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帝國史 · 第三章　莫斯科國

一個國家在持續擴張，離開其熟悉的地緣政治區域之際，量變就會產生質變：這時候誕生的就不再是一個新的省份，而是一個帝國，它擁有自己特有的、普遍的意識。 ——格奧爾基·費多托夫 盲人瓦西里二世急於讓其長子登上王位，於是就在自己活著的時候，和兒子共同掌管國家；確實，大公還保留著自己所經受的那種錐心刺骨的痛苦記憶。 父親去世之後，伊凡三世便輕而易舉地掌管起了公國。他將權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達四十三年之久，並遵循其祖父和父親的政策。一個世紀的時間內，瓦西里一世(1389—1425)、盲人瓦西里二世(1425—1462)和伊凡三世(1462—1505)都在矢志不渝地追求同一個目標：強化自己的權力。不過，大公權力的增長需要擴張領土，將之置於自己的管轄之下。 從許多方面來看，莫斯科君主的政策為莫斯科沙皇國以及繼之而來的彼得堡帝國奠定了基礎。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14世紀的莫斯科國受到了韃靼桎梏的壓迫，於是它在15世紀和16世紀一直在創建自身，擴張領土，發動慘烈的戰爭，讓自己在西方、南方和東南方都能存活下去。」美國歷史學家馬克·賴耶夫並不認為在14世紀至15世紀，公國以及後來的莫斯科國受到了威脅；他在描述莫斯科政策的特徵時，運用了古羅馬研究者使用的一個概念：「防禦型帝國主義」，這個概念指的是永恆之城的擴張主義政策，先是在義大利擴張，隨後走得越來越遠。因為每片新獲得的土地都會有鄰居，而鄰居就代表了威脅；至少，必須這樣去相信，因為這些鄰居會成為接下來征服的目標。 1 全羅斯的君主 從他統治臣民的權力來看，他輕易就超過了世界上所有君主的總和。 ——西吉斯蒙德·德·赫伯斯坦 赫伯斯坦伯爵是皇帝馬克西米利安派駐莫斯科的使節，他寫的《莫斯科紀事》一書成了外國人對這個突然出現於世界舞台前部的強大國家（至少西方是這麼認為的）的第一份見證。這位帝國特使來莫斯科兩次（第一次是1517年），都是在瓦西里三世統治時期。這位外交官對大公（伊凡三世之子，伊凡雷帝之父）所享有的權力倍感震驚。瓦西里三世的權力範圍和觀念基礎都來自他的父親。伊凡三世統治時期事實上是俄羅斯歷史上的主要時期。當時的人就給君主賦予了「大帝」的稱號，這是一個描繪其豐功偉績的稱號。 1899年的《大百科詞典》里「俄羅斯」條下有一份年表，羅列了15世紀後半葉的主要事件：伊凡三世與諾夫哥羅德的戰事(1471)；伊凡三世與索菲婭·帕列奧洛格的婚事(1472)；諾夫哥羅德歸附於莫斯科(1478)；韃靼桎梏廢除(1480)；特維爾歸附於莫斯科(1485)；第一部《律書》頒發(1497)；金帳汗國終結(1502)；和立陶宛休戰(1503)；對猶太教異端的責罰(1504)。這份清單著重強調伊凡三世的外交政策：吞併諾夫哥羅德和特維爾，脫離韃靼桎梏；與立陶宛的戰爭與和平（持續時間短暫）；也有和拜占庭公主的婚事，這件事對帝國觀念的形成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對猶太教徒的責罰，這在俄羅斯教會史上具有頭等重要的地位；最後還有《律書》的擬定，這些都可以對伊凡三世的行政事務有個總結性的了解。 外交政策是伊凡三世的主要關注點。很久之後，也就是蘇聯突然消失之後，出現了一種新的地緣政治表述法：「近處的異國」。這個表述法指的是已經獨立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它們無意識地拒絕讓曾經的蘇聯組成部分重新回到「遠處的異國」中間去，即變成另一個世界。綜上所述，對15世紀下半葉的莫斯科來說，存在一個既「近」又「遠」的異國。後者包含了所有超出莫斯科公國範圍的土地；前者由「賜給王室分支的封地」構成，這些封地成了公國的構成部分，但仍然受各自君主、莫斯科大公近親的統治。 莫斯科不統一，羅斯就無法整合。我們發現莫斯科的最初一批君主開始推進兩個平行進程：侵占鄰國土地、擴張公國領土，以及剝奪世襲君主的領地、加強大公權力。伊凡三世登上御座的那個時候，並非莫斯科公國的唯一主人：他有四個兄弟、一個叔叔，所有人都有封地。換句話說，莫斯科公國的正式構成中有五個世襲公國，其互相之間的關係由條約加以規定。 15世紀下半葉，羅斯由兩塊大的領土構成：一塊在東南方，受波蘭和立陶宛的統治，另一塊在東北方，需向可汗繳納貢賦。在東北方，與莫斯科公國共存的還有兩組自治領地：免稅城市，即諾夫哥羅德、普斯科夫、維亞特卡，以及四個大公國，即梁贊、羅斯托夫、雅羅斯拉夫爾、特維爾。儘管自從達尼伊爾和錢袋子伊凡統治以來，疆界急遽擴大，權力大增，但莫斯科面積上不僅比不過立陶宛，也比不過諾夫哥羅德。邊界距都城數百公里：北部，莫斯科與特維爾相隔，後者這個羅斯公國與它不共戴天；南部，沿奧卡河設立了抵禦韃靼人的防線；西部，則與立陶宛接壤。 「整合」莫斯科（領土的不斷增長）成為各時期君主的基礎方針。伊凡三世遵循其先祖的使命。「離開」的權利是封地時期的基本自由，如今已成為世襲公國分裂的主要工具；一旦分裂，莫斯科就可以將之「吞噬」。「離開」的權利允許農民和君主從一個大公那兒轉而投身至另一個大公那兒。從14世紀起，這項權利就開始受到很大的限制：王公之間簽有協約，協約中有條款規定了接納或拒絕「投誠者」的種種條件，但出現這種情況，一般都會將之交還給其原先的主人。莫斯科在積聚力量的時候，也表達了自己對「離開」權這一概念的闡述：投奔莫斯科君主的一律歡迎，離開的就會留下恥辱的烙印。隨著莫斯科的權勢和財富越來越多，其吸引力越來越大，逃來此處尋求庇護的人也就越來越多，這個數字是隨著其重要程度而增加的。 伊凡心心念念都要將莫斯科公國內的封地消滅乾淨，於是拼了命擴張領土。伊凡三世採用武力、詭計和聯姻的方式獲得了梁贊、雅羅斯拉夫爾和羅斯托夫公國。1485年，曾是莫斯科勁敵的特維爾也落入了他的手中。封地的衰落得到了民眾的一致贊同。編年史中有記載，當地親兵好幾次將自己的王公出賣給莫斯科。當伊凡三世來到特維爾的大門前時，君主和波雅爾的臣民們都跑到莫斯科的陣營里去了。特維爾的編年史家認為遭到出賣是其公國衰落直至崩潰的主因。 伊凡三世的對外政策涉及面極廣，同時在幾個方向上行動。1471年，莫斯科大公向諾夫哥羅德進發。商貿共和國此時已因社會衝突而四分五裂：精英階層的波雅爾和商人已轉變成了寡頭，掌握了所有的權力。維徹已然失勢，它所做的決定已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轉眼間，社會精英已經能夠決定是好好「教訓教訓」公民大會裡「叫叫嚷嚷的那些人」，還是收買他們，推翻他們。此外，波雅爾還設立了自己的「議事會」，與維徹相平行，而且總體而言更有效率。城裡出現了兩個派別：一派是波雅爾，一派是「庶民」。前者想要獲得立陶宛的支持，後者則想獲得莫斯科君主的支持。1471年和立陶宛大公，同樣也是波蘭國王的卡齊米日簽訂了聯合條約，而這也就成了開戰的藉口。諾夫哥羅德決定接受立陶宛—波蘭的管治，卡齊米日也承諾尊重其免稅特權，但這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滿，後者認為諾夫哥羅德人不但叛國，而且背離了宗教。莫斯科的大軍被派往諾夫哥羅德，統帥是達尼伊爾·霍爾姆斯基，他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軍事將領之一。而且，這支軍隊還得到卡西莫夫沙皇率領的韃靼騎兵軍的支援。 面對羅斯—韃靼聯軍，諾夫哥羅德的抵抗毫無勝算。他們在舍羅涅河畔被打得七零八落。從此以後，諾夫哥羅德便放棄了和立陶宛的聯繫，被迫向莫斯科繳納沉重的貢賦。卡齊米日國王由於沒能支援其盟友，於是讓金帳汗國的阿黑麻汗進攻莫斯科，阿黑麻汗率軍一直挺進到奧卡河畔，然後止步不前。伊凡三世派遣韃靼友軍與其對戰，如果阿黑麻繼續向莫斯科推進，就準備打擊金帳汗國的後方。阿黑麻折了回去，匆忙回到了大草原上。 諾夫哥羅德的莫斯科派不停地要求莫斯科君主支援來打擊對手。1475年，伊凡三世前往諾夫哥羅德，想要親自做出決斷，消滅支持舊日免稅特權的擁護者。1478年，他對這座城市又發動了戰事。照編年史家的說法，諾夫哥羅德人問他到底想要什麼，伊凡回答道：「維徹的大鐘在諾夫哥羅德沒有位置，應該遵照君王的意旨，將它移到莫斯科。」遭到圍困的城市分成了兩個陣營：支持抵抗伊凡三世的陣營和支持投降的陣營。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後，他們做出決定，向莫斯科君主投誠。鎮壓開始了。宣告維徹開會的大鐘，作為免稅城市（號稱「大諾夫哥羅德殿下」）象徵的大鐘被轉運到了莫斯科。「立陶宛派」的首領都遭到逮捕，被帶走了。「清洗」持續了很多年。總之，依據同時代人的計算，伊凡三世從諾夫哥羅德那兒「奪走了」1.8萬個家庭，也就是大約7.2萬人；其他許多人都逃去了立陶宛。逃亡者和流亡者的土地與財產都被充入莫斯科大公的御庫內。屬於諾夫哥羅德總主教的珍寶、黃金、白銀、寶石同樣遭到了劫掠，被運回了莫斯科。諾夫哥羅德的編年史家描述了劫掠和鎮壓的過程，並從中得出結論：「我還有許多事情可以說，但我已無勇氣，畢竟這是錐心刺骨之痛。」 諾夫哥羅德的投降導致了極其重要的經濟和戰略上的後果。諾夫哥羅德的北部領土納入莫斯科囊中之後，其邊界就擴展到了北冰洋，為今後穿越西伯利亞、進軍太平洋提供了一個武庫。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後果，那就是伊凡三世勝利的政治意義：一個相異於莫斯科專制王權概念的體制自此以後被徹底清除掉了。撕裂諾夫哥羅德的社會衝突最終要了它的命，對俄羅斯的大多數歷史學家來說，這正是莫斯科得以兼併羅斯免稅的老牌民主城市的根本原因。 諾夫哥羅德困擾著莫斯科的步伐：表達自由意志的維徹模式同樣也是，它雖不完美，卻可照常運行。和西方的聯繫也不用說了：諾夫哥羅德想要在立陶宛尋求支持來對抗莫斯科，也和德意志諸城，也就是漢薩同盟保持著關係。諾夫哥羅德商人信奉勤勞的個人主義，他們甘冒風險，前往遙遠的地方追求財富，但這種個人主義也不討喜。諾夫哥羅德由於遭到了慘敗，所以歷史的環最終閉上了：自從一小撮瓦良格人在傳奇人物留里克的帶領下從諾夫哥羅德出發，尋求財富，攻占新的土地以來，已過去了八個世紀；這些征服者的後裔吞噬了這座城市，羅斯的成文歷史便由此開始。 伊凡三世的諾夫哥羅德政策直接與莫斯科同兩個主要勁敵的關係有關：立陶宛想要獲得諾夫哥羅德庇護人的資格，已決定同金帳汗國結盟，而金帳汗國也需要立陶宛的幫助來和莫斯科君主打仗。我們知道，與立陶宛結盟的阿黑麻汗曾在1472年支持立陶宛同伊凡三世的戰事；但他當時並沒有達到目的，甚至都沒費過一兵一卒，就打道回府了。 八年後，他又發起了一場新的戰事。1480年夏，在奧卡河支流烏格拉河的沿岸，以及莫斯科與立陶宛的邊界地區，羅斯人和韃靼人正面對峙。他們在河兩岸待了很長時間，沒有戰鬥就分開了。因為羅斯人在韃靼人中間也有盟友，那就是克里米亞汗明里—格來的分遣隊，伊凡三世與其簽有互助條約。 俄羅斯的歷史學家習慣於從烏格拉河的對峙中看出韃靼「桎梏」的正式終結，認為那是羅斯得解放的一個徵兆。伊凡三世也拒絕再向金帳汗國繳納貢賦。然而，莫斯科還並沒有從韃靼的威脅中解脫出來：對羅斯以及公國都城的侵略仍持續了數十年之久。但韃靼威脅已經是另一種性質。羅斯的臣屬關係已經結束，取而代之的是或友好或敵對的關係，而這是依據形勢及雙方力量的對比確立起來的。尤其是，伊凡三世及其繼任者的韃靼政策需在眾多的汗國（或如當時人所稱的那樣，稱之為沙皇國）之間合縱連橫，從而存在諸多的可能性，1502年，金帳汗國被徹底消滅之後，這些汗國便從金帳汗國的廢墟上冒了出來。 羅斯得解放的日子已經約定俗成，虎頭蛇尾的事件（1480年的虛假對峙）和之前慘烈的事件（拔都入侵，奪取基輔，摧毀莫斯科，庫里科沃戰役）兩相對照，由此可見15世紀的「桎梏」也只是相對而言罷了。大家已經習慣於說「兩百五十年的韃靼桎梏」。這個說法是想對羅斯國的性質、民眾的心理狀態以及其他現象做出解釋。1905年，德國統計學家魯道夫·馬丁寫了一本書，名叫《俄國與日本的未來》，他在書中預言了俄國革命、尼古拉二世和日本帝國發生衝突結果落敗這些事件。這本書在國際上大獲成功，一年後出了俄文版，書名變成《俄國的未來》。在專門寫俄國災難成因的那一章里，作者的闡釋相當簡單：「由於受到韃靼人三個世紀的統治(1239—1480)，俄國已徹底淪落，且始終未曾回升。韃靼君主對俄國敲骨吸髓，導致民眾根本不願幹活。」魯道夫·馬丁不是歷史學家，他所用的論據都是當時盛行的陳詞濫調。我們說過，諸多歷史學家對莫斯科臣服於可汗政權兩百五十年這段時期的看法都會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韃靼「桎梏」及其在俄羅斯歷史上的作用和性質如何可以說相當多元，而隨著時代的不同，對此所作的闡釋也會出現相同的情況。 俄羅斯對西方的態度和韃靼時期之間有關聯性，這點特別重要。俄羅斯同西方不和，對西方不滿，通常都會緬懷金帳汗國，對亞洲充滿同感和好感。俄羅斯出現危機，顯得虛弱的時候，這種現象就會頻繁出現。因此，19世紀上半葉的拿破崙入侵和1830年的波蘭起義，都是緬懷韃靼最為熱切的時期。文學作品在說到韃靼往昔的「美好歲月」時，都會顯得多愁善感。1823年，廣受歡迎的劇作家拉法埃爾·佐托夫寫了一部劇，名為《伊凡三世的青年時代或帖木兒的入侵》，劇中，一個韃靼家庭教師負責莫斯科年輕君主的教育。如今對「歐亞主義」的興趣大增，這是列夫·古米廖夫對12世紀至15世紀「羅斯—韃靼共生關係」所創立的理論，這個現象只能證明一個規則，那就是當時的年代也是個危機深重的年代。歸根結底，對韃靼「桎梏」和亞洲的態度映照出了俄羅斯這個國家。 喀山是伊凡三世的東方政治中心。它代表了力量分布的變化。三個汗國出現在了金帳汗國的廢墟上。第一個是克里米亞汗國，出現於15世紀30年代；然後，到了40年代，是喀山汗國；60年代出現了阿斯特拉罕汗國。最後一個汗國力量最弱；該汗國占據了伏爾加河下游至頓河河口、庫班、捷列克河之間的領土，在政治舞台上作用不大。除了克里米亞之外，克里米亞汗國還囊括了相當廣袤的領土，東抵頓河下遊河道，西至第聶伯河河口，北部一直通往葉列茨和坦波夫，在伊凡三世時期，它還是莫斯科的盟友。莫斯科君主費盡心機想讓自己的人坐上喀山的王位，讓喀山汗國成為其附庸。他還積極參與覬覦王位的兄弟之間的戰爭，支持自己的盟友，反對其他人。有五次，莫斯科的軍隊向喀山進發時，得到韃靼部隊的支持。1487年，莫斯科督軍達尼伊爾·霍爾姆斯基的部隊奪取了汗國的都城，讓受伊凡三世庇護的人坐上了王位。 克里米亞汗明里—格來在和金帳汗國戰鬥期間，得到了莫斯科無條件的支持，最終於1502年擊敗了金帳汗國的最後一任可汗，徹底將其消滅。伊凡三世藉由各路附庸和與之結盟的韃靼首領縱橫捭闔，從而在東方政策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莫斯科和立陶宛是永遠的鄰居和對手，同一時期它們開始在壓力下做出變化，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阿諾德·湯因比認為各個民族在受到地理和政治因素（這些構成了民族和國家的歷史）的影響時，都會有自己的行動方式，如果我們採納了他的觀點，就會發現莫斯科和立陶宛在占據相似的地理環境時，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反應。當莫斯科成為向心進程的舞台，大公的權力和都城的勢力日益增強之時，立陶宛卻出現了離心的傾向，結果就造成了大公權力的削弱，各地王公和波蘭領主的權利得到擴大。立陶宛存在兩種信仰體系，東正教和天主教，這樣就導致東正教的莫斯科和天主教的波蘭都會幹預大公的國內政策。 1492年，波蘭國王，同樣也是立陶宛大公的卡齊米日駕崩，立陶宛的王位被他的兒子亞歷山大占據。卡齊米日的另一個兒子揚·阿爾布雷赫特被選為波蘭國王。波蘭—立陶宛聯盟到目前為止一直都是靠由同一個人統治來實現的，此時暫時破裂。伊凡三世便趁此機會向立陶宛發起了進攻。服務於莫斯科的東正教王公抱怨說自己受到了宗教迫害，給他找藉口。1494年，亞歷山大簽訂了和平條約，同意將奧卡河上游的領土割讓給莫斯科，那是各王公逃亡後留下的采邑（維亞濟馬、沃洛廷斯基、奧多耶夫斯基、諾沃希爾斯基）。立陶宛大公同樣承認莫斯科大公擁有「全羅斯君主」的頭銜。立陶宛還放棄了所有侵占羅斯領土的企求。為了鞏固這份新俄羅斯，伊凡三世還將自己的女兒葉連娜嫁給了亞歷山大。葉連娜保留了東正教信仰，很快就又在立陶宛和羅斯之間造成了新的不和：伊凡三世的女兒抱怨說，立陶宛人想迫使她改宗天主教。 新的戰爭爆發。立陶宛請求立窩尼亞騎士團出手相助，莫斯科則請求克里米亞汗和喀山汗的援助。1500年5月，莫斯科軍隊向立陶宛猛撲而去。7月，他們在維德羅沙河河岸擊潰了亞歷山大的軍隊；韃靼人的部隊奪取了布良斯克、維亞濟馬、多羅戈布日、普季夫利，越過維斯瓦河，進入波蘭境內。1501年，莫斯科—韃靼軍隊再次擊敗立陶宛人，戰勝了由教團領袖馮·普勒滕貝格率領的立窩尼亞騎士團。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1501)，亞歷山大被選為波蘭國王，確立了波蘭—立陶宛聯盟。不過，立陶宛—羅斯貴族拒絕承認該聯盟。1503年，亞歷山大簽訂了和莫斯科休戰六年的協議：伊凡三世保留了所有攻占的西部領土。 伊凡三世大大擴展了莫斯科公國的疆域，其對外政策堪稱「防禦型帝國主義」的範例。15世紀末，莫斯科大公可以理直氣壯地自稱為「全羅斯君主」。於是，物質上（領土上）的勝利便成了觀念的基礎。 2 「第三羅馬」 兩個羅馬隕落，第三羅馬堅如磐石，今後也不會有第四羅馬。 ——普斯科夫的斐洛泰 僧侶斐洛泰的這則著名預言就寫在《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大公書信》一書中，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是伊凡三世的兒子。伊凡三世四十三年的統治期整合了諸多條件，得以使莫斯科成為「第三羅馬。其中的第一個條件外在於莫斯科，那就是1453年拜占庭的隕落，蘇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東正教帝國的終結對羅斯造成了可怕的衝擊。羅斯一方面覺得這仿佛世界末日，另一方面認為這是因1438年至1439年拜占庭接受了費拉拉—佛羅倫薩大公會議組建聯盟、融合東西方基督教會的決議而受到懲罰。不過，這份協議只維持了很短一段時間，拜占庭就拋棄了聯盟；但莫斯科無法原諒這點小小的猶豫」。 後來有一個觀點逐漸傳播開來，認為「羅斯君主有志於取代拜占庭皇帝，羅斯人受到召喚，要繼承希臘人，在東正教信眾之中奪取第一的位置，因為他們是最優秀的基督徒」。斐洛泰的傳記作者寫道：「無論在西歐還是希臘，都沒有人從佛羅倫薩的聯盟協議以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得出羅斯博學之士所得出的那個結論。」在羅斯，由於文本的傾向性各不相同，所以結論多有相異之處。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沙皇格勒奪城記》一書在羅斯境內廣受歡迎。書的作者涅斯托爾—伊斯坎德爾是個改宗伊斯蘭教的羅斯人，他參與了圍城和對這座皇城的進攻。他的記述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因為他在書中提到了智者利奧六世的預言，後者宣稱沙皇格勒將會被羅斯人解放，城內將不再有異教徒。對涅斯托爾—伊斯坎德爾而言，他毫不懷疑這事和羅斯人有關。他的這番解釋在羅斯境內廣為傳播，作為羅斯人成為君士坦丁堡解放者的證據。另外一些文本說莫斯科是拜占庭的政治繼承人。《巴比倫史》《弗拉基米爾諸王記》則列出了一份異想天開的拜占庭皇帝譜系圖。照羅斯僧侶的說法，莫斯科諸王就是巴比倫君主的直系後裔，後者的傳統一直傳到了拜占庭的手上。伊凡雷帝後來也很倚重《諸王記》，以此來確定他的譜系可以上溯至羅馬皇帝奧古斯都。他還經過了相當精確的計算：奧古斯都駕崩前就將世界分給了家庭成員；他的兄弟普魯斯得到了維斯瓦河與涅曼河之間的土地（普魯士的領土），「普魯斯傳承了十四代，一直傳到了偉大的君王留里克的手上」。 莫斯科專制政體和「第三羅馬莫斯科」的政治概念誕生於修道院之中。這可以由一個事實來加以解釋，即修道院是當時唯一提供學習的地方，但也因為他們代表了一股真正的力量，長久以來修道院便通過其精神生活及其使命參與政治生活。羅斯接受基督教之後沒多久，就出現了修道院；從11世紀起，修道院數量猛增。韃靼「桎梏」時期是修道院生活得以長足發展的時期：一個半世紀（從14世紀到15世紀中葉）內新造了一百八十座修道院。有的修道院可容納多達三百名僧侶，有的只能容納五六人，甚至只有兩人。修道院的創始人有時也會制定規則，但古羅斯僧侶日常生活的理據各地都一樣。修道院的最高領導就是院長，還有由「最出色的兄弟」組建的評議會。院長通常都由評議會選出，但修道院如果依賴於教區，則教區主教也可任命修道院院長。各大修道院的院長的職能均需獲批，甚至院長本人也是由大公親自任命的。儘管可自由進出修道院，但只有捐助修道院的人才會被視為是享有全權的修道院成員；兩手空空來的，想要修道院「出於上帝之愛」來招待他們的人無法參與修道院生活，這些人只可能是行腳僧，這是舊羅斯的一個獨有現象。 修士收布施，搞擴張（他們住在與世隔絕的地方，和在俗人士一起生活，從而形成群體），增進了修道院的產業。王公們的贈禮、私人的捐贈、遺產、購買的土地，使得他們的采邑不斷擴大。我們只對17世紀中期以後修道院的財產情況有所了解，除了土地，他們還有房產、客棧、澡堂、採鹽工坊……依據某些資料的說法，他們當時還管理著屬於修道院的大約8.3萬戶農民家庭。這些財產的法律地位，契據上都做了規定，列出了他們所享有的種種特權。至於經濟利益，契據用了韃靼語的名稱tarkhans（稅收豁免者）；至於法律特權，契據表明他們擁有司法豁免權。契據由韃靼汗、莫斯科君主（以及世襲王公）、諾夫哥羅德當局和都主教府頒發。修道院有權把人帶到他們的土地上；儘管歸屬於他們的農民可免繳佃租和人頭稅，但他們會代替政府，自行課取某些稅收。他們還有另一張王牌：在自己的領地上擁有司法權；他們並不聽命於民事司法或宗教法律：修道院歸大公管。 照某些文獻的說法，15世紀末，國家三分之一的土地都屬於修道院。其財產之廣引發了兩種反應。一方面，修士中間出現了一個名為「不蓄財」的運動，以此來抗議修道院蓄積大量土地的行為。其主要代言人是尼爾·索爾斯基(1433—1508)，他認為「思想、心靈，而非肉體」才應是「修道院偉業」的安身立命之處。另一方面，修道院的大量財產越來越引起莫斯科君主的興趣。伊凡三世發動的針對世襲王公以及諾夫哥羅德與普斯科夫的戰鬥，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他和修道院的衝突。 1477年12月，莫斯科大公圍困諾夫哥羅德，要求被圍者交出屬於總主教和修道院的那部分土地；隨後，他將這些土地稱為「不可讓渡的領地」，將之分配給了波雅爾的孩子。一旦缺土地，這位莫斯科君主就會打修道院的算盤。當時，他和一名異常堅決的神職人員發生了衝突。在東正教四旬齋第一個星期的禱詞中出現了這樣一段連禱文：「所有的統治者都在侵犯神聖的修道院和上帝的殿宇，剝奪修道院的村莊和葡萄園，不遵從教會的訓令，實屬罪大惡極。」三百年後，這段連禱文既沒有嚇阻葉卡捷琳娜二世，也沒有阻止她將教會土地改為俗用的做法。伊凡三世則讓了步，將財產交還給了修道院。 針對修道院的本質、天職、他們和民眾及君主的關係都產生了激烈的爭論，而財產問題則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修道院是唯一的求知場所，地位獨特，從而使爭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討論會，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將會從中鍛造出來。15世紀下半葉和16世紀初是一個靈性、神學、政治、文化相激盪的時代，也是莫斯科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一個時期。從這些激情洋溢、互不退讓的爭論中誕生了莫斯科國和羅斯國具有獨特性、莫斯科（羅斯都城）在人類歷史上具有使命這樣的觀點。 伊凡三世的婚姻成為正在醞釀中的新時代的一個主要因素。伊凡的第一任妻子特維爾的瑪利亞死於1467年。1472年，時年三十二歲的莫斯科大公、全羅斯君主娶拜占庭的公主索菲婭·帕列奧洛格為妻，她是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土耳其人圍困君士坦丁堡期間，君士坦丁作戰身亡。索菲婭是摩里亞（伯羅奔尼撒半島）攝政托馬斯·帕列奧洛格的女兒，土耳其人攻陷半島後，托馬斯逃到了羅馬。托馬斯死時，索菲婭和兩個兄弟受教宗的監護。於是，梵蒂岡出現了讓莫斯科君主和拜占庭公主聯姻的想法，他們希望將莫斯科爭取到佛羅倫薩聯盟這一邊。但莫斯科有自己的打算。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伊凡三世克服宗教上的厭惡，迎來義大利公主，並於1472年娶其為妻。」隨未婚妻同來的還有教宗的使節安托萬。隊列前方則是天主教的十字架。都主教於是向大公說：「如果他帶著十字架從你的莫斯科城的城門裡進來，那我作為你的神父，就會從另一個城門出去。」 天主教的十字架退場了。婚後，伊凡三世摒棄了所有支持聯盟的建議。