅紙。對貨幣的重新定價也帶來了可觀的收入：銀錢重鑄，失去了其真實的價值，但其票面價值仍然不變。國家還徵收釣魚稅、家庭洗浴稅、磨坊稅。彼得從國外回來後對蓄鬚的打壓也成了一筆收入來源：堅持蓄鬚的富商只能每年支付100盧布的稅，窮人和市民則需繳納60盧布，等等。對農民來說，每次進城或出城需課2戈比的稅。蓄鬚者每次繳稅之後，就會得到一個銅質證章，蓄鬚者必須隨身攜帶，每年更換。 創建一支強大的軍隊可以使俄羅斯打到波羅的海。卡爾十二世認為俄羅斯是一個已被戰勝的國家，無足掛齒，他的這個想法更是促使俄羅斯想要擁有精銳之師。因此，瑞典國王便同波立聯邦和薩克森發動了戰爭。如果是在戰時創建新軍，對彼得來說，情況就會變得更困難。瑞典君主的戰略正好給了俄羅斯所需要的喘息機會。從1700年到1708年展開的兩場合二為一的戰爭就被稱作北方戰爭。卡爾十二世將利夫蘭、庫爾蘭和芬蘭讓給了彼得，自己則專心對付奧古斯特二世。而波蘭國王發動了兩場戰爭：一場和瑞典打，另一場則是和不想與瑞典人開戰的波蘭貴族打。 在西歐，1700年是開始爭奪西班牙繼承權的年份。西班牙國王駕崩，路易十四宣布自己是王位繼承人，還說依照傳說，庇里牛斯山脈不再成為阻隔。奧地利、英國、荷蘭和布蘭登堡並不認同這種看法。於是戰爭爆發，且持續了十三年之久。對東歐來說，這場戰爭只有一個意義：歐洲各大國忙於戰事，就不會對北方戰爭感興趣了。 當彼得匆忙離開納爾瓦城前的軍隊時，他解釋了自己的態度，說有必要和波蘭國王見面。四個月後，雙方在拉齊維烏領地內的比爾吉會晤。奧古斯特想要從沙皇所處的困境中獲益，於是堅持要求沙皇把小羅斯還給他。彼得眼見部分元老院議員對波蘭國王持敵視態度，就擔心波立聯邦會學丹麥的樣，同瑞典簽訂和約。可他極其需要一個盟友。因此，彼得決定做出一些讓步，甚至建議可以再次討論基輔問題。於是，再續盟約：彼得承諾向波蘭國王派遣一萬五千到兩萬步兵，再向其提供援款；奧古斯特則批准在利夫蘭和埃斯特蘭發動軍事行動，以支援準備在英格里亞和卡累利阿開戰的俄軍。沙皇並沒覺得利夫蘭和埃斯特蘭仍舊歸屬波立聯邦有何不妥；甚至準備（有秘密條款）向國王支付兩萬盧布，以犒賞支持俄波聯盟的波蘭元老院議員。 如果卡爾十二世願意，他是能和奧古斯特締結和約的。瑞典人並不想和波蘭開戰。瑞典強大的基礎在於波羅的海諸省，尤其是利夫蘭。斯堪的納維亞產鐵，但缺小麥。肥沃的利夫蘭可以為它提供小麥。可是，那地方受到了俄羅斯的威脅，瑞典就準備和俄羅斯開戰。可瑞典國王卻另有打算。軍事史學家對卡爾十二世派遣軍隊攻打波蘭的原因眾說紛紜。有的認為這個年輕的軍事統帥相信俄羅斯最終將會被戰勝；他只要願意，就會有時間來處理這事。況且，打手下敗軍也沒什麼好誇耀的。有些人則從瑞典國王打波蘭的舉措中看出瑞典有一個宏大的戰略意圖：一旦奧古斯特戰敗，他就可確保後方的安全，之後再占領俄羅斯。但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明卡爾十二世有過此等規模的計劃。德國軍事史學家漢斯·戴布流克認為瑞典國王是一個很有能力的統帥，「他在戰鬥期間懂得如何指揮軍隊，如何鼓舞士氣和讓士兵完全信任他」。同時，他也認為瑞典國王「剛愎自用，喜歡冒險」；他甚而說國王缺乏「明確的政治取向」。戴布流克以瑞典樞密官烏克森謝納向年輕君主所提的建議為例：「和奧古斯特保持和平，把自己的軍隊借給外國，你能從中獲得極大的榮耀。」 1701年7月9日，瑞典人在德維納河沿岸碾壓了薩克森的軍隊。波立聯邦的元老院向卡爾十二世提議簽訂和約。國王同意，但有一個條件：奧古斯特二世退位。這個要求遭到斷然拒絕，卡爾便向波蘭進軍。立陶宛部分大貴族在蓋特曼卡齊米日·揚·薩皮耶哈的帶領下，投入了瑞典陣營。除了北方戰爭之外，波蘭還飽受內戰的折磨。1702年5月27日，瑞典人占領了華沙。8月7日，卡爾十二世再次打敗薩克森的軍隊，進入了克拉科夫。 對彼得而言，瑞典的勝利轉變成了外交上的巨大勝利。反對瑞典的立陶宛人擊敗了薩皮耶哈的支持者，要求沙皇的援助。立陶宛大公實際上還接受了俄羅斯的庇護。俄羅斯軍隊進入了立陶宛的領土（三個步兵團和一萬兩千名哥薩克）。沙皇同意向立陶宛提供其所需的財政援助。 彼得後來是這麼說自己的對手的：卡爾「在波蘭陷入了困境」。當瑞典國王決定把奧古斯特二世趕下王位，和波蘭人開戰的時候，彼得也在發動戰爭。俄軍在舍列梅捷夫的率領下，在利夫蘭發起了軍事行動。1701年12月29日，俄羅斯人在和瑞典人的戰事中取得了第一次勝利。舍列梅捷夫當上了元帥，並被授予聖安德烈勳章（由彼得頒授）。元帥第二次（1702年7月）打敗施利彭巴赫將軍之後，瑞典人便只能棄守利夫蘭。彼得下令劫掠該國，意圖從敵人手中將其基地和所有給養剝奪殆盡。不久之後，舍列梅捷夫向沙皇匯報：「……這片土地上已沒有東西可以劫掠了，已無一例外遭到摧毀，並被洗劫一空。」 這種戰爭方式在18世紀司空見慣，之後也是如此。1704年，當時站在法國人一邊攻打哈布斯堡王朝的薩伏伊—卡里尼昂親王歐根透露了自己的計劃：「除了摧毀巴伐利亞以及包圍著它的那些地區，使敵人再無可能從巴伐利亞或鄰近地區發動戰爭之外，我實在看不出還有其他方法。」歐根親王的軍隊和舍列梅捷夫元帥的軍隊之間有唯一一個差別，就是俄羅斯統帥使用了卡爾梅克人，後者在非常備的騎兵部隊中占了很大比重。在歷史學家，尤其是西方人看來，大草原騎兵犯下的種種暴行實在太過恐怖。 俄軍有兩條戰線，利夫蘭是其中一條。另一條是英格里亞，也叫作英格曼蘭或伊若拉，該地區就在涅瓦河和芬蘭灣沿岸地帶。彼得暫時將納爾瓦放在一邊，想要攻占涅瓦河出海口。1702年秋，俄軍占領了瑞典的諾特堡要塞，這兒以前屬於諾夫哥羅德，當時叫作奧列舍克。彼得並沒有給這座小城起之前的俄羅斯名，而是自行發明，叫作什利謝利堡。許多年後，彼得說攻占諾特堡的「那一天，我們占了上風」，還回憶說「靠這把鑰匙打開了許多城堡的大門」。 1703年5月，瑞典的尼山茨要塞失陷；要塞就坐落於奧赫塔河匯入涅瓦河之處。該地並不符合彼得的要求，於是他又找了一個地方，在涅瓦河的出海口，又造了一座港口和一座要塞。1703年5月，開始建設彼得保羅要塞，之後在要塞的護衛之下開始建城，首先名之為彼得波利斯，後名之為聖彼得堡。彼得無法預見他的這座城市輝煌的命運，它後來成為帝國的都城，開啟了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新時代，那就是：彼得堡時代。 普希金深入新都城締造者內心的思想，寫道：「他在想：我們可以從這兒威脅瑞典人。這座城市的建成將會惹怒我們傲慢的鄰居。這兒的大自然命令我們鑿出了一扇面向歐洲的窗戶。」1703年的時候，這第二個目標很可能並沒有出現在沙皇的腦海中。但第一個目標顯然是要威脅「瑞典人」，創建一個反對「傲慢鄰居」的基地。在涅瓦河出海口牢牢站穩腳跟之後，彼得便於1703年夏率軍直指納爾瓦。他奪取了科波列要塞和揚堡要塞之後，又於1704年夏攻占了德爾普特和納爾瓦。奪取納爾瓦不僅洗清了四年前所受的羞辱，也充分證明了創建一支不怕瑞典人的軍隊這一任務也完成了。最後，這麼做還能保護奪來的英格里亞和新建的聖彼得堡。 1704年8月，波蘭國王和俄羅斯沙皇的代表在納爾瓦締結了新的聯盟，確認雙方對戰瑞典，直至將其擊敗，且不得單獨與瑞典媾和。這次，這份文件並未提及俄羅斯有可能將其攻占的領土讓給波蘭這樣的承諾。奧古斯特越來越需要獲得彼得的支持；而沙皇也需要奧古斯特將瑞典引開，使其無法向俄羅斯發起軍事行動。 卡爾十二世對波蘭事務越來越感興趣。瑞典國王雖然打贏了和波蘭及薩克森的每一場戰鬥，但仍然沒有最終攻占波蘭。1704年7月，八百名波蘭貴族滿足了他的願望，選擇了斯坦尼斯瓦夫·萊什琴斯基擔任波立聯邦的國王。當奧古斯特的密使簽訂了納爾瓦條約的時候，波蘭就有了兩個君主。「雙政權」導致的第一個結果就是俄羅斯士兵出現在了波蘭，他們是來支援奧古斯特的。波蘭編年史家描述了戈利岑親王率領的這支分遣隊。「這些士兵都很勇猛，身著灰底軍服，衣邊鑲藍、白、紅，武器齊全，水平高超……」1705年10月，斯坦尼斯瓦夫·萊什琴斯基在華沙加冕登基，由此成為第二個合法國王。當月月底，奧古斯特和彼得在格羅德諾會晤。沙皇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波蘭領土，他身上籠罩著軍事統帥的光環，因為他攻占了米塔瓦要塞，讓俄羅斯人在庫爾蘭占據了主導地位。奧古斯特則像個強盜那樣從格但斯克和柯尼斯堡穿越而過。 俄羅斯軍隊取得勝利開始讓歐洲覺得不安起來。彼得意欲駐守波羅的海沿岸的想法激起了荷蘭、英國和法國的擔心。西方外交官向沙皇提議由他們來調停，讓沙皇和瑞典簽訂和約。彼得說他已做好籤訂條約的準備，只要卡爾十二世做出讓步就行。沙皇有兩個論據，以支持他保留被占土地和港口的願望：一方面，這些領土以前就屬於俄羅斯；另一方面，他的國家需要港口城市。「因為經由這些動脈，國家的心臟就能更健康，連接得就會更緊密。」我們將會注意到這個隱喻頗具現代性：血液流通的說法也就是在半個世紀前才真正為人所了解。 被派往西方各國都城的俄羅斯密使通知沙皇，無論是荷蘭、法國，還是奧地利、英國，都並沒真正地把他當回事，他們都不相信他有多強大，所以其斡旋對俄羅斯毫無助益。總之，勸他和瑞典簽和約的說法只是個表面形式：卡爾這方面就完全不想這麼做。1706年秋，瑞典軍隊肆無忌憚地破壞了奧地利西里西亞的中立地位，沖入薩克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搶占了德勒斯登。10月簽訂了阿爾特蘭施塔特條約：奧古斯特二世讓位給了斯坦尼斯瓦夫·萊什琴斯基，奧古斯特和俄羅斯的聯盟及所有反瑞協議都不再作數，前來支援奧古斯特的俄羅斯軍隊也都成了瑞典人的階下囚。他們還把不久前被抓的約翰·萊茵霍爾德·帕特庫爾交給了卡爾十二世。瑞典國王下令折斷其四肢，對其施以車輪刑，繼之以梟首。卡爾十二世得知處刑的細節後，表達了對劊子手的不滿情緒，說他們對這個利夫蘭人的折磨時間太短了。 奧古斯特簽訂阿爾特蘭施塔特條約的時候，並沒有通知彼得。他就這樣失去了一個盟友，而波蘭貴族也分成了支持萊什琴斯基和支持奧古斯特，支持瑞典和支持俄羅斯兩派。帕維爾·雅謝尼卡在其《波蘭—立陶宛波立聯邦史》一書中寫道，親俄派第一次在波蘭出現。特別是首席主教斯坦尼斯拉斯·尚貝克，以及波蘭和立陶宛的兩名蓋特曼均為親俄派。親俄派並無有組織的軍事力量，所以就需要俄羅斯金錢和軍力上的援助。1707年，瑞典軍隊在肥沃的薩克森土地上休養生息之後進入波蘭，準備攻入俄羅斯，彼得的支持者只能阻擋敵軍的推進，卻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波立聯邦的驟然衰落將在波蘭和俄羅斯隨後的歷史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和瑞典的戰爭讓俄羅斯精疲力竭，但它也從中發現自己擁有取之不竭的資源；為了對此好好加以利用，只要能達成目標，彼得必然會不惜餘力。