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帝國史 · 第一章 留里克帝國
1 歐亞大陸
整個歐亞史就是進行種種嘗試來創建統一的歐亞國。
——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柏林，1927年
我們都是歐亞人：對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穆斯林、東正教徒的聯合體進行保護，是歐亞理念的根本。
——《熔爐報》摘錄，莫斯科，1922年
1921年，歐亞和歐亞主義這兩個概念成為政治和科學詞語。俄國一群流亡在外的青年研究者出版了一本文集，名為《東方出口》。作者中有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哲學家、神學家、語言學家，他們都是革命和內戰、俄羅斯帝國崩潰的親歷者，這些事件令人想起俄國17世紀所經歷的「動亂時代」。「俄國滿目瘡痍。強壯的身軀四分五裂。靈魂動盪不安，受到毒害和衝擊……」所以，重獲希望才最重要。歐亞主義者新瓶裝舊酒，建議重提那個著名的理論，為俄國尋求一條特殊的道路，以履行其使命。俄國橫跨歐亞兩洲，只是它既無法認同歐洲，又無法認同亞洲，卻又既是歐洲，又是亞洲，在《東方出口》的作者看來，俄國乃是第三極，是一個獨立的世界。毋庸置疑，這些論點和「第三羅馬」的說辭很像。此外，在歐亞主義宣言出版的那一年，宣揚無須和蘇維埃政權為敵的理論家尼古拉·烏斯特里亞洛夫出現在了第三國際，有可能是想實現第三羅馬這一俄國理念。
歐亞主義者和其先驅一樣，也在鼓吹反對西方和「拉丁文明」，堅持認為俄國必須在兩個大洲之間走「第三條道路」。只是，這條道路並不會從正中央穿過。事實上，歐亞主義者很明顯是傾向於東方的。他們那本文集的名字在這一點上毫不含糊。十月革命讓他們覺得，俄國選擇西方道路已經失敗，現在有跡象表明必須轉向東方。首都從轉向西方的聖彼得堡重新回到莫斯科，這一做法似乎表明該國的歐亞主義本質已為人洞察。1920年，由共產國際組織的東方人民代表大會在巴庫召開，宣布要對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再次表明了歐亞主義特質。莫斯科的代表說：「儘管強敵環伺，蘇維埃俄國卻仍然能為俄國工農厲兵秣馬，但這麼做同樣也是為了印度人、波斯人、阿納托利亞人，引領他們同仇敵愾，共同邁向勝利。」
歐亞主義歷史學家認為千年以來，歐亞民眾始終在東方和西方之間搖擺不定，所以革命才會造成災難。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斷言：「整個歐亞史就是進行種種嘗試來創建統一的歐亞國。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四面八方都在進行這樣的嘗試。斯基泰人、匈人、哈扎爾人、突厥—蒙古人、斯拉夫—俄羅斯人都在進行這樣的嘗試。在這場歷史性的戰鬥中，勝利終將回到斯拉夫—俄羅斯人的手中。」
從傳統上來看，俄國歷史學家按照某某王公或沙皇的統治期，以及首都在哪座城市（基輔、莫斯科、聖彼得堡）這些標準，將過去劃分成了不同的時期。馬克思主義者有自己的劃分，以階級觀念為基礎。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則認為「歐亞」編年史需以俄國歷史上大草原和森林之間的關係來進行劃分。維爾納茨基從這一歷史進程的源起處看到了種種想要統一大草原和森林的嘗試，他賦予了大草原和森林這兩個概念以價值，但不是地理學或植物學上的價值，而是純粹的文化價值。這位歷史學家注意到南方和東方為求平衡而向北方/東北方移動的過程。統合森林和大草原才是最終目標，換言之，俄國的擴張將直達歐亞的自然極限。
在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所描述的歐亞空間內的歷史進程之中，有一點需特別引起注意，那就是「統一的歐亞國」這一概念。統一方能確保強大，在歐亞主義歷史學家眼中乃是絕對條件，是必須達成的偉大目標。
面對後革命時期這一條俄國歷史上新的道路，歐亞主義者又重新回到了俄國永恆的傳統問題上：是東方還是西方？是專制還是民主？當然，轉向東方，未來肯定會一片光明，但也許涅槃重生的俄國還有新的模式可以選擇。
19世紀末的哲學家、詩人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1853—1900)強烈支持東正教和天主教走到一起，他眼見時下對「東方」的痴迷，便質問俄國：「你想成為哪個東方？是薛西斯的東方還是基督的東方？」四分之一世紀之後，歐亞主義者的回答是：俄國的上方瀰漫著「統一歐亞的成吉思汗的陰影」。歐亞主義者摒棄傳統的拜占庭模式，而以成吉思汗及其後裔的蒙古帝國為榜樣，這是異教的專制帝國，所有臣民均需服從國家利益。
俄國歷史上的歐亞觀因危機而誕生。每一次，俄國失去了西方的領土，就希望轉向東方來恢復健康，集中力量來恢復以前的疆域。這是一片被自然邊界劃定的疆域，東方是太平洋，南方是荒漠，西方則是波羅的海。
2 時間和地點
廣袤的平原註定會獲得政治上的統一。
——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
俄國的大草原是亞洲大草原的延伸，和匈牙利大草原融為一體。從黃海到巴拉頓湖的這一整片草原大陸上遊蕩著遊牧民，他們從史前開始便跨越了極大的距離，尋找牧場。從亞洲腹地過來的遊牧民如波浪一般在大草原上鋪陳開。他們把草原上的居民趕走，而後者又把勢力更弱的遊牧民趕走，占據其草場。公元前5世紀，歷史之父希羅多德造訪了希臘在布格河右岸的殖民地奧爾比亞，親眼見到了這片空間的最初居民，後來，這兒就有了南俄大草原之名。
照希羅多德的說法，公元前1000年至前700年生活在黑海沿岸的初民辛梅里亞人並沒在身後留下多少印記。接踵而至的是斯基泰人，他們之所以出名，是因為他們的許多墓葬品被挖掘出來：黃金珠寶，餐具，武器。斯基泰騎士好鬥的形象也留存了下來，他們是頓河至多瑙河之間這片疆域的主人，在高加索地區及更遠的地方大肆劫掠。策馬馳騁，自由自在，不受奴役，那就是斯基泰人的形象，後世的俄國人受到這個形象的激發，也想把俄國人比擬於古代大草原上的戰士。
斯基泰人被來自中亞的薩爾馬提亞人趕走，後者同屬印度—伊朗語族。他們之所以能打勝仗，是因為武器裝備占優，有馬鐙、長矛和長刀。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3世紀初，薩爾馬提亞人占據了大草原。關於這方面的記憶仍然留存於世，特別是在波蘭語當中，所謂的「薩爾馬提亞人」就是指長髯飄飄的人。
後來的入侵來自北方，這和之前的情況不同。日耳曼部族中的哥特人穿過波羅的海，向西南進發而來。這些侵略者的東部分支東哥特人在德涅斯特河與頓河之間的河岸邊創建了國家。波羅的海和黑海第一次有了聯繫。4世紀末，哥特人被匈人趕走，匈人屬於突厥系。來自亞洲的匈人很快就占領了伏爾加河與多瑙河之間的大片草原。5世紀中葉，國王阿提拉長驅直入來到了羅馬的城門之下：歐亞帝國的輪廓開始顯現。阿提拉的王國在他死後便分崩離析。繼匈人而來的是離開亞洲、尋找草場的突厥遊牧部族阿瓦爾人（又名奧布雷人）。阿瓦爾人四處劫掠，不僅令南俄平原上的定居部落，也令日耳曼人和義大利人臣服。存在了一個世紀之後，他們便突然消失，和來時一樣突然。俄國編年史中有這麼一句俗語：「像奧布雷人一樣消失」，意思就是指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麼多遊牧部族從大陸腹地冒了出來，定居，然後消失，給人留下了一種變動不居的印象，這一過程持續數世紀之久，空間涵蓋喀爾巴阡山和高加索之間的地域。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究竟是誰在這片疆域上永久居住？隨之而來的還有另一個詰問：這麼多民族當中，斯拉夫人在哪兒，他們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斯拉夫人源頭在何處，針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久已有之，甚而到了後來，竟有愈爭愈烈之勢。資料稀少更是加劇了爭論的尖銳度，更摻雜著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歷史學家針對各個問題給出了不同的回答，這些回答時常自相矛盾，問題有：斯拉夫人真的源於東歐嗎？如果不是，那他們又來自何方，何時出現？羅斯人(Russy)給一個民族和國家賦予了名稱，他們究竟源自何方？俄國究竟是如何開始的？回答這些問題更是艱難，各種各樣的解釋層出不窮，但成文的資料少之又少，有旅人的敘述，也有拜占庭或哥特史學家的簡短提及，語言學和考古學提供的資料也無法完全彌補這個缺憾。歷史本質上就是以文字為基礎的。考古學、語言學、古幣學都只是輔助科目。
歷史學家的爭論持續了數世紀之久，但這樣的爭論後來也成為某種資料來源，可讓人更好地理解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過往。12世紀初出現的《往年紀事》的作者是僧侶涅斯托爾，這是第一部流傳至今的俄國史。對研究羅斯的全體專家而言，《往年紀事》都是信息的主要來源。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認為涅斯托爾是「斯拉夫派」，當代歷史學家列夫·古米廖夫認為他是「西方主義者」。前者寫於1903年，後者寫於1989年，兩位俄國歷史學家對12世紀的同行用了這兩個詞，將俄國歷史的巨大矛盾描述了出來。
不過，大部分研究者對羅斯初期歷史的看法意見一致。《往年紀事》開頭第一句，涅斯托爾對此作了概述：「……俄國的大地是否由此開啟？」
照《往年紀事》的說法，從喀爾巴阡山延伸至第聶伯河的疆域是斯拉夫先祖的故國。6世紀的拜占庭歷史學家，愷撒利亞的普羅科匹厄斯，及其同代人，哥特史學家約達尼斯，是最早提及安特、威內狄和斯克拉文斯拉夫部族的人，說他們在遊牧部族的壓迫之下，不得不遷徙他處。逃跑的阿瓦爾人把喀爾巴阡山分水嶺處的居民趕了出去。顯然，正是在那個時候，東斯拉夫、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人之間的聯繫由此中斷。對語言的影響尤其明顯。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對查理大帝戰勝哈扎爾人的戰事留下了深刻印象，遂給自己的君主賦予了「國王」(kral、krul)的稱號，而東斯拉夫人則從東方諸民族那兒借來了「可汗」(khakan)一詞。
從6世紀末到9世紀初，斯拉夫人持續在伊爾門湖和黑海西北岸之間的盆地里定居下來。《往年紀事》提到有15個部族，他們各自劃定了疆界。邊界經常都是河流。第一個提到的部族是波良人。《往年紀事》作者說他們定居在第聶伯河沿岸，而且好幾次提到他們的首都就是基輔。對在基輔寫作《往年紀事》的涅斯托爾而言，這是一個很基本的事實。《往年紀事》中列舉的河流湖泊讓人可以很清晰地了解斯拉夫部族的地理分布情況：第聶伯河、普里皮亞季河、德維納河、伏爾加河、索日河、奧卡河、謝依姆河、蘇拉河、傑斯納河、布格河、德涅斯特河、多瑙河。生活於伊爾門湖湖畔的部族建造了諾夫哥羅德。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指出，在《往年紀事》里有兩個事實，似乎標誌了俄國歷史的開端。第一個就是6世紀在喀爾巴阡山創建了一個龐大的斯拉夫部族軍事聯盟，領頭者是杜列別人的君主。當時他們正和拜占庭發生衝突，這是第一次統合東斯拉夫人的嘗試。第二個因素就是東斯拉夫人所定居的平原並無自然疆界，共分成兩個部分：北部是森林區，南部是草原。新來者基本上就定居在長條形的森林地帶。
第聶伯河成為東斯拉夫人所占領土的巨大的中軸線，這條皇家大道就是至關重要的經濟動脈。對希羅多德來說，除了尼羅河，第聶伯河不僅是斯基泰地區，而且是全世界物產最豐富的河流。這位希臘歷史學家盛讚河流沿岸豐美的草場，清醇甘甜的河水，豐富的漁獲，還有鹽土層。他提到了第聶伯河可以提供的各種可能性，幹流和支流將波羅的海和黑海連接了起來。早在公元前好幾個世紀，這條商路就被黑海北岸和亞速海東岸的希臘移民利用了起來，如奧爾比亞、赫爾松、泰奧多西亞、法納戈里亞等。
千年之後，《往年紀事》里最有名的內容至今仍具有現實性。有人懷疑它的真實性，認為那是後人不懷好意添加上去的。書中寫道，862年，斯拉夫人擺脫了向其索要貢品的瓦良格人之後，爭執了起來；內戰爆發，開始內鬥。諾夫哥羅德土地上的定居者於是決定向外國君主派遣使節，發出了這樣的請求：「我們的國家廣袤富饒，但動盪無序……望來統治我們。」
諾夫哥羅德的使節走海路，前往斯堪的納維亞的瓦良格人那兒。三個兄弟——留里克、西涅烏斯、特魯沃爾——在親兵的護衛下，回應了來訪者的邀請。年紀最長的留里克便成了諾夫哥羅德王公：留里克王朝先後統治了基輔和莫斯科，時間達數百年之久，直至16世紀才滅亡。留里克的兩兄弟也有了自己的公國，親兵的一個成員阿斯克爾德也成了基輔王公。
《往年紀事》記載的「諾曼人來訪」這段歷史是俄國初期歷史上爭議最大的一個片段。看對待這段歷史的態度如何，便能衡量俄國人「愛國主義」的程度有多少。1749年9月6日，出現了「諾曼人」和「反諾曼人」的支持者，那天，官方史家、聖彼得堡帝國科學院院士格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宣讀了他一年一度的報告。那年，報告論述的是俄羅斯人及俄羅斯之名的由來。米勒院士的報告是以前輩泰奧菲爾·西格弗里德·拜耶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撰寫的，他的理論是，基輔羅斯是由諾曼人創建的。與會者聽聞此言，發出憤怒的呼喊，使他根本無法繼續闡述自己的觀點。另一位院士、天文學家N. 波波夫說，作報告者「玷污了我們的人民」。他們一直吵到了女皇伊麗莎白·彼得羅夫娜跟前，於是女皇就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委員會委員中有大名鼎鼎的俄國學者米哈伊爾·瓦西里耶維奇·羅蒙諾索夫。他的觀點很明確：德國人的觀點「醜惡至極」，米勒的研究損害了帝國的利益和榮耀。引發公憤的這位院士的出版著作全部遭到沒收和銷毀，而且他被禁止再從事俄國古代史的研究。
這場爭吵一直到19世紀和20世紀仍然甚囂塵上。所有人依據的都是同一個來源，「支持諾曼人」的一方和「反對諾曼人」的一方彼此找出最有說服力的論據來支持各自的觀點。「諾曼」理論反對者的愛國激情對這場爭論更是火上澆油。在對德戰爭最白熱化的時候，院士鮑里斯·格列科夫寫了一篇文章，他認為「邀請瓦良格人」的理論是不愛國的行為，斷言高度發達的強大的俄國從6世紀起就已存在。史達林去世後，官方對俄國古代史的觀點也沒有改變。1963年，安德烈·阿馬爾里克因為寫了一篇名為《諾曼人和基輔羅斯》的論文而被逐出了莫斯科大學。1978年，院士德·利哈喬夫在給《往年紀事》作注的時候強調：「留里克、西涅烏斯和特魯沃爾的傳說來自大海的另一邊……純粹是《往年紀事》的作者在生搬硬造，胡寫一通，這純粹是作者個人的假設，現在不能再這樣認為了。」
必須承認的是，《往年紀事》的作者對這起事件的描述特別混亂。照涅斯托爾的說法，諾夫哥羅德的使節被派到了「大海的另一邊」，可這一說法很不精確。接下來他又做了一些澄清：「他們來到了瓦良格人那裡，也就是羅斯人那裡。這些瓦良格人號稱羅斯人，就像有的人被叫作瑞典人、諾曼人、盎格魯人一樣……」他這麼明確一說，又引出了一系列問題，重要的有：他們是否邀請了外國人來統治？如果是的話，是誰？涅斯托爾為什麼把瓦良格人和羅斯人等同起來？換句話說，羅斯這個詞發源自哪裡？最初的俄羅斯之名是從哪裡來的？次要問題是：斯拉夫人和羅斯人之間是什麼關係？可涅斯托爾的回答是：「斯拉夫人就是俄羅斯人，和名為羅斯的瓦良格人很像，只是他們以前叫作斯拉夫人。」「反諾曼」派則斷然拒絕了將瓦良格人和羅斯人相等同的說法。
現在，我們還是得設法洞穿這些歷史迷霧。新的假設和理論已經出現。有的研究認為，居住在波羅的海沿岸的斯拉夫部族可以提供解開謎團的鑰匙，因為不管瓦良格人是否被請去營救，他們毋庸置疑都是斯拉夫人的起源。在波羅的海的呂根島上，從6世紀開始便生活著一個斯拉夫部族，德國編年史家把他們叫作羅斯。因此，可以假設斯拉夫—羅斯人來到了諾夫哥羅德。但他們的親兵里也有維京人。他們在諾夫哥羅德及其周邊地區定居下來之後，便南下至第聶伯河，建立了基輔國。哈佛大學教授、烏克蘭裔美籍學者奧梅利揚·普里察克提出了一種出乎意料的理論。這位歷史學家以6世紀至8世紀的阿拉伯語、希臘語和拉丁語文獻為基礎，發現在羅馬的高盧地區以及羅德茲這座城市周邊地區有羅斯人出沒，8世紀的時候，這些羅斯人的拉丁名字叫作魯特尼奇斯人(Rutenicis)，法語叫作魯西人(Rusi)。阿諾德·湯因比則認為羅斯一詞源自瑞典語Rodher，意思是「槳手」。
對舊俄史的研究尚無法對遙遠的過去提出的這些問題遽下定論，要下定論也不可能，但可以拓寬我們對往昔時代的認識，只要不聲稱那是絕對真理即可。我們很清楚真理不會從爭論中產生。對俄國及俄國人起源的爭吵並沒有涉及一個公認的事實：9世紀，羅斯進入了歷史。那個時代的編年史家、回憶錄作者、旅人提到的不只是斯拉夫部族，他們所講述的事件中的相關人等都是波羅的海和黑海之間這片空間的居民。編年史家特別認為：860年6月18日，俄羅斯人駕著二十艘船隻，包圍了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他們在周邊大肆劫掠，於6月24日撤圍，來無影，去無蹤，就這麼悄然離開了。
那個時代的成文歷史中羅斯的突然出現其實有邏輯可循，用晚近的詞彙來描述的話，就是「地緣政治」。7世紀中葉，阿拉伯帝國的誕生將地中海一分為二：南部為穆斯林區，北部為基督徒區。阿拉伯人從9世紀起便在開疆拓土，使地中海成了他們的領地，從此使之與西方的商貿無緣。於是，商人們便折向北方。新的商路在北海、萊茵河、波羅的海打開。《往年紀事》對「從瓦良格人到希臘人的通路」作了詳盡無遺的描述：他們南下第聶伯河，再拖著船（俄語叫作ladia，希臘語叫作monoxyles）前往洛瓦季河，從那兒前去沃爾霍夫河、涅瓦河、「瓦良格之海」（波羅的海）；再從那兒前往羅馬，從羅馬去君士坦丁堡；然後再去黑海，再是第聶伯河。
這條商路以第聶伯河為主幹，將整個俄羅斯平原整合成了一個體系，東北方向可通往波羅的海，西南方向可通往伏爾加河流域和頓河流域，以及裏海、亞速海和黑海。商路同樣還可以從森林帶通往草原區。在「從瓦良格人到希臘人」的那條通路的沿線，商隊的歇腳處變成了武裝加固的商行，之後又變成了城市。城市數量愈來愈多，涅斯托爾的記錄只列出了其中幾個最重要的城市，如基輔、佩列亞斯拉夫爾、切爾尼戈夫、斯摩棱斯克、柳別奇、諾夫哥羅德、羅斯托夫、波洛茨克，商貿不可謂不發達。M.季霍米羅夫列了一份名單，共有238座城市，照某些歷史學家的說法，這份名單還不夠完整。俄羅斯歷史上第一座都城基輔占據了特殊的地位。編年史說這座「俄羅斯的母親城」建於862年。
3 鄰居：哈扎爾人、拜占庭人和其他人
有界石和邊界，就有爭吵和戰爭。
——俄羅斯諺語
《往年紀事》這部起源編年史講述了12世紀初之前兩百年的舊事，它將作者所認識的世界劃分為三個人群：「斯拉夫人」「別處的人」「外族人」。專講斯拉夫人的那一部分寫得相當模糊，很難搞清楚斯拉夫人在什麼地方停下了腳步，羅斯起於何時，瓦良格人又占據了哪個地方。我們已經發現，儘管有不少歷史學家駁斥了書中的這個段落，認為那是後期添加上去的，但仍有一些歷史學家努力想要了解作者的想法。波蘭歷史學家亞·布呂克納從中得出的結論是：「誰能對羅斯這個詞做出正確的定義，誰就能找到古俄羅斯歷史的鑰匙。」撇開對「起源」的爭論不談，可以承認的是，對涅斯托爾而言，斯拉夫部族之間的相似性是很明顯的。但作者又一次指出：「諾夫哥羅德人……屬於瓦良格人一系，但他們以前是斯拉夫人。」後來，在講述基輔羅斯歷史的時候，他指出了瓦良格人的「斯拉夫化」。反正，不管怎麼樣，他相當確定地認為「兩者相近」，都是「我們自己人」。用他自己的話說，「別處的人」是指定居于波羅的海兩岸和伏爾加盆地內的芬蘭部族。斯拉夫人對芬蘭部族的殖民總體很平和，起於7世紀，終於9世紀初。「外族人」是指鄰近的敵對部族，他們在穿越大平原的時候，和斯拉夫人發生了衝撞。
少數走遍那片地區的旅人會留下一些親歷的文字，在他們的筆下，那是一片遍布沼澤和森林的土地，居民以狩獵、捕魚、養蜂、農耕為生。同一個時期，「從其他地方來的」客人發現那兒存在大量城市。他們說：「那片土地上遍布城市。」這是很好的證據，表明那兒商貿發達。涅斯托爾的記錄讓我們了解到，「6367年（公元859年），大海那邊的瓦良格人向楚德人、斯拉夫人、梅里亞人和所有克里韋齊人徵收貢賦，而哈扎爾人則向波良人、塞維里亞涅人和維亞蒂齊人……徵收貢賦」。對《往年紀事》的作者來說，芬蘭—斯拉夫部族都是「自己人」，而瓦良格人和哈扎爾人都是敵人。還要補充的一點是，瓦良格人就在商路開端的波羅的海這兒，而哈扎爾人則在另一頭，占據著通往黑海，進而是拜占庭的大草原。
隨著（受邀而來，或自行前來的）斯堪的納維亞武士不再局限於零敲碎打的劫掠，而是靠徵收貢賦，牢牢地紮根於被占領土上，瓦良格人和當地人關係的性質也就發生了改變。加固的城池，商路上的商行，都成了公國的首府。千年以後，多卷本《俄羅斯國家史》(1808—1824)的作者尼古拉·卡拉姆津認為：「俄羅斯能存在於世，且揚名立萬，變得如此輝煌，均應歸功於那一代聲名赫赫的瓦良格人……」但他對哈扎爾人的態度就截然不同了。
和其之前的大量突厥人一樣，哈扎爾人也是突然從亞洲腹地冒出來，出現在南俄草原上的。對文獻學家而言，哈扎爾人(Khazars)名稱的根源kaz就是「遊牧民」的同義詞。我們在哥薩克的名稱，或哈扎爾人的名稱里都發現了這一點。我們並不知道哈扎爾人究竟是何時出現在歐洲的，但他們的國家中心在北高加索地區，在6世紀的時候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下一個世紀的中葉，西突厥人開始衰落，之後到了8世紀，哈扎爾人的勢力達到頂峰。哈扎爾人占據著裏海盆地和黑海盆地，在高加索地區阻擋了阿拉伯人入侵的步伐。哈扎爾國就在國際商貿的中心地帶。依據當時人的親歷證詞，拜占庭樞密院寫給哈扎爾可汗的信件上蓋的金印，要比寄給教宗或西方皇帝的金印更厚重。儘管拜占庭皇帝明令禁止娶蠻族公主為妻，但哈扎爾君主的女兒卻時常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御座。皇帝利奧四世在紀念其母親的文字中就被稱為「哈扎爾人」。
一個半世紀以來，俄國的學生從普希金那首名為《智者奧列格之歌》(1822)的詩歌中學到了「哈扎爾」這個詞。詩人在詩中講到了俄國最初的君主之一奧列格想要懲罰「不通情理的哈扎爾人」：為了懲罰哈扎爾人的「野蠻掠奪」，這位君主決定焚燒敵人的村莊和土地。在那個時代，這樣的行為對雙方來說都是很正常的事。俄國歷史學家對哈扎爾人並無任何深仇大恨，顯然也沒有理由要去痛恨對方。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哈扎爾人的桎梏對第聶伯河的斯拉夫人來說並沒有太嚴厲，也不太恐怖。相反，他們並沒有剝奪東斯拉夫人外部的獨立性，而是提供給東斯拉夫人經濟上的大量好處。從那時起，對乖乖上繳貢賦的第聶伯河畔的人而言，大草原的河道都是暢通無阻的，可以直通黑海和裏海的市場。」中世紀學者I. 戈蒂耶寫道：「對臣服者友好的態度和宗教上的寬容使哈扎爾人得以在四個世紀之久的時間裡創建並維持了一個龐大的國家，這個國家從克里米亞一直延伸到亞伊克河（烏拉爾河）地區，一路並無自然邊界的阻隔。他們武器精良，成就了哈扎爾和平(Pax Khazarica)，那個時期，哈扎爾人統治了從裏海到第聶伯河的出海口、從高加索山到中亞森林的廣袤地區。」1
1：J. V. Got』e,《Xazarskaja kul』tura》, Novyj vostok, no 8—9, Moscou, 1922, pp. 290—292.