索菲婭帶來的隨從不計其數，其中有希臘人、義大利人和其他外國人。各式各樣的工匠都擁向莫斯科。其中就有亞里士多德·菲奧拉凡蒂，正是他建造了克里姆林宮的聖母升天大教堂。其他建築師也絡繹趕來，過來的還有鐵匠和金銀匠、銀器工匠和鑄幣工匠。 公主成為莫斯科君主的妻子之後，便開始推行繁複嚴格的儀軌，按照拜占庭的模式設立了新的頭銜。莫斯科大公同意將拜占庭雙頭鷹作為紋章圖樣。索菲婭還親自為莫斯科稱自己是已不存在的「第二」羅馬的繼承者這一說法辯護。接下來就是韃靼「桎梏」和向可汗繳納貢賦這一明確的問題。這個問題於1480年得到了解決。 冷酷無情的伊凡三世從不放過任何強化自己權力的方法，他一個接一個地吞併了可繼承的領地。他有四個兄弟，都是世襲王公。15世紀70年代末，他禁止臣民接受幾個兄弟的司法管轄，拒絕和他們分享從諾夫哥羅德奪來的戰利品，儘管他們也參與了戰事。於是，他的幾個兄弟決定「拉攏」波蘭—立陶宛國王卡齊米日。伊凡三世做出了幾個讓步，但他不會忘記這樣的羞辱。四兄弟開始橫死。最先撒手人寰的兩個是德米特羅夫的尤里和沃洛格達的安德烈。這樣還剩下兩個。1491年，伊凡將烏格里奇的安德烈「請入瓮中」（這是編年史家的說法），讓他死在了監獄中。不久之後，最後一個兄弟沃洛科的鮑里斯也迎來了自己的死期。莫斯科大公將他們的財產都據為了己有。 在通往專制權力的道路上，還豎著一個障礙：教會。到目前為止，羅斯還沒怎麼體驗過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之間的衝突，類似於撼動西歐的那些衝突。羅斯教會需要莫斯科，那是保護東正教的壁壘。所以，教會都會支持莫斯科王公的政策。而後者也需要教會來合法化他們的政權。不過，15世紀下半葉出現了幾起事件，改變了現狀，導致教會和君主之間產生了齟齬。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莫斯科教會徹底獨立；與此同時，教會也失去了外部的支援，不得不直面莫斯科君主。而大公這邊則獲得了迄今為止未曾獲得過的權力，而且這個權力還在增長。 15世紀下半葉出現了一個異端，教會和君主對此的態度清楚地反映了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之間對立的狀態。羅斯歷史上最嚴重的異端誕生於諾夫哥羅德，這點絲毫不令人驚訝。諾夫哥羅德與西方做貿易，接受新的思想，它猶如一扇門戶，西方的歐洲宗教激盪的餘響由此得以進入羅斯。這讓我們想起1517年，路德在維滕貝格城堡的大門上張貼《九十五條論綱》一事。 那個時候的人口中的異端是「猶太化者」，用蘇聯歷史學家的委婉說法，異端就是「莫斯科—諾夫哥羅德人」，關於這些異端，我們所知甚少，所掌握的信息基本都來自其對手。照編年史家的說法，異端是被猶太人扎哈爾帶至諾夫哥羅德的，他於1471年的時候出現在了這座城市裡。稱異端者的「猶太化教派」這個稱號就是這麼來的。這個版本的說法後來被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和19世紀的作家相繼保留下來：猶太人扎哈爾因此成為伊萬·拉哲奇尼科夫的小說《異教徒》里的主人公，以及涅斯托爾·庫克爾尼科的劇作《達尼伊爾·瓦西里耶維奇·霍爾姆斯基王公》里的主人公。蘇聯的一位研究者提出了一個假設，認為扎哈里·斯卡拉·圭佐爾菲是住在塔曼的義大利王子，陰差陽錯被當成了「羅斯」的猶太人。 歷史學家對異端的了解極少，他們認為「在這個例子裡，猶太因素並未起到特有的作用，僅局限於舉辦某些儀式而已」；或者認為那些人的「信仰（猶太化的人的信仰）並不屬於猶太信仰」。猶太化異端出現的原因可以這樣歸納：摒棄修道院生活和教會等級制；拒絕跪拜聖像；否認領聖體、三位一體、耶穌基督神性的神秘性。 異端先是秘密傳播，異端分子仍然繼續遵守所有東正教的儀軌。1480年，伊凡三世將兩名司祭以「博學者」的名義召至諾夫哥羅德，認為兩人為人和善，均屬於「猶太化者」的行列。這兩個人在克里姆林宮的聖母升天大教堂和大天使長聖米迦勒教堂擔任首席司祭的重要職務，積極宣揚自己的理念，在莫斯科聚集了無數的追隨者。在這些追隨者當中，有一個人很受大公的青睞，那就是費奧多爾·庫里欽，大公讓他擔任羅斯外交事務首席大臣。費奧多爾·庫里欽是個頗有才能的外交官，遊歷甚廣，樂於接受新思想。很多人說《德古拉史》這本書就是他在匈牙利和摩爾達維亞擔任使節的時候所作的。神職人員也同樣支持異端。伊凡三世並未忽視「猶太化者」的論點，他對此是持歡迎態度的。可以想像得出，對教會等級制和修道院財產的批評只會獲得他的贊同。 1487年，異端正式在諾夫哥羅德冒出了頭。編年史記載好幾名司祭喝了點酒，「就開始褻瀆東正教信仰」。這件事傳到了根納季總主教的耳中，他便著手進行調查，並向異端宣戰。1488年，根納季好不容易頂住大公和都主教的壓力，說服各地主教召開主教會議，譴責異端，對不願改邪歸正者處以流放之刑。 異端的傳播只是在短時間內被中止了。根納季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並於1491年召開了新的主教會議：這次，教會最著名的「猶太化者」都被革除了教籍，關入了大牢。確實，根納季沒有動用死刑，但他已經聽說最近在西班牙成立了宗教裁判所，於是他準備在諾夫哥羅德實施火刑。這些措施並不能阻止異端的傳播。依據東正教日曆，1492年是世界末日，所以這項運動更是變得如火如荼：事實上，東正教日曆將要終結世界存在的七千年時間（從創世日5508年算起）。當下的世界末日，對歷史終結的期待，都激發了大家對占星術（「星辰法則的魔力」，這就是當時對星宿痴迷的寫照）和預言的興趣。除了特別實際的利益之外，精神的激盪也成了人們選擇猶太化運動的一個主要原因。 異端思想的頭號敵人根納季向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屬於諾夫哥羅德主教轄區）院長沃洛茨克的約瑟夫(1439—1515)尋求幫助。沃洛茨克的約瑟夫通過布道呼籲世俗當局應毫不留情地鎮壓異端，但他和別洛焦爾斯克的聖西里爾修道院的修士尼爾·索爾斯基(1433—1508)及其門徒形成了對壘，後者被稱為「外伏爾加的智者」。向異端發起的戰爭成了羅斯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紛爭之一，其間生髮出了莫斯科君權的概念、如何對待異見以及普通思想的觀點。古羅斯文獻中唯一保有「大智者」稱號的尼爾·索爾斯基對修道院的財產進行了猛烈抨擊，認為物質財富正在腐化修士。尼爾·索爾斯基及其門徒宣揚貧窮，認為貧窮才是修道院生活重要的靈性準則。「蓄財者」和「非蓄財者」（沃洛茨克的約瑟夫的支持者則被稱為「約瑟夫派」）之間的衝突也屬於政治層面上的事情：大公的宮廷自然也被牽扯了進去。這場鬥爭最終的結局並不是由觀念之爭來決定的，而是由伊凡三世來決定的。我們發現，很長時間以來，大公都是歡迎「猶太化者」的：削弱修道院，減少其財產，已成為他的國策。伊凡的兒媳葉連娜自身對於他們也是抱有同情之感的；可是，葉連娜是守了寡，伊凡曾有一段時間讓這個兒子和他共當君主。這個兒子死後，長孫德米特里成了正式繼承人。伊凡再婚和索菲婭的兒子瓦西里的出生都使情勢變得愈發複雜。修道院的農民都在想方設法逃離，敵視修道院的波雅爾支持前一個繼承人。而且，索菲婭及其外國朝臣始終都不受歡迎。 1498年，伊凡三世做出選擇，決定給長孫德米特里加冕，「使其身前和身後均為弗拉基米爾、莫斯科、諾夫哥羅德大公」。對異端來說，這就意味著不會再有迫害了。但索菲婭成功說服了丈夫；很快，葉連娜的支持者就開始失寵，一些人被處死，還有一些人不得不削髮為僧。1502年，葉連娜和德米特里都被投入監獄，瓦西里成為王位繼承人。伊凡三世宣布：「我難道不能自由安排自己的孫子和孩子的命運嗎？」這一轉向很快就導致了政治上的後果：在1503年的主教會議上，大公放棄將修道院領地世俗化的政策；在1504年的主教會議上，異端都被革除教門，有的人甚至遭火刑處死，有的是在莫斯科遭受的火刑，其中就有費奧多爾·庫里欽的親兄弟，他就是那個時候死的，另一些人則在諾夫哥羅德受火刑。許多人都被關入大牢，或被送入修道院。 「猶太化者」的失敗是大公決定推翻自己的政策所致的結果，他原本的政策是要將修道院的財產拿來俗用，以此來保存及強化管控教會的權力（此後，對教會人士的任命都得由他說了算，朝廷各衙門，即Prikaze，對修道院主教轄區進行管理），這麼做可謂相當大膽，而且激進，而如今推翻之後，也標誌著「非蓄財者」的失敗；相反，「約瑟夫派」所宣揚的觀念卻取得了巨大的勝利。19世紀的歷史學家瓦·什馬金寫過一本論述都主教達尼伊爾的著作，達尼伊爾是沃洛茨克的約瑟夫的門徒，什馬金是這麼描述「蓄財者」的首領所占據的這個位子的：「羅斯的大部分博學之士、他的同代人都歸附於他的麾下。他就是那個時代精神的體現，是羅斯龐大的知識界的代言人。他天分極高，能力出眾，在那個時代的背景下，朝著一個相當特殊的方向發展，他身上的本質特徵就是能比任何人都更清晰、更徹底地反思時代缺陷。他所匯聚、統一起來的思想激發了羅斯大部分博學之士。」 19世紀末進行這番研究的瓦·什馬金認為沃洛茨克的約瑟夫就是「時代缺陷」的化身。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院長在羅斯意識形態的行程中所起的作用要遠勝於此。20世紀中葉，蘇聯的一位歷史學家對沃洛茨克的約瑟夫的「政治與神學理性主義」評價極高：「沃洛茨克的約瑟夫的政治路線的目的就是強化莫斯科專制權力，毋庸置疑具有進步作用，不管怎麼說，與保守的人文主義、外伏爾加的長老及其神秘主義、拋棄塵世的邀請、想要創建獨立於世俗權力的教會的願望相比，其對國家統一這一新的現狀做出了更好的回應。」20世紀80年代末，一位哲學家又提出了這個觀點，認為「約瑟夫派」的「政治學與社會學理論」其本質目的就是要「創建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捍衛中央集權和專制制度」，這對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來說，「是一項積極的政策，對羅斯的偉大抱負做出了響應」。 沃洛茨克的約瑟夫（當時名為伊凡·薩寧）出生於立陶宛，父親是波雅爾，他是個相當出眾的人物，其政治觀念後來成為俄羅斯意識形態的基礎；他無疑也將成為今後精神與靈魂導師靈感的來源。他的傳記是這麼寫的：「他對冒犯從不原諒，無法忍受批評。在他的同代人中間，無論是否有理，像他那樣不遺餘力、矢志不渝捍衛自己地位的人極為罕見。在和敵人的論爭中，從不討好對方，也從不留情面。固執，執拗，精神力量極其強大，他懂得如何權衡利弊，每走一步都很精確，從而不可避免地達成自己的目標：讓對手出局，迫使他們繳械投降，一勞永逸地打敗他們，摧毀他們。」 沃洛茨克的約瑟夫是在一本名為《啟蒙者》的反對猶太化者異端的著作中提出了東正教神權政治這一概念的。異端是由他來指定的，他說立陶宛的米哈伊爾大公、「猶太人扎哈爾」來到諾夫哥羅德以後異端就出現了。在這件事上，沃洛茨克的約瑟夫展現出他是個論辯高手。當時的羅斯很少有猶太人。不過，正如19世紀的作家伊萬·拉哲奇尼科夫所指出的：「(……)在羅斯，儘管民眾憎恨猶太人，但他們見縫就鑽，到處插手干預，有經營呢絨的、拉大車的、演戲的、信異端的、當使節的，幹什麼的都有。」《啟蒙者》出現之前二十五年，修士薩瓦抨擊猶太人和異端的《使徒書信》就已在羅斯流傳，這本書是寫給德米特里·謝延的，而謝延正是伊凡三世派駐在義大利王子扎哈里·斯卡拉·圭佐爾菲身邊的使節，圭佐爾菲在羅斯就被當作了猶太人。薩瓦的《使徒書信》完全借用自11世紀希拉蕊翁的《律法與聖寵誓詞》里的內容，將虛假的信仰猶太教和真正的信仰東正教對立了起來。沃洛茨克的約瑟夫將「猶太化者」視為異端，很快就將他們打入了與真信仰為敵的敵方陣營里。19世紀初，俄羅斯（圖拉、沃羅涅日、坦波夫省）出現了「星期六分子」（soubbotniks；subbota意為星期六，因為異端想要讓星期六成為「天主的日子」）異端，當局對此採取了極為嚴厲的措施（強制服役，流放至西伯利亞），這麼做的「目的就是讓大家取笑這種迷途的行為」，激發民眾對他們的「排斥」，並「將星期六分子當作猶太教的一派，將其視作真正的猶太人」。 《啟蒙者》一書出現之時，和反對真信仰者的鬥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這場論戰誓有不鬥個你死我活絕不罷休的氣勢。沃洛茨克的約瑟夫就是這麼對待都主教佐希摩斯的，他對後者痛恨不已，送給他「惡狼」「為人不忠的猶大」「骯髒不堪的垃圾」以及各種各樣動人的稱號。如果說文如其人真是這麼回事，那《啟蒙者》作者的風格就暴露出他這個反對異端的鼓動者究竟是什麼樣的性格了。《啟蒙者》並不關心神學上的細微差別，也無意於為信仰而爭。作者不想去說服別人，他只想消滅異端，這麼做自然就會導向對異端的鎮壓。相反，「約瑟夫派」的對手卻試圖讓自己站在神學的地盤上；而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都還有修養。呼籲約瑟夫和異端鬥爭的諾夫哥羅德總主教根納季，對常駐於諾夫哥羅德的克羅埃西亞的一名多明我會修士的建議言聽計從，對天主教會使用的打擊異端的方式了如指掌。對他和對約瑟夫一樣，最重要的就是選擇何種方法。沃洛茨克的約瑟夫的教義和尼爾·索爾斯基以及「外伏爾加長老們」的觀點相左，由此很好地揭示出了他的一些主要原則。這些主要在對待異端的態度上存在分歧：尼爾·索爾斯基的支持者建議用語言來說服異端，「約瑟夫派」則主張鎮壓。「蓄財者」和「非蓄財者」這兩個陣營對修道院財產的態度也存在類似的歧義。沃洛茨克的約瑟夫承認財產讓修道院生活產生了腐化。但當尼爾·索爾斯基邀請修道士放棄此世的財產，精進自身靈性的時候，約瑟夫卻認為增加修道院的財產有其必要性，而且建議用嚴格的紀律來打擊道德敗壞的行為。 個體自由的問題在「蓄財者」和「非蓄財者」的思想體系中也占據了重要地位。尼爾·索爾斯基強烈反對任何形式的獨斷專行，捍衛個體自由，認為修士（和任何個體一樣）都只應臣服於一個權威：那就是《聖經》。沃洛茨克的約瑟夫則主張更為嚴格的等級制，要求下級絕對臣服於上級。尋求服從的人都會去他的修道院：「否棄個體的權利，不主張自身的意志，對修士的任何行為實施嚴厲的管控，對他們的道德品性會產生特殊的影響。紀律統攝一切，久而久之，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受過教育的修士，其個人特徵也就逐漸被抹去了；他們漸漸地融入環境之中……就規則的性質而言，最想進入這座修道院的人對個體的主動性和獨立性自然沒有特別的要求。」 自由的這些不同進路相當清晰地出現在了《聖經》的角色之中。對尼爾·索爾斯基而言，對《聖經》的「考察」，換言之，也就是批評性研究，乃是修士的主要義務。他們會花大量時間謄抄《聖經》，同時對其評估；遇到各種來源，他們會儘可能公正地進行綜合，用他們的說法就是「儘可能符合理性和真理」。沃洛茨克的約瑟夫則相反，他摒棄所謂的「智慧」，認為《聖經》和所有的教會文本都差不多。他的一個門徒後來就說過這麼一句相當明確的話：「觀點是所有罪惡之母，觀點是第二次墮落。」 生活於19世紀的文學史家阿·貝平對沃洛茨克的約瑟夫的政治理論、教會理論和社會理論作了概述，他說得很明確：「其中的含義很明顯：社會必須完全、徹底地臣服於某個特定的傳統，而這個傳統是基於部分真實、部分可疑的宗教權威建立起來的，絕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新生活和新思想，對走火入魔者不得絲毫寬宥，並將其革除教籍，嚴懲不貸，將道德簡化為儀式，將教育簡化為對傳統的同化和停滯不前。」對阿·貝平而言，沃洛茨克的約瑟夫的文學活動「只不過具有過去幾個世紀形成的教育模式的那種特點而已」；這種「模式」將在「其後兩個世紀占據主導地位，一直到彼得大帝的改革時期才銷聲匿跡」。 俄羅斯和西方的歷史學家對「蓄財者」和「非蓄財者」、尼爾·索爾斯基和沃洛茨克的約瑟夫之間這場衝突的起源、發展及後果眾說紛紜。尼·科斯托馬羅夫認為其中一方「建基於權威」，另一方「建基於自我說服」，「一方主張臣服，另一方主張聽取建議」，一方「要求嚴厲，另一方要求謙遜」；他將約瑟夫的「動向」和莫斯科相聯繫，將尼爾的動向和諾夫哥羅德相聯繫。20世紀的神學家格奧爾基·弗洛洛夫斯基認為「約瑟夫派」的勝利其實就是和拜占庭傳統決裂，羅斯與莫斯科原則最終取勝。蘇聯歷史學家認為尼爾·索爾斯基本質上就是波雅爾「利益的代言人」……「教會財富劇增，領地擴張，對波雅爾的財政造成了負面影響……」；相反，他們認為沃洛茨克的約瑟夫是修會高級神職人員利益的捍衛者。不過，所有人都承認沃洛茨克的約瑟夫贏得了勝利，由此對俄羅斯的未來走向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教會對這些先導者的態度頗能說明問題：1591年，沃洛茨克的約瑟夫死後七十六年位列聖品。長老死後三百七十五年，其傳記作者寫道：「誰都不知道尼爾·索爾斯基是否被正式列入聖品。」 沃洛茨克的約瑟夫對異端的開戰、對修道院財產的捍衛以及激烈的行動，最終為莫斯科君主提供了一種權力理論。研究者們在對「狂風暴雨約瑟夫」的文學遺產進行研究時，發現了其觀點的演變進程，他們認為如果不去考慮他在教會權力和君權觀點上的變化，也就無法評估這一演變進程。他們這麼說無疑是有道理的。不過，在俄羅斯的歷史上，沃洛茨克的約瑟夫的作用很明確：他就是絕對神權政治體系的始作俑者，而絕對神權政治又成了莫斯科君主的權力理論。儘管傳記作者對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院長的演變感興趣，但他們的最終結論對俄羅斯這個國家的歷史才最重要。 有兩個基本要素為莫斯科的絕對神權政治體系奠定了基礎：君主的神性，以及屬靈權力和俗世權力之間的關係。在這兩個要素中，前者無疑占據了上風。沃洛茨克的約瑟夫說過一些後來成為名句的話：「沙皇的肉身與任何人無異，但有了權力，他就和至高無上的上帝類似」；「……沙皇和王公們，聽好了，你們要記得……上帝透過你們為自己在地球上選擇了一個地方，將你們放到王座上，就將你們提升到了他的面前。」君主擁有神性權力這一概念並不屬於沃洛茨克的約瑟夫。他那些名句只不過是從6世紀拜占庭作者阿加佩特的文本進行文學化加工轉譯過來的。所謂沙皇表面上與其他人無異，但其權力堪比上帝的說法已出現於《拉夫連季編年史》之中，該書講的是蘇茲達爾大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但12世紀的時候，這種所謂君主（拋棄基輔，前往羅斯東北方的森林和沼澤地帶）擁有神性的說法還只在理論上存在。約瑟夫回到阿加佩特那裡，就是為了指出莫斯科君權的特性，而當時，君權的規模及其本質都能使這樣的夢想成真。觀念找到了實現自身的工具。 沃洛茨克的約瑟夫提出了對莫斯科君主的看法，伊凡三世統治的最後幾年和瓦西里三世初年，沙皇的稱號使用得愈來愈頻繁。他在書信中特別指出莫斯科君主是作為專制君主統治羅斯的，世襲王公均應對他「表示應有的服從」，換句話說，任何事都得聽命於他。 君權（沙皇的權力）的神聖本質決定了它和教會之間的關係。弗·什馬金對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之間的關係作了詳盡的解析，他是這樣分析約瑟夫的：「……沃洛茨克的約瑟夫在論述教會權力和國家權力關係的理論時，認為國家是教會的男僕，而教會是國家的女僕；國家權力是教會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作為交換，教會會向國家權力出讓自己的自由和獨立性，轉變成君主稱手的工具。究其本質，約瑟夫闡釋這兩種權力關係的說法其實就是一種有利於雙方的契約或協議：國家權力有權插手干預宗教生活的任何領域，發揮一定的影響力。而且，教會由於放棄了自身的獨立性以及某些權利，以有利於俗世權力，因此便可以保留過去所賦予的特權，而這些特權與其直接相關的真正的使命並無絲毫關聯。」 兩種權力彼此支撐，這樣的體制便會牢牢地紮根於現實的土壤中，從而為上帝的意圖服務。19世紀，研究沃洛茨克的約瑟夫的這位專家寫道：「……司法機構和管理機構只是上帝在塵世上的真理的體現，因此對國家權力和宗教權力的職能進行嚴格的分配完全不成問題。」20世紀中葉，蘇聯的一名研究者讚許地寫道：「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的院長無疑完全支持中央集權，反對封建割據狀態。」 沃洛茨克的約瑟夫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就是由他的「莫斯科君權理論」奠定的。但如果沒有狂熱的支持者，這套理論無疑也不會產生如此的重要性，也不會在隨後幾個世紀一直收到關照。19世紀的歷史學家米·加科諾夫提到了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約瑟夫……是學派和黨派的領頭人，他的對手就是用他的名字來為他的學派命名的，說他的支持者都是心懷惡意、害人不淺的約瑟夫派信徒。」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院長因此也就有幸成了俄羅斯第一個黨派「約瑟夫派」的奠基人。依照這位歷史學家的說法，說那些人「心懷惡意、害人不淺」都還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約瑟夫掌握了一個學派，創立了一個黨派。 沃洛茨克的約瑟夫創設了一個強大專制的國家理論。狂熱的「約瑟夫派」信徒、普斯科夫的修士斐洛泰給這樣的國家制訂了一個計劃。他在寫給伊凡和拜占庭公主索菲婭所生的兒子瓦西里三世的信中，提出了一個莫斯科彌賽亞降臨計劃。他提到第一羅馬遭異教侵蝕，最終轟然倒塌，而後第二羅馬又遭非基督徒的打擊而分崩離析，之後他便做出了如下的預言：兩個羅馬都已倒塌，第三羅馬則會穩如磐石，不會再有第四羅馬出現。歷史如願實現：所有東正教的王國都將統一到「唯一的一個王國麾下」。「在上帝所拯救的莫斯科城內」，教會在聖母升天大教堂（其本意是莫斯科主教座堂）里如陽光一般璀璨奪目，照耀整個宇宙。斐洛泰的預言在俄羅斯傳播極廣，一直傳至彼得大帝時期，「莫斯科，第三羅馬」這幾個詞也都出現在了莫斯科沙皇登基的典禮上。 真正獨一的基督教信仰就是東正教，信仰的唯一守護者就是莫斯科，專制君主是其化身：莫斯科君權這一概念成為伊凡三世內政外交上取得成功的一個基礎。1487年，德國騎士尼古拉斯·波佩爾說他在遊歷東北歐期間，發現了一個強大、獨立的國家：莫斯科大公國。皇帝腓特烈三世及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的諸王公聽得目瞪口呆。商人和地理學家當然都知道存在一個莫斯科大公國。但關於這個強盛的年輕國家及其擺脫韃靼汗的統治獲得獨立的信息，很多人卻第一次聽到。不過，他們之所以吃驚，是因為在帝國的邊界地區，波蘭的雅蓋隆家族正在步步緊逼。但照波佩爾的說法，莫斯科大公國是立陶宛和波蘭的宿敵。這位酷愛遊歷的騎士很快就被派往了莫斯科，他以帝國使節的身份，於1489年到了那裡。腓特烈三世提議讓伊凡的女兒和他的侄子邊疆伯爵阿爾布萊希特聯姻，作為交換，授予其國王的稱號。但讓這位帝國使節驚訝萬分的是，這個提議竟然被傲慢地一口回絕了。波佩爾用大公的口吻說莫斯科君主「皆為上帝任命」，「以前無須任何人的授任，如今就更不需要了」。一名被派往腓特烈三世身邊的莫斯科使節同一年在法蘭克福宣稱，讓大公的女兒和一個邊疆伯爵成婚很不合適，唯一適合聯姻的對象是皇儲馬克西米利安。 尼古拉斯·波佩爾第一次遊歷的時候，距離莫斯科正式不再臣屬於金帳汗國也就剛過去六年。八年前，伊凡三世拿下了諾夫哥羅德，莫斯科可以直接和西方聯繫，於是宣稱要打一場戰爭，爭奪波羅的海的控制權。西方還沒能理解這股新興力量的重要性，對其魄力也一無所知。 3 莫斯科和世界 俄羅斯墨洛溫時期以徹底擺脫韃靼桎梏(1480)為始，隨後就是留里克末代王朝和羅曼諾夫初代王朝，直至彼得大帝時期(1689—1725)。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 《西方的沒落》是一本世界歷史形態學散論，此書的著名作者斯賓格勒就是這樣來形容這本書的，這位德國歷史學家提出了一個假設，照此假設，15世紀至16世紀的俄國史和墨洛溫王朝時期的法國史（5世紀至8世紀）相契合。換句話說，俄國史比西方歷史「落後了」大約八到九個世紀。斯賓格勒堅持認為：「我建議每個人都去讀一讀圖爾的額我略（591年前）寫的《法蘭克民族史》，再讀一讀老卡拉姆津的相應章節，特別是涉及伊凡雷帝、鮑里斯·戈杜諾夫和舒伊斯基的文字。實在找不到比這更相似的地方了。」《西方的沒落》一書的作者這兒指的是法蘭克國王發動的無休無止的內戰和抵禦外侮的戰爭，他認為這些和莫斯科諸王公與世襲王公之間的戰鬥以及動亂時代相似。我們可以在克洛維(481—511)統治時期和伊凡三世統治時期中找到共同點，但這解釋不了很多事情，絲毫說明不了問題。 羅斯落後的觀點並不屬於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所獨有：他只是清晰有力地表達了出來而已。15世紀，遊歷者和外交使節、手工匠人和僱傭兵絡繹來到莫斯科大公國，有太多的證據表明莫斯科大公國「落後於」西方。這個正在飛速發展的國家的居民自己也認可這種印象，只是他們對「落後」的解釋是「差異」「不同」。這種情感從來就沒從俄羅斯的意識中離開過。俄羅斯人依附於基督教世界（東正教分支），同時又是西方世界的一分子，卻又自立於外。必須在某些領域追趕西方，尤其是武器領域，經常被認為他們有意在模仿「拉丁人」，而拉丁人又是教會的敵人，是「真信仰」的敵人。