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帝國史 · 第二章 蒙古的桎梏
蒙古帝國占據的空間與歐亞大陸相合。
——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
1 入侵
當年出現的這些人，沒人知道他們是誰，來自何方，講什麼語言，屬於哪個部族，信仰何種宗教。
——《拉夫連季編年史》
1223年，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來的名不見經傳的人出現在了羅斯南部的大草原上。在匯入亞速海的卡爾卡河沿岸，羅斯軍隊和一個神秘的對手發生戰鬥，結果死傷慘重。羅斯各公國如基輔、加利奇、切爾尼戈夫、斯摩棱斯克的王公聯手組建了一支8萬人的軍隊，前去援助波洛韋茨人，因為後者抵擋不住突然擁入他們領土的這些騎兵。
王公們沒想到自己面對的是蒙古大軍的騎兵，這支軍隊有2.5萬名士兵，是成吉思汗派遣來的。軍隊由兩個軍事奇才哲別和速不台統帥。成吉思汗的軍隊追擊花剌子模的摩訶末蘇丹，穿越波斯、亞塞拜然、喬治亞，經過傑爾賓特隘口，擁入北高加索的大草原。他們對沿途城市燒殺搶掠，軍隊慘敗，民眾悉滅。
加利奇王公剽悍者姆斯季斯拉夫的岳丈，波洛韋茨汗庫坦，向女婿求援，要他幫助自己守衛領土。羅斯各王公齊聚基輔，決定向他提供援助，但是要向侵略者發動進攻，而非等待敵軍來犯。蒙古軍隊首領採取一貫的策略，開始撤退，以逸待勞。姆斯季斯拉夫和波洛韋茨人在基輔的親兵還未趕到之前即發起進攻，結果潰不成軍。基輔君主被圍困在自己築壕據守的軍營內，抵抗了三日，之後不得不投降。他和士兵悉數被殺。哲別和速不台將參與反抗蒙古人的切爾尼戈夫王公姆斯季斯拉夫的領地科澤利斯克付之一炬，把克里米亞的熱那亞商行洗劫一空，並越過伏爾加河，在卡馬河的保加爾人中間引起了恐慌，之後他們便折返進入錫爾河北部的大草原。
軍事史上令人瞠目結舌的這場騎兵襲擊戰結束了。蒙古人進行偵察，羅斯各王公對他們發出的這個信息未曾加以重視。在亞洲腹地，還有一場入侵正在醞釀，其規模更是令人難以想像。事實上，成吉思汗在二十年的南征北戰和一系列的勝利之中，所征服的帝國規模之大令人難以想像。1227年，成吉思汗駕崩，他的領地從朝鮮的邊界地區一直延伸到裏海，囊括了中國的大部、中亞地區、阿富汗、波斯。「草原帝國」的邊界一再被往外推。同時代人稱為「上帝之災」的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計劃可謂相當具體。
在勒內·格魯塞看來，成吉思汗就是十二個世紀之久的草原遊牧民入侵定居文明的歷史的縮影。他之前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在身後留下如他那樣可怖的名聲。這位歷史學家用一句話概括了這個天才征服者的特徵：「他將恐怖確立為政府體制，將屠殺確立為有條不紊的制度。」他還說：「從成吉思汗的生活方式、所處的環境及其種族來看，在我們眼裡，他擁有的是沉著的頭腦、健全的思維，他處事平衡，兼聽兼信，為人可靠，慷慨大度，情深意切，不過，他又很嚴厲，擁有現實的管理素質，畢竟我們要明白，他管理的是遊牧民，而非定居民……」閱讀這位法國歷史學家的著作，我們就會以為他對蒙古大汗焚毀城市、將抵抗他的居民屠殺殆盡的做法持譴責態度。但有許多證據表明，他這麼做有很多理由。況且，在12世紀和13世紀，誰沒做過這種橫徵暴斂的事情？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消滅對手都是戰爭期間傳統的通行做法。同樣，恐怖也是一種調節對手心理的工具，蒙古人對此使用得可謂爐火純青。據說他們沿途犯下種種暴行，而這樣的名聲也可以使潛在想要抵抗他們的民眾儘快屈服。
蒙古帝國的行政管理制度由成吉思汗確立，首先這是一種戰爭組織。遊牧國乃是行進中的國度。大汗由忽里勒台（即軍事會議）選出，忽里勒台擁有絕對的權力。所有蒙古人一律平等，皆臣服於大汗。習慣法（yassaq，即規章制度）並不由大汗制定，他要求的是民眾遵守法律，不得逾越之。軍隊分成各個單位，名為「十戶」「百戶」「千戶」。士兵服役年齡為十四歲到七十歲。萬戶負責維持秩序。根本的法律就是鐵的紀律；如有違犯，會有兩種懲處方式：死刑或流放西伯利亞。
帝國的創建者駕崩之後，這種組織的穩固性又得到了強化。1229年，忽里勒台負責將成吉思汗的土地分給他的兒子，並指定由其三子窩闊台繼任汗位。1235年，按照傳統，在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即鄂爾渾河河畔的帝國都城哈拉和林召開了另一次忽里勒台，決定發動世界大戰。蒙古軍隊向三個方向進軍：中國南方和朝鮮，波斯和外高加索，羅斯大地。第三支軍隊由成吉思汗的長子朮赤的兒子拔都率領，朮赤英年早逝，未能成為偉大的征服者。軍隊的最高統帥被委派給了速不台，他是1223年攻占卡爾卡河的大軍中的一員。
拔都手下約有3萬名士兵，其中有4000名蒙古兵和大約2.5萬名韃靼人，韃靼人是大草原上被征服的部族之一。一名俄羅斯歷史學家寫道：「我們可以將成吉思汗對我們的統治稱為蒙古的桎梏，因為該王朝源起於蒙古；但我們也可以說這是韃靼的桎梏，因為絕大多數征服者都由韃靼人構成；我們同樣可以稱之為韃靼—蒙古的桎梏。」分給拔都的軍隊（絕不比分給其他子女的軍隊優秀）負責攻占原本應由朮赤攻占的領土，既然他已不在這個世上，那就由他的兒子來完成。朮赤的兀魯思（拔都所占有的土地）囊括了額爾齊斯河以東的大草原，其中就包括了富饒的花剌子模，以及伏爾加河以西所有的被占領土。
拔都的軍隊最先攻打的是伏爾加河畔的保加爾人。1223年，哲別和速不台在那兒就打過一次仗，把保加爾人打敗了。蒙古人記得很清楚：他們占領了其首府博爾加爾（大城），並滅絕了城內的居民。編年史家寫道，那個時候，弗拉基米爾的大公尤里正在慶祝自己兩個兒子的婚事，渾然不覺危險已經降臨。
1237年底，拔都越過伏爾加河，就這樣進入了羅斯的疆域。梁贊的王公拒絕臣服和繳納貢賦，決定起而抵抗。切爾尼戈夫的米哈伊爾和弗拉基米爾的尤里要求的援軍尚未到來。梁贊在圍城中堅守了五天，第六天陷落。所有士兵和督軍悉數陣亡，城市被毀，居民遭到屠戮。其他城市也相繼陷落。編年史家寫道，梁贊地區唯余灰燼和煙霧。
弗拉基米爾地區的防守也不行：1238年2月，莫斯科以及公國的兩座大城市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被付之一炬。由尤里王公統帥的蘇茲達爾的親兵在西塔河畔被打得七零八落。王公被殺。韃靼人向西進軍，徹底摧毀了特維爾、雅羅斯拉夫爾，隨後便向諾夫哥羅德進發。但在不到一百公里遠的地方，他們又折了回去，也許是受到春季幾乎難以穿越的森林和沼澤的阻礙，也有可能是諾夫哥羅德的商人行賄所致。
1238年，拔都的大軍在頓河與伏爾加河的下游地區重整軍備。次年，韃靼人蹂躪了一遍羅斯南部地區的切爾尼戈夫、佩列亞斯拉夫爾。1240年，基輔經過激烈的抵抗之後，還是被攻占，整座城市幾乎悉數被毀。接下來就輪到了加利西亞。王公達尼伊爾和他之前的切爾尼戈夫的米哈伊爾一樣，也逃到了匈牙利。加利西亞—沃里尼亞的主要城市均被夷平。1241年初，蒙古軍隊兵分兩路：一路向波蘭進軍，另一路（由拔都和速不台率領）向匈牙利進軍。德國歷史學家坎托洛維茨寫道：「事實上，整個亞洲第一次被統一了起來，而歐洲由於內部關係緊張，四分五裂，分裂成了好幾千個敵對的力量。」1241年2月13日，第一支蒙古大軍攻占了桑多梅日，在赫梅爾尼克擊敗了波蘭軍隊，並向都城克拉科夫進軍。波蘭君主波列斯瓦夫四世逃往摩拉維亞。居民們棄城而逃，韃靼人一把火燒了這座城市。4月9日，西里西亞的亨里克倉促組建的由日耳曼騎士和奴隸組成的軍隊在萊格尼察戰役中被蒙古騎兵全殲。第一支蒙古大軍奪取了布雷斯勞，向南進發。他們穿過摩拉維亞和斯洛伐克，向匈牙利平原涌去，在那兒的蒂薩河沿岸與第二支軍隊會合。其間，第二支軍隊（部隊大部）在匈牙利作戰，強行奪取喀爾巴阡山的隘口，從那兒進入加利奇公國和摩爾達維亞公國。蒙古軍隊在速不台的統帥之下，於1241年4月11日擊潰了馬扎爾人。
在諾埃爾附近的蒙古軍隊從結冰的冰面上越過多瑙河，攻占了佩斯特。匈牙利國王貝拉逃往亞得里亞海海邊。速不台派遣分遣隊追擊他，分遣隊一直追到了史普利特和杜布羅夫尼克。這時候，拔都也正在朝維也納進軍。驚慌失措的歐洲著手防禦。1241年5月，日耳曼國王康拉德在埃斯靈頒發了國內和平詔書，呼籲十字軍東征，對戰當時所說的「韃靼人」，歐洲人認為韃靼人都是徑直從地獄裡出來的魔鬼。
拔都在遙遠的西方得知窩闊台駕崩。遴選新的大汗需要他去哈拉和林。他命令軍隊返回伏爾加的大草原。戰爭結束了。其主要結果就是將羅斯納入了朮赤的兀魯思和蒙古帝國之中，13世紀中葉，帝國覆蓋了廣袤的領土，從太平洋沿岸一直到亞得里亞海海岸。其邊界幾乎和歐亞空間完全相合。蒙古的桎梏在留里克帝國的古老大地上綿延展開。
蒙古桎梏時期（13世紀至15世紀）在羅斯民眾的意識中留下了清晰無誤的記憶：陌生的政權，奴隸制，壓迫和專斷。在民眾的記憶中，韃靼就是敵人，是背教者，是外部的入侵者。俄語當中對一種大翅薊也稱為「韃靼薊」。
歷史學家對蒙古桎梏時期的看法各有不同。羅斯國第一部重要歷史著作的作者尼古拉·卡拉姆津認為，拔都的入侵「使俄羅斯發生了巨大改變」，並堅持認為「這巨大的惡也有好處」。事實上，羅斯變成廢墟有利於統一。如無拔都入侵，各王公之間的戰爭還會打上一百多年，最終使國家走向滅亡。尼古拉·卡拉姆津的結論是：「莫斯科應當感激可汗的偉大。」一個世紀後，那個時代最傑出的歷史學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對13世紀羅斯北部諸王公也持這樣的看法：「他們對自己家世和土地的傳統毫無記憶，更談不上尊重，兒女的職責和公共義務在他們眼裡都是不存在的……他們只關心自己，將羅斯弄得四分五裂，封地東一塊西一塊，支離破碎，永遠都在相爭。」但王公們並不是只關心自己，他們還有求於韃靼人。這位歷史學家總結道：「金帳汗國的權力將統一的影子投射到了羅斯諸王公四分五裂的采邑上。」經常寫出名言警句的克柳切夫斯基寫道：「可汗的權力就是韃靼的一把利刃，一刀把他們（諸王公）紛紛擾擾的事務造成的死結砍斷。」亞·基澤維特也完全同意這個觀點：「……韃靼桎梏的外在影響……有利於諸王公的聯合。」
有一段時期，階級史觀主導了對過去的研究，那時候對桎梏的闡釋有一抹特殊的色彩。由於譴責民族主義（被稱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承認「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動機，著名歷史學家米利察·涅齊基娜是這麼寫的：「關於韃靼人的殘忍和『暴行』，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家都不惜筆墨，大加撻伐，而在封建時代，無論什麼樣的衝突都會如此，這是很普遍的事情。俘虜被殺，被弄瞎眼睛，淪為奴隸，這樣的命運在羅斯封建主之間爆發衝突時也普遍都是。」這位歷史學家發現「被韃靼人統治的土地上的勞苦大眾在被征服初期，常常將其視為盟友，盟友是來和他們一道與羅斯諸王公這些剝削者以及波洛韋茨貴族作鬥爭的，因為這些人無一例外都會向勞動者課稅。所以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即群眾發動起義，幫助韃靼征服者」。米利察·涅齊基娜最後強調，「韃靼人對俄羅斯的習俗、法律、語言和日常生活毋庸置疑造成了巨大的文化上的影響」。
19世紀的歷史學家也從韃靼桎梏中看出了正面意義。他們認為那是俄國在莫斯科麾下得以統一的催化劑。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歷史學家從韃靼入侵這段插曲中得出論據，以此來支持俄羅斯中世紀的封建特徵以及13世紀至14世紀勞動人民發動階級鬥爭反抗壓迫者這樣的論題。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對歐亞主義理論貢獻極大，對他而言，「蒙古的遺產有助於俄羅斯人創建歐亞國的國體」。囊括在蒙古龐大帝國內部的羅斯可以說預示了其今後潛在的擴張性。歷史學家、人種學家列夫·古米廖夫是個堅定的「歐亞主義者」，他甚至斷定，「一直維繫到1312年的羅斯—韃靼之間的關係體系應被認定為一種共生共榮的關係」。對他來說，關係破裂的那一年，就是伊斯蘭教成為韃靼人國教的那一年。可即便同意他對這個極具爭議性的日期的看法，那也得注意到「共生共榮」的關係持續了仍有四分之三個世紀之久。
「桎梏」這個詞的含義是明確的。但「韃靼桎梏」這個概念仍值得做出限定、澄清、評註。迄今為止，這個概念可用來認定羅斯是落後的，可以解釋羅斯遵循了一條特定的發展道路。「韃靼桎梏」這個託詞歸根結底就是在向西方「表明」，西方因俄羅斯才免遭蒙古入侵。韃靼的殘暴仍然深深地烙印在俄羅斯的意識當中。對入侵時期恐怖歲月的記述充斥著對「無信仰、無法律的韃靼人」殘酷無情的描述。然而，《拉夫連季編年史》卻記錄了兩件事情：「那年，韃靼人拿下佩列亞斯拉夫爾—魯斯基，殺了主教，屠戮了大批民眾，將城市付之一炬；然後他們就離開了，帶走了大量俘虜和戰利品」；「那一年，雅羅斯拉夫向卡緬涅茨進發；他奪下城池，搶走了米哈伊爾王公的妻子和大量戰利品。」所以，韃靼人的行為和羅斯王公對待自己人的做法完全一樣。韃靼人招致的毀滅，為抵抗韃靼人而發動的戰爭所遭受的損失，同羅斯諸王公之間的內部鬥爭導致的損失差不多。
「桎梏」的性質首先和人口相關。成吉思汗將蒙古鐵蹄到達的額爾濟斯河以東的所有地區都傳給了長子朮赤。朮赤的兒子拔都率領騎兵直抵普里皮亞季河以及多瑙河的入海口。大約800萬人就這樣臣服在了3萬騎兵的鐵蹄之下。如今，歷史學家駁斥了當時人所說的幾萬名「異教蠻子」所經之處摧枯拉朽的說法。蒙古人的主要力量，亦即他們的「原子彈」就是馬。每名騎兵必配3匹馬，一匹換乘，另一匹馱行李。一支軍隊，哪怕只有10萬人（編年史家的說法從25萬到30萬不等），也需要大量的馬匹，在被攻占的帝國內，只有某些地區才找得到這麼多糧草。我們發現，發生於卡爾卡河河畔的羅斯人和韃靼人的第一場戰鬥最終以入侵者的勝利告終。其獲勝的原因之一是蒙古士兵人數少（3萬人），使得羅斯和波洛韋茨的軍隊產生對手很弱的錯覺。結果，王公們既沒有聯合起來，也沒有協調行動。但也正因為如此，蒙古人人口上的劣勢使其無法占據被征服的領土。
「桎梏」的性質很大一部分也是由韃靼人在宗教層面上所顯現出的寬容決定的。他們的宗教是一種特殊且複雜的體系，和所有宗教一樣，其目的也是為了對宇宙、人的靈魂、塵世和彼岸的表現進行解釋。1253年至1254年在蒙古帝國傳教的方濟各會修士盧布魯克的紀堯姆寫道，蒙哥大汗是這麼解釋的：「我們這些蒙古人信仰的是天上獨一無二的神，預言家會把天神的意願透露給我們聽。」大汗在一場召集穆斯林、基督徒和佛教徒（他們都可以在帝國的民眾中間自由傳播其信仰）的辯論會上提到了蒙古的宗教。基督徒對大草原有很大的影響。這些基督徒都是聶斯托利派，正是他們在1009年使克烈人改宗，克烈人是當時那個時代講蒙古語的中亞人中最重要也最文明的部族。自此以後，聶斯托利派又贏得了該地區其他民族的好感，其中就包括講突厥語的民族。
以弗所公會議之後，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正教會基督徒歸附於遭主教會議譴責的教會牧首(428—431)聶斯托利的教義，於是出現了聶斯托利教會。雖遭譴責，聶斯托利主義還是傳播到了波斯、中亞和中國西部地區。
12世紀，只有蒙古人沒有受洗。但蒙古人對基督教還是有一定尊敬的：成吉思汗的兩個兒子都娶了基督徒，聶斯托利派還在自己的帳篷前進行禮拜。編年史家關於韃靼人在其攻占的城市內摧毀東正教堂的說法並不會受到質疑。我們要討論的是動機：蒙古人會在不願投降，非要抵抗的「壞城市」里焚毀教堂，以及其他任何建築物；蒙古軍隊里的聶斯托利派信徒人數相當多，他們會將作為「異端」的東正教堂徹底夷平；最後還有羅斯的編年史家以及僧侶更熱衷於強調侵略者「心無信仰，目無法紀」的特點，而羅斯的教會受到了韃靼人的特別關注，韃靼人賦予其極多的特權。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甚至認為蒙古人是羅斯信仰的真正捍衛者。
「蒙古桎梏」的第三個特點就是政府體制。比如，這一點就完全不會使人聯想起奧斯曼帝國對巴爾幹人的桎梏。在被占領土的任何地方，蒙古人都不設駐軍；他們沒辦法這麼做，是因為人數不夠多。他們到處設立地方政權。韃靼—蒙古人採取的是一種被占領土的間接管理形式。他們的要求只限於兩點：承認可汗是最高權威，繳納貢賦。為了確保能收到貢賦，可汗會任命自己的代表，即八思哈。照某些歷史學家的說法，從13世紀末起，照另外一些歷史學家的說法是從14世紀初起，羅斯王公便開始充任這個官職，為可汗向自己的臣民徵收貢賦。
