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帝國史 · 第二章　蒙古的桎梏

蒙古帝國占據的空間與歐亞大陸相合。 ——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 1 入侵 當年出現的這些人，沒人知道他們是誰，來自何方，講什麼語言，屬於哪個部族，信仰何種宗教。 ——《拉夫連季編年史》 1223年，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來的名不見經傳的人出現在了羅斯南部的大草原上。在匯入亞速海的卡爾卡河沿岸，羅斯軍隊和一個神秘的對手發生戰鬥，結果死傷慘重。羅斯各公國如基輔、加利奇、切爾尼戈夫、斯摩棱斯克的王公聯手組建了一支8萬人的軍隊，前去援助波洛韋茨人，因為後者抵擋不住突然擁入他們領土的這些騎兵。 王公們沒想到自己面對的是蒙古大軍的騎兵，這支軍隊有2.5萬名士兵，是成吉思汗派遣來的。軍隊由兩個軍事奇才哲別和速不台統帥。成吉思汗的軍隊追擊花剌子模的摩訶末蘇丹，穿越波斯、亞塞拜然、喬治亞，經過傑爾賓特隘口，擁入北高加索的大草原。他們對沿途城市燒殺搶掠，軍隊慘敗，民眾悉滅。 加利奇王公剽悍者姆斯季斯拉夫的岳丈，波洛韋茨汗庫坦，向女婿求援，要他幫助自己守衛領土。羅斯各王公齊聚基輔，決定向他提供援助，但是要向侵略者發動進攻，而非等待敵軍來犯。蒙古軍隊首領採取一貫的策略，開始撤退，以逸待勞。姆斯季斯拉夫和波洛韋茨人在基輔的親兵還未趕到之前即發起進攻，結果潰不成軍。基輔君主被圍困在自己築壕據守的軍營內，抵抗了三日，之後不得不投降。他和士兵悉數被殺。哲別和速不台將參與反抗蒙古人的切爾尼戈夫王公姆斯季斯拉夫的領地科澤利斯克付之一炬，把克里米亞的熱那亞商行洗劫一空，並越過伏爾加河，在卡馬河的保加爾人中間引起了恐慌，之後他們便折返進入錫爾河北部的大草原。 軍事史上令人瞠目結舌的這場騎兵襲擊戰結束了。蒙古人進行偵察，羅斯各王公對他們發出的這個信息未曾加以重視。在亞洲腹地，還有一場入侵正在醞釀，其規模更是令人難以想像。事實上，成吉思汗在二十年的南征北戰和一系列的勝利之中，所征服的帝國規模之大令人難以想像。1227年，成吉思汗駕崩，他的領地從朝鮮的邊界地區一直延伸到裏海，囊括了中國的大部、中亞地區、阿富汗、波斯。「草原帝國」的邊界一再被往外推。同時代人稱為「上帝之災」的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計劃可謂相當具體。 在勒內·格魯塞看來，成吉思汗就是十二個世紀之久的草原遊牧民入侵定居文明的歷史的縮影。他之前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在身後留下如他那樣可怖的名聲。這位歷史學家用一句話概括了這個天才征服者的特徵：「他將恐怖確立為政府體制，將屠殺確立為有條不紊的制度。」他還說：「從成吉思汗的生活方式、所處的環境及其種族來看，在我們眼裡，他擁有的是沉著的頭腦、健全的思維，他處事平衡，兼聽兼信，為人可靠，慷慨大度，情深意切，不過，他又很嚴厲，擁有現實的管理素質，畢竟我們要明白，他管理的是遊牧民，而非定居民……」閱讀這位法國歷史學家的著作，我們就會以為他對蒙古大汗焚毀城市、將抵抗他的居民屠殺殆盡的做法持譴責態度。但有許多證據表明，他這麼做有很多理由。況且，在12世紀和13世紀，誰沒做過這種橫徵暴斂的事情？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消滅對手都是戰爭期間傳統的通行做法。同樣，恐怖也是一種調節對手心理的工具，蒙古人對此使用得可謂爐火純青。據說他們沿途犯下種種暴行，而這樣的名聲也可以使潛在想要抵抗他們的民眾儘快屈服。 蒙古帝國的行政管理制度由成吉思汗確立，首先這是一種戰爭組織。遊牧國乃是行進中的國度。大汗由忽里勒台（即軍事會議）選出，忽里勒台擁有絕對的權力。所有蒙古人一律平等，皆臣服於大汗。