相吸相斥，相愛相虐，這種矛盾的情感就是莫斯科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但這些情感又決定了世界對莫斯科的態度。莫斯科讓人著迷，卻又讓人生畏。在伊凡三世及其後繼者統治時期，大量外國人充斥著羅斯的大街小巷。羅斯人給外國人劃定了一個特別的區域：德意志區。 15世紀，歐洲脫離了中世紀。歐洲文明得到確立，與莫斯科文明相距甚遠。外國人自然而然會將自己的所見和自己所了解的東西進行比較，從而產生震驚、畏懼、反感，使這差異變得更為明顯。同樣，他們自然會覺得自己的模板最好，外國的模板很糟糕。西吉斯蒙德·馮·赫伯斯坦給我們留下了有關伊凡三世時期莫斯科大公國眾生相的名著，從他開始，外國遊歷者都開始注意到大公（後來是沙皇）擁有的專制權力、順服的民眾以及殘忍的習俗。這些觀察的公正性還是毋庸置疑的，但請別忘了15世紀和16世紀（而且和先前幾個世紀一樣）是一個殘酷無情的時代。與伊凡三世同時代的法國國王路易十一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其殘忍程度超過了羅斯君主。英國國王亨利八世與瓦西里三世同時代，也是個暴君，與封建領主不共戴天。瓦西里三世時期，西班牙由天主教雙王費爾南多和伊莎貝爾統治：他們所設立的宗教裁判所正是強化專制權力的一個強有力的工具。最後還有，伊凡三世的未婚妻來自義大利，當時義大利的切薩雷·波吉亞就以殘暴出名，他的所作所為絕無原則可言。 莫斯科國雖讓外國遊歷者驚訝莫名，卻並不比那個時代本身更殘暴，西方的中央集權進程、逐漸肅清封建領主的做法和莫斯科吞併世襲公國的做法並無二致。莫斯科大公國有一個頗為突出的特點，就是國家對個體的摧毀，其表現形式就是君權神授。莫斯科君權的神聖本質，也就是教義（這才是重點）賦予了君主新的合法性。還在宣揚君主的「神」性之前，他就已經從父親和祖父那兒繼承了權力。從此以後，君主的至高權力就會不受任何塵世法律的束縛。「神授」之權將莫斯科君主的全體臣民都變成了絕對臣服於他的二等人。 Kholop（奴隸、奴才）這個詞指的是依附於土地及地主的農民，或買來的奴隸。該詞還有更寬泛的含義，指聽話順從的僕人。從15世紀末起，所有呈給大公及之後沙皇的陳情書一律都得署上：奴才……後面才寫名字。所有人，甚至世襲領主以及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的兄弟都得稱自己是君主的「奴才」。如果君主的親兄弟說自己是他的「奴才」，那別人就很容易認為這人是他的另一個臣民。 約·赫伊津哈在分析「中世紀的衰落」（14世紀至15世紀的西方生活）時，給出了三個主要因素：勇氣，榮譽，愛。這樣的個人品質在莫斯科的生活中是無立足之地的。在服侍君王的時候是不得展現勇氣的；在所有人都是君主「奴隸」的社會裡，榮譽這樣的概念就有了特殊的含義；至於12世紀普羅旺斯的宮廷抒情詩人發明的綺靡之愛，至於但丁、彼特拉克以及其他許多詩人所謳歌的熱烈的肉體之愛，根本就不是羅斯生活的要素，直到16世紀，文學修士的筆下才出現了文學；我們知道，若是沒有文學的推波助瀾，愛就不會存在。 羅斯生活的主要特徵是：忍耐，順服，虔誠。它們構成了不同的文化，也構成了和西方並不相似的那些刻板成見。《俄羅斯神學之路》一書的作者格·弗洛洛夫斯基指出：「俄羅斯思想史呈現出大量神秘的、難以令人理解的面向，特別是那漫長的、無止境的沉默。那麼究竟該如何來闡釋俄羅斯思想這晚熟而又緩慢的覺醒過程呢？」歷史學家格·費多托夫和弗洛洛夫斯基一樣，也是在1917年革命之後移民國外的，他對此也表現出了同樣的困惑：「在13世紀骯髒、貧窮的巴黎，經院哲學家吵得不可開交，而在富麗堂皇的基輔，聖堂里的馬賽克光芒四射，卻只有修士、編年史和聖徒言論集……」對外國人眼中俄羅斯「落後」的原因，或者俄羅斯人對其「獨特性」的解讀，可謂眾說紛紜。19世紀上半葉，彼·恰達耶夫說那是「知識界萬馬齊喑」所致，因為西方人受到過羅馬的教誨，基督教具有古希臘和拉丁的形式，其古典哲學思想和傳統極為豐富，而俄羅斯人接受的是拜占庭的基督教，儀軌的華麗修辭常常掩蓋了思想。哲學家斯·列維茨基也持相同的觀點，他指出9世紀西里爾與美多德創造的字母在這當中起了作用，將《聖經》和福音書翻譯成教會語言（即教會斯拉夫語，為馬其頓方言，源自古保加利亞）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所以，俄羅斯人並不需要翻譯，教會斯拉夫語和古羅斯語頗為相近。在西方，《聖經》是希臘語譯本，還有拉丁語譯本，修士和古羅斯的博學之士不同，必須掌握維吉爾所用的語言。 古羅斯文學最優秀的專家德米特里·利哈喬夫沒有去探討其中的成因，而是研究起了羅斯文化的特性。他先從一個頗有爭議的論斷開始：羅斯文學或許「比法國、英國和德國的文學都要古老」，因為它「起初可以追溯到10世紀下半葉」。然後他又說：「……古羅斯文學影響不大，聲音微弱。既沒有出現莎士比亞，也沒有出現但丁。他們是在合唱，很少會有，或根本就沒有獨唱，合唱君臨一切」；「相比現代作家的獨創性，古羅斯文學和民間文學更接近」；「羅斯文學不是作家文學：它就像是大眾的創造，是超越個體的藝術」。院士德米特里·利哈喬夫總結道：「古羅斯作家不是各自構造樓房的建築師。他們是城市的建設者。他們是整齊劃一、氣勢恢宏的建造者。」德米特里·利哈喬夫所說的「超越個體」可以稱之為「集體性」，這種集體性賦予了古羅斯文化整體的特性，甚至出現在最為璀璨的表現形式上：建築和聖像畫。 東正教在此種文化的形成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塑造了俄羅斯人的世界觀及其行為方式。行為和精神的塑造過程當中也不能不考慮物質因素：舊土地用罄，需時常遷移至新的領土的農業模式——這種行為同樣也是為了逃離危險。之所以對故土缺乏依戀，是因為每五到十年，莫斯科的森林就會發生火災；有編年史家驚訝地發現錢袋子伊凡統治時期，十五年時間共發生了四次大火災，伊凡三世統治時期，大公國的都城也這樣經常被燒為灰燼。每次，城市都還是用木頭重建；儘管木頭這種材料最容易獲得，但用石頭建城就不會淪為灰燼，只是莫斯科人不常用這種材料。 莫斯科君主的專制權力同樣也是文化和精神與物質生活的基本要素。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和公法專家經研究，認為這種狀況起源於15世紀左右。沃洛茨克的約瑟夫、斐洛泰及其門徒和繼承者則從遙遠的過去尋找解釋，因為紅太陽弗拉基米爾和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二世繼承了拜占庭的傳統，其專制君主的譜系與羅馬皇帝奧古斯都一脈相承。19世紀的研究者則給出了合理的解釋，認為其發展進程受到了東北地緣政治環境的影響。有些人強調蒙古桎梏的作用，導致大家需要一個強勢君主來保護民眾；另一些人則認為蒙古模式對莫斯科君主造成了衝擊。《莫斯科君權》(1889)一書的作者米·加科諾夫至今仍然是該主題最好的研究者，他寫道：「莫斯科版本中最易出現絕對君主溫床的正是沒時間考慮任何權利和自由的灰濛濛的民眾，他們整天最擔心的就是一日三餐和面對強權時如何自保。這種絕對主義在俄羅斯的土地上一步一步地發展起來，如果不是伊凡三世時期希臘人和義大利人的到來，它不可能這麼快就在沙皇的專制體制中找到其最終的表現形式。」蘇聯歷史學家認為階級鬥爭法則和不可避免的進步趨勢使中央集權國家和強權最終得以形成。 伊凡三世很清楚專制權力的必要性（他的孫子伊凡雷帝對此也進行過大量思考），認為這才是國家秩序的保障。伊凡三世在寫給嫁給立陶宛大公的女兒的一封信中是這麼解釋的：「立陶宛君主林立的時期國家一片混亂；你也知道我父親統治時期我們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動盪，他去世後，我和我的兄弟之間產生了這麼多的問題，而你應該對這些事情還有記憶。」伊凡三世對女兒說的是他父親瓦西里二世的「大混亂時期」，那時候叔伯子侄常年互相攻伐；他也提到了自己和幾個兄弟的戰鬥。莫斯科大公還講到他的女婿，也就是在立陶宛和波蘭都當上國王的亞歷山大所遭遇的困難。伊凡三世對女兒講了自己的看法，因為1503年，他女兒寫了一封公開信，公開支持自己的丈夫，對父親背信棄義的政策大張撻伐。 這兩個國家長期以來就在為奪取東歐霸權而征戰不休，而它們完全相反的政治結構就成了莫斯科和波蘭—立陶宛聯盟之間戰爭無止境的源頭。同時，兩國的命運也能讓人清晰地了解專制體制和共和君主制之間的優劣。 伊凡三世和他的兒子瓦西里三世征伐不斷，最終將全羅斯所有有人煙的土地都吞併到了莫斯科大公國的疆域內。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但「大羅斯人」一詞的定義出現了問題，引發了對「大羅斯」國形成的確切時間及其種族構成的爭論，而且爭論從未停止過。19世紀基本屬於理論範疇的國族問題又重新引起了歷史學家的關注，到20世紀最後幾十年，國族問題又具有了強烈而且現實的政治意義。 基輔羅斯斯拉夫人的起源並沒有引發爭論，儘管留里克王朝的國家創建者諾曼人所起的作用和重要性如何始終眾說紛紜。莫斯科羅斯的種族構成卻引發了極其激烈的論爭。 尤里·多爾戈魯基和他的兒子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向東北方遷移，在已有人定居的土地上殖民。後來的蘇茲達爾、弗拉基米爾、莫斯科諸公國當時都被芬蘭的部族占據：梅里亞人、威瑟人、穆羅米亞人等。他們都被新來者同化，皈依了基督教，喪失了自己的語言，接受了殖民者的語言。米·伯克洛夫斯基不關注國族問題，認為「大羅斯人」是種族大雜燴，芬蘭人占了五分之四，剩下的都是斯拉夫人。伯克洛夫斯基此處指的是12世紀殖民進程第一階段的情況。14世紀，金帳汗國開始衰落，在投入大公麾下服役的韃靼人中間，莫斯科人占了大部。 大羅斯種族的形成是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遠離同時進行的，而後者又同化了相鄰的非斯拉夫部族。列夫·古米廖夫說得很簡潔，14世紀，古羅斯的種族分成了好幾個部分：「東北羅斯人和梅里亞人、穆羅米亞人、威瑟人以及大草原上的突厥人相混居，從而誕生了俄羅斯人，而西南羅斯人則和立陶宛人、波洛韋茨人相融合，形成了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和大部分歷史學家一樣，列夫·古米廖夫也接受了「羅斯」和「大羅斯」的說法。「大羅斯」(Velikaïa Rus)的概念和14世紀出現的「小羅斯」(Malaïa Rus)相對立，後者是由君士坦丁堡的希臘神職人員引入的，這其實是和羅斯教會分成兩個都主教有關，一個的中心在維亞濟馬河畔弗拉基米爾（基輔都主教就駐錫於此），另一個的中心在加利奇。「小羅斯」和「白羅斯」(Bielaïa Rus)（後者這一稱號顯然出現於14世紀，但歷史學家對其起源並未達成定論）的概念因此並無種族意涵。三個羅斯（大羅斯、小羅斯、白羅斯）都是斯拉夫人，其核心基礎都是由涅斯托爾的《往年紀事》中提及的那些部族所構成。基輔羅斯衰落（烏克蘭歷史學家認為基輔國就是烏克蘭國）、韃靼入侵，以及立陶宛多次攻占之後，大羅斯、小羅斯（以後稱為烏克蘭）和白羅斯（白俄羅斯）的歷史便走向殊途。 這樣的劃分自有其政治原因：在東北羅斯諸公國逐漸被莫斯科吞噬之際，小羅斯和白羅斯的民眾則被併入了立陶宛—羅斯大公國之中，之後又被併入波蘭—立陶宛王國內。小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失去了歷史上的話語權。大羅斯人則相反，他們接受莫斯科大公國的統治，進入了歷史。莫斯科諸王公將東北羅斯統一起來（15世紀統一加速），這件事又賦予莫斯科公國一個新的特質：使之成為大羅斯民族國家。莫斯科大公便成了「大羅斯」君主。那個時代誕生的這一意識形態使他牢牢地掌握住了權力。 莫斯科的三位君主占據了整個15世紀：1389年登基的瓦西里一世帶來了14世紀的遺產，瓦西里二世和死於1505年的伊凡三世又將這份遺產帶入了16世紀。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一個國家得到創建，它包括了東北羅斯的領土，改變了莫斯科在外界的地位。直到那時候，它一直受到對手的保護，免受外界的侵襲，它的那些對手即羅斯的其他公國，也是它攻占的目標。隨著特維爾、雅羅斯拉夫爾、下諾夫哥羅德、梁贊、斯摩棱斯克、諾夫哥羅德以及普斯科夫被莫斯科吞併，所有羅斯公國都成了莫斯科國的組成部分，而國家也就在其邊界地區和外國有了越來越多的接觸。新的危險、新的威脅出現了，於是又出現了新的需求，要將國家的疆界進一步擴大，以保障自身的安全。防禦型帝國主義不會停歇，也不會讓任何人消停。 俄羅斯歷史學家發現這樣的政策具有絕對的必要性。其中最出名的無疑就是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這位學者擁有很強的洞察力，文筆極好，擁有自由主義思想，在當今時代這麼多俄羅斯歷史的大部頭著作中，他仍然具有極強的可讀性。對他來說，莫斯科諸君主的行為，其主要動機就是「保衛國家免受外敵侵略才是最高利益所在」。克柳切夫斯基從這段歷史時期得出一個結論：「莫斯科國是在14世紀受外族桎梏時期構思而成的，在15世紀和16世紀國家的建構和擴大時期，為了生存下去，在西方、南方和東南方進行了慘烈的戰鬥。」這位歷史學家在盤旋於國家上方的威脅之中看到了一個正面的特點：「對外戰鬥阻止了內部的衝突。內部的對手保持和平，共同對外，政治分歧和社會分歧在國家和宗教受到威脅的時候變得不再重要。」 外部威脅（國家的完整性、國族和宗教所受的威脅）是將民眾匯聚到統一化身者身邊的工具，是莫斯科內政外交的政策基礎。 16世紀初，莫斯科對世界的了解遠勝於世界對它的了解。直到15世紀中葉，西方才出現偶然踏足羅斯國土的外國人的簡短評論。1845年，由俄羅斯歷史學家弗·阿德隆編纂的類似的書目清單內只有三篇前來東方遊歷的文本：一篇是弗拉芒人吉爾貝·德·拉努瓦的，另兩篇是兩個威尼斯人的，他們分別是約薩法特·巴爾巴羅和安布羅伊斯·孔塔里尼。不過，莫斯科並不是他們的首要目的地，他們只是經過時才會來看看：他們要去造訪的是諾夫哥羅德和波斯。所以說，對波蘭另一邊的那片土地，無論是其管理模式，還是習俗，抑或是地貌，西方時常會產生稀奇古怪的想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關於莫斯科國的首個主要信息來源是德國使節西吉斯蒙德·德·赫伯斯坦的敘述。據我們所知，1517年和1526年，他兩次來到莫斯科；他懂俄語，在其《莫斯科紀事》里不僅有個人的觀察，也有羅斯的歷史文本。赫伯斯坦是作為日耳曼皇帝馬克西米利安的使節來莫斯科的。他要面見的就是伊凡三世之子瓦西里三世大公。這是那個時代出現的第一份關於莫斯科大公國的詳盡的證詞，大部分都頗為可信，這一點完全合乎邏輯。瓦西里三世統治期為二十八年(1505—1533)，他結束了莫斯科大公國的歷史，開啟了莫斯科沙皇國的歷史。 4 恐怖沙皇 很難說是因為人民殘暴才會出現暴君，還是因為君主暴虐，才使人民變得如此殘忍。 ——西吉斯蒙德·德·赫伯斯坦，1549 皇家使節對瓦西里三世的莫斯科有所了解之後，便致力於對社會和極權體制彼此之間的獨立性進行思考。他認為莫斯科君主的權力比西方統治者所擁有的權力廣大得多。三個世紀之後，1863年，俄國作家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完成了一本講述伊凡四世時代的小說，他承認在讀原始文獻的時候，書本「經常會從他手上掉落」，他「會把筆一扔，義憤填膺，他並不在意伊凡四世是否存在，而是覺得竟然會存在這樣的社會，一個他認為不存在反抗的社會」。 「恐怖」這個綽號早已授予了伊凡三世。他應該只對自己的孫子才有真正的感情。翻譯使grozny這個俄語詞的真正意思產生了變形。對俄國人來說，grozny並沒有法語、英語、德語中「恐怖」「令人生畏」的那種意思，而是具有不容置辯的意涵，因為在他們的理解中，權力總歸是「恐怖」「氣勢洶洶」的，權力本就如此。 瓦西里三世是他父親伊凡三世和他兒子伊凡四世之間必不可少的一環。瓦西里三世遵循父親的內政外交政策，父親的草創到了他這兒，都長成了參天大樹，他在正式場合總是頂著莫斯科大公的頭銜，但他傳給兒子的是一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權力，從而使伊凡四世得以自行加冕成為沙皇。 瓦西里三世的母親是拜占庭公主，他的妻子卻不是。他的兒子伊凡雷帝認為這很榮耀，便對波蘭人說他認為自己在日耳曼皇帝和法國國王之上，因為他的譜系來自羅馬皇帝奧古斯都。這位俄國沙皇驕傲地宣稱：「在我們和土耳其蘇丹之外，沒有哪個國家的君主，其家族不間斷地統治了兩百年之久。」瓦西里三世從不會忘記自己的出身，但他的權力都是他父親伊凡三世遺贈給他的。 自從達尼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以來，莫斯科所有王公都會給長子留更多的財產，使他的實力超過其他兄弟，也就是世襲王公。伊凡三世的遺囑完成了這個進程：大公留給自己的長子和繼承人六十多個地區，有城鎮，有土地，而他的四個兄弟總共只分到了三十座城市，其中大部分從規模和財富多寡來看，都無足輕重。此外，長子還享有極大的政治優勢。在此之前，大公的所有兒子會共享莫斯科，每個人都在屬於自己的地塊內課稅，包括直接稅和間接稅。伊凡三世的遺囑將莫斯科的所有權力都讓給了長子，包括司法權，而世襲王公只能在自己的領地內享有這項權力。每個世襲王公此前也能鑄幣，和大公一樣。而這份遺囑自此以後使之成為大公的專享權力。最後，世襲王公若無子嗣，伊凡三世就會剝奪其將土地留給自行選擇的繼承人的權力；這樣一來，土地就都落入了大公的手裡。米·加科諾夫認為，15世紀，「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這一點越來越重要」。伊凡三世的遺囑展現了大公所向無敵的意志。對瓦·克柳切夫斯基而言，「伊凡三世的繼承人坐上大公國的寶座，比伊凡本人更有君主氣派」。 1492年，都主教佐西馬在復活節的講話中稱伊凡三世是「全俄專制君主，新君士坦丁堡的沙皇君士坦丁，羅斯全境和其他無數土地的君主」。三十年後，都主教的這句話成了莫斯科君主的正式頭銜。瓦西里三世向定居於鄂畢河沿岸的涅涅茨人發去文書，向他們宣稱此後他們就是他的臣民，文書開頭是這樣寫的：「偉大的君主瓦西里因上帝之旨意，成為全俄沙皇和君主，為弗拉基米爾、莫斯科、諾夫哥羅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維爾、彼爾姆、尤格拉、維亞特卡、保加爾人及其他人等的大公……」 瓦西里三世登基七年之後，西吉斯蒙德·德·赫伯斯坦來到莫斯科。馬克西米利安的這位使節被大公的權力震驚到了：「他施加於臣民身上的權力輕易超過了世界上的所有君主；他還完成了其父親的遺願，從所有王公和其他重要人物手上奪走了他們的城池和采邑；所有人都淪為他的奴隸，以至於他命令臣民住到宮裡來，出發去打仗，或是管理使團，這些人都不得不自掏腰包支付一切費用；他的權力既針對神職人員，也針對俗人，他可以隨心所欲、毫無顧忌地支配任何一個人的生命和財產。」 伊凡三世並不滿足於這樣的權力。1480年，他突然拋棄了駐守奧卡河畔、阻止韃靼汗入侵的軍隊，莫斯科的居民都說他是膽小鬼，他臨陣脫逃，向韃靼人敞開了通往都城的道路。三十年後，這樣的事不再可能發生了。波雅爾別爾森斗膽抱怨說大公做任何決策都太聽信寵臣伊萬·什戈涅—波哲金的話，結果立刻就被砍了腦袋。輔祭費奧多爾·亞列尼頗有微詞，也被割了舌頭，還被鞭子抽。譴責瓦西里三世的都主教也被剝奪教職，關入修道院。繼之擔任都主教的就是沃洛茨克的約瑟夫的門徒達尼伊爾。瓦西里三世與索洛姆尼亞·薩布洛娃結婚二十載後，提出離婚，理由是妻子不育，達尼伊爾藐視教會戒律，允許他離婚，迫使王妃遁入教會。他還為大公和年輕的葉連娜·格林斯卡婭舉辦了婚禮，四年後，格林斯卡婭為他生下了繼承人，取名伊凡。 斐洛泰著名的《書信集》就是寫給瓦西里三世的。莫斯科君權神授的觀點以及 「第三羅馬」這樣的預言使對大公的膜拜得以誕生。赫伯斯坦記錄，如果問莫斯科人他們不知道的事情，他們一般都會回答：我們不知道，但上帝和大君知道。 外交方面與傳統的「集權」政治相呼應，出現了同樣傳統的「羅斯聯合體」。1510年，瓦西里三世將普斯科夫納入莫斯科，他對這個商貿共和國的態度，和他父親對待諾夫哥羅德的態度一模一樣。普斯科夫的編年史家記載，瓦西里的使節向維徹宣布：「如果你們想讓自己的生活一如往昔，就必須滿足大公的兩個意願：不再設立維徹，摘下大鐘；接受君主分別設在普斯科夫與周邊地區的兩個總督。」這是莫斯科的最後通牒，普斯科夫只能屈服；儘管如此，君主還是下令，將三百多戶家庭逐出該城，那些人的住宅、土地、財產全都分給了莫斯科人。編年史家寫道：「在普斯科夫的外國人無法忍受這樣的脅迫，都回國去了。」1517年，不久前剛成為莫斯科勁敵的梁贊也被納入了莫斯科。 瓦西里三世統治的這大約三十年時間裡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戰爭。既有進攻，又有防守，戰爭在兩條戰線上展開：南方和西方。莫斯科南部的敵人就是克里米亞。伊凡三世在位時期，明里—格來汗破除了和莫斯科締結的聯盟，而和立陶宛確立了友好關係，這樣就會時常威脅到莫斯科國的邊境地區。韃靼騎士經常入侵，越來越深入，有時甚至打到了莫斯科，每次都抓成千上萬的俘虜當奴隸。莫斯科和克里米亞之間的不和持續達兩個世紀之久，而這場戰爭的主要原因是兩者都想奪取喀山。被瓦西里安置在大公寶座上的那些人只能去和克里米亞汗的支持者打仗。這些覬覦王位的人彼此之間內訌不斷，莫斯科只能派出部隊去保護自己的盟友。瓦西里三世的政策是保護莫斯科國的南部邊境地區，反對韃靼人入侵；也正是他最先組建了「近衛軍」。每年夏天，他都會派遣這些監察部隊駐守於南部邊境奧卡河沿岸一帶（河岸——bereg——當時也是邊境的同義詞，所謂的「河岸部隊」目的就是鎮守河流）。在扎賴斯克、圖拉、卡盧加建起了許多石堡，還建了許多防禦據點。漸漸地，這些堡壘不再僅僅局限於奧卡河沿岸，也出現在了更遠的地方。防禦體系轉變成了陳放武器的場所，以期發起新的攻勢。 西邊的軍事行動進展更為順利。1503年，伊凡三世和波蘭國王亞歷山大簽訂了六年停戰協定，1507年，協定破裂。立陶宛領主米哈伊爾·格林斯基在維爾諾起事，要求莫斯科援助，後者便主動幫助了他。立陶宛新大公和波蘭國王西吉斯蒙德剛在克拉科夫登基，就急忙趕往立陶宛首都。他後來擊退了莫斯科的軍隊，格林斯基被迫逃亡。1508年，雙方簽訂和平條約，1512年又被莫斯科廢除。由此便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戰爭，雙方命運各異。戰爭的一個大目標就是斯摩棱斯克城，這座城市被莫斯科軍隊圍困了三年之久。1522年，再一次簽訂和平條約，斯摩棱斯克被讓給了莫斯科。 衝突期間，1514年，莫斯科軍隊在奧爾沙遭遇慘敗。依據傳統的說法，兩名軍事統帥率領的部隊被立陶宛軍事統帥康斯坦丁·奧斯特羅日斯基王公打敗。儘管這場慘烈的戰役並沒有對戰爭的終局產生重要影響，但還是值得多加留意，因為五百多年後，其間的迴響仍能聽到。白俄羅斯脫離蘇聯之後，決定將奧爾沙戰役的日期作為紀念日，使之成為「軍隊榮譽的節日」，因為「白羅斯軍隊在康斯坦丁·奧斯特羅日斯基的率領下，殲滅了莫斯科羅斯的軍隊」。 康斯坦丁·奧斯特羅日斯基是東正教徒，但他的領地在立陶宛大公的領土上。可以說從那個時代起就有白羅斯人，只是還不存在白羅斯國，雖然從1992年起，明斯克的某些歷史學家還在提「白羅斯—立陶宛國」。所以，1514年的戰役可以將過去放在新的語境下來看。白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寫道：康斯坦丁·奧斯特羅日斯基「運用出色的戰術，殲滅了莫斯科國的大軍。這場勝利得以維護國家的主權。神聖羅馬帝國拒絕和莫斯科結盟……整個歐洲都知道了康斯坦丁·奧斯特羅日斯基的勝利。羅馬教宗還為此舉行慶典，馬克西米利安皇帝成為立陶宛大公在西方的利益捍衛者。1518年，為了說服德意志騎士團的大團長在他所發動的征服戰爭中不去支持莫斯科，他寫道：『立陶宛的完整性……有利於整個歐洲，莫斯科大公國相當危險。』」白俄羅斯的歷史學家過分誇大這場在森林和沼澤深處開打的戰役的重要性，並未含沙射影劍指波蘭，但波蘭和立陶宛休戚相關，是莫斯科在西方的主要對手。1525年，和德意志騎士團打了一仗以後，普魯士日益世俗化，成為波蘭王國的附庸。騎士團大團長阿爾布雷希特·德·霍亨索倫成為華沙的忠實臣屬。1561年，波蘭攻占了立窩尼亞騎士團的領土，德語叫作利夫蘭（波蘭語叫作因夫蘭季），居民為芬蘭裔利夫人。 如何同摩爾達維亞公國處好關係，又如何應對土耳其和波蘭的關注，這些都在莫斯科的對外政策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摩爾達維亞公國由部分介於普魯特河與錫雷特河之間的原本屬於羅斯的領土構成，信東正教，突厥人入侵之前，一半都是斯拉夫—羅斯文化。俄語為國家的行政語言，摩爾達維亞諸王公的文件均使用西里爾字母。與伊凡三世同時代的斯特凡大帝(1457—1504)在黑海西北部占據了重要地位。伊凡三世無法視之為無物，便於1483年和公國鞏固關係，讓自己的長子小伊凡娶了斯特凡的女兒葉連娜。小伊凡死於1490年，但兩國之間的友誼一直維繫到了瓦西里三世時期。這位莫斯科君主在其治下的最後十年，接待了摩爾達維亞的使節，後者請求瓦西里三世幫助公國抵禦波蘭。但莫斯科並不想回應這個請求。1538年，蘇丹蘇萊曼一世攻占了摩爾達維亞。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認為「拉丁化的」波蘭對東正教的威脅更大，他說：「土耳其統治期間，摩爾達維亞受到保護，未遭波蘭侵襲。」 