1243年，拔都從歐洲戰場返回，軍隊停留在了伏爾加河下游地區，那兒是東歐的主要商道。那裡後來建起了一座名為薩萊的遊牧之城，那是朮赤兀魯思的都城，朮赤兀魯思也被稱為金帳汗國。另兩個兀魯思也是蒙古帝國的構成部分：一個是成吉思汗的兒子察合台的汗國，囊括了中亞地區；另一個是其孫旭烈兀的汗國，旭烈兀繼續攻城略地，將自己的版圖從突厥斯坦經阿姆河、外高加索、波斯、阿拉伯人的領土，一直擴展到了幼發拉底河。哈拉和林的御座第二年還是空的。由於和法定繼承人窩闊台之子貴由向來不和，拔都推稱身體欠佳，沒有出席忽里勒台大會。政權便由大汗的一個守寡的皇后脫列哥那臨朝稱制。
對羅斯王公而言，蒙古帝國的構架首先意味著存在兩個權力中心：一者近，薩萊，一者遠，哈拉和林。第一個理解這一點的是大家族弗謝沃洛德的兒子、弗拉基米爾的大公雅羅斯拉夫。他自己去了薩萊，將自己的兒子康斯坦丁派往了哈拉和林。距離還不重要：弗拉基米爾和薩萊之間相隔1250公里，而哈拉和林則要相距4500公里。雅羅斯拉夫走這一趟是很有道理的：照編年史的說法，拔都對來客推崇備至，認可其就是整個羅斯的大公。他還把基輔讓給了後者。這座城市當時已是一片廢墟。若望·柏郎嘉賓在穿過這座古城的時候，算了算只剩下不到兩百座建築，還看到堆積如山的屍骸。儘管如此，但基輔畢竟仍是尚無都主教的「都主教府」的中心所在，占據基輔這個事實仍然可以使大公享有特別的威望。
不過，雅羅斯拉夫並沒有待在基輔。他返回到富庶的弗拉基米爾，以此強調弗拉基米爾以後就是「全羅斯」的都城。他向舊都指派了一名督軍。
雅羅斯拉夫前往薩萊其實是一種政治選擇，這件事將在好幾個世紀的時間裡決定羅斯歷史的進程。在紅太陽弗拉基米爾決定改宗東正教，以及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從南方折返至東北方之後，雅羅斯拉夫的選擇具有頭等的重要性。但效果並未一蹴而就。蒙古人來到羅斯後，找到了三個大公國：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切爾尼戈夫以及加利西亞—沃里尼亞。這三個公國之間無休無止的紛爭是羅斯衰弱不振的一個根本原因。從地緣上看，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羅斯離韃靼人最近。而且公國大部分都被摧毀，但也許並不像那些編年史家所說的那麼嚴重。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受到的影響不大，和薩萊相距更遠，靠近拉脫維亞、波蘭和匈牙利，這些國家並未被納入朮赤兀魯思之內。而切爾尼戈夫公國比另兩個公國遭了更多的罪：科澤利斯克城及其全部人口被韃靼人消滅殆盡。
雅羅斯拉夫並不滿足於第一個前往薩萊，他還成功說服拔都，使之相信他才是可汗最忠實的附庸。切爾尼戈夫的米哈伊爾沒有援助科澤利斯克，自己逃到了匈牙利，後又逃往波蘭。加利奇的達尼伊爾並沒有忘記自己和薩萊之間還相隔1750公里，他有6萬人的軍隊，曾在爭奪沃里尼亞的手足相殘的戰爭中擊敗過波蘭—羅斯—匈牙利的聯軍，所以他並不急著去見拔都。
雅羅斯拉夫的決定成了今後實施的政策之基礎，因為這並不只是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大公的選擇，它也是可汗拔都的選擇，在針對羅斯的政策上，拔都是想要支持弗拉基米爾的。1245年，他召三位王公前往薩萊，三人全都受召前來。雅羅斯拉夫已熟悉這套外交禮儀：他知道在見可汗之前，必須從兩個火堆中間走過，以示淨化，且要向南朝拜已故的成吉思汗，並跪倒在拔都面前。加利奇的達尼伊爾是個精明的政治家，和異教的拉脫維亞、天主教的波蘭和匈牙利聯手，服從蒙古人的所有習俗，也受到了可汗的熱情招待。自負的切爾尼戈夫王公米哈伊爾則拒絕鞠躬緬懷成吉思汗，故而被殺。米哈伊爾慘遭屠戮一事是「韃靼惡徒」所犯下的大罪之一，至今也無法完全得到釐清。專門研究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蘇聯專家仍然覺得這件事充滿了迷霧：「殺害王公是有預謀的。後來，東正教會將其列為聖徒，不過，在此期間，蘇茲達爾王公總算將自己的一個主要對手掃除掉了。」
拔都的保護是問鼎君主御座的一個必要條件。事實上，韃靼人對羅斯的現行體系絲毫不作改變，維持其政治體制，但奪取了任命王公的權力。羅斯各地的王公——可汗只看重留里克王朝——必須前往薩萊接受允許其進行統治的札兒里黑。列夫·古米廖夫將札兒里黑視作互不侵犯的友誼條約，他的看法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拔都也向黑海沿岸、敘利亞以及其他依附於他的地方的統治者簽發了這樣的條約。另一些歷史學家參考各類編年史的說法，認為札兒里黑是一種授任證書，可汗以此來允准王公管理自己的領地。蒙古體制為間接管理提供了廣泛的可能性：所有王公，不僅僅是大公，都可以要求獲得這種札兒里黑，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接觸到可汗。這種「民主」意願使朮赤兀魯思的長官成了公國之間的仲裁者，賦予其最終的決斷權：王公們前來請求他簽發授任證書，向他抱怨自己的親戚和父母，向他檢舉揭發。札兒里黑確保了蒙古權力的穩固，這一點優於駐軍，不管怎麼樣，駐軍都會很麻煩。
拔都在薩萊的總部是帝國的第二個權力中心。帝國的都城在哈拉和林。儘管拔都的允准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不能確保王公之位，所以還必須獲得哈拉和林的批准。這個額外的障礙便使得羅斯的王公有機會在兩個權力中心之間折衝樽俎，用一方來反對另一方。蒙古可汗會插手干預羅斯國內的事務，而羅斯王公也會幫助蒙古解決問題。但結果通常都很悲慘。
1246年，臨朝稱制的脫列哥那要求雅羅斯拉夫大公前來，對其進行委任。拔都的人同脫列哥那及其兒子、被選為大汗的貴由不和，所以雅羅斯拉夫並未被核准為羅斯的首腦。雅羅斯拉夫受邀來到大汗的帳中，太后還「親手」給其餵食，但他很快病倒，一周後便撒手西去，只比其對手切爾尼戈夫的米哈伊爾多活了十天。脫列哥那有意將「其父的土地」授予雅羅斯拉夫的兒子亞歷山大，於是召其至哈拉和林。繼雅羅斯拉夫之後上位的是其兄弟斯維亞托斯拉夫。亞歷山大分到了諾夫哥羅德、佩列亞斯拉夫爾和其他幾處領地。他必須經過薩萊，擺在他面前的有一個選擇：要麼選擇拔都，要麼選擇拔都的敵人，也就是脫列哥那的兒子貴由。他最終選擇了拔都，不再對哈拉和林的召請做出回應。
雅羅斯拉夫是最早在政治上與蒙古人進行合作的人。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也會遵循這種政策。涅夫斯基做事有條不紊，而且執著，他知道自己要什麼，會認清要達到的目的，並不擇手段來達成，而且不會輕視任何一種方法，只要能為己所用，他都會使用。押在拔都身上的賭注只不過是亞歷山大策略中的一個部分而已。先是朮赤兀魯思，也就是金帳汗國的可汗，然後是其繼承者，都支持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的王公，作為交換，王公也會支持金帳汗國。但選擇並不止於此。雅羅斯拉夫、亞歷山大及他們的後裔都處在這個地緣政治的博弈之中，13世紀中葉，博弈當中還有幾個主要的參與方：英諾森四世麾下的天主教會，教宗戰勝了羅馬教廷的宿敵、霍亨施陶芬王朝的皇帝腓特烈二世，還使日耳曼人的帝國日漸衰落(1250—1266)；成吉思汗繼承者的兀魯思在1260年至1264年間分裂成的好幾個部分，其中一個就是金帳汗國。
既然羅馬教廷和蒙古人這兩股力量互為敵對，那它們就只能此消彼長地你爭我搶。亞歷山大的選擇並不是：要薩萊，還是要哈拉和林（儘管這也很重要），而是：要韃靼人，還是要羅馬教廷；要東方，還是要西方。拔都迅疾如風的入侵以及確立對羅斯的桎梏之後，羅斯諸王公都表明他們面前存在三個相當具體的選擇。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公國選擇與征服者合作。和東北方不同，西南方的羅斯，也就是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及其王公達尼伊爾想要走折中之道，在韃靼人和西方之間迂迴行事。第三條道路就是抵抗，首先就是要和羅馬教廷建立緊密的聯繫。切爾尼戈夫的米哈伊爾在基輔當了很短時間的領導人，他任命了修道院院長彼得擔任都主教一職。達尼伊爾奪取基輔之後，米哈伊爾逃往匈牙利，但1245年他仍派遣彼得前往由英諾森四世在里昂主持的主教會議。「全羅斯主教」（當時人們就是這樣稱呼都主教彼得的）要求在座的高級教士襄助，來對抗韃靼人。
彼得在主教會議上對韃靼人的描述導致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結果，就是教宗緊急派遣方濟各修士若望·柏郎嘉賓前往薩萊和哈拉和林。他的途中見聞匯集成《吾等所謂韃靼人之蒙古史》一書，此書猶如寶庫，對當時那個時代的人物和事件講述頗詳。1246年，柏郎嘉賓參加了忽里勒台大會。他向我們描繪了羅斯王公雅羅斯拉夫、達尼伊爾、米哈伊爾，也見證了切爾尼戈夫王公遭處決以及弗拉基米爾王公的死亡。韃靼人完全知悉米哈伊爾的計劃，他們很清楚正是他將彼得派往了里昂。同樣可能的是，他們也了解到了若望·柏郎嘉賓和雅羅斯拉夫之間的商談，以及後者準備繼續和羅馬教廷進行談判的信息。
而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則既不遲疑，也不懷疑：在他看來，同韃靼人的合作是唯一可行的策略。促使他做出這個選擇有諸多理由，其中一個就是強烈擔憂西方的威脅。他小時候就和父親雅羅斯拉夫去了諾夫哥羅德，十六歲的時候成為這個商貿共和國的王公和地方長官。1240年二十歲的時候，亞歷山大在涅瓦河畔擊退了乘坐百條戰船前來征伐的5000名瑞典騎士。同年，韃靼人奪取基輔，而對諾夫哥羅德王公來說，主要的威脅仍然是源於西方的壓力。1242年，亞歷山大在佩普西湖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這次，他殲滅了立窩尼亞的騎士團軍隊。
1937年，謝爾蓋·愛森斯坦寫了一部劇本，就是後來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諾夫哥羅德王公在劇本中是這樣向民眾解釋其政策的：「對韃靼人，我們可以等。有一個比他們更危險的敵人……離得更近，更具侵略性，我們就算繳納貢賦，也得不到自由，那就是：德意志。」在愛森斯坦的電影中，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展示了史達林1937年的策略：西有德國的威脅，東有日本的威脅。電影上映之時，「德國」更危險。兩年後，《亞歷山大·涅夫斯基》遭到禁映：此時，敵人成了盟友。但很有可能，這種對外部雙重威脅的考量事實上也出現在了13世紀。況且，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完全有理由認為「德意志人」（當時把所有來自西方的人都稱為「德意志人」）所構成的威脅遠甚於韃靼人。十字軍戰士會把奪取的土地占著不放，韃靼人不會這麼幹；他們會在土地上建堡壘、城市，征服土地。在宗教層面上，十字軍戰士就是「狗騎士」，這些人迫使被占領土上的民眾全部皈依天主教。而韃靼人則極其寬容，在這一點上和十字軍戰士截然不同。
還有另一個動機可以解釋亞歷山大的選擇。作為雅羅斯拉夫的兒子和大家族弗謝沃洛德的孫子，他繼承了獨斷專行的性格，對專制權力擁有強烈的渴望。他屢次三番和諾夫哥羅德人發生衝突，因為後者喜歡和好商量的王公打交道，但一旦有侵略者威脅到他們的城池，他們又只能求助於瑞典和持劍騎士團的軍隊。威脅一旦解除，他們就會設法從野心勃勃的專制君主手中掙脫出來。韃靼人的出現和亞歷山大的選擇將會大大地削弱「大諾夫哥羅德殿下」迴旋的可能性，於是他們只能依賴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的王公。
蘇聯有位歷史學家曾寫道：「加利西亞的波雅爾是羅斯最反動的勢力。」對他而言，那些波雅爾「大肆宣揚要分裂成部族」，反對君主的中央集權，其反動本性暴露無遺。西南羅斯的鄰居匈牙利、波蘭、羅馬教廷，甚至神聖羅馬帝國，都會不知趣地插手干預加利西亞的波雅爾和沃里尼亞的王公之間的爭鬥。現有的勢力都在天主教西方尋求盟友，而此時西方卻夾在教宗派和皇帝派、教宗和皇帝之間被弄得四分五裂。西南羅斯，首先是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但還有切爾尼戈夫公國，公開反對金帳汗國。1254年，加利西亞—沃里尼亞的達尼伊爾由教宗加冕，成了小羅斯的君主。與韃靼人戰鬥的重任自此以後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1250年，雅羅斯拉夫的兒子亞歷山大和安德烈在金帳汗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既去了薩萊，也去了哈拉和林）之後，終於回國，兩人身上都帶了任命其為王公的札兒里黑。拔都支持亞歷山大，但在成吉思汗御座上臨朝稱制的貴由的寡妻斡兀立海迷失，卻對金帳汗國的主人充滿敵意，自然另有打算。從此以後，君臨基輔和羅斯全境的統治者便不再具有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大公的稱號了。
兄弟之中最年幼的安德烈在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的土地上接受札兒里黑稱制，而亞歷山大的大公頭銜也得到了批准。結果便出現了一個複雜的局面，導致衝突不斷。一方面，亞歷山大掌握著諾夫哥羅德、基輔以及佩列亞斯拉夫爾和德米特羅夫這些世襲的城市，這也就意味著安德烈得聽命於他。另一方面，諾夫哥羅德又依附於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這樣一來，亞歷山大又得聽命於安德烈。
安德烈和加利奇王公達尼伊爾的女兒結婚一事又讓弗拉基米爾和加利奇結了盟。亞歷山大的另一個兄弟、統治特維爾的雅羅斯拉夫也與之結了盟。哈拉和林發生的事件導致歷史之輪出現了即將再次轉動的跡象。在拔都的堅定支持之下，臨朝稱制的斡兀立海迷失被推翻。蒙哥繼任大汗。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於是去了薩萊，獲得了統治羅斯全境的大公稱號。換言之，1252年，雅羅斯拉夫的兒子在三十二歲的時候成了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諾夫哥羅德與普斯科夫、波洛茨克與維捷布斯克的大公。他的政治手腕由此可見一斑。
拔都的支持並不僅僅體現在授予亞歷山大的札兒里黑上面。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對大公上升之路的種種條件眾說紛紜。其傳記作者就說得很含糊：「亞歷山大尚未返回弗拉基米爾，拔都就指揮兩支大軍向羅斯進發，一路前往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由督軍涅伏留伊率領，另一路前往加利西亞—沃里尼亞，由督軍庫雷姆薩率領。」其傳記作者為大公提供了一個不在場證明之後，仍然指出：「拔都知道結盟的王公（弗拉基米爾、加利奇和特維爾的王公）拒絕承認亞歷山大的權威。」要確認其中的原因，並由此得出結論，還是挺容易的。安德烈王公匆忙逃往瑞典避難，其傳記作者非常清楚地闡明了其中的原因：「1252年，亞歷山大來到頓河河畔，找到彼時統治金帳汗國的拔都的兒子撒里答，埋怨安德烈損害了長子的權益，接受了大公的稱號，還不向可汗繳納全部貢賦。埋怨完之後，亞歷山大就獲得了任命其為大公的札兒里黑，而此時由涅伏留伊率領的韃靼軍隊已向安德烈進發。」當代歷史學家卻並未留下絲毫模稜兩可的地方：「1251年，亞歷山大前往拔都的金帳，與之確立了友誼，還和其子撒里答稱兄道弟，由此成為可汗的養子。1252年，他帶領一支韃靼人的軍隊向羅斯進發，由經驗豐富的將領涅伏留伊統帥。安德烈逃往瑞典，亞歷山大便成了大公，德意志人也就不再向諾夫哥羅德與普斯科夫發動進攻了。」
涅伏留伊的突襲似摧枯拉朽，各種編年史都詳細記錄了其恐怖之處：民眾淪為奴隸，劫掠，強姦，焚毀——這些成了強大的金帳汗國支持亞歷山大的證據。1248年，英諾森四世的使節向諾夫哥羅德王公亞歷山大帶去了教宗的口信。若望·柏郎嘉賓曾在哈拉和林與雅羅斯拉夫作過交談，並呈文上報，教宗便以此為依據，向王公提出幫助他反抗韃靼人的建議，而王公應以皈依天主教來作為回報。亞歷山大拒絕了這個請求：「……我們不接受您的任何教誨。」
為了理解亞歷山大選擇支持韃靼人，而非「德意志人」的動機，就必須設想這位羅斯王公已洞察到教宗所承諾的幫助只不過是張空頭支票。此外，1252年的事件證明了亞歷山大的選擇沒有錯。當涅伏留伊懲罰了不滿韃靼人的羅斯王公，劫掠了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之時，久經沙場的庫雷姆薩的軍隊也被派往了加利西亞—沃里尼亞，攻打達尼伊爾王公。彼時依附於蘇茲達爾的斯摩棱斯克的一支部隊還護送了韃靼人。西方並沒有對加利奇的達尼伊爾提供任何援助，但這並未阻止他擊敗對手；他通過這件事證明了韃靼人並非戰無不勝，所謂的援助也都只是空頭支票。1260年，在西南方作戰的韃靼軍隊的統帥遭到替換。韃靼人在布隆杜伊的指揮下，穿過加利西亞—沃里尼亞的土地，向波蘭進發，迫使達尼伊爾參加對其基督教鄰居發動的侵略戰爭。王公被迫同意。韃靼人把大城市剛剛完善、增強的防禦工事悉數摧毀。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從此以後也就成了韃靼人的囊中之物。
