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帝國史 · 第四章　動亂時代

合法沙皇駕崩，御座空缺，於是動盪開始…… ——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 弗拉基米爾·達爾的《俄語理據詞典》指出，smoutna（通常譯為「動盪」）這個詞意指混亂、騷亂、叛亂、暴亂、廣義的不服從行為、人民和政權之間的不和。在俄羅斯的歷史中，這個詞包含了留里克王朝瀕臨消亡和羅曼諾夫王朝來臨之間的那段時期。不過，也會將1917年革命之後的時期稱為「動盪時代」，那時，羅曼諾夫王朝的最後一任沙皇遇害。 儘管這兩個時間段差異顯著，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科斯托馬羅夫對此是這麼說的：「王位依舊空缺。」1917年，尼古拉二世代表自己和兒子遜位。寫於17世紀上半葉的《編年通鑑》的作者有過這樣一句話：「沒了沙皇，大地就成了寡婦。」這句話很好地揭示出了羅斯國的歷史，突出了它的一個根本性特徵。 俄羅斯歷史學家對動盪初期的觀點並未達成一致。對尼·科斯托馬羅夫而言，「1591年5月15日，邪惡時代降臨」，這一天，伊凡雷帝的么子、皇太子德米特里年僅七歲即夭折。而瓦·克柳切夫斯基則認為1598年費奧多爾·伊凡諾維奇的死亡，是一切開始的肇因。有些研究者認為，伊凡殺害自己長子的時候，不幸就已降臨。最後，也可以把1584年3月19日伊凡雷帝的死亡當作動亂時代的起點。君主的死亡通常都會使國家生活出現不穩定。在波蘭，國王的消失不出所料總會導致很大的波動。法國儘管王位都是有條不紊地傳給合法繼承人的，但16世紀也出現了「動亂時代」，要到1589年亨利四世登基，動盪才終結。 在俄羅斯，權力嬗遞除了合乎情理的困難之外，還有莫斯科國的特殊性質以及沙皇駕崩的因素疊加。專制君主制要求的是專制君主，尤其當國家遭遇危機的時候，更是如此。君主政體擁護者瓦西里·舒爾金找出了1917年二月革命前夕俄羅斯危機重重的原因：俄羅斯當時是一個「沒有專制君主的專制政體」。 專制君主伊凡四世駕崩之後，他的繼承人（費奧多爾意志薄弱，德米特里年齒尚幼）都完全沒有能力履行沙皇的職責，因此就出現了波雅爾獨斷專行的時期。沙皇將大權攬於一身，但有其合法性，而波雅爾當政似乎要比沙皇時期更糟糕、更可怕。 不過，大家對1613年「動亂時代」的終結並無異議，那一年，羅曼諾夫王朝的米哈伊爾被選為沙皇。照專家的說法，「動亂時代」持續了有二三十年時間之久。 攪動羅斯各階層民眾的那些事件不僅持續時間長，而且極富戲劇性，由此表明危機的根源出在國家機體及其往昔歷史的最深處。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這段歷史相對為人所知，雖然有些地方「比較清晰」，但動盪的意義何在仍晦暗不明。這不是一場政治革命，參與者無一人在革命的層次上提出新的綱領，儘管政治性的因素無疑都擺在了那兒（尤其是還涉及外國人）。這也不是一場社會動亂，沒人提出要讓社會徹底改變，雖然社會層面的動機無疑也是存在著的。 上述所說的每一種解釋（各種解釋相當之多，因為歷史學家對這個暴風雨呼嘯的悲劇性的時代特別感興趣）都闡明了問題的某一個層面，包含了一小部分真相。如果我們將所有這些動機、全部這些或多或少還算明顯的推動力全都整合起來，就會發現「動亂時代」的主要動因就是找人來當沙皇。 伊凡四世死後留下了三個根本性的矛盾，這些矛盾是突然出現在了中央集權的莫斯科國構建的進程當中的。第一個屬於政治層面。這裡應當給予伊凡應有的評價：對這個矛盾——君主的專制權力和專制管理層之間的矛盾——他想用特轄制來加以解決。但他的行為缺乏條理性（歷史學家的說法），決策不足和毅力不夠（史達林的說法），他死後，「小王公們」（世系王公的後裔）都特別想扳回局面。 第二個矛盾屬於社會秩序層面，源於莫斯科沙皇擬定的外交政策綱領：打仗是為了自保和擴張，這樣就對繳納人頭稅的民眾盤剝極重，導致居民向邊境地區逃亡，中央地區人口減少。由於土地是沙皇收入的主要來源，而農民為了躲避稅收和壓迫，向南逃亡，從而導致肥沃的土壤拋荒的數量大增。因此，「動亂時代」的第二大主因就是尋找人力，奴役農民。 第三個矛盾屬於道德範疇。有一首名為《心照不宣》的詩指出，在歷史學家的筆下，古羅馬這座城市充斥著殺手和受害者，尼古拉·卡拉姆津下了這樣一個無可挽回的判決：「我們不應為它哭泣：它罹受慘禍，忍受清白者根本無須忍受的痛苦，實乃自找！」這位俄羅斯歷史學家譴責伊凡雷帝，將之比作羅馬暴君。卡拉姆津五十年之後，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寫道：「按照民間的理想，沙皇應該成為真理或道德的守護者才對，可他卻在臣民的眾目睽睽之下演出活劇，將無辜的受害者投入熊口，少女赤身裸體接受公審，同時卻還在遵守最為嚴格的敬虔之規，所以自從有了沙皇，對真理和道德的尊重已消失無蹤。」這位歷史學家的結論是，最終，「貪婪殘忍、自私自利的一代人發展起來，他們一切的企圖、一切的抱負都只不過是為了維護自己，這樣的一代人儘管表面遵守虔敬、法律和道德平常的形式，其實絲毫都不認可什麼真理」。這一代人都將成為「動盪時代」的參與者：這些人在伊凡雷帝時期長大，心心念念的就是沙皇，他們想要奴役為自由而戰的農民。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歸納道，「動亂時代」的恐怖行徑「就是有害的元氣在噴涌而出，這些元氣就是在伊凡恐怖統治時期累積起來的」。 「動盪」的一大特點就在於內部問題和外部問題之間難分難解的關係。三十年時間裡（從伊凡雷帝死後到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當選），五任沙皇相繼登上莫斯科的王位。這本身是一個不常見的現象，畢竟長期統治一直是莫斯科崛起的一個原因。王朝內部的爭執（由於克里姆林宮千變萬化）導致外國勢力涉足莫斯科政壇，規模之大，前所未見。為理解起見，只需明確指出在上述所說的五位沙皇中間就有波蘭的繼承人瓦迪斯瓦夫。俄羅斯歷史課本會有一章專門講「羅斯人反抗波蘭—瑞典干預的鬥爭」，但它沒有提到的是羅斯已被內戰弄得四分五裂，外國人是應羅斯人自身的請求，才越過了羅斯的邊界。 社會運動（農民和市民向南逃亡，逃向奧卡河以遠的肥沃土地）和外界也是衝突不斷。無人居住的領土——蠻荒之地——儘管存在大量土地，而且自由自在，但事實上那兒並不屬於任何人，雖然形式上歸屬於立陶宛；而且，1569年簽署了盧布林聯盟條約之後，以前的基輔羅斯有很大一部分地方都已變成波蘭領土。 因此，烏克蘭的問題第一次被提了出來，烏克蘭將會在俄羅斯帝國的歷史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俄羅斯人的心裡，南方一直延伸至黑海的大草原都是「邊境地區」（我們也已知道，「烏克蘭」一詞便由此而來），波蘭人對此並無異議。烏克蘭的民眾都是東正教徒，在那個時代，是宗教（而非民族，因為民族是個不清不楚的概念）決定了人在空間中的位置，因為他們都信奉東正教，故而宗教將俄羅斯人連接在了一起。 烏克蘭歷史學家從基輔羅斯身上看到了他們國家的雛形。基輔陷落和韃靼入侵使烏克蘭人的自治壽終正寢，其領土也成為蒙古帝國、立陶宛大公國和波蘭王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哥薩克將烏克蘭鐫刻在了歷史地圖上。和其他許許多多例子一樣，歷史學家也還沒有搞清楚他們的起源，對哥薩克一詞也不甚了了。17世紀，機巧聰明的文獻學家對kozak（哥薩克）和koza（山羊）這兩個詞進行了對照比較，認為人們用「哥薩克」來指稱那些迅捷靈巧有如山羊的騎馬者。另一些人則認為哥薩克是波洛韋茨人殘留下來的後裔。伏爾泰在《卡爾十二世的歷史》中認為哥薩克是韃靼人的後裔；尼古拉·卡拉姆津、索洛維約夫和其他歷史學家都認為他們是基輔王公的盟友「黑帽突厥」的後人。 哥薩克的資料最初出現在15世紀。波蘭編年史家馬爾辛·別爾斯基的一個叔叔後來成為16世紀哥薩克軍隊的starchina（類似於上校），他發現「哥薩克階層」(kazatchestvo)源於當地民眾。這也是烏克蘭歷史學家的觀點，他們認為哥薩克的出現是當時的生活條件所致，迫使這些人武裝自己捍衛自己的生命和財產，過一種軍事化的生活。 16世紀初，哥薩克的數量得到了極大增長。他們不再局限於保護自己不受韃靼入侵，還開始進攻克里米亞汗的領地，甚至是土耳其蘇丹的領地。16世紀中葉，德米特里·維什涅維茨基為了不受急流險灘的影響，在第聶伯河的島上創建了著名的「險灘之外」「sietch」（木結構城寨）。Sietch既是城寨，也是自由戰士的隊伍，靠劫掠「非基督徒」為生。 我們說過，盧布林聯盟是哥薩克和烏克蘭歷史上的重要時刻。儘管波蘭沒有農村自由人口，但立陶宛相反，十分之九的農民都不是農奴。波蘭在烏克蘭確立秩序之時，也就開始了對農民的奴役。這就影響到了哥薩克的自由，引發了他們的抵抗。斯特凡·巴托里於是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由於不可能消滅哥薩克階層，他就讓哥薩克為其服務。於是有了花名冊，來清點「國王的哥薩克」。巴托里設立了6個團，每個團配備1000名騎兵。不過，波蘭議事會沒有批准國王的這個方案。但利用哥薩克，使之在軍事上為波蘭國王服務的想法卻得到了採納。 哥薩克的數量不停地增長，特別是在16世紀下半葉。人們從四面八方前往城寨，逃離羅斯、波蘭和立陶宛；愛好冒險和自由生活的歐洲人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儘管果戈理的《塔拉斯·布爾巴》不能被當作可靠的歷史資料來看，但他對人們進入城寨的描述還是具有可信度的。作家寫道：「申請人出現在kochevoi（阿塔曼、首領）面前，首領輕鬆地問他：『你好！你信基督嗎？』『我信！』候選者回道。『那信三位一體嗎？』『我信！』『那你上教堂嗎？』『上的！』『畫個十字，我看看！』新來者就畫了十字……這就是整個入城儀式。」在這個簡單的基督教儀式中，唯一引人注意的只有畫十字：事實上，東正教徒和天主教徒畫十字的方式不同。不過，天主教徒也在城寨里避難。到世紀末，據觀察就出現了一個互相交叉的運動軌跡：烏克蘭上層貴族、軍官受波蘭文化和習俗的吸引，變得波蘭化，且向西而去；相反，莫斯科國、波蘭和立陶宛的農民群體卻受蠻荒之地的誘惑，向東南方行進。 1 攝政與沙皇 費奧多爾君臨天下，卻無法統治。 ——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 1992年莫斯科出版的一本俄羅斯史概論是這麼說這一事件的：「伊凡四世駕崩之後，他兒子費奧多爾·伊凡諾維奇繼他登上王位；費奧多爾優柔寡斷，體弱多病，毫無國家元首的氣度。」關於費奧多爾優柔寡斷和體質虛弱的問題，無論是其同代人，還是歷史學家，所有人都同意這個說法。至於說他「毫無國家元首的氣度」，這個判斷通常都認為應該歸於蘇聯歷史學家近期的看法，以此來為沙皇本人說說好話。革命前的俄羅斯歷史學家普遍接受波蘭使節列夫·薩皮耶哈給國王的報告裡的說法。伊凡死後，這位密使很快就出現在了莫斯科，他去見了新沙皇，薩皮耶哈親王寫道：「有人說他毫無智慧；我來說說我自己的看法，這其中既有我自己的觀察，也有聽來的話，那就是他確實毫無智慧可言。」 缺乏智慧並不妨礙君臨天下。費奧多爾的臣民對他還是有些好感的，對他喜歡聽鐘聲的品位評價甚高，還認為他「很幸福」。而且，費奧多爾沙皇還不僅僅討羅斯人喜歡。立陶宛信東正教的上層貴族也很賣力地支持他登上波蘭王位。這位意志薄弱、頭腦簡單的國王同樣也極受波蘭什拉赫塔的待見。波蘭議事會對三名申請者的紋章琢磨良久，始終猶豫不決，這三個紋章分別是：哈布斯堡的德國雙角帽，瑞典瓦薩家族的鯡魚，以及單打獨鬥者的遮耳皮帽。 費奧多爾可以君臨天下，但他沒法統治。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透過費奧多爾這個人，發現王朝的墮落已是一目了然。沙皇在特轄軍團的殘暴行徑中長大，他就是個被恐嚇的、病態的存在。他「要找一個人，那人能掌控自己的意志：於是聰明的戈杜諾夫便小心翼翼地占據了那個位置，取代了他那個瘋瘋癲癲的父親」。 戈杜諾夫家族的德米特里和他的侄子費奧多爾，在伊凡晚年插手其心腹圈。卡拉姆津是「鮑里斯·戈杜諾夫傳說」的起源。普希金在其悲劇《鮑里斯·戈杜諾夫》中借用卡拉姆津的說法，讓瓦西里·舒伊斯基負責將鮑里斯的性格特徵表述出來：「昨日的奴隸，韃靼人，馬留塔之流。」這個說法中，只有最後那個說法為真：鮑里斯事實上娶了瑪利亞，也就是馬留塔·斯庫拉托夫的女兒，而馬留塔是伊凡手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但戈杜諾夫家族根本就不是「韃靼人，也根本沒當過奴隸。他們出身於科斯特羅馬，很久以來就是為莫斯科朝廷服務的波雅爾」。 德米特里·戈杜諾夫是伊凡的侍從。因此，他得負責沙皇的日常起居，但他也是宮內近衛軍的統帥。當德米特里的哥哥費奧多爾的孩子成了孤兒的時候，孩子的叔叔就將他們送往侍臣鮑里斯及其妹妹伊琳娜那裡。這時，沙皇侍從只能進入特轄區。鮑里斯剛剛成年就成了服役貴族。不過，無論叔叔還是侄子都沒有參與特轄區的暴虐行徑。他們的名字和「撒旦大軍」的「戰士」燒殺搶掠的行為絲毫聯繫不到一起。鮑里斯出生於1552年，此時仍然還很年輕；所以，包括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內的一些歷史學家就會錯誤地以為「他從未出現在服役貴族的名單上，因此在社會的眼裡形象也未受損……」 德米特里·戈杜諾夫出現在宮中的時候，沙皇正好懷疑舊王公家族和波雅爾心懷二意。圍著他的都是新人，只忠心於他，於是戈杜諾夫就著手編織了一張婚姻網。我們知道，他的侄子鮑里斯娶了瑪利亞，而瑪利亞是特轄軍團統帥、殘殺成性的馬留塔·斯庫拉托夫的女兒。他還成功地讓王位繼承人伊凡娶了葉芙多基婭·薩布洛娃，後者是戈杜諾夫的親戚。不過，一年後，和父親一樣頻繁換妻的伊凡就把葉芙多基婭趕入了修道院。對有些歷史學家而言，兒子是否離婚由父親來決定。戈杜諾夫家族並沒有灰心喪氣，而是安排讓沙皇的么子費奧多爾娶了鮑里斯的妹妹伊琳娜。皇子及其妻子兩人當時都是二十三歲。 婚後一年，由於長兄被伊凡雷帝所殺，費奧多爾就成了正式繼承人。三年後，伊凡雷帝駕崩，費奧多爾登上了王位。 合法繼承人被殺只是個偶然事件。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幼子的身份倒是符合法律的規定。伊凡四世了解自己的兒子。他在遺囑中指定了一個攝政議事會，其中包括兩名貴族代表（史達林指責他沒把這些封建主打得一蹶不振），他們是親王伊凡·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和伊凡·舒伊斯基，後者是個督軍，名氣大，是普斯科夫的包圍者；還有費奧多爾的舅舅（他母親的哥哥尼基塔·羅曼諾夫），以及特轄軍團最知名將領中排末位的博格丹·別爾斯基。 最近出版的一本鮑里斯·戈杜諾夫傳記的作者盧·斯克雷尼科夫翻閱了華沙和維也納的檔案，發現了波蘭和奧地利使節的報告，他們對莫斯科的形勢相當了解。從他們的記錄中可以看出，鮑里斯·戈杜諾夫並未被包含在攝政議事會當中。但這並未阻礙（甚至有可能還刺激了）他積極爭權奪利，反對那些意圖對沙皇發揮影響力的攝政（將莫斯科的民眾吸引了過來）。 費奧多爾的同時代人在「動亂時代」結束之後描述過他的統治，說其間發生過叛亂、戰爭、外國的干預，說那是「特轄軍團恐怖濫殺之後總算消停下來的時代」。在特轄軍團的恐怖和動亂時代的恐怖之間，就是費奧多爾及其連襟看似平靜的時期。不過，並不是處處都很安定祥和。莫斯科人、「匪幫」和其他城市的「煽風點火者」都在不停地攻擊克里姆林宮，表明自己支持某某攝政，對敵對者施以暴行。農民意識到中央集權受到削弱，起事的人也就越來越多。並不只是他們：貴族也在反抗沉重的賦稅，對波雅爾享受特權備感不滿。17世紀初，「動亂時代」正處於隨時爆發的境地。 鮑里斯·戈杜諾夫手腕靈活，成功去除了幾個攝政。第一個倒下的是博格丹·別爾斯基，後者與伊凡最後一任妻子瑪利亞·娜加婭的家人合謀，想為皇太子德米特里伸張權利。皇太子及其母親被發配到了烏格里奇，別爾斯基也遭到流放。尼基塔·羅曼諾夫則身患重病，這樣一來，攝政議事會也就少了一位極具影響力的成員，但他的家人支持鮑里斯，與之聯合反對威脅費奧多爾沙皇的上層貴族。 秘書伊萬·季莫菲耶夫的「日記」極其重要，「動亂時代」還沒人這麼記錄過。季莫菲耶夫對伊凡雷帝毫不留情，他沒從後者身上看到任何優點，對波雅爾也大張撻伐：「很久以來，波雅爾都無法相信沙皇伊凡已不屬於這個世界，等到他們終於明白自己沒在做夢，這事兒真的發生了的時候，他們中許多人，包括那些最高貴的人和飽受摧殘的人，也都給自己的白髮抹上了芬芳的沒藥，自豪地穿上華美的衣服，好似年輕人一般，隨心所欲。」對沙皇的虔誠頗有好感的伊萬·季莫菲耶夫還說波雅爾「鄙視沙皇之子費奧多爾，認為他完全無足輕重」。 他說了這麼多，卻把鮑里斯·戈杜諾夫給忘了。姆斯季斯拉夫斯基親王頭腦不太靈光，易受影響，所以很快就出局了。舒伊斯基如同瓦西里三世死後那樣，意圖在國內占據頭號地位，結果，鮑里斯和舒伊斯基家族之間的戰鬥維持了一年半之久。舒伊斯基家族儘管和都主教德尼結盟，要求取消費奧多爾和伊琳娜的婚姻，但他們沒有成功，輸了這一局。力挺該家族的其他成員全都被發配了出去；而都主教則被褫奪要職，被迫削髮。六名呼籲莫斯科底層民眾反對沙皇的商人也都遭到處死。 舒伊斯基家族也遭到指控，說他們勾結波蘭。波蘭對莫斯科上層貴族的同情當時盡人皆知。羅斯領主痴迷波立聯邦現行的習俗，國王毫無例外不可自行其是，只能聽議事會的話，而上層貴族則在議事會內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1585年，當時的「外交事務衙門」的譯員茲博羅夫斯基通知正準備攻打莫斯科的斯特凡·巴托里，說羅斯境內存在強大的波蘭派，由舒伊斯基家族領導。「動亂時代」（外國勢力在莫斯科的事務中牽涉極深）的一個基本特徵源自伊凡雷帝的反波雅爾政策。伊凡駕崩之後，上層貴族的真正感情和對外國的好感都彰顯了出來。 鮑里斯除了獲得馬廄總管這一重要的頭銜之外，還獲得了君主心腹波雅爾的頭銜，以及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總督頭銜。攝政議事會落敗之後，所有權力都集中到了他的手上。鮑里斯是個經驗老到的政客，很清楚銀兩的價值。沙皇頒賜給他極其龐大的領地（土地、城市、鄉村），而他也就成了全國最富有的人之一。鮑里斯選了自己的親信羅斯托夫總主教約伯擔任都主教。外國使節會將國書呈遞給他，他接受國書的時候也儼然一副沙皇的派頭。克柳切夫斯基寫他的時候，說他「管治國家頗具才智，也頗為賢能」，但科斯托馬羅夫寫道：「人民的狀況在鮑里斯時期要比伊凡雷帝統治時期好，理由很簡單，因為歷史上找不出比那更糟糕的時代了。」 伊凡給自己年幼的兒子留下了沉重的遺產：滿目瘡痍的國家，外部衝突正酣。在羅斯第一次出現（並非最後一次）了國家事務不是由君主本人，而是由其心腹處理。鮑里斯以沙皇的名義處理國內外事務，他遵循伊凡雷帝的政策，不過沒那麼過分和極端。羅斯沙皇的重大策略仍然未變：繼續瞄準波雅爾的弱點，因為這是強化專制權力的必要條件；支持中層貴族，那是貴族制的壁壘；守衛邊疆，儘可能擴張。 費奧多爾統治時期，或者確切地說是戈杜諾夫攝政時期，由於確立了農奴制而將農民固定在了土地上。1607年，瓦西里·舒伊斯基統治時期出現了有關農民的法典，法典指出：「伊凡·瓦西里耶維奇沙皇時期，農民享有自由離開的權利，但費奧多爾·伊凡諾維奇時期，鮑里斯·戈杜諾夫頒發命令，不聽由睿智賢良的波雅爾組成的議事會的意見，禁止農民自由離開，用書面命令將每個人可支配的農民數量固定了下來。」法典提到的「自由離開」得到了1497年和1550年《律書》的認可：我們知道，每年一次，也就是11月26日的尤里耶夫節期間，農民在結清往年收成方面的賬務之後，即可前往另一個地主家，不過，這項權利在伊凡雷帝時期即已受限，以此來為富有的波雅爾設置障礙，防止後者為農民支付欠東家的錢，以吸引其來自己這兒。伊凡死後，要更換東家變得越來越困難。他們設置了「禁年」，其間任何流動均遭禁止。 俄羅斯歷史學家並沒能在檔案中找到禁止尤里耶夫節農民自由流動的法律。對農民的奴役是循序漸進的。法典中提到的地籍（16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清查土地之後編制的）便成為農奴制的法律基礎。新的局面是由一系列敕令來規定的。儘管實現農奴制跨時較長，但這一奴役農民的過程卻仍然讓人驚異。因此，俄語裡還保留了這樣的表達法：「這都是為尤里耶夫節弄出來的事！」，意思是令人震驚不已。 伊凡雷帝的祖父伊凡三世就已經在著手和「離開」行為作鬥爭，即針對世襲王公 「離開」現有君主，前往另一個君主那裡去的權利；伊凡四世一勞永逸地取締了這項特權。其繼承人（毋寧說是奉沙皇之名的戈杜諾夫）則禁止農民「離開」，這樣一來等於奴役了幾乎全部人口。這項舉措的經濟原因一目了然。對人力的需求推動波蘭領主在羅斯南部的大草原上設立了農奴制。其他國家都很了解這個做法。但莫斯科國並不想僅僅出於經濟原因來限制人口流通。 羅斯商人不能自由前往外國，只有沙皇特別開恩，頒發敕令，才可能有例外。儘管禁令對本國不利，尤其是在外國商人可自由來去羅斯的情況下，但禁令仍得到了嚴格執行。斯特凡·巴托里死後，波蘭議事會準備再次選國王的時候，想讓費奧多爾當波蘭國王的莫斯科使節同意了波蘭人的許多嚴苛要求，但斷然拒絕了讓羅斯人可自由前往波蘭和立陶宛的要求；不過，他們並不反對波蘭人和立陶宛人來莫斯科。使節是這樣合理化自己的立場的：「這和莫斯科大公國的習俗，即『若無君主的命令，莫斯科人不得自由行走』相牴觸。」專制權力要求全面奴役沙皇的臣民。而且，別忘了莫斯科認為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世界。任何想要出去的朦朧願望，哪怕只是暫時所想，均屬叛變。 費奧多爾統治時期發生的一件大事更是強化了這樣一種概念，即莫斯科在世界上占據了一個特殊的地位。1586年，安條克牧首約阿希姆途經莫斯科。當時的四個牧區分別是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港、安條克、耶路撒冷，這四個地方都被包含在了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內，故而苟延殘喘。他們經常向東正教的莫斯科沙皇求助。這次，約阿希姆又來求施捨。他向沙皇建議在莫斯科設立一個牧區。 據當時人的說法，沙皇費奧多爾對這次會談極感興趣；他覺得教會事務很有意思，便親自參與了討論。但鮑里斯·戈杜諾夫一如往常扮演了主要角色。對這位攝政向無好感的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對他的才能卻頗為欣賞，他認為鮑里斯之所以計劃在莫斯科設立一個牧區，是因為他「只考慮自身的利益，總是選擇能為他的統治增光添彩的事情」。戈杜諾夫最近的這位傳記作者特別指出一個事實，即「反封建的暴亂、波雅爾之間的糾紛、費奧多爾的無能削弱了政府的專制體制」。這些因素毫無疑問有其重要性，同樣重要的還有因都主教德尼被免職，世俗權力和心懷不滿的精神權力之間的衝突，後者生怕修道院會失去財稅上的好處。 不過，重要的地方還在別處。詹姆斯·貝靈頓認為莫斯科國是有機的宗教文明。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出現的「莫斯科—第三羅馬」的概念在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就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富有的莫斯科教會居高臨下地觀望著東方臣服於土耳其背教者的那些可憐的牧區。所以他們認為在專制的沙皇身邊存在一個牧區有其必要性。莫斯科必須如此，這和君士坦丁堡必須如此沒有區別。他們先和約阿希姆的談判。1588年夏，普世教會首腦、君士坦丁堡牧首耶利米來到費奧多爾的皇宮內，談判繼續，牧首也希望能獲得援款。談判艱難而漫長，最後主持討論的鮑里斯勝出。儘管耶利米受到了很大的尊重，但他很快就明白過來，自己只不過是個人質罷了；為了能回去，他便接受了莫斯科提出的條件，設立了「全俄牧首」的頭銜。1589年1月26日，鮑里斯的親信、都主教約伯被任命為莫斯科牧區的牧首。 授任牧首正式使羅斯成為東正教會真正的堡壘：「古羅馬倒下了，成了阿波羅異端的犧牲品……第二羅馬君士坦丁堡……落入了不信神的土耳其人的手中，啊，虔誠的沙皇，大羅斯王國便成了第三羅馬，虔誠篤信，超越萬國；全世界的虔敬之心均集於你那獨一王國之身，而你在人世間，就是獨一的基督教沙皇……」 這位20世紀的俄羅斯歷史學家摒棄了這樣一種假說，即將官方承認「莫斯科—第三羅馬」教義的行為視為鮑里斯意圖使自己領導的王國扮演新世界帝國這一中心角色，使之成為古羅馬和拜占庭的繼承者。對他而言，立窩尼亞戰爭落敗大大削弱了莫斯科國，他只想守住疆界，找回失落的羅斯領土。這位歷史學家同樣駁斥了這樣一種看法，即羅斯教會當時希望能對世界東正教會發號施令。盧·斯克雷尼科夫寫道，「莫斯科—第三羅馬」這一教義「就是想表達一種想要打破莫斯科比其他東正教中心地位低下的現狀……想在普世東正教會內部重新進行力量分配」。 莫斯科大公國仗打輸了，戰爭和特轄制政策使之滿目瘡痍，嚴重的社會衝突使之四分五裂，到15世紀末，自然也就無法聲稱自己是個世界帝國，也無法讓自己扮演普世教會領頭羊的角色。但是，「第三羅馬」的教義並非策略性的短期政策，而是反映了羅斯堅信自己肩負著神聖的歷史使命，是強大的精神催化劑，要在國家的未來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20世紀20年代，俄羅斯經歷了革命帶來的「動盪時代」，保守勢力呼籲以國家利益為重，和新政權合作，他們的解釋是「第三國際本質就是第三羅馬，是實現第三羅馬的工具」。 在波立聯邦的國王斯特凡·巴托里看來，伊凡雷帝之死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可以宣布和莫斯科的十年休戰期作廢。他成功說服了教宗西斯篤五世，後者心心念念想著的就是對土耳其人發動十字軍東征，而通往伊斯坦堡最短的路就是從莫斯科走。梵蒂岡的首批援款送到了波蘭，同時還承諾提供其他援助。同時，他們還向莫斯科派去一名使節，提議和波立聯邦永葆和平，成立聯盟（如果波蘭和羅斯這兩位君主中有一位死亡，另一人便可即位），讓出斯摩棱斯克、諾夫哥羅德和普斯科夫。羅斯外交官的回答是，他們不會向莫斯科提及沙皇終有一死這樣的話。波蘭歷史學家評論道：「只有我們的議事會可以自由討論國王魂歸西天的時候的情況，而不會冒犯任何人。」當然，他們也就沒再提要羅斯讓出城市的提議。 斯特凡·巴托里之死中斷了戰爭的籌備工作。眼下最重要的是選出新國王。某些俄羅斯歷史學家認為鮑里斯·戈杜諾夫可能會薦舉費奧多爾：親羅斯的立陶宛上層貴族要求對方提供二十萬盧布來收買議事會的其他代表。猶豫多時之後，鮑里斯給他們撥了二十萬盧布，承諾隨後還會寄六萬。但此時為時已晚。瑞典繼承人西吉斯蒙德這一派受到了由掌璽大臣揚·扎莫伊斯基統帥的大軍的支持；哈布斯堡的馬克西米利安大公那一派則得到了教宗和西班牙黃金的支持，大部分黃金都是由西班牙使節分發的。唯一一個被打敗的就是費奧多爾：另兩位候選人被對立派別選上。揚·扎莫厄斯基打敗了馬克西米利安的軍隊；大公成了階下囚，不得不放棄登上波蘭王位的意圖。瑞典國王約翰三世之子西吉斯蒙德三世·瓦薩奪得波立聯邦的王位，但他同時仍然是瑞典王位的繼承人。1592年約翰三世駕崩之後，瑞典出現了王位空缺期，西吉斯蒙德數次嘗試想要登上瑞典王位（直到1599年才最終失去王位），從而轉移了波立聯邦對莫斯科事務的關注。 莫斯科趁著波蘭—瑞典之間鬧分歧（出現過兩次，西吉斯蒙德要求拿回自己在瑞典的產業：1592年，有耶穌會士和梵蒂岡教廷使節相伴；1598年，有軍隊出面）以及克里米亞汗攻打波蘭之際，開始攻打瑞典。沙皇費奧多爾親自率領軍隊，鮑里斯·戈杜諾夫同樣上了戰場。1590年冬，羅斯人又奪回了立窩尼亞戰爭期間失去的領土，但戈杜諾夫發動的納爾瓦攻勢卻並未發揮出他戰略家的才幹，最後以失敗收場。衝突雙方最後簽訂條約，瑞典人割讓了伊萬哥羅德和科波里耶這兩座要塞，但留下了納爾瓦。羅斯入侵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攻占納爾瓦，在該地區恢復通航，故而這個目的並未達成。不過，此時又回到了立窩尼亞戰爭之前的局勢。 瑞典國王對衝突的結局頗為不滿，於是在1591年發動了軍事行動。據料瑞典人將會攻打諾夫哥羅德和普斯科夫，而克里米亞和土耳其共計1萬名騎兵則會擁向羅斯。1591年7月4日，韃靼汗國軍隊來到了莫斯科城下。但入夜時分，出於歷史學家尚未弄清的某種原因，韃靼軍營突然恐慌大發作，士兵們慌不擇路，瘋狂逃竄。可汗的失敗讓瑞典軍隊的熱情一落千丈。1595年5月，莫斯科和斯德哥爾摩在加夫津簽訂了「擁抱和平」條約。但對羅斯沿海地區仍然實施封鎖。瑞典擁有強大的艦隊，軍隊號稱歐洲最強，其目的就是要將波羅的海變成瑞典的內海。到16世紀末，莫斯科還沒有必需的力量來反制瑞典的計劃。 鮑里斯遵循伊凡雷帝的政策，和英國簽訂了協定。伊麗莎白一世試圖為英國商人爭取免稅的特權，同時對其他國家實施貿易禁令；此外，女王還要求獲准找到一條通往中國的陸路通道，並尋求羅斯人的幫助來達到這個目的。鮑里斯拒絕了專營權的要求，但豁免了一家商行的關稅。只有批發貿易獲得批准。當時，羅斯主要出口亞麻、大麻、魚、魚子醬、皮革、焦油、鉀肥、豬油、蜂蠟、蜂蜜和毛皮。貿易主要限於以貨易貨；必須指出的是，蜂蠟只能交換軍隊不可或缺的火藥、硝石和硫黃。 在南方，莫斯科國攝政對城市的建設投入了極大的關注，允許為城寨劃定界限：1585年是沃羅涅日，1586年是利夫內，之後就是葉列茨、別爾哥羅德、奧斯科爾和庫爾斯克。蠻荒之地的疆界一直在很南邊的地方。此種城寨的屏障並沒有阻止1591年克里米亞汗格哈茲—格來一直打到莫斯科，但這是韃靼人最後一次大規模入侵。 1586年，卡赫季王國的國王亞歷山大要求莫斯科君主提供保護。卡赫季王國是15世紀喬治亞解體後出現的一個小國，占據高加索山脈和喬治亞東部的卡赫季之間的山谷。因沙皇施壓，卡赫季王國皈依基督教，將莫斯科大公國的邊界一直擴展到了高加索地區，但這也預示著莫斯科將會和土耳其、波斯以及能俯視其領土的山民們爆發衝突。鮑里斯不想和強大的穆斯林國家發生衝突，所以對亞歷山大國王的援助不值一提。莫斯科擴張疆域的唯一一個明確的結果就是在捷列克河畔建立了一座城池。 伊凡雷帝在選定卡巴爾達公主瑪利亞·捷姆留科夫娜當自己第二任妻子的時候，已表現出對高加索地區的興趣。卡赫季國王的決定也表明了莫斯科沙皇國對高加索地區的基督教國家是有吸引力的，畢竟這些基督教國家夾在穆斯林強權之間，只覺得飽受折磨。 征服西伯利亞對羅斯的未來來說極具重要性。伊凡雷帝時期就已開始葉爾馬克遠征：當時，六百四十名頓河哥薩克，再加上兩百名士兵，被派往西伯利亞縱深地區；這次遠征全部由斯特羅加諾夫家族組織和資助，該家族的歷史在俄羅斯可以說相當獨特。他們是波莫里亞地區（俄羅斯北部沿海地帶）農民的後裔，後變得極其富有，控制了製鹽場，還壟斷了和當地人貿易的特權。1558年，伊凡雷帝將卡馬河沿岸和烏拉爾山脈地區的土地賜予了斯特羅加諾夫家族，總占地面積達200萬公頃之多。沙皇豁免了他們的稅收，只給自己保留了銀礦、銅礦和鉛礦可能產生的收益。該地區的權力完全落入斯特羅加諾夫家族的手中：他們有司法權，只對沙皇本人負責，還建立堡壘，設立軍隊，鑄造火炮。葉爾馬克遠征就是為了保護其財產不受1556年由庫楚汗聯合起來的當地部族的侵犯。 葉爾馬克的哥薩克配備了對手從沒見過的火器，打敗了庫楚汗，來到了額爾濟斯河沿岸。20世紀的歷史學家是這麼描寫征服西伯利亞這件事的：「葉爾馬克分遣隊戰勝了西伯利亞韃靼人的沙皇庫楚，深入西伯利亞腹地，沿途沾滿了韃靼人、沃古爾人和奧斯恰克人的鮮血。」1584年，葉爾馬克在額爾齊斯河溺亡，剎住了羅斯人前進的步伐。但那只是換了一種方式而已：此後征服這片廣袤空間都是由國家出面來做的。射擊軍被派往了西伯利亞，還在沿途建立防禦工事。1586年建起了西伯利亞的第一座城市秋明，之後，1587年建了托波爾斯克，鮑里斯攝政的1604年則建成了托木斯克要塞。鄂畢河沿岸也豎起了加固的城池。葉爾馬克是個了不起的征服者，他打通了通往東方和日出之地的通途，他的神話對向西伯利亞進發起到了很大的激勵作用。 也就在這時候，中國被「發現」了。1567年，兩名哥薩克，彼得洛夫和亞雷喬夫自告奮勇來到了北京。由於他們既沒帶禮物，也沒帶官方文書，所以他們並未得到皇帝的接見。1608年，托木斯克督軍沃倫斯基親王向莫斯科報告：「俺答汗所在之蒙古地域以遠，三天路程處即為中國。國內有城市和石屋，頗類莫斯科。中國沙皇比蒙古俺答汗更有權勢。城內有無數安有鐘樓之教堂，但我們不知這些人信奉何種信仰。其他方面，他們的生活狀況和羅斯一樣。」莫斯科此時正逢動亂，除了中國，還有其他憂心事需要處理。但此路已獲標記。 克柳切夫斯基認為費奧多爾的統治是「特轄制恐怖屠殺之後得到喘息的時期」，而這個時期卻被一件事打斷，此事震撼了那個時代的人，只是其悲劇意義要在之後才會顯露出來。1591年5月15日，伊凡雷帝的么子、皇太子德米特里在烏格里奇身故。費奧多爾沒有子嗣。弗謝沃洛德王朝（也就是所謂的「大家族時期」）以及留里克王朝終至滅亡。尼古拉·卡拉姆津之後，也或許是在亞歷山大·普希金寫作《鮑里斯·戈杜諾夫》「緬懷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卡拉姆津筆下的羅斯人」之後，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是攝政殺害了皇太子。在普希金的這部悲劇中，當上沙皇的鮑里斯就承認了：「悔恨猶如錘子一般敲擊著我的耳膜，我的心跳愈益乏力，腦袋不聽使喚，血淋淋的孩子們在我眼前絡繹走過……」 關於俄羅斯歷史上這起最神秘的死亡事件，近期的研究成果（花了十年時間研究了內戰時期的無數受害者）駁斥了皇太子系鮑里斯所殺這一版本。盧·斯克雷尼科夫也得出了這一矛盾的結論：「綜合各方文獻來看，鮑里斯並未捲入皇太子死亡事件中去。因此，歷史學家拒絕承認其真實性。」應該是對鮑里斯的偏見左右了卡拉姆津及後世歷史學家的看法。 從莫斯科派往烏格里奇的調查委員會詢問了證人（不過，並沒有任何證人參與至德米特里的死亡事件之中），得出了事實。委員會由瓦西里·舒伊斯基領銜，他是鮑里斯的主要對手之一，因為鮑里斯殺了他的一個兄弟，將他的另一個兄弟發配至修道院，後者死在了那兒。瓦西里本人也剛剛從流放地回來。後來，舒伊斯基根據政治局勢的變化，改變了好幾次關於皇太子之死的版本，而這就為調查結果投下了濃重的陰影。委員會的結論不容置辯：孩子患有癲癇，在所居宮室的院子內玩刀；慘劇突然發生，他倒在刀刃上，割斷了喉嚨。 皇太子的母親瑪利亞·娜加婭、她的兄弟和所有親戚都立刻宣布皇太子是被鮑里斯的人所殺。於是，烏格里奇爆發了騷亂，鮑里斯的十五個支持者被殺，這樣就為攝政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藉口，好讓他拿娜加婭家族開刀：瑪利亞在女修道院內病倒，她的幾個兄弟均被處死。 當然，認為戈杜諾夫有罪的論點也很有分量：皇太子的消失對他有利。德米特里一旦成年，就會坐上王位。但依照近期那些研究論文的作者的說法，鮑里斯對殺害皇太子一事毫無興趣。事實上，並不能排除費奧多爾會生下合法繼承人的可能。他的妻子伊琳娜就證明了這樣的希望是存在的，因為1592年，她就生了一個女兒，名叫費奧多西婭。誠然，這孩子短命夭折了（後來，人們指責鮑里斯·戈杜諾夫要為孩子的死亡負責）。在與沙皇親近的親戚當中（德米特里死後），羅曼諾夫家族，而非鮑里斯，才最有希望登上王位。況且，國內局勢緊張，也怕瑞典人和韃靼人攻進來，稍微出一點漏子就易引發大亂。 牧首約伯認可了委員會的結論具有權威性：鮑里斯無罪，娜加婭鼓動民眾攻擊沙皇和攝政有罪。十五年後，當皇太子德米特里被列入東正教聖人之列時，教會正式宣告他是被人謀殺而亡的：怎麼可以想像聖人實系自殺，而非意外身亡呢？ 另外一起事件可以說是火上澆油，讓這火延燒到了莫斯科國之外，一直燒到了波立聯邦的領土上。20世紀末，對這件事的意義仍不是很清楚。1596年10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召開的大公會議將波蘭和立陶宛的東正教主教召集在了一起，他們決定將東正教會和天主教會合併起來。東正教會保留其儀軌，但承認教宗的權威。1595年12月，利沃夫主教西里爾·傑爾列斯基和沃倫斯基主教伊帕蒂·波傑伊就已在羅馬向教宗克萊孟八世效過忠。利沃夫大公會議承認其行為合法。同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還召開了東正教會議，拒絕合併。於是，東正教會在西南俄分成了兩派：一派是合併派，聚集於天主教麾下，另一派是東正教，向著莫斯科，不久之後，莫斯科就有了牧首。 波立聯邦將一部分信眾引出了東正教會，對斷然拒絕教宗權威的東正教會大張撻伐。烏克蘭的局勢由此便發生了急遽變化。西吉斯蒙德三世由主導反宗教改革的耶穌會士培養成人，成了狂熱的天主教徒，故並不滿足於教會合併：他還採取行政措施，強化新教會，大力迫害東正教徒。波蘭歷史學家帕維爾·雅謝尼卡認為教會合併乃是政治上的錯誤，其結果對波蘭而言頗具悲劇性，他是這麼寫的：「由於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基督徒，所以西吉斯蒙德三世才成了基督徒，但他對基督教會理解甚少，對教會沒什麼好感，這點還不及異教徒奧爾格德，或出身於異教世家的維托夫特。他們想方設法要在立陶宛的領土上創建一個東正教會，而他則毫不留情地想要將之消滅殆盡。」 英國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致力於對波蘭的研究，他承認西吉斯蒙德三世是一個極其狂熱的天主教徒，熱衷於推動反宗教改革，但他指出波立聯邦仍然很寬容。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貝靈頓則將波蘭國王和伊凡雷帝兩相對比，認為「從許多方面來看，西吉斯蒙德三世比羅斯沙皇都要狂熱得多」。約瑟夫派將宗教狂熱灌輸給了伊凡，而在西吉斯蒙德的情況中，耶穌會士的灌輸更到位。這位美國歷史學家認為，波蘭國王「實際上是要用伊納爵·羅耀拉修會那些狂熱的西班牙十字軍戰士的狂熱勁頭來管理自己這個以耶穌會為依歸的王國」。 1965年，研究波立聯邦的歷史學家帕維爾·雅謝尼卡認為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反東正教政策是在自取滅亡，波蘭也由此沉淪下去。這位歷史學家認為必須將波蘭和立陶宛這個雙頭聯邦轉變成三頭組織，將烏克蘭也併入波立聯邦。毫無疑問，這是有可能的，但國王並不希望這麼做。很快就會在莫斯科爆發的動盪似乎為波蘭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壯麗視角。 2 沙皇鮑里斯 出身韃靼、心似克倫威爾的戈杜諾夫登上王位，擁有合法君主的所有權利和不可觸犯的專制權力體系。 ——尼古拉·卡拉姆津 沙皇—奴隸，源自奴隸……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1598年1月7日，沙皇費奧多爾駕崩。錢袋子伊凡的王位空缺出來，留里克王朝壽終正寢。合法繼承人是伊琳娜皇后，在沙皇生前，她就被認為是「其配偶的第一謀士」，和波雅爾平起平坐，處理國家事務。對歷史學家而言，可拿這個額外的論據來質疑鮑里斯捲入謀殺德米特里這件事。在繼承王位的順序中，皇太子排第二位，只在伊琳娜之後。 於是，大家開始準備向皇后宣誓效忠。但九天後，她就戴上了面紗。王位再次空缺。這樣一來，就出現了王位空缺期。 研究「動亂時代」的專家謝·普拉東諾夫發現上層貴族被伊凡雷帝的政策以及戈杜諾夫的攝政大為削弱，沒有一個貴族代表「在費奧多爾死後想坐上王位」。覬覦王位的有已故沙皇的親戚羅曼諾夫家族，舊服役貴族、冒險家博格丹·別爾斯基，自然還有鮑里斯·戈杜諾夫。親王費奧多爾·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是波雅爾杜馬的領頭人，還是伊凡三世的玄孫，這就為他成為王位候選人打下了基礎。但這沒用，因為他沒有支持者。 牧首約伯在選擇戈杜諾夫一事上起到了關鍵作用。在皇后的請求下，他召開了全俄縉紳會議。莫斯科國的這個代表機構由政府指定的人口各主要群體的代表構成。某些歷史學家說，1598年縉紳會議代表的構成受到了操縱，所以鮑里斯·戈杜諾夫才獲得了大多數票。瓦·克柳切夫斯基研究了縉紳會議代表名單，他的結論是，大會由四個主要社會階層的代表組成：教會首腦，國家高級管理層，軍隊階層和官員階層，工商階層；他還指出，推選代表是按照規則來執行的。瓦·克柳切夫斯基最後明確指出：「這樣的安排針對的並不是縉紳會議的構成，而是針對事情如何開展。戈杜諾夫的支持者是有計劃，但不是為了組織虛假的縉紳會議，確保他能被選上王位，而是迫使遵照現行規則組成的大會退居其次，讓位給人民運動。」 鮑里斯在波雅爾杜馬內部遇到了阻力，於是便依靠貴族階層，使用了一個強有力的武器，那就是：人民的支持。其鼓動者在莫斯科組織了一場支持他的運動。由牧首約伯主持的這場縉紳會議選出了鮑里斯，於是他要求人們不是一如往常那樣去皇宮，也不是在各衙門，而是要在教堂向他宣誓，尤其是在首都的第一座大教堂，即聖母升天大教堂里宣誓。 1598年9月，鮑里斯在這座大教堂內加冕稱王。他向大量顯貴頒賜了更高的頭銜，賦予其重要職位，其中就有在選舉前夕成為其對手的老朋友羅曼諾夫和別爾斯基。沙皇秘密宣誓五年內不流血，但這話很快就傳播了出去。莫斯科的王位就這樣第一次由「被選定的」沙皇占據了。 我們可以來說說戈杜諾夫現象。他攝政時期局勢平靜（史學家對這一點持相同意見），是伊凡雷帝之後暫時的和平時期。鮑里斯當選後，一開始也很平靜，他繼續執行了先前的政策。但這並不能阻止其成為俄羅斯歷史上最具爭議性的沙皇：許多人認為他是個新貴，是個不合法的君主，可選舉他的流程卻又嚴格遵從了法律和習俗。 英國人哲羅姆·戈賽的《羅斯筆記》跨越二十年時間(1573—1591)，有對鮑里斯·戈杜諾夫的詳細描述，後來這些描述也就成為對沙皇鮑里斯描述的基礎。哲羅姆·戈賽當時經常來羅斯遊歷，最開始是「莫斯科商行」的代表，後擔任沙皇俄國和英國女王之間的外交官。戈賽是這麼描寫鮑里斯的：「他的長相令人舒服，俊美，可親，喜黑魔法，時年四十五歲；他沒受過什麼教育，但思維活躍，口才甚佳，嗓音控制得當；他為人狡黠，性格衝動，愛記仇，不喜奢華，飲食清淡，但偏愛儀式；他會隆重招待外國人，向其他國家的君主贈送昂貴的禮物。」雅克·馬格雷上尉是職業軍人，但宗教戰爭結束之後，在自己的國家法蘭西無事可干，便轉投斯特凡·巴托里，之後又在皇帝魯道夫手下打仗；但1600年，他提出效力於鮑里斯，後者便讓他指揮外國僱傭軍。雅克·馬格雷也出現在了普希金的《鮑里斯·戈杜諾夫》里，是個滿嘴髒話的丘八，但那些髒話被譯成了法語，以免敏感的俄羅斯公眾受到冒犯。雅克·馬格雷在其回憶錄中指出，在鮑里斯統治時期，帝國從未如此欣欣向榮（只有他把莫斯科國稱作帝國，將沙皇稱作皇帝）。 外國親歷者的證詞很寶貴，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提供了外部視角，也因為從1576年起，羅斯再無編年紀事。按照古老的習俗，編年史家會將自己覺得重要的內政外交方面的事件記錄下來，但伊凡雷帝卻一紙命令將之廢除。因此，我們現在能用的羅斯文獻都很零碎，主要是地方編年史家的私下記錄，以及同時代人的回憶文字。在他們的筆下，沙皇鮑里斯有無數美德，無論是長相，還是思想，都遠超歷代前任。同時代的人則說到了他的一些負面特點：對權力的不知饜足，更願意相信告密者的說辭。 《創造歷史者之俄羅斯史》的作者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是這麼描寫這位「當選」沙皇的：「他個性鮮明，口才極其出眾，聰明睿智，審慎周到，卻又極度自私。」