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帝國史 · 第四章　解放者沙皇：大改革的時代

你贏了，伽利略。 ——《鐘聲》，1858年2月15日 亞歷山大二世時期……終於等來了改革，俄國將會和自己以及歐洲和解。 ——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 1 遺產 上層崩裂，下層腐壞。 ——保羅·瓦盧耶夫 尼古拉一世駕崩的消息一經宣告，萬眾歡騰。1855年3月4日，聖彼得堡大學教授、歷史學家康斯坦丁·卡維林在給莫斯科的同事季莫菲·格拉諾夫斯基的信中寫道：「這個半神半人的卡爾梅克人，如颶風一般呼嘯而過，他就是個禍害，是壓路機，是銼刀，整整三十年，貽害了整個俄國，他閹割思想，使數以千計的風骨之人凋零……這身著軍服的文化人，集俄國最卑劣的本性於一身，如今終於歸西了……如果現在沒有那麼恐怖、灰暗，如果未來沒有那麼神秘，令人迷惑，大家都會喜笑顏開，陶醉於幸福之中。」當時有個人說，這封信口耳相傳，讓所有人都凝聚在了一起。 卡維林說，未來充滿神秘，令人迷惑。確實，新皇帝內心也很忐忑。誰都知道他欣賞農奴制，喜好軍事操練，那可是祖輩遺傳下來的癖好。不過，阿列克謝·霍米亞科夫仍試圖說服他那些斯拉夫派的朋友，說沙皇將會成為改革者。他之所以如此樂觀，乃是基於歷史經驗。他半開玩笑地解釋道，在俄國，好皇帝和壞皇帝彼此相繼：彼得三世——壞皇帝，葉卡捷琳娜——好皇帝，保羅一世——壞皇帝，亞歷山大一世——好皇帝，尼古拉一世——壞皇帝，新人就會是個好皇帝。霍米亞科夫理論的推論核心可以在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當中找到：每個新登基的皇帝統治之初，都會對遺留下來的境況進行修正。前任的政策若是導致危機，皇帝就會做出改變。傑出的政治家尼古拉·布恩蓋也驗證了這個趨勢，他後來就積極參與了「大改革」，他在寫到亞歷山大三世的時候說：「皇帝亞歷山大三世登基之初正是動盪之時。」換句話說，套用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的說法，亞歷山大二世並不想只「對表面修修補補」，然後把「動盪時代」遺留給後人。 尼古拉一世留下的遺產特別沉重。 1854年，阿列克謝·霍米亞科夫在一首名為《俄羅斯》的詩中勾勒出國家凋敝的可怕景象： 骯髒齷齪的不公，令人惻然， 它的封印就是農奴制， 是瀆神的諂媚，有毒的謊言， 是無所作為、卑鄙可恥的懶惰， 是無數無恥的行徑。 詩人也是斯拉夫運動的主要思想家，他認為上帝愛俄羅斯：「啊，你根本就不值得被選上！」而被選中者的那副面孔也確實不怎麼好看。 米哈伊爾·波果金在寫給尼古拉一世的信中引用了霍米亞科夫的詩，他說：「要把『有毒的謊言』從你的御座邊趕走，要讓苦口的、赤裸的真理走上前來。」康斯坦丁·阿克薩科夫在寫給亞歷山大二世的信中說：「所有人都在撒謊，誰都知道，但仍然繼續撒謊，大家都在捫心自問撒謊究竟要撒到什麼時候。」庫爾蘭省省長、後當上大臣的保羅·瓦盧耶夫是改革時代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他在尼古拉一世死後說，現行國家組織的一個特點是「在各個層面上都見不到真理……在我國，行政管理講究的就是形式，官方普遍都在撒謊」。他還採用我們引用過的一句話來歸納了自己的觀點：「上層崩裂，下層腐壞。」 謊言成風導致了領導階層的分化解體，這不可能對社會沒有任何影響。1869年9月29日，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日記中寫道：「政治和道德皆已沉淪，我們就套著這枷鎖成長……我們彎腰弓背，只能聽天由命。」米哈伊爾·波果金提到了謊言成風所導致的一個主要結果：「君主受漂亮報告的蠱惑，對俄國的真實現狀並無正確的概念。」尼古拉·布恩蓋說得更厲害：「……儘管皇帝很想了解真相，但他對國家現狀的了解很不準確，更不用說了解知識界和人民中間占主導地位的思潮了。」 被尼古拉一世任命為負責農民事務的參謀長帕維爾·基謝廖夫將軍是那個時代最為睿智的高官，呼籲讓他擔任大臣的呼聲很高，他於1828年1月寫道：「一個國家既無資財，又無實業……那和泥足巨人也就沒什麼兩樣了。」通過克里米亞戰爭，俄國經濟上的落後狀況也就凸顯了出來。帕維爾·基謝廖夫提到了亞歷山大一世二十五年的統治期留下的遺產。在尼古拉一世當政時期，局勢惡化得更厲害。赤字一路上漲。1849年，赤字超過了2800萬盧布，1850年是3800萬，而預算只不過是2000萬多一點。那一年，財政委員會決定向參政院隱瞞赤字，使之「不致損害國家信譽」。東方戰爭期間，赤字的增加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 很大一部分預算（多達42%）都用在了軍隊身上。從戰爭可以看出，俄軍的武器裝備和對手的根本沒法比。艦隊大部分都是帆船，面對英法兩國的蒸汽船根本不堪一擊。克里米亞戰爭還暴露出帝國的另一個弱點。屈斯汀早已注意到俄國的慘敗正是因為雙方差距過大。事實上，差距過大並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俄國缺少公路。尼古拉一世在位時期，建造了963俄里的鐵路。兩相比較，就會發現在同一個時期，美國修建了8500英里的鐵路。不算芬蘭、波蘭沙皇國和高加索地區，俄國只擁有5655俄里的公路。 結果就導致從佩列科普運送糧食到辛菲羅波爾需耗時一個月之久：車隊每小時的行進速度是四俄里。從莫斯科派往克里米亞的增援部隊有時要走三個月才能到達目的地，而英法兩國的援軍經由海路到達前線僅需三個星期。還有一個數字很可怕，那就是戰爭大臣車爾尼雪夫在一份名為《1825至1850年陸軍行政管理歷史檢視》的報告中提供的士兵病亡數目，從而讓人對吞噬了俄國很大一部分預算的陸軍的狀況到底如何有了一定的了解。尼古拉一世在位二十五周年發布的這份文件指出，二十五年間，1062839名「下級士兵」死於疾病。同時，還有30233人在波斯戰爭、土耳其戰爭、高加索戰爭、鎮壓波蘭叛亂、干預匈牙利的戰爭中陣亡。那時候，軍隊共計有2600407名士兵；40%的「下級士兵」因病死亡。顯然，世界上沒有哪支軍隊在四分之一的世紀裡，陣亡士兵和病亡士兵會占有這樣的比例。克里米亞戰爭讓整個社會都知道了這個數據。 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間，俄國的經濟發展緩慢得不可思議。從數字來看，絕對值是在增長；所以，鐵的產量是在翻倍。但相對值則揭示了所謂增長明顯的不足之處：在同一個時期，英國的鐵產量增加了三十倍。尼古拉·布恩蓋在呈遞給皇帝的文件中解釋了落後的原因：「政府只能勉強容忍社會在實業和商貿上的主動性，它更傾向的是國有企業。尼古拉一世皇帝在位末期，只有三十家股份公司。」 比統計數據、對尼古拉一世所作所為的指責更有說服力的是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俄國輸了這場戰爭。俄國並沒有被占領，也沒有四分五裂：它的對手體量還不夠大，而且，它們也沒有這樣的計劃。戰敗也證明了俄軍身上存在弱點，這是俄國大軍唯一的屬性，對這個體制而言，這是一個致命的危險。 「一旦戰敗，專制體制就喪失了其合法性。」這是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一個很精闢的說法，俄國（以及非俄國的）歷史上接下來發生的事件都能證明這句話的正確性，這個說法表明了尼古拉一世在位時期缺乏仁政，突出了亞歷山大二世推行改革的內在動機。 一旦戰敗，作為專制體制典範的專制君主也就喪失了合法性。1831年，費奧多爾·秋切夫在他那首名為《奪取華沙之際》的詩中並未意識到其中的可疑之處：「上帝會將」俄國託付給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乃是「宇宙的命運，大地的轟鳴，是天空之聲……」但我們知道，1855年，皇帝在詩人面前聲望掃地：「你不是沙皇，而是丑角。」身為保守派和君主主義者的大詩人無法因戰敗一事原諒皇帝：「我覺得自歷史出現以來就沒發生過這樣的事：只因某些白痴愚蠢的行為，帝國和整個世界便坍塌和崩潰了。」 尼古拉一世當然不是白痴。秋切夫話里滿是愛情失望的苦澀之感。在十二月黨人的火光映照下登基的皇帝設定了兩個大目標：保持政治體制原封不動，如有必要，壓制所有社會自治的訴求；以及做好準備，實施農民改革，但社會絕不能參與其中。這兩項任務都完成了。但在實現的過程中，體制和這個世界的資源已經徹底耗盡，用秋切夫的話說，就是崩潰了。 遺留給亞歷山大二世的遺產讓他別無選擇：皇儲必須通過最終導致他死亡的那個體制，堅決採取措施補救。沒人能預知明天如何，也極少有人感受到時間緊迫。從尼古拉·布恩蓋檔案中那份文件的命運來看，可知時間已經所剩無幾。這份文件是寫給亞歷山大三世的，布恩蓋在他手下擔任財政大臣，之後又任大臣會議主席一職。亞歷山大三世突然病故，也就無暇閱讀大臣的評註了。尼古拉·布恩蓋於是將文章稍作整理，又呈遞給了新登基的專制君主尼古拉二世，後來他又當了皇帝的老師。羅曼諾夫王朝末代皇帝也就見到了這份文件。 2 上層革命 革命最好起於上層，而非下層。 ——亞歷山大二世，1856年3月30日 皇帝的這句話指的就是解放農民。還要再等五年，俄國才會廢除農奴制。農民解放之後，也將實施其他改革，以期改變俄國的面貌。儘管當時的人和歷史學家都一致承認改革的重要性，但對改革的評論卻觀點各異。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歸納了指責亞歷山大二世的那些說法：「他施行的所有大規模改革都已行之晚矣，本意是想施行仁政，制定卻過於倉促，執行的時候又無多大誠意，或許，司法和軍事改革是兩個例外。」1906年4月24日，也就是在20世紀俄國第一次革命之後，克柳切夫斯基在日記中寫下了這個觀察。 19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對亞歷山大二世改革的缺陷看得一清二楚。20世紀80年代末，另一位俄羅斯史學家主要關注這些重要改革的政治層面。納坦·埃傑爾曼是這麼寫的：「從革命和民主的觀點，以及農民的觀點來看，改革無疑要能，而且必須做好；但同時也應該認為同樣會變得很糟。」對納坦·埃傑爾曼來說，亞歷山大二世的時代猶如一面鏡子，能讓人隱約瞥見當時實施的改革前景。 亞歷山大二世改革有兩個基本要素，即由專制權力啟動「上層」革命，年輕人和老人（使之突然改變社會職能的舊貴族）同時參與革命，就像亞歷山大二世的俄國那樣。 亞歷山大二世三十七歲的時候登基，他堅信必須發生變革。不過，這時候他還摸不著頭腦。1856年3月30日在莫斯科，皇帝對貴族大會講話，這麼解釋了自己的立場：「有傳言說我想要宣布解放農民。這個流言毫無根據……並不能說我絕對反對這一點；在我們的時代，農民改革需要時間。我認為你們都贊同我的意見：革命最好起於上層，而非下層。」 亞歷山大二世很清楚，時代要求解放農民。他受過廣泛而且多樣的教育，受莫爾德船長的指引，時人普遍認為莫爾德是一個品德高尚之人，思維清晰，善於求知，而且意志堅定。未來皇帝的文化通識教育則託付給了詩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後者忠於職守，是這樣解釋自己的課綱的：「陛下不必是學者，但必須開明……這個詞的真正意思是指涉獵廣博的同時，也應該擁有極高的道德感。」而且，尼古拉一世也習慣於讓自己的兒子熟悉國家事務，為他坐上皇位做準備。因此，皇儲是有統治經驗的。 1856年3月18日，在巴黎簽訂和平條約，為東方戰爭畫上了句號。這次戰敗嚴重削弱了俄國在巴爾幹和近東地區的影響力。條款包含了黑海中立化這一條，也就是說嚴禁在黑海擁有艦隊，不得建造軍事基地，這些對俄國人來說都特別難以接受。 亞歷山大二世發布聲明，宣告戰爭終結，並公布了和約的條款，這麼做也在謹慎暗示必須刻不容緩地解決這些國內問題。霍米亞科夫的《俄羅斯》一詩就像是一份變革綱要，詩中列舉了許多體制沉疴：農奴制的桎梏，法庭缺乏正義，謊言肆虐。但最大的問題還是農奴制。我們知道，1761年彼得三世解放貴族階層之後，曾想找到解決辦法。但亞歷山大二世所面對的問題，和亞歷山大一世與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間設立的無數秘密委員會所遇到的問題沒什麼兩樣：必須解放農民，如果要這樣做，那麼是解放有地農民還是無地農民？作為專制政權基礎的地主由於喪失了生存手段，應獲多少補償？ 農民改革最傑出的參與者尤里·薩馬林仔細研究了1806年戰敗之後施坦因和哈登貝格在普魯士實施的改革。薩馬林寫道，被拿破崙打敗之後，普魯士成了法國的衛星國，於是著手實施「艱難的自我修復過程」。當然，並不能將塞瓦斯托波爾戰敗和耶拿戰敗相比。俄國也不是普魯士，但對尤里·薩馬林而言，兩者有相似之處，都是為了克服戰敗所致的後果。 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和蘇聯於1950年以及之後啟動的改革之間有很多重要的類同點。因為改革的定位始終保持不變，所以類同之處就更令人信服。他們始終在想方設法解決農民問題，將中央權力和地方自行管理相結合的方式仍然是當日議程，司法改革、言論自由的邊界等其他許多議題也莫不如此。這些時代相距也就一個世紀多一點，對這些時代進行比較，讓我們時代的歷史學家了解到亞歷山大二世需要克服很多困難，改變速度之快也令人咋舌。 1861年2月19日，亞歷山大二世登基後六年，簽署了農民解放宣言，照鮑里斯·契切林的說法，「俄國歷史上最了不起的功業」就這麼完成了。皇帝只有頑強執著——當時的人講的是執拗——才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完成工作，將改革落到實處。不過，也不能貶低前任皇帝對這個問題所給予的關注，他先期也做了準備工作。 其中一個很大的創新就是將貴族階層也納入進來，對為解決農民問題而實施的改革，這個社會群體是大力反對的。1857年8月18日，秘密委員會的決議中寫道：「准許內務衙門不僅向各省負責人——省長、貴族大會會長——經驗豐富的地主，以及擁有實際知識的全體人員徵求信息，也徵求其觀點建議，一方面用來確定大的方向，另一方面用來調整過渡措施的細節……」於是經過選舉，設立了省委員會，對解放農民應取何種方式與形式進行討論。所有的建議都會提交給專門設立的「編輯委員會」，參與委員會的有十一名政府代表，再從支持解放農民計劃的貴族當中遴選出二十名專家來協助政府代表。 對1861年的法律的指責情有可原，畢竟該法律是個半成品，不夠嚴密，有許多缺點。但毫無疑問，法律也只可能是現在的這副模樣，因為它是妥協的結果，需花費大量努力，克服極其猛烈的抵抗。農民改革包含四個基本點。第一點就是2200萬個體得解放，不得再被地主贖回。依據1858年的「覆核」，俄國人口當時有7400萬。第二點就是農民有權回購莊園用地（建有住宅和圍場的土地）。第三點涉及的是小塊土地（耕地、飼料場、牧場）：只要地主同意，這些皆可被回購。最後一點涉及的是地主回購的土地所有權，這些土地不再屬於農民個體，而是屬於村社，也就是米爾集體所有。一旦地主被剝奪權利，農民自治的體制便可在鄉村得到確立。還創建了一所農民銀行，銀行可放貸，年限為四十九年。米爾的中間人設法使農民和地主能達成一致。 村社之所以保存下來，在斯托雷平改革之前又活了四十五年時間，主要是因為俄國社會絕大多數人都相信它能讓俄國走上一條特殊的發展之路。斯拉夫派認為村社是理想的社會組織，可以解決所有嚴重的經濟困境，西歐便是因這些困境而動盪不定的。鮑里斯·契切林(1828—1904)精通俄國法律，他寫道：「我國如今的村社根本不是自古以來俄國人民的一個屬性，而是農奴制和人頭稅的產物」，用他的話來說，這種情況造成了「極其混亂的狀態」。但村社並不僅僅吸引了斯拉夫派。亞歷山大·赫爾岑對此也大加讚賞。在論及歐洲村莊的時候，他舉了俄國的村莊為例，「一排排黑乎乎的小樅木屋緊密相接，要著火一起著火，坍塌倒是不可能」。對村社的欣賞也影響到了社會主義者。彼得·特卡喬夫(1844—1885)是列寧的老師之一，他在一封給恩格斯的公開信中寫道：「我國人民……絕大多數都能領略財產公有的原則；如果可以這麼說，那他們就是本能的、傳統的共產主義者。集體所有權理念深深地紮根於俄國人民的世界觀之中，以至於今日的政府逐漸明白這樣的理念有悖於『組織良好的社會』所需的原則，為了這些原則，他們要向人民的意識和生活之中注入私有財產的理念，但他們只能藉助刺刀和鞭刑才能達到這個目的。」 卡爾·馬克思並不懷疑俄國通信者的說法，他對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進行了譴責：「如果俄國繼續走在1861年的道路上，就會錯過歷史賦予人民的美好機遇，經受資本主義體制的種種不幸。」 如果村社如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所想，能守護俄國人民的特殊品質，那農民就會成為天選人民的化身。頗為諷刺的是，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在論及莊稼漢的時候寫道：「如果他們沒把收成喝掉，那我對莊稼漢倒是會存有敬意的。」但他又另闢蹊徑：不用去考慮他們對酒精的態度，反正再怎麼樣都應該尊敬莊稼漢，必須得敬重他們。要說明的是，這並不是指農民階層的某某代表，而是指莊稼漢這個群體。這個觀念也表達在了法律之中。 1861年的改革給農民賦予了特殊的地位。法律首先強調了一個事實，即農民耕種的土地（他所用的圍場、村社地塊）並非其私產。他既不能出售、遺贈，亦不得繼承。另一方面，他也無法放棄自己的「土地權」。他可以不去耕種土地，可以去城裡安家。農民只能得到五年的通行許可，村社完全可以取消該許可。同時，農民永遠不會失去其「土地權」，他即便長時間不在村里，但如果決定返回村莊，也有權利要求得到自己的那份土地，而且他的要求必須得到滿足。 農民的土地權和地產權截然不同，而其他所有社會階層都可享有地產權。這個概念就是俄國農民階層特殊法律地位的根源。針對他們的還有一套不同的刑罰：某些罪行，相較於其他社會階層，農民受到的懲罰並不嚴厲；但有些行為即便無可厚非，他們也仍然會受懲罰。比如，農民必須為開支過度或酗酒行為受罰。其他階層老早就取消的一些刑罰，對他們卻仍然適用。鄉里的法官（由農民選出）可以實施體罰，也就是笞刑，受罰者不得超過六十歲；這個刑罰一直沿用到了1904年，但1898年維特給沙皇寫了一封信，說必須廢除這種刑罰，因為「笞刑……通過人冒犯了上帝」。維特還說鄉法官的特殊權力違背了法律意識和全國適用的法律準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省長命人鞭打一個農民，那他就會受到元老院的質詢，但如果在鄉法庭打官司，大家卻認為理當如此。」 這種特殊地位可以通過農民所處的不同地位、農民對國家而言具有的特殊價值這一點來解釋。授予農民的土地被認為是「一種為國家利益考量而確保其生存的財產」。還應該保護農民，因為農民接近大自然和上帝，至少這是有教養階層的觀點。「從這種想要保護他們的願望當中可以看出，人們堅信農民都是很單純的人，也就是說不會受到侵蝕，很純潔……他們身上具備精神與道德的特殊價值。」因此，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採用家長製作風的鞭刑就具有了道德和教育意義。 國家在解放農民的時候，採取措施，使之仍以耕種為業，但也要使其成為特殊價值的守護者。農民，乃人民。有教養階層則被稱作「公眾」。《俄國自由主義史》一書的作者寫道：「有觀點認為，國家的各個階層可以在不同的法律層級上存在，其法律關係可以基於截然不同的司法體系確立，農民解放之後也仍然存在這樣的法律關係，因此可以設立一個基礎，擴大農民階層的法律意識和俄國其他社會階層的法律意識之間的鴻溝。」 1857年12月22日，亞歷山大·尼基堅科(1804—1877)在日記中寫道：「公眾最擔心的就是解放詔書所導致的結果，也就是農民的混亂。今年夏天，許多人都不敢去鄉下了。」從他的這番話可以聽出他很焦慮：「……我們現在就走在改革的道路上，如今沒人能精確地預測改革的規模會有多大。我們直接被沖入海浪之中，海浪把我們沖向誰都沒去過的地方。」尼基堅科是莫斯科大學的自由派教授、政論家、審查員，也是農奴的孩子，他發現「海浪」這個詞是個很好用的表達法。尼古拉一世在位時期「停滯不前」，如今，俄國卻被海浪裹挾而去。 為了評估改革的現實狀況和重要性，就必須相繼講述這些事件，卻又必須知道這些事件都是同時醞釀的。1861年秋，亞歷山大二世命令加速改革審判制度；1862年1月，戰爭大臣德米特里·米留京呈遞了軍隊改革計劃；1864年1月1日，地方行政改革正式生效；同年11月20日，啟動司法改革；1865年4月6日，頒布了關於媒體的臨時法律，改變了該國印刷文字的地位。 關於省級和縣級行政機關的決議在俄國三十四個省確立了地方自治的體制。九個省被排除在外，一部分是西部省份，當局擔心「波蘭因素」會造成「可疑的」影響（1863年1月，波蘭沙皇國燃起的叛亂火種仍在蔓延）。各縣和各省設立了地方自治局。自治機關由議會（資政和管控機關）和執行機關構成。議員（代表）均經選舉產生，共分三類：地主、城市社團、鄉村社團。代表的人數依群體不同而不同：貴族占40%，農民占近39%。地方事務，如教育和醫療服務之類的行政管理事項都成了地方自治局的職權。政府（省長和內政大臣）起監督作用，他們首先關心的是法律是否得到了遵守。 地方行政改革和其他所有的改革一樣也都遭到了批評，理由是對自治範圍施加了限制，以及政府機關行事太過吹毛求疵（在隨後一任皇帝統治時期，這個狀況會更嚴重）。人們指責改革半途而廢：在俄國全境確立地方自治局是斯佩蘭斯基提出來的，但遭到了嚴詞拒絕，因為地方自治局太像議會，亞歷山大二世並「不願意只讓貴族自治」，卻又「不想讓整個社會都得到自治」。 儘管地方改革並不徹底，也有缺點，但自治將在俄國的發展進程中起到相當大的作用。1995年2月17日，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在莫斯科的全國大會上發表講話，論述地方自治，就提到了地方自治局，他呼籲再次施行這項政策，認為地方自治是「關乎俄國命運的核心問題」。 1870年，各階層自治擴展到了城市。對代表和選民有多少財產進行了調查：只有有房產的人才有權選舉他人和當選。市杜馬四年選一次，成為主要的城市自治機關。 法院改革是國家機製革新之途上的重要一步。歷史學家們一致同意：司法改革最成功，也最嚴謹。確實，各階層的衝突並沒有阻礙司法改革，這點和其他改革不同；而且，司法改革準備得也最充分，特別成體系。1864年11月20日，沙皇發布詔書，宣布「人人均可享有快速、公平、仁慈、平等的」司法體系。