亞歷山大在確保弗拉基米爾的王位高枕無憂之後，便著手完成父親和祖父的夢想：讓諾夫哥羅德穩定下來。從弗拉基米爾的情況來看，亞歷山大必須對抗他的兄弟安德烈；從諾夫哥羅德的情況來看，他必須和自己的兄弟、特維爾的王公雅羅斯拉夫開戰。諾夫哥羅德的波雅爾向來不喜而且懼怕趾高氣揚的瑞典軍隊和十字軍士兵，遂將亞歷山大的兒子瓦西里驅逐出城，由雅羅斯拉夫取而代之。弗拉基米爾大公率領編年史中所說的「無數軍隊」向暴亂的共和國開拔而去。諾夫哥羅德人一想到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的軍隊會侵入進來就心生懼意，猶豫再三之後，便向亞歷山大的要求做出了讓步，即罷黜地方行政長官，讓瓦西里成為大公。亞歷山大實現了一個重要目標，即羅斯諸王公（蘇茲達爾、切爾尼戈夫以及其他公國的王公）都只擁有個人王權，轉瞬即逝，繼之而起的是弗拉基米爾的王權，那是永恆的權力。在金帳汗國的幫助之下登上弗拉基米爾的王座、權力得到鞏固的亞歷山大便這樣成了諾夫哥羅德的君主。
這意味著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王公的權威得到了增強，其權力得到了擴大，金帳汗國的權力也統攝到了諾夫哥羅德，畢竟韃靼人從未在軍事上占領過這裡。1257年，當諾夫哥羅德人起來反抗韃靼人強加的賦稅，並把亞歷山大的兒子瓦西里拉到了自己一邊之後，大公親自鎮壓了暴動。瓦西里在普斯科夫被俘，並被押往弗拉基米爾；暴動的領頭者則受到了割鼻挖眼之類極其嚴厲的懲罰。
諾夫哥羅德的動盪表明韃靼人從1257年起課取差餉、戶稅等賦稅的行為導致人心普遍不滿。普希金說得沒錯，韃靼人和摩爾人不一樣：他們攻占羅斯後，既沒有帶來幾何，也沒有帶來亞里士多德。不過，這位偉大的詩人可能也會注意到，侵略者雖然沒有帶來亞里士多德和幾何，但他們帶來了特別完善和極有效率的行政體系和財政體系。拔都的征戰於1240年結束，但在逾十五年的時間內，蒙古人僅滿足於羅斯諸王公送往薩萊或哈拉和林的禮物，以及時不時的劫掠行為。之後，財政機器開始在帝國運轉起來。1230年，正逢蒙古人南下伐金，時任中書令的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的繼任者窩闊台大汗進言：「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
耶律楚材出身於契丹宗室，後轉投蒙古人。他在任中書令時所推行的改革、所實施的政令將尚武的君主國改造成了官僚體制的帝國。耶律楚材引入了政府預算概念，且最終說服窩闊台相信，徵稅比奪取城池戮其民眾的做法（蒙古的軍事手段就是凡在進攻之前不願投降者，城池若得攻陷，全城民眾必屠戮殆盡）更有經濟效益。
耶律楚材開始實施預算及財政方面的改革，向蒙古人徵稅。從1231年起，帝國民眾均需繳納直接稅，稅額為其收入的1%。中書令實施的這項制度最令人驚異的地方或許是，13世紀30年代被征服的中原人所繳的稅並不重。耶律楚材向大汗解釋，課稅太重會引發民眾逃亡，從而影響到國庫進賬，所以他只以戶數為準來徵稅。
羅斯大地上的居民也是同樣的情況，也就是說對他們課稅沒有對蒙古人課稅這麼重。為了使財政系統就位，蒙古人對羅斯境內的民眾進行了統計清查。中國和伊朗已經清查過了。亞歷山大·涅夫斯基負責保障統計工作有序進行。從他對諾夫哥羅德反賦稅暴動的鎮壓來看，他對自己的政策主張堅定不移。
繼人頭稅之後，針對將廣袤的帝國連接起來的帝國驛站網絡，又增加了車馬稅。韃靼人為了徵稅，設立了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組織。大汗的代表八思哈被派往全國各地，他們可徵用大多由當地人組成的部隊。八思哈的存在可以確保賦稅如期上繳。弗拉基米爾羅斯境內的大城市，如羅斯托夫、蘇茲達爾、弗拉基米爾、雅羅斯拉夫都爆發了反抗放高利貸者(bessermen)的暴動，因為成吉思汗之孫、帝國王位的繼承者忽必烈薛禪汗將羅斯境內的徵稅權出租給了這些人。放高利貸者濫用權力，違反了八思哈制度的徵稅規矩。後改為bassourmanine的bessermen這個詞在羅斯境內是指「背信者」，針對的主要就是放高利貸者。
照某些歷史學家的說法，殺掉徵稅的放高利貸者是由亞歷山大倡議組織的，他在金帳汗國的別兒哥汗和中央政府之間爆發衝突時坐收漁利。亞歷山大後來前往薩萊，徵稅權便轉交給了羅斯諸王公。不久之後（此時亞歷山大已死），八思哈制度遭到廢除。俄語中保存了一些源於韃靼人的財政術語：kazna（國庫），kaznatchei（司庫），tamojnia tamga（關稅），kabala（因欠債而暫時為奴），kabak（銷售酒精飲料的機構）。也別忘了diengui（貨幣、白銀）和kopeck（戈比）、altyne（三戈比）這些詞。蒙古的財政制度在羅斯存在了數世紀之久，而這與處於封建制度時期的歐洲截然不同。
1252年，亞歷山大從薩萊返回，帶回了任命其為大公的札兒里黑。編年史是這樣寫的：「亞歷山大大公自韃靼人處回返弗拉基米爾城，於金門處受到都主教和全體居民的迎接，他將登上其父雅羅斯拉夫的御座，弗拉基米爾城和整個蘇茲達爾地區一片歡騰。」
都主教的存在並不僅僅是表示尊重的一個外在標誌。加利奇王公達尼伊爾在收到金帳汗國任命其為基輔王公的札兒里黑時，他手下的大臣西里爾二世已被任命為都主教。西里爾當時正前往尼西亞的牧首處，以期獲得牧首對他工作的認可；但他返回的時候，去的是弗拉基米爾，而非基輔。因此，羅斯東正教會首腦的這一行為表明，基輔已不再是精神權力的中心。於是，全羅斯都主教的所在地移向了東北方，那兒才是全羅斯大公統治的地盤。
西里爾二世在迎接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時候，表達了自己對大公的政策全盤讚許的態度。教會無條件支持亞歷山大的選擇，也就是和韃靼人通盤合作的策略。之所以實施這個策略，有相當合理的理由。首先，我們說過韃靼人對不同的宗教向來都極為寬容。他們絲毫不會阻止東正教的傳播，也不會插手干預對教會顯要的任命事務。而且，教會已被免除所有的賦稅。和王公一樣，都主教也會收到札兒里黑，以及免除所有修道院及其教區的貢賦以及任何形式稅賦的證書。若有人對羅斯的信仰有丁點冒犯，就會被判死刑。1261年，已皈依伊斯蘭教的別兒哥汗批准在薩萊設立主教席位。在金帳汗國腹地定居的東正教徒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神父，後者有權讓薩萊的居民皈依羅斯的信仰。
教會之所以受到如此優待，是因為都主教和王公一樣，都可直接接觸到可汗，能影響其政策：都主教的一句話就能讓可汗轉怒為喜，或與之相反。王公也希望能獲得教會的支持，從中獲取好處。在羅斯的教會裡，信徒都會為「自由的沙皇」祈禱，他們就是這麼稱呼可汗的，而且還會賦予其拜占庭皇帝的稱呼，後來，這個稱號又被莫斯科大公拿去了。都主教一旦獲得可汗的札兒里黑，便可不受王公管轄。
羅斯教會開始趁此形勢變得富有，鞏固自己的地位，但這也是為了樹立羅斯一統的觀念。在這樣的背景下，教會就成了統一的化身，照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說法，只有「可汗的權力才能使羅斯諸王公零零碎碎、彼此無涉的采邑維持一種統一的假象」。這位歷史學家認為，分裂的現狀仍然繼續影響著諸王公的領地：韃靼人入侵之後，公國數量增加了兩倍。僅在羅斯的東北方，公國就有十八個。韃靼人當然不會去抵制這種現象，他們反而發現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合縱連橫，擺布這些有求於他們的王公，從而讓自己變得富有；而與此同時，他們卻傾向於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最強大的君主來代表羅斯。儘管這位君主會受到都主教和教會的支持，但他和韃靼人在政治上的利益相一致。克柳切夫斯基不無嘲諷地寫道，金帳汗國的可汗並沒有將自身的習俗強加到羅斯的身上，而是滿足於收受貢賦，甚至認為「介入現行的秩序（不是好事）……因為在底下的那些王公那裡沒有任何秩序可言」。
教會統一是羅斯統一的基本要素，因為教會是信仰和語言的守護者，將相互交戰的公國連接了起來。因此，捍衛信仰和東正教對教會來說就是頭等任務，如今教會已經發現了一個可怕的威脅，那就是由西方發起的反東正教的「十字軍東征」。面對這個教會所謂的生死存亡的威脅，寬容的韃靼人轉而成了他們的盟友。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經過論證，甚至認為可汗才是「東正教信仰的捍衛者」；他在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所扮演的歷史角色中，看到了兩個輝煌的功績：「為了保護宗教自由，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犧牲了政治自由，他有兩個豐功偉績，一個是奮起反抗西方，一個是對東方卑躬屈膝，這兩個豐功偉績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護東正教，那是羅斯人民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之源。」
置身於異族占領的環境中，弗拉基米爾主教塞拉皮翁的宣道詞不啻是13世紀文學的頂峰，也是民眾受教育和感化的榜樣。一直到1274年，塞拉皮翁都是基輔洞窟修道院的院長，後隨西里爾都主教前往弗拉基米爾。他在1230年左右寫了第一篇宣道詞，在拔都入侵之前，也就是大約四十年之後，寫了第五篇宣道詞。第一篇宣道詞通篇都在預言災難即將來臨，將有可怕的事情發生，內部不睦導致羅斯千瘡百孔，這樣的災難似避無可避。等到災難來臨的時候，塞拉皮翁從中看出那是神的怒火。韃靼人難道不是「上帝所降的災禍」嗎？塞拉皮翁描繪了可怕的圖景：「我們的土地永遠不會被奪走嗎？我們的城池永遠不會臣服嗎？很久以前，我們的父兄不是就倒在了我們自己的土地上嗎？我們的女人、我們的孩子不就曾淪為奴隸嗎？餘下的那些人不仍然還受著背教者的奴役嗎？我們的苦難、我們的痛苦快要有四十年了，他們仍在不停地橫徵暴斂。遍地饑饉，瘟疫讓畜群十不存一，我們忍飢挨餓，卻吃不到自己做出的麵包，號哭和淚水使我們日漸憔悴。」究竟是誰導致了這一切？預言者如此問道。他的答案是這樣的：「我們不信神，犯了罪，而且違抗神命，毫無懺悔之心。」正是這樣才招致了上帝的怒火。
塞拉皮翁在既大張撻伐，又悲愴動人的講道中，鞭撻了東正教徒的罪孽，出其不意地把他們和占領者對立了起來，而占領者則成了他心目中的典範：「異教徒儘管未識上帝之言，卻不殺教友，不搶不偷，不毀謗，不姦淫，也不覬覦他人的財物；他們不是那種出賣自己兄弟的背教者……而我們自認為是正教徒，以上帝之名受洗，受十誡的教誨，卻貪婪，偽善，毫無仁慈之心：我們劫掠和殺害自己的兄弟，把他們出賣給異教徒；我們檢舉揭發，妒心甚重，儘可能地吞噬彼此，上帝都看在了眼裡！」
這個對比很大膽，將東正教徒的卑鄙和「異教徒」「背教者」的高尚對立了起來，由此表明受奴役的民眾道德墮落之深，而與之相反的則是教會的力量，因為教會意識到自己是靈性的指導者。毋庸置疑的是，教會當局高於君權。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很清楚這一點。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生平》的作者強調：「(……)他愛教士、僧侶、托缽僧，敬重都主教和主教，聽他們的話就像聽基督本人的話。」即便認為這些話只不過是聖徒傳記通常的誇張用詞，但從中仍可以看出大公對教會的政策清晰無誤。儘管他的父親雅羅斯拉夫認為主教可有可無，而且公然染指教會的土地，但亞歷山大卻向教會分發土地和金錢，擴大其神意裁判的權力，用各種各樣的禮物填滿教會。
謝爾蓋·愛森斯坦打算用亞歷山大從金帳汗國返回之後死亡來給他的影片收尾。史達林在讀了劇本之後，不同意這樣的悲劇結局，並寫了一句話：這麼好的君主不能死。但過去是不可更改的：1263年11月14日，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在第四次從薩萊返回之後去世。「蘇茲達爾大地上方的太陽熄滅了！」西里爾都主教在悼詞中如是說。君主死的時候四十三歲，他在金帳汗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難免會激起當時人的懷疑，更何況他的父兄和遠房的親戚也都死於中毒。此處需要指出的是，通常情況下，韃靼人刺殺羅斯王公，都是應其兄弟和侄甥的要求而為。所以說，韃靼人這兒是不存在什麼威脅的。要注意的是，1263年，立陶宛王公明道加斯也是在四十三歲的時候遭割喉而亡，列夫·古米廖夫提出的假設認為那是「德意志密探」所為。亞歷山大和明道加斯已締約，共同反抗條頓騎士團。照古米廖夫的說法，條頓騎士團於是決定除掉這兩個人。
要給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生平和行為作一個小結並不困難，俄羅斯歷史學家對他的看法倒是出奇一致。謝爾蓋·索洛維約夫是二十九卷皇皇巨著《起源以來的俄國史》一書的作者，他就說得斬釘截鐵：「使羅斯大地不受東方災禍的侵襲這一事實，以及面對西方保全信仰和土地的功勳，使亞歷山大在俄羅斯留下了光榮的記憶，也使他成為我國古代史上從單打獨鬥者到頓斯科伊之間最傑出的人物。」保護羅斯不受韃靼人的壓榨，捍衛信仰和土地來對抗西方，正是「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豐功偉績」，謝爾蓋·索洛維約夫之後過了四分之三個世紀，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是這麼說的。歷史學家完全贊同《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生平》作者的看法，該書作者認為這位羅斯君主不僅和「拔都沙皇」相處融洽，而且在涅瓦河畔抗擊「羅馬人」、在佩普西湖畔抗擊德意志人的戰鬥中也英勇善戰。在亞歷山大的「豐功偉績」之上，還得補充一點，就是面對教宗派遣的「從大羅馬來的」使節，他是這樣回答的：「……我們不接受您的任何教誨。」
烏克蘭歷史學家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又對亞歷山大的形象做了一些補充：「蒙古人時常前來想必給亞歷山大留下了豐富的信息，極大地改變了他的觀點。凝聚力強，效率高，堅忍不拔，這些相悖於當時那個時代羅斯人的品質有助於蒙古人進行占領……從此以後，為了適應戰無不勝的占領者，他們也只能掌握這些品質。蒙古人要求的是臣服和貢賦，認為自己有權由被征服者來養活，但他們在信仰方面和國族歸屬的情感方面，並沒有進行強制。相反的是，他們對這些雖被征服，卻很馴順的民眾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具有豁達的寬容態度。」韃靼人讓當地人主政，以此來管理被征服的土地，他們的寬容態度有助於加強當地的權力，身處遠方的可汗對地方權力自然會有所限制，但同樣也會倚賴他們。
蘇聯時期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傳記得出這樣的結論：「他是莫斯科諸王公之父，是羅斯復興政策的創建者。」亞歷山大在羅斯歷史上所占據的核心地位可以從家族譜系上清晰地看出來：他是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二世的孫子，是莫斯科王公錢袋子伊凡的祖父。但對瑞典人和條頓騎士團的勝利以及可汗養子的身份在政治上的重要性遠遠超出了這一點。他身上糅合了單打獨鬥者的拜占庭理念和成吉思汗的蒙古理念。亞歷山大對時局反應迅速，做事果斷且不擇手段，如果兒子反對他的政策，他也會和兒子對著幹，他對拜占庭帝國和韃靼—蒙古帝國兩個大帝國適應得都很好，從中獲益匪淺。羅斯的政治理念由此誕生，我們可以看到這就是今後俄羅斯政治的常量。