習慣法（yassaq，即規章制度）並不由大汗制定，他要求的是民眾遵守法律，不得逾越之。軍隊分成各個單位，名為「十戶」「百戶」「千戶」。士兵服役年齡為十四歲到七十歲。萬戶負責維持秩序。根本的法律就是鐵的紀律；如有違犯，會有兩種懲處方式：死刑或流放西伯利亞。 帝國的創建者駕崩之後，這種組織的穩固性又得到了強化。1229年，忽里勒台負責將成吉思汗的土地分給他的兒子，並指定由其三子窩闊台繼任汗位。1235年，按照傳統，在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即鄂爾渾河河畔的帝國都城哈拉和林召開了另一次忽里勒台，決定發動世界大戰。蒙古軍隊向三個方向進軍：中國南方和朝鮮，波斯和外高加索，羅斯大地。第三支軍隊由成吉思汗的長子朮赤的兒子拔都率領，朮赤英年早逝，未能成為偉大的征服者。軍隊的最高統帥被委派給了速不台，他是1223年攻占卡爾卡河的大軍中的一員。 拔都手下約有3萬名士兵，其中有4000名蒙古兵和大約2.5萬名韃靼人，韃靼人是大草原上被征服的部族之一。一名俄羅斯歷史學家寫道：「我們可以將成吉思汗對我們的統治稱為蒙古的桎梏，因為該王朝源起於蒙古；但我們也可以說這是韃靼的桎梏，因為絕大多數征服者都由韃靼人構成；我們同樣可以稱之為韃靼—蒙古的桎梏。」分給拔都的軍隊（絕不比分給其他子女的軍隊優秀）負責攻占原本應由朮赤攻占的領土，既然他已不在這個世上，那就由他的兒子來完成。朮赤的兀魯思（拔都所占有的土地）囊括了額爾齊斯河以東的大草原，其中就包括了富饒的花剌子模，以及伏爾加河以西所有的被占領土。 拔都的軍隊最先攻打的是伏爾加河畔的保加爾人。1223年，哲別和速不台在那兒就打過一次仗，把保加爾人打敗了。蒙古人記得很清楚：他們占領了其首府博爾加爾（大城），並滅絕了城內的居民。編年史家寫道，那個時候，弗拉基米爾的大公尤里正在慶祝自己兩個兒子的婚事，渾然不覺危險已經降臨。 1237年底，拔都越過伏爾加河，就這樣進入了羅斯的疆域。梁贊的王公拒絕臣服和繳納貢賦，決定起而抵抗。切爾尼戈夫的米哈伊爾和弗拉基米爾的尤里要求的援軍尚未到來。梁贊在圍城中堅守了五天，第六天陷落。所有士兵和督軍悉數陣亡，城市被毀，居民遭到屠戮。其他城市也相繼陷落。編年史家寫道，梁贊地區唯余灰燼和煙霧。 弗拉基米爾地區的防守也不行：1238年2月，莫斯科以及公國的兩座大城市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被付之一炬。由尤里王公統帥的蘇茲達爾的親兵在西塔河畔被打得七零八落。王公被殺。韃靼人向西進軍，徹底摧毀了特維爾、雅羅斯拉夫爾，隨後便向諾夫哥羅德進發。但在不到一百公里遠的地方，他們又折了回去，也許是受到春季幾乎難以穿越的森林和沼澤的阻礙，也有可能是諾夫哥羅德的商人行賄所致。 1238年，拔都的大軍在頓河與伏爾加河的下游地區重整軍備。次年，韃靼人蹂躪了一遍羅斯南部地區的切爾尼戈夫、佩列亞斯拉夫爾。1240年，基輔經過激烈的抵抗之後，還是被攻占，整座城市幾乎悉數被毀。接下來就輪到了加利西亞。王公達尼伊爾和他之前的切爾尼戈夫的米哈伊爾一樣，也逃到了匈牙利。加利西亞—沃里尼亞的主要城市均被夷平。1241年初，蒙古軍隊兵分兩路：一路向波蘭進軍，另一路（由拔都和速不台率領）向匈牙利進軍。德國歷史學家坎托洛維茨寫道：「事實上，整個亞洲第一次被統一了起來，而歐洲由於內部關係緊張，四分五裂，分裂成了好幾千個敵對的力量。」1241年2月13日，第一支蒙古大軍攻占了桑多梅日，在赫梅爾尼克擊敗了波蘭軍隊，並向都城克拉科夫進軍。波蘭君主波列斯瓦夫四世逃往摩拉維亞。居民們棄城而逃，韃靼人一把火燒了這座城市。4月9日，西里西亞的亨里克倉促組建的由日耳曼騎士和奴隸組成的軍隊在萊格尼察戰役中被蒙古騎兵全殲。第一支蒙古大軍奪取了布雷斯勞，向南進發。他們穿過摩拉維亞和斯洛伐克，向匈牙利平原涌去，在那兒的蒂薩河沿岸與第二支軍隊會合。其間，第二支軍隊（部隊大部）在匈牙利作戰，強行奪取喀爾巴阡山的隘口，從那兒進入加利奇公國和摩爾達維亞公國。蒙古軍隊在速不台的統帥之下，於1241年4月11日擊潰了馬扎爾人。 