此後，司法權就與行政權區別開來，法官終身任職（其待遇也大幅提高，年金從2200盧布增加到了9000盧布），訴訟的書面化讓位給了公開討論和辯駁，被告均配設律師，刑事案件還會設立陪審團。縣市兩級由地方自治局大會或市杜馬選舉的治安法官負責不重要的刑事和民事案件。 亞歷山大二世建議聚焦司法改革，他命令 「以科學和歐洲國家的經驗為基礎」，對這個領域進行必要的改革。1969年，科爾涅伊·楚科夫斯基在日記和作品中都提到了改革時代傑出的法學家阿納托利·科尼的文章和回憶錄，他寫道：「科尼是公義者和殉道者。他為至今存在的這些審判形式做鬥爭，為國家的福祉和不公不義做鬥爭。但命運開了個玩笑，他那些高貴典雅的著作在今日出版，就是為了教育當今時代的那些法學家們。」 1865年4月，尼古拉一世在位時期可笑至極的扼頸的審查制度終於有所放鬆。後來長年擔任審查員的阿列克謝·尼基堅科說，他的著作《論政治經濟》也「遭到了刪減」。他特別引用了一句話：「亞當·斯密讓企業自由成為人民致富的基石。」審查員划去了「基石」一詞，因為「基石就是基督，所以任何地方都不能使用這個修飾詞」。1857年，費奧多爾·秋切夫向參政院成員和外務大臣米哈伊爾·戈爾恰科夫親王提交了一份名為《論俄國審查制度》的文章。費奧多爾·秋切夫既是詩人，也是外交官，而且常年在外國文學領域擔任審查員，他提出了一個新的解決方法。他寫道：「審查的職能是限制，而非引導。但對我們來說，文學和其他所有領域一樣，問題不在於壓制，而在於導向。」 在為審查制度訂立新的規定時，秋切夫的意見得到了考慮。對書籍（小冊子不在列）和某些報紙的出版發行不再進行預先審查。此外，還設立了「編輯負責制」來應對出版事務。 1863年6月18日，有關大學的新規定相當程度上拓寬了學院自由的空間，賦予學生自行解決科學問題、組成圈子、組建協會的權利。取消了入學考試，但期末考試變得更嚴格。大學水準得到了提高。 對帝俄至關重要的軍事改革進行了整整十年。1861年被任命為戰爭大臣的德米特里·米留京著手重組軍隊系統，我們知道，東方戰爭暴露了俄國軍隊的種種缺點，令人心服口服。甚至在改革之前，政府就關閉了軍墾區和徵募十二歲以上兒童服役二十五年的各區學校。1859年，陸軍的義務兵役制改為十五年，海軍為十四年。 德米特里·米留京也改革了中央行政體系：戰爭部不再負責軍隊生活的細節問題。國家被劃分成各個軍區，軍區是中央和部隊之間的中間鏈條。這個結構在俄國一直延續至今。訓練制度也進行了改革：步兵、騎兵、炮兵和工程兵設立了專項訓練制度。軍事改革的頂峰之作是1874年1月1月引入了所有人均需參與的軍隊義務兵役制。服役時間固定為十五年，其中六年為現役，九年為後備役。我們說過，司法改革已經取消了針對平民的體罰制度。軍隊改革則廢除了笞刑，使用「貓鞭」（三尾鞭）來懲罰軍人。1864年，基於司法改革原則，設立了軍事法庭。 3 普遍不滿的情緒 解放農民的那一刻很重要，因為它種下了針對政府的第一顆普遍不滿的種子。 ——摘自宣言《致年輕一代》，1862 尼古拉一世之死讓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因為大家都確信接下來再糟也不會糟到哪兒去了。因此，大家都在期待局勢得到改善。希望的時代就這麼來臨了，在這個時代，大家都確信「解凍」將會帶來春天，之後是夏天，果實豐饒。18世紀可以分為好幾個時代：彼得大帝時代，葉卡捷琳娜時代。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時期，他自己也成了時代人物。之後，時鐘速度加快，人們不再僅僅根據誰當皇帝誰登基，而是依照開明社會思想精神的演變來計算時間。換言之，人們開始用年代當作計算的標尺。19世紀20年代的人嚮往改革，1825年12月經歷了失敗。30和40年代的人投身於哲學之中，發展出了各種觀念，形成了思想運動，後來這些都成了整個19和20世紀政治和道德辯論的基礎。50年代的人發現尼古拉一世的體制甚囂塵上，審查制度也到了可怖的地步，而俄國文學卻又出現了偉大的代表人物。也就在這時候，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薩爾蒂科夫—謝德林踏上了文學之路。無情的審查制度（荒誕不經）和文學的長足發展（散文，也有詩歌和報紙）這一悖論，如今倒是可以使我們比那時候的人更好地理解那個時代。 60年代的人都在期待變化，他們知道改革必不可少，所以也都參與了改革的制定與運作。「60年代的人」顯得更自豪，他們用進步主義的理念來指導民眾，希望推動俄國，使之能夠位列發達國家。亞歷山大二世改革之後一百年，蘇聯「60年代的人」也都相信他們是在追隨先祖的腳步而行。 充滿期待、改革氛圍濃厚的年代開心地扭頭看去。但最初的改革，包括廢除農奴制，都很令人失望，之後就產生了不滿情緒，而且這種情緒瀰漫開來，最終波及了每一個人。有些人之所以不滿，是因為他們失去了財產，比如地主，而有些人是因為付出的代價太高，獲得的東西又太少，比如農民。相當部分的官僚機構都認為變化來得太快，而許多人卻又認為變化來得太慢。 改革有力地推動了國家的經濟發展。「鐵路熱」興起：1857年的鐵路共計979俄里，到1863年就變成了3071俄里。1881年，俄國共有21900俄里的鐵路。60年代每年都會建造500俄里的鐵路，到1870年則是1400俄里；建造鐵路的幾乎都是私人企業。 俄國的電報網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期覆蓋了2000俄里；1880年就達到了74863俄里。1865年，（美國）西部聯合電報公司和俄國簽訂協定，架設電報線至歐洲，穿越整個帝國，途經白令海峽、堪察加半島、西伯利亞，一直抵達西部邊境線。為這條未來的電話線確定路線的喬治·坎南報告說萬事俱備，但這個項目並不會上馬，理由很簡單，因為美國的一家競爭企業先前就已在大西洋底成功架設了連接美洲和歐洲的電纜。他還特意證明了俄國財政的穩定性：11金美元可兌換15銀盧布。 自1856年起，先是在黑海和亞速海上，隨後在俄國的其他內海上出現了航運公司。鐵和生鐵的產量、煤炭的挖掘都有了增長。四分之一的工場和工廠都設在聖彼得堡。 和西方國家相比，這些成功都很有限。但對俄國而言，對經濟的推動卻相當巨大。這就是人們所謂的20世紀經濟現代化發軔之初的情況，那是國家體制現代化的直接結果。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封建制的日本也在進行現代化。原因和俄國一樣，都是因為戰敗意識到自己身上的缺點。在19世紀50年代後五年，美國人、英國人和俄國人逼迫日本人打開口岸，簽訂不平等條約。內戰的結果就是現代化的支持者推翻了幕府將軍，將權力交回到了天皇手上。1868年明治維新打開了資產階級君主制的通路。改革隨後開始實施，與俄國的改革處於同一時段，但日本的目標很清晰，就是建立資本主義體制。比如確立土地的私有化，所以根本不會受到俄國法律中類似條款的約束。 最大的差別在於日本社會並沒有形成對改革者的抵制。但在俄國，不滿情緒卻是實實在在的，而且都是意識形態上的鬥爭。人民大眾（農民）的不滿並非毫無根據。農民期待「黃金時代」的到來，皇帝在宣言裡說會把他們所耕種的土地免費發放給他們。所以他們都認為1861年的宣言是個騙局，是貴族地主準備好的文本，扭曲了君主的意志。農民騷亂層出不窮，需要軍隊介入，這也是失望情緒的有利證據。1859年，還只有61起騷亂，但1861年2月19日宣言公布之後，大家都在講「解放」，卻爆發了1859起農民起義，規模大小不等。後來起義數量下降，到1863年跌到了509起。解放農民的這五年間，總共爆發了3579起暴動。二十年後，也就是1878至1882年間，只爆發了136起。蘇聯歷史學家經過計算之後，將之與同一時期愛爾蘭的農民暴動數量進行了比較。英國議會一份特別報告提及愛爾蘭農民暴動的數量是10654起。 農民階層最終只能逆來順受，接受改革的實際結果；但不滿情緒卻烙印在了人們的意識之中，將在20世紀初發揮巨大的作用。 地主的不滿情緒也不是沒有根據的。他們可以用土地來交換金錢（其中的許多人不懂耕作，身無分文，對這些人來說，這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卻失去了權力和地位，畢竟他們是俄國唯一一個自由的社會階層。 官僚階層也覺得不滿，雖然他們已做好實施改革的準備（但只有其中少數人充滿了激情，絕大多數人與之相反）。19世紀下半葉在俄國突如其來的改革要比彼得大帝的改革更重要。俄國的第一位皇帝發展且強化了專制權力，亞歷山大二世則嚴重削弱了專制體制。農奴制被廢除之後，專制體制也命不久矣：要麼轉變成議會君主制，要麼踏上黃泉路（後來正是如此）。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寫道：「保羅、亞歷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都是俄國的主人，但他們沒在統治……」 統治要比成為主人困難得多，無論是對皇帝本人，還是對服務於他的官僚機構來說都是如此。亞歷山大二世在扮演改革者的角色時覺得很艱難。一天，在一份寫給他的呈文中，有「社會的發展進步」這個說法，皇帝便在頁邊作了批註：「您講的是進步！！！我請您千萬不要在官方文件中使用這種措辭。」很快，「進步」這個詞就在媒體上遭到禁用。亞歷山大二世克服了內心的抵制，痛苦地走上了改革之路，因為他覺得自己遭到了慘敗，只有這種方法才能恢復帝國的權威，恢復俄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威望和地位。最上層的官僚機構都屈從於皇帝的意志，他們很清楚只有這樣做，他才能親手打破模範的專制體制。 相比具體的現實，普遍的不滿情緒對意識形態助力更大。瑪門令所有人都畏懼三分。瑪門源自希臘語，在教會的語言中指利潤、貪財、貪婪，在那個時代的政治語彙中指放棄俄國特殊的發展道路。服侍瑪門遭到了斯拉夫派的譴責，他們歷來都在強調俄國人民清一色的同質性，卻突然發現「物質利益、銀行、特許權、股份、股息」在人民中間造成了分裂，富農同樣也在腐蝕農民村社，而那是俄國精神的基礎和精髓。 尼古拉·舍爾古諾夫和米哈伊爾·米哈伊洛夫在俄國寫的《致年輕一代》堪稱第一篇革命宣言，它於1861年在倫敦出版，又在自己國家傳播。文章一開始就發出了這樣的呼籲：「如果羅曼諾夫家族無法給人民以希望，那就打倒他們！」隨後便要求權力經過選舉，必須受到約束，廢除審查制度，發展自治原則，審判公開，廢除警察，無論是否秘密警察，均需廢除，作者還特彆強調「人不能像賣土豆或捲心菜那樣出售土地」。我們在這份宣言中讀到，解放農民之後在俄國出現的經濟方針「使人變得更冷酷，導致了社會分裂和特權階層的形成」。作者心驚膽戰，發出了這樣的警告：「人們想要把俄國轉變成類似英國那樣的國家，要我們強行吃下英國那些甘甜成熟的果子。不，我們不要英國的成熟經濟，俄國的胃沒法消化。」 1856年，斯拉夫派謝爾蓋·阿克薩科夫在一封寫給兒子伊萬的信中提到西方文明的缺陷，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們，我們至少還有未來，歐洲沒有未來。」1861年，革命者尼·舍爾古諾夫和米·米哈伊洛夫寫道：「我們的人民是落後了，但這拯救了我們。我們應該感恩，沒有經歷過歐洲那樣的生活。歐洲的不幸，毫無出路的狀況，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教訓。我們不想要他們的無產階級、他們的貴族精神、他們的國家原則，也不要他們的皇權。」照《致年輕一代》作者的意思，1861年之後，皇權將資本主義引入了俄國，這樣的責任自然也落到了歐洲身上。 偉大的諷刺作家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在名為《致陌生人》的隨筆（1880年至1881年發表於《祖國紀事》上）中對亞歷山大的改革作了總結。這位俄國作家住在外國，他對俄國與西方之間、資本主義和俄國發展道路之間意識形態的衝突給出了自己的觀點。他做了一個夢，夢中他聽見兩個少年爭論不休。一個穿著短褲，一個什麼都沒穿。前者是德意志人，後者是俄國人。兩人差別很大：穿短褲的少年活得有滋有味，乾淨衛生，餓了就吃，國家和他所住的村莊都很有秩序；沒穿短褲的少年生活得很糟糕，肚子餓得咕咕叫，還被人揍得不輕。但後者還是認為，首先，「我們國家的生活更讓人心動」：其次，德意志人「為了一個銅板就把自己的靈魂賣給了魔鬼」。這就是資本主義；為了一個銅板，為了利潤，為了瑪門，拋棄了自己的靈魂，把它賣給了魔鬼。穿短褲的少年反駁道：「別人把你們說得更糟：說你們出讓自己的靈魂，連一個子兒都不要。」俄國小子對此的回答用的是革命意識形態的典型說法：「既然什麼都不要就給了別人，那我也能再拿回來啊……」 1861年1月，《圖書閱覽室報》在增刊上刊登了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1865年，這部著作在巴黎出版後不久，書評就已刊登在俄國媒體上。這位法國歷史學家分析了改革舊制度的種種嘗試，結果卻以革命作結，他還認為不可能通過拯救君主制來讓臣民的命運得到改善，除非國家由天才型的人物來領導，而這就是亞歷山大二世的俄國水深火熱的現實。值得注意的是，《舊制度與大革命》在20世紀末的俄羅斯又再次流行了起來。 19世紀60年代，對這位法國歷史學家的著作感興趣倒是完全可以解釋這樣一個事實，即皇帝似乎完全沒有能力來實施改革。既然每個人都還記得他的父親，那這一點就顯得更為準確了。1857年6月24日，普魯士駐彼得堡的大使秘書庫爾特·馮·施呂策爾在日記中寫道：「人們用聞所未聞的方式詆毀皇帝……尼古拉一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至少在1854年之前，他還戴著權力的光環，大家都很欣賞他的力量，認為他精力充沛，還說他採取如此嚴厲、如此殘酷的措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如今，一切都變了。人們現在說的是溫柔、和氣，因為皇帝也確實溫和、和善。可只要他有一次顯得專斷，命令下得粗暴了一點，大家就會面面相覷，心裡納悶：有誰招惹他了？可老皇帝就能這麼做。而他呢？」1858年1月2日，庫爾特·馮·施呂策爾寫道：「不滿情緒很普遍。皇帝不再是精力充沛、殘忍暴虐的，軍官們還給現在的君主起了個綽號：『老女人』。」 4 「新人們」 革命，血淋淋的，而且殘酷無情，必須無一例外地徹底改變當代社會的所有基礎，消滅現有秩序的擁護者。 ——摘自宣言《年輕的俄國》，1862年 1862年5月，彼得堡和該省的大城市中出現了一份名為《年輕的俄國》的宣言。宣言開頭是這麼說的。「俄國進入了革命時代。」這次不再是「上層革命」，而是殘酷無情的人民革命。宣言說：「你要記得，不和我們站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凡是反對的，都是我們的敵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消滅敵人。」警方並未找出該文的作者彼得·扎奇涅夫斯基，後者是個二十歲的大學生，因宣傳革命獲刑，在莫斯科的監獄裡被關了很短的一段時間。 這個年輕的革命者在牢房裡，用言簡意賅的方式表達了大學生小圈子裡爭論的那些理念，一個名叫謝爾蓋·涅恰耶夫的人也會參加這些討論，十五年後，涅恰耶夫舉世聞名。英國歷史學家蒂博·沙穆里認為，扎奇涅夫斯基毫無疑問能預見到自己的這份宣言會對俄國激進圈產生轟動效應，對革命運動未來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他創造了一種革命趨勢，也就是所謂的『俄國的雅各賓主義』。」彼得·扎奇涅夫斯基對革命先輩記憶猶新，但他也發出了警告：「……我們將會更加緊密結合，不僅1848年可憐的法國革命者，還有1792年了不起的恐怖主義者，都會團結在一起。如果我們發現，為了推翻現有秩序，就必須流比法國雅各賓派多三倍的血，那我們也不會畏懼……」因此，俄國的雅各賓派發誓要比法國同行提高至少三倍的效率。 一年後的1863年，《當代人報》發表了小說《怎麼辦？》。作者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正被關在彼得保羅要塞，但監獄的審查官還是讓這本書流了出去，因為他覺得這書寫得很糟糕，枯燥乏味，不會有什麼讀者。在整個俄羅斯文學中，沒有任何一本書會對社會產生如此強有力、如此持久的衝擊。《怎麼辦？》真真正正地成了革命聖經。列寧後來也承認「它徹底改變了我」，由此讓車爾尼雪夫斯基成為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書名所提的那個問題給出了回答：必須發動革命。而且，他還列出了哪些人可以用，還對他們發號施令。這本小說的副標題是：新人的故事。 俄國瀰漫著普遍不滿的情緒。民眾各階層對改革均持悲觀態度，所有人都想讓改革變得更好。只有一個群體徹底拋棄改革，傾向革命。這是一個新的社會群體，他們要給自己找一個名稱。首先，我們發現出現了一個詞，叫作raznotchintsy（各等級）。指的是某個在19世紀50年代形成的社會階層。該階層集合了在大學就讀的教士、商人、小資產階級家的孩子。19世紀下半葉，大學生大多出身於貧民家庭。他們享受著四分之三的政府獎學金，或慈善機構撥付的助學金。1866年，行文極其冗長囉唆的作家彼得·波波雷金很快就在小說和劇本中對時下的主題做出了回應，他發明了intelligentsia（知識分子階層）這個詞，以及由該詞派生的intelliguent（知識分子）、intelliguentny（知識分子特色的）這些詞。後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編纂的《袖珍詞典》將這個詞當作了「精神的、心靈的」一詞的同義詞。 「知識分子階層」這個詞還有另一層含義，指的是社會階層，激進的文學批評家德米特里·皮薩列夫(1840—1868)認為該階層是歷史的發動機。知識分子階層由「各等級」構成，他們和「悔悟的貴族」、在人民面前意識到自己「犯錯」的地主家的孩子成為盟友。教育並非知識分子階層必須具備的屬性，比如，該階層就從未完成過學業。相反，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爾斯泰就不屬於該階層。一方面，他們沒有這個意願；另一方面，由於他們抱持反動派的觀點，所以該階層也不會接受他們。知識分子階層認為自己是「宗教人士」，終其一生的目標就是解放人民。為此，發動革命就是絕對必須的。 知識分子階層成員的出身分屬於各個「等級」，並沒有歸屬感；他們是社會不可缺少的一員，卻游離於外。他們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差異」，便開始將自己稱為「新人」。其中一人尼古拉·舍爾古諾夫提到宣告尼古拉一世死亡那一刻在自己心中引發的情緒：「在這個時代必須活著才能理解『新人』的激情和歡愉。要相信天空在他們的頭頂上是張開的，要相信一普特重的石頭落到了每個人的胸口；他們突然間就擁有了高度、氣魄，他們想要飛翔。」 1862年，伊萬·屠格涅夫給俄語語庫又添加了一個新詞：虛無主義者。他給自己的小說《父與子》的主人公巴扎羅夫就冠以這個稱號。作家認為巴扎羅夫就是極具影響力的激進的文學批評家尼古拉·杜勃羅留波夫(1836—1861)的拙劣翻版，巴扎羅夫成了虛無主義者的典型，他要摒棄一切，摒棄整個世界。巴枯寧有一句格言：摧毀的精神就是創造的精神。這句話成為「新人」、虛無主義者、知識分子階層的綱領。1860至1870年間，知識分子階層中一位頗具影響力的領袖德米特里·皮薩列夫將這個綱領概括成了幾個要點：「……必須砸碎能砸碎的東西；能承受住打擊的就有價值，碎片四濺的就只不過是些舊物，不如丟棄；不管怎麼說，必須掄圓了砸，這樣做不會，也不可能會是壞事。」 自19世紀初起，約瑟夫·德·邁斯特便警告說，俄國面臨的主要威脅不是農民起義，而是「大學裡的普加喬夫」。後者是在該世紀下半葉出現的。「新人」猛然脫離國家組織，擺脫國家，以解放人民為己任。他們絲毫不曾懷疑自己擁有領導的權利：一方面，因為他們希望人民過得好；另一方面，因為他們懂得如何給人民想要的東西，即便後者並沒意識到這一點。 當時的庫爾蘭省省長彼得·瓦盧耶夫在《俄國的思想》一書中寫了尼古拉一世死後許多書里都在說的話：「……我們這兒處處都瀰漫著想要用武力來播種善的欲望。」這位後來在亞歷山大二世當政時期擔任大臣的瓦盧耶夫此處影射的就是國家機關。但敵視國家的知識分子階層也觀察到了這種趨勢。伊萬—拉祖姆尼克寫道，「俄國社會思想史就是俄國知識分子階層的歷史」，而且說文學批評家維薩里昂·別林斯基(1811—1848)是「俄國知識分子階層的一面旗幟」。 別林斯基的崇拜者都把他稱作「憤怒的維薩里昂」，照列寧的說法，他是「這方面的先行者，用我們解放運動中的各等級人士將貴族徹底排除了出去」。別林斯基曾定義過作家在俄國社會內部所扮演的角色。別林斯基寫道，我們的公眾認為俄國作家就是嚮導、捍衛者和拯救者，使之不受邪惡的專制政體的毒害。這位批評家得出結論：所以，作家書寫得不好，公眾是樂意原諒的，而書寫得有害，公眾就不會原諒。 涅克拉索夫用詩句表達了別林斯基的話：「你不可能成為詩人，但你必須成為公民。」換言之：藝術占第二位，正確的意識形態導向占第一位。 這個美學觀念便賦予了文學批評家擁有對讀者的精神評頭論足的權威；只有他們能決定什麼書好，什麼書壞，什麼書有害。甚至由此還引出了一個頗為獨特的狀況：社會思想和社會運動的嚮導從此以後就都成了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之後是皮薩列夫，皮薩列夫之後是車爾尼雪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之後則是杜勃羅留波夫。 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小說《怎麼辦？》當中確立了「新人」的等級制：他們是領導階層，從中產生了領導人，也就是所謂的「俄國大地上的鹽」。作家承認他只遇見過「該種族的八個典範人物」。其中一個就是他小說中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此人全心全意想從知識層面和身體層面對俄國施加影響。對此還有令讀者瞠目結舌的訓練方法，比如強制睡釘板之類。《怎麼辦？》的作者知道自己有志於成為領袖。他在一封從彼得保羅要塞寫給妻子的信中說：「自亞里士多德以來，沒人做過我想做的事，在漫漫的世紀長河中，我也將成為如亞里士多德一般的人類導師……」 有嚮導、領袖，那就會有大眾、人民、被領導的人。米哈伊爾·巴枯寧發出了這個警告：「我們的精神必須學會理解人民的精神，我們的心靈要習慣於和人民偉大的心靈同時搏動，但我們對人民的心靈卻仍舊懵懂無知。