在這些常量中，第一個就是在西方存在一個頭號敵人。它早已經存在於基輔羅斯的政治之中，但在亞歷山大時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此時威脅已成為現實，東進始終極其具體且殘忍地體現在「狗騎士」傲慢自負的策略之中。韃靼入侵併非基輔羅斯衰落的原因，畢竟在卡爾卡河戰役之前，基輔羅斯就已被諸王公弄得四分五裂了。西南方和東北方之間，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和加利西亞—沃里尼亞之間的分裂也以同樣的方式呈現出來。是選擇韃靼人，還是德意志人，同樣出現在加利奇的達尼伊爾和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面前。達尼伊爾選擇了西方和皇冠，亞歷山大選擇了韃靼人和全羅斯君主的稱號。隨後幾代人，尤其是歷史學家，都對這個選擇眾說紛紜。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加利西亞—沃里尼亞羅斯作為羅斯大地上最為重要的中心之一，很快就變得無足輕重，相繼被立陶宛和波蘭吞併；相反，羅斯東北部則相繼以弗拉基米爾與莫斯科為核心，成為未來羅斯的中心。亞歷山大雖實行反西方政策，卻絲毫沒有切斷以諾夫哥羅德為中心的密集商貿聯繫，達尼伊爾和涅夫斯基的兄弟的親西方政策證實了他的選擇沒錯。
第二個常量就是東正教。採用拜占庭儀軌來施洗，以及後來的教會分裂，都使東正教成為不信任西方、對西方秉持敵視態度的根本因素。還需要注意的是，對參與東方十字軍東征、在斗篷上繡十字架的條頓騎士團而言，「持教會分立論」的東正教徒和異教徒無異：有必要用劍與火對全體東正教徒施洗。對羅斯而言，反西方、反天主教的東正教會首先顯現為統一的因素，是面向民眾的精神力量，是獨一無二的權威。同時，作為拜占庭教會的繼承者，它始終都支持君主。政教合一的理念，國家元首也可領導教會的體制，先從君士坦丁堡傳到了基輔，後來又傳到了弗拉基米爾，最終在莫斯科旗開得勝。羅斯從未經歷過類似於羅馬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之間的戰爭。俄羅斯歷史上只出現過17世紀的教會牧首進行的擴展自身權力、削弱沙皇權力的嘗試，導致爆發了牧首尼康和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之間的衝突；結果，牧首完敗，由此成為悲劇性分裂的誘因之一。
第三個常量是專制權力。單打獨鬥者的理念，他對獨一無二的專制權力的看法，都來自拜占庭，來源曲折：有看書得來的，也有從羅斯使節或希臘僧侶的敘述中聽來的。成吉思汗的理念就是大汗具有專制權力的理念，薩萊與哈拉和林就是這樣的學校：羅斯王公在那兒親眼見到蒙古「沙皇」、羅斯所謂的「自由沙皇」究竟意味著什麼。在這個主張絕對臣服的學校里，戰敗者學到了如何進行統治。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就是這樣一個模範學生：他讓對入侵者的臣服成為其政策的基礎，無情打壓反抗者，但這同樣也損害了他自己的權力。
專制的學校同樣也是帝國的學校：專制權力要求擴張帝國的領土，攫取更多的財富，而為了保全自己，他就需要專制權力。拜占庭和蒙古帝國就是這樣的實用教程。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選擇將羅斯，主要是其東北方地區放入了一個繭里，未來的羅斯就可在這繭里進化到高級階段。轉變過程並不平靜：在繭里，為爭奪成蛹權的鬥爭都很殘酷。但羅斯諸王公之間的戰爭並未阻止這個國家在廣袤的蒙古帝國內部得到發展，它獲得了管理經驗，擴大了商貿聯繫，在和韃靼人聯合作戰期間也獲得了軍事經驗。金帳汗國的領土上始終都很和平，打破這和平的就是羅斯王公之間的紛爭，他們也始終都會讓韃靼人過去幫忙；而韃靼人就會趕過去，畢竟可以去那兒大肆劫掠一番還是挺誘惑人的。
加利奇的達尼伊爾和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兄弟安德烈嘗試組織抵抗力量反擊韃靼人之後，羅斯諸王公便同可汗緊密合作，以此為基礎制定政策。他們為這樣的選擇找藉口，認為涅伏留伊和庫雷姆薩的遠征極其血腥；但很清楚的是，同可汗合作也同樣符合他們自身和國家的利益。列夫·古米廖夫講到了一種「種族接觸體系」，他的說法是，這就是一種「共生共榮的關係」，而我們也看到了這一點。這位俄羅斯歷史學家甚至走得更遠，提出了一個假設，即1262年，金帳汗國的可汗別兒哥和定都北京的蒙古中央政府（1271年，取名元朝）決裂，這標誌著「東歐從蒙古的桎梏中擺脫了出來」。照歐亞主義者古米廖夫的說法：「俄羅斯第一次擺脫了蒙古人，這個巨大的功績自當歸於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我們很容易就能理解，既然蒙古可汗別兒哥已經讓羅斯不受蒙古人的管束，那也就沒必要再去反抗「解放者」了。
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從卡拉姆津到古米廖夫，在提到包含於朮赤兀魯思內的羅斯各公國有可能從中得到好處的時候，都帶著不同程度的謹慎態度，有的比較直接，有的只是在暗示（並沒有省略入侵和桎梏時期將城池夷為平地、奴役人民的種種暴行）。
同時，在七百多年的時間內，通過民間傳說、文學作品所表達出來的俄羅斯的集體記憶、俄羅斯的意識，都異口同聲地認為韃靼人就是敵人，是「魔鬼」「背教者」，惡的化身，信仰和東正教會的對手。編年史、文學巨著（《拔都汗奪取梁贊記事錄》等書）、流行歌曲、19世紀和20世紀的歷史小說都在謳歌抵禦「背教者」的英雄，讚頌被蒙古人殺害的堅守信仰的殉道者所受的苦難：傳奇勇士尤帕特·克羅夫拉特是梁贊的守衛者，甚至還得到了拔都本人的讚譽；弗拉基米爾王公尤里在西塔河畔被擊敗後，率領殘餘的親兵重返隱秘的基捷日城，只有未曾和敵人結盟者、良心未曾受到玷污的人方可得其門而入；切爾尼戈夫的米哈伊爾在薩萊殉道；還有同樣多的人物，他們都顯得很真實，遠勝於歷史學家的文字。仙女幫助尤帕特·克羅夫拉特建立功勳的奇聞怪談不重要；弗拉基米爾的尤里在韃靼人圍攻梁贊時拒絕出兵援助，其真實本性如何不重要；米哈伊爾被殺時，其父母和親戚在其中起到什麼作用也已遭人遺忘。所有人都成了「抵抗英雄」。
編年史家記錄的同時代人的見證經由各種抄本傳了一代又一代人，這些抄本大多都是很晚出現的，而且不乏添油加醋的內容。還要記住的是，編年史、古羅斯的所有文獻都出自僧侶和教士之手，而神職人員卻又享受了蒙古當局的種種好處。這些僧侶的作品都是堅決反對韃靼人的，他們表達的個體情感與王公的政治利益並不相符。經過了數個世紀之久，在展現韃靼的「桎梏」時就出現了兩個「過去」，或者是過去的兩種視角：由事件堆積起來的歷史，以及想像、幻想出來的歷史。後者充滿理想化，充斥著心靈高尚、靈魂純潔的英雄，他們甘願為信仰、祖國、人民而犧牲自己。前者很現實；都是政策操作，強調的是結果決定手段，以及「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三個）常量」。
2 莫斯科的誕生
上帝降福於你，將你置於高於所有君主的地位，他讓這座城市充滿榮耀，超越了其他任何一座城市。
——彼得都主教
14世紀最初十年，錢袋子伊凡是莫斯科王公，當時彼得都主教的這番預言將以其洞察力和直覺震驚未來數代人，無疑也會使同代人錯愕。近一個半世紀之前，編年史提到了一個小村莊，其名為莫斯科，弗拉基米爾王公尤里·多爾戈魯基就住在那兒，後來尤里成為基輔大公，將父母中的一方請來參加宴會。編年史家認為有必要記錄這則事件，而八百年後，史達林個人提議要莊重紀念這個偉大國家的首都的創建日。
莫斯科後來成為弗拉基米爾公國的一座小城市，並隨著弗拉基米爾公國的擴大而擴大。1299年或1300年，克利亞濟馬河畔弗拉基米爾成為羅斯的宗教之都，來自基輔的都主教在此駐紮下來。幾年後，彼得都主教將特區遷移到了莫斯科，1325年，他就葬在了這裡。
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莫斯科王公的權力、公國的領土及其權威增長甚巨，許多人認為那是上帝的意志，是一個不可抗拒的上升過程。
莫斯科發展得如此之快，時至今日，其理由仍然在歷史學家和思想家之間眾說紛紜。所有人都承認莫斯科最初相當破落。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死後，其子德米特里繼承大公之位，但很快，他的另一個兒子安德烈對自己的兄弟發動了無情的戰爭。
亞歷山大大公將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的土地，以及問鼎諾夫哥羅德和普斯科夫王位的權力留給了繼承人；可汗的札兒里黑也使他們有機會徵用其他王公的軍隊，從而讓條頓騎士團的戰勝者來守衛卡累利阿、涅瓦河、納爾瓦，而不用把通往波羅的海的通道給封住。
基輔羅斯於是再也不存在了。基輔從此不在考慮範圍之內，而斯摩棱斯克和加利西亞—沃里尼亞也分離了出去。立陶宛人已經找到傑出的領袖明道加斯，於是把目光投向了波洛茨克和維捷布斯克。經過亞歷山大的努力，在經歷了蒙古人入侵之後，羅斯東北部變得愈發強大。但他的幾個兒子卻在痴心妄想，想要摧毀這個國家。
1266年，亞歷山大的養兄別兒哥汗死後，金帳汗國經歷了一段動亂時期，羅斯的編年史家稱之為「大混亂時期」。可汗的權力受到了成吉思汗的繼承人、著名的軍隊統帥那海的質疑，他還竊取了黑海西北方（那海大草原）幾乎獨立於薩萊的一塊領地。動盪的局勢對金帳汗國的影響不小，使之受到了極大的削弱，而羅斯諸王公卻從中獲利，他們並不想從「桎梏」中解脫出來，而是有自己的算盤。1280年初，亞歷山大的幾個兒子之間開始爆發戰爭，且持續了大約十五年之久。戈羅傑茨王公安德烈決定奪取其兄長佩列亞斯拉夫爾王公德米特里的王冠，但這違背了其父的意願以及留里克家族嚴格的繼承順序。1281年，安德烈來到金帳汗國，說服蒙哥汗授予其札兒里黑，以坐上弗拉基米爾的王座，他還得到一支軍隊，用來推翻王位合法的主人。大公勢力的增長不利於諾夫哥羅德，所以其他王公都希望其勢力能夠得到削弱，故而對安德烈均持支持態度。羅斯諸王公率領大軍出擊，韃靼人在蘇茲達爾的很大一部分領土上燒殺搶掠；他們摧毀了德米特里的都城佩列亞斯拉夫爾，此前那是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城市。德米特里召來那海相救，那海在韃靼人的支持下擊敗了安德烈。但戰爭還是持續了下去。1285年和1293年，安德烈又有兩次將韃靼人引到了羅斯的土地上。在第三場戰事中，他們洗劫了公國的都城弗拉基米爾以及另外十四座城市。安德烈的目的終於達到了：迫使其兄讓位給他。他後來統治了十年時間。
由安德烈和德米特里的長兄達尼伊爾統治的莫斯科一段時間內並未捲入內部的紛爭當中。隨著人口增長，許多羅斯人都來到此處，想要過上平靜的生活，於是莫斯科威望日增。後平靜被打破，兄弟之間爆發了長時間的戰爭，莫斯科被推向舞台前部。1302年，達尼伊爾生命中的最後一年，他的一個沒有子嗣的侄子將佩列亞斯拉夫爾傳給了他。這份禮物極大地增強了莫斯科的實力，卻也引起了安德烈大公的強烈不滿，按照慣例，這座城市應該屬於他才是。安德烈死於1304年。但特維爾的米哈伊爾王公對此更生氣。莫斯科和特維爾之間開始出現紛爭，這是今後路途上的第一次考驗。
達尼伊爾有五個兒子，長子尤里繼承了莫斯科的王位，他是個精力充沛的人；他把佩列亞斯拉夫爾抓得很牢，城裡的人都傾向於他，而非特維爾的米哈伊爾。諾夫哥羅德人對米哈伊爾很不滿，因為後者站在韃靼人那一邊，對他們徵收極重的賦稅（順便也供自己使用），所以他們也支持尤里。只有薩萊想要結束這場紛爭。於是，尤里去了可汗那裡，請可汗頒賜任命他為大公的札兒里黑。作為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幼子達尼伊爾的兒子，原則上來說，他是無法摘取王冠的。但習俗慣例已越來越不受尊重。韃靼人的到來只不過加強了基輔羅斯本已明顯的衰落傾向，而且這種趨勢還在不停地發展。
脫脫汗宣布自己支持米哈伊爾，還給後者撥了一支韃靼人的軍隊，用來教訓不聽話的諾夫哥羅德。尤里雖然失敗，卻並未氣餒。他擴大了莫斯科公國的範圍：他侵入到斯摩棱斯克的領地，奪取了莫扎伊斯克，並從梁贊手中奪取了科洛姆納。1313年，脫脫汗駕崩。他的侄子月即別繼位。月即別死於1341年，他在位期間是金帳汗國歷史上最輝煌的一段歲月。那時候，伊斯蘭教已成為韃靼—蒙古人的主要宗教，但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即東正教和天主教）也仍然可以自由傳道。特維爾的米哈伊爾找到月即別，想從他那裡得到任命其為大公的札兒里黑。這段時期，莫斯科王公尤里雖未獲得札兒里黑，卻占據著諾夫哥羅德的王座。他被召至薩萊後，不僅成功給自己脫了罪，還獲得了可汗的好感。尤里在金帳汗國待了兩年，結果之一就是和月即別的妹妹成了婚。可汗自己則娶了拜占庭皇帝的女兒為妻。於是，莫斯科王公進入了他那個時代地位最高的人物之列。尤里還得到了一支韃靼人的軍隊作為嫁妝，他便立刻率領這支軍隊去進攻特維爾。1317年12月22日，米哈伊爾王公在距該城40俄里的地方擊敗了羅斯—蒙古聯軍，俘獲了可汗的軍事首領和尤里的妻子康察卡（東正教的教名為阿伽菲亞）。莫斯科王公的妻子，也就是月即別的妹妹死於被俘期間。編年史家都認為她是被毒死的。
戰敗後僥倖活命的尤里和打敗他的米哈伊爾都被召至金帳汗國。米哈伊爾大公被控謀殺可汗的妹妹，公然抗命，還想攜帶珍寶逃到德意志人那裡。他於1319年11月22日被處死。尤里得到了任命其為大公的札兒里黑。莫斯科王公第一次躍升至如此尊貴的地位。莫斯科原本是羅斯東北方賜給王室分支的封地中最無足輕重的一個公國，卻從14世紀初起突然成了一個中心。莫斯科大公的地位當然還不太穩固。特維爾認為大公的稱號應該屬於他，自然不會善罷甘休。1322年，尤里受到特維爾王公德米特里指控，說他挪用了上繳給韃靼人的一部分賦稅，於是他再次被召至薩萊。德米特里同樣也被叫了過去，照編年史的說法，德米特里的雙眼「充滿了仇恨」，他為父報仇，親手殺死了尤里。隨後，他也被可汗處死。大公的頭銜被授給了米哈伊爾最小的兒子亞歷山大，諾夫哥羅德人承認他為他們的王公。
依照當時的說法，弗拉基米爾大公亞歷山大居住在特維爾的采邑內。1327年8月15日，居民舉事，將駐紮在該城的韃靼軍隊打得落花流水。編年史家對這次事件的細節說法不一。有人說這支軍隊是由月即別的堂弟（有說此人名叫綽兒汗，有說叫切夫卡爾，或者叫奇切爾坎）指揮的，死傷慘重；也有人說之所以發生暴動，是因為韃靼人要從輔祭裘德卡那兒搶一匹膘肥體壯的良種小牝馬。不管怎麼樣，綽兒汗的韃靼軍隊遭到了屠戮。據說王公想盡方法要平息特維爾居民的怒火。
尤里的長兄、達尼伊爾的四子、莫斯科的錢袋子伊凡王公匆忙趕往薩萊。歷史學家伊·扎別林寫道：「整個羅斯怒聲震天。可汗為此派遣了5萬人。莫斯科的伊凡擔心自己的安危，也擔心領地的安危……眼見對特維爾公國的打擊已無可避免，便決心力挽狂瀾。」維爾納茨基對這個說法作了解釋：「月即別讓莫斯科王公伊凡·丹尼洛維奇來懲罰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和特維爾人。於是，錢袋子就得到了一支蒙古大軍，『攻占了』特維爾。亞歷山大王公逃往普斯科夫。伊凡獲得了任命其為大公的札兒里黑。」
在莫斯科王公的統帥之下，蒙古大軍對特維爾的土地進行大肆劫掠，摧毀了公國的都城，將民眾淪為奴隸。那些成功逃去森林裡的人也饑寒交迫而死，這次遠征行動就發生在1328年冬天。伊凡對亞歷山大窮追不捨，以期將他交給可汗受審。普斯科夫拒絕將亞歷山大交出。都主教塞格諾斯特認為普斯科夫的民眾收容罪犯，違反可汗的法律，便對其大肆詛咒，將之革除教籍。於是，亞歷山大離開普斯科夫，逃到了立陶宛。
伊凡的統治成為羅斯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莫斯科最終還是獲得了大公的頭銜，公國物質和精神的飛躍發展也對此起到了作用。伊凡從小就得到了「錢袋子」的綽號，這是因為他腰帶上總是隨身掛一個小錢袋。有些歷史學家說王公的內心仁慈是出了名的，他總是隨身帶一個小袋子，裡面裝滿銅幣，用來分發給窮苦人家。還有的認為這個綽號傳遞出了他的一個本質特點，那就是節儉為人，只是後來節儉演變成了貪婪。這個品質並不僅僅指他為人節儉，不會揮霍金錢和國庫，也指他喜歡給公國開疆拓土，從而對新的土地擁有不知饜足的欲望。錢袋子伊凡買下了三座城市（烏格里奇、別洛焦爾斯克、加利奇），以及諾夫哥羅德、弗拉基米爾和羅斯托夫周邊的村莊。他將大公的資產全部轉移至莫斯科，駐紮於此的都主教彼得在臨死前曾預言：如果伊凡建一座教堂紀念聖母升天，莫斯科就會將羅斯的所有土地都集中到它周圍。1326年8月4日，錢袋子伊凡下令建造聖母升天教堂，這是莫斯科第一座石砌教堂。都主教彼得死後，其繼任者確認都主教的主教府就設在莫斯科，從而使莫斯科成了俄羅斯大地上的宗教之都。
和金帳汗國緊密合作的政策導致了各種結果，編年史家記錄的時候心情不錯，這點還是可以理解的：「詛咒不再占據俄羅斯大地，不再屠戮基督徒；基督徒總算可以休養生息了，他們早已疲憊不堪，被韃靼人暴力強加的重負壓得喘不過氣。從此以後，和平將會降臨整個大地。」錢袋子伊凡一絲不苟地替可汗徵收賦稅，同時也不忘充實自己的錢袋子，莫斯科公國一片「祥和」。人們開始從四面八方蜂擁來到東北羅斯的這個角落，他們在這兒感到更加安全，正如15世紀的一份文件所示，伊凡「清除了羅斯大地上的匪幫」，確保了道路和城市的安寧。