20世紀40年代，俄羅斯人和哈扎爾人的關係（或者說他們對哈扎爾人的態度）開始惡化。哈扎爾國成了重新正確闡釋過去和現在的求之不得的機會。事實上，8世紀，哈扎爾君主布蘭及其朝臣就改宗了猶太教。可汗摒棄了源自阿拉伯人的伊斯蘭教和拜占庭的基督教，選擇了一個「中性的」宗教。
這起持續了數世紀之久的事件，原本只有歷史學家感興趣。1952年1月，一篇文章對1936年出版的《哈扎爾史論》一書的作者、傑出的古俄史專家米·阿爾塔莫諾夫教授的作品進行了詆毀。阿爾塔莫諾夫提出的觀點特彆強調了哈扎爾人對基輔羅斯的影響，但當時並未過度引起注意。十五年後，形勢發生變化。準備重版此書的阿爾塔莫諾夫教授遭到了指控，說他削弱了俄國古代文化的重要性，篡改了歷史，美化了哈扎爾國。文章宣布：「哈扎爾汗國乃是原始部族的聚合體，在東斯拉夫人創建國家的進程中並無任何正面作用。」阿爾塔莫諾夫教授的《哈扎爾史論》經過改寫之後，於1962年出版。修改的痕跡相當明顯，從諸如「沾染猶太色彩的寄生階級」「軍事猶太主義」這樣的說法就能看出來。
1989年出版了列夫·古米廖夫的鴻篇巨製《古俄羅斯和大草原》。身為歷史學家和人種學家的作者採取了極為特別的角度：「對羅斯起源的研究，就是對俄羅斯—哈扎爾關係史的研究……」對他而言，哈扎爾國是兩個後來敵對數世紀之久的民族首度相遇的地方：照古米廖夫的說法，猶太人和斯拉夫人（俄羅斯人）一代表惡，一代表善，一代表病態，一代表健康。他寫道：「哈扎爾民族的悲劇」恰恰在於這個民族「在宗教方面持完全不加區分的寬容態度」。這種「不加區分」達到某種程度之後，他們的可汗就改宗了猶太教，由此便導致了一個世紀之後哈扎爾國的滅亡。此外，基輔王公斯維亞托斯拉夫又給了他們致命一擊，於965年將哈扎爾國的都城伊提爾洗劫一空。
列夫·古米廖夫對哈扎爾國的怨氣是多重的：在他看來，哈扎爾國控制斯拉夫各部族，讓他們上繳貢賦的做法是錯誤的，成為「商業強國」的做法也是錯誤的，換句話說，哈扎爾國將對外貿易，尤其是奴隸貿易看得太重，受西方的影響太深。不過，主要受到責備（控訴）的地方還是國家領導層公然宣揚猶太教。歐亞大草原各民族當時並不了解國家宗教這一概念，可汗的選擇並不必然會擴及整個部族，部族仍然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古米廖夫強調，哈扎爾國民眾中間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異教徒都受到了「伊提爾猶太主子」的壓迫。
猶太教是通過拉多尼特商人傳入哈扎爾人中間的，拉多尼特商人講波斯語，「熟悉各條道路」。8世紀中葉的國際局勢可以表明，猶太商人為什麼會最早找到東歐的通途。從7世紀中葉起，穆斯林和基督徒便殺得難解難分。古羅馬帝國希伯來一系的公民被各方視為中立方，可以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從馬賽前往北非，然後再去君士坦丁堡，從那兒抵達哈扎爾人的都城。他們的主要「商品」均由奴隸構成，列夫·古米廖夫認為這樣的貿易「令人作嘔」。對我們來說，不這麼想是不可能的。但這位歷史學家也不喜歡拉多尼特商人的奢侈品交易。他寫道：「用20世紀的語言來翻譯的話，這樣的交易就等於非法買賣外匯和販賣麻醉劑。」不過，我們要問的是，以「用20世紀的語言來翻譯」這種說法來思考過去是否合適。8世紀，奴隸貿易和奢侈品貿易一樣，都是特別受人尊敬的職業，對20世紀來說，這樣的交易會在《古俄羅斯和大草原》一書作者的心中引起極大的反感。
將我們的觀念，或我們的喜好投射到過去，將不相匹配的年代轉變成可資調節的意識形態武器，有時會導致奇怪的結果。奧梅利揚·普里察克在闡釋自己的俄羅斯起源觀念時，採用了9世紀的阿拉伯作者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證詞，此人是阿拔斯哈里發帝國的情報部門首腦。所有俄國歷史學家都會提及此人，因為他第一個提到了羅斯的存在。照俄國歷史學家所援引的這位阿拉伯作者的說法，俄國商人「將松鼠皮、灰褐色的狐狸皮以及利劍從斯拉夫疆域最遠處一路運往黑海」，但他們卻沒提及作者還說到了奴隸貿易。奧梅利揚·普里察克給出的信息更完整：伊本·胡爾達茲比赫提到了兩個專做奴隸貿易的國際貿易商行，一個是拉多尼特猶太人的商行，另一個是非猶太人的羅斯商行。此外，拉多尼特人在750年至830年間特別活躍；繼之而起的羅斯人由於確立了一條從波羅的海發軔的商路，故而又超越了拉多尼特人，而這條商路就是很有名的「從瓦良格人到希臘人」的商路。
前往黑海可以使東斯拉夫人接觸到他們強大的鄰居拜占庭。和東方帝國的相遇將在俄羅斯的歷史上起到關鍵的作用。一位蘇聯歷史學家寫道：「俄國建國，才能和拜占庭發展關係。由於渴望和君士坦丁堡確立定期聯繫的通道，俄國便以武力開道，越過拜占庭外交部門絞盡腦汁想出的種種障礙。」我們先撇開這位歷史學家所謂的通過武力建立穩固關係的說法，指出文中的年代錯誤，而這個錯誤正在於「俄國」這一表達法。當然，9世紀的時候，俄國尚未走出未成形的狀態。
想要和當時那個時代強大的帝國、主要的市場保持聯繫，開闢通往「希臘人」的道路，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點毫無疑問。君士坦丁堡的富饒沒法不讓人心動。但維京人主要並不是商人，他們首先是海盜、匪徒。瓦良格人的船隻於860年出現在君士坦丁堡的城牆前，在同時代的人看來，這絕不是來通商的。況且，此時瓦良格人的斯堪的納維亞親戚還從瑞典東部而來，向西歐發起進攻：845年和885年，丹麥人圍攻巴黎，1016年，他們在英國建立了王國；之前的839年，挪威王公托格西爾當上了愛爾蘭的國王。維京人攻占新的土地，並在那兒紮根，與當地人混居在一起，讓自己的名字成為國家的名字。
瓦良格人、羅斯人也是這樣。瓦良格人的親兵南下黑海和亞速海之後，便在通往拜占庭都城的道路上和各個民族相遇，他們既與之作戰，又與之締結聯盟，從事商業活動。7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強勢的保加爾王國出現在庫班和亞速海之間。他們很快就分成了兩部。一部原地待命，另一部向西進發，跨越多瑙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讓拜占庭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之中。761年，保加爾汗向君士坦丁堡進軍，但被擊敗。811年，又發生了一場新的戰事，最終以拜占庭的軍隊失敗告終。皇帝在戰鬥中陣亡。征服者克魯姆汗遵照匈人的風俗，命人將其頭顱製成酒盞。到9世紀中葉，鮑里斯汗皈依基督教，起源於突厥人的保加爾人便逐漸開始斯拉夫化。
9世紀初，在頓河和第聶伯河之間生活著馬扎爾人，他們是另一個突厥部族，因遭大草原上的遊牧民佩切涅格人驅逐，遂併入哈扎爾國，然後便來到了多瑙河三角洲。
《帝國行政》一書收入了大量其他文獻中不見的事實，尤其是關於10世紀上半葉拜占庭與其鄰國，主要是羅斯之間的關係，在這本書中，「生於紫室」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披露了帝國外交政策中的幾大原則。第一就是讓鄰國互相撻伐，這當然不是君士坦丁首創的。拜占庭的外交官都是玩弄「分而治之」謀略的高手。在這個龐大帝國的所有邊界地帶，各個民族打得你死我活，或被君士坦丁堡打擊，或被其收買。因此，到了9世紀末，皇帝利奧四世在和保加爾人的沙皇西緬打仗的時候，就讓馬扎爾人過來幫忙。阿爾帕德率領軍隊侵入保加利亞，燒殺搶掠。保加爾人便只能向當時俄國大草原的霸主佩切涅格人求助。他們從背後攻打馬扎爾人，迫使後者逃入特蘭西瓦尼亞躲了起來。
瓦良格人受邀來到（或自行前來）諾夫哥羅德，發現了通往「希臘人」的道路，於是就融入了拜占庭的外交政策之中。他們和拜占庭打來打去，又與之締結和約，建立聯盟。結果拜占庭又融入了瓦良格伊戈爾大公國的對外政策，此時，後者正將諾夫哥羅德的首府遷往基輔。基輔羅斯由此誕生，俄國歷史也正式開始。首都的變化（接下來還有多次變化，這是第一次）使歷史的天平又晃動了起來，從而使羅斯人從西向東行進，之後又從東往西，從森林進入草原，之後又從草原來到森林。
4 最初的步伐
俄國的歷史就是被殖民的歷史。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最初的步伐踏在了海上。882年，諾夫哥羅德王公、無數城池和土地的主宰者留里剋死後三年，其繼任者奧列格外出征伐。他的親兵里就有瓦良格人、《往年紀事》的作者所說的「發現者」以及「初代移民」，換句話說，就是斯拉夫人和芬蘭人這些本地的居民。攻占斯摩棱斯克之後，奧列格在該地派人駐守，便順第聶伯河南下，一直來到「山丘上的一座小城」。這座「小城」就是基輔。
奧列格施巧計，將該城的統治者阿斯克爾德和季爾誘至陡峭的河岸上，對他們說要剝奪他們的權力，理由是他們並非出身於王室，要立留里克的兒子小伊戈爾當王公和繼承人。阿斯克爾德和季爾後來都被殺害，奧列格便著手統治基輔，使之成為「俄國城池之母」。
俄國唯一一部記述「初始之初」歷史的《往年紀事》就是這樣記錄俄國最初的情況的。歷史學家正確地注意到洞窟修道院的僧侶涅斯托爾是1122年在基輔寫下這部作品的，也就是與所提到的那些事件相距一個半世紀；他們還指出，後來有過兩次修訂、重寫、補足、訂正。我們現在仍然缺少其他文獻，所以沒法不去理會涅斯托爾的記錄。確實，依照歷史學家的觀點的不同，還有時代需求的不同，人們仍有可能對《往年紀事》進行分析、闡釋、討論和駁斥。
王朝的創建者留里克是個頗為神秘的人物，他的行為和生平全都無法證實。相反，奧列格是俄國歷史上第一個可以求證的人物。他的存在以及所作所為其實都可以通過拜占庭的文獻來加以證實。帝國的歷史學家記錄道，860年，瓦良格人的船隻出現在君士坦丁堡城牆下。但這兒的敵人仍然是無名無姓的。907年，將基輔交給伊戈爾之後，奧列格便「向希臘人進軍」。他聚集了一支龐大的軍隊：編年史家列舉的參與戰事的部族不少於12個，其中還沒算上瓦良格人。奧列格「或騎馬，或坐船」，奪取了君士坦丁堡。數字可以讓人了解他的軍隊究竟達到何種規模：2000艘戰船，每艘船運載「40個人」。但我們也知道，古代的文獻都喜歡誇大參加戰事的軍隊的規模。不過，俄羅斯人在滿目瘡痍的拜占庭都城周邊地區打的勝仗，可以證實奧列格軍隊的強大。《往年紀事》描寫了這場由奧列格領導的戰鬥：「……他在城市附近地區殺了許許多多希臘人，摧毀了大量宮殿，將教堂付之一炬。俘虜有的被刀刃穿透，有的遭到折磨，還有的被火燒死，或被投入海中溺死。俄羅斯人還讓希臘人遭了其他許多罪，這是對待敵人的慣例。」
奧列格的軍力還得到了拜占庭人的行為證實：俄羅斯人的入侵讓拜占庭人驚慌失措，王公說要多少貢賦，他們就願給多少貢賦。俄羅斯人於是簽署了第一份國際協議：和平達成（911年得到批准），從而使俄羅斯人有權在帝國的都城自由行商。城郊有一個地方專門保留給了他們，雙方在衝突的管理模式、交換及贖買俘虜、收回在逃奴隸和罪犯等方面都達成了一致意見。
拜占庭的文獻並未提及奧列格的戰事，這一空白使某些歷史學家對《往年紀事》中的記述產生了懷疑。1938年，《俄國古代文學史》一書的作者古茲教授提出了一種假設，即「對俄國君主戰爭凱旋的記述」乃是詩意的杜撰。196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鴻篇巨製《拜占庭史》認為從一些阿拉伯作者那兒獲得的發現影射了奧列格的那場戰事，所以「再也不能懷疑其真實性」。
《往年紀事》記錄了號稱智者的奧列格之死，他統治了三十三年，三十年都在基輔。公國傳到了留里克的兒子伊戈爾手上。後者繼續遵循奧列格的政策，攻城略地。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講到了「戰爭和燒殺搶掠」。從中可以看出王公努力為國家擴展邊界的行為有其邏輯性。奧列格選擇了從諾夫哥羅德到基輔、從拉多加湖到黑海沿岸的商路作為中軸線。他入侵第聶伯河的左岸（對陣塞維里亞涅人和拉蒂米奇人）和右岸（對陣傑列夫良人），以期保衛基輔羅斯的兩翼。儘管遠征的目的是獲取土地，但領土本身的重要性遠比人口的重要性低，有人，就能徵收貢賦，可以讓奴隸當兵。
伊戈爾擴大了侵略的範圍。912年至913年，他對裏海西岸和南岸發起戰事。五百艘戰船運載他的親兵洗劫了吉連、塔巴里斯坦、希爾萬，奪得了大量戰利品。但返程的時候，王公的軍隊被哈扎爾汗擊敗。還得進一步行動才能阻止伊戈爾。無疑，他的計劃暫時擱淺，尚需時日來重建軍隊。《往年紀事》提到，916年，出現了佩切涅格人：「佩切涅格人第一次來到了俄國的土地上。」源自突厥的這個草原民族將住在南方大草原達一個多世紀之久。基輔王公和佩切涅格人保持了和平，後來在劫掠拜占庭的時候，提議與之結盟。941年，伊戈爾的輕型戰船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入海口與希臘戰船對壘，後者有一種武器相當強大，而且頗為神秘，那就是希臘火。阿諾德·湯因比說那就是凝固汽油彈，這種化學物質觸水即燃，而且無法撲滅。這次戰敗並沒能讓伊戈爾喪氣。943年至944年，和三十年前一樣，他又對外高加索的裏海沿岸發起進攻，隨後又於945年再次向拜占庭進軍。拜占庭皇帝派出了使團，後者在多瑙河上與俄軍相遇，並說服俄軍與之締結了和平條約。這份條約和911年的相比並無不利之處，基輔人獲得了一些商業上的好處，但作為交換，他們要幫助拜占庭守衛其在克里米亞的定居點。無論成功與否，伊戈爾的幾場戰事終於讓基輔羅斯進入了拜占庭的政治範疇，這一點毋庸置疑。帝國一方的親歷者是這麼記錄的：親兵於944年締結條約，其中一批人在君士坦丁堡的聖以利亞教堂宣了誓。但《往年紀事》說奧列格及其戰士是「根據羅斯的法律宣的誓」，也就是說他們遵循的是異教的儀式：「他們以自己的武器、佩倫神以及主牲畜的沃洛斯神起了誓。」兩份條約之間隔了三十年，其間，基督教進入了基輔羅斯，雖然大多數人口仍然信奉異教。
和拜占庭簽訂條約的那一年，伊戈爾還沒從戰場回來，就重新開始對傑列夫良人徵收賦稅。「生於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在其著作《諸民族》（10世紀中葉）就講到了基輔王公向斯拉夫人徵收賦稅的情況。11月，王公及其親兵開始出發，行程一直持續到4月。此時，第聶伯河已不再冰封，可以帶著財寶重返基輔。但涅斯托爾的記錄所講述的歷史並不尋常，因為當時的人都還留有記憶。作者寫道，945年，伊戈爾的親兵向王公宣稱，他在傑列夫良土地上的代表斯文涅爾德督軍率領的軍隊要比君主的親兵過得好。伊戈爾的人建議他返回已繳清貢賦的傑列夫良人那兒，進行第二次徵收。伊戈爾同意了。他們再次從傑列夫良人身上搜颳了一遍，涅斯托爾說得很明白：「他們依靠的是武力。」伊戈爾沒有阻止這種做法。他再次派遣親兵前往基輔，率領一小隊士兵第三次來到傑列夫良人那兒。但一連三次就太多了。傑列夫良人說：「如果狼養成進羊圈的習慣，就會逐漸把整個羊群奪走，除非把狼給宰了。」於是，他們從所在的城市伊斯科羅斯堅城出發，「向伊戈爾進軍。他們殺了伊戈爾和他手下的士兵」。
歷史學家對伊戈爾這麼做的理由產生了分歧：有人認為伊戈爾就是殘暴無情，另有人認為傑列夫良人桀驁不馴，還有一些人則認為伊戈爾太自信，第三次去徵收稅賦的時候，竟然只帶了一小隊士兵。列夫·古米廖夫手頭並沒有掌握任何特別的文獻，只是憑「直覺」認為伊戈爾之所以會不得善終，是因為「受到了哈扎爾國王約瑟夫的影響」。照我們現在的歷史學家的說法，作為可汗附庸的基輔王公學會了「給猶太人惹麻煩，絲毫不會考慮那些人的感受」。
伊戈爾死後，基輔的權力傳到了他的寡妻奧爾加的手上。《往年紀事》的記述極具復仇故事的色彩，說女王公報了殺夫之仇。她絞盡腦汁，四次懲罰了傑列夫良人，最終大功告成，摧毀了伊斯科羅斯堅城：「她奪取城池，將之付於一炬，將長者押為俘虜，其餘人等悉遭屠戮，第三等人則淪為奴隸，餘下的人需終生繳付貢賦。」
奧爾加的統治持續了大約十七年，這段時期相對平靜。《往年紀事》沒有提到類似伊戈爾時期那樣的戰事，但提到了女王公在行政管理上的舉措，特別是對稅務的徵收進行了改革。她取消了王公的冬季遠征行動，而代之以驛站(pogosts)體系，類似於負責為國庫添加進項的部門。
954年至955年，奧爾加皈依基督教。《往年紀事》認為這起事件是在君士坦丁堡發生的，但大量歷史學家認為女王公是在基輔行的洗禮。但毋庸置疑的是，她於957年去了君士坦丁堡，在那兒受到了皇帝的接待，這有希臘史料為證。「生於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在其《儀式書》中詳細描述了那場在豪華宮殿里接待女王公的慶典活動。對女王公的接待雖然頗為莊嚴肅穆，但顯然並不屬於最高規格，因為奧爾加對此頗為不滿。
拜占庭認為，某某王公皈依了基督教，也就自然成為帝國的藩屬。959年，心心念念想要保持獨立的奧爾加向日耳曼國王鄂圖一世派去了使團（德語文獻特別指出這件事為女王公本人倡議），懇求國王幫她獲取新基督徒所需的品級。國王並不急於滿足她的要求。這件事拖了很長時間。最後，特里爾聖馬克西姆修道院的亞德伯被派往了俄國。亞德伯沒什麼熱情，斯維亞托斯拉夫王公在基輔的御座上對他的接待也很冷淡，於是他的這次使命徹頭徹尾地失敗了。儘管特里爾的亞德伯從這次艱險的行程中安然回返，但他的大批隨從都死在了路上。羅馬教會沒有抓住奧爾加女王公提供的這次機會並從中獲益，顯然是因為沒有意識到基督教此時已經分裂成了兩部分。
奧爾加給兒子斯維亞托斯拉夫（他是第一個起了斯拉夫名字的俄國王公）留下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國家。儘管斯維亞托斯拉夫拒絕改宗，仍奉異教，但《往年紀事》作者筆下的這位新上台的王公仍然相當生動，看得出作者很樂於這樣描寫。他說王公步伐雄勁有力，猶如虎豹，穿戴簡樸，舉止仍如戰士一般粗獷（「他不會把肉燒熟，而是把馬肉、牛肉或其他肉類精細地切成塊，放在炭火上烤，就這麼吃」）。伊戈爾和奧爾加的這個兒子精力極其充沛，勇敢無畏，遵守騎士的準則（他仍然保留警告敵人的習慣：「我要向你們過來了！」），正屬於維京頭目的那種類型，既有戰略家的才能，又有建立帝國的雄才大略。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說他是「瘋狂的瓦良格人」。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把俄國史看作歐亞民族的發展史，對他而言，斯維亞托斯拉夫·伊戈里耶維奇在這片靠他來發展的地理空間內，擁有能將自己統治的民眾聯合起來的能力。