我們千萬不能把人民的心靈當作一種手段，而是要當作一種目的，千萬不能認為那只不過是符合我們理念的革命材料，是『用作解放的肉體』……」人民就是「用作解放的肉體」這個理念在「領袖們」當中傳播甚廣。1841年6月28日，維薩里昂·別林斯基在一封給同道的信中寫道：「我開始像馬拉那樣愛上了人類：我覺得為了讓人類當中的少部分人幸福，就得用刀劍和烈火把其餘人等全部消滅乾淨……」二十年後，《年輕的俄國》宣言的作者宣稱，為了實現綱領，就必須消滅十萬個地主，連手都不會抖一下。《年輕的俄國》提出建議：「讓我們想像某一天，風和日麗，各部大臣、全體貴族、全體地主都消失不見的景象。俄國對此絲毫不會察覺。」1819年，聖西門在談論法國的時候也說過這樣的提議。他建議要讓三萬個無用的人消失。俄國革命者說的是十萬個。 俄國的人口密度是否過大並不重要。俄國知識分子階層的激進主義日漸增長。十七歲的特卡喬夫是「新人」意識形態的一個主要造物，他宣稱，如果把帝俄年齡超過二十五歲的居民的腦袋全部砍下來，革命肯定會成功。文學界也記錄了革命的景象，他們或贊同，或詈罵。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讓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成了「嚮導」的榜樣。尼古拉·列斯科夫在小說《走投無路》（自由主義批評界把這部小說從俄國文學史中剔除了出去）里，借虛無主義者比奇科夫之口說：「要讓俄國血流成河，凡是給自己褲子縫口袋的人全都給割喉宰了。五十萬，一百萬，五百萬……然後呢？消滅五百萬人，還會剩下五百五十萬人，他們就會過得很幸福。」1871年，列斯科夫之後七年，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發表《群魔》。正如作者所說，書中對「愛人類的狂熱分子」所作的描述要比列斯科夫的作品生動得多，但兩者的說辭並無區別。其中一個主要的「魔鬼」奇加廖夫說：「天堂，地上有天堂，那是因為再也沒有其他人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了。」為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消滅十分之九的人類。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類才能抵達天堂。 19世紀60年代，已開始著手廢除農奴制，打開改革之路，讓俄國充滿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氛圍。尼基堅科所謂的「極端進步主義者」，列斯科夫所謂的「不耐煩的人」，都想要來一場革命。1861年9月，聖彼得堡大學學生開始罷課，抗議帕甫洛夫教授遭到辭退一事，他在課上講的俄國千禧年讓審查機構很不滿。這是俄國歷史上第一次學生罷課。絕大多數教授也都支持罷課。 阿列克謝·尼基堅科在日記中寫道，從此以後，批評政府的行為就流行了起來。赫爾岑的《鐘聲》，整個俄國的開明人士，甚至宮廷本身也都在讀，而且讀得還特別仔細，《鐘聲》揚揚得意地寫道：「……我們廣袤的祖國，從頓河到烏拉爾山，從伏爾加河到第聶伯河，哀鴻遍野，洶湧的情緒蓬勃興起：這是海浪澎湃的第一聲轟鳴，宣告暴風雨即將來臨……」 學生群情激憤，於是這位身在倫敦的流亡者便寫了一篇名為《第三滴血》的文章：「波蘭人在流血，農民在流血，現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優秀年輕人也在流血。」亞歷山大·赫爾岑略顯誇大：大學生的血還沒流。罷課者遭到逮捕後很快便被釋放，或被判流刑，或遭大學開除。當局一片混亂，根本不知如何行事。赫爾岑呼籲學生要不惜流血。「你們的傷口是神聖的，你們正在開啟我們歷史上的一個嶄新時代，有了你們的幫助，俄國就會踏入第二個千禧年，很快就會將瓦良格人打發到大海另一邊……」《鐘聲》的編輯在此指的是留里克王朝的後繼者羅曼諾夫王朝。 俄國城市，包括首都在內，經常會成為縱火的目標，大家對此都已習以為常。但1862年5月28日，當彼得堡的主要商業場所阿普拉克辛市場著起大火的時候，所有人都相信已經開始了。更何況《年輕的俄國》宣言還在城裡流傳，呼籲殺人放火。「當局徹底沒了方向。以前，在彼得堡根本就沒人縱火。」彼得·克魯泡特金回憶道。每個人都很確定：有人在帝國的都城縱火。上頭堅信縱火者就是虛無主義者和波蘭人。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歸來後，前去找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和許多人一樣都把車爾尼雪夫斯基看作「新人」的嚮導，陀思妥耶夫斯基還請求車爾尼雪夫斯基呼籲縱火者停手。始終都沒找到縱火者：也許是恐怖分子，也許是警方的挑撥，也有可能是商人幹的：把自己的店鋪燒了，再找保險公司拿錢。 政府採取了措施。他們認為宣言的作者，那些虛無主義者，才是始作俑者。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政治審判就是審判車爾尼雪夫斯基，後者被控撰寫名為《致老爺希望你們好的農民……》的宣言。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這份宣言對農民說，1861年的皇家宣言沒法給他們任何自由，在某些國家，比如法國或英國，沙皇都要聽命於人民的權力，因為人民選了他們，如果對他不滿意，可以把他給換掉。最後，作者請「老爺手下的農民」私下統一意見，為自己獲取自由，並出於這個理由，把依附於國家和皇家的農民以及士兵全都團結起來。等到全都準備妥當之後，就發出信號，發起總攻。 1864年5月17日，尼基堅科在日記中寫道：「今天，警方日誌《聖彼得堡市警方新聞》宣布，5月19日上午8點，在海關廣場對車爾尼雪夫斯基進行公開判決。」《怎麼辦？》的作者「被判處七年勞役，之後流放西伯利亞。法庭本來是想判十四年苦役的，但皇帝給他減了一半刑期」。四天後，尼基堅科寫道，他問了有關係的一名元老，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法律上是否有罪，這次審判他有何感想。元老回答道：「他們沒找到法律上的證據，但道德上自然對他是完全不利的。」 歷史學家如今認為他們已經找到了足夠的證據，「認為有極大的可能，宣言的作者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我們有理由認為他就是給赫爾岑寫匿名信的那個人，這封信於1860年發表在了《鐘聲》上。」信的作者試圖說服報紙的總編輯，「只有斧子才能拯救我們」，並要求赫爾岑「呼籲羅斯拿起斧子」。 判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參政院缺乏證據，但他們堅信必須讓這個令政權惶惶不可終日的「新人」的嚮導得到懲罰。 政治審判，新規出台之前關閉聖彼得堡大學，暫時關閉成人主日學校，激進報紙《當代人》和《俄國之語》暫停出版八個月，甚至就連斯拉夫派機關報《日子》也都被禁四個月，該報從1855年創刊至今已有十年，現在關停了。改革所引起的深刻變化導致產生了一個新的階層，即由各等級構成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宣稱有權引領人民走向幸福，和他們視為仇寇的當局進行競爭。 1860至1870年，《英國文明史》作者亨利·托馬斯·巴克爾對俄國知識分子階層影響甚巨，他發現17世紀英國和18世紀法國的政治革命都已成為「智識革命」時代的先行者。60年代對俄國來說是一個相似的時代，但稱之為「知識分子階層的革命」更為適合。「碎布改良」的支持者、「改革者」、「不耐煩的人」的支持者都想要馬上向前跳躍，不管會有多少人成為犧牲品，但最後總歸會以「極端進步主義者」落敗收場。這些人都會被罰服苦役、坐監、流放。但「智識的」勝利還是站在他們一邊。革命觀念仍然活著。只是，「序幕的序幕」已經落下。1861年1月波蘭沙皇國內部爆發的叛亂讓俄國社會團結在了當局周圍。亞歷山大·赫爾岑支持波蘭人，再次喊出了那句口號「為了我們和你們的自由」，但他很快就在俄國失去了威望。 1866年4月，皇帝在彼得堡的夏宮散步時，大學生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向其開槍射擊。蘇聯的一位歷史學家寫道：「不幸的是，他沒打中。」1這名激進分子開槍沒中，當時一個名叫科米薩羅夫的工匠碰巧在那兒，便推開了刺殺者的手。卡拉科佐夫被拽到亞歷山大二世的面前，皇帝便問了一個理所應當的問題：「你肯定是波蘭人吧？——不是，我是純種的俄羅斯人。——那你為什麼要殺我？」皇帝問道，他實在無法理解一個俄羅斯人想要把俄羅斯的沙皇給殺了。刺殺者的回答是：「那你給了農民什麼自由？」卡拉科佐夫的槍聲使俄國的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1：N. Troickij,《Podvig Nikolaja Ključnikova》, Prometej, no 9, p. 59. 刺殺之後一個禮拜，尼基堅科寫道：「讓俄國沉浸於悲傷之中的這項大罪……表明我國社會已經爛到了骨子裡。恐怖的弒君行為無疑誕生於虛無主義的巢穴之中，而且會在這巢穴里日漸成熟，具有排他性的唯物主義只知道砸碎一切，那些受到唯物主義污染的人對任何道德準則都嗤之以鼻……」 阿列克謝·尼基堅科是具有保守主義傾向、贊成審查制度的自由派教授，他搞錯的是：年輕的俄國將會擴大知識分子階層的隊伍，只會對遭其領袖譴責的那些道德準則嗤之以鼻。各等級的道德準則完全是以為民眾服務為宗旨的。卡拉科佐夫被處死。謝爾蓋·涅恰耶夫遭審判，被控殺害與之密謀的同夥，被判二十年苦役。年輕人對彼得·拉夫羅夫(1823—1900)提出的綱領踴躍響應，所以這些事件在這些年輕人的內心激起了很大的波瀾。彼得·拉夫羅夫有上校軍銜，在軍事學校教書，他追隨革命運動的時間相對較晚。他於1868年遭到逮捕後被流放至沃洛格達省，便開始在彼得堡的報紙上發表《歷史書簡》，後來這些書簡經過審查，於1870年結集出版。那個時候，作者已逃往國外。 1861年，赫爾岑呼籲學生「走到人民中間去，走向人民！」彼得·拉夫羅夫給知識分子階層的綱領制定了理論和科學的基礎。他給知識分子的定義是：以批評方式進行思考的個體。拉夫羅夫以農民革命為目標，認為只有人民大眾達到很高的覺悟，農民革命才會到來。1869年8月，涅恰耶夫從瑞士進入俄國的時候，身上帶了一張並不存在的「世界革命聯盟」的會員卡，署名者是巴枯寧。除此之外，他還帶了《革命者教義》一書，書上蓋有秘密組織「人民正義」的印章，但該組織同樣也不存在。他身上還有一份趁1870年2月19日農民解放九周年之機組織革命的計劃。半個世紀之後，列夫·托洛茨基說服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局將德國革命的日期定在1923年11月7日，那一天正好是十月革命的周年紀念日。 彼得·拉夫羅夫絲毫沒有冒險家的特質。他的綱領的關鍵字就是「宣傳」。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都能理解他的呼籲。《歷史書簡》的成功只有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可與之媲美。大學城出現了自學圈：年輕人準備「走向人民」，他們學習各種手藝，可以讓他們在農村有用武之地。這位民粹主義歷史學家寫道，「走向人民的渴望（就是）集體盧梭主義的行為」。 1874年夏被稱為「荒唐之夏」，年輕人「走向人民」，前往農村。這些宣傳員對人民毫無概念，也絲毫沒有鄉村生活的經驗（雖然其中有些人是地主家的孩子），所以他們很快就被農民扭送給了當局。在一份呈遞給皇帝的報告中，司法大臣帕倫伯爵提供了一組數據：770人被捕，其中612人是男青年，158人是女青年。265名嫌疑分子遭到拘留，其餘人等交保之後獲得釋放。只有53名宣傳員沒有遭到逮捕。 彼得·拉夫羅夫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手是米哈伊爾·巴枯寧，後者長期從事宣傳，傾向於煽動，目的是引發即刻的行動，而彼得·特卡喬夫則呼籲奪取權力。拉夫羅夫對他們都很提防：占據權力可以，但這只不過是一場政治革命，沒法實現社會轉變。 「走向人民」的失敗標誌著彼得·拉夫羅夫的理念失敗。年輕革命者重新採取直接行動的策略。新興的革命組織「土地和自由」以及「人民意志」，其核心是由「鄉村十字軍運動」的參與者組成的。 1878年1月24日，二十七歲的薇拉·扎蘇里奇開槍刺殺彼得堡省省長特列波夫將軍，將其擊傷。她很快就遭到了逮捕。1878年8月4日，同樣也是二十七歲的謝爾蓋·克拉夫琴斯基（假名是謝·斯捷普尼亞克）在首都相當熱鬧的大街上用匕首刺死了憲兵隊首領梅贊采夫，且成功逃離。 革命恐怖浪潮由此開始。在好幾個城市，憲兵、檢察官、大臣遭到槍殺，或者被匕首刺殺，有時也會得手。隨後，炸彈上台。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是一個秘密團體的成員，該團體的首領是尼古拉·伊舒京，團體名為「組織」。占據其核心地位的是一個內部黨派，名字同樣簡潔生動，叫作「地獄」。 19世紀70年代出現的組織都想要轉型成政黨。在有組織的恐怖主義運動形成的整個過程中，參與者都會學涅恰耶夫，用虛構的名字來製造恐慌。宣布恐怖主義行為的宣告上會簽上「革命民粹黨執行委員會」的大名，再蓋上左輪槍、匕首、斧頭的大印。戰爭大臣德米特里·米留京在日記中寫道：「秘密社團想要恫嚇整個行政管理體制，這些狠毒的計劃開始奏效。」 薇拉·扎蘇里奇之所以向特列波夫將軍開槍，是因為他下令鞭打一個遭到逮捕的名叫博戈留波夫的大學生。她知道，法律禁止對貴族使用體罰。因此，開槍就成了一種對違背法律的行為奮起抗議的方式。薇拉·扎蘇里奇遭到審判，但陪審團宣判其無罪。主持庭審的阿納托里·科尼匯報說，審判前夜，司法大臣帕倫伯爵得知陪審團會判恐怖分子無罪而備感錯愕。「這起事件很可惡，政府仍然有權期待法庭和你們提供特殊的服務。」科尼回答道：「伯爵，請允許我提醒您注意阿格索對國王說的那句話：『陛下，法庭只提供判決，不提供服務。』」 作為俄國法學教授和最耀眼的法學家，科尼並沒有忽視扎蘇里奇的罪行「在英國也是板上釘釘的事，全體英國人的法律意識發展得很不錯……」陪審團之所以做出這個決定，是因為社會對政府政策的不滿。和土耳其的戰爭俄國慘勝，歐洲諸國迫使俄國息戰又剝奪了它好不容易獲得的戰果，於是俄國國內的不滿情緒達到了頂點。科尼寫道：「我們的陪審員對社會的趨勢都極其敏感。」無罪判決一經宣布，法庭一片歡騰：「太好啦！烏拉！太不可思議了！」人們甚至還說要「奪取巴士底獄」。 70年代後五年，恐怖主義行為之所以會爆發，是因為對國家政策的不滿具備了相當活躍的反對運動的特徵，從而使民眾對激進分子抱有某種好感。各種運動消停下來之後，適應了改革之後的生活，正如1879年6月彼得·瓦盧耶夫向皇帝說的那樣，對政府打壓一小撮犯罪團體的行為，社會上有教養的精英階層完全不予支持。 鮑里斯·契切林提到了當時的氛圍，他是這麼說的：「(……)反對思想始終都能指望自己獲得民眾的支持。在我們這兒，必須得有膽識，獨立的個體才會在自己的著作中支持政府的導向。因為作家一旦帶有官方印記，瞬間就會在社會上失去所有的影響力。」契切林教授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他的觀點代表的是相反的輿論，故而激起了「靈魂主子」的憤怒。鮑里斯·契切林還說，除了政府的審查制度之外，還出現了「自由憲兵」，他們會不分青紅皂白就把親政府和反革命的觀點打入冷宮。我們發現在虛無主義剛誕生的時候，出現了具有「反虛無主義」傾向的小說。這些小說作者當中，不乏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如尼古拉·列斯科夫、阿列克謝·皮先斯基、帕維爾·梅爾尼科夫—佩切爾斯基，但這些人都完全被從文學史上抹掉了。 保守主義報紙《新時代》極具影響力的經理和所有者阿列克謝·蘇沃林使用秘寫法將1880年2月20日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交談的內容記在日記本中，這一天又出現了一起恐怖主義行為，就是希波利特·穆羅捷茨基刺殺「高等執行委員會」主席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理由是後者與革命運動作對。《群魔》的作者大受震動，便問蘇沃林：如果您和我偶然走在街上，聽見有人正在醞釀炸毀冬宮，那我們是否應該向警察告發，阻止密謀者的行動？蘇沃林回答道：「不行，我不會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認：「我也不會。」作家解釋說，在反思這個問題的時候，他發現向警察告發的理由很充分。「動機有理有據。」但不去告發的理由就微不足道了：「只是因為擔心被人當作是告密者……自由派是不會原諒我的。他們會折磨我，而我也會生不如死。」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並沒有提到冬宮有可能會爆炸。事實上，1880年2月5日，皇帝一家人穿過餐廳的時候，餐廳就發生了爆炸。大量近衛軍士兵被殺，傷者更多。卡拉科佐夫的槍聲成了刺殺解放者沙皇的第一槍。1867年6月8日在巴黎，一個名叫亞歷山大·別列佐夫斯基的波蘭人向亞歷山大二世開槍射擊。薇拉·扎蘇里奇的槍聲和謝爾蓋·克拉夫琴斯基的匕首刺殺之後，恐怖行為日漸增多，於是，軍事團體就像20世紀初所說的那樣，決定發動一場「總攻」：刺殺沙皇。三十歲的亞歷山大·索洛維約夫以前是名老師，因「走向人民」失敗而悲憤失意，1879年4月2日，在亞歷山大二世像往常那樣穿越彼得堡閒逛的時候，他開槍射擊。這名被逮捕的激進分子這麼解釋自己的行為：「我讀的書都是純科學內容，其中就有巴克爾和德雷珀，對這些書經過思考之後，我最終否認了上帝，認為他就是一個超自然的存在……刺殺陛下的想法是因為受到革命社會主義者的教導而在自己內心產生的；我屬於俄國社會主義革命黨……」 1863年，出現了一個「反政府組織」（該組織的宣言裡是這麼自稱的），名為「土地和自由黨」。它只存在了極短的時間，但1877年又開始從事各種活動。1879年夏，它內部又分裂出一個支派：宣傳社會主義的支持者都加入了一個名為「黑色分享」的組織，恐怖活動的支持者則組建了「人民意志黨」。該黨的「執行委員會」對皇帝判處了死刑。從1879年4月2日直到1881年3月1日，也就是亞歷山大遇刺的那一天，他們可以說是對沙皇發起了名副其實的大圍捕。他們人數很少（約二十名成員），但都狂熱地忠實於自己的理念。該組織實施了多次暗殺：炸冬宮，在皇帝的專列里放置爆炸物，在亞歷山大途經的地方埋設炸彈。沙皇似乎被包圍得嚴嚴實實，就像一頭被圍獵的熊。 研究俄國秘密警察的專家羅納德·欣利發現，很難解釋清楚「這些年輕人」為什麼對刺殺皇帝這件事這麼投入。有些人毫無疑問地認為，沙皇之死會成為人民起義的號角，另一些人則天真地希望繼任者實施自由主義改革。但這位歷史學家觀察到，對大多數激進分子而言，這種刺殺皇帝的執念並不理性，這是一種情感衝動，因革命者無力影響社會而起。 「執行委員會」的綱領解釋說：「恐怖主義行為……目的就是為了削弱政府威權的魔力，事實證明和政府作對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以此激發人民的革命精神，增加人民對事業必勝的信心，最終形成適合戰鬥的力量。」這個觀點表達得更為果斷。 亞歷山大二世的政體比尼古拉一世的要溫和得多，但正如托克維爾的論點所示，這種溫和反而使對手的怒火越來越大。在改革和體制解放的氛圍中，第三處在和反政府力量鬥爭的過程中失去了其往日的效率。卡拉科佐夫刺殺皇帝之後，憲兵隊和第三處的首腦多爾戈魯科夫親王引咎辭職。代替他的是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在幾年時間裡，他成功遏制了恐怖主義的上升趨勢。不過，1874年，沙皇不滿於憲兵隊對國家事務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人們都稱舒瓦洛夫為彼得四世，於是沙皇就將他「流放」到了倫敦當大使。四年時間裡，第三處三易其主。國家和皇帝的安保事務首先被委託給了波塔波夫將軍，這人就是個「雞腦子」，瓦盧耶夫在日記里就是這麼寫的。繼任的梅贊采夫將軍作為秘密警察頭子，卻犯了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被人在街上刺死了。之後上任的是亞歷山大·德連捷爾恩，但他既無法阻斷索洛維約夫的槍擊，也無法阻止冬宮被炸。激進分子趁著德連捷爾恩在場，讓尼古拉·克列托奇尼科夫滲透進了第三處，使之可以在秘密警察的核心地帶獲得他們所需要的情報。克列托奇尼科夫將第三局特工的名字全都交給了革命者，這些人無一例外全都遭到殺害。 不過，第三處並沒有坐以待斃。政治審判還在進行。比如，從1876年9月到1877年9月，僅僅一年當中就進行了17場審判。被告的名單不斷增加：1877年2月是50人，1878年10月18日就召開了「193人的審判大會」。被告都是年輕人（介於二十至二十五歲之間），女性不少。在「50人審判大會」上，有16個相當年輕的女革命者受到了審判，這些人可以說都是少女。 薇拉·扎蘇里奇的槍聲表明，俄國女性並不只從事宣傳工作。 「人民意志黨」的首領安德烈·哲里亞波夫(1851—1881)判處了亞歷山大二世死刑，他自己就是農奴的孩子。他是個相當出色的組織者，在同志們中間擁有很高的威望。他被捕後，身為貴族又是省長女兒的女友索菲婭·佩羅夫斯卡婭(1853—1881)接手了他的判決。1881年3月1日，她帶著投擲炸彈的人走遍了皇帝有可能會走的不同路線，一直掌控著行動，直至最後一刻。 一系列對亞歷山大二世的刺殺行動背後的推動力，和1865年4月15日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遇刺背後的推動力完全一樣。俄國忽視了一點，即殺手約翰·威爾克斯·布斯在槍殺總統的時候也在高喊：「這就是暴君的下場！」 當然，亞伯拉罕·林肯跟暴君完全沾不上邊兒。世襲君主亞歷山大二世也不是暴君。命運，或者說恐怖行動的運氣（若無索菲婭·佩羅夫斯卡婭的意志力，1881年3月1日的刺殺行動絕對不會成功），使皇帝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登上皇位之後始終在實施的改革戛然而止。 冬宮爆炸（1880年2月5日）之後，亞歷山大二世讓哈爾科夫總督米哈伊爾·洛里斯—梅利科夫將軍來彼得堡，他是最後一次俄土戰爭的英雄。他先是擔任「高級執行委員會」主席，負責國家和君主的安保工作，之後被任命為內政大臣。