這兒能明顯看到哲羅姆·戈賽的影響。科斯托馬羅夫認為，鮑里斯行為的主要驅動力是自私：「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一己之私利，為了讓自己富有，強化權力，光宗耀祖……這樣的人向來都是如此，可以行善，但前提是行善不得阻礙其目標，而是要為其目標服務；同樣，只要他認為對一己之私利有用，特別是不得不救自己於水火之中的時候，做任何惡、犯任何罪也都不在話下。」 這位歷史學家還指出了鮑里斯的另一個特點：「他能為善，但自私和偽善將他束縛住，他的整個存在都是如此，哪怕再細小的行為也能反映出這一點。不過，這最後一種特質是當時的莫斯科人的共同點。這個惡習已醞釀了很久，但基本上還是在伊凡雷帝統治時期得到培養和發展起來的，畢竟，伊凡雷帝本人滿嘴謊言。」 從史學文獻可知，鮑里斯·戈杜諾夫不是什麼美德的楷模。不過，他擁有許多偉大君主所擁有的品質。該歷史學家對無可指摘的君主了解不多。所以，到底該怎麼解釋對沙皇鮑里斯的負面反應呢？伊凡雷帝死後的時代和動亂時代之初也被這個問題所困擾：羅斯沙皇應該是什麼樣的人？王朝覆滅之後，就有必要選擇一位新的君主，使羅斯人有機會用各種方式來表達他們對君主的看法，以及他們認為沙皇必須具備哪些不可或缺的品質。 尼·卡拉姆津也承認道：「戈杜諾夫受良心的折磨（這位歷史學家指責他謀殺了皇太子德米特里），想通過寬大為懷來撲滅那些該死的責難，而且在他手裡，專制政權也變得不那麼極端：宣諭台上不能再流血，對有罪的波雅爾，或者圖謀不軌的嫌犯，只能施以流放、監禁、關入修道院的懲罰。」這位歷史學家從鮑里斯的寬大為懷中並未看到任何積極的東西，因為他認為那是出於悔恨才這麼做的。對卡拉姆津而言，戈杜諾夫不適合統治，因為他是被「選」上御座的，不是世襲君主。結果，「不久前還和他平起平坐的波雅爾就對他心懷嫉恨；人民也認為他只不過是宮廷的僕人而已」。克柳切夫斯基也認為戈杜諾夫出身平民，是個「奴隸出身的沙皇」，出身「奴隸」這一點就成為別人如何看待他的關鍵因素。 與這些事件同時代的哲羅姆·戈賽最開始毫不含糊地吹捧沙皇鮑里斯的品質，但很快又改變了看法。他認為鮑里斯是個「篡位者」，他在翻譯成俄語時用的是這個表達方式：「弒人暴君。」 鮑里斯之前所有坐上莫斯科王位的人都得到了原諒。只有他沒有得到臣民的寬恕，只有他被人指責十惡不赦，說他在世時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有傳言說他引領韃靼人打到莫斯科城下，燒毀都城，製造饑荒。當沙皇打開皇家糧倉賑濟災民時，別人卻指責他給莫斯科帶來無數災難：說他沒有把麵包分給所有人，餓死的災民成千上萬。但最主要的不滿還是「王朝」層面的：鮑里斯殺害了伊凡雷帝的兒子德米特里；費奧多爾的女兒費奧多西婭年僅一歲的時候也是被他下令處死的；被伊凡四世稱為莫斯科沙皇的老西美昂·別科布拉托維奇也是被他下令弄瞎雙眼的。這就讓人有種感覺，仿佛由於鮑里斯並無皇族血脈，所以就想把所有合法的對手全都消滅乾淨，以確保自己皇祚永續。 「僭號者」這樣的概念也被用在了鮑里斯身上。他下令殺害皇太子之後，便準備了一個替身，必要的時候，可讓他在民眾面前走過場；他還把他放到皇位上，奉他之名進行統治。 政治因素可以解釋沙皇鮑里斯為何如此不受人待見。在費奧多爾統治時期，攝政持續削弱世襲王公，使自己成了宮廷貴族、莫斯科舊貴族的知名頭領。在登上皇位的途中，鮑里斯沒有去尋找留里克家族和格迪米納斯家族的後裔，而是找來自己的盟友羅曼諾夫家族和別爾斯基家族。當選之後，鮑里斯向王公貴族大肆頒賜頭銜和職務，但這麼做並未得到貴族的諒解，因為他仍然沒有處理好如何擁有專制權力這個難題。他昨日的朋友成了其主要對手。戈杜諾夫可以說是四面楚歌，只有家族成員（他將家族成員安插在杜馬內）在支持他。 孤獨招致疑懼。沙皇的親戚謝苗·戈杜諾夫是政治警察的首腦，大力提倡告密揭發，使之成為羅斯近乎全國性的一場運動。當時有一個人發現告密現象竟比伊凡雷帝時期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教士、修士、司事、修女彼此揭發；妻子揭發丈夫，孩子揭發父母；為了避免如此恐怖的情況出現，男人就躲開妻子，這些可惡的告密行為使許多無辜者慘遭不幸，許多人被拷打致死，還有些人則被處死，另一些人和一大家子一起被從一所監獄轉到另一所監獄，最終死傷殆盡。」亞歷山大·羅曼諾夫是國庫主計官，遭人告發，為此還針對他全家設立了一份「卷宗」。所有被告（訴狀稱之為「作惡者和叛變者，利用自己的出身和職務之便覬覦皇位」）都遭到了判決：費奧多爾·尼基季奇被迫剃髮當修士，被打發到了北德維納河，如此一來，他就再也不可能戴上皇冠了；他妻子則被發配至女修道院，孩子、兄弟和父母則被流放至偏遠地區的修道院。 博格丹·別爾斯基也被判了刑。秘書安德烈·謝爾卡洛夫在管理國家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結果也失了寵。 然而，該政策並不能解釋鮑里斯的處境為什麼會越來越不穩固。問題就出在他是第一個「被選上去的」沙皇，沒人把他當作真正的沙皇。他缺乏必不可少的合法性。我們知道鮑里斯很清楚這個弱點（自己的血管內沒有皇族的血脈），便決定鼓勵民眾參與選舉。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奇異的說法：「沙皇的民心」。事實上，鮑里斯想深孚眾望，且以此作為資深合法性的基礎。義大利歷史學家吉列爾莫·費雷羅認為合法性的原則就是權力的正當性，換句話說，就是是否擁有指揮權。伊凡三世時期，莫斯科君主就已經證明了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即君權神授。這項原則在瓦西里三世以及伊凡四世統治期間也都得到了肯定，再也不會有人對此提出質疑。沙皇君權神授排除了徵詢民意的必要性。而且，求助於人民也就表明當選者缺乏自信，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掌握了「指揮權」。普希金就用「血淋淋的孩子們在我眼前絡繹走過」這樣的意象指責鮑里斯·戈杜諾夫良心發現，為此而飽受折磨。費雷羅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武力奪取政權不就擁有惡魔般的能力，讓每個人心生恐懼，而最早開始恐懼的不就是奪取政權的那個人嗎？」鮑里斯·戈杜諾夫採用合法途徑登上了權力寶座，但他仍然只是一個新貴。毫無疑問，正是因為如此，他才活在恐懼之中。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他本人尤其清楚，自己是不明不白登上王座的。 3 僭號者 屢次被殺，屢次復生 父輩的國土，我統治了二十年 我的統治使莫斯科大公國光輝燦爛 而羅斯大地也從未 見過如此血腥的年代。 ——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 《德米特里烏斯皇帝，1591—1613》 普羅斯佩·梅里美在關於偽德米特里的書中如此寫道：「革命猶如疾病，先以隱隱約約的動盪開場，直到看見後續發生的事，人們才明白這開場的重要性。」鮑里斯當選之後，某類地下傳言傳遍了莫斯科國，隨著民眾各階層的不滿情緒愈益增強，這傳言也就不斷擴大。和波蘭簽了二十年和平協定。立窩尼亞戰爭也已終結。在莫斯科城門底下戰敗的克里米亞汗正在對付哥薩克的入侵。鮑里斯·戈杜諾夫便致力於和西方發展商貿關係，進行其他接觸。在某些歷史學家看來，他像是個「西方主義者」，是彼得大帝的先驅。科斯托馬羅夫寫道：「之前的莫斯科沙皇沒有一個像鮑里斯那樣親善外國人。」不久前從立窩尼亞諸城過來的德國商人在羅斯安頓下來，得到了很大的特權，某些人甚至還能獲得和外國人做生意的特許權；他們宣過誓之後，都能在該國自由流動，甚至不受什麼限制。還創建了一個特別團，由2000名僱傭兵構成，這些僱傭兵分別來自德意志、希臘、瑞典、波蘭。還允許在都城內專為外國人設立的德意志區造了一座新教教堂。而且，鮑里斯還設法娶了一個外國親王的女兒克塞妮婭。他先是邀請瑞典親王古斯塔夫來莫斯科玩，後者是遭廢黜的埃里克十四世的兒子，已被流放。他將卡盧加賜給古斯塔夫，當作他的世襲領地，但瑞典人拒絕改宗東正教，拒絕和陪同前來的未婚妻分手。丹麥的約翰公爵則接受了所有條件，但他罹患重病，驟然死亡（人們認為鮑里斯應為他的死負責）。 同時代的人還說鮑里斯鼓勵剃鬚（像西方人那樣）。不過，沙皇最出其不意的行為就是向西方派遣了一批「羅斯小伙子」，年輕貴族，目的是為了去那兒學習。具體人數不詳。謝爾蓋·普拉東諾夫說是十八個（英國、法國和德意志各六人），詹姆斯·貝靈頓則說是三十個。但歷史學家都承認一個事實，即所有人（也許除了兩人之外）都留在了西方。這個並不成功的大膽嘗試也有了結果，那就是最終將這項規則確立了起來（直到彼得大帝登基為止），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對此是這麼說的：「大家都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其他國家受教育和了解外國習俗；事實上是害怕孩子們一旦熟悉了這些國家的信仰和習俗，品嘗到自由的美味，就會果斷地放棄自己的信仰，接受他國的信仰，也不想回到自己的家中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這在他們是想都不敢想的。」 饑荒是種種運動的催化劑，伊凡四世死後，莫斯科大公國的根基就受到了撼動。1601年爆發饑荒，持續了三年。1602年，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據雅克·馬格雷所說，僅僅在莫斯科就有12萬受害者。政府盡其所能地解決災情，但這次災難規模空前，許多地方饑荒肆虐，任何努力都是徒勞。既買不到，也收不到小麥。只有一個解決辦法，那就是搶。 羅斯各地匪幫橫行，甚至搶到了莫斯科門口。1603年8月，在首都的城牆底下還真就發生了一場真正的戰鬥，由赫洛普科·科索拉普率領的「劫匪」同由巴斯馬諾夫（伊凡雷帝時期著名的軍事將領）指揮的沙皇軍隊打了起來。在這場慘烈的戰鬥中，督軍陣亡，赫洛普科成了階下囚，被絞死了，而他的軍隊也被擊潰，作鳥獸散。 直到最近，歷史學家還在千篇一律地將動亂時代看作「反封建群眾暴動」，是一場農民戰爭。因此，赫洛普科·科索拉普也就成了起義軍的首領，是人民運動的領袖。盧·斯克雷尼科夫是研究那個時代最好的專家，他寫道：「官方文件是要把底層民眾的訴求搞臭，說那是『匪幫的陰謀』。」當然，他無法忽視的是所有「古代」史學家在描述動亂時代的事件時也都稱之為劫匪和匪幫。謝·普拉東諾夫就是如此，稱這些人是「『智者』赫洛普科的搶劫團伙」，還指出戰敗之後，「搶劫團伙就解散了」。盧·斯克雷尼科夫1978年出版的鮑里斯·戈杜諾夫的傳記就援引了上述引文。十年後，這位歷史學家在一本有關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的傳記中提出了幾點疑問：「是否真的能從誹謗的『表現』中看出這是一場受壓迫群眾反抗封建主義的戰鬥呢？」斯克雷尼科夫如是問道。他從中得出的結論是：「很難在匪幫的搶劫和飢腸轆轆者的騷亂之間分出區別。」然後，他就想起了1602年至1603年的暴動。 歷史學家由於強調的是動亂時代武裝運動的「反封建」性質，所以他們首先也就承認了羅斯存在封建主義這一頗具爭議的理論，也承認了馬克思主義有關歷史觀念的學說是正確的；而且，布爾什維克所需要的先輩，他們也找到了。同樣，歷史學家還堅持認為尤里耶夫節很重要，我們知道，在為期一個星期的節日期間，農民可以離開原主人，去新主人那裡。1601年，出現大面積的歉收，警報第一次拉響，鮑里斯·戈杜諾夫又恢復了尤里耶夫節，但出台了很嚴苛的規定。不過，從1603年起，他又自作主張，徹底廢除了這套體系。存在換東家的可能性讓農民有種自由的感覺，可以束縛為所欲為的領主。尤里耶夫節消失也就意味著農民受到全面奴役，淪為農奴。現在只剩下一個通往自由的出口：逃向南方和「蠻荒之地」。 在這兒就開始了自然選擇：逃亡者膽子最大，最有主動性，也最執著於自由。在波雅爾的守衛部隊里服役的奴隸通常都懂得使用武器。因此，他們加入了哥薩克，成為匪幫的核心力量。 馬格雷上尉報告說，有傳言說皇太子德米特里（他寫的是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還活著，1600年的時候，這些傳言傳遍了莫斯科。然後，又傳來風聲，說幸免於難的皇太子在立陶宛或波蘭境內的烏克蘭糾集了一支軍隊，正向莫斯科進發。傳言說德米特里活了下來，逃到了立陶宛，準備從那兒問鼎莫斯科的寶座，兩年後尤里·博格丹諾維奇·奧特列皮耶夫（又名格里高利，或格里什卡·奧特列皮耶夫，是克里姆林宮奇蹟修道院的修士）就出現了。 這樣一來，在他本人現身之前，就需要有一個「僭號者」。這個想法此前不久就嘗試過。1561年，克里特人瓦西里德被認為是薩摩斯島的赫拉克利特大公，於是就在扎波羅熱哥薩克的幫助下占據了摩爾達維亞的王座。十五年後，哥薩克再次出手幫助想問鼎摩爾達維亞王位的僭號者。17世紀初，僭號者也出現在了羅斯。 時至今日，對俄羅斯歷史上第一個僭號者、名為偽德米特里的人如何進入歷史，仍然存在著許多未解的謎團。不過，所有人對其中一個觀點都表示贊同：真正的皇太子早已死亡，或被謀殺，或因意外死亡。大多數歷史學家同樣認為第一個僭號者就是還俗的修士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普羅斯佩·梅里美依據嚴肅的歷史資料寫成偽德米特里的傳記，他列舉了一系列晦暗不明、自相矛盾的地方，由此對公認的版本提出了質疑。他還提到僭號者精通波蘭語，騎術高超，而且膽子很大。「［……］哪家修道院裡能找到一矛刺死狗熊的（修士），又有誰能率領騎兵隊發起衝鋒？」 偽德米特里的這本傳記如今比19世紀更出名。文獻都已經找到了，證明僭號者就是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但還是有許許多多問題沒找到答案。偽德米特里之謎並未完全澄清。 從時間上來看特別讓人稱奇。一個相當年輕的人（假設他出生於1582年，從而和皇太子德米特里年齡相仿）竟然在六個月的時間內占據了莫斯科的王位。他在統治了還差幾天就到十一個月的時候被殺，他的骨灰被放入火炮，射向西方。《卡門》的作者在描寫這個令他著迷的人物時寫道：「他猶如一顆璀璨的流星，在黑暗中驟然閃亮，卻又消失得無影無蹤。偽德米特里可以與其同代人納瓦拉的亨利媲美，『也像他那樣成了世襲王國的征服者』。」 沒有哪個人能像這位法國作家那樣如此賞識這個僭號者。教會對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實施了絕罰，指責他（秘密）擁抱天主教，和耶穌會士簽訂條約，想要讓莫斯科皈依拉丁信仰。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向來言簡意賅，饒有趣味，他是這麼解釋僭號者來自何方的：「我們指責波蘭人暗箱操作，捏造出這樣一個人來；只是蛋糕在波蘭的爐子裡烤熟，麵團卻早已在莫斯科發酵。」換句話說：偽德米特里是莫斯科發明出來的，而波蘭人則使之變得更為具象。不管怎麼說，鮑里斯·戈杜諾夫並不懷疑這一點，他在得知出現了偽德米特里之後對波雅爾說：是你們在我的道路上放了一個僭號者！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提到「莫斯科酵母」之後，還說得更明確：「受鮑里斯迫害最重的波雅爾當中，領頭的當數羅曼諾夫家族，從各種可能性來看，此時，找一個僭號者的想法已然成熟。」19世紀末，這位歷史學家已準備斷言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就是為羅曼諾夫家族服務的；但正如20世紀下半葉另一位歷史學家所說的，「在羅曼諾夫家族治下，並非沒有危險，至少提及這個賊，這個背教者的生平似乎就不那麼合適」。如今，描寫這樣的主題已沒有什麼不合適的了，這位奧特列皮耶夫的傳記作者說格里高利就是為米哈伊爾·羅曼諾夫服務的，後來又為其親戚切爾卡斯基親王服務。當沙皇鮑里斯將波雅爾費奧多爾·尼基季奇·羅曼諾夫和鮑里斯·坎布拉托維奇·切爾卡斯基關入大牢的時候，奧特列皮耶夫（當時名叫尤里）剃髮當了修士，以免落得他那幾個主子的下場。也正是在那個時候，他將名字改成了格里高利。 羅曼諾夫家族的破落和時年二十歲的奧特列皮耶夫的決定都可以追溯到1600年。格里高利並不滿足於當一個修士，他去了離都城儘可能遠的外省的修道院。然而，他很快又出現在了克里姆林宮內：他的祖父埃利扎里·扎米亞特尼亞不久前負責維護莫斯科市中心的治安，於是就推薦了格里高利，格里高利就進了奇蹟修道院，扎米亞特尼亞退休後也去了那裡。後來，編年史家都沒想到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的能耐有這麼大，便說他和某些黑暗勢力有勾結。盧·斯克雷尼科夫寫道：「奧特列皮耶夫的修道院的生涯似乎很有意思。首先，他是修士扎米亞特尼亞的僕人，後來又當了修道院院長和執事，最後又和牧首圈搞在了一起。」如此雞犬升天用時僅為一年。這都得歸功於這年輕人異於常人的天分。「不消幾個月，他就適應了過來，其他人若是這樣得花一輩子的時間。」 後來，就出現了各種謎團。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從修道院逃走了，後又出現在基輔的洞窟修道院，之後又去了扎波羅熱城寨：扎波羅熱人幫他和頓河的哥薩克取得了聯繫。我們對這個僭號者準備階段的活動並沒有掌握任何可資證明的資料。克柳切夫斯基和研究動亂時代的歷史學家謝·普拉東諾夫都認為僭號者的想法就出自羅曼諾夫的圈子；但戈杜諾夫和奧特列皮耶夫的傳記作者對此作了反駁：「……僭號者的陰謀並不是出自羅曼諾夫家族的身邊人，而是出自奇蹟修道院的圍牆之後」，就在那些四處遊蕩的修道士中間。波蘭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希施貝格是《僭號者德米特里》和《瑪麗娜·姆尼舍克》兩書的作者，他致力於證明這個僭號者是「一個象徵，表明人民對消失的王朝特別留戀」，於是戈杜諾夫的反對者就把他給造了出來，這些反對者都是莫斯科的波雅爾大家族，並聯合了大多都是東正教徒的立陶宛—羅斯上層貴族。 毋庸置疑的是，羅斯的波雅爾（尤其是羅曼諾夫家族）和立陶宛的上層貴族一樣，都有理由對鮑里斯不滿。我們提到過戈杜諾夫與其盟友羅曼諾夫家族的衝突。16世紀末，波蘭—立陶宛王公奧斯特羅日斯基、維什涅維茨基和茲巴拉日斯基將自己的領土推進到了依附於波蘭王國的紅羅斯（Tchervonnaïa Rus，加利西亞），從而極大地增強了他們的權勢。在基輔省，維什涅維茨基家族擁有3.8萬戶農戶，容納了23萬人。可以來想一下，正在打仗、想要使波羅的海成為其內湖的瑞典當時人口也只有不到100萬。但奧斯特羅日斯基家族和維什涅維茨基家族還不滿足：他們很快就對屬於莫斯科沙皇的土地打起了主意。 研究者們在說起偽德米特里的「發明者」的時候，總不忘提及耶穌會士，這麼做不無道理。西吉斯蒙德三世接見僭號者的時候，教廷駐波蘭宮廷的特使克勞迪奧·蘭戈尼也在場，而且蘭戈尼大力支持實施僭取王位的計劃。 偽德米特里的啟發者和「發明者」眾多，但並不能解釋這個想法（即突然宣布皇太子德米特里死裡逃生）究竟出自哪裡。 有據可查的偽德米特里歷史始於1601年，那一年，他出現在了康斯坦丁·奧斯特羅日斯基親王的宮廷內，親王是東正教的狂熱捍衛者，激烈反對教會合併。出於不明原因，奧斯特羅日斯基親王下令把這名無足輕重的還俗修士攆走了，後者便前往阿里烏派的中心羅沙避難。阿里烏教派在波蘭也被稱作兄弟教派，在波蘭的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阿里烏派的支持者摒棄了三位一體的教義，認為基督不是上帝，而是受上帝啟發的人，是上帝和人類之間的中間人，他們要求無條件地尊重信仰自由。正如尼·科斯托馬羅夫所寫，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在「自由思想的學派」那裡待了一段時間之後，便擁有了「波蘭的自由教育」這層表象，轉投到奧斯特羅日斯基親王的敵人亞當·維什涅維茨基親王那裡。 康斯坦丁·奧斯特羅日斯基是基輔省長和立陶宛狂熱的東正教捍衛者，也是奧斯特洛神學院的創建者，他在東正教生活的復興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還編輯出版了用教會斯拉夫語印刷的《聖經》，他是亞當·維什涅維茨基的宿敵，後者是德米特里·維什涅維茨基的繼承人，卡涅夫和切爾卡斯的領主，創建了第一座扎波羅熱城寨，而且最近剛皈依了天主教。 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向亞當·維什涅維茨基「揭示了」自己的皇族血統，而且成功地讓後者相信了他就是伊凡雷帝的兒子。親王是真的相信了嗎？此事已無從得知。不過，亞當親王在寫給統帥波蘭軍隊的蓋特曼(hetman)揚·扎莫伊斯基的信中說，經過了長時間的猶豫之後，他最後終於相信了這個事實，尤其是當時還有二十幾個莫斯科人來看他，都明確「認出了」皇太子。維什涅維茨基要求對伊凡雷帝的兒子儘可能給予幫助。而扎莫伊斯基則對此持保留意見，且態度冷淡。莫斯科這方面則激烈要求將僭號者遞解過去。維什涅維茨基拒絕了這個要求。沙皇的軍隊便向這位上層貴族的領地蜂擁而去，焚毀了好幾座城池。維什涅維茨基對此的回應就是大力支持僭號者。亞當的兄弟康斯坦丁將德米特裡帶往桑博爾，引薦給了自己的岳父格奧爾格·姆尼舍克。德米特里在那兒遇見了東家的女兒瑪麗娜，對其一見鍾情，普希金說瑪麗娜是「驕傲的波蘭女人」。這段奇異的情史後來使偽德米特里在詩人和劇作家那裡特別受歡迎。格奧爾格·姆尼舍克是桑博爾省長，與西吉斯蒙德三世走得頗近。僭號者對之承諾將與之共享莫斯科王國的龐大財富，使他怦然心動，故而讓僭號者與自己的第四個女兒瑪麗娜執手相見。這位波蘭歷史學家認為偽德米特里是個冒險家，他明確指出瑪麗娜「長相併不出眾，故並非以美貌取勝：其心地冷漠，野心不小，哪怕篡位者再糟糕，都不及她冷酷無情」。所以他認為瑪麗娜和偽德米特里頗為般配。 1604年3月底，格奧爾格·姆尼舍克在克拉科夫安排波蘭國王和僭號者見了面。教廷特使克勞迪奧·蘭戈尼也在場，並說服君主支持這個覬覦莫斯科王位的人，設法讓羅斯皈依真正的信仰：天主教。國王向偽德米特里撥付了4萬茲羅提的年金，希望他能成功。但這項幫助僭號者的政策受到了議事會的明確抵制，後者代表了大部分波蘭—立陶宛貴族的立場。1600年，波立聯邦被國王拖入和瑞典的衝突中，衝突持續了六十多年。波蘭高級軍事將領揚·扎莫伊斯基、斯坦尼斯瓦夫·若烏凱夫斯基、揚—卡羅爾·霍德凱維奇尤其不想和莫斯科開戰。1604年3月19日，立陶宛蓋特曼霍德凱維奇對國王做出回復，因後者通知他和「皇太子」進行交談：「機會確實難得，只是完全沒有把握；我國局勢不穩；而且，現在還在停戰，一旦協定破裂，絕對沒有好處。」蓋特曼此處指的是兩年前和莫斯科簽訂的停戰協定。不過，在維什涅維茨基、耶穌會士和國王支持之下，格奧爾格·姆尼舍克便與莫斯科採取了敵對態度，支持王位的「合法繼承人」。 他們預先簽訂了結婚協議，其中，未婚夫允諾向其未來的妻子贈送黃金、寶石以及普斯科夫和下諾夫哥羅德這些城市。他還保證向未來的岳父大人支付100萬茲羅提，以及斯摩棱斯克和諾夫哥羅德—謝韋爾斯基（不過，這之前他就向國王承諾過）這些土地。「皇太子」（秘密！）支持天主教，向耶穌會士確保會採取一切辦法讓羅斯皈依。 從克拉科夫返回之後，偽德米特里便糾集大軍，向莫斯科進發。至於對軍隊構成的描述，只能完全取決於歷史學家對僭號者這件事的看法來定。盧·斯克雷尼科夫寫道：「在那些準備拔劍相助莫斯科『皇太子』的人中間，有巴托里的老兵，也有『一幫』偷雞摸狗之輩和該上絞刑架的惡棍。」這位波蘭歷史學家抨擊了國王和耶穌會士的冒險計劃，提供了這樣一份清單：「軍隊里沒有波蘭領主，只是形形色色志願兵、哥薩克、整天想著搶東西的乞丐，僭號者的大軍就是由這些貨色組成的。」對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而言，「德米特里」的部隊就是另一番光景了：「羅斯南部所有激憤的人、膽大的人，都異口同聲地響應了莫斯科皇太子的號召。」 謝爾蓋·普拉東諾夫寫過一本關於動盪時代的著作，至今仍很有價值，他認為「僭號者團伙」就是「一幫烏合之眾」，他還明確指出：「僭號者的主要力量並不是這些人。」他認為，僭號者利用「引人注目的信札」和各路使節，設法讓民眾起來反對鮑里斯，轉而來支持他這個合法繼承者。謝·普拉東諾夫寫道，他就這樣「在該國南部地區組織了反對莫斯科統治的暴動」。 社會底層對鮑里斯的政策頗為不滿，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同樣不容置辯的是，「好伊凡雷帝」的兒子「好沙皇」的出現讓他們見到了希望，因為在伊凡雷帝統治時期，還有尤里耶夫節，讓農民有種自由的感覺。可我們並不明白謝爾蓋·普拉東諾夫指的是哪個「國」。但很明顯的是，他談論的正是莫斯科國。可是，羅斯南部的大部分地區當時並不是莫斯科國的組成部分：烏克蘭還屬於波蘭。不過，也正是因為如此，僭號者大軍的主要支持力量哥薩克就是從那兒來的。盧·斯克雷尼科夫給出了確切的數字。1604年9月初，戰事開始前夜，「姆尼舍克的軍隊」共計有近2500人，其中半數（1420人）都是哥薩克。頓河哥薩克想要阻擋住羅斯軍隊不可阻擋的勢頭，後者將城池越建越遠，一直建到了蠻荒之地的邊界地帶，和哥薩克的地界相鄰，很危險。而且，從16世紀末起，扎波羅熱哥薩克對想要奴役他們的波蘭上層貴族反抗得也越來越激烈。1591年，波蘭領主克日什托夫·科辛斯基怒戰奧斯特羅日斯基親王，引發了哥薩克的起義；整整兩年，騷亂者「在基輔和沃里尼亞的地界上來來去去，使波蘭大地滿目瘡痍」。科辛斯基劫掠維什涅維茨基領地時陣亡，可他剛死，哥薩克的阿塔曼謝苗·納列瓦伊科就接過了反抗波蘭人的戰鬥火炬。國王派遣蓋特曼若烏凱夫斯基前去討伐納列瓦伊科，照格魯舍夫斯基的說法，納列瓦伊科「把烏克蘭犁了兩年，把領主們搶得夠嗆」。1596年，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擊潰了阿塔曼納列瓦伊科的哥薩克軍隊。納列瓦伊科成了階下囚，被押往華沙，並在那兒被處死。 烏克蘭當時還不叫這個名字，此時也正騷動不安，就等著有機會擺脫領主們。偽德米特里的號召立即就得到了響應，尤其是哥薩克的響應。他們對「皇太子」的支持，對他成功僭取莫斯科王位至關重要。當然，這樣還不夠，莫斯科的軍隊擁有足夠的軍力來對抗「姆尼舍克」雜七雜八的部隊。但偽德米特里的這件事並不僅僅是軍事戰鬥這麼簡單。 1604年10月13日，僭號者的軍隊越過了羅斯邊界，立刻就開始向前推進。莫斯科又響起了警鐘。鮑里斯下令全民總動員（這是十三年之後的第一次總動員），將軍隊指揮權交付給了出身最好的軍隊將領（但並非最優秀的那些）：姆斯季斯拉夫斯基、舒伊斯基、特魯別茨科伊、戈利岑。10月23日，僭號者的人馬越過了第聶伯河：基輔居民要向他們提供運輸工具，但省長亞努什·奧斯特羅日斯基拒絕了他們的好意。兩軍就這麼遭遇了。第一次衝突發生在諾夫哥羅德—謝韋爾斯基城門底下，日期是1604年12月21日。儘管對手的人數呈壓倒性優勢，但僭號者竟然出其不意地打了勝仗。翌年1月1日，由於沒有及時得到急需的財政支援，偽德米特里的軍營里有人造了反。造反者都叛逃了。1月21日，他在多布里尼齊打了敗仗。僭取王位者就這樣拋棄了所有人，僥倖逃脫對手的追捕，再次展現出了他那出色的騎術。 不過，戰場上時運不濟似乎並不是太重要。朝秦暮楚的僱傭兵們被扎波羅熱哥薩克以及頓河哥薩克的分遣隊取而代之；農民們擁入偽德米特里的軍營，城裡的居民也向僭號者打開了城門，最常見的就是將他們的省長五花大綁地押到他面前。蓋特曼扎莫伊斯基是個相當出色的軍事將領，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到「姆尼舍克軍隊」的那場戰事，他就怒不可遏；他宣布如果這次戰事取得成功，他今後就會把所有的編年史全都扔進火里燒掉，只學習桑博爾省長的回憶錄。扎莫伊斯基並沒忘記斯特凡·巴托里，後者的軍中全都是優秀的波蘭騎兵，還有毫不遜色的匈牙利步兵，而且需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可用，可饒是如此，巴托里也沒有打敗強大的莫斯科。偽德米特里身無分文，人馬也少得可憐，還能有什麼指望？ 蓋特曼推論的邏輯無可指摘。但誰又能保證事態的發展會聽從邏輯？ 法國天主教教士和史學家保·皮耶蘭被俄羅斯出版方戲稱為「神父學者」，他的巨著的第一卷名為《俄羅斯和梵蒂岡》，就專門寫僭號者德米特里。皮耶蘭神父的這部著作使用了保存在梵蒂岡檔案庫內、之前無人知曉的文獻資料，所以立刻就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偽德米特里事件是中世紀羅斯文獻保存得最豐富的事件之一：僭號者會定期向教宗駐華沙的特使蘭戈尼以及姆尼舍克寄信過去，「皇太子」身邊的耶穌會士也會將他的種種行為記錄下來，而蘭戈尼則會向教宗提呈詳盡的報告。所有這一切都很好地保存在了梵蒂岡內。 皮耶蘭神父在解釋蓋特曼扎莫伊斯基為何會搞錯的時候，說「莫斯科戰事有個相當神奇的特點」，戰鬥的勝利乃是由於「各種條件不可避免地合到一起」才導致的。《僭號者德米特里》的作者列出了一份清單：莫斯科沙皇國的社會秩序出現動盪，政權暴虐專制，波雅爾之間互相敵對，改朝換代和民眾中間流傳的各色傳言，以及近期的農法，都在撼動古代的習俗，有人放手一搏，有人心懷憎恨。這位研究羅斯—梵蒂岡關係的史學家列舉了暴動的主要原因，社會動盪被放在了第一位。這個理由無疑確實是很重要。事實上，偽德米特里出現在莫斯科國的領土上，從而引發了人民起義，繼而又鑄成了僭號者的勝利。 社會運動是國家危機的原動力。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了「動亂時代的這個特點：當時的羅斯社會內部自有其秩序，羅斯各階層根據自身在國內的地位以及社會等級輪流參與至這個秩序當中」。這位歷史學家說得斬釘截鐵：等級的最頂端就是波雅爾，暴亂就是從他們那兒起來的。 動亂時代出現的僭號者也波及了社會底層。不過，偽德米特里獲勝的保障並非來自該階層的運動，而是來自頂層的支持。有一個理念將羅斯社會各階層聚合到了一起：所有人毫無例外都要拋棄占據莫斯科皇位的沙皇。雖然理由各異，但這並非重點：所有人都一致同意剝奪他的權力。在普希金的筆下，僭號者德米特里自豪地宣稱：「動亂時代的陰影把我叫作德米特里，我就是這時代的養子……」詩人認為偽德米特里有一個很厲害的武器，那就是信仰：大家都相信一切都是天意，合法的沙皇終於出現了；這次還將懷疑鮑里斯合法性的人民給吸引了過來。更重要的是這個事實，即「皇太子」就是伊凡雷帝的兒子，伊凡雷帝在人民的記憶中仍然是個「好沙皇」。這個不可抗拒的邏輯把人吸引到了僭號者的麾下：只有合法的沙皇才能成為好沙皇，只有好沙皇才能成為合法的沙皇。儘管在出身高貴的波雅爾眼中，「德米特里」的合法性只占次要地位，但他們的首要目標是推翻鮑里斯，而合法性對社會底層而言，就是沙皇「仁慈」必不可少的條件。 「姆尼舍克的軍隊」入侵莫斯科國並不等於波蘭與羅斯發生戰爭，也不是波立聯邦和羅斯發生戰爭。當然，僭號者的這項事業得到了國王和梵蒂岡的支持。西吉斯蒙德三世心心念念想著的就是恢復他父親的王國，也就是瑞典王國，他就很支持這個異想天開的計劃，一旦「皇太子」攻占了莫斯科，他就能讓莫斯科成為和瑞典發生衝突時的軍事基地。梵蒂岡則認為兩方教會也有可能由此合併起來。蘭戈尼關於波蘭出現神秘人物宣稱是莫斯科國合法繼承人的第一份報告引發了教宗克萊孟八世的懷疑，他在信邊寫道：「新的葡萄牙僭號者誕生了。」他這兒指的是葡萄牙塞巴斯蒂安國王崩殂之後出現的那些篡位者。 蘭戈尼寫的第一封關於僭號者的信是1603年11月寄出的。從1604年5月起，克萊孟八世在回復「德米特里」的信時，都會稱之為「我主愛兒」。 1599年，雷吉奧主教克勞迪奧·蘭戈尼以教宗特使的身份來到了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宮中。發給他的指令中有一段涉及了莫斯科事件。自從安東尼奧·波塞韋諾造訪莫斯科和伊凡四世爭論神學以來已過了十七年。莫斯科國內部的環境已發生變化，但梵蒂岡的政策仍然沒變。教宗特使據稱是要讓波蘭和莫斯科關係更為緊密，進而讓兩方教會合併。「皇太子」來波蘭尋求支持的時候，似乎是蘭戈尼的祈禱得到了上帝的回應。克拉科夫會晤使特使成了僭號者狂熱的支持者。蘭戈尼的描繪表明這個覬覦帝位的年輕人給梵蒂岡特使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德米特里看上去完全就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他膚色黝黑，鼻子上右眼齊平處生了個疣子；雙手白皙細嫩，表明其出身高貴；他言語大膽；事實上，他的步態和舉止有種威嚴莊重之態。」和「皇太子」交談過幾次之後，教宗特使明確說道：「我猜他二十四歲（僭號者聲稱自己二十三歲，但皇太子德米特里應當只有二十一歲）。他臉上無毛，思維極其活躍，口才極好；但他又很克制，醉心於文學研究，顯得極為謙遜和神秘。」 僭號者承諾皈依天主教，對他的這番描述可以說已經相當不錯，再加上他還承諾要讓羅斯人皈依，最終讓克萊孟八世倒向到他那邊。但梵蒂岡能給的基本上只是道義上的支持。教宗沒給錢，照拿破崙的說法，金錢是戰爭的要素。因此，就得從「獲解放的」領土上撈錢。耶穌會士、隨軍神父都被派往「姆尼舍克」的部隊，這麼做都是為了那些天主教僱傭兵。此外，兩個耶穌會士還長期陪伴僭號者，名為信仰指導者。他們都是年輕人，沒什麼經驗，被僭號者和氣的舉止所吸引，他們負責他的靈魂，寫的報告裡也記錄了「皇太子」的言論。不過，他們無法向他提供軍事和政治上的實際建議。 圍繞偽德米特里步步高升一事出現了許多謎團，但對他究竟有哪些謀士還缺乏文獻資料。尼古拉·舍爾佐夫斯基神父和安德烈日·拉維茨基神父的信件和報告、教宗特使的報告均隻字未提他身邊有哪些人可能為他出謀劃策，調整策略，奪取莫斯科王位。偽德米特里確有計劃。克柳切夫斯基認為，「動亂時代」捲入的羅斯社會各階層隨著事態的發展，變得愈發無序和混亂。偽德米特里（或其秘密謀士，如果真的存在的話）的計劃是要匯集大草原上的人馬來對抗莫斯科。在寫給教宗特使的兩封信（1605年4月14日和5月13日）中，僭號者說他會派遣信使前往頓河、伏爾加河、捷列克河以及烏拉爾河流域，希望鼓動哥薩克和韃靼人起義，讓他們向該國都城進軍，以期奪取該城。莫斯科一旦被圍，就只能掛起降旗。 這個計劃有兩點需要注意。皮耶蘭神父分析了偽德米特里的通信後，指出「皇太子」在聊到韃靼人和哥薩克的時候特別健談，但在涉及和羅斯人的接觸時卻不可思議地緘默。對這位歷史學家而言，這麼做有可能是想掩蓋偽德米特里與波雅爾團伙之間的關係。唯一一份支持這一假說的就是在波蘭遊歷的希臘人皮埃爾·阿爾庫迪寫給教宗保祿五世的報告。 第二點更重要。偽德米特里的計劃一旦成功，就將把烏克蘭及烏克蘭人，主要是哥薩克引入莫斯科政策的軌道上。烏克蘭人隨同偽德米特里一起去了莫斯科；但同樣，儘管當時的人並未真正地意識到這一點，其實莫斯科也已經進入了烏克蘭。烏克蘭相當一部分的土地都屬於波立聯邦，所以這樣一來，波蘭—立陶宛—羅斯的關係就變得前所未有地錯綜複雜。 1604年5月1日，僭號者還在桑博爾，他批准了一份文件，他在該文件中被稱為：「大羅斯皇帝，盡享天福、戰無不勝的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一個世紀之後，彼得大帝獲得了皇帝(imperator)的稱號，使幾乎所有響應僭號者號召、與莫斯科對著幹的領土全都成了羅斯國的組成部分。 1605年4月1日，沙皇鮑里斯遽然崩殂。他在五十三歲的時候突然死亡引發了不少流言：有人說他是被毒死的，也有人說是自殺。偽德米特里在籌備戰事的時候，就已預料過他的死亡：他在信中只是簡單提到他擔心鮑里斯死得太早，無法實現自己的計劃。鮑里斯在死之前，任命自己的兒子、年僅十六歲的費奧多爾擔任共同攝政，好讓皇位順利繼承下去。對鮑里斯的普遍不滿也延伸到了他的繼承人身上。這個年輕人徹底成了孤家寡人，僅有來自家族的支持。 費奧多爾將希望都寄托在當時最受歡迎的一位羅斯督軍身上，此人就是彼得·巴斯馬諾夫，他是阿列克謝·巴斯馬諾夫的孫子，而後者則是服役貴族裡的前幾號人物，而且他的父親費奧多爾·巴斯馬諾夫還是伊凡雷帝的寵臣。彼得·巴斯馬諾夫擔任駐紮在克羅梅的軍隊的統帥，正準備對僭號者發動決定性的戰鬥，他勸說自己的軍隊向費奧多爾宣誓。可是，士兵覺得誓詞太含混，沒有大力抨擊偽德米特里。彼得·巴斯馬諾夫自己也有些猶豫，不過這是出於其他原因：費奧多爾的母親皇后瑪利亞是馬留塔·斯庫拉托夫的女兒，後者就是殺害他父親和祖父的劊子手。而沙皇正是馬留塔·斯庫拉托夫的孫子。而且，督軍或許也很清楚，比起沙皇，「皇太子」獲勝的機會更大。 於是，克羅梅就開始進行策劃，準備反擊費奧多爾。謀反者和僭號者的軍營取得了聯繫。有一份獨家文獻（皮埃爾·阿爾庫迪的報告）提到，密謀者認為承認「皇太子」是真的德米特里，是伊凡雷帝的兒子沒問題，但有條件，那就是：不得波及東正教信仰；專制權力仍舊保留伊凡四世時期的樣子；沙皇不得將波雅爾的頭銜頒賜給外國人，也不得讓他們進入杜馬；但他完全可以讓外國人為自己服務，允許他們獲取羅斯國的土地和其他財產；為宮廷服務的外國人可以在羅斯土地上建造天主教教堂。 由於承認這個協定真實可靠（之後事態的發展又讓他有所猶豫），偽德米特里看來並未強求（正如他向桑博爾所承諾的那樣）為天主教會在莫斯科獲取特殊的利益。可以看出其中是有策略的：僭號者想要獲得密謀者的支持。可是，德米特里後來還是保留了完全的獨立性，他從來就沒成為耶穌會士手中的傀儡。 彼得·巴斯馬諾夫加入了密謀者的行列之中，照一個親歷者（僭號者的信仰指導安德烈日·拉維茨基）的說法，巴斯馬諾夫對外宣布「皇太子」就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是羅斯沙皇貨真價實的後裔；然後，他親吻了十字架，以示忠誠。克羅梅的軍隊於是就各奔西東：有的逃往莫斯科，有的則投入僭號者旗下。 對動盪時代的定義並不缺乏。可以把它視為叛變的時代。叛變誓言、十字架，當然也叛變了諾言，而這些行為都成了那時的硬通貨。那個時代充斥著各色各樣的背棄，陣營換來換去。尤其是事件的親歷者們講到的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底層草根置身於覬覦皇位者、僭號者、真假沙皇之間也完全沒了方向，所以他們會時時變換自己所喜愛、所忠誠的那些對象。 彼得·巴斯馬諾夫背叛費奧多爾，歸附「德米特里」，堪稱最出名的「變節者」。由於向「伊凡雷帝之子」宣過誓，後來他也保持了忠誠，至死都在捍衛新沙皇，因而被米哈伊爾·塔季謝夫所殺，而在政變之前不久，他還救過塔季謝夫一命，使之沒有受到「德米特里」震怒的波及。戈利岑親王是克羅梅軍隊中的督軍、統帥之一，他和巴斯馬諾夫一起轉投到了僭號者的麾下。他奉新沙皇之名，被派往莫斯科，與他人合夥絞死了費奧多爾。後來，他又背叛了「德米特里」，參與了由瓦西里·舒伊斯基組織的針對德米特里的陰謀活動。戈利岑後又被任命為討伐偽德米特里二世的督軍，於是又背叛舒伊斯基，投入波蘭人門下，後來也和波蘭人鬧掰。在這件事上，勝利當仁不讓地應歸於瓦西里·舒伊斯基，我們之後會好好談談他。 克羅梅的軍隊潰散之後，僭號者便慢悠悠地向莫斯科進發而去，路上還接待了趕來向他效忠的波雅爾，他還向都城派去使節，這些使節隨身帶了他以合法繼承人的身份所寫的信件，呼籲城內的人推翻戈杜諾夫的兒子。 1605年6月30日，僭號者得勝，進入莫斯科。1604年10月，偽德米特里只派了一小撮僱傭兵，就越過了莫斯科國的邊界；剛過不到一年，他就進入了克里姆林宮，陪同他的還有羅斯的上層貴族和民眾的歡呼喝彩聲。王位空缺了：受「皇太子」信件和信使的慫恿，莫斯科人沖入皇宮，把沙皇和他母親（兩人後被殺）抓了起來，將戈杜諾夫的親戚全都關入了大牢。編年史里是這麼說的：皇宮的地窖被洗劫一空，等到所有人都酩酊大醉，城市才算消停下來。 偽德米特里有一個不共戴天的仇敵，那就是牧首約伯，後者認為覬覦皇位的德米特里是「猶太人、拉丁人及路德派」的幫凶。「德米特里」採取了第一批措施，其中一個措施就是將約伯貶入修道院。新沙皇讓希臘人、梁贊主教伊格納季擔任東正教會牧首，他是最早一批承認「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的教會人士之一。新牧首為人輕佻，整天嘻嘻哈哈，對西方相當了解，也比約伯寬容得多，所以沒有哪個人能比他更合偽德米特里的胃口。 7月18日，皇后瑪利亞（已成為修女瑪爾法）返回都城。她承認冒名頂替的德米特里就是自己的兒子。母子重逢感人肺腑，民眾看得目瞪口呆：母子緊緊相擁，泣不成聲，一切疑慮煙消雲散。7月30日，牧首伊格納季在聖母升天大教堂為新沙皇加冕。在俄羅斯投機冒險的歷史上，這一幕堪稱登峰造極。 法學家和神學家可以不慌不忙地討論敷油聖事的意義和價值。反正，不管怎麼樣，「德米特里」已是一個比鮑里斯·戈杜諾夫更合法的沙皇，理由很簡單，在人民和所有參與加冕典禮的人的內心裡，他就是伊凡四世的繼承人，是留里克王朝的承緒者。德米特里就這樣成了上帝和人類面前的合法沙皇。 反對沙皇德米特里的陰謀活動甚至早在他加冕之前就已開始，從他以得勝的姿態進入莫斯科那一刻就開始了。這個陰謀很快就被人發現了；瓦西里·舒伊斯基、他的兄弟和許多支持者都遭到了逮捕，指控他們散播謠言，散布沙皇就是還俗的修士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還說要殺了他。為了審判瓦西里·舒伊斯基這個出身高貴的波雅爾，還召開了縉紳會議，與會的有波雅爾杜馬和其他社會階層的代表。訴訟代理人就是德米特里本人；他列舉了舒伊斯基的叛變歷史，說他自始至終都在陰謀反叛莫斯科王朝。沙皇七次提及伊凡雷帝下令懲罰過舒伊斯基家族，而費奧多爾·伊凡諾維奇還處死了瓦西里的叔叔。瓦西里親王承認犯下了歸到他身上的所有罪行，於是認罪，請求寬恕。但他還是被判處極刑，只是在行刑台上的最後一刻才獲得特赦。 最新的有關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的傳記對這個得到歷史學家認可的「舒伊斯基陰謀叛變」的版本有所保留，作者這麼做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德米特里抵達莫斯科的時候受到了民眾的熱烈歡迎，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榮耀，「在這樣的條件下策劃政變，無疑是瘋了」。這位歷史學家認為新沙皇想要刻不容緩地行動起來，因為他害怕舒伊斯基家族。他還說：「如果不存在陰謀，也得生造出陰謀來。」十一個月之後，沙皇的聲望仍然很高，認為瓦西里·舒伊斯基是在這時候開始策劃陰謀活動，而不是一開始就陰謀造反的，這樣的論據並不具有說服力。歷史學家們的假設似乎更有理據，他們認為出身高貴的親王和波雅爾利用偽德米特里扳倒戈杜諾夫之後，就急著想要擺脫新沙皇，以免他在皇位上坐得太穩固。 德米特里十一個月的統治期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規劃與現實。新沙皇事實上已經夢想成真。他的計劃和空想出現在他寫給蘭戈尼的信中，出現在他和信仰指導以及擔任其秘書的耶穌會士的交談中，那些耶穌會士將他的言論都記錄在了通信和私密的日記之中。沙皇德米特里的所作所為也出現在了官方文件以及當時許許多多羅斯人和外國人的親歷證詞之中。1605年末，威尼斯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很低調，叫作《關係》。作者用的是巴雷佐—巴雷齊這個假名，其實作者不是別人，正式耶穌會士安東尼奧·波塞韋諾，他見過伊凡雷帝，從未放棄過要讓羅斯皈依天主教信仰的想法。「德米特里」的出現讓他充滿了熱情。