瓦西里三世的頭銜出現在他寫給涅涅茨人的文件中，由此突出了莫斯科國外交政策的另一個軸心，那就是：北方。在大公擁有的領土中，我們注意到如下地塊：彼爾姆、尤格拉、維亞特卡。12世紀至17世紀的俄羅斯文獻將尤格拉劃歸伯朝拉河與烏拉爾山脈北部之間。這些土地都屬於諾夫哥羅德，後者對當地民眾課取皮毛稅和海象獠牙稅。從15世紀中葉起，尤格拉就被併入了莫斯科國；伊凡三世時期組織了幾次軍事遠征之後，當地的漢特人和曼西人公國都被清除掉了。他的兒子繼續向北進發，又將這項使命交給了自己的兒子；伊凡四世統治時期，羅斯國的疆界已越過了烏拉爾山脈。 羅斯的政治觀念繼續在瓦西里三世時期成形。該觀念誕生於當時「蓄財者」（「約瑟夫派」）和「非蓄財者」之間尚未結束的戰爭之中，誕生於神學的爭辯之中，不可能是其他情況：全國的博學之士都集中在修道院內，那時候只有宗教人士才是科學巨匠。結果，神學爭論就成了對君權的本質及其與教權之間關係的激烈論爭。希臘人馬克西摩斯的行為對莫斯科羅斯智識的發展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希臘人馬克西摩斯(1480—1556)在來羅斯之前叫米哈伊爾·特里沃列斯，當時就已名聲在外，修行了很長時間。他出生於希臘，在那兒受的教育，並且從政，但從政時間很短。於是，他就剃了度，在佛羅倫薩多明我會的聖馬可修道院待了好幾年。1505年，他突然皈依東正教，住到了阿索斯山上。1516年，瓦西里三世讓他來莫斯科翻譯希臘著作，尤其是《聖詠經》這本書。1499年，在諾夫哥羅德總主教根納季的努力之下，《聖經》被翻譯成了教會斯拉夫語。我們注意到，有一個神秘人物是多明我會修士，名叫「維尼亞明，斯拉夫人出身，拉丁信仰」，他大力幫助總主教，一起參與確立了「根納季《聖經》」。希臘人馬克西摩斯親自翻譯了《聖詠經》和其他著作。他還以宣道者的身份寫了大量文章。 希臘人馬克西摩斯的作用難以估量。與之同時代的人都相信，是他第一個將發現美洲大陸的消息傳入了莫斯科，雖然已經晚了二十年時間。羅斯對此並未多加關注，居民們要到1584年，也就是馬爾辛·別爾斯基的《波蘭記事》被翻譯成俄語之後，才了解到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的詳細情況。 希臘人馬克西摩斯帶來的東西要比發現遠方的美洲新大陸這則消息更重要。他在阿爾巴尼亞、科孚島、威尼斯、巴黎和佛羅倫薩都逗留過，此時，西方已開始對古典時代，也就是新出現的思潮感興趣，而這一點在他的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在聖西緬修道院的房間成為莫斯科人聚集討論「沙皇格勒著作與習俗」的地方。 希臘人馬克西摩斯將羅斯人對西方的興趣進行了總結，他這麼做是因為有大量外國人來到莫斯科，而且羅斯也出現了對科學以及「拉丁」文化遮遮掩掩的好奇心。希臘人馬克西摩斯比與之同時代的羅斯人學識更淵博，文學造詣極深，他將思想開明的宗教人士和在俗人士都匯聚到了自己身邊。瓦西里·帕特里科耶夫親王就經常去他的房間，後進行剃度，取了瓦西安這個名字，成為16世紀唯一一位有所獨立的神學家。季諾維·奧簡斯基和安德烈·庫爾布斯基親王有過一個說法，即俄羅斯首位印刷匠伊萬·費奧多羅夫就聽取過馬克西摩斯的意見。此外，我們還知道馬克西摩斯給費奧多爾·卡爾波夫寫過信，而後者是莫斯科羅斯傑出的外交官和法學家。 希臘人馬克西摩斯是堅定的「非蓄財者」，對「蓄財的」修士大加撻伐，他將後者比作寄生蟲，一個人把好吃的全吃了，而為他們幹活的農民卻「永遠缺吃少穿，悲苦無依……」希臘人馬克西摩斯是「異端」和「拉丁人」的勁敵，他與神秘主義「靜修派」比較接近，後者的導師主要是西奈人格里高利（卒於1342年）和格雷格利烏斯·帕拉馬斯(1296—1359)。「靜修派」的支持者（特別是格雷格利烏斯·帕拉馬斯）激烈反對「拉丁文明」及其主要思想家托馬斯·阿奎那。他們斷然摒棄對基督教進行「亞里士多德化的改造」，換句話說，就是絕不能在鑽研真理的時候求助於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他們宣揚的不是理性，而是信仰。「因為信仰並不是由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而是由聖靈的力量傳遞給我們的……」「靜修派」最重要的一個面向是對神聖能量的「專注」，這並不需要任何智識上的努力。不過，希臘人馬克西摩斯認為自己是更為正統的「靜修派」，理由很簡單，因為他鼓勵研究科學：對他來說，科學、教導、理性都有助於人意識到智識的無力，從而將人領至「上帝賜予的內在哲學」——信仰——中去。 在16世紀的莫斯科，神學思想具有明顯的政治特徵，和兩個問題相關：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之間究竟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大公的權力應是絕對的還是受限的？我們發現在熟悉馬克西摩斯房間的人中間，瓦西里·帕特里科耶夫親王接受剃度，捲入了宮廷內部的衝突，支持伊凡三世的小兒子德米特里。瓦西里·帕特里科耶夫是立陶宛大公格迪米納斯和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德米特里耶維奇的直系後裔；因此，他反對伊凡三世的專制主義傾向是有其邏輯可循的。 安德烈·庫爾布斯基親王是留里克的後裔，也是莫斯科專制政權的主要反對者，他同樣和希臘人馬克西摩斯聯繫緊密。我們必須寫一下希臘人馬克西摩斯的《布道詞》，他在其中「充滿同情地」說到「沙皇和當局治下混亂的狀況」。他揭露了統治者的貪婪不義，凡是能壓迫的人，他們都會去壓迫。希臘人馬克西摩斯說：「我走的是一條艱辛之路，當我看見婦女坐於道邊，內心便充滿痛苦；她雙臂擱在膝頭，腦袋埋於臂中，號哭不停。」從長篇的布道詞中看出，這個哀苦的寡婦同意說出自己的名字，她叫瓦西里婭（即希臘語版本的「沙皇」）。她解釋了自己悲苦的原因：虔誠的沙皇已經消失不見，剩下的沙皇只想著開疆拓土，為此征戰不休，義人流血，他們反而興高采烈。 希臘人馬克西摩斯及其門徒最大的罪行就是批評專制神權的教義，經過「約瑟夫派」不懈的努力，專制神權已成為莫斯科的官方意識形態。這樣的批評，再加上他對君權神授的質疑，都被認為是在打擊這種教義。 他們沒法指責希臘人馬克西摩斯及其門徒在取悅異端或「拉丁人」。他們有可能對受責罰和懺悔的異端比較寬柔。但總體而言，他們對自己的信仰是相當堅定的。希臘人馬克西摩斯對這一點毫不懷疑，他寫道：「拉丁人任由自己遭到引誘，不僅被希臘羅馬的學說引誘，還被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著作引誘……他們想要把不可調和的東西調和起來，把惡帶向世界。」希臘人馬克西摩斯還有其他的懷疑。波雅爾伊萬·別爾森—別科列米舍夫抱怨說，自從「大君之母」索菲婭·帕列奧洛格來到羅斯，國家就混亂不堪。馬克西摩斯稍作反駁，說索菲婭出身於皇族。而別爾森—別科列米舍夫卻堅持說：「馬克西摩斯老爺！就算是這麼回事，可她還是把我們這兒弄得混亂不堪……善良的人都認為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傳統老早就已經不存在了。在我們這兒，大公也在改變習俗。」君主本人是不得改變習俗的——這就是希臘人馬克西摩斯以及「非蓄財者」的立場。「約瑟夫派」對此的回答是：大公什麼都能做。 「約瑟夫派」的反對者對君主主要的指責是他干預神職人員和教會的事務。希臘人馬克西摩斯認為理想狀態是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和諧相處。他同樣認為君權（屬於世俗權力）需受至高道德律的約束。 希臘人馬克西摩斯受到過三次責罰：指責他翻譯中出現了一些無足輕重的小錯誤，是因為對俄語了解不夠；還指責他是土耳其蘇丹的間諜，這個簡直是異想天開。1525年至1551年間，他被關入不同的修道院，直到去世前五年才獲得自由。瓦西里·帕特里科耶夫和別爾森—別科列米舍夫都和他一起受到了懲罰。 革命之前的俄國歷史學家發現莫斯科諸王公的采邑就這樣逐漸轉變成了一個充分意義上的國家，而這就是伊凡三世、瓦西里三世、伊凡四世的主要成就。蘇聯的歷史學家對這樣的觀察做出了價值判斷，他們認為這是一個「進步」的過程：在他們看來，羅斯的中央集權化事實上是國家快速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他們引用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句話：「可以認為無論哪個國家，中央集權都是快速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工具。」 采邑轉變為國家的進程是建立在伊凡三世統治期間莫斯科各種自相矛盾的主張之上的，他一會兒說要將整個羅斯大地當作單一的民族來加以統治，一會兒又說希望按照賜給王室分支的封地這項私法的規定，學采邑的做法，來統治羅斯。 在采邑中，君主是土地及與之相關的任何經濟利益的所有者；土地上的自由民和他擁有契約關係，彼此都可不受約束地中斷契約。土地匯集起來，領土擴大，將采邑轉變成了國家，而君主繼續以管理私有封地的方式來管理國家。但漸漸地，經過極緩慢的時間，國家層面出現了法律。1497年，莫斯科頒布了第一部官方《律書》。這是一部訴訟文本的匯編本，照羅斯法學史專家米·加科諾夫的說法，《律書》的「內容要比10世紀至11世紀的《羅斯法典》更貧乏。不過，重要的是，君主的意志越來越頻繁地以法律的形式表達出來，而不再只針對王公封地的收益上面」。 國家法律的形成過程中會出現逐漸對古代習俗進行替換的現象。瓦西里·塔季謝夫在其《先祖時期以來的俄國史》一書中使用了後來消失的編年紀事文本，他講述了伊凡三世和都主教之間的一場對話。1491年，大公命令自己的兄弟，也就是世襲王公派遣軍隊援助當時的莫斯科盟友明里—格來汗。烏格里奇王公安德烈和他的其他幾個兄弟一樣，都和伊凡三世簽有契約，但他拒絕服從命令。隨後，安德烈去了莫斯科，他先是受到了熱烈歡迎，之後就被投入了大牢。伊凡拒絕了都主教將其釋放的請求，他的理由是：「我死的時候，他（安德烈）就會想盡辦法獲取大公的頭銜……如果他成功了，那我的幾個兒子就會很生氣，他們會彼此攻伐，韃靼人就會趁勢打擊羅斯大地，燒殺搶掠，抓大量的俘虜，再次要求上繳貢賦；基督徒會像以前一樣流血，我的所有努力都會白費，你們也都會再次淪為韃靼人的奴隸。」 終結了韃靼「桎梏」的伊凡三世自此以後不再擔憂采邑、莫斯科公國，而是要為羅斯大地憂心。不過，所採取的方法還是沒變，他父親盲人瓦西里二世也都使用過。伊凡三世的兒子瓦西里三世在臨終之時，擔心自己的兄弟尤里親王問鼎御座，設法從還很年幼的合法繼承人（也就是後來的「伊凡雷帝」）手中搶奪王位，便命令波雅爾對此採取必要措施。於是，瓦西里三世尚未去世，他的兄弟就在大牢里被殺害了。 在兩個原則（到底是獨立的主宰者和土地所有者，還是國家至高權力的擁有者）之間游移不定，成了伊凡三世、瓦西里三世和伊凡四世統治期間的特徵，換言之，他們從父到子，再到孫子，涵蓋了大羅斯一個多世紀的歷史，最終「使國家動盪不安，使統一者當道的王朝趨於滅亡」。 5 七波雅爾攝政 貴族制九頭蛇再也無法統治羅斯了。 ——尼古拉·卡拉姆津 《新舊俄羅斯記》一書寫於1811年，作者在思考17世紀初的種種事件時，提到了「貴族制九頭蛇」這一短暫的統治時期。但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說法來指稱瓦西里三世駕崩之後的時期。唯一的區別是，根據當時的計算，1535年左右出現的是七頭蛇。這段時期指的是從瓦西里三世駕崩至繼承人登基之前。王儲的父親去世之時，王儲還只有三歲，於是就出現了七波雅爾攝政。 1497年的《律書》將民眾分成了兩個種類：「軍職人員」和其他人。書里還說《法典》由「全俄大公伊凡·瓦西里耶維奇在他的孩子及波雅爾的幫助下編訂而成」。社會結構則要相對複雜。服務級別（指的是各個家族之間的服務關係，按等級分成各個級別，也就是官級）再分成兩大類：嚴格意義上的「軍人」(sloujilyïé)和杜馬大貴族(doumnyïé)，後者占據更高級別的國家職務，在名為杜馬的君主的議事會內任職。杜馬大貴族則分成波雅爾、侍臣和杜馬貴族(doumnyïé dvorianié)。莫斯科（首都）的「服務級別」與其他城市不同；所有人均可占據軍隊統帥的職位。服務級別的第二梯隊涵蓋了「繳納人頭稅」級別，這些人需繳納人頭稅。他們再分成城鎮工商居民和鄉民：前者包含了城裡人和城郊人，後者耕種土地，住在鄉村地區。 「軍職人員」直接為君主服務，「繳納人頭稅」級別則需支付費用，充實國庫，間接為其服務。 波雅爾由大公的上層僕從這一等級構成；他們與之存在私交，令人想起古羅斯王公與其親兵之間的關係。這樣的關係表明君主賜給了僕從某些特權：賜予采邑，繳納賦稅時享有好處，等等。隨著封地制度日益解體（主要是因為莫斯科君主「吞噬」了這些土地），波雅爾階層便逐漸擴大，這樣就損害了世襲王公的利益。瓦·克柳切夫斯基認為，16世紀的時候，兩百個波雅爾家族中，只有七十個沒有頭銜。因此，伊凡雷帝才能向瑞典國王理直氣壯地寫道：「我們的波雅爾和地方行政長官都是我們最古老的大君的子嗣，其他人也都是金帳汗國沙皇的兒孫，波蘭國王和立陶宛大公的兄弟，或者是特維爾、梁贊和蘇茲達爾大公國或其他大國的居民和子嗣，所以他們都不是普通人。」 出身，再加上擁有大片領地，由此便奠定了貴族的身份，而這與莫斯科諸王公搖擺不定的專制權力相左。他們首先捍衛自己的權利和特權，以此來進行抵抗。在諸多特權之中，有一項是加入波雅爾杜馬，管理國家事務。基輔諸王公經常會向親兵中最傑出的成員問策，這是莫斯科羅斯繼承下來的一項習俗。大公每次想要做出重大決策的時候，都會召開杜馬。16世紀，七十名上層貴族代表都有權在波雅爾杜馬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四十名王公均有頭銜。不過，大公能邀請任何他想邀請的人來議事。杜馬不同等級的規定里都寫得很清楚；裡面確實包含了：波雅爾；侍臣（okolnitchis；okolo意為相近；指的是由君主選定的近臣）；杜馬貴族，他們也是由君主依據出身之外的標準遴選而出的。 杜馬對任何國家事務均有發聲的權利。但此處所謂的發「聲」，只是進行討論而已。這兒沒有任何規則可言，一切最終都要由君主來定奪。君主的決策方法適用於任何領域：「大公定奪，無論何人只需遵守吾等之命令即可。」 儘管在封建制的歐洲，社會地位、社會階層的權利和義務均由嚴格的法律標準、律法和規則所規定，但莫斯科羅斯只熟悉兩種形式的權利：君王的意志和習俗。上層貴族只有依靠後者，才能和專制權力唱反調。從波雅爾這方面來看，君主的全權會受到特定製度的限制，即miestnitchestvo（直譯過來就是：「為地位而戰鬥」）。這項複雜的制度是為了確立家族在貴族中的地位，由此可歸結為一項不可觸犯的原則：既然可世襲，那就能在「服務」梯級上占據一個等級。無論何種委任——軍中服役，擔任使節——均需遵守利益方的世系等級和「公務等第」。對此，大公本人必須予以考慮。Miestnitchestvo直到1682年才遭廢除，由此便開啟了一條道路，在國家公務等級制中發展出了一套新的制度。 從伊凡三世起，大公都會自行選擇謀臣，從而與傳統決裂。他們對此心知肚明，其周邊的人也都是如此。波雅爾為了在權力體系中捍衛自己的特權和地位，便採取保守的立場，而莫斯科君主卻在違反古老的準則，擺出一副革命者的姿態。 幾個世紀以後的1920年，詩人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在反思革命對俄國的震動時，是這麼總結俄國歷史的：「政委里有貴族，沙皇冒著革命的火星。」 君主手下有一個新型的僕從，叫作朝臣（擁有田莊），他們成為君主和波雅爾的鬥爭中重要的助手。和擁有采邑，亦即世襲領地的波雅爾不同，朝臣是因效力於君王而獲得土地的，身死之後，土地也會隨之失去。1556年，伊凡雷帝統治時期，無論對莊園主還是采邑主而言，其效力標準都是一樣的，只是財產規模的不同而已。兩種效力模式之間的差異就這樣被取消了，此後它們各自都需從十五歲一直服務到死亡為止。將莊園主和采邑主差異的抹平是伊凡雷帝革命行動的一個結果。「所有僕從」都成了君王的奴隸。 「繳納人頭稅者」的構成也不會更簡單。城市裡，該等級由商人（分成大商人——「客棧」主、批發商——以及依附於大商人或呢料商同業工會的零售商）以及依照職業分別隸屬於眾多同業工會的手工藝人組成。每種職業都是一個單獨的社會，由遴選出的長老或百人長領導。 「繳納人頭稅」的鄉村民眾（農民）依照土地的法律地位（私地還是屬於君主的土地）和勞動力，或可支配的財產（或大或小的開採地）來進行分類。對農民課取的稅收依照這些標準來計算。耕種君主土地的農民是自由民，但需固定在其所依附的村社中；受地主僱傭的農民叫作農奴，他們的人身均歸附於地主，簽有契約，但並不依附於土地，也不依附於村社。無論土地類型如何，農民一旦和地主結清賬務，均可決定是否離開。而對於後者而言，一旦契約到期，他們完全有權將土地交給另一個農民來耕種。伊凡三世對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做出了規定。地主或農民的賬務和變更在秋天的尤里耶夫節（11月17日）結清和完成，此時農活剛剛結束。 莫斯科社會的結構有其特殊性，其中包含了「不繳納人頭稅者」這個類別，他們既不效力於君主，也不支付佃租。這些人分成兩組：「自由民」和「奴隸」。自由民又叫作「閒散人士」，從定義來看，他們形成了一個斑駁陸離的群體：有的人不事生產，幫著「繳納人頭稅者」乾乾活，卻無須支付任何費用；有的人既無住處，亦無固定工作，乾乾零工，大家習慣於說他們「走哪兒吃哪兒」。在這個類別中還有一個群體，就是乞丐，乞求他人「因基督之愛」而向他們施捨。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區分了四種形式的奴隸，其中既有徹頭徹尾的奴隸，無條件，無限制，代代相傳，也有暫時的奴隸，有各種條件約束。波蘭史作者諾曼·戴維斯認為波蘭的社會結構所形成的秩序是以權利為基礎的：「雅蓋隆統治時期（14世紀至16世紀）出現了五種不同的類型，即五個社會階層……每個階層均由法律和特定的規則來管理，活動區域的範圍都有特定的規則和法律規定來限定。」莫斯科國的社會階層狀況則截然不同。其形式極其簡單：擁有土地，在軍隊服役；耕種他人土地，支付佃租。大公就是國家的化身。莫斯科政治體制的基礎就是在臣民之間分配各種義務，而義務和權利並無絲毫關係。 君主的意志和古代的習俗構成了政治體制的基礎。神職人員也受制於此，他們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不僅可以在國家內部發揮作用，還能捍衛自身的權利。 伊凡四世所繼承的這個國家，其終極目的就是打仗：尚武的君主制，擁有強大的中央集權能力，民眾分成「效力者」和「繳納人頭稅者」，社會能動性以及商業和工業的發展微乎其微。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對15世紀至18世紀在莫斯科公國逗留的外國遊歷者的說法作了歸納。他寫道，15世紀和16世紀，「軍事事務並不僅僅被置於首要地位，也不僅僅在國家的管理中占據了最重要的地位，它掩蓋了所有其他一切事務；所有貴族都在軍隊服役，效力於國家，而其他人，並未從軍的人，不僅處於次要地位，還得聽命於這些貴族，為其利益服務」。 存在各種各樣評估國家政體的標準：科學文化發展過程中取得多少進步，人民的生活水平，領土面積，軍隊的實力。莫斯科國的體制完全契合其需要，其主要目的就是守衛邊界，抵禦好戰的鄰國。統帥們就是要不斷地擴大公國的邊界，一旦完成了這項使命，莫斯科就會轉變成軍事君主制。 他的戰略，無論是防禦，還是進攻，都需要大量軍隊。每年春夏季，莫斯科都會向最易受到威脅的邊境地區派遣三支軍隊：第一支保護科洛姆納周邊奧卡河沿線地區，第二支駐紮在克利亞濟馬河靠近弗拉基米爾的地方，第三支集中針對立陶宛邊界地區。秋季，「軍人」重返鄉村領地。莫斯科君主沒有辦法維持這些軍隊的開支，後者必須自己獲取所需之物。莫斯科政治體制的獨特之處在於，臣民無償為國家服務。君主是不會向他們支付報酬的，而是使之有飯吃，在其服役期間，可在田莊幹活；軍銜高者還可在一個確定的時間段內接管城市和鄉。御庫並不負責軍隊，每個「軍職人員」均應帶上「馬匹、士兵、武器」前往集合點集合；換句話說，軍職人員需依據其財產的體量，帶上足量的武裝僕從。至於給養和用度，就直接從民眾頭上課取。 體制存續的標準和國家的需求相符合。其是否存續得下去就要看莫斯科是否能打勝仗，是否能擊潰各地的敵人。一旦獨一的天然權力場即君主消失不見了，那莫斯科強勢的政治體制就會成為一個缺陷。所以說，伊凡三世預見到了這一點，便和自己的繼承者共同管理國家，使瓦西里三世可以毫無阻礙地執掌政權。不過，他的駕崩猶如放出了一個信號，混亂由此而起，由於法定繼承人根基不穩，於是越來越多的人都覬覦起莫斯科的王位，爭奪權力，殺得血雨腥風。 大量原始文獻對瓦西里三世之死及其遺囑眾說紛紜，由此，關於大公臨終時的意願，歷史學家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假設。瓦西里三世無疑是將大公的王位傳給了自己的兒子伊凡四世，但由於其尚未成年（16世紀的法定成年年齡是十六歲），他便讓七名波雅爾輔佐王儲。七波雅爾受此殊榮，引發波雅爾杜馬的不滿。瓦西里三世的兄弟尤里毫不掩飾自己對權力的嚮往。大公駕崩之後數日，時年三歲的伊凡登基，但眾人都想僭取攝政之位，於是斗得不可開交，幾無寧日。伊凡的母親葉連娜最終勝出。在其寵臣、督軍伊萬·奧夫奇納—捷列普涅夫—奧勃連斯基（杜馬領導人之一）的幫助之下，葉連娜擺脫了攝政的監管。為此，她還抓捕了其中一名攝政，也就是她的叔叔米哈伊爾·格林斯基親王。 葉連娜的攝政期持續了不到五年時間。1538年，她過早死亡。用當時人的話來說，她是被波雅爾們毒死的。這也是她兒子的看法，他很愛自己的母親，現在徹底成了孤兒了。葉連娜是莫斯科公國第一個執掌朝政的女性，並將自己展露出來的能力傳給了自己的兒子，那就是鋼鐵般的意志、桀驁不馴的性格。葉連娜掌權的時候，舊幣因分量不一而被統一的貨幣戈比（上刻一執矛的騎士）所取代。當時，和立陶宛的戰爭(1534—1537)已成敗局，莫斯科失去了戈梅利。歷史學家指責葉連娜只曉得在宮廷搞陰謀詭計，可見她的權力有多薄弱。 葉連娜死後，陰謀詭計和內部紛爭便沒有斷過，局勢很快就變得很混亂：現在當政的還只是個小孩子，絲毫沒有影響力，於是舒伊斯基家族、別爾斯基家族就在御座底下打得不可開交。教會也被拉入了波雅爾之間的鬥爭之中：達尼伊爾和約薩法特相繼被剝奪了都主教的教職；只有馬卡里奧斯成功保住教職，在年幼繼承人的精神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6 改革年代 提多王出世，智慧無窮。 ——聖愚在葉連娜·格林斯卡婭懷孕期間向其做出的預言 伊凡雷帝在俄羅斯歷史上占據了相當獨特的地位，他是俄羅斯的歷代沙皇中最知名的一位。在君王的萬神殿里，只有彼得大帝堪與之匹敵。這兩位沙皇在長達數世紀的時間裡激發了歷史學家無休無止的爭論，他們想要將這兩位沙皇放在歷史進程中來研究，想要確立其在國家建構和人口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有學養的歷史學家對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態度可成為政治準繩，體現在之後時代與現實的關係之中。尼古拉·卡拉姆津是傑出的歷史學家，也是專制政體出色的意識形態思想家，在他的筆下，伊凡雷帝統治時期首先就是一系列罄竹難書、血雨腥風的事件。不過，從20世紀30年代起，蘇聯歷史學家將伊凡雷帝視為是「進步主義的沙皇」。 尼古拉·卡拉姆津舉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現象：殘忍無道的俄羅斯沙皇竟然一直是民眾記憶（俄羅斯民間傳說）中的大英雄。卡拉姆津在敘述伊凡雷帝末期之時，說了這麼一句話，讓人頗感震動：「歷史比人民更記仇。」 伊凡四世之所以名聲在外，還因為我們第一次掌握了有關這位俄羅斯君主的生平和個性的諸多資料，其數量之多，前所未見。除了16世紀出於種種理由或直接效力於沙皇而遊歷莫斯科的外國人的敘述之外，現在首次出現了《莫斯科大公史》一書，該書描述了伊凡的生平和行跡，出自其老友，隨後又成為其心腹之敵的安德烈·庫爾布斯基親王。親王為逃離「沙皇的怒火」，而於1560年至1570年間在立陶宛寫成此書，俄羅斯歷史上的這第一部世俗意義上的著作無疑有其缺點，那就是不夠客觀，但它也勾勒出了俄羅斯第一位沙皇鮮活生動的形象。除了這些質量參差不齊的原始資料之外，還有一份獨一無二的資料，那就是伊凡雷帝寫給庫爾布斯基的第一封信，該信是對這個「叛徒」的回覆，他在回信中並不滿足於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哲學觀點，還呈現出了俄羅斯歷史上第一部，也是最後一部沙皇自傳。就算伊凡·瓦西里耶維奇熟悉精神分析學，他對自己身為孤兒的描述顯然也不可能寫得更好了：「當……我的父親，偉大的瓦西里君主離開曇花一現的塵世王國之時……我只有三歲，我如今已逝的弟弟格奧爾基還只有一歲；所以，我們都成了無父的孤兒，而我們的母親，虔誠的皇后葉連娜，只不過是個可憐的寡婦而已……當神意所向，我們的母親，虔誠的皇后葉連娜離開塵世的王國，前往天國之時，我那已逝的弟弟格奧爾基，還有我，徹底成了孤兒，沒人來幫我們……有多少次，我們都在忍受著缺衣少食的痛苦！