在諾埃爾附近的蒙古軍隊從結冰的冰面上越過多瑙河，攻占了佩斯特。匈牙利國王貝拉逃往亞得里亞海海邊。速不台派遣分遣隊追擊他，分遣隊一直追到了史普利特和杜布羅夫尼克。這時候，拔都也正在朝維也納進軍。驚慌失措的歐洲著手防禦。1241年5月，日耳曼國王康拉德在埃斯靈頒發了國內和平詔書，呼籲十字軍東征，對戰當時所說的「韃靼人」，歐洲人認為韃靼人都是徑直從地獄裡出來的魔鬼。 拔都在遙遠的西方得知窩闊台駕崩。遴選新的大汗需要他去哈拉和林。他命令軍隊返回伏爾加的大草原。戰爭結束了。其主要結果就是將羅斯納入了朮赤的兀魯思和蒙古帝國之中，13世紀中葉，帝國覆蓋了廣袤的領土，從太平洋沿岸一直到亞得里亞海海岸。其邊界幾乎和歐亞空間完全相合。蒙古的桎梏在留里克帝國的古老大地上綿延展開。 蒙古桎梏時期（13世紀至15世紀）在羅斯民眾的意識中留下了清晰無誤的記憶：陌生的政權，奴隸制，壓迫和專斷。在民眾的記憶中，韃靼就是敵人，是背教者，是外部的入侵者。俄語當中對一種大翅薊也稱為「韃靼薊」。 歷史學家對蒙古桎梏時期的看法各有不同。羅斯國第一部重要歷史著作的作者尼古拉·卡拉姆津認為，拔都的入侵「使俄羅斯發生了巨大改變」，並堅持認為「這巨大的惡也有好處」。事實上，羅斯變成廢墟有利於統一。如無拔都入侵，各王公之間的戰爭還會打上一百多年，最終使國家走向滅亡。尼古拉·卡拉姆津的結論是：「莫斯科應當感激可汗的偉大。」一個世紀後，那個時代最傑出的歷史學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對13世紀羅斯北部諸王公也持這樣的看法：「他們對自己家世和土地的傳統毫無記憶，更談不上尊重，兒女的職責和公共義務在他們眼裡都是不存在的……他們只關心自己，將羅斯弄得四分五裂，封地東一塊西一塊，支離破碎，永遠都在相爭。」但王公們並不是只關心自己，他們還有求於韃靼人。這位歷史學家總結道：「金帳汗國的權力將統一的影子投射到了羅斯諸王公四分五裂的采邑上。」經常寫出名言警句的克柳切夫斯基寫道：「可汗的權力就是韃靼的一把利刃，一刀把他們（諸王公）紛紛擾擾的事務造成的死結砍斷。」亞·基澤維特也完全同意這個觀點：「……韃靼桎梏的外在影響……有利於諸王公的聯合。」 有一段時期，階級史觀主導了對過去的研究，那時候對桎梏的闡釋有一抹特殊的色彩。由於譴責民族主義（被稱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承認「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動機，著名歷史學家米利察·涅齊基娜是這麼寫的：「關於韃靼人的殘忍和『暴行』，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家都不惜筆墨，大加撻伐，而在封建時代，無論什麼樣的衝突都會如此，這是很普遍的事情。俘虜被殺，被弄瞎眼睛，淪為奴隸，這樣的命運在羅斯封建主之間爆發衝突時也普遍都是。」這位歷史學家發現「被韃靼人統治的土地上的勞苦大眾在被征服初期，常常將其視為盟友，盟友是來和他們一道與羅斯諸王公這些剝削者以及波洛韋茨貴族作鬥爭的，因為這些人無一例外都會向勞動者課稅。所以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即群眾發動起義，幫助韃靼征服者」。米利察·涅齊基娜最後強調，「韃靼人對俄羅斯的習俗、法律、語言和日常生活毋庸置疑造成了巨大的文化上的影響」。 19世紀的歷史學家也從韃靼桎梏中看出了正面意義。他們認為那是俄國在莫斯科麾下得以統一的催化劑。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歷史學家從韃靼入侵這段插曲中得出論據，以此來支持俄羅斯中世紀的封建特徵以及13世紀至14世紀勞動人民發動階級鬥爭反抗壓迫者這樣的論題。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對歐亞主義理論貢獻極大，對他而言，「蒙古的遺產有助於俄羅斯人創建歐亞國的國體」。