波塞韋諾給沙皇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闡述了讓羅斯和波蘭合併，從而消滅新教徒當政的瑞典，以及向土耳其人發動十字軍東征等其他宏偉藍圖。安東尼奧·波塞韋諾在《關係》一書中充滿激情地描述了莫斯科年輕沙皇卓絕出眾的生平和種種妙不可言的計劃。這本書大獲成功，還出了法文版、德文版和拉丁文版。後來還被譯成西班牙文版，成了洛佩·德·維加的參考資料，1617年，維加寫了一部名為《莫斯科大公》的劇作，於是舞台上第一次出現了僭號者的這段歷史。 「德米特里」的大獲成功讓那些認為他是個冒名頂替者的人，以及那些真誠希望「皇太子」僥倖獲救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他的成功在那些與之或多或少有所聯繫的人那裡引發了極為瘋狂的夢想。這一點不僅適用於沙皇的新親戚姆尼舍克家族，也同樣適用於國王西吉斯蒙德三世和梵蒂岡。教宗保祿五世從蘭戈尼的報告中推斷出德米特里就是梵蒂岡魂牽夢繞的最理想的莫斯科沙皇：狂熱的天主教徒，教會合併的支持者，忠實於聖座，是伊斯蘭教的敵人。保祿五世請姆尼舍克家族、國王西吉斯蒙德三世、耶穌會士要不惜一切代價支持沙皇。 波蘭國王的夢想詳盡地出現在了他發給使節的指示之中，而這些使節也會陪伴瑪麗娜·姆尼舍克前往莫斯科。指示下達的日期是1606年2月6日。西吉斯蒙德三世的計劃是共享莫斯科國。而這些使節的使命就是讓德米特里同意併入波立聯邦，不僅是諾夫哥羅德—謝韋爾斯基和斯摩棱斯克併入（國王1600年的時候就這麼主張過），還要讓諾夫哥羅德、普斯科夫、維亞濟馬、多羅戈布日以及其他許多城市併入。這些要求之所以合理，是因為不久前這些土地還屬於立陶宛。他們還認為德米特里會批准讓波蘭軍隊借道羅斯領土前往芬蘭；他還會向他們提供財政支援、給養，以及為了和瑞典開戰所需的必不可少的彈藥。一旦征服瑞典，強大的波蘭就會提出和莫斯科締結攻守同盟的條約。 西吉斯蒙德三世的計劃是國王的個人夢想，得不到大多數貴族的支持。1606年4月，國王的反對者發動起義，這在君主共和國被認為是合法的抗議形式。起義由尼古拉·澤布茲多夫斯基領導，他是僭號者在桑博爾逗留時的庇護者之一。有傳言說叛軍已和德米特里密談，提出讓他坐上波立聯邦的王位。 這些將會改變俄羅斯歷史和歐洲歷史進程的異想天開的計劃，均源於僭號者本人的夢想、計劃和承諾。在桑博爾的時候，他聲稱自己是伊凡雷帝兒子這件事就是個瘋狂的舉措，但也得到了第一批支持，他在克拉科夫受到了國王的接見，還和教廷特使蘭戈尼交談，對於這些交談者心中的夢想，他一概都應承了下來：向姆尼舍克許諾大量財富，向波蘭國王許諾羅斯的土地，向教宗許諾教會合併和十字軍東征。一旦坐上莫斯科皇位，「德米特里」便開始迂迴行事。皮耶蘭神父寫道，西吉斯蒙德三世「指望德米特里對他感恩戴德，一直都在提不久前他對『皇太子』多麼多麼慷慨……德米特里這個新貴倒是頗為自信和狂妄，早把不如意時所作的承諾拋諸腦後，至於兌現承諾的時間，反正是能拖就拖」。 我們是可以將沙皇游移不定的態度，忘記未坐上王位時所許的承諾，看作是「新貴的狂妄」。但從他對國王和梵蒂岡不急不許的態度中也可以看出，作為一個政治家，他的頭腦算計得很清楚，畢竟力量對比已經發生變化，原本可以讓渡的許許多多東西都和莫斯科國的利益相悖。 沙皇德米特里所設想的改革大計特別有意思。我們是通過與沙皇交談的那些人的信件和回憶錄了解到這些計劃的。偽德米特里的傳記作者承認：「對他的管理方式很難有一個精確的概念。事實上，在他死後，新的當權者下令將他所有的文牘以及其他文件全都付之一炬了。」但要把什麼都毀掉是很難的。留存下來的文件和親歷證詞都提到了那些宏偉藍圖，由此可見改革計劃指向何處，但由於沙皇身邊的人作梗，再加上時間不夠，所以改革計劃並未付諸實施。對坐上皇位的僭號者的評價多種多樣，而且時常自相矛盾，從中可以看出歷史學家的觀點及其所處時代對過去的主流看法。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引用彼得·巴斯馬諾夫的話時，提到了外國親歷者的見證：「沙皇並非伊凡雷帝的兒子，之所以認為他是沙皇，是因為大家都向他宣過誓，而且當時也沒有更好的人選。」大家都會以為彼得·巴斯馬諾夫信了他的話，因為他為了捍衛「德米特里」而受死。20世紀的一位歷史學家引用了和克柳切夫斯基相同的資料來源，但他在寫到一半時停了下來：「……儘管他不是伊凡·瓦西里耶維奇的兒子，但他現在已經成了我們的君主……」目前，照這個論據來看，「沒有更好的人選」這個說法是存在爭議的，即便彼得·巴斯馬諾夫對那些想要僭取莫斯科王位的人確實很了解。「德米特里」的言行和文牘都在在表明他是個和之前那些沙皇截然不同的沙皇。 當時的許多人都提到了他的權力觀：「他說我有兩種領導帝國的方式：一種是讓自己變成暴君，另一種是對所有人仁慈。我選擇第二種方式。」在一出名為《僭號者德米特里和瓦西里·舒伊斯基》的劇中，亞·奧斯特洛夫斯基藉由沙皇和巴斯馬諾夫的對話，展現了「德米特里」政治觀的許多新穎之處：「我們慣於領會沙皇恐嚇的眼神，認為那就是上帝的眼神，他俯視著我們，而我們低眉垂手，執行他那恐怖的命令，進行無情的懲罰。你的仁慈將使你獲得永恆的榮耀，但若無恐怖，王國便難以維繫。」德米特里回道：「我對你的話毫不吃驚！你們只了解一種統治方式：恐懼！反正，任何地方都靠恐懼來統治。用恐懼和毆打來讓老婆養成愛你的習慣，用恐懼來讓你們的孩子不敢抬眼看你們。用恐懼來讓勞作者耕作田地，用恐懼讓戰士去打仗，他們因害怕督軍才會動起來。你們的使節用恐懼來管理自己的使館，因為恐懼，你們才會在沙皇的杜馬緘默不語！在韃靼的金帳汗國，在遼闊的伏爾加河以遠，我那祖祖輩輩的君王都很熟悉生活在可汗帳篷底下的恐懼，正因為恐懼，他們才學會了統治。但還有一種更好，而且更切實的方式：用仁慈和寬容來統治。」 19世紀最受歡迎的俄羅斯劇作家的這齣戲劇的舞台生命很短暫。想要拋棄恐懼作為權力工具的做法並沒有獲得普遍的贊同。 因此，偽德米特里的許多想法似乎頗令人驚詫，讓人覺得陌生、離經叛道。只有在一件事上，他很好地遵守了莫斯科的傳統：他堅信有必要實施徹底的專制。皇帝這個頭銜他很喜歡，只是有可能會和波蘭國王鬧不愉快，但對他來說，這個稱號就是羅斯專制制度的基本屬性。 一旦坐上皇位，偽德米特里便開始制訂計劃，興奮地行動起來，仿佛已預感到自己時日不多。歷史學家指責他沒搞出什麼名堂來，但也都承認抵制改革的力量相當巨大。波雅爾在抵制，讓他們生氣的是，君主竟然讓他那些出身卑微的親戚，也就是娜加婭家族留在他身邊；他們憎恨這個「好沙皇」，因為他想緩解農民的苦痛，禁止領主強迫讓那些外出逃荒的人返回。國家所有公務人員的官俸都翻了倍，不得拿回扣，還特別任命了監察員來負責監督這種情況。 沙皇下令修訂廣泛適用的法典：負責修訂法典的秘書以伊凡四世的《律書》為藍本，將允許農民在尤里耶夫節期間離開地主的條款囊括了進去。並不能排除偽德米特里確實存在想要將這項權利歸還給農民的想法。國家的議事機構（波雅爾杜馬）則被更名為元老院。元老院和杜馬一樣，也是由四個社會階層構成：神職人員，包括牧首、四名都主教、六名總主教和兩名主教；波雅爾，共有三十二名，出身於最為顯赫的家族；十七名侍臣；最後就是六名宮廷貴族。改革首先就是將不受戈杜諾夫待見的人（親王）和新沙皇的心腹（尤其是娜加婭家族）納入第二階層。稱號的改變同樣具有重要性。「德米特里」死後被摒棄的稱號後來又重新成為彼得大帝時期的國家語彙。 只要是和修道院對著幹，對修道院生活心知肚明的僭號者就會勁頭十足。在通往莫斯科的路途上，他好幾次提到改革修道院的計劃。不過，成為沙皇之後，他並沒有冒險觸及該體制的根基，也沒敢遵循「先祖」（也就是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的足跡，沒收修士的土地和財產。但這並沒能使他免遭東正教神職人員的強烈敵視，牧首伊格納季除外。修道院惱火的是，他們現在要向「德里特里」支付一筆不算大的資金以敷宮廷之需，所以就指責他背棄東正教信仰，責備他太過寬容。 亞夫拉明·帕利岑是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的後勤負責人，生活於動亂時代，後來多次變換陣營和庇護者，他的《敘事》極受歡迎，成為他那個時代的主要歷史文獻。作者並沒有稱呼德米特里為沙皇，而是稱之為「還俗者格里高利」（他的敘述應該寫於1613年之後），列舉了僭號者罄竹難書的罪孽和罪行，特別是允許「猶太人和異端深入上帝的聖堂」。對亞夫拉明·帕利岑而言，從聖弗拉基米爾的時代和羅斯大地受洗的那個時代起，「還俗者」的出現就是「棲息於義大利教會的毒蛇」所打造的鏈條上的一個環節，義大利教會就是指梵蒂岡。《敘事》的作者講到了天主教會試圖「控制」羅斯的種種企圖：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受到了天主教徒的試煉，之後，都主教伊西多爾由於簽訂了佛羅倫薩聯盟協定而受到「詛咒」，最後就是「安東尼烏斯·波塞烏斯」（安東尼奧·波塞韋諾）對伊凡雷帝進行誘惑。現在又要通過讓「還俗者」掌權的方式，讓「哥薩克和奴隸這些憤怒的敵人」再次來進行誘惑（亞夫拉明·帕利岑對此深信不疑）。 亞夫拉明·帕利岑的怒火還是很容易理解的，畢竟他親身經歷過東正教會的傳統和莫斯科的習俗遭到沙皇和圍繞在他身邊的那些外國人的嚴重扭曲。「德米特里」偷偷摸摸地皈依天主教，但他並不是東正教的勁敵。他還寄錢給利沃夫的宗教善會，而利沃夫則是波立聯邦的東正教壁壘。偽德米特里對基督徒之間的紛爭根本無動於衷，他把耶穌會的信仰指導和信仰新教的文書（布寧斯基兄弟）留在了自己身邊，可見他是到處在找盟友。 偽德米特里登基極大地刺激了羅斯的貿易。商人們從波蘭、德意志、義大利的各個地方趕來。從伊凡雷帝時期起很熟悉莫斯科大公國的英國人對此表現出了特別的興趣。對偽德米特里頗有好感的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寫道：「所有人都有機會從事手工業和貿易；前往羅斯境外及羅斯境內的旅行限制，以及向國內遷移的限制都被取消了。」德米特里宣稱：「我不想限制任何人。但願我的領地上萬物皆自由。我將用自由貿易來讓國家富足。但願我的統治和我的國家，榮耀遍天下。」在德米特里的王國內居留的英國人注意到，他實際上讓自己的國家成了一個自由的國家。 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有些誇大了這樣的「自由」：畢竟，該國的狀況並不允許毫無阻礙地流通。不過，毋庸置疑的是（「德米特里」的對手也都承認），沙皇確實計劃要樹立自由貿易，且羅斯境內外皆可自由遷徙。他還夢想扶持教育。他在信中是這樣描述自己的計劃的：「一旦因神意成為沙皇之後，我便會創建學校，讓我國的國人學會讀寫；我會在莫斯科創立大學，會將羅斯人派往國外，讓智慧博學的外國人來我們國家。」 僭號者成了沙皇，這段驚人的歷史提出了一個問題，但我們只能給予近似的回答：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是否真誠地相信他就是僥倖獲救的伊凡雷帝之子，還是假裝相信？他是有意識地在扮演這個角色，還是面具和真容不分，使得人們最終相信他就是皇族出身？偽德米特里的行為間接證明了他極度自信，堅信自己有權戴上莫斯科皇冠，堅信自己的命運。「動亂時代」的傑出專家謝·普拉東諾夫對「某些歷史學家傾向於視僭號者聰明絕頂、八面玲瓏的做法」提出了質疑。尤其讓這位歷史學家詬病的是，德米特里的身邊圍繞著太多外國人，這一點讓莫斯科人很惱火。相反，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這方面是這麼說偽德米特里的：「極有天分，時刻保持警惕，在波雅爾杜馬輕鬆解決了極其複雜的問題……」從沙皇德米特里的行為來看，他似乎從未對自己產生過絲毫懷疑。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作中，瓦西里·舒伊斯基講到了沙皇「不正常」的態度：「莫斯科已習慣於看到偉大的東正教沙皇和人民向唯一的神禱告，他以難以企及的高度，嚴格遵守教會律法，虔誠歡慶節慶，在四旬齋的時候，穿著樸素，和人民共同懺悔。」 人們指責沙皇的是餐後不休息，不去蒸汽浴室洗澡，吃羅斯人瞧不上眼的小牛肉。人們驚愕地看著他從「難以企及的高度」走下來，走向生產武器、臼炮的「火炮場」，和其他人一起幹活。沙皇的頭腦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軍事戰役，對軍隊很感興趣，還組織士兵比武（演練），他自己也會親自參與。 一個世紀之後出現的俄羅斯的另一個沙皇彼得大帝說，「德米特里」的計劃和行動，還有他的行為，和莫斯科宮廷的刻板習俗毫不相符。世界各地都認為彼得是俄羅斯第一位正式出現的皇帝，而這個稱號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經被偽德米特里用過了。獲得加冕的僭號者和合法的羅斯皇帝對西方都充滿了熱情，他們兩人都在西方居住過，接觸過許多外國人，都想讓人民受教育，鼓勵商貿，都很關注軍隊，簡而言之，他倆的表現都不像是沙皇。 顯然，對偽德米特里而言，這只不過是一份草圖而已，想法還很模糊，還有些觀念沒有意識到，但這一切到了彼得這兒，就成了宏偉的政策。但如果考慮到偽德米特里在王位上坐了還不到一年時間，而彼得統治了差不多有四十年時間，那歷史似乎就是在讓偽德米特里這個人出來排演，然後再讓彼得大帝登上舞台。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是個奪取了王位的篡位者；彼得大帝則是羅曼諾夫王朝的第三任合法的沙皇，但人民則認為他是個僭號者，無論是他的行為，還是他的行動，都與「偉大的東正教沙皇」這一固定的標準相距甚遠。 沙皇德米特里的行動激發了波雅爾大家族和某些教會圈的不滿。人民（換言之，就是莫斯科人）則被沙皇的行為及其身邊人所惹惱，不過，對他還是相信的。但沙皇政策的客觀現實和瓦西里·舒伊斯基自始至終都想僭取王位的對權力的渴望可謂水火不容。後者耐心地編織著密密的陰謀之網。1606年初，密謀者（瓦西里·舒伊斯基和瓦西里·戈利岑）通知西吉斯蒙德三世，莫斯科準備將波蘭國王的兒子瓦迪斯瓦夫放上王位。這個計劃確實存在，但西吉斯蒙德主要是想弄清楚國王的態度，他們認為偽德米特里是波蘭的人，所以想看看波蘭國王是否同意將他推翻。時至今日，都沒有找到可以證明西吉斯蒙德三世幫助密謀者的文件。不過，我們知道國王對偽德米特里的態度並不滿意，因為後者拒絕滿足其要求。而且，華沙還流傳著一個留言，說莫斯科沙皇正準備進攻波蘭，奪取王位。還有線報傳至國王耳中，說：「偽德米特里」或已和尼古拉·澤布茲多夫斯基以及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其他對手取得聯繫。 在當代波蘭歷史學家的筆下，「莫斯科威脅」甚囂塵上的看法用這樣一句悲涼的句子表達了出來：「1606年春，一片肅殺，命運向我們露出了橫眉冷對的殘酷笑容。」說白了就是：殺死「德米特里」，波蘭就不會遭受莫斯科的侵略。 終曲開始，婚禮隊伍進入莫斯科。4月24日，未婚妻及其眾多隨從終於來到了未婚夫這兒，而未婚夫已經等了她很久。由於無法對任何看法達成一致，故而歷史學家對瑪麗娜·姆尼舍克的女性特質也眾說紛紜。才華橫溢的普羅斯佩·梅里美寫道，格奧爾格·姆尼舍克的女兒「在自己國家的女性中間，以其優雅和美貌鶴立雞群……」為了支持自己說的這些話，這位法國作家還引用了聲名赫赫的俄羅斯詩人亞歷山大·普希金的話，後者這麼說過：「世界上沒有哪個皇后能比波蘭的女兒更美。」20世紀的歷史學家摒棄華麗抒情，冷冷地觀察道：「瑪麗娜·姆尼舍克既不美，也沒有女人味。肖像畫家拿了桑博爾領主許多錢，拼了命地美化她的容貌。但任憑畫得再炫，都能看出這位未來皇后的小臉蛋毫無吸引人的地方……她消瘦的體質和小小的身板根本不符合那個時代美的標準。」這位歷史學家可以明確指出：他依照的是羅斯的美的標準，因為對那個時代的波蘭人和外國人來說，他們對這位將要短時期統治莫斯科的人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 羅斯的都城大為震動，倒不是被國王未婚妻的長相所震動，而是被如此浩大的隨從行列震動了，因為那樣的人數足以組成一支軍隊來挑釁。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提到了這樣的隨從行列給人留下了外國人成群結隊入侵的印象，而他們的行為也和在被占領土上的行為沒什麼區別。親歷者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到了金髮士兵騷擾女性、搶劫店鋪。但他們在這些外國人究竟是何方神聖這個問題上卻眾說紛紜。有的人說那是波蘭人，有時則稱之為「利亞克人」，有的人則說那是「一幫立陶宛人」。19世紀40年代，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是西里爾和美多德協會秘密的烏克蘭會員，這一點足以讓他遭到鎮壓，他是這麼寫的：「……大多數新來者儘管都被認為是波蘭人，但其實都是羅斯人，甚至還都是東正教徒，因為那個時代，在波蘭的南方省份，什拉赫塔、草根民眾以及大量出身高貴的領主都還沒有否棄祖先的信仰。」 用現代的話就是，後來的婚禮隊伍里，和偽德米特里一同來到莫斯科的有烏克蘭人、波立聯邦人和大多數為東正教徒的莫斯科國的邊境省居民。但尼·科斯托馬羅夫注意到：「莫斯科人不太認得出那些羅斯客人和教友，畢竟宗教習俗差異太大，大到就連莫斯科人都理解不了的程度。此外，這些客人還都講波蘭語，或者說小羅斯語。」 1606年5月8日，舉辦了「德米特里」和瑪麗娜的婚禮，陰謀的策劃工作已進入最後階段。民眾中到處都在傳一件事，說沙皇是個「背教者」，他沒受過洗，更喜歡外國人。但偽德米特里的聲望仍然極高。因此，在5月16日至17日發動民眾衝擊克里姆林宮之前，瓦西里·舒伊斯基及其黨羽還事先打開了監獄大門，並發出警報：波蘭人要殺害沙皇！ 偽德米特里多次收到警告，說有人正在策劃陰謀，但情況總是如此，受害者總是沒當回事兒。對於姆尼舍克採取安保措施的建議，沙皇也只是回答：「我了解自己所統治的這個地方。我沒有敵人。生死皆由我來支配。」偽德米特里直到最後一刻都保留著這一脆弱的自信。 馬格雷上尉以軍人的簡潔作風記錄道：「清晨六點，皇帝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在毫不懷疑的情況下被殺害了。」這位近衛軍指揮官說當時自己因病沒在崗位上。但有留言說他是密謀者的同黨，換班的時候都換上了自己人。另有傳言（更為可信）說瓦西里·舒伊斯基假借沙皇之名，大幅削減了近衛軍的數目。密謀者勝利之後，瓦西里·舒伊斯基坐上皇位，雅克·馬格雷拒絕為新沙皇服務，返回了家鄉勃艮第。 勝利者找來合法沙皇的屍首，將之切成碎片，焚燒殆盡。我們知道，骨灰則被裝入炮筒，往波蘭的方向射去。對僭號者本人的回憶也必須消抹得一乾二淨。對「拉丁人」的屠殺導致許多地方出現了大量受害者，因為偽德米特里手下那些武裝起來的客人都進行了抵抗。馬格雷確認道，有1705名波蘭人被殺。另有資料來源則說約有500個受害者。同樣也死了大約300個莫斯科人。密謀者並不想破壞和波立聯邦的關係，便在西吉斯蒙德三世使節官邸四周設立了警戒線。瑪麗娜和她的父親以及各路使節連同其他幸免於難的人都被流放了兩年多的時間。 沙皇被殺之後，大獲全勝的密謀者商量了三天，決定誰該登上皇位。留里克家族中年紀最大的後裔就是費奧多爾·姆斯季斯拉夫斯基親王，他沒有參與陰謀活動，所以拒絕登上皇位，將皇位讓給了瓦西里·舒伊斯基，後者的出身僅次於他。瓦西里·戈利岑親王親歷了兩位君主被殺（費奧多爾·鮑里索維奇和偽德米特里），他也是候選者，羅曼諾夫家族的某些人也是。最終，瓦西里·舒伊斯基戴上了皇冠。 4 沙皇和僭號者 人們將我剁為碎塊，用火焚燒， 挫骨揚灰，倒入炮筒 用炮發射， 在莫斯科的四道城門上，射向 大地的四個角落。 於是，我便化成了無數…… ——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 瓦·克柳切夫斯基給瓦西里·舒伊斯基所繪的惟妙惟肖的肖像無須完成，也毋需評論：「他是個老年人，波雅爾，五十四歲，體形不是很大，近視，其貌不揚；他這人完全算不上野蠻，但頗為狡詐，不算聰明；撒謊成性，詭計多端；他大風大浪也經過了，差點在斷頭台上玩完，他騙過了仁慈的僭號者，暗中對其做手腳，他還是個傳播流言蜚語的高手，讓江湖術士都會為之膽寒。」 自費奧多爾·伊凡諾維奇死亡以來，只過去了八年，現在又有第三位沙皇登上了莫斯科的皇座。這種君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現象在俄羅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表明國家正面臨著極其深重的危機。和鮑里斯·戈杜諾夫不同，「偽德米特里」無須當選之後才能統治；他是以合法繼承者的名號占據皇位的，因為他是伊凡雷帝的兒子。而瓦西里·舒伊斯基則必須由全俄縉紳會議選出才行。但密謀者們時間緊迫。若編年史家的話屬實，則瓦西里是被領出克里姆林宮，來到紅場上的。他登上宣諭台，在「叫喊聲」中宣布成為國王。在莫斯科，根本就沒人知道新沙皇登基。而其他城市和外省，在受到宣告莫斯科遴選結果及其論據的詔書時，大多都拒絕承認瓦西里。 沙皇瓦西里解釋說，德米特里沙皇就是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是個僭號者，他想消滅東正教，將羅斯的土地拱手讓給波蘭人，所以他才會被推翻，才會被殺。而他，瓦西里，是按照繼位規則登上王位的，是留里克家族最年長一脈的代表，符合莫斯科人民的選擇。新沙皇統治之初，對十字架宣誓：不會濫用託付於他的權力。這份宣誓書根本沒給那個時代的人留下什麼印象，卻在歷史學家中間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有一件事對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來說是很清楚的：「瓦西里親王的登基在我們的政治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登上皇位後，他便限制自己的權力，且在一份聲明中正式闡述了限制所需的條件，並將該聲明分發至全國，他登基之時曾向這個國家宣過誓。」這位歷史學家承認「誓書」太過簡潔，含混不清，感覺像一份草稿。但其中有一個重要的點：君主在宣誓中表示有義務實施符合法律的「真正的公平正義」，而非按照一己之意願來行事。 而謝·普拉東諾夫完全不認為瓦西里承諾要減少專制權力；他說，新沙皇「說得很明白，他『管治國家』的方式和之前的偉大君主的管治方式一樣。他只是承諾不會濫用自己的專制權力，要和那些在他之前的沙皇，如伊凡雷帝和鮑里斯拉開距離」。尼古拉·卡拉姆津在普拉東諾夫和克柳切夫斯基之前近一個世紀就曾寫過俄羅斯國的歷史，對他來說，一切其實都是明擺著的：「他出身於蘇茲達爾王國的古老世系，在鮑里斯沙皇時期當了廷臣，又被偽德米特里判處死刑，後又獲赦免，他推翻了冒失的篡位者，為了獲得補償，就接過了波雅爾杜馬血淋淋的權杖；他就這樣莊嚴地背叛了專制體制，發誓杜馬若是不拿主意，他就不會給任何人判刑，不會剝奪任何人的領地，也不會宣戰。」 卡拉姆津對這一點沒有任何懷疑：瓦西里是專制體制的叛徒，因為他限制了自身的權力，為波雅爾張目，用他的說法就是要讓「專制體制的這一條千頭蛇」動起來。無論這承諾是純粹的形式，還是「面對十字架所立的誓言」，這些都不重要，反正，都絲毫無阻於瓦西里·舒伊斯基趾高氣揚、獨斷專行的派頭！重要的是，這一點打擊了神權具有專制權力這一概念。尼古拉·卡拉姆津說得完全沒錯：瓦西里沙皇是個叛徒，但他的背叛是因國家衰弱所致，因為國家已喪失了其堅實的基礎——君主的專制權力；莫斯科國在整個16世紀建設起來的基礎突然開始搖晃了。瓦西里·舒伊斯基「面對十字架所立的誓言」既是地基搖晃的果，也是其因。 瓦西里的當選開啟了一個七年的時間段，動亂時代在這七年時間裡終於達到高潮：莫斯科國分崩離析，之後又東山再起，突然獲得了強大無比、出乎意料的至關重要的力量。事件的當事人亞夫拉明·帕利岑言簡意賅地概括了沙皇瓦西里登基之後的局勢：「羅斯已完全摸不著頭腦：一方面是愛羅斯的人，另一方是恨羅斯的人。」新沙皇的悲劇之處在於喜歡他的人太少，而敵人的數量太多。首先，莫斯科是欣賞他的，至少他手下的那些群氓是這樣的，畢竟這些人起來推翻了偽德米特里，還對「波蘭人」燒殺搶掠。用當時人的說法，莫斯科已做好每周換一個君主的準備，這樣就會出現搶劫的新機會。 不過，就像當時說的那樣，外省所有的「烏克蘭人」（邊境省份的人）都在激烈反對新沙皇。波立聯邦的邊境城市，還有「蠻荒之地」，以及圖拉、梁贊及其周邊地區，都完全不願臣服於莫斯科；梁贊東部，伏爾加河以遠和卡馬河以遠的地區都分離了出去，而阿斯特拉罕也造起了反。牧首格爾莫根勸羅斯人向瓦西里宣誓，將勸誡信向全國各地分發，羅斯人在信中讀到：「正如他們所說，瓦西里·舒伊斯基親王只不過是莫斯科選出來的，照他們的說法，其他城市沒人認識他；他們斷言瓦西里·舒伊斯基親王並不適合當沙皇。」格爾莫根對此作了回應。「時至今日，無論是諾夫哥羅德、喀山、阿斯特拉罕、普斯科夫，還是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沒有向莫斯科下達過指示，相反，是莫斯科在向所有的城市發號施令。」 外省反對莫斯科，邊境省反對中央。中央權力的削弱，對新沙皇合法性的否定，將國家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世紀進程倒置了過來。對沙皇的不滿導致出現了一個弔詭的反應，就是大家都在找僭號者，而且很容易就找到了一個。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僭號者即將成為俄羅斯政治思想中的老生常態，社會有什麼不滿，都會用這種方式發泄出來。」 動亂時代的人對此已是心知肚明。瓦西里·舒伊斯基登基才三個星期，便著手將皇太子德米特里的遺骸從烏格里奇遷往莫斯科。他這麼做是為了確認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確實已被殺，以及後者篡權奪位的事實，以此來預防「德米特里」的重生（他似乎已預感這樣的事還會重演）。殺害僭號者，將之處以磔刑，再挫骨揚灰，將其骨灰播撒到世界各地，這樣的做法似乎還不夠。詩人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列舉了對方為了將僭號者徹底抹除，對其遺骸百般摧殘的做法，並假借「僭號者德米特里」之名呼號：「於是，我便化成了無數……」 各路僭號者確實如雨後春筍一般冒了出來。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出現像俄羅斯那麼多的僭號者。「偽德米特里一世發出信號，僭取皇位的行為就成了一個慢性病：從那以後，直至18世紀末，幾乎很少出現沒有僭號者身影的情況。」研究社會烏托邦及其歷史故事的專家K. 奇斯托夫認為俄羅斯民間「解放者堅不可摧」的神話形象通過僭取皇位的行為具體表達了出來。 僅僅只是動亂時代，歷史學家就列舉出了十二個僭號者。他們甚至成了必不可少的存在，以至於他們的出現根本就不需要哪怕一丁點的理由。馬格雷上尉指出，伏爾加哥薩克中間有一個「年輕的王子號稱彼得沙皇」，自稱是沙皇費奧多爾·伊凡諾維奇和伊琳娜·戈杜諾娃「貨真價實的」兒子。不過，我們知道費奧多爾沒有兒子，他唯一的孩子是個女兒，而且還早夭了。這個傳說說的是這個神奇的孩子確實是存在的，他剛出生的時候，就被調包換成了女孩子。哥薩克的每個分遣隊都想擁有自己的「皇太子」，於是就出現了「相貌莊嚴的伊凡王子」，還有叫洛朗的人、叫費奧多爾的人，等等等等。 但人們所期待的頭號僭號者仍然是「德米特里沙皇」。民眾認為他之所以被推翻，都是波雅爾背叛造成的，所以他的聲望也就水漲船高。沙皇「德米特里」死後不久，就有流言說他還活著。瑪麗娜·姆尼舍克在這兒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她失去了一切，但安然無恙，於是就開始行動起來。1627年，皮斯托亞出現了一本名叫《莫斯科大公國歷史》的書（其實也就是事件發生後馬上寫好了），義大利人亞歷山大·奇基說：「當皇后認為塵埃稍有落定，一些人仍然對她忠心耿耿的時候，便立刻散布風聲，說廣場上的屍體並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和他很像的一個人的屍骸；她丈夫早已獲知敵人的計劃，連夜從密道逃走了。」 瓦西里當選的第二年可以被認為是沒有僭號者的僭取皇位時期。拒絕承認新沙皇的外省揮舞著反叛的大旗，正在到處尋找「德米特里」。普季夫利三年前是偽德米特里一世的大本營，後來成為反莫斯科叛亂的中心。瓦西里派去的省長格里高利·沙霍夫斯科伊親王帶頭起來造反。當時一個頗有意思的人物伊萬·波洛特尼科夫親自帶著「德米特里沙皇」的信來見他。波洛特尼科夫出身貴族，後成為波雅爾安德烈·捷里亞捷夫斯基的奴隸；他逃到哥薩克那裡，卻又被土耳其人抓去當了俘虜，讓他服苦役；一艘德意志軍艦向土耳其人發起進攻，他就逃了出來，來到了威尼斯，並從那兒去了匈牙利和德意志，後又來到波蘭，找到了以前的戰友，也就是偽德米特里一世，後者也是從莫斯科逃出來的。偽德米特里對波洛特尼科夫說自己就是「德米特里沙皇」，還給沙霍夫斯科伊寫了信。 伊萬·波洛特尼科夫是個很有天分的戰士，他所率領的部隊人數不斷擴大，而且軍隊都認為他是德米特里沙皇的督軍。蘇聯歷史學家則說波洛特尼科夫是「農民運動」的領袖，後來又拔高，說那是「農民戰爭」，類似於是十月革命的預兆。如果我們記得史達林說過的話，那出現這樣的解釋也就見怪不怪了，史達林是這麼說的：「我們這些布爾什維克，對像波洛特尼科夫、拉辛、普加喬夫這樣的人物都很感興趣」，他還說那是「農民階級反抗封建壓迫的無政府主義起義」。 沒有受任何既成觀念影響的研究者注意到，農民在波洛特尼科夫的運動中參與度極低，主要的參與者都是（捷列克河、亞伊克河、頓河來的）哥薩克，以及羅斯中部與西南部城市的居民，梁贊（領頭者是普羅科皮·利亞普諾夫）和圖拉（由伊斯托馬·帕什科夫率領）的中小貴族，還有攻打波洛特尼科夫的軍隊的逃兵。亞夫拉明·帕利岑還提到說「土匪」中有克里米亞和諾蓋汗國的韃靼人。 漸漸地，社會各階層都被捲入動盪之中，最後波洛特尼科夫就發動了戰爭。底層和中層的民眾匯聚到一起，各自捍衛自身的利益。儘管伊萬·波洛特尼科夫的宣言未被保存下來，但從莫斯科當局的反應來看，起義者一方（底層民眾）絕對激進的態勢還是相當明顯的。20世紀一位歷史學家引用了編年史家的話：「照波雅爾、省長以及各色敵對方的說法，在烏克蘭、波蘭和北方這些城市，當地人已造成千人死亡，他們把人從塔樓上扔下來，把人頭朝下倒吊，在城牆處把人釘上十字架，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弄死，還把有錢人搶個精光；被殺死、搶劫的人都被視為叛徒，而其他人都自稱是德米特里沙皇的支持者。」這位歷史學家對無數施加于波雅爾的妻子和孩子身上的強姦和暴行視而不見，而編年史家當然是記錄了這些暴行的；不過，他也明確表明了，在許多情況下，快速裁決的決定都是在波洛特尼科夫本人的授意下執行的。 波洛特尼科夫的口號時隔三百年之後，再次出現在了革命者的語彙中：「把掠奪者給搶了」，而這是這場運動的其中一個主要動力，但主要的理念仍然是確保把合法的沙皇—解放者德米特里的敵人搶光、殺光。 偽德米特里的這首宏偉史詩一再響起：1606年夏，波洛特尼科夫的軍隊重走僭號者一世的老路，走向戰場，從十月份起就打到了莫斯科城下。與此同時，伊·帕什科夫和普·利亞普諾夫的貴族軍隊也在向都城進發。不過，貴族的人數始終都未曾提及；擊潰了政府常備軍的起義軍，其基礎都是由哥薩克、城郊民眾、農民、奴隸構成的。波洛特尼科夫和這些由貴族構成的「同路人」短暫地聯合到了一起。 貴族向莫斯科進軍，是要推翻瓦西里這個波雅爾沙皇，用「他們的」沙皇德米特里取而代之。波洛特尼科夫呼籲莫斯科人懲罰波雅爾，將其搶劫一空，將有產者的財物付之一炬。謝·普拉東諾夫寫道：「這兩個社會群體能共同行動，實屬誤會。」之所以說雙方的破裂不可避免，還有另一個原因：波洛特尼科夫的陣營中並不存在「德米特里沙皇」。莫斯科的代表團去了他那兒，想要見見德米特里，但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歸附於德米特里「大督軍」的那些貴族也從沒找到過他。 在起義軍和沙皇軍隊戰鬥期間，由利亞普諾夫率領的梁贊本地人最先離開了波洛特尼科夫，其他貴族隊伍之後也相繼離開。波洛特尼科夫撤退到了卡盧加，後又撤至圖拉。但要等到1607年10月，沙皇的軍隊才通過長期圍城的方式，攻占了這最後一座城市。鎮壓相當殘暴。和波洛特尼科夫在一起的「彼得沙皇」連同其他許多俘虜一併被處死。叛軍領袖則被押往卡爾戈波爾，被弄瞎雙眼，繼而溺死。 對瓦西里來說，波洛特尼科夫軍隊戰敗可以使他稍微喘一口氣。事實上，大部分國土始終都拒絕向他宣誓。他們還在等待僭號者的出現，最終僭號者還真降臨了。 在俄羅斯歷史學家中間，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無疑最為才華橫溢，他將桑博爾（姆尼舍克的領地）視為「僭號者生產作坊」。所以，人們才會去那裡尋找期盼已久的天選之人。格奧爾格·姆尼舍克和瑪麗娜一直都在服莫斯科的流放刑，但格奧爾格的妻子還在自己的地盤上，所以她也就熱切地尋找了起來。1607年夏，終於找到了「德米特里」。偽德米特里二世這個人物比一世還要神秘。歷史學家對他沒什麼興趣，或許部分是因為後來的沙皇米哈伊爾之父菲拉列特承認此人是真的沙皇所致。各類文獻和作者給出了各種名字，有以出生地起名的，叫他馬特維·維廖夫金，也有說他是安德烈·庫爾布斯基的兒子，曾有一段時間投入到了偽德米特里一世的麾下。在最近的一份論著中，盧·斯克雷尼科夫得出結論，認為偽德米特里二世是什克洛夫學校的教師，皈依了東正教，但身邊還始終留存著《塔木德》，此人是猶太人，名叫博格丹科。 新出現的覬覦皇位者，其個性如何同樣無人知曉，那是因為他身上必須披上那個傳奇人物的現成衣服。他只要說自己是幸免於難的德米特里沙皇就行了，成千上萬的人（當地人、由阿塔曼伊萬·扎魯茨基率領的頓河哥薩克、波蘭人）就會來斯塔羅杜布（在西維利亞）找他。在波蘭，對國王心懷不滿的貴族起來造反了；新一波的什拉赫塔武裝叛亂由此開始。1607年6月24日，叛軍首領宣布國王已被廢黜，宣稱「沒有國王的時代」來臨。不過，保皇分子擊潰了起義軍，雙方達成和解，而兩方的士兵由於沒了工作，便都投到向他們許諾榮耀和戰利品的偽德米特里的麾下。第一個這麼起來乾的是立陶宛貴族亞歷山大·約瑟夫·利索夫斯基，他成立了一支騎兵隊，前往偏遠地區，設法將波洛特尼科夫軍隊的殘兵餘勇糾集了起來。他給偽德米特里二世帶去了近3萬名「羅斯邊境省士兵」。 1608年春，偽德米特里二世的軍隊開向戰場，目標是莫斯科。「德米特里沙皇」只遇到莫斯科軍隊的微弱抵抗，在距都城幾俄里的圖希諾鎮停下了腳步。關於偽德米特里一世，他們會說他是「還俗修士」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對於二世，他們並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的真名，只是簡單地稱之為「土匪」。在這個時代的俄語當中，這就意味著此人是個無賴、騙子，但也是個逆賊和攔路的強盜。偽德米特里二世是以「圖希諾土匪」的名號進入俄羅斯歷史的，圖希諾是他大本營的所在地。 在圖希諾，又有新的支持者加入了「合法沙皇」的陣營，許多都是波蘭人；立陶宛掌璽大臣列夫·薩皮耶哈的兄弟揚—彼得·薩皮耶哈親王和羅曼·羅津斯基親王提供了不少部隊。瓦西里·舒伊斯基和波蘭國王簽署了四年期的和平協議（精確地說是三年十一個月），在這期間，雙方不得干涉彼此的內政。西吉斯蒙德三世甚至承諾把波立聯邦的僑民都召回去。推翻「德米特里」以後，莫斯科便釋放了所有囚犯。瑪麗娜·姆尼舍克也在其列。她返回波蘭的時候，被其「配偶」派來的分遣隊劫持。某些歷史學家認為「皇后」並不急著趕回桑博爾。照某些親歷者的說法，瑪麗娜被領回圖希諾後，猶豫再三，終於「認出了」自己的配偶。後者的權威於是得到了極大的增長。對「沙皇」真實性存有的最後一點疑問也都煙消雲散了。 由於無法對莫斯科正式實施合圍，「圖希諾分子」便設法堵住通往都城的所有道路。但這一點他們並沒有做到。1609年9月，「立陶宛蓋特曼彼得·薩皮耶哈和領主亞歷山大·利索夫斯基率領波蘭人、立陶宛人和羅斯叛徒」包圍了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14世紀由謝爾蓋·拉多涅日斯基建立的修道院到了17世紀，已成為該國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修道院之一；此外，修道院還是一座一流的堡壘，用來保護莫斯科北部，守衛通往羅斯托夫和雅羅斯拉夫爾這些北方城市的通道，以及通往更遠的西伯利亞的道路。我們知道，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負責後勤的亞夫拉明·帕利岑留下了《敘事》這本書，這是一本記述動亂時代的回憶錄，對圍攻修道院的描述在書中占了很大篇幅。奪取修道院和截斷北方道路的一切嘗試都是無用功：守軍在修士的支援下，一直堅守到了1610年1月，而援軍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到來的。圍攻的部隊最終撤離。 「土匪」最終並沒能奪下莫斯科，沙皇瓦西里最終也沒能戰勝「土匪」，至少沒能讓他們離都城遠點。莫斯科國分成了「德米特里沙皇」的支持者和瓦西里沙皇的支持者兩派。南方有過「德米特里」被推翻的經歷，認為那是奇恥大辱，遂麇集到偽德米特里二世的麾下；而北方則更傾向於莫斯科沙皇。瓦西里知道自己很弱，於是尋求外國人的幫助。他派自己的侄子米哈伊爾·斯科平—舒伊斯基親王向北方「招募外國士兵」，儘管侄子年紀還輕（二十四歲），但已展現出異於常人的軍事天分。1609年2月29日，斯科平—舒伊斯基親王和瑞典簽訂了協議。對於該國提供的士兵，莫斯科作為交換，向自己的宿敵讓出了伊若拉人的地區（伊萬哥羅德、亞姆、科波里耶、科列拉），這些都是費奧多爾·伊凡諾維奇當政的時候奪回的地盤。舒伊斯基放棄了羅斯對立窩尼亞的索求，並準備和波蘭開戰。8月，斯科平—舒伊斯基親王人數相對較少的軍隊，加上前來援助的由拉加爾迪和霍恩將軍率領的1.5萬名瑞典僱傭兵，來到莫斯科周邊地區。正如蘇聯歷史學家所寫，在「瑞典的干預」下，他們對「土匪」打了一連串勝仗，不過，後者還在圖希諾堅守。 在西吉斯蒙德三世看來，和瑞典簽訂的協議徹底違背了莫斯科與波立聯邦簽署的條約，覺得這是一個期待已久的藉口，從而開始發動戰爭。1609年10月，波蘭軍隊圍攻斯摩棱斯克，該城城牆堅厚，是鮑里斯·戈杜諾夫當政時期所建，駐軍由督軍米哈伊爾·謝因指揮。國王的宏圖是向東方宣揚天主教。教宗保祿五世為這次戰爭賜福，還向「教會騎士」寄去一把利劍和一頂紅衣主教帽；西吉斯蒙德三世則請求梵蒂岡加速將伊納爵·羅耀拉冊封為聖人，後者是耶穌會的創始人，並被選為對戰莫斯科的主保聖人。 圖希諾如今已成為類似於第二都城的所在；偽德米特里二世統治時期，還設立了宮廷，由大多出身古老的波雅爾構成。頭把交椅回到了都主教菲拉列特（當時叫費奧多爾·羅曼諾夫）的手中。當時的人對他的看法眾說紛紜：有人認為他是「土匪」的人質，有人則認為他在那兒逗留期間可以進行自由選擇。菲拉列特曾被偽德米特里一世任命為都主教。「圖希諾土匪」讓他成為牧首，並不擔心莫斯科還存在另一位牧首格爾莫根。這樣一來，莫斯科國就有了兩個沙皇，一個在克里姆林宮，一個在圖希諾，也有兩個牧首、兩個波雅爾杜馬和兩套行政班子。 災難並不僅僅處於政治層面，也存在於道德層面。那個時代，「叛徒」一詞和「投機取巧改頭換面」這一表達法都出現在了俄語中，指的是那些隨心所欲、不會受良心譴責、隨意變換陣營的人。這些人叛變起來很隨意，也不會受懲罰，還鼓勵了一大批人。莫斯科的商人向圖希諾陣營提供給養，甚至還提供火藥，好讓「土匪」轟擊他們所在的城市。 1610年3月10日，米哈伊爾·斯科平—舒伊斯基親王成功突破包圍，進入都城。僭號者逃往卡盧加。圖希諾陣營一片混亂，導致波蘭人和哥薩克互相打了起來。這些人追隨偽德米特里二世而去，後者在卡盧加獲得了「波雅爾農奴」的支持。米哈伊爾·斯科平—舒伊斯基親王的英年早逝對沙皇本就不高的威望給予了最後一擊，據傳他是被瓦西里沙皇毒死的，後者認為這個年輕人是個了不起的領導人，會成為自己的對手。 莫斯科國的領導階級還剩下三種選擇：瓦西里沙皇，僭號者，或波蘭國王。瓦西里的對手形成了圖希諾朝廷，對僭號者不滿，頗為依賴波蘭軍隊，想要和西吉斯蒙德三世達成協定。讓波蘭繼承人坐上羅斯皇位的想法在偽德米特里一世的時期就已表達過。1610年初，這個想法終於定型。和波蘭國王設於斯摩棱斯克郊外的陣營經過簡短交談之後，「圖希諾分子」的密使便於1610年2月4日簽訂了一份協定，承認西吉斯蒙德的兒子瓦迪斯瓦夫為羅斯沙皇。羅斯代表團由米哈伊爾·薩爾蒂科夫親王督軍率領，從親王的生平來看，他的行為在動亂時代再普通不過了。1601年，鮑里斯派了三位統帥去攻打僭號者，他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巴斯馬諾夫及戈利岑一樣，也投入了偽德米特里的陣營。作為補償，「沙皇」將米哈伊爾·薩爾蒂科夫引入了波雅爾杜馬，後來他又成了推翻「德米特里」的組織者之一。瓦西里·舒伊斯基對他毫不信任（原因自不必說），將他逐出了莫斯科，於是薩爾蒂科夫親王又投入了「圖希諾土匪」的陣營，然後又拋棄後者，轉投到波蘭人一邊。1611年，他死在了波蘭。 儘管生平迴環曲折，但這並不能阻止米哈伊爾·薩爾蒂科夫締結協定，用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話來說，俄羅斯的政治思想在這份協定中達到了很高的程度，這在當時那個時代的官方文件中都堪稱獨一無二。條約首先確保東正教（瓦迪斯瓦夫必須皈依「真正的信仰」）和國家體制不可觸犯。同樣（克柳切夫斯基從中看到了俄羅斯政治思想的演變），比起瓦西里「向十字架宣誓」時所作的承諾，沙皇權力又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協議之所以矛盾，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羅斯方想要維繫傳統秩序，從而縮小杜馬、波雅爾法院和「全國」議事會向未來沙皇賦予的權力，而後者換句話說就是全俄縉紳會議的代表機構。想要保存莫斯科等級秩序的羅斯特使卻為了限制專制權力，簽訂了一份虛弱其基礎的條約。究竟什麼是才是「受限制的」專制權力？這兩個詞彼此排斥，其實這兒就出現了文學中所謂的矛盾修辭法。 匆匆轉投至波蘭國王陣營的菲拉列特被瓦西里·舒伊斯基的軍隊從波蘭人手中搶了過來，並被押往莫斯科。他成了與波立聯邦結盟這一理念的極其積極的宣傳者，但這並不是出於對西吉斯蒙德三世或瓦迪斯瓦夫的愛，而是出於對瓦西里的恨。 由蓋特曼若烏凱夫斯基率領的一支小分遣隊（2500名騎士和200名步兵）向莫斯科進發而去。莫斯科軍隊人數眾多，統帥是瓦西里無能的弟弟德米特里·舒伊斯基，這支部隊還有瑞典的步兵僱傭軍增援，卻於1610年6月24日在克盧希諾被波蘭人打得落花流水。有些歷史學家說是因為瑞典人叛變，所以才會打敗仗，但大部分都認為是指揮不當所致。克盧希諾的災難其實就像杯子裡溢出的一滴水，而對瓦西里沙皇的不滿早已盛滿了杯子。蓋特曼若烏凱夫斯基強行軍，取道莫扎伊斯克，向莫斯科進發；「圖希諾土匪」也從卡盧加匆匆趕往都城。 莫斯科沒了軍隊，應對威脅的方式便是推翻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的對手鼓動人群起來造反，這和當時鼓動人群起來推翻偽德米特里的手法如出一轍。這次倒是沒有血流成河：瓦西里被趕下台，被攆進了奇蹟修道院，十年前，格里高利·奧特列皮耶夫就是從這裡逃出去的。權力被交給了波雅爾杜馬，當時杜馬有七名成員。和先前一樣，對國家的管理就被稱為「七波雅爾政府」。