我們絲毫無自由可言；根本沒有人像對待孩子那樣來對待我們。」伊凡的記憶中還牢記著一件事，他認為那件事堪稱可怕的羞辱，使之終生難忘：「我還記得有時候，我們在玩孩子的遊戲，伊凡·舒伊斯基親王坐在長條凳上，胳膊肘抵著父親的床架，腳擱在一把椅子上，都懶得看我們一眼……誰能受得了如此的狂妄傲慢？我難道就不能去想想年幼時折磨著我的這種種難堪的苦痛不成？」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根據伊凡的自述勾勒出了沙皇幼年時期的心理肖像：他很小的時候就成了孤兒，內心深處烙下了強烈的孤獨感和被遺棄感；他就是在波雅爾的抗命不遵和獨斷專行以及愈演愈烈的動盪局勢之中成長起來的，天生就有的神經質狀況演變成了時時的擔驚受怕，沉浸在紊亂的精神狀態之中……隨著年歲的增長，對人類的懷疑和不信任在他心中逐漸發展起來。當代俄羅斯歷史學家盧·斯克雷尼科夫對克柳切夫斯基的寫作天賦自然是抱有敬意的，但他對後者所用的原始資料，也就是所謂的「伊凡回憶錄」持有疑問。對盧·斯克雷尼科夫而言，要注意的是伊凡七歲之前一直受到母親的呵護（在這幾年間，個體的性格特徵基本定型），孩子的教師也沒有讓他參與那些紛爭之中，他得到的是愛護，而非刁難（排除宮廷禮儀的限制不談）。對當代歷史學家來說，伊凡「指責波雅爾不尊重他的說法並不可信」，這位沙皇后來的責難「似乎都是他人的說法對其造成的影響所致」。 無論伊凡對童年的真實回憶如何，重要的是這位沙皇對他的老師以及全體波雅爾有著刻骨銘心的憎恨。他還對庫爾布斯基寫道：「你們其他人，那些波雅爾，一直都是敵人。」沒有一個歷史學家在提到安德烈·庫爾布斯基的時候，不會提及伊凡童年時期所表現出來的殘忍性格；如他會折磨動物，十二歲的時候，把「不會說話的動物」，即貓狗之類，從屋頂上扔下去，十四歲的時候，「就開始殺人」。對立的波雅爾群體想要獲得年輕大公的支持，用他來對抗自己的對手。1453年12月，「怒火」爆發：伊凡對事實上領導國家的安德烈·舒伊斯基怒火中燒，命令騎馬追獵的僕從把他給抓起來。那些僕從特別起勁，就把攝政給勒死了。編年史家寫道：「從那時起，波雅爾就開始畏懼這位君王，向他表示服從。」 編年史家說波雅爾感到恐懼，這一點沒說錯；說到服從，就有點誇大其詞了。過了很長時間，伊凡始終未曾獲得全體波雅爾的順服。 伊凡決定通過結婚來慶祝自己成年。編年史家指出他給都主教去信，表明己意之後，又說：「我最初的想法是在其他王國給我找一個未婚妻；不過，思考成熟之後，我放棄了這個想法。我幼時即失怙恃，成長期間，一直都是孤兒，無法和外國女人情投意合；這種情況下，婚姻生活是否會給我帶來幸福呢？我希望在羅斯找一個未婚妻……」伊凡擔心和外國女人無法「情投意合」的說法言之成理，但事實上，這並不是他對婚姻關係深思熟慮的產物。沙皇這麼做何嘗不是無可奈何，接受現狀的做法？其實從1543年起，莫斯科就已向波蘭派出使節，任務是給君主尋找未婚妻。後來還有其他類似性質的嘗試，但沒有一次嘗試是成功的：當時的莫斯科對鄰國並無吸引力。傲慢的伊凡於是決定在自己國家找未婚妻，這樣也就等於打破了家族的傳統：他的祖父不就娶了希臘人索菲婭，而他父親又娶了立陶宛的葉連娜嗎？伊凡的決定只能讓那些想要回到遙遠往昔的人感到高興。庫爾布斯基在《歷史》一書中表達了他們的觀點。他指出：「在羅斯諸王公的優秀世系中，魔鬼播下了邪惡的習俗，特別是通過其精通巫術的配偶，尤其是那些外國人。」安德烈·庫爾布斯基在這兒主要指的就是伊凡的祖母和母親。 在羅斯的年輕女性當中選擇未婚妻的儀式必須符合極其嚴苛的標準，瓦西里三世娶第一任妻子的時候就制定並經歷了這一標準。伊凡選擇了阿娜斯塔西婭，此女是已故的老貴族羅曼·尤里耶維奇·扎哈林—柯什金的女兒。選擇還不錯：伊凡深愛自己的妻子。後者的一個親戚後來創立了羅曼諾夫王朝。 成婚之前，伊凡·瓦西里耶維奇決定加冕成沙皇，他的祖父和父親只是在大公的頭銜之後，補充性地加上了沙皇的頭銜。伊凡三世只是偶爾使用之，而瓦西里三世在擬與馬克西米利安皇帝簽訂條約，但維也納加以拒絕的時候用過這個頭銜。 羅斯的外交官並非不知道採用新頭銜有嚴格的規定限制；因此，為免牽扯過於複雜，他們是事後才將伊凡加冕一事知會外國的。對莫斯科大公國的居民來說，外交上的咬文嚼字毫無用處：伊凡在他統治的第十四個年頭當上了沙皇，由此成了一個專制君主。「第三羅馬」的理念從此以後也就有了堅實的基礎，那就是：莫斯科沙皇國。 一開始，無論是加冕還是婚姻都絲毫沒有改變國家的現狀，伊凡的行為舉止也絲毫未受影響。格林斯基家族繼舒伊斯基家族之後繼續明目張胆地行使著他們自己的法律。照卡拉姆津的說法，伊凡本人更喜歡「通過反覆無常，而非理性治國來彰顯自己是沙皇」。這位歷史學家觀察道：「俄羅斯從未如此誤入歧途。」還說：「若想救贖伊凡，就得把莫斯科一把火燒了！」 莫斯科自建城起經常發生火災，可以說燒得還挺暢快。每隔五六年，火災就會把公國的都城夷為平地。莫斯科歷史學家伊·扎別林覺得是「那些充滿怒火和恨意的人將這座充滿恥辱的城市點燃的」。而且，莫斯科要燒起來也很容易，畢竟都是用木頭造的。第一棟石砌建築到1470年才出現。17世紀，莫斯科還只有不到兩百棟石砌建築。編年史家們提到過火災的規模，但只說到大量教堂被燒成灰燼，但對損毀房屋和受害人數卻毫無概念。外國人對這座城市的規模的看法變化極大。英國人（理察·錢塞勒1553年居住於莫斯科，吉爾斯·弗萊徹則是在1558年）覺得莫斯科比倫敦大；其他人（西吉斯蒙德·德·赫伯斯坦，1517年）覺得莫斯科比佛羅倫薩和布拉格大兩倍；17世紀初，雅克·馬格雷發現莫斯科的木圍牆比巴黎的要長。關於莫斯科家庭戶數第一批確切的數字要到1701年才出現。16世紀中葉，城市大約有10萬居民。 1547年6月21日的大火沒給這座城市留下任何痕跡。伊·扎別林提到，在大約五個世紀多一點的時間裡，共發生了五次將城市燒成灰燼的火災，其中有一場火災發生於1547年。火災之前剛發生了大規模暴動。6月26日，莫斯科人沖入克里姆林宮，殺了沙皇的舅舅尤里·格林斯基。沙皇帶著宮人逃往莫斯科郊外的沃羅比耶沃。底層民眾緊追不放，要他交出作惡的格林斯基家族，說他們行巫術，放火燒了城市。伊凡拒絕交出自己的親屬，勸造反的莫斯科人回家去。 大火和騷亂就這樣終結了「七波雅爾」的統治。一個改革的時代由是開啟，改革由沙皇牽頭，認真聽取由自己遴選出來的那些大臣的諫言。 7 成功年代 伊凡雷帝無所不包的政策將莫斯科國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宏大營盤。 ——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 伊凡在寫給庫爾布斯基的信中哀嘆自己命途多舛，叛徒們給他設置了種種障礙，還說了「這一切都是如何開始的」：「那時候，宮中出現了阿列克謝這條狗……我們還年輕的時候，他不知怎麼就冒了出來，可他本來只不過是個低級僕從；而我們眼看莊園主們心生叛意，還把他們從爛泥里拽出來，和我們平起平坐，希望他們能忠心耿耿……然後，為了能在精神事務和拯救我的靈魂方面給我提供建議，我就把教士西爾韋斯特挑選了出來，希望他作為上帝之人，能夠拯救我的靈魂；這個背信棄義的傢伙先是表面上做得不錯……（可）最終經受不住權力的誘惑……開始像俗人一樣呼朋喚友……」這第一封寫給庫爾布斯基親王的信件落款日期是1564年：當時，改革的時代即將終結，沙皇特轄制(opritchnina)的時代正在到來。回顧往昔，沙皇將所有發生的事情全都一筆勾銷，內心不無憤懣地提到「阿列克謝這條狗」「不學無術的教士」西爾韋斯特，自然還有「叛徒」庫爾布斯基。 伊凡·瓦西里耶維奇異常堅定地把過去重新書寫了一遍。改革時期，也就是他統治的第二階段（我們把他童年時波雅爾掌權的那段時期看作第一階段），被歷史學家視為「選民大會」的時代。年輕沙皇的主要大臣、對教會生活進行改變的倡議者和推動者、國家的行政管理人員和政治家，都被伊凡當作心腹之士。第一批進入沙皇近臣圈的人有阿列克謝·阿達舍夫，他在科斯特羅馬有一小片采邑，管理能力出眾，而西爾韋斯特則是克里姆林宮聖母升天大教堂的教士，著名的《治家格言》一書的作者，該書教導丈夫和妻子的相處之道。後者受伊凡委任，修復克里姆林宮因1547年火災損毀的教堂壁畫。 15世紀中葉，莫斯科羅斯的人口升到了1000萬，其中城裡人的人數不超過2%。這片廣袤的土地人煙稀少，需要一個行政管理體系讓沙皇有效地剝削該國的資源。當時的政治教義讓專制沙皇成為神權的化身，要求加強中央集權。都主教馬卡里奧斯對伊凡有很大的影響力，他是堅定的「約瑟夫派」，宣揚專制體制。改革的第一階段，政壇上世俗法學家的聲音愈來愈響，全權沙皇的模式由此得到發展。傑出的外交官費奧多爾·卡爾波夫據此認為沙皇必須時刻關注「公共之善」，為做到這一點，「為了真理」，可採用「嚴刑峻法」。問題在於「法律」適用於誰：是「好的臣民」，還是「壞的臣民」？伊凡完全同意對「法律」這樣的定義。他說他會手持利劍，「懲罰惡徒，頌揚有美德的人」。改革的整套方案以「陳情書」的形式，由伊萬·佩列斯韋托夫呈交給了沙皇。 出身立陶宛貴族的伊萬奇科·佩列斯韋托夫（他的著作上籤的都是這個名字）於1540年代來到莫斯科，他擔心對莫斯科習俗的抨擊太露骨，便設想出了一個烏托邦，那是邁赫梅特—薩爾丹（土耳其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的理想王國。伊萬·佩列斯韋托夫對君士坦丁堡征服者帝國內部的真實狀況並不了解。但他無所謂。從文體來看，他的烏托邦首先是對現存體制的批判，其次提出了改革的方案。和費奧多爾·卡爾波夫一樣，佩列斯韋托夫也認為有必要採取「嚴刑峻法」：「沒有嚴刑峻法，沙皇便無法維繫自己的王國」，也無法「樹立……真理」。嚴刑峻法還可用來對抗惡。對佩列斯韋托夫而言，對國家犯下的所有的「惡」、所有的「冒犯」和「奴役」都來自波雅爾和莊園主。「［波雅爾］所奴役的土地惡行泛濫：偷竊，搶劫，整個王國陷入貧困之境。」 伊萬·佩列斯韋托夫提出實施激進改革：宰殺肥羊(kormlenié)，讓民眾支付「軍職人員」的費用；他還建議奪取從這個政體撈到好處的那些人的土地，作為交換，向那些人支付年租金。這位法學家認為，只要在市場上設立固定價格，就能從市民手上獲取必要的資金來進行這樣的轉變。佩列斯韋托夫以邁赫梅特—薩爾丹為榜樣，提出了其他許多建議：必須依靠忠心耿耿的近衛軍，將近臣團結在周圍，如果沒有這些人，任何領域都不可能做出決策。 伊萬·佩列斯韋托夫在1549年呈交了這份計劃書，此時，莫斯科大火和市民暴動已結束，年輕的沙皇四周圍繞著新晉的臣子，著手實施改革。佩列斯韋托夫提出的兩個主要建議激起了伊凡的興趣，這些建議符合他的理念和他的精神狀態。第一個涉及的是治理方式。佩列斯韋托夫用一句格言作了概括：「沙皇不能不用嚴刑峻法。帝國若無嚴刑峻法，就如沙皇駕馭無韁之馬。」第二條建議針對的是國家的立足點：佩列斯韋托夫建議奪取土地。十五年後，「近衛軍」的建議得到了實行；沙皇給軍隊取名特轄軍團(opritchniks)。1550年代初，第二項建議也得到了頒布。 1550年，全俄縉紳會議在莫斯科紅場召開。會議紀要並未保存下來，我們對其內容一無所知（歷史學家只能進行推測）。不過，編年史有對這次會議的敘述，第二年，公國「百條決議」的宗教會議召開之時，伊凡就提到了在紅場召開的那次會議。一方面，沙皇在1550年提出讓社會各階層和平相處，和平解決所有紛爭。他似乎從過去的事件中得到了教訓，宣布開啟新時代，但權力的韁繩仍握在他的手中。對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而言，「莫斯科第一屆全俄縉紳會議是沙皇悔罪和波雅爾攝政之舉，這在歐洲簡直聞所未聞」。克柳切夫斯基也提到會議上對與會的波雅爾做出的責難：「喪失公正，貪得無厭，讓你們臭名遠揚！你們現在究竟該怎麼來回答我，畢竟這麼多的淚水因你們而流下！我內心純良，你們就等著受罰吧。」從沙皇的話（有可能是他親口所說，也有可能是編年史家自己的闡釋）中很容易就能看出佩列斯韋托夫理念的迴響。 實施的這些改革觸及了政治體制的根基。1551年召開了一場會議，名為「百條決議」，因為決議以「百條」論列。匯集在《百條決議》一書中的決議對研究伊凡雷帝時期的專家而言，其價值難以估量。1550年，波雅爾杜馬批准了新法典，它是1497年《律書》的改進版，後者為伊凡三世統治時期擬定。新法典闡述了某種意願，即要在國家生活中確立適合社會各階層的統一的法律秩序。《律書》規定，法官若不誠實，會受嚴懲，對誣告會進行追究，對使用酷刑和法庭上的辯論都有特殊規定。說得明確點，這個時期的行政管理幾乎完全限於司法層面。因此，制定新的《律書》就是行政改革的主要因素。各衙門（各部的雛形）也得到加速設立，官僚部門的職能得到擴大，而從采邑制度獲益的地方行政長官的權力受到了限制。農民的處境仍然沒有變化；聖尤里的規定仍然保留不變，只是多了一種可能性，即秋末有兩個星期的時間，農民可以離開地主。 一年之後的1551年，《百條決議》涉及了大部分國家事務，但在涉及日常生活的某些問題時卻盡顯混亂。Miestnichestvo（波雅爾之間、軍營內部對禮儀等級優先權的爭議）遭到禁止；決議還規定要著手對土地清理造冊，重新考慮劃分給「軍職人員」的領地，以使所獲的財產規模和服役的義務相匹配。 會議規定關閉當時在莫斯科出現的飲酒場所。幾個世紀以來，國家利益和良好意願之間就在不停爭鬥，這項決議就是這場爭鬥的又一首插曲。1436年，威尼斯人喬薩法特·巴爾巴羅注意到生產酒精飲料（蜂蜜酒和啤酒）的權利完全屬於御庫，君主伊凡三世對自己利益受損一事內心頗有妒意。一個世紀後，義大利人阿爾貝爾托·坎潘塞將莫斯科諸種情事告知教宗克萊孟七世，並不忘提及（1523年）莫斯科居民只有在節日時期才能飲酒的情況：「這個全國性的毛病［酗酒］迫使君主最終下達禁令，若在節假日之外，哪怕只有一次飲用啤酒和其他發酵飲料，均會課以重罰。」赫伯斯坦曾經指出，君主瓦西里三世對僕從喝得酩酊大醉還是持寬容態度的，但只能在城郊一個特別設立的名為Navlika（「酒」）的地方喝酒。 16世紀，莫斯科羅斯開始接觸伏特加。9世紀由阿拉伯人發明的這種「生命之水」(al-kohl)於13世紀進入西歐，直到15世紀都只是作為藥物使用，藥房裡都有出售。14世紀末，熱那亞人將之帶往南俄，然後又從16世紀上半葉起，這種酒開始擴散到整個東北地區。銷售這種極受歡迎的飲料的機構，韃靼語稱之為kabak。這個詞後來成為俄語最為常用的詞語之一，但已和原初意思有所變化。對韃靼人來說，kabak是一種售賣吃食和飲料的館子，但其俄語同義詞只指伏特加。經伊凡下令，在克里姆林宮附近的baltchoug（韃靼語，意為：沼澤、爛泥塘）設了第一家kabak館子。還有說法是「百條決議」會上有人想將這家新建的館子給拆除掉，其心可嘉，但伊凡根本未予理會。 會議指出了聖書謄抄員所犯的錯誤。從中可以看出神職人員有多麼無知，這都是不上學造成的結果。會議不無念舊地說：「以前，羅斯王國都有教學機構，在莫斯科和大諾夫哥羅德都有，其他城市也有許多教授寫作、歌唱和閱讀的地方，在那兒可以獲得大量指導。」於是會議決定在莫斯科開設一家印刷廠，按照最為精確的文本來印刷書籍。同時，會議還譴責了不信神者和異端論者的著作：在羅斯，名為《亞里士多德》的中世紀智慧之書，以及伊曼紐爾·本·雅各布名為《六翼天使》的天文學著作均在其列。事實上，幾乎所有的世俗書籍都被認為是異端…… 教會地產問題仍然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蓄財者」和「非蓄財者」之間的紛爭至今仍然極為活躍。土地是主要的財產，君主擁有土地越多，也就越強大。但教會堅決捍衛自己的財產。最終出台了權宜措施。1551年5月，沙皇下達敕令，沒收波雅爾杜馬於瓦西里三世死後給予主教和修道院的全部土地和領地。法律還規定，教會以後若不事先通知世俗當局，將被禁止獲取新的土地。君主不再會將自己的采邑送給教會。於是，教會土地的擴張趨勢被叫停了。但現在離世俗化還遠著呢：教會地產方面的主要財富仍然未受觸動。 「百條決議」會議上的其他許多決議都有折中的性質，而且，大量設想的決議和改革均只存在於紙面上，或者說毫無結果。不過，這些變化還是存在明顯的指向性，那就是強化中央集權，削弱封地。政府在一個領域失敗，在另一個領域可以獲得彌補。教會保留了大量土地，但也失去了達爾罕免稅證書。沙皇就這樣剝奪了教會從韃靼人時代起就享有的種種特權。 地方當局層面的改革創新是改革的一個有力說明。采邑制度越來越被證明缺乏效力：控告書像雪片一般飛往莫斯科，說搶劫勒索處處皆是，可地方長官（采邑制度的受益者）卻毫不作為。此外，沙皇還在紅場公開承諾要廢除波雅爾的這項特權。不過，後者的抵制，以及沙皇的猶豫不決，使采邑制度又得以延續好幾年時間。16世紀50年代初實施的行政管理改革只不過削弱和限制了這種制度，卻確立了地方自治的體制。土地改革和其他改革一樣，只是部分實行，並未觸及整個國家；不管怎麼說，作為改革基礎的理念有其悖論之處（通過自治來達成中央集權），從而凸顯出莫斯科國政治體制的一些主要特徵。第一個觀察是：自治是由上層下令建立的。自此以後，各地區均有權履行迄今為止授予波雅爾（采邑制度的受益者）的職能（司法和徵稅）。不過，這項全新的權利被認為是地方向政府支付的好處費（脫離采邑制度）。最後一點拖慢了改革的進程，因為大量鄉村社區都太過貧窮，人口又少，無法「自治」。此外，改革還保留了國家稅務的連帶擔保原則。 這一改革的悖論從中揭示出改革的宏圖，那就是：將全體民眾囊括於正在建設中的專制國家機器之中。12世紀至13世紀的法國（腓力·奧古斯都、路易十世），13世紀末至14世紀初的英國（愛德華一世）都建立了共同體自治制度。他們與莫斯科大公國的改革有個根本差異，就是今後地方當局的權力可以參與整個國家的事務，而不再只局限於地方事務。他們還受中央政府的管控。 最重要的改革在軍事領域。改革始於1550年，那一年，沙皇下令召集數千名「最優秀的軍人」，波雅爾和貴族的孩子，組建「莫斯科團」。1556年改革完成，沙皇頒布敕令：地主和采邑持有人在服役方面一視同仁。若擁有一百五十俄畝耕地，地主則必須向軍隊提供一名戰士及其全套裝備：「騎馬者，需帶全套盔甲和替換馬匹，前往遙遠的目的地。」 其他改革雜七雜八，很多均未完成，相比新組建的軍事領域的改革取得的成功，根本不值一提。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軍備方面凝聚了國家所有層面的行動，而國家行政管理的其他領域（非軍事領域）只占次要地位；後者需聽從前者的利益，其天職就是為前者服務。」四個半世紀之後，莫斯科的一名法學家激烈抨擊了鮑里斯·葉爾欽的民主改革，將之與「美好的舊時代（對立起來）。用門捷列夫的話來說，改革之前，俄羅斯（蘇聯）還活著，『依據戰爭時期的法律』，採用最好的資源以敷軍備之需。不管我們今天如何來評判這項政策，反正這麼做並不荒唐，而且建立在堅實的歷史基礎之上」。儘管尼古拉·卡拉姆津對伊凡雷帝的暴政頗為憤怒，指責其在位期間血流成河，但他也承認沙皇成功創建「平民軍隊，堪稱前所未見——他們人數眾多，時刻準備……」 莫斯科國最厲害的軍事實力始終都是由波雅爾、其子孫以及地主創建的騎兵。他們會帶著武器，騎著駿馬前來由職官衙門（負責軍隊的「部門」）確定的集合地點。伊凡組建了俄羅斯歷史上的第一支常備軍。其核心是射擊軍，1552年的喀山戰役時第一次提到該軍種。這是一種新型的軍事力量：射擊軍其實就是從自由民中招募的兵員，終生服役。他們配備火槍，裝備一如西歐軍人，是莫斯科軍隊的打擊力量。步兵也出現了。最初的火炮先是由外國運入，其後在伊凡三世統治期間，開始在莫斯科自行生產。依據英國使節吉爾斯·弗萊徹的說法，這個時期，基督教君主都未曾擁有如此的火力。 新組建的軍隊今後就直接效力於中央政權，使沙皇擁有了額外的手段來強化其專制力量。波雅爾由於失去了在軍隊內部的至高地位，也就失去了國家政治上的重要性。小地主和中級地主、軍人的角色則日益凸顯。 8 向東和向西 先發制人者優，挨打者自縛手腳，敗。 ——伊凡雷帝 軍事改革帶來了完成宏圖的手段：實現由選民大會擬定的外交政策方案。新軍受到了喀山炮火的考驗。從1547年起，伊凡雷帝幾乎都會發動針對這座城市的戰事。金帳汗國的垮台導致了新的國家形態形成。我們知道，1430年，拔都的後裔建立了克里米亞汗國，其疆界東抵頓河下遊河道，西達第聶伯河下遊河道，北至葉列茨和坦波夫。在15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間，克里米亞（巴赫奇薩賴城為其都城）逐漸成為奧斯曼帝國的附庸。1445年，獨立的喀山汗國出現了。其疆域大致和古保加爾國的疆域相合，位於伏爾加河中游地帶和卡馬河一帶。其人口主要由講突厥語的切列米斯人和巴什基爾人、屬芬蘭—烏戈爾語族的莫爾多瓦人和楚瓦什人構成，羅斯習慣於將這些人稱為韃靼人。1466年，阿斯特拉罕汗國繼之出現。其疆界東抵伏爾加河下游，西達頓河下游，南至庫班和捷列克河。鹹海流域的第聶伯大草原則在強大的諾蓋汗國手中。 從1460年起，莫斯科對喀山城發生的事情越來越感興趣，城內有兩個派別，一派支持克里米亞，另一派支持莫斯科大公國，他們各自支持自己的人登上汗國的王位。伊凡雷帝的這些戰事繼承了其父的政策，後者遣軍出征就是為了增加砝碼，以支持莫斯科的候選人。1551年，在沙赫阿里的建議下，莫斯科三次將他放到喀山的王位上，但三次被城內居民驅逐出去，伊凡於是就在伏爾加河（陡峭的）右岸建了一座名為斯維亞日斯克的城市。有了這座堅固的堡壘之後，他便開啟了征服喀山的行動。 伊凡並不需要設法為自己的行動正名：事實上，韃靼的劫掠將羅斯弄得滿目瘡痍。1521年，克里米亞人和韃靼人聯手打到了克里姆林宮的城門下；1523年，克里米亞汗國準備發動新的入侵，但在奧卡河畔被莫斯科炮兵阻斷了腳步。1552年6月，克里米亞汗國想要切斷向喀山進軍的莫斯科軍隊的通路，於是突然出現在圖拉城前；但他並沒能奪取這座城市，只能回返。喀山從6月一直抵抗到10月，最後還是落敗。炮兵以及大量使用地雷轟擊城牆再次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1992年10月，韃靼斯坦舉行緬懷俄羅斯人奪取喀山四百四十周年的儀式，將之視為國喪日，認為那一天國家喪失了獨立性。俄羅斯的一名政治學家在寫給《消息報》的信中承認：「伊凡雷帝的軍隊進攻喀山的時候，無數韃靼人失去了生命。」他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是否能依據今日的觀點來判斷這次事件？」這個問題顯然很動聽，但也證明了，俄羅斯的輝煌勝利，對其他人來說，就是慘痛的失敗。 征服喀山汗國，使之歸附於莫斯科國這一事件，在俄羅斯帝國的歷史上具有極端的重要性。莫斯科第一次從大羅斯種族和宗教的限制中大踏步走了出來，覺得有必要走得更遠，以達到防禦的目的。征服喀山並不意味著戰爭的終結：事實上，民眾繼續在戰鬥。為了弭平這個地區，就需要牢牢掌控整個伏爾加河流域。1554年，莫斯科的軍隊占領了阿斯特拉罕。1556年，阿斯特拉罕汗國被併入莫斯科國。 自此以後，伏爾加河地區就完全落入了俄羅斯人的手中，莫斯科也由此直接和裏海另一側的波斯接壤了。諾蓋汗國和羅斯的貿易很是活躍。1551年和1552年，汗國向莫斯科運送了5萬匹馬匹，沒有這些馬匹，喀山戰事打不起來。諾蓋汗國的穆爾扎認為伊凡雷帝是「他們自己人」，更為高貴：莫斯科沙皇事實上被視為成吉思汗的繼承人。伊凡在和穆爾扎們的通信中並沒駁斥這種榮譽上的大幅躍升。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之後，諾蓋汗國的權力也被莫斯科的支持者占據。莫斯科帝國的版圖就這樣變戲法似的時時在變。南部疆界從奧卡河變到了捷列克河。西部則是西伯利亞的廣袤大地。1555年，西伯利亞汗雅迪格爾派遣使節向莫斯科表忠，承諾繳納貢賦。不過，莫斯科在南方的大草原上還有一個勁敵，那就是克里米亞汗國。克里米亞汗國是土耳其蘇丹的附庸，於是革命前的俄羅斯歷史學家，甚至於蘇聯歷史學家，都認為君士坦丁堡才是「俄國政治上的敵人」。 法國歷史學家亞歷山大·邦尼格桑於20世紀中葉分析了奧斯曼帝國保存在君士坦丁堡托普卡匹皇宮檔案中的外交文件，以及與18世紀末發布的「諾蓋事務」有關的莫斯科文獻，終於得出結論，認為「奪取喀山一事，奧斯曼政府一無所知」。1497年，莫斯科和君士坦丁堡之間曾數次嘗試，想要確立兩國之間的官方關係；伊凡三世遂向奧斯曼政府的都城派去了使節。但使節米哈伊爾·普列奇切耶夫的行為顯然讓土耳其當局頗為不悅（我們不知究竟發生了何事），使節於是就灰溜溜地被打發回去了。但這件事並不能阻止莫斯科和土耳其人之間密切的貿易往來。 奧斯曼人從羅斯人手中購買紫貂、海象象牙、隼和琥珀，用黃金和寶石支付。16世紀，和奧斯曼帝國的皮毛交易是莫斯科國獲取貴金屬的重要來源。土耳其外交官認為莫斯科大公國物產豐饒，卻民風野蠻，沒什麼存在感，對它沒什麼興趣，也認為它不可能造成威脅。此外，莫斯科征戰穆斯林占據的伏爾加河流域時，奧斯曼帝國正傾力和波斯的薩法維王朝打得不可開交，而且還在準備向西遠征，攻打特蘭西瓦尼亞。當時，蘇丹還推動克里米亞汗和莫斯科的敵人波蘭（立陶宛）開戰。 莫斯科大公國疆域的擴大也帶來了大量經濟上的好處：開通了新的商道，莫斯科還獲得了許多新的豐饒的土地。更有甚至，莫斯科君主還成了被占領土上的穆斯林民眾的主人。伊凡雷帝對此心知肚明，所以在對待穆斯林的時候態度頗為謹慎。沙皇在向喀山總主教古里頒發授任書時，就要求穆斯林「了解基督教的愛之光芒」，明確要求他們「被帶去接受洗禮不是出於恐懼」。後在羅斯國領導人伊凡雷帝治下，宗教寬容將蕩然無存。1593年，以虔誠出名的沙皇費奧多爾下令喀山的督軍伊·沃羅丁斯基和阿·維亞澤姆斯基「夷平所有清真寺」。 我們知道，1452年，金帳汗國已顯式微，伊凡三世創建了依附於他的卡西莫夫韃靼汗國。百年之後，伊凡四世占有了拔都的大部分遺產。只剩下克里米亞，那是令人忐忑的勁敵。不過，繼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之後，攻打克里米亞汗的戰事也是可以預想得到的。