《往年紀事》說斯維亞托斯拉夫「作戰經驗豐富」。事實上，在他統治的八年時間裡，可以說戰事不曾停歇過。身為基輔王公，他最初是和哈扎爾人打仗。奧列格和伊戈爾曾經打敗他們，但只是局限於入侵這個強大的國家的領土，打勝仗的時候，也只不過奪取了豐富的戰利品。斯維亞托斯拉夫要發動的是一場戰爭。964年，他奪取了奧卡河，征服了向哈扎爾人上貢的維亞蒂齊人。翌年，斯維亞托斯拉夫的親兵乘船順奧卡河和伏爾加河而下，攻占了哈扎爾人的重要城池伊提爾和薩克爾（白堡），將之劫掠一空。哈扎爾汗國還遭到了致命一擊：伏爾加河下游成了基輔王公的囊中之物。
還沒來得及立穩腳跟，斯維亞托斯拉夫便於967年又發起了新的戰事，這次的目標是多瑙河。那時，拜占庭對他發出了邀請，並送給他一千五百斤黃金。皇帝尼基弗魯斯·福卡斯決定不再遵守927年簽訂的向保加爾人繳納貢賦的條約。羅斯的親兵立刻發動襲擊，要向多瑙河的保加爾人證明他們有多脆弱。照列夫·古米廖夫的說法，由於王公常年在外征戰，他那信奉基督教的母親奧爾加便在基輔取而代之，所以，異教徒斯維亞托斯拉夫·伊戈里耶維奇當時很難忍受基輔。女王公身邊信奉基督教的扈從看見這個騷動不安的戰士遠離了都城，都覺心頭大喜。而斯維亞托斯拉夫的這場戰事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他打敗了保加爾人，攻占了他們的城池，尤其是多瑙河上的佩列亞斯拉維茨。
羅斯的親兵戰勝保加爾人之際，佩切涅格人或許受到拜占庭人的促動，對斯維亞托斯拉夫的勝利感到很不放心，便包圍了基輔。王公匆忙趕去救援都城，儘管他打敗了佩切涅格人，但還是遭到了臣民的責備：「你想尋求外國的土地，心心念念想的都是這個，卻將自己的土地棄之不顧。佩切涅格人差點就攻占了我們的土地，奪走你的母親、你的孩子。」《往年紀事》寫道，969年，斯維亞托斯拉夫突然宣布了一個決定：「我不喜歡住在基輔，我要去多瑙河上的佩列亞斯拉維茨居住。那兒才是我的核心地帶，財富多得數不勝數：有希臘的黃金、絲綢、美酒、水果，有匈牙利的銀器和駿馬，有羅斯的皮毛、蜂蠟、蜂蜜、奴隸。」患病的奧爾加懇求兒子等她死了再這麼做。
970年，王公將財產分給了幾個兒子。長子亞羅波爾克得到了基輔，次子奧列格得到了傑列夫良人的土地，幼子弗拉基米爾被派去統治諾夫哥羅德。斯維亞托斯拉夫則返回了佩列亞斯拉維茨。他此時已經占據了保加利亞整個西北部的領土，越過了巴爾幹，侵入了色雷斯。其親兵的先頭部隊在通往拜占庭都城、靠近阿爾卡狄奧波爾的地方被擊敗。斯維亞托斯拉夫又折回了巴爾幹。
969年12月，君士坦丁堡又發生了一起武力行動。尼基弗魯斯·福卡斯遇刺，約翰·齊米斯基斯登上了御座，他是10世紀最富有才幹的將軍。971年春，齊米斯基斯對斯維亞托斯拉夫發動戰爭。受拜占庭人的慫恿，保加爾人起而反抗羅斯的入侵者。基輔的親兵在多洛斯托耳築壕據守，奮力拚搏，擊退了齊米斯基斯大軍的進攻。斯維亞托斯拉夫被土地和多瑙河困住，最後只能同意離開保加利亞，好讓手下士兵重得自由。972年春，王公在第聶伯河的險灘處遭到佩切涅格人的伏擊被殺。有傳言說佩切涅格王公庫里亞用他的頭顱做了個高腳杯，上面還鑲了銀。
拜占庭歷史學家利奧修士（他記錄了959年至978年間的事件）在斯維亞托斯拉夫和被圍困的衛戍部隊指揮官以及皇帝約翰·齊米斯基斯遭遇期間，對這位衝鋒陷陣的王公作了頗為詳盡的獨特描述，多瑙河兩岸的拜占庭人就是這麼看待這位王公的。
皇帝騎著馬，身披金甲，走在最前面，身後騎士的盔甲和武器也金光閃閃。他一直來到多瑙河岸邊。斯維亞托斯拉夫走入小船內，和戰士一起划船。「他中等體形，個頭不大，也不小；濃眉，眼睛灰藍色，鼻子扁平，下頦無須，但上唇鬍鬚濃密。他剃了光頭，只留一長綹頭髮，表明出身高貴。脖子粗壯，胸膛寬闊，身材勻稱，但神情粗獷，怒氣沖沖。他的一隻耳朵穿了耳環，上鑲紅寶石和兩顆珠子。他身上很乾淨，只有這一點能讓他的白色裝束和其他槳手的裝束區分開來。他坐在船尾，同皇帝就和平條約事宜進行了簡單交流，之後便離開了。」
斯維亞托斯拉夫統治的八年時間（和前任相比時間很短）在俄羅斯的歷史上留下了印跡，雖然基輔王公（從精神和體格上來說）更具斯堪的納維亞特質的那些後裔對他發動的戰爭是否具有重要性各有不同的評價。我們可以將這些歷史學家的主導觀點分成三種。第一種觀點是大部分研究者都認可的，他們認為消滅哈扎爾汗國對基輔羅斯而言造成了致命的重大影響。照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說法，哈扎爾的勢力可以保證羅斯商人在東方的安全，哈扎爾人一旦被削弱，「蠻族」就會擁入西方，直至頓河以遠，「堵塞當時從斯拉夫的大草原到第聶伯河之間暢通無阻的通道」。勒內·格魯塞也持這種觀點：「拜占庭人(……)幫助俄羅斯人擊敗這些開化的突厥人其實頗為失算，畢竟後者是帝國最為古老，也是最為忠誠的盟友。哈扎爾人一敗，新來的蠻族就占據了東歐大草原。」米·阿爾塔莫諾夫和V. 馬弗羅津也認為斯維亞托斯拉夫的行為欠考慮，反而把保護烏拉爾—裏海缺口的屏障給破除了，而那是亞洲通往歐洲的通道。這樣一來，基輔公國的邊界也就受到了佩切涅格人和波洛韋茨人源源不斷的侵襲，讓羅斯疲於應付。
第二種觀點以維爾納茨基為代表，他從斯維亞托斯拉夫的行為中發現，這是一項規模宏大的政治規劃。這位歷史學家寫道，基輔王公臣服了多瑙河的保加爾人之後，便成了遊牧皇帝的繼承人。當時，他的帝國比阿瓦爾人的還要廣袤（因為斯維亞托斯拉夫不僅占據了下多瑙河地區，也占據了哈扎爾帝國所在的下伏爾加地區，或者反過來說，不僅占據了伏爾加河，也占據了多瑙河）。只有匈人的帝國（4世紀至5世紀）可與他的帝國相比，但匈人的帝國和斯維亞托斯拉夫的帝國不同，他們並沒有占據基輔，也沒占有諾夫哥羅德。對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而言，擊敗哈扎爾人之後，斯維亞托斯拉夫就奪取了哈扎爾君主的稱號——可汗。他的繼任者弗拉基米爾大帝和智者雅羅斯拉夫也都保有這個稱號。
歐亞主義歷史學家的觀點值得關注。事實上，沒有任何手段，也沒有任何文獻，可以真正讓人確定斯維亞托斯拉夫的行為到底是衝動所致，還是在實施深思熟慮的計劃，但這並不能阻止我們斷言，他的帝國的疆域已然成為今後俄羅斯帝國的草圖，將把伏爾加河、第聶伯河、多瑙河囊括在內。
上述兩種有關斯維亞托斯拉夫戰略的觀點可以說都是地緣政治方面的。而列夫·古米廖夫的觀點更為現代，畢竟他是在20世紀末提出的，但他的觀點卻具有意識形態的特質。這位大草原和俄國古代史的專家是從一個論點出發的，他將這個論點簡明扼要地歸納為一個公式：「對9世紀至10世紀的舊俄而言，哈扎爾國雖然能力出眾，但很糟糕。」列夫·古米廖夫從這個起始的假設得出了如下結論：「斯維亞托斯拉夫的輝煌勝利拯救了基輔和俄羅斯大地……」他認為，哈扎爾國的內在缺陷是其領導人宣揚猶太教所致。列夫·古米廖夫繼續稱，「消滅伊提爾的猶太社群就解放了哈扎爾人和周圍的所有民族」。他還補充道：「猶太教消失之時，沒在伏爾加河流域留下痕跡，而是讓位給了伊斯蘭教。」
對這位歷史學家而言，猶太教本質有害、粗俗，是另一種威脅：它和西方走得太近，還和天主教、「拉丁文明」有聯繫。列夫·古米廖夫解釋道：「(……)天主教取得勝利的斯拉夫國家很快就會被西歐的經濟體系囊括進去。」他還立刻舉了一個例子：「波蘭王公梅什科一世（960—992在位）才剛剛將拉丁信仰植入自己的王國，猶太人就已經在波蘭從事鹽、小麥、皮毛和匈牙利美酒的生意了。」猶太人幫助天主教安頓下來，天主教會保護猶太人。他們一起構成了這個經濟體系，從而也是西歐的精神體系，列夫·古米廖夫認為，對古俄羅斯來說，這就是主要的、致命的威脅。
這位歷史學家在論及猶太人的時候說：「……他們悲悲戚戚，渴望撒旦，遊蕩在朗格多克陽光酷烈的山丘上、倫巴底野花怒放的田野上、伊朗和帕米爾連綿的群山之間……但他們既沒有出現在羅斯，也沒有出現在西伯利亞。而這一切都得直接歸功於斯維亞托斯拉夫·伊戈里耶維奇。」換言之，明察秋毫的異教徒斯維亞托斯拉夫為俄羅斯打開了東正教的通途。
如果相信那個時代和《往年紀事》的證詞的話，那麼在10世紀，消滅哈扎爾國就會被認為是一場對鄰國的戰爭，和斯維亞托斯拉夫發動的無數戰事完全一樣。列夫·古米廖夫證明了千年以前的舊事仍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現實性，它們具有當下的趣味，這樣他就能為當下的思想體系確立基礎了。
斯維亞托斯拉夫之死為羅斯的第一個歷史階段打上了休止符。大約一個世紀後，在四位王公的統治之下，基輔羅斯成了歐洲地緣政治地圖上的一個優先選項，也為領土擴張規定了大的方向。其權力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王位在父輩與子輩間的直系傳承，如奧列格—伊戈爾—奧爾加—斯維亞托斯拉夫，在後來發生的事件中，這一點會變得相當清楚。
5 紅太陽弗拉基米爾：羅斯的洗禮
路上光亮閃現，一切改頭換面，好似代數運算。
——弗拉基米爾·沃爾科夫
史詩給弗拉基米爾起了一個富有詩意的溫柔名字：「紅太陽」。於是，它就成了歷史上弗拉基米爾大帝的稱號。教會將他列為聖人，使之「等同於使徒」。這樣的關注度顯得有些突兀，但這其實很正常：弗拉基米爾和任何其他人一樣，也對今後俄國的本質、當時剛開始成形的民族的性格起到了關鍵作用。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他在基輔御座上的所作所為對俄羅斯的命運至關重要。
斯維亞托斯拉夫還活著的時候，新的時代就已開啟。第一次有王公將自己的財產分給兒子們。他究竟有幾個兒子，我們也說不清。在羅斯頗為重要的諾曼式多配偶制可以讓人得出各種各樣假設。但我們知道王公分給了長子和次子什麼東西，也知道他讓自己和奧爾加的女總管馬露莎所生的年紀最小的私生子弗拉基米爾統治諾夫哥羅德，這是一座獨立的城市，卻和基輔維持著緊密的商業關係。桀驁不馴的諾夫哥羅德人希望有一個留里克的後裔當王公，但這是一個象徵性的頭銜，不是真的去那兒統治：王公的權力事實上在這座城市裡受到了維徹（viétché，即公民大會）的嚴重限制。
弗拉基米爾十歲左右的時候（他具體的出生時間並不清楚，推測是在960年），便開始統治諾夫哥羅德。他的長兄亞羅波爾克因統治基輔而獲大公頭銜，對自己的弟弟、傑列夫良王公奧列格發起了戰事，而弗拉基米爾的命運就在他們之間搖擺不定。這是俄國歷史上第一起兄弟相殘的例子，後來成為俄國歷史的主要因素，持續了數世紀之久。亞羅波爾克占領了弟弟的領地（奧列格陣亡）之後，便去攻打諾夫哥羅德。弗拉基米爾頗為謹慎，出了城。沒了王位的弗拉基米爾花了兩年時間週遊世界。歷史學家對他究竟去過哪兒眾說紛紜：法國、義大利，或許還有斯堪的納維亞。由於沒有任何證據，所以爭論就更為激烈。
亞羅波爾克奪取了兄弟們的所有領地之後，便讓基輔成了羅斯的都城，確保其王位至高無上。編年史家認為他這麼做，目的是為了和西方世界建立聯繫：他派了一個使團帶了大量禮物去見鄂圖一世(973)，在基輔接待了本篤七世的特使(977)。我們時代的某些歷史學家指責他「太親西方」。
《往年紀事》記載，980年，弗拉基米爾「從大海的另一邊」回來了，帶回一批瓦良格親兵，奪回了諾夫哥羅德。他向基輔宣布準備和大公戰鬥，並對波洛茨克王公羅戈沃洛德說要娶他的女兒羅戈涅德。王公想拒絕，因為公主認為嫁給女總管的私生子太不體面，便逃到了鄉村地區。《往年紀事》對這一系列事件記述得都很簡潔：「弗拉基米爾包圍了波洛茨克，殺了羅戈沃洛德及其兩個兒子，奪了他的女兒當妻子。」攻占波洛茨克之後，弗拉基米爾向基輔發起了進攻。基輔沒有抵抗，因為在羅德尼亞築壕據守的亞羅波爾克的隨從里有人和進攻者聯起了手。弗拉基米爾於是以戰勝者的身份進入基輔。亞羅波爾克在羅德尼亞被殺。
弗拉基米爾大公的統治是從弒兄之後開始的，他的傳記作者弗拉基米爾·沃爾科夫對此是這麼說的：「這種行為或許不太道德，但這就是政治，幹得不但考究，甚至還有些玩世不恭。」作者的結論是，不管怎麼樣，「幾乎不費一兵一卒，就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確實罕見」。
所謂「如此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基輔稱王。弗拉基米爾統治了三十五年。他的傳記作者無疑不會忘記他統治期間的一項主要「成就」，就是為羅斯施洗，這件事是大公本人的意願，是由他倡議的。
弗拉基米爾的統治為軍事戰鬥打開了大門。大公在這方面是留里克政策的接班人，首先考慮的是擴張領土，在那些領土上課稅。但弗拉基米爾統治期間還發生了許多不為人知的事件。981年，基輔大公第一次迎擊利亞赫人（波蘭人）。維爾納茨基甚至認為「這開啟了對拉丁西方的抗爭，並由此貫穿了整個俄國的歷史」。我們也可以把這樣的對抗看作俄波之間的第一次戰爭。弗拉基米爾在西北部的維斯瓦河發動的戰事以勝利告終：他占領了「切爾維尼諸城」，也就是以後的沃里尼亞和俄國的加利西亞地區。基輔大公的對手當時都是東斯拉夫的部族，這些部族在10世紀下半葉的時候聯合了起來。965年，後世波蘭核心地區的第一位君主梅什科王公（屬於皮雅斯特王朝）皈依了基督教，遵奉拉丁禮儀。於是，基督徒（基督教會的分裂發生於1054年）和異教徒之間便爆發了衝突，但這也預示了信奉天主教的波蘭人和信奉東正教的俄國人之間的戰爭。
後來爆發的戰事(984)是為了懲罰拉蒂米奇人而進行的遠征，拉蒂米奇人是定居在第聶伯河兩條支流索日河與傑斯納河之間的斯拉夫部族。985年，由於西北方向行動的範圍擴大，弗拉基米爾率領親兵對駐守在伏爾加河支流卡馬河的保加爾人發動了進攻。他打敗了對手後，立刻與之締結了和約。《往年紀事》記錄了君主的舅舅多布里尼亞和弗拉基米爾本人之間的談話。多布里尼亞向君主建議與保加爾人締結和約，與之保持和平，因為戰俘都穿著靴子。對多布里尼亞而言，這些人顯然並不適合拿來當貢賦。最好還是去找穿椴樹皮鞋（也就是有名的lapti）的敵人。這就是完整的外交政策規劃：不去觸碰富饒、強大的鄰國，寧可挑北方貧窮、無害的部族下手。
可是，弗拉基米爾並沒有聽從舅舅明智的建議。他對自己在北方的力量頗為自信，他的勢力已達布格河，並折向南方，而布格河已是皮雅斯特領地和基輔羅斯之間的邊界。972年，斯維亞托斯拉夫曾在多洛斯托耳和拜占庭締結條約，保證不再進犯保加利亞和拜占庭在克里米亞的殖民地。拜占庭帝國和基輔之間的商業及外交關係還沒斷裂。986（或987）年，皇帝巴西爾二世在歐洲向保加爾人開戰，在亞洲攻打巴爾達斯·福卡斯舉事的軍隊，要求弗拉基米爾出兵援助。基輔大公於是要求娶皇帝的妹妹安娜為妻。君士坦丁堡答應了，可見帝國當時的情勢有多危急，因為拜占庭本來是絕對不會同意讓紫室貴族出身的公主下嫁給外族人的。弗拉基米爾出動了6000人，戰爭一直持續到988年，最終打敗了福卡斯及其軍隊。但皇帝卻遲遲不想履行諾言。弗拉基米爾便宣布向拜占庭開戰。989年春，他包圍了赫爾松，那是帝國在克里米亞的殖民地。夏天，赫爾松被奪取。不過，弗拉基米爾又把它歸還給了拜占庭，因為皇帝承諾會信守諾言。基輔大公於是皈依基督教，娶了安娜為妻。
關於這件事，歷史文獻不多，而且頗有歧義。歷史學家無論在弗拉基米爾的受洗之地（是赫爾松，還是基輔？）方面，還是在這麼做有何理由、當時形勢如何方面，都無法達成一致意見。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弗拉基米爾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皈依之後，也下令讓民眾，也就是基輔羅斯的臣民皈依了基督教。《往年紀事》提到基輔人成批來到第聶伯河邊受洗。我們知道諾夫哥羅德人採取了抵制態度，不願放棄他們的偶像。基輔的居民改宗時相對比較容易，那是因為近一個世紀以來，這座城市就已開始基督教化。在11世紀前二十五年寫作的德意志編年史家提特瑪寫道，1018年，也就是弗拉基米爾死亡之後三年，基輔已經有了四百座教堂。很難想像，民眾改宗之後，能在二十年時間裡建起這麼多教堂。
10世紀下半葉是一神論戰勝異教的標誌性時刻：波羅的海沿岸的斯拉夫部族、斯堪的納維亞人、波蘭王公梅什科一世、匈牙利國王蓋薩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哈扎爾人選擇了猶太教，伏爾加河畔的保加爾人則選擇了伊斯蘭教。東歐最後一個異教國家基輔羅斯最終也偏向了基督教。儘管基督教化在留里克的領土上取得了進展，但弗拉基米爾的這個選擇是有意做出的，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往年紀事》記述了986年在弗拉基米爾朝堂之上進行的神學爭論和宗教比賽。各個信仰的使節，如保加爾人的穆斯林、哈扎爾人的猶太教徒、教宗的特使都前來宣講各自宗教的優點。基輔大公駁斥了他們的論點。但他被伊斯蘭教對天堂的描述所吸引，照《往年紀事》作者的說法，因為「弗拉基米爾……愛女人，喜歡大吃大喝，所以他聽得如痴如醉」；可他「受不了」割禮，也不喜歡不准吃豬肉、不得飲酒的禁令。《往年紀事》記錄了君主的評論：「羅斯人的快樂就在於飲酒，無酒不歡。」還要再等上六個世紀，伏特加才會出現，但蜂蜜酒也足以滿足這種快樂。大公很聰明，他很清楚飲酒對民眾來說至關重要。
源自羅馬的基督教派別之所以遭到弗拉基米爾的摒棄，只有一個簡單的理由，那就是他的先祖，「我們的父輩」沒有選擇它。猶太教的特使（他們能來，表明被斯維亞托斯拉夫消滅的哈扎爾人還是存在著的，而且戰勝者的兒子對他們並無深仇大恨）由於不得不承認他們「沒有國家」，上帝的怒火發在他們身上，「令他們散居世界各地」而被打發回去了。
大公對拜占庭派出的「希臘哲學家」頗為關注，也有好感，但對其神學論點並不滿意，於是向君士坦丁堡派了一個使團，該使團以前觀察過穆斯林和天主教徒的儀式。基輔的使節報告說，穆斯林祈禱的時候「無喜悅之色」，「德意志人的神殿毫無美感」。相反，希臘的神殿卻「美麗恢宏」，使節都不知道這究竟「來自天上，還是塵世」。基輔的波雅爾和各級長官相聚議事的時候，都支持希臘信仰，弗拉基米爾的祖母奧爾加「如此睿智之人」都已皈依基督教，所以這些人就更支持這種信仰了。但大公有個問題：「我們要去哪裡受洗？」他們的回答是：「你喜歡的地方都行。」於是，弗拉基米爾最終選擇了拜占庭儀式的基督教，也就是東正教。這是精神、美學上的選擇，自然也是政治上的選擇。
波蘭王公梅什科一世於965年拋棄異教，改宗基督教。確實，未來的波蘭根本沒有選擇：962年加冕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日耳曼國王鄂圖一世矢志不渝地對斯拉夫各部族施加壓力，逼迫他們受洗。東進即將成為主要的政治因素。梅什科一世知道無論自己願意與否，他都必須接受基督教。此外，洗禮也是一種政治上隸屬於帝國的形式。梅什科的兒子，勇士波列斯瓦夫，後來是弗拉基米爾的對手，也是波蘭的第一位國王，他就接受了羅馬遞來的王冠。基輔大公想用武力讓對手遵守諾言，也就是迎娶安娜公主。只有這樣，他才會受洗。