錢袋子伊凡最終了結了莫斯科和特維爾之間的紛爭。特維爾王公亞歷山大在立陶宛待了十二年後，去見了金帳汗國的月即別汗，請求其寬恕，或准其返回自己的公國。可汗將特維爾城還給了他。於是，莫斯科王公便帶著兩個兒子前往金帳汗國，向可汗承諾自己的繼承人會對可汗忠心耿耿，同時也儘可能地抹黑對手。月即別於1339年11月29日將特維爾王公亞歷山大召至薩萊，把他和他的兒子費奧多爾一併處死了事。莫斯科和特維爾之間的紛爭也就此塵埃落定。
《俄羅斯史》一書作者阿·別斯圖熱夫·留明在論及亞歷山大的命運和雙城的對立時，是這麼論述兩者的：「特維爾諸王公都比其他王公家族更頑強，和莫斯科諸王公爭鬥不休，而亞歷山大就是有勇有謀的王公之一；鬥爭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什麼原則，就是要獲得霸權；差異並非體現在結局中，而是體現在使用的武器，更確切地說是體現在如何靈活地使用計謀上；特維爾諸王公要比莫斯科諸王公更有能力，也更忠誠，正因如此，他們輸了。」
俄羅斯第一部真正史書的作者尼古拉·卡拉姆津在論述智者雅羅斯拉夫死(1054)後三百年的歷史時說，在那個時代，「無數君主都急於建功立業，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反目成仇，受苦的臣民血流成河，而那個時代如今已靜悄悄地沒入了遙遠世紀的夕陽之中」。19世紀俄羅斯最了不起的歷史學家謝爾蓋·索洛維約夫對13世紀至14世紀的文獻了如指掌，他對那個時代說得言簡意賅：「演員都在無聲地行動，他們打仗、媾和，但無論是他們，還是編年史家，沒人能講清楚他們為什麼要打仗，又為什麼要媾和；在城市裡、王宮裡，萬物平靜安詳，嚴絲合縫；所有人都被封閉在自己和自己的思想之中；門打開，人們走上舞台，他們做著一些事，悄無聲息。」
從1238年拔都入侵到1328年錢袋子伊凡登基，十四任王公在弗拉基米爾的王座上魚貫而過。每個王公的平均統治期是六年；事實上，王公更換得更加頻繁，因為有的人的王位是失而復得的。其他公國的狀況也是一樣。由於歷史資料稀缺，再加上王公的所作所為及其所追求的目標都很相似，所以他們最終都失去了個性。謝爾蓋·索洛維約夫承認歷史學家從他們波瀾不驚的臉上很難看出其不同的特質。克柳切夫斯基寫道，東北羅斯諸王公「局限於采邑的巢穴之中，只在捕獵的時候才會外出，一代又一代的孤絕，使他們變得貧乏而野蠻，漸漸喪失了宏圖大志，只沉浸於雛鳥是否能順利孵出這樣簡單的擔憂之中」。這位歷史學家注意到，東北方的王公雖然沒有其南方的羅斯祖先那麼好戰，卻「比他們更野蠻」。
而莫斯科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冉冉升起的。對於俄羅斯歷史上的這一主要事件有多種闡釋。專家根據自己內心的信念、政治背景或當前的科學範式，提出了各種地理、政治、經濟、心理學的論點。總體而言，他們對該事件給出了一個相當全面的圖景，從而證明歷史學家的思考與紛爭都是過去以及歷史資料的重要一部分。
第一個解釋是地理因素。對大多數歷史學家而言，這一點不言而喻：莫斯科坐落於森林腹地，就在縱橫河道的交匯點上，地理位置優越。莫斯科河及其支流與伏爾加河上游地區、奧卡河以及第聶伯河的上游地區相連。城市位於從切爾尼戈夫通往克利亞濟馬河畔弗拉基米爾（從南方到東北方）、從梁贊通往西北方的諾夫哥羅德方向的道路上。河流迂迴地將莫斯科與梁贊連接起來，但最直的一條路要經過難以穿越的森林地帶。
由於處在十字路口上，莫斯科王公能夠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地理位置還給他帶來了其他好處。首先就是安全：相鄰公國梁贊、下諾夫哥羅德、羅斯托夫、雅羅斯拉夫、斯摩棱斯克形成一道屏障，所以莫斯科很少受到敵人的入侵。因此，人口大量擁入，都想來此過上安穩日子。森林裡獵物眾多，河流中魚群雀躍，這片適合居住的空間吸引了各方移民。「因地理位置優越，莫斯科成了一個蓄水池，羅斯各地擁入大量生力軍，他們都是為了躲避敵人的威脅而逃來此處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對這個主要因素就是這麼說的，在他看來，莫斯科正是因此而轉變成了強大的羅斯公國。
這個觀點遭到另外一些歷史學家的反駁。他們並沒否認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是認為莫斯科河的支流在商貿中所起的作用被高估了，比如，下諾夫哥羅德或特維爾都是同樣重要的貿易中心。伏爾加河要比莫斯科河重要得多，坐落於伏爾加河畔的特維爾和「大諾夫哥羅德殿下」之間的商貿很活躍，還通過斯摩棱斯克與立陶宛通商。當然，莫斯科是坐落於森林當中的，但俄羅斯到處都是森林，圍繞莫斯科的森林也並不比其他地方更富饒。
所謂莫斯科有很大的誘惑力，作為避難之地，因人口增加而導致其實力大增的說法也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13世紀，特維爾經歷過三次韃靼人的襲擊(1238、1281、1284)，莫斯科經歷過兩次(1238、1293)。雖然特維爾受到極大削弱，但差別不是很大，不過，莫斯科很快就恢復了活力。而如某些歷史學家所注意到的那樣，韃靼人並沒有提出難以進入某個地區的問題。蒙古騎兵不是在夏天，就是在冬天到達了那裡，正是可汗決定派他們去那裡的。唯一的問題是薩萊的計劃缺乏政治上的凝聚力。
對莫斯科為何會發展如此快速的問題，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回答增加了心理因素，照他的說法是譜系因素。這座新城坐落於公國的邊緣地帶，在分土地的時候，城市就歸到了大家族弗謝沃洛德的家族手裡。按照現行的長子繼位體制，莫斯科王公並無希望將譜系一直追溯到大公那兒。莫斯科的君主因此必須通過不太傳統的方式來確保自己的地位和財富，那就是違反規則，無視「等級」和繼位順序。因此，「莫斯科諸王公很早就制定了特殊的政策；他們一上來就和傳統反其道而行之，比其他人更快、更果斷地拋棄了王公之間的家系，設法尋求新的道路，卻又不用擔心政治傳統和習俗」。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認為莫斯科的最初幾位王公「膽大包天」，「如猛禽一般蠻橫」。
12世紀末，城市剛建成時，民間出現了一句諺語：「莫斯科建於鮮血之上。」這個說法源自建造了這座城市的這片土地的所有者波雅爾庫奇卡，他是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的知交和親戚（妻子一方），後來他還殺害了這位王公。這句諺語的預言性令人瞠目結舌，我們知道，好多世紀以後，古老的「庫奇卡校場」成了盧比揚卡路和捷爾任斯基廣場。不過，過分強調莫斯科諸王公政策的「血腥」也不公平；從當時那個時代的殘酷程度來看，他們的殘酷並不見得有多突出。
莫斯科冉冉升起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傳統的繼位模式中斷，這也是基輔羅斯衰落的原因之一。從錢袋子伊凡算起，莫斯科諸王公在分配土地時總是將最肥沃的地塊分給長子。古代的文獻將這種做法稱作「對長子繼承權的補充」，這種做法變得越來越重要。新的做法受到了強烈的抵制，導致了殘酷的衝突；不過，長子手裡的土地還是集中得越來越多，實力也越來越強。
莫斯科地位上升有諸多原因，每個原因都有其重要性，但無疑主要還是和可汗的合作政策一直保持連貫性有關。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選擇為莫斯科此後的政策奠定了基礎，最後積聚起必需的力量，終至撼動了「韃靼桎梏」。莫斯科和特維爾之間的對抗表明了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古羅斯史專家認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斷定羅斯的其他王公不及莫斯科王公有才華。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好幾代特維爾王公由於頗具主動性、精力充沛、性格強勢而非常突出。但歸根結底，他們之所以都敗了，主要是因為他們從14世紀初起便認為自己可以對抗韃靼人。
與韃靼人合作的政策確保莫斯科受到了薩萊的保護。而且，韃靼人還大力支持東正教會。教會可自由傳道，免繳貢賦，於是支持和金帳汗國和睦相處，而這是讓民眾過上安穩日子、教會地位得到鞏固的唯一可行之法。莫斯科王公在用各種方式攫取土地的時候，盡力保持和平：公國的疆域越是廣大，平靜的區域就越大。此外，莫斯科所採取的政策阻止了羅斯大地的瘋狂分裂。而教會也對國家的統一感興趣。因此，諸王公之間爆發戰爭的時候，神職人員一貫都是支持莫斯科的。我們曾提到都主教塞格諾斯特，說他詛咒普斯科夫的居民，將之革除教籍，就因為普斯科夫的民眾收留錢袋子伊凡的敵人特維爾的王公亞歷山大。在伊凡的孫子德米特里·頓斯科伊和鮑里斯王公為爭奪下諾夫哥羅德而爆發戰鬥時，都主教亞歷克西斯派聖三一修道院的創建者聖謝爾蓋·拉多涅日斯基前往那裡，關閉該城所有的教堂，而且禁止舉辦彌撒，直到居民支持莫斯科王公為止。
莫斯科諸王公也對認可莫斯科政策的教會相當慷慨，賦予其道德權威，使這座城市成為靈性權力之都。都主教彼得曾離開基輔前往弗拉基米爾，後又在莫斯科安頓下來，他就曾向錢袋子伊凡預言：「上帝將賜福於你，將你置於所有王公之上，他會讓這座城市的榮耀超過其他任何一座城市；你的子孫也將長久保有這個地方；他的手會擊打你敵人的肩膀……」
莫斯科在實施統合於一體的政策時會採取各種手段，但這也和羅斯東北部占主導地位的分裂傾向相悖。公國越分越小，越來越窮，越來越弱。此時，它們已無力對抗莫斯科，而莫斯科則在吞併或遠或近的小公國時，不停地壯大自身、強化自身。韃靼可汗一有機會就會讓王公們互相敵對，但對莫斯科的飛躍發展卻持支持態度，畢竟強大的大公可以保證賦稅及時上繳，而且莫斯科儘管貪財，卻也不會對給可汗的禮物動手腳。1341年錢袋子伊凡死後，其長子謝苗獲得任命其為大公的札兒里黑（並不像古老的繼位制所希望的那樣由伊凡的兄弟繼位）。同時，可汗賦予了他統治其他所有羅斯王公的「支配權」。僅僅三十年前，錢袋子伊凡才獲得大公的頭銜，他的繼承者更是超越其他王公之上。謝苗被同代人稱為「高傲者」。這一稱號顯示了莫斯科大公對「下屬」的態度。
莫斯科的最初幾個王公像是羊圈裡的狼，卻得到了牧羊人的支持。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與19世紀的俄羅斯歷史學家一脈相承，對莫斯科諸王公的道德品質也不看好：他認為這些人「狡猾，貪婪，缺少騎士風度，肆無忌憚」。但他恰如其分地評估了莫斯科政策所導致的結果：「卑鄙無恥地耐心等待著偉大的時刻。」
對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後人在莫斯科河畔創建的這個出身卑微的國家，這位法國學者用「偉大」來形容之。儘管職業上的道德心迫使這位歷史學家列舉了莫斯科帝國創建者道德上的瑕疵以及他們所犯的罪行，但他並沒有做出譴責。莫斯科諸王公和所有的同代人及其祖先一樣行事，他們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後繼者也將如此行事。20世紀後半葉，一位俄羅斯詩人寫道：「政治上所謂的天才就是惡棍。」莫斯科最初幾位王公並不是什麼天才。他們的主要品質就是頑強執著，政策一以貫之，而他們的繼承者則收穫了果實。
通往偉大的道路漫長而艱險。障礙處處可見。最棘手的就是立陶宛。
3 立陶宛的飛速發展
這時候，立陶宛人民實力大增，開始劫掠亞歷山大的財物。而他則把他們痛揍一頓，趕走了事。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生平》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傳記說得沒錯：13世紀初，立陶宛人「實力大增」。他們很早就開始劫掠羅斯的土地，保護自己不受羅斯諸王公的侵襲。涅斯托爾的《往年紀事》說他們也向基輔繳納貢賦。這部史書講到了983年紅太陽弗拉基米爾、1040年智者雅羅斯拉夫對抗立陶宛人的事情。勝利缺乏細節似乎表明勝利並不存在：生活在難以穿越的森林裡的勇猛無畏的立陶宛戰士成功保衛了自己的領土。
立陶宛人是波羅的海的部族之一，自古以來就生活在從波羅的海至維斯瓦河和西布格河下游的土地上。他們是異教徒，勇猛無畏，殘忍無情，除了劫掠之外，他們還靠狩獵和捕魚為生。直到13世紀初，他們既無城市，亦無統一政治力量意義上的國家。德意志人的到來將立陶宛人推到了東歐政治生活的舞台中央。1226年，馬索維亞的康拉德向條頓騎士團求助，因為他無法單靠自己的力量戰勝普魯士的波羅的海部族，這些部族是立陶宛人的鄰居，也是異教徒。十字軍戰士在康拉德提供的維斯瓦河下游的小片土地上安頓下來，他們不停地擴大自己的領地，奴役當地部族，使之皈依基督教，如遇抵抗，則悉數消滅。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他們就攻占了普魯士人的土地，普魯士人在戰鬥中消失殆盡，此外，他們還征服了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進行了猛烈的抵抗，同時還整合起來，創建了一個強大的國家。
立陶宛如何出現於歷史舞台上，至今仍然是個謎，解釋眾多，卻都無法窮其現象。有人認為部落時代末期，波羅的海的三個主要部族無論在領土和人口上都差不多：拉脫維亞近14.5萬人，5.8萬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約2.5人；普魯士17萬人，4.2萬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約4人；立陶宛17萬人，5.8萬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約3人。一個世紀後，立陶宛已成為金帳汗國和莫斯科公國的重要對手：立陶宛大公的領地從波羅的海一直延伸到了黑海。
儘管以不多的人力憑藉刀劍開創了一個帝國，但立陶宛人在歷史上並不是例外。他們只不過是在模仿波羅的海海岸邊的鄰居瓦良格人或諾曼人，4世紀時，這些人來到基輔，著手建立國家。瓦良格人順河而下，立陶宛人也是如此，但他們還有騎兵。和瓦良格人一樣，立陶宛人也是異教徒。我們知道，羅斯於10世紀皈依東正教，這在強大的羅斯國的創建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立陶宛人創建了自己的國家，卻仍然是異教徒。他們要到14世紀才接受基督教，在歐洲屬於最後一批。
立窩尼亞騎士團的出現造成了威脅，立陶宛諸王公便集合軍力來反對這種威脅。1200年至1236年間，立陶宛人對立窩尼亞人發動了二十三次襲擊，對鄰近的斯拉夫人發動了十五次襲擊。在隨後的時間裡，比例翻轉了過來：1237年至1263年間，對立窩尼亞人計有五次襲擊，對斯拉夫人則達到了二十八次。理由很明顯：騎士團越來越強，羅斯諸公國卻因內戰而四分五裂，越來越弱。這時候，明道加斯出現了，他是立陶宛無數王公里的一位。1248年，他奪取了尼曼河上遊河道上的新格魯多克，並開始樂此不疲地開疆拓土，而且頗有手段。編年史記錄這些事件的時候沒有添油加醋，但很有說服力：「明道加斯是整個立陶宛的專制君主……統治著立陶宛的土地，殺害自己的兄弟子侄，驅逐其他人，獨自君臨天下……」
他統治的三十年時間是立陶宛國得到穩固、疆域擴大（羅斯受損）、對德意志人進行抵抗的時期。1250年，明道加斯獲得大公稱號，改宗天主教，從教宗手上接過王冠。他聚集足夠多的兵力，在杜爾別湖畔擊潰騎士團，又開始改信異教。他殺害天主教徒及其隨從，這麼做無疑是為了表明自己恢復原初信仰有多麼真誠。
1263年，明道加斯被其侄子刺殺。於是一段動亂時代開始了，但國家並未崩潰。政權之所以穩固，一個根本因素就是他們接受了王位父傳子，或長兄傳幼弟的規則。從1380年末起，一直到1572年，近三百年的時間裡，立陶宛都是由同一個王朝統治著。
立陶宛國的真正創建者是格迪米納斯大公，他的統治期大約是從1315年起，到他1341年死亡時為止。編年史說他由於家族人口眾多，便想給自己的子女分贈土地，結果國土面積不斷擴大。西邊因為要抗擊條頓騎士團，格迪米納斯便快速向南北兩方推進。他的國家從普斯科夫一直擴展到基輔的南緣，從伏爾加河上游一直擴展到沃里尼亞。國都則遷移到了維爾紐斯。
斯拉夫人占到立陶宛國人口比例的很大一部分。格迪米納斯的頭銜是立陶宛人、薩莫吉希亞人和羅斯人的大公。「羅斯」這個詞在這兒應被理解成具有宗教意涵，因此此處所謂的「羅斯人」首先就是東正教徒。同時，東正教的文化也比立陶宛人的異教文化要先進。羅斯人在軍隊服役，也在宮廷服務（格迪米納斯的好幾個兒子都皈依了東正教），他們還時常履行外交使命。大多數人口講的都是俄語（某種斯拉夫方言，後來成為白俄羅斯語）。