第三處同樣也要依靠他。因此，他將國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都掌控在了自己手中，但不管對外政策。但他很快就成了刺殺的犧牲品（1880年2月20日）；只是，運氣救了他的命。 亞歷山大二世展現了極大的勇氣，將國內的權力託付給了一個亞美尼亞籍的俄國貴族，此人意志相當堅定，但也理解改革的必要性。米哈伊爾·洛里斯—梅利科夫很快就被稱為「天鵝絨獨裁者」；據說他的政策「虎頭蛇尾」。「天鵝絨獨裁者」的計劃包括擴大自治，放鬆審查制度施加在某些領域的限制措施，通過強制回購土地完成農民改革，讓反動的公共教育大臣德米特里·托爾斯泰伯爵退休。 這些做法尤其令人想到了鮑里斯·契切林在媒體上所立的那份綱領，他將這綱領稱為「例外自由主義」。這位法學教授寫道，「例外自由主義」的本質就是「將自由諸原則同權力和法律的原則相協調。從政策計劃層面上來看，其口號如下：自由主義措施和強勢權力。自由主義措施允許社會採取自治行動，保護公民的權利和人身，確保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強勢權力讓公民確信國家的領導是堅定可靠的，民眾是可以依賴它的，但同時這又是一種理性的力量，它會保護社會的利益，而與無政府主義力量的逼迫和反動黨派的叫囂做鬥爭」。 洛里斯—梅利科夫這項龐大的計劃只是讓參政院外圍的鄉村和城市得以進行極其有限的自治，參政院內部獲得部分自治。他想創建一個混合委員會，讓政府官員和地方自治局及城市的代表參與進去，由他們來檢視改革計劃。亞歷山大二世拒絕了制憲這一想法。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逐漸引導他，使之承認制憲有其必要性。3月1日，簽署完畢之後，打算頒布創建混合委員會的敕令時，亞歷山大二世對兒子說：「我同意這個表述，必須承認我們正走在立憲的道路上。」定於3月4日審查由各大臣參與的參政院制訂的這個計劃。 1881年3月1日，皇帝亞歷山大二世遭到刺殺。亞歷山大二世和平民妻子葉卡捷琳娜·尤里耶夫斯卡婭—多爾戈魯卡婭打了招呼，說要出門，妻子求他今天別出去，但皇帝向她保證自己不會有事的。一個茨岡女人曾預言他會在第七次遇刺時身亡，可現在還只是第五次。 第一顆投向皇帝的炸彈就在皇家馬車邊上炸了開來。護衛隊的切爾克斯人被炸傷。亞歷山大二世從四輪馬車上下來，向護衛說了幾句安慰鼓勵的話。這時候，第二顆炸彈擊中了他，這顆炸彈要了他的命。 激進分子達到了目的。領導「上層革命」的沙皇遭到了刺殺。解放者沙皇的橫死標誌著兩股彼此對立的力量獲勝了：堅決反對改革的官僚主義，以及「新人」、知識分子階層，後者夢想著發動一場革命來摧毀「舊世界」。馬克·賴耶夫寫道，「在生產力提高、物質福利增加之後，兩邊都不希望社會得到有機的發展。」對這位美國歷史學家而言，「這次無意識的聯合有一個深層動機」，就是他們對「很大的未知數」，也就是人民感到畏懼。刺殺沙皇並沒有導致激進分子所希望的人民起義。弒君使人民感到恐懼，他們相當崇敬「老爹」，憎恨「開明的」革命者。 亞歷山大二世遇刺一事對世界輿論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皇帝死亡之後幾個月，「人民意志」執行委員會在美國總統詹姆斯·A. 加菲爾德遇刺之後發布了宣言。執行委員會以俄國革命者的名義，「抗議查爾斯·J. 吉特奧刺殺總統的暴力行為。在一個個體擁有自由、誠實地進行思想鬥爭的時候……將政治謀殺作為戰鬥的手段，和我們誓要在俄國消滅的那種專制主義屬於一丘之貉……暴力只有在反抗暴力的時候才合法」。 1882年2月，謝爾蓋·克拉夫琴斯基在歐洲用俄語寫道：「我們最終只能採取俄國革命者血腥的措施來和歐洲和解，一方面展現在俄國環境中這是無可避免的特徵，另一方面顯示像他們這樣的恐怖分子並非食人者，而是充滿了人性的個體，擁有很高的道德感，對任何暴力的展示都充滿了厭惡之情，而政府所採取的措施只能約束這種暴力。」 對刺殺亞歷山大二世的組織者和參與者處以死刑，引發了西方對激進分子的同情。對「人民意志」執行委員會的二十名成員和該組織的積極分子進行審判，導致了無數次抗議。其中十名被告被判處極刑。當時最知名的作家維克多·雨果向世界各國政府和民眾發起呼籲。他發出了這樣的警告：「俄國政府請注意了……它並沒有受到任何政治勢力的威脅。但它必將害怕先行者，害怕每一個經過的人，害怕低聲要求仁慈的聲音。」 維克多·雨果認為，激進分子的炸彈所蘊含的並不是什麼「政治勢力」，他的這個論點最終成功說服了遇刺皇帝的兒子：亞歷山大三世寬恕了十名死刑犯當中的九名。只有一個名叫尼古拉·蘇哈諾夫的軍官因為是軍事恐怖組織的創建者而遭到槍決。 5 帝國向東進軍 十幾年的時間過去了（克里米亞戰爭之後），俄國最終將自己的歷史命運同整個高加索地區連在了一起，那是中亞地區最廣袤、最富裕的地方，俄國在近東和阿穆爾河流域得到了強化，成為最為強大和富有的國家，尼古拉一世時期並未做到這一點。 ——葉甫根尼·塔爾列，1944年 這些所謂的征服，所謂的暴力都是歷史上從未完成過的最為有機、最為合法的功業。 ——費奧多爾·秋切夫，1844年 亞歷山大二世的外交政策極受歡迎，在20世紀末的俄羅斯具有很奇妙的現實性。顯然，歷史學家葉甫根尼·塔爾列在其專著《克里米亞戰爭》的末尾所唱的讚歌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理由。1944年，全世界都發現，最初在和德國的戰爭中慘敗的蘇聯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於是，和克里米亞戰爭進行比較的想法就這樣冒了出來。19世紀上半葉俄國的勝利，在一個半世紀之後也可以證明，俄國即便失敗，也仍然能重建自己的力量。 亞歷山大二世的外交政策之所以受歡迎，同他對現實的分析並沒有關係，而是和繼涅塞爾羅捷之後擔任外交大臣的亞歷山大·戈爾恰科夫的方法有關。東方戰爭失敗之後，新任大臣在闡述自己的外交綱領時寫道：「人們聲稱俄國很生氣。不，俄國沒有生氣，是在集中精力。」這話所要表達的是，先集中精力處理國內事務，積聚力量，再去處理涉及外國的問題。 亞歷山大·戈爾恰科夫的計劃形成於1856年8月21日發給駐歐洲各國的俄國大使和使團的一份通告，他的主要理念借用自涅塞爾羅捷男爵於1856年2月寫的《論俄國政治關係》一文。該文就是外交官涅塞爾羅捷的遺囑，他在整整三十年的時間裡，領導著帝國的外交事務衙門。克里米亞戰爭失敗使他這個神聖同盟的建築師相信，「（為俄國著想）就必須立刻致力於國內事務，使道德力量和物質力量得到發展。這項內部工作是國家的頭等需要，凡是阻礙這項工作的外部行動都必須加以排除」。 涅塞爾羅捷認為必須投身於「國內事務」，亞歷山大二世事實上也確實實施了他的改革計劃，只是國內事務並不涉及成為帝國組成部分的異族人。費奧多爾·秋切夫在提到「所謂的征服」時，表達的是有教養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觀點。烏克蘭詩人塔拉斯·謝甫琴科以苦澀的嘲笑口吻寫道：「從摩爾達維亞人到芬蘭人，語言各異，卻緘默不語，那是何等的幸福！」他被認為是反俄派。20世紀最具獨創性的俄羅斯思想家格奧爾基·費多托夫1947年在移居國外時寫道：「我們不想見到俄國紛繁複雜的多民族性……照這種天真的理念來看，俄國和西方國家不同，俄國的構建靠的不是暴力，而是和平擴張，不是征服，而是殖民化，這種理念深深地烙印在自由派知識分子階層，還有部分革命者的精神之中。」 1858年，俄國計有7400萬居民。人口統計學者將俄國分成了六大區域：歐洲部分，波蘭沙皇國的總督轄區，芬蘭的大公國轄區，高加索地區，西伯利亞地區，中亞地區。依據1870年匯總的信息來看，帝國有70.8%的人為東正教徒，1.4%為分裂派教徒，0.3%為東儀天主教徒，0.3%為遵奉格里高利禮拜儀式的亞美尼亞人，8.9%為天主教徒，5.2%為新教徒，3.2%為猶太人，8.7%為穆斯林，0.7%為異教徒。如人口統計學家所說，從「人口的民族構成」來看，72.5%的人為俄羅斯人；但帝國境內也同樣生活著6.6%的芬蘭人，6.3%的波蘭人，3.9%的立陶宛人，3.4%的猶太人（在此被視為民族實體），1.9%的韃靼人，1.5%的巴什基爾人，1.3%的德國人，1.2%的摩爾達維亞人，0.4%的瑞典人，0.2%的吉爾吉斯人，1.1%的卡爾梅克人，0.06%的希臘人以及同樣多的保加利亞人，0.05%的亞美尼亞人，0.04%的茨岡人，最後還有0.49%的其他民族。統計人口全貌的作者指出，帝國歐洲之外部分的民族構成「還沒有做過定義，連估算都做不到」。他自己認為俄羅斯人在西伯利亞占約19%，在高加索占18%。 有一個觀點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提交的統計表中沒有列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從俄國1897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來看，「小俄羅斯地區」計有11921086名居民，而「白俄羅斯地區」計有6908148人。東正教人口自動被認為是俄羅斯人。 19世紀末有一個理念，即「民族和種族及語言無關，而是和人民的意識有關」，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認為「面對西方」，「小俄羅斯」無疑「和大俄羅斯一樣都屬於俄國」。不過，這位法國歷史學家認為兩者有一個集體性差異：「由於氣候較為溫和，東方專制主義也沒那麼酷烈，所以小俄羅斯人和白俄羅斯人相比大俄羅斯人擁有更多的尊嚴、更多的獨立性、更多的個體性；他們不太積極正面，更容易受情緒的影響，想像力更豐富，更喜歡做夢，更具詩意。」但他也堅信，要想將小俄羅斯變成如同俄國或波蘭那樣的獨立國家，「在小俄羅斯人那裡也找不到太多的迴響」，這和「1870至1871年法國南部」類似的夢想不相上下。他還說：「親烏克蘭人中最堅定的人從沒超越聯邦夢這個範圍，由此可見僅僅聯邦制就能讓龐大帝國來源不一的眾多人口感到滿意。」 雖然缺乏支持獨立的運動，但彼得堡當局仍然禁止烏克蘭語和烏克蘭文學，以及他們對過往歷史的回憶。1863年，外交大臣下令嚴禁「向公眾」出版烏克蘭語的書籍，尤其是學校課本。幾年後，這些指令遭到取消，但1876年，亞歷山大二世的一道敕令又禁止出版烏克蘭語書籍（虛構作品除外）或從國外引進。這道禁令一直執行到1906年。當時屬於奧地利的加利西亞就成了烏克蘭文化的中心。1866年，奧地利帝國變成了立憲君主制。除了維也納議會之外，烏克蘭人居住的地區選出了兩個議事會：一個在利沃夫，一個在切爾諾夫策。歷史學家米哈伊爾·德拉戈馬諾夫(1841—1895)因揭露俄羅斯化的政策而遭基輔大學開除，於是他移民國外，住在日內瓦，宣揚聯邦制。 俄國歐洲部分是帝國的中心，也是一道圍牆。芬蘭的統治平靜如水，那裡的居民都滿足於自己的命運，對議事會也很滿意，而在西伯利亞，土著人口不多，無法抗衡殖民化。但在高加索地區，1859年8月沙米爾投降之後，戰爭就沒停過。西高加索地區切爾卡斯人一直都在抵抗，1864年初，車臣人臣服之後，又拿起了武器。我們說過，1864年5月，俄軍對最終占領該地區進行了慶祝。叛軍山民來到土耳其，那些投降的人都被從山裡攆了出去，遷移到了平原地區。19世紀的一位俄國歷史學家不無滿意地發現：「從那時候起，儘管高加索各地不時爆發叛亂，但現在都能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它們鎮壓下去了。」 中亞地區絲毫不用帝國擔憂。那兒一直是19世紀60至80年代俄國擴張領土的基地。 除了俄國劃分的六個區域（可以視為相應的地緣政治區域）之外，波蘭沙皇國的總督轄區是帝國身體上一道並未癒合的傷口。1863年1月，波蘭發生暴動，很快就蔓延到了立陶宛。鮑里斯·契切林回憶道：「整個俄國都在騷動不安。」傳來的各種信息沒人能夠證實，但所有人都選擇相信，比如義軍殘忍暴虐，指導他們的是天主教神職人員。1863年夏初，當局集中了6.3萬人，帶著馬刀和刺刀，去打叛軍。和1831年的暴動不同，波蘭人沒有武器；他們只能和俄軍硬扛，有些戰鬥部隊雖沒受過什麼訓練，但意志都很堅定。因此，戰鬥並不對等，可以說相當殘忍。在立陶宛，維爾紐斯的軍隊首領米哈伊爾·穆拉維約夫不惜採取各種嚴酷的措施，用極短的時間征服了西北地區，而他也得到了「絞架穆拉維約夫」這一稱號。在波蘭沙皇國，軍事行動一直持續到了1864年3月。 波蘭起義突然就讓有教養的社會階層和政府和解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自由派和反動派全都異口同聲地譴責「叛徒」，支持當局的行動。他們首先指責波蘭人忘恩負義。自由派和西方派人士鮑里斯·契切林寫道：「我從來就不是波蘭的敵人。」他承認俄國參與對波蘭的瓜分，「這樣的不義令人作嘔」。但這位法學史專家認為亞歷山大一世想要「減輕自己祖母犯下的不義罪行」，所以允許波蘭人政治自治，軍隊和行政獨立：「在周邊的所有民族當中，只有他們擁有自由的制度。」可是，「他們對提供給他們的東西不知感激，也沒有用理性的行為鞏固自己的所得，反而還想要更多……」結果就是1831年的起義，尼古拉一世拿走了「亞歷山大一世贈予的禮物」。鮑里斯·契切林認為，「三十年的桎梏是他們剛愎自用應得的懲罰」。 在俄國人看來，波蘭人的第二大罪狀就是拒絕接受「歷史的判決」，拒絕承認自己戰敗，失去了獨立地位，成了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費奧多爾·秋切夫用詩意的形象對他們的情感進行了闡釋：「我們血流至踝，向死人發起戰鬥，死人復活，卻又是為了新的葬禮。」尤里·薩馬林講的也是同樣的話，只是對政治的分析更冷靜、清晰。在他眼裡，波蘭人是一個極具特色的民族，講究個體性，他們有權從各個層面來自由表達人民的生活：信仰自由，使用民族語言處理內部事務和有關習俗的事務。但薩馬林相信，並不能認為「波蘭必須構建一個獨立的國家……波蘭已經死亡，因為它所表達的就是波蘭文化，以及侵略性的天主教原則。拉丁文化向它灌輸了要用不自然的方式來和其他斯拉夫人做鬥爭的思想，而這就導致波蘭走向了滅亡」。歷史已做出最終判決，歷史不會開恩。 第三宗罪直接源自其他兩宗罪，那就是叛國。向來激動的費奧多爾·秋切夫是這麼寫波蘭人的：「我們身邊的猶太人。」波蘭義軍背叛了斯拉夫人，背叛了俄國，波蘭沙皇國是俄國的一分子。「波蘭叛徒」成了內部敵人的同義詞。「波蘭陰謀」這個表達法特別流行。波蘭（拉丁、天主教）陰謀反俄的第一個迷思早於猶太世界陰謀的迷思。「波蘭陰謀」說明了很多問題：革命行動，恐怖主義（所以亞歷山大二世才會問卡拉科佐夫是不是波蘭人；確實，只有「波蘭陰謀」才有能力將左輪槍的槍口對準俄國沙皇的胸口）。「虛無主義」文學同時也是反對波蘭的文學。二流流行作家弗謝沃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寫過不少小說，如《巴汝奇的羊》(1869)和《兩股力量》(1874)，統稱為《血淋淋的玩笑》，這些小說是反波情緒的濃縮。有個老農民，也就是民眾所謂的智者，很有信心地宣布：「我們打波蘭人，是因為他們不安分……波蘭人很久以來就想讓俄國動盪不安，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要去打它……我們不可能平白無故地打它。」 波蘭人最不可原諒的叛國罪行就是呼籲得到西方的同情和支持。與波蘭暴動同時代的人都知道英國、法國、奧地利大使提交了抗議照會，要求對波蘭人實行大赦，恢復1815年憲法，還有其他許多內容，這些都是西方各國良好的意願，他們根本就不想通過武力來滿足自己。俄國對再來一場「克里米亞戰爭」（西方各國再次結盟對戰東正教帝國）毫不懼怕。許多人都認為路易—拿破崙是反俄陣營的主要鼓動者。尼基堅科就在1863年4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對凡是願意聽的人，他都會說：「為了歐洲的安全，必須消滅俄國。」5月12日，阿列克謝·尼基堅科遇見了外交官詩人費奧多爾·秋切夫，向他問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戰爭還是和平？」——「毫無疑問是戰爭。」秋切夫回答道。 溫和自由派尼基堅科教授無法理解西方激烈的反俄情緒。「如果那樣的話，那俄國相比波蘭，對人類來說更必不可少。」 我們說過，亞歷山大·赫爾岑逆勢而為，捍衛波蘭，認為波蘭人是在為自由而戰鬥。他在《鐘聲》里的文章都會題為：「波蘭萬歲」「悲傷聖母」……他向投入義軍陣營的俄國軍官致以敬意。1858年創立的《鐘聲》在改革的頭幾年具有很大的威望。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在如饑似渴地閱讀，報紙甚至都遞到了皇帝那兒。但我們發現，這份威望因波蘭暴動而削弱了。由於失去了全部讀者，報紙於1868年關閉。在尼古拉·列斯科夫名為《走投無路》的虛無主義小說里，頭號虛無主義者比奇科夫認為，為了五千五百萬人的幸福，完全可以殺死五千萬人，還到處宣揚，要肢解俄羅斯帝國：「但願和我們不投緣的人全都離遠點……但願不想和我們在一起的人自己過自己的日子……」比奇科夫此處模仿的便是亞歷山大·赫爾岑的觀點。 俄國政府採取激進措施鎮壓起義，但它很快就發現這麼做根本不夠。在解放農民的籌備工作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尼古拉·米留京被從國外召回彼得堡，亞歷山大二世想聽聽他對波蘭局勢的看法：波蘭的上層階級是不可能打垮的，為了俄國的利益，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實施大規模的農民改革，以此來吸引底層階級。受召參與制定這方面法律的尤里·薩馬林認為這樣會削弱「什拉赫塔的影響力」，但他指出，這項改革，「波蘭人完全不能參與」。在尤里·薩馬林看來，改革的目的是「把新的保守因子注入波蘭社會當中……」尼古拉·米留京有一個更具爆炸性的說法：「面對革命形勢，只能採取革命措施。」 1864年2月19日，農民解放宣言發表三周年之際，亞歷山大二世簽訂了向波蘭農民免費發放土地的法律。和俄國農民不同的是，波蘭農民無需回購自己耕作的小塊土地（其唯一的義務就是繳清土地稅）。國家負責和波蘭貴族地主結賬，尤里·薩馬林著重指出「這麼做有利於他們」。 從本質上來看，這項措施確實具有革命性：事實上，法律是以起義軍「革命政府」的決策為基礎的，由於還在打仗，這項決策並未起效。沙皇政府想以此為契機，建立自由農民階層（著名的「保守因子」），削弱已喪失物質基礎的什拉赫塔。尼古拉·米留京向鮑里斯·契切林解釋道：「壓制波蘭，讓它歸附俄國，是一個難以完成的夢想；相反，藉助農民改革，就能安寧二十五年，也許更久。身為政治家，夫復何求？」 波蘭將會安寧四十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正如尼古拉·米留京所預測的那樣，「讓它歸附俄國」根本不可能。削弱了烏克蘭的波蘭貴族地主權力之後，沙皇政府便賦予了烏克蘭農民回購土地的權力，比1861年宣言所定的價格要低得多。如尤里·薩馬林所指出的，這麼做的目的就是要「在西部省份和烏克蘭之間，將所有波蘭文化的根切斷，確保俄國的勢力和東正教牢牢地掌控住拉丁—波蘭因素」。法國歷史學家達尼埃爾·博夫瓦有一本著作專門寫1831至1863年烏克蘭的波蘭人，他認為：兩股力量你爭我奪，都在爭奪掌控烏克蘭的霸權，在這社會、文化、宗教和語言的對立當中，俄國永遠都在占上風，將烏克蘭人和波蘭人之間的壕溝越挖越深。 軍事和社會措施之外，還有一個互補的因素，那就是行政措施：波蘭沙皇國被剝奪了所有的自治權，變成了所謂的「維斯瓦省」。波蘭的領土此後就成了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兩者擁有相同的權利（和相同的義務）。 還有一個問題與波蘭以某種形式關聯了起來，打破了帝俄的統一，那就是「猶太問題」。俄國除了繼承了瓜分時奪取的那些波蘭領土之外，也把這個問題給繼承了下來。我們說過，1791年，葉卡捷琳娜二世設立了居住區，以此來限制成為女皇臣民的猶太人可居住的地區的數量。她手下的大臣加甫里爾·傑爾查文提出了一個解決「猶太問題」的方案，建議將猶太人轉變成農夫。但他又很快禁止猶太人占有土地。在亞歷山大二世自由改革的頭幾年，尼古拉一世當政時期處境極其艱難的猶太人稍微輕鬆了一點。但1863年的起義成了一個藉口，使政府又強化了對猶太人的限制措施，到70年代，改革重啟，於是猶太人的地位又得到了改善。亞歷山大三世繼位，標誌著新一輪的反猶措施再次開啟，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了1906年。 猶太人政策的不斷變化無傷本質。只是，兩個民族群體在帝俄正式成了外來者：大北方地區的土著和猶太人。嚴格限制他們的權利——居住區，教育機構限制他們入學的人數，禁止他們擁有土地等——根源主要在於宗教。大北方地區的人民都是異教徒，因此就是「他者」「外來者」。按照法律規定，猶太人皈依東正教，可獲得俄國人所享有的一切權利。但猶太人宗教上的「威脅」並不僅僅同他們的信仰有關，還因為他們自稱是「天選之民」。 1877年，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中委屈地寫道，「一段時間以來」，他收到猶太人的「信」，指責他攻擊、憎恨猶太人，並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麼缺點，而純粹是因為他們的種族。《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作者斷然拒絕了這樣的指控，說「俄國人民並不仇視猶太人」。他指出，他個人支持「全面擴大猶太人在立法上的權利，只要可能，他們應該和土著完全平等」。但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俄國人才是天選之民，猶太人說他們和神擁有特殊的關係，他認為那是在瀆神。對猶太人的仇視源自兩者的對立：國家就一個，所以不可能存在兩個天選之民。而且，擁有特權的只可能是土著，「外來者」必然是篡位者。 憎恨猶太人、反猶主義並非只和宗教上的考慮有關。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打開了通往資本主義的道路，也給居住區開了一條門縫，以此來換取硬通貨。俄國的商人按重要性和資本多少分成三個行會。第一個行會的猶太成員有權住在居住區之外，無須皈依東正教。閉鎖的猶太世界不斷碎化，猶太人都住在西南各省的小村子裡，這都是撼動俄國的改革造成的結果，年輕人紛紛外出，尋求新的價值和人生的目標。