1705年，他得知東南部偏遠地區的阿斯特拉罕爆發叛亂。逃亡農民都在那兒避難，還有許多舊教信徒也去了那兒；射擊軍遭到鎮壓後也被流放至此。 要引爆這個大火藥筒，火星有的是。財政上的壓榨越來越嚴重，不滿導致暴亂，當地的督軍就向阿斯特拉罕居民中的蓄鬚者和穿俄羅斯傳統裝束者全面開戰。1705年7月，有傳言說婚禮已遭禁止，所有的年輕女孩都要嫁給德意志人。於是就開始了動亂。騷亂者將消息傳給了哥薩克，希望他們也能加入進來；他們是這麼寫的，「起來造反，捍衛基督信仰」，反對下頦無須、德意志裝束、使用菸草。整個俄羅斯的不滿情緒都匯聚到了阿斯特拉罕。暴亂者誓要將「莫斯科搞得天翻地覆」，他們毫不懷疑占據皇位的是假的沙皇，要讓真沙皇來替換之。 頓河哥薩克並不支持阿斯特拉罕，但彼得認為這是嚴重的威脅，便派遣大批軍隊去攻打騷亂者，而後者都來自剛被攻占的米塔瓦地區；部隊橫穿俄羅斯全境，經過了莫斯科和梁贊。遠征軍的指揮官是彼得手下最優秀的軍事將領舍列梅捷夫元帥。阿尤克汗麾下的卡爾梅克人忠於沙皇，可汗向沙皇派去了援軍。1706年3月，舍列梅捷夫發起進攻，叛軍輕易就被擊敗，鎮壓開始了。領頭者被押往莫斯科，這些人遭到嚴刑拷打，想要發現他們是否和其他城市有聯繫。在接下來的兩年之內，這些人經過審訊之後都被處決了。 在前往阿斯特拉罕的路上，舍列梅捷夫在喀山收到了沙皇的命令，讓他前去鎮壓1705年初爆發的巴什基爾人的暴動。要征服的這片土地上生活著巴什基爾人，他們是突厥系遊牧部落，在卡馬河和烏拉爾河之間遊走，16世紀下半葉就已經開始了征服進程。建於1585年或1586年的烏法要塞是俄羅斯唯一一座可以控制這片廣袤區域的城市。金帳汗國消失之後，韃靼人創建了真正的國家，如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亞、克里米亞，但和韃靼人不同的是，巴什基爾人分成各個部落，分布在烏拉爾河兩岸。俄羅斯人花了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深入巴什基爾人的土地，但幾乎沒遇到什麼抵抗：被攻占的部族同意用紫貂皮、貂屬皮、狐狸皮當作牙薩克（iassak，即稅收）來支付，而行政管理當局也就不去管那些人了。墾荒者過來，得到了土地，他們很快就和土著發生了衝突，而這就是1705年爆發起義的緣由，起義時而緩和，時而激烈，一直持續到了1710年。各部族曾經短暫地聚集在名為「薩坦沙皇」的可汗麾下。穆斯林貴族也支持起義軍。1708年1月，巴什基爾人的部隊已打到距喀山三十公里的地方。 要等到1710年，指揮俄羅斯軍隊的彼得·霍萬斯基才成功平定了巴什基爾地區。霍萬斯基親王遵照沙皇的指令，不僅想用武力來臣服巴什基爾人，也設法取消了稅種，同巴什基爾人的首領和解。 阿斯特拉罕的暴動剛被鎮壓下去，巴什基爾地區就沸騰起來，頓河也燃起了熊熊大火。1707年，部隊被派往頓河兩岸搜尋逃往者，如農民、許多建築工地的工人、士兵。當地人對新的習俗和不尊重古老的「特許制度」群情激憤，於是頓河揭竿而起。孔德拉季·布拉文率領的起義軍一開始節節勝利，軍隊的規模很快便越拉越大。騷亂者想要獲得舊教信徒的支持。起義軍很快就搶占了地盤，離開頓河地區，開始威脅中央。叛軍準備向坦波夫和圖拉進軍。彼得於是派遣瓦西里·多爾戈魯基親王率領大軍前往鎮壓。軍隊的命令是「現場滅火」，沙皇給出了滅火的方法：「把哥薩克的村子夷為平地，大開殺戒，對領頭者施以木樁刑，繼而燒死他們，這樣就能根除敲詐勒索的欲望和習慣；因為只有殘暴才能讓這些趁火打劫的壞蛋消停下來。」當時的人說騷亂者對敵人也毫不手軟。 1708年夏，由於殘酷鎮壓，再加上阿塔曼之間紛爭不斷，暴亂就這樣被碾壓了。孔德拉季·布拉文自殺身亡。 北方戰爭期間俄羅斯東南方出現的動盪引起了俄羅斯歷史學家的注意。一方面，沙皇正在打一場對國家來說必不可少的戰爭；另一方面，人民也在為自己的權利而抗爭。19世紀，這樣的困境會相對容易得到解決。弗·索洛維約夫認為布拉文的暴亂就是哥薩克在搞事，既然後者需要依靠國家，那國家就有必要戰勝哥薩克。蘇聯歷史學家起初也給出了相當簡單的解決方法：君主制是反動派，和封建主義作鬥爭就是進步人士。結果，孔德拉季·布拉文成了英雄，彼得就成了反動派。可當彼得成為「進步主義的沙皇」，而人民仍然是一個相當正面的概念時，這麼說就把事態複雜化了。歷史學家納坦·埃傑爾曼說他20世紀50年代教書的時候，很難回答學生提的問題：「彼得是進步主義嗎？——當然是。——那俄羅斯的農民暴動也是進步主義者嗎？——那是。——可農民、孔德拉季·布拉文，還有其他人怎麼會起來反抗這麼進步的彼得呢？」 1975年，這位彼得的傳記作者給出了答覆，二十五年前，這位年輕的教員還做不到這一點：「和封建時代的所有暴動一樣，這次［孔德拉季·布拉文的暴動］並不是反抗沙皇的，它自發形成，沒什麼組織性，所以註定會失敗。」換句話說，暴動沒什麼進步性，甚至完全算不上進步主義。1992年出版的《歷史簡明教程》一書的作者們也持這種觀點：「……起義軍［都是指布拉文］的計劃沒有絲毫的反封建訴求。」看來「保守的農民階級」是錯誤的。不過，作者們也說「暴動減緩了農奴制向新的地區擴散」。 1707年5月初，卡爾十二世離開薩克森，前往波蘭。他毫不懷疑自己會攻打俄羅斯。到那時為止，瑞典國王似乎對俄羅斯在利夫蘭和庫爾蘭的戰事毫不擔心，對彼得建造要塞和城市也沒放在心上。反正，該來的總歸會來，他就是這麼說的。彼得採取各種積極的措施來保衛莫斯科，他相信瑞典人會對都城實施打擊。他對馬爾博羅公爵和英國女王安妮發話，希望他們能從中調停。他在給使節的指示中解釋了在什麼樣的條件下他會同意停戰：沙皇準備做出大量讓步，甚至把納爾瓦還回去。只有彼得堡是沒法談的，不管發生什麼情況，彼得都不願放棄彼得堡。沙皇還想讓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四世和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一世進行調停，還向法國進行求助。 卡爾十二世並沒有一心想著怎麼和平。1708年1月，瑞典國王占領了格羅德諾，俄羅斯軍隊未費一兵一卒就把城市讓給了他，接著他又來到莫吉廖夫城前，在那兒稍事休整。 主動權掌握在國王這一邊。彼得並不知道瑞典軍隊會向哪個地方進發：是向北走里加—普斯科夫—彼得堡，還是向西走斯摩棱斯克—莫扎伊斯克—莫斯科？俄羅斯軍隊此時計有十萬人左右（在納爾瓦，彼得還有四萬人），卡爾這方則有六萬三千人。葉甫根尼·塔爾列講述了北方戰爭的進程，特別指出了彼得是軍事天才，沙皇懂得如何掌握合適的時機，集中多於敵軍的優勢兵力，這點可以說是開了拿破崙戰術的先河。塔爾列說得完全沒錯，但也得注意到彼得的軍隊依靠龐大的人力資源，卻只能在數量上超越小小瑞典的軍隊。 1708年9月，卡爾做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決定：他率領軍隊折向南部，進軍烏克蘭。他發動攻勢的時候，並沒有等待一支由呂文豪普特率領的一萬六千人的軍隊趕來，這支軍隊從里加出發，配備了大量糧草和火炮。彼得將軍隊分成兩部。一部由舍列梅捷夫指揮，追蹤卡爾，另一路由彼得率領，迎戰呂文豪普特。 9月28日，呂文豪普特的部隊在列斯諾伊戰敗。後來，彼得說這場戰役「是波爾塔瓦之母」。舍列梅捷夫率領部隊與瑞典人平行進軍。他下令將敵軍穿越的地區悉數摧毀。彼得的指示是「用火焰和廢墟來擊垮主力部隊」。焦土戰術頗為奏效；一個世紀後，拿破崙試圖侵占俄羅斯的時候，俄羅斯將軍又再次使用了該戰術。1941年，史達林也記得這段歷史。 卡爾十二世的許多傳記作者都想理解他這個完全沒有道理的行為，但都不得要領：為自己的軍隊選擇行進路線，輕敵……不過，選擇「烏克蘭」作為發動攻勢的地方，至少有一個合理的解釋。瑞典國王希望烏克蘭蓋特曼馬澤帕的援助。但這次，他又上當了。 蓋特曼伊萬·馬澤帕是俄羅斯歷史上最廣為人知的人物之一。但凡有點重要性的詩人、劇作家、畫家以及作曲家（更別提沒什麼名氣的人）都逃不過這個人物對他們的浪漫主義吸引力：伏爾泰、拜倫、密茨凱維奇、雷列耶夫、普希金、笛福、斯沃瓦茨基、席勒都是如此，這份名單很長，我們沒法一一列舉。最開始，出現了波蘭貴族揚·克里索斯托梅·帕塞卡的回憶文字，他在國王揚二世·卡齊米日的宮中見過馬澤帕，且與之不和。他還說了一則故事，意圖徹底搞臭這位未來蓋特曼的名聲。據他說，年輕的馬澤帕勾引了他附近莊園主的老婆。丈夫怒火衝天，讓僕人把馬澤帕赤身裸體地綁在馬上，讓馬在大草原上疾馳。歷史學家確定這則故事是假的，但伏爾泰是從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萊什琴斯基那兒聽來的，後者失去王位後就住在了法國。 1731年，伏爾泰在其著作《卡爾十二世的歷史》中講述了馬澤帕的這則艷遇。這本書在歐洲廣為人知，還有次激發了拜倫的靈感。英國畫家霍勒斯·韋爾內就畫過一匹白色駿馬驚慌失措地向著森林疾馳而去，赤身裸體的俊美年輕人躺在馬背上，四周的狼群虎視眈眈，結果使得這則故事飛速傳播開來。故事確實包含了所有的要素：倒霉的愛情，政治上的背叛，悲慘的結局。 對俄羅斯的詩人和歷史學家而言，馬澤帕這個人並不僅僅具有浪漫主義色彩。他們有一個問題：蓋特曼是不是叛徒？在一首名為《沃伊納羅夫斯基》的詩中，詩人、後來成為十二月黨人的孔德拉季·雷列耶夫給出了否定的答案：馬澤帕和他的侄子沃伊納羅夫斯基不是叛徒，他們都是革命者，為了民族自由而與彼得鬥爭，此處的民族自由其實和政治自由是混為一談的。普希金在其詩作《波爾塔瓦》(1828—1829)中說蓋特曼「野心勃勃，背信棄義，十惡不赦」，比猶大壞得多。 大部分歷史學家說伊萬·馬澤帕出生於1639年。他在基輔的學校讀書，後在華沙成為耶穌會士，為國王的宮廷服務，年輕時遊歷甚廣，去了法國、義大利、荷蘭。返回烏克蘭後，馬澤帕投奔彼得·多羅申科，後又為薩莫伊洛維奇做事。他受過教育，有軍事上的才能，擁有讓人喜歡的本事（不僅是指討女人歡心），於是飛黃騰達起來。馬澤帕參與了克里米亞戰爭，讓戈利岑親王相信戰敗都是蓋特曼薩莫伊洛維奇的錯。1687年，馬澤帕得到了戈利岑的大力支持，將失寵的蓋特曼取而代之。卡爾十二世正準備和莫斯科打仗的時候，馬澤帕已管理小羅斯達二十年之久。蓋特曼大力推廣教育：在他管理期間，基輔學校轉變成了學院（這個決定得到了彼得的批准）。馬澤帕鼓勵建造學校和禮拜場所，他最關心的就是要讓烏克蘭的哥薩克高級軍官形成一個新的精英階層。在波立聯邦內部，烏克蘭已失去了其精英階層，這些人均已波蘭化。馬澤帕覺得很有必要形成一個烏克蘭的領導階層，他心心念念夢想的就是烏克蘭的獨立。波蘭歷史學家寫道：「如果運氣好的話，馬澤帕二十年的管理經驗可為他博得傑出政治家的名聲。」 北方戰爭壓在小羅斯身上的壓力並不比俄羅斯其他地區少。