卡拉姆津在說到「貴族制九頭蛇」的時候指的就是這段時期。莫斯科人向波雅爾宣誓之後，便委託他們將羅斯「全國各地的」代表聚在一起，選出一名新的君主。但沒有一座城市在受到這樣的邀請後做出回應。 國家權力由此崩塌。只剩下無數的人在覬覦皇位。首先，必須在「土匪」和波蘭人之間做選擇。偽德米特里二世的軍隊有大量波蘭人，但這些人都是主動參軍的，只聽自己的話。若烏凱夫斯基的軍隊代表的是波立聯邦，那是永遠的敵人。當時的人指出，莫斯科的「底層民眾」傾向於「德米特里沙皇」，波雅爾則傾向于波蘭人。卡拉姆津寫道，波雅爾「認為有必要立一個沙皇，卻又擔心選出一個自己的同胞，為了不讓這個人的子孫後代永遠占據皇位，於是就建議讓敵人西吉斯蒙德的兒子來戴上皇冠……」「七波雅爾政府」由費奧多爾·米洛斯拉夫斯基親王領頭，召開了全俄縉紳會議，代表則來自莫斯科的各個社會階層。8月17日，縉紳會議以羅斯「全國」的名義，和蓋特曼若烏凱夫斯基簽訂了協議，選擇讓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兒子瓦迪斯瓦夫當沙皇。協議文本基本上就是將2月份在斯摩棱斯克所提的那些條件又拾了起來。瓦迪斯瓦夫絲毫不得改變民間習俗，只能認命羅斯人擔任官員，不得修建天主教堂，不得將羅斯人引向拉丁文化；沙皇有義務尊重東正教信仰，不得讓猶太人進入莫斯科領土。但刪除了自由出國學習的段落。莫斯科面對十字架向新沙皇宣誓，10月，波蘭—立陶宛軍隊進入羅斯國都城。 瓦迪斯瓦夫在通往莫斯科皇位的道路上遇到的主要障礙是他的父親。西吉斯蒙德三世並不同意這個計劃，因為他兒子在統治羅斯之前，必須擁抱東正教信仰。但他尤其不滿的是自己的繼承人竟然占據了一個自己如此垂涎的位置。教廷特使從華沙給梵蒂岡寫信：「我覺得沙皇的皇冠戴在西吉斯蒙德三世的頭上能更好地保證莫斯科宗教的復興。」 當波雅爾還在斯摩棱斯克城前和國王交談、宣誓遵守條約的時候，西吉斯蒙德三世卻拒絕效仿他們。波雅爾認為（蓋特曼若烏凱夫斯基也持此種觀點），選擇瓦迪斯瓦夫就意味著個體之間的聯合已經敲定。而西吉斯蒙德不想要聯合，他就是想要征服莫斯科國。國王召回蓋特曼若烏凱夫斯基，不同意他的政策。這樣一來，指揮駐軍的亞歷山大·貢謝夫斯基既無能力，也無意願來約束士兵，於是那些士兵變得愈發恣意妄為。蓋特曼聽從國王的命令，將瓦西里·舒伊斯基（1612年卒）及其兄弟帶回了波蘭。 瓦西里沙皇的倒台和瓦迪斯瓦夫的當選使瑞典人有了進入莫斯科國的藉口。1610年8月，雅各·德·拉加爾迪的部隊（不久前還是斯科平—舒伊斯基的盟友）包圍了諾夫哥羅德。1610年末和1611年初，瑞典人攻占了沿海地帶的大片土地。 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在其極富諷刺意味的《羅斯國歷史》中言簡意賅，卻又不乏雄辯地概括了當時的局勢：「到處都是騷動和打鬥。波蘭人和哥薩克、哥薩克和波蘭人打得不亦樂乎；沒了沙皇，我們就像是魚落沙灘。」當時有些人認為波蘭人和哥薩克沒區別。亞夫拉明·帕利岑認為「波蘭人」就是頓河哥薩克的阿塔曼伊萬·扎魯茨基，就是「兇殘的路德宗教徒」波蘭人亞歷山大·利索夫斯基，後者和彼得·薩皮耶哈一道圍攻了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 哥薩克和波蘭人、波蘭人和哥薩克成為莫斯科廣袤國土上互相征伐的那些軍隊的基礎。西吉斯蒙德三世帶往斯摩棱斯克城下的有1.7萬名波蘭人和1萬名哥薩克，這還沒算上立陶宛的韃靼人。在圖希諾陣營，2萬名波蘭人和4萬多名哥薩克都聚集在僭號者的身邊。從波蘭人和哥薩克對待民眾的行為上來看，也同樣看不出區別：他們全都在燒殺搶掠，都施行著同樣的暴力。 權力癱瘓。選出瓦迪斯瓦夫的縉紳會議讓半數成員組成代表團去斯摩棱斯克城下的西吉斯蒙德那裡。率領這個代表團的是「密使、大人物」：瓦西里·戈利岑親王和菲拉列特。他們讓國王了解莫斯科的決定，再將瓦迪斯瓦夫沙皇帶回都城。國王不讓自己的兒子離開，但代表團根本沒有理由去修改縉紳會議的決定，順西吉斯蒙德的心意，讓他坐上羅斯的皇位。而縉紳會議的半數成員還在莫斯科，無權在派往斯摩棱斯克的使節缺席的情況下行動，就算他們想這麼幹也不行。 權力癱瘓首先是領導層政策失誤所致。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的政權垮台，波雅爾設法保住了自己的權力，選擇了波蘭的繼承人。謝·普拉東諾夫寫道：「和波立聯邦政治上聯合的嘗試乃是莫斯科波雅爾階層的天鵝之歌。」同時，這也是最後一次想要確立有限專制體制的嘗試，從接下來的事態就可以看出這一點。莫斯科波雅爾的目的是來一場革命，當然，我們可以把這稱為保守主義的革命。他們毫無疑問是想改變動亂時代之前的秩序的性質，這就是事實情況。 波雅爾的意圖受到了波蘭國王西吉斯蒙德三世的阻撓，被他的野心和宗教狂熱情緒弄得不知所措。1610年末，莫斯科的權力由亞歷山大·貢謝夫斯基指揮的波蘭守軍掌握著，從他的所作所為來看，莫斯科就像一個被占領的國家。莫斯科人開始激動起來，因為占領者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偽德米特里二世被殺改變了局勢：敵人消失了，「圖希諾土匪」「哥薩克沙皇」的威脅似乎遠甚於波蘭人。「土匪」的消失（他於12月10日被殺）只留下了一個敵人：莫斯科占領軍。無論是波蘭人，還是「圖希諾分子」，都認為有一個唯一未受玷污的權威，那就是：牧首格爾莫根。 格爾莫根同意向瓦迪斯瓦夫宣誓，因為後者已承諾擁抱東正教。但在聖母升天大教堂，他卻禁止教徒面對十字架向天主教國王宣誓。動亂時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個全國性的階段。截至目前，劃定界限的還都是宗教。但從這時候起，牧首格爾莫根便開始呼籲反抗外國侵略者。牧首既反對占領莫斯科的波蘭人，又反對支持占領者的波雅爾（主要的「合作分子」就是米哈伊爾·薩爾蒂科夫），他這麼做是需要很大勇氣的，畢竟高級神職人員中間沒多少人持有他的觀點。派往西吉斯蒙德的代表團成員亞夫拉明·帕利岑願意支持國王登上羅斯皇位，於是獲准回國，他同時還得到了一份羊皮紙文件，保證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不受侵犯。其他大多數代表都被波蘭人扣留多年。牧首格爾莫根被貢謝夫斯基逮捕，1611年2月17日死於獄中。他向各城市寄信，敦促各地組織起來，解放莫斯科：於是形成了全國性的運動，後被說成是「第一次民眾起事」。 第一個起事的城市是梁贊，當時的督軍是普羅科皮·利亞普諾夫，他是一個精力充沛、受人尊敬的領導者。下諾夫哥羅德和其他城市也紛紛響應。普羅科皮·利亞普諾夫和「圖希諾分子」成功發起了幾次行動，僭號者死亡之後，「圖希諾分子」沒有轉投到波蘭人那裡。由德米特里·特魯別茨科伊和阿塔曼伊萬·扎魯茨基率領的哥薩克也加入了民兵行列。1611年冬，民兵同時從各個方向向莫斯科進軍。波蘭人已做好進攻的準備，3月19日棕枝主日，莫斯科人發起暴動，想將波蘭人趕出城市，波蘭人便趁此時機，在克里姆林宮築壘自守，還一把火燒了這座城市。波蘭歷史學家觀察道：「我們自己人有意放火燒了這座城市。沒著火的房子，就用松脂扔進去，火焰很快便將之吞噬。」民兵部隊趕到的時候，只剩下了一片灰燼，他們便在廢墟上安營紮寨。經一致同意，羅斯大地的權力被交給了「三帥」，即三個被選出的執政，他們分別是利亞普諾夫、特魯別茨科伊和扎魯茨基。 僭號者即便已死，卻仍拒絕離去，並以某種方式「出現在」莫斯科城門前。事實上，瑪麗娜·姆尼舍克並不願捨棄坐上莫斯科皇位的夢想，遂於1611年1月為偽德米特里二世生下了一個兒子，並和伊萬·扎魯茨基走到了一起。亞夫拉明·帕利岑儘管是個修士，但有時說的話也夠狠：「這母狗還和她的崽子在一起。波蘭人伊萬·扎魯茨基和她締結了一份惡魔協議，還說要侍奉他們，侍奉那母狗和她的那個雜種。」 民兵部隊來到莫斯科城下之後，便包圍了在克里姆林宮築壘自守的波蘭守軍，並決定建立一個新的權力體系，以便使國家擺脫危機。在普羅科皮·利亞普諾夫的倡議之下，他們於6月30日草擬了一份「文告」，得到了全軍的認可。這是俄羅斯政治史上的一份獨特的文獻。文告指出，國家的最高權力由羅斯「大地」掌握，換言之，就是由全體軍隊掌握，而軍隊已向「羅斯大地」的議事會派去了代表。「三帥」政府已成為臨時政府，會向議事會提交報告，議事會擁有替換三位執政的全權。裁判權仍然屬於政府，但死刑判決必須由議事會審批。土地占有問題將會被重新審視：這方面由「土匪」和西吉斯蒙德所宣布給予的補償均不作數；「老」哥薩克有權占有土地，成為「軍職人員」；「新」哥薩克（就是指逃亡的農奴）將被交還主人。從行政管理角度來看，他們以莫斯科為藍本，設立的是衙門體系。 「6月30日文告」根本沒把沙皇列進去：最高權力屬於軍隊，「軍職人員」（外省中層貴族）覺得自己就是堅強的核心。既然要強化奴役，那「羅斯大地」所作的這些決策明顯是針對哥薩克和農民階層的。7月22日，普羅科皮·利亞普諾夫被哥薩克所殺，民兵部隊里的市民便作鳥獸散。在莫斯科城下駐紮的兵營里，權力落到了阿塔曼扎魯茨基和哥薩克的手中。「圖希諾」東山再起，雖沒了「土匪」，但還有他的兒子「小土匪」。 國家被剝奪了權力。1611年6月3日，波蘭人奪取了斯摩棱斯克，7月16日，瑞典人攻占了諾夫哥羅德。舊日的盟友（我們還記得瑞典士兵是由拉加爾迪和霍恩率領的，不久前，他們還在斯科平—舒伊斯基的軍隊里打仗）不僅輕鬆成為沿海地區的主人，還將奪來的土地拱手讓給了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兄弟腓力，後者於是就開始覬覦起了莫斯科的王位。 動亂時代漸入高潮。老的波雅爾家族最終威信掃地；捍衛自身政治綱領的宮廷貴族並未掌握必須的權力來將之付諸實施；而社會底層既無綱領，亦無組織，只能通過無政府主義的形式來表達內心的不滿。領導層的威信也受到了影響，權力的喪失留下了一個空缺，成為社會急速動盪的誘因之一。亞夫拉明·帕利岑指出，那時候所有人都爭先恐後地想要超越自己的地位：奴隸想要成為主人，普通士兵想要成為波雅爾。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總結道：「國家沒了中心，開始解體；所有的城市幾乎都在各行其是……國家成了不定型的、動盪不安的聯邦。」 國家的崩潰導致領土盡失，莫斯科大公國的西部邊界至少退後了一百年。1534年攻占的斯摩棱斯克再次失去。通往波羅的海的道路又合上了。 從20世紀末的觀點來看，動亂時代的災難展現了國家是如何崩潰的：精英層威信掃地，缺乏領導人，自發的運動，中心的消失，各組成部分的獨立（尋求主權）。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心有餘悸地使用了一個詞，照19世紀末的人聽來，這個詞有些奇怪，那就是：「聯邦」。但蘇聯的第一部憲法（1918年7月）宣布創建的就是俄羅斯聯邦。聯邦（貨真價實的聯邦）將成為1990年代俄羅斯改革派的響亮口號。 動亂時代出色地演示了國家究竟是如何崩潰的。同樣，在動亂時代的最後時刻，又出現了另一場演示，這次的進程更為複雜和神秘，那就是：國家的復興。「民兵部隊」第一次失利之後，教會再次倡議集中全國力量。我們知道，牧首格爾莫根向全國各地發出呼籲，希望他們團結起來，向莫斯科進軍，強調「小土匪」的威脅迫在眉睫，所謂的「小土匪」其實就是指扎魯茨基的哥薩克。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的院長、修士大司祭捷尼斯請他們過來攻打波蘭人。當然，他指明了要打什麼敵人。 伏爾加河流域的富饒城市下諾夫哥羅德第一個做出了響應。屠戶庫茲馬·米寧不是一個有錢的商人，其「個性強烈，能力出眾」，受他之邀，城市居民、「郊區人」都決定想辦法動員出一支軍隊。米寧對同胞的呼籲出現在了俄羅斯的各種文集中：「我準備為此捐獻自己的財產，不余分文；而且，我準備抵押自己的妻兒，誓言捐出所有，為祖國做貢獻。」庫茲馬·米寧說準備「抵押自己的妻兒」，這個說法是當時那個時代的標誌，也是愛國主義的標記。之所以說它是時代的標誌，是因為那並不是一個花哨的說法：將妻兒和自己都「抵押」出去是一個相對通行的做法，換句話說，就是讓自己為奴一段時間，以此來獲取資金。新成立的民兵隊伍由經驗豐富的督軍德米特里·波扎爾斯基親王指揮，他3月份曾在毗鄰莫斯科的下諾夫哥羅德周邊地區負過傷。 失去核心的國家開始得到恢復，垂直聯繫由橫向聯繫取而代之。各座城市開始互通有無，但避開了莫斯科。其他城市以驚人的速度和下諾夫哥羅德聯合了起來。莫斯科國的北部先有軍事行動，於是就成了運動的中心。北方開始起而反對南方。在下諾夫哥羅德起草，並於1611年末分發至其他城市的綱領呼籲各方共同「追擊波蘭人和立陶宛人」，但將支持「瑪琳卡兒子」，也就是「小土匪」的哥薩克—土匪作為主要對手。下諾夫哥羅德的居民建議「羅斯大地」「為了上帝的榮耀」選出一個新的君主。 北方和南方針鋒相對，從而使動亂時代的混沌中跑出來的舊秩序的擁躉，和想要摧毀過去、使莫斯科國的生活發生變化的力量對立了起來。波扎爾斯基也考慮到了普羅科皮·利亞普諾夫的錯誤策略，因為後者將哥薩克當作了盟友。他在雅羅斯拉夫爾駐紮了近四個月時間，匯聚軍隊，說會在選沙皇的時候支持腓力親王當選，以此迫使瑞典人做出中立的承諾，他還向莫斯科進發，以期擊退蓋特曼霍德凱維奇的波蘭軍隊，因為後者正趕來援助駐守在克里姆林宮內的波蘭守軍。波扎爾斯基的軍隊一出現，立馬就使圍攻莫斯科的哥薩克產生了分裂。其中一部分人加入了民兵隊伍，另一部分人在伊萬·扎魯茨基的帶領下向南而行，帶走了瑪麗娜·姆尼舍克和「小土匪」。 1612年10月，波蘭守軍彈盡糧絕，吃完了羊皮紙本的《聖經》、蠟燭、馬鞍和韁繩之後，又開始啃食屍體，最後只能投降。莫斯科獲得了解放。1613年1月，五十座城市的代表來到被焚燒殆盡、滿目瘡痍的都城。他們開始遴選新的君主。 縉紳會議首先決定可能的人選：「立陶宛國王、瑞典國王及其孩子，都有諸多不義之處；同樣，莫斯科國也不得選擇某些外國土地上的人；我們並不希望選出瑪琳卡和她的兒子。」 我們手頭並沒有縉紳會議的記錄文本。但將瓦迪斯瓦夫（他還不是正式的沙皇）、西吉斯蒙德和瑞典腓力親王排除在外的決定，讓人覺得這些人還是有人支持的。據說波扎爾斯基親王就支持腓力。代表人數很多的哥薩克始終都想獲得兩個僭號者曾賦予他們的特權。 一旦將不想要的候選人排除在外，他們就開始討論令人滿意的候選人。這樣的候選人人數並不多。瓦西里·戈利岑親王有貴族頭銜，能力也相當適合，但當過波蘭人的俘虜。姆斯季斯拉夫斯基親王沒有入選。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下筆很無情：「莫斯科國的動亂時代竟無英雄；它被勇者拖出泥坑，只是那些人社會地位一般。」2月7日，縉紳會議做出決定：菲拉列特的兒子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當選沙皇。宣布由他當選的消息延遲了兩周才對外公布：縉紳會議不想犯錯，選舉者向各個城市派去密使，了解民眾的願望。如今可以說，縉紳會議是在進行民意調查。 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羅曼諾夫的候選身份並未遭到反對。1613年2月21日，米哈伊爾·羅曼諾夫被宣布為沙皇，入主大克里姆林宮，而宮內仍留存著波蘭占領兩年的印記。一個新的王朝登上了御座。動亂時代正式結束。 5 對動亂時代的總結 偉大的沙皇、大親王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當選國王，他是全俄專制君主，出身高貴，為上帝之選，乃上帝所賜予我們…… ——亞夫拉明·帕利岑 對亞夫拉明·帕利岑和那個時代的所有人來說，沙皇當選，以及莫斯科廣袤國土上無序混亂的狀態遭到清除，標誌著動亂時代的終結。1922年，柏林的一家俄羅斯流亡出版社重新編輯出版了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的《動亂時代的英雄》一書，前言是這麼說的：「我們認為今天的俄羅斯人絕對有必要了解這個時代的那些參與者……因為今天和那時一樣，俄羅斯的皇位是空缺著的，今天和那時一樣，它並非最後一任沙皇無可置疑的直接繼承者；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天和那時一樣，只可能有一條出路：重複1613年，換言之，就是讓人民選出符合我們心中善的理念、擔得起大俄羅斯榮耀的君主。」因此，動亂時代的第一個結果就是一個政治問題得到了解決，那就是：權力問題。 選米哈伊爾的動機，很好地解釋了這個一片廢墟的國家的本質，以及這個從灰燼中重生的國家的本質。在提及史學家對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莫斯科大公國的共性和差異所作的爭論之前，必須指出遴選新沙皇的基本原則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莫斯科人的接受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這就像是在要求他們選出自己的父母親那樣。但這個牢牢根植於「父親—沙皇」這一神性特徵之中的概念卻使得米哈伊爾輕易就獲得了接納。這個瘦弱多病的年輕人（出生於1596年6月）在任何領域均未顯露出特殊的天分，他出身於羅曼諾夫這箇舊波雅爾家族，但並無頭銜。不過，伊凡雷帝的第一任妻子阿娜斯塔西婭·羅曼諾娃和沙皇家族結有姻親。歷史學家從不會忘記阿娜斯塔西婭的父親尼基塔·羅曼諾夫後來活在了記憶和民間傳說之中，成了弱者和受壓迫者的保護者。他的兒子費奧多爾（後成為菲拉列特牧首）擁有政治家的各項素質，但我們知道，在遴選之時，他還在波蘭當俘虜。他的作用儘管極其重要，但相比米哈伊爾，仍只能排在第二位。事實上，後者是屬於費奧多爾沙皇母親這一脈的表親，因此可以宣稱自己是伊凡四世的直接繼承人，而他也一直在這麼說。和沙皇的這層關係儘管有點遠，但就像帕利岑所寫的那樣，從這個指定的候選人身上可以看出他就是「上帝之選」「上帝所賜」。因此，在莫斯科人的眼中，米哈伊爾沙皇擁有穩定君王寶座必不可少的合法性。 但這是另一種合法性。在德米特里·波扎爾斯基的「民兵部隊」里，哥薩克占有很大的分量。那些想要領導國家，至少在處理國事的時候發揮積極作用的人都跟著伊萬·扎魯茨基離開了，被民兵部隊打散了。而那些聚集在波扎爾斯基身邊，聽從特魯別茨科伊親王指揮的人卻持續向縉紳會議施壓，因為他們在縉紳會議上有很多代表。他們推出的候選人是菲拉列特·羅曼諾夫，他是兩任僭號者的心腹：我們知道，偽德米特里一世任命他為都主教，二世則任命他為牧首。圖希諾遭清除之後，菲拉列特只保留了都主教的頭銜，但他在僭號者的支持者中間人氣絲毫未減。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再次描繪了縉紳會議會場上生動的場面。哥薩克很清楚沒法讓他們的「圖希諾沙皇」的兒子當選，於是就支持「他們的圖希諾牧首」的兒子。 米哈伊爾的身世和已經凋亡的王朝有聯繫，他的名聲也沒有在動亂時代受到玷污，於是就被全俄縉紳會議的成員接受了。菲拉列特的兒子也得到了哥薩克的接納。他當選的時候，還和母親住在科斯特羅馬附近的伊帕捷夫修道院。歷史的目標就是給出沒有答案的謎題。羅曼諾夫王朝的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就是在葉卡捷琳堡一個名叫伊帕捷夫的商人的大宅里被殺害的。 選出新沙皇是動亂時代的一個重要結果，也標誌著這個時代的結束。對此並不存在任何疑問，儘管歷史學家一直都在爭論，而且還將繼續爭論下去，但爭論的都是其他結果、動亂時代所帶來的變化，以及經歷過二十五年的戰爭、政變、死亡和毀滅之後，17世紀的國家及其居民的狀況。 歸根結底，關於動亂時代有何後果這一問題，其實是要回答另一個問題：革命之後，返回過去和古老的政府模式還是否可行？換而言之：歷史是否能往後回返？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說得斬釘截鐵：「這種類型的動盪經常是隨著國家政治體制、社會和道德的轉變而來的；我們這個動盪的時代絲毫不會發生改變，不會對國家機制、現行的理念、社會生活的本質以及習俗和目標帶來任何新的東西；不管怎麼說，發生的那些標誌性事件絲毫不會使俄羅斯的生活進程走上一條新的道路，往對己或有利或不利的方向行進。可怕的動盪將一切都顛了個個兒，給人民帶來無盡的災難……但這個神所降下的可怕懲罰並未給我們的生活組織烙下印記……專制政體並未受到絲毫限制，立刻又恢復原樣……動亂時代的教訓消抹得不留一絲蹤跡，廣大的人民群眾比動盪之前更深地陷入了沉默和虛無之中。」 自由主義者科斯托馬羅夫的觀點和半個世紀前專制政權的歌頌者尼古拉·卡拉姆津的觀點不謀而合。只是標記改了：科斯托馬羅夫所批評的對象，卻是卡拉姆津熱情謳歌的對象：「［……］人們一致指定米哈伊爾為專制君主、絕對君主……那些愛祖國的人對上帝和君主充滿信賴。」這位歷史學家還說：「選定米哈伊爾這個人就是表明在他身上擁有強化專制權力的真誠意願。」在20世紀最後十年，列夫·古米廖夫也持此種觀點：「這個時代的人都（不無道理地）認為，為了對明天有更大的把握，指定一個沒有面貌特徵的政府遠遠不夠；必須要有一個君主，他就是權力的象徵，我們可以像對一個人那樣和它說話。」 研究動亂時代的專家謝·普拉東諾夫對科斯托馬羅夫和其他歷史學家的觀點提出了質疑，照他們的說法，動亂時代絲毫沒有改變莫斯科的歷史進程和生活，也就是說和以前完全一樣，「和過去的大君統治時期沒什麼兩樣」。而對他而言，「動亂時代在許多方面都改變了莫斯科的生活」。 改變確實是發生了。首先，領導層就面目一新：舊波雅爾家族、「小親王」的繼承者都離開了舞台，被宮廷貴族取而代之。新的政治觀念也出現了，尼古拉·卡拉姆津就指出了這一點。這位歷史學家提到了現行的政府管理模式是「君主通過省長和督軍作為中間人來管理國家」，他發現：「這種東方的簡潔性和俄羅斯國的成熟度並不匹配，事務繁雜，沙皇和人民之間需要更多的中間人。」動亂時代的神職人員伊萬·季莫菲耶夫認為，在羅斯大地因罪而受罰的那些罪孽當中，排在第一位的當數「民眾的緘默」，這位回憶錄作家還指出：「所有人從頭到腳，無論大小都是罪人……」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對此作了反駁，他說人民的精神狀態也發生了轉變：「從新王朝開始起，17世紀整整一個世紀裡，所有社會階層都在高聲控訴他們所犯下的惡，他們有多麼貧乏，他們有多麼沒落，他們又是如何濫用權力和威望，對自己之前敢怒而不敢言的苦難提出了控訴。」 可是，儘管發生了這些變化，國家和人民還是恢復了專制政體，回到了「神授」沙皇的懷抱。動亂時代的存在證明了國家可以由「不可靠的」沙皇領導，甚至（雖然這樣的時間不多）沒有君主也沒問題。這樣的缺口為政治生活的主動性和獨立性鋪平了道路。17世紀將被君主們用來進行研究，研究一種如何將絕對君主制保存下來，將限制君主制的微弱願望徹底根除的方式。 領土的喪失是動亂時代的一個重要後果。米哈伊爾在位的最初幾年，同波蘭和瑞典簽訂了和平條約，由此也就使莫斯科再也無法染指波羅的海。阿諾德·湯因比發現這些事件可以證明他的對抗和回應理論的正確性。他認為，17世紀，西方世界向俄羅斯大力施加的壓力——讓波蘭軍隊開進莫斯科，讓瑞典人拿下波羅的海沿海地區——就是「俄羅斯有生力量的主要匯聚點」。這位英國歷史學家寫道，面對這樣的壓力，「彼得大帝做出了回應，於1703年在從瑞典人武力奪回的領土上建立了聖彼得堡……」 6 艱難重建 野蠻人喜歡獨立，明智者喜歡秩序，若無專制權力，何來秩序。 ——尼古拉·卡拉姆津 俄羅斯的歷史是圍繞著各種偉大宏圖構建起來的，甚至在「俄羅斯」這個概念出現之前即已如此，我們可以視之為戰略構想：將土地圍聚在莫斯科周圍；戰勝韃靼「桎梏」；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爭奪出海口，等等。17世紀上半葉是國家重建的時期，也是恢復秩序的時期。我們知道，動亂時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展現了國家是如何崩潰的。第一位羅曼諾夫的統治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回應：國家究竟該如何重建？顯然，崩潰和重建的兩種演示方式並不具備普遍適用的價值，但基本上都適用於莫斯科國。 重建是由遴選沙皇開始的，此時國家遭遇深重的危機，而這瘦弱的年輕人卻令人想起了費奧多爾沙皇。克柳切夫斯基承認，之所以選他，不是因為他能力有多出眾，而是因為他最稱手。卡·瓦利澤維斯基說得更殘忍：「羅曼諾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登基，由此結束動亂時代，這件事很好地駁斥了一句流行的諺語，即若想吃燉肉，野兔不可少。」而且，米哈伊爾的母親瑪爾法嬤嬤「鬼點子特別多」（都是克柳切夫斯基的說法），她牢牢地控制著自己的兒子。年輕人的父親後來在國家生活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知道，米哈伊爾當選的時候，他還在波蘭的監牢里。 米哈伊爾·羅曼諾夫在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裡登上了皇位：城市和鄉村均已成為灰燼，農民不再勞作，四散逃命，國庫空虛，軍隊潰散。最糟的是：就像米哈伊爾的母親（她根本沒料到自己的兒子當沙皇）所說的那樣，莫斯科人的「意志已經不堪一擊」。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發現：「俄羅斯社會所經歷的這段悲慘的歷史結出了苦澀的果實。」這位歷史學家認為，動亂時代的這一代人「可憐可悲，鼠肚雞腸，毫無格局，頭腦遲鈍，整天只為日常生計所累」。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國家的重建開始了。米哈伊爾當選之後，便在一份成文的文告中發誓限制自己的權力。這份官方文件後來並沒被找到，歷史學家所依據的唯一出處是格里高利·科托什辛，他提到了這件事。科托什辛是那個時候的人，經驗豐富，學識頗高，他的證詞得到了先前幾次事件的驗證：從伊凡雷帝開始，所有沙皇都承諾依據古法行事，不會按照自己的意願來進行裁決和定罪，若無全俄縉紳會議的同意，不會設立新法，也不會徵收新稅。事實上，米哈伊爾統治時期，時常召開縉紳會議，國家生活中的所有大問題都是在會上進行商議的。17世紀上半葉，縉紳會議的活動相當頻繁。列夫·古米廖夫寫道：「選擇米哈伊爾還是相當不錯的，因為在他1613年至1645年的統治時期，他從未著手干過任何事。」1992年，這位歷史學家得出了這樣一個古怪的結論：起初，「組建國家的任務是由全俄縉紳會議完成的……後來……國家的相對秩序得以確立，對全俄縉紳會議的需求也就消失了」。換句話說，對這位20世紀末的俄羅斯歷史學家來說，代表機構只是在出現危機的時候，也就是「無序」時代才是必不可少的。 米哈伊爾在位時期，縉紳會議的代表人數不少；動亂時代末期，民眾各階層都能通過他們參與國家事務。縉紳會議必然會批准沙皇的建議，只有一次，大會做出的決定和君主的觀點背道而馳，這也是因為米哈伊爾在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縉紳會議的成員都是遴選出來的代表，他們認為自己在大會內部不是在行使權利，也不是在行使特權，而是在履行義務，是在完成任務。但沙皇還是認為縉紳會議的存在限制了他的權力。這也是當時人的看法。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對專制君主下了定義，他將「自己那個時候的」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同後者的父親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作了比較。阿列克謝不會向臣民作書面承諾。而且，「沙皇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儘管說自己是專制君主，但他若是不聽取波雅爾的意見，就什麼也幹不成」。阿列克謝沙皇根本不在乎「波雅爾的意見」。因此，他才是名副其實的專制君主。 全俄縉紳會議儘管職能有限，但在羅曼諾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在位時期起了巨大的作用。「羅斯大地」的代表會議給予了新沙皇、新的王朝以合法地位。這是一個關鍵點，因為米哈伊爾是一個溫和的人，總是受身邊人的影響。荷蘭人伊薩克·馬薩當時住在莫斯科，他寫道，希望上天發發慈悲，讓沙皇開開眼：羅斯「需要一個新的伊凡雷帝，這才是保住皇位的唯一方法；羅斯民眾只有在主人的拳頭之下才能過得好，只有淪為奴隸才能富有和幸福」。這種需要沙皇拳腳相加、血腥鎮壓的觀點竟然誕生於自由的荷蘭共和國的公民的筆端，著實令人震驚。羅斯需要專制獨裁，這個觀點後來成為俄羅斯人最喜歡討論的一個主題，也是所有造訪沙皇帝國的西方遊歷者的頭號結論。之所以如此，或許首先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外國人總是能從羅斯的專制君主手中獲得特權，但放到全俄縉紳會議那裡就不行。 國家重建首先需要恢復最低限度的秩序。這方面的第一個措施就是讓肆虐羅斯的匪幫守規矩。在這些匪幫當中也有「貴族」，他們在為自己的權利、反對專制而戰；也有極為普通的人，凡是倒在他們刀口下的，總是逃不過他們的劫掠。很長時間以來，伊萬·扎魯茨基，還有瑪麗娜·姆尼舍克和她的兒子「小土匪」，一直都讓莫斯科寢食難安。扎魯茨基的部隊為了擺脫追兵，越來越向南方深入。1614年6月，伏爾加河流域的近六百個哥薩克（全都屬於扎魯茨基的陣營）被莫斯科的射擊軍包圍。哥薩克便交出阿塔曼、瑪麗娜母子，並向米哈伊爾宣誓效忠。7月，囚徒們被押運至莫斯科。扎魯茨基遭受穿刺刑，瑪麗娜和偽德米特里二世時年不到四歲的兒子則被絞死；皇后則被剝奪權利，投入大牢，很快便死於疾病，以及其傳記作者所寫的「自由之惡」。但流言還是在到處傳播，說瑪麗娜的兒子還活著，讓莫斯科嚇得不輕…… 在從霍爾莫戈雷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的北方地區，巴羅夫尼匪幫和其他匪幫始終都有很大的影響力；匪幫特別喜歡在受害者的嘴裡和耳朵里灌滿火藥點火。 中部地區的亞歷山大·約瑟夫·利索夫斯基是個傑出的騎兵指揮官，也是個殘酷無情的匪徒，他總是帶頭搗亂。1616年，他很有可能被人下毒而死。「利索夫斯基分子」在羅斯、波蘭和歐洲其他國家可謂家喻戶曉，波立聯邦的議事會還為此制定了一部特殊的法律，誰若能殺了利索夫斯基，所有罪行均可豁免。 由於領土上存在兩部敵軍，羅斯本已糟糕的局勢變得愈發嚴峻：瑞典人占據著波羅的海沿海地區和諾夫哥羅德；波蘭人始終沒有失去將瓦迪斯瓦夫送上莫斯科王座的希望：他是被全俄縉紳會議合法選出來的，難道不是正式的沙皇嗎？莫斯科軍隊幾乎不存在。有兩個難解難分的問題擺在年輕沙皇的眼前：他需要一支軍隊，需要錢來創建軍隊。可是，該怎麼在這個滿目瘡痍的國家裡收稅？該如何形成一支有能力保衛國家的軍隊？畢竟波蘭人虎視眈眈，他們的部隊經驗更豐富，而瑞典人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率領下，不是已成為歐洲最強大的軍隊了嗎？ 徵稅的嘗試以失敗收場：沒人願意付錢，等到徵稅員總算收到一點錢的時候，就會挪為己用。1616年，全俄縉紳會議下令向所有生意人課稅，稅率達財產的五分之一(20%)；而且必須繳納現金，而非以實物沖抵。此外，每一把步犁均需課稅一百二十盧布。全國最有錢的人，如斯特羅加諾夫家族，其課稅額達到了一萬六千盧布，後來他又被征了四萬盧布。我們知道，西伯利亞的皮毛（大宗出口商品之一）和鹽一直都是他們的主要財富。 民眾被戰爭和苛捐雜稅弄得慘不忍睹，已無力支付國家所征之稅。對他們徵稅真的是在敲骨吸髓。拒絕繳稅的就會遭到毆打，直至交出錢為止，要不就是被打死。1620年，沙皇向聚集在一起的莫斯科商人宣布：「你們每個人都知道在莫斯科國，因為戰爭和我們犯下的罪孽已經一貧如洗；國庫空虛，如果不是關稅和零售的酒稅，君主什麼都征不到。」他鼓勵大家想盡一切辦法喝酒，而酒類銷售被沙皇壟斷：「除了君主可以零售之外，任何人均不得銷售酒類。」他還想辦法四處籌錢。約翰·梅里克是「英國商人莫斯科商行」的負責人（出生於16世紀，在莫斯科市場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借給了沙皇十萬英鎊。 頭號問題是同時在兩條戰線上展開的戰爭。必須儘快同波蘭和瑞典簽訂和平條約。他開始和瑞典人談判，後者只要求土地。況且，古斯塔夫—阿道夫同波蘭和丹麥關係不佳，但有一項涉及德意志的野心勃勃的計劃正在推行。英國人（約翰·梅里克）和荷蘭人作為斡旋者，參與了談判。被派往荷蘭的羅斯使節太窮，阿姆斯特丹人就向他們提供了一千弗羅林，供其會談之用。儘管處境如此艱難，儘管莫斯科軍隊在和瑞典人的紛爭中已經失敗，但會談還是進行得異常漫長和艱辛。最後，1617年2月27日，終於簽訂了和平協定。羅斯人要回了諾夫哥羅德、舊拉多加、格多夫及其周邊地區，瑞典則保留了沿海地區、伊萬哥羅德、亞姆、科波里耶、奧列舍克、科列拉及所在地區。莫斯科國失去了通往波羅的海的通道，從而在隨後的一百年內始終將之作為外交政策的目標。 瑞典有大約90萬居民，連同芬蘭共有125萬人，瑞典的勝利是年輕的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傑作，他還鼓勵發展工業，使瑞典成為第一大生產和出口鐵和銅的國家，此外還著手改革金融體系、行政管理和教育體制。他還想辦法創建了一支軍隊，這無疑是17世紀30年代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此時，瑞典正在進行三十年戰爭。 和波蘭的關係要更複雜。繼承人瓦迪斯瓦夫始終都認為自己是莫斯科沙皇，希望能坐上克里姆林宮的皇位。他父親西吉斯蒙德三世最後終於承認自己是坐不上這個皇位了。於是，他覺得自己得到的東西也還不錯：奪取了斯摩棱斯克，在華沙獲得了勝利，公開威懾了莫斯科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使之成為階下囚。1617年4月7日，在華沙的大教堂內，波蘭教會首腦、大主教根比茨基為即將征戰莫斯科的瓦迪斯瓦夫祝聖，將劍和旌旗交給了他。1617年夏，王儲上路。軍隊的統帥是蓋特曼霍德凱維奇，波蘭最著名的統帥之一。1618年9月，波蘭人再次打到莫斯科城下。隨同波蘭人前來的還有2萬紮波羅熱哥薩克，他們的指揮官彼得·科納舍維奇·薩嘎達什尼從瓦迪斯瓦夫手上接過了蓋特曼的標誌：飾針、旌旗和手鼓。東正教哥薩克和天主教的波蘭—立陶宛聯手，並沒有說服羅斯人，使之覺得還是支持波蘭王儲比較好。不過，瓦迪斯瓦夫自有說法。他傳出消息，說莫斯科國的僑民缺吃少穿，都是「米哈伊爾的謀臣頑固、貪婪所致」。另一方面，波蘭王儲承諾「會施行仁政，提供獎勵和援助」。9月9日在莫斯科召開的全俄縉紳會議一致決定支持東正教和君主，「誓死反抗敵人瓦迪斯瓦夫王儲，反抗前來的波蘭人、立陶宛人和切爾卡斯人」。此處，切爾卡斯人就是指烏克蘭人。 瓦迪斯瓦夫的軍隊進攻受挫，邊打邊退，來到了圖希諾。奇怪的是，凡是夢想著戴上莫斯科皇冠的人，都會受到這個地方的吸引。莫斯科軍隊緊隨其後，但由於實力太弱，不足以向對手發動進攻，不過，對手這一方也不敢發動攻勢。1618年12月1日，莫斯科和華沙在德烏里諾簽訂和平協定，停戰十四年半。莫斯科只能看著斯摩棱斯克丟掉，但並不接受瓦迪斯瓦夫，後者也只能徹底滅了坐上羅斯皇位的念想。米哈伊爾沙皇接受了條約，也迎回了父親菲拉列特，後者終於不再是波蘭的階下囚。 沙皇父親回國這件事導致克里姆林宮發生了改變。截至目前，米哈伊爾年輕、虛弱，完全聽他母親及其娘家人薩爾蒂科夫家族的話。所謂的專制君主只是個名頭而已。菲拉列特來到莫斯科之後就被任命為牧首（普世牧首費奧凡當時也在莫斯科國都城，為此還舉辦了儀式），還獲得「大君」的頭銜，這個頭銜指的是同時身兼沙皇和牧首者。對歷史學家而言，這就是莫斯科「二元權力」的開端。本就有了一個沙皇的國家現在等於是被兩個君主領導。菲拉列特身上的特質，他兒子並沒有，那就是：野心勃勃，酷愛權力，生活閱歷豐富，有威望。他從未受過宗教教育，而且以嗜好世俗享樂知名。但在那個時代，這對從事國家和神職方面的生涯並無影響。黎塞留就是菲拉列特的同時代人。莫斯科牧首還對君主和國家的作用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他還有權，那是他兒子心甘情願讓給他的，這在黎塞留看來真是連做夢都不敢想的事。 有外國人說菲拉列特回來之後，各衙門都出現了騷動，於是採取措施修改了法律，特彆強化了與腐敗作鬥爭方面的法規。同時，交由牧首管理的廣袤土地、修道院的地產以及都主教的采邑都不用課稅。 國家重建的第一個目標是填滿國庫。於是開始清點人口和土地，設立地籍管理處，將國家的整體狀況明確下來，以方便徵稅。負責清點工作的官員濫用職權，接受賄賂，用假信息登記造冊，於1619年吸引了縉紳會議的關注。不過，那些地籍冊還是可以讓人了解從動亂時代走出來之後莫斯科國的狀況的。 國家採取一切辦法找錢：對什麼東西都徵稅，壟斷出口貨物的經營。1635年，壟斷亞麻貿易，1642年，壟斷硝石。國家還很樂意建立土地租賃體系，來給自己幫忙。 為了和大規模的劫掠現象作鬥爭，便開始推廣伊凡雷帝允許市鎮享有相對自治權的政策，市政的行政官員都由遴選產生。國家被分成各個行政單元(goubas)，在行為良好、富有而且持有國書的宮廷貴族中間選出邑長(staroste)。有時會出現找不到人願意擔任邑長的現象；於是，邑長改由任命，不再遴選。邑長需確保他所負責地區的安全，但他們的權利受到嚴格限制：若無莫斯科刑事衙門（類似於司法部）的批准，不得斷案，省長可介入其事務。邑長的地位極具莫斯科行政管理的特色，一般來說，邑長的職責並未得到明確規定。 戰爭、常年饑饉、向大草原和邊境省遷徙、逃離已成廢墟的地區，導致人口減少，進而導致農業人口極度缺乏。貴族抱怨說沒法在軍中服役，因為沒有農民來耕種他們的土地。於是著手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農奴製得到了強化。列夫·古米廖夫注意到，「波蘭沒有類似的農奴制：每個農民只要願意，都能離開自己的領主」，他認為，「對農民來說，由於農奴制的缺席，他們的生活條件也就低於莫斯科羅斯確立起來的農奴制的水平」。事實上，農奴制確實存在於波蘭，甚至在烏克蘭還特別嚴苛；但對這位俄羅斯歷史學家來說，重要的是要證明在君主無微不至的庇護下，集體生活比擔驚受怕的自由要好上一千倍，畢竟在後面那種情況下，個體還得受到稅收這道緊箍的壓迫。列夫·古米廖夫是俄羅斯「道路」狂熱的宣揚者，令人震驚的是，他的觀點竟和上文提及的荷蘭人伊薩克·馬薩的觀點不謀而合。 重建工作的一大特殊性就在於要儘可能地回歸動亂時代受到嚴重動搖的莫斯科的古老傳統。專制政體的重建並未受到其主要對手——波雅爾上層階層——的抵抗，因為後者已被打敗，早已威信掃地。歷史學家亞·基澤維特寫道：「君主制需要遴選，需要受限，這樣的觀念在動亂時代已經成熟，但根基不深。」 羅曼諾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在位時期，大量外國人擁入莫斯科。伊凡三世時期，他們就已出現在公國的這座都城內，伊凡雷帝還和其中一些人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僭號者對各種類型的冒險家也打開了大門，只是他們住在這兒並未給民眾留下美好的回憶。不過，國家仍然是在閉關鎖國，出於各種原因前來莫斯科大公國的外國人數量再多，也絲毫改變不了任何現狀。在莫斯科國，一切都顯得怪異，難以理喻，有時讓外國人覺得嫌惡；外國人對本地人也留有同樣的印象。信仰，習俗，地理，氣候，太多的因素導致彼此無法理解，有太多的外國人經常會用一個詞來歸納，那就是：敵視。 米哈伊爾沙皇面對兩個很大的任務，重建國家的這兩個主要因素——金錢和軍隊——都和外國人有關。外國人是收入的來源，莫斯科太缺這樣的收入了。這樣就需要貸款和關稅，貸款的話，從英國人那裡貸了十萬英鎊（「多虧了」中間人，結果到手只有兩萬），進入莫斯科國領土的貨物或轉口商品都需收取關稅。和天主教波蘭的敵對關係決定了莫斯科外交政策的「新教」定位（特別是貿易領域）。莫斯科大公國的主要合作夥伴是英國、荷蘭、瑞典（簽訂和平協定之後）、霍爾斯坦公國。多虧了公國的宮廷數學家和圖書館管理員亞當·奧列亞里烏斯（他作為使團成員被派往莫斯科），霍爾斯坦和莫斯科國商行之間的關係詳情已為人熟知。他寫的《莫斯科大公國行記》（他逗留過兩次，一次是在1633年，後一次是1635年至1639年）乃是17世紀羅斯的歷史資料寶庫。亞當·奧列亞里烏斯特別注意到，有長達十年的時間，為了在莫斯科領土上轉口前往波斯的貨物，霍爾斯坦的商人得花費六十萬埃非莫克。精確換算的話，當時一英鎊等值於十四個埃非莫克。 莫斯科允許外國人設立各種類型的「有益機構」，這一點在和外界的關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創立了生產鐵、火炮、炮彈和玻璃的工廠，還設立了駝鹿皮鞣革廠、手錶廠和黃金製品廠。這些企業幾乎無一例外都聘用外國人。這時候的羅斯瞧不起手藝人，政府從不鼓勵羅斯人當學徒，否則就會經常接觸外國人；因為儘管需要外國人，但羅斯還是瞧不起他們，懷疑他們，認為他們就是「拉丁人」和「路德宗信徒」，也就是基督教「真信仰」的敵人。莫斯科人也同樣蔑視工業。外國人雖然獲得了好處和特權（那都是他們花錢買來的），但他們只能在遠離城市和居民的地方建廠。 米哈伊爾時期針對外國人的政策搖擺不定，又需要他們，又被情緒左右，從而在歷史學家中間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反應。20世紀初，波蘭歷史學家卡·瓦利澤維斯基寫道，米哈伊爾和菲拉列特「靠外國人來開發國家，卻又阻止其自由發展」。20世紀末，列夫·古米廖夫聲稱：「同伊凡雷帝和僭號者的身邊人不同，米哈伊爾·羅曼諾夫時期的政府對外國商人實施了嚴厲的限制措施……在對外貿易上，羅斯國毫無保留地為本國商人的利益服務。」 每個研究者都能找到事實來支撐自己的觀點。瓦利澤維斯基援引的是普斯科夫商人不堪瑞典人競爭，以及給荷蘭人特權太多的抱怨。列夫·古米廖夫則認為，全俄縉紳會議規定英國商行負責人約翰·梅里克不得在伏爾加河流域同波斯人、在鄂畢河流域同中國人做生意的決定很重要。莫斯科「生意人」只能請求縉紳會議不去滿足英國人的要求，而不久前，英國人已同意向年輕的沙皇貸款。縉紳會議若要拒絕，得有理由，他們的理由是莫斯科人自己在和波斯人做生意，可以替英國人把波斯人的貨物買下來；會議還說伏爾加河流域路途險阻，匪幫橫行。會議給約翰·梅里克的解釋是，鄂畢河還要更加危險，因為河流時常結冰；而且，中國是個面積很小的國家，仍很貧窮。莫斯科人對中國有一點了解：1618年，首批特使，如哥薩克伊萬·佩特林和安德烈·門多夫都被派去過北京。莫斯科不想和英國人分享正在浮出水面的這些機會。 對羅曼諾夫王朝第一位沙皇的對外貿易政策有各種各樣的評價，主要是因為對米哈伊爾和菲拉列特來說，最重要的是國家利益，這是他們的理解，但換句話說，其實就是君主的利益。其餘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最好馬上就有新的資金進來（以特權和行事的方便來加以交換），可以用在長期目標上，促進城市的發展，救濟一下民眾。沙皇的個人興趣也起了作用。米哈伊爾身邊都是醫生、藥劑師、鍊金術士、鐘錶匠（沙皇迷戀鐘錶，用早餐的時候，身邊總會放上兩塊表）、管風琴匠人。 亞當·奧列亞里烏斯說，在他逗留的那個時期，莫斯科生活著許多外國人，其中有一千來個新教徒家庭。他們先是會在覺得不錯的地方安頓下來，到處建造禮拜場所（禮拜堂）。教士反對他們禮拜，認為在羅斯人附近這麼做就是一個威脅。