弗拉基米爾以前在當諾夫哥羅德王公的時候，就很熟悉漢薩同盟這樣的模式，所以他很清楚自己只有這個選擇。雖然由於缺乏資料，他遊歷的情況如何，我們並不清楚，但顯然他就是在遊歷期間發現了歐洲的。有一點不能排除，那就是：他並不僅僅受到了東正教儀式之美的吸引，而且受到了拜占庭國家體制的吸引。
988年，弗拉基米爾大公改宗基督教，同時與拜占庭皇帝聯姻，以期提升基輔羅斯的地位。在這方面，他的理由很客觀。《往年紀事》寫道，在成為基督徒之前，弗拉基米爾忽然發現基輔周圍城市極少，對此頗感惋惜。於是，他立刻著手建造城市，尤其是在傑斯納河、特魯別日河、蘇拉河兩岸，讓士兵們住在這些城市裡，照《往年紀事》的說法，這些士兵都是「人中翹楚」。他還在定居於平原上的各個部族中招募斯拉夫人和芬蘭人。後來，城池得到加固，彼此之間用土方和樹幹圍成的柵欄相連，形成「壁壘」，以抵擋大草原的遊牧民。弗拉基米爾時期，羅斯的領土南北兩向從拉多加湖延伸至第聶伯河的支流，東西兩方從克利亞濟馬河河口一直延伸到西布格河的上游。羅斯和波蘭之間唯一軍事上存在爭議的地區是克羅埃西亞人祖先的領土，後來這片土地被叫作加利西亞。羅斯占據了舊時的特穆塔拉坎殖民地，這塊土地將基輔一分為二，由於第聶伯河左岸的支流與河流都匯入了亞速海，所以兩者之間有河道相通。
現在，國家領土聚合在了一起，這在斯維亞托斯拉夫的時代是聞所未聞的，畢竟，斯維亞托斯拉夫孜孜以求的是去遠方攻城略地，並未將基輔放在眼裡。波蘭歷史學家G. 洛夫緬斯基曾設法計算過10世紀人口的密度。以一家6口人的標準來計算的話，兩年一次輪作就需要22公頃土地才能養活一家人，以基輔羅斯為例，每平方公里的密度為3人，那麼其全部人口就會是450萬人。依據相同的計算方式，波蘭有122.5萬居民，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有45萬人，德意志有350萬人。
俄國的祖先基輔羅斯這時還不是俄羅斯民族國家。正如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所寫的，當時還沒有俄羅斯民族這一說：「到11世紀中葉，才出現人種方面的成分，之後經過漫長艱苦的過程，俄羅斯民族才發展起來。」必定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基督教才成為民眾的精神紐帶，各個部族才自動聚合起來，受到君主的管理。君主將廢除分隔各部族的疆界，重新分配各部族承襲的土地，對外省實施新的管理制度。弗拉基米爾在自己的土地上確立了一種特殊的政府形式：派遣兒子統治羅斯的各個不同區域，但他不會讓兒子在一個地方待得太久，以免王公和民眾之間的聯繫太過牢固。
國家的領導者是基輔大公。《律法與聖寵誓詞》是羅斯最古老的標誌性文本之一，為雅羅斯拉夫統治時期羅斯首任東正教都主教(1051—1055)希拉蕊翁所寫，誓詞盛讚弗拉基米爾的豐功偉績。弗拉基米爾儘管讓羅斯受了洗，但他還是被授予了「可汗」的稱號，我們知道這是從哈扎爾君主那裡借用過來的。因此，弗拉基米爾就成了哈扎爾強權的繼承者。《往年紀事》稱之為samoderjets，意思是「專制者」，這個稱號可以在君主的印章上看到。Samoderjets是由希臘語autocrator直譯而來的，autocrator是拜占庭皇帝的稱號。差不多在同一個時代，拉丁語文獻中都給皮雅斯特人冠以Dux（領導者）之銜。這個稱號也被引入波蘭語，意味著對君主的從屬在封建體制中占據重要地位。要等到1320年，瓦迪斯瓦夫（矮子）受教宗的允准，才又宣布自己為波蘭國王。
有了拜占庭的這名教士，拜占庭的政治概念才傳到基輔。Gosudar這個稱號意為「君主」，這和漢薩同盟的模式差別很大。Gosudar這個詞在諾夫哥羅德用得很多，如「諾夫哥羅德陛下」(Gosudar Novgorod)或「大諾夫哥羅德殿下」(Gospodine Velikij Novgorod)。這個詞在這兒指的是城市。在基輔，該詞指的是大公、可汗、上帝派來的專制者，不僅要保衛城市不受外來威脅，還要確立且維護公國內部的秩序。拜占庭對羅斯政治觀念的主要貢獻是君主這個概念，那是主所塗膏的人。
羅斯在10世紀接受了基督教，此時，拜占庭又開始突飛猛進。事實上，在巴西爾二世統治時期，拜占庭收復了大量丟失的領土，擊敗了最可怕的對手保加利亞，設法使拜占庭國恢復其傳統的形式。在東方帝國基礎之上，就是社會統一體的理念，或者照希臘語的說法，就是共同統一體。共同利益在個人利益之上。篤信者尼古拉牧首的解釋是：「你們都很清楚，共同體若得拯救，每個人的個體利益也會得拯救；相反，若共同體未得拯救，那它又該如何保護個體呢？如果我們無法勠力救治惡，那又該如何在共同的災難中互幫互助呢？」
帝國的全體國民——也就是共同體成員——都是平等的，因為所有人都是皇帝的孩子。現實中，這種絕對的平等也就意味著法律的普遍缺失。只有天父——皇帝——才享有權力。臣民都是他的孩子和他的奴隸。皇帝的專制權力源於神：他是主的塗膏者，是神意的化身。皇帝——專制者的神性本質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一旦加冕，他在實施權力的過程中所做的哪怕極微小的事都會受到赦免，受到濯洗。君士坦丁堡的宮廷儀式不僅強化，甚至還「實現了」這種神性特質。「生於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在《儀式書》中寫道，宮廷生活的節奏就是上帝為宇宙創造的和諧與秩序的反映。
拜占庭的法律保留了羅馬法的原則，承認私有財產。但所有土地財產的最高權益歸屬皇帝。所有不動產均屬於國家。換言之，國家的化身皇帝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土地及稅收。他可以沒收和分配財產。他可以任命和解職官員，頒布法律，指揮軍隊，接待使節。束縛他權力的唯一一樣東西就是還沒有一部皇位繼承法。9世紀之前，新皇帝登基都會在君士坦丁堡的賽馬場上宣告：他允許人民表達自己的意願。後來，皇帝會自行宣讀繼承者的名字，這樣一來，對他權力的唯一束縛也就大大削弱了。
9世紀和10世紀，拜占庭建立了權力等級制，等級並不是以類似於西歐封建體系那樣的臣屬關係為基礎，而是以皇帝授予的稱號為基礎的。貴族和官員都屬於一個「等級」，當時總共有十八個等級。近七百年後，彼得大帝想要恢復俄羅斯帝國行政的秩序，設想出「官秩表」，共包含十四個類別。軍事技術史家漢斯·戴布流克分析了拜占庭軍隊的組織結構，認為其缺乏「西方封建體系的靈魂」，那就是以個人與封建君主關係為基礎的騎士團，騎士會向封建君主宣誓效忠。
拜占庭的體制並不存在官職世襲一說，這又是它的一個特點。這樣可以強化皇帝的權力，但也有利於社會的流動：戰鬥中表現優異的士兵、農民、城裡人、獲得自由的奴隸都可以晉升到軍事貴族的等級。
採納拜占庭模式的弗拉基米爾的基輔羅斯只不過是國家組織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對土地的管理、殖民和保護都是君主及其親兵的事務。親兵既是戰爭的武器，又是權力的工具。它分成兩個範疇：一個等級高，由波雅爾（「年長者」）構成，另一個由「小伙子」構成。最年長的成員會成為君主的顧問，也就是「杜馬」。以軍事模式組織起來的城市裡的代表也會加入顧問團。每個城市均掌握武裝力量。武裝力量由千夫長指揮，千夫長先是被推舉而出，再由君主任命，該武裝力量之下再分兩個級別，分別由經推舉而來的百夫長和十夫長率領。
社會分成奴隸和自由民，中間就是「半自由民」。自由民都是親兵隊員，或者說以各種方式隸屬於親兵。俄羅斯的第一部法典《羅斯法典》提及了好幾種類型的「半自由民」，系統化地描述了農民的地位，農民的勞作就是為了償還地主的預支款，可以牲口或實物償還。數量龐大的奴隸可以從國家的本質及其起源得到解釋。奴隸具有重要的經濟作用，是國際貿易活躍的目標。
君主的權力受公民大會（維徹）的限制，城市不同，維徹的等級也不同，可以參與國內和國際事務的決策。
基督教是嫁接到基輔羅斯這個發展相對緩慢的國家和社會結構之中的，給予了它一種宗教、一種政治模式和一種國家組織結構。基督教逐漸排擠掉異教信仰之後，便塑造了第聶伯河與拉多加湖斯拉夫各部族的精神和心理結構。由於皈依了拜占庭儀式的基督教，弗拉基米爾便等於決定了羅斯未來幾個世紀的發展方向和模式；那時候的羅斯是唯一一個未曾成為羅馬帝國省份的歐洲國家，所以也沒有從羅馬那兒獲取宗教。不過，988年，基督教仍然是統一的。儘管西方和東方的支派衝突愈演愈烈，但教宗仍然是教會唯一的首腦。教會分裂將基督教分成了兩個敵對的陣營。從此以後，鄰國相爭、領土戰爭又具有了新的意涵。10世紀的衝突打的結到了20世紀末也不一定解得開。
我們知道，弗拉基米爾哀嘆基輔周邊城市太少，於是著手建城。守衛基輔是這些城市的首要功能。但大公這方面的考慮給加固的城池又賦予了一個新的使命。城裡的民眾由各個部族的代表組成，弗拉基米爾將這些部族從其發源的地區遷移而來。因此，建城也是一種拆解部族結構的方式。這些城裡人從而也就不再是波良人、傑列夫良人，而成了弗拉基米爾人或羅斯托夫人。
大公讓這些建造者所起的作用還有一個特點。建立於第聶伯河支流上的這些城市都是面朝西方和西南方的。它們也勾勒出了基輔君主領土的界限，以及其興趣所向。992年，弗拉基米爾出發征伐克羅埃西亞人，這是定居於西部喀爾巴阡山山腳下的一個斯拉夫小部族。波蘭歷史學家注意到，那年5月，梅什科一世去世，再加上皮雅斯特王位繼承人爭奪不休，遂而引發基輔君主進攻臣屬於波蘭公國的克羅埃西亞人。這些波蘭歷史學家還提到弗拉基米爾於990年攻打利亞赫人的一場戰事，但這場戰事在羅斯的編年史中卻未提及。基輔的親兵抵達維斯瓦河，迫使當時正在和捷克人開戰的梅什科一世向克拉科夫尋求庇護。
在新建的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城設立主教府，從中可以明顯看出大公這次軍事行動反波蘭和反拉丁的意向。他是想在布疆人的土地，也就是沃里尼亞，強化基輔君主的權力。
梅什科的兒子勇士波列斯瓦夫與佩切涅格人聯手，發起反擊。第一次俄波戰爭就這樣持續了三十多年之久，雙方都是父子齊上陣：弗拉基米爾和雅羅斯拉夫，梅什科和波列斯瓦夫。羅斯王公打了勝仗之後，波列斯瓦夫也打了勝仗，後者在1018年支持弗拉基米爾的長子斯維亞托波爾克進入基輔。1025年，勇士波列斯瓦夫死後，兄弟相殘，波蘭四分五裂，雅羅斯拉夫便趁機奪回了失地，即「切爾維尼諸城」，981年，弗拉基米爾就是從這兒出發討伐西方的。
弗拉基米爾時代，入侵西方、和波蘭相爭都不具備宗教戰爭的特點。東正教只不過是政治的工具。弗拉基米爾擴大了和西方的聯繫，特別是和各王朝的聯繫。在他改宗之前，他的無數配偶中間，就有兩個捷克人和一個保加爾人。他的繼承者斯維亞托波爾克有個很出名的摩拉維亞王公的頭銜，還娶了勇士波列斯瓦夫的姊妹為妻。他的一個女兒後來成了卡齊米日的妻子，而卡齊米日則是波列斯瓦夫的侄子。《往年紀事》寫道，11世紀初，弗拉基米爾和波蘭的勇士波列斯瓦夫、匈牙利的伊什特萬、波希米亞的烏達里希保持了良好的關係，這些人沒過多久都皈依了羅馬基督教。
軍事衝突和想要同「拉丁人」維持關係的願望成為弗拉基米爾政策的特點，他渴望從拜占庭獲得獨立。在尋求精神養料——書籍、聖像——時，弗拉基米爾並沒有和君士坦丁堡對話，而是和奧赫里德的保加爾總主教對話。歷史學家列夫·古米廖夫懷疑他是想和「斯維亞托斯拉夫及奧爾加」的傳統決裂，「確立和西方的聯繫」，換言之，就是疏遠東正教，轉向天主教。如果說古米廖夫認為弗拉基米爾的決定危險、有害，那是因為在他看來，奧赫里德的總主教「極為博學，太博學了」。歷史學家這兒暗指的就是「摩尼教和馬克安」的宣傳。這些信仰在保加爾人中間特別活躍，發展得很不錯，對這位總主教也產生了影響。拜占庭牧首在持續兩百年的時間裡拒絕將弗拉基米爾封聖，20世紀的這位歷史學家似乎也贊同11世紀至12世紀君士坦丁堡的觀點。
確實，之前也有過先例。首先皈依東正教的摩拉維亞很快就轉向了天主教，認為和羅馬的關係在政治上更有利可圖。只要除了君士坦丁堡主教管轄區之外，還存在受實力強大的保加爾人支持的奧赫里德轄區，那羅斯君主是有可能改變政治策略的。保加利亞被巴西爾二世打敗之後，這個機會就消失了，巴西爾奮勇殺敵的形象也為他贏得了「保加爾人殺手」的稱號。
1015年，弗拉基米爾去世，繼承人問題擺上了台面。照《往年紀事》的說法，大公身後留下了十二個兒子。長子斯維亞托波爾克被關在基輔的監獄裡，據說他有通敵波蘭之嫌（他的妻子是勇士波列斯瓦夫的姊妹），雅羅斯拉夫統治諾夫哥羅德，鮑里斯是羅斯托夫王公，也是軍隊的統帥。後來，基輔王位被獲釋的斯維亞托波爾克占據。他統治之初，先殺害了兩個弟弟鮑里斯和格列布（羅斯最早的聖徒），然後又殺害了第三個弟弟斯維亞托斯拉夫。
斯維亞托波爾克是以「惡魔」之名走入俄羅斯歷史的。俄語裡的這個詞有各種差別細微的含義，但均可歸結為遭教會摒棄的惡靈、魔鬼之意。斯維亞托波爾克殺害弟弟，理應受到歷史的懲罰。但弗拉基米爾本人不也接受弒兄的觀點嗎？後來，手足相殘就成為羅斯王公爭鬥中通行的做法。
編年史家提到了斯維亞托波爾克出生時頗為奇怪的局面。弗拉基米爾娶他母親為妻時，這個女人就已懷孕，於是，「惡魔」據說有「兩個父親」。但聖徒弗拉基米爾的長子受到如此嚴重的責罰，其中真正的原因與其說屬於宗教—政治範疇，還不如說屬於政治—宗教範疇。
弗拉基米爾的兒子雅羅斯拉夫本身就是諾夫哥羅德王公，拒不承認斯維亞托波爾克有權在基輔登上王位。諾夫哥羅德親兵有瓦良格僱傭軍助陣，作為親兵的統帥，他便發起了進攻。斯維亞托波爾克則和佩切涅格人聯手。北方（諾夫哥羅德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和南方（基輔人和大草原上的人）爆發了戰鬥，最後雅羅斯拉夫勝出。斯維亞托波爾克逃往波蘭他的內兄勇士波列斯瓦夫那兒。北方人進入基輔之後，抵制基督教化，捍衛異教信仰，讓雅羅斯拉夫登上王位，將教堂付之一炬。1018年，波蘭國王開始積極支持斯維亞托波爾克的權利。兩軍在布格河相遇，雅羅斯拉夫的親兵戰敗。雅羅斯拉夫逃回諾夫哥羅德，而勝利者便進入了基輔。（差不多六百年之後，相似的情形再次重演：波蘭人進入莫斯科，捍衛偽王德米特里登上羅斯王位的權利。）波蘭人進入基輔引起了居民的憤怒。不滿情緒激化，居民夜間向占領者發起進攻，還發生了大屠殺。基輔人發現「背信的」猶太人是「拉丁人」的盟友。1019年，雅羅斯拉夫最終擊潰斯維亞托波爾克及其盟軍，奪回基輔，安頓下來。他統治了三十五年，以智者雅羅斯拉夫的身份被載入史冊。
對歐亞主義歷史學家而言，斯維亞托波爾克是羅斯的首個西方主義者。他們從他的行為中發現斯維亞托波爾克想要皈依天主教的意願，負有「背叛國族和宗教」的罪責。將弗拉基米爾的這個繼承人冠以「惡魔」之名，這也是另一個原因。
在基輔王位上還沒坐穩，雅羅斯拉夫便要奪回羅斯諸王公紛爭不斷的土地，那些王公想獲得這些土地以保持獨立。1023年，他的弟弟特穆塔拉坎（塔曼半島）王公姆斯季斯拉夫向他宣戰。1022年，姆斯季斯拉夫就已經打敗了盤踞在高加索山樑上的卡索格的切爾卡斯部族，將之編入由羅斯人和哈扎爾人組成的親兵。姆斯季斯拉夫率領的這支軍隊向基輔開拔而來。1024年，他奪取了切爾尼戈夫，隨後又擊敗了率領諾夫哥羅德新組建的瓦良格僱傭軍的雅羅斯拉夫。
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姆斯季斯拉夫後來並沒有前往基輔。他和哥哥簽訂了和平條約，同意共分國土，到1026年，第聶伯河成了兩者的界河。特穆塔拉坎王公的這場戰事可以被看作落實祖父斯維亞托斯拉夫計劃的一種嘗試，只是方向相反：從南往北。姆斯季斯拉夫的全面勝利事實上重新確立了哈扎爾汗國的疆界，只是南方出現了一個新的首都和一個信奉基督教的王公。1034年，姆斯季斯拉夫死亡，他的領土又重新回到了基輔君主的手裡。
姆斯季斯拉夫發動的這場戰爭成了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由此出現了「第二條路」的可能性。這條路和其他路不同，並不是被選定的。俄羅斯繼續沿著既定的道路前行。
在第聶伯河畔受阻於姆斯季斯拉夫的基輔君主努力向北進發。他開始著手制服芬蘭各部族，和楚德人打仗，確立了自己在立窩尼亞的地位，1030年在那兒建立起尤里耶夫城。這座城市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傳承之後，名字改成了多爾帕特，後來又變成了塔圖。而立窩尼亞後來被重新命名為利夫蘭狄，再後來就成了愛沙尼亞。1034年，雅羅斯拉夫打敗了佩切涅格人，後者終於不再威脅基輔。不過，1061年，大草原上又出現了新的敵人：波洛韋茨人。
雅羅斯拉夫遵循的是弗拉基米爾的外交政策，和西方，主要是斯堪的納維亞保持關係。基輔羅斯和各個大國聯姻，與各王朝結盟。雅羅斯拉夫將自己的妹妹嫁給了波蘭君主波列斯瓦夫，女兒則許配給了波蘭和挪威的國王，以及法國的亨利一世。他的兒子分別娶了波蘭公主、德國女伯爵、拜占庭皇帝單打獨鬥者君士坦丁的女兒。他本想將另一個女兒嫁給日耳曼皇帝亨利三世，但沒有成功。這表明他特別希望能和西方搞好關係。
1043年，他和拜占庭的關係惡化。雅羅斯拉夫的兒子弗拉基米爾便率領軍隊攻打君士坦丁堡。羅斯的輕型戰船無法抵禦希臘的炮火，親兵也同樣在陸地上吃了敗仗。歷史學家對這場出乎意料的戰爭給出了各種解釋。有人說這是拜占庭對羅斯的政策發生了改變，又說雅羅斯拉夫朝廷存在一個「反希臘的勢力」，由瓦良格人構成。我們也能從中看出特別珍惜獨立的弗拉基米爾政策的延續。由於和歐洲各國朝廷都有姻親關係，基輔君主也就無法忽視與教宗和神聖羅馬帝國的日耳曼君主之間的關係了。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從鄂圖一世加冕到亨利三世駕崩(964—1056)，日耳曼皇帝再三將天主教會的領袖扶植上台，或使之下台，有時就從自己家族中選人當教宗。雅羅斯拉夫對拜占庭的主教的選擇毫無影響力，但可以指定教會在羅斯的繼任者。1051年就是這麼操作的。基輔的都主教第一次不是由希臘人來擔任。這位都主教是斯拉夫人，名叫希拉蕊翁，是由大公任命的，以反對牧首的任命。1055年，一個希臘人取代了他的位置，但這事發生在雅羅斯拉夫死後。
智者雅羅斯拉夫的外交政策以靈活為特色，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在君士坦丁堡和羅馬之間穿行，以此來抵消對拜占庭的天然傾向，畢竟基督教就是從那兒傳入羅斯的。東正教同樣來自希臘人：領導羅斯教會的都主教，令人印象深刻的行政管理方式，以及建築師、畫家、玻璃彩畫工和拜占庭的歌者也都來自希臘。雅羅斯拉夫想要使都城猶如君士坦丁堡一般輝煌。在他統治期間，出現了聖索菲亞大教堂、黃金之門和無數宏偉的建築。君主還鼓勵教育，創建學校，讓繕寫師將希臘文本翻譯成斯拉夫語。