不僅僅是稅收，還有無休無止的動員將年輕人送上了遙遠的戰場。大力抨擊馬澤帕的普希金也承認：「烏克蘭暗潮湧動。」布拉文的暴動表明了極大的不滿情緒。和瑞典的戰爭對小羅斯造成了許許多多的困難，但與此同時，戰爭也增加了烏克蘭在國際層面的分量，蓋特曼對此心知肚明。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在死之前主導了同瑞典人的談判。自此以後，真正的勝利者卡爾十二世便成了一個越來越具有吸引力的合作夥伴。有兩個國王的波蘭遭到了極大的削弱。彼得始終都很信任馬澤帕，他也需要這位蓋特曼。 1708年12月29日，倫敦一份報紙的頭版頭條寫道：「哥薩克統帥、七十歲的馬澤帕將軍聽從瑞典將領的勸誡，率領軍隊投奔瑞方陣營。」英國記者的效率令人咋舌：蓋特曼是10月24日投奔瑞典陣營的，駐守在傑斯納河沿岸地帶的彼得是11月16日得知此消息的，到12月底，整個歐洲就都知道了馬澤帕的背叛行為。 至少從1707年起，馬澤帕就在和瑞典人及波蘭人談判。蓋特曼（為數眾多的）敵人時常會向沙皇告發，說馬澤帕圖謀不軌。告密者冒著生命危險提交的報告，君主全都拒絕相信。蘇聯歷史學家無法解釋彼得為什麼會如此信任這個叛徒，通常情況下，彼得對人的判斷都還不錯。馬澤帕的行為有力地證明了政治觀念的相對性。伏爾泰讓馬澤帕成了《卡爾十二世的歷史》一書中的主人公，在《彼得一世的歷史》中則稱之為叛徒。絕大多數俄羅斯歷史學家都把馬澤帕看作十惡不赦的罪犯。他們說得沒錯，因為他曾宣誓效忠俄羅斯沙皇（而且是以《聖經》發的誓）。但他們卻說摩爾達維亞王公坎泰米爾是英雄，後者在幾年以後就背叛了自己曾宣誓效忠的蘇丹，就因為坎泰米爾離開蘇丹，投到了彼得的陣營來。 七十歲的蓋特曼之所以做出這個決定，有其自身的考量，但同樣也有更廣泛的考慮。對俄羅斯而言，小羅斯毫無疑問就是俄羅斯的一個省份。但對小羅斯而言，1654年的選擇並沒有蓋棺論定。特別是因為佩列亞斯拉夫爾的人民會議所接受的依附條件，時常遭到俄羅斯滿不在乎的對待。赫梅利尼茨基之後，沒有一個蓋特曼（除了多羅申科，但他也被剝奪了爵位）是壽終正寢的。小羅斯居民的權利越來越受到刁難。馬澤帕為了強化烏克蘭的地位，決定恢復蓋特曼成為世襲職位。由於他並無子嗣，他就準備讓自己的侄子安德烈·沃伊納羅夫斯基成為繼承人。 1707年，哥薩克軍隊實際上被交由亞歷山大·緬什科夫親王指揮，於是馬澤帕便想廢除蓋特曼一職。在馬澤帕的眾多秘密線人當中，安娜·多爾斯卡婭就是其中一位，後者是波蘭人，生活奢靡，時年四十歲，兩任丈夫均已身故。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寫道：「多爾斯卡婭公主還不算老，勾引人的本事特別厲害。」馬澤帕從白采爾科維趕來參加公主小女兒的受洗儀式，且「夜以繼日地與之『暢談』……」在寫給蓋特曼的加密信件中，公主在他和波蘭的斯坦尼斯瓦夫國王之間牽線搭橋，將自己和俄羅斯將領的交談內容告知這兩個人。其中一則消息講的是，舍列梅捷夫元帥和雷恩將軍告訴她，彼得打算將小羅斯送給緬什科夫。照科斯托馬羅夫的說法，馬澤帕將多爾斯卡婭公主的情報說給了樞密官（秘書長）菲利普·奧爾里克聽：「我很清楚他們會怎麼對付我和你們所有人。他們想給我一個神聖羅馬帝國親王的頭銜，以此來廢除蓋特曼一職，任命自己人當上校，在各地強行安插地方長官。如果我們的人民起來抵制，他們就會把人民流放到伏爾加河以遠的地方，讓他們的人遍布烏克蘭。」馬澤帕的擔心並非沒有根據，後來不僅是莫斯科，還有彼得堡對小羅斯的態度都能說明這個問題。 卡爾決定折向烏克蘭，這個做法讓馬澤帕大吃一驚。「真是見了鬼了！」蓋特曼得知瑞典軍隊的動向後，就這麼驚呼了起來。馬澤帕希望卡爾十二世經由斯摩棱斯克和莫扎伊斯克前往莫斯科，這樣哥薩克的軍隊就能在俄羅斯而非烏克蘭的土地上支援瑞典人，打擊彼得的軍隊。瑞典軍隊現在出乎意料地來到烏克蘭，只能迫使蓋特曼亮出自己的底牌。馬澤帕的背叛讓彼得驚得目瞪口呆。他在給阿普拉克辛將軍的信中寫道：「馬澤帕就是個真正的猶大，他為我服務了二十一年，現在馬上就要行將就木，卻成了重罪犯、人民的叛徒。」 馬澤帕只帶了一千五百多名哥薩克和少部分高級軍官投奔瑞典人。他給自己留了衛戍部隊守衛都城巴圖林。亞歷山大·緬什科夫得知馬澤帕叛變，便來到巴圖林城前，由於該城拒絕投降，他便發起攻擊，縱火焚燒。科斯托馬羅夫寫道：「居民一個不剩都被屠殺了，只有高官沒被殺，但後來也都被處決了。」沙皇的軍隊奪取了蓋特曼的大量財寶、火炮和軍事設施，將卡爾所指望的大量庫存小麥付之一炬。 烏克蘭人並沒有跟隨蓋特曼。他轉向轉得太突然：誰都不會忘記，二十多年來，他對沙皇可謂盡忠盡責。彼得下令，叛徒蓋特曼相繼在基輔和莫斯科遭到了宗教上的懲罰。許多教堂都將他革出了教門，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了1917年。新的蓋特曼很快被選了出來，當時彼得也在場，此人是伊萬·斯科羅帕茨基。小羅斯拒絕用俄羅斯人來換瑞典人，不為所動，只有扎波羅熱是個例外。1709年3月，他們在阿塔曼科斯佳·戈爾堅科的率領下重新歸附到了馬澤帕身邊。事實上，在小羅斯統帥俄羅斯軍隊的亞歷山大·緬什科夫對哥薩克進行了懲罰，派一支大部隊殲滅了扎波羅熱的城寨。緬什科夫向沙皇報了捷訊，也對他說了屠殺要塞防守者以及實施處決的情況；他說所有東西都被摧毀，「就是為了徹底根除這個罪犯窩」。俄羅斯軍隊不僅摧毀了要塞，還毀了扎波羅熱哥薩克的所有村子。1917年革命前夕，俄羅斯共有十二支哥薩克軍隊駐守在帝國的邊境地區：頓河、庫班河、烏拉爾河等。只有扎波羅熱的軍隊後來沒恢復過來。 儘管烏克蘭人拒絕追隨馬澤帕和扎波羅熱人，但彼得的處境還是頗為艱難。1708年7月，由孔德拉季·布拉文指揮的騷亂部隊試圖奪取亞速，沙皇的部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贏。亞速的重要性並不僅僅在於其要塞與港口的位置，這些都是從土耳其人手上勉強奪來的。失去亞速或許會導致蘇丹的政策出現轉向。 卡爾十二世、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萊什琴斯基、馬澤帕一直都在鼓動最高朴特參戰打俄羅斯。與彼得開戰最堅定的支持者就是克里米亞汗德夫萊特—格來。局勢已經相當不穩，1709年春，彼得離開小羅斯，前往亞速。有傳言說俄羅斯強大的艦隊一旦開戰，就會離開亞速，投入黑海，沙皇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彼得·托爾斯泰就會用「金雨」澆灌蘇丹的宮廷，促使後者表明奧斯曼帝國絲毫無意和俄羅斯開戰。 在寫往伊斯坦堡的一封信中，馬澤帕提醒對方：如果土耳其不抓住這個機會，支持烏克蘭獨立，不保護自己免受俄羅斯的侵襲，那它肯定會失去克里米亞。蓋特曼的這則預言將在七十年後應驗。 1709年4月1日，瑞典軍隊來到波爾塔瓦城門前。這座城市坐落於沃爾斯克拉河岸邊。三百一十年前，帖木兒的一個將軍就在這兒擊敗了由立陶宛的維托夫特大公率領的立陶宛、波蘭和十字軍士兵的聯軍。維托夫特戰敗也就標誌著統一羅斯各公國的莫斯科的死亡。沃爾斯克拉河畔的新戰鬥持續了數月之久（19世紀時，普遍認為庫里科沃戰役之後，波爾塔瓦戰役是決定俄羅斯命運的最重要的戰役）。瑞典人試圖奪取這座位處交通要道的城市，但沒能成功。漸漸地，俄羅斯人相信他們必須在這裡發動一場會戰。6月4日，彼得來到現場。戰鬥前幾天，卡爾十二世在敵軍鼻子底下騎著馬檢閱時腿部受了傷。他最喜歡的就是這種虛張聲勢的做法。他把這叫作「嗆敵取樂法」。在這種情況下，他只能躺在由兩匹馬抬著的擔架上來指揮戰鬥了。 無論是否研究軍事史，歷史學家對波爾塔瓦戰役的種種細節都作了大量的描述和研究，這場戰役讓詩人和散文家靈感勃發，已成一代傳奇。戰役最後以瑞典軍隊慘敗收場（瑞典軍隊在戰場上留下了近七千名士兵和三百多名軍官的屍體，還有至少三千名士兵和軍官當了俘虜）。卡爾十二世剩下的軍隊（約一萬五千人）也都被俘。國王帶領一小股騎兵最終渡過第聶伯河，躲到了土耳其人那裡。馬澤帕和他在一起。法國一份報紙報道了波爾塔瓦戰役的結局，它是這麼寫的：「一句話總結，敵軍全軍都落得了法厄同的命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像法國記者那樣愛使用詩意的比喻，一個半世紀後，他對這場戰役進行了總結，從政治觀點層面歸納了它的意義：「卡爾十二世試圖深入俄羅斯腹地，從而導致瑞典失利，並向所有人證明了俄羅斯堅不可摧。」 彼得一世對和瑞典人的這場「會戰」的結果相當滿意。自從納爾瓦戰役戰敗起已過了九年時間，瑞典軍隊被完全抹去了。沙皇直接指揮軍隊戰勝了不可一世的對手，自然認為自己完全應該獲得更高的軍銜。戰鬥期間，彼得是上校軍銜；戰役結束後，他向舍列梅捷夫元帥和阿普拉克辛海軍元帥建議授予自己海軍少將和中將軍銜。他甚至認為自己有權跳過少將這一級，之所以如此，他的觀點是勝利也有自己的功勞。12月底，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火炮和城內所有的鐘樓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勝利者開始遊行。瑞典俘虜走在隊列的最後面，徒步穿越全城。其中就有羅恩舍爾德元帥和瑞典樞密官皮佩爾伯爵。 在隨後的宴會上，沙皇的精神突然崩潰，剛到莫斯科的丹麥使節也是宴會的賓客，他巨細靡遺地記錄了這個場景。別人對他說，彼得擔心心上人葉卡捷琳娜的健康出問題（三年後，葉卡捷琳娜成了他合法的妻子），兩天前，葉卡捷琳娜為他生下了女兒伊麗莎白。 彼得還有其他擔心的理由。和瑞典的戰爭尚未結束。波爾塔瓦戰役的次日，卡爾向彼得派去了梅耶費爾特少將，打算交換戰俘，商討和談的可能性。彼得想要結束戰爭，提了幾個條件：要求獲得英格里亞（和彼得堡）以及卡累利阿（和維堡）。卡爾認為這樣的條件「太無恥」。瑞典國王還不願相信這場戰爭自己已經失敗。他還拒絕了彼得提出的用皮佩爾伯爵交換馬澤帕的建議。老蓋特曼的問題後來自行解決了：1709年12月，馬澤帕去世。 卡爾逃到了當時由土耳其占領的摩爾達維亞的都城賓傑里，他勸說蘇丹向他提供十萬人的大軍，他保證可以攻占俄羅斯和波蘭。卡爾在給妹妹烏爾里卡—艾莉諾拉的信末提到了波爾塔瓦（沒有明說）：「［……］軍隊慘遭損失，我希望很快就能得到補充。」 卡爾有一點說得沒錯：戰爭還沒結束。波爾塔瓦之後，彼得讓軍隊兵分兩路。一路是利夫蘭。1710年7月，舍列梅捷夫的軍隊奪取了里加；之後，杜納蒙德、培爾諾夫、阿倫斯堡和埃澤爾島相繼陷落。9月29日，列瓦爾投降。利夫蘭（也就是後來的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終於被全面攻占。1710年，俄羅斯人占領了維堡和芬蘭的凱克斯霍爾姆。