於是。所有的禮拜堂都被摧毀，只有一間獲批，就在德意志人區，和東正教堂離得很遠。 住在莫斯科為宮廷服務的外國人隸屬於藥劑師衙門。衙門向外國人支付錢和皮毛作為他們的收入；此外，他們還有權購買各種產品和食物，如一定量的啤酒、葡萄酒、蜂蜜水、燕麥、草料。 外國人必須在軍隊服役，他們很久以來就這麼做了。弗萊徹指出，16世紀下半葉，大量僱傭兵出現在步兵部隊，數量達到4300人，他們分別是：近4000名哥薩克（切爾卡斯人），近150名荷蘭人和蘇格蘭人，約100個希臘人、土耳其人、丹麥人和瑞典人。步兵部隊在莫斯科軍隊中的重要性日增，可以發現射擊軍的數量在迅速上升，這些步兵使用的火器有火繩槍、短銃和手銃。為了組建射擊軍，就需要外國人。17世紀的莫斯科軍隊在這方面比西方軍隊落後很多，所以這麼做更是必不可少。奧地利（皇家）外交官J. 柯布在世紀末造訪莫斯科的時候，發現只有韃靼人會害怕莫斯科的武器；莫斯科的西方鄰國對羅斯士兵的精神狀態和技術均持嘲笑態度。 那個時代的歐洲軍隊通常都會招募外國僱傭兵。其中最優秀的瑞典軍隊，五分之四都是由蘇格蘭人、英國人和德意志人構成的。而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軍隊中，所有的軍官都是瑞典人。莫斯科軍隊也招募僱傭兵、軍官和教官。1626年至1632年間，共計約5000名步兵並非羅斯人。募兵時明確規定可以招募任何國家的人，但天主教徒不行。 政府顯然也需要武器專家。這方面的招募出價很高，所以都會很謹慎，多加質疑。1661年，在巴黎出版了莫斯科行記的奧古斯丁·梅耶貝格說，羅斯軍隊里有外國軍官服役。儘管他們薪水不低，但好些人還是後悔來莫斯科掘金；而且在合同期滿之後，他們也無法回國。如果什麼東西都無法說服外國人在固定期限結束後繼續服役，無論是給他補償，還是各種各樣的誘惑都不行，那他就會被打發到羅斯最荒僻的地方，這輩子就甭想出來了。 米哈伊爾的女兒伊琳娜和外國親王失敗的婚姻史可以被看作對外態度的一個例子。研究羅曼諾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在位時期的歷史學家都會講述這段悲哀的婚事，可以稱之為「沃爾德馬傳奇故事」。1643年，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兒子沃爾德馬帶了三百名隨從來到莫斯科。之前經過長期談判，達成了一個協議：王儲娶伊琳娜公主為妻；女方的嫁妝是蘇茲達爾公國和雅羅斯拉夫爾公國，而男方則保留新教信仰。莫斯科沒有出示未婚妻的肖像，生怕對方對著畫像施巫術。按莫斯科習俗，只有進入婚房，男方才能第一次見到自己年輕的配偶。 格里高利·科托什辛描述了婚姻習俗和未婚妻被替換的可能性，他的結論是：「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的人能比莫斯科國的年輕女孩更容易施騙；因為他們（羅斯人）和其他國家的做法不同，在其他國家，男方是可以親自看未婚妻的，事先看看自己是否和未婚妻合得來。」但沃爾德馬擔心的是另一種受騙上當。有人要求他皈依東正教。他嚴詞拒絕，要求回自己國家，但他根本沒有回國的機會。於是王子設法逃了出去，但又被抓了回去。沃爾德馬同意今後生的孩子都按照東正教的習俗撫養，但這麼做於事無補。米哈伊爾沙皇對此不聞不問，後來王儲等到沙皇死了之後，也就是沃爾德馬來莫斯科兩年後才回了國。 莫斯科國刻意自我封閉的特徵，再加上因懷疑和傲慢而生髮出來的恐懼和不可思議的自信，導致國家需要讓外國人受到羞辱。莫斯科招徠外國人出手闊綽，但又始終視之為間諜或人質。擺脫封閉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戰爭，這也是保持距離的最好方式。 招募僱傭兵、擴增和優化軍隊的目的很明確。從1626年起，他們就在有條不紊地準備和波蘭的戰爭。停戰即將結束，莫斯科集結兵力，堅決想要奪回被波立聯邦占領的羅斯土地。1632年4月，西吉斯蒙德三世駕崩。亡者入棺時，邊上放著莫斯科王冠，王儲瓦迪斯瓦夫四世又開始把自己當作被莫斯科選出來的國王。當波立聯邦在選自己的國王的時候，莫斯科召開的縉紳會議下令和波蘭開戰，新的軍隊已在厲兵秣馬，所以他們裝備特別完備：148門火炮，3.2萬名士兵，其中近4000人為瑞士和德意志僱傭兵。統帥權交給了波雅爾米哈伊爾·謝因和侍臣阿特姆·伊茲馬伊洛夫，前者在二十年前的斯摩棱斯克保衛戰中聲名大噪。 戰事開局順利，奪回大量城市，軍隊停在了斯摩棱斯克城下，開始實施包圍，但整整八個月毫無進展。與此同時，選舉問題得到了解決，新國王瓦迪斯瓦夫四世便向斯摩棱斯克開拔，反倒將進攻者包圍了起來。1634年2月，羅斯人投降，被迫接受戰勝者的條件。1633年10月1日，菲拉列特去世，他在生前即已預感到戰爭會輸。米哈伊爾沙皇毫不留情地處罰了打敗仗的將軍：米哈伊爾·謝因、阿特姆·伊茲馬洛夫和他的兒子都被處死，下屬可選擇受鞭刑或流放。處罰的嚴酷性同牧首的死亡以及沙皇的外祖父母薩爾蒂科夫家族的回來有關，前者曾保護謝因，後者卻憎恨督軍。 羅斯歷史學家都講過「斯摩棱斯克災難」。確實，謝因被打得潰不成軍。但波蘭人並未好好利用這次勝利，儘管在西線全面作戰的莫斯科還得面對南面的大舉入侵：克里米亞的韃靼部隊已經打到了都城附近。但是瓦迪斯瓦夫四世先提出準備和談。瑞典王冠還沒有離開西吉斯蒙德三世（王冠被放到了他棺槨的邊上），但戴上瑞典王冠的夢想還在折磨著他的兒子，他兒子更傾向於斯德哥爾摩，而非莫斯科。1632年11月16日，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呂岑戰役中被殺。其繼承人克里斯蒂娜年僅六歲。瓦迪斯瓦夫四世於是覺得自己的時機來了。他並不承認這個事實，即無論是自己的波蘭—立陶宛臣民，還是瑞典人，都不想前往北方冒險。和莫斯科關係的正常化是一個條件，這樣，波蘭國王就能完成自己的瑞典計劃了。 1635年，莫斯科沙皇國和波立聯邦相繼在克里姆林宮和華沙簽訂和平條約，這被稱為「波利亞諾夫卡條約」，因為訂約方曾於1634年3月在波利亞諾夫卡河畔會晤。莫斯科同意「永遠」讓波蘭人得到其在德烏里諾條約中已得到的東西：切爾尼戈夫地塊（連同切爾尼戈夫和諾夫哥羅德—謝韋爾斯基這兩座城市）直接還給波蘭，斯摩棱斯克地塊（連同斯摩棱斯克、雅羅斯拉夫爾、特魯布切夫斯克等城市）還給立陶宛。戰勝者獲得兩萬盧布的戰爭賠款（他們要的是十萬盧布）。瓦迪斯瓦夫四世放棄對莫斯科王位的主張。波蘭要求允許他們在莫斯科大公國建造天主教堂，兩國僑民可自由通婚，允許在兩國收購采邑，但這些要求均遭拒絕。華沙的密使試圖讓米哈伊爾同意不再自稱是「全俄沙皇」，而是「羅斯沙皇」，因為有一部分土地已被波蘭控制。莫斯科外交官斷然拒絕了這個要求。最後，波蘭人提出讓雙方宣誓，以鞏固和平，羅斯國各級別官員均應宣誓。他們給予的回答是：「我們是本國君主的奴隸，只聽從這唯一的意志。」 1635年2月初，波蘭使節在多棱宮受到沙皇接見，並吻了他的手。莫斯科的傳統是，如果沙皇伸手讓他種信仰的人親吻，吻後就會將手放入御座邊的盆內清洗。這個習俗有時會讓外國人萬分震驚。 波利亞諾夫卡和約的條件對莫斯科更為苛刻，體現了莫斯科外交界和對外政策的本質特點。喪失的領土很多，但這都是沒法避免的事，誰叫自己軍事上慘敗呢？不過再怎麼說，這些也都還是有限的：除了波蘭已經有的那一些，瓦迪斯瓦夫四世幾乎什麼都沒要。莫斯科使節首先捍衛的是對他們自己、對沙皇和對國家最為重要的東西：莫斯科沙皇國的特質，即堅決封閉，毫不理會外界的各種誘惑，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宗教，皆莫不如此。 羅斯人對本國領土的態度還有一個例子就是「亞速圍城戰」，這是國家政權一個重要的、並非唯一的因素，「亞速圍城戰」指的就是哥薩克奪取這座堡壘時，莫斯科對此的反應。從1627年起，莫斯科和伊斯坦堡就在進行秘密談判：土耳其在和波蘭打仗，莫斯科便趁機準備對華沙動手。賽普勒斯的希臘人西里爾1621年被任命為君士坦丁堡牧首，是「拉丁人」的死敵，因曾長期在奧斯特羅格和維爾諾的東正教學校教書，所以對拉丁人所知甚多。簽署教會聯合協議的時候，他正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是教會聯合最激烈的反對者之一。這種態度使他在扎波羅熱哥薩克中間有很大的威望。 牧首想要讓莫斯科同新教聯盟國家和波蘭再度聯合，因為前者在和哈布斯堡王朝作戰，後者與之有聯繫。第一個與之結盟的聯盟國家是天主教的法國，法國是哈布斯堡帝國的敵人。但莫斯科政府拒絕參與三十年戰爭，因為發現自己在其中並無特殊利益，而且國家早已滿目瘡痍，也不想讓最後一點軍隊用在這上面。不過，莫斯科卻想打另一場和波蘭的戰爭，想要奪回「永遠」屬於羅斯的土地。 1637年6月，米哈伊爾沙皇收到一份「禮物」：哥薩克奪取了土耳其控制的亞速城。偽德米特里一世在準備攻打亞速的時候被殺，亞速就在頓河的出海口，擋住了羅斯通往黑海的道路。沙皇指責哥薩克自作主張，他向城裡運了武器彈藥和小麥，但哥薩克卻還沒把城市交給他。土耳其此時已戰勝與之作戰的波斯，易卜拉欣蘇丹也已繼駕崩的穆拉特登上王位，於是土耳其的大軍便包圍了亞速。《頓河哥薩克圍攻亞速記》對那些事件作了詩意的描述，應當是那個時代的人的手筆。書中指出圍城時間長達九十三天，哥薩克本想棄城，帶走戰利品，還指出7590名哥薩克對30萬土耳其大軍、克里米亞的韃靼人以及僱傭軍進行了英勇抵抗。亞速圍城戰於1641年6月結束，此時，土耳其人因無力奪取該城而離開了。但問題仍然沒變。蘇丹要求沙皇將堡壘交給他。米哈伊爾向全俄縉紳會議提出了這個問題。哥薩克奪取的這座城市，他作為主宰者，面對各種可能性，和土耳其開戰是否值得？縉紳會議於1642年1月召開。他立刻就問會議，對土耳其人是打還是不打？如果打，戰爭肯定會拖得很長，那麼有什麼辦法能維持這場戰爭？縉紳會議的所有與會者立刻宣布說一切都由君主定奪，但他並未阻止與會者提出各種各樣的建議。「軍職人員」要求開戰，認為保住亞速對國家的利益有好處。商人和民眾則指出條件會很艱苦，他們支付不了更多的稅款。 沙皇最終決定和土耳其人保持和平，將亞速讓給他們。神職人員和修道院會拒絕交稅，宮廷貴族和北方地區的波雅爾後裔就曾這麼說過，這一點明顯起了作用，但顯然還有一點也起到了同樣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意識到擴大募兵存在危險。不過沙皇之所以拒絕投入這樣的冒險行動，主要還是因為「自由哥薩克」想要讓他打仗，而哥薩克從來是不考慮莫斯科的利益的。直到1696年，亞速才落到了羅斯手中，征服亞速的軍隊統帥就是米哈伊爾的孫子：彼得大帝。 1642年4月，蘇丹的密使來到莫斯科，沙皇命令頓河哥薩克向自己的家鄉進發。向南方腹地推進對莫斯科國來說似乎有些操之過急。畢竟在此期間，他們還在南方邊境地區修建防禦工事（尤其是1635年至1638年間特別頻繁），克里米亞的韃靼人時常入侵，將人擄去當奴隸。城市（1635年建成坦波夫）、城牆、要塞紛紛建起。 「動亂時代」，莫斯科國遭到削弱，失去了西部的領土。米哈伊爾·羅曼諾夫遵循前幾任的政策，效仿伊凡雷帝或鮑里斯·戈杜諾夫的做法，也想打通海路。但波羅的海沿岸仍在敵人手中，而且敵人更加強大，軍事技術也更加過硬。 莫斯科國由於集中了大量軍力，所以成功守住了南部邊境地區，於是決定不再向前推進（亞速堪稱前車之鑑）。東部的局勢則截然不同。動亂時代本身並未阻止羅斯人向西伯利亞推進。米哈伊爾在位時期，向海洋的推進政策正在加速。莫斯科的權威得到行政資源和傳統王朝的加持：庫楚汗是葉爾馬克的敵人，其孫於1614年被任命為卡西莫夫沙皇。特別是莫斯科國由於攻城略地、修建堡壘、向當地人徵收牙薩克（即毛皮稅）而確立了權威。對東方而言，莫斯科就是先進的文明，所以並未遇到激烈的抵抗。1621年，菲拉列特牧首向西伯利亞派去了第一個主教敘普里安。17世紀30年代，羅斯殖民者抵達了勒拿河沿岸，並於1632年建立了雅庫茨克城。 西伯利亞的主要財富就是毛皮，毛皮銷售所得正好可以彌補莫斯科國庫的歲入。顯然，要征服如此廣袤的地區只有讓羅斯人建立定居點才能做到。首先他們需要耕作者，也就是當時所說的「耕田的農民」。還需要志願者；把土地發給他們，再發錢讓他們定居下來，還需要在數年時間裡給予財政上的便利措施。他們得向國庫繳納十分之一的農產品。但由於志願者數量不夠，政府就將相鄰的已開墾地區的農民向偏遠地區遷移。有的人就逃跑了。可以看到莫斯科國中部地區的熟悉場景再次重演：逃亡者，「自由民」出現在了西伯利亞。歷史學家注意到那個時代羅斯人性格上的缺陷在西伯利亞表現得淋漓盡致。權力有所不及，當地人輕易就被戰勝，特殊的氣候所創造出的條件，使性格中最好的一面和最壞的一面都展現了出來。酗酒達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導致政府決定關閉托波爾斯克酒類零售點，這若在莫斯科大公國是想都沒法想的，畢竟這會給國庫造成致命的打擊。 西部的失利並不能靠東部的征服來彌補，但受內在驅動的莫斯科國想要向四面八方擴張。俄羅斯的歷史有這麼一個特別之處，那就是一個方向上受阻，並不能阻礙它在另一個方向上成功。東方提供了很棒的視角。1636年，托木斯克的哥薩克告訴莫斯科說他們發現了阿穆爾河（黑龍江），不久之後宣布說他們已抵達阿穆爾河沿岸地區。托波爾斯克省長庫拉金親王的密使於1618年前往北京，從明朝萬曆皇帝那兒帶回了兩封寫給米哈伊爾沙皇的信件。由於不懂中文，所以直到1675年才讀懂信件。明神宗萬曆在信中說他無意於向沙皇派遣使節，因為路途實在太遙遠；但他提議沙皇帶商品過來。要過一段時間，明神宗的提議才會得到採納，於是這兩封信就這樣靜靜地躺在了莫斯科的外交檔案里。 1645年6月12日，米哈伊爾沙皇駕崩，享年四十九，在位時間三十二年。他的傳記作者在羅曼諾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生平的末尾列舉了他的性格特徵：「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喜沉思，性格靦腆溫順，篤信宗教。」國家的領導權偶然落到了他身上，此時國家正遭受可怕的災難，看上去像是即將分崩離析，似乎再也存在不下去了。 沙皇留給皇儲的這個國家局勢相當複雜，但國家也正逐漸落入其掌控之中。其父親身為牧首，承擔了國家的主要職能，牧首的權威對米哈伊爾的支持極大。但政治家再天賦異稟，也無法讓危機徹底結束。重建有許多因素，其中的主要因素就是得首先恢復政府體系。從1625年起，沙皇就正式擁有了專制君主的頭銜。同時，也採納了無數法律，以期搭建行政管理架構，主要是中央官僚體系。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列出了一份負責國家事務的三十五個衙門的單子（描述了組織架構及其職能），其中有使節衙門（外交）、火炮衙門、糧食衙門、郵政衙門……國家什麼都要掌控，對國家生活的指導觸及方方面面。顯然，莫斯科官僚機器肯定也會出現異響，運行變得緩慢，這時候給齒輪加點賄賂就行了；但不管是什麼秩序，反正它還是能保證秩序的。民眾從動亂時代出來，更敏感，也更易怒，所以秩序就顯得更是必不可少的了。接下來就出現了暴亂的時代，那時候的人稱之為「騷亂者時代」。米哈伊爾在位時期，民眾「易怒」，對地主和當局的剝奪和獨斷專行根本不買賬，於是就出現了大量打家劫舍的匪幫。在隨後的統治時期，這種不滿演變成暴亂，撼動了整個國家。 國際局勢是穩定的重要因素。米哈伊爾將會發動三次戰爭，一次對瑞典，兩次對波蘭，三次都輸了。因此，莫斯科又要喪失領土了，但這也不算是多慘的事。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指出：「米哈伊爾沙皇的國家比沙皇伊凡和費奧多爾時期更弱，但在歐洲遠不算孤立。」三十年戰爭(1618—1648)正好在米哈伊爾在位時期爆發，使莫斯科國（主要是因為其地理條件所致）成了人人都想要爭取的香餑餑。東正教會對「拉丁人」（天主教徒）的敵視將參與（盟友法國的）戰爭的新教徒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莫斯科身上。當然，莫斯科國根本就不喜歡「路德派教徒」。伊凡雷帝是個精通語言學的專家，他就發現路德的名字來自俄語luty（意為像魔鬼一樣邪惡）。但他並不支持「拉丁化」。1620年，大公會議應菲拉列特的迫切要求，決定天主教徒和合併教會教徒在皈依東正教時必須重新受洗。更糟的是，東正教徒若是受過合併教派教士的洗禮，也必須同樣如此。 一方面，外交局勢給莫斯科國帶來了敵視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的西方國家的援助；另一方面，新教國家（荷蘭、丹麥、英國、瑞典）也決定了莫斯科能起什麼作用。北方國家給莫斯科帶來了新的軍事技術（1632年，荷蘭人在圖拉建造了第一家現代化武器工廠）和作戰策略及士兵訓練體系（1647年，第一本俄語版的步兵訓練手冊在荷蘭出版）。行政管理方法，官僚機器的組建也大多借鑑自新教徒。 7 平和者阿列克謝 當今的沙皇被宣布為統治者，絲毫未曾發布信息，如同之前的沙皇，人們對他並無此番要求，因為發現他極其平和，然後他就用專制君主的名號簽署，以仁政統治國家。 ——格里高利·科托什辛 米哈伊爾駕崩之後，俄羅斯沒有出現任何王位繼承的問題。不過，羅曼諾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並未輕易獲得幸福婚姻。1616年，他娶了並無財產的宮廷貴族之女瑪利亞·赫羅波娃為妻。沙皇的母親對此激烈反對，想盡一切辦法要破壞這場姻緣。八年後的1624年，沙皇又和弗拉基米爾·多爾戈魯基親王的女兒再婚，後者也叫瑪利亞。四個月後妻子身故，顯然是被毒死的。1626年，米哈伊爾最終又找了一個妻子，所有人都同意這場婚事。那就是葉芙多基婭·斯特列什尼奧娃，她是出身並不高貴的貴族的女兒。她給沙皇生了十個孩子，其中六個早夭。沙皇駕崩之時，只剩下王儲阿列克謝和三個女兒：伊琳娜、安娜和塔季亞娜。 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和他父親一樣，都是十六歲登上王位的。同時代人都沒想到他竟如此溫和、和藹，所以俄羅斯歷史上就稱之為「平和者」。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喜歡寫作，而且多產）的信件證實了有機會和他見面的那些人的印象。沙皇溫和的脾氣過後，有時也會發火，但不會持續很長時間。 從五歲起，他就開始學習閱讀。他的第一批讀物是《日課經》（禮拜書，包含晚禱經、兩次晚課、午夜禱、早禱、時禱和時禱之間的禱文）、聖詩集、《使徒行傳》。阿列克謝終其一生都在閱讀這些宗教書籍；他對宗教很狂熱，特別從他對教會儀式的嚴格遵守上面可以看出來，而這也是他的一大性格特徵。 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的傳記作者都指出，這位未來沙皇的藏書除了宗教書籍之外，也有在立陶宛出版的詞彙用書和語法書，以及《宇宙誌》和「印刷葉」，也就是畫像書。傳記作者強調他孩提時代（和幾個兄弟）就穿上了「德式服裝」。這種對王儲的新式（非傳統）教育受到其教師——官方用語稱之為diadka——波雅爾鮑里斯·莫洛佐夫的青睞。阿列克謝登上皇位後，莫洛佐夫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沙皇的主要謀臣。 君主及其謀臣之間的關係相當友好，這是阿列克謝的又一個性格特徵：沙皇相當依戀身邊人，即便形勢所逼，也很難將其分開。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天性愛沉思，比較被動消極，易受影響，他的大部分謀士均以此來撈取好處。和當時人的觀點一樣，外國人大多數也是如此看法，謝爾蓋·索洛維約夫認為鮑里斯·莫洛佐夫是個聰明的行政官員，不過照這位歷史學家的說法，他「不懂得如何比風頭無兩的幸臣更進一步」。 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絕頂聰明，是他那個時代受過很好教育的人，閱讀廣泛，愛好寫作，他對捕獵鷹隼很痴迷，有本講獵鷹的書《獵鷹方法論》據說就是他所寫，他還寫有未完成的講述波蘭戰爭的回憶錄，以及詩體隨筆，但他所統治的莫斯科國此時其實相當艱難。我們知道，儘管他被冠以「平和者」的名號，但17世紀下半葉的羅斯特別動盪。阿列克謝的兒子彼得大帝超過了他父親在位的時期，雖說如此，但阿列克謝的統治仍然是俄羅斯歷史上的重要時期。不管怎麼說，有一件事是確定的：沒有阿列克謝統治時期的進步，沒有他所獲得的成功，彼得是改革不了的。 我們知道，所謂「成功」都只能相對而言。特別是在歷史領域，昨日的成功有可能就是明日的失敗，或者反之。阿列克謝在位時期，莫斯科國不停地在打仗，大多數均以失敗告終；而且，起義、叛亂、暴動也風起雲湧。稅收對整個國家而言越來越沉重，東正教會也經歷了其歷史上最恐怖的考驗。不過，莫斯科倒是變得越來越強大。與之相鄰的大國波立聯邦和瑞典在世紀初的時候似乎都已簽署了它的死刑判決書，但這些國家反倒是變弱了，到下個世紀初，它們已經不再是歐洲歷史上的決定性因素了。 16世紀最初幾年，斐洛泰修士有個預測：「莫斯科，第三羅馬」，這個說法像是痴人說夢，是一種信仰天註定的非理性信念，是堅信這個消失於叢林之中的小公國的都城將會成為真正的基督教帝國的中心。17世紀中葉，莫斯科國把所有的動盪都經歷了一遍，根基變得越來越紮實，使它相信可以實現這個預言。 歷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思想家對這個現象進行了無數闡釋。他們從歷史中尋找（而且也找到了）其特殊性的起源，從地緣層面（空間與氣候、森林與河流）、人種學（斯拉夫人、芬蘭人和韃靼人的混合）、地緣政治（地處歐亞的局面）尋找俄羅斯特徵。「歷史—哲學」理論儘管紛繁多樣，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所有人都在突出國家與其臣民之間的關係，並認為那是一個決定性的現象。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言簡意賅地歸納了俄羅斯的歷史：國富民弱。 時至今日，克柳切夫斯基的觀點都未曾遭到反駁。照歷史學家的說法，只有價值判斷發生了變化：有的強調國家成功，人民孱弱；有的則將國家和人民置於平等地位，認為階級鬥爭是國家強化自身的工具。尼古拉·別爾嘉耶夫指出：「『莫斯科，第三羅馬』理念在精神上失敗了。」他認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這個「意識形態」有利於莫斯科國的權力、沙皇專制政權的鞏固，但「教會並未繁榮發展，精神生活也未得到發展」。 尼古拉·別爾嘉耶夫似乎是在闡發克柳切夫斯基的觀點：當國家強盛的時候，精神生活就凋敝了。但這樣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對這個問題可以給出許多回答。第一個就是彌賽亞主義。尼古拉·別爾嘉耶夫寫道，莫斯科國的臣民是一個被選定的民族。這位哲學家還說：「俄羅斯的宗教使命是一個異乎尋常的使命，和俄羅斯國家的力量和輝煌相關，和俄羅斯沙皇的極端重要性相關。」 革命之前的歷史學家都認為之所以國家需要強大，是因為現實中受到了外界威脅，還有要在歐亞平原上建立一個真正的大國所致。蘇聯歷史學家之所以認為中央集權國家是進步的，是因為這比四分五裂的國家更強大，可以使之完成建設社會主義這一使命。 19世紀下半葉，歷史學家伊萬·扎別林對「rod（世系，家族）原則」進行了詳細解釋，他認為這個原則解釋了羅斯對貴族和國家的態度。他論證的時候，引用了格里高利·科托什辛的說法，後者解釋了為什麼不允許外國使節親自將他們君主饋贈的禮物交給羅斯沙皇的配偶和女兒，他是這麼寫的：「因為莫斯科國的女性不用學讀寫，她們永遠也學不會，女性的頭腦天生簡單，她們根本就無法做到才思敏捷，而且天性害羞靦腆；確實，從很小的時候到結婚之時，她們都生活在父親身邊，好免受外界不懷好意的窺伺，而且住在深宅大院之內，除了父母和最親近的人，沒有人——尤其是外國人——能見到她們。」伊萬·扎別林從俄羅斯社會內部女性的地位看出了這個社會的基本特徵，對其智識和道德狀態、該國的教育水準及其公民享受多少自由度作了闡釋。 這位歷史學家繼續推論道：這種類型的社會如此無知，智識上也毫無進展，究竟怎麼才能變得更智慧，更大膽，換句話說，就是變得更自由呢？難道女性都是從小到大深居簡出，住在「深宅大院」內，也就是時刻受到監視？難道女性什麼人都見不到，只認識身邊人，除了家庭圈子和《治家格言》之外，就一無所知嗎？有了作為社會根基的那些準則，以及在宅院內深居簡出的女性，就能讓人理解「為什麼人類自由的鮮活力量根本無法起作用，為什麼精神和自由意志的自由運動無法得到充分發展」。 伊萬·扎別林是在19世紀60年代說的這些話，那個時代的大規模改革將會改變社會生活，促進「精神和自由意志的自由運動」得到繁榮發展。這位歷史學家想要找到社會、人類和羅斯國特殊性的起源，於是就轉向古代，他發現rod一直都是羅斯的基本單元。因此，在一開始的時候，權力主要就是和rod聯繫在一起的。父親領導和管理家庭，roditel（父親，家長；這個很久以前就已不再使用的單數名詞也可以用作複數，意思是「父母」）統治rod。父親同樣也在統治國家：「自從出現rod的權力起，無論是在何處，採取何種形式，始終都是父親的權力在當道，這種權力具有各種屬性：極端殘忍，獨斷專行，但家庭關係也會親密，這樣一來，自然就會出現家庭父兄的直接關係模式，周邊的人屈從於他。」 Rod的關係就是父親與孩子之間的關係，就是導師及其庇護人之間的關係。伊萬·扎別林寫道，這就是「我們得以發展的組織原則，這個原則極其強大，俄羅斯人民時至今日無論是思想還是行為上都是一個孩童，一個不成熟的存在，每走一步，每呼吸一次，每做一個微笑的動作，父母都會時刻警惕，呵護備至」。伊萬·扎別林在1869年明確寫了「時至今日」。一個多世紀之後，他還可以說同樣的話：正如《俄羅斯公主日常生活》一書作者所寫，rod原則仍然是「我們每天在其中呼吸的道德和政治氛圍，在我們的整個歷史長河中，我們就是這麼呼吸，這麼過來的」。 以rod為基礎的這些關係的本質促使俄羅斯社會和西方社會之間產生了根本性的區別。Rod精神使得權利無法出現，使得權利受到明確的限制；所有人都融入毫無分化的大眾之中，也就是rod的大眾。個體只存在與父親之間的關係、與長輩之間的關係。伊萬·扎別林寫道，西方社會是「個體的集合，他們權利平等，彼此獨立；我們卻是父母的集合」。這位歷史學家舉了一個例子來更好地闡述自己的思想。中世紀西方社會的理想就是騎士；男人理當成為騎士，這倒不是因為他有什麼使命，而是因為他的個人素質和英勇程度使他成為榮譽之人的化身。而在羅斯，「榮譽之人的理想也會受到個體的追求，但不是在自己身上尋求，而是在父輩、家族、世系等級上的地位中尋求」。伊萬·扎別林繼續解釋道，照我們古人的觀念，「榮譽之人得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待，不是依據其道德和智識方面的品質來決定，他的功勳和英勇使之異於常人，而是首先得按照等級次第的權利，也就是rod的權利來決定，可以說他的權利也就是rod的權利」。 個體在社會內部的地位是靠世系、父輩來指明的，而不是靠個人的功勞、才能或英勇來指明。這就導致出現一個特殊的榮譽觀。騎士的榮譽是用嚴格苛求的方式來確保此人擁有豁免權。騎士的榮譽就存在於尊嚴觀和個體的榮譽觀之中。俄羅斯人的榮譽則存在於家族和父輩的尊嚴之中。伊萬·扎別林提出了一個假設，即俄語中有一個指稱榮譽的詞tchest，這個詞源自動詞ottchit，意思是：對待某個個體如同對待其父親，給予其同樣的尊重。對羅斯的波雅爾來說，受到君主的懲罰並無任何不體面的地方，因為君主就是父親的化身。 伊萬·扎別林並不認可該國的某些歷史學家所作的解釋，照那些人的說法，俄羅斯貴族制是「韃靼的理念」，這種形式的權力是拔都強制灌輸給我們的。對他來說，「16世紀和17世紀絕對專制形式的貴族制猶如一朵罕見的花朵，是rod催生的文化結出的果實，自從我們歷史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就都受到它的滋養，受到它的精心呵護」。 平和者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在位時間持續了三十一年，其在位期間發生的一件事在俄羅斯歷史上具有極端的重要性；烏克蘭落入了莫斯科沙皇的「杯中」；東正教會分裂，一派是由尼康牧首發起的改革的支持者，另一派是「舊禮儀派」，他們是創新改革的對頭。此外，國家還和波立聯邦、瑞典及土耳其打了仗。從這些事件的實質來看，專制權力得到了強化，在社會危機深重的背景下變得日益強大。 8 莫斯科大公國的秋日 1624年至1625年，英國人霍洛維安裝了救主塔的時鐘。1645年10月5日，發生火災，鐘擺坍塌斷裂。隨後又經重建。 ——編年史 德意志人發明了機械鐘，那是噩夢般的象徵，象徵著時間的逃逸……最初的鐘樓大約於1200年出現在德意志。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 新時代降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塔樓上的鐘擺見證了這一切。習俗變了。1648年，時年十六歲的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命令所有城市禁止「世俗的娛樂活動、惡魔的作品、撒旦的歌曲和醜行（表演）」。違反者第一次將受棒擊，若是再犯，將再次遭受棒擊，之後即遭流放。此外，所有樂器都會遭到沒收和銷毀。 不過，1672年，阿列克謝沙皇允許一個德國的巡迴演出團在途經莫斯科時，向宮廷展示「他們的藝術」，演出《阿爾塔薛西斯的喜劇》，內容取材於《以斯帖記》。但自從禁止「娛樂活動，惡魔的作品」以來已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此時的莫斯科也有了一家劇院。歷史學家解釋說，沙皇剛剛再婚，他年輕的妻子娜塔莉婭·納雷什金娜愛玩，愛著她的阿列克謝只能滿足她的要求。不過，有一點無須懷疑，君主對娛樂活動態度的轉變確實反映了國家內部出現了變化。同樣明顯的是，動力既來自西方，也來自克里姆林宮。 不過，那個時代並不歡樂，年輕的沙皇很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剛滿十八歲的時候，他就決定結婚。手下召來了近兩百個年輕女孩，然後向沙皇舉薦了六人，讓沙皇選出能討他歡心的人。鮑里斯·莫洛佐夫是此次婚事的組織者，他覺得阿列克謝選錯了對象。這位皇太子的教師自從自己的學生登上皇位起就承擔起了管理國家的重任，他想通過婚姻來緩解眼下的局勢。沙皇選了宮廷貴族伊利亞·米洛斯拉夫斯基的女兒瑪利亞為未婚妻。莫洛佐夫後來會娶她的妹妹為妻。1648年1月16日，舉辦了阿列克謝的首次婚禮。這是一場很不錯的姻緣，因為阿列克謝深愛自己的妻子，後者為他生了十三個兒子。莫洛佐夫六十歲的時候還與很年輕的安娜·米洛斯拉夫斯卡婭結了婚，但這場婚姻並未給沙皇的寵臣帶來幸福。阿列克謝的英國醫生S. 科林斯講他在莫斯科度過的十年時間時嚼了幾句舌頭：「莫洛佐夫夫婦沒生出孩子，卻生出了猜忌，老波雅爾的年輕妻子終於見識了手指粗的皮帶長什麼樣。」 但夫妻之間的問題還不是最重要的。1648年5月25日，一批莫斯科人攔下了正要進入教堂的沙皇，向他抱怨莫洛佐夫及其手下人列昂斯·普列奇切耶夫和彼得·特拉哈尼奧托夫管理不善，前者負責地方事務衙門，聽取民眾的陳情，後者負責火炮衙門，對「軍職人員」異常殘暴。民眾指控這三個人好幾次增收鹽稅。 1647年設立的鹽稅激起了極大的民憤，遭到了快速鎮壓。但民憤還是存在的，還有其他許多不滿的莫斯科人要求懲罰設立此稅種的人。沙皇最終說服民眾，使之散去。後來還爆發了起義，相當暴力：起義者沖入克里姆林宮，將莫洛佐夫及其助手的宅邸洗劫一空。次日就爆發了騷亂。為了拯救自己的朋友和老師，沙皇將普列奇切耶夫和特拉哈尼奧托夫交給民眾任其處置，但民眾拒絕交出鮑里斯·莫洛佐夫。城裡發生的火災轉移了騷亂者的注意力。有傳言說只要把普列奇切耶夫的屍體扔進火堆里，就能使大火熄滅。據奧列亞里烏斯說，在這之後，火勢就平息了下來。莫斯科的騷動後來在歷史中稱作「鹽稅暴動」。 我們知道，稅收是此次騷亂的首要原因。稅務上對莫斯科民眾壓榨太甚，所以起義不斷，還有17世紀斯捷潘·拉辛的暴動，讓首都風雨飄搖，平和者在位時期尤其如此。但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原因：動亂時代的影響始終可見；外國人在莫斯科人數眾多，他們的影響很明顯，所以才激發了不滿情緒。而且，農民此時已受到完全的奴役（法律層面上），對市民權利的限制也相當嚴重，形如軟禁。教會分裂運動更是在騷亂上來了個火上澆油。 1620年召開的縉紳會議為了解決同約翰·梅里克的英國商行的貿易問題，沙皇和牧首明確無誤地宣布：「汝等須知，由於在莫斯科國所犯之罪孽，戰爭導致處處凋敝，除了關稅和小酒館的錢之外，國庫空空如也。」不過，在阿列克謝統治時期，國家還有兩項主要的收入來源。某些歷史學家將1648年的動盪稱為「小酒館暴動」，暴動者提出了很多要求，其中就有廢除對酒類零售和酒精貿易獲准收稅的特許權。莫斯科人選出的代表團成員向沙皇陳情，他們寫道：「在莫斯科和周邊地區，有依賴牧首、修道院、波雅爾和其他等級者的郊區市鎮……生活在那兒的債主及其隨從……獲准收取關稅、小酒館稅……這樣一來，其他人，僕役及其類似人員，便會生活悲慘，滿身債務……」他們對沙皇說：「任何地方，一切均歸國家。」 莫斯科人受到酒精商人的無情壓榨，他們真心相信「國家的小酒館」里酒水不會這麼貴。他們的要求也體現出了這樣一種意願，即除了國家，誰都別想富。1652年，酒水零售問題得到縉紳會議的審視，會上決定對酒精實行專賣。私人不准零售，每座城市都會設立一家貿易廳，酒水就從那兒發放給零售商和小酒館。這些貿易廳由兩名宣過誓的官員掌管，他們每年要向國庫上繳固定費用。奧列亞里烏斯寫道：「如今，整個國家計有一千家此種類型的貿易廳。它們給君王帶去巨額的利潤。」在酒水零售商那裡，會貼上一張沙皇的諭令，上面發出了這樣的警告：「只要沒有喝到典當十字架，酒徒就不得被叫回去，也不得被小酒館趕走，妻子不得如此對待丈夫，父親、兄弟、姐妹或其他親屬不得如此對待兒子。」事實上，十字架乃是唯一一樣禁止向小酒館抵押的物品。 S. 科林斯住在莫斯科的時候正好是專賣酒水的時期，首都的零售商每年會向沙皇的國庫上繳一萬到兩萬盧布。當時有人指出，小酒館數量極多。莫斯科人說得沒錯：「國家的」酒水是比私人零售商要便宜。價格都是固定的，一桶（二十升）五十戈比。當代有位研究者寫過俄羅斯伏特加的首部歷史著作，他指出，必須優先發明一種新的大眾酒水飲料，伏特加，但他又承認這種酒水的名字在19世紀之前並不存在。直到那時，伏特加在俄語裡的意思就是「小麥酒」（伏特加主要是用穀物釀製的），或者叫作「燒酒」（譯自德語Brantwein）等。 不過，最大宗的稅收還是課取自土地。收取其他沉重的稅收和特定的雜稅是為了維持射擊軍的正常運轉。1618至1663年間，稅收翻了十翻。1650年至1660年間，羅斯和波蘭及瑞典打了很長時間的仗，勞民傷財，當時會定期課取補充性質的稅收，稅額相當於所有財產和收入的5%、10%或20%。徵收這些特殊性質的稅收對城裡的商人和手工匠人打擊尤甚。 1656年，對波蘭戰爭期間，莫斯科政府找到了一種行之有效的簡單方法來充實國庫：軋制銅盧布，其市價就是銀盧布的市價。這兩種金屬各自的價值是62.5比1。隨後再開始用銅盧布回購銀盧布。大量羅斯人受到這種新貨幣的誘惑，畢竟鑄造起來很容易，於是銅盧布急遽增加，大大超過了國家發行的貨幣量。銅盧布的市價快速跌落，而商品價格卻急速攀升。當民眾得知沙皇的岳父大人伊利亞·米洛斯拉夫斯基（彼時為五個衙門的負責人，其中一個就是大型的國庫衙門）瘋狂造假幣時，民眾的不滿便達到了極限。照當時的說法，皇后的父親和財政衙門的負責人為自己印製了大約12萬盧布。照科托什辛的說法，國庫的歲入為131萬盧布，所以我們就知道這筆數額到底有多大了。 1663年7月25日，莫斯科人受夠了：人群沖向沙皇所在的科洛緬斯科耶村，要他交出那些罪大惡極的罪犯。沙皇來到夏宮的台階上，試圖安撫莫斯科人。但照親歷者的說辭，民眾抓脫了他衣服上的紐扣，喊道：「還能相信什麼？」沙皇指天發誓，和其中一個騷亂者拍掌示意。可是，「銅盧布暴動」仍然持續了兩天，最後還是靠射擊軍的干預才將暴亂平息下去。騷亂者受到了嚴厲的鎮壓：大約一百五十人在科洛緬斯科耶村附近被絞死，另一些人受到嚴刑拷打，胳膊和腿被砍掉，還有一些人（數量很少）則遭鞭刑伺候，並被烙上「b」（bountovchtchik，意為騷亂者），打發到西伯利亞，一直在那兒待到死。要到一年後，銅盧布才被廢除。 鹽稅暴動（或曰小酒館暴動，1648）和銅盧布暴動(1662)對當時的人和歷史學家的內心震動不小，因為這些暴動使國家的首都受到了很大的撼動。不過，莫斯科的這兩次起義之間相隔的十餘年，國家各地都出現了無休無止的動亂：諾夫哥羅德、普斯科夫、大烏斯秋格、庫爾斯克、沃羅涅日、托季馬以及其他許多城市。從地圖上來看騷亂的話，就會發現該國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受到的觸動最厲害。本質上來說，這些都屬於城市暴動。但從17世紀60年代下半葉起，頓河地區的哥薩克和農民就出現了無序混亂的狀態；1670年至1671年間，他們在斯捷潘·拉辛的率領下，使之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農民戰爭。 民眾各階層都很不滿，但起義、騷亂、暴動反對的都是現行的習俗和實際狀況，並不反對現存的秩序，而這現存的秩序，其核心就是沙皇。阿列克謝堅信自己的權力來自上帝，自己受到了上帝的啟示。溫和敏感的他斷然摒棄了臣民也有權利，須使之和最高權力平起平坐的想法。沙皇指責一名沒有執行命令的波雅爾：「你拒絕聽從的是誰？是基督本人嗎？」民眾對沙皇也持同樣的看法：他是絕對正義的化身。人民在他身邊尋求庇護，來反抗專斷的權力，並要求獲得他的援助。當陳情書落到他手上的時候，他就會幹預，插手衙門的事務，監督（或設法監督）行政事務。 民眾起義反對波雅爾和衙門裡的官員，反對「惡毒的謀臣」。不過，人民並不反對沙皇的管治，從定義上來講，沙皇就來自上帝。俄語裡有兩個詞用來翻譯自由這個概念：svoboda和volia。前者使用更晚；volia則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Svoboda這個詞源自外國，意指個體自由；volia經常被解釋為以粗魯的、暴力的方式擺脫管治。在阿列克謝的時代，權力哲學和權力的實踐並不會賦予最底層人以volia。因此，只能通過武力來獲取volia。Volia能夠被賦予，也能被「奪走」。這是一個外在的、有形的概念，並不具備svoboda那樣的道德內涵。Volia可以用在兩種情況下：當擁有某種異於常人的力量，如同神話中的人物一般，就能擺脫管治的脆弱鐵鏈；當維繫管治的外部力量突然衰弱之時。 經常出現的情況是，一旦打破鎖鏈，volia就會隨心所欲，恣意妄為。19世紀，普希金在思考自己國家的歷史時，對俄式bount（起義）持提防之心，認為起義「無情且荒謬」。19世紀的這位俄羅斯偉大的詩人浸淫著理性主義，對他來說，bount很荒唐，而對17世紀和18世紀的造反者來說，bount具有深遠且明顯的意義：鹽稅暴動和銅盧布暴動的參與者就是要從沙皇這兒尋求「真相—正義」。斯捷潘·拉辛的軍隊向「皇太子阿列克謝·阿列克謝耶維奇」（沙皇的兒子，起義前即已身故）和「尼康牧首」緊急派去了兩艘大帆船——一艘鋪了紅絲絨，另一艘鋪了黑絲絨。在起義軍里，沒人見過這兩人，但這並不能阻止叛軍為了皇太子尼康，和斯捷潘·拉辛而反抗波雅爾、省長和衙門裡的人。叛亂者由此表達了對阿列克謝沙皇的不滿，但態度比較弱化，因為他們將自己對沙皇的信仰放到了他兒子身上。 鹽稅暴動之後幾個星期，沙皇採納了教會和波雅爾杜馬高層的意見，下令修訂現行的法律。卡·瓦利澤維斯基表明，立法工作是那個世紀的主要任務，還說：「從這方面來看，莫斯科超過了路易十四和柯爾貝爾的法國，要到1663年，法國人才設法起草制訂了『法蘭西法』。」由尼基塔·奧勃連斯基親王領導的委員會從1648年7月16日開始著手這項工作。委員會的任務是在「使徒制定的規則、教父的著作和拜占庭法律」中選擇有利於『沙皇正義』的法條，對之前的君主頒布的諭令和杜馬的決策同舊的律書進行比照，對保留下來的文本進行闡明，添加必不可少的新的指令」。這項工作在很短的時間裡就做了起來。1648年9月1日，縉紳會議召開，1649年1月，新的法典得到採納。這部法典會通行近兩個世紀，直到1833年的新法典出台為止。克柳切夫斯基挖苦道：「這並不是說阿列克謝的法典有多好，而是表明要過好長時間，我們才會有一部滿意的法律出台。」 無疑，法典努力想要處理所有的問題。它有近一千條條款。1767年在克里姆林宮的軍械庫找到了原本，它捲成一卷，有22到26厘米厚，308米長，由959張羊皮紙裝訂而成。 法典確定了社會對國家具有義務，為政府體系確立了秩序。走出動亂時代的莫斯科社會有四個主要群體：「軍職人員」，「郊區市鎮人口」（市民），「農村人口」，農奴。這樣的分類首先是以各群體所負的義務性質來進行區分的：第一類在軍隊或行政崗位服役，服務於國家；「郊區市鎮人口」以其所從事的手工業或商業來繳稅；農村人口（農民）則繳納農產品。 法典或許是無意之間對所有民眾群體的社會地位進行了精確的分類，對作奸犯科也確立了懲罰機制。大貴族杜馬的貴族、波雅爾、侍臣、宮廷貴族和神職人員都位於階梯的最頂端，緊跟在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君主的繼承人和親王之後。冒犯這些人就會受到鞭刑和坐牢的懲罰。在其他情況下，可以支付罰金，依據被冒犯者的等級，罰金從一盧布到五十盧布不等。斯特羅加諾夫家族靠給國家供應白銀而變得極其富有，自成一個階級：哪怕是對他們最輕微的冒犯，罰金都得「值」一百盧布。損害女性榮譽所受的懲罰要比損害男性榮譽所受的懲罰重兩倍，如果是個處女，罰金就要多四倍。農奴毫無榮譽可言，法律規定農奴的總價值為五十盧布。 截至目前，莫斯科的社會結構表現出了流動性的特徵；我們發現，在這些群體之間還有子群體：「郊區市鎮人口」包含了農業人口、從商的農民，以及那些希望不用再繳人頭稅的人，後者會和地主簽訂合同，讓自己暫時成為農奴。 法典壓制了這種流動性，將「郊區市鎮人口」固定在了城市裡，禁止他們「從事服務工作」，不得簽訂農奴合同，甚至不得離開郊區市鎮，前往另一處。城市成為行政管理中心，官員和「郊區市鎮人口」都住在那裡，後者負責養活前者。於是，城市在國家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中便不再起到重要作用。 法典終於將農民固定在了土地上。法律禁止變更所有者，農民也就真的受到了奴役。調查在逃農奴的時效概念遭廢除：無論何時何地，逃亡者都可以被交還給地主。因此，農民徹底和領主捆綁在了一起。同時，他們也和國家捆綁在了一起，替地主幹活可確保從物質層面幫助地主履行義務，這也就等於是在為國家服務。農民受奴役大大增加了宮廷貴族的分量，動亂時代波雅爾落敗之後，宮廷貴族就成了占有主導地位的階級。經統計，1678年全國有88.8萬人從事農耕，其中10.4%屬於農民或郊區市鎮小資產階級自由民，13.3%屬於教會，9.3%屬於宮廷，10%屬於波雅爾，57%屬於宮廷貴族。 在隨後的兩個世紀內，農奴（受奴役的農民）在人口中占了絕大多數，成了俄國體制的一個很大的特徵，這既是國家權力的來源，也是國家衰弱的起因，在莫斯科國轉變成俄羅斯帝國，以及國家日益落後中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奴役的本質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但基本上和1649年羅斯應課稅民眾的狀況是一樣的。 法典強調了農奴和奴隸之間的區別。