羅斯的外國人數量極大，他們自信傲慢，再加上宗教上標新立異，自然引起了反拜占庭的不滿情緒。單打獨鬥者君士坦丁統治期間(1042—1055)，負責制定拜占庭政策的希臘哲學家米海爾·普塞洛斯認為1043年的戰爭乃是「舊有敵意」導致的結果：「該蠻族總是苦大仇深……不停地尋找藉口想要和我們開戰。」
我們在古羅斯初期的重要文獻中，可以發現這是關於基輔對拜占庭矛盾態度的絕佳描述，拜占庭是東正教的搖籃，是掌控羅斯精神的帝國，它能限制大公的權力。雅羅斯拉夫任命基輔教區別廖佐沃以前的一個祭司擔任都主教一職，似乎有些奇怪，《往年紀事》里記錄了這則任命。但君主的這個選擇和《律法與聖寵誓詞》（以下簡稱《誓詞》）有直接的關係，這是祭司希拉蕊翁於1037年至1050年間寫就的。《誓詞》由三部分組成：「論法律與聖寵」「弗拉基米爾可汗頌」「為我們的土地向上帝陳情」。
希拉蕊翁的《誓詞》是一篇神學論文，是充滿激情的政治宣言和演講稿，但它首先極具論戰性。這位今後的都主教先是說服拜占庭教會將弗拉基米爾大公封聖。他不承認帝國認為自己是世界主宰的說辭。他雖然否認拜占庭的重要性，但認為羅斯在世界上也擁有上帝賦予的使命。希拉蕊翁對讚頌弗拉基米爾並不滿足。他對弗拉基米爾的先祖、他的祖父伊戈爾、父親斯維亞托斯拉夫也頌讚有加，雖然這些人都信仰異教。《誓詞》是俄羅斯文獻中的第一篇愛國主義宣言。它見證了弗拉基米爾堪當大任的兒子雅羅斯拉夫的權力，以及導致俄羅斯命運形成的大量特點。
同樣令人感興趣的還有《誓詞》的神學和哲學部分，這部分專門針對「律法」和「聖寵」。希拉蕊翁對比了《舊約》和《新約》，認為後者更佳，也就是說基督教優於猶太教。《舊約》中，上帝和人之間的關係建立於「律法」之上，所以自由是缺席的。除了律法，它還建立於強制，或者借用現代詞語，建立於形式主義之上。《新約》則建立於「聖寵」之上，換言之，是建立於人和上帝之間的自由關係之上的。對希拉蕊翁而言，聖寵等同於真理，律法只不過是真理的表象，是它的陰影。律法是聖寵的僕人和先行者，聖寵服務於即將到來的時代和永恆的生命。先有律法，再有聖寵；先有真理的表象，再有真理。
「律法」用形式的鎖鏈將人束縛，「聖寵」則允許靈魂自由顫動，這個問題後來便成為俄羅斯哲學家爭論的重要主題之一。
但希拉蕊翁《誓詞》的現實性並不止於此。歷史學家不停地想要從該文本中搜尋出它反猶太教的理由。抑或這只不過是簡單的《舊約》和《新約》之爭？還是說《誓詞》是對猶太教大力傳教對基輔羅斯造成的威脅提出警告？1938年，古羅斯文獻專家N. 古茲認為希拉蕊翁只不過是表達了一個觀念而已，即用基督教替代猶太教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時刻，而該觀念在中世紀歷史和教會的描述中很普遍。「我們無法在希拉蕊翁《誓詞》的第一部分中發現任何蛛絲馬跡，表明是在和猶太教在舊俄的傳教發生論戰。」但1989年，列夫·古米廖夫卻持相反的觀點，他認為在基輔羅斯，「猶太教傳教者同發展極快、闡述極精細的神學抵抗力量發生了碰撞……他那激情似火的文字（指希拉蕊翁的《誓詞》）對羅斯而言，和洛林牧羊人那個有名的說法『美麗法蘭西』對中世紀的法國而言具有同樣的意義」。
希拉蕊翁所宣揚的愛國主義的本質同樣是激烈爭論的目標。這是俄羅斯的，還是烏克蘭的愛國主義？俄羅斯的歷史學家並不是產生了疑義，而是提出了相當猛烈的論點，來支持他們的觀點。在寫於1906年的《烏克蘭簡史》中，歷史學家和政治家米哈伊爾·格魯切夫斯基說得斬釘截鐵：「在弗拉基米爾和雅羅斯拉夫的時代，烏克蘭的勢力從喀爾巴阡山一直延伸到了高加索，往北抵達了伏爾加河和未來的彼得堡附近的大湖。」對他來說，希拉蕊翁的愛國主義屬於烏克蘭。波裔美籍歷史學家亨利克·帕什凱維奇則拒絕加入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這場爭論，他認為《誓詞》的作者是瓦良格人。古羅斯文獻的另一個專家則認為希拉蕊翁是盧森尼亞人。對希拉蕊翁這篇文本闡釋上的分歧，對《誓詞》所宣揚的愛國主義的國族起源的爭論，都突出了這篇文本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將之視為尚處於萌芽狀態的帝國意識的第一次顯現。
在智者雅羅斯拉夫統治期間，基輔的國力得到了全面發展。他征服了佩切涅格人，大草原來的威脅也停止了一段時間，之後，大公便著手擴大及鞏固西部的邊界。在國內，他完善了國家的行政組織結構。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最初的法律規範開始固定下來，經過雅羅斯拉夫的幾個兒子的補充之後，便被命名為《羅斯法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俄羅斯根本性的法律。對君主的兩個兄弟鮑里斯和格列布封聖使這個年輕的基督教國家有了自己的聖人(1020)。為了紀念這兩位殉道者，雅羅斯拉夫還設立了「羅斯嶄新大地節」，每年慶祝六次（主要節慶日是在7月24日）。
智者雅羅斯拉夫是留里克王朝真正的奠基者，是國家首腦，希拉蕊翁寫道，「整個大地沒人不認識他，沒人不聽他的話」，那個時代無數遊歷者也證實了這一點。雅羅斯拉夫的統治既是基輔羅斯輝煌的頂峰，也是衰落之始。君主死後，「羅斯嶄新大地」上的權力便失去了「專制的」特色。雅羅斯拉夫的任何一個繼承人都沒有獲得「整個羅斯的權力」。智者雅羅斯拉夫去世之前不久，便給五個兒子分了地。
每個兒子以及紅太陽弗拉基米爾的孫子、雅羅斯拉夫的侄子弗謝斯拉夫都得到了土地：伊孜亞斯拉夫得到基輔和諾夫哥羅德，分別位於「從瓦良格人到希臘人」通途的兩端；斯維亞托斯拉夫得到切爾尼戈夫、梁贊和遙遠的特穆塔拉坎；弗謝沃洛德得到佩列亞斯拉夫爾、羅斯托夫、蘇茲達爾、別盧澤洛；維亞切斯拉夫得到斯摩棱斯克；伊戈爾得到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最後，他的侄子得到了波洛茨克公國。他們各自傳承的這些土地首先涵蓋了基輔大公的領土全境。雅羅斯拉夫分給兒子的是廣袤的國土，從白海一直到黑海。繼承者的年齡和他們所獲得的公國的富饒度具有緊密的聯繫，這點還是挺讓人吃驚的。年紀越大，獲得的土地就越是富饒。基輔羅斯的繼位制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是一個獨具一格的現象，那就是輪換制。各王公只會繼承領地一段時間。如果年長者即將死亡，那麼年幼者就會接替他的位子。
歷史學家在分析基輔羅斯逐漸衰弱和沒落的原因時認為，最重要的是，這套政治體制是建立於其繼位制之上的，其他民族並不熟悉這種制度。輪換制原則上允許每個兒子輪流登上基輔的王座，但實際上在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裡，兄弟之間的戰爭從未中斷過。繼承人的數量越多，分配和輪換就越複雜。出現問題時，可以採取不太公平的制度來克服困難。如果父親還沒輪到統治即死亡，他的兒子就會被剔除出等級體系。因此也就出現了被剔除的王公。此外，年資制也無法定得精確。於是，他們只能考慮代際（系譜長子）制和出生（自然長子）制。第二個條件極難遵守。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是這麼說的：叔叔一般都比侄子年長。但若是遵從早婚習俗，又死得晚，那侄子就有可能會比叔叔年紀大。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個無解的問題：到底應該誰勝出，是年紀更輕的叔叔，還是年紀更大、屬於下一代的侄子？歷史學家注意到，11世紀和12世紀王公之間大部分的戰爭都是「年長的侄子和年輕的叔叔、自然年齡大的人和系譜輩份高的人之間爆發的衝突」。
缺乏明確性的繼位制就為互相征伐和權力之爭打開了大門。覬覦王位者的個人品質會成為兄弟相殘的藉口。更何況，兒子雖然對父親有義務，但兄弟及其後裔之間並不存在義務。從數字上可以看出，混亂狀況愈演愈烈。雅羅斯拉夫去世和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去世之間有七十一年時間，基輔的王位被五任君主占據（其中一些君主好幾次遭到驅逐，但過一段時間又復了位）。單打獨鬥者去世和韃靼人入侵之間有一百一十五年時間，基輔易手四十七次（也是同樣的情況，有時被驅逐的君主也會被叫回來重登王位）。
此外，政治體制的衰弱也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好幾座城市參與了輪換制，它們會摒棄理應即位的王公，另選他人。編年史里有大量維徹，也就是公民大會發揮作用的證詞。如果王公不同意他們的決定（直接民主制的例子），那他們就會迫使他三思。因此，1068年，基輔的維徹驅逐了君主：伊孜亞斯拉夫只能逃跑（後來又回來了），市民又立了另一個大公。要補充的一點是，每個公國只有一個維徹，他們會在最大的城市召開會議，而王公一般都會有很多。於是，公國層級上的分裂又出現在了整個羅斯大地上。
輪換制並非王公一勞永逸地掌管公國的方式，這也就削弱了他的權力，強化了維徹。但漸漸地，地方王公和他所掌管的那片土地之間的聯繫得到了鞏固。1097年，一個新的理念露出了尖尖角，是由聚在柳別奇議事的各地王公提出來的，那就是采邑制，也就是父親統治的土地，理應由兒子繼承。議事會決定每個王公均應擁有自己的采邑。並非所有的王公都在柳別奇；因此，議事會的決定並不具有強制性。儘管如此，離心傾向也在不斷擴大，1097年就是發軔之時。
基輔羅斯轉變成了類似於公國聯合體的機制，公國彼此之間並不是靠政治協約，而是靠系譜關係相連的。對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而言，11世紀的羅斯是由至高權力統治的，這是一個獨一的權力，並不屬於個體。基輔仍然是中心、主要城市，因為它最富有，勢力最大，因為輪換制就是從它而來，到它那兒去的。除了基輔大公之外，兩個兄弟也起到了重要的政治作用，他們是切爾尼戈夫王公和佩列亞斯拉夫爾王公。這輛三駕馬車由雅羅斯拉夫的幾個年紀較大的兒子構成，他們及其後裔對留里克帝國的命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雅羅斯拉夫的兒子之間和平共處的時間很短暫。大公死後不久，衝突就爆發了。後來，兄弟們又短暫結盟，這麼做是為了抵禦大草原來的新敵。這些好戰的遊牧民有的屬於欽察突厥，有的是羅斯的波洛韋茨人，有的是希臘的科馬諾伊人，這些侵略者接了佩切涅格人的班。整個11世紀，羅斯都在和這些人對戰。留里克王朝兄弟相爭期間，這樣的戰事時有爆發，他們有時勝利，有時戰敗，但仍然是大草原的主人，直到1222年蒙古人出現為止。1055年，波洛韋茨人撲向佩列亞斯拉夫爾公國，弗謝沃洛德和他們締結了和平協定。1061年，他們再次返回，這次就留下不走了。1068年，羅斯的親兵在阿爾塔河被打敗。佩列亞斯拉夫爾自此落入了遊牧民之手。弗謝沃洛德和伊孜亞斯拉夫逃往基輔。第三個兄弟斯維亞托斯拉夫再次進入切爾尼戈夫城，準備迎戰。
照編年史家的說法，伊孜亞斯拉夫大公並沒有向城裡居民發放武器，讓他們參加抵禦「異教徒」的戰鬥，基輔人義憤填膺，便把他趕走了。君主逃到了波蘭，要求表弟勇士波列斯瓦夫二世相助。波蘭國王願意相幫，於1069年5月和伊孜亞斯拉夫一起進入了基輔。居民對波蘭人的敵意很快就讓國王明白，還是趕快回家為好。伊孜亞斯拉夫對對手毫不留情，他的兄弟斯維亞托斯拉夫和弗謝沃洛德便密謀將他推翻，於是，大公不得不再次逃亡。他再次向波列斯瓦夫求援，照編年史家的說法，這次，國王「讓他走自己的路去」。伊孜亞斯拉夫於是請求皇帝亨利四世的支援。後者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向基輔派出了使團，要求斯維亞托斯拉夫確保被逐大公的權利。但皇帝的支持基本只是口頭上的，基輔根本就沒當回事。伊孜亞斯拉夫於是向教宗額我略七世求援，教宗在一封信里承認他應登上基輔王位，尤其還說服波列斯瓦夫二世向被逐者提供切實的援助。1076年，獲波蘭親兵支持的伊孜亞斯拉夫重返基輔。
大公獲得西方支持，究竟付出了多少代價，或者說準備付出多少代價，這方面眾說紛紜。沒有任何資料明確指出他會背棄東正教，改宗天主教。不管怎麼說，基輔人第二次接納了他。確實，波蘭士兵的在場無疑起到了一定作用。皇帝和教宗之所以不是很樂意幫助基輔的君主，是因為西方的世俗權力和精神權力之間也在爭鬥。1077年1月，亨利四世在卡諾薩城牆前的雪地里待了三天，就是為了獲得額我略七世的寬宥。世俗權力最終受到羞辱，被打敗了。
1078年，伊孜亞斯拉夫返回之後大約一年，便在和波洛韋茨人的戰鬥中陣亡，而波洛韋茨人是由前不久逃到特穆塔拉坎的他的侄子奧列格帶來的。雅羅斯拉夫的兒子弗謝沃洛德繼任。他統治了十五年，其繼任者伊孜亞斯拉夫的兒子斯維亞托波爾克占據王位二十年，在這期間，主要事件就是和波洛韋茨人打仗，以及各王公之間的敵對行為。和拜占庭的關係仍然很重要，但國內鬥爭削弱了基輔君主的權力，破壞了其外交政策的統一性。反映在和拜占庭的關係方面，主要就是每個公國都想擁有以自己命名的教會、自己的都主教。而這就需要得到牧首的批准，而牧首會以帝國的利益為考量，狡猾地與基輔針鋒相對。作為對拜占庭的「小把戲」的回應，和西方的關係得以維持。弗謝沃洛德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亨利·馮·施塔登伯爵。他女兒很快就守了寡，於是又嫁給了皇帝亨利四世。這場婚姻完全失敗。皇后最終離開了皇帝，向康斯坦茨和皮亞琴察的宗教評議會揭發了丈夫的陰謀詭計。正如列夫·古米廖夫所說：「歐普拉西是個羅斯女人。她無法忍受德國人的無恥行徑……」我們並不準備詳細描述這樣的家庭爭吵，只需要注意，從皇帝和基輔君主的女兒之間的這場婚姻便可以看出基輔羅斯的重要性。
俄羅斯歷史學家眾口一詞地譴責波洛韋茨人的入侵，這沒什麼好驚訝的：每年，大草原上的遊牧民都會擁向羅斯，所經之處，燒殺搶掠，還擄走大量民眾當奴隸。反擊遊牧民的主要是三個公國：切爾尼戈夫、佩列亞斯拉夫爾和塞維拉公國。無休無止的衝突，使許多人都有一種不可能戰勝敵人、無法自保的感覺，大草原騎士的戰鬥素質，以及羅斯各王公從這些戰鬥中的得利，都可以解釋為何會出現這種感覺。一方面，王公們在和「異教徒」戰鬥。塞維拉人採取的是以守為上：他們派兵對周邊地區進行殖民，摧毀河岸邊加固的防線。佩列亞斯拉夫爾是大草原上極為開闊的一片地區，那兒的人傾向於選擇定期突襲的方式，王公們以這種策略將敵人擊退至邊境以外。但另一方面，王公們也和攻打他們父兄的波洛韋茨人締結盟約；他們和波洛韋茨人一道劫掠城市和鄉村，將那兒的人淪為奴隸。羅斯王公時常會同波洛韋茨的可汗結盟，娶他們的女兒。不過，這種姻親關係絲毫無法阻擋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智者雅羅斯拉夫的後裔也絲毫不會受此影響。
遊牧民的生活方式就是搶掠，但這並不足以解釋這場針對波洛韋茨人的戰爭為什麼一打就是一百多年。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強調舊俄歷史上的兩個重要的點：大草原就是基輔國的災難；這個國家繁榮富裕靠的就是奴隸制。奴隸商人代表了城市的主要力量，在維徹也有一言九鼎的權力，所以有興趣打一場無休無止的戰爭。但王公的親兵興趣更大，依照諾曼人舊日的傳統，他們也是貿易的參與方，對他們來說，打勝仗也就意味著會有豐富的戰利品，王公就會對他們大加賞賜。編年史的記錄中，有些王公的親兵隊中有兩三千名士兵。軍餉通常是200格里夫納（至少50銀法郎）。因此，王公就需要大量現金，這樣才能擁有親兵。但這就是惡性循環，只有人數眾多、武力強大的親兵才能確保擁有如此規模的斂財手段。和西方的情況不同，11世紀，親兵隊員（尤其可以獲得更多報酬的老資格隊員）並不要求獲取土地補償。其中的理由還是出在王公的「流動性」上，換句話說，就是出在繼位輪換制上。如果地產只能在波雅爾的手上保留很短一段時間（維持到王公出發前往另一座城市），那擁有土地還有何意義？
社會上最有影響力的階層對能獲取戰利品的戰爭感興趣，軍事戰爭就不會停止。而他們的主要敵人波洛韋茨人又是異族人、異教徒、「不潔者」，所以打仗的熱情更加高漲。被戰敗的遊牧民（托爾克人，又名「黑帽子」的卡拉卡爾帕克人）都住在羅斯各公國的邊境地帶，他們也被稱為「不潔者」。對這些人的態度並無惡意，但宗教分離政策卻將這些「不潔者」視為永恆的敵人。不過，要明確一點，東正教羅斯各王公之間的內部戰爭的殘暴程度也不遑多讓。這些無休無止的衝突並不會造就溫柔感性的特性。那個時代很殘酷，但接下來還會更恐怖。
1100年和1103年分別召開了兩次會議，之後，智者雅羅斯拉夫（以戰功赫赫著稱）第三子的兒子弗拉基米爾·弗謝沃洛多維奇終於說服各王公聯合起來攻打波洛韋茨人。在這場戰鬥中，羅斯人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勝利，他們的勝利和遊牧民的襲擊交替出現。1111年，羅斯親兵徹底擊敗敵人。波洛韋茨人於是重返大草原，恢復軍力，以圖後進。
1113年，基輔大公斯維亞托波爾克駕崩。他統治的二十年基本上就是在和波洛韋茨人打仗，歷史主要留存了他的許多可怖的行為，這些行為放在當時那個不講溫情的年代也毫不遜色：斯維亞托波爾克讓人挖出了弟弟瓦西爾科的雙眼，因為後者阻礙了他的政治意圖。還有一個奇怪的巧合，那就是王公本人的名字和遙遠的先祖「惡魔」之名相同，後者就殺害了自己的弟弟鮑里斯和格列布。瓦西爾科失明一事發生在1097年，斯維亞托波爾克又統治了基輔十六年時間。
他死後，基輔人都不願意按照繼位制讓斯維亞托斯拉夫的後人當王公。於是爆發了一場暴亂。基輔人向弗拉基米爾·弗謝沃洛多維奇發出呼籲，弗謝沃洛多維奇的綽號也叫「單打獨鬥者」，他以此來紀念自己的外祖父，拜占庭皇帝單打獨鬥者君士坦丁九世。
6 巔峰與衰落
弗拉基米爾登上「基輔黃金御座」的時候已有六十歲，他在御座上一直待到了1125年去世。他的兒子姆斯季斯拉夫的統治持續了七年。從1113年到1132年這二十年時間是基輔羅斯的巔峰時期。瓦西里·塔季謝夫是首部記述這一時期的《先祖時期以來的俄國史》(1768)一書的作者，他講到從留里克到姆斯季斯拉夫，俄國在兩百五十年的時間裡持續不停地擴張。後者奪取了波洛茨克省，拓展了基輔羅斯的西部疆域，且由此得到姆斯季斯拉夫大帝的稱號。後來，他還被封了聖。此前是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二世在統治，現在又是他，君主的權威消弭了王公之間長達二十年的戰爭。和波洛韋茨人的衝突也暫時停止了。功績都是君主的，他以戰功赫赫著稱。編年史提到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對「不潔者」發動了八十三次戰爭，在此期間，共有兩百名波洛韋茨可汗喪生。