伊凡雷帝的夢想終於實現了：俄羅斯在波羅的海沿岸牢牢地紮下了根。 彼得選的第二個方向就是波蘭。波爾塔瓦之後，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萊什琴斯基在華沙的王位搖搖欲墜。不過，他仍然得到了馮·克拉騷將軍指揮的瑞典軍隊的支持，後者還有一萬左右的兵力。得知卡爾戰敗之後，奧古斯特二世便離開了薩克森；他鄭重其事地聲明，他會重新遵守阿爾特蘭施塔特條約，也會遜位。1709年10月，彼得和奧古斯特在托倫見面，簽訂了新的盟約。盟約的一大「創新」並不僅僅是同意俄羅斯軍隊（四千到五千名步兵和一萬兩千名龍騎兵）駐紮在波蘭境內，還有軍力的分配，這點和十年前的狀況截然不同。鐵腕奧古斯特二世不再是一個純粹的盟友，從現在開始，他只是一個羸弱的次要合作夥伴。波蘭當代歷史學家寫道：「彼得一世成了波立聯邦的權威……事實上，他的權力擴展到了波蘭全境，直至普魯士、布蘭登堡和奧地利的邊界地區。」 戰勝瑞典人之後，彼得和丹麥再次開始攻守同盟，還和普魯士簽訂了防守條約，再加上和波蘭結盟，這樣一來，彼得就能確立反瑞同盟，此前卡爾十二世成功的時候，這樣的同盟就分崩離析了。 俄羅斯軍隊在各條戰線上不可遏制的勢頭因和土耳其開戰而停了下來。卡爾的密使一直在伊斯坦堡搞陰謀詭計，努力想要說服蘇丹把俄羅斯打回原形。瑞典外交官的努力沒有白費，終於在那兒找到了有利的條件。彼得再三要求讓卡爾離開土耳其的領土，從而導致局勢愈來愈緊張。1710年1月，俄羅斯和最高朴特續簽和約，但這並不能阻止蘇丹為戰爭做準備。埃及、非洲、巴爾幹諸國的部隊從龐大的奧斯曼帝國四面八方趕來，集中於邊境地區。只要俄羅斯被瑞典人打敗，土耳其採取觀望態度，可以預料莫斯科很容易就會衰落下去。波爾塔瓦大捷促使蘇丹覺得有必要宣戰。彼得也同樣持這種看法，他認為他有足夠的兵力打擊土耳其人。1710年10月，彼得要求最高朴特引渡卡爾，並指出，一旦這個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他就會訴諸武力。土耳其對此予以駁斥，並於11月向俄羅斯宣戰。 彼得有巴爾幹地區斯拉夫人（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王公）的支持，並親自指揮軍隊。俄羅斯軍隊（大約四萬人）來到相對不太重要的普魯特之後，被土耳其大軍（近十五萬人）包圍。巴爾幹諸王公雖然承諾提供糧草，但還是缺給養，這樣就使局勢變得愈發嚴峻。前來增援的一萬九千名塞爾維亞人在多瑙河沿岸受到瓦拉幾亞王公布蘭科萬的阻擊，他突然決定不再支持俄羅斯，向蘇丹宣誓效忠。 俄羅斯軍隊有可能會遭到慘敗，沙皇也有可能被俘。外交斡旋拯救了他。沙皇代表副樞密官彼得·沙菲羅夫精通眾多外語，曾陪沙皇遊歷歐洲，他在和指揮土耳其軍隊的維齊爾馬哈茂德—巴拉爾基談判期間，展現出出色的外交才能，並成功使俄羅斯軍隊從包圍圈裡抽身而出。彼得·沙菲羅夫除了擁有外交才能之外，還有一個強大的武器，那就是：行賄。與這些事件同時代的人曾計算過，為了買通維齊爾，陪同彼得的葉卡捷琳娜必須放棄自己所擁有的所有的珠寶。但彼得·沙菲羅夫從沙皇這兒得到命令，要他不惜任何代價讓俄羅斯軍隊擺脫困境。沙皇同意向土耳其人交出自己從他們那兒攻占的所有城市，將利夫蘭讓給瑞典人（如果局勢走到那一步的話）。但他斷然拒絕讓出英格里亞和彼得堡，如果沒有其他解決辦法，那就讓出普斯科夫。 沙菲羅夫同意休戰，但他獲得了更優厚的條件。據說維齊爾馬哈茂德—巴拉爾基（他是義大利人，原名朱里奧·馬里亞尼，後成為伊斯蘭教徒）收取了二十萬盧布和葉卡捷琳娜的珠寶；他對彼得的承諾頗為滿意，即將亞速還給蘇丹，摧毀塔甘羅格（沙皇下令保留基礎設施）以及頓河的其他要塞，停止介入波立聯邦和烏克蘭右岸的事務，最後就是讓卡爾十二世回瑞典。沙菲羅夫和舍列梅捷夫的兒子被遣往伊斯坦堡當人質。 普魯特一役戰敗只是推遲了最終戰勝瑞典人的步伐。1713年，彼得將莫斯科國的都城遷往彼得堡。他站在當年建造的一艘艦船上，對軍中同僚發表講話：「兄弟們，三十年前你們能想像這一切嗎？」十年前他也可以問同樣的問題。彼得堡的時代開始了。當時把報紙叫作音樂自鳴鐘，彼得命令報紙上不再稱呼莫斯科國，而是稱呼俄國。1739年住在彼得堡的義大利詩人及普魯士伯爵阿爾戈羅蒂將這座城市稱作「近期面向北方的一扇窗戶，俄羅斯透過這扇窗戶望向歐洲」。亞歷山大·普希金羅列了俄羅斯第一位皇帝種種功績的時候，採用了義大利詩人的形象化比喻，並作了很大的改動。俄羅斯詩人讚頌偉大的沙皇「用斧子鑿出了一扇面向歐洲的窗戶」。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發現，17世紀，俄羅斯歷史上第一次經受了來自西方的強大壓力（1610年和1612年，波蘭人在莫斯科的存在，古斯塔夫—阿道夫麾下的瑞典人占領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他寫道：「彼得大帝對西方的推進所作的回應就是1703年建立彼得堡。」俄國詩人和隨筆作家弗拉基米爾·魏德列也認為，建設彼得堡是——十四個世紀之後——對建立君士坦丁堡所作的回應：彼得以自己的意志讓俄羅斯重返它始終都歸屬其中的西方。 戰爭還在打，因為待在賓傑里的卡爾仍然希望能獲得土耳其軍隊的指揮權。他向斯德哥爾摩去信，說他永遠無法接受「用喪失好幾個省的代價來購買恥辱的和平……應該用極端的行動來解決問題，而不應容忍國家及其各省變得越來越羸弱，反而讓俄羅斯得益」。 要等到1713年秋，土耳其人才終於對瑞典國王失去耐心，勒令他離開賓傑里。1718年12月11日，他在圍攻挪威一座要塞的時候被殺。歷史學家們斷言他在夜襲的時候被一顆子彈打中，有些人則認為他是被護衛隊的士兵所殺。不管怎麼樣，橫亘在簽署和平條約路上的一大障礙終於被清除了。1720年，瑞典王位被卡爾的妹妹烏爾里卡—艾莉諾拉占據，她覺得必須停止戰爭。 於是談判開始了。但彼得要求得太多，瑞典人卻並不承認自己已經徹底戰敗。俄國軍隊在芬蘭和波美拉尼亞如有神助，從四面八方穿越波蘭。1714年夏，俄國初出茅廬的艦隊打了第一次勝仗：在漢戈烏德海岬附近，彼得（戰鬥期間，他給自己起名彼得·米哈伊洛夫，是值班水手）指揮的水兵通過接舷戰術奪取了因海上風平浪靜而麻痹大意的瑞典戰船。 因打了勝仗，彼得被晉升為海軍少將，不過他也活躍在外交戰線上。1717年，前往法國的途中，他得知法國人在俄羅斯和瑞典的談判中擔任了調停者的角色，而且法國人也不再向瑞典國王支付援款。但奧蘭群島上的談判拖了很長時間，於是俄國軍隊又開始發起軍事行動。 1719年，在斯德哥爾摩周邊地區發生了大規模登陸事件，哥薩克來到了瑞典首都的大門前。翌年，俄國軍隊再次踏上了瑞典的土地。 談判就這麼拖著，因為瑞典得到了英國的支持，後者想阻止俄羅斯插足波羅的海；而且，彼得自己的盟友普魯士和波立聯邦也在密謀反對俄羅斯。烏爾里卡—艾莉諾拉登上瑞典王位之後，外交官們齊聚尼斯塔德。1721年，俄國軍隊再次出現在瑞典，瑞典人只能相信自己被徹底打敗了。1721年8月30日，尼斯塔德條約簽訂。俄國得到了利夫蘭、埃斯特蘭、英格里亞和部分卡累利阿，其中就包括維堡地區。芬蘭被還給了瑞典。莫斯科國魂牽夢繞兩個世紀之久的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終於成了俄國的領土。 北方戰爭的結果並不只是誰獲得多少領土。伏爾泰充滿激情地描述了波爾塔瓦戰役：「這場戰役最重要的就是，在血腥味濃重的戰鬥期間，並不僅僅只是摧毀，還促進了人類的幸福，因為這場戰役終於使沙皇可以自由地開化世界上很大一片地區。」法國的這種激情只有在1935年的時候才被超越，那一年，亨利·巴比塞把史達林說成個「恩人」。 不過，伏爾泰說波爾塔瓦戰役讓彼得得到了機會，其最終的勝利使這機會贏面更大，這話說得沒錯。當湯因比認為彼得堡就是在回應西方的挑戰時，他想到的是西方的兩個「代表」瑞典和波蘭對俄國的壓力。北方戰爭以瑞典戰敗收場，瑞典不僅失去了波羅的海諸省，沒法再威脅俄羅斯，還從歐洲的政治舞台上隱退了下去（被趕了下去）。 瑞典是俄國的敵人，它由於戰敗而喪失了影響力應該也有邏輯可言。但俄羅斯的盟友波立聯邦數世紀以來一直是莫斯科國的敵人，也同樣喪失了舊有的重要性。1716年，彼得在不滿奧古斯特的貴族和國王之間進行了調停。1719年，迫於支持奧古斯特要求的英國和奧地利的壓力，沙皇從波蘭撤出了軍隊；但1720年，俄國和普魯士達成協定，使之可以繼續在波立聯邦維持現有的國家體系（否決權和選舉國王的權力），只是這種做法對國家相當有害。波蘭歷史學家帕維爾·雅謝尼卡得出結論：「北方戰爭無可挽回地決定了我們的未來。」事實上，瓜分波蘭的條件在衝突期間就已具備。 尼斯塔德條約簽訂之後，元老院決定授予彼得「大帝」、「國父」以及「全俄皇帝」的稱號。使用拉丁語(Imperator)，而不是希臘語，是其中的一個特點，表明「第三羅馬」就是「第一羅馬」的繼承人。伊凡雷帝也曾一門心思將自己追根溯源到了奧古斯都。樞密官格羅夫金伯爵在鄭重地發表講話時，總結了皇帝的種種行為：他將俄國「從無知的黑夜領到了光芒燦爛的世界舞台上」，使之「從虛空中誕生」，進入「文明人的社會」之中。彼得對此做出了回應，誓言俄國人會認識到戰爭結束以及和平來臨的種種益處，但他也發出了如下的警告：「若希冀和平，就不能讓我們在軍事上變弱，千萬不能經歷希臘君主制的命運。」希臘君主制就是指拜占庭。 到那時為止，歐洲只經歷過一個帝國：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維也納為其首都。不過，歐洲國家相對而言也比較快地承認了俄羅斯帝國：最先認可的是瑞典，最後認可的是1764年的波蘭。對波立聯邦而言，承認也就意味著自己將最終失去不久前由卡齊米日大帝的波蘭和格迪米納斯的立陶宛占有的土地。彼得大帝的新稱號讓突如其來的變化成了理所當然。自此以後，君主成了全俄、莫斯科、基輔、弗拉基米爾、諾夫哥羅德的皇帝和獨裁者；只有在以前的韃靼人的土地（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亞）上才會稱其為沙皇。這也就意味著俄羅斯沙皇不再存在了，從此以後只存在全俄皇帝。 4 改革抑或革命？ 俄羅斯人並沒有在西方鄰國——波蘭人、瑞典人、德意志人——的帶領下被強行西方化，而是(……)自己進行社會轉化，這樣得以使之以大國的身份，而非殖民地或「窮親戚」的身份，進入西方國家社群。 ——阿諾德·湯因比 湯因比所說的「社會轉化」首先指的就是彼得大帝的成就。這位英國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個革命的進程。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並不贊同這種觀點。