革命運動都很歡迎這些年輕人（男孩和女孩）的加入，絲毫不操心民族或宗教問題。 資本家和革命者中間出現了令人畏懼的人民代表，這種現象皆因外來者（正是因其外來性而遭人蔑視）而起，從而引發了聲勢日益浩大的反猶主義，尤其是在猶太人數量眾多的地區。帝國中部各省幾乎沒有猶太人，反猶主義仍只具有抽象的宗教特徵。但在西南各省，反猶主義就極其活躍。近代史上第一次猶太人大屠殺發生於1871年的敖德薩。大屠殺是由希臘商人組織的，他們決定自行解決，找猶太競爭者算賬。在其他地方，要找到其他理由也很容易。因此，1881年8月，革命運動「人民意志」（其中有一定數量的猶太人）的成員便在烏克蘭組織了一場猶太人大屠殺，他們的口號是：「打倒波蘭領主和猶太佬！」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上對波蘭地主和為其服務的猶太人不滿就成了藉口。 除了「波蘭問題」之外，帝國內部的形勢絲毫沒有引起當局的不安。俄國還很穩固，能確保安寧。改革的一個很大的方向就是改善帝國行政部門的運行情況，這是農民解放所引發的新情況。改革對於恢復俄國的力量是有必要的，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俄國是不可能不對世界各國發揮影響力的。 「集中精力」作為戈爾恰科夫（他認為必須休整之後再積聚力量）以來俄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只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帝國的力量和威望只有在盟友的幫助之下才能得到恢復。尋求盟友也就讓俄國踏入了複雜的國際關係體系之中。1799年，尼古拉一世時期領導外交事務的費奧多爾·羅斯托普欽伯爵這樣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除了貿易之外，俄國不應和外國保持任何關係。儘管局勢時時在變，會產生新的關係和新的關聯，但這一切只不過是偶然所致，只會是暫時的情況。」皇帝在頁邊寫道：「神聖的真理。」保羅的兒子亞歷山大一世在帝國的使命方面並不同意這樣的觀點：戰勝拿破崙之後，他制定的政策是為了捍衛「道德和秩序的永恆原則」，這個政策擴展到了整個歐洲，包括伊比利亞半島。尼古拉一世的外交政策的行動半徑還有點小。在歐洲，這個政策就是恢復秩序，在俄國邊遠地帶清除革命的溫床。 克里米亞戰爭失敗顯示了俄國的弱點，它在歐洲的利益範圍巴爾幹地區日益縮小。奧斯曼帝國在歐洲也有地盤，這樣一來，它的那塊地盤也就變得更為脆弱。巴爾幹地區斯拉夫人和東正教徒人數眾多，似乎是東正教斯拉夫帝國的天然盟友。由於被克里米亞的聯軍打敗，黑海實施中立化政策，俄國便喪失了在巴爾幹地區的地位。 尋求盟友的俄國轉向了克里米亞衝突的煽動者法國，戰爭期間，法國是俄國人主要的軍事對手。巴黎也表達了想要接近的願望。塞瓦斯托波爾已化為灰燼，雙方很明顯是利益共同體。東方戰爭的藉口是是否要扣留伯利恆聖殿的鑰匙，無論對法國還是俄國，這都不是什么正兒八經的藉口。戰後，巴黎和彼得堡立刻達成協議，共同保存這些不祥的鑰匙。從想要在東方發揮影響力的方面來看，英國是俄國真正的對手。至於彼得堡和維也納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互相瞧不起：俄國仍然記得克里米亞戰爭時期奧地利的「忘恩負義」和「背叛」行為。而奧匈帝國這一邊（半數人口是斯拉夫人），則傾向於把自己看作占據不利地位的「救世主」。 俄法能走近，有著堅實的基礎，那就是和英國的對立、對巴爾幹地區擁有共同的利益。拿破崙三世希望削弱多民族的帝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所以支持民族運動，這個政策和俄國的利益可以說完美契合。厭惡奧匈帝國的戈爾恰科夫親王堅定支持俄國和法國聯合起來。 巴爾幹地區的共同政策導致了第一個明顯的結果：1859年，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這兩個公國合併了起來。亞歷山大·庫紮成了親王。1861年，蘇丹被迫同意成立獨立的政府。由此便誕生了羅馬尼亞。羅馬尼亞仍然受土耳其的保護，但這純粹只是形式上的保護。在塞爾維亞，法國支持奧布列諾維茨家族的王朝，承認其獲得王位繼承權。1858年，法俄艦隊出現在了亞得里亞海，迫使土耳其中止和黑山的戰爭，同意讓後者擴展領土。1857年9月，亞歷山大二世和拿破崙三世在斯圖加特見面，向歐洲全境展現兩個前不久還是敵人的國家衷心諒解了對方。 亞歷山大二世不像外交大臣那樣親法。皇帝對拿破崙三世的義大利政策頗感擔心，在彼得堡看來，拿破崙三世是在將革命之火越煽越旺。尼古拉一世的兒子始終傾向於「思想正統」的國家：普魯士，以及背叛過自己的奧地利。但很明顯的一點是，和法國結盟有助於俄國大致恢復在巴爾幹地區的威望。 波蘭暴動讓法俄協定破裂了。「克里米亞各國」都支持波蘭起義軍。法國完全站在他們一邊：民主派以自由之名保衛「不幸的波蘭」，神職人員則以宗教之名支持波蘭的天主教徒。英國同樣支持波蘭，因為暴動可以削弱俄國，破壞法俄協定，還因為波蘭人在英國，特別是愛爾蘭更受歡迎。奧地利政府1846年曾無情鎮壓過加利西亞的波蘭人起義，此時也幾乎公開支持起義軍。 「克里米亞各國」的目的並不是恢復波蘭。倫敦並沒有忽視，復甦的波蘭立刻就會和法國結盟，這樣就會讓法國在歐洲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奧地利也很清楚恢復波蘭國對斯拉夫人來說根本無法接受。法國知道自己憑一己之力是沒法恢復波蘭的。而且，支持叛軍的任何一方都沒想真正幫助它。1863年6月，各國致信俄國，建議它停止軍事行動，宣布全面赦免義軍，恢復1815年的「憲章」。戈爾恰科夫親王的回答是，想要談判，就先讓暴亂者投降。三個瓜分波蘭的國家只能進行討論。 英法兩國發現自己被排除在了針對波蘭的談判之外，但普魯士沒有。我們說過，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戰敗了。但戰勝者只是到了後來才出現。其中一個就是參與衝突的皮埃蒙特，義大利就是以它為中心統一起來的。普魯士是另一個戰勝者，雖然它沒出兵打過仗。和俄國結盟，普魯士便得以形成日耳曼帝國，這和以前的方式完全一樣，那時候，在沙皇俄國的支持之下，從布蘭登堡開始，普魯士由此形成。 普魯士是歐洲唯一一個支持俄國政府鎮壓波蘭起義軍的國家。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普魯士採取了友善的中立政策。但俄國戰敗之後，普魯士的政府人士當中就出現了拆解帝俄的計劃：波羅的海諸省（連同彼得堡）在普魯士和瑞典之間瓜分，恢復縱貫黑海和波羅的海的「大波蘭」，其餘地方則在大俄羅斯和小俄羅斯之間分配。博文廣識的哈克斯豪森男爵大力支持這些計劃，斯拉夫派就從中得到了啟發。作者討論了俄國（一億人口）的發展前景。英國的盟友普魯士則致力於讓歐洲遠離這個危險。 拆解俄國的計劃之所以令人感興趣，是因為從中可以看出普魯士政策中那些持之以恆的趨勢，後來這些趨勢成了德國的政策，到了20世紀40年代，德國還設法想要實現這個目標。這些趨勢還讓人可以了解對另一項政策的抵製程度有多厲害，提出這項政策、後又加以實施的正是奧托·馮·俾斯麥。照俾斯麥的說法，若想以普魯士為核心，「用鐵與血」統一德國的話，就必須同俄國確立友好的關係。他寫道：「和法國，我們根本不可能會有和平；如果自由主義的廢話或王朝的那些蠢事不會歪曲這場遊戲的話，那和俄國，根本就不需要戰爭。」 外交政策的兩個概念也在彼得堡發生了衝撞。俾斯麥提到自己擔任普魯士駐俄國大使的那個時期，他特別指出了「年輕一代的反德趨勢」，他指的就是尼古拉一世之後的那些外交官，特別是戈爾恰科夫親王。這些反德情緒並不僅僅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如薩爾蒂科夫—謝德林所說的那樣，「半數俄國官員和所有藥劑師清一色都是德意志人」。斯拉夫派再三聲稱德意志人是斯拉夫人的敵人。這話主要是指奧地利，但普魯士勢力的增強也開始讓外交官和軍人坐立不安起來。 亞歷山大二世即便在和法國親近的那段時期，也仍然是「親德」的堅定支持者。1860年，俄國駐法國大使基謝列夫伯爵向皇帝提出了正式和法國結盟的計劃，亞歷山大二世在頁邊寫道：「反對誰呢？」普魯士和奧匈帝國似乎是歐洲安寧的壁壘。而且，俄國沙皇對自己的舅舅威廉王儲相當尊敬，1861年，威廉王儲登上王位，十年後，又成了德意志皇帝，名為威廉一世。俾斯麥再三說道：「亞歷山大二世和他的眾多臣民及高官不同，他對我們有好感……我們可以認為在他有可能採取的措施當中，不太會讓俄國來反對我們。」離開彼得堡之前，普魯士大使向沙皇道別，他對沙皇說很遺憾要離開這個他很喜歡的國家，亞歷山大二世立刻就建議他轉而為俄國服務。但俾斯麥另有打算。 對俄國外交政策定位問題的討論到1863年就結束了。當時，只有普魯士支持俄國鎮壓波蘭起義軍。親身見證這些事件的奧托·馮·俾斯麥認為他在彼得堡的使命之一就是對抗他所謂的戈爾恰科夫的「親波」政策。沙皇向這位普魯士大使解釋說，波蘭作為叛亂的溫床，得到了歐洲各國的支持，所以存在一個想要恢復到1815年局勢的計劃。但又不可能讓波蘭人俄國化，因為他們信仰天主教，俄國行政部門也缺少這樣的經驗。「俾斯麥說他無法判斷這個計劃是否經過了深思熟慮。」普魯士大使說到了自己反對俄波關係正常化的理由，說得很簡潔：俄國人和波蘭人之間關係好，就會使俄法關係得到強化。 1863年初，普魯士將軍古斯塔夫·馮·阿爾文斯萊本在彼得堡簽署了一份協議，協議規定普魯士不得對波蘭起義軍提供直接或間接的任何援助，如有需要，需從邊境一側積極參與對叛軍的鎮壓。對俾斯麥而言，阿爾文斯萊本協議（最終定名）不具軍事價值，而有外交價值。「鐵血宰相」承認，俄軍若無普魯士的援助，仍可打敗波蘭叛軍。對於這一點，俄國政府內部反對和普魯士接近的人，尤其是戈爾恰科夫親王和康斯坦丁大公都很清楚。簽訂協議的決定是亞歷山大二世做出的。俾斯麥得出結論：「協議可以說是雖敗猶勝，贏了一局。」俄國政府內部兩種趨勢，即反波君主制一派和親波泛斯拉夫一派之間的衝突，以前者勝出而告終。 在沒有普魯士援助的情況下，俄軍鎮壓了波蘭的叛亂。但普魯士獲得了俄國的同意，奪取了丹麥的什勒斯維希和霍爾斯坦這兩個省，作為簽訂阿爾文斯萊本協議的報酬。1864年，普軍沖入丹麥，以援助同胞之名，向少數族裔德意志人伸出援手，這些德裔民眾都生活在什勒斯維希和霍爾斯坦。很久以來，普魯士就從來沒有掩飾過自己對這兩個丹麥省份的訴求。戈爾恰科夫激烈反對這種做法。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說：「俄國完全無法忍受環帶成為第二個博斯普魯斯海峽。」但他沒法直接反對皇帝的意志。同樣，普魯士和丹麥之間古已有之的友誼和親緣關係也不會成為他們和普魯士發展親密關係的障礙。 1864年，普魯士戰勝了丹麥，踏出了通往帝國之途的第一步。1866年，又跨出了第二步：普軍擊敗了奧軍。這次，除了俄國保持友善的中立態度之外，法國也持中立態度，普魯士便正好可以利用這次機會，但1870年，法國就因此成了普魯士的犧牲品。戰勝奧地利使普魯士可以創建北德意志邦聯，囊括了位於美因河一線以北的所有國家。1815年戰勝拿破崙的那些國家對歐洲所作的劃分此時發生了改變。這也就意味著一個強大的鄰國出現在了俄國的西部邊界地帶。在俄國的領導層，許多人對此都很恐懼。但有一小批由外交官和軍人組成的有影響力的群體卻認為，和普魯士走得近可以確保俄國邊界的安寧，使俄國可以採取積極向東推進的政策。 19世紀末確立的亞歷山大二世在位時期的大事記還記錄了1856年（簽訂巴黎條約，俄國失敗）之後的事：1858年，吞併阿穆爾河地區；1859年，占領高加索東部；1863年，波蘭起義受挫；1864年，占領西高加索。之後就是向中亞地區成功推進：1865年，奪取塔什干；1868年，奪取撒馬爾罕和布哈拉；1873年，征服希瓦；1875年，吞併浩罕汗國；1881年，奪取蓋奧克泰佩陣地。此外，大事記還記錄了1877至1878年的俄土戰爭。 外交大臣戈爾恰科夫所說的「集中精力」政策在該部的亞洲事務處遇到了激烈的抵抗，該處負責俄國在巴爾幹地區、亞洲、遠東地區的政策，同樣採取抵制措施的還有戰爭部。中亞受到了擴張主義政策支持者的關注。俄國很久以來就對這個方向感興趣，只是當時還不認為那兒具有頭等的重要性。 但19世紀50年代末，中亞的作用急遽增長。到1850至1861年，彼得堡召開了好幾次會議，專門討論中東地區的政策問題。1861年，擁有二十八年外交經驗、少將軍銜的尼古拉·伊格納季耶夫被任命為亞洲處處長。1856年起，尼古拉·伊格納季耶夫就在倫敦擔任武官一職，他堅信英國是俄國的頭號敵人。俄國在亞洲的殖民地對英國實施打擊，就能解決巴爾幹地區的問題。一直到70年代末，伊格納季耶夫都將在俄國外交政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1864年起擔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 亞洲處處長得到了奧倫堡和東西伯利亞的軍事首長的支持，他提議馬上向中亞地區發動攻勢。伊格納季耶夫的計劃是安娜·約安諾夫娜在位時期的伊萬·基里洛夫計劃的延續，基里洛夫建造了奧倫堡(1736)，還夢想「將布哈拉和撒馬爾罕分隔開來的諸多省份統一起來」。 在這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俄國人前仆後繼地湧入中亞地區。1853年，占領浩罕汗國的大型要塞阿克—梅切特（相繼更名為佩羅夫斯基堡、克孜勒奧爾達）之後，俄國又奪取了錫爾河下遊河道，邊界也從奧倫堡遷至土庫曼斯坦的邊緣地帶。奪取巴爾喀什湖南部盆地（1854年創建了維爾內城，後來成為阿拉木圖）之後，邊界又遷至七河地區。伊萬·基里洛夫的夢想成真了。 19世紀初，中亞地區相繼成立了布哈拉、浩罕、希瓦諸汗國。它們都成了俄國擴張政策的靶子。俄國以生活在俄國領土上的商隊和土著部落遭劫掠為藉口。兩個動機形成了俄國政策的底色：政治上，要阻礙英國在亞洲的計劃；經濟上，俄國工業界對貿易發展感興趣。 60年代初，亞歷山大二世支持戈爾恰科夫親王的觀點，也就是使歐洲成為外交領域的主要戰線，拒絕惡化和英國的關係。1863年的波蘭起義使局勢發生了變化。英國在外交層面上果斷加入義軍。1864年11月，皇帝在向中亞地區推進的計劃書上籤了名，這個計劃是外交部和戰爭部聯合籌劃的。其間開始了軍事行動。1864年7月至9月，俄軍沉重打擊了浩罕汗國的軍隊，後者是俄國最強勁的對手。第一次進攻失敗之後，切爾尼亞耶夫將軍於1865年6月奪取了塔什干城。這是中亞最重要的城市，有十萬人口。希瓦汗國簽訂了和平條約，從而成了俄國的保護國。1866年5月，布哈拉埃米爾的軍隊遭到殲滅。這次皇帝又簽署了一份敕令，使埃米爾成了俄國的附庸。 從這些輕易得來的勝利來看，俄軍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征服高加索之後，與山民作戰的老兵集結起來，並配備了線膛槍，克服了彼得堡政府內部最後的抵制。浩罕汗國、布哈拉汗國和希瓦汗國的軍隊裝備差，訓練差，無法阻擋「白色沙皇」的軍隊，他們就是這麼稱呼俄國皇帝的。不過，俄軍在穿越沙漠的時候，炎熱和疾病也讓他們吃盡了苦頭。1867年，設立突厥斯坦省，確保俄國牢牢地掌控中亞地區兩條大河（錫爾河與阿姆河）的河谷地區。省長將軍權和民事權全都掌握在了自己手裡，獲此職位的就是那個時代俄國最優秀的行政管理專家考夫曼將軍。 考夫曼省長在中亞核心地區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之後，和戰爭部通力合作，向希瓦和土庫曼部落發動攻勢。1869年，奪取克拉斯諾沃茨克。1873年，俄軍向希瓦進發；5月，攻陷希瓦汗國。大汗簽了條約，承認作為彼得堡屬國的地位。1875年，浩罕汗國的民眾起來反對可汗，遭俄軍無情鎮壓。這次，年輕的斯科別列夫將軍(1843—1888)突然就在整個俄國成了名人。他被任命為費爾干納地區（之前的浩罕汗國）的軍區司令。 70年代中期，中亞的一大部分地區成了各種形式的俄國屬國：有些地區成了帝國的一部分，還有一些地區暫時成為附庸。戰爭大臣米留京在報告中寫道，俄國勝利的「迴響遠遠超出了中亞邊界。絲毫無法容忍我們在這片地區得手的英國人對此倍感忐忑」。 眼看「俄國熊」快要接近印度邊界，英國自然很警惕。俄國發現英國人忐忑，它自己也開始忐忑起來。彼得堡要尋找盟友。當美國的北方和南方發生戰爭時，俄國斷然支持林肯政府。為了展現帝俄對美國共和人士的熱烈情感，彼得堡還派遣了一支部隊前往參戰。公開支持蓄奴制的英國從這個舉動看出俄國對英國的政策頗為不滿。卡拉科佐夫槍擊案發生之後，美國參議院於1866年4月向俄國致函，內容頗為特別，信中說，美國人得知亞歷山大二世性命無虞，皆歡欣鼓舞。參議院的特使前往彼得堡，想要親自將這封信交到皇帝本人的手上。 當時，針對將「俄屬美洲」賣給美國人一事正在進行緊鑼密鼓的談判。1842年，羅斯堡經由俄美公司出售給了約翰·塞特，阿拉斯加問題於是浮上了水面。1858年，俄國駐華盛頓大使收到指示，要求他謹慎行事，讓美國人知道俄國是不可能同意出讓阿拉斯加的。美國內戰一旦停止，談判就會進入更具體的階段。 亞歷山大二世認為有必要放棄這塊遙遠的海外領土，他這麼想是有不少理由的。第一個理由就是，俄國確信自己是個歐陸強國。這也是亞歷山大一世的觀點。1812年，夏威夷諸島提出想要受俄國的保護，拿破崙的戰勝者予以了拒絕。俄國並沒有適於劈波斬浪的艦隊，也不想建造這樣的艦隊。帝國向遠東推進也讓俄國的利益點發生了偏移，從美國海岸轉移到了中亞和滿洲地區。 美方也有許多人反對收購阿拉斯加，這片冰天雪地似乎完全沒什麼用處（要到1896年才在那兒發現黃金）。這個想法本身就被稱作「蘇厄德之蠢」，這個名字取自國務卿蘇厄德，他一直堅持己見，想要讓這事塵埃落定。俄國大使斯托克列男爵要價一千萬美元，威廉·蘇厄德的報價是五百萬。1867年，美國同意支付七百二十萬美元將「俄屬美洲」買下。 這筆生意談成的時候，俄國正在向中亞地區推進。亞歷山大二世正「集中精力」，想鞏固向東擴張的計劃。為了使俄國在遠東地區的地位穩固，彼得堡於1875年將和日本關係正常化。1855年，普嘉金將軍出使日本（藉助佩里准將的美式炮艦「發現」這個國家之後），簽訂條約，確定了庫里爾群島位於伊圖魯普島和烏魯普島之間的兩國邊界。因此，日本獲得了哈伯邁島、施科坦島、庫納西爾島和伊圖魯普島。薩哈林島被宣布為兩國「共有」。二十年後，俄國同意向日本出讓庫里爾群島，條件是日本放棄對薩哈林島南部地區的主張。 俄國的輿論並不同意這樣的協議，因為這樣減少了帝國的領土面積。《呼聲報》是彼得堡有影響力的媒體，也是溫和自由派的機關報，該報由於批評出售阿拉斯加而遭審查迫害。「用庫里爾群島交換薩哈林，俄國不僅沒有任何好處，還在這場鬧劇中受了騙上了當，因為如果日本在庫里爾群島上修建堅固的港口，由此切斷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之間的聯繫，那俄國就會喪失進入太平洋的通道，成為籠中之鳥。但如果它留下這些島嶼，那太平洋就會永遠向它敞開。」 移民國外的歷史學家格奧爾基·維爾納茨基在1927年寫道：「亞歷山大二世的政府將俄國一部分領土這麼輕易地出讓給鄰國，著實令人震驚。能如此輕易，可見俄國政府和輿論內部對實力的認知已經崩塌。」這位歷史學家認為，政府和社會都太過於操心國內事務。1995年，同樣的國內事務正持續受到社會和政府關注的時候，研究俄國遠東政策的一位專家深信不疑地寫道：「1867年將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賣給美國，割讓庫里爾群島給日本，可以說是沙皇外交政策的一大失誤，對俄國在太平洋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一直到20世紀末，庫里爾群島問題始終都是俄國和日本關係正常化的障礙。 人們刻板地認為帝俄擴張領土是自然而然的運動，和歐洲各國的征服政策毫無共同點。尼古拉·達尼列夫斯基在《俄國和歐洲》一書中寫道：「如果我們客觀公正地審視這件事，就會發現俄國的所有領土都不能視為是靠征服得來的，不能認為具有反民族的意義，從而遭到人類的憎恨。」亞歷山大二世同意不戰而失地，是經過冷靜計算的，這在俄國的歷史上也堪稱獨一無二。 俄國在歐洲的成功可以減輕因喪失「俄屬美洲」所引起的痛苦。1855年俄國戰敗所簽訂的巴黎條約遭到廢除，這是亞歷山大二世登基之後俄國外交政策上的一大任務。他等了十五年。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為了向唯一「忠心耿耿的盟友」表達善意，俄國幫助普魯士成了強大的帝國。 普魯士與法國發生戰爭，在俄國看來，這是一個大好時機，可以趁機宣布無須遵守巴黎條約限制其黑海權利的條款。法軍在梅斯投降，承認法國戰敗之後，1870年10月，亞歷山大·戈爾恰科夫向歐洲各國發了一份通報。英國和奧匈帝國激烈反對俄國單方面做出的這個決定，但它們沒有任何手段來加以阻止。美國支持俄國。更重要的是普魯士的支持。俾斯麥這樣解釋自己的立場：「1870年，我們自願加入俄國這一方，就是為了擺脫巴黎條約的種種限制。這些限制很不自然，禁止在自己國家的沿海地區周邊自由流動，對像俄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實在太羞辱人，始終覺得不可忍受。」德國首相毫不諱言：「此外，我們對俄國大軍向東進發毫不介意。」換言之：俄國向東，而非向西推進，對德國而言是好事。 1871年初，經俾斯麥倡議，歐洲各國齊聚倫敦開會。會上同意撤除加諸俄國、土耳其以及沿海諸國的限制。俄國因此就能在黑海擁有自己的艦隊，建造軍事基地。事實上，俄國之前就已經在建造戰艦了。簽署倫敦協定之後，俄國七年時間沒有造出一艘軍艦，雖然戈爾恰科夫的通報特別提到新型軍艦——鐵甲艦——的出現，使得巴黎條約的限制對俄國來說更為難受。但重要的並不是鐵甲艦（和土耳其發生衝突期間，缺乏戰艦尤為明顯），而是大國的威望。這種威望會重新得到確立。費奧多爾·秋切夫在寫給戈爾恰科夫親王的一封信中表達了對俄國外交上的這一大勝利歡欣鼓舞之情：「沒錯，你們信守承諾，既沒有開炮，也沒有花一個盧布，心愛的俄國土地就又擁有了自己的權利。」 這確實是外交上的勝利：沒有發生戰鬥，只是利用歐洲有利於自己的局勢，便在1855年戰敗之後拿回了失去的東西。但這十五年里，歐洲的形勢發生了變化。普魯士成為帝國。倫敦會議期間，普魯士的威廉國王在凡爾賽宮的鏡廳宣布自己是「德意志皇帝」。俾斯麥說威廉想要成為「德國皇帝」。但首相由於擔心德國的許多君主會表示不滿，便說服他選擇「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這個名號。 