1113年，基輔發生暴亂，推翻了斯維亞托波爾克的合法繼承人，暴亂者呼籲由單打獨鬥者繼任，而且還發生了大屠殺。歷史學家對這次起事在社會、經濟和宗教上的成因眾說紛紜。他們提到底層民眾的艱辛生活、君主「親西方」的政策，以及讓放高利貸的猶太人占據財政要職的做法，這些都引發了民怨。大屠殺方面的主要信息來源是瓦西里·塔季謝夫的俄國史，後者依據的是之後散佚的文件。這位歷史學家認為，基輔人怒不可遏，成了他們犧牲品的有哈扎爾人，換句話說就是改宗猶太教的突厥人。列夫·古米廖夫沒指明任何文獻來源，就認為那些都是「德意志猶太人」，是「穿過德意志抵達波蘭的精明老練的放高利貸者」。另外，瓦西里·塔季謝夫還指出，1124年，經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的建議，各王公聯合召開的議事會決定將猶太人驅逐出境。歷史學家對這則信息的看法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因為如今沒有任何文獻可以證實這一點。編年史家們提到了1113年基輔的暴亂，以及隨之而來的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還有1124年城裡的火災，猶太人也成了那次火災的犧牲品。如今在沒有重組文獻的情況下，無法往上回溯八個世紀，明確「當時發生的事」。但照利奧波德·馮·蘭克的說法，這正是歷史學家的任務。不管怎樣，後人對某起事件的態度恰恰決定了該事件在民族史上的價值和重要性。瓦西里·塔季謝夫提到了大屠殺和驅逐猶太人，但他卻對羅斯的宗教寬容大為褒獎，說「不僅各個教派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異教也都頗為興盛」。但塔季謝夫筆下的羅斯已經是一個帝國，因此從定義上來看，羅斯就是一個宗教層面上頗為寬容的國家。但這位俄羅斯歷史學家卻將兩個種族排除在外：「坦率地講，從弗拉基米爾二世（單打獨鬥者）到我們時代，猶太人始終都不受支持……還有茨岡人，國家寬容他們就會有危險，而且他們的信仰毫無道理。」對塔季謝夫而言，茨岡人的威脅不屬於宗教範疇，而屬於民族範疇。而對於猶太人，這位歷史學家還是頗為猶豫的：時而說他們「本性很壞」，時而譴責他們的信仰。1981年，歷史學家阿波羅·庫茲明傾向於認為猶太教有害。列夫·古米廖夫也明確支持瓦西里·塔季謝夫的觀點，他從這些事件中看出歷史產生了一個「種族上的怪物」，那就是哈扎爾人，而這些事件的目的就是「不讓」歷史走彎路。受污染的危險對「東歐各民族」來說已經消失，歷史也「重回自然進程」。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因此也就出色地完成了由其先祖斯維亞托斯拉夫開啟的事業：讓哈扎爾國徹底不再存在，猶太人再也無法造成危害。
數世紀之後，歷史學家拚命想要理解很久之前的那些事件的意義，於是就對11世紀和12世紀甫於羅斯開始萌芽的意識形態尋根究底。當時，和東南方的波洛韋茨人和西部邊界的波蘭人、匈牙利人、德意志人的戰爭打得無休無止，爆發了大量衝突，而且都很嚴重，血腥殘忍。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把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說成「雅羅斯拉夫家族中最具智慧的人，而且非常善良」，這麼美化是沒有用的，因為大公在寫給孩子們的《訓言》中就說過，一旦突襲明斯克，就不應「讓人和動物留下活口」。而生活在明斯克的都是東正教基督徒。
武裝衝突，尤其動機就是劫掠的那些，是這一時期王室家族的特徵。無論在西部還是在南部都是如此。羅斯與波洛韋茨人之間的聯繫很緊密，歐亞主義的歷史學家認為存在一個獨一無二的多中心的國家，這個國家囊括了波洛韋茨的大草原和基輔羅斯。另一方面，正如歷史學家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所寫的，直到18世紀，俄羅斯都並不見得比基輔羅斯時期更具歐洲性。首先，這和王室的聯姻有關。可以看出衝突都是由家庭事務引起的。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和沃里尼亞王公雅羅斯拉夫·斯維亞托波爾奇之間之所以會爆發戰爭，是因為匈牙利國王卡爾曼將單打獨鬥者的女兒，也就是他的妻子送回了基輔，於是雅羅斯拉夫就把大公的孫女，也就是自己的妻子給休了。於是，弗拉基米爾立刻就和沃里尼亞開了戰，包圍並奪取了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這座城市。後來他寬恕了自己的這個親戚，但後者還是於1118年逃往匈牙利，躲到自己的表親家裡去了。1123年，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王公向這座從自己手中被奪走的城市進發，他率領的親兵由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波蘭人組成。他在一場突然遭遇的小規模衝突中被殺，敵軍解圍之後離去。
隨著教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局勢開始起了變化。作為民族構成和統一基本要素的東正教會在和擁有真正信仰的敵人的戰鬥中變得愈來愈強。哈扎爾國的消失排除了猶太教的威脅，而這種威脅在大草原遊牧民，也就是「不潔者」那兒並不存在。相反，天主教卻構成了真正的威脅。1054年的正式分裂使教會之間的對抗正大光明地走向了前台。這個時期的羅斯宗教文獻全都在捍衛東正教。洞穴的特奧多西修士（1074年去世）在其《基督教與拉丁信仰誓詞》中認為拉丁信仰比猶太教更壞；如果有人不得不給「拉丁人」吃喝，那事後就得洗淨餐具，再用祈禱來淨化之。基輔都主教約翰二世(1080)譴責了作為留里克繼承者的各個王公，說他們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西方的君主。都主教尼基弗魯斯（1110—1121在位）嚴厲抨擊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說他和「拉丁人」勾搭在一起。他還特地給（和單打獨鬥者發生衝突的）沃里尼亞王公雅羅斯拉夫寫了一封信，提醒後者和利亞赫人相鄰所具有的危險。13世紀第一個二十五年出版的《基輔聖父之書》中，魔鬼就擁有波蘭人的相貌。
諾夫哥羅德和普斯科夫與天主教的德意志一直都保持著聯繫，它們也岌岌可危，教會正在不停地守護著它們。諾夫哥羅德主教尼封（1129—1156在位）強調，必須將改宗東正教的天主教徒視為新的信徒。而普斯科夫的居民由於王公弗拉基米爾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天主教徒，將他驅逐了出去。普斯科夫編年史有大量這樣的表述法：「不潔的德意志人、拉丁人……」
那個時期的宗教文獻記錄的幾乎清一色都是希臘高級教士的事情，而他們就是東正教和西方之間對立的根源，也是對拜占庭的敵人「拉丁人」抱有深仇大恨的根源。19世紀自由派歷史學家康斯坦丁·卡維林在論及拜占庭的影響時，說「知識上的奴役占第一位」（之後才提到其他情況）。20世紀下半葉，德米特里·利哈喬夫則提到觀念、知識和表象之間的「移植」。現實政治對精神文獻的大聲疾呼並不當回事：各個王公照樣締結姻親和軍事聯盟，並不太擔憂他們潛在的朋友信什麼教、是什麼民族。
歷史學家在說到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的統治時，提到了東正教的勝利。他們指的是複雜的教會等級製得到確立，民眾的基督教化取得進展，畢竟民眾改宗東正教之後，很長時間以來並沒有完全拋棄舊時的信仰。有些歷史學家在說到基輔羅斯的居民時，甚至還用了「雙重信仰」這個詞。紅太陽弗拉基米爾統治時期，教會的章程出台，並由其子雅羅斯拉夫完成。對靈魂的操心自然而然就是宗教信仰侍奉者的事情，他們帶來新的信仰，必須和舊信仰的殘餘進行戰鬥。但塵世的無數事情，教會也必須擔負起來。教會在獲得國家威權的絕對支持之後，便幫助國家管理社會、維持秩序。教會向君主授予了至高無上的合法性。它帶來了唯一的禮拜語言，這門語言是以希臘人西里爾和美多德的斯拉夫字母為基礎創建的，所以教會成了國家統一的基本要素。東正教的禮拜用的是所有人都聽得懂的語言，這樣就將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的臣民拉到了一起。這門語言也將成為俄羅斯文化的基石。
所有專家都一致承認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是基輔羅斯最了不起的軍事首腦和國務活動家。13世紀描述韃靼—蒙古入侵的重要著作《雅羅斯拉夫大公駕崩之後羅斯被毀的故事》一書就講述了羅斯國的輝煌在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治下達到頂峰的情況。作者描述了「羅斯大地光芒四射，盛極一時」之態。從匈牙利人到波蘭人再到捷克人，從立陶宛人到德意志人再到卡累利阿人，從白海到北冰洋再到保加利亞，從切列米斯人到莫爾多瓦人，難道不都對基輔君主俯首稱臣了嗎？1127年，弗拉基米爾之子姆斯季斯拉夫奪取波洛茨克，達到基輔帝國攻城略地之後疆域的最高峰。1132年，姆斯季斯拉夫死後，波洛茨克的王公便立刻奪回了自己的領地。對基輔來說，這也是他們衰落的肇始。
俄語中至今還有一個表達法：「你再重，哪有單打獨鬥者的皮帽重」，意思是弗拉基米爾大公的帽子鑲滿了珠寶，後世所有的莫斯科沙皇都會戴這樣的帽子，以此來維繫羅斯和拜占庭之間的聯繫。這個表達法暗指大權在握，負擔也重，也指第一個戴「皮帽」者的豐功偉績。儘管弗拉基米爾擴展了自己國家的疆域，但他也成功維繫了和平，而這正是帝國存在的必要條件。大公在死前寫給自己兒子（共有八個）的《訓言》中，首先強調兄弟和王公彼此和睦的必要性，畢竟他們各自都繼承了一部分國家。坐上基輔御座的姆斯季斯拉夫是個行事果決、經驗豐富的軍事首腦。他在自己統治的七年時間內（至1132年）維護了大公的威望。繼他登上王位的是他的兄弟雅羅波爾克。從此之後，所有的君主都是基輔的轄區所出。
留里克帝國的衰落持續了好幾十年時間。成因有許多。首先是政治層面的，和國家的組織結構與繼位制有關。沃里尼亞王公伊孜亞斯拉夫是單打獨鬥者的孫子、姆斯季斯拉夫的兒子，他採取非正規的手段擴大自己的領地，損害了家族的利益，就是他第一個提出了這項新的原則：「地位不會自己找上門來，而是要自己去尋找。」換句話說，自此以後，恰是君主的勇敢無畏和個人品質，而非輪換制，才可讓他獲取土地和權力。基輔的權威驟然跌落。還有經濟上的原因：阿拉伯人入侵之後，地中海喪失了重要性，拜占庭也失去了和地中海的聯繫。君士坦丁堡於1204年陷落，這對基輔也是一個極大的打擊。
國內戰爭不再是原來的性質，而變成了敵對國家之間的衝突。1169年，單打獨鬥者的孫子、羅斯托夫與蘇茲達爾王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聯合他人，率領一支龐大的軍隊，攻占了基輔。各個王公動用武力進入都城，登上王位，這並不是第一次。但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還有其他規劃。城市被洗劫一空，燒成灰燼，民眾或被殺，或淪為奴隸。編年史提到了這次奸淫擄掠，教堂被付之一炬，財寶也被蕩滌殆盡。民眾對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其父尤里·多爾戈魯基三次成為基輔大公）很厭惡，所以他特別想復仇，想要把單打獨鬥者的帝國首都羞辱一番，將這座城市夷為平地，使之完全失去重要性。半個世紀之後，拔都的蒙古大軍攻占基輔時，所造成的損害也不及留里克的基督徒王公後裔所造成的損害大。
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出生於東北方。從南方向東北方遷移的進程始於12世紀下半葉。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本人相當看重自己在伏爾加河的領地，那是他從父親弗謝沃洛德手上繼承下來的。他經常會去羅斯托夫小住，花費很多精力以增進其經濟和文化上的影響力。歷史學家最終在弗拉基米爾這座城市的創建者究竟是誰這一點上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是單打獨鬥者，還是讓羅斯受洗的第一個弗拉基米爾？儘管如此，當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當上羅斯托夫與蘇茲達爾王公的時候，弗拉基米爾城已經是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了，後來很快就成了羅斯的首都。
照編年史的說法，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是這樣解釋自己向東北方進軍的原因的：「這兒，一切都很平靜。」在王公的口中，這話就有了明確的意義：南方局勢不穩，像是炸藥庫。在克利亞濟馬河與伏爾加河上游沿岸地區的森林和沼澤地帶，局勢則要平和得多，不像四面通風的大草原和第聶伯河兩岸。但這種對「平靜」的渴望也有另一層含義。尤里·多爾戈魯基三次統治基輔和三次下台都走的是合法途徑，但他與民眾不睦，他的命運象徵了南方的局勢：若是沒有足夠的權力來登上基輔的御座，那就必須獲得基輔人的首肯。他們會以一種稍顯殘暴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感受：尤里·多爾戈魯基死後，1157年發生暴亂；基輔人屠殺了君主帶來的蘇茲達爾人。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十二年後摧毀這座城市的時候，實際上只不過是在找不聽話的基輔人算舊賬而已。東北方並不存在大城市，也沒有維徹，這所謂的「平靜」可以讓君主以不同於南方的方式來進行統治。
君主及其臣民之間建立起了新的關係。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認為蘇茲達爾和基輔對抗的歷史意義，就是「北方傳承下來的體制與南方族長制無政府主義狀態之間的碰撞」；這是「東方森林中萌芽的專制政體對西方大公的家系傳統和城市或部族的依附傳統的一次勝利」。19世紀的這位法國歷史學家沒法預見到1954年，莫斯科的廣場上豎起了一尊紀念尤里·多爾戈魯基的紀念碑，編年史把他的名字同莫斯科的第一次出現(1147)聯繫了起來。20世紀初的烏克蘭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格魯切夫斯基在講述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洗劫基輔的時候，認為有必要明確的是，這位君主來自莫斯科附近的弗拉基米爾。這位歷史學家自願選擇了這種與時代不相符的說法：他並沒有忽略1169年，弗拉基米爾是公國的首府，而莫斯科只是新近出現的一個殖民地而已。他想強調的是烏克蘭和俄羅斯衝突的古老根源，他們之間的對立古已有之，因此照他的說法就是，這恰恰就表明了有兩個民族：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
基輔羅斯的民眾根本不可能了解19世紀的沉重遺產民族主義。對眾口一詞的俄羅斯歷史學家而言，基輔強權的衰落也是一體化的進程。國家的結構轟然崩塌，但民族、民族一體的情感便由此而誕生。19世紀的歷史學家所下的結論是：「基輔最初幾位君主將各個不同的種族無意識地結成了政治共同體，俄羅斯大地雖然失去了政治統一體，卻第一次開始將自己視為一個民族，認為自己是大地的一分子。」勒魯瓦—博利厄不想被人指責自己抱有偏見，他是這樣解釋這種歸屬於同一個民族的情感的：「並不像很久以來所說的，大羅斯人和小羅斯人是兩個不同的民族那樣，蘇茲達爾的新羅斯人和舊羅斯人之間並不存在(……)種族鬥爭，也不存在國族分裂。」
編年史記錄了一個日期：1132年。「那時候，整個羅斯大地都在轟然崩塌。」姆斯季斯拉夫大帝也死於這一年。基輔羅斯分崩離析。勒魯瓦—博利厄在崩塌的各種成因中，自然並沒找到任何種族或國族上的敵對狀態。12世紀沒有這種情況。從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的家系可知，他來自一個截然不同的種族：他的母親是波洛韋茨的公主，祖母是盎格魯—撒克遜國王的女兒，曾祖母是希臘公主。第聶伯河兩岸，斯拉夫人、諾曼人、大草原上的各個部族混雜而居。在向東北方遷移的過程中，各個王公占據了芬蘭部族居住的地盤，這樣一來，芬蘭部族的血脈又加入了斯拉夫—諾曼—波洛韋茨人的大雜燴之中。
18世紀出現的「國族問題」引發了激烈的論戰，至今仍未平息。這些論爭都有相當尖銳的現實性。1992年，俄羅斯科學院歷史研究院院長承認，對很久以來似乎已最終解決的，而且獲官方批准的一個問題仍然存有疑問：「我們甚至不知道俄羅斯民族何時開始形成，舊俄和它的三個分支，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何時分開。有人斷言這件事發生在基輔羅斯時期（11世紀至12世紀），還有些人（他們的論據似乎更充分）則將這個進程推到了後蒙古時代（14世紀至15世紀）。」
共同的信仰、語言、文字創造了所謂「俄羅斯大地」統一的基礎。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對古代的文獻了如指掌，但他強調我們在其中根本「沒有見過俄羅斯民族這一表述法」。
7《伊戈爾遠征記》
哦，羅斯大地！你已遠在山丘之外。