我們說過，彼得的改革在他看來就是「一場革命，但不是就其目的和結果而言，而是就其進程和（它）對當時人的精神和神經所造成的影響而言」。克柳切夫斯基的弟子帕維爾·米留科夫對老師的說法作了補充，他有一個頗為重要的觀察：「國家有權進行自己有能力進行的唯一一場改革。」米留科夫進一步表明，改革乃偶然現象，進行得很混亂，「很倉促」，「一直都顯得缺乏條理，是在零敲碎打」。 美國歷史學家馬克·拉耶夫卻持截然不同的觀點；他把改革叫作「彼得式的革命」，他寫道：「與克柳切夫斯基和米留科夫不同，我並不覺得彼得的政策是戰爭必需，這只不過是一系列為了因應當時的需要而專門採取的措施。」馬克·拉耶夫研究了重要法案的草擬和修訂過程，他以近期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得出了結論，他認為「彼得以警察國家為模板，相當合乎邏輯地實施了轉化計劃」。 納坦·埃傑爾曼在改革時期對頂層發布政令推動革命的現象很感興趣，他認為18世紀前二十五年的轉化過程是「上層革命」的模板，在約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裡決定了俄羅斯的歷史進程。這位歷史學家指出，那個時代所有的觀察者和評論者都試圖通過彼得來預測他們自己的命運，他強調，在俄羅斯表現相當不錯的那些時代，後彼得時代的一代又一代人對彼得都更為寬容，認為自身處境的暫時改善都是很久以前他實施改革的結果；但若是談到反抗、蕭條，他們就會說那都是為沙皇實施的轉化過程奠基的那些「慘無人道的野蠻原則」所致。納坦·埃傑爾曼合乎邏輯地從這些觀察當中推導出「1700年至1725年的革命本質上含混不清」，各個層面隨後彼此交替、互占上風的結論。 彼得改革對後世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結果，其中有一種信念（幾乎可以說是公理）認為，在俄羅斯，只有頂層推動，才有可能發生改革（和革命）。亞歷山大·普希金寫給彼得·恰達耶夫的信件草稿（1836年10月19日）對這個觀點進行了極其清晰的闡述：「政府仍然是俄羅斯唯一的歐洲人。」同確信只有「上面發話」才會發生轉化的看法相輔相成的是另一個觀點：國家進步所需的變化必然是受歐洲的啟發而來。對俄羅斯歷史的這些看法還有第三個受彼得「革命」所致的因素，就是堅信俄國不管需要什麼，都能從歐洲借來。 萊布尼茨第一個提出了這個觀點。這位著名的德意志學者密切關注彼得的動向，以及彼得為了將「光明」帶給俄國而發動的戰鬥，他認為沙皇乃是人類的恩人。在1712年的一封信中，萊布尼茨向彼得解釋了落後所帶來的優勢，照這位德國哲學家的看法，國家正是從這個時刻方才準備脫穎而出的。落後可以使人白手起家，採用外國的經驗，很快這就會成為一種美德。萊布尼茨之後一個世紀，尼古拉·卡拉姆津寫到了彼得時代：「我們就這樣看向歐洲，一眨眼的工夫，就將長期勞作結出的成果據為己有。」與之同時代的《哲學書簡》的作者彼得·恰達耶夫對此作了反駁：「我們慣常都有一個習慣，就是覺得我們能瞬間吸取歐洲人緩慢得來、受到共同的道德力量直接影響所結出的進步果實，甚至都不需要知道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這種想法難道一點都不幼稚嗎？」但當卡拉姆津的觀點反映了輿論的觀點時，恰達耶夫就被人說成是瘋子了。這些觀點獲得了支持。因為彼得所實施的轉化證明是可以在轉瞬間「將長期勞作結出的果實據為己有」的，而且照列夫·古米廖夫的說法，這麼做還「驚人地輕鬆」。 彼得所獲得的經驗強化了這樣一種觀點，即俄國歷史上各段時期停滯不前，但這並不能阻礙它的發展，因為一旦從停滯不前里出來，俄羅斯就能一躍而起，「趕超」跑在它前面的那些國家。之後，一旦吸收了變強大所需的各種要素之後，俄羅斯就會穩步前進，重新返回慣常的生活模式之中。 一方面是必須「追趕」，另一方面是在吸收「進步果實」方面「驚人地輕鬆」，這兩者都強化了兩個世界印象的存在：「他們」和「我們」，歐洲和俄羅斯。即便算不上彼此敵視，這也是兩個根本相異的世界，一方對另一方充滿蔑視、疑慮和恐懼。傑出的外交官和政治家安德烈·奧斯傑爾曼在日記中寫下了這些有可能是彼得大帝親口說過的話：「我們會需要歐洲一段時間，但隨後，我們就會扭頭走開。」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相信這就是沙皇說的話，因為這話正好證明了「在他眼裡，和歐洲走近只不過是達到自身目的的一種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很有可能，俄國的君主都未曾像彼得大帝遊歷那麼廣。這位沙皇永遠都在走動，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是在俄國，他還去了波蘭、德國、西歐。帕維爾·米留科夫寫道，俄國「處處都能見到彼得和他的改革」。也正是為了改革，彼得才去了國外。 轉變突然出現在各個領域和各個層級：國家層面的，精神層面的，私人生活層面的。年輕的沙皇一開始是要求剃鬍須，之後成年了，就打壓牧首制。如今，歷史學家對彼得改革的性質仍然莫衷一是：這是偶然所致的結果，還是有其邏輯性？葉卡捷琳娜二世認為自己是第一個皇帝的繼承人，這並非沒有道理，她命人在彼得雕像上鐫刻的這幾個字「致彼得一世，葉卡捷琳娜二世」就是明證，她認為彼得「自己並不清楚什麼法律適合在國內推廣」。相反，謝爾蓋·索洛維約夫則認為彼得有明確的改革計劃。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得出的結論是，「彼得只是想到哪，做到哪，並沒有費心……制訂特定的計劃」，他「認為自己所做的事都很稀鬆平常，很正常，不是什麼改革；他自己根本沒注意到，通過這些稀鬆平常的事，他改變了自己周圍的一切，改變了人和體制」。 有大量證據反對克柳切夫斯基的觀點，證明改革計劃確實存在，雖然細節不同，但大方向不變。1698年，彼得在英國逗留的時候，向神學家弗蘭西斯·李坦誠自己想要為俄國制訂改革計劃。在向沙皇呈遞的議案中，可以看到有人建議創建七個院，直接管理國家。1718年，彼得設立了這些院，數量達到九個，十五年後，他終於將英國神學家的建議利用了起來。與沙皇同時代的人和某些歷史學家之所以留下改革是偶然為之、缺乏條理的印象，那是因為當時各個方面都出現了變化，還因為彼得一旦對創新覺得失望，或突然覺得自己追求的目標毫無用處，他就會將其驟然拋棄，投入另一項創新實驗之中。而這就是耗費巨資推動進步的手段，兩個世紀之後，這也成了布爾什維克的教義：「我們會從錯誤中吸取教訓，能承受得了錯誤，因為我們是開荒者。」還要記住的是，彼得在立法和行政領域最親近的合作者都是自學成才者和業餘人士，沙皇自己就是。對瑞典戰爭結束之時，彼得自己也承認俄國的軍事將領就是從這場戰爭中催生出來的：「戰爭讓我有機會見到了我的蒂雷納，但我活不到能見到我的絮利的那個時候。」事實上，儘管北方戰爭期間俄國出現了一批堪與17世紀這位星光燦爛的法國元帥相比的軍事將領，但彼得周圍圈子裡的行政管理人員還沒人能比得上亨利四世的這位大臣的膽魄和見識。「絮利」的缺席或許是因為並不需要這樣的人，沙皇認為西歐國家懂得什麼是「優秀的管理方式」，也就是良好的行政體系，而他所要做的就是利用這樣的知識即可，他以前就懂得如何利用外國軍事科技的成果。彼得覺得外國人掌握了組建國家的秘密，卻對此秘而不宣。他把霍爾斯坦本地出生的海因里希·菲克派往瑞典，將所有可用於俄國的規章制度秘密複製下來。 改革先從軍隊入手，彼得認為軍隊——先是讓他登上皇位的「滑稽團」，現在又是對瑞典人的大獲全勝——是國家的基礎。1715年，沙皇向皇太子阿列克謝解釋自己政策的核心時斷言，軍事改革有利於俄國的進步，正是有了軍隊，「我們才能從黑暗走向光明」。 改革的目的是仿照西方的樣板，創建一支俄國的正規軍。其中一個困難是必須在戰時建設這支軍隊。這也就意味著得招募源源不斷的新兵：從1699年到1725年，共有五十三個徵兵期。北方戰爭的第一年，三分之一的軍官和所有的將軍都是外國人。戰爭結束時，不再需要這些外國人了；沙皇下令，只有終其一生在俄國軍隊服役者才能獲得晉升。1716年的軍事條例基本都是按照卡爾十二世的規章為底本修訂的（但也受到了薩克森、奧地利和法國的啟發），確定了軍隊運轉的種種細節問題。彼得親自給這份草案作了兩百處修訂和更正。 一旦軍隊「優秀的管理方式」得到確立，它就能成為國家組織的典範。軍隊的目的就是服務。彼得穿起了軍裝，所有的朝臣也跟著他穿起了軍裝。我們發現，改革中最重要的是規定貴族子弟有義務參軍服役——進入近衛團——從普通士兵做起，他們只能一步一步慢慢爬到軍官這一級別。1716年的軍事條例特彆強調了這一點：凡參軍者都稱為士兵，無論將軍，還是最末等的步兵或騎兵，概莫能外。條例確定了服役期間的所有細節，也考慮到了對違規者實施懲罰措施。被強制徵兵的農民拒絕服役：1712年，逃兵的比例升到了10%。很快，逃跑現象就蔓延到了貴族階層。從1708年起，家庭必須為逃跑的新兵負責；1712年和1715年，特別下達的敕令規定會用黑火藥在逃兵的左手上烙刻十字架標記。 嚴厲的軍隊紀律成為模板，文職生活也因此受到了啟發。彼得在其生命的最後一年向服務國家的人做了解釋，說不得竊取國庫，不得收受賄賂，為人必須誠實；他威脅道，如有違犯，就會受到極其嚴厲的懲罰，他這是將軍隊紀律方面的概念用在了文職工作上：「凡工作中自願且有意犯罪者，必將受到懲罰，和戰時不願履行職責的叛徒同等待遇……」 因戰時需要所實施的行政改革很快便超越了戰爭框架。彼得經常不在莫斯科，但他什麼都想知道，什麼都想掌控，要在所有的領域做出最終決策。於是，他就設立了迄今為止俄國聞所未聞的行政管理機構「內閣」。「閣務秘書」阿列克謝·馬卡洛夫一直都在沙皇左右，他在將文件呈遞給彼得之前會將所有文件全都審核一遍，所以他也就成了最有權勢的人。波雅爾杜馬就這麼不知不覺地消失不見了，甚至都不需要為此頒發特殊敕令。最後一次提到波雅爾杜馬是在1700年2月。自然，彼得是從西方尋找可以更新並改革莫斯科陳舊過時的行政管理體系的方法的。「莫斯科羅斯衰落了，甚至傳統文化也沒落了，歐洲存在一個完美的政治觀念和社會方法體系，這對彼得而言都是實施『革命』的有利條件，以使俄國融入歐洲『現代』強國的圈子。」17世紀末，西歐和中歐出現了行政管理和政治原則（也是社會—經濟原則）的類似體系。「官房學派」，對財政、經濟、管理的研究，所有這些在中世紀大學教授的內容，最終導致17世紀出現了組織性極強的國家概念，很快就又變成了警察國家的概念。哈雷大學在「官房學派」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大學的許多教授全都去了俄國。 馬克·拉耶夫認為「官房學派」的重要原則全都來自16世紀和17世紀誕生於西歐的新世界觀，以及後來伽利略、牛頓、笛卡爾的發現。