囊括在蒙古龐大帝國內部的羅斯可以說預示了其今後潛在的擴張性。歷史學家、人種學家列夫·古米廖夫是個堅定的「歐亞主義者」，他甚至斷定，「一直維繫到1312年的羅斯—韃靼之間的關係體系應被認定為一種共生共榮的關係」。對他來說，關係破裂的那一年，就是伊斯蘭教成為韃靼人國教的那一年。可即便同意他對這個極具爭議性的日期的看法，那也得注意到「共生共榮」的關係持續了仍有四分之三個世紀之久。 「桎梏」這個詞的含義是明確的。但「韃靼桎梏」這個概念仍值得做出限定、澄清、評註。迄今為止，這個概念可用來認定羅斯是落後的，可以解釋羅斯遵循了一條特定的發展道路。「韃靼桎梏」這個託詞歸根結底就是在向西方「表明」，西方因俄羅斯才免遭蒙古入侵。韃靼的殘暴仍然深深地烙印在俄羅斯的意識當中。對入侵時期恐怖歲月的記述充斥著對「無信仰、無法律的韃靼人」殘酷無情的描述。然而，《拉夫連季編年史》卻記錄了兩件事情：「那年，韃靼人拿下佩列亞斯拉夫爾—魯斯基，殺了主教，屠戮了大批民眾，將城市付之一炬；然後他們就離開了，帶走了大量俘虜和戰利品」；「那一年，雅羅斯拉夫向卡緬涅茨進發；他奪下城池，搶走了米哈伊爾王公的妻子和大量戰利品。」所以，韃靼人的行為和羅斯王公對待自己人的做法完全一樣。韃靼人招致的毀滅，為抵抗韃靼人而發動的戰爭所遭受的損失，同羅斯諸王公之間的內部鬥爭導致的損失差不多。 「桎梏」的性質首先和人口相關。成吉思汗將蒙古鐵蹄到達的額爾濟斯河以東的所有地區都傳給了長子朮赤。朮赤的兒子拔都率領騎兵直抵普里皮亞季河以及多瑙河的入海口。大約800萬人就這樣臣服在了3萬騎兵的鐵蹄之下。如今，歷史學家駁斥了當時人所說的幾萬名「異教蠻子」所經之處摧枯拉朽的說法。蒙古人的主要力量，亦即他們的「原子彈」就是馬。每名騎兵必配3匹馬，一匹換乘，另一匹馱行李。一支軍隊，哪怕只有10萬人（編年史家的說法從25萬到30萬不等），也需要大量的馬匹，在被攻占的帝國內，只有某些地區才找得到這麼多糧草。我們發現，發生於卡爾卡河河畔的羅斯人和韃靼人的第一場戰鬥最終以入侵者的勝利告終。其獲勝的原因之一是蒙古士兵人數少（3萬人），使得羅斯和波洛韋茨的軍隊產生對手很弱的錯覺。結果，王公們既沒有聯合起來，也沒有協調行動。但也正因為如此，蒙古人人口上的劣勢使其無法占據被征服的領土。 「桎梏」的性質很大一部分也是由韃靼人在宗教層面上所顯現出的寬容決定的。他們的宗教是一種特殊且複雜的體系，和所有宗教一樣，其目的也是為了對宇宙、人的靈魂、塵世和彼岸的表現進行解釋。1253年至1254年在蒙古帝國傳教的方濟各會修士盧布魯克的紀堯姆寫道，蒙哥大汗是這麼解釋的：「我們這些蒙古人信仰的是天上獨一無二的神，預言家會把天神的意願透露給我們聽。」大汗在一場召集穆斯林、基督徒和佛教徒（他們都可以在帝國的民眾中間自由傳播其信仰）的辯論會上提到了蒙古的宗教。基督徒對大草原有很大的影響。這些基督徒都是聶斯托利派，正是他們在1009年使克烈人改宗，克烈人是當時那個時代講蒙古語的中亞人中最重要也最文明的部族。自此以後，聶斯托利派又贏得了該地區其他民族的好感，其中就包括講突厥語的民族。 以弗所公會議之後，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正教會基督徒歸附於遭主教會議譴責的教會牧首(428—431)聶斯托利的教義，於是出現了聶斯托利教會。雖遭譴責，聶斯托利主義還是傳播到了波斯、中亞和中國西部地區。 12世紀，只有蒙古人沒有受洗。但蒙古人對基督教還是有一定尊敬的：成吉思汗的兩個兒子都娶了基督徒，聶斯托利派還在自己的帳篷前進行禮拜。編年史家關於韃靼人在其攻占的城市內摧毀東正教堂的說法並不會受到質疑。我們要討論的是動機：蒙古人會在不願投降，非要抵抗的「壞城市」里焚毀教堂，以及其他任何建築物；蒙古軍隊里的聶斯托利派信徒人數相當多，他們會將作為「異端」的東正教堂徹底夷平；最後還有羅斯的編年史家以及僧侶更熱衷於強調侵略者「心無信仰，目無法紀」的特點，而羅斯的教會受到了韃靼人的特別關注，韃靼人賦予其極多的特權。