但伊凡不想往南走得太遠，於是向西折去。 沙皇沒有聽取近臣的建議，而是做出了和立窩尼亞開戰的決策。伊凡在寫給庫爾布斯基親王的信中按照他的習慣，夾雜著大量情緒，他詳細提及了外交問題上的分歧、擴張方向上的爭論。沙皇對老友挖苦道：「怎麼可能忘了教士西爾韋斯特、阿列克謝，還有您，這麼多人激烈反對向那些日耳曼城市開戰的做法，由於丹麥國王背信棄義的提議，立窩尼亞人在一年時間裡終於能聚集兵力的狀況！沒有你們這些魔鬼的插足，那年在上帝的神助之下，德國就會悉數臣服於東正教信仰之下。」 沙皇對庫爾布斯基及其同道的嚴厲指責與立窩尼亞戰爭的一段插曲有關，這場戰爭始於1558年，終於1582年，也就是過了近四分之一個世紀才結束。莫斯科的督軍們剛開始的時候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之後便和立窩尼亞人簽署了停戰協議，照沙皇的說法是，這麼做就等於讓敵人得以喘息，無法讓戰爭速戰速決。歷史學家對伊凡雷帝的推斷眾說紛紜。有人認為他說的「那一年」就能讓「德意志全境」「臣服於東正教信仰之下」的說法太誇張。不過，在德意志，尤其是在立窩尼亞，大家都認為伊凡雷帝的勝利是板上釘釘的事。攻勢的中斷改變了局勢，戰爭開始具有國際性質，勝利從莫斯科手中逃走了。 1564年，伊凡雷帝在寫給庫爾布斯基的信中提到了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但這樣的爭論很早就已出現。南方還是西方？克里米亞還是立窩尼亞？選擇的同時取決於地緣政治和內政。阿列克謝·阿達舍夫和安德烈·庫爾布斯基的方案似乎都和他們對莫斯科國如何發展的看法有關。選民大會的成員都是「非蓄財者」，支持將教會土地作世俗之用。許多波雅爾也持此種看法，他們希望能從教會的財產中撈到好處，又可避免聚焦於教會產業的國家沒收自己的土地。而且，南方豐饒的大草原可向國家提供額外的儲備，來安頓「軍職人員」。阿列克謝·阿達舍夫及其圈中人之所以對此產生歧義，是因為他們傾向於和穆斯林開戰，而非和基督教的西方，也就是「德意志人」開戰。所以後來就有一些歷史學家將阿列克謝·阿達舍夫、西爾韋斯特和庫爾布斯基親王視為「西方派」，研究者本就觀點不同，所以對這種說法產生了不同的看法。 19世紀的歷史學家在論述16世紀莫斯科外交政策走向方面的爭論時，提出了兩個根本性的概念。尼·科斯托馬羅夫認為，南下作戰可以使南俄不再受韃靼人無時無刻的侵襲，還可打通前往黑海的通道。不過，照謝·索洛維約夫的說法，莫斯科還沒準備為奪取黑海沿岸地區而作戰，可它可以攻占波羅的海，為彼得大帝的政策打下基礎，「打開一扇面向歐洲的窗戶」。蘇聯歷史學家，尤其是史達林時期的歷史學家都認為：「從國家層面來看，伊凡雷帝毋庸置疑有理由同西方，而非南方作戰」，因為相比南方的土地，他更喜歡大海。 謝爾蓋·愛森斯坦的第二部影片《伊凡雷帝》遭受抨擊，說他把電影拖得太長了，「主要事件（打敗立窩尼亞騎士和走向大海）都在第二部分」。他對電影作了改動，加入了這些事件。作家阿爾卡季·別林科夫在論及愛森斯坦的這部電影時，自問「謊言和奴役的概念是否可以產出一部偉大的作品」，並認為導演強調的是如下的觀點：「征服大海比自由更重要。」 歷史學家的說法多樣而且矛盾，但他們使用的是相同的資料來源，而且資料數量相對較少。主要就是伊凡雷帝和庫爾布斯基的通信，以及親王的著作，這部著作的確切名稱是《莫斯科大公史，我們從正派人那裡了解到或自己親眼所見的事實》。《大公史》講的也是伊凡童年時期至1578年之間的種種事件。通信本身則是從沙皇與其謀臣關係破裂、庫爾布斯基逃亡之後五年開始的，伊凡對老友背叛自己頗感痛心。沙皇和庫爾布斯基兩人透過自己無法預見的種種事件，對關係破裂都有自己的看法。毫無疑問，伊凡選擇的是「西方」，對選民大會的提議不屑一顧。 1558年，莫斯科軍隊撲向立窩尼亞，以之前的喀山汗，後為卡西莫夫沙皇的沙赫阿里為統帥。軍隊中相當一部分士兵都是韃靼人。無疑正是韃靼騎兵的存在，才促使沙皇投入戰爭：他知道自己擁有強大的武力。立窩尼亞有個弱點，導致這成為一個相當嚴重的藉口。16世紀，立窩尼亞國（持劍騎士團的產業）開始衰落。新教攻城略地，削弱了騎士團的根基。而且，芬蘭裔和立陶宛裔的民眾對德意志入侵者充滿了敵意。世俗權力和精神權力之間、城市和騎士之間、騎士團和皇帝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 衰落的立窩尼亞錯就錯在夾在日益強大的莫斯科大公國和波羅的海之間。諾夫哥羅德歸附莫斯科國後，莫斯科只能繼續向大海進發。立窩尼亞諸城市（里加、納爾瓦以及其他許多城市）均與漢薩同盟有貿易往來，阻斷了羅斯的去路。立窩尼亞的港口禁止外國人學俄語，嚴禁和莫斯科做生意，不得向羅斯商人借貸。理由很快就找到了：都是因為人頭稅這個永恆的問題。對立窩尼亞的征服開始了。奪取喀山之後，都主教馬卡里將伊凡比作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所以並不排除，這樣的榮譽也是沙皇內心孜孜以求的夢想。因13世紀韃靼入侵而中斷的莫斯科政策在三個世紀之後又開始重拾最初的目標。 被內訌搞得四分五裂的立窩尼亞絲毫沒有抵抗。波雅爾阿列克謝·巴斯馬諾夫出其不意地奪取了號稱堅不可摧的納爾瓦堡壘。多爾帕特亦被攻占。沙赫阿里的切列米斯人洗劫了立窩尼亞南部地區。1558年秋，沙赫阿里在幾乎就要打到列巴爾和里加的時候，卻返回了莫斯科。次年，羅斯與韃靼軍隊由脫脫迷失和米庫林斯基親王率領，進入庫爾蘭，再次擊敗持劍騎士團。在阿達舍夫的請求之下，莫斯科軍隊停止攻勢：騎士團從5月到11月得到了喘息的機會。五年後，伊凡在寫給庫爾布斯基的信中，大罵「狗崽子叛徒阿列克謝」指的就是這件事。但阿達舍夫覺得有必要中止對立窩尼亞的戰爭，因為他當時得向克里米亞的韃靼人發起遠征。 伊凡摒棄了阿達舍夫的政策，採納了克里米亞的媾和建議，並向立窩尼亞派遣了一支大軍，由庫爾布斯基親王率領。1560年，強大的費林堡壘陷落。那兒是騎士團大團長的駐地。騎士團戰敗了。立窩尼亞的抵抗就此被打破。 莫斯科用三場戰事打開了波羅的海沿岸的通途，但很快就發現立窩尼亞戰爭還只是剛剛開始而已。羅斯炮兵的成功對西方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新式武器的出現散播了恐懼。歷史學家都樂意引用戰爭剛開始時加爾文信中的預言：「如果說歐洲還有什麼強權可以變得越來越厲害的話，那就是這個國家。」西方國家的恐懼和立窩尼亞騎士團拒絕成為莫斯科臣民的舉動將波羅的海地區變成了國際衝突的舞台。 莫斯科國第一次成為歐洲政治的重要因素。伊凡雷帝第一次展現了其過人的外交才能，他的信心越來越足，完全超越了阿列克謝·阿達舍夫圈中謀士的影響力。戰敗的立窩尼亞四分五裂，被其鄰國占有，希望以此來拉開和莫斯科之間的距離。騎士團大團長凱特勒將立窩尼亞讓給了波蘭，換來庫爾蘭和世襲公爵的頭銜。嚴格意義上的立窩尼亞（利夫蘭）與立陶宛結為聯盟。愛沙尼亞（與列瓦爾城）被瑞典人控制。埃塞爾島由丹麥公爵馬格努斯託管。 死結由此形成，要到一個半世紀之後才能解開。在這場爭奪波羅的海地區的戰爭中，斯堪的納維亞諸國、波蘭和立陶宛都出了兵，羅斯則變得越來越強大。 哈布斯堡家族對立窩尼亞局勢的興趣越來越大。他們（德意志皇帝斐迪南一世及其親戚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是蘇丹在歐洲的主要敵人，伊凡在東方的勝利以及他對克里米亞的戰事只能讓他們更高興。莫斯科突然轉向西方讓皇帝深為失望。1560年，斐迪南一世派使節帶信去見伊凡，要求後者停止攻打附庸於他的騎士團。從14世紀起，莫斯科就和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確立了關係。伊凡並不想和哈布斯堡家族鬧翻，卻也不打算終結敵對關係，於是給攻打立窩尼亞人提供了一個出其不意的理由。沙皇在給皇帝的信中寫道，問題在於立窩尼亞人「違背了上帝的戒律」，「接受路德的教導」。東正教沙皇終其一生都對「拉丁異端」嗤之以鼻，如今卻突然成為天主教反對路德宗的急先鋒。1561年11月，對伊凡的回覆明顯不滿的斐迪南一世禁止納爾瓦河通航，意圖切斷莫斯科在西方的補給通道。但在此期間，經英國商人的倡議，和莫斯科大公國的貿易都經由北方來運轉，1553年，船長理察·錢塞勒就第一次在德維納河的北口拋錨碇泊，並被帶往莫斯科（經由霍爾莫戈雷）。從那以後，羅斯和英國之間的持續貿易往來由此得到確立。 伊凡認為實現其計劃的主要威脅是波蘭和立陶宛，因此他和丹麥締結條約，和瑞典簽訂了二十年停戰協定，以此集中軍隊來對付立陶宛。1562年秋，伊凡率領數量眾多的軍隊，揮兵直指邊境堡壘波洛茨克，以阻斷通往立陶宛都城的道路。圍城始於1563年1月。2月15日，堡壘向來犯者求饒。波洛茨克大捷標誌著莫斯科在立窩尼亞戰爭第一階段取得了極其重要的勝利。次年，羅斯軍隊在烏拉河畔遭遇慘敗：立陶宛人殲滅了從波洛茨克趕來，想要和斯摩棱斯克部隊會合的軍隊；莫斯科的士兵被迫離開了立陶宛的領土。 這次軍事上的失利造成了內政外交上極其嚴重的後果。1564年秋，波蘭—立陶宛軍隊向波洛茨克進軍，目的就是要堅決奪回這個戰略要地。與此同時，克里米亞的韃靼人也撕毀了以前和伊凡簽訂的協議，向南行動，向莫斯科大公國發難。戰爭威脅出現在了兩條戰線上。不過，波蘭人和立陶宛人在波洛茨克城前安營紮寨之後又折回去了，沒敢貿然發動進攻。德夫萊特—格來汗也不再向莫斯科進軍，而是折向擊退汗國進攻的梁贊。克里米亞汗國再次返回了大草原。但莫斯科大公國內部卻發生了重要事件。 9 莫斯科大公國的辯解 我毫無自由可言…… ——伊凡寫給庫爾布斯基的第一封信節錄 外交政策上的選擇、立窩尼亞戰爭中的最初勝利，使伊凡雷帝更想無視大臣的建議，以此來鞏固自己的專制權力。沙皇在寫給庫爾布斯基的第一封信中不停地哀嘆，大臣都在迫害他：「即使向他們提出好的建議，他們也覺得不行，可他們的提議糟糕透頂，卻都認為好！外交事務上也是如此；內政方面，我毫無自由可言，哪怕再小、再微不足道的事情也是如此。我穿什麼鞋子，怎麼睡覺，都得照他們的意思來，而我就像個嗷嗷待哺的嬰兒。」 伊凡雷帝與其幼年好友（後成為其近臣的傑出軍事統帥安德烈·庫爾布斯基）的通信已成為俄羅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文獻。信中蘊含了大量信息，對了解某些事件來說，可謂唯此一份。其中可以找到沙皇與其對手所表達的觀點（有些歷史學家甚至稱之為「方案」）。寫信者在論及人和事時語調都比較隨意，更為信件增添了特殊的氣息。至於沙皇，他這麼做沒什麼好吃驚的，而至於安德烈·庫爾布斯基，他是躲到立陶宛之後才有這份自由的。1563年末（依據某些資料的說法，為1564年初），庫爾布斯基親王被以督軍身份派往尤里耶夫，於是他拋下妻子，趁著夜色跨過了莫斯科國的邊界。在立陶宛躲好之後，他就寫了一封信給沙皇，在信中羅列了伊凡所犯的種種罪行，說自己逃跑是因為怕被處死，國內的許多貴族都已如此凋亡。 「庫爾布斯基親王躲過了沙皇的怒火……」阿·托爾斯泰(1817—1875)一首著名的敘事詩就是這麼說的，蘇聯的評論者則指責他（在敘事詩和其他作品中）繪製了一幅有關伊凡雷帝的「錯誤的」肖像，「因為他根本無法理解他行為中的進步特徵」。安德烈·庫爾布斯基完全有理由害怕沙皇的怒火：一方面，他率領先鋒部隊打敗立窩尼亞，攻占波洛茨克，不但沒得到補償，還被派往尤里耶夫，形同流放；另一方面，在莫斯科，「這世上有權有勢的人」正在一個一個地被處死。 迫害始於1560年8月7日伊凡妻子安娜斯塔西婭身故之後。伊凡和妻子生活了十三年半，育有六個孩子。依據當時人的說法，沙皇極其依戀妻子，而以卡拉姆津為首的歷史學家也注意到她對伊凡雷帝產生的好的影響。他們還指出，沙皇在安娜斯塔西婭去世之後，便著手迫害和殺害波雅爾。他在寫給庫爾布斯基的第二封信中又在大倒苦水，說壞心腸的大臣「奪走了我的權力，覺得自己能管理好，於是就把我撇在一邊，不讓我管理國家」。伊凡還哀嘆道：「因為你們，我受的什麼苦，你們不停地攻擊指責，對我造成了多大的羞辱！」然後，他就提出了這個可怕的指控：「你們為什麼要把我的妻子和我隔開？如果你們不把我年輕的妻子從我身邊奪走，也就不會有克羅諾斯的祭獻。」 希臘神祇克羅諾斯因為聽聞預言，說他的一個孩子會將他推翻，於是就把自己的孩子吃了，這個故事好幾次出現在伊凡和庫爾布斯基的通信中，兩人都寫到過。沙皇在第二封信中譴責阿達舍夫、西爾韋斯特和庫爾布斯基殺害了他「年輕美麗的妻子」，以此來為自己的殺戮辯解。伊凡懷疑敵人毒死了安娜斯塔西婭一事並無坐實的理由（在第一封信中，他對此什麼都沒說），他只是想找藉口鎮壓波雅爾，所以才會將這樣的譴責說出口。沙皇還有些或現實或想像的話沒說，當他在信中把這些話抖落給「叛徒」看的時候，他最終應該還是相信了自己。 時人阿爾伯特·什里希廷記載，波洛茨克大捷後，伊凡就開始消滅那些親信，因為那些人建議他不要和「基督徒」開戰，要他回過頭來對付「基督十字架的敵人」韃靼人和土耳其人。在寫給庫爾布斯基的第一封信中提出的主要譴責就是存在反對沙皇的陰謀。 凡是看過謝爾蓋·愛森斯坦《伊凡雷帝》的人並不僅僅會記得安娜斯塔西婭被毒死的場面，伊凡的一個女親戚耶芙洛西妮婭·斯塔麗茨卡婭給她遞去毒藥，他們還會特別記得身患重病的沙皇雙膝下跪，哀求波雅爾向其繼承人宣誓，可波雅爾堅決拒絕，希望讓弗拉基米爾·斯塔里茨基親王當沙皇。 關於伊凡患病一事，謝爾蓋·愛森斯坦並沒有捏造歷史。寫給庫爾布斯基的第一封信中就有患病的記載：「有時……人身上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我病得很重的時候，你所謂的好人，以教士西爾韋斯特和你的主子阿達舍夫為首，他們全都醉醺醺地起來造反了。他們覺得我們已經不中用了，所以也就不用擔心我們的靈魂和他們自己的靈魂……他們決定要讓我們的遠親弗拉基米爾親王坐上王座，就像希律王那樣，要把上帝賜予我們的新生兒扼殺於襁褓之中。」 關於沙皇患病，波雅爾和伊凡的近臣拒絕向其「搖籃中的」繼承人德米特里（六個月大）宣誓，主要的信息來源就是《沙皇之書》，1769年，穆·什切爾巴托夫發現並出版了這本記事錄。1945年，謝·維謝羅夫斯基得出結論：「《沙皇之書》的所有改動、增補和推測都是由同一個人以同一種文體寫成的，但時間上更晚；日期可以追溯到1553年，也就是沙皇患病之後十八到二十年左右，這麼做也得到了沙皇的直接協助，目的就是要為1569年處決斯塔里茨基親王一事正名。」 對莫斯科大公國官方記事《沙皇之書》中添油加醋的、明顯是伊凡口授的文字進行分析，便會發現1553年，沙皇還不想和阿達舍夫、西爾韋斯特以及其他近臣鬧翻。不過，這樣的一些推論無疑也可以解釋1569年伊凡雷帝的思想和意圖。由此可以解釋沙皇和波雅爾之間衝突的源起，從1560年起，皇后去世以及阿達舍夫遭免職之後，衝突就變成了迫害和處刑。 阿列克謝·阿達舍夫擁有一小片采邑，因其管理能力出眾而成為「羅斯大地的管理者」，而伊凡的告解者西爾韋斯特則在沙皇十八歲時成為其心腹之臣。十年後，他們都被沙皇視為束手束腳的桎梏。歷史學家強調了伊凡的這樣一個性格特徵：投身至一項計劃之後，他就會把如何實施計劃的情況告訴其他人，可一旦覺得那些人權勢太大，他又會猛烈攻擊那些原本賦予信任的人。伊凡的宗教信仰近乎狂熱，他堅定地信仰上帝，也相信自身權力的神性。若有人反對他的欲望，批評他的計劃，或想要限制其權力，那麼那些人就是在違背上帝的意願。伊凡在寫給波蘭國王斯特凡·巴托里的信中，強調了與其通信的國王和他之間的差別：「朕，謙卑的伊凡·瓦西里耶維奇……全俄沙皇和大公（後面一長串頭銜），此乃上帝賜予，實非人類狂暴欲望所致……」他還直接說波蘭國王是經議事會遴選出來的，所以沒法和伊凡相比。莫斯科沙皇對君權神授堅信不疑，所以他覺得一旦時機成熟，願意推薦自己的候選人就可擔任波蘭國王。不過，這種事是永遠不會付諸表決的。 故而，由此可以推知，伊凡雷帝和庫爾布斯基的通信反映了兩人對1560年沙皇武力奪權的看法，那一年，阿列克謝·阿達舍夫、西爾韋斯特和諸多大臣都被打入了冷宮；信中還提到了關係破裂前後的一些事情。信的兩位作者對過去各有自己的看法，他們對人和事的評價方法不同，於是就互相極盡指責之能事。讀者有機會可以查閱一下這個時代的這份重頭文獻，裡面充分展現了兩種激烈對抗的政治觀念，甚至還可以稱之為兩種政治綱領，儘管信件語調比較個人化，存在諸多對彼此的謾罵和抱怨，但仍無法阻止我們使用像「綱領」這樣冰冷的詞。 給伊凡雷帝畫過一幅出色的心理肖像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伊凡是16世紀最優秀的演說家和作家，因為他是他那個時代最惡毒的莫斯科人。」這位歷史學家指的就是這些信件里所洋溢的激情，讓伊凡覺得自己有理的狂熱信念，攻擊對手時的無邊怒火，再加上殺人時的冷嘲熱諷。伊凡的綱領很簡單：沙皇是專制君主，因為他是從上帝手中接過權柄的。他的觀念完美地表達在了歷史學家們必會引用的一句格言裡：「朕可隨心所欲赦免奴隸，亦可隨心所欲懲罰之。」格言話不多，所以才會成功：寥寥數語，絕對專制的權力的本質就表達出來了。伊凡在闡發其必須擁有獨一權力的理念時，引用了先知之語，且說出了一句類似的頗有表現力的話：「惡所居之宅，女人當道，惡所居之城，多人當政。」 這位伊凡雷帝的傳記作家指出，理論和實踐不可分割是其政治觀的一個基本特徵：「實踐上升到了理論的層次，理論本身則成為實踐的直接指引，為該行動做決定，指方向。」 伊凡信中激烈的語調，其目的是為捍衛自己的無限權力，並為之正名。收信人是安德烈·庫爾布斯基，但很快，沙皇就不再用「你」來稱呼，而改用「你們」，從而將所有染指其權力的敵人、叛徒、波雅爾一網打盡。伊凡在說到歷史的時候，聲稱：「羅斯的專制者一開始都是自行統治自己的國家，而不是由波雅爾和領主來管理的。」理論和對往昔的指證使沙皇轉向了實踐層面：為了設法限制其權力，波雅爾犯下了叛變之罪，沙皇完全有權利懲罰這些叛徒，他們這是自作自受：「你不想對權力感到恐懼？那就干好事！但如果你作了惡，內心就會充滿懼怕，因為沙皇手持利劍可不是鬧著玩的，而是為了報復惡徒，讚頌有美德之人。」安德烈·庫爾布斯基先開了火。逃到立陶宛之後，他便給沙皇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指責對方，做出解釋，為自己正名。有個說法是，這封信是由親王的僕從瓦西里·什巴諾夫帶往莫斯科的。沙皇用權杖刺穿了信使的腳，聽人讀了這封信，頗為讚賞瓦西里·什巴諾夫對親王忠心耿耿，便命人將之處死。歷史學家對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存疑。不過，伊凡無疑是會這麼回復庫爾布斯基的。 有兩件事可以解釋庫爾布斯基親王在俄羅斯歷史上的重要性。第一，他擺脫了沙皇的威權，而且公開說出了自己的理由。如果他不介意的話，我們也可以把他看作俄羅斯的第一個移民。安德烈·庫爾布斯基出身於雅羅斯拉夫爾古老的世襲王公譜系，他認為一旦和君主的關係鬧僵，自己便有權離開，為另一個君主服務。脫離的權利是世襲王公的巨大特權，自從伊凡三世統治以來，莫斯科大公對此就一直激烈反對。伊凡雷帝統治時期，脫離成了叛變；不過，沙皇本人並沒有下定決心要去加以禁止：事實上，他還不想和古老的習俗決裂。不過，伊凡還是想給有可能的投敵行動設置障礙，於是迫使波雅爾在十字架下向他效忠。16世紀50年代中期，莫斯科的波雅爾雖然宣了誓，但仍然想方設法逃往立陶宛。這個離心運動規模越來越大，令人不安。被抓回的逃亡者及其家人雖受嚴厲打壓，卻反而促使更多的人逃亡，結果又引發了新一波鎮壓。 第二件事涉及的是安德烈·庫爾布斯基的觀點。親王的譴責、指責、爭論，所針對的都是體制，也就是政治綱領。 四百多年來，庫爾布斯基的性格、他逃亡的理由、譴責的正確性、他的理論和觀點都激發了熱烈的討論。伊凡指責庫爾布斯基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叛變，違背誓詞，想要重設雅羅斯拉夫爾的封地（換言之，就是想讓雅羅斯拉夫爾成為獨立的公國），將沙皇的妻子安娜斯塔西婭從沙皇身邊奪走。如果說前兩個指控還有點根據，那麼第三個和第四個指控就完全是沙皇在無中生有。對這些不同的點，歷史學家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主流觀點是這樣的：庫爾布斯基親王是個叛徒，專制體制的反對者，是精英階層波雅爾的代言人，想要阻止國家中央集權。伊凡雷帝最新傳記的作者說得更是斬釘截鐵：庫爾布斯基「很久以來都有叛變的計劃，和立陶宛人暗通款曲。由於害怕被人揭發，遂而逃往他國」。另一種觀點的持有者則完全相反，他們認為庫爾布斯基為人正直、真誠，是對抗暴政的領軍人物，是很有教養的法學家，是俄羅斯第一位歷史學家。尼·杜勃羅留波夫是19世紀民主革命運動最著名的記者，他認為庫爾布斯基的《莫斯科大公史》「部分是受了西方觀念的影響；正因受此影響，俄羅斯才開始擺脫東方的滯澀和排他性強的狹隘觀念」。杜勃羅留波夫的朋友阿·貝平在《俄羅斯文學史》一書中對庫爾布斯基作了熱情洋溢的介紹，認為他是俄羅斯第一位法學家，是該國第一位嚴格意義上真正的公民。1987年，當代的一位專家寫道：「俄羅斯自由主義整個的後發傳統可追溯至備受羞辱的親王和他的那些觀念那裡。」 由安德烈·庫爾布斯基所引發的這些互相矛盾的反應牽涉的不僅僅是親王的文學活動，還有對伊凡雷帝事跡的種種不同的評判。最近的一部沙皇傳記認為庫爾布斯基的信「幾乎可以說是僅此一份的文件，它公開表述了沙皇特轄制頒布前夕羅斯波雅爾的反對綱領」；對作者來說，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求立即停止對波雅爾的鎮壓」。此外，庫爾布斯基還譴責沙皇生性殘暴，統治無方，「判斷力弱」；譴責沙皇摧毀貴族階層，刁難商人，認為他就是農民苦難的罪魁禍首。波蘭歷史學家卡·瓦利澤維斯基1912年出版過伊凡雷帝的傳記，他將庫爾布斯基對沙皇（也就是他的理論綱領）的控訴同他逃亡之後在波蘭的行為做對比。他指責親王壓迫允其使用的波蘭領地上的農民，指責他大肆劫掠鄰近的領地。波蘭文獻指出，庫爾布斯基親王早就接受了波蘭—立陶宛貴族的習俗，尤其是他並不顧及王室的權力，對王國的使臣「說的都是極不恰當的莫斯科用語」。 成為波蘭國王的臣民之後，安德烈·庫爾布斯基始終都認為自己是羅斯人，也就是東正教徒。他和莫斯科作戰，卻極其瞧不起波蘭，指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是些「不信神的人，盡整些新玩意兒，而且沒有主見」。他還很驕傲，說俄語是純種的斯拉夫語，「波蘭語是蠻子語」。自認為不用對任何人負責的安德烈·庫爾布斯基在逃亡五年後，站在齊格蒙特二世一邊，參加了對莫斯科的戰爭，隨後便決定對羅斯的外交政策施加影響。他對德意志皇帝駐波蘭的一名情報人員遊說，說要讓帝國和羅斯君主結盟，一起來對抗蘇丹。聽聞情報人員，也就是修道院院長西茲爾的建議之後，馬克西米利安很感興趣：庫爾布斯基和皇帝的一名代表磋商了整整一年時間。儘管並無任何達成的機會，畢竟親王並未獲得莫斯科的授權，但他們仍然確信這個叛逃者有能力做到這一點，而且相信莫斯科隨時都會向南方開戰。 卡·瓦利澤維斯基指出，庫爾布斯基的理想已在波蘭實現，這是「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對他的國家而言危險而致命」。這位波蘭歷史學家在論述庫爾布斯基的那一章結束時，以這麼一句話來收尾：「在舊秩序和新秩序之間的戰鬥期間，庫爾布斯基乃是往昔最耀眼的人物。」但如果認為安德烈·庫爾布斯基的綱領就是在「捍衛過去」，那也就意味著伊凡雷帝的行為直接和未來相關。伊凡雷帝和庫爾布斯基親王之間的衝突可以看作兩種模式之間的衝突：莫斯科模式和波蘭模式，專制模式和君主—共和模式。 全俄沙皇與其不忠的臣屬之間的通信已完全超越了反目成仇的老友之間私下爭論的範疇。尼·科斯托馬羅夫提出過伊凡雷帝回復庫爾布斯基指控的目的何在。《恐怖伊凡·瓦西里耶維奇的形象》一文的作者對此很驚訝：難道沙皇真的是想說服庫爾布斯基，讓他承認沙皇什麼都說得對，失寵者和遭迫害的人都是有罪的？20世紀的這位歷史學家研究過不同的信件抄本，他的結論是，沙皇的信件並未全都涉及變節的親王。第一封信的標題是：「全羅斯王國沙皇御信，關於安德烈·庫爾布斯基親王及其違背誓言的同夥之變節問題」。那些「同夥」姓甚名誰都是眾所周知的；都是逃離莫斯科和沙皇迫害的移民。一個政治移民群體由此在立陶宛形成。「很長時間以來，反對派第一次有可能公開表達自己的訴求，主張自己的要求，與官方觀點唱對台戲。」 研究沙皇特轄制的專家謝·維謝羅夫斯基指出的庫爾布斯基和沙皇之間的通信原本保存在好幾個地方，有好幾份抄本，後來才到了我們手上，他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這些信件是「沙皇和叛徒之間的一場戰鬥，互相抨擊，從第一行起，到最後一行，其針對的都是廣大的公眾，首先就是波蘭—立陶宛國的輿論」。在莫斯科國範圍之內，讀這些信件的都是「學識圈」里的人，也就是修道院，而庫爾布斯基始終都是「非蓄財者」的支持者，故與修道院關係甚密。 10 沙皇特轄制 （沙皇）讓他的大地……和整個國土上的城市風雨飄搖，他一斧子就將後者一分為二。 ——《編年通鑑》，1617年 這撒旦的大軍，聚於你的麾下，致基督徒損失慘重。 ——都主教菲利普致伊凡，1568年 1565年2月，沙皇下了一道敕令，將莫斯科國「一斧子」一分為二，正如1617年的《編年通鑑》所言。最大的那部分名為zemchtchina（「土地」「國家」），保留了以前的管理模式；另一部分就是opritchnina（「保留地」），所有權力都掌握在沙皇手中。俄語「opritch」首先指交還寡婦的部分財產，新造詞opritchnina（沙皇特轄制）和opritchinik（特轄軍團之服役貴族）成為殘酷無情、不受限制的權力的同義詞之後，該詞便在俄語中牢牢紮下了根。 