1872年9月，亞歷山大二世前往柏林，俾斯麥也邀請了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前來。首相計劃和最近被打敗的奧匈帝國結盟，同時也吸收俄國加入這個盟約。三國於是簽訂了條約，歐洲後來稱之為「三皇協議」。事實上，皇帝們並沒有真的簽訂協議，它們只是在1873年交換了對三個問題的看法：歐洲邊界如何維繫；東方問題；共同採取措施抵制威脅皇權的革命風潮。這似乎又回到神聖同盟的傳統路子上去了，只是這次德國占了主導地位，完全將奧匈帝國和自己的政策捆綁在了一起。1949年，針對三個皇帝在柏林會晤一事，葉甫根尼·塔爾列認為「協議」只不過是「俾斯麥最擅長的託詞和障眼法，而這完全觸犯了俄國的利益」。 這位蘇聯歷史學家是在納粹德國戰敗之際表達了這個觀點的，但「三皇協議」的許多同時代人也都支持這個看法。負責俄國外交政策的亞歷山大·戈爾恰科夫認為普魯士變成一個大帝國對俄國而言是個威脅。但最後拍板的是亞歷山大二世，皇帝像是喝了柏林的迷魂湯，認為他舅舅的帝國是個抵製革命、解決東方問題的忠實盟友。 在俄國社會，克里米亞戰爭激發了人們對外交政策的濃厚興趣。自由主義改革使人們可以表達自己的看法，無需和官方觀點強行保持一致，而其中涉及的觀點首先就和外交事務有關。分析國際局勢的報章變得更具影響力。法國大使發現了俄國媒體的這個新角色，他在《呼聲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有人批評拿破崙三世在義大利的政策。報紙（印量達到兩萬份，在當時那個時代算很多了）收到了政府的「警告」。米哈伊爾·卡特科夫(1818—1887)先是從1856年起擔任《俄國信使報》編輯，後又自1863年起擔任《莫斯科新聞報》編輯，後者同樣在政治和社會生活領域起到了主要作用。卡特科夫在多年的研究過程中，同別林斯基、赫爾岑和巴枯寧成了好友，隨後他又致力於文學批評，在莫斯科大學教授哲學；他是個自由主義者，認為英國是國家組織的典範。波蘭起義促使他重新思考起了自己的政治選擇。俄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後來無法原諒他的「叛變」、他的過渡，他的那些對手後來說他站在了「蓄奴制的反動陣營里」。 米哈伊爾·卡特科夫成了古典教育的狂熱支持者（支持增加拉丁語和希臘語的學習時數），反對學習自然科學，認為那是「革命者」的發電機；他發聲支持專制君主，成了斯拉夫派，認為俄國的使命就是解放斯拉夫兄弟。以前，俄國從來沒有一個政論家對國家政策發揮這麼大的影響力，後來也很少有記者會造成如此大的衝擊力。卡特科夫在和瓦盧耶夫大臣辯論的時候，聲稱會停辦《莫斯科新聞報》。亞歷山大二世於是當起了「和事佬」。1866年夏，住在莫斯科的沙皇和卡特科夫見了面，要他恢復報紙出版。1870年初出版的一份小冊子列舉了這位《莫斯科新聞報》編輯的功績：「誰在領導整個俄國？誰讓大臣們上上下下？……誰將俄國人從波蘭人的手中拯救了出來？……是米哈伊爾·尼基弗里奇·卡特科夫。」 米哈伊爾·卡特科夫之所以這麼有影響力，是因為他在字裡行間支持亞歷山大二世的政策，一旦發現皇帝有悖於他所理解的俄國的利益，政論家就會批評皇帝。這兒所涉及的首先就是外交政策。從這個觀點來看，輿論大多都站在了他的一邊。這一點在1863年尤其明顯，當時米哈伊爾·卡特科夫在其社論中呼籲粉碎波蘭起義，還指責赫爾岑，我們說過，赫爾岑在倫敦的《鐘聲》上發聲，支持波蘭人為自由而鬥爭的精神。當國家和自由發生衝突的時候，俄國輿論選擇國家，米哈伊爾·卡特科夫則緊隨其後，拋棄了赫爾岑。不過，卡特科夫認為波蘭叛亂只是一場戰鬥，和自由無關，而和權力有關，「從叛亂的起源和特徵來看，這就是一場耶穌會的陰謀」。 米哈伊爾·卡特科夫的斯拉夫傾向源於他對俄國外交政策的批評。《莫斯科新聞報》的編輯認為，和斯拉夫的敵人德國發展友誼對帝俄很危險。米哈伊爾·卡特科夫的觀點反映了俄國大多數人的看法。1870年戰爭期間，亞歷山大二世的政府支持普魯士（儘管官方態度是保持中立）。輿論則站在法國一邊。忠於事實的編年史作者阿列克謝·尼基堅科在1871年1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我有機會走過的所有社會當中，都表達了對旗開得勝的普魯士人的敵視，對法國遭遇不幸的同情。無論男女，無論普通人還是受過教育的人，一律都持此觀點。」另一個同時代的人言簡意賅地歸納了當時的局勢：「在法國戰敗，德軍得勝的情況下，我國政府和輿論從未出現過如此齟齬的情況。」 普魯士得到增強、變成帝國，使俄國舊有的敵視之上又多了一層恐懼。觀點各異的人都表達了反德情緒。米哈伊爾·巴枯寧痛斥「德國沙皇」，即羅曼諾夫家族的霍爾斯坦—戈托普王朝。他講起了「兩百年的德國桎梏」，認為「最好和德國人開戰」，甚至還說「斯拉夫人必須這麼做」。米哈伊爾·斯科別列夫將軍(1843—1882)是中亞戰爭和土耳其戰爭中戰功赫赫的英雄，他也興致勃勃地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從「白色將軍」的諸多肖像來看，這位身著白色軍服的年輕指揮官騎坐於一匹白色駿馬上，1917年之前，這些肖像一直裝點著俄國的住宅。這位英雄廣受歡迎，所以他的觀點也就有了分量。對斯科別列夫將軍而言，一切都很清楚：「沒錯，我國到處都是外國人！他們的手伸得到處都是。我們成了其政策的玩偶，陰謀的犧牲品，武力的奴隸……如果你們問我這些外國人、滑頭貨、陰謀家、敵人當中，哪些人對俄國人和斯拉夫人最危險，我會對你們說……是德國人。我要再三向你們重複，我們的敵人就是德國人，你們千萬別忘了！」1 1：Général M. D. Skobelev,《My ne xozjaeva v sobstvennom dome》, Istočnik, Nos 5—6, 1993,p. 59. 1875年春，年輕的德意志帝國對法國恢復得這麼快感到惴惴不安，於是著手準備接下來的衝突，正如俾斯麥所說，這麼做是為了讓「病懨懨的法國恢復不了健康」。一旦德法爆發戰爭，俾斯麥就會悄悄地通知和自己相同立場的那些大國。奧地利覺得這對威廉一世的帝國並沒什麼好處，但它自己又太弱，沒法反對柏林的計劃。虛弱的義大利就更是如此了。現在就剩下俄國和英國這兩個國家。俄國大臣亞歷山大·戈爾恰科夫堅決反對和法國打一場預防性戰爭。在這一點上，戰爭大臣米留京支持他的看法，宮廷里的人都稱之為「敵德派」。1875年5月，戈爾恰科夫給俄國大使們發了一封通告，宣稱經過俄國的努力，歐洲的戰爭威脅消失了。英國不願讓彼得堡政府獨占和平的榮耀，便表示反對預防性戰爭的計劃。 在分析自己失敗的原因時，俾斯麥把所有的過錯都扔到了戈爾恰科夫身上，如德國首相所寫，戈爾恰科夫毫無理由地指責他想要和法國開戰的企圖。俾斯麥解釋道：「唯一可以確保俄國友誼牢不可破的就是正在統治的皇帝本人。」當戈爾恰科夫成功讓亞歷山大二世了解到德國政策的危險性時，俄國的政策便開始發生了改變。俾斯麥親王沒有掩飾自己的失望之情，於是向戈爾恰科夫發出了如下警告：「我坦白地對您說，誰是我的朋友，那我就是他的朋友，誰是我的敵人，那我就是他的敵人。」 戈爾恰科夫被列入俾斯麥的敵人之列。亞歷山大二世則是潛在的盟友。德國首相千方百計將俄國的政策導向東方。葉甫根尼·塔爾列寫道：「聰明的俾斯麥竭盡所能想點燃俄土戰爭，而後來愚蠢無能的威廉二世則想推動俄日戰爭。」俄國政策的東方戰略不僅將彼得堡的注意力從歐洲事務上引了開去，還讓俄國和奧地利對著幹，而且俾斯麥也同樣讓奧地利轉向東方，向後者承諾會幫助它奪取巴爾幹的土地，以此來撫慰奧地利喪失義大利土地之痛。炮製「三皇協議」的俾斯麥讓其中的兩方彼此爭鬥，自己則抽身事外，同時表明自己會支持俄國和奧地利。俾斯麥靈活的外交手腕使得在俄國人的口中，「德意志」成了專門指稱奧地利的詞語，從而讓奧地利成了俄國在巴爾幹地區的直接對手。 俄國的輿論出其不意地倒向俾斯麥一邊。對土耳其發動戰爭的想法得到了大眾的支持。後者認為那是解放戰爭，可以讓被穆斯林壓迫的斯拉夫人獲得解放。但在斯拉夫派看來，衝突所要達成的那些目標實在太過龐大。19世紀60年代的後五年，《俄國與歐洲》一書的作者尼古拉·達尼列夫斯基堅信：「或遲或早，無論我們願意與否，和歐洲的戰爭（或至少和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戰爭）都難以避免，因為事關東方問題，也就是說事關斯拉夫人的自由和獨立，事關對沙皇格勒的占領，而在歐洲看來，這都是俄國的狼子野心，而在每個名副其實的俄國人看來，這是他們歷史使命的絕對要求。」 這位斯拉夫派的理論家挑明了這個難題：一定要解決東方問題，如此才能解放遭受土耳其桎梏的斯拉夫人，奪取君士坦丁堡。既然歐洲不想用這樣的方法去解決，那戰爭就不可避免。對達尼列夫斯基和其他斯拉夫派而言，解決這個地緣政治難題具有神秘的價值感：這樣做，就能達成俄國的「歷史使命」。謝爾蓋·索洛維約夫將東方問題視為歐洲和亞洲、海濱地區和大草原的戰鬥。但尼古拉·達尼列夫斯基並不認同這種闡釋。他斷言這並不是東方和西方的戰鬥，而是羅馬—日耳曼世界和希臘—斯拉夫世界的戰鬥。奪取君士坦丁堡的海峽將使俄國成為未來「泛斯拉夫聯盟」的核心，以此來和「解體的」羅馬—日耳曼文明抗衡。俄國有志於創造斯拉夫人民年輕的嶄新文明。達尼列夫斯基寫道，到了那個時代，土耳其人由於占有斯拉夫人居住的土地，所以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必須不遺餘力抵擋「羅馬—日耳曼的壓迫」和「西方的異教」。在出現斯拉夫人天然的捍衛者俄國之前，奧斯曼帝國還是有用的。 米哈伊爾·巴枯寧所夢想的「偉大自由的斯拉夫聯邦」囊括了波蘭、立陶宛、烏克蘭的自由人民，他的這個目標和尼古拉·達尼列夫斯基的「泛斯拉夫聯盟」的目標完全一致：就是「幫助我們慘遭普魯士王國、奧地利帝國、土耳其桎梏的斯拉夫兄弟」。1862年，米哈伊爾·巴枯寧寫道，「只要還有一個斯拉夫人仍然受到德國、土耳其或其他國家的桎梏」，我們就不會插劍入鞘。 自1864年起即派往君士坦丁堡擔任俄國特使，後又於1867年起擔任大使（在奧斯曼帝國的都城待了近十三年）的尼古拉·伊格納季耶夫就是斯拉夫派計劃的現實版。他認為奪取君士坦丁堡的海峽地區具有實際的重要性，即戰略和經濟上的重要性：如此一來，就能確保俄國南部邊界的安全，在黑海發展貿易。俄國的這位外交官將巴爾幹半島的斯拉夫人視為削弱奧斯曼帝國政策的可靠盟友。抵達君士坦丁堡之後，尼古拉·伊格納季耶夫就知道自己想幹什麼。他的計劃的要點是這樣的：恢復俄國的威望，強化自己對奧斯曼帝國基督徒的影響力，和英國、法國、奧地利的影響做鬥爭，對最高朴特施加影響力，弱化俄國同奧地利和普魯士的盟友關係。 尼古拉·伊格納季耶夫的計劃與外務大臣戈爾恰科夫所主導的俄國的官方政策相左，而後者受到了沙皇的支持。但尼古拉·伊格納季耶夫還是保住了位子。而這得益於宮廷、戰爭部以及媒體對他的支持。 尼古拉·伊格納季耶夫的高光時刻出現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1875年夏，巴爾幹人起事。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爆發人民起義，該地位處奧斯曼帝國的西北部。翌年，起義軍打到了保加利亞。1877年，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加入了反抗土耳其的戰爭。 這場巴爾幹人點燃的火災當中，每一處著火點之所以越燃越旺，都有各自特殊的原因。在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土地屬於土耳其人來到之後皈依伊斯蘭教的斯拉夫人。耕作的農民或是東正教徒，或是天主教徒。穆斯林占了總人口的大約三分之一。因此，暴動首先具有社會特徵，是一場反對地主橫徵暴斂的起義。蘇丹新課稅種等於是在火上澆油。洛多皮山區的保加利亞人暴動遭到了令歐洲震驚的殘酷鎮壓，也是屬於同一種性質。巴什波祖克這個詞也就成了土耳其野蠻殘暴的同義詞。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土耳其軍隊並沒有壓制住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的義軍。俄國那時候並不認為有必要和奧斯曼帝國開戰來解決東方問題：只要說服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參戰，為其提供物質支持，讓志願軍援助即可。1876年，黑山和塞爾維亞相繼向土耳其宣戰。尼古拉·伊格納季耶夫對塞爾維亞人說：「你們只要宣戰，俄國就會跟進。」 19世紀60年代初在莫斯科創建的斯拉夫委員會是一個公開的組織，目的是推動泛斯拉夫主義的理念。其行動多次和官方政策相悖，但得到了政府內部斯拉夫派圈子的支持。巴爾幹地區的動盪，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亞犯下的暴行，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加入反對奧斯曼帝國的戰爭，都對斯拉夫委員會的行為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斯拉夫委員會對「十惡不赦的恐怖暴行，女孩子們被活活燒死」，還有巴什波祖克的肆意掠奪提出了指控，說這一切都是「在古老偉大的東正教沙皇國廢墟上安營紮寨的亞洲人」，也就是奧斯曼帝國的傑作，都是因為「整個西歐合力」，才得以讓奧斯曼帝國存在下去。 捐贈物資像雪片般飛向斯拉夫委員會，以援助巴爾幹地區的斯拉夫人。但官方禁止地方自治局用自己的錢支援南部的斯拉夫人。教會組織籌款，公務員也捐出了一定比例的薪水。委員會僅靠自己（其他捐贈物資直接寄往黑山、塞爾維亞、黑塞哥維那）就籌得了一百五十多萬盧布，以解決巴爾幹人暴動之需。 俄國始終都和土耳其保持和平，但在莫斯科鄰近委員會的地方開設了一處徵兵辦公室，志願者們（基本上都是退役軍人）都在此報名參加塞爾維亞的軍隊。參戰軍人數量達到六千。中亞戰爭英雄米哈伊爾·切爾尼亞耶夫將軍也親自前往塞爾維亞。塞爾維亞的米蘭親王任命他為軍隊統帥。很快就發現，人數不多、訓練差、裝備差的軍隊（塞爾維亞並無常規軍）根本不敵作戰經驗豐富的土耳其士兵。必須拯救塞爾維亞。 「巴爾幹暴動」有好幾個著火點，但沒能連成一片。俄國的斯拉夫派沒有明白的是，當時並不存在一個反抗土耳其壓迫的全國性的東正教運動。巴爾幹半島的兩大主力民族，保加利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兩者之間的敵對關係有時不亞於和土耳其人的敵對關係。保加利亞人對希臘人的憎恨勝於對土耳其人的憎恨。1873年，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1831—1891)繼達尼列夫斯基之後，在一篇名為《泛斯拉夫主義和希臘人》的文章中說，保加利亞的教員向學生灌輸對君士坦丁堡東正教牧首的憎恨之情，對學生說「蘇丹的政府如慈父一般，將保加利亞人從希臘人手中拯救出來」，因此要對蘇丹政府效忠。 巴爾幹地區的動盪為「東方問題」開啟了一個新篇章：奧斯曼帝國崩潰再度成了一種威脅，因為這樣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出現遺產繼承的問題。1875至1876年，歐洲各國的外交行動相當密集，目的就是維繫奧斯曼帝國，並迫使其進行有利於基督徒的改革，也就是說讓最高朴特放鬆對巴爾幹地區的壓榨。他們要求土耳其人賦予當地人自治權，擴大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的領土。讓保加利亞獨立的計劃正在擬定之中。尼古拉·伊格納季耶夫顯得特別活躍：他代表俄國參加了君士坦丁堡的會議，且在歐洲多方走動，試圖讓西方各國明白，必須對土耳其「實施牽制」。 「歐洲各國協調一致」（「六大國」指英國、俄國、德國、法國、奧匈帝國、義大利），大多支持壓制土耳其，迫使其在巴爾幹地區實施改革。法國新生的共和國儘管仍然動盪不定，但也做了很多工作。義大利並沒有自己的東方政策。普魯士支持俄國。1876年夏，亞歷山大二世在賴希施塔特和弗朗茨—約瑟夫會晤，最終和奧匈帝國達成了諒解。 而英國則反對俄國的政策。俄國的輿論對此義憤填膺。1876年8月25日，阿列克謝·尼基堅科寫道：「這項任務最棘手之處就是如何馴服英國，英國就是一頭狂吠的狗，只想著撲向俄國。」巴爾幹危機日益嚴峻之時在瑞士遊歷的尼基堅科發現到處都是敵人：「如今，英國人和土耳其人竟已成了同義詞，我總是能時時處處看見許多英國人，這讓我很害怕。我就對自己說：不知什麼時候，就會突然冒出一個巴什波祖克或切爾卡斯人，向我撲來。」 俄國對英國的不滿是有根據的。托利黨黨魁迪斯雷利通過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千方百計反對削弱奧斯曼帝國的提議。俄國大使伊格納季耶夫對阿卜杜勒—阿齊茲蘇丹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後者遭到廢黜和殺害。政變的謀劃者就是民族主義者的領袖米德哈特帕夏，他堅決不願對基督徒作出讓步。1876年5月坐上皇位的穆拉特五世在當年8月遭到推翻。新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反對改革。被任命為大維齊爾的米德哈特帕夏制定了憲法，並於1876年12月頒布。令歐洲震驚的是，土耳其竟然成了議會君主制國家。因此，正如蘇丹政府所指出的那樣，對擴大基督徒民眾的權利進行討論就沒了方向：帝國內的所有人自此以後都擁有相同的權利。 1877年3月起，伊格納季耶夫將軍在歐洲兜了一圈，去了柏林、維也納、羅馬、巴黎。他的提議處處都受到了歡迎。只是，倫敦並沒認可。但由於大多數國家都站在他這一邊，伊格納季耶夫便召開了一場會議。他向土耳其提議的改革計劃再次獲得採納。蘇丹得到國會的支持，否決了這項提議。亞歷山大二世對此的回覆就是宣戰，他在宣言中說，他認為自己有責任考慮受壓迫基督徒的呼聲。 只有俄國投入了戰爭，它只和羅馬尼亞簽訂了盟約。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之後過去了二十二年。在這段時間內，俄國已進行了改革，軍隊的指揮官是戰爭大臣德米特里·米留京。軍隊得到了重組（1874年，六年服役期和所有人義務服兵役的規定得到了確立），裝備現代化，依照歐洲式樣設計了新軍服，所有這一切都使人以為俄軍可以輕易擊敗土軍。但許多事情仍然未變，尤其是對冷兵器的信奉，刺刀也仍然是步兵的主力武器。著名的軍事統帥和軍事理論家米哈伊爾·德拉戈米洛夫將軍認為「火器為自保之用，而白刃對應的是個人的犧牲……犧牲的象徵就是刺刀，唯此一家」。受這種流布極廣的觀念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教士兵射擊射得遠、射得快就是道德上的墮落之舉。 俄國的軍事干預受到了普魯士的歡迎，奧地利對此也並不怎麼害怕。但擔心俄國人征服浩罕的英國已不再恐懼，他們認為對土戰爭會讓俄國的注意力從中亞轉開。對土戰爭獲得了俄國社會的熱烈讚許。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仍然是俄國歷史上的英勇篇章，但這場由尼古拉一世發動的東方戰爭的意義仍晦暗未明。1877年戰爭的目標就要高尚得多了：俄國是為了拯救斯拉夫兄弟。尼古拉·達尼列夫斯基認為這是一場「民族」戰爭，他說：「從俄國一方來看，斯拉夫民族突然出現的利益超越了純粹的政治利益……」 1945年5月9日，史達林在廣播裡宣布對德戰爭勝利，他特別宣告：「斯拉夫人民為自身的生存和獨立所進行的百年戰鬥，以對德國侵略者和德國暴政的勝利而告終。」偉大的衛國戰爭因此不僅是民族的要求，還將占據和19世紀斯拉夫民族解放戰爭同等的地位。1995年，歷史學家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斷言：「克里米亞戰爭之後，俄國在19世紀只發動了一場戰爭，那就是巴爾幹地區的解放戰爭。」在他看來，征服高加索和中亞地區都不能算是戰爭。 挑起與奧斯曼帝國敵對態度的俄國統帥和輿論堅信，這場衝突短時期內將會以俄國的壓倒性勝利而結束。他們沒把土耳其軍隊當回事。戰爭在兩條戰線上開啟：高加索地區和多瑙河諸省。在高加索地區，由洛里斯—梅利科夫指揮的軍隊於1877年5月占領了阿爾達漢要塞，阻斷了土屬亞美尼亞的道路，並繼續向埃爾祖魯姆進軍。7月，俄軍失利，被迫撤退，解了卡爾斯之圍。6月底，俄軍主力部隊越過多瑙河，匆忙穿越保加利亞北部地區，陷入巴爾幹地區的山口，與土軍展開了血腥的戰鬥。 土軍之頑強並非是令俄軍震驚的唯一原因。保加利亞的那些富農比解放者過得要好得多，和這些人遭遇也令俄軍很吃驚。進入崎嶇難行的山區，俄軍身後還帶著大量的輜重，他們本以為土耳其人已經使保加利亞滿目瘡痍（官方宣傳就是這麼說的），什麼都找不到。可是，他們發現這個亟待解放的國家竟然倉廩實，牛羊多，完全可以確保軍隊的給養。自此之後，保加利亞人不群起反抗土耳其人（戰前的俄國對此深信不疑）也就沒什麼好驚訝的了。事實上，也只有少數人自願加入俄軍。 哈森坎普將軍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相信在高海拔地區，到處都是蜂擁而來的志願者：得花時間組建新的分隊。我們現有六支部隊，可是，直到今天，一個保加利亞人都沒來加入。」 6月，俄軍快速推進，但8、9兩月，就被大山擋住了去路。俄國對土耳其的要塞，比如希普卡、普列夫納都耳熟能詳，於是派出步兵強攻要塞，結果損失慘重。官方的情報——「希普卡山口，一切平靜」——顯得頗為諷刺。1月，局勢發生變化：在極端嚴酷的冬季氣候之下，俄軍士兵發動三次進攻，奪取了普列夫納，迫使土軍的奧斯曼帕夏投降。巴爾幹地區的最高峰從此以後就被拋在了身後。俄軍士兵面前的這條路徑直通往沙皇格勒。先頭部隊在距君士坦丁堡10至15公里處停了下來。軍隊司令部遷往聖斯特凡諾。1月19日，在哈德良堡決定休戰。1878年2月19日，俄國和土耳其在聖斯特凡諾簽訂和約。此時，還在集結兵力的洛里斯—梅利科夫再次包圍卡爾斯，奪下了這座要塞，這樣就可以再次向埃爾祖魯姆進軍。 軍事史學家亞·克列斯諾夫斯基在對戰爭進行總結的時候寫道：「俄軍的指揮在六個月的時間裡慘不忍睹，到第七個月則光彩迸發。」勝利確實輝煌，還帶來了和約，可謂意義非凡。簽字的是尼古拉·伊格納季耶夫。巴爾幹地區的地圖發生了變化。塞爾維亞、黑山和羅馬尼亞獲得了完全獨立，擴大了版圖。保加利亞得到了馬其頓，成了自治公國，向土耳其交貢賦，而土軍則會離開該國領土。土耳其著手在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實施行政改革。俄國收複比薩拉比亞南部地區，克里米亞戰爭之後俄國失去了該地；在高加索地區，俄國獲得了巴統、卡爾斯、阿爾達漢、巴耶濟德這幾座城市。 