1795年，在雅羅斯拉夫爾的一組手稿收藏中，發現了一首未曾聞名的史詩手抄本，叫作《伊戈爾遠征記》。羅斯古物著名的愛好者和收藏家阿·穆辛—普希金將其購入囊中。1800年，這首詩歌發表。1812年，手稿在莫斯科大火中被付之一炬。因此，刊印本就成了手稿存在的唯一證據。在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發現這份手稿之後，20世紀初又發現了一份抄本；但後者與初次印刷的版本略有不同。對《伊戈爾遠征記》進行的古文字學和語言學研究很快就得出了結論，即第二份手稿不早於16世紀，換言之，它和原稿相隔三百多年。
2800字的詩歌成為無數研究的對象（有800多部關於它的著作），有各種各樣的評註本和注釋本，為此進行的論戰也相當激烈。對文本和論點的研究同時開始，一直持續到了今天。《伊戈爾遠征記》從很多方面來看都很神秘。首先，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來說說「物理」方面的原因：不存在原本，古羅斯文獻中也完全沒有與之相似的文本。伊戈爾·斯維亞托斯拉維奇反抗波洛韋茨人的戰鬥史好似平原中間的一座山峰傲然孤立。基輔羅斯的文獻頗為豐富，有編年史、聖徒生平、宣道詞、演講稿、朝聖者的敘述。但無論從表現力、形象的豐富性、象徵、隱喻，還是個體與所述事件之間的關係來看，沒有哪篇文本相類於《伊戈爾遠征記》。或許，就像有人想像的那樣，這樣的作品都已消失在那個年代的大火之中。但有些人則提出一種假設，認為《伊戈爾遠征記》並不是傳統上所認為的那樣，是1185年至1186年戰事結束之後立馬寫下來的。
現在仍有三個觀點無法調和：《伊戈爾遠征記》是12世紀的里程碑作品；此為贗本，寫作時間或許應為17世紀；該文本寫於13世紀至15世紀之間。研究者對詩歌的撰寫時間和作者的出生地說法不一。無數評註者對作家所用的詞語和概念的意義爭論不休。語言學家對語言的起源也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假設。不過，所有人都一致認為這首詩歌是出於愛國情懷寫就的，呼籲聯合起來，共同對敵，其受眾是羅斯各王公。但關於聯合起來究竟要對抗哪個敵人，爭論又起。《伊戈爾遠征記》在宗教上的含混不清也讓人困惑不解：身為基督徒的作者使用了無數異教的形象和象徵，還求助於各色偶像，而此時的羅斯早在兩個世紀之前就已是東正教的天下。《伊戈爾遠征記》的捍衛者認為當時「雙重信仰」仍然通行，民眾中間的偶像崇拜始終都很活躍。可是，沒有任何東西能證明這首詩是如何受民眾歡迎，又是如何流布的，而且，民眾無疑也不會去閱讀如此艱深的文本。
《伊戈爾遠征記》的捍衛者發現了其真實性的證據，他們認為該文本講述的伊戈爾反抗波洛韋茨人的戰鬥和另一篇文本《頓河彼岸戰記》相像得不可思議，有時連用詞都很接近，後者敘述的是1380年莫斯科王公德米特里反抗韃靼人的戰鬥。講述莫斯科在庫里科沃（丘鷸田）擊敗馬麥一事的《頓河彼岸戰記》傳到我們手上的只有寥寥數本，根本沒有流行度。大量研究者堅信《頓河彼岸戰記》的作者受到了《伊戈爾遠征記》的啟發。不過，也可以認為《伊戈爾遠征記》的作者反過來受到了《頓河彼岸戰記》的啟發。這樣的話，除了《伊戈爾遠征記》的寫作日期要變之外，其他不會有絲毫變化。
1185年伊戈爾王公對抗波洛韋茨人的戰史，編年史當中也記錄了。因此，歷史事實本身沒有疑問。在卡亞拉河畔，伊戈爾的第一次戰鬥獲勝，但從第二次開始就被打敗了。他的親兵全軍覆沒，自己也成了階下囚。後來，他逃出生天，返回基輔。劇情很簡短，語言和形象並不豐富，文學修辭手法完全不見。詩歌只將無可辯駁的歷史事件保留了下來，因為其他所有的東西都容易引起爭議。第一個謎團：作者為什麼要將伊戈爾王公當作英雄？伊戈爾只是小公國的君主，並不突出，既不英勇，也沒什麼特別的美德，尤其軍力並不突出。根本沒法解釋他為什麼突然要去征服波洛韋茨人的大草原，為什麼想要把以前屬於他的土地特穆塔拉坎替羅斯奪回來。一小隊親兵就是他的整支軍隊，只有他的兄弟切爾尼戈夫王公弗謝沃洛德派兵支援了他。而且，1180年，伊戈爾還和波洛韋茨人結了盟，娶了康察克汗的女兒為妻，後來還成了康察克汗的俘虜。出征之前一年，伊戈爾曾拒絕由其父親斯維亞托斯拉夫王公組織的對大草原遊牧民遠征的隊伍。
可以假設《伊戈爾遠征記》的作者選擇了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對其進行了修飾，以自己的方式將之呈現出來，以表達自己對羅斯命運的思考和情感，這有點像是發出了一個信息。這個假設並非毫無根據：伊戈爾的戰事只是一個託詞，藉以對一百五十年或兩百年的羅斯歷史進行反思，《伊戈爾遠征記》里提到了四十位王公。但作者也是這個信息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從該文本出現以來，對他的爭論就沒停止過。研究者對他的社會地位究竟如何莫衷一是。文本所用的語言也引起了激烈爭論。有人認為作者是親兵的一員，一說是伊戈爾的親兵，一說是加利奇王公雅羅斯拉夫的親兵，第三種說法是基輔王公斯維亞托斯拉夫的親兵。有人從中看出作者是個宮廷詩人，但究竟是哪個王公的宮廷呢？
詩歌的語言很複雜，專家便想從民間語言和民俗學，以及古希臘詩歌（荷馬、歐里庇得斯），中世紀的拜占庭文學，斯堪的納維亞的《薩迦》《羅蘭之歌》《尼伯龍人之歌》，12世紀的法蘭西武功歌那裡尋根究底……我們在《伊戈爾遠征記》里找到了波蘭語和捷克語的語彙成分。專家注意到這首讚頌伊戈爾的詩歌和烏克蘭語及白俄羅斯語頗為相近。數量極多的評註者在語言的「晦澀」、難以理解的部分上栽了跟頭，這些有可能是抄寫者或沒什麼經驗的編輯者所犯的錯誤，也有可能是因為現代語言當中缺乏與之相當的用詞。此外，部分詞語我們在那個時代的任何文本中都沒見過，所以仍然是個謎。
認為這篇文本寫於13世紀的假設基於這樣一個觀點，即作者「在講一件事情的時候，頭腦里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所以這個假設可以當作解決《伊戈爾遠征記》之謎的一個嘗試。贊同這個理論的人認為事實上，該文本描述的並不是伊戈爾的戰事，而是羅斯人和韃靼人的第一次相遇，不是卡亞拉戰役，而是卡爾卡河戰役，羅斯親兵是在這場戰役中被打敗的。他們還舉《羅蘭之歌》（摩爾人在裡面取代了巴斯克人）為例，指出兩者的相似性。
這個假設把《伊戈爾遠征記》的情節和成文的日期推移了幾十年時間，但這樣做基本上起不到什麼作用；該假設和一個觀點相一致，即這首詩歌是要呼籲聯合起來，以對抗波洛韋茨人或韃靼人這樣的外敵。
《伊戈爾遠征記》自出版以來，也在政治領域激發了論戰。對俄羅斯歷史的本質、基輔羅斯文化發展的程度、羅斯文化深刻的獨創性，或者相反，羅斯文化的模仿性和借用程度進行討論的時候，也會用到這部史詩。研究者到19世紀中葉的時候人數已經很多，他們都否認了《伊戈爾遠征記》的真實性，理由是11世紀至12世紀的羅斯還很野蠻。該文本的重要性還體現在一個事實上，即對12世紀事件的敘述所蘊含的現實性已經變得越來越明顯。院士德米特里·利哈喬夫是我們時代研究《伊戈爾遠征記》的頂級專家，他就說得斬釘截鐵：「(……)《伊戈爾遠征記》在我們偉大的蘇維埃時代找到了其在現時代俄羅斯文化中的真正地位。如今，《伊戈爾遠征記》已是第三次再生。」關於大家對伊戈爾王公的赫赫戰功、對作者的呼籲所具有的極強現實性的偏愛，這位專家並不懷疑。德米特里·利哈喬夫在《伊戈爾遠征記》印數最多的那一版所寫的前言中說這是「世界文學史上最具人文主義色彩的一部作品」，並列舉了其種種不朽的品質。他從創作史詩的那個時刻講起：「《伊戈爾遠征記》極其有力、極其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惡，那就是俄羅斯這個國家尚未統一。」但羅斯長盛不衰、獲得統一的觀念，某些王公也在宣揚，在整個大地上和命運共同體內統一羅斯人民的文化，使用羅斯的語言，事實上也都在做。對於《伊戈爾遠征記》作者提出的這個統一觀念，德米特里·利哈喬夫認為是「真切體現了勞動人民、全體羅斯人民的利益」。德米特里·利哈喬夫寫道，作者是寫給「封建階級的進步人士」看的，向他們解釋「必須牢牢捍衛祖國」，「用愛國立場來對封建社會的領導人進行劃分」。
這位專家注意到「伊戈爾·斯維亞托斯拉維奇的失敗對羅斯大地造成了悲慘的後果」，他認為《伊戈爾遠征記》儘管講述的是失敗，但它仍然「極具樂觀主義」。德米特里·利哈喬夫對該文本進行了極具現代化的解讀，使《伊戈爾遠征記》成了愛國主義文學的模範作品。
描述伊戈爾戰事的史詩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要對這樣的形勢負責？17世紀進行創作的莎士比亞並不見得比12世紀或13世紀的這位詩人謎團更少。我們不僅會去爭論《羅密歐與朱麗葉》的作者是否存在，而且尤其會對他用相當晚近的語言寫成的文本所蘊含的意義進行質詢。有人指責他中傷可憐的理查三世、迎合都鐸王朝、反猶、不敢衝撞當時的習俗，這些觀點有的得到支持，有的得到反駁，但都脫不開這位劇作家的作品，他的作品可以對此提供支持和反對。如果我們用抽象的表達方式，如「勞動人民的利益」或「進步主義者」，那就只能承認德米特里·利哈喬夫對《遠征記》傳達的信息所做的闡釋正確無誤，即羅斯大地的統一是對抗「不潔者」絕對必要的條件。
相反，有一點更可疑：詩人為「羅斯」這個詞賦予了什麼含義？亨利克·帕什凱維奇否認《伊戈爾遠征記》的真實性，他的理論基礎就是對「羅斯」這個概念進行現代闡釋，使之具有12世紀不可能擁有的意義。他認為羅斯這個詞有兩重含義。第一重是地理和政治上的，指的是波良人和塞維里亞涅人生活的土地，這些人是基輔、切爾尼戈夫、佩列亞斯拉夫爾這幾座城市的建造者；第二重是宗教上的，將斯拉夫人和非斯拉夫人全都統一起來，宣揚羅斯宗教，也就是宣揚東正教。在《伊戈爾遠征記》中，「羅斯大地」這一表達法具有那個時代較為陌生的種族和國族的內涵。
從最近兩百年的進程來看，敘述伊戈爾王公戰敗所具有的現實性是很明顯的，而且這種現實性只會有增無減。該文本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使用了豐富的地理詞彙：南方的克里米亞和多瑙河，西方的德維納河和涅曼河。研究者認為「羅斯大地」是詩歌中最大的主角，它從黑海和匈牙利的邊界地帶一直延伸到西部的立陶宛、北部的大諾夫哥羅德、東部的伏爾加河。再次借用亨利克·帕什凱維奇的說法：羅斯的邊界才是《伊戈爾遠征記》的主人公。這首史詩很好地闡釋了「單打獨鬥者的理念」，即國家立足於古羅斯輝煌時期的土地，自身變得強大而統一。
8 廢墟之上
因為兄弟對兄弟說：「這屬於我，那也是。」
——《伊戈爾遠征記》
從姆斯季斯拉夫之死到蒙古人來臨(1132—1223)的這一個世紀充斥著羅斯各王公之間兄弟相爭的景象。我們可以認為那是留里克帝國崩潰的源起。但也可以說，是這樣的衰落導致了兄弟相殘、叔侄相爭，當然其中成因眾多，上文也已述及。那個時代的標誌就是威望和權力走到了盡頭，至少基輔就是如此，另一個標誌就是基本面向東北方向的殖民運動。歷史學家認為12世紀中葉存在15個公國，到13世紀初，就已經有了近50個，14世紀的時候有大約250個。其中地位最穩固的是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公國、加利西亞公國、沃里尼亞公國和諾夫哥羅德共和國。
最早向東北（後來成為羅斯國的中心）行進的是羅斯托夫和蘇茲達爾，它們是基輔羅斯的兩座最古老的城市。我們完全同意泰納所說的時間、民眾和疆域具有歷史重要性的觀點，所以接下來會將這些範疇用到12世紀後半葉和13世紀初的蘇茲達爾的土地上。基輔公國是基輔強權古老的組成部分，雅羅波爾克駕崩之後，國內戰爭四起，基輔公國由此走上前台。單打獨鬥者的幼子、蘇茲達爾王公尤里·多爾戈魯基夢想著要坐上基輔的御座。他花了八年時間，打敗了自己的侄子伊孜亞斯拉夫，兩次攻占基輔，又兩次敗亡，最後終於達到目標，於1155年當上了大公，兩年後去世。參與這些戰爭的幾乎囊括了留里克家族的所有支系，幾乎波及羅斯的所有地區，也殃及了鄰國，即波洛韋茨人、匈牙利人、波蘭人。
11世紀，羅斯托夫是公國的中心。尤里·多爾戈魯基仍然喜歡住在蘇茲達爾，他總是從那兒外出征戰，也總是會返回那兒。他奪取土地，擴大王公的領地（森林、沼澤、河流），自然也會建造城市。城市一般都建在伏爾加河及其支流的兩岸地帶，如奧卡河、克利亞濟馬河及其支流。在這些新近建造的築有防禦工事的市鎮裡，出現了佩列亞斯拉夫爾、尤里耶夫、德米特羅夫和莫斯科。尤里的兒子安德烈將都城設在了克利亞濟馬河岸邊的弗拉基米爾城內。
從蘇茲達爾和基輔之間的戰爭可以看出西南方和東北方之間關係的本質。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持續遭到劫掠的基輔、切爾尼戈夫、佩列亞斯拉夫爾以及伏爾加河上游地區，人口持續外流。新來的人對那兒原本的芬蘭部族採取降伏、擊退、吞併和同化的策略。這種遷移對南方人來說並不僅僅是氣候變遷所致。當地的環境迫使他們一小群一小群地安頓下來，通過激烈的戰鬥來奪取森林和沼澤地帶的小塊土地。農民前往東北方，尋求的是安寧。親兵跟隨君主，尋求戰利品和榮耀。王公則想獲取土地，從維徹和波雅爾手中擺脫出來，在基輔和羅斯其他古老的城市立法的就是波雅爾。
在新近獲得的土地上，單打獨鬥者想要獲取獨一無二的專制權力的理念開始通行。這個理念在安德烈·尤里耶維奇·博戈柳布斯基的個性和行動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伏爾加河上游地區的權力轉移之所以能獲得成功，有好幾重因素，偶然性也占了一部分：三個傑出的政治家將相繼在蘇茲達爾的土地上擔任領導人，他們就是尤里·多爾戈魯基和他的兩個兒子安德烈與弗謝沃洛德。1149年，尤里第一次當上了基輔的君主；他的兒子弗謝沃洛德繼哥哥安德烈之後又登上了王位，於1212年去世。在這六十三年的兩代人的時間之內，基輔最終淪落，從9世紀起構建起來的國家分崩離析，新的權力中心即將君臨天下。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獲得了弗拉基米爾大公的稱號，而這個新國家也將擁有一個新的都城。
歷史學家對改變都城的原因給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釋：商道改動，外敵威脅，君主的瓦良格人血統阻止其長時期待在一個地方。這些論點無論合起來看，還是分開來看是否有道理，我們對它們都不必花費太多時間，但有一點還是會讓我們震驚，那就是留里克和他的兄弟都是從諾夫哥羅德去基輔的。毋庸置疑，只有死亡才阻止了斯維亞托斯拉夫最終將自己的居所搬遷到多瑙河畔的佩列亞斯拉維茨。弗拉基米爾迅速地將都城搬到了莫斯科，彼得大帝又青睞於彼得堡，而最終，權力又從彼得堡回到了莫斯科的手中。這些都城從匯入黑海的第聶伯河兩岸躍向在大陸腹地流淌的莫斯科河畔，繼而又來到涅瓦河畔和波羅的海，於是，地理、氣候、人口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重心同樣也在發生改變，敵人，以及運動的方向也都在變，而這運動一直都不曾中斷過。不過，這些遷移運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動力，那就是「單打獨鬥者的理念」。
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在蘇茲達爾—弗拉基米爾公國的諸多建設者中間占有特殊的地位。俄羅斯歷史學家儘管花了不少的篇幅來寫他，卻沒有給予他應得的關注。也許這是因為歷史資料稀少，不過，小說家應該是不會因此而打退堂鼓的；也許是因為第一位弗拉基米爾大公的形象讓他們望而卻步。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發現：「安德烈的整個人散發出新鮮的氣息：只是這氣息無疑並無良善可言。」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渴望權力，渴望絕對的權力，即便是基輔時代的留里克們也與之不同，更別說那些盎格魯—拜占庭—波洛韋茨的先祖了。人物本身是否有趣還屬其次。安德烈的新奇之處在於，無論從正面的，還是從殘暴的方面來看，都像是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先行者。如果說伊凡和彼得需要有個榜樣的話，那麼沒有比他更好的了。
1111年，安德烈出生在蘇茲達爾的土地上，在他生命的前三十八年里，就沒離開過北方。能分到蘇茲達爾的郊區城市弗拉基米爾，他已經很滿足了。1149年，他才第一次去了基輔，那一年，他父親登上了大公的寶座。於是，尤里·多爾戈魯基為了降伏都城，引發了連綿不斷的戰爭。安德烈由此展現了過人的勇氣，和南方那些整天慣於打打殺殺的羅斯王公都有所不同。尤里在基輔站穩腳跟後，便把維什戈羅德這座小城（距都城7公里）給了自己的兒子。但安德烈並不喜歡南方。他違背了對父親許下的承諾，秘密返回了自己的城市弗拉基米爾，還帶走了傳說屬於聖徒路加的聖母像。聖母像被重新命名為「弗拉基米爾聖母」後，成了俄羅斯最主要的聖物之一。
安德烈並沒有直接住在弗拉基米爾，也沒住在該地區最古老的城市羅斯托夫與蘇茲達爾。他選擇住在距弗拉基米爾11公里的一座名為博戈柳波沃的小村子裡。他先是從那兒管理弗拉基米爾公國，繼而管理整個羅斯大地。尤里·多爾戈魯基將基輔王位讓給了兒子，安德烈最先做的就是斷絕和世俗傳統的關聯，選擇從自己在東北方的都城來管理羅斯。
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既不喜歡南方，也不喜歡基輔。一有機會，他便回到自己老家，這個單打獨鬥者的孫子就這麼將「羅斯諸城之母」棄之不顧，但他這麼做並不是因為喜歡伏爾加河上游的氣候，而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在基輔的話，權力會受限制。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的統治就這樣結束了俄羅斯歷史的第一章，開啟了第二章。
南方和北方之間、飽受衰落之苦的基輔羅斯和繼之而起的國家之間的斷裂，是由君主安德烈安頓在弗拉基米爾造成的。古老的秩序由此破裂。但安德烈並沒有拋棄大公的頭銜，而是決定從另一座都城來實施自己的權力。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由此導致留里克的政治體制灰飛煙滅。在安德烈統治時期，權力的等級結構開始顯現。直到那時候，遷往基輔的大公都會將自己以前的領地留給從年齡上看很快會繼承自己王位的親戚。安德烈成為大公，也是以這種方式來統治基輔的，但他還是選擇牢牢地掌控住蘇茲達爾的土地。於是，後者也就不再是可以承襲的土地，而是成了專供君主一人使用的領地。蘇茲達爾從羅斯代代相傳的區域內脫離了出來。一種嶄新的權力體系由此誕生。