沙皇特轄制是伊凡雷帝的驚天發明，讓沙皇的同時代人以及後人始料未及。分割國家的這道敕令生效了七年半，但沙皇特轄制卻成為伊凡四世統治的象徵，導致後人對這項制度的手段和目的、君主這道敕令的意義及其後果眾說紛紜。 從16世紀開始的討論一直延續至今。事實大家都已知道。官方紀事已作記載，各種親歷者的證言也為我們留下了各類文本；編年史給出了粗線條，事件發生時的當事人給出了細節，描述了參與者、受害者和劊子手的種種行為。大部分親歷證言均為外國人所寫，他們同沙皇和莫斯科有賬要算，從而使彼此的關係產生了特殊的轉向。德國人海因里希·施塔登在特轄制時期是個富有的服役貴族，後者遭到取締之後，他就失去了自己所享有的那片領地；立窩尼亞的冒險家約翰·陶伯和赫勒特·克魯茲起初給伊凡雷帝從事外交任務，後背叛沙皇，逃往立陶宛。立窩尼亞戰爭期間在波蘭軍隊服役的德國人阿爾伯特·什里希廷又在莫斯科成了階下囚。這麼多外國親歷者中間，就他一人懂俄語，所以他就被一個比利時人聘為翻譯，成為沙皇的私人醫生。1570年，什里希廷逃往波蘭，在那兒寫下了不少有關沙皇特轄制的小冊子。他的記述給梵蒂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教宗庇護五世放棄了他提出的想要和伊凡商談實行教會聯盟的計劃。在20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休·F. 格雷厄姆看來，什里希廷開創了「反俄羅斯寫作」的漫長歷史；但一位當代俄羅斯歷史學家則認為，這個德國人的文本「儘管充斥著錯誤，很不確切，有些離譜的說法實在是異想天開，卻給人留下了不錯的印象，因為利夫蘭佞臣陶伯和克魯茲信中那些可憎的謊言、惡意的誹謗，在這兒都是闕如的」。 編年史詳細闡述了事件的發展過程。1564年12月3日，數百架運載君主的珍寶、教會珍貴聖物（聖像、帶耶穌像的十字架）的雪橇離開莫斯科，隨行的還有沙皇、皇后瑪利亞·捷姆留科夫娜（卡巴爾達人，安娜斯塔西婭去世後，伊凡就娶了她），以及王儲和廷臣的家眷、婦孺。在都城城郊遊盪了一段時間之後，沙皇停在了亞歷山德羅夫城。僅僅過了一個月，也就是1565年的1月3日，伊凡給莫斯科的都主教阿納斯塔西以及城內的政府寫了一封信，列了「一份清單；這份清單描述了波雅爾和督軍，以及各級衙門官員的叛變行為」。 也就一個月的時間，莫斯科既不知道，也沒搞明白髮生了什麼事。事實上，莫斯科的君主哪怕離開一小段時間，通常都會任命某人來管理國家。伊凡離開莫斯科的時候沒指派任何人，使城市失去了政府的管理。驚惶未定的莫斯科人都還留有回憶，記得沙皇童年和年輕的時候那些血腥的戰鬥，生怕底層民眾發生騷亂，波雅爾獨斷專行。沙皇給波雅爾和都主教寫了那封信的同時，也給商人以及「莫斯科城全體基督徒」寫了另一封信。於是，由都主教率領，由教士、波雅爾和「莫斯科各色人等」組成的代表團前往亞歷山德羅夫城，以期請回沙皇，使之重回御座。 代表團應該知道沙皇對他們的控訴，這控訴不是針對特定個人的，用現代術語來說的話，控訴針對的是國家結構，所有「軍職人員」，領頭的是波雅爾，排末座的是神職人員。沙皇指責他們犯了罄竹難書的罪惡，從搶劫國庫到外交政策上背叛國家利益，什麼都有。伊凡說讓他回莫斯科可以，但有個條件，那就是所有人無一例外，都得允許他擁有無限的權力。這也就意味著神職人員會喪失為失寵者說項的傳統權利，波雅爾會失去君主秉公執法這一極其古老的保障。與此同時，沙皇還要求創建一支他私人的「後備部隊」，換言之，就是另一個朝廷，就是為了和之前的那個朝廷劃清界限，而伊凡就是要與之作鬥爭。由沙皇獨占「保留地」的領土必須可以設立新朝廷和軍隊。一旦這些條件未得滿足，伊凡就威脅放棄皇位。 沙皇提出的所有這些條件都得到了一致同意，從2月起，大獲全勝的伊凡四世便返回了莫斯科。誰都知道這個強行奪權的行為很早就已醞釀成熟，現在終於成功了。伊凡三世的這個孫子也終於實現了一個烏托邦：從此以後，他便擁有了斐洛泰和伊萬·佩列斯韋托夫所宣揚的絕對無限的權力。羅斯聞所未聞的不受任何束縛的專制權力體制終於得以建立起來。 陶伯和克魯茲發現沙皇在消失兩個月之後返回時，幾乎變得換了一個人：頭上沒了頭髮，鬍鬚也剃了個精光。有些歷史學家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是，深信君權神授的沙皇內心深受折磨，無法想像自己終有一天也會退位。其他的一些解釋也說得通。庫爾布斯基在寫給沙皇的信中時常指責他懦弱，說他時刻準備著「當縮頭烏龜」，所以他有可能擔心自己強行奪權會失敗。 伊凡下令建造了特轄行政區（就在克里姆林宮對面），身邊又圍了一圈由他精挑細選而來的新的大臣，還有服役貴族「撒旦的大軍」，之後，他就開始著手實施起了自己的計劃。 那些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他這次強行奪權究竟是為了對付誰？答案立刻就出現了，針對的是那些想要限制沙皇權力的人，但這個答案並不充分，因為說得太籠統，而且還引發了其他問題。尼·卡拉姆津的觀點是，特轄制並不具有國家層面的目的，只不過彰顯了伊凡雷帝的個人品性，他的這個觀點自成一派。19世紀中葉，康斯坦丁·卡維林為沙皇特轄制正名，說「這個制度被其同時代的人詬病，後人也不理解」。作為「歷史—法律學派」的代表，卡維林認為俄羅斯歷史從「世襲模式」平靜演變到了「國家模式」，於是便構建了一個理論，後來這個理論經歷了一些反駁和修改之後，被大量歷史學家採納：「沙皇特轄制是第一次創建服役貴族的嘗試，以此來取代建立於血統之上的古老的世襲貴族，個人素質被納入了管理國家的考量之中。」與這位歷史學家同時代的作家阿列克謝·托爾斯泰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只不過更具文學性：「……沙皇拚命地祈禱。他請求上帝將和平賜予神聖的羅斯，懇求天主讓他去打擊叛變者和桀驁不馴的人，向他賜福，好讓他拼得一身汗水，也要把這任務好好完成：使強者和弱者相平等，這樣，俄羅斯就沒有誰會比誰高等，人人得以生而平等，而他一人來掌控這一切，就好比一棵橡樹傲然挺立於荒原之上。」托爾斯泰伯爵和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卡維林對這一進程的觀點一致，但對其價值卻有不同的看法。對卡維林而言，沙皇特轄制乃是國家事務，是進步主義的；對阿列克謝·托爾斯泰而言，這是一場平等主義的革命，根本沒有機會完成。作家斷言，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兩顆穗子不可能長得一模一樣，險峻的大山也不可能和丘陵同高，大地不可能沒有波雅爾」。歷史學家和作家都認為沙皇特轄制只有一種結局：反對波雅爾及其權力的鬥爭也會限制沙皇的權力。 資料稀缺使得歷史學家無法洞察伊凡雷帝時期的秘密。他們只能基於當時的人和官方編年史家留下的一些證詞來假設。謝爾蓋·普拉東諾夫(1860—1933)是16世紀至17世紀歷史研究最傑出的專家，他認為君主所擁有的幾乎所有領土，至少是最核心的領土，都被囊括在了特轄區內，而波雅爾由於被剝奪了領地，權勢遭到削弱。謝·維謝羅夫斯基(1876—1952)對特轄制歷史進行過大量研究，他反駁了「謝·費·普拉東諾夫太過複雜費解的概念」：對特轄區的領土經過研究之後，只能認為特轄區並不是用來反對上層貴族的，它只是對人身進行壓制，絲毫未曾與舊制度割席。歷史學家盧斯蘭·斯克雷尼科夫出版過大量有關16世紀至17世紀歷史的著作（我們知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伊凡雷帝的傳記），他發現了一條新的資料來源：從喀山地區的稅務登記（地籍）可以看出，有許多被流放至此的人都是特轄制的受害者。盧斯蘭·斯克雷尼科夫認為自己「終於洞察了特轄制的謎團」。從大約一百八十個人（連同其家人）的地籍簿來看，那些人都被流放到了喀山。近三分之二的流放者都享有王侯的稱號。斯克雷尼科夫的結論是，對羅斯貴族制之最具蘇茲達爾特色的貴族階層打壓極狠，因為這些貴族「將王座圍得滴水不漏」，將君主當作了人質。特轄制的實踐目的就是驅逐地主，將土地出讓給君王，以此來「消滅王侯的領地。這堪稱災難，今後就算進行赦免，或將部分世襲土地歸還給失寵的王侯，都無法抹除其後果」。 歷史學家對俄羅斯歷史上這一主要時期所持的觀點大相徑庭，甚至於不禁懷疑起是否真有可能了解這段往事。每個歷史學家都在伊凡時期和沙皇的形象中發現了自己想發現的東西，發現了自己的世界觀，以及自己所處時代所允許其辨察的東西。歷史目的論的持有者從伊凡雷帝的行為中隱約察覺到了計劃、戰略、目標。而那些不相信「歷史法則」的人則從中看出了沙皇的秉性，認為那是瘋癲的徵兆。 逮捕、流放、拷打、處死是無數審判的結果，無情、專斷的鎮壓對社會造成了嚴厲的打擊。著名口號「沒有誰是不可代替的」也可以在特轄制時期發明出來，庫爾布斯基稱那段時期猶如燃起了「狂暴的熊熊火焰」。在無數合理化伊凡政策的理論當中，和現實最貼近的似乎是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理論。16世紀60年代，伊凡雷帝碰到了一個矛盾點，必須加以解決，那就是：莫斯科國是專制君主制，擁有貴族領導機構（波雅爾）。沙皇本想通過改革來加以解決，但他還是選擇了特轄制。 儘管伊凡無法適應波雅爾，但他也沒可能將其徹底消滅，因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他們。特轄制是一種生存的嘗試，不是和波雅爾同甘共苦，而是平行存在：既然非特轄區存在波雅爾杜馬，那特轄制當中也就應該有一個波雅爾杜馬；在君主的克里姆林宮附近，也造了另一座宮殿。想像力天馬行空的伊凡還為服役貴族發明了令人生畏的制服：他們一身著黑，坐騎也是烏黑鋥亮，馬鞍上掛著狗尾和狗頭。這形象令人想起了從地心深處跑出來的奇形怪狀的生物。但在「撒旦大軍」里，起重要作用的還是波雅爾：阿列克謝·巴斯馬諾夫屬於波雅爾最古老的家族普列奇切耶夫家族以及阿納斯塔西·維亞澤姆斯基家族長子一系。至於馬留塔·斯庫拉托夫，伊凡那些勾當都是讓他來乾的，事實上，他根本就不是什麼「平頭百姓」。 庫爾布斯基在一封信中向伊凡指出，有一天，沙皇去沃洛茨克的約瑟夫的支持者瓦西安·托波爾科夫的修道院拜訪他，問他如何更好地統治國家，如何讓領主聽話。修士是這麼回答的：「不要在自己身邊保留比自己聰明的臣子。」伊凡沒有對庫爾布斯基的這個說法做出回應，但不能排除瓦西安的建議對他選擇特轄區大臣的時候起到了作用。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結論是：「［沙皇］懷疑全體波雅爾都叛變了他，於是就向這些嫌疑犯發起攻擊，把他們一個接一個打趴下，但仍然讓這個階層來管理非特轄區；由於沒法打破這個自己並不適應的政府管理體制，他便著手將那些自己有所懷疑或憎恨的人一個一個消滅殆盡……這樣一來，特轄制就變得毫無邏輯可言：特轄制從衝突中誕生，衝突的原因是體制，而非個人，而特轄制又是被用來針對個人，而非體制的。」 對盧·斯克雷尼科夫而言，要解決「特轄制謎團」很簡單：其目的是消滅蘇茲達爾四大王公家族（舒伊斯基家族，羅斯托夫、雅羅斯拉夫爾和斯塔羅杜布的王公家族），這些家族對國家的政治走向有極大的影響力。不過，在鎮壓的規模方面，「謎團」仍然存在，其規模大大超過了上述的「四大家族組合」，對莫斯科國的破壞也要比韃靼入侵厲害得多。 1565年實施第一批死刑之後，形式稍緩，1567年又被新一波的「大恐怖」時期打破，持續時間達三年之久。波雅爾怨言載道，出現了各色煽動性的話語，傳到了沙皇的耳朵里，他就擔心有人在密謀奪取他的王位，自己甚至還有性命之虞。立陶宛人派來信使，承諾支持莫斯科的波雅爾，這一次，他們準備對沙皇採取行動。沙皇截獲了信件，毫不掩飾地要求清算波雅爾，他直接要求波雅爾解釋清楚，還假裝接受向他提出的建議，就是希望了解陰謀的種種細節，儘管這樣的陰謀並不存在。不管怎麼說，我們沒找到任何謀反的證據，只有海·施塔登和阿·什里希廷提到過這事，也只有他們留下了文字；但要注意，他們的信息都來自特轄區的圈子。伊凡雷帝要求把正在寫的編年史呈遞給他，但後來又不把編年史還回去，他這麼做也就等於終結了許多世紀以前就誕生的一項傳統。有關特轄制的檔案資料都消失不見了。歷史學家設法從亡者名單中找出蛛絲馬跡，所謂的亡者名單是伊凡雷帝生命末期弄的一份名單，按人名順序排序。 由於缺乏文獻，所以就很難確定煽動性傳言止於何處，陰謀始於何處！伊凡雷帝毫不懷疑危險的現實性。1556年，他下令在沃洛格達陡峭的河岸邊建造一座「石頭城」，想要將都城遷移至此。新都城四周都是難以穿行的森林，經由德維納河與蘇霍納河與白海相連，與莫斯科相比，新都城存在眾多優勢。我們還記得，斯維亞托斯拉夫王公夢想離開基輔，前往佩列亞斯拉夫爾；他的後人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完成了這個夢想，來到了森林密布的莫斯科地區。彼得大帝則實施了伊凡的計劃：他在向北進發的時候，沃洛格達差不多就在莫斯科至聖彼得堡的半道上。 伊凡雷帝時常會躲到沃洛格達去，在那裡待了總共有三年五個月。但1567年，他在特轄區宮殿召見了英國使節安東·詹金森，讓他將一封密件呈遞伊麗莎白女王，他在信中提出讓兩國結盟，且要求他和家人來英國避難。伊凡以外交語言提出了這個請求：兩位君主必須「秘密」確保互相避難一事。但伊麗莎白一世根本就沒想過要去哪兒避難。 三年時間裡，死刑一個接一個，有時會有審判，有時沒有。都主教菲利普設法為受迫害者求情，於是在沙皇在場的情況下，在聖母升天大教堂內宣道，認為有必要廢除特轄制。據諾夫哥羅德的編年史家所寫，伊凡勃然大怒，說了很可怕的話：「我對您向來輕聲細語，但現在我要對您咆哮不止！」第一個打擊針對的是波雅爾杜馬：最老資格的成員，王室總管伊萬·切里亞金—費奧多羅夫被處死，其他老資格的貴族家族成員也是如此下場。都主教菲利普遭到譴責，但群龍無首的杜馬並沒有對此提出異議，而都主教本人則被關在了修道院內，後遭殺害。弗拉基米爾·斯塔里茨基事件是那個時代很大的一場政治審判，跨度涵蓋了「大恐怖」的三年時間。伊萬·切里亞金—費奧多羅夫死後，伊凡就開始攻擊斯塔里茨基家族：沙皇的舅母尤芙羅西尼婭，也就是弗拉基米爾的母親，被下毒致死，隨後就輪到了弗拉基米爾本人，他喝的是一杯摻了毒藥的葡萄酒。 在處死「密謀者」的同時，還殺害了那些人的父母和僕人。當伊凡發現搞「陰謀」的人北上去了諾夫哥羅德，便於1570年1月率領服役貴族組成的軍隊向這座貿易大都市進發，就像對待敵人的城市一般。諾夫哥羅德遭到無情的洗劫、焚毀，滿目瘡痍；不過，沙皇放了民眾一馬：據說他是害怕聖愚的報復才作罷。他指控諾夫哥羅德人支持弗拉基米爾·斯塔里茨基，與立陶宛密謀造反。服役貴族返回莫斯科的沿途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之後，都城又召開了一場新的審判大會：最高等級的幾個衙門都遭了陰謀謀反的指控，隸屬於杜馬的神職人員也是如此，這些人都是六個衙門的負責人。其中就有伊萬·維斯科瓦代，他1549年起就在負責制定莫斯科外交政策，破天荒第一遭，還給他安排了一棟宅院辦公，也就是外交事務衙門。1561年，伊萬·維斯科瓦代當上了掌璽大臣。他出身卑微，由於人聰明，再加上能力出眾，故而仕途輝煌。當時的人說沙皇對這位老外交官鍾愛有加。但當後者反對特轄制的恐怖行徑時，也就和其他一百二十個「謀反分子」一同被處死了。 恐怖有其自身的邏輯：敵人會越來越多。王侯家族之後，就輪到了莫斯科無封號的貴族，之後就輪到教會了；隨後，就著手洗劫諾夫哥羅德，消滅頂層的行政管理層。每一次處刑都會出現新的人名，之後又牽出新的人處死。在16世紀70年代後半段，沙皇特轄制的發起人阿列克謝·巴斯馬諾夫、阿塔納斯·維亞澤姆斯基及其他近臣都成了靶子。伊凡的寵臣費奧多爾·巴斯馬諾夫把自己的親生父親割了喉，就是為了證明自己對沙皇的感情。在特轄制的最高領導人中，他是唯一一個遭到赦免的人，後死於發配至別洛奧澤羅的途中。馬留塔·斯庫拉托夫和瓦西里·格里亞茲諾伊都是沙皇忠心耿耿的奴僕，從來都不敢頂撞之，處死這麼多官員之後，他們就占據了空缺出來的職位。 對羅斯社會最上層的屠殺不可能對其他社會階層毫無影響：農民向更平靜的地區遷移，貿易不再，國家凋敝。消滅疑為叛變的特轄制首領的做法，使沙皇心中對該體制的功用產生了懷疑，畢竟創建這個體制就是為了確保他的安全，可他又從未信任過這個體制。1571年，他的第二任妻子瑪利亞·捷姆留科夫娜去世，沙皇按照「選未婚妻」的傳統（近2000名候選佳麗被送往亞歷山德羅夫城），挑選了瑪爾法·索巴基娜為其妻子。婚後十五日，瑪爾法即身故。這次，已不可能再懷疑別人：在亞歷山德羅夫城這座特轄區的都城，只有沙皇身邊的人才能毒死他的妻子，非特轄區的人根本沒有機會在未經特殊授權的情況下進入。服役貴族軍隊那時共計6000人，已是一盤散沙。照庫爾布斯基的說法，不受懲罰，掌握生殺大權，還可到處劫掠，這些特權把「各地的寄生蟲和惡棍」都吸引進了服役貴族中。親身見證的參與者海因里希·施塔登說：「服役貴族把國家、非特轄區的城市和鄉村弄得亂七八糟，大公根本就沒把它管理好。他們捏造各種各樣的命令，聲稱大公下令要殺某某顯貴或商人，其實都是因為那人有權，卻說是大公命令把那人連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殺了，要將錢和財物充入大公的御庫之中。於是，非特轄區罪犯橫行，惡棍當道。真是一言難盡。」 1571年春，克里米亞汗德夫萊特前來劫掠之後，沙皇對特轄區宮廷的信任也受到了極大的動搖。服役貴族米哈伊爾·切爾卡斯基親王是沙皇第二任妻子的兄弟，被任命為三軍統帥（包括特轄區和非特轄區），抵禦來犯者。在得知米哈伊爾親王的父親（諾蓋人和卡巴爾達人盟軍的首領）也參與了德夫萊特的劫掠之後，伊凡便下令處死了這位三軍統帥。這個舉措對羅斯軍隊造成了混亂。德夫萊特不費吹灰之力便打到了莫斯科的城門下，一把火燒了城郊，對周邊地區大肆劫掠，離開的時候帶走了滿滿的戰利品。火勢波及了克里姆林宮和相鄰的基泰格羅德，特轄區的整片領土（包括涅格林納亞宮）都被燒成了灰燼。這是莫斯科到那時為止所遭受的最為可怕的一場火災。 張皇失措的伊凡向北逃竄，直至6月中旬才返回莫斯科。對這場災難進行調查之後，特轄區六名督軍中的三名（除切爾卡斯基親王）被處死，非特轄區的十名督軍都遭到了降職處分。翌年，預料到克里米亞汗國還會入侵，才能出眾的督軍米哈伊爾·沃羅丁斯基親王在遭排斥，後又被特赦之後，被任命為統帥。1572年7月，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及其盟軍擁向莫斯科國的領土，朝莫斯科逼近。在距莫斯科四十五公里的莫洛季亞村附近發生了遭遇戰。結果汗國戰敗。這對克里米亞汗國而言不啻為一次極其嚴重的打擊。交戰期間，伊凡「駐紮在」諾夫哥羅德，正是這場勝利最終促使他廢除了特轄制。特轄區的各級衙門和非特轄區的衙門合併，被逐走的地主又返回不久前被充公後交給服役貴族的土地上，特轄軍團遭解散。海因里希·施塔登對這弄人的造化頗有怨言。1572年，沙皇下了一道敕令，甚至禁止再使用特轄區這個詞。 謝·維謝羅夫斯基指出，如果創建了特轄制的伊凡對「軍職人員」階層進行了真正的結構性改革，那他是不會滿足於「換個旗號」的，換言之，他是不可能幾乎原封不動地放棄特轄制的。這位歷史學家的結論是：「特轄制並無國家層面的宏圖。它對朝廷未作任何真正的改變，只不過是暫時把朝廷劃分成了兩個互相敵對的部分，徒然留下混亂和可怕的回憶。」 如果我們接受對特轄制所做的這個判斷，那它為什麼會對當時的人及隨後幾代人造成難以磨滅的印記，這仍然很難說清楚。伊凡雷帝下令記錄的死者名單使歷史學家得以計算出受害者的人數。盧·斯克雷尼科夫對資料進行詳盡的研究，認為「沙皇伊凡統治時期，近4000人死亡」。大多數人都是在特轄區籌劃的恐怖時期被殺害的。如果我們加上名單里未曾提及、由服役貴族隨意濫殺的受害者，那這個數字可以達到1萬人。莫斯科大公國的人口那時候在800萬到1000萬之間。從規模上來講，同時期的1572年8月24日，聖巴托羅繆之夜，巴黎人殺害了大約1500名胡格諾教徒。屠殺新教徒的行為也在其他城市上演，死亡人數達到5000。法國當時計有近2000萬居民，受害者的數量相對較小。 當時的人認為，如此慘況皆因伊凡殘暴所致。從15世紀末至17世紀，德古拉的故事在羅斯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為在羅斯讀者的心目中，德古拉的形象很快就和伊凡雷帝的形象關聯了起來，都是殘暴不仁、蠻橫專斷。但這樣的殘暴並非莫斯科或瓦拉幾亞所獨有。法國歷史學家在論及1562年至1593年間法國的宗教戰爭時，就指出和伊凡雷帝時代相似：「通常，敵對雙方都極端殘暴。」 至於伊凡雷帝為何會留下這樣的印記，那顯然必須在絕對無限的君權中去尋找，這樣的君權經常會出現突然的危機，直至癲狂。沙皇性喜恢宏的場面，這一點也很重要；伊凡能給自己的行為賦予悲劇的形式：突然離開莫斯科，突然將國家一分為二，服役貴族一身著黑……如今可以說伊凡四世就是個宣傳高手。 伊凡雷帝在展示了羅斯沙皇可以成為什麼之後，便建立了一個他必將成為什麼的範式，而這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範式。伊凡雷帝將專斷和殘暴的門檻推向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度，相形之下，他的後人都顯得溫和、明智、節儉。彼得大帝可以為所欲為，因為伊凡已經有例在先。 自此以後，專制君主的殘暴就被視為權力不可或缺的特性，這主要是因為沙皇怒火所針對的標靶均由波雅爾、領主構成。伊凡雷帝就這樣成了俄羅斯民間傳說中最喜聞樂見的一個沙皇：權貴對他畏懼，因為據說他捍衛弱者，是真正的俄羅斯沙皇，可他被近臣欺瞞，打壓自己的民眾，最後才恍然大悟。於是，凡是膽敢冒犯小人物的人都有禍了！沙皇對近臣懲罰起來特別殘忍，毫不手軟，於是他就被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不再是普通的凡人。本來是權貴在沙皇面前毫無權力可言，卻變成了他對全體臣民一視同仁。 11 統治終結 我這人永遠宿醉不醒，沉迷肉慾，四處通姦，道德敗壞，殺人放火，到處劫掠，大肆揮霍，心懷仇恨，可謂惡貫滿盈…… ——伊凡在寫給別洛奧澤羅 聖西里爾修道院的信中所作的自述 對俄羅斯的全體居民而言，沙皇最後終於成了凡間的神。 ——尼古拉·卡拉姆津 伊凡雷帝幻想多於行動，他對其同時代人的想像和精神造成的影響，要大於對當時的國家秩序造成的影響。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取消特轄制絲毫沒有改變沙皇的政策本質：他瞄準的始終是專制權力，十分懼怕威脅其權力的敵人。特轄制的位置現在被「宮廷」(dvor)取代，一些服役貴族入朝述職，這些都是伊凡經過無數次考察和考驗後所信任的人。「宮廷」杜馬由波雅爾瓦西里·烏姆諾伊—克雷切夫和鮑里斯·圖盧波夫親王領導。他們和戈杜諾夫家族彼此敵對，當後者掌權（獲得了沙皇的信任）之時，前者就開始走下坡路，最後被處死了之。伊凡疑心極重，非常病態，他會不停地揀選那些他所謂的「小人兒」，讓他們去做一些事，從而使羅斯變得比他逃往亞歷山德羅夫城那時候還要混亂。1575年10月，伊凡雷帝將國家權力託付給了一個剛剛受洗的韃靼人，也就是沙皇謝苗·別科布拉托維奇。 伊凡在一封寫給新的「全俄大公」「沙皇謝苗」的「懇請信」中，要求賜給他一塊「封地」，署名是「小伊凡·瓦西里耶夫」或「莫斯科小伊凡」。事實上，他再一次把國家分成了兩半。伊凡把不久前尚不屬於特轄區的城市全都納入了自己的「封地」中。他招募新人，組建軍隊，最終將特轄區的舊領導層消滅殆盡。 一年後，「沙皇」謝苗被推翻，被遣送至特維爾。伊凡「封地」的舊總管——從未在特轄區任職過的阿塔納斯·納戈伊，沒起什麼作用的博格丹·別爾斯基和戈杜諾夫家族（德米特里·戈杜諾夫擔任侍從長，以及他的侄子鮑里斯）——均受託負責掌管國家重要檔案，直至伊凡駕崩為止。 擔驚受怕的當時人和困惑不已的歷史學家都想要弄明白伊凡雷帝為什麼要把自己變成「莫斯科小伊凡」。在和伊麗莎白一世的英國使節D. 西爾韋斯特交談時，伊凡雷帝是這麼說自己的這個決定的：「朕的臣民喜歡幹壞事，耍陰謀，都在起勁地反對朕；他們不懂得如何讓自己光明正大地順服於朕，而是醞釀陰謀來反對朕。」值得注意的是，1575年，沙皇並沒有將自己的王位讓給時年二十一歲的太子伊凡，而是給了一個外人。這可以用他不願將合法繼承人牽扯進壓制性的政策之中來解釋，但也可以用他意圖證明給兒子看，沙皇想把國家託付給誰就託付給誰來解釋。 伊凡雷帝的「家庭」政策能清晰地反映出他這個人有多麼癲狂。歷史學家對其配偶的數量始終都有分歧：有的說有七個，有的說有八個。安德烈·庫爾布斯基在《歷史》中寫道：「阿芙洛狄特和巴庫斯崇拜」將伊凡強壯的身體弄得衰弱不堪。投敵的親王指的是他的這位國王朋友的婚外情。伊凡四世的婚史也堪稱動盪。安娜斯塔西婭死(1560)後，是瑪利亞·捷姆留科夫娜（1569年去世），之後沙皇第三次結婚，我們知道是和瑪爾法·索巴基娜，後者兩周後身故(1571)。沙皇一直有個說法，即他的前幾次婚姻未得善果是因為妻子被人毒死，於是議事會就在1572年同意他第四次結婚，這次的妻子是安娜·科爾托夫斯卡婭。三年後，伊凡逼迫妻子當了修女，後來在其告解神父的首肯下與安娜·瓦西里奇科娃生活在了一起，但並未成婚，之後就是瓦西麗莎·梅連捷娃。俄羅斯著名劇作家亞歷山大·奧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想通過一出名為《瓦西麗莎·梅連捷娃》的劇來理解究竟是什麼會讓沙皇對女人如此孜孜以求。將安娜遣入修道院時，伊凡對她說：「你太瘦了，我不喜歡瘦子……」1580年，君主和瑪利亞·娜加婭締結了第七次婚姻（差不多算是合法婚姻吧），後者為其生了一個兒子，就是德米特里。