這些思想家將中世紀世界封閉完善的觀點變得一無是處，他們強調了世界的無限性，這樣一來，自然資源也就有可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他們斷言宇宙是可以通過學習來理解和組織的。但需要理性和意志。這兩股力量結合起來，就能使人產生思考，認為未來就是現在的延續，只要掌握理性科學所證明的那些難以理解的法則，向著未來的發展進程就是可以計算出來的。人類能夠增長知識、增加產量，從而改善自身的物質狀況。換句話說，進步是可以做到的。 從這些哲學前提推導而來的一個政治結論是，必須對民眾進行再教育，並且重構社會，這樣他們才能為未來、為遙遠的結果、為進步而拼搏。自此以後，就有兩項任務落到了政府的肩上：第一個是長期組織社會活動，擺脫「農民」日復一日「生活的」心態；第二是消滅偏見和其他迷信，這些會阻礙對宇宙的理性闡釋。馬克·拉耶夫寫道：「政府和政治精英必須在對社會的再教育和再組織上發揮關鍵作用。」中央集權製得到強化，君主（國家的化身）此後的政策也會具有清晰的邏輯性，其目的就是使國家的潛能變得最大化，如財富、實力、物質方面的福利。這樣的任務顯然沒有盡頭，一旦動起來，它就會內化於體制，使自身成為目的。 自此以後，國家的帝國主義實力就會倍增：它不僅掌控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終壟斷私人生活），還不停地侵占新的領土（或國家），拓展各個領域。馬克·拉耶夫對警察國家的定義是：彼得使用的方法「目的在於用從西歐和中歐進口的富有活力的體制來替換瀕死的莫斯科文化」。 彼得一如既往地做實驗，強行實施新的法律法規，覺得不適合了再將之摒棄，就這樣積極地對國家行政體系進行了重組。戰事正酣的時候，俄國分成了八個行政管轄區（或曰省），這些省份幾乎都是行政區和軍事區，為一定數量的軍隊服務。1711年，創建了中央政府機關——元老院。元老院的使命是沙皇不在都城的時候取代他發號施令；正式設立該機構的命令指出：「每個人均應服從元老院……和我們。」新設立的機構有九名成員，機構擁有極廣泛的權力（因為誰都認為它可以取代沙皇），可以履行無數的職能。1718年，為了使元老院的活動合理化，彼得還設立了上文所說的院。萊布尼茨給彼得去信，說這些院可以撼動國家機器，就像一個小齒輪帶動另一個小齒輪那樣，歸根結底，「生活的指針將會絕對無誤地指向國家的幸福時刻」。 創建院（我們說過一開始是九所）可以擴大政府的治理領域，強化中央集權。首先是負責「外國」事務的院。之後出現的是陸軍以及海軍院（這在之前的俄國聞所未聞）。三個院負責財政事務：一徵稅，二安排預算資金，三控制花費。最後，另外三院負責貿易和工業事務：一院負責輕工業，二院責礦產，三院國外貿易。所有的院長（只有礦產交由蘇格蘭人雅各·布魯斯負責，他是出色的炮兵統領）都是俄國人，副院長几乎都是外國人。一開始，院長同樣也擔任元老院議員。不過後來，彼得對這些職能又作了區分。 行政機關要受到帝國的雙重監督：秘密監督財政（有線人網絡），全體檢察官公開監督法院。總檢察長擔任監督機構最高領導人。 正教院在行政體系中占據了一個特殊的地位。1700年阿德里安牧首死後，教會便由「牧首御座的護衛者」司提反·雅沃爾斯基領導。這位神職人員表達了想要有一名牧首的願望，彼得便做出了回應，於1721年頒布《教會條例》，由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執筆。領導教會的工作便交給了正教院，正教院的院士均為公職人員，和任何一個世俗機構一模一樣。他們向沙皇宣誓，不折不扣地執行他的指示。正教院1722年的敕令命令教士需將告解時聽來的叛國或反叛之類的意圖報告給當局。 某些歷史學家和彼得的許多同時代人一樣，都認為教會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強行讓俄國具有新教的構架；而且，新教對彼得大帝頗具吸引力。彼得的德國傳記作者認為是國家層面的考量，而非神學層面的考量，促使沙皇選擇新教模式作為精神生活的組織形式。尼古拉·卡拉姆津顯然也注意到了這個事實，他寫道：「沒什麼東西能讓［彼得］害怕。無論什麼時代，俄國教會都有首領，先是都主教，後來則是牧首。彼得宣布自己是教會首領，取消了牧首一職，認為牧首對專制權力構成了威脅。」 1589年設立的牧首一職表明官方正式確認莫斯科繼承了拜占庭的遺產。取消牧首就表明全俄皇帝根本不需要中介存在於上帝和他之間。1716年通過軍事條例的時候，彼得還沒獲得皇帝的頭銜，也沒創建正教院，軍事條例是這麼宣稱的：「陛下乃絕對君主，無須對世界上的任何人負責，但作為基督教君主，他擁有權力和力量，以自己的方式統治他的國家。」 沙皇和牧首——上帝選定的雙重權力，具備上帝的智慧——代表了莫斯科國至高無上的權力。在1721年的《教會條例》中，給出了取消牧首一職的理由，即：「庶民無從知曉精神權力和沙皇權力之間的差別。」為了不致造成太大的混亂，皇帝便將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都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彼得給象徵符號賦予了極大的重要性，規定在莫斯科聖母升天大教堂內都主教彼得的墓旁不再放置一普特（poud，16.38公斤），而是一俄磅（funt：略少於500克）的蠟燭。 彼得改變行政架構，效法警察國家模式，同時用羅馬帝國的世俗模式（因此，俄國既非沙皇國，亦非正教王國）取代神權政治的拜占庭模式（東正教沙皇國）。阻止君主成為國家絕對主人的牧首必須離開。彼得對他父親發起的反尼康牧首的鬥爭可謂記憶猶新。照皇帝的看法，近衛軍隨便一個軍官就能來領導教會。因此，彼得比路易十四更有理由說「朕即國家」這句話，因為俄國沙皇還加了一句：朕即教會。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在闡釋教會改革的意義時寫道，彼得的「整個精神結構屬於俄國類型，但他的宗教觀卻使他成了非俄國類型的沙皇」。 1722年設立的「官秩表」制定了管理體系的規章制度，是一份重要文獻。彼得吸取絕對君主國——法國、普魯士、瑞典及其他國家——現行的官階制度，在國家內部創立了官階等級制：軍職人員和文職人員、宮廷人員。「官秩表」計十四「類」（或級），規定了該等級中依據能力、學識和熱情的多寡來決定升遷的種種可能性。現在不再靠出身和家世，而是靠才能和工作能力方可走上一條通往「頂層」的道路。一級官階（文職等級中的第九級）如獲晉升，便可自動獲得只蔭及自身的貴族身份，六級軍職（文職四級）則可獲世襲貴族身份。 因此，貴族不再是封閉的社會等級：通道正向庶民開放。伊凡雷帝時期發起的反對門第授官制的鬥爭最終以沙皇的權力大獲全勝收尾。此後，權利和特權的獲得不再取決於出身和職務，而是取決於級別。「官秩表」一直在俄國沿用至1917年。彼得所確立的這個方案不僅可以對行政部門進行管控，也可以對社會階梯上的每個公職人員進行管控。即便再瑣碎的日常生活也都受到了嚴密的管制。比如，前五個級別購買製作制服的布料每俄尺（0.71米）不得超過四個盧布；隨後三個等級的費用是三個盧布，其他等級則為兩個盧布。 改革（或曰革命）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人。貴族（領導階層）獲得了借用自波蘭語的新稱號：chliakhetstvo。但這個新詞在俄國的土地上並沒有波蘭語的含義：俄國的貴族階層並不像波蘭什拉赫塔那樣擁有這麼多的權利，而是受到了極其嚴格的「管控」。彼得堅持認為十五歲是開始作為貴族服務的年紀，這樣的服務並無限期（一直到五十五歲）。但他規定少兒貴族要在開始服務之前學習算數和幾何基礎（只有掌握一定水準的基礎教育之後方可成婚）。十歲的小貴族剛開始的時候為普通士兵級別。「對士兵這個職業的基礎情況都一無所知的」人沒有任何機會可以成為軍官。家財萬貫的、頭銜最高的家族出身的兒童都會加入首都近衛軍，而其他兒童都要去軍隊服役。 1714年，彼得簽署了一項敕令，針對的是遺產以及禁止分割不動產（采邑、莊園……）。接下來，父親只能將財產遺贈給一個自己選定的兒子。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這並不是西歐存在的長子繼承制。由於立遺囑者可選擇繼承人，故而土地（和其他財產）並不會自動來到長子手上。因此，彼得就這樣規避了田產的碎塊化，但由此也引發了貴族的貧困化，而貴族這個階層主要是「軍職人員」的來源。采邑和莊園的區別最終遭到廢除，這樣也就出現了一種新的田產形式，「可繼承，不可分割，一勞永逸地迫使持有者履行軍職和文職職能」。 1714年設立的人頭稅是向農民的最終奴化走出了新的一步。由於民眾想盡各種辦法避免繳稅，所以當局就實施了類似於「連帶擔保」的措施：地產主負責徵稅。農民的依附性越來越厲害。而且，通過「規範」和簡化現有的關係，新頒發的敕令將所有農民一視同仁，取消了奴隸和自由民之間的所有區別（以前，後者並不屬於領主）。農民作為耕作者，被固定在土地上，由此轉變成了奴隸。此時建立起來的農奴制一直將持續到1861年才結束。很快，農奴制的種種形式引發了皇帝的不滿。在1721年的一份敕令中，彼得禁止將農奴的家庭拆散，「像牲口那樣」「零售」出賣。但這份敕令一直都是一紙空文。 我們知道，成千上萬的農民被用來建設沃羅涅日、亞速、阿爾漢格爾斯克的海軍船塢，以及建設彼得所謂的「天堂」：聖彼得堡。外國親歷者說在建設塔甘羅格港口期間有三十萬人死於飢餓或疾病。聖彼得堡的建造更是死傷無數。 戰爭有效地促進了工業的發展，其肇始源頭可追溯至17世紀。當時在西方甚囂塵上的重商主義逐漸站穩了腳跟。彼得有三個宏大的目標需要達成：鼓勵採礦業開採俄國豐富的礦產資源；以外貿差額為基礎，規範貿易；發展地方製造業。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俄國的年輕企業並不能符合改革者的期望；必須下達敕令，命令資本家開辦製造廠，創建商行……這樣一來，創建工廠或商行就等於是在為國家服務，成了一種義務，而工廠和商行也就像是官方機構。」對此必須補充的是，被強制遣往礦場、製造廠、作坊的「在工廠幹活的農民」，其處境要比專事耕種的農民悽慘得多。 不過，成效還是頗為驚人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從彼得的改革中看到了兩個層面，他列舉了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俄國沒有正規軍，沙皇就建了一支；俄國沒有艦隊，他就造了一支……原材料的開採發展不快，加工業幾乎不存在：他在位末期留下了兩百多家工廠和作坊……」改革的成果甚至也受到了史達林的關注，他在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受到了克柳切夫斯基文本的啟發：「以前，我們還沒有重工業……現在有了。