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甚至認為蒙古人是羅斯信仰的真正捍衛者。 「蒙古桎梏」的第三個特點就是政府體制。比如，這一點就完全不會使人聯想起奧斯曼帝國對巴爾幹人的桎梏。在被占領土的任何地方，蒙古人都不設駐軍；他們沒辦法這麼做，是因為人數不夠多。他們到處設立地方政權。韃靼—蒙古人採取的是一種被占領土的間接管理形式。他們的要求只限於兩點：承認可汗是最高權威，繳納貢賦。為了確保能收到貢賦，可汗會任命自己的代表，即八思哈。照某些歷史學家的說法，從13世紀末起，照另外一些歷史學家的說法是從14世紀初起，羅斯王公便開始充任這個官職，為可汗向自己的臣民徵收貢賦。 1243年，拔都從歐洲戰場返回，軍隊停留在了伏爾加河下游地區，那兒是東歐的主要商道。那裡後來建起了一座名為薩萊的遊牧之城，那是朮赤兀魯思的都城，朮赤兀魯思也被稱為金帳汗國。另兩個兀魯思也是蒙古帝國的構成部分：一個是成吉思汗的兒子察合台的汗國，囊括了中亞地區；另一個是其孫旭烈兀的汗國，旭烈兀繼續攻城略地，將自己的版圖從突厥斯坦經阿姆河、外高加索、波斯、阿拉伯人的領土，一直擴展到了幼發拉底河。哈拉和林的御座第二年還是空的。由於和法定繼承人窩闊台之子貴由向來不和，拔都推稱身體欠佳，沒有出席忽里勒台大會。政權便由大汗的一個守寡的皇后脫列哥那臨朝稱制。 對羅斯王公而言，蒙古帝國的構架首先意味著存在兩個權力中心：一者近，薩萊，一者遠，哈拉和林。第一個理解這一點的是大家族弗謝沃洛德的兒子、弗拉基米爾的大公雅羅斯拉夫。他自己去了薩萊，將自己的兒子康斯坦丁派往了哈拉和林。距離還不重要：弗拉基米爾和薩萊之間相隔1250公里，而哈拉和林則要相距4500公里。雅羅斯拉夫走這一趟是很有道理的：照編年史的說法，拔都對來客推崇備至，認可其就是整個羅斯的大公。他還把基輔讓給了後者。這座城市當時已是一片廢墟。若望·柏郎嘉賓在穿過這座古城的時候，算了算只剩下不到兩百座建築，還看到堆積如山的屍骸。儘管如此，但基輔畢竟仍是尚無都主教的「都主教府」的中心所在，占據基輔這個事實仍然可以使大公享有特別的威望。 不過，雅羅斯拉夫並沒有待在基輔。他返回到富庶的弗拉基米爾，以此強調弗拉基米爾以後就是「全羅斯」的都城。他向舊都指派了一名督軍。 雅羅斯拉夫前往薩萊其實是一種政治選擇，這件事將在好幾個世紀的時間裡決定羅斯歷史的進程。在紅太陽弗拉基米爾決定改宗東正教，以及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從南方折返至東北方之後，雅羅斯拉夫的選擇具有頭等的重要性。但效果並未一蹴而就。蒙古人來到羅斯後，找到了三個大公國：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切爾尼戈夫以及加利西亞—沃里尼亞。這三個公國之間無休無止的紛爭是羅斯衰弱不振的一個根本原因。從地緣上看，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羅斯離韃靼人最近。而且公國大部分都被摧毀，但也許並不像那些編年史家所說的那麼嚴重。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受到的影響不大，和薩萊相距更遠，靠近拉脫維亞、波蘭和匈牙利，這些國家並未被納入朮赤兀魯思之內。而切爾尼戈夫公國比另兩個公國遭了更多的罪：科澤利斯克城及其全部人口被韃靼人消滅殆盡。 雅羅斯拉夫並不滿足於第一個前往薩萊，他還成功說服拔都，使之相信他才是可汗最忠實的附庸。切爾尼戈夫的米哈伊爾沒有援助科澤利斯克，自己逃到了匈牙利，後又逃往波蘭。加利奇的達尼伊爾並沒有忘記自己和薩萊之間還相隔1750公里，他有6萬人的軍隊，曾在爭奪沃里尼亞的手足相殘的戰爭中擊敗過波蘭—羅斯—匈牙利的聯軍，所以他並不急著去見拔都。 雅羅斯拉夫的決定成了今後實施的政策之基礎，因為這並不只是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大公的選擇，它也是可汗拔都的選擇，在針對羅斯的政策上，拔都是想要支持弗拉基米爾的。