對農奴制的真正本質表現得最清楚的一點就是，法律禁止將農奴作為奴隸進行買賣，我們知道，買賣的話就可以不用繳稅。奴隸和農奴之間的本質區別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前者是某人購買來的，是其私有財產，而後者就像法典不厭其煩再三重複的那樣，是國家的財產。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解釋道：「國家禁止個人成為私人財產，並不是為了保護人或公民，而是為了保存士兵或納稅人，這是為了自己著想。法典並沒有以自由之名廢除人的不自由，而是以國家利益之名，將人的自由轉變成了不自由。」這位歷史學家如往常那樣，言簡意賅地概述了自己的思想：「個體自由成了一種恩情，靠鞭刑來支撐。」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所說的「個體自由」是「農奴身份的自由」，承認將兩種矛盾的概念結合起來是有可能的。農奴會以為自己「自由」，因為他們和奴隸不同，奴隸是領主的私有財產，而他們屬於沙皇所有。俄羅斯第一位政治經濟學家伊萬·波索什科夫（約1652—1726）在彼得大帝統治時期，寫過《論貧窮與財富》一書，他指出領主擁有農民的臨時使用權，但後者「永遠（屬於）沙皇」。君主將農奴託付給地主，讓他負責徵稅，將之轉變成國家的財務代理人。存在一個至高無上的主人和庇護者絲毫無助於減輕農民艱苦的狀態，但農奴並不覺得自己是地主擁有的純粹的奴隸，因為在領主之上，還有沙皇。 16世紀至17世紀出現了村社，這個現象反映了特殊的農奴依附性質。19世紀，在長期無人關注的情況下，突然「出現的」村社成了意識形態激烈爭論的對象，其迴響甚至一直傳到了20世紀末。村社囊括了所有村民，起初是一種為了方便在農村收稅的工具。村社社員都有徵稅的責任，並以此在所有人之間分配人頭稅的納稅額度。漸漸地，村社就成了一種集體管理的形式：分配農民耕種的小塊土地，給逃亡者設置障礙（逃亡會減少社員的數量，這樣一來，留下來的人須繳納的稅費就會增多），後來，還負責指定由誰去軍中服役……決策都是由村社全體社員參與的大會做出的。村社是一種直接民主制的形式。庫爾特·維特佛格爾在其所著的《東方專制主義》一書中認為村社是「貧民民主制」。對村社社員而言，這是一種集體存在的形式（俄語稱之為米爾）。直到1917年由臨時政府主導的正字法改革之前，書面上很容易區分「世界」（俄語的米爾同樣也解釋為世界）和指稱村社的米爾。後來，這兩個詞採用了同樣的正字法，以此來強調這兩個概念的相似性。對俄羅斯的農民來說，米爾—村社就是一個他們生活於其間的世界，他們經常搞不明白還存在另外的世界；米爾—村社是一個人人平等的世界，因為任何人都沒有權利，但所有人都負有同樣的義務。 保守派歷史學家和法學家鮑里斯·契切林(1828—1904)言簡意賅，說俄羅斯的歷史就是一部奴役的進程史。中世紀時期，儘管存在奴隸，但相當部分的民眾都是自由人。波雅爾、僕役和農民可以從一地去另一地，從一個公國去另一個公國，他們以自由簽署的契約為基礎，只是暫時聯繫在一起。這種遊牧狀態和新的國家秩序並不相容。當莫斯科沙皇著手構建統一的國家大廈時，便強迫社會所有階層服徭役。遷移遭到禁止，自由消失不見。「首先將波雅爾和僕役固定住：自由人轉變成君主的奴隸，終其一生都得服務於人。然後就輪到了『郊區市鎮人口』（市民），最後就是農民。為了讓『軍職人員』能夠服役，就必須向其提供生計，可是政府劃撥給他們的空地沒法做到這一點；因此，就必須將民眾綁縛其上。於是，對一些人的奴役也就導致對其他人的奴役。」這套條理分明、四平八穩的方案吸引了鮑里斯·契切林的注意，農民獲解放和俄羅斯解放進程之後二十年，他寫下了上面這些文字。對這位歷史學家而言，俄羅斯解放進程之初，是貴族先得解放，然後是都市民眾，最後輪到農民。 鮑里斯·契切林得出結論：「廣義的農奴制無疑是對社會的發展有所貢獻的；多虧了它，俄羅斯才成為強大的、有文化的國家。」 法典將民眾固定了起來，相當明確地規定了占據主導地位的新的社會階層宮廷貴族的地位（pomiestiés被提高到了votchinas的程度，這就等於是在說這些都是世襲領地），從而解決了國家政府的問題，在國家內部，所有人都占據了一個規定好的位置，所有人都被排列在格子櫃中。從那時候起，即便有所改變，也不具備改革的價值，只是實際考量而已，換句話說，就是對舊體制的不滿。他們的目的是找到的新的方法來處理舊的問題，而這箇舊問題已成為17世紀下半葉最棘手的現實問題：怎麼才能從民眾手上拿到以敷軍隊之用的最大限度的金錢？ 找到的第一種方法就是中央集權。法典設法讓異常複雜的集中管理機構多了一點秩序，設立了近五十個衙門及依附於它們的行政管理機構。每個衙門為了能掌握儘可能多的職能，導致彼此之間職責不清，一片混亂。皇宮衙門是連接所有其他衙門的機構，負責宮廷的運行，但它們也無法向沙皇提供一副長筒襪或手套，因為這些東西都屬於負責外交事務的外交事務衙門。秘密事務衙門首先負責捕獵鷹隼，我們知道阿列克謝嗜好這項活動，對此頗為懂行，除此之外，該衙門還負責生產榴彈，某些歷史學家認為這個衙門是政治警察的雛形；沙皇還通過該衙門郵寄私人信件，尤其是外交和軍事領域的信件。維護國家秩序的職責就落到了刑事衙門的身上。法典還將「君主言行衙門」納入政府的體系當中，而這個衙門就是政治警察名副其實的前身。只要說出這個具有魔力的詞「君主言行」，就足以讓預審法官瞬間明白和他對話的那個人對國家罪行自有看法。不過，他們還是會給潮水般湧入的檢舉揭發信設一個限，其原則是：「對告密者先用鞭刑伺候。」儘管告密者都是心甘情願來告密的，但最開始用鞭刑伺候還是為了確保他們說的是真話。 除非把衙門的數量增加也算作改變，否則，古老的衙門體制根本就沒有變化。不過，地方行政管理部門還是有所創新的。中央集權機構從此以後就有了省長的職責。直到那時為止，這個頭銜都指的是軍事將領。法典用這個詞指稱所有被派往地方替君主進行管理的中央行政部門的代表。省長代替了總督，法律允許他們在各省自肥，以感謝他們忠心耿耿的出色服務。自此以後，省長就成了國家的代表。采邑制度這種陳舊古老的體制允許領主靠自己負責的地方來自肥，不過（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這種制度儘管遭到了廢除，但習俗絲毫沒變。省長不受國家俸祿，但可接受贈品，接受子民送的「禮物」。各縣區負責司法和治安的機構都聽命於省長。因此，省長就成了託付給他們的地塊上的絕對主人，他們向各衙門負責，也就是說向中央行政管理機構負責。 1649年的法典想要改善國家這個古老機器的功能，增加了監督職能，將所有行政管理職能全都置於自己的監控之下。由此，國家開始逐漸踏上了產生新的國家秩序、警察國家（阿列克謝的兒子彼得大帝在位時期就處在這個過程之中）的路途，從而出現了幾個主要特徵：各個層級均由政府監管以及有警察的存在，經濟完全聽命於國庫的需求，存在一個分枝繁多的管理體系。 警察國家並不會滿足於確定法律準則，它還關心臣民的福祉。莫斯科警察國將這樣的關係推向了極端，甚至嚴令禁止抽菸和吸鼻煙（除非出現嚴重的財政困難）。在嚴打菸草（「魔鬼之草」）的運動中，若是吸菸者被抓現行，就會受劓刑懲處。國家還制定引用伏特加的規定（有財政之需時會鼓勵飲酒）。還明確規定要去教堂做禮拜，每年需強制參加彌撒。 17世紀莫斯科國通行的懲處方式當然不見得會比那個時期歐洲國家的刑法來得更殘酷。之所以經常如此處刑，還是出於對自己孩子的關心。法典便規定了一百四十一種情況下可以使用鞭刑。鞭刑中的鞭子是端部磨尖的短莖皮鞭或羊皮鞭，除此之外，還會經常使用笞杖，也就是用粗如小指的柔韌木杖。 9 教會分裂 尼康和彼得的改革沒有靈魂……由此便開始了對俄羅斯民族心靈的戕害與摧殘……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1974年 人們認為俄羅斯教會分裂就是俄羅斯相當一部分東正教社會與占主導地位的俄羅斯東正教會脫離了開來。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19世紀下半葉，這位俄羅斯歷史學家對教會分裂運動下了一個冷靜、客觀的定義，這與20世紀中葉甚囂塵上的狠批尼康牧首（其行為成了教會分裂的藉口）的現象形成了鮮明對比。我們可以從中得出結論：分裂加深了。 從16世紀起，天主教會就經歷了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這兩個概念還無法應用在東正教會身上。分裂派稱自己為「舊禮儀派」，他們毫不拒斥官方教會的教義，也就是「尼康派」的教義，也不排斥信仰的根基。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把他們稱作異端，而只能稱之為分裂派。」 分裂運動是17世紀最重要的一個事件，其影響直至20世紀末仍能感受得到，運動的緣起是宗教、政治、心理方面的問題積聚太多所致。俄羅斯生活中所有的大問題都反映在了這個運動中：信仰的地位和本質，教會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俄羅斯東正教的作用，新舊教派之間的鬥爭，藝術和科學的關係。 自希臘人馬克西姆的時代以來，分歧都能在聖書中見到。隨著時間的流逝，繕寫者在編輯和翻譯過程中累積了大量的錯誤。菲拉列特牧首時期就已下令將所有城市的舊抄本匯聚起來，著手比較和訂正文本。其繼任者約瑟牧首繼續完成這項工作，將修訂者召至莫斯科，讓他們負責修訂譯文。然而，修訂者本身也並不令人放心。被派往莫斯科的希臘人阿爾塞尼奧斯是這麼寫他們的：「有些人勉強認字，還有一些人大機率不懂輔音、元音、複合元音；至於對文章的八個部分和其他相似東西的理解：體裁、數字、時間、人物、風俗、語態，他們的頭腦里一概沒有。」 1652年，在沙皇迫切的請求之下，尼康在約瑟死後被任命為牧首。沙皇請求了很長時間，直到見到沙皇跪地懇求，他才接受了這份殊榮。尼康問：「你是否會尊重我大牧首和至高聖父的身份，是否會允許我組建教會？」沙皇、宗教當局和波雅爾均發誓會聽命於這位未來的牧首。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說得斬釘截鐵：「在17世紀的所有俄羅斯人中間，我從沒見過一個像尼康那樣令人震驚、如此威嚴的人。當我們認為彼得大帝通常才是『17世紀的偉人』時，這個斷言令人咋舌。」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認可這個評價：「尼康牧首是俄羅斯歷史上最威嚴、最有權勢的人物。」 俄羅斯的第六任牧首突然快速升遷這個現象，只有偽德米特里一世的經歷可與之相比。1605年，尼康出身於農民家庭。後來，他的敵人總會不失時機地說他父親是切列米斯人，母親是韃靼人。他很早就學會了讀寫，對聖書充滿了熱情，二十歲時成了教士。他的學識受到了莫斯科商人的注意，後者便邀請這位年輕的神父來首都。自己三個孩子的死亡讓尼康大受震動，他說服妻子戴上面紗，自己則進了修道院，改名尼康。他被選為科卓謝爾斯克修道院院長，於1646年來到莫斯科，並按照傳統，去見了沙皇。這位時年四十歲的修士給阿列克謝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沙皇的請求之下，尼康被任命為諾沃斯帕斯基修道院修士大司祭，羅曼諾夫家族的陵墓就在修道院內，阿列克謝經常去那兒造訪。1648年，他成為諾夫哥羅德都主教，在教會等級制中占據了第二把交椅。 都主教在諾夫哥羅德展現了自己的性格特徵，後來他成為牧首的時候，這些性格得到了全面彰顯：野心大，性格粗暴，不跟人爭論。沙皇始終都在支持他。1651年，尼康表明了自己對教會和沙皇之間關係的看法，說服阿列克謝將聖徒腓力牧首（伊凡雷帝下令將其殺害）的遺骸從索洛夫基修道院遷移至莫斯科的聖母升天大教堂。在寫給修道院的一封信中，君主在尼康的建議之下，懇求這位聖徒原諒伊凡沙皇所犯的罪孽，說他「荒唐無禮，妒忌心重，動不動就發火」。這個儀式就是要表明教會的至高無上地位及其地位的正當性，證明世俗政權是錯誤的，損害了教會的權力。 我們說過，教會分裂有多重原因。這場將會撕裂東正教會的衝突直接與牧首的性格以及他同沙皇的關係有關。阿列克謝寫給尼康的信會讓人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沙皇在信中是這麼稱呼牧首的：「光芒四射的偉岸太陽」「靈與肉的導師」「我最最親愛的靈魂上的兄弟」「我的朋友」……當然，阿列克謝的父親米哈伊爾在位時期，菲拉列特牧首也和沙皇共享權力。但菲拉列特是米哈伊爾的父親。而阿列克謝則將牧首放到了自己身邊，因為他對牧首無限景仰，信任他，愛他。尼康是這麼稱呼自己的：「大君和睿智的尼康，莫斯科與全俄以及無數教區的大主教，陸地和海洋的牧首。」 尼康牧首同意指揮俄羅斯東正教會，為其制定秩序，最主要的是強化紀律。他同樣也想好好修訂一下聖書，很久以來他就想這麼做了。 教會分裂運動經常被說成新舊之間的鬥爭。尼康的對手自稱是「舊信仰者」並非沒有道理。不過，事情沒有這麼明朗。過去的真正捍衛者是尼康，他決定返回最初的源頭，返回至拜占庭的古老文本之中，以期淨化俄羅斯各個層級的禮儀，訂正因翻譯和謄寫而出現的錯誤和改動。一開始，並不存在任何拿得出手的迫害和鎮壓方面的藉口。在諸多改動當中，基督之名的拼寫就是一例：改革要求採用Lissous這個拼寫，而非Issous。不是用兩根指頭畫十字，而是要用三根指頭。對尼康而言，這樣的訂正就是在回歸舊教；對眾多東正教徒而言，所謂的革新就是在拋棄俄羅斯所熟悉的傳統。 乍看之下，這樣的爭論似乎頗有益處。尼康的反對者站在堅實的地面上，那就是傳統。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發現這些爭執令人困惑，有種中世紀的感覺，而教會分裂的主要原因就是：「一絲不苟的宗教信仰，形式主義。」《沙皇的帝國與俄羅斯人》一書的作者寫道，俄羅斯人「仍然一半包裹著基督教外衣，一半是異教，宗教上的祝聖儀式極為神奇，稍作改動就會摧毀美德」。這位法國歷史學家幾乎是逐字逐句引用了俄羅斯歷史學家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的思想：「俄羅斯人的虔誠就是儘可能精確地遵循宗教的外在標誌，賦予其象徵力量，使之如同恩寵。」 之所以會對尼康所作的改動產生敵意，有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對科學理性和科學知識持傲慢的懷疑態度。我們知道，尼康下令要找到真正的原本，為此將古書和手稿全都搜羅起來，進行核實。這麼做引起了許多人對牧首的不滿。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羅斯浸淫的是古代的思想模式，對修辭和哲學之類的希臘智慧充斥著恐懼和憎惡的情緒。」這位歷史學家援引了一篇羅斯古代文本：「因為我並未受詞語和理性的教育，並未受辯證法、修辭和哲學的教育，故而我擁有基督的理性。」 第二個理由是對希臘人和拜占庭歷史的態度。阿列克謝沙皇對任何有關希臘的東西都抱有明顯的好感，認為這是東正教世界最古老的根源。這種親希臘的態度源自其祖父，也就是菲拉列特牧首，後者認為莫斯科沙皇就是東正教希臘沙皇（拜占庭皇帝）的繼承者。阿列克謝並沒有僅僅將自己視為全俄沙皇，他還認為自己是普世沙皇，是整個東正教東方的沙皇。尼康也親希臘，在這一點上可謂大力支持。對尼康而言，對聖書所作的改動是一種消除和希臘教會不和的重要手段，畢竟這都是由於羅斯文本內含的錯誤所致。 尼康的反對者完全不反對羅斯沙皇的普世特徵。他們拒斥的是到希臘人那裡尋求東正教真正源頭的做法。尼康的敵人不認可他親希臘的態度，採取了反希臘的態度。他們認為拜占庭之所以衰落，就是因為在佛羅倫薩大公會議上接受教會合併（雖然是短暫合併）所受的合理懲罰。而且，他們還拒絕承認希臘教會的權威性，因為希臘教會遭受了土耳其人的桎梏。從尼康對手的觀點來看，希臘教會反而應該採納羅斯的文本和儀軌。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認為「古羅斯宗教社會建制性的罪惡」是一個存在的事實，這種社會「認為自己是世界上真信仰的唯一擁有者，唯有自己的神性觀正確，認為宇宙的造物主就是它的羅斯上帝」。不過，我們倒是認為這樣的信仰同樣也是力量的源泉，在俄羅斯歷史上最黑暗、最動盪的時期，能將羅斯社會凝聚起來。對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而言，「儀軌和文本本就經歷了很多改變，所以莫斯科人固守其傳統儀軌和文本的做法也就很不合理了」。但這是法國理性主義者的觀點。尼康的行為（趨向於狂熱、無情、血腥）所導致的爭論有一個最具說服力的理由，即兩方都希望從莫斯科身上看到「第三羅馬」。 牧首同樣也是「拉丁化」的宿敵，這點和他的對手阿瓦庫姆沒有區別，後者將成為教會分裂運動的象徵性人物。他們只在一點上存在分歧：阿瓦庫姆只接受現存的狀態，他的目的無他，就是保護「第三羅馬」不受敵人的侵襲，因為敵人正在威脅真正的東正教，他要將外部世界隔絕在外，活在莫斯科的宇宙之中。牧首則想要找到一種方式，將羅斯教會轉變成普世教會，不受莫斯科的限制，將一切有利的因素都吸引到首都來，並擴大東正教的權力和羅斯信仰的影響力。 表面上看，爭論關注的只是羅斯的禮儀，牧首對儀軌進行了激烈的質疑，這是他的一個特點：兩根指頭畫十字，八點交叉十字架（而非希臘的四個分支），儀式隊伍是否向著太陽行進，還有其他一系列爭論點，這些爭論點或是原本就存在，或是因聖書遭曲解才出現。不過，往深里看，這場爭論其實針對的是羅斯國的本質。它既是宗教性的，同時也是政治性的，但也是心理上的。 蘇聯一位歷史學家寫道：17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出現了分裂運動，「這是俄羅斯歷史上人民群眾反封建運動的新形式」。這個斷言是建立在舊信徒參與了騷亂和暴動，特別是斯捷潘·拉辛的起義這個基礎上的。事實上，分裂運動絲毫沒有反封建的定位。相反，大量「封建主」也和「尼康派的」教會破裂，為捍衛自己的信仰而殉道。莫斯科特列季亞科夫畫廊有一件藏品可作見證：瓦·蘇里科夫(1848—1916)的畫《女貴族莫洛佐娃》。畫家表現了費多西婭·莫洛佐娃啟程前去流放的場景。莫洛佐娃坐在簡易的雪橇上，將被帶往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她是尼康不共戴天的敵人，絲毫不願屈服，且將兩根手指高舉過頭頂，表達自己忠於「舊信仰」。費多西婭·莫洛佐娃是最優秀的宮廷貴族鮑里斯·莫洛佐夫的妻子，她的丈夫也是沙皇的老師及近臣的兄弟。此外，因其父親這一系，她還和皇后有親戚關係。費多西婭及其姐妹葉芙多基婭·烏魯索娃遭受了嚴刑拷打，誓不放棄「舊信仰」，結果雙雙死於監獄。 分裂運動就是意識形態上的暴動，反對一切新的、外來的，也就是與之敵對的東西。對新事物和外來事物的恐懼最終在部分信徒那裡占了上風，超過了對沙皇的感情——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沙皇，而是指阿列克謝，因為後者支持牧首。於是，他們就想替換掉阿列克謝，期待「真沙皇」「解放者」的出現。這種期待在宗教上的形式就是狂喜出神。 羅斯國這兩種觀念的衝突在所難免。費多西婭·莫洛佐娃和葉芙多基婭·烏魯索娃是莫斯科最上層貴族的代表，沙皇和牧首都勸她們讓步，但她們還是走上了殉道之路，由此證明「開放」政策的支持者已做好絕不罷休的決定。這並非尼康一個人的決策，他主要致力於給教會帶來秩序（但也得承認，他的野心比這更大）；這也是沙皇及其身邊謀臣的決策。謀臣也在變化：鮑里斯·莫洛佐夫下台，上台的是外交事務衙門長官和樞密官阿塔納斯·奧爾金—納碩金，之後上台的則是阿爾塔蒙·馬特維耶夫。這些人雖然對外交政策都有自己的觀點，但都在致力於擴大外交關係。他們每個人也都支持羅斯積極的外交政策。 米哈伊爾在位時期擴大了和小羅斯的關係，阿列克謝時期繼續執行這項政策。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認為，「基輔學者被轉移至莫斯科是17世紀俄羅斯文化史上的一個大事件」。他指的主要是「神學學者」。17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基輔都主教彼得·莫吉拉(1633—1647)重新恢復了東正教儀軌秩序，比尼康超前了好幾十年，卻並沒有在烏克蘭爆發類似「舊信徒」的抗議活動。彼得·莫吉拉的一大成就就是在基輔創立了一家神學院，培養「神學學者」，而這在當時的莫斯科可謂聞所未聞。宮中大臣奧西普·利季舍夫頗受阿列克謝器重，他將基輔修士葉皮法尼·斯拉維涅茨基召至莫斯科，後者就是在彼得·莫吉拉的學院裡學習的，當時他正在學院教書。隨他而來的還有一批修士，以及希臘修士阿爾塞尼奧斯。葉皮法尼負責修訂聖書，編訂新版本。尼康對這些新來者雖持懷疑態度，但很快就對葉皮法尼·斯拉維涅茨基另眼相看了。從那時起，他就開始支持後者的工作。基輔修士本來學的就是拉丁文，和波蘭的天主教徒都有直接接觸，讓他們來修訂聖書，再加上從天主教改宗東正教的希臘人阿爾塞尼奧斯的加持，便激發了人們對「尼康派」的懷疑，甚而是敵意。 「尼康無靈魂的改革」之後兩個世紀，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認為這些改革才是「對俄羅斯民族心靈的戕害與摧殘」。1656年，尼康在大公會議上提出了自己的信條，他說：「我是羅斯人，是羅斯的兒子，但我的信仰是希臘的。」牧首與其敵人都是羅斯人，後者的主要人物是大司祭阿瓦庫姆。牧首憎恨拉丁信仰，也憎恨拉丁語，程度並不亞於其對手憎恨修改聖書的程度。「為什麼你要用該死的拉丁語來和我說話？」尼康在面見加沙都主教希臘人帕伊斯·利加里德斯時這麼劈面問他，後者來這兒是想讓與沙皇不和的牧首恢復理智。因此，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對尼康的指責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是有根據的，那就是《紅輪》的作者接受了「舊信徒」的觀點，要讓東正教獨占鰲頭，或者用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說法，「將普世教會國家化」。照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說法，彼得大帝後來繼續和「俄羅斯民族心靈」作鬥爭，著手將東正教「國家化」，用現代的說法，就是將教會國有化。 分裂運動是宗教紛爭，是將教會和信徒分裂開來的衝突。然而，尼康在擔任牧首的最後時期，曾與原為敵手、後來悔改的伊萬·涅羅諾夫就修訂古老聖書一事交談過，尼康承認：「雙方都沒錯；我們和同道一起舉行宗教儀式，也沒關係。」從更大的範圍來看，分裂運動具有政治性。「舊信徒」或許並未意識到這一點，從而把自己放在了帝國理念的對立面上。事實上，從15世紀起，莫斯科就一直在行進，雖有過中斷，但方向並未沒變，其目的就是成為帝國。「舊信徒」這麼做就是在讓國家改變行進方向，以捍衛舊信仰為藉口，摒棄擴大邊界求發展的策略。尼康在莫斯科附近建了一座堪比宮殿的修道院，名為新耶路撒冷。修道院的大廳內有一塊銘牌，上面是這麼寫的：此地乃大地中心。幾個世紀之後，馬雅可夫斯基寫道：「誰都知道，大地始於克里姆林宮。」對尼康而言，宇宙中心就在「第三羅馬」的都城內，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同樣明顯的是，莫斯科若要成為普世東正教教會之都（這是他們的目的），若無希臘人出手相助，是萬萬做不到的。「舊信徒」冒著生命危險，捍衛已經實現的東西。對他們而言，目標已經達到，對此他們並不懷疑：真正的東正教信仰就是俄羅斯信仰，凡不屬於這個信仰的就不屬於東正教。 1937年，尼古拉·別爾嘉耶夫寫道：「莫斯科東正教王國就是極權國家。」這個表達法在戰前還很少使用，所以這種說法並不具有後來的意義，哲學家是想強調莫斯科國內部東正教（信仰）和沙皇（權力）之間難捨難分的特點。尼古拉·別爾嘉耶夫以「絕對君主制結出的理論家」為例，後者宣揚沙皇存在的必要性，其存在不僅可領導國家，還能拯救靈魂。 真正的沙皇是信仰的守護者。阿列克謝沙皇損害了羅斯舊禮儀，表明他不可能是真正的沙皇。因此，權力掌握在了敵基督者的手上。權力和信仰之間的「總體性」和有機聯繫就斷裂了。自視為「第三羅馬」的莫斯科國既然是基督的王國，就是正義—真理的王國，而國家權力的所在卻被非正義和非真理把控著。尼古拉·別爾嘉耶夫寫道，分裂運動「對莫斯科第三帝國的理念實施了第一次打擊」，這個理念是要將兩個王國，地上的和天上的王國合為一體。他還指出第二次打擊就是彼得大帝的改革。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在提到尼康和彼得「無靈魂的改革」時，和別爾嘉耶夫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之所以認為是兩次「打擊」，是因為這些改革針對的是俄羅斯的民族意識。 「舊信徒」質疑沙皇的真實性，懷疑他是在叛國。對「第三羅馬」這一理念給以沉重打擊的正是支持修訂文本和恢復最遠古禮儀的「舊信徒」頭號敵人尼康牧首。事實上，後者對「第三羅馬：信仰和權力」這個表達法的第二個詞提出了質疑。牧首認為「教會那一塊必須占上風」，換言之，教會的權力要優於沙皇的權力。知名的斯拉夫派尤里·薩馬林(1819—1876)寫道，尼康想「在俄羅斯樹立國家內部的教宗至上論」。 除了宗教和政治因素之外，心理因素和個體因素也須考慮在內。在1655年的祈禱書修訂版前言中，阿列克謝沙皇和尼康牧首成了「上帝所選的二元組合，擁有神聖的智慧」，後面跟著「所有的生者，置身於君主的權力之中……受著君主的唯一的指引，他們當用歡樂的歌聲，榮耀將他們提升起來的真正的上帝」。 在莫斯科國，只要存在雙重權力，就會有麻煩。尼康占據高位，宮廷對此日益不滿。確實，牧首的所作所為是在讓全世界都起來反對他。他獨斷專行的做派，火山熔岩般的脾氣，無邊的傲氣，使那些不得不聽命於他的人既感到害怕，又覺得憤懣。他太嚴厲，難相處，在行政事務上時常表現得氣量狹小。為了監管神職人員，他設立了自己的警察和射擊軍。他傲慢自大，野心勃勃，一直對世俗事務插手干預，導致波雅爾也群起反對他。最終，他那擁有至高權力的庇護者沙皇也開始對他冷淡起來。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給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繪了一幅肖像，他說沙皇完全離不開朋友，所以老是會受那些人的影響，可他一旦恢復過來，發現自己在依賴他人，便會突然覺得友誼讓他難以忍受。 由於察覺到沙皇對他態度生變，尼康便於1658年7月決定放棄牧首一職。阿列克謝猶豫不決，不想對老朋友下手太狠。教會高層對如何撤銷其牧首頭銜的流程眾說紛紜，終使教會無主的情況一直延續到了1666年11月。大公會議在亞歷山大里亞牧首和安條克牧首在場的情況下，譴責尼康讓沙皇成為拉丁化的支持者，指責羅斯教會接受拉丁教義；沙皇這才決定免去尼康的職務，將他流放至別洛奧澤羅的聖特拉蓬塔斯修道院。後來，他在別洛奧澤羅的聖西里爾修道院更是嚴守隱居規則，於1681年死於該修道院。 歷史學家提到了尼康身上的正面特質（採用其同時代人的證詞）。但導致他衰落的都是負面的特質，而這在羅斯教會分裂中影響更重大。所有的事情都讓人覺得修訂聖書不會有事。基輔都主教彼得·莫吉拉就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證據。同樣有理由相信，如果尼康不離開牧首寶座，不在衝突正酣的時候拋棄教會，分裂運動就不會出現轉折，官方教會就不會進行公開鎮壓，「舊信徒」也不會絕望地進行抵抗，逃往深山老林，逃進沙漠，或集體自焚。 舊禮儀的支持者堅信這樣的事實，即羅斯的聖徒是以他們為中介向上帝說話的，他們中有些人就是「真信仰」才華橫溢的布道者、熱情洋溢的宣教者。我們知道，與尼康革新作鬥爭的早期最傑出的鬥士就是大司祭阿瓦庫姆(1620—1681)。分裂運動的兩個重要人物之間存在許多令人震驚的共同點。和尼康一樣，阿瓦庫姆也出身於農民家庭。他因宗教狂熱和舉辦驅魔儀式而為人所知。1647年，他和未來的牧首同時期進入了上帝之友的圈子，沙皇是裡面的熟客，而他也很快就躋身領導人的行列。由於發現「革新」會損害東正教，他便向尼康和「尼康派」宣戰，展示了自己堅定的決心（他在分發至羅斯全境的誓詞中說自己是「耶穌基督」派遣來的）、對「屬靈」權力的意願，以及絕不容忍的態度。 他的信條很簡單，而且不接受任何闡釋：「我會大聲號叫直至死亡……永遠如此！」阿瓦庫姆遵循了這個原則，以後將會經受極大的苦痛。他生命中的最後十四年時間一直被關在極北地區普斯托澤爾斯克的地牢內，就著乾麵包和水維生。他在一封寫給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之子費奧多爾沙皇的咄咄逼人的信中，揭發了沙皇已故的父親和約阿希姆牧首，這也決定了他自己的命運。1681年4月1日，他和兩名同伴都被送上了火刑架。 阿瓦庫姆是科學的宿敵（因為修辭家和哲學家不可能是基督徒），大肆炫耀自己的「無知」，說自己「頭腦簡單，純然無知」，不過他在身後留下了五十篇文本：宗教對話，對教義問題的爭論，神學論文。他的《主教士阿瓦庫姆自述生平》(1672—1675)占有一個特殊的地位，是第一次嘗試使用俄語的文學作品，而且相當成功。在寫給沙皇的信中，阿瓦庫姆試圖說服沙皇放棄使用希臘語：「因為你是羅斯人，米哈伊洛維奇，不是希臘人。你要用自己天生的語言來表達自己；永遠不要在教堂里，在自己家中，在日常講話中貶低俄語……上帝對我們的喜愛程度不亞於對希臘的喜愛程度：他透過西里爾和美多德，將用我們語言寫就的經文傳遞給了我們。我們還有什麼奢求？難不成要使用天使的語言？現在我們是不被允許這麼做的，普世復活之前是不可能的。」 主教士的《生平》並不是用「天使的語言」寫就的（阿瓦庫姆大量使用「不得體的」語詞，他謙虛地稱之為「非規範」語言）；但正如一位俄羅斯文學史家所寫，「他使俄語成為羅斯作家首先使用的語言」，且得出結論：「無論從力度和趣味上，傾力使用極富表達性的日常語言上，還是產生極具文學性的效果上來看，俄羅斯任何一位作家都無法超越他。」 阿瓦庫姆的《生平》是俄羅斯人寫的第一部俄語自傳，是鬥士與其敵人無情鬥爭之書，臨死之前，他仍然在捍衛自己的理念，向（塵世和屬靈）權力發起咄咄逼人的挑戰，由此揭開了俄羅斯新文學的序幕。弔詭的是，俄羅斯新文學的第一部作品竟然是一部狂熱捍衛舊信仰和傳統理念，與外國人、外界作鬥爭的作品。 對教會而言，分裂運動最嚴重的一個後果就是教會喪失了許多世紀以來所享有的政治功能。當然，教會還是保留了一些特權：領地，司法裁判權。但這些也都是因為阿列克謝沙皇優柔寡斷所致。彼得大帝則斬釘截鐵，最終使教會臣服在了國家之下。 教會之所以衰弱，是因為國家權力強化之故。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提到索洛夫基修道院的暴動，說他們拋棄修訂過的聖書，一連好幾年依靠自己的武裝力量，擊退了決意要使之臣服，想讓他們「正確」祈禱的沙皇軍隊的進攻。科斯托馬羅夫的結論是：「我們可以放心地斷言，半數大羅斯都脫離了教會……羅斯民眾對塵世權力和屬靈權力憋了一肚子火，全都歸附到了分裂運動那一邊。」帕維爾·米留科夫說的也是一回事，只是說法略有不同：「遵循教會［官方教會］的人數很少，其中有的人已超越了『舊信仰』，但大多數人對宗教都無感。」信仰堅定的信徒離去，也就意味著留在「教會範圍內」的那些人都沒什麼熱情。 從社會學層面對舊信仰支持者所作的分析，可澄清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的這個「半數大羅斯」的說法到底是什麼意思。有等級的教士是最先起來反對尼康革新的。隨後又有「郊區市鎮人口」加入，這些人被稅收重負壓得喘不過氣，認為尼康是個很可怕的對手；而且，這些人還要受外國商人的競爭，我們也知道，在莫斯科國，外國商人享有一系列特權。教區民眾要比農民階層精力更充沛，更敢幹，而且也更富裕，這是一股頗為可觀的社會力量。再加上一部分射擊軍（另一部分加入了農民行列）的加入，他們的力量就更厲害了。在這之後，不僅受奴役，而且赤貧的農民階層便與「舊信徒」聯合到了一起。最後，還有一部分波雅爾也起來反對官方教會。破落的貴族大家族都還保留著伊凡雷帝以來國家對他們嚴厲打擊的記憶，於是都歸附到了叛軍這一邊。 分裂運動對「第三羅馬」的沉重打擊使這個觀念發生了轉變，卻未將其消滅。斐洛泰的預言是國家和教會緊密聯繫的意識形態基礎，給兩者帶來了好處，使之得到了提升。國家不再與教會聯合，而是將提供給後者的資源全部撤除，等到合作夥伴變得衰弱，就讓它為自己服務。下一個世紀初，羅斯國將正式成為俄羅斯帝國，莫斯科也將把位置讓給「第三羅馬」的新都城：聖彼得堡。 於是，基本的教義最終發生了轉變：在「東正教羅斯」這個概念中，羅斯這個詞占據了上風，也就是國家占據了上風。 1993年，一位俄羅斯作家寫道：「俄羅斯，我們的信仰！……上帝想讓俄羅斯重生，它是星球的大腦和心臟。」 10 南方與北方 原本防守性質的戰爭逐漸變成了進攻，這一切轉變得不知不覺，不以莫斯科政治家們的意願為轉移……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並不是只有俄羅斯經歷了防守向進攻的轉變；一個國家若是不具好戰性，防守鮮少能取得成功。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指出，這個演變過程完全「不以『莫斯科的』意志為轉移」，但他也認為這些戰爭「是由先前王朝的統一政策直接導致的，是想要奪取莫斯科國尚未掌控的部分羅斯大地所作的鬥爭」。這位19世紀人氣最旺的俄羅斯歷史學家對關於俄羅斯帝國史上這個重要篇章的傳統觀點作了極好的歸納，那就是：小羅斯併入了莫斯科國。 「不以莫斯科政治家的意志為轉移」這一表達法說明了阿列克謝沙皇的觀望態度，他一直以來都沒有下定決心接受小羅斯這份令人難以置信的禮物。「統一政策直接導致」指的是未曾間斷的策略，最開始的是留里克王朝的伊凡四世，他奪取喀山的行為成了帝國大廈建構中的第一塊基石，一直到阿列克謝·羅曼諾夫，他最終接受了到目前為止從未曾屬於過莫斯科國的土地，雖然許多世紀以前，這些土地也曾是羅斯大地的組成部分，那就是：古基輔羅斯的領土。對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而言，有一個事實不容懷疑：「統一」已經實現了。他的歷史學家同道無論政治觀點如何，對此均未提出質疑。19世紀末，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寫道：「親烏克蘭派和小羅斯的詩人對俄羅斯的威脅程度，和普羅旺斯文學的復興對法國統一的威脅程度一樣，而在南方的奧克語詩人那裡，心驚膽戰的警察有時會認為這不只是背離語言規範用法這麼簡單。」1992年，列夫·古米廖夫在講到小羅斯的時候指出，1654年，「在莫斯科沙皇的控制之下」，「以人民所持的世界自然觀為基礎來這麼做，這樣的選擇證明是正確的」。如果說這位歷史學家夢想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友誼永不破」，那他就是在自欺欺人，因為他的書墨跡未乾，烏克蘭就已宣布成為主權國家。獨立的烏克蘭是基輔羅斯、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小羅斯，以及1917年革命之後短暫存在的烏克蘭國的歷史的延續。 「小羅斯的問題」——某些歷史學家就是這麼指17世紀後半葉的那些事件的——在涉及莫斯科國之前，就是波蘭的國內問題。17世紀中葉，烏克蘭的邊界可以在波立聯邦的地圖上找到。我們知道，烏克蘭這個詞指的是華沙和克拉科夫東南邊境地區，位於第聶伯河兩側，與莫斯科國、韃靼的克里米亞、擁有多瑙河公國的奧斯曼帝國、匈牙利接壤，它也是蘇丹的附屬。 拔都入侵之後，南部羅斯就成為立陶宛大公國的一部分。1569年波蘭和立陶宛成立盧布林聯合，成為一個統一國家，即波立聯邦之後，這部分領土就由波蘭控制。在立陶宛，近十分之九的農民都是自由地主；而在波蘭，農民階層全都受到了奴役。政府將羅斯南部肥沃的土壤賜予波蘭大貴族，這些大貴族便實施了農奴制。通常情況下，他們的地產都是龐大的大農莊，利潤極為豐厚，而這是對農奴進行無情剝削所致。烏克蘭的特殊性在於其開墾土地的體系：波蘭大貴族同意將地租給猶太人，而後者就在自己的領地上徵稅，這樣就代替了地主，但可享有一切權力。因此，農民的怒火全都集中到了承租土地的人身上。 不過，烏克蘭農民條件雖然艱苦，卻不見得比羅斯的農民更糟糕，後者受羅斯東正教領主的剝削。烏克蘭和莫斯科國之間的主要差別在於烏克蘭存在哥薩克。16世紀中葉，創立了扎波羅熱城寨，由於存在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哥薩克自由共和國便取代了波蘭政府。波蘭領主剛來到南方大草原的時候所見的自由農民均已成了農奴。而哥薩克並不屬於現行國家範圍之內；從另一個方面來看，要消滅他們也做不到。更何況，有時候，波立聯邦還會找他們幫忙，來和韃靼人、土耳其人、瑞典人或莫斯科打仗。1646年，2400名哥薩克在得到波蘭國王的同意之後，前往法國，參與了從西班牙手中奪取敦刻爾克的戰鬥。 因此，哥薩克肯定是有用的，但他們為所欲為，頗為危險。他們的主要活動，如他們自己所說，就是「哥薩克麵包」，即對土耳其和韃靼人的土地進行劫掠。他們不僅是無與倫比的騎手，也能出色地駕馭恰伊卡船（輕帆船）。不到六個星期，哥薩克就能造出一艘木船，船身裹以椴樹皮，再抹之以焦油，可運載40到60人。兩個舵分別在船艏和船艉，共有10至16把槳，所以恰伊卡船機動靈活，行駛速度很快，土耳其的戰船根本無法與之相比。騎兵和戰船對安納托利亞沿海地區的劫掠讓土耳其人又恨又怕，於是就向波蘭國王告狀。我們知道，斯特凡·巴托里想了個辦法，使哥薩克既不至於冒犯別人，又能保留其功用。政府設立了徵兵處，徵召數量有限的哥薩克（先是500名，後在戰爭最吃緊的時候招募了6000人），給他們發軍餉。 波蘭國王手下的哥薩克分成10個團，由選出來的上校指揮；整個軍隊會選一名蓋特曼、一名埃薩烏（essaoul，協助蓋特曼）、一名主事（或曰秘書長）和一名法官。 除了登記入伍的哥薩克之外，還有城寨里的自由哥薩克，他們只效力於自己的蓋特曼，而且只局限於戰時。 隨著農奴制的加強，哥薩克的自由吸引了越來越多來自波蘭邊境地區的農民。衝突加劇，暴動此起彼伏，遭到了華沙的殘酷鎮壓。由於宗教衝突愈演愈烈，民族和社會衝突也就變得極為尖銳。1569年，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聯合發出了向東正教會發起進攻的信號：教堂被搗毀，教會等級制被肅清，信徒遭到迫害。哥薩克便開始起來捍衛信仰。這倒不是因為他們的宗教熱情有多麼高漲。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扎波羅熱地區一座教堂都沒有，教士不得在那兒傳教。此外，哥薩克在劫掠的時候，對東正教和天主教的膜拜場所搶得同樣起勁。因此，哥薩克之所以揮舞東正教的大纛，是因為這可以使他們的鬥爭變得更神聖。1620年，動亂時代支持波蘭人打莫斯科的扎波羅熱哥薩克的首領彼得·薩嘎達什尼終於說服正在基輔的耶路撒冷牧首為基輔都主教祝聖，給主教授神品。 神智清醒的波蘭人都很清楚烏克蘭農民的艱難處境。他們中間流傳著一首拉丁語的四行詩，很好地解釋了暴動的起因：「榮耀的波蘭王國是貴族的天國，猶太人的天堂，農民的地獄。」農民和哥薩克的不滿就變成了武裝暴動。事實上，並不是只有職業軍人哥薩克才會有武器。經常成為韃靼人入侵犧牲品的農民也有。相繼爆發的暴動並不是反對國王的權力，相反倒像是在向國王請願：請求他恢復被領主、猶太人、天主教與合併教派高級教士棄之如敝屣的正義。 1632年，哥薩克代表團於西吉斯蒙德三世死後來到華沙，要求得到選舉新國王的權利，代表團聲稱哥薩克也是波立聯邦和什拉赫塔的有機組成部分，但他們卻得到了這樣的回覆：頭髮和指甲也是有機組成部分，但長得太快，也會剪掉。 1638年，一起新的暴動被鎮壓了下去，似乎哥薩克也走到了盡頭。有軍籍的人也縮減到了1200人，哥薩克選擇蓋特曼及軍官的權利也遭到剝奪，華沙派了政府的一名委員沒收了哥薩克的土地。接下來的十年就是波蘭對烏克蘭快速密集的殖民時期。 哥薩克百人長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個人所遭受的侮辱——他的鄰居是個波蘭貴族，霸占了他的田產，還與他的老婆偷情，把他十歲的兒子鞭打致死——就成了星星之火，點燃了火藥桶。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逃往城寨，鼓動扎波羅熱人起來造反，呼籲他們為哥薩克的權利而戰鬥。他的指揮才能和外交才能，還有他的個人魅力，以及他喊出的流傳度頗廣的口號，再加上波蘭政府的羸弱，確保哥薩克贏得了一場勝利，一開始就連他們自己都對這場勝利感到驚訝。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為準備起事，不僅向烏克蘭全境送信，激發民眾為信仰而戰、打敗領主，還親自去克里米亞，請求可汗的幫助。4000名韃靼騎兵就這樣來到了烏克蘭，目的是支持哥薩克，再大肆劫掠一番。 韃靼—哥薩克軍好幾次大敗波蘭人（在若夫季沃季、黃水城以及科爾孫）；他們俘虜波蘭的指揮官，奪取了波蘭軍隊的武器。整個東南羅斯就這樣落到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手中。叛軍力量大增的神話有一個目的：數以萬計的農民拿起武器反抗地主，從而增強了哥薩克軍隊的實力。 1648年，就在波蘭軍隊在黃水城慘敗之後沒多久，瓦迪斯瓦夫國王就駕崩了，迫使華沙將注意力從烏克蘭的衝突那兒轉了開去。哥薩克和韃靼人趁此機會，在赫梅利尼茨基的率領下圍攻利沃夫，一直打到了扎莫希奇城門下，徑直洞穿了波蘭的領土。通往華沙的道路此後便向扎波羅熱蓋特曼敞開了。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並不想和波蘭打仗。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在這位蓋特曼的三卷本傳記中，指責赫梅利尼茨基不想乘勝追擊，直插波立聯邦的心臟：「他本可以迫使領主接受最為苛刻的條件……迫使波蘭發生劇變，消滅貴族階層，為國家和社會的新秩序奠定基礎。」這位歷史學家由此得出結論：「他並不是天生這塊料，也沒做好取得如此輝煌功勳的準備。」科斯托馬羅夫是這麼解釋的：「世紀之子赫梅利尼茨基將波蘭社會的概念和習俗拿為己用，關鍵時刻，這些概念和習俗就通過他體現了出來。」 科斯托馬羅夫有理由認為赫梅利尼茨基是「世紀之子」，也有理由強調這位蓋特曼所具有的強烈的波蘭特質。博格丹年輕時和波蘭人並肩抵抗土耳其人，他的父親甚至倒在了戰場上。他發動暴動反抗波蘭人是因為個人所受的苦難導致的，並不是因為敵視波立聯邦所致。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不再繼續圍攻扎莫希奇，而是返回基輔，在那兒打了一場勝仗。民眾認為他就是救世主，是拯救人民使之不再受奴役的新摩西。耶路撒冷牧首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經停基輔，慶祝蓋特曼取得勝利，赦免了他的罪孽，並向他賜福，希望他向「拉丁人」發起新的戰爭。 波蘭軍隊戰敗，就說明他們要開始屠殺波蘭人和猶太人了。這場大屠殺就是猶太民族史上所謂的「大災難」，超過了十字軍東征以來歐洲所經歷的任何一場屠殺。受害者的確切人數始終都未確定。死者數以萬計，近七百座村子和鄉鎮被摧毀。當時的人對哥薩克和農民報復猶太人，連女人和孩子都不放過的殘暴行徑記憶猶新。