1169年，安德烈毫不留情地把基輔洗劫了一遍——「占領者既沒放過寺廟，也沒放過女人，孩子也沒逃過。」編年史家如是記述道——把它讓給了自己的哥哥格列布，後者沒多久就死了，於是安德烈又把基輔給了他在斯摩棱斯克的幾個侄子。由於後者拒絕聽從弗拉基米爾來的命令，安德烈便把他們像用人那樣全都趕走了：「羅曼，你不服從我的意志……那好，你就從基輔滾蛋吧。你，姆斯季斯拉夫，從諾夫哥羅德滾蛋。大衛，從維什戈羅德滾蛋……」據說姆斯季斯拉夫王公不懼怕塵世，只懼怕上帝之國，他很氣憤地回答道：「你和我們說話，不是像對王公那樣，而是像對你自己的士兵那樣。」
姆斯季斯拉夫深刻理解了正在發生的這些變化當中的要義：王公之間的家族制體系，雖不排除衝突和戰爭，但還是建立在傳統的「等級制」上的，而政治上的臣服關係實際上是將小王公貶低到了庶民階層，但排在第一位的還是家族制。
歷史學家對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這麼做的動機看法不一。有的提出了質疑：他的行為是否受到「專制政體的理性原則，抑或專制者純粹的本能」所驅使？另有些人則認為他是「俄羅斯第一位明確想要樹立專制權力和專制制度，並且切實做到這一點的君主」，他是新的國家秩序的奠基者。編年史家，尤其是南方的編年史家，仍對基輔被毀於一旦耿耿於懷，競相說安德烈「專橫暴虐」，是個胡作非為的暴君。其中一個寫道：「君主安德烈很聰明，也很勇敢，但他不知分寸，大好成果都被他給毀了……」換句話說，他被怒火沖昏了頭腦。
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的行為自有其邏輯，可以認為他的政策就是要建立新的秩序。這一點只要看看這位大公的主要決定就可以了，首先來看遷都這件事。確實，皇帝提比略住在卡普里，但羅馬仍然是帝國的首都。安德烈卻把基輔剔除了出去。其次，對小王公的羞辱，把他們變成「跟班」。大公不願依靠貴族（他父親的親兵、波雅爾）和通過維徹來管理城市的那些行政官員。他寧願選擇民眾當中最底層出身、最沒有教養的奴僕，他最看重的是對他個人的絕對忠誠。安德烈後世的繼承者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也重拾了這種「大眾暴政」。
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對他那個時代來說已屬超前，對如何實施專制權力也頗為講究技巧。野心勃勃，再加上反覆無常、偏執易怒的性格，使大公同貴族和市政官員以及近侍的關係都很不好。結果就是有一天，20個人密謀造反，沖入了他的寢宮。儘管他這個戎馬倥傯的老戰士年事已高，又沒武器，但還是起身反抗要殺他的人。這自然是徒勞的。整整兩天時間裡，造反者都不讓別人埋葬他的屍首。城裡發生暴亂，開始燒殺搶掠。君主安德烈在這方面又成了一個先行者：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死亡之後，俄羅斯同樣經歷了動亂時代。
安德烈對卡馬河或諾夫哥羅德的保加爾人發動戰爭，主要是為了強化自己的專制權力。弗拉基米爾就是他的作品，他讓這座城市成了羅斯最美的城市，教堂眾多，到處都是手藝人和商販，大公和都城的威望都由此得到了提升。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還花了大量精力在弗拉基米爾設立了「都主教府」，使之獨立於基輔。君士坦丁堡不同意他的做法，牧首對這個新的權力中心並不看好，遂特意與之保持了距離。
安德烈既有善舉，也有惡行，不管怎麼說，他還是進入了聖徒的行列，19世紀的歷史學家由此得出結論：「安德烈是大俄羅斯的第一位君主；他的所作所為皆具奠基性質，為後繼者樹立了榜樣，而後繼者則根據時勢所需，完成先祖未竟的事業。」
大公遇刺之後兩年的動盪並沒有將他的事業消滅殆盡。弗拉基米爾仍然是都城，但「老城」羅斯托夫與蘇茲達爾也花費了不少的精力，想要擺脫安德烈所鍾愛的這座城市。王位由安德烈的弟弟弗謝沃洛德繼任，後者是尤里·多爾戈魯基的幼子，也是單打獨鬥者的孫子。弗謝沃洛德三十餘年的統治期(1176—1212)由於子孫眾多，故名之為「大家族時期」，這段時期，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得到了飛速發展。《伊戈爾遠征記》的作者說大公的親兵勢力極大，可以「讓伏爾加河不再槳聲蕩漾，抄起頭盔，就能將頓河之水舀干」。行事謹慎卻又性格固執的弗謝沃洛德鞏固了自己的專制權力，確保了弗拉基米爾作為羅斯中心的地位。他的國家領土廣袤，從黑海的大草原直達北冰洋，從多瑙河和德維納河直抵伏爾加河，人口多達600萬。
南方的權力和人口中心逐漸向東北方遷移的趨勢改變了該國的經濟環境，由此又反過來影響到體制的性質。耕地和森林成為收入的主要來源。森林提供建造樅木屋的材料，可以製作鞋子和餐具的椴樹皮，可以做蠟燭的蜂蠟，以及製造蜂蜜酒的蜂蜜。耕地是從森林手裡搶過來的，經過短暫的開墾之後即拋了荒。農業粗放耕作的特點迫使人們只能經常變更居住地，過一種流動、漂泊的生活。
出於經濟需要，這種完全自由的行動最終打破了共同體的聯繫。耕農和地主的法律地位由其「等級」所決定，被他們和君主簽的契約所決定。土地屬於君主，後者將土地賜予波雅爾，將自由民身份的僕從授予宗教機構。土地由自由農民、佃農和農奴耕種。廣袤的疆域都缺人居住，所以這種行動完全自由，人口可以輕易地從一個王公處來到另一個王公那裡。地主打壓這種自由，就會導致自己的領地上沒人移居過來。
隨著王公的可繼承土地越來越多，東北方最古老公國的城市裡的維徹很快就分崩離析了。權力徹底掌握在君主的手裡，君主出於自己的意願把土地賜予各方，使得土地四分五裂，而他也就成了唯一的統一準則。土地屬於君主本人，行政事務也由他的僕從（波雅爾和地方長官）來履行。但那些擁有采邑，也就是「私」地的人也有課稅權和司法裁判權。
基輔的衰落同時也是蘇茲達爾—弗拉基米爾地區得到強化的因和果。「羅斯諸城之母」遭到削弱，與之相伴的是基輔羅斯西南地區的角色得到增強。喀爾巴阡山和普里皮亞季河之間的疆域被沃里尼亞和加利西亞瓜分。這些公國屬於留里克帝國最西端的部分，它們和波蘭、匈牙利聯繫緊密，經常在戰場上變換陣營，幫西邊的鄰居和羅斯人對著幹。12世紀下半葉，加利奇受強大的君主雅羅斯拉夫·弗拉基米羅維奇統治，後者號稱「智者」，《伊戈爾遠征記》有寫：「哦，智者雅羅斯拉夫君主，高高地坐於黃金御座之上！你的雷霆之軍讓喀爾巴阡山成了銅牆鐵壁……你的正義惠及多瑙河之遠！」
智者娶了「大家族」弗謝沃洛德的妹妹為妻，支持蘇茲達爾王公的政策。東北方和西南方聯手對抗古老的中心基輔。這個聯盟首先有益於弗謝沃洛德大公。智者雅羅斯拉夫去世之後，他的兒子加利奇的弗拉基米爾試圖鞏固從匈牙利國王手中奪回的王位，於是便向自己的舅舅弗謝沃洛德求援：「天父天主在上！若加利奇由我治理，上帝為證，我會奉上整個加利西亞，由你差遣。」
弗拉基米爾死後，沃里尼亞王公羅曼將整個西南方聚合成了一個公國，稱之為加利西亞—沃里尼亞。他是個傑出的軍事統帥，對匈牙利人、波蘭人、立陶宛人、波洛韋茨人都打了勝仗。他前去援助拜占庭皇帝，拒絕了教宗英諾森三世賜予的皇冠，因為後者要讓這位強大的羅斯君主皈依天主教。1205年，羅曼在和波蘭人的戰鬥中陣亡。他死後，公國出現了一段動亂時期，那個時代通常都會如此。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君主施行國內政策的目的就是強化自己的個人權力。編年史記錄了他說的話，他是這麼解釋自己為什麼要對加利奇的波雅爾如此殘暴的：「不清除蜜蜂，沒人能吃到蜂蜜。」對列夫·古米廖夫而言，君主羅曼驍勇善戰，精力旺盛，殘酷無情，不守信用，膽大妄為。這位歷史學家認為這些品質都是他的母親以及他在波蘭所受的教育傳承給他的，他的母親是波蘭君主歪腿波列斯瓦夫的女兒。照他看來，在羅斯大地上受過教育的君主也有同樣的品質，但它們並不見得總是會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
1203年，在切爾尼戈夫王公伊戈爾的倡議下，形成了反基輔的同盟，伊戈爾前不久還是諾夫哥羅德—謝韋爾斯基的王公，他也是《伊戈爾遠征記》的主角。他將羅斯諸王公聚集起來，讓曾當過俘虜的波洛韋茨人當僱傭軍。一位編年史家講述過1169年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洗劫都城時的慘況，現在他是這麼寫的：「羅斯大地陷入天大的不幸之中，基輔自從受洗以來就未曾經歷過如此的不幸。」城市遭到洗劫，被焚毀，教堂被夷平，居民全都被抓。差不多就是在同時(1205)，十字軍向君士坦丁堡發起了進攻，無情地摧毀了東方帝國的這座都城。但這畢竟是天主教徒不承認其為基督教的東正教會的都城。可基輔卻是被東正教徒自己蹂躪的，當然，也得到了異教徒波洛韋茨人的幫助。
大家族弗謝沃洛德統治期間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見證了一個新時代的誕生。在那之前，王公之間爆發戰爭，目的都是為了一個「位置」：以與生俱來的繼承權的名義奪回寶座。1207年，梁贊王公決定抵制弗謝沃洛德的政策。大公要把能抓到的人全都投入監獄，要求把那些人的妻子全都送到他那兒去，關在弗拉基米爾。梁贊公國的城市此後就由弗謝沃洛德的地方行政長官來管理了。大公的一個兒子則坐上了梁贊的寶座。但居民們不干。於是，弗謝沃洛德把所有人都驅逐了出去，包括主教，然後一把火燒了這座城市。公國於是成了隸屬於弗拉基米爾的公國。這是第一次典型的兼併行為，一位羅斯王公靠侵害另一位王公的利益來擴大自己的領地。
和基輔、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以及加利西亞—沃里尼亞一樣，諾夫哥羅德也是基輔羅斯的重要組成部分。諾夫哥羅德建城可追溯到更早的8世紀。我們不應忘記，傳說中後來建造基輔的留里克王公就是從諾夫哥羅德往南行進的。據說留里克帝國在西北方的前哨站有很多商人和水手，港口頗為繁忙，和羅斯的其他城市相比，既很相似，又不太相似。從紅太陽弗拉基米爾到智者雅羅斯拉夫和單打獨鬥者弗拉基米爾的這些人都是基輔最了不起的君主，他們確立了自己的權力，起先都是從統治諾夫哥羅德開始的，經過某個階段之後，便登上了都城的寶座。於他們而言，諾夫哥羅德的經驗既是一種教誨，又是一種警示。
沃爾霍夫河畔的這座城市的政治體制堪稱獨一無二。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俄羅斯正在尋求民主傳統，向諾夫哥羅德尋求參照的做法自然也不可避免。我們已經知道基輔羅斯的所有城市都有維徹，隨著君主的權力日益強化，維徹也逐漸喪失了其重要性。與之相反，在諾夫哥羅德，直到15世紀該城被莫斯科吞併為止，維徹始終都享有權威。1136年，居民們奮起反抗君主，維徹集所有權力於一身，甚至連王公和總主教都由它來遴選。
諾夫哥羅德是一個「封建」共和國，一切都是靠投票來決定的。決定很快就會做出：外交政策問題的解決不超過兩個月，國內事務的解決只需一個月。城市分成五個大區，每個區都負有相應的責任，大維徹的所有決策都會由行政長官簽名蓋章。每條街都會形成一個特別的社區，如有需要，每個社區均可組建自己的維徹。各區均有自己的旗幟，戰時會派遣自己的部隊和自己的督軍出戰。在諾夫哥羅德，直接民主制有時會採取完全地方化的形式。因此，如和維徹意見不合，各個派別的代表就會靠拳頭來解決問題，他們通常都會到沃爾霍夫橋上以打架定勝負。
如果王公不受大多數人喜歡，維徹就能罷免之，它會主持公道，制定法律，宣戰和締結和約，確定債務和稅收，選擇貨幣。投票原則甚至延伸到了修道院，宗教團體便在此推舉修道院院長、雜務修士，並處理庶務。之後，修道院院長的任命需獲總主教的批准。
城市的主要行政長官由維徹選出：沒有維徹，王公就不能統治諾夫哥羅德。編年史里有許多例子顯示，諾夫哥羅德人對行政長官不滿，就會起來反對他。行政長官只能從波雅爾當中遴選。教士不能當維徹的代表，但和中世紀的所有城市一樣，教士也擁有巨大的影響力。總主教負責照看靈魂和習俗。所有反教會的罪行，以及家庭、遺產繼承、財產方面的糾紛，都屬於他的管轄範圍。他對城裡使用的度量衡有決定權，在商業城市裡，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職能。
芬蘭各部族都自由地生活在諾夫哥羅德的土地上以及城市裡。他們只要尊重習俗，即可有權對公共事務發聲，享有社區成員的所有權力。
諾夫哥羅德採取極為積極的殖民政策，征服了邊境北部的土地和人口。這個商業共和國的土地從普斯科夫一直延伸到白湖城，囊括了整個北部，從白海直到北冰洋和烏拉爾地區，甚至還要更遠。但征服的土地越是偏遠，那裡能見到的諾夫哥羅德的民主特質就越少。殖民地向諾夫哥羅德人提供毛皮。這座城市物產豐饒，是重要的交通樞紐，與西方城市的貿易相當頻繁，尤其是與德意志和哥得蘭島。13世紀出現漢薩同盟的時候，諾夫哥羅德就為之提供了頗為特殊的環境，如貿易客棧和商行。
政治體制和經濟特色催生了諾夫哥羅德式的文化，出現了一些重要人物，如商人薩德科和性格衝動易怒的航海家瓦斯卡·布斯拉耶夫。只有家族首腦才能在諾夫哥羅德維徹享有投票權。孩子即便已經成年，只要尚未建造自己的住宅，就無法參加大會。於是，諾夫哥羅德的年輕人效仿英國貴族家庭的年輕人，將精力投到了城市之外，為城市尋找新的土地，或對鄰國進行劫掠。瓦斯卡·布斯拉耶夫就是諾夫哥羅德年輕人的偶像。不過，其他地方也有相似的人物，只不過諾夫哥羅德的傳奇人物是個商人而已。從近年來的考古發現（樺樹皮上所刻的交易事務）可以看出城市的掃盲工作做得不錯。俄羅斯最古老的手稿（斯拉夫語的福音書，為泥金裝飾手抄本）時間可追溯到1056年至1057年的諾夫哥羅德。
城市及其政治團體的歷史證明了羅斯大地的發展可有另一種模式。這個「封建」共和國商貿和殖民興盛，許多方面都令人想起了11世紀至14世紀的義大利城市。公國為了保護自己的商路，便擴大土地和守護疆界，其政治組織也令人想起了拜占庭。究竟是要維徹的人民大會，還是君主的專制權力？究竟是要諾夫哥羅德模式，還是基輔模式？這是擺在俄羅斯歷史面前的選擇。普希金列舉沙皇彼得大帝的種種豐功偉績的時候，堅持認為是他打開了一扇面朝歐洲的窗戶。諾夫哥羅德的發展道路則會打開另一扇門。
但在向東北方遷移之時，基輔的君主們正在恪守「單打獨鬥者的理念」，這個理念就是獨一無二的專制權力。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和諾夫哥羅德共和國之間的衝突因此也就不可避免了。諾夫哥羅德的位置並不怎麼有利：城市被囚困在大公諸領地形成的半圓之內，雖可抵禦弗拉基米爾與蘇茲達爾親兵的遠征，卻無法貯備糧草。經濟封鎖（封鎖運送小麥的船隊）就能迫使該城讓步。1216年，諾夫哥羅德人在利皮察河河畔大敗蘇茲達爾的軍隊，但這場軍事上的勝利什麼都沒能改變：共和國的壓力與日俱增。諾夫哥羅德的屈服乃是弗拉基米爾大公的帝國政治的一個主要篇章。但蒙古人的出現暫時推遲了諾夫哥羅德的土地被兼併的步伐。
1212年，大家族弗謝沃洛德去世，兄弟之間又開啟了傳統的戰爭模式，由於弗謝沃洛德子孫滿堂，所以這樣的衝突更是難以避免。大公在死之前沒多久便和長子康斯坦丁決裂，剝奪了其繼承權，而改由次子尤里繼位。這些衝突導致國土四分五裂。13世紀初，弗拉基米爾大公國包含了四塊可繼承的土地。到世紀中葉，又多出了三塊，其中就有莫斯科公國。其他公國如梁贊、雅羅斯拉夫、羅斯托夫也同樣四分五裂。
各個王公簽訂了向來都很短命的盟約，攻打鄰國，追求一己之私利。可是，一個新的敵人出現在了西方的邊界。12世紀中葉，德意志的商人和傳教士在西德維納河河口處的活動越來越頻繁。他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使當地信奉異教的民眾（利夫蘭人、拉脫維亞人）改宗。1200年，阿爾伯特·德·布克斯霍夫登主教在德維納河河口建造了里加城。兩年後，他又創立了持劍騎士團，騎士們身披繡有紅十字的白披風，利劍搭在肩上。無論遇到何種暴行，他們都毫不退縮，終於讓當地民眾皈依了基督教，很快就將領地擴展到了里加東部。1207年，被征服的土地（立窩尼亞）成為騎士團的附庸，這是送給日耳曼人的皇帝的禮物。
持劍騎士團東南方的土地上出現了另一個騎士團，那就是條頓騎士團。12世紀的條頓騎士團就是為奪回聖地而設的，1187年第三次十字軍東征失敗，耶路撒冷被薩拉丁奪走，他們只能返回歐洲。條頓騎士團身披繡有黑十字架的白色披風。1226年，波蘭君主康拉德·馬佐夫舍由於沒法使普魯士的斯拉夫部族改宗，便請求條頓騎士團援助。十字軍戰士們紛紛響應他的邀請，且收到教宗額我略九世的諭旨，教宗保證梵蒂岡會支持他們。騎士團很快就將勢力擴展到了普魯士，1237年迫使持劍騎士團與之合併。東進所採取的形式越來越具侵略性。我們很快就會看到由騎士團所支配的這個國家的輪廓漸漸顯現，囊括了波美拉尼亞、普魯士、庫爾蘭、立窩尼亞、愛沙尼亞。諾夫哥羅德的領地受到了嚴重威脅。不過，1240年至1242年，騎士團的攻勢遭到了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遏制，後者兩次打敗了騎士團。
歷史學家們，尤其是蘇聯和歐亞主義的歷史學家，從十字軍（法國人和威尼斯人）1204年奪取並洗劫君士坦丁堡的行動，以及條頓騎士團和持劍騎士團的東進策略中看出，那是在對東正教發動十字軍東征。儘管很難說這就是巴勒斯坦、北歐和東歐聯合協調的行動，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共同的政策，結合了羅馬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的利益。諾夫哥羅德人在芬蘭土地上成功殖民之後，額我略九世呼籲日耳曼和瑞典騎士追擊改宗東正教的芬蘭人，且以此來赦免他們的罪孽，從阿拉伯人手中奪回基督陵墓的法蘭克騎士所獲得的好處，他們也會有份。
今日歷史學家覺得有種「圍城」之感，這是一種頗為晚近的感受，只可能是遠距離從全球視角看待過去的時候誕生出來的。那個時代的參與者投身於各自局部的事務和衝突之中，毫無疑問是不會有這種感受的，更何況自12世紀中葉基輔羅斯崩潰開始，他們就喪失了羅斯大地統一的概念。而且，他們也沒發現，1223年，就在十字軍東征愈演愈烈的時候，蒙古大軍出現在了頓河的大草原上，而這說明又有新的敵人出現了。他們要和這個敵人戰鬥數世紀之久，後者將在俄羅斯的歷史上起到決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