1245年，他召三位王公前往薩萊，三人全都受召前來。雅羅斯拉夫已熟悉這套外交禮儀：他知道在見可汗之前，必須從兩個火堆中間走過，以示淨化，且要向南朝拜已故的成吉思汗，並跪倒在拔都面前。加利奇的達尼伊爾是個精明的政治家，和異教的拉脫維亞、天主教的波蘭和匈牙利聯手，服從蒙古人的所有習俗，也受到了可汗的熱情招待。自負的切爾尼戈夫王公米哈伊爾則拒絕鞠躬緬懷成吉思汗，故而被殺。米哈伊爾慘遭屠戮一事是「韃靼惡徒」所犯下的大罪之一，至今也無法完全得到釐清。專門研究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蘇聯專家仍然覺得這件事充滿了迷霧：「殺害王公是有預謀的。後來，東正教會將其列為聖徒，不過，在此期間，蘇茲達爾王公總算將自己的一個主要對手掃除掉了。」 拔都的保護是問鼎君主御座的一個必要條件。事實上，韃靼人對羅斯的現行體系絲毫不作改變，維持其政治體制，但奪取了任命王公的權力。羅斯各地的王公——可汗只看重留里克王朝——必須前往薩萊接受允許其進行統治的札兒里黑。列夫·古米廖夫將札兒里黑視作互不侵犯的友誼條約，他的看法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拔都也向黑海沿岸、敘利亞以及其他依附於他的地方的統治者簽發了這樣的條約。另一些歷史學家參考各類編年史的說法，認為札兒里黑是一種授任證書，可汗以此來允准王公管理自己的領地。蒙古體制為間接管理提供了廣泛的可能性：所有王公，不僅僅是大公，都可以要求獲得這種札兒里黑，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接觸到可汗。這種「民主」意願使朮赤兀魯思的長官成了公國之間的仲裁者，賦予其最終的決斷權：王公們前來請求他簽發授任證書，向他抱怨自己的親戚和父母，向他檢舉揭發。札兒里黑確保了蒙古權力的穩固，這一點優於駐軍，不管怎麼樣，駐軍都會很麻煩。 拔都在薩萊的總部是帝國的第二個權力中心。帝國的都城在哈拉和林。儘管拔都的允准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不能確保王公之位，所以還必須獲得哈拉和林的批准。這個額外的障礙便使得羅斯的王公有機會在兩個權力中心之間折衝樽俎，用一方來反對另一方。蒙古可汗會插手干預羅斯國內的事務，而羅斯王公也會幫助蒙古解決問題。但結果通常都很悲慘。 1246年，臨朝稱制的脫列哥那要求雅羅斯拉夫大公前來，對其進行委任。拔都的人同脫列哥那及其兒子、被選為大汗的貴由不和，所以雅羅斯拉夫並未被核准為羅斯的首腦。雅羅斯拉夫受邀來到大汗的帳中，太后還「親手」給其餵食，但他很快病倒，一周後便撒手西去，只比其對手切爾尼戈夫的米哈伊爾多活了十天。脫列哥那有意將「其父的土地」授予雅羅斯拉夫的兒子亞歷山大，於是召其至哈拉和林。繼雅羅斯拉夫之後上位的是其兄弟斯維亞托斯拉夫。亞歷山大分到了諾夫哥羅德、佩列亞斯拉夫爾和其他幾處領地。他必須經過薩萊，擺在他面前的有一個選擇：要麼選擇拔都，要麼選擇拔都的敵人，也就是脫列哥那的兒子貴由。他最終選擇了拔都，不再對哈拉和林的召請做出回應。 雅羅斯拉夫是最早在政治上與蒙古人進行合作的人。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也會遵循這種政策。涅夫斯基做事有條不紊，而且執著，他知道自己要什麼，會認清要達到的目的，並不擇手段來達成，而且不會輕視任何一種方法，只要能為己所用，他都會使用。押在拔都身上的賭注只不過是亞歷山大策略中的一個部分而已。先是朮赤兀魯思，也就是金帳汗國的可汗，然後是其繼承者，都支持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的王公，作為交換，王公也會支持金帳汗國。但選擇並不止於此。