正是在那個時候，修士大司祭約阿希姆·加里亞托夫斯基（寫過有關天主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冗長著作）在名為《真實彌撒亞》的書（寫於烏克蘭，獻給阿列克謝沙皇）中大聲呼籲：「我們這些基督徒應當將你們猶太人的膜拜場所焚為灰燼，因為你們褻瀆上帝；我們應當把你們從猶太會堂里拉出來，把它們改建成教堂；我們應當把你們從我們的城市和國家趕走，因為你們是基督和基督徒的敵人；對你們揮以利劍，把你們在河中淹死，用各種方式讓你們死亡。」 這不由讓人覺得哥薩克和農民「用各種方式」給猶太人割喉，淹死他們，殺死他們，都是因為讀了約阿希姆·加里亞托夫斯基的書。不管怎麼說，他的書很好地反映了烏克蘭東正教神職人員的情感。 據某些文獻所說，赫梅利尼茨基的大軍至少有15萬哥薩克和農民（後者也將自己看作哥薩克），他們受到了伊斯蘭—格來汗率領的克里米亞韃靼人的支援，1649年夏，這支大軍開始攻打波蘭人。茲博羅夫戰役剛開始，哥薩克進展順利，沖向波蘭人的陣地，新當選的揚·卡齊米日（他是瓦迪斯瓦夫的弟弟）也在其中。但他們沒有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克里米亞汗收到了國王的禮物和承諾，放棄了戰鬥。 茲博羅夫條約簽訂。十年前，這樣的條款還顯得很不錯。1649年，這樣的條款就不夠了。波立聯邦承諾接受由蓋特曼遴選的4萬名哥薩克服役（也就是說列入軍籍）。波蘭軍隊不再擁有在哥薩克領土上逗留的權利。猶太人不得住在那兒。城市繼續遵從《馬格德堡法律》：由小資產階級自治，他們擁有自己的法院，將手工匠人按行業劃分，每種行業均配備紋章和印章。此外，基輔都主教也成了元老院元老。成為終身蓋特曼的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同意讓跟隨他的農民繼續保持原先的地位，但後者的希望是成為哥薩克自由農耕者。波蘭地主返回了烏克蘭。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對享有這麼多的自治權很滿意，還沒決定是否要和波立聯邦徹底一刀兩斷。不過，他同時也設法想要獲得莫斯科——他提議讓自己成為沙皇的臣民——和蘇丹的支持，說願意成為他們的附庸。蓋特曼同樣還和西方國家保持通信。赫梅利尼茨基在戰勝波蘭人的時候，收到了克倫威爾的一封信，克倫威爾呼籲蓋特曼消滅波蘭貴族、羅曼教士、偶像崇拜和猶太人。某些歷史學家認為這封信是偽造的，雖然護國公的理念在信中表達得很明顯。 波蘭議事會拒絕廢除聯邦——這是哥薩克的一個主要要求——也不同意讓都主教進入元老院。於是，戰爭就變得不可避免了。1650年5月，赫梅利尼茨基的韃靼—哥薩克軍隊在柏斯台奇可再次遭遇波蘭軍隊。戰鬥正酣之際，韃靼人逃走了，而且還帶走了蓋特曼。沒了首領，哥薩克的軍隊大敗。1651年9月，在白采爾科維簽訂了新的協定，入軍籍的哥薩克人數降到了2萬人。蓋特曼聽命于波蘭「大蓋特曼」（波立聯邦軍隊的最高指揮官），哥薩克的領土被限定在基輔省區，切爾尼戈夫和布拉茨拉夫被再次奪回，猶太人又擁有了在烏克蘭出租私人領地和王室領地的權利。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從暴動之初就在請求莫斯科的援助，但後者從來不急著答應其請求，這有幾個原因。他們對哥薩克（如他們所言是切爾卡斯人）並無特別的好感：他們對扎魯茨基、利索夫斯基記憶猶新，對偽王手下的那些哥薩克部隊也還記得很清楚。從1648年的莫斯科騷亂也能看出，自由逃民能幹出什麼事來。此外，他們認為請求莫斯科庇護的蓋特曼的態度也模稜兩可，他不僅和土耳其在私下裡談判（阿列克謝得到了通知），而且也沒和波立聯邦徹底斷絕關係。況且，加入赫梅利尼茨基這一方就意味著得和波蘭開戰，這是阿列克謝沙皇最不願做的事，因為他還沒做好這方面的準備。1649年，沙皇總算答應了赫梅利尼茨基的請求，同意「庇護」哥薩克，但條件是波蘭也得同意。尼康積極支持烏克蘭併入羅斯，於是就設法說服阿列克謝，說有必要擴大東正教世界，將之置於莫斯科的權威之下。 莫斯科的外交顯得緩慢、謹慎，就等時機成熟。重要的是不要將赫梅利尼茨基拒之門外，同時又要和波蘭保持正常關係。1650年7月，使節向華沙帶去了莫斯科的抱怨。首先，在某些官方文件里，波蘭人歪曲了沙皇的稱號；其次，波蘭出版了一些「不體面的書」，書中對沙皇和莫斯科國的人民缺乏尊重。使節要求將這些有問題的書付之一炬，印刷廠廠主、印刷工和藏有這些印刷物的地主均應受到懲罰。波蘭人燒了一些書，駁斥了其他請求，但沒想到的是，沙皇竟然威脅要以這些無足輕重的藉口來和波蘭開戰。三年後，新的使節來到華沙，提出了同樣的投訴。但這些投訴同樣遭到了無視。不過這次，波蘭人多了選擇：只要肅清教會合併，不再迫害波立聯邦領土上的東正教徒，沙皇就會寬恕對其名譽造成的傷害。 波蘭人對這些新的要求是無法接受的，但莫斯科已經做出了決定。1653年10月1日，阿列克謝召開全俄縉紳會議，在會上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可以讓蓋特曼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和全部的扎波羅熱軍隊聽命於沙皇？與會者都已得知土耳其蘇丹正在鼓勵哥薩克聽他們的話。縉紳會議便做出決定，由於國王揚—卡齊米日迫害東正教，蓋特曼和所有的扎波羅熱軍隊不用向波蘭君主宣誓；他們自由之後，就能聽命於沙皇了。 1653年12月31日，莫斯科國的使節來到佩列亞斯拉夫爾，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參謀部就設在那兒。1月8日，扎波羅熱軍隊人民大會(Rada)已得知蓋特曼受邀聽命於「東方東正教基督徒沙皇」，於是決定以「小羅斯」之名歸附莫斯科。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在表達感謝的時候，說自己是「最卑微的僕人」「忠誠的僕人和臣民」，並給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起了一個新的稱號：「全羅斯、大羅斯和小羅斯的沙皇和大君，專制君主」。 全俄縉紳會議就這樣決定將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及扎波羅熱全軍聽命於「沙皇的統治」，並和他們在佩列亞斯拉夫爾簽了協定。哥薩克的人數確定是6萬人，他們擁有所有的權利和特權。沙皇給他們撥付了180萬埃非莫克。什拉赫塔同樣享有所有的權利，只要他們向沙皇宣誓效忠。《馬格德堡法律》雖然在羅斯的城市聞所未聞，但小羅斯的城市還是遵守的。而蓋特曼的權利在外交領域受到了極大的限制；若無沙皇批准，他不得和波蘭國王及克里米亞汗保持聯繫。小羅斯（基輔）的城市有義務接受莫斯科的省長，後者並不會介入扎波羅熱軍隊的內部事務。相比白采爾科維條約，哥薩克的領土得到了擴大，但還是在茲博羅夫條約確定的疆界之內。 宣誓效忠、承諾遵守協定之後，人民大會代表團成員要求莫斯科使節以沙皇之名向他們宣誓。但這樣的要求遭到了拒絕。要求國王向臣民宣誓的波蘭模式遭到了摒棄，因為莫斯科認為「波蘭國王背信棄義，並非專制君主，並不會遵守誓言」，而莫斯科沙皇是絕對君主，說話算數。 小羅斯的神職人員極其保守，一直拒絕向沙皇宣誓。1654年7月，他們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團，提出了好些要求：繼續讓小羅斯的東正教會聽命於君士坦丁堡牧首（也就是不受莫斯科牧首的裁判），不得任命莫斯科人擔任小羅斯高層宗教人士，不得向莫斯科移交已受宗教法庭判決的人。只有這些要求得到滿足，小羅斯的神職人員才會向沙皇宣誓。 1648年，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及其扎波羅熱軍隊和波蘭人發生了戰爭；但勝利之後，他們就夢想烏克蘭可以獨立。他們覺得莫斯科是個庇護者、保護者。但在莫斯科國都城，他們只把小羅斯當作沙皇的屬民，暫時同意給予他們某些自治權，急著向他們派遣省長和大批官員。烏克蘭歷史學家格魯舍夫斯基從這些事件當中得出了一個很簡單的結論：「烏克蘭是一個獨立國家：當選的蓋特曼在達官顯貴和軍隊人民大會的輔佐下，統治整個國家。赫梅利尼茨基和達官顯貴在接受莫斯科沙皇庇護之後，想要保留這個政權。莫斯科加以拒絕，因為莫斯科國並非自由國家。」 哥薩克、神職人員和市民為了自己的權利和特權討價還價。只是，農民的地位仍然沒有改變，無論是赫梅利尼茨基軍事上的勝利，還是佩列亞斯拉夫爾人民大會的決議，都沒有觸及他們：農奴制仍然維持著，農民繼續為現在聽命於沙皇的以前的波蘭領主，或新的哥薩克地主，以及向他們課稅的莫斯科沙皇幹活。 那個時代的文獻指出，在接受「沙皇統治」之後不久，赫梅利尼茨基便覺得不堪重負，開始抱怨，一再說：「我沒想到會這樣，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但再怎麼懊惱，也已為時晚矣：莫斯科已和波蘭開戰，目的是保護自己新獲得的財富。藉口一直都沒變：沙皇稱號遭到濫用，存在反莫斯科的書籍。波蘭由於和哥薩克的衝突而遭到削弱，所以連打敗仗。1654年2月，羅斯軍隊開赴戰場，9月，斯摩棱斯克投降。波蘭守軍面對征服者放下了武器，而1634年，謝因督軍的軍隊曾在此向波蘭人投降。 1654年夏，莫斯科國暴發瘟疫。由於沙皇在前線打仗，尼康便著手負責處理國內事務，並成功說服皇后和宮廷離開都城，之後他自己也跑了。瘟疫很可怕，收集到的資料顯示，死亡率達85%至97%。儘管如此，莫斯科軍隊還是在打勝仗，可見國家之強大。1655年，羅斯軍隊占領了白羅斯和立陶宛的幾座主要城市：維爾紐斯、科夫諾、格羅德諾。阿列克謝因此就成了「全羅斯、大羅斯、小羅斯和白羅斯沙皇與大君」。1656年3月，摩爾達維亞督軍艾蒂安懇求沙皇同意讓他們歸附於莫斯科國。6月，莫斯科沙皇同意了這個請求；他對東正教摩爾達維亞的「統治」一直持續到後者成為土耳其蘇丹的附庸為止。 已在和波蘭打仗的莫斯科又向土耳其發起了挑戰。與此同時，它又和瑞典爆發了衝突。克里斯蒂娜女王放棄王位，讓位於自己的堂兄查理—古斯塔夫，後者加冕後，稱為查理十世。受到莫斯科的攻擊後，波蘭似乎變成了瑞典人極易得手的獵物。現在正好是可以解決宿怨的大好時機。1655年7月，瑞典軍隊擁向波立聯邦。9月，進攻者幾乎奪下了整個國家，包括華沙和克拉科夫。在波蘭歷史中，這場和瑞典的戰事被稱為「大洪水」。 波蘭的這兩個勁敵相遇自然是不可避免的。這件事發生在立陶宛，瑞典軍隊來到那兒時，莫斯科的部隊已經在那兒了。立陶宛「大蓋特曼」拉齊維烏由於抵擋不住，便選擇投靠瑞典，與之簽訂協議，這樣一來，立陶宛就成了瑞典的臣屬。 「小羅斯」之結收得越來越緊。瑞典和莫斯科之間開始爆發戰爭。瑞典人按老習慣向普斯科夫方向進軍。他們沒有來到城門前，而是將伯朝拉修道院洗劫一空。特蘭西瓦尼亞王公拉科齊和瑞典聯手，也加入了混戰。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本想和莫斯科拗斷，此時便和拉科齊開始談判。查理十世、拉科齊與赫梅利尼茨基制訂了一個劃分波蘭的計劃：瑞典國王希望統治該國中部地區、波美拉尼亞和但澤，還有立窩尼亞；特蘭西瓦尼亞王公想要小羅斯、馬索維亞和立陶宛，以及國王的稱號。拉齊維烏和哥薩克則同樣獲得了一些殘羹碎屑。 布蘭登堡選帝侯腓特烈—威廉抓時機的能力很強。他擁有布蘭登堡—普魯士小公國，是波蘭的附庸，卻成功獲得了獨立，受到瑞典宗主國的庇護，後來又擺脫了庇護，毛遂自薦成了瑞典—莫斯科衝突的斡旋者。莫斯科拒絕了他的斡旋，但歷史上第一次，普魯士出現在了外交領域。 1656年10月，莫斯科和華沙在維爾紐斯簽訂了和平條約。條款令人意想不到：按照承諾，揚·卡齊米日駕崩之後，阿列克謝沙皇將當選為波蘭國王，羅斯人交還所有占領的領土。沙皇的謀臣對莫斯科外交政策如何定位產生了紛爭，而維爾紐斯條約就準確地反映了這一點。小羅斯被迫在南方和西方之間選擇一個歸附的對象。17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阿列克謝最心腹的謀臣阿塔納斯·奧爾金—納碩金也是傑出的外交官和國務人員，他將在1667至1671年間擔任羅斯首席樞密官，參與彼得大帝的多次改革，他就反對「小羅斯」方針。他一再重複，說並不值得為小羅斯做這麼大犧牲，莫斯科外交政策的最大目標應該是征服波羅的海沿岸，連通大海。照奧爾金—納碩金的估算，莫斯科的頭號敵人就成了瑞典，而非波蘭。烏克蘭人則將莫斯科的這位樞密官看作他們的心腹大患。尼康同樣支持與波蘭和解，他其實是想讓基督徒聯合起來反對異教徒。 莫斯科和波蘭簽訂了條約，但沒告訴赫梅利尼茨基。他派往維爾紐斯的代表沒被允許坐上談判桌。簽約方認為赫梅利尼茨基和哥薩克都是些頭腦簡單的臣民，各國使節在決定他們命運的時候，沒必要聽取他們的意見。赫梅利尼茨基做出反擊，與瑞典和拉科齊簽訂攻打波蘭的秘密協定。1657年夏，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死亡，這些計劃便戛然而止。但對莫斯科而言，對小羅斯的擔心還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赫梅利尼茨基的繼承者，也就是他的兒子尤里，年僅十六歲，在赫梅利尼茨基還活著的時候就已當選。父親死後，由於任務太繁重，他便撒手不管，哥薩克就選擇了蓋特曼的軍中同袍來履行主事的職責，此人就是伊萬·維霍夫斯基。普什卡爾上校鼓動哥薩克起來反對他，依靠的是「窮人」，也就是「沒地方吃住的」農民，這些人就等著能依靠參加戰爭的經歷得到補償，夢想著能成為哥薩克，也就是說獲得軍籍。莫斯科支持維霍夫斯基，後者鎮壓了叛軍。但隨著派往小羅斯的省長的權力越來越大，哥薩克上校和莫斯科當局之間的關係也就愈發緊張。因此，維霍夫斯基在寫給沙皇的一封信中將哥薩克稱作「自由的」臣民的時候，遭到了警告：他得到命令，講到哥薩克的時候，要說「永遠忠於（沙皇的）臣民」。 蓋特曼開始和波蘭談判。從那時起，伊萬·維霍夫斯基在俄羅斯歷史上的位置便一錘定音固定了下來：他就是一個叛徒。歷史學家列夫·古米廖夫說得直言不諱：「……維霍夫斯基站在波蘭人那一方，和波蘭達成政治聯盟，也就是哈佳奇聯盟，將烏克蘭交給了波立聯邦。」對於這樣的指責是這麼解釋的：維霍夫斯基屬於波蘭什拉赫塔。這個事實確實沒錯，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本人也是。蓋特曼的計劃就是支持扎波羅熱軍隊。1658年9月6日，在哈佳奇召開的人民大會（1654年1月8日也在佩列亞斯拉夫爾召開過）批准了和波蘭簽訂的協定。 協定中最重要的一個條款就是波蘭承認烏克蘭的自治，並稱之為羅斯大公國。這也就意味著波立聯邦得到了擴大，為波蘭和立陶宛聯邦納入了第三個成員：烏克蘭。烏克蘭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格魯舍夫斯基一點都不喜歡波蘭，但他也承認：「從政治角度來看，這麼做有兩個積極的層面。」從哈佳奇和平協定所確立的條件看，維霍夫斯基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事實上，條約規定：東正教和天主教在波立聯邦的領土上完全平等；為基輔都主教和五名主教在元老院設立席位；招募6萬名哥薩克；選舉東正教徒進元老院，不能只有天主教徒。條約承認蓋特曼的權威，蓋特曼有權鑄造貨幣。羅斯大公國擺脫了向華沙繳稅的義務。條約還規定：波蘭和莫斯科發生戰爭時，小羅斯保持中立（有這麼一個特殊條款：如果是莫斯科入侵，波蘭人承諾要援助小羅斯）；獲准在基輔開設一座學院，該學院擁有和克拉科夫大學相同的權利；可以自由創建學院、學術機構和印刷廠，還可出版書籍（唯一的限制就是不得冒犯國王）。 議事會經過激烈爭論之後，批准了該條約。對一些歷史學家而言，波蘭根本就沒想尊重這些條件。不管怎麼說，條約顯示哥薩克部分高級軍官不願歸附莫斯科，而莫斯科對哈佳奇人民大會的決議也做出了回應，就是派遣督軍特魯別茨科伊率領軍隊攻打維霍夫斯基。在科諾托普戰役（1659年6月）中，哥薩克由於請來了韃靼人援助，把莫斯科騎兵打得落花流水，莫斯科方面至少損失了5000人。 莫斯科急於結束已和瑞典打了三年的戰爭。1661年，在經過長期談判之後，兩國簽訂了加爾迪斯和平條約，莫斯科損失了被其占領的立窩尼亞全部土地。第二場戰爭是和波蘭打。這次，莫斯科軍隊也是連打連輸，但這並不能阻礙沙皇強化在小羅斯的權力。莫斯科巧妙地利用了哥薩克高級軍官和平民階層之間的不和，內戰將哥薩克撕得四分五裂。人民大會推翻維霍夫斯基，選擇了蓋特曼尤里·赫梅利尼茨基，提出臣服於莫斯科的條件，補足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之前的條款，其中幾項條款借用自哈佳奇和平條約。但這個提議遭到了督軍特魯別茨科伊的否定。1659年9月，在佩列亞斯拉夫爾召開了人民大會，莫斯科軍隊也在場。特魯別茨科伊迫使哥薩克接受新的條件，加在第一版佩列亞斯拉夫爾條約上。這些條款極大地限制了蓋特曼的權力，增加了莫斯科向其派遣督軍的城市數量。 小羅斯這時候便經歷了他們自己的「動亂時代」：蓋特曼們如走馬燈一般改變，有時會有兩人同時領導哥薩克軍隊。第聶伯河兩岸分離得越來越明顯，河的右岸和左岸、西岸和東岸分成了兩個烏克蘭。蓋特曼數量增加，每條河流都有自己的蓋特曼，有時甚至會有兩名。 由於缺乏盟友，他們便開始尋找自己的位置，想要找到一個庇護者。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烏克蘭和鄰國結盟結了遍。赫梅利尼茨基選擇了莫斯科，維霍夫斯基選擇了波蘭，彼得·多羅申科(1668)選擇了土耳其蘇丹（蓋特曼讓人民大會在莫斯科佬、波蘭人和土耳其人之間進行選擇，人民大會傾向於後兩者）；最後，馬澤帕於1708年選擇了瑞典人。其實，小羅斯的蓋特曼的目標就是要保存自己的權力；正是因為如此，他們才會一會兒求助於羅斯人和韃靼人，一會兒又求助於波蘭人和土耳其人。 莫斯科國並不急於回應赫梅利尼茨基的呼籲，而是不急不躁，一旦要將小羅斯併入，就得將占領的領土留在自己身邊。和波蘭的第二次戰爭期間連遭失利，阿列克謝沙皇便想要找到和平的解決方法。阿塔納斯·奧爾金—納碩金也在一刻不停地讚揚和平——甚至和波蘭結盟——的好處。波蘭國王則同意和莫斯科進行和談：烏克蘭右岸的蓋特曼多羅申科決定成為土耳其的臣民，想要將土耳其拉進來，讓它入侵波蘭。但揚·卡齊米日已被波蘭最具影響力的上層貴族耶日·盧博米爾斯基的暴動弄得心力交瘁。照波蘭歷史學家的看法，盧博米爾斯基和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一樣，都要為失去烏克蘭負責。 從安德魯索沃條約(1667)的條款來看，波蘭保留了立陶宛，而莫斯科則收復了斯摩棱斯克、西維利亞和烏克蘭左岸。指導和談的奧爾金—納碩金還獲得了基輔，只不過是右岸的基輔。這位羅斯外交官成功說服波蘭人將這座城市讓給莫斯科兩年時間。「俄羅斯城市之母」後來就再也沒有還給過波蘭。當時的人對奧爾金—納碩金的勝利給出了正面評價：「所有基督徒期待已久的十三年和平在整個歐洲迴響，讓納碩金成為一代接一代人心中的豐碑。」 和談期間，奧爾金—納碩金不僅要對抗波蘭人的觀點，還要對抗阿列克謝的不滿，因為阿列克謝認為他太好說話。奧爾金—納碩金試圖說服沙皇和波蘭簽訂和約，不要提太苛刻的要求：「我們的目標是波洛茨克和維捷布斯克，但如果波蘭人堅決不同意，我們有什麼必要一定要這些城市呢？」這些城市仍然屬於波蘭。不過，奧爾金—納碩金在給沙皇的報告中也提到了放棄小羅斯的可能性，不僅是放棄右岸，理由是要和波蘭結成牢靠的聯盟。阿列克謝以殘存之力否決了這個可能性：「連狗都不值得去啃這麼一塊東正教的麵包［換言之：波蘭人就不應該占據小羅斯西岸］：這種事只有我們罪孽深重的時候才會發生，而我們的意願並非如此。」 這位羅斯外交官並不是因為對波蘭人心懷柔情，才尋求和波蘭結盟的；相反，他認為波蘭人「動搖不定，沒什麼心胸，而且反覆無常」。在他看來，和波蘭結盟乃是實現他宏大計劃的第一步。一旦莫斯科和華沙簽訂和平條約，東正教基督徒就能生活在蘇丹的統治之下（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這樣就歸附到了東正教沙皇的麾下；之後，從亞得里亞海到「德意志人的大海」和「北部海洋」的斯拉夫人就都會紛紛過來。一旦莫斯科沙皇坐上波蘭王座，和波蘭聯合的王朝就成了未來大國的基石。 17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這個計劃似乎變得越來越異想天開：從「動亂時代」以來也就過了五十年，那時候，莫斯科差點就被從地圖上給抹去了。不過，接下來不用一個世紀，阿塔納斯·奧爾金—納碩金的這個烏托邦計劃就要開始成為現實。 莫斯科不得不（「因罪孽深重之故」，就像阿列克謝沙皇所說的那樣）滿足於拿下左岸，也就是小羅斯的東岸。他們在那兒強化自己的存在，不斷地限制哥薩克的權利。1669年3月，在格盧霍夫召開人民大會，羅莫達諾夫斯基親王與會，他是負責邊疆地區事務的督軍，會上選舉了新的蓋特曼伊萬·姆諾霍里什尼，格盧霍夫的條款都得到了採納，確立了莫斯科和小羅斯之間的關係。扎波羅熱軍隊減少至3萬哥薩克，蓋特曼失去了直接面見沙皇的權利，主要城市都配有督軍。從姆諾霍里什尼蓋特曼的命運可以很好地看出這樣的新關係。正如其同時代的人所寫，這位蓋特曼是個大舌頭，尤其是喝醉酒的時候，有一天他講起沙皇的時候話語間頗為不敬，於是他就被判了叛國罪，判定死刑，後獲赦免，被流放至西伯利亞。從佩里亞斯拉夫人民大會那時候起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十八年。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批評了沙皇阿列克謝的對外政策，認為主要的失誤是「小羅斯問題」。對這位俄羅斯歷史學家而言，這個問題「或直接或間接地使莫斯科的外交政策變得複雜化了」，「使之變得更難以處理，陷入了小羅斯錯綜複雜的紛爭之中，精力都分散在了和波蘭的戰鬥中……」波蘭現代史專家諾曼·戴維斯對阿列克謝的政策持有截然不同的判斷：「事實上，烏克蘭成了莫斯科的附庸。莫斯科公國心心念念想要成為『俄羅斯帝國』很快就有了一個現實的基礎。」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指責聽上去有點奇怪：征服使政治「複雜化」，新的鄰國出現，就必須消化吞併來的領土。這位歷史學家不滿的原因現在清楚了，他寫道，在安德魯索沃條約中，莫斯科由於「小羅斯錯綜複雜的紛爭」而放棄了「立陶宛和白羅斯，以及沃里尼亞和波多里亞」，卻仍然留在了「烏克蘭左岸，以及第聶伯河右岸的基輔」。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之所以指責，就是因為小羅斯對莫斯科的歸附沒他希望的那樣又快又好。 只消對地圖粗粗看上一眼就能打消那些疑慮：波立聯邦遭到了相當嚴重的打擊。波立聯邦在「動亂時期」攻占的莫斯科的土地，1619年的時候得到了沙皇的承認，而1634年在波利亞諾沃最終簽訂的和平條約也確認了這一點，現在卻全都交還給了莫斯科；此外，它還讓出了新的領土。波蘭衰弱和莫斯科變強，結果便不可避免地和瑞典遭遇上了。因此之故，安德魯索沃和約之後，便出現了波蘭—莫斯科聯合起來對付北方敵人的可能性。小羅斯右岸，即西岸的這條通道在「土耳其蘇丹的掌控之下」（主要因為波蘭太弱所致），也成了和土耳其開戰的信號，這場戰爭將會占據阿列克謝人生最後四年以及他兒子費奧多爾的整個在位時期。這場極其嚴重的衝突影響了小羅斯和克里米亞的領土，其次生影響就是將莫斯科國納入到了歐洲強國這個合唱團之中。事實上，後者一直都在尋求盟友，想要對付奧斯曼帝國，因為奧斯曼帝國占據著巴爾幹半島，總是夢想著深入西方。 小羅斯歸附莫斯科國產生了一些直接的後果，尤其是那些此時最遙不可及的後果後來漸漸地對莫斯科的命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影響。我們說過，最明顯的後果就是波蘭的衰弱，因此莫斯科得到了增強。接下來的後果，我們再次用科斯托馬羅夫的說法，就是「基輔的學術世界」遷移到了莫斯科。 17世紀初，雅克·馬格雷上尉觀察道：「正因為羅斯人無知，他們才如此虔誠；羅斯人憎恨學識，尤其是拉丁語；他們不在乎上什麼學校和大學；只有教士才會教年輕人讀寫，但這樣的人又很少。」莫斯科國並沒有覺得民眾的無知有什麼問題；如有需要，可以聘請外國人來做技術工作。當教會需要著手修訂聖書的時候，教育問題就被提了出來。首先得有修訂人員吧。後來出現了分裂運動，就需要有傳道者來證明官方教會觀點的正確性。學識成了反對舊信徒的武器，我們知道，舊信徒的大思想家主教士阿瓦庫姆就說過「修辭家和哲學家都不可能是基督徒」，還因自己的無知而倍感自豪。教會宣布必須實行強制學習，當然不是針對民眾，而是針對神職人員。1666年至1667年的大公會議決定：「現命令全體教士向兒童教授讀寫。」 但這樣還不夠，因為教士自己就不怎麼會讀寫。對學校的需求開始出現了。這樣就不得不求助於烏克蘭的東正教徒，這些人受過教育，而且語言相近。和國家共進退的莫斯科東正教會仍然虔誠而平靜，堅信「第三羅馬」的教會無須掌握其他知識，只要掌握使徒教授的知識即可。烏克蘭東正教並不享受國家的庇護，從西吉斯蒙德三世起，國家就對其發動了一場性命攸關的戰爭；而且，它還受到天主教會的迫害，不得不對合併教會進行抵抗，因為後者從它那兒將信徒吸引了過去。教育就是對抗東正教的可怕武器。耶穌會的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出現在了維爾紐斯、波洛茨克、加利西亞的雅羅斯瓦夫、利沃夫、盧茨克、普熱梅希爾，1620年又出現在基輔，1624年則出現在了奧斯特洛，等等。教育使波立聯邦出現了許多可能性。接受耶穌會的教育就得拋棄東正教。烏克蘭出身的貴族都直接轉向天主教，市民們也再次加入了合併教會。 我們知道，1633年，摩爾達維亞大家族的繼承人彼得·莫吉拉被任命為基輔都主教。在他的努力下，先是創建了學校，後又創建了基輔學院，向東正教徒提供教學。關於基輔都主教的生平，尼·科斯托馬羅夫是這麼寫的：「莫吉拉的理想就是成為一名羅斯人，通過自己的教育程度和靈性能力，同國家層面上與之命運休戚相關的波蘭人平起平坐，從而牢牢守衛羅斯的信仰和語言。」 基輔學院及其學生成了一處源泉，莫斯科再從中汲取「專家」，這些「專家」可以幫助莫斯科提升其神職人員的教育水準，打擊分裂運動。 1640年，彼得·莫吉拉向沙皇寫信，設法勸他在莫斯科建一座修道院，基輔的修士就能在那兒教授希臘語和教會斯拉夫語的讀寫。過了一段時間以後，阿列克謝最親近的波雅爾，也是沙皇長子的老師費奧多爾·利季舍夫助他實現了這個計劃。在他召至莫斯科的諸多基輔學者中，有一個基輔學院的學生，後來讓他在那裡教書，此人就是葉皮法尼·斯拉維涅茨基。他後來成為聖書的主要校訂者、教父著作的翻譯者，還自行重譯了《聖經》。他在死前完成了《新約》和《摩西五經》的翻譯。 基輔學院的另一名學生西梅翁·波洛茨基被沙皇召至莫斯科，將在文化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和分裂運動鏖戰正酣時出現的一些持有官方論點的神學文章據說都是他寫的；但他也寫了注重韻律的喜劇作品，演給沙皇看。雖然西梅翁·波洛茨基喜劇中的人物均取自《聖經》，但這仍然算是俄羅斯世俗文學的開端。 向莫斯科遷移「基輔知識界」是一個艱難的進程。剛開始的時候，知識的來源顯得頗為可疑，受到了「拉丁化」的污染，拉丁語也被認為「充滿邪惡」。科學似乎令人無法忍受。當開始艱難掃盲的時候，就有人聲稱存在一種可以區分文論、句子等各個部分的語法。斯拉夫語最初的語法可歸功於1629年的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後者曾在基輔學校擔任過一段時間的校長。儘管斯莫特里茨基的宗教信念不太牢固，後來放棄了東正教，改信合併教派，但俄羅斯一代又一代人都將使用這樣的語法。 小羅斯的影響處處可見：神學領域自然不可少，那是科學中的科學，但也存在於文學領域，以及教育和道德領域。西梅翁·波洛茨基的《教理書》不僅為信仰、十誡奠定了基礎，也可以為教士在告解時所提的問題提供例證，並助其找到答案。《教理書》也對酒徒下了定義：「酩酊大醉之人於次日不會記得自己之前幹了什麼，說了什麼，和誰在一起，怎麼回的家，怎麼睡的覺；而沒有酩酊大醉的人，儘管身形搖晃，卻什麼都記得。」教士便基於這個定義，確定告解者罪的等級。 小羅斯還將一種特殊的建築風格，即「烏克蘭巴洛克」風格傳入了莫斯科。這種風格源於西方，經由波蘭和小羅斯傳入。莫斯科及該地區無數教堂均不按傳統風格建造。建築上的創新可以讓人了解外國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因為莫斯科政府通常都會極其嚴格地監控現行規則的方方面面；當時的典範是建於伊凡三世時期的聖母升天大教堂，規定「建造時不得憑空想像」。 在莫斯科，「基輔知識界」受到了激烈的抵制。不過，不是「進步主義者」和「反動派」之間的對峙。阿瓦庫姆逐字逐句引用了小羅斯傳道者揚·維申斯基的說法：「睿智的拉丁人，用你的信仰和你的智慧，走你自己的路；我們用我們的信仰和我們符合使徒教義的愚蠢，走我們自己的路。」歷史學家、宣道者約阿希姆·加里亞托夫斯基寫過幾本反猶太人、穆斯林和天主教徒的著作，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在描述他的時候是這麼下結論的：「他可以說是徹頭徹尾的無知，他從很小的時候起就被灌輸了那些流行的信仰，學校沒能將之根除掉（學校也確實沒在這方面努力過），再加上極易輕信印刷出來的文字，對凡是屬於東正教會的東西充滿奴性，加之生性極端殘忍，說凡是他覺得不對的，都要火燒、水淹、割喉，但他也有一個毋庸置疑的天分，就是能讓自己的表述和諧圓滿，語言明晰，講話通俗易懂，而且這種鮮活性始終都表明他還是有些天分的……比起其他任何人，加里亞托夫斯基都可以說是他那個世紀南俄文學的代表。」 小羅斯人的出現激起了莫斯科的批評，因為他們為之驕傲的那種科學讓當地的神職人員倍感羞辱；而且，不尊重傳統也會削弱根基，偏愛拉丁語而非希臘語的傾向性似乎也玷污了宗教。不過，激烈的爭論迫使莫斯科教會也開始產生了新的想法，想要對迄今為止所謂的不可觸碰的真理進行討論。1691年，彼得大帝在位之初，莫斯科大公會議宣布西梅翁·波洛茨基、他的弟子西爾韋斯特·梅德韋傑夫（因參與政治陰謀而被處死）、加里亞托夫斯基、彼得·莫吉拉，以及其他「基輔知識界」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反東正教。不過，十年後，在彼得大帝的提議下，小羅斯人又在創建於1686年的莫斯科教會學院中擔任教師。這所學院講授「希臘語—拉丁語—斯拉夫語」，以基輔的方式來教學，大部分學員均來自小羅斯。最終，神職人員中最重要的職位都被小羅斯人把持。 照歷史學家謝·索洛維約夫的說法，莫斯科學院是「東正教會自身所需要的一座堡壘，他們認為自己終究會和宣揚另一種信仰的西方發生衝突；學院不僅僅是一所教學機構，也是一座可怕的宗教裁判所」。但儘管存在種種管制，教會學院的創建仍將發揮重要的作用，使東正教神職人員的教育水準得到提升。再說一遍，這是小羅斯東岸併入莫斯科國所帶來的一個結果。 列夫·古米廖夫認為莫斯科和烏克蘭東正教傳統之間的衝突導致了分裂運動，堅稱小羅斯選擇支持莫斯科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在俄羅斯內部，對烏克蘭人沒有絲毫歧視」。這話說得沒錯，但只針對烏克蘭的某些人，並不涵蓋作為莫斯科國及之後的俄羅斯帝國一部分的烏克蘭人。和之前波蘭的所作所為一樣，莫斯科也在遷就小羅斯的領導層。如果說波蘭人是想要通過宗教來收復被占領土上的精英階層，那麼羅斯人則傾向於選擇向烏克蘭人提供參與國家生活，進入管理層、軍隊、教會的可能性。 深入西南方並不是莫斯科擴張政策的唯一結果。這項政策也要求深入北方、西伯利亞。羅斯的征服者，以哥薩克阿塔曼為首的一小群「自由志願兵」，占據了極其廣袤的領土，那兒本就稀少的部落對火器可謂一無所知。土地廣袤無垠，土著人抵抗微弱，物產豐饒（銀、毛皮），讓征服者垂涎不已。瓦西里·波亞爾科夫來到了太平洋沿岸，發現了阿穆爾河。謝苗·傑日尼奧夫繞著歐亞大陸的東部邊界跑了一大圈，發現了亞洲和美洲之間的通道，比白令（白令海峽後來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早了八十年。葉羅菲·哈巴洛夫占領了阿穆爾河與達烏利亞山脈交界處的土地。葉尼塞河督軍阿塔納斯·帕什科夫經由外貝加爾山脈，深入了阿穆爾河流域。阿瓦庫姆在其《生平》中有許多文字都是寫這個折磨他的帕什科夫的，此人除了擁有帝國建設者的才能之外，還是個生性殘忍、鐵石心腸之輩。 俄羅斯抵達阿穆爾河之後，便第一次和中國打了照面，當時這片土地屬於大清帝國。1652年，哈巴洛夫擊敗了阻撓其前行的中國部隊。和這個聞所未聞的大國爆發的這場衝突引起了莫斯科的興趣。1654年，使節費奧多爾·巴伊科夫被派往中國，他帶了一封阿列克謝沙皇的信件，信中列舉了莫斯科君主的諸多稱號，還追憶了從奧古斯都皇帝及其祖先留里克親王開始的沙皇譜系。行前，巴伊科夫接到指示（由此可見，莫斯科對中國還是有所了解的），不准使節在面見中國皇帝時行跪拜之禮並親吻皇帝的足部，但吻手可以。嚴格遵守命令的費奧多爾·巴伊科夫未得皇帝的接見。 1665年，羅斯人建了阿爾巴津堡壘，在隨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裡，中俄將會圍繞阿爾巴津堡壘爆發衝突。1683年，中國人包圍了堡壘，1685年奪取堡壘，並將之摧毀。羅斯人於是又建了一座堡壘，但中國人於1686年再次發動圍攻。 1675年，羅斯使節尼古拉·斯帕法里受到皇帝接見，但他拒絕行匍匐跪拜之禮，於是就和前次一樣，使命無果而終。兩國的外交關係日益頻繁，爭端也越來越多，羅斯人迫使依附於皇帝的各民族臣服於自己。 1689年，雙方在涅爾琴斯克開啟談判。中方代表率領1萬軍隊前來。隨中國人一起來的還有兩名耶穌會教士熱爾比永和佩雷拉，充當翻譯。8月，簽訂《涅爾琴斯克條約》，確定了兩國的邊界；額爾古納河與格爾必齊河為界河。經雙方議定，阿爾巴津遭到摧毀，羅斯戍軍撤離。雙方對俄中貿易的條件也進行了溝通。 《涅爾琴斯克條約》簽署之時正是彼得大帝的姐姐索菲婭在攝政：莫斯科國當時正在經歷一場新的王朝危機。簽訂條約的一個後果就是羅斯人放棄了自己手中的阿穆爾河地區。但推進工作並沒有結束，只是被阻止了而已。到19世紀下半葉，俄羅斯帝國又奪回了17世紀末失去的全部土地。 研究波蘭的現代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認為莫斯科國很有韌性，若逢失敗，會推遲計劃，但不會放棄；他認為這種特質體現了「俄羅斯歷史上莫斯科人堅定不移的出色品質」。俄羅斯歷史學家米留科夫在援引15世紀和16世紀展現莫斯科國擴張進程的外交文獻時寫道：「讀者哪怕對乾巴巴的使節報告再不感興趣，莫斯科『石人』沉重、謹慎的步伐還是會給他留下令人窒息的噩夢之感。」這兒要指出的是，畫出這幅駭人景象的帕維爾·米留科夫在1917年擔任外交部部長的時候，也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就是奪取君士坦丁堡和海峽地區，也就是說要繼續俄羅斯帝國的擴張政策，且與此同時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 11 兩位觀察者：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和尤里·克里扎尼齊 他們並不相像。其中一個是羅斯人格里高利·卡爾帕維奇·科托什辛，出生於1630年（或略遲），1667年在斯德哥爾摩被梟首處死；另一個是克羅埃西亞人尤里·克里扎尼齊，出生於1618年，1658年在莫斯科成為天主教教士，一年後被流放至西伯利亞（托波爾斯克），1677年被逐出莫斯科國，1683年去世。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留下了17世紀關於莫斯科國的極具價值的見證。這兩人的文字是在兩個世紀以後才被發現的；這些文字時人並不知曉，卻成了後來者主要的資料來源。 如果說格里高利·科托什辛的生平並沒有為優秀歷史小說提供素材的話，那無疑是因為這種文體在俄羅斯文學中還鮮少有人使用；還有一種可能是，作為《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代的羅斯》一書的作者，他這個人既是叛徒，又是變節者，實在是太負面，配不上英雄這樣的名號。 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在外交事務衙門先後擔任司書和小小的辦事員，他的職業生涯頗為奇特，參與了同瑞典人的談判，並於1661年和瑞典人簽訂了加爾迪斯和約。但在呈遞給沙皇的講述談判進展的報告中，科托什辛犯了一個錯誤：這名辦事員沒寫「偉大的君主」，而是只寫了「偉大的」，漏寫了第二個詞。使節有權對下屬進行嚴厲申斥，於是科托什辛遭到了杖責。不過，從他的公務生涯來看，這算不上什麼事。科托什辛隨同莫斯科代表團先後去了多爾帕特和列瓦爾，又作為信使被派往斯德哥爾摩。1663年，就在莫斯科同瑞典人就財政問題進行談判時，格里高利·科托什辛被瑞典代表埃博斯收買，將莫斯科的企圖這些絕密信息透露給了後者。這個叛徒為這份活兒得到了四十盧布的報償（證實此事的文件在瑞典檔案中）。這是很大一筆數目，當時辦事員的年收入也就二十盧布銅幣。埃博斯付的是銀幣，說不定還有可能是金幣。 格里高利·科托什辛的間諜活動很早就被打斷了：莫斯科派他前往駐紮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莫斯科軍隊，負責那兒的辦公室管理工作。不久之後，部隊指揮官切爾卡西親王被召回莫斯科。接替他的是多爾戈魯基親王，他要求科托什辛誣陷其前任。科托什辛很清楚，無論是答應還是拒絕，對他來說都會遭受毀滅性的打擊，於是他於1664年夏逃到了波蘭。他提出為國王服務，但波蘭給出的條件讓他不滿意，於是他又去了斯德哥爾摩。1666年，他進入了該國的檔案部門，瑞典人讓他把對羅斯的了解全都寫下來，報酬是三百里克斯達爾。《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代的羅斯》一書的瑞典首版前言寫道，瑞典國樞密官馬格努斯·德·拉加爾迪伯爵「已察覺出科托什辛頗具才智，而且政治經驗豐富，於是便向其提供資源，使之得以完成工作」。科托什辛花了八個月時間寫了這部著作，完全沒有文獻可資參考，基本全靠他自己的記憶完成。 由於房東指責他引誘自己的老婆，科托什辛便和房東發生了爭吵，打死了這個妒忌心重的丈夫。1667年11月，他遭到斬首。就在死前，他皈依了路德宗。 1837年，赫爾辛基大學教授謝·索洛維約夫在斯德哥爾摩國家檔案館發現了科托什辛作品的譯本，一年後在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發現了原本。又過了三年，到了1840年，該書出版俄文本，被呈遞給皇帝尼古拉一世過目。19世紀，此書有兩個新版本，分別是1859年版和1884年版。20世紀，《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代的羅斯》1906年又再版過一次。 作者的性格和他寫的書同樣讓人感興趣。大家習慣於把安德烈·庫爾布斯基叫作第一個俄羅斯移民。我們知道，這個說法並不完全準確，伊凡雷帝的這位朋友之所以逃亡，是封建主對君主不滿做出的反應，是對君主獨斷專行的抗議，所以認為自己完全有權離開莫斯科大公。格里高利·科托什辛是外交事務衙門的小官員，父親是個無足輕重的「軍職人員」，他的逃亡是莫斯科國普通居民的反叛，是因在沙皇稱號上出過一點點小錯而受杖責的奴隸的反叛。幾乎與此同時，羅斯外交事務負責人之子沃伊涅·奧爾金—納碩金也逃到了波蘭。他父親受盡羞辱，眼看著就要下台，備感絕望，而屬意阿塔納斯的沙皇還在安慰他，寫道：「這個年輕人想要發現世界，了解發生的事情；如同自由飛翔的鳥兒，飛累了就會回巢，你的兒子也會回巢，你會很快享受到他對你的愛。」阿列克謝沙皇這次說得沒錯：沃伊涅·奧爾金—納碩金「飛到」波蘭和法國之後，又回到了母國，只受到了很輕的懲戒。但像格里高利·科托什金這樣的下屬（正式的名字為「格里什卡·科托什辛」）卻沒法期望自己也能得到如此的「自由」。 莫斯科的《文學小百科全書》想要賦予科托什辛的作品以更多的「分量」，便把作者說成是「社會觀察者與作家」。事實上，他既非觀察者，亦非作家。阿列克謝·馬爾科維奇是1895年出版的《格里高利·科托什辛生平》一書的作者，照他的說法，科托什辛是「普通官員，鑽研過外交使節方面的事務，能很好地辨明環境」。阿列克謝·馬爾科維奇下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結論：「17世紀中葉，在莫斯科國的官員群體當中，特別是在政府的中央機關內，已經形成了一類人，他們熟悉事務，講究實用，有生活經驗，八面玲瓏，對其所處的時代而言算是很有文化的人。」 新一代的羅斯人出生於動亂時代之後。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他是個「普通官員」，但還算不上是個大丈夫。《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代的羅斯》的瑞典語首版前言的作者認識科托什辛，說他具有突出的才能；他是個「特別靈巧的人」，「思想出眾」。他的這名俄羅斯傳記作者還強調了他的另一個品質，也許這個品質更為稀有：「科托什辛善於自欺欺人，但他不懂得撒謊。」 從19世紀起，歷史學家便開始使用格里高利·科托什辛的作品，在書中發現了少量錯誤。首位俄羅斯移民的文本由於屬於該類題材的首創，所以更具價值。一位研究俄羅斯外國敘事的專家指出：「17世紀下半葉之前，沒有哪怕一本俄羅斯著作描繪那個時代整個社會的圖景。」格里高利·科托什金之前，只有外國人在寫俄羅斯：距離使他們能夠洞察俄羅斯人所見不到的東西，但這個距離也限制了他們理解生活中的某些他們所不熟悉甚至陌生的層面。 科托什辛是從內部了解莫斯科國的，而且了解得很深入。他作品中篇幅最大的一個章節寫的是中央權力機關，也就是各衙門；作者對外交事務組織、迎接使節的禮儀、軍事事務、商貿、農民的狀況、宮廷的職能均予以了極大的關注。不過，作者並沒忘記羅斯國居民的私人生活。他描寫了節日、婚姻習俗、對客人的歡迎等。科托什辛的文風就是17世紀莫斯科的官方文風，特點就是講究效率，言簡意賅，注重精確，絕對沒有綜合歸納之類。他語言明晰、準確，完全沒有阿瓦庫姆的鋪陳誇張。從狂熱的大司祭自傳和小職員波瀾不驚的敘述來看，這個時期的俄羅斯文學語言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水準，17世紀中葉的這個水準將成為今後文學的基石。科托什辛乾巴巴的文風會因諷刺挖苦而變得生動，他揭開了阿列克謝沙皇時代莫斯科人性格的一角面紗。在簡單描述莫斯科之前的歷史時，他是這麼寫的：「伊凡雷帝不打仗的時候，就會專心折磨自己的臣民。」 我們知道，格里高利·科托什辛是應莫斯科的對頭瑞典人的要求而寫這本書的。不過，不管在什麼時候，作者都沒有試圖取悅自己的資助者。他很少談到莫斯科軍隊，瑞典人應對這個特別感興趣。科托什辛要將這個國家寫得精確而真實，因為他在那兒生活過，後來又逃走了。他對莫斯科之外的世界，如波蘭、立窩尼亞、瑞典的了解使他得以用不偏不倚的角度來看待莫斯科的習俗。格里高利·科托什辛不作歸納，以極其謹慎克制的手法表達了對自己所寫的東西的觀點。不過，他的描述並沒有使他的結論顯得不合理，他的結論是：莫斯科國管理不善，不僅在教育領域，甚至在習俗上來看，都落後於西方。 《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代的羅斯》作者描述自己國家的狀況時摻雜著震驚、惱怒和氣憤，因為他知道還存在「他處」，存在另一種生活和另外的習俗。 