但他仍然沒有停手，又娶了伊麗莎白一世的侄女瑪麗·黑斯廷斯為妻。16世紀70年代，他一直都很想和波蘭國王西吉斯蒙德二世·奧古斯都的妹妹成婚。 不過，伊麗莎白一世的父親亨利八世合法娶妻的數量超過了伊凡四世，一旦妻子讓他厭煩，他也像莫斯科沙皇一樣將她們擺脫掉了事。或許應該從妻子的數量上來看暴君的暴虐程度，這是一種想要彰顯自身權力的欲望。 全俄沙皇瞧不起選出來的波蘭「假」國王，西吉斯蒙德二世·奧古斯都同芭芭拉·拉齊維烏的婚史或許部分促成了沙皇的這種蔑視之情。1548年，波蘭議事會理解了國王的意圖，便建議他和美人兒芭芭拉分開。西吉斯蒙德接受了。一個專制君主是不存在這樣的問題的。 對專制權力的尋求是伊凡雷帝統治時期的內心所系。沙皇對外交政策不知饜足的興趣是他的另一大愛好。如果說他經常將國內事務交給心腹大臣處理，那麼外交事務他則是親力親為，至少廢除選民大會之後是如此。阿列克謝·阿達舍夫及其圈內人之所以會與之起衝突，是因為在外交政策方面產生分歧所致。 伊凡寫給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瑞典國王約翰三世、波蘭國王斯特凡·巴托里的信，以及見過沙皇的外國人的敘述，都對這位莫斯科君主的外交才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他暴躁易怒，很難壓制怒火，所以經常在爭論的時候進行威脅和辱罵；但如有必要，他也會嘗試說服，以自己的學識、修養、順應時勢的方式來俘獲對話者，而那其實是一個陷阱。 伊凡很需要這樣的外交才能：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攻占立窩尼亞和到達波羅的海）就是要讓莫斯科進入歐洲政治的中心。因為立陶宛、瑞典、丹麥都在覬覦立窩尼亞，都想阻止莫斯科達成自己的目的，於是說服伊凡向南發展，攻打「共同的敵人」：奧斯曼帝國。1553年，理察·錢塞勒（大型遠征隊的成員，遠征的目的是經由北海抵達印度）的艦船被風暴沖至白海沿岸。錢塞勒「及其同伴」被帶往莫斯科，受到沙皇接見，「與君主同桌共宴」。羅斯和英國之間的貿易關係由此得到確立。1560年，當德意志皇帝下令封鎖羅斯的納爾瓦城，以此來作為對伊凡干預立窩尼亞一事之回應的時候，伊麗莎白一世卻拒絕給予其支持，繼續保護英國人創建的「莫斯科商行」，和羅斯國做生意。梵蒂岡同樣緊跟波羅的海事態的發展：希望莫斯科與之一同對抗土耳其人，說不定還有望達成教會聯合的目的。 1556年，特轄制已存在兩年，在立窩尼亞的軍事行動已經停止：我們知道莫斯科軍隊已於1553年奪取波洛茨克，1554年在烏拉河畔遭遇慘敗。儘管莫斯科同丹麥和瑞典簽訂了和平條約，但它仍執意想在立窩尼亞繼續推進。立陶宛向伊凡求和，讓出了被羅斯人占領的所有城市，其中就包括波洛茨克。1556年，沙皇召開了全俄縉紳會議，邀請了各路顯貴、中等貴族，以及最重要的商人與會。君主向他們提了這樣一個問題：是必須接受立陶宛的提議，還是繼續開戰？會上的意見是支持戰爭，也支持課取新稅，因為這對繼續採取軍事行動不可或缺。20世紀的歷史學家提出了這個頗為弔詭的事實：「在羅斯的大地上，社會各階層的代表制度」可謂蓬勃發展，在最昏暗的特轄制時期，猶如一朵「脆弱的花朵」。對政治上的折衝樽俎可知：一旦皇室精英衰弱，沙皇便想倚靠比他低一個等級的上層波雅爾。該階層的核心均由莫斯科古老的波雅爾家族構成，他們受到有影響力的神職人員的支持；只是，這個核心階層要求廢除特轄制。伊凡對會上同意繼續進行戰爭的論調相當滿意，於是做出回應，開始進行可怕的鎮壓。 於是，戰爭又繼續打了下去：伊凡意欲征服立窩尼亞、獲得通往大海通途的願望未曾動搖過。這場衝突又持續了十五年多，使國家滿目瘡痍。稅收一直在增長，農民都開始向莫斯科大公國的邊緣地區逃亡，莫斯科的手還伸不到那裡。城市民眾也在逃亡，尤其是中部和西北部的城市。莫斯科發現居民人口少了三分之一。1569年至1571年的饑荒和瘟疫又雪上加霜。但沙皇還是在國內搜刮民脂民膏，以期獲得必需的資源，來為其政策服務。 1569年，發生了一件事，其意義並未即刻在莫斯科顯露出來，那就是：波蘭和立陶宛在盧布林結成了聯盟。兩國長久以來的關係發生了質的改變，從而出現了一個獨一的國家：波立聯邦，這是一種無可比擬的君主共和政體的典範，由選定的國王來領導國家。最後一個雅蓋隆，西吉斯蒙德二世·奧古斯都於1572年駕崩之後，便將王位空了出來。為遴選新國王，歐洲各國支持的覬覦王位者斗得你死我活，結果就轉移了波蘭—立陶宛國的注意力。於是，伊凡趁著這個「國王未定的空檔期」繼續推進戰爭。 伊凡接受的波蘭國王人選是由一些立陶宛信奉東正教的上層貴族建議的，這些人支持的是斯拉夫國王（在眾多問鼎王座的人中間，並無其他斯拉夫人）。當然，特轄軍團的恐怖行為餘音尚在，還不至於使大多數遴選者傾向於莫斯科君主。不過，伊凡很清楚遴選波蘭國王將使莫斯科擁有很多新的可能性。1573年初，立陶宛使節來到莫斯科，宣告國王駕崩，要求保持和平，他是這麼對使節說的：「如果你們的土地和我們的土地融為一體，那無論是異教徒，羅馬本身，還是其他任何一個王國都不會起來和你們作對。」不過，他對波蘭並不是真的感興趣：一方面，選舉國王這個想法讓他反感；另一方面，波蘭被封建主們弄得四分五裂，領主們很不聽話，又使他平添了不少憂慮。因此，伊凡提出了自己的條件：如果權力可以世襲（這樣就等於沒有遴選！），如果他們不僅把立窩尼亞，還把基輔讓給莫斯科，那他就準備毛遂自薦。 此外，伊凡還建議選奧地利皇帝之子馬克西米利安當波蘭國王。莫斯科和維也納秘密達成協定，以期清除波立聯邦。馬克西米利安一旦獲勝，波蘭就會重回奧地利的懷抱，立陶宛和立窩尼亞就會進入羅斯的懷抱。瓜分波蘭的想法第一次出現在歐洲外交官的方案中。但法國方面在議事會占了上風：二十二歲的瓦盧瓦的亨利當選了，他是凱瑟琳·美第奇之子，也是查理九世之弟，正是他組織了聖巴托羅繆之夜的大屠殺。他在王位上待了整整一百十八天之後，便沖回巴黎，占據了查理九世駕崩之後空出的法國王位。波蘭人和立陶宛人又得再次遴選。 土耳其蘇丹想要加強哈布斯堡王朝的實力，於是大力支持斯特凡·巴托里，從1571年起，巴托里就是久經沙場的戰士，也是特蘭西瓦尼亞小公國的君主，因此1575年12月，他被選上，成了立陶宛—波蘭聯邦的國王。那年，他四十二歲，比伊凡雷帝小三歲。 以前，莫斯科沙皇趁著波蘭局勢未穩之際撈好處，贏得了輝煌的勝利。波立聯邦完全就是他自己的內部問題。從這方面來看，皇帝沒去阻礙伊凡，以期在遴選波蘭國王的時候獲得他的支持。還有瑞典，瑞典也在覬覦立窩尼亞。1573、1575、1576年的幾場戰事，1577年成功發起的進攻，均獲得勝利，奪取了不少城市。伊凡宣稱：「自此以後，利夫蘭的全部土地都將臣服於朕的意志。」當時，他還給安德烈·庫爾布斯基寄去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自負地講了自己的勝利，在信的末尾說：「你寫信的地方在立窩尼亞的弗爾莫城，那是朕的領土……」庫爾布斯基親王就是在弗爾莫城給伊凡寫了第一封信的。十三年後，沙皇要他明白，他已經抓住了他，於是親王只能再次逃亡，逃到更遠的地方去。 由於南部邊界持續受到威脅，所以伊凡的勝利更顯得了不起。伊凡的父親瓦西里三世已設立了警戒部門，以保護莫斯科公國南部不受威脅。邊界就在奧卡河沿岸。奪取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之後，他們就開始強制向伏爾加地區以及「蠻荒之地」殖民，所謂的「蠻荒之地」就是奧卡河中游以南地區。自然，邊界沿線也就出現了各色城池—堡壘。這就是邊界地區的前方哨所（俄語是ukraïnnyïé，「烏克蘭」Ukraïna即意為「疆界」「外圍」），哨所和哨所之間由一排壕溝、土堤、鹿砦相連。這就是「莫斯科大城牆」。當然，這還不足以保護城市免遭韃靼人的入侵，於是再向那裡派去武裝支隊，這些部隊每年春天都會循路向南，警戒大草原的風吹草動。要實施這些措施，就得提供越來越多的資源和士兵。 不過，韃靼人只滿足於劫掠城市和鄉村地區，將俘虜變成奴隸，在莫斯科看來似乎不是什麼很大的威脅，因為這些東西可以花錢解決。克里米亞汗國的一個汗甚至向羅斯使節納戈伊宣稱，誰付錢付得多，韃靼就愛誰。誠然，波蘭國王也可以利用韃靼人喜好收禮的特性，但羅斯人的機會也不少。 1569年，南部邊界熱鬧起來，那一年，莫斯科終於發現土耳其蘇丹塞利姆二世才是威脅，蘇丹從頓河出發，試圖進入伏爾加地區，攻占阿斯特拉罕。土耳其—羅斯的第一次衝突以蘇丹落敗收場，但兩國之間的衝突將持續數個世紀之久。伊凡在蘇丹身邊的使節諾沃西爾采夫曾提出一個說法，很好地展現出羅斯面臨的新的處境，他說：「我的君主並不敵視穆斯林信仰。他的僕人薩因—布拉特是卡西莫夫的主人，皇儲卡依布拉是尤里耶夫的主人，伊巴克是蘇洛什斯克的主人，諾蓋諸王公均聽命於羅曼諾夫。」這話說得完全沒錯：從15世紀起，附庸的韃靼王公就在服侍莫斯科君王，韃靼騎兵也積極參與了立窩尼亞戰爭。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伊凡固執地拒絕參與皇帝和教宗都同意的反土耳其聯盟。 1577年秋，伊凡雷帝確立的任務似乎終於完成了。德維納河沿線的立窩尼亞的全部領土（即利夫蘭和愛斯蘭），除了列瓦爾和里加這兩座堡壘之外，都落入了羅斯人之手。莫斯科在波羅的海開闢了一條很大的戰線，奪取了芬蘭灣沿海灣地帶和里加。1578年，波蘭參與到衝突中來。以前，在立窩尼亞戰鬥中，它支持的是立陶宛；但這次，也是第一次，波蘭由精力充沛的國王帶領，很清楚自己要什麼，所以他們這次站在了莫斯科國一邊。在這場戰爭中，立窩尼亞是首要戰場。 遴選期間，斯特凡·巴托里承諾「捍衛基督徒」。他並沒有特別關注土耳其人，他接受的是土耳其的文化，而土耳其也承認他對特蘭西瓦尼亞公國的權力。在他看來，「基督徒的敵人」就是莫斯科。波蘭歷史學家卡·瓦利澤維斯基認為波蘭是「斯拉夫種族在歷史上最完美的呈現」，斯特凡·巴托里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代表人物」，當然他並不希望這個說法冒犯到任何人。卡·瓦利澤維斯基寫道，因為「照他觀察，他很清楚波蘭人文明程度高，禮貌謙恭，心性自由，性格衝動，信奉天主教，其使命就是吞併龐大的鄰國，將自身的文化、自身的政治體制和自身的宗教加諸鄰國的身上。可事實相反，它自己反而有可能會被吞噬，奉行外國的習俗」。 斯特凡·巴托里踏上歷史舞台實屬偶然。亨利三世本來是能留在波蘭王位上的。馬克西米利安大公如果想的話，也有機會坐上波蘭的王座。在這兩種假設中，伊凡都可以讓莫斯科國保留波羅的海的海岸地帶。但事實截然不同：由於馬扎爾人不懂波蘭語，和臣民交談也是用拉丁語，所以土耳其蘇丹的附庸斯特凡·巴托里比他那個時代的波蘭絕大多數人都更清楚波蘭需要什麼。20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寫過一本熱情洋溢的波蘭史，他寫道：「伊凡的莫斯科囿於其自身的價值體系，這是一種病態的體系，使之完全生活在封閉的世界之中……與之對立的抵抗力量（波蘭）所涉及的是原則問題，也就是生死存亡的問題。」說莫斯科「囿於其自身的價值體系」，是個「封閉的世界」，還用了一個奇怪的修飾詞：「病態的」，這樣的評語完全正確。而從莫斯科的角度來看，「病態」存在於波蘭的Liberum Veto（自由否決）的體制之中，存在於君主共和制之中。所謂斯特凡·巴托里發起的這場戰爭對波蘭來說「是生死存亡的問題」，這個觀點純粹搞錯了時代。事實上，伊凡並沒有威脅到波蘭。但他的後繼者就不同了。 斯特凡·巴托里機緣巧合出現在了歷史舞台上，從而推遲了莫斯科的發展步伐。波蘭國王后來死的時候（有可能是被毒死的），被臣民的薄情寡義弄得絕望透頂。除了軍事上的成功之外，他還留下了一句很有名的話：我可以為波蘭人做任何事，但和他們在一起，什麼都做不成。 坐上王座之後，斯特凡·巴托里便著手重組波蘭軍隊。他增加了三倍的步兵兵力，配置了火槍軍、馬刀軍、斧頭軍（在這之前，軍隊還都在使用長矛）。騎兵部隊中還增配了「翼裝」輕騎兵，從而使騎兵的名聲傳遍整個歐洲（果戈理在其小說《塔拉斯·布爾巴》中極其生動地描繪了波蘭騎兵）。斯特凡·巴托里還招募誰出價高就跟誰走的僱傭兵。用伊凡的話來說，波蘭國王是「讓義大利全境（也就是指天主教歐洲）都起來反對羅斯」。 莫斯科軍隊數量上占優，他們也有僱傭兵（更別提還有韃靼人）。由於彈藥短缺，伊凡便同英國女王商議，讓她運送三艘裝滿鉛、銅、硝石和火藥的艦船過來。但總體而言，羅斯軍隊遠沒有波蘭軍隊裝備好，有文化。 1577年至1582年，斯特凡·巴托里和羅斯軍隊之間的戰爭給他帶來了勝利。波蘭國王初戰告捷（奪取了波洛茨克和大盧基），瑞典人也積極投入戰鬥，攻打莫斯科。波蘭—立陶宛軍隊包圍了普斯科夫。兩年時間裡，多少年來攻城略地奪來的地盤都丟失了。沙皇堅定地相信「先發制人者勝，後發制人者敗」，這話受到了嚴峻的考驗。打了敗仗的伊凡遂轉而發起外交攻勢。1580年8月，他要求德意志新皇帝魯道夫二世出手相助，理由是他成了「穆斯林君主和蘇丹的手下斯特凡·巴托里」的犧牲品。羅斯沙皇的信使還破天荒第一次帶信前往面見教宗，信中也如此指責波蘭國王。莫斯科沙皇承諾，如果羅馬願對其襄助，那他就會起來對抗非基督徒。在給斯特凡·巴托里的信中，伊凡堅稱他有權占有立窩尼亞，這片土地一直以來都屬於其先祖，他還威脅波蘭國王，如果拒絕締結和平條約，戰爭會打上四五十年。而且，他還對國王說波蘭有權主張一個天主教的立窩尼亞的說法予以了駁斥。伊凡雷帝更是出其不意地提到了佛羅倫薩大公會議(1439)，當時，都主教伊西多爾在場，天主教教會和東正教教會之間結成了聯盟。後來，「拉丁大公會議」的決策遭到了羅斯教會的猛烈抨擊，伊西多爾也表示不同意。伊凡在這兒提到大公會議的決議，決議認為「希臘信仰和羅馬信仰理應合二為一」，伊凡這麼說是在針對波蘭國王，因為沙皇堅信梵蒂岡肯定也會得知他說的這句話。他想得沒錯。羅馬趕緊派遣耶穌會士安東尼奧·波塞韋諾前往莫斯科調停。教會合一的想法是個令人難以抵禦的誘餌。 1582年1月，在波塞韋諾的調停之下，在扎博爾斯克簽訂了停戰十年的協定。莫斯科將侵占的所有立窩尼亞領土歸還給了波蘭，巴托里則將羅斯城市大盧基、霍爾姆及其他幾座城市交還，但留下了波洛茨克。羅斯人唯一的安慰就是他們的普斯科夫大捷：儘管波蘭軍隊源源不斷地增派兵力，這座堡壘仍然頂住了圍攻，未拱手易人。1583年8月，又和瑞典簽訂了三年停戰協定，瑞典保留了其所攻占的所有領土：愛斯蘭和幾座自古以來就屬於羅斯的城市。於是，莫斯科和芬蘭灣徹底斷開（除了一座飛地，包括涅瓦河的出河口）。 這場為爭奪波羅的海打了二十五年的戰爭終於以莫斯科落敗收場。在這種情況下，沙皇的政策失敗了，畢竟這項政策不僅導致大量人員損失，也讓國家變得千瘡百孔。但伊凡拒絕投降。扎博爾斯克和約剛一簽署，他就著手尋找盟友，想要繼續打下去。他向英國女王求助，女王是哈布斯堡的對手。在一封1570年10月發出的信件中，伊凡對伊麗莎白一世大發雷霆，大肆抨擊她在英國事務中對「商人」施加了他所認為的太大的影響。他還說：「而你假裝留有處子之身，行為舉止卻像個壞女孩。」不過，形勢迫使沙皇改變了調門。1584年2月，伊凡雷帝死前一個月，和英國使節作了商談。 立窩尼亞戰爭的失敗讓羅斯向西擴張的步伐晚了一個世紀。不過，這次失敗還是得到了一些補償，在東方獲得了無限的土地。1583年，哥薩克阿塔曼（ataman，首領之意）葉爾馬克的密使來到莫斯科，給沙皇帶去了一份禮物：西伯利亞。1581年9月1日，八百四十名哥薩克沿卡馬河出發，將直抵額爾齊斯河的韃靼諸汗的領地全都併入羅斯。因此，他們等於打開了一條攻城略地的通途，其疆界一直可抵太平洋沿岸。 1581年1月，沙皇太子伊凡·伊凡諾維奇身故。他是被伊凡雷帝打傷而亡的，但事出何因至今仍未全部澄清。當時的人，如住在莫斯科的英國人傑羅姆·戈爾塞，或皇太子去世之後數日來到宮廷的安東尼奧·波塞韋諾均給出了不同的版本，後來有的版本受到歷史學家、作家、畫家的採納，有的遭到了摒棄。伊利亞·列賓畫過一幅畫，是莫斯科特列季亞科夫畫廊的傑作之一，畫中的沙皇神情恍惚，懷中緊緊抱著流著血的兒子。皇太子太陽穴上有一處傷口，是父親用權杖打的，權杖就在不遠處的地上。法國歷史學家阿蘭·貝桑松注意到伊凡在寫給庫爾布斯基的第一封信中回憶道：「你當記得最偉大的沙皇君士坦丁，你當記得他以國家之名殺害了自己的親兒子。」他還說君士坦丁「當屬聖人之列」。寫下這封信之後十三年，伊凡也親手殺了自己的兒子。 無論莫斯科皇位繼承人究竟是怎麼死的，後果總歸堪稱災難，而且數十年之後其影響也仍未消失。 伊凡·伊凡諾維奇死了，安娜斯塔西婭的第二個兒子費奧多爾就成了合法繼承人。英國使節吉爾斯·弗萊徹言簡意賅、頗為傳神地勾勒出了未來的沙皇費奧多爾的個性：「他頭腦簡單，意志薄弱……無力處理政治事務，極端迷信。」伊凡雷帝還有另一個兒子德米特里，後者是他1580年娶的第七任妻子瑪利亞·娜加婭所生。但這場婚姻的合法性一直存疑，故而為繼承人的合法性投下了陰影。幾年之後，皇太子德米特里的命運將會撼動莫斯科羅斯。 1584年3月19日，伊凡四世駕崩，享年五十四歲，終於有時間在靈床上接受剃髮禮了。從16世紀60年代起，沙皇就有意識地追尋兩個目標，而且毫不動搖：建立專制權力，進入波羅的海。第二項目標他失敗了，但第一項成功了。莫斯科第一位沙皇的後繼者今後會繼續向西行動。伊凡的專制權力也將會成為所有沙皇今後的榜樣。 伊凡侵吞了國家內部的所有權力，以此來達成中央集權。但此種中央集權乃是權力集中於沙皇手中所致，而非反之。伊凡雷帝堅信自己就是上帝的權力在塵世的化身，堅決否認自己的羅斯血統。他不停地重複道：我不是羅斯人，我是「德意志人」，這話指的是他父親有立陶宛血統，祖母有希臘血統。伊凡自認為是個「德意志人」，換言之，他就是別處的君主，統治的是人民純為異族的國家。從這個觀點來看，他倒是貨真價實的留里克繼承人。 儘管帝國這個詞還沒出現（彼得大帝會用到這個詞），但在伊凡治下，莫斯科國已經是一個帝國。俄羅斯和外國的歷史學家如今仍在繼續尋找針對這個問題的答案：羅斯人為什麼會支持特轄制的恐怖行徑和伊凡的獨斷專行？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提出了一種解釋，俄羅斯的大多數同行都贊同這種解釋。這位《俄國史概論》的作者寫道，最高利益「籠罩著社會，超越了復仇清算，超越了社會各衝突勢力之間的小打小鬧，使之不得徹底破裂，迫使他們共同行動」。這個最高利益就是保衛國家免受外敵侵略。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歸納道：「可以認為，14世紀的時候，莫斯科國受到了外族桎梏的壓力，15世紀和16世紀，它得以創建和擴大，固執己見地在西方、南方和東南方打一場為了生存的戰鬥。」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強調道：這場「為了生存的」鬥爭是由莫斯科國打響的。他說得很明確：東南方是為基督教文化而打，西方是為國族統一而打。換言之，一方面，他和穆斯林開戰，意圖消滅他們，或使之皈依真正的信仰；另一方面，這場戰鬥是為了將生活在立陶宛和波蘭的東正教徒納入羅斯國內。歷史表明，這兩個目標向來都是帝國建設者的基本論調。但還有第三個目標。為過去的事件設立唯物主義基礎的歷史學家指出，莫斯科君主只不過是個給「軍人」階層發軍餉的普通人而已：給他們頒賜土地。所以就有必要奪占沒人住的肥沃的領土。 第四個目標或許要比前三個目標還更重要：有必要為帝國的構建找到意識形態基礎。「東正教王國」理論和「莫斯科是第三羅馬」理論都是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提出來的，16世紀60年代已成體系，也受到了都主教馬卡里奧斯的賜福，他對伊凡極具影響力，是他的靈性之父，而且沙皇的告解神父安德烈（後來成為都主教阿塔納斯）也密切參與了進來，而安德烈對伊凡也很有影響力。他還寫了一本書，名為《沙皇世系等級書，這些虔誠的持杖者已敷聖油，在羅斯大地上璀璨奪目》。羅斯君主的這種純粹異想天開的世系書（伊凡在信中講到過世系，尤其是寫給斯特凡·巴托里的信，以此作為他有權主張立窩尼亞的絕對證據），用格·維爾納茨基的說法，堪稱俄羅斯的歷史哲學。《等級書》將羅斯史看作東正教王國建立的歷史。那些作者宣稱：羅斯人乃是超出常人、獨一無二的人；羅斯就是新以色列；羅斯人民的歷史擁有普世價值。 對狂熱的教徒伊凡雷帝而言，《等級書》提出的意識形態的真實性是不容置喙的，因此，沙皇行為的必要性和正當性也就是不容置疑的。 史達林是伊凡政策最具說服力的注經家，他特別指出了沙皇意識形態一個珍貴的面相：「伊凡雷帝的睿智之處就在於採納了國族觀，容不得自己國家存在異族人，以此來保護自己的國家免受外來的影響。」說這話的時候，史達林正在開展一場反對「崇拜外國人」的重要戰鬥，他需要皇室出來一位先驅者，好拿來反對其他沙皇，其中也包括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不過，對伊凡蔑視外國人的看法他確實沒有搞錯，這種蔑視在伊凡身上是頗為混雜的，但他對某些出於各種藉口前來莫斯科的西方賓客也存在著興趣和好感。伊凡終其一生都夢想去一趟英國，但外國人來羅斯是嚴格受限的（猶太人則完全受禁）。在外交層面，沙皇會佯裝讚揚羅馬或維也納；在和路德派教徒或天主教徒爭論的時候，他就會顯露出一個冷酷狂熱的東正教信仰急先鋒形象。 基本上來說，伊凡統治的幾近四十年時間也是莫斯科文明成形的時間。人們經常把莫斯科大公國和亞洲專制國家相比，也發現它和13世紀及14世紀的西歐國家存在相似性，那些國家也是無所不用其極，建立了中央集權。最終，人們發現，大致來看，伊凡四世時期建立的莫斯科文明同西班牙帝國文明存在極大的相似性。莫斯科羅斯和西班牙一樣，也曾經歷過外族入侵者的奴役，在反對入侵者的過程中，鍛造出國族性格。和西班牙一樣，莫斯科也將和非基督徒的鬥爭當作其宗教目標。在《無脊椎的西班牙》(1922)一書中，何塞·奧爾特加·加塞特指出，分屬歐洲軸心兩級的俄羅斯和西班牙之間存在一個奇異的共同點：他們分別是兩個農民種族，其中，平頭百姓起主導地位，少數有教養的人在平頭百姓面前瑟瑟發抖。狂熱信仰和宗教問題是這兩個文明的特點，只要涉及捍衛「真信仰」，根本就不可能進行赦罪。拿破崙看見莫斯科無數教堂的圓屋頂，認為那是落後的表現，因為在那個時代，「根本沒人當基督徒」。皇帝的一個同伴聽聞此話，便說俄羅斯人和西班牙人還都是基督徒。拿破崙想起帝國的這兩個敵人就令人不悅，便在日記中寫道：「俄羅斯人再也不會是基督徒，西班牙人從來就不是基督徒。」法蘭西皇帝的這個結論仍值得商榷，但他這麼說就等於承認俄羅斯文明和西班牙文明存在特殊性。有一個事實支持這個觀察，那就是歐洲沒有任何君主和伊凡雷帝及腓力二世相像。 16世紀的莫斯科思想家特別指出羅斯沙皇國和老以色列存在諸多相似點，伊凡四世的都城想要成為老以色列的繼承人。伊凡在寫給其對手的信中所提出的論點是以《舊約》，特別是《列王紀》為基礎的。他的靈魂深處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即《聖經》講的就是他，而且是通過他的嘴講的。 從上述部分提到的多重因素來看，伊凡四世在俄羅斯帝國的歷史上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其中一個主要作用就是他的外交政策。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考慮了俄羅斯第一位沙皇的行為及個性的方方面面，認為他在統治末期一直在思考莫斯科國在歐洲其他國家之中的地位。這位歷史學家在專門講述俄羅斯人使命的時候寫道：「我國人民的命運就是扼守歐洲東大門，以防止貪婪的亞洲找藉口湧入進來。數世紀以來，他們竭盡全力擊退了亞洲的進逼……轉向西方及其富饒的殖民地，那兒有肉桂和丁香，這個歐洲覺得東方，在烏拉爾山脈和阿爾泰山脈的背後，沒有什麼東西能威脅到它……」對克柳切夫斯基而言，「歐洲，平靜而薄情」，它們並沒有注意到「在這場戰鬥中，參謀部將第聶伯河和克利亞濟馬河的三分之二兵力遷移到了莫斯科河兩岸，16世紀的時候，那兒就是國家的中心，最終轉守為攻，打入亞洲老巢，拯救了歐洲文明，使之沒有受到韃靼人的侵略。因此，我們就是歐洲的後衛部隊，守衛在文明的大後方」。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這兒表達的是關於舊羅斯史的傳統觀點。人們就是這樣將必要性（地理環境）轉變成了美德（守衛基督教文明）。這種對過去的闡釋並非俄羅斯歷史學家所獨有。波蘭始終都將自己視為，而且今後仍將繼續把自己看作基督教的橋頭堡。塞爾維亞人對科索沃戰役(1389)充滿自豪，他們雖然戰敗，卻犧牲自己來阻擋土耳其人的入侵。數世紀以來，歐洲擊退了蒙古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的進逼：普瓦捷、勒班陀、瓦爾納、維也納，這麼多的戰役（還有其他戰役）都是在用民族和文明之間的衝突來解釋的。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說羅斯對東方的戰鬥是世俗戰鬥，這說得完全沒錯。但由此而認為羅斯是為了捍衛歐洲，商榷餘地就大了。而且，這位歷史學家還做錯了一件事，即他對伊凡外交政策的宏大目標就是進攻西方這一點三緘其口。伊凡是俄羅斯第一位要將羅斯「轉向」西方一側的君主。將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話意譯一下，其實就是伊凡四世「轉守為攻」，他攻的方向是「歐洲的老巢」，而非「亞洲的老巢」。打立窩尼亞，就是要進入波羅的海，不可能有其他解釋（後來將會證明這個論斷的正確性），這其實就是羅斯向歐洲進軍的開端，是創建歐亞帝國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