1341年格迪米納斯駕崩——月即別汗和錢袋子伊凡也死於這一年——立陶宛陷入長達五年的動盪期：君主的兄弟和七個兒子將國家弄得四分五裂。漸漸地，格迪米納斯兩個最有能力的兒子（家裡最後兩個信異教的兒子）奧爾格德和科斯圖提斯奪取了權力。他們統治立陶宛的時間長達三十年，政治清明，使該國成了一個大國。兩兄弟分工合作，各據都城：科斯圖提斯在特拉凱防守該國西部邊陲，應對德意志的入侵；奧爾格德則在維爾紐斯拓展立陶宛的疆域，對抗羅斯諸公國。科斯圖提斯是個堅定的異教徒。奧爾格德對東正教頗為寬容，他的第一任妻子就是維捷布斯克女王公，第二任是特維爾女王公，但儘管如此，他仍未放棄異教信仰。
格迪米納斯的兒子統治期間，立陶宛和莫斯科發生過激烈的戰鬥，這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1358年，奧爾格德的政策很簡單，那就是：「整個羅斯都應屬於立陶宛。」這也就意味著要和莫斯科發生衝突，那個時候，莫斯科也有相似的計劃；衝突特別尖銳，因為立陶宛和莫斯科公國很相似，但各自又有許多特點。他們政治上的根本分歧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莫斯科的政策永遠不變，那就是和韃靼人合作，而立陶宛的政策是和羅斯諸王公聯盟，尤其是特維爾王公。
莫斯科王公高傲者謝苗在十二年的統治期內，去薩萊的次數不少於五次，目的就是為了尋求幫助來對抗立陶宛人。編年史家所謂的「仁慈的札尼別汗」對謝苗禮讓有加，答應支持他。奧爾格德趁著羅斯諸王公之間紛爭不斷而擴展了立陶宛的疆域，但他讓吞併來的土地實行充分自治。有些歷史學家甚至說立陶宛國具有聯邦制的特點，他們特別提到了波洛茨克、維捷布斯克、斯摩棱斯克，這些地方都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宗教寬容政策也得到嚴格執行；而且，立陶宛王公也都改宗了東正教，以期強化自己在被占領土上的地位。米哈伊爾·格魯切夫斯基在提到立陶宛人兼併「烏克蘭的土地時」，對立陶宛為何會輕易取勝做出了解釋，他認為那是因為「民眾受夠了混亂無序和韃靼人奴役的現狀」。他們的權力之所以更容易獲得接受，是由於「立陶宛王公並不介入當地事務，也絲毫不去改變當地的習俗。他們口號是『我們不改舊制，亦不設新規』」。
王室聯姻是立陶宛政策的主要工具。格迪米納斯的繼承者和特維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奧爾格德娶了特維爾王公亞歷山大的女兒，特維爾王公伊凡則娶了科斯圖提斯的女兒。下諾夫哥羅德（14世紀，下諾夫哥羅德成為伏爾加河流域重要的商貿中心，圍繞該城形成了一片廣袤的區域，直達莫斯科）王公鮑里斯也娶了奧爾格德的女兒為妻。他是諾沃西利王公伊凡和卡拉切夫王公斯維亞托斯拉夫的舅子，而這兩個地方都是莫斯科公國的近鄰。
和莫斯科諸王公一樣，奧爾格德也喜歡專制權力，想要讓王朝永祚，王冠世代在手，王室所有成員只要聽命於長子，都會擁有土地（十二個兒子每個都擁有領地）。而且，立陶宛大公的榜樣就是莫斯科。在奧爾格德和科斯圖提斯統治期間，立陶宛成為軍事強國，軍隊戰無不勝。希臘作家尼基弗魯斯·格列高拉斯（卒於1360年）闡釋了14世紀君士坦丁堡對立陶宛的普遍看法：「立陶宛人臣服於獨一的君主，人數眾多，勇猛無畏，甚而戰無不勝……其君主比北方羅斯的所有基督徒王公都要強勢和英勇。他不向蒙古人繳納貢賦，因為他的王國極為強大，而且城池堅固……」
王朝的軍事力量、外交力量和政治力量使立陶宛得以把疆域「從一片海洋擴展至另一片海洋」。奧爾格德阻止了十字軍對其西部邊界的推進後，便率領大軍向東南方進軍。1361年，他奪下了從格迪米納斯時期起即已獨立於立陶宛的基輔，讓兒子弗拉基米爾坐上了基輔的王位。他又繼續向南推進，在布格河的支流青水河擊潰了韃靼部隊(1362)，奪取了波多利。立陶宛—羅斯國占據了基輔羅斯的土地。金帳汗國因被內部紛爭削弱，於是選擇和立陶宛議和。從奧爾格德對莫斯科的襲擊可以看出汗國的影響力已在削弱。1368年，立陶宛軍隊來到莫斯科城下，將守衛部隊打得落花流水，不過並未奪下莫斯科。1238年以來，莫斯科公國的這座都城第一次變得岌岌可危。拔都的韃靼人曾奪取、洗劫過莫斯科，如今，立陶宛君主來到城下，陪同他一起到來的還有特維爾王公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莫斯科曾讓後者飽受羞辱。立陶宛雖所向披靡，卻並未解決一個主要問題：將主要對手莫斯科清除掉，反而會使將羅斯全國各地統一在奧爾格德麾下的想法受阻。立陶宛計劃的失敗，首先可以由東正教會的態度來解釋，畢竟教會無條件支持莫斯科。
1351年，曾於1348年至1349年肆虐歐洲西部的「黑死病」經由普斯科夫進入羅斯。1353年，瘟疫來到莫斯科，城市十室九空。謝苗王公和幾乎整個家族都死了（謝苗的兄弟紅臉伊凡是唯一的倖存者，從而登上了王位），都主教塞格諾斯特也未能倖免。都主教死前指認亞歷克西斯為其繼任者。奧爾格德本人則強烈支持基輔都主教狄奧多里克，他是保加爾牧首的人選：君士坦丁堡和塔爾納（保加爾牧首轄區首府）之間的分歧終於昭告天下。君士坦丁堡拒絕認可塔爾納的決定，任命與立陶宛君主達成協議的羅曼前往基輔，以期控制「全羅斯的都主教轄區」。亞歷克西斯是個傑出的外交官和手段高超的政治家，他前往君士坦丁堡，獲得了任命其為「全羅斯都主教」的任命書。直到羅曼於1361年冬季去世之前，東正教會都存在著兩個都主教，但君士坦丁堡明確支持莫斯科和亞歷克西斯。
1379年底和第二年年初，奧爾格德給君士坦丁堡牧首寫了一封信，後來歷史學家仔細研究了這封信。立陶宛大公在信中強調了在其國土上設立都主教府的必要性，畢竟這片國土囊括了基輔、斯摩棱斯克、特維爾、下諾夫哥羅德以及其他許多城市。奧爾格德說他想讓莫斯科的土地臣服於立陶宛，他指出了兩個敵人，說自己會向這兩個敵人發動無休無止的戰爭，這兩個敵人就是莫斯科和條頓騎士團。立陶宛會在兩個方向上行動：一是抗擊不斷蠶食吞併立陶宛國土的十字軍騎士（1362年，十字軍攻占了考納斯；1367年，他們又入侵了科斯圖提斯的都城特羅凱；1377年，維爾紐斯又遭十字軍圍攻……），一是持續擴張領地，以使莫斯科處於下風。1368年，奧爾格德來到莫斯科城下；1370年，他再次圍攻莫斯科王公的這座都城；1372年，他第三次攻城。但這幾次進攻均無疾而終。第一次發動襲擊期間，奧爾格德在莫斯科城下待了三天；第二次幾乎沒怎麼停留；第三次，立陶宛和莫斯科的親兵彼此相隔，只是打量對方，並未交手。
1360年至1370年間，兩個對手的力量逐漸持平。而且，雙方對峙時，都害怕進行實打實的軍事交鋒，彼此都覺得自己的後方受到了威脅；一個是怕韃靼人，一個是怕德意志十字軍。在這樣的背景下，教會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其天平傾向於一側。都主教亞歷克西斯比莫斯科諸王公更厲害，戰勝奧爾格德的正是他。他從君士坦丁堡接獲了將克利亞濟馬河畔弗拉基米爾設為「全羅斯」都主教駐地的授權書。不過，繼彼得之後，這位都主教也將宅邸安在了莫斯科。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是這樣描述後來成為東正教會聖徒的亞歷克西斯都主教的：「都主教亞歷克西斯出身於波雅爾家庭，自始至終都在和各位王公一道保衛國家、管理國家，走的是一條軍事和政治的道路；他相繼成為莫斯科三位王公的主要謀士，領導波雅爾議事會，前往薩萊討好可汗，說服他們放棄不利於羅斯的想法，使用其職責所能賦予的一切手段打擊羅斯的敵人，捍衛莫斯科君主的至高權威，革除不願臣服於莫斯科君主的羅斯王公的教籍，堅持不懈地支持莫斯科的至高權力，確保其成為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全羅斯唯一的宗教核心。」這位歷史學家大致敘述了亞歷克西斯都主教的事跡：使莫斯科成為羅斯的政治中心，從而也是宗教中心（或者說，成為宗教中心，故而成為政治中心）；為實現這一目標，或求助於外交手段（涉及與金帳汗國的關係），或訴諸武力（教會擁有的武力）來對抗莫斯科的敵人（特別是拒絕聽命於莫斯科君主意志的羅斯諸王公以及立陶宛）。對都主教亞歷克西斯而言，莫斯科在羅斯的對手，尤其是同立陶宛聯手反對莫斯科的那些對手，要比韃靼人危險得多。
亞歷克西斯的行為導致了多種結果，強化了教會對精神生活的掌控和影響，也增強了莫斯科公國的政治影響力。19世紀，一位教會史學家寫道：「主教的權力達到了羅斯從未出現過的高度。」當時的一位專家認為都主教亞歷克西斯對羅斯的貢獻，正如「額我略七世對羅馬教會的貢獻，梭羅對雅典的貢獻，瑣羅亞斯德對伊朗的貢獻……」
和後來羅斯最受人尊崇的聖徒謝爾蓋·拉多涅日斯基一樣，都主教亞歷克西斯除了履行教會的事務之外，還阻止了奧爾格德實現自己的計劃。奧爾格德並沒有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樣，成功說服羅馬將波羅的海沿岸的條頓騎士團遷至黑海的大草原上來對抗韃靼人；他也沒有奪回在與十字軍的戰鬥中失去的立陶宛土地；他也沒能將整個羅斯置於立陶宛的權威之下。尤其是，他發現自己並沒有能力征服莫斯科。歷史學家們都在想，如果立陶宛大公皈依他土地上大部分人都信奉的東正教的話，他究竟會獲得什麼樣的機遇：有可能會取代莫斯科，成為東正教全體公國的中心，並將基輔羅斯置於立陶宛的庇護之下。
奧爾格德並不適用於這種選擇。他的兒子雅蓋隆（歐洲最後一個異教君主）皈依天主教後，便將立陶宛併入了波蘭。但和莫斯科公國以及之後同莫斯科國與羅斯的衝突仍然沒有停歇。
第一個回合，莫斯科勝出：它巋然不動，擊退了立陶宛的進攻，領土不斷擴大。奧爾格德死於1377年，我們知道他共有十二個兒子。科斯圖提斯的繼承人在1382年父親死後同樣也在覬覦王位。立陶宛的「大混亂時期」等於解開了綁縛於莫斯科雙手上的鐐銬。
4 庫里科沃戰役
在卡爾卡河戰役和馬麥潰敗之間，經過了一百六十年時間。
——《頓河彼岸戰記》節錄
由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發起的羅斯諸王公與馬麥汗率領的韃靼人之間的庫里科沃戰役，是俄羅斯歷史上的重要事件。1223年，羅斯親兵在卡爾卡河被「從四面八方冒出來的」蒙古騎兵擊敗，成為蒙古桎梏的開始，而從那時到1380年在頓河沿岸對戰馬麥大軍的庫里科沃戰役之間已經過去了一百五十七年時間。《頓河彼岸戰記》以詩化的語言描述了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大公及其親戚弗拉基米爾·安德烈耶維奇王公「戰勝他們的君主馬麥沙皇」的事跡，此書寫於戰鬥之後沒過多久（1380年至1390年間），如此一來，從戰敗到勝利的這段時間便湊夠了一百六十年。
一個半世紀內，許多事情都發生了變化。最先發生變化的是韃靼人的對手。1223年，成吉思汗的兩員猛將哲別和速不台率領騎兵沖向卡爾卡河沿岸，與之對陣的是好幾位王公的親兵，基輔羅斯此時已在走下坡路，四分五裂，根本無法對敵人進行有效的抵抗。1380年，羅斯諸王公的親兵以莫斯科為核心，來到了南方大草原的頓河河畔，他們的兵力始終在增長，還得到了教會的賜福。羅斯的對手在這一百六十年間也發生了變化。成吉思汗及其後繼者創建的強大帝國很久之前就已分成了幾個部分：中國和蒙古的元帝國；波斯的伊兒汗國；中亞的察合台汗國；朮赤兀魯思，包含了金帳汗國（其勢力延及羅斯諸公國）、白帳汗國（囊括了從錫爾河右岸直至鹹海的疆域）、藍帳汗國（包含了裏海至鹹海之間的疆域）。
1359年，大公紅臉伊凡和金帳汗國的別兒迪別汗雙雙死亡。莫斯科君主的繼位者德米特里年僅九歲。別兒迪別在刺殺其父後登基，統治兩年後自己又被殺，他的死亡開啟了一段無政府時期，用羅斯編年史家的說法，就是「大混亂時期」。在薩萊，各汗上台和下台的速度極快；有的統治期不滿一年，隨後就像其前任那樣被人刺殺。金帳汗國不再是統一體。兩個可汗同時統治。馬麥是「製造可汗的權臣」，克里米亞和黑海沿岸就是他的統治區域。由於他並非成吉思汗的後裔，故無法僭取王位，但他擁有足夠的軍隊，誰能討他歡心，他就讓誰登基。
金帳汗國的衰敗以及「大混亂時期」並沒有改變一個半世紀以來確立的習俗。莫斯科的波雅爾向薩萊派出使節，以期為年幼的君主德米特里獲得札兒里黑。他們甚至把這孩子帶到汗國去。羅斯始終需要由「韃靼沙皇」頒發的授任書。可是，以九歲的君主之名來尋求授任，這本身就是變化的徵兆。莫斯科希望無論由誰掌握權力，其權力世襲的性質都能獲得認可。金帳汗國的可汗將札兒里黑授予蘇茲達爾的王公，但可汗很快被殺，而薩萊的新主人則傾向於莫斯科。蘇茲達爾王公拒絕交還大公的頭銜，而這也正好可以再次說明韃靼權威已然衰落。由時年十一歲的德米特里率領的莫斯科軍隊便包圍了佩列亞斯拉夫爾，來自蘇茲達爾的對手正避難於此。被包圍的王公只能讓步，但他向薩萊告了一狀。這樣他就獲得了札兒里黑。另一個由馬麥支持的可汗卻給莫斯科王公發去了札兒里黑。莫斯科的軍隊便將蘇茲達爾的領地劫掠了一番。
隨後的二十五年時間是莫斯科躍升史上的重要階段。莫斯科公國在四條戰線上作戰：金帳汗國、立陶宛、特維爾、梁贊。主要敵人是立陶宛，最大的盟友是韃靼人。但如果說在此之前，莫斯科是在跟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打交道，那此後的局面就截然不同了：金帳汗國已經衰弱，覬覦薩萊汗位的紛爭自可提供迴旋的空間。莫斯科的對手也不會放過這些機會：特維爾和梁贊趁這個時機請求獲得奧爾格德的支持。對手之間時而締約，時而解約，但莫斯科和立陶宛這兩個宿敵誰都不會忘記自己的最終目的，那就是將羅斯統一於一個核心周圍。
戰鬥和國族無關：羅斯人打羅斯人，彼此摧毀對方的土地，其激烈程度不亞於對戰穆斯林韃靼人或異教徒立陶宛人。衝突屬於政治層面。這兒涉及了兩種國家概念。特維爾、梁贊、蘇茲達爾這些伏爾加河畔的富裕城市都在反對莫斯科的中央集權制，他們宣揚分離主義，恪守傳統，夢想重啟源於基輔羅斯的古老習俗。其盟友立陶宛想要將所有的東正教公國聚集在一起（這一點在奧爾格德統治時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會給予各公國以全面的自治權，他也不會違反任何一種形式的傳統。
莫斯科政治的觀念截然不同。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之子達尼伊爾的繼承人、莫斯科諸王公都矢志不渝，想要創建一個由專制君主統治的中央集權國家。六代人的時間裡，他們只追求一個目標，只朝一個方向行動，直到伊凡三世統治時期，他們才達成自己的目標。照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說法，達尼伊爾的後代有一個重要的品質，就是「持續且出奇的平庸」。缺乏個性，缺乏真正的才能，也缺乏可以博取別人關注的惡習，使他們沿著父輩劃定的那條政治道路行進。這位歷史學家特別指出，在王公們正面的特質當中，有一股強烈的家族情感力量，正是這股力量使莫斯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避免了內部戰爭；他還提到了王公們心地仁慈，懂得節制，行事謹慎，以及累積財富的能力。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列舉了莫斯科公國建造者的種種美德，但他也沒忘記說他們性格貪婪，「悄悄窺伺著鄰居」。
伊凡和瓦西里泯然眾人，而歷史上被稱作頓斯科伊的德米特里王公很快就跳脫了出來。德米特里九歲成為王公，三十年後駕崩，其最大的榮耀就是在庫里科沃戰勝韃靼人。1941年11月7日，史達林在紅場上講話，說德國人已兵臨莫斯科城下，能用望遠鏡觀察城內動向，他對士兵們說起了「我們偉大而英勇的祖先」。他首先提到了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然後就是德米特里·頓斯科伊。
對外政策是德米特里主要關心的事情，或者說正如其同代人所觀察到的，這也是同樣影響了莫斯科王公國內政策的都主教亞歷克西斯所關心的點，而這一點也得到了歷史學家的支持。亞歷克西斯在位二十年時間，直至1378年去世（這也是德米特里統治期的頭二十年），他的政策就是要強化莫斯科的權力。其表現形式就是擴大公國領土，削弱對手。行文生動的編年史毫不懷疑，正是亞歷克西斯為德米特里的政策制定了規則：「德米特里將所有王公都置於他的麾下，誰若拒絕臣服於他的意志，他就會對那人實施打擊。」「實施打擊」這個表達法在特維爾王公米哈伊爾的身上體現得相當充分。德米特里決定對特維爾諸王公之間的紛爭進行干預之後，便將米哈伊爾及其波雅爾召至莫斯科進行仲裁，並立即命人將這些人全部投入黑牢之中。是韃靼使節將他們救了出來。如果德米特里毫不忌憚危險的勁敵特維爾王公的話，可以想像得出他是不會輕易放過那些最弱的王公的。
特維爾和梁贊無意於接受莫斯科自命不凡的意圖，於是動用各種手段來對抗德米特里。特維爾王公米哈伊爾共計三次「派遣」立陶宛親兵攻打莫斯科。特維爾—立陶宛的威脅對莫斯科都城造成了影響，從而促使德米特里拆除克里姆林宮周圍的木柵欄，改用石頭圈圍。從那時起，莫斯科便有了「白石」之稱。14世紀70年代，在莫斯科的持續打擊之下，特維爾和梁贊迅速衰敗了下去。