安德烈·庫爾布斯基親王認為，莫斯科國惡的根源就是大公的專制權力。小職員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則認為，在於無知和缺乏教育。他講到了波雅爾杜馬的會議，「有些波雅爾，耷拉著眼皮子，從來不張嘴，因為沙皇選擇他們，不是因為他們有多聰明，而是因為他們出身於大家族，而許多人連讀寫都不會」。作者還哀嘆「莫斯科國的女性不會讀寫……」科托什辛解釋說，缺乏教育是因為莫斯科封閉自身，遠離歐洲。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許多批評都成了彼得大帝改革時期撼動俄羅斯的轉變的基礎。 格里高利·科托什辛的作品描繪了一個已經完成歷史使命的莫斯科國，正等著發生必要的變化，讓自己繼續存在下去。該書的俄語第一版迫受關註：對17世紀下半葉莫斯科國的描述成了西方主義者和斯拉夫派的爭論焦點，這兩股思潮都出現在俄羅斯社會的內部。西方主義者認為，科托什辛的作品強有力地支持了彼得的改革。維·別林斯基大讚：「我們的讀者將會看見一幅俄羅斯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相當公正的畫卷……亞洲主義實在太野蠻！……對人類的尊嚴來說，那都是些多麼令人羞辱的禮儀啊……所有這一切都是隔絕於歐洲的歷史發展的後果，是韃靼遊牧部落影響的結果。」西方主義者解釋說，科托什辛之所以逃亡，是因為實在待不下去，幾乎得不到發展，不願受到莫斯科的氛圍和環境的窒息。斯拉夫派的極端分子則把科托什辛的親歷說得一文不值（沒有文獻資料可以反駁他），理由是：他是「人民公敵」。人民性官方理論的創立者、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波戈金認為，科托什辛稱彼得改革具有必要性的說法沒錯，但他激烈批評了科托什辛的親西方的論點，並宣稱：「上帝沒讓我們經歷科托什辛所謂的進步！」 1993年，一位研究移民文學的俄羅斯專家（從那時起，講起科托什辛總算不用罵罵咧咧了）認為科托什辛的文本具有很大的價值，只是作者的個性不太好：「在遙遠的斯德哥爾摩，不講道德的叛徒格里高利·科托什辛以尖刻的語調，再加上瑞典的金錢，寫出了一本有關莫斯科國的才華橫溢的作品，在滿是誇張傳說和官方論調中間，不啻是一粒真理的火星。」對俄羅斯過去歷史的爭論可謂無休無止，所以這本由親歷者所寫的、描述那個轉折時期的求真求實的文本總是會浮出水面，寫於1881年的首部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傳記的瑞典作者耶爾內博士就說他是「極具才能的人」。 格里高利·科托什辛是抗議文學的奠基者。與他同時代的尤里·克里扎尼齊則是外國人的典型，他們被羅斯弄得神魂顛倒，認為羅斯走的是一條特殊的發展道路。在隨後的三個世紀裡，外國人造訪羅斯，寫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他們經常下意識地要麼將科托什辛當作典型，要麼將克里扎尼齊當作典型。 尤里·克里扎尼齊的命運和他的作品也可以當作素材，拿來寫小說。1617年，克里扎尼齊出生於克羅埃西亞，在維也納的天主教神學院完成學業。後來，他去了羅馬，準備向塞爾維亞東正教徒傳教，致力於為合併教會添磚加瓦。1646年，他第一次來到莫斯科國，在那兒待了四年，專注於自己的任務。1660年，他又回到莫斯科，但這次掩蓋了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和議事司鐸的職位，就把自己當作一個普通的塞爾維亞人。1661年，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尤里·克里扎尼齊被流放至托波爾斯克，在那個時代，托波爾斯克是西伯利亞最重要的羅斯中心之一。他在那兒待了十五年之久，直到阿列克謝沙皇駕崩。被逐出羅斯之後，他就去了波蘭。1680年之後，他便行蹤不明了。他流放時期所寫的大量手稿不知怎麼就來到了莫斯科，在教務會議圖書館的架子上塵封了一個半世紀。 歷史學家彼·貝索諾夫發現了尤里·克里扎尼齊的作品，並於1859年在《俄羅斯座談報》上發表了部分內容。這些內容先是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但後來這位克羅埃西亞遊歷者的思想和反思很快再次被人遺忘。1965年，克里扎尼齊全部文本的首個版本在莫斯科出版。1859年的版本取了一個和科托什辛的作品幾乎一模一樣的題目：《17世紀中葉的羅斯國：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沙皇時期的手稿》。第二個版本的題目是《政治學》，這個題目完美地反映了作者的意圖，因為作者受到了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啟發，給自己的文章起了這個名字：《關於政府的對話》。 歷史學家對喜歡克里扎尼齊作品的讀者是什麼人眾說紛紜。有的認為沙皇有這些作品（首先，波雅爾莫洛佐夫是這位斯拉夫人的庇護者），外交事務衙門也有；它還出現在瓦·戈利岑的圖書館內，戈利岑是索菲亞攝政時期羅斯外交事務的負責人。還有一些歷史學家則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一點。阿·布里克涅爾認為，克里扎尼齊是個「沒有聽眾的演說家、沒有講道台的布道者」。帕維爾·米留科夫則認為，不管其傳播和落地的程度如何，「對我們而言，克里扎尼齊的理念和觀察都極具重要性，因為它們自覺地表達了許多人在思考和感受那個時代的羅斯時所產生的困惑之情」。這話說得沒錯，也到了其他人的認可，對那些人而言，這位克羅埃西亞遊歷者的「理念和觀察」即便到20世紀末仍然是激烈的探討對象。尤里·克里扎尼齊為斐洛泰「第三羅馬」的預言提出了一個世俗化的版本，他的這個烏托邦仍然是俄羅斯彌賽亞信仰思想家的靈感源泉。 尤里·克里扎尼齊知識豐富，教育程度遠高於莫斯科的水平，對西方也有很深的了解，莫斯科居民是做不到這一點的，還有他的出生地克羅埃西亞，這是一個斯拉夫國家，也是土耳其人和德國人交戰的戰場，這些都有助於他洞察、理解、表達羅斯人的體驗。《政治學》的作者說1658年的時候他在維也納，住在「金牛」旅店，裡面住了一個莫斯科來的使節，他是來招募外國人為沙皇服務的。尤里·克里扎尼齊說使節住的地方污穢不堪，這讓他很氣憤。可儘管如此，他還是向使節提出要為沙皇服務。克里扎尼齊在這個插曲中寫得很明白：他很清楚羅斯人和莫斯科國的種種不足之處，但他仍然相信羅斯的歷史使命，羅斯是斯拉夫民眾的統一者、庇護者。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講到了這個悖論：既是克羅埃西亞人、又是天主教徒的克里扎尼齊尋求的是斯拉夫世界的未來中心，這個中心不會在維也納、布拉格，甚至不會在華沙，但肯定會在東正教和韃靼人（從歐洲的視角來看）的莫斯科。歷史學家還說：「我們可以在17世紀對這個說法一笑置之，也許如今也能這麼一笑置之；但在那個時代和我們的時代之間，有一些時刻，很難說它們沒有價值。」在克柳切夫斯基說起克里扎尼齊的19世紀後半葉和20世紀之間，也存在許多「時刻」，在這期間，「斯拉夫理念」為俄羅斯這個國家立下了汗馬功勞。 尤里·克里扎尼齊發現了羅斯的斯拉夫使命，而莫斯科那時還沒意識到這一點。在他看來，這項使命就是要拯救斯拉夫人民，首先，17世紀下半葉，羅斯人民正受到很大的威脅，遭到外國毒藥的毒害。《政治學》其中一章名為「外國崇拜」，作者認為那是「對外國人以及一切屬於外國的東西產生狂熱的愛，對外國人喪失理智的過度信任」。克里扎尼齊觀察道：「這種致命的瘟疫（或曰傳染病）玷污了我們的所有人民。」在克里扎尼齊看來，「我們人民」就是指斯拉夫人。《政治學》的作者給羅斯人帶來了民族主義。 斐洛泰的說法之所以造成巨大影響力，是因為簡潔：兩個羅馬倒下，第三羅馬莫斯科穩如磐石，不會再有第四羅馬。從那時起，一切都清楚了，未來不再神秘。這種簡潔性、這種明晰性首先要求莫斯科的「團結」。莫斯科不僅僅值得存在，它還在擴大。從斐洛泰的那個時代起，從16世紀初起，莫斯科公國以及之後的莫斯科沙皇國都不停地在「移動」，在延伸，一而再再而三地擴張邊界。莫斯科國被認為是「禮拜國」：社會所有成員的生命和財產都是為國家服務的。公國及之後的沙皇國其主要目標就是向外擴張，一直推進到和對手，也就是外國人面對面。敵人、傳統對手的影響力經常具有特殊的力量，尤其是當對手成為勝利者的時候。 韃靼人在羅斯的存在對中世紀羅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巨大影響。16世紀和17世紀居住在莫斯科國的外國人都注意到羅斯騎士奇怪的騎馬坐姿，所謂奇怪，是從外國人的角度來看。其實曲腿騎乘是韃靼人騎馬的方式。有一段時間，這是軍事技術上的進步，只有以此才能和弓馬嫻熟的韃靼人戰鬥。但當出現另一個敵人，即波蘭—立陶宛的長矛騎兵時，韃靼的方式就顯得沒法適應了：沒打一個回合，羅斯騎兵就被掀下馬背了。所以，得改技術。 伊凡三世在位時期，來自西方的外國人開始深入莫斯科公國。伊凡四世時期保護外國人。動亂時代則為他們打開了進入莫斯科羅斯的通途。隨著危機消停下來，外國人的人數和狀況都得受到管控。17世紀末，專供外國人住的外國區共有1000名「生意人」。一名成功進入羅斯都城的耶穌會士（莫斯科國法律嚴禁耶穌會士在莫斯科居住）驚訝地發現那兒「幾乎有歐洲各個國家的人」。他甚至還見到了天主教徒。但大多數外國人都是「新教異教徒」，尤其是荷蘭人（超過300人），其次是英國人。 外國人在莫斯科軍隊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和商貿和工業領域一樣。1696年的清查發現騎兵中有231名將軍和軍官都是外國人，步兵有723人是外國人。皇帝的使節梅耶貝格說有一百多名將軍和上校都是外國人。1632年的清查提到有105名軍官為外國人。那時候，軍隊是模仿西方樣板（步兵和騎兵）來建制的，只有60萬人。到世紀末，這個數字多了十五倍。負責在莫斯科創建歐式軍隊的外國專業人士也就水漲船高了。 外國人在莫斯科國擔任要職的人數也很多，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多。西方在文化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從而改變了習俗和著裝（主要是宮廷），但也出現了新問題，需要儘快解決。莫斯科傳統知識結構和國家發展需要之間的衝突越來越難以避免。 分裂運動的一個原因就是對這場衝突的感知，害怕外來的影響威脅東正教的純潔性。反對修訂聖書的暴動是東正教對外國人影響力與日俱增所做出的反應。希臘人馬克西姆也講到了必須訂正譯文，但沒遇到抵抗。一個世紀之後，尼康的行為卻將教會割裂為二。 尤里·克里扎尼齊提出用民族主義的方式來應對外國的攻勢。和其他民族的人一樣，羅斯人也具有什麼是「他們的」，什麼是「別人的」這樣的概念，而且這樣的概念根深蒂固。但在莫斯科國，怎麼區別則是宗教領域的事。不過，對克里扎尼齊而言，羅斯之所有擁有獨特個性，其關鍵因素是「斯拉夫特色」，而非東正教。因此，尤里·克里扎尼齊來莫斯科就是為了倡導民族情感，當先知，提防飄蕩在莫斯科上空那可怕的威脅。三百年後，對崇拜外國所導致的可怕後果進行強烈控訴，在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的眼中，仍然是當務之急。克里扎尼齊斷言：「我們所經受的所有災難正是因為我們和外國人來往太頻繁，對他們太信任之故。」「外國人正是通過其雄辯、美麗、靈巧、任性、親切、奢侈的生活和外國的食量使我們喪失理智。」「如果不是外國人，羅斯人所經歷的饑渴、壓制、頻繁暴動、滿目瘡痍和所有的災難、哀傷、缺乏自由還能來自哪裡？」 對尤里·克里扎尼齊而言，羅斯就是一個十字路口。它面前有兩條道路：一條通往新的不可知的動盪，一條通往舊的暗無天日的深淵。「兩個民族的誘惑截然不同，使羅斯臣服於誘惑，兩個民族被吸引至截然不同的方向，由此被撕得四分五裂。他們就是德意志人和希臘人。」《政治學》的作者認為這兩個民族同樣邪惡，但對羅斯人而言，德意志人更危險。事實上，未來屬於羅斯人，只有拿起趁手的武器，也就是順應自己文化的發展，才能打敗他們。 尤里·克里扎尼齊提到，還存在第三條道路，介於「希臘過往」和「德意志新潮」之間的可能性。照他的說法，要保護羅斯民族的原初性，就需要發布極其嚴厲的禁令。他提出將外國商人和軍官（上校）驅逐出境。在該書的一個名為「驅逐外國人」的特殊章節中，這位斯拉夫王國頌揚者提到了「斯巴達光榮的排外法律」，那是在「從民族和國家中清除野草」。克里扎尼齊大力支持禁止生活在羅斯的異端、猶太人和茨岡人。 尤里·克里扎尼齊對「斯拉夫王國」的利益思前想後，於是制訂計劃，目標是將莫斯科國的整個生活都組織起來，也就是將斯拉夫人都統一起來。對他來說，羅斯生活在精神層面上具有優越性，這一點毋庸置疑。歐洲人「擁有人的至高無上的使命」；羅斯人則「生活在基督教的簡樸中：羅斯人無論在哪種條件下休憩，睡在長凳上還是火爐旁，都會用衣服當被褥，用麥秸當床墊，他們都會拂曉即起，趕去幹活，或為沙皇服務。外國人都是懶洋洋地躺到中午，窩在甜美的枕頭上，蓋著羽毛被，剛起床，就會跑去享用美味的點心」。 克里扎尼齊也察覺到了羅斯生活中的種種缺陷。他特別注意到「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像這兒這麼嗜酒，這是羅斯最讓人反感和恐怖的地方，過失都來自小酒館」。但他堅信這種情況一旦得到改善，莫斯科就會轉變成斯拉夫人的強大的核心。 莫斯科國的體制是專制政權，照克里扎尼齊的說法，就是「完美的專制制度」，他覺得那是「最優秀的征服」。專制政權經過必不可少的改變之後，就能搬走羅斯發展道路上的唯一一個障礙物：無知，那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表現。一切災禍的根源都在於糟糕的立法。專制沙皇可以強制實行改革，清除羅斯身上所有的不幸。「完美的專制制度」在克里扎尼齊看來是比波蘭模板更為人性化的政府體系：「在羅斯，只有一個對臣民掌握生殺大權的主人。但在波蘭人那裡，這麼多的主人，這麼多的國王和暴君，這麼多的波雅爾，這麼多的法官和劊子手。」波蘭的政府管理模式是最糟糕的體制：「如果週遊世界，尋找最糟糕的政府，或者想特意發明一個最糟糕的管理模式，那只能在現今的波蘭土地上才能找到。」克里扎尼齊要莫斯科提防的那些可怕的危險是：自由意志，「外國崇拜」，外國政體。 「第三條道路」、「中間」道路的預言者、《政治學》的作者猛烈抨擊了「對人的兇殘行為」，說暴政是「完美專制制度」的退化。對克里扎尼齊而言，「兇殘」暴君的典範就是伊凡雷帝，他還指責後者「想要使自己成為瓦良格人、德意志人、羅馬人，反正任何人都行，就是不要成為羅斯人和斯拉夫人」。從克里扎尼齊的計劃來看，「完美的專制制度」就是自我節制：「沙皇公平公正地賦予各個階層的人以適度、節制的自由，目的是始終可以對沙皇的官員嚴加管控，不至於讓那些人心懷二意，將民眾逼到無路可退的地步。」「完美的專制制度」不會殘忍，有那麼一絲「適度、節制的自由」，我們實在是找不出比這更好的專制制度的定義了。 克里扎尼齊制定的外交政策想讓羅斯將目光放到南方。他覺得絲毫沒有必要向東向北，也就是向西伯利亞和中國推進，也認為不值得去爭瓦良格人的大海（波羅的海）。他認為首要的任務是攻占克里米亞，那兒可以提供美酒、麵包、油、蜂蜜，自然還有打仗用的戰馬。《政治學》的作者建議和韃靼人打仗的時候，可以尋求波蘭人的援助；以後一旦拿下克里米亞，他的建議是將所有拒絕受洗的穆斯林全部驅逐出境。 來自外國的尤里·克里扎尼齊看出了莫斯科國及其居民的許多根本性問題，就像是透過放大鏡在看。他發現缺乏一部皇位繼承法，他覺得這樣的法律必不可少；所以，未來很快就能驗證他是有道理的。不過，克里扎尼齊作品中最重要的地方並不是細節，而是他的危險感知：對莫斯科而言，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做選擇不可避免。 尤里·克里扎尼齊的作品在他那個時代無人問津，直到19世紀和20世紀才得到關注。觀點大相徑庭的人都能從他的文本中找到立論的依據：西方主義者說他要求改革，斯拉夫派說他頌揚專制主義。涉及俄羅斯民族主義以及和西方的關係時，雙方都會將目光轉向《政治學》。 繼承克里扎尼齊遺產的19世紀的兩名歷史學家觀點截然不同，但都對他對俄羅斯政治思想的貢獻及其所引起的反響給出了評定。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對他的洞察力頗為佩服：克里扎尼齊能辨識出德國對羅斯的威脅，以及「渴望模仿外國文化」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科斯托馬羅夫寫道：「大量外國人擁入俄羅斯，占據國家職務，從軍，在學院裡擔任要職，當教師，從事手工業，在作坊、工場和供應商店裡幹活，但羅斯人卻並沒有變得聰明和富足。地主突然變成半個俄羅斯人，按照歐洲模式來管理家業，開始用德語和法語說話，還通過農民的勞作讓外國人用俄羅斯的資本變得富有，可農民煙霧騰騰的木屋並沒有得到改善，農民的理解力和知識水平也並沒有變得豐富。俄羅斯的心靈並沒有能力靠自己去相信科學、文學、藝術領域的事務，因為在俄羅斯的外國人，或變成外國人的俄羅斯人，都是用外語寫作，是寫給外國人，而非俄羅斯人看的。」不過，尤里·克里扎尼齊要求對外國人採取如此嚴厲的限制措施，連科斯托馬羅夫也承認他太極端，太荒謬。但「他膽戰心驚到荒謬的那種恐懼還是有道理的」。 帕維爾·米留科夫也認為，克里扎尼齊在阿列克謝在位時期所提防的那些威脅是有可能成真的：歐洲文化的外在面向只是得到機械的重複使用，但沒有絲毫的適應性；精美的食物，柔軟的床鋪，上層階級優雅瀟灑的遊手好閒，屋宅、室內陳設、服裝的奢華都已成為流行的現象；俄羅斯甚至還經歷過「外國政府」，一個出身外國的女人登上了皇位。不過，這位歷史學家也觀察到，俄羅斯的民族特徵並沒有喪失，而是漸漸吸收了外來的文化，且首先都是自動適應。俄羅斯集體所吸收的外國毒藥的劑量並不致命，不會像克里扎尼齊所擔心的那樣。帕維爾·米留科夫的結論是，這點劑量正好可以「產生疫苗的效果」。 尤里·克里扎尼齊的第二個重要發現（連同民族主義理念一起）就是斯拉夫理念，這個理念從未在俄羅斯的政治思想中占據主導地位，只是在不同的時代有過一些成功，而且也只是反映在外交政策上。斯拉夫理念，也就是「斯拉夫沙皇國」的概念，並未產生如克里扎尼齊預料中的反響，因為這一理念和帝國的理念相悖，故而受到了限制。莫斯科，「第三羅馬」，不能僅靠斯拉夫人民來得到滿足，而是應該成為東正教世界的中心。東正教帝國不應只限於斯拉夫人。此外，帝國不能完全隔絕外來的影響。多虧了尤里·克里扎尼齊的發現，「第三羅馬」理念自相矛盾的特徵不斷地火上澆油，催生了各類討論，包括後來有關俄羅斯帝國本質的那些難以調和的爭論。 12 寄望於彼得 國王駕崩，通常就會因為王位繼承問題爆發爭論和內戰。 ——尤里·克里扎尼齊 1676年1月30日，阿列克謝沙皇駕崩，享年四十七歲，其在位時間為三十一年。從羅曼諾夫王朝第一個沙皇開始算起，已過去了六十三年。動亂時代之後，國家重建，父子相繼統治。國家重建採取的是以前的模式，國家迅速得到恢復，取得極大的進展。而民眾卻由於繁重的苛捐雜稅的壓榨，地位每況愈下。 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描繪了羅曼諾夫王朝最初兩位沙皇在位時期的局勢：「這個時期，衙門裡的人權力很大，政府部門逐漸擴大，法律形同虛設，宗教偽善不堪，對勞動人民無恥地剝削和搶奪，各種騙術和背叛層出不窮，土匪和暴動持續不斷。」這位歷史學家發現，這是一個「專制政權並不充分的專制制度」，米哈伊爾和阿列克謝都比較弱，所以波雅爾和神職人員都能隨心所欲、為所欲為，而這正是俄羅斯不幸的主要原因。 政府和生活的傳統模式塑造了那個時代，這一點已越來越清楚。帶來新觀念和新習俗的外國的影響正越來越猛烈地叩擊著克里姆林宮的城牆。阿列克謝沙皇優柔寡斷，他喜歡讓心腹近臣來拿主意，但近臣卻又時時在變，所以他「毫無建樹，甚至連站都站立不穩：他只是惴惴不安地躺在新與舊的殘垣斷壁中，對究竟發生了什麼絲毫理解不了，所以最多只能給自己選擇一張最柔軟的床而已」。 君主的首要擔心就是怎樣讓繼承人坐上皇位。留里克王朝合法繼承人缺席是造成動亂時代的其中一個原因。阿列克謝沙皇則留下了太多繼承人。他死的時候，留下了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兩個兒子和六個女兒，以及第二次婚姻所生的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情勢之所以複雜，還因為這個家族分成了兩個分支，按照每個皇后的出身來看，分別是：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和納雷什金家族。 有一個鮮有人知的原因，就是第一次婚姻風風火火，也很健康，但兒子費奧多爾和伊凡卻體弱多病。沙皇的第二任妻子娜塔莉婭·納雷什金娜生了一個結實的男孩子彼得，但米洛斯拉夫斯基氏族很強大，執意要將年僅十五歲的合法繼承人費奧多爾放上皇位，可這皇儲生了種難以治癒的病，連動一動都夠嗆。皇儲的導師是西梅翁·波洛茨基，他教導自己的學生要熱愛科學。費奧多爾的傳記作者指出，「沙皇精通拉丁語和其他外語，還懂數學」，他「喜愛詩歌和音樂」。年輕沙皇所受的教育是新時代的標誌。而從費奧多爾加冕起，波雅爾所爭執的卻是如何推進世俗傳統。 傳記作者總結道：「費奧多爾·阿列克謝耶維奇在位的六年時間悄無聲息地在歷史上流淌了過去。」國內的主要事件就是迫害納雷什金家族的支持者。第一個犧牲品是阿列克謝在位最後幾年的心腹大臣，波雅爾阿爾塔蒙·馬特維耶夫。 年輕的沙皇，或者毋寧說是他的謀臣出色地完成了阿列克謝還沒來得及完成的事情。他們採取措施簡化行政管理制度，擴大了省長的權力，還著手改革軍隊，考慮到對手在這領域所取得的進展，這是一個必須做出的決定。因此，他們找到了一種方法，對「敵人的陰謀詭計」做出了回應。在軍隊改革方面，取消了門第授官制度，這種制度要求按照獲任者家世的重要性，而非能力大小，來擔任指揮官的職務。在阿列克謝在位時期，這項制度其實就已經消失了，但費奧多爾給它來了個徹底終結：他命令焚毀所有記錄每個人出身和服務等第的門第冊籍。分裂運動造成的動盪不僅沒有平息的苗頭，而且還在延燒，變得更不利、更狂熱。分裂派自焚的人數越來越多，他們選擇殉道，以示對「偶像的崇拜」。1681年，大公會議接手，讓世俗權力來負責和舊信徒的鬥爭。當局派出的軍隊最終平定了那些拋棄官方教會的騷亂。 費奧多爾在莫斯科創建了斯拉夫—希臘語—拉丁語學院，這是俄羅斯出現的第一所神學高等學院。學院只接收羅斯人和希臘人入學，後者要由牧首來證明其操持真正的東正教信仰。但當局也同時頒發敕令，禁止私教和在家學習希臘語、拉丁語、波蘭語。此外，還正式禁止在家中收藏魔法、巫術、占卜等其他異端著作。 費奧多爾的傳記作者指出：「年輕沙皇的首個政治理念就是奪回英格里亞（伊若拉人的土地）和利夫蘭的部分地區，特別是納爾瓦城。」我們並不認為年僅十五歲的費奧多爾會突然間將目光轉向波羅的海沿岸。但很顯然，面對羅斯這個長期以來的目標、久已有之的外交政策，大臣們不可能無動於衷，更何況此時還出現了一個機遇：占領納爾瓦的瑞典正在和丹麥人打仗。只是，丹麥人既沒有費力說服羅斯人加入進來打瑞典人，也沒有作這樣的承諾。費奧多爾最後向瑞典邊境地區派遣了9000名步兵和騎兵，但很快就又將他們召了回來，因為烏克蘭出現的情況需要他們調動所有的兵力來應對。 保護烏克蘭右岸的土耳其準備攻占左岸。1668年，莫斯科軍隊在奇吉林慘敗。而且，莫斯科和波蘭的關係也始終時好時壞。不過，莫斯科向維也納和巴黎派去使節，確保他們在戰爭中對戰土耳其，還和波蘭人展開談判，這些外交活動開始結出了果實。1680年，莫斯科和波蘭簽訂了新條約：波立聯邦的代表團來到莫斯科，兩國開了二十三次會議，「用盡了各種詭計、陷阱和外交手段」，終於簽訂了停戰十三年的協定。1681年，又簽訂了新的和約，但這次是和土耳其簽訂的二十年停戰：莫斯科同意將除了基輔之外的烏克蘭右岸讓給土耳其。 出生於波希米亞的坦納曾陪同波蘭使節前往莫斯科，1689年，他在紐倫堡用拉丁語描述了費奧多爾·阿列克謝耶維奇沙皇時期的都城。這名細緻的外交官記錄了這座城市及其居民生活的大量細節。他巨細靡遺地描述了隆重歡迎使節的場面，還有莊重的宮廷宴會，宴會上了兩百道菜，但都是魚：他們用鱘魚和麵粉為底料，做出大量的雞、鴨、鵝、火雞。坦納提到教堂數不勝數（別人跟他說有一千七百座），教堂圓頂賦予城市以一種壯麗之美。但整個都城只有兩條馬路鋪了枕木：沙皇離城的時候會走其中一條路，第二條路則通往外交事務衙門的宮殿。這名觀察者寫道：「其他路都鋪了粗木棍，一到冬夏季，通行就不妙了。」不過，城裡倒是有許多車夫，他們對自己這一行很熟悉，收費也很低廉。外交官發現羅斯的珠寶賣得還真不貴，這讓他著實羨慕不已。 坦納深入到城市的大街小巷，和莫斯科人攀談，看他們吃什麼，喝什麼。他指出，每條馬路和每個十字路口的街角都有賣克瓦斯(kvas)。除了蜂蜜飲料和啤酒之外，羅斯人還生產蘋果克瓦斯，味道還真不賴。這位波希米亞的來訪者還說：「反正我是一輩子都忘不了它的味道。」他明確指出：「我有一次喝了這種克瓦斯就醉了，隨後就高燒燒了十二天。」V. 別爾赫仔細研讀了坦納的文字，指責他的描述太自然主義：「他去了跳蚤交易所（一家巨大的露天理髮店），人擠人（就像跳蚤一樣）的澡堂子，就以為羅斯的居民就是這個模樣。」這位歷史學家廉恥心頗重，所以沒有明說坦納還經常去莫斯科郊外的紅色卡巴雷，喜歡吃喝玩樂的人都會去那裡，坦納去那兒就是為了「享受美酒美女相伴」。 1682年4月27日，費奧多爾沙皇駕崩，雖然沒人覺得吃驚，畢竟很早以來大家都覺得體質如此孱弱的沙皇遲早會死，但還是讓國家陷入了混亂之中。缺乏繼位法所導致的局面很像伊凡雷帝駕崩後那些混亂的歲月。現在又得再一次在兩名繼承人當中選擇：十六歲的伊凡，體弱多病，照當時人婉轉的說法，「頭腦受了損害」，還有彼得，身體健康，只是尚未年滿十歲。 費奧多爾死的那天，牧首約阿希姆召集世俗和宗教顯貴開會，建議他們立刻選出一個沙皇。大多數人支持彼得，但有一部分與會者始終都在捍衛更年長的伊凡的權利。克里姆林宮城牆前的廣場上聚集著「莫斯科國的各色人等」，也就是說廣場上擠滿了社會各階層的代表。1681年12月，他們被召至莫斯科參加縉紳會議，想要對徵稅的方式進行檢查。研究17世紀的傑出專家謝爾蓋·普拉東諾夫認為，聚集在克里姆林宮廣場上的是「碰巧在那兒的人」。至於遴選程序——人民呼籲選彼得——他覺得「從道德層面上來看太倉促，也很可疑」。 我們不禁會想，如果俄羅斯迄今為止還沒出現過的因素——女性——沒有出現在政治舞台上，那選擇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擔任「全羅斯、大羅斯，小羅斯和白羅斯沙皇與專制君主」這件事也就不會遇到什麼抵制了。我們知道，阿列克謝死時留下了六個身體健康的年輕女兒。閨房生活使她們難以忍受。最年長的公主葉芙多基婭三十二歲，最小的費奧多西婭十九歲。最強勢、野心也大、精力充沛的當數索菲婭，大約二十五歲。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母親這一系的公主都對父親的第二任妻子娜塔莉婭·納雷什金娜成為她們的主人很是不爽。《俄羅斯公主的日常生活》一書的作者寫道：「對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而言，娜塔莉婭·納雷什金娜最可憎，理由很簡單：她是繼母。」費奧多爾死的那一年，她二十五歲。 在米哈伊爾沙皇的兩個女兒的支持之下，閨房也介入到選擇伊凡當沙皇的鬥爭中來。索菲婭領頭搞陰謀詭計。射擊軍也成了爭權奪利的工具。 我們知道，16世紀後半葉，配備火槍的步兵，即射擊軍，已出現在了莫斯科的軍隊中。他們的武器射程很近，所以不太適合在戰場上和敵人較量；於是，射擊軍主要用來保衛城市，所以經常可以見到他們充當著警察的職能。在動亂時代，雅克·馬格雷說有1萬射擊軍。到17世紀末，至少有4萬人。他們駐守在阿斯特拉罕、喀山、阿爾漢格爾斯克、下諾夫哥羅德。其中過半數（2.2萬人）都駐紮在莫斯科，用來保衛都城和沙皇的人身安全。這些士兵在射擊軍里終生服役，父傳子，也得到了很大的好處：射擊軍事實上可以做生意，而不用繳納各種費用，他們還可以種菜，當匠人，有自己的房子住。在莫斯科，他們就住在專門的區域內，即火槍兵區，只有在這個區才能從事賣啤酒、麵包和燕麥的生意。 尤里·克里扎尼齊強調，有必要設立繼位法，他指出，存在近衛軍或其他禁軍「製造國王」的危險。費奧多爾死後發生的事將會證明他的洞察力。當時的人眾口一詞地認為：索菲婭發起了政變的信號。她違背一切習俗，跟在費奧多爾的棺槨後面一直來到教堂，她撕心裂肺的悲傷神情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祭禮結束後，她面向民眾宣布：「我們的兄弟費奧多爾沙皇被敵人下了毒。我們的兄弟伊凡並沒有被選上王位。我們只不過是些可憐的孤兒。請賜予我們生命，讓我們去有基督徒國王的國家吧。」伊凡雷帝應會為他的這個相隔甚遠的後裔感到驕傲。 照當時一個親歷者的說法，索菲婭的話給莫斯科民眾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射擊軍本來就和上校們不和，因為後者總是命令士兵給自己幹這干那，於是聽了索菲婭的這些話，士兵們就起來行動了。5月15日，他們來到克里姆林宮前，交了一份「敵人」名錄，但不知該名錄是由誰起草的。名錄里有四十六個納雷什金的支持者，還有一個據說毒死了沙皇的醫生。尼古拉·卡拉姆津提到了這個時代的三個特徵：領主們的專制，射擊軍的放肆，索菲婭的野心。 三天時間裡，莫斯科的權力就落入了射擊軍的手中：他們殺死了射擊軍衙門大臣多爾戈魯基親王、娜塔莉婭皇后的兄弟、阿列克謝沙皇以前的主要謀臣阿爾塔蒙·馬特維耶夫。波雅爾們被從宮殿的台階上扔下去，被他們的長矛扎個透心涼，再被斧槍大卸八塊。沒在克里姆林宮的人全都被從家裡揪了出來。射擊軍可以說是燒殺擄掠。在索菲婭的傳記中，伊萬·扎別林是這麼概括射擊軍的行為的：「閨房女眷用這種方式，逐漸地，一步一步地剷除異己，開闢了一條通往君主制權力的道路，將敵對者，也就是對自己危險的人或殺或攆。射擊軍幹這事幹得勁頭十足，自然會得到獎賞。」 索菲婭賞給每個叛軍十盧布；還下令將失寵的波雅爾的財產以極低的價格悉數賤賣給射擊軍，而射擊軍也獲得了宮廷步兵的榮譽稱號。他們所犯的罪行被稱為「上帝至聖之母大宅內的殺戮」。 應射擊軍的要求，官員們重新審核「全國各階層」的決定，讓彼得坐上了皇位。杜馬按照射擊軍的意願聚在一起，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宣布莫斯科國將會有兩個沙皇：伊凡因此成為「第一沙皇」，而彼得則被封為「第二沙皇」。鑒於君主們都還年幼，沙皇本人、皇后、牧首和波雅爾便懇求索菲婭擔負攝政的重任。經再三懇求，索菲婭給自己弄了一個謙遜的稱號：「大君、虔誠的公主和女公爵索菲婭·阿列克謝耶夫娜」。 在她之前，只有兩個女性統治過羅斯國：基輔的奧爾加女王公，伊凡雷帝年幼時攝政的葉連娜·格林斯卡婭。彼得大帝之後，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俄羅斯的皇位都是由女性在主導。索菲婭的攝政某種程度上開啟了俄羅斯「女性」占據最高權力的時代。和皇帝當政相比，女皇帝當政總體而言既不好，也不壞。女沙皇的謀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這一點也對沙皇成立。 索菲婭攝政始於1682年5月16日，她在那一天任命了各部衙門大臣。瓦西里·戈利岑親王成為樞密官，擔任外交大臣。費奧多爾在位時期，瓦西里·戈利岑就對公主「大獻殷勤」，在那個時代，他的教育程度可以說極高，而且他也大力支持西方文化。射擊軍衙門由伊萬·霍萬斯基親王領銜，那些非固有的衙門，如現代軍隊衙門(Reitarski Prikaze)和火炮衙門（傳統軍隊）都是由攝政的叔叔伊萬·米洛斯拉夫斯基負責。 射擊軍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滿足，但並沒有平息他們的不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由來已久，主要是因為政府太弱，加之兩個沙皇、一個攝政，一山難容二虎，皇位可謂不穩，所以這種情緒很容易就被鼓動起來。某些蘇聯歷史學家試圖將射擊軍的暴動看作階級抗爭，即人民反抗波雅爾和地主之類的壓迫者。可是，事實並不支持這個觀點。事實上，莫斯科還對1671年6月斯捷潘·拉辛被處死一事記憶猶新，整整兩年時間裡，拉辛率領哥薩克和農民軍隊與波雅爾作戰。他的戰果及其殘忍無道的行徑早已成為傳說和歌曲的主題，但莫斯科的奴隸並沒有聽射擊軍的話，後者以解放他們為誘餌，想把他們拉進來。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指出：「在波雅爾的都城裡，比射擊軍人數多兩倍的奴隸都在等待主人的指示打擊叛軍。但他們沒等到。」 高層的猶豫不決同樣也體現在了對全國性的精神危機所持的態度上。教會分裂運動始終都在擾動人的心靈。歷史學家指出，社會煩躁不安的氣息極其濃烈：「在莫斯科，無論是有錢人的住宅，還是窮人的木屋，無論是馬路上，還是公共廣場上……都迴響著討論爭執和判斷推理之聲，大家都想能有最好的信仰，拯救自己的靈魂；他們爭論真正的信仰、古時的虔誠和如今的不虔誠，討論怎麼用手指來畫十字，要說多少句哈利路亞，宗教儀式上要用多少磷，十字架要有多少分支，耶穌之名的確切翻譯是什麼……」西梅翁·波洛茨基，說兒童和成人都在談論神學，甚至連林子裡、集市上也都在爭論，小酒館裡就更別提了。這位寫詩頌揚索菲婭的費奧多爾的導師吃驚地觀察到，就連女人也參與了討論。 射擊軍新上任的統帥霍萬斯基親王同情舊禮儀，讓這個局勢變得更為火爆。射擊軍由於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滿足，於是又開始起事，說要捍衛舊信仰。在他們的壓力之下，索菲婭同意讓牧首和以尼基塔·普斯托斯維亞特為首的舊信仰派舉行辯論，地點就在克里姆林宮的多棱宮，聽眾人數極多。在克里姆林宮爭論未果之後，又延燒到了馬路上。索菲婭決定採取強有力的行動。她接見了射擊軍，賞之以金錢，待之以美酒，讓他們保持中立，於是他們就對索菲婭說「舊信仰和我們沒關係」，便各回各家。於是，攝政將尼基塔·普斯托斯維亞特抓了起來，在紅場上將之處死了事。 霍萬斯基親王本人也受到了新的人身威脅。照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看來，作為射擊軍衙門的統帥，他這人實在太倨傲無禮；軍事獨裁的危險迫在眉睫。霍萬斯基親王有個很不好的名聲，大家都認為他這人很蠢，莫斯科人給他起了個諢名，叫作「傻瓜蛋兒」。但他有軍權。於是，宮廷離開莫斯科，去了科洛緬斯科耶。射擊軍占領了克里姆林宮。穆索爾斯基的歌劇《霍萬斯基黨人之亂》對伊萬·霍萬斯基、射擊軍和舊信仰派的行為作了合理的解讀，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索菲婭請求貴族出面相助。霍萬斯基便被派往科洛緬斯科耶，途中被抓，與他的兒子一起很快就被處死了。《彼得大帝的歷史》一書的作者A. 布里克納解釋道：「必須迅速行動，不得猶猶豫豫，如有必要，道德規則可以不顧。」 在克里姆林宮築壕固守的射擊軍沒有指揮官，開始冷靜下來；他們跑到索菲婭那裡，要求獲得大量補償，去的時候還帶了斧子和斬刑用的木砧。攝政下令處死了幾個領頭者，然後赦免叛軍，但豎在紅場上紀念第一次起事及其勝利的紀念柱還是被推倒了。杜馬的辦事員費奧多爾·夏克洛維特為人果決，頗受索菲婭的信任，於是被任命為射擊軍衙門的統帥。1682年11月6日，宮廷返回莫斯科。索菲婭的攝政由此開始。她的攝政持續了近七年。 科斯托馬羅夫寫到這個七年的時間段時說：「國內事務方面，沒有發生任何明顯的變化，只有行政管理方面略有改動。」A. 布里克納則說「索菲婭公主的攝政無足輕重」。不過，由於西方的影響在莫斯科越來越明顯，改革的需求也就愈益迫切。改革者也有了，那就是樞密官瓦西里·戈利岑。他是個堅定的「西方主義者」，頗受攝政的青睞，所以完全可以實施必須的改革。 瓦西里·戈利岑親王已做好實施改革的充分準備。他的圖書室里收藏了大量拉丁文、波蘭文和德文的著作，內容涉及治國術、神學、教會史、舞台藝術、獸醫、地理、動物學，以及其他諸多領域。他的藏書清單里還有《塞爾維亞人尤里手稿》，也就是尤里·克里扎尼齊的著作。戈利岑親王實施過許多計劃，我們從他和法籍波蘭裔外交官內維爾的拉丁語交談中了解到了這些計劃；後者於1699年在海牙出版了自己居住在莫斯科的記述。瓦西里·戈利岑的計劃有：建立常規軍，和外國人保持聯繫，信仰自由，用貨幣交易取代以物易物，甚至還有解放農民（但這事還要等上一百八十年之久）。樞密官還希望：向邊境省移民，發展貿易，和西伯利亞之間設立交通線。內維爾對戈利岑親王的計劃作了簡明扼要的概括：他想讓窮人變富，蠻子變人，窩棚變石頭宮殿。帕維爾·米留科夫評論道：「瓦·戈利岑有七年時間可以支配，如果他和彼得一樣是個行動派的話，那他本來可以走得和彼得的改革一樣遠。」兩位改革者，也就是索菲婭的樞密官和未來的皇帝之間的巨大差異就是，彼得先行動，再反思，而戈利岑則是先思考，再行動。 莫斯科國的外交政策完全依賴於戈利岑親王，因為他是外交大臣。在這個領域，他沒有什麼選擇，必須行動。莫斯科與其傳統對手瑞典的關係還算平穩。對一些問題也都在進行談判，兩國都不想鬧僵。不過，莫斯科和另兩個敵人仍然關係緊張，一個是波蘭，它始終無法接受喪失小羅斯，還有一個是奧斯曼帝國，當然主要還是和蘇丹的附庸克里米亞汗不愉快。 莫斯科面前有一個選擇：聯合波蘭打韃靼人，或聯合土耳其人打波蘭。尤里·克里扎尼齊在思考羅斯的外交政策時，試圖證明同波蘭及瑞典保持和平、同韃靼人開戰以期攻占克里米亞的必要性以及好處。瓦西里·戈利岑也持這個觀點。這和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分布有關。為了應對奧斯曼的擴張，17世紀80年代初就出現過反土耳其的聯盟，核心國就是羅馬，積極參與進來的有威尼斯、波蘭和奧地利。莫斯科在表態反對克里米亞之後，便重返該聯盟。1683年，波蘭國王揚·索比耶斯基在維也納擊敗了土耳其人，阻止了他們向歐洲推進。1684年，威尼斯人對土耳其人採取軍事行動，將他們逐出了希臘。1684年1月，羅斯在安德魯索沃和波蘭簽訂了臨時和約，並開始談判，以期達成「永久和平」。但波蘭人最終還是拒絕讓出基輔，見此情形，羅斯人也就不想派援兵打土耳其人了。 莫斯科陣營內也有反對波蘭—羅斯協定的呼聲。主要支持者就是小羅斯的蓋特曼伊萬·薩莫伊洛維奇。在他的協作之下，羅斯政府終於爭取到讓莫斯科來任命基輔都主教，以前都是由君士坦丁堡牧首來指派的。這件事花了很多努力，耗了很多錢。薩莫伊洛維奇擔心莫斯科和華沙的聯合會削弱羅斯在烏克蘭的地位。蓋特曼斷言不能信任波蘭人，而且對克里米亞的戰事會打得很艱苦。在爭論他為什麼支持攻打韃靼人和土耳其人，將斯拉夫人從奧斯曼帝國的桎梏下解救出來時，他的回答是：莫斯科目前沒法解救他們，所以他們當土耳其人的俘虜要好過當天主教徒的俘虜。 對究竟該向哪個方向發動進攻，與克里米亞開戰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反映了對羅斯使命存在自相矛盾的看法。兩個世紀後，俄羅斯民族主義理論家尼古拉·達尼列夫斯基在其主要著作《俄羅斯和歐洲：論斯拉夫世界與日耳曼羅馬世界的文化與政治關係》中，幾乎逐字逐句重複了蓋特曼薩莫伊洛維奇的論點，尼古拉·達尼列夫斯基寫道：「伊斯蘭教的重大意義在於，它能無意識地、不自覺地為東正教和斯拉夫世界服務，它可以保護前者不受拉丁人的壓迫，還可以避免讓後者被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吞噬。」 1927年，歐亞主義的吹鼓手，歷史學家格·維爾納茨基猛烈批評了瓦·戈利岑和波蘭結盟、攻打克里米亞的決策：「莫斯科成了拉丁—合併教會聯合體的小尾巴。」1992年，歷史學家、歐亞主義者列夫·古米廖夫明確無誤地說：索菲婭和瓦西里·戈利岑「聽從了波蘭耶穌會士的勸告，而不聽經驗豐富的統帥薩莫伊洛維奇的意見」。 1686年初，波蘭外交官來到莫斯科。談判進行了七周，樞密官戈利岑親自參與，結果是羅斯和波蘭簽訂了永久和平協定：莫斯科得到了基輔（花了十四萬六千盧布），同意和蘇丹及可汗的和約破裂。那時候的人很是讚賞與波蘭的這個條約，他們認為那是羅斯外交上的偉大勝利。 由反土耳其聯盟發起的對蘇丹的戰爭讓莫斯科陷入了一個棘手的兩難處境。它不參與的話，就意味著土耳其打敗波蘭人，土耳其近衛軍就會出現在基輔城門前；但如果波蘭人勝利，實力增強的波立聯邦就會對小羅斯提出要求，肯定會要求它把基輔還回去。不過，對莫斯科的選擇還有另外一個解釋：之所以沒法和韃靼人聯合，是因為克里米亞汗不願意。 攝政索菲婭對和波蘭達成「永久和平」這場外交上的勝利還是很看重的，她開始將自己看作「專制君主」，想給自己加冕。還有克里米亞沒有攻克，列夫·古米廖夫說得很對，經驗豐富的統帥蓋特曼薩莫伊洛維奇反對遠征克里米亞；但這位歐亞主義歷史學家沒說的是，另一個經驗豐富的統帥，蘇格蘭人派屈克·戈登很久以來就在為羅斯皇室服務，而且還挺成功。 瓦西里·戈利岑要求戈登將軍提供專業建議，寫一份筆記，說出自己對有可能發生的克里米亞戰事的看法。將軍是從政治層面來考慮的；他指出，一旦戰敗，就有可能削弱攝政的地位。他還詳細講解了軍隊的狀況（指出軍隊缺乏紀律），列舉了諸多好處：打仗可以解救數千名俘虜，讓基督教不再受「邪惡、可憎的敗類」的桎梏，可以一舉雪洗百年恥辱。戈登將軍還列出了諸多困難（若想打到佩列科普，就得在乾旱貧瘠的大草原上行軍好幾天時間），但他認為最後肯定能打勝仗。 1686年夏，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君士坦丁堡的牧首狄奧尼西懇請沙皇和攝政不要開戰，因為土耳其人會回頭去打希臘的基督徒，但懇求無果。1687年，莫斯科軍隊向克里米亞進軍，統帥是戈利岑親王。他們在還沒抵達佩列科普的時候，就已在撤退。1689年，戈利岑發動了第二次戰役，最後同樣以慘敗收場。酷熱、缺水、馬匹缺少草料，尤其是指揮無能，導致莫斯科無法攻占克里米亞。 人們將打敗仗的責任安在了薩莫伊洛維奇的身上，結果他的頭銜蓋特曼就被剝奪了。經戈利岑的推薦，馬澤帕繼之而起成為蓋特曼。索菲婭不耐煩地等待著自己的心上人，還給他寄了不少火辣辣的信，於是她向羅斯民眾宣布督軍戈利岑及其軍隊打了勝仗，要給所有人犒勞，其中也包括士兵。這種想在克里米亞戰事上誤導西歐的做法，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經由荷蘭外交官凱勒男爵，荷蘭報紙收到並刊登了由戈利岑親自執筆的戰事報告，對他指揮軍隊有方大加讚揚。而同時，常居莫斯科的瑞典人也在通知自己國家的政府，說克里米亞戰爭中羅斯已損失了4萬到5萬人。 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極大地撼動了索菲婭的地位。由於沒有採取嚴厲措施恢復國內的秩序，不滿情緒與日俱增，而且宮中勢力頗大的拉丁—波蘭派也在為此火上澆油。彼得同時代人，也是他親戚的庫拉金親王提到了自己寫的有關索菲婭攝政的回憶文字：「從裝束打扮到房屋的建造，從裝飾陳設和擺餐的技術，都得按照波蘭的模樣，是貴族式的、宮廷式的。」俄羅斯歷史上還沒有哪個時代，波蘭風尚能在宮中如此時興。這個現象更是讓上層和民眾之間產生了斷裂，從而加劇了緊張關係。不過，攝政接下來的衰落，主要原因還是她的弟弟彼得沙皇。1689年1月27日，彼得娶了葉芙多基婭·洛普欣娜為妻。按照羅斯傳統，有家室者就算已經成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