這對奧斯曼帝國而言不啻一場沉重的打擊：和約幾乎把領土的歐洲部分與帝國的亞洲部分完全切斷。仍受帝國管轄的歐洲諸省，其國族發展觀得到了極大的增強。但勝利也讓俄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俄軍在戰場上損失了兩萬多人，近六萬人受傷。如將傷重而亡或病重而亡的人加上去，損失數字將會達到近二十萬。 俄國的勝利規模，聖斯特凡諾條約所定的條件雖然解決了「東方問題」，有利於彼得堡，但也只是激發了歐洲各國的不滿。英國的抗議特別激烈：哈德良堡停戰協定簽訂之後，英國艦隊駛入了馬爾馬拉海，目的是阻止俄軍奪取君士坦丁堡。奧地利也大敲警鐘，認為巴爾幹地區和多瑙河有成為俄國專屬保護地之虞。因此在國際舞台上，俄國就成了孤家寡人。其唯一的盟友羅馬尼亞則對損失比薩拉比亞南部地區反應激烈。俄國對羅馬尼亞提供了補償，將三倍大的多布羅加讓給了後者。這樣就只存在一個難題：這是保加利亞的土地。 俾斯麥擔當起了「誠實中間人」的角色，邀請歐洲各大國和土耳其的代表齊聚柏林。柏林大會（1878年6至7月）修訂了聖斯特凡諾協定的條款。 照柏林條約的提法，俄國保留它在高加索占領的地區（只將巴耶濟德交還土耳其）和多瑙河入河口。保加利亞被一分為二：北部成為自治公國，南部仍舊是土耳其的一部分，但施行行政自治。塞爾維亞的領土大大縮小。同時，未參與戰爭的英國和奧匈帝國也都得到了補償：倫敦得到了賽普勒斯，維也納對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進行行政管理。俄國派往柏林的特使是戈爾恰科夫和舒瓦洛夫，後者反對任何妥協：伊格納季耶夫沒有被納入代表團。 俄國的輿論對柏林條約的條款倍感憤懣，報紙都在說這是俄國的奇恥大辱，俄國遭到了德國人的背叛。斯科別列夫將軍在內心中大聲呼喊：「我向你們再三重複，請你們別忘了：我們的敵人是德國！斯拉夫人和條頓人之間的戰鬥不可避免……」這位英雄對塞爾維亞的學生如是表達了自己的情感，1882年2月，這些學生還去巴黎拜訪了他。半個世紀後，這位俄國軍事史作者譴責俄國的外交界，說他們「不敢挺身而出，讓歐洲和俄國作對，因膽小怯懦而終不敢走出這一步……俄國還跑去柏林，為自己打了勝仗道歉」。 亞歷山大二世很清楚，以一國敵歐洲諸國，俄國是沒法保留住聖斯特凡諾的勝果的。國家已因戰爭而心力交瘁。大臣賴滕說，戰爭前夕，財政狀況已慘不忍睹，已在相當危險的邊緣。但還有另一個形勢同樣可以解釋俄國外交界息事寧人的態度。 和奧斯曼帝國作戰以獲取領土的可能性，即便在衝突之初，對俄國而言也其實很有限。人們對俄國外交官大張撻伐，說他們簽訂了柏林條約，將斯拉夫土地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讓給了德國人，也就是奧匈帝國。但沒人知道，1876年亞歷山大二世在賴希施泰特和弗蘭茨—約瑟夫會晤時，就已對如何瓜分「病夫」土耳其達成了諒解。特別是尼古拉·伊格納季耶夫完全忽視了這份協議。協議的內容要到1887年布達佩斯議會辯論時才為人所知。在採取軍事行動的前夕，彼得堡接受了倫敦的條件：既不碰埃及，也不碰蘇伊士運河，既不占領君士坦丁堡，也不占領海峽地區。 土軍戰敗和俄軍神速向博斯普魯斯海峽推進，讓人以為聖斯特凡諾條約的簽訂會使前景發生激烈的變化。柏林條約的簽訂則讓大家都清醒了下來。俄國沒有遂其所願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只得到了自己能得到的東西。俄國人認為「誠實中間人」俾斯麥是在背後捅刀子，怒火中燒的俾斯麥則指責俄國報紙在進行反德宣傳，他指名道姓地說：「《莫斯科新聞報》對國際關係一竅不通。」 對俾斯麥而言，從對土戰爭的角度來看，俄國獲得的利益不可和柏林大會期間所獲的利益相提並論。理論上來講，德國首相說得有道理。但俄軍勝利所激發起來的希望實在太過巨大，君士坦丁堡近在咫尺，土軍又似乎不堪一擊，柏林大會的成果就會被認為是失敗，被以德國和奧匈帝國為首的歐洲外交詭計打敗。 戰敗的幻覺使亞歷山大二世在位時期的俄國所取得的真實成就黯然失色。尼古拉一世的兒子繼承的是克里米亞戰爭之後的國家，他實施了大量改革，為俄國打開了一條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現代化的康莊大道。從對土戰爭的勝利也可以看出軍隊得到了恢復。帝國的疆界繼續向南方和東方擴張。 但恐怖分子的一顆炸彈驟然終結了亞歷山大二世的影響力。 6 改革之後 皇帝亞歷山大繼承的是一個形勢極為不利的俄國，他極大地提升了俄國在國際上的威望，卻又沒有流一滴血。 ——謝爾蓋·維特 俄國皇位的嬗遞始終伴有兩個因素。第一個是新沙皇所繼承的國家的複雜局勢。之前就是這樣的狀況，在19世紀，這樣的形勢也特別突出。亞歷山大一世在位的二十五年期間，無休止的戰爭讓俄國疲憊不堪，他的兒子尼古拉就是在這種極端艱難的環境下接掌皇位的。尼古拉一世在位三十年，留給兒子的是一個打了敗仗，所有人都認為必須實施，卻又無法實施改革的國家。在位二十六年，因恐怖分子的一顆炸彈而殞命的亞歷山大二世儘管實施了改革，留給兒子的卻是一個處於交叉路口的國家。提議改革的財政大臣尼古拉·布恩蓋寫道：「皇帝亞歷山大三世是在動盪時期坐上了皇位的。」 第一個因素引出了第二個因素：每個新沙皇開始的時候，都會推翻前任做的事。只需想想尼古拉一世政策變動如此之大，亞歷山大二世劇烈改變其父政策的做法即可，當然這種現象仍只限於19世紀。 通常來看，俄國的局勢鮮有在皇帝統治末期惡化的。但皇位的嬗遞可以讓人從中得出結論，由此揭示新沙皇何以打開通路，使其進行改善。 還需提到第三個因素，我們可以將此看作一個常量：繼承者經常都未做好準備，就突然坐上皇位。亞歷山大一世是在父親遭謀殺之後成了皇帝的，尼古拉一世是在其兄、合法的繼承人康斯坦丁放棄儲君身份後坐上皇位的，亞歷山大二世是在父親驟然病亡後上位的，亞歷山大三世則是其父遭刺殺後登台的。 俄國皇帝所享有的專制權力讓每一任新沙皇都能隨心所欲地進行統治，用自己的眼睛（或心腹的眼睛）來丈量俄國。因而，新沙皇的性格也就成了國家命運的決定性因素。 7 反動 反動：用意欲廢除的相反行為對某行為作出回應。 ——詞典定義 亞歷山大三世三十六歲的時候登上皇位。他是亞歷山大二世的幼子，直到二十歲之前從未想過會登基，因為合法繼承人是他的長兄尼古拉。但後者於1865年4月暴斃。未來的沙皇成為正式的儲君之後，也沒想到會很快戴上皇冠。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慶祝其六十三歲生日，身體還很好；他還剛娶了深愛的平民女子為妻（儲君對此頗為憤懣），還準備統治更長時間。 亞歷山大三世的老師都很不錯：謝爾蓋·索洛維約夫教歷史，康斯坦丁·波別多諾采夫教法律，德拉戈米洛夫將軍教戰略，科學院院士格羅特教俄語。對土戰爭期間，儲君指揮的是魯斯楚克分隊。他衷心希望自己能成為全軍統帥，但亞歷山大二世則傾向於他的兄弟尼古拉大公。魯斯楚克分隊在俄軍的戰略計劃中並沒占據關鍵的位置，但可以讓指揮官了解真實的戰爭，這是一場「噩夢」般的戰爭，未來的沙皇在信中如是說。人們會認為1877年至1878年間的戰爭留下這般苦難的印象，正是亞歷山大三世不願讓俄國捲入軍事衝突的根源。他在位時期並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 1883年，亞歷山大三世加冕稱帝。他的形象讓大家議論紛紛。身形巨大，比所有人都要高出一頭，鬚髮金黃摻紅棕，雙眼湛藍，在畫家瓦西里·蘇里科夫看來，他是「人民真正的代表」。這位藝術家還不忘加上一句：「他的體內蘊含著崇高。」謝爾蓋·維特也注意到了皇帝高大魁偉的身形，說：「即便亞歷山大三世出現在不知他為皇帝的人群之中，所有人仍會注意到他的長相。」維特還說，威廉二世在和俄國沙皇會面之後，留下了深刻印象，說：「確實，專制皇帝就是這個樣。」 關於年輕皇帝的頭腦，大家倒並沒有達成如此一致的看法。1865年12月，康斯坦丁·波別多諾采夫在日記中記道：「今天，給皇儲亞歷山大上完最初幾節課之後，我想問問大公我們今天學的內容，看看是否還記在他的腦袋裡。但他什麼都沒記住，他知識之貧乏，尤其思想之貧乏，令人震驚。」康斯坦丁·波別多諾采夫後來說亞歷山大三世在位時期提出了一些很了不起的思想，所以這個判斷就更有意思了。 亞歷山大三世的大臣謝爾蓋·維特同樣也很了解皇帝，他這麼寫道：「……毫無疑問，他的頭腦很普通，能力也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他還進一步說：「……可以說他的頭腦低於平均水準，他的能力和學識也是如此。」不過，在對亞歷山大三世在位時期做總結之後，維特是這麼完成這幅肖像的：「……他受教育相對較少，可以說學識很普通。不過，經常有人說皇帝亞歷山大不是聰明人，這種說法我並不同意……皇帝亞歷山大三世或許在論證方面並不是特別聰明，但他心靈的智慧卻相當突出；這種形式的智慧，尤其是在必須用聰明才智來進行預測、預感、預先決定的官員當中，有這樣的智慧要遠比論證方面的聰明重要得多。」 戰爭大臣凡諾夫斯基將軍持不同的觀點，作為真正的戰士，他說得很簡潔：「他是個拿了棍子的彼得。不，說得準確點，他就是根棍子，沒有彼得大帝。」亞歷山大三世近期的傳記得出結論，認為「儘管缺少學識，但（他）無疑具備天生、實用、健康的智慧，只是沒怎麼發展起來，也很有限」。 國家的經濟狀況一團糟。對土戰爭花銷巨大，伏爾加地區爆發饑荒(1880)都是其中的原因。但民眾和政府對「暫時的困難」都已經習慣了。大家都已找到了克服困難的方法。選擇一條道路則要棘手得多。登上皇位後，亞歷山大三世和俄國一樣，都站在了十字路口：要麼繼續其父的事業，進行改革，改變俄國，雖然有種種不足之處；要麼摒棄傳承。對新皇帝來說，拯救者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遇刺就是其政策出現錯誤的標誌。 對改革的功用性產生懷疑，對變化會限制沙皇的權力感到恐懼，早在1881年之前，皇太子內心裡就已出現這樣的想法。確實，他先前的老師康斯坦丁·波別多諾采夫(1827—1907)是民法教授，1880年被任命為至聖治理會議的高級檢察官，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聖治理會議的高級檢察官並不僅僅是俄國東正教會的行政領導人，實際上還是宗教大臣。帝國領土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均受其管轄。在無數封來往信件和私人交談中，康斯坦丁·波別多諾采夫向皇太子解釋說，國家所面臨的所有困難都源於「波蘭的陰謀」，猶太人四處插手，削弱俄國世界的根基，他們都是很好用的工具。 謝爾蓋·維特評價同事時，寫到波別多諾采夫（被任命為內閣要員，至聖治理會議高級檢察官的地位與此無關）：「在我與之共事的所有國務要員當中……康斯坦丁·彼得羅維奇·波別多諾采夫才華橫溢，或如人們所說，他的智慧和學識要比才華更突出。」維特還記得自己被任命為財政大臣之後，和亞歷山大三世有過一次交談，皇帝提醒他不要屈從於波別多諾采夫的影響力。維特就皇帝對他說的話進行了總結：「總體而言，波別多諾采夫特別好，特別博學，也是他之前的老師，但長年的經驗使他相信波別多諾采夫是個很出色的批評家，但他自己什麼東西都創造不出來。」沙皇承認「波別多諾采夫給他帶來了很多東西，幫助他暫時結束了1881年的動盪，讓俄國的精神得到了恢復」；但亞歷山大三世又說，「我很久以來就不再考慮他的意見了」。 上述對話發生於1892年。在亞歷山大二世遇刺之後的那段動盪時期，新皇帝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一條康斯坦丁·波別多諾采夫推薦的道路。在3月1日之後一星期召開的各部大臣委員會的會議上，亞歷山大三世宣布，儘管亞歷山大二世已經簽署，已故的皇帝已許諾聽從各部大臣的意見，再批准實施計劃，但召集地方自治局和城市代表的問題並未最終敲定。兩周後，再次召開會議，其間大多數人都支持繼續改革。在希望繼續實施亞歷山大二世政策的人當中，有洛里斯—梅利科夫、戰爭大臣尼古拉·米留京、財政大臣亞歷山大·阿巴扎、另外幾名大臣以及兩名大公，他們分別是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維奇和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康斯坦丁·波別多諾采夫公開堅決反對召集意見代表開會。這位至聖治理會議高級檢察官本身自有一套邏輯。他不久前給皇太子寫過：「在人民中間，這樣的思想到處都已經成熟：寧願發動一場俄國革命，隨之而來的就是劇烈的動盪，也不願要一部憲法……」 4月21日的會議之後，亞歷山大三世給波別多諾采夫去信，說他已領會了老師所教的課和理論：「我們今天的會議給我留下了一個很不堪的印象。洛里斯—梅利科夫、米留京和阿巴扎對先前的政策持正面態度，希望以各種方式將我們引向代議制政府。但只要我還無法確定這麼做是否必定能讓俄國幸福，是否不會有任何結果，那我就不會同意這麼做。我很難讓自己相信這種措施的有效性，我只相信這麼做會導致不祥的結果。」 4月29日，發布了一份由波別多諾采夫擬定且簽名的宣言，亞歷山大三世對此未做任何改動。各部大臣沒理會宣言的內容。新皇帝在宣言中宣布：「上帝的聲音命令我們積極踏上政府指定的道路，將我們的希望寄託於神意，堅定不移地相信專制權力的力量和正義，而我們正是為了人民的福祉，以加強和保護它們不受任何侵襲。」 選擇已經做出：亞歷山大三世拋棄了父親的遺產，走上了相反的道路。皇帝告訴波別多諾采夫，有一封匿名信給他造成了很糟糕的影響，未知的寫信者寫道：「你的父親既非殉道士，亦非聖徒，因為他並不是為教會或十字架，也不是為基督教或東正教信仰受難的，他的死出於一個簡單的事實，即他讓人民放縱，而正是這墮落的人民殺了他。」 在加特契納就任成為新皇當政的標誌：亞歷山大三世選擇此地的城堡當作居所，保羅一世為躲避敵人就藏匿於此，而他被殺也是在此。處決五名刺殺亞歷山大二世的恐怖分子，五具絞刑架，令人想起了尼古拉一世當政之初的風景。 我們說過，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政策被認為是「上層革命」。亞歷山大三世的政策並不是「上層反革命」，因為他這麼做並未觸及1860年至1870年間俄國突然出現的根本性變化：廢除農奴制。或許，我們可以說那是「上層反改革」，如果革命同樣可以來自底層，那改革以及「反改革」就只能由「上層」來啟動。亞歷山大三世在位時期是一個反動的時代，就這層意義來說，新皇帝的政策就是對亞歷山大二世行為的反制。照遇刺沙皇之子的觀點來看，他有很多證據表明專制體制已經失去了對國家的掌控力，權力正在從沙皇手上逃脫。 亞歷山大三世在宣言中宣告他要「加強和保護」專制體制，宣布他要重新恢復對國家的絕對掌控權。1884年，為了向標誌新皇當政的第一項法案（替換1863年即開始實施的大學法規）致意，米哈伊爾·卡特科夫概括了亞歷山大三世政策的大體導向：「起來，先生們，這就是政府！政府已掉轉船頭。」 宣言發布之後，支持繼續改革的洛里斯—梅利科夫以及其他大臣都很清楚自己的時代已經結束，便紛紛提出辭呈。尼古拉·伊格納季耶夫繼洛里斯—梅利科夫之後擔任了內務大臣。照波別多諾采夫的說法，這名老外交官是個「天性活潑的俄國人」，精力充沛，亞歷山大三世亦為之折服。新任大臣首先改組治安機構。1881年8月出台《維護國家秩序和公共安全法規》。該法規被認為是暫時性的措施，但其生效期一直延續到了1917年。反改革的進程開始了。 司法改革第一個挨刀：《法規》給行政部門提供了大量可能性，使之可以插手干預司法部門的領域。在所有規定可用強化監控或特別監控的場景中，司法機關都直接聽命於行政部門。地方當局有權採取特殊措施，如未經審判、不上軍事法庭、不採取閉門審訊，行政部門即可判處流放。在彼得堡、莫斯科、華沙，在地方的警務管理部門近旁設立特別審訊處，以此來維護公共秩序和安全，這些機構名字起得很普通，叫作「安全部門」。它們的任務是對政治罪進行預審。照合作者之一列昂尼德·緬什科夫（他後來揭露了這樣的行為）的說法，這些機構取代了「古老的第三處」。 亞歷山大三世毫不遲疑地批准了維持秩序的措施，而對於如何解決縈繞該國的政治問題，他又顯得不夠果決。皇帝在宣布堅決維護專制權力之後，於1881年9月將由三十二人構成的委員會召至彼得堡，其中大多數人都是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其官方的稱號是「廉潔者」），此行的目的是討論兩個難題：搭建銷售伏特加的體系，以及如何幫助流動農民。他們很清楚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優先權，但亞歷山大三世想要諮詢「廉潔者」，卻讓人不免以為輿論今後也會參與進來，為解決國家的困境出力。 伊格納季耶夫伯爵從這個假設出發，再次闡述了斯拉夫派理論家伊萬·阿克薩科夫所傳達的一個理念，那就是召集全俄縉紳會議，這是一個極具俄國特色的機構，如此「便能讓世界各國所有的制憲會議蒙羞，（因為全俄縉紳會議）比制憲會議更廣泛、更自由，同時又能讓俄國牢牢地站定在歷史、政治和民族的基礎之上」。這個由伊萬·阿克薩科夫提出，並由尼古拉·伊格納季耶夫採納的計劃鼓吹通過納稅選舉制遴選出四千名各個等級的代表（其中包含一千名農民）。 亞歷山大三世摒棄了宣言中由伊格納季耶夫伯爵制訂的召集全俄縉紳會議的計劃。皇帝宣稱：「我堅信代議制原則荒唐無稽，完全無法容忍俄國有一天採取歐洲通行的那種形式。」即便是全俄縉紳會議這樣的形式，對他而言，「代議制原則」仍然是難以接受的。 伊格納季耶夫伯爵於是被迫提出辭職。猶豫不決的時期過去了。德米特里·托爾斯泰伯爵成了內政大臣，幾乎就是政府的首腦。 謝爾蓋·維特指出，亞歷山大三世親自任命每一個大臣。皇帝在位的前半時間，深受波別多諾采夫的影響，最終決策始終都由後者來定。也正是他選擇了德米特里·托爾斯泰伯爵(1823—1889)。米哈伊爾·卡特科夫在《莫斯科新聞報》上寫道，「托爾斯泰伯爵的大名本身就是一份宣言、一個綱領」。英國歷史學家休·塞頓—沃森是這樣歸納的：「托爾斯泰是俄國歷史文獻中的名人，是19世紀最偽善、最具影響力的反動分子。無論是自由派，還是激進派，所有俄國人都對他憎恨不已。契切林確切地說是個保守派，他後來就在回憶錄中寫道：『很少會有人在俄國引發這麼多的錯誤。』」 任命德米特里·托爾斯泰擔任內政大臣標誌著他開始再次為國家服務。1866年，卡拉科佐夫槍擊案發生之後，德米特里·托爾斯泰占據了教育大臣一職，同時也是至聖治理會議的高級檢察官。要等到1880年，洛里斯—梅利科夫才成功說服亞歷山大二世將托爾斯泰伯爵打發回了自家的領地。亞歷山大三世認為他有能力「解開改革之結」，那是皇帝繼承下來的遺產。自此之後，皇帝就能依靠這套「三駕馬車」了：康斯坦丁·波別多諾采夫，德米特里·托爾斯泰，米哈伊爾·卡特科夫。內政大臣的兒子娶了《莫斯科新聞報》出版人的女兒，這樣也就更加強化了「三套馬車」之間的黏合力。 1882年5月30日，德米特里·托爾斯泰被皇帝召入宮內，皇帝宣布了對他的任命。返回家中後，德米特里伯爵講述了這次會見。他對皇帝提議由他擔任內政大臣一職，也就是讓他領導政府的舉措做出了回復，他說，陛下，臣已老朽，觀點已成，難以變易。當沙皇問他都有哪些觀點時，托爾斯泰說他堅信俄國的歷史乃是圍繞貴族階層而成的，但在最近的二十五年里，所有的做法都是為了削弱這個階層的作用。亞歷山大三世回答道，他也完全持這種看法。 會面的另一個版本出現在瓦盧耶夫伯爵的回憶錄中，瓦盧耶夫說這是他從德米特里·托爾斯泰那裡親耳聽到的。我並不承認「農民的俄國」，托爾斯泰伯爵對沙皇如是說。他還說：「您的祖先創建了俄國，但那是我們自己用手建起來的。」聽了這席話，沙皇臉紅了，說他不會忘記這一點。 德米特里·托爾斯泰的性格左右逢源，他「卑躬屈膝，阿諛奉承，所以招沙皇的喜愛，卻引得所有體面人的厭惡」，從這一點來看，會見的第一個版本更貼合真相。不管怎麼說，談話涉及了俄國的貴族階層，這一點毋庸置疑，新沙皇的計劃中，貴族階層占據了核心。1993年在檔案中發現了一份由副官奧東·里希特寫給亞歷山大三世的便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里希特都在負責皇家居住區的事務，所以是皇帝的心腹，而這份便箋就提到了這個說法。1883年3月，里希特將軍（他是個軍人，並不負責國家事務）遞交了一份政府行動綱要，對三個問題作了闡明：經濟、行政和社會各階層的問題。他的便箋提出了一個迫切的建議：「必須善待貴族階層，他們是皇家最親近的支持力量，必須讓他們知道自己在受到重視……」 里希特將軍指出了「前代在位時期」的改革所導致的後果，但他也認為改革是出自「好心」，亦是「生活最深層的要求」所迫：改革「減少了貴族階層所享有的特權，姑且先不說消滅」。這不僅涉及被剝奪了農奴的地主物質條件發生的變化。貴族階層覺得自己已不再是占主導地位的階層。一旦破裂，約束俄國的那根「大鏈條」就會斷裂，用涅克拉索夫的話來說，大鏈條的「一端是老爺，一端是莊稼漢」。莊稼漢們慣於打人，而地主則只能痛苦承受。但問題並不在此。而是在專制體制。里希特將軍解釋道：「國家政體這一概念變成了『沙皇和人民』這個說法，換言之，如果用圖畫來表現的話，就是『有一根高高的柱子，柱頂坐著沙皇，而柱礎則是芸芸眾生，被稱為人民』。眼下，大眾都很平靜，這很好，但誰又能保證大眾再也不會動起來？」奧東·里希特還展現了另一個幾何形象，來呈現俄國的國家政體：金字塔。「塔頂是沙皇，中間層介於他和人民之間：貴族階層（軍隊）、神職人員和商人。」 將軍的話當然無甚新意。他的便箋只是表明了那時候對亞歷山大二世針對貴族所作的改革的普遍看法。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其生命的終點終於得出了這樣的看法：「從1730年2月25日起，每一任皇帝都和貴族階層訂有契約，若契約遭違背，責任方就得受到另一方的迫害，比如流放、陰謀和謀害。」亞歷山大三世的現代傳記作家認為皇帝從其當政之初就制訂了反改革的計劃，他「想要清除19世紀60年代專制君主制內部的機構和決策所引發的種種矛盾之處」。亞歷山大三世的這個「總攬計劃」有幾個要點：專制權力實施掌控，和專制政體的柱石貴族階層訂約。皇帝在里希特將軍的便箋上寫道，轉呈托爾斯泰伯爵：「請閱讀這份便箋，等您前來匯報時，我會對您就此說上幾句。」 新皇帝想要一切重來。變化首先涉及軍隊。1882年夏，推出了新制服。「解放者沙皇大軍的優雅軍服不適合碩大魁偉的新君。亞歷山大三世並不在乎審美，對他來說，唯一重要的是實用和民族風的剪裁。」俄軍軍史學家不無憂傷地寫道：「軍隊變得難以辨認……軍官看上去就像火車站站長，近衛軍的步槍兵就像便衣警察……」改軍服並不複雜。但反改革的重要舉措仍需假以時日。 反改革者的舉措從三個方向鋪開：教育體系，自治，司法。1863年的大學法規從1884年起發生了變化。謝爾蓋·維特指出了專制權力遭遇困境的理由：「教育導致社會革命，但民眾的矇昧無知又會導致軍事上的失敗。」