都主教亞歷克西斯除了強化莫斯科的權力之外，還有另一個目的：鞏固君主的專制權力。都主教為處死伊凡·維利亞米諾夫舉行了降福儀式，維利亞米諾夫是莫斯科維徹最後一任已故會長瓦西里·維利亞米諾夫的兒子。伊凡公然反抗對舊維徹最後殘存的一點自由進行壓制的做法，於1374年8月30日在庫奇卡校場被斬首。
亞歷克西斯政策的第三個基本因素是強化教會指導國家事務所扮演的角色。東正教在國家精神生活中占據了特殊的地位，它作為將各個公國的信徒統一起來的力量具有極大的重要性，此時也被都主教改造成了國家的政治工具。當代歷史學家說「東正教神權政治的這座大廈由都主教亞歷克西斯建成，得到了聖三一修道院院長謝爾蓋·拉多涅日斯基的幫助」。從許多方面來看，亞歷克西斯在小德米特里身邊的所作所為很像黎塞留與路易十三。由兩個例子可見，歷史的發展驚人相似：受到大多數人擁護之後，君主便不再聽取良臣的諫諍，以此來確立自己的自主性。德米特里果斷、粗暴，「堪稱伊凡雷帝的先驅」，他牢牢地將權力握在了自己的手裡。儘管亞歷克西斯對他採取抵制態度，不願君主在精神指導方面越俎代庖，謝爾蓋和蘇茲達爾的主教也對他持反對意見，但德米特里就是不讓步。亞歷克西斯的候任者米季亞伊在前往君士坦丁堡接受主教冠的途中死亡。德米特里由於懷疑新任都主教毒死了米季亞伊，從而拒絕在莫斯科迎接他。直到1381年，由於得到謝爾蓋的支持，莫斯科君主才同意基輔都主教前來都城。
亞歷克西斯之死沒有改變莫斯科的政策基礎。但在都主教生前，莫斯科就表露出想要擺脫韃靼人，利用金帳汗國的「大混亂時期」為自己謀利益的微弱願望。1375年，特維爾王公米哈伊爾從薩萊得到了任命其為大公的札兒里黑，這份任命本已頒發給莫斯科王公德米特里，但後者沒把金帳汗國放在眼裡，糾集大軍將特維爾的領地劫掠了一番：城市被焚毀，糧食被劫走，民眾淪為奴隸。米哈伊爾王公逃到了立陶宛，薩萊便承認了德米特里用武力得到的權利。韃靼諸可汗東征西戰，彼此內訌，根本沒把金帳汗國當回事，羅斯諸公國有時戰勝，有時戰敗。於是，莫斯科的親兵不得不越來越頻繁地對戰韃靼人，從而獲得了戰事方面的經驗。1377年，德米特里派遣軍隊前去援助岳父蘇茲達爾王公。莫斯科戰敗。次年，德米特里在沃扎河畔（梁贊的領土）戰勝了穆爾扎別季奇的軍隊。
1380年，「伏爾加金帳汗國背信棄義、剛愎自用的君主馬麥」親率大軍進攻莫斯科。尼古拉·科斯托馬羅夫列舉了這場戰事的參與方：馬麥汗「將希瓦人、布爾塔斯人、拉西人投入戰鬥，還和立陶宛王公雅蓋隆及黑海的熱那亞人聯盟」。他還可以把羅斯的參戰者加入名單里去。梁贊王公奧列格不滿足於歸附馬麥，於是向立陶宛大公雅蓋隆派遣了一名特使，發出邀請：「立陶宛雅蓋隆大公，我向你宣告一個好消息！我知道你很久以來就有計劃要將德米特里王公驅逐出去，奪取莫斯科。我們的時機來臨了。因為馬麥大汗正親率大軍追擊他。我們加入追擊隊伍吧。」雅蓋隆接受了這個邀請；他在準備對戰莫斯科的時候，和騎士團簽訂了條約，以確保後方的安全。
馬麥的聯軍雜七雜八，而與之對戰的德米特里的軍隊則由傾向於莫斯科的羅斯諸王公構成，但其中也有立陶宛的兩個王公，他們是奧爾格德的兩個兒子，與雅蓋隆不和。馬麥在其後方聚集了脫脫迷失汗的軍隊，而脫脫迷失汗謀求奪取金帳汗國的汗位，遂而支持德米特里。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寫道：「幸運的是，德米特里預先擊破了特維爾諸王公的抵抗。當然，德米特里這邊，也就是庫里科沃這兒並沒有特維爾的分遣隊，至少沒有軍隊來和他打。」諾夫哥羅德人也沒有參加反對馬麥的戰事，雖然他們反對馬麥攻占莫斯科，害怕這樣的計劃得到實施，卻又受到莫斯科諸王公的專制政權對其造成的威脅。
德米特里王公決定和敵人打上一仗。1380年8月15日左右，羅斯各路軍隊聚集在莫斯科附近的科洛姆納，並穿過梁贊的土地，來到了頓河。9月8日，在涅普里亞維達河河口的庫里科沃，兩軍爆發激戰。雅蓋隆的立陶宛親兵後來才加入戰鬥。這場戰鬥歷來眾說紛紜，結局就是先行發動進攻、擊破敵軍陣線的軍隊取得了勝利。被打敗的馬麥逃到了亞速大草原，被脫脫迷失追上。在一百五十七年前羅斯諸王公曾戰敗的卡爾卡河沿岸，韃靼人的兩支軍隊碰到了一起，馬麥再次戰敗。他逃到了克里米亞的卡法，背叛了他的熱那亞人將他殺死。他的兒子逃往立陶宛，在那兒受到了熱烈歡迎。他的後裔當中，葉連娜·格林斯卡婭占據了特殊的地位，因為她正是伊凡雷帝的母親。
庫里科沃戰役的意義完全不止一場軍事勝利、大敗敵軍、使莫斯科免遭襲擊這麼簡單。這場勝利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羅斯軍隊的精銳都倒在了戰場上。馬麥軍隊敗北並不像勝利者所想的那樣，可以終結韃靼桎梏：兩年後，脫脫迷失汗將莫斯科一把火燒成了灰燼。但打敗馬麥極大地鼓舞了士氣。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以前一聽韃靼人的名字，民眾就會嚇得直哆嗦，而現在他們都敢起來和奴役他們的人對著幹了；民眾不僅找到了奮起的勇氣，在廣袤的大草原上迎擊韃靼軍隊，還形成了一道堅不可摧的銅牆鐵壁，猛擊敵人，讓敵人的屍體堆積如山。」和馬麥的這場戰役乃是民族情感的覺醒，這種情感直接和宗教情感相連。對那些戰士及其後人來說，謝爾蓋·拉多涅日斯基對德米特里軍隊的賜福，重要性不可言喻，它使反抗馬麥軍隊的這場戰役成了捍衛信仰的戰鬥，是東正教徒對抗背教者（異教徒和天主教徒，後者以熱那亞人為代表）和叛教者（在立陶宛王公的軍隊里服役的羅斯人）的戰鬥。
對異教徒的勝利是在莫斯科王公的領導下獲得的。庫里科沃戰役因此成了莫斯科歷史上至關重要的事件。事實上，它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確保了由尤里·多爾戈魯基創建的這座城市有權成為羅斯的中心。
在俄羅斯歷史上，庫里科沃戰役占據了重要的地位，這一點可以從歷史學家對它的興趣體現出來，而且思想家們也在設法用馬麥戰敗一事來支持其觀點。有關1380年事件的傳統觀點簡明扼要地出現在了1992年選定的學校課本中，之前的其他版本都因為可信度不高而被摒棄了：在德米特里·頓斯科伊統治時期，「公國聯盟以莫斯科為核心，與金帳汗國作戰」。課本完全沒有涉及事件當中無數當事者為了捍衛彼此矛盾的利益而導致的錯綜複雜的現象，只保留了最基本的內容：莫斯科聚集羅斯諸公國，與韃靼桎梏戰鬥。
20世紀70年代，歷史學家和政論家開始形成一種略有不同的觀點。他們對11世紀至12世紀定居於克里米亞的熱那亞殖民者進行了詳細的研究，熱那亞人使黑海沿岸地區的商貿活動特別活躍。那時候，克里米亞還是馬麥的領地，韃靼汗會讓熱那亞人為其服役。克里米亞還生活著猶太人，他們是哈扎爾人的後裔。當時出現了一個新的概念，說庫里科沃戰役是羅斯和西方之間的一場戰鬥。在這個形勢下，馬麥就成了天主教西方和資本家的工具，認為莫斯科對其構成了威脅。持這種理論的人為了證明其理論的正確性，提出了一個事實，即莫斯科的宿敵以及天主教波蘭的鄰居立陶宛就是馬麥聯軍的一員。列夫·古米廖夫是這個想法的主要代言人。歐亞主義者確信與韃靼人的聯合（「共生關係」）對莫斯科而言是件好事，在這樣的圖景中，存在兩個極點，分別是韃靼人的兩個可汗：馬麥和脫脫迷失。照這位當代歷史學家的說法，莫斯科的兩個計劃就是逐漸以他們為中心成形的。第一個計劃就是臣服於馬麥，羅斯進入熱那亞殖民地，和教宗簽下協定，復興統一的教會，歸根結底，就是達成牢固而持久的和平狀態。第二項計劃的基礎是必須讓脫脫迷失屈服，只有這樣才能強化莫斯科的東正教神權政治，使之成為羅斯的統一中心。對列夫·古米廖夫而言，馬麥就是一個「敗壞了的」韃靼人，他任憑西方的影響滲透大草原：「大草原被義大利人通過經濟管道漸行滲透，政治層面上，則被立陶宛人的偏見所影響。」這樣一來，「西方唯一有意識的對手就是當時領導羅斯的莫斯科都主教府。這樣便使得莫斯科成了馬麥唯一的敵人，從而也成為藍帳汗國諸汗、成吉思汗後裔的盟友」。
列夫·古米廖夫所謂的「計劃」是他對現有文獻的自行解讀。可是由於還缺乏證據，這位歷史學家也不得不承認，他是在寬泛得多的背景下，以20世紀的觀點加以審視，從而對現行的資料進行「補足」的。列夫·古米廖夫認為第一項計劃在莫斯科最受歡迎，不僅在波雅爾中間，而且在教士階層也很受歡迎。對這位歷史學家而言，德米特里的告解人，也是德米特里本想指定為都主教的米季亞伊就是其第一個支持者。照列夫·古米廖夫的說法，證明米季亞伊存在「親馬麥」的情感的最佳證據就是，他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獲得穿越可汗領地的授權，以及他的猝死。如果說時人和德米特里·頓斯科伊本人只是懷疑米季亞伊是被人毒死的，那列夫·古米廖夫則對此深信不疑。不過，他認為殺害米季亞伊是個必要的舉措：「米季亞伊只會阻礙羅斯大地及其權勢得到鞏固，所以他就被除掉了。羅斯必須被拯救。」我們先不去討論手段和目的這樣的問題，而是指出一個矛盾：照古米廖夫的說法，米季亞伊反對羅斯的利益，是德米特里的告解人和候選人，而照德米特里的同代人及其後裔的說法，德米特里開創了一條使羅斯從韃靼桎梏下得解放的道路。這位歷史學家完全無視這樣的矛盾，他對德米特里為何會犯「政治錯誤」的解釋是「他太年輕，資質平庸」，而德米特里做得好的地方，他又說是受到了東正教會的影響，因為東正教會糾正了他的錯誤。
在列夫·古米廖夫的圖景中，還有一個更為嚴重的矛盾。他所認為的莫斯科的天然盟友脫脫迷失汗在庫里科沃戰役兩年之後無情地劫掠了這座城市，而脫脫迷失是親眼看著自己的敵人馬麥被打敗的。在此，這位歷史學家再次無視矛盾，用陰謀來對此進行解釋。蘇茲達爾的王公很久以來就是莫斯科不共戴天的對手，他們向韃靼可汗告密，說德米特里秘密和馬麥的盟友立陶宛媾和。「剛愎自用、頭腦簡單的西伯利亞人」脫脫迷失一聽就信了，於是派兵攻打莫斯科。
我們知道，庫里科沃的勝利對士氣有極大的影響。但金帳汗國的「大混亂時期」已經結束。馬麥之死為脫脫迷失打開了一條通往薩萊之路。白帳汗國和藍帳汗國的這位可汗同樣也成了金帳汗國的可汗。朮赤兀魯思的領土從錫爾河直抵德涅斯特河，此後全都受他的統治。羅斯諸王公因戰勝馬麥而驕傲不已，故而拒絕繳納貢賦。1382年8月12日，脫脫迷失的大軍打到了莫斯科城下。德米特里王公此時已離開該城，設法糾集軍隊。莫斯科人相信了蘇茲達爾王公的話，對韃靼人派來的使節打開了城門。敵軍士兵趁勢湧入，屠城由此開始。城市被焚毀和劫掠一空之後，掩埋的屍體就有2.4萬具之多。
韃靼桎梏後來還持續了一個世紀之久，只是可汗和臣屬的各公國之間關係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雙方誰都離不開誰。認為自己福星高照的脫脫迷失準備成為成吉思汗第二，遂宣布向帖木兒開戰。1370年，被稱為跛子的帖木兒攻占了中亞地區後便自封為皇帝。其帝國的都城是撒馬爾罕，這位新的征服者正是從此出發南征北戰，勢力遍及世界各地的。帖木兒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可謂馬不停蹄，他攻占了花剌子模、波斯、印度、敘利亞，1405年在和中國發生戰爭時駕崩。1376年，登上薩萊御座的脫脫迷失前來撒馬爾罕找帖木兒，希冀求得他的幫助。事實上，帖木兒幫助他和馬麥作戰，也重新設立了朮赤兀魯思。1387年，金帳汗國的可汗向曾經的庇護者發起了挑戰，戰爭一直持續到主角死亡為止（脫脫迷失於1407年被殺）。和帖木兒的戰爭削弱了金帳汗國，後者需要莫斯科的幫助。記錄帖木兒統治的編年史記載，1388年底，脫脫迷失在費爾干納和帖木兒作戰，其軍隊里就有莫斯科親兵隊員。
莫斯科也體會到了盟友，或者說強勢庇護者的這一迫切需求。脫脫迷失襲擊莫斯科之後，德米特里·頓斯科伊重新開始徵收賦稅，向可汗繳納。稅負並不是很重。經過計算可以發現，即便在最艱難的1389年，德米特里也只支付了五千盧布，從當時的人口來看，每個人繳納五十戈比。儘管這樣的稅負很恥辱，但這也正好可以讓莫斯科君主向采邑及其王公以及那些沒什麼勢力的親戚施加壓力。這些人法律上獨立於大公，於是就通過收取賦稅一事和他聯繫在了一起。諸王公及其長兄之間關係如何，都由契約說了算。大公對采邑的要求在契約里寫得清清楚楚：「是我，而不是你，在和金帳汗國打交道。」此後，采邑和金帳汗國也就不存在什麼財務上的往來了，這種往來成了莫斯科君主的一項特權。徵收賦稅成了一種工具，以此來確保采邑的王公在政治上依附於他。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寫道：「這是一種新的韃靼桎梏，對這種桎梏的接受，成了整個東北羅斯恢復莫斯科君權的唯一手段……」
莫斯科的立場現在變得很微妙，因為立陶宛大公雅蓋隆決定皈依天主教，而這是他迎娶波蘭王位女繼承人雅德維加的必要條件。1386年，雅蓋隆跨出了這一步，娶了雅德維加，戴上波蘭王冠，成為瓦迪斯瓦夫二世。立陶宛並未因此而併入波蘭王國：兩國簽訂了協議，以期創建一個聯合王國。強大的波蘭—立陶宛國一旦形成，就將在莫斯科以及羅斯歷史上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雅蓋隆之所以做這個決定，是為了在與騎士團的戰鬥中尋求援助，因為騎士團一直都殘酷無情地想要將立陶宛人基督教化，從而吞併其領土。他現在自願受洗就使十字軍失去了占領立陶宛的藉口。他可以在東正教和天主教之間做選擇。他的大多數臣民都是東正教徒。15世紀末，立陶宛大公國占地80萬平方公里，其中不到7萬平方公里，也就是10%的面積上居住著土生土長的立陶宛人。1384年，雅蓋隆開始和德米特里·頓斯科伊談判，討論其最終皈依東正教，以及和莫斯科君主的女兒成婚的事宜。這些計劃一直停滯不前，因為雅蓋隆想先結婚，再皈依東正教。不過，談判失敗的真正原因是立陶宛君主想要從莫斯科這兒得到幫助他抵抗騎士團的承諾。在被脫脫迷失打得慘敗之後，德米特里·頓斯科伊還不準備和十字軍作戰。雅蓋隆於是轉到了克拉科夫一邊。
二十六歲的立陶宛君主娶了波蘭十一歲的公主後，便登上了王位，創建了雅蓋隆王朝。繼他之後登上立陶宛王位的是波蘭國王的堂兄維托夫特，他的頭銜是立陶宛和羅斯大公。在得到波蘭的幫助之後，立陶宛便成了極為可怖的對手。不過，皈依天主教的立陶宛已不再是莫斯科統一東正教諸公國時的對手。維托夫特追隨父輩的事業，積極拓展立陶宛的疆界。在他統治期間，立陶宛的地域從波羅的海一直延伸到了黑海。不過，拓展疆域的性質已有所改變。異教徒的王公對被占領土上的東正教持寬容態度，而天主教徒維托夫特本人則致力於讓他們皈依自己的信仰。
1389年，又有一個壞消息傳到了莫斯科：在塞爾維亞，塞爾維亞—波士尼亞的聯軍在科索沃—波爾耶（烏鶇田）戰役中被土耳其蘇丹穆拉特一世擊敗。巴爾幹地區的斯拉夫國家（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便在近五個世紀的時間裡一直由奧斯曼帝國統治。東正教最大的基礎拜占庭自從14世紀70年代起就已向土耳其人繳納貢賦，成為蘇丹的附庸，如今勢力已是一日不如一日，各種陰謀詭計使拜占庭四分五裂。1398年，皇帝曼努埃爾二世向莫斯科求助。但當時的君主瓦西里一世被自己領土上的問題搞得焦頭爛額，缺乏足夠的力量來支持皇帝。拜占庭政治和軍事上的衰落導致莫斯科的都主教府和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府之間的關係日益惡化，後者竭盡所能反對偏遠的莫斯科都主教府想要獨立的願望。
德米特里·頓斯科伊的傳記作者指出，在歷史的「記憶中，他就是韃靼人的征服者」，但也認為「他的國內政策同樣了不起，或許還更出色」。我們曾經提及這一政策的大致方向：拓展莫斯科的領地，加強君主的專制權力。德米特里的遺囑乃是他一生功績的巔峰。我們發現從錢袋子伊凡以來，莫斯科諸王公在分配自己的領地時，都會將最大的地塊分給長子。15世紀初，「長子繼承權補足部分」占據了很大的比例，從而使物質上的這種優勢成了真正的政治力量。在好幾代人的時間裡，長子采邑的持續增長成為政治權利的基礎，而莫斯科大公就享有這樣的政治權利。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經過計算，發現了繼承者所分得的土地之間的差別。大公在其遺囑中指明了每個人繳納給韃靼人每一千盧布中各自所占的份額。德米特里給五個兒子分了財產。長子瓦西里一世的份額不是兩百，而是三百四十盧布，為三分之一多。德米特里·頓斯科伊還不止於此：他將弗拉基米爾大公國全部遺贈給了瓦西里。莫斯科大公於是通過世襲繼承的方式成為弗拉基米爾大公。這個決定極大地增加了莫斯科物質和政治上的權力。
可儘管如此，若是沒有可汗的允准，德米特里的遺囑也並不能將王位占為己有。1389年，瓦西里一世受封。他在莫斯科的王位上一直待到1425年去世。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對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維奇並沒有特別的興趣。不過，他三十六年的統治對莫斯科來說是個多災多難的時期。儘管瓦西里一世在編年史家的眼中並無特殊的稟賦，但他顯然擁有那個時代所必需的那些品質。他為人審慎，但在需要的時候，也會顯得果決，他也擁有外交才能，好幾次從中獲益。