雅羅斯拉夫、亞歷山大及他們的後裔都處在這個地緣政治的博弈之中，13世紀中葉，博弈當中還有幾個主要的參與方：英諾森四世麾下的天主教會，教宗戰勝了羅馬教廷的宿敵、霍亨施陶芬王朝的皇帝腓特烈二世，還使日耳曼人的帝國日漸衰落(1250—1266)；成吉思汗繼承者的兀魯思在1260年至1264年間分裂成的好幾個部分，其中一個就是金帳汗國。 既然羅馬教廷和蒙古人這兩股力量互為敵對，那它們就只能此消彼長地你爭我搶。亞歷山大的選擇並不是：要薩萊，還是要哈拉和林（儘管這也很重要），而是：要韃靼人，還是要羅馬教廷；要東方，還是要西方。拔都迅疾如風的入侵以及確立對羅斯的桎梏之後，羅斯諸王公都表明他們面前存在三個相當具體的選擇。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公國選擇與征服者合作。和東北方不同，西南方的羅斯，也就是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及其王公達尼伊爾想要走折中之道，在韃靼人和西方之間迂迴行事。第三條道路就是抵抗，首先就是要和羅馬教廷建立緊密的聯繫。切爾尼戈夫的米哈伊爾在基輔當了很短時間的領導人，他任命了修道院院長彼得擔任都主教一職。達尼伊爾奪取基輔之後，米哈伊爾逃往匈牙利，但1245年他仍派遣彼得前往由英諾森四世在里昂主持的主教會議。「全羅斯主教」（當時人們就是這樣稱呼都主教彼得的）要求在座的高級教士襄助，來對抗韃靼人。 彼得在主教會議上對韃靼人的描述導致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結果，就是教宗緊急派遣方濟各修士若望·柏郎嘉賓前往薩萊和哈拉和林。他的途中見聞匯集成《吾等所謂韃靼人之蒙古史》一書，此書猶如寶庫，對當時那個時代的人物和事件講述頗詳。1246年，柏郎嘉賓參加了忽里勒台大會。他向我們描繪了羅斯王公雅羅斯拉夫、達尼伊爾、米哈伊爾，也見證了切爾尼戈夫王公遭處決以及弗拉基米爾王公的死亡。韃靼人完全知悉米哈伊爾的計劃，他們很清楚正是他將彼得派往了里昂。同樣可能的是，他們也了解到了若望·柏郎嘉賓和雅羅斯拉夫之間的商談，以及後者準備繼續和羅馬教廷進行談判的信息。 而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則既不遲疑，也不懷疑：在他看來，同韃靼人的合作是唯一可行的策略。促使他做出這個選擇有諸多理由，其中一個就是強烈擔憂西方的威脅。他小時候就和父親雅羅斯拉夫去了諾夫哥羅德，十六歲的時候成為這個商貿共和國的王公和地方長官。1240年二十歲的時候，亞歷山大在涅瓦河畔擊退了乘坐百條戰船前來征伐的5000名瑞典騎士。同年，韃靼人奪取基輔，而對諾夫哥羅德王公來說，主要的威脅仍然是源於西方的壓力。1242年，亞歷山大在佩普西湖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這次，他殲滅了立窩尼亞的騎士團軍隊。 1937年，謝爾蓋·愛森斯坦寫了一部劇本，就是後來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諾夫哥羅德王公在劇本中是這樣向民眾解釋其政策的：「對韃靼人，我們可以等。有一個比他們更危險的敵人……離得更近，更具侵略性，我們就算繳納貢賦，也得不到自由，那就是：德意志。」在愛森斯坦的電影中，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展示了史達林1937年的策略：西有德國的威脅，東有日本的威脅。電影上映之時，「德國」更危險。兩年後，《亞歷山大·涅夫斯基》遭到禁映：此時，敵人成了盟友。但很有可能，這種對外部雙重威脅的考量事實上也出現在了13世紀。況且，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完全有理由認為「德意志人」（當時把所有來自西方的人都稱為「德意志人」）所構成的威脅遠甚於韃靼人。十字軍戰士會把奪取的土地占著不放，韃靼人不會這麼幹；他們會在土地上建堡壘、城市，征服土地。