以前，我們生產不了拖拉機。現在也有了……」 這些可觀的變化同樣也影響到了文化領域。對彼得而言，文化就是教育的同義詞，他認為教育就是獲取有用的知識，所以基本上就是技術方面的知識。弗拉基米爾·魏德列說彼得是「現代第一個技術官員」。學校開了不少，都是教授算數和幾何的，還開了許多專業學校，培養工程師和炮手，航海和醫學方面也有專門的機構。俄國以前的教育完全由教會管轄，現在第一次出現了世俗學校。1703年還出版了首批和宗教無關的出版物：《消息報》提供技術信息、刊登皇家敕令，列昂季·馬格尼茨基的著作《算數》在當時那個時代風靡一時，書中除了算數運算規則之外，還提供了大量極為實用的信息。 文化層面的轉變觸及了彼得時代俄國人的生活方式。鬍鬚消失了，服裝變了，新的行為規範也得到了認可。當時暢銷書的書名是：《青春時期誠實之鏡，或日常良好的舉止規範》。1717年和1718年這兩年時間，印刷出來的189本書售罄，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這份講述良好舉止的指南教導年輕貴族如何落座、行走、致禮，使用餐刀、餐叉、餐巾、手帕，如何戴帽，以及如何施行宮廷社交禮儀。書名頁上寫道：「應沙皇陛下之命印刷。」 《誠實之鏡》也繪製了此書讀者的肖像，由此定義了新文化得以傳播的一個框架：新文化關涉的是宮廷、高級官員、首都的貴族階層，以及部分外省貴族。新文化成了社會特權階層的一個獨特標記。 文化上的革命如火如荼進行著的時候，俄語也受到了撼動。新概念和新詞彙的出現引入了大量外來詞：三千多個來自拉丁語、德語、丹麥語、英語、瑞典語、法語、波蘭語的詞注入了俄語當中。幾十年之後，俄語將這些外語消化殆盡，現代俄語也就從文學中誕生了出來。 在彼得的倡議之下，文化和教育都發生了變化，而其他生活領域也是一樣。用1899年亞歷山大·基澤維特的話來說，這些變化是「靠著強制和恐怖」才得以推行起來的。1956年，弗拉基米爾·魏德列用了一個形象：對他而言，彼得等於是把俄國這個「優秀的學生派到了工人學堂和歐洲去學習，他這人頭腦很清晰，太清晰了，他覺得歐洲沒有靈魂，很『美國化』（亦即只注重技術和工業）」。 無論稱之為改革還是革命，彼得的改造工作都遇到了社會大多數人的抵制，也由此形成了反對力量。阿斯特拉罕、頓河以及其他地區爆發的暴亂就是這種不滿情緒的有力證明。但這並不僅僅是生活困難所致，也是當時的情感所致，因為許多人覺得自己所認定的生活方式、行為舉止以及普遍的信仰都受到了威脅。彼得的支持者稱其改造工作是「理性的勝利」，但俄國的大部分居民卻認為這麼做喪失了靈魂。沙皇設立的人頭稅（所謂的「按靈魂」徵稅）卻將靈魂轉變成了稅基單位。 對彼得的反對出現在三個層面上。首先是社會層面。對暴亂的鎮壓極其嚴酷，但這絲毫無法改變絕大多數民眾對沙皇及其新發明的看法。反方的第二個壁壘是神職人員，這些人雖然是分裂派教徒，但與官方教會仍有部分聯繫。分裂派從其源起和內在的邏輯來看，純粹是一種宗教現象，完全不具備社會特點。不過，其發展的邏輯，還有它的起源，都導致了民族主義類型的反應。俄國的民族主義就是在這兒找到其根源的。「舊信仰」的傳道者並不要求信徒通過個體的約束和努力來拯救靈魂，而是強調他人（外國人）的過錯會使他們受到責罰，用這種威脅手段來嚇唬羊群。帕維爾·米留科夫寫道：「分裂派要為這些民族宗教的形式而鬥爭，因為這些形式受到了希臘和基輔語法的誤用。」第三個反對因素主要由傳統貴族階層的殘餘力量構成。 從意識形態層面來看，反對派傾盡全部之力聚集在彼得的兒子，皇儲阿列克謝的周圍。阿列克謝為遭沙皇疏遠的葉芙多基婭所生，所以成長過程中沒有母親的身影，阿列克謝和父親一點都不像。「彼得具有開創精神，身形強健，精力充沛，和皇太子的溫柔、懶散、孱弱形成鮮明對照。」父親對實用技術、手工勞作感興趣，兒子則更喜歡神學和教會史。阿蘭·貝桑松概述了父與子之間衝突的來由：「父親的要求就是對俄國的要求：俄國和他化為一體，與他的精力、事業步調一致……阿列克謝所要的是私人生活：而這一點，彼得絕不允許任何一個俄國人這麼做。」 隨著阿列克謝日益長大，彼得對俄國的震動愈來愈強烈，再加上還存在不滿情緒，沙皇與其繼承人之間的分歧也就愈發明顯。1717年8月，沙皇向時年二十歲的阿列克謝下了最後通牒：要麼馬上改正，成為合適的繼承人，要麼削髮為僧。皇太子的回答就是逃往國外。他逃到維也納後，受到了奧地利皇帝的庇護：阿列克謝的妻子、1714年去世的夏洛特公主就是查理六世的妻妹。用20世紀的語言來說，就是俄國皇位繼承人要求奧地利皇帝給予其政治庇護。這種叛國行為已是不打自招：逃亡、僑居國外都承認了這種罪行。 彼得派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彼得·托爾斯泰去找皇太子，而後者則設法藏在了奧地利皇帝的領地內。彼得·托爾斯泰威脅利誘，還同意讓他和葉芙羅欣生活在一起（葉芙羅欣是女僕，受阿列克謝鍾愛，這次他也是和葉芙羅欣一塊兒逃亡的），這才說服阿列克謝回國。奧地利宮廷根本就不支持這種叛逃行為，加之維也納懼怕彼得大帝的雷霆之怒，所以看到阿列克謝離開自然欣喜萬分。奧地利的大臣甚至還擔心俄國軍隊會入侵帝國的領土：沙皇的軍隊就駐紮在波蘭西里西亞的邊境地帶。 阿列克謝返回之後，對他的審判就開始了。先是逮捕了皇太子的身邊人，那些人遭到了嚴刑拷打。沙皇想要找到兒子有罪的證據，想要獲得陰謀反對他的那些人的名單（他相信有這樣的陰謀）。身處彼得堡的漢諾威使節韋伯寫道：「我不想充當法官，我知道不管沙皇是否有理，都不會讓皇太子登上皇位，還會對他進行詛咒。不管怎麼說，神職人員、貴族和平民喜愛皇太子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每個人都清楚沙皇的遺囑在他死後沒人會加以理會。」 彼得還親自審問了葉芙羅欣（她沒受到拷打），從而得知了兒子的夢想，他和自己心愛的女人分享了自己的夢想，那就是：登上皇位之後，阿列克謝想要國內保持平靜，不再進行征伐，解散大部分軍隊，取消艦隊。對皇太子而言，所謂的「國內」自然就是指莫斯科。皇儲其實一心想著要把彼得堡變成「荒漠」。彼得生平所要做的就是實現宏圖大業，凡對俄國至關重要的東西就要拿到手，而皇太子的這些夢想卻與之背道而馳，這當然並不只是阿列克謝的臆想。彼得死後十二年，普魯士駐俄國大使沃克羅特闡述了貴族反對沙皇政策所立的方案，這些看法是以他在「密」談中聽來的東西為基礎的。首先，主要是反對外交政策。該方案的支持者反對俄國向西方推進：對他們而言，沙皇獲取波羅的海領土一事對俄國的安全毫無助益，反而會冒風險，將國家拖入和外國紛爭不斷、你爭我奪的局面。貴族階層認為獲取波羅的海既得不到好處，也沒有土地上的益處；相反，「利夫蘭人幾乎都踩到了我們頭上，所得的特權比我們還多」。此外，貴族還反對建設正規軍，「即便敵人劫掠了整個國家，但和最糟糕的敵人相比，這麼做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總之，俄國並不擔心外國的入侵：地理位置決定了沒有哪個國家能征服得了它。俄國想要變成海上強國的願望荒唐至極。根本就不要什麼艦隊來保衛邊境：唯一一個能從海上發動攻擊的國家就是瑞典，可瑞典還是傾向於從地面攻打。最後，沙皇將居所搬至北部的首都，這麼做可以說有害無益。在地處中樞的莫斯科管控國家要方便得多，而從外交層面而言，定都於彼得堡沒什麼幫助。當然，這座城市離瑞典更近，所以也就更易遭到進攻；而且，它離波蘭和土耳其也都太遠，而監控這兩個國家相當重要。 這個方案令人想起了從葉芙羅欣那兒挖來的那些信息。在分析了彼得的對手的這些論據之後，帕維爾·米留科夫認為，他們想要保持和平的特色只是表面現象而已。事實上，反對者並沒有說不要從波蘭那兒「獲取必要的土地」，也沒說不要發起新的征戰，「確保（土耳其）難以入侵」。但和彼得不同的是，他們認為莫斯科政策的老目標，用老的方式也可以做到。 從葉芙羅欣那兒得到所希望的情報之後，彼得便迫使兒子坦白自己有哪些不可告人的計劃。1718年5月，民眾知道了皇太子所犯的罪行：「［皇太子］想藉助外國的幫助或通過武力發動騷亂，在其父親在世之際登上皇位。」6月，彼得下令設立法庭，法庭成員由一百二十名神職人員和世俗人員構成，沙皇囑咐這些人要「多多了解」「君主的兒子」。阿列克謝被拘禁在彼得保羅要塞，並受到長時間的審問，而且遭受了可怕的折磨：沙皇想要知道所有皇太子的「同謀者」、所有不滿者的名字。審問由彼得·托爾斯泰主導，此人就是說服阿列克謝回國的那個人。他既是外交官，也是劊子手，過了很久之後，他的後人說家裡一直流傳著一個傳說，說阿列克謝臨死時詛咒了彼得·托爾斯泰及其後人，一直詛咒到了第二十五代子孫。法庭判定阿列克謝「大逆不道」，該當處死。 1718年7月26日，阿列克謝去世。沙皇下令向各國使節發布宣告，就說皇太子身故，乃「罹患重疾所致，起初，頗類卒中」。彼得的蘇聯傳記作者指出死刑判決並未實施，但皇太子還是死了，「不太可能是身體和精神上受打擊所致」。 皇太子去世次日，就是波爾塔瓦戰役的紀念日，沙皇和廷臣一起慶祝了這個節日。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是這麼寫的：「沒有舉辦喪事。」 對彼得懷有極大好感的俄國歷史學家也沒能找出哪怕一絲一毫反對沙皇的陰謀詭計。A. 布里克納在其《彼得大帝的歷史》一書中陳述了俄國文獻中傳播極廣的一種觀點：「事實上，根本就沒有陰謀，也不存在真正的政黨。但不滿者的人數極多，許多人都表達了對皇太子的同情。」但歷史學家也都一致承認是國家理性、俄國的利益促使這位了不起的改革者消滅了自己的兒子。就連布里克納也極為天真，他寫道：「彼得戰勝了無數對手：沙皇認為屬於『米洛斯拉夫斯基核心』的那些人遭到了碾壓；射擊軍也沒了；索菲婭死在了修道院裡；阿斯特拉罕暴動、布拉文叛亂也都失敗了；哥薩克和分裂派都已屈服於改革者的意志。最後就只剩下消滅皇太子阿列克謝了。」 謝爾蓋·索洛維約夫對彼得的欣賞毫無保留，他說神聖的君士坦丁大帝就處死了自己的兒子克里斯普斯，18世紀，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也險些這麼對待自己的繼承人腓特烈二世，他還說沙皇在聽到這些不祥的話語時內心的焦灼之情：「他會死去，萬物隨之熄滅，俄國又將重回舊日的野蠻狀態。」所謂的必須求助於野蠻手段來與野蠻作鬥爭的理念在20世紀特別流行。謝爾蓋·索洛維約夫的結論是，阿列克謝的死亡仍然迷霧重重，但他父親的苦難卻得到了澄清：「彼得寫道，我受苦始終都是為了祖國，只希望它好；敵人對我使盡了各種卑鄙手段；對這些事情不熟悉的人很難承認我的無辜；但上帝能察覺出真相。」 