瓦西里經受的第一個考驗是在薩萊。1383年，德米特里派兒子去找可汗，儘管他們之間先已有約，但可汗在特維爾王公的懇請（贈禮）之下，還是將札兒里黑授予了莫斯科的對頭。瓦西里最終成功確保了德米特里的頭銜，但脫脫迷失卻將他作為人質，扣押在了金帳汗國。兩年後，瓦西里脫逃，經過立陶宛治下的基輔，返回了莫斯科。他在基輔的時候娶了立陶宛維托夫特大公的女兒索菲婭。
瓦西里脫逃一事並未損害莫斯科君主和可汗之間的關係。父親死後，瓦西里不僅獲得了允准其為莫斯科大公的札兒里黑，還於1390年去了薩萊，買下了下諾夫哥羅德的札兒里黑。編年史中記載瓦西里在那兒耗費了「大量的金銀財寶」，送給可汗的家人以及脫脫迷失本人，但下諾夫哥羅德這座伏爾加河畔最富有的城市值這個價。此外，失去下諾夫哥羅德極大地削弱了莫斯科的對頭，也就是占據該城的蘇茲達爾王公。
購買下諾夫哥羅德增強了莫斯科的實力，將公國的邊界推向了更遠的東方。這種事雖然並非沒有風險，但也提供了輾轉騰挪的空間，瓦西里政治上的接班人也一直在從中受益。
領土擴張是莫斯科三大政策方針中的一項，對莫斯科在其他公國的敵人而言不啻是一個打擊。另兩個因素則涉及和韃靼人及立陶宛人的關係。莫斯科和金帳汗國之間的關係是由脫脫迷失和帖木兒之間的戰爭來決定的。在十多年的時間裡，從阿姆河到額爾齊斯河，從捷列克河到奧卡河的廣袤大地上，成吉思汗的後繼者們和新出現的想要奪取歐亞霸權的土耳其人打得難解難分。1387年，在帖木兒的幫助下成為金帳汗國可汗的脫脫迷失趁著「鐵打的跛子」在波斯打仗之際，對恩人的領地發起了攻擊。帖木兒匆忙返回，打敗了脫脫迷失。一年後，重整軍力的金帳汗國可汗再次向帖木兒發起進攻。莫斯科的一支分遣隊支援了韃靼人。這一次，帖木兒又贏得了勝利。
脫脫迷失執拗得驚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打敗帖木兒的軍隊，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敗北。帖木兒打贏之後，向來都不會派人駐守在被占領土上；他會返回自己的土地，只留下滿目瘡痍的城市，抵抗者慘遭屠戮，大批俘虜都被帶了回去。土耳其人剛一離開，金帳汗國的可汗便再次出山。1393年，脫脫迷失從塔納（亞速海）給波蘭國王寄去了一封信，要求後者繳納貢賦。1395年，帖木兒決定和這個太過好戰的對手徹底來個了斷。這次，他選擇了一條更直接的道路，穿越高加索，奪取金帳汗國的主要城池：薩萊和阿斯特拉罕。在捷列克河沿岸，脫脫迷失的大軍慘遭敗北。可汗逃走了。帖木兒將塔納、薩萊劫掠一空，之後便揮師北上，軍隊一直來到依附於金帳汗國的莫斯科。君主瓦西里糾集大軍，向莫斯科公國的界河奧卡河進軍。編年史提到，這次羅斯的宗教情感相當濃烈，令人想起了羅斯人在對戰馬麥前一天的景象。大公和都主教西普里安下令，將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從基輔奪來的聖母的奇蹟聖像從弗拉基米爾運往莫斯科。劫掠了羅斯的城市葉列茨之後，帖木兒沒動梁贊，沒從那兒走，而是揮師南下。脫脫迷失和帖木兒之間的這場戰爭使歐亞大陸上的民眾活在了血雨腥風之中，對莫斯科和立陶宛之間的關係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在脫脫迷失—瓦西里—維托夫特的三角關係中，盟友總是根據戰鬥需要時時變化：昨天的對手會聯手對付前天的朋友，然後再分開，形成新的聯盟。每一方都會追求自己的目標，他們都想擴張領土，稱王稱霸。
維托夫特於1392年成為立陶宛大公之後，遵循奧爾格德的政策，努力確保自己對東歐的東正教世界保持霸權。1395年，趁著莫斯科忙於擊退帖木兒的進攻，維托夫特攻占了斯摩棱斯克公國。次年，立陶宛君主又將奧卡河畔的柳布茨克這座城市占為己有，把手插到了莫斯科和梁贊之間。他從南部繞著莫斯科公國走。戰敗多次之後，脫脫迷失逃往立陶宛。維托夫特於是決定幫助被廢黜的可汗重奪王位。有了薩萊的這個受庇護者，立陶宛就擁有了向莫斯科施壓的一個稱手的工具。
1399年，第聶伯河支流沃爾斯克拉河沿岸，維托夫特基本由西羅斯士兵構成的裝備精良的大軍（還有火炮）可以說被韃靼人殲滅殆盡，韃靼人的統帥是金帳汗國的可汗帖木兒·忽都魯特和著名的軍隊統領也迪古。莫斯科這時總算可以喘口氣了。立陶宛人失去了斯摩棱斯克。可維托夫特很快又重整軍力。1404年，他攻占了維亞濟馬，並於次年奪回了斯摩棱斯克。在兩個半世紀的時間裡，這座城市成了一道邊界，羅斯和波蘭為此不斷爭奪。
自從立陶宛皈依「拉丁信仰」天主教之後，便成了莫斯科的眼中釘。天主教對大公國的東正教民眾極具侵略性。大部分民眾都對此進行了抵制，於是維托夫特就想找到一種辦法來統合各個教會，以期形成「聯盟」。有一段時間，他似乎覺得這個聯盟的基礎和胡斯派的方針不謀而合，但捷克新教徒的理念在立陶宛的東正教徒中間從未引起反響。維托夫特於是為立陶宛羅斯創建了一個東正教都主教府。1418年，都主教被派往康斯坦茨的大公會議，會議宣稱揚·胡斯為異端，以火刑處死。以胡斯派的方針為基礎的旨在建立聯盟的談判最後以失敗告終，但成立聯盟的想法卻並沒有熄滅。
立陶宛的威脅迫使莫斯科尋求金帳汗國的幫助。維托夫特越發強大，這個要求便愈發迫切。立陶宛的君主讓莫斯科安靜了一段時間，將注意力放到了十字軍對自己國家的威脅上。事實上，儘管立陶宛受洗之後，條頓騎士團的行動似乎失去了意義，但「狗騎士們」拒絕拋棄在東歐的領土上創建一個強大國家的計劃。1410年，立陶宛、波蘭和西羅斯諸公國聯合起來在格倫瓦爾德（德意志人稱之為坦能堡）擊潰了條頓騎士團。這場勝利最終摧毀了條頓騎士團：一個世紀之後，其領地轉變成了臣屬於波蘭的世俗國家(1525)。以後，會有很多人談起普魯士這個國家。編年史家們（尤其是波蘭人德魯戈齊）有關格倫瓦爾德戰役的信息都很模糊矛盾，不過戰役已成為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對抗的象徵。對後者而言，戰敗是他們歷史上的污點和恥辱，在他們看來，1914年8月，俄國軍隊在東普魯士的坦能堡戰役中被擊潰，這個污點也就被抹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蘇聯的宣傳中，格倫瓦爾德戰役又成為「斯拉夫人和波羅的海人軍事聯合的歷史範例」。勝利歸功於「俄羅斯人、立陶宛人、波蘭人和捷克人」。歷史學家可以把韃靼人也加到這個名單上，因為雅蓋隆—維托夫特的軍隊包括了韃靼人的幾支分遣隊。
格倫瓦爾德—坦能堡戰役中，以波蘭人、立陶宛人、斯摩棱斯克以及捷克親兵為一方，條頓騎士團的騎士為另一方，後者呼籲西歐喜歡冒險、劫掠成性的人前來支援。這場戰役絕不是一場民族戰爭，卻被後世人利用，視之為一場神秘的戰鬥，易於喚醒民族情感。
這場戰役的結局不錯，由此極大增強了維托夫特的實力，使他成功壓制了西方對立陶宛的危險。1411年，立陶宛大公的受庇者在金帳汗國奪取了權力。莫斯科在過了十五年之後，看到了其中的危險，便決定重新開始向可汗繳納貢賦。瓦西里一世去了薩萊，帶去了「大量財寶」。1413年，波蘭—立陶宛樞密院批准了兩個國家新的聯盟條約。立陶宛大公國承認波蘭王國的主權，作為交換，立陶宛的貴族只要皈依天主教，即可在波蘭的什拉赫塔（即貴族）當中享有所有權利和特權。大公宮廷中的波蘭一方權勢得到了極大的增強，而大公也就越發受到鼓勵，在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之間尋求一條合作之路。
1425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去世。他在三十六年的統治期內，成功實施了「擴張領土」的計劃：「得到了」穆羅姆及其鄉村地區，吞併了蘇茲達爾，大公國不久之前的首府、伏爾加河上最富有的城市下諾夫哥羅德，以及塔魯薩、戈羅傑茨、博羅夫斯克。也迪古襲擊莫斯科期間(1408)，莫斯科被圍三個星期，沒有敞開城門，之後莫斯科公國一直生活在和平之中，而這大部分得歸功於瓦西里一世的外交斡旋。大公留下的遺囑規定，莫斯科公國遺贈給其唯一的繼承人相當年幼的兒子瓦西里。由於預見到危險，他將「兒子瓦西里與公主（託付給了）自己的兄弟和岳父維托夫特大公」。莫斯科大公對維托夫特的信任令人吃驚，因為後者儘管是他妻子的父親，卻始終都是莫斯科最危險的對手。但瓦西里一世顯然對自己的羅斯表親和親戚很了解。他去世的那一年，兒子還只有十歲。孩子的母親索菲婭和都主教弗季開始攝政。瓦西里二世的叔叔尤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拒絕向其侄子宣讀誓詞，不承認孩子擁有坐上大公之位的權利。弗季和莫斯科的波雅爾便請求其監護人維托夫特的幫助。尤里所激發的恐懼一度曾使其清醒過來。立陶宛大公趁莫斯科虛弱之際，事實上吞併了特維爾和梁贊。聯盟條約(1427、1429)規定特維爾和梁贊的王公需臣服於維托夫特，他可任意對這些王公進行懲罰或赦免。轉投其他王公會受到剝奪采邑的懲罰。莫斯科公國的北部和南部均受困於維托夫特及其附庸盟友，似乎只能成為立陶宛大公國的領土。1430年，維托夫特駕崩，立陶宛在這方面的成功就此終止。雅蓋隆的兄弟斯維德里蓋洛和維托夫特的兄弟西吉斯蒙德為爭奪繼承權爆發戰爭。斯維德里蓋洛率領的是東正教徒，其對手率領的則是天主教徒。西吉斯蒙德最終贏得了勝利，但1440年，立陶宛—羅斯的貴族陰謀叛變，將其殺害。雅蓋隆之子卡齊米日·雅蓋隆被選為立陶宛大公。1445年，他又成為波蘭國王。立陶宛羅斯越來越多地被納入了波蘭的勢力範圍之中。
維托夫特之死導致立陶宛出現了一段動亂時代，也是莫斯科公國「大混亂時期」的徵兆。莫斯科得以增強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四代人（從達尼伊爾之死到瓦西里一世之死）以來，父親的王位和平傳給了兒子。新的體制開始和建立於年資基礎上的舊的習俗決裂。
德米特里·頓斯科伊的兒子尤里代表「舊體制」，拒絕向其侄子宣誓。他主要依據德米特里的遺願，認為自己的態度完全合理。1431年，尤里和瓦西里二世前往可汗那兒，以期給這場紛爭做個了斷。這場爭訟一直持續到可汗做出決定才停止下來。編年史家認為，韃靼人的選擇依靠的是莫斯科的波雅爾弗謝沃羅日斯基巧妙的政治手腕，他向薩萊證明權力的基礎並不存在於古老的編年史里，也不存在於死去的羊皮紙上（頓斯科伊的遺囑），而是存在於可汗本人的意願之中。我們不得不承認，15世紀初的莫斯科人已經非常清楚什麼是專制權力了。可汗頗為欣賞這位莫斯科外交使節的論點，於是做出了有利於瓦西里二世的決斷。
可是，可汗的意志很久以來就已不再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了。在梁贊和莫扎伊斯克王公的幫助下，尤里推翻了瓦西里二世。於是爆發了一場漫長的戰爭，一直到1434年尤里去世，他的兒子瞎眼瓦西里和德米特里·舍米亞卡也還在繼續打。即便對當時那個時代來說，戰爭也特別殘酷。瓦西里二世俘虜了與其同名的堂弟，剜了他的眼睛（他的綽號「瞎眼」就是這麼來的）。他自己落到德米特里·舍米亞卡的手上後，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他也就因此成了失明大公瓦西里二世。至於德米特里·舍米亞卡，他於1450年戰敗後被毒死。這場持續二十年之久的兄弟相殘的戰爭最後以莫斯科新的繼位制的勝出作結。
瓦西里二世統治時期局勢相當動盪。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言簡意賅地描述了這位君主：「瓦西里二世幾乎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即已開始君臨天下，他溫柔平靜，似乎並不適合扮演落到他身上的那個打打殺殺的角色。他被打敗過好幾次，被打劫過，當過俘虜，最後還被弄瞎了雙眼，最終從這場持續二十年之久的戰爭中走了出來，他的成就將他父親和祖父通過長期努力所獲得那些成就遠遠拋在了後面。」在他統治期間發生的無數事件中，有兩件事特別突出，有其歷史意義，當代人可能不太會關注到。第一件事和教會有關。瓦西里二世決定讓梁贊主教約拿入主都主教府，並派他前往君士坦丁堡，希望約拿的職位能獲得批准。拜占庭沒有接受他的候選人資格，而是讓希臘人伊西多爾取而代之。1438年，伊西多爾是相繼在費拉雷和佛羅倫薩召開的大公會議的成員，他「接受了聯盟」；換句話說，他贊同大公會議做出的將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合併起來的決定。這位都主教從佛羅倫薩來到莫斯科，按照新的儀軌舉行祭禮，宣稱羅馬教宗之名排在君士坦丁堡牧首之前，並對大公會議所建議的聯盟作了解釋。瓦西里二世大公從伊西多爾的態度中覺察出這是對東正教的背叛，於是將這個「假牧人」關入了大牢。1441年，羅斯的主教會議選擇約拿擔任都主教。
羅斯教會不應僅僅是民族的，它同樣也應該是自主的，獨立於拜占庭。最重要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拜占庭一旦接受聯盟，就會喪失東正教的宗座地位和壁壘作用。拜占庭的低級神職人員都不贊同聯盟，接受聯盟的主教只能逃往羅馬。但這已經對拜占庭教會的威望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打擊。於是，莫斯科宣布只有它才是東正教的守護者。
第二件事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與「韃靼事務」有關。某些歷史學家認為此事發生於1452年，但該事件所涉及的事實，也就是卡西莫夫汗國的創建，只不過是先前進程的結果而已。15世紀30年代，金帳汗國急遽衰落。中央權力的削弱導致某些可汗開始與莫斯科發生戰事（他們也攻擊其他公國），將自己置於危險的境地之中，而另一些可汗則投奔到了莫斯科君主的麾下。瓦西里一般都會接納他們（這些經驗豐富的戰士可以大大增強莫斯科親兵的軍力），且賞賜大量土地給他們。這個態度激起了莫斯科人的不滿，他們指責大公「愛韃靼人勝過愛理性」。德米特里·舍米亞卡見此不滿情緒，便趁機加以利用：1446年，他打敗了正在聖謝爾蓋三一修道院朝聖的瓦西里二世，就像我們說過的那樣剜了其雙眼，並將之流放至烏格里奇。
但瓦西里二世很快就獲得了很多支持者，人數之多超過了其對手的想像。尤其神職人員是盲人君主的主要支持者。1447年，大公會議嚴厲譴責了篡權者，將德米特里·舍米亞卡之父尤里對莫斯科王位的覬覦與人類之祖亞當受魔鬼誘惑犯下自比上帝的罪行相提並論。羅斯的神職人員宣布只承認大公王位父傳子的繼位順序。這個秩序被認為是「古已有之」，屬於羅斯最古老的習俗，這個說法儘管與歷史事實不符，卻擁有可以使莫斯科體制合法化的優點。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兄弟相殘的戰爭尚未終結，羅斯宗教等級制的最高首領就已宣稱合法的莫斯科大公擁有專制權力是一個既成事實，面對該權力，無論是王公，還是升斗小民的羅斯全體社會均需匍匐於地。」
瓦西里二世返回莫斯科後，便繼續先前的政策，吸引韃靼人前來為他服務。1452年，他將奧卡河畔的一座小城賜予韃靼君主卡西姆居住。在莫斯科公國的東南邊陲地區，就這樣出現了一個附庸大公的韃靼人的王國，該王國主要負責守衛莫斯科的邊疆，免受喀山汗國對其的威脅。喀山汗國的可汗穆罕默德和卡西姆雖是親戚，但敵意不曾消減。瓦西里的政策使莫斯科對金帳汗國剩下來的那些人吸引力很大。就在韃靼人在莫斯科服役的人數日益見漲之時，克里米亞汗國獨立了出來。金帳汗國的可汗始終都在薩萊，但其活動範圍自此以後便極其受限。韃靼桎梏走到了尾聲。瓦西里二世的兒子伊凡三世後來徹底解放了羅斯。
瓦西里二世的遺囑對自己的近四十年統治期作了總結。為爭奪莫斯科王位而爆發戰爭的動亂時代並沒有阻止大公取得矚目的成就。甚至有人說「大混亂時期」摧毀了來自基輔羅斯的舊習俗的支持者，使莫斯科最終贏得了勝利。瓦西里二世登上王位的那個時刻，莫斯科的采邑被分成了十二份賜給王室分支，這些土地都屬於君主的親族。等到他擬定遺囑的時候，所有的采邑都已掌握在他的手中。蘇茲達爾公國也同樣屬於他，「大諾夫哥羅德殿下」也聽命於他，維亞特卡城也是如此。歷史上第一次，莫斯科君主將大公的頭銜遺贈給了自己的兒子（瓦西里二世的父親沒敢這麼做，他不敢冒險），將公國的領土都囊括在了其繼承人的遺產之中。
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將俄羅斯歷史分成了不同的時間段，他將1452年以及獨立於莫斯科的卡西莫夫汗國的創建視作韃靼人1238年入侵以來的那個時代的終結。但大多數歷史學家都將盲人瓦西里二世去世，其子成為大公——號稱伊凡三世——的1462年視為韃靼「桎梏」的終結、新時代的開啟。莫斯科因實力強大，其統一整個東北羅斯的合法性得到了認可，也受到了神職人員和波雅爾的認同。其主要對手立陶宛曾想方設法要讓羅斯諸公國聽命于格迪米納斯的後人，現在則和波蘭以及聯盟聯手，也不再和莫斯科競爭了。不過，後來很長時間裡，立陶宛仍然是莫斯科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