在宗教層面上，十字軍戰士就是「狗騎士」，這些人迫使被占領土上的民眾全部皈依天主教。而韃靼人則極其寬容，在這一點上和十字軍戰士截然不同。 還有另一個動機可以解釋亞歷山大的選擇。作為雅羅斯拉夫的兒子和大家族弗謝沃洛德的孫子，他繼承了獨斷專行的性格，對專制權力擁有強烈的渴望。他屢次三番和諾夫哥羅德人發生衝突，因為後者喜歡和好商量的王公打交道，但一旦有侵略者威脅到他們的城池，他們又只能求助於瑞典和持劍騎士團的軍隊。威脅一旦解除，他們就會設法從野心勃勃的專制君主手中掙脫出來。韃靼人的出現和亞歷山大的選擇將會大大地削弱「大諾夫哥羅德殿下」迴旋的可能性，於是他們只能依賴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的王公。 蘇聯有位歷史學家曾寫道：「加利西亞的波雅爾是羅斯最反動的勢力。」對他而言，那些波雅爾「大肆宣揚要分裂成部族」，反對君主的中央集權，其反動本性暴露無遺。西南羅斯的鄰居匈牙利、波蘭、羅馬教廷，甚至神聖羅馬帝國，都會不知趣地插手干預加利西亞的波雅爾和沃里尼亞的王公之間的爭鬥。現有的勢力都在天主教西方尋求盟友，而此時西方卻夾在教宗派和皇帝派、教宗和皇帝之間被弄得四分五裂。西南羅斯，首先是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但還有切爾尼戈夫公國，公開反對金帳汗國。1254年，加利西亞—沃里尼亞的達尼伊爾由教宗加冕，成了小羅斯的君主。與韃靼人戰鬥的重任自此以後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1250年，雅羅斯拉夫的兒子亞歷山大和安德烈在金帳汗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既去了薩萊，也去了哈拉和林）之後，終於回國，兩人身上都帶了任命其為王公的札兒里黑。拔都支持亞歷山大，但在成吉思汗御座上臨朝稱制的貴由的寡妻斡兀立海迷失，卻對金帳汗國的主人充滿敵意，自然另有打算。從此以後，君臨基輔和羅斯全境的統治者便不再具有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大公的稱號了。 兄弟之中最年幼的安德烈在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的土地上接受札兒里黑稱制，而亞歷山大的大公頭銜也得到了批准。結果便出現了一個複雜的局面，導致衝突不斷。一方面，亞歷山大掌握著諾夫哥羅德、基輔以及佩列亞斯拉夫爾和德米特羅夫這些世襲的城市，這也就意味著安德烈得聽命於他。另一方面，諾夫哥羅德又依附於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這樣一來，亞歷山大又得聽命於安德烈。 安德烈和加利奇王公達尼伊爾的女兒結婚一事又讓弗拉基米爾和加利奇結了盟。亞歷山大的另一個兄弟、統治特維爾的雅羅斯拉夫也與之結了盟。哈拉和林發生的事件導致歷史之輪出現了即將再次轉動的跡象。在拔都的堅定支持之下，臨朝稱制的斡兀立海迷失被推翻。蒙哥繼任大汗。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於是去了薩萊，獲得了統治羅斯全境的大公稱號。換言之，1252年，雅羅斯拉夫的兒子在三十二歲的時候成了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諾夫哥羅德與普斯科夫、波洛茨克與維捷布斯克的大公。他的政治手腕由此可見一斑。 拔都的支持並不僅僅體現在授予亞歷山大的札兒里黑上面。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對大公上升之路的種種條件眾說紛紜。其傳記作者就說得很含糊：「亞歷山大尚未返回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