這位俄國歷史學家覺得有必要用外國權威人士的觀點來支持自己，於是援引了伏爾泰的看法。《彼得大帝治下俄羅斯帝國史》一書的作者用了很長的篇幅講述了「阿列克謝·彼得羅維奇王子被揭發一事」。伏爾泰提到過一本英國小冊子，裡面說如果皇太子受到議會的審判，一百四十四位法官沒有一個人會投票支持懲罰他，因為無論是英國還是法國都和俄國不同，他們不會因為思想罪而去懲罰任何一個人，但伏爾泰解釋了為什麼必須處死彼得的兒子：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服從，在我們這兒會認為那只不過是行為不端，可施以懲罰，但對龐大帝國的繼承人而言，不服從就是十惡不赦的罪行，會引發極大的破壞。對伏爾泰而言，皇儲之死是個極其昂貴的代價；但彼得以為人民謀福祉的名義堅決處死了他。 1759年，關於彼得時期歷史的著作上半部分出版了，但俄國讀者並不滿意，伏爾泰於是給他最狂熱的仰慕者，也是伊麗莎白皇后的寵臣舒瓦洛夫伯爵寫了一封信：「皇太子的悲慘結局讓我略有不安……從審判中，我並沒看出任何謀反的跡象……在我看來，這孩子不應被處死，他只是和父親道不相同而已。」想一套，寫一套，並不是只有伏爾泰才會這麼做。但必須指出的是，住在莫斯科的外國人都很支持彼得大帝。漢諾威使節韋伯是這麼說的：「如果存在陰謀，這兒的所有外國人都會處境堪憂，無一例外都會成為平民怒火的犧牲品。」許多外交官都對阿列克謝持負面看法，其中也有法國人，他們擔心的是皇太子有意要和奧地利結盟的做法。 1910年，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國史概論》第四卷出版了，這一卷專門講彼得大帝。如今已經八十年過去了，這位歷史學家以格言警句的形式巧妙呈現出來的觀點似乎具有難得的正確性，因為這些格言都受到了後續事件的確認。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到彼得改革的時候說：「最高權力就是人民所熟悉的指路者，他所發起和推動的改革使用暴力手段，使改革開始成形，這有點類似於革命［……］。但這更像是一種撼動，而不是顛覆。」歷史學家並不否認撼動的重要性，它對社會和未來都造成了衝擊。但他不願將沙皇的改革視為革命，因為俄國的基礎得到了保存。克柳切夫斯基寫道：「彼得改革是專制政權和人民及其故步自封的特性作鬥爭。他想用恐怖手段來激發奴性社會的主動性，經由擁護奴隸制的貴族階層，讓歐洲科學進入俄國，對人民進行教育，並認為那就是社會甦醒的絕對條件；他希望的是，奴隸雖然還是奴隸，但可以自由清醒地行動起來。」這位歷史學家的結論是：「專制政權和自由、啟蒙運動和奴隸制相結合，這就是化圓為方的做法，自從彼得時代以來，我們就一直想要解決這個政治方程式，但經過了兩個世紀，直到如今，我們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死於1911年，六年後，布爾什維克便嘗試解開「專制+自由」這個方程式。20世紀末，如何解這個方程式仍然成謎，而俄羅斯也仍然想要找到「化圓為方難題」的解法。 5 彼得大帝的遺產 彼得的國度不會包含特權人物和特權群體，所有人皆為平等，那是一種面對國家，權利缺失的平等。 ——謝爾蓋·普拉東諾夫 瀕死的彼得尚有時間在別人向他展開的紙上寫道：「我將一切遺贈……」可是，皇帝要把這「一切」遺贈給誰呢？沒人知道。和以前發生過的許多次情況一樣，有遺產，但沒有繼承人，要麼就是同時出現太多繼承人。阿列克謝已死，沙皇也就不再擔心有可能會抹殺父親功業的兒子登上皇位了。但這也會讓他思考由誰來繼位的問題。1715年10月，阿列克謝的妻子夏洛特生了個兒子，取名彼得。幾天之後，沙皇的妻子葉卡捷琳娜也生了個兒子，也命名為彼得。1719年4月，彼得大帝的直接繼承人夭折。當時有個人說葉卡捷琳娜「由於身形肥胖」，無法指望再生一個孩子。1722年，彼得頒布有關皇位繼承的敕令，克利加尼齊就曾為遲遲無人繼位而哀嘆不已。這道敕令使沙皇可以任命他所選定的繼承人。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寫了一本書，名為《君主意志之真理》，標誌著新時代的開始，這位擔任主教的學者在書中科學地證明了沙皇敕令的正當性和實用性。 繼位問題並不會阻礙彼得繼續狂熱地我行我素，尤其是外交政策方面。皇帝已在波羅的海沿岸站穩了腳跟，現在將目光轉向了東方。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概括道：「彼得的東方政策有兩大目標：和印度及中國密切接觸。」這兩個國家並未威脅到俄國。但正如亞歷山大·基澤維特所寫的，「俄國（在彼得時期）的領土擴張尚未達到其自然限度」。他說，俄國會繼續「打磨邊界」。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也從中看出了彼得的意志所在，一方面是為俄國打開通途，創建強大的海軍，以在和歐洲大國的折衝樽俎中取得相應的地盤，一方面將西方文明的果實帶往東方，「帶給東方各民族，相較之下，這些民族仍處於文化發展的底層」。這位蘇聯歷史學家發現東進發源於經濟（「彼得想要把俄國轉變成東西方，尤其是印度和西歐之間的商貿中介」），還想使俄國「加強與（遭受土耳其和波斯威脅的）兄弟民族的關係」。沒有哪個俄國歷史學家（出於各種理由）不會對擴張的帝國的必要性提出質疑。 和中國接近所作的嘗試純屬外交性質：俄國皇帝駕崩之前不久仍未對沒能同這個國家確立關係感到挫折，準備再派一名特使前往，後者聽命於薩瓦·拉古津斯基伯爵。只是到了彼得駕崩之後，該使節才來到北京。彼得由於沒能同印度締結關係，便制訂了一項計劃，以期穩步向著設定的目標推進。他打算讓希瓦汗國和布哈拉汗國臣服於俄國，讓俄國分遣隊常駐在那兒，作為大汗的貼身守衛。同時再勘探東方沿海地區，設法在那裡建造堡壘。 1717年，別科維奇—切爾卡斯基親王率領大部隊（約四千人）進入希瓦。但部隊遭到伏擊，悉數覆滅。幾番失敗（1715年，卡爾梅克人在額爾濟斯地區將布戈茨的部隊打得落花流水）並沒有讓彼得灰心。1722年，他向波斯發動戰爭，且親自率領軍隊打到阿斯特拉罕城下。這次出戰的藉口是沙赫勢力太弱，波斯國內爆發內戰，擔心土耳其從中漁利。1723年，他和波斯簽訂和平協議，波斯將裏海的西部和南部海岸地帶（達吉斯坦、希爾萬、吉蘭、馬贊德蘭諸省）悉數讓給了俄國。巴庫也成了俄國城市。 從1720年起便擔任阿斯特拉罕省長一職的阿爾捷米·沃倫斯基此時正積極籌備波斯戰事，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陛下並非只是劍指波斯。事實上，如果命運朝我們微笑，如果他寶貴的生命沒有熄滅，那他顯然就會打到印度，甚至瞄準中國，而我正好有幸親聆陛下此等訓示。」 和往常一樣，彼得並不滿足於做夢和制訂計劃，他要的是行動。1723年12月，兩艘戰艦接獲秘密指示，駛離列瓦爾：取道馬達加斯加，駛抵「印度東部，也就是孟加拉」，使印度和俄國建立起直接的聯繫。但戰艦一旦駛入外洋，就不難發現造這些戰艦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僅僅走這麼遠。 我們發現，彼得並沒有留下遺囑。但很快就有人虛構了一份出來。「彼得大帝遺囑」偽本的歷史只不過是「彼得神話」的表現之一，並在後世一代又一代人的意識中代代相傳。「遺囑」「偽本」令人頗感興趣，其所造成的衝擊遠比真實事件來得大。看看《錫安長老會紀要》為何會名聲這麼響，也就能理解這一點了。 1812年，拿破崙攻打俄國前夕，歐洲第一次想聊聊「彼得大帝的遺囑」。法國外交部官員勒絮爾匿名出版了一本書，名叫《俄國的發展》，裡面就談到了「遺囑」。事實上，「遺囑」只出現在第二版中，法皇覺得此時完全可以為針對俄皇的戰爭造一造輿論。這邏輯沒毛病：向來攻城略地毫不含糊、滿腦子宏圖大業的拿破崙，認為其未來的對手俄國擁有掌控全世界的意圖。所以「遺囑」肯定是彼得寫的：「我接手時的俄國只是一條潺潺小溪，如今我已使之成為浩蕩大河；我的繼任者要使之成為汪洋大海，澆灌貧瘠的歐洲……」他甚至還指出了「澆灌歐洲」的方法：「必須相繼和凡爾賽及維也納秘密商談，與之共享世界帝國。吹捧其野心，滿足其自尊，就容易達成共識，如果有一方同意，就利用這一方消滅另一方，再碾壓剩餘者……戰果如何毫無疑問，因為俄國會擁有整個東方和大部分歐洲。」 皇帝向其子嗣提供的婚姻建議給了他迎頭一擊：「需始終娶德意志公主為妻，以此增進家族聯姻，使兩者利益趨同，讓德意志為我們的事業共同奮鬥，擴大我們的影響力。」「遺囑」給波蘭留了一個特殊的位子：「必須分割波蘭，使之動盪不息，紛爭不止；必須用黃金收買領主，將之吸引過來，通過散播不和，對議事會採取行動，以此來影響國王的選擇……」 「彼得大帝的遺囑」的經歷令人目不暇接。每次俄國和西方國家爆發衝突，它就會冒出水面。國務活動家、記者、小說家都說那是「彼得的指令」，說俄羅斯帝國想要攻占歐洲和亞洲。拿破崙之後，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法國人和英國人大量使用這份「遺囑」。1914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在宣傳中也用到了它。 20世紀初，有證據表明彼得一世並未留下遺囑，歸於他名下的遺囑是1797年10月由移民巴黎的波蘭人米哈爾·索柯尼茨基憑空捏造出來的。後者將「遺囑」文本提交給了督政府。1812年，拿破崙讀了「遺囑」，經過修正之後，命令放入勒絮爾的書中。後來成為拿破崙麾下將軍的米哈爾·索柯尼茨基在第一次瓜分波蘭之後即已撰寫了「遺囑」，那時他因參與柯斯丘什科起義而在彼得堡被關了兩年之久。他這麼做就是為了將俄國當作敵人，激發「北方帝國」威脅論，設法吸引西方站到波蘭一邊。 索柯尼茨基的這篇文本還起到了很奇妙的作用。19世紀末，法國的反猶主義者也編造出各種「文獻」，目的是證明猶太人有著獨霸世界的圖謀；於是，他們就將目光投向了「彼得大帝的遺囑」。後來，這些「文獻」在編訂《錫安長老會紀要》的時候得到了採用。 很久以來，「彼得大帝的遺囑」實屬偽造一事早已不再受到質疑。但人們想要讓俄國的第一任皇帝成為攻占世界的始作俑者這一事實，再次表明這麼做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彼得運用武力使俄國躋身歐洲強國之列。自此以後，他的帝國就成了歐洲（因此，也是世界）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他擁有龐大的軍隊。武力彌補了經濟和文化的落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