我們說過，德米特里·托爾斯泰在卡拉科佐夫槍擊案發生之後被任命為公共教育大臣，任務是確保年輕人接受「正確的教育」。斯捷潘·哈爾圖靈炸彈襲擊冬宮案之後他遭到辭退，證明他沒有履行自己的使命。1885年，在和德國年輕的外交官伯恩哈德·馮·比洛交談時，托爾斯泰伯爵解釋道：「我們首先必須消滅虛無主義。」19世紀70年代的恐怖活動因「核心行動」（亞歷山大二世遇刺）畫上了句號，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局勢有多危險。虛無主義的根源就是教育；大學是傳染病的溫床。從19世紀80年代的一份傳單上可以讀到：「我們的大學大約有12600人，我們這些『俄羅斯大地之鹽』難道就無法通過共同施壓來做出一些事情嗎？」 純粹從數據來看，俄國大學的學生人數超過了其他所有國家，除了美國。1875年至1885年的這十年間，學生數量翻倍，從5679人變成了12939人。1863年的法規讓大學成了「共和組織」，也就是說使大學擁有了很大的自治權。1884年的法規取消了大學自治，由機關和公共教育部來指導教學，從而強化了督學對學生的管控：1885年引入了強制穿著的校服，使學生在大學校園之外的行為也受到監督。聯誼會遭到禁止，審查得到空前強化，特別是圖書館裡的藏書。 極其出名的自由主義政治家瓦西里·馬克拉科夫1884年後入大學就讀：他這時候已經穿起了校服，而他的那些年長的同學則避而不穿。他在回憶錄里寫道：「『改革』時代的學生和『反動』時代的學生，通過服裝就能加以區分。」馬克拉科夫指出，1884年的法規「對教授及其自治權的打擊，其痛苦程度超過了學生」。 瓦西里·馬克拉科夫還回憶道：「對我那一代人來說，大學，尤其莫斯科的大學就是一片希望之地，是死寂沙漠裡的一座綠洲。」大學似乎成了中學之後的一座綠洲。中學教育體系是德米特里·托爾斯泰的手筆。從1871年起，中學教育的基礎就是學習古老的語言。41%的時間都用在學習拉丁語和希臘語的語法上。該體系的支持者認為普魯士和薩克森的學校將47%至48%的時間花在了學習古老的語言上面。後來，大家都明白了，學習語法（照托爾斯泰伯爵的說法，那是「智力體操」）並不會激發學生的興趣。俄國在這些科目上缺乏教師，於是就到斯拉夫國家招人，卻沒有考慮到通常情況下，這些老師對俄語的了解很有限。結果就是，在1872年至1890年間，一百個學生當中，僅有八到九人在規定的年齡段內，也就是八年內學完中學課程。最終真正完成的不超過37%。帕維爾·米留科夫歸納道：「學校似乎不是為學生開的，而學生是為了學校而存在的。」 除了可以通往大學校門的中學之外，還存在技術學校，即學制為六年的以德國為藍本的學校。前四年專門學習宗教（神律）、俄語、數學、地理、歷史、書法、製圖以及兩門外語；後兩年學習自然科學、物理、化學和機械。經這些學校培養的學生都準備積極投身於工商業等領域。 1875年，改革時期，托爾斯泰伯爵說：「我國政府既沒有在學校內部突出信仰的重要性，也沒有突出社會環境的重要性……我國的學校應該培養出貴族，可他們人在哪兒？……精神的貴族，知識的貴族，工作的貴族。」1885年，公共教育大臣德米特里·托爾斯泰的繼任者伊萬·捷里亞諾夫滿腦子都是反改革的語言：中學教育有害於「底層」。1887年6月，捷里亞諾夫簽署了一份通函，讓他們的名字家喻戶曉：通函建議各中學校長要「堅定不移地遵守規則」，而這所謂的規則就是指若父母「無法充分監管家人」，他們的孩子就不得入學。「不受歡迎者」的名單囊括了「馬車夫、僕役、廚子、洗衣工、小店主以及其他同屬這一範疇的人的孩子」。結果慘不忍睹。數字反映了學生構成上的變化，這是政府「刻意行動」所導致的結果。1883年，78%的中學學生都是貴族，17%為市民，2%為農民，2%為神職人員。1884年，變化很明顯：49.2%、33.1%、6.9%、1.5%。1892年，趨勢翻轉：貴族占56.2%，市民占33.1%，農民占5.9%，神職人員占1.9%。同樣，反改革之後，技術學校內貴族孩子的數量變少，而城市和農村階層的學生則有所增長。 1881年3月22日，亞歷山大三世登基三個星期之後，波別多諾采夫表達了自己對教育的看法。這位至聖治理會議的高級檢察官說有必要建設中等學校，「讓底層民眾接受簡單卻紮實的培訓，這樣做雖對科學無益，但對生活有益」，他認為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就必須「從神職人員和教會那裡得到實質性的幫助，在民間創辦初等教育」。 地方自治局對學制為三年的基礎教育網絡的財政投入越來越多。初等教育的發展得益於農民對讀寫的興趣日益增長，他們明顯具有這方面的要求。1874年，政府又推了一把，規定服役新兵退役時都需掌握讀寫，或入校接受教育。地方自治局成功辦學令康斯坦丁·波別多諾采夫內心頗為忐忑，他堅信這些學校的教學內容並不適合。1884年，他決定創建依附於教會的小學。就法規來看，這些學校的任務是「加強對人民傳授東正教信仰和基督教道德，將必不可少的基礎知識向外傳遞」。 創辦郊區學校是為了和地方自治局的學校競爭。這些學校面臨的一個大問題來自教師：教士和修士沒有受過任何適應性的培訓，覺得當老師就是份「第二職業」，是主業的補充。不過，在當局的眼裡，這樣的學校有相當大的優勢：若是長期受到農民的嚴密監控，政治或宗教上的「可疑人士（就不能進行什麼）活動」。對農民，政府還是信任的。 競爭有利於提升教區學校的水準：19世紀90年代，學制為三年（一開始是兩年）。當局對這些學校的持續關注也不容忽視：1885年，政府向它們撥款5.5萬盧布，1896年撥款3454645盧布。 我們說過，里希特將軍在便箋中向皇帝提出的建議涵蓋了三個亟須關注的問題：經濟問題之後自然就是行政與社會秩序問題。反改革政策的核心就是地方自治局這個難題，里希特提出的後兩個問題就包含在了地方自治局這一難題之中。這兩個問題也同樣囊括了經濟領域，從而構成了一個經常無解的大難題，那就是：農民問題。亞歷山大三世剛登基之時採取了前任制定的政策：糾正1861年改革的缺陷，改善農民的狀況。回購土地價格得到降低，農民必須獲得一小塊土地（地主不得予以反對）。農民貸款銀行的設立對這樣的動作有很大的幫助。最後，1886年取消了人頭稅（人頭稅是農奴制的後遺症），代之以土地、動產和遺產稅。 關於自我管理的獨立的地方自治局的存在，皇帝和「三套車」認為其會削弱專制權力。1889年7月，皇帝在下達給元老院的敕令中，闡述了自己簽署《地方長官法規》的動機：「……（缺乏）堅強有力、親近人民的政府權力，而這樣的權力可以減輕農村居民的擔心，完成已開始的工作，使之義務遵守鄉村地區的公序良俗，保障個體之安全和權利。」 與地方長官有關的法律由托爾斯泰伯爵制定，遭到了參政院大多數成員的否決（39票對13票）。亞歷山大三世站在少數派這一邊。這項法律主要是要在地方貴族階層當中挑選一名總督擔任「地方長官」的首腦，來行使其所在地區的權力。謝爾蓋·維特解釋道，皇帝亞歷山大三世「受到了這種想法的誘惑，即整個俄國可以被劃分成小片的鄉村區域；每個區域都會存在受人尊敬的貴族……而這個地產貴族會保護農民，對其進行司法裁判和嚴密監管」。維特反對這項提議，對他而言，這部法律的缺點就在於「行政和司法權力混淆在一起，作為一個發達國家，不能這麼做」。 1889年的法規使作為社會自治組織的地方自治局純粹成了國家的附屬品，被納入了國家體制之中。從地方上來講，如維特伯爵所指出的那樣，行政和司法權被轉到了貴族手中。19世紀80年代前五年，亞歷山大三世採取措施，改善貴族的物質狀況，特別是創辦了貴族銀行，向地主提供長期信貸。《地方長官法規》使地主不僅掌握了鄉村權力，還獲得了農民解放以來所失去的威信。地主成了官員，也就有了威信；地方長官認為這其實是國家所給予的一種待遇。 鄉村的行政官員有權懲罰農民：可以對其進行判決，處以罰款（五盧布），將之關押七天時間。看得出，刑罰不算太重，故被視為「慈父般的」懲罰。正如《地方長官法規》的制定者所言，「你們是我們的父親，我們是你們的孩子」，這些制定者這麼做就能成就鄉村父老的理想關係，這裡面包含了斯拉夫派的夢想。1881年，伊萬·阿克薩科夫在自己主辦的《羅斯報》上發表了一份由其父親康斯坦丁·阿克薩科夫寫給亞歷山大二世的便箋。斯拉夫運動的意識形態吹鼓手從中發展出了自己的宏大理念：俄羅斯的人民並不是國家的人民，他們無意參與權力和對國家的管理。他們並不需要西方的自由，在專制沙皇長袖善舞的庇護之下，他們會感受到充分的自由。 謝爾蓋·維特在1905年革命之後的回憶錄中認為，《地方長官法規》是「皇帝亞歷山大三世所犯的一個錯誤」。在他看來，「確立以父權制的形式來保護農民這一原則，是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後者將永遠保持一種畜群的精神與道德狀態」。《地方長官法規》的效力一直維持到了1917年。從未來的角度來看，謝爾蓋·維特預言這麼做「會對俄國的生活造成極具災難性的影響」。維特是他所在時代最具洞察力的政治家，他說這源於「農民的無組織，其司法關係的無序，從而使我們認為他們是不一樣的人，與我們不同」。 農民其實占人口絕大多數，他們被置於一種特殊的狀況之下，其權利也受到了限制。「父」與「子」、「貴族」和「農民」之間的分割昭然若揭，兩者之間的鴻溝越挖越深。反改革時期的同代人、法國歷史學家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寫道，「未來的秘密」就是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公開鬥爭」。 反改革的第三個定位（前兩個是教育體系和地方自治局的自治問題）就是司法。公共教育大臣捷里亞諾夫很清楚，所有必須發生變化的領域都是彼此嵌套起來的。1883年12月25日，他給波別多諾采夫去信：「如若無論是小學生還是大學生都因司法問題而誤入歧途，則我們兩人為矯正學校所做的努力就成了無用功。」公共教育大臣在一份專門的通函中，禁止中等教育機構的全體學生參加法庭庭審。但再怎麼樣，還是會進行審判，報紙也會報道庭審的情況。19世紀80年代投入革命行動的弗拉基米爾·布爾采夫回憶道：「1881年對弒君審判都會出特刊，我們最愛看這些內容。和報紙對其他恐怖分子審判的報道一樣，在俄國是不能談論這些事情的。」 康斯坦丁·波別多諾采夫堅信必須對司法審判進行「反改革」。他收到一位通信者(1881)寫來的便箋，對後者說：「對我們而言，所有這些『廟會高手』都是叛徒：審判扎蘇里奇的主審法官科尼，為扎蘇里奇辯護的亞歷山德羅夫，謹慎提出指控的檢察官，判其無罪的陪審團，莫不如是。」這位至聖治理會議的高級檢察官完全持此觀點。 我們說過，司法改革在亞歷山大二世的所有改革當中堪稱最嚴密、最成功。由於在參政院內部遇到抵抗，他便緩慢地推進改革。反改革在三個方向上獲得了成功：1885年，法官不可罷免的原則遭到動搖（可以將之免職或換人）；1887年，公開審判受到限制；1889年，陪審團參與檢視的罪行種類大大減少。 參政院大多數人始終反對這樣的限制，但皇帝堅定地站在由波別多諾采夫領頭的少數派這一邊。 對1864年經過改革的司法體系予以迎頭重擊的是1881年頒布的《維護國家秩序和公共安全法規》，以及1889年頒布的《地方長官法規》。「維護秩序」的「臨時性」法規被一年一年延長，頗具反改革的特色：不經審判的任意判決越來越多。 康斯坦丁·波別多諾采夫激烈地，也很聰明地抨擊了陪審團做出的判斷：嘲笑他們沒做好什麼準備工作，無知愚昧，律師不守原則，檢察官煽風點火，還譴責某些罪行根本未受懲罰。他枉費心機地想要廢除對社會階層不加區分、獨立於行政部門、實行公開審理、確保辯護權的法院。結果這樣一來，未經審判的鎮壓行動便急遽增長，最明顯的就是只下達行政命令，即被流放至西伯利亞的情況大幅增加。 與專斷措施增多相伴而來的就是恐怖活動暫時停了下來。亞歷山大二世遇刺造成極大的衝擊，政府部門便私下裡和恐怖分子進行談判，以期休戰。但政府很快就明白因首領被捕而遭到削弱的「人民意志」已不再是談判協商的真正合作方。警方的構成出現了新的變化，這樣就能更好地同革命運動做鬥爭。《帝國憲兵針對國事罪執行主要調查工作之概述》展現了警方所取得的成就。因此，1887年的報告寫道：「鑒於警方行動在質量和數量上的完善，近年來已幾乎沒有必要和革命網絡確立並維持這樣的聯繫……現已知道，所有想要建立某種依附於某個『黨』的整體性『革命事業』的嘗試並不會長久成功……」 19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人民意志」成員受審17次，154人被判罪。而在70年代，只有一起審判涉及193名被告。從1879年4月至1881年3月亞歷山大二世遇刺，正是恐怖主義肆虐之時，其間共組織了40場政治審判。80年代的審判作出了74次死刑判決，其中17人被處死。對「人民意志」所作的最後一場審判也是19世紀最後一場重要的政治審判，發生於1890年9月。彼得堡的最後一次公開處決發生於1881年4月3日，5名參與謀殺亞歷山大二世的人遭到處決。 在「人民意志」被消滅的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格里高利·蘇捷伊金中校巧妙運用的一把全新武器，他負責在彼得堡進行有關煽動教唆方面的政治調查。蘇捷伊金招募了「人民意志」的一名領導人謝爾蓋·傑加耶夫，這樣就能對革命者造成沉重的打擊，對之實施大規模逮捕。他還策劃了刺殺警察局局長普列維、內政大臣托爾斯泰的行動，以期當場抓獲恐怖分子。但1883年，傑加耶夫幡然悔悟，組織了刺殺蘇捷伊金的行動。亞歷山大三世驚聞此事，倍感傷心，在向他呈遞的報告中寫道：「難以彌補的損失！現在誰還能擔當這樣的職責？」 皇帝這樣擔心沒有必要，因為從來就不缺志願者。謝爾蓋·祖巴托夫也是一個頗具才能的挑撥煽動者。他年輕的時候是個革命者，被捕後轉換陣營，踏入警界，甚至一路做到了保衛部莫斯科處處長一職。弗拉基米爾·布爾采夫專事揭露滲入革命者隊伍的特工，他將謝爾蓋·祖巴托夫視為「挑撥煽動領域的祖師爺」。警方滲透進入革命運動隊伍、黨派和革命團體之中，努力掌控其行動。警方的策略家會透過這些特工讓各黨派互相攻訐，創造有利條件方便特工順利行動，無情地追捕敵對分子。 歸根結底，保衛部各處將在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進程中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他們既想清除革命分子，也會為自己的職業生涯考慮，希望能一直這麼幹下去。和警察局的外國特工合作行動成功之後，保衛部下屬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處長尼古拉·別爾嘉耶夫和謝爾蓋·祖巴托夫向巴黎發了一封電報，提請負責俄國境外常駐特工事務的彼得·拉奇科夫斯基注意：「昨天（1894年4月21日），奪取一座印刷廠，截獲數千本書籍和『人民意志』的52名成員。一些人可自由行動，成為燃料。謝爾蓋和尼古拉。」 「成為燃料」的革命者就會形成新組織的骨幹，繼續煽風點火。 我們說過，司法反改革領域最令人震驚的做法就是大力推行未經審判的鎮壓行動，首先就是只需發布行政命令即可實施流放。1879年4月，亞歷山大·索洛維約夫刺殺亞歷山大二世，之後便開始大規模採取這種打擊恐怖主義的措施。從19世紀80年代起，流放的理由不再僅僅是反政府宣傳、擴散或擁有禁書、窩藏或不予揭發，也包括「有害的思想方式、關係可疑、屬於有害家庭」等。弗拉基米爾·布爾采夫被捕的時候二十二歲。當時他是大學生，就上了可疑者名單。對他家進行搜查之後，發現了有關平民學校和教育、地方自治局方面的書籍。憲兵軍官對這名被捕的年輕人的父母說：「放是不可能放的……我們要知道這些書都會去哪裡！」 1885年，美國遊客喬治·坎南長途穿越西伯利亞，參觀了監獄、轉運站和流放地。他之所以走這麼一路，是因為他認為移居國外的俄國革命者斯捷普尼亞克—克拉夫琴斯基、彼得·克魯泡特金誇大了西伯利亞監獄體系極其恐怖的說辭，以及虛無主義者會受到嚴厲懲罰的說法。他了解了當地的狀況之後，明白自己受了騙，移民說得沒錯。流放者未經審判即遭處罰的做法讓他尤為震驚。他的震驚是很容易理解的：一方面，他見了有教養的人，也就是知識分子，另一方面，「政府才是俄國不平等的典範，沒有授權即進行逮捕，未經審判即進行懲罰，只要法庭的決定有利於犯人，就恬不知恥地蔑視法庭的決定，對懷疑其同情革命運動的公民的金錢和財產予以沒收，把年僅十四歲的少男少女送往西伯利亞……」 喬治·坎南列舉了一長串當局非法行動的清單。他並未僅限於表達感情，還提供了以他所獲得的官方文件為基礎的數據。每一年，來西伯利亞的人數為1萬到1.3萬人，有犯有普通刑事罪的罪犯、流放犯、放逐犯（被米爾判處流放的農民）、遊民。研究沙皇監獄的歷史學家熱內教授計算過，截至1900年1月1日，流放犯占犯人人數的比例為8.36%。 亞歷山大三世的現代傳記作者得出的結論是，他在位期間，政治體制不可避免地和極權制相近，傳記發現了幾個基準點，鎮壓體系的殘忍程度相似度不太高，但在某些基本原則方面更接近。對這位歷史學家而言，極權制的主要原則就是「對任何形式的異見不予容忍」。 無法容忍異見其實是極權體制的一個原則，但並非基本原則。極權制是一種違背自身的法律，無法可依。亞歷山大三世的體制，其基石就是對社會和國家的絕對掌控，其頭號任務就是維護專制體制，完完全全走在了極權制的道路上。俄國軍官最喜歡的命令就是：「齊射！」齊射就表明軍隊受到了掌控和良好的訓練。一位專家是這麼說的：「這種『裝飾性』射擊的精準度自然是無足輕重的。」另一方面，歐洲軍隊早已轉向單兵射擊。 8 走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 犯人誇大了真自由的概念，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這是每個囚犯內心固有的概念。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 反改革時期的歷史學家和同時代人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比較了兩件同時發生的事：美國的解放黑奴和俄國的解放農民。他寫道：「在美國，解放黑奴是以血腥暴力的戰爭為代價換來的，既沒有仲裁者，也沒有調停方，暫時將昔日的白人主子扔到得解放的黑人腳下，在墨西哥灣邊緣地帶，確立了一種幾乎和奴隸制同樣令人悲傷和危險的狀態。」而俄國恰好相反，這位歷史學家說：「解放農民沒有引發任何形式的階級鬥爭，種族鬥爭也沒有出現；既沒有引起憎恨，也沒有引發敵對狀態，社會的和平沒有受到攪擾，但這兩個國家，最志得意滿的，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最滿意的，或許並不是北方帝國。」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對「北方帝國」普遍感到不滿的情況所作的解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釋幾乎完全一致，但他所強調的是俄國的性格。對他來說，一切都是因為「相比其他任何一個民族，俄國人的希望過分極端，想要超越現實」，因為「欲望太多，總是想要占有，所以才會受到欺騙。和無知的農奴一樣，政治家和作家、公眾和輿論本身也滋養了這些幻象」。 這位法國歷史學家從中得出的結論應用到了改革之後的整個時期：「有教養的俄國人從自己的夢想之中隱約見到了塵世的伊甸園，和莊稼漢夢想的黃金之城同樣虛幻；他們見到了自由、嶄新的俄國，和農奴制的俄國截然不同。可是，變化並不會像他們想的那樣快速，那樣深遠；變形並沒有突然出現。」 這樣的觀察清晰地反映了19世紀80年代俄國社會的走向。60年代是改革激發夢想的時代，之後是70年代的恐怖時代，同時也是既令人恐懼又令人憧憬的有可能發生激烈變化的時代。80年代的反改革似乎使對亞歷山大二世大改革時代的不滿有了合理性：一切似乎都取決於皇帝的良好願望和心血來潮。昨天的改革，今日的反改革，一切都流動不居，顯得毫不真實。 當時的人以及隨後的歷史學家都異口同聲地說80年代猶如「死水一潭」。亞歷山大·勃洛克寫道：「在那遙遠、死寂的年代，困頓和黑暗統治著心靈：波別多諾采夫在俄國的上空張開了他那貓頭鷹的翅膀。」 審查制度，壓制的政策，反改革並不能完全解釋對80年代的那種負面看法，更何況儘管政府製造了許多障礙，但改革的成果還是能感受得到的。地方自治局一直都在活動，設有陪審團的法院也已為人熟知，律師獲得了威望，平民學校和圖書館網絡也在擴大。英國人D. 麥肯齊·華萊士遊歷了俄國北部，驚訝地發現一個農民的家裡有一本巴克爾的《英國文明史》。喬治·坎南詳細描述了流放者的圖書館，除了俄語書籍之外，裡面還有法國、英國、美國作家大多譯成俄語的著作（審查機關會進行刪減）。 80年代的特徵就是喪失了宏大的理念，缺失了可以達成的最高目標。民粹主義已江郎才盡。革命知識分子階層所要為之奮鬥的人民拒絕跟隨他們行進。人民對「走向人民」時代的呼籲無動於衷，強烈譴責刺殺皇帝的行為，而在恐怖分子的頭腦中，刺殺皇帝就等於發出了革命的信號。保守派對1881年3月1日的事件感到驚恐莫名，於是紛紛投向政府的陣營，尋求政府的保護，來抵抗「人民的原始力量」，這力量始終讓他們恐懼，儘管在捕殺沙皇的時候，他們也可謂忠心耿耿。 19世紀80年代，資本主義大舉闖入俄國，成了團結俄國社會的一種方式。西方主義者認為社會不平等導致了資本主義，於是群起反抗這一新的威脅；斯拉夫派也模仿他們，認為那是對「俄羅斯精神」，也就是對集體性的威脅。 有教養社會的知識精英出於倫理上的原因，想要拋棄資本主義文明，他們認為該文明「摧毀了農業理想」，而審美上的原因則是資本主義「消滅了人類的完整與和諧」。他們給出了一個有名的解決方法：「必須將俄國冷凍起來，免得其腐爛」。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1831—1891)也持反對意見，他希望「西方狂暴轟鳴的火車繞過我們，駛向無政府主義的深淵」。偉大的諷刺作家米哈伊爾·薩爾蒂科夫—謝德林也是反對者。一位文學史家認為：「如果必須指出19世紀後半葉所有俄國作家中最邪惡的反對分子，那毋庸置疑就是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維奇·列昂季耶夫」。諷刺作品《一座城市的歷史》和《戈洛夫廖夫家族的老爺們》的作者、《祖國紀事》的編輯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站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在這兩端之間，就是整個俄國社會，他們從意識形態層面出發，齊聲譴責俄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有些聲音怯生生地說有必要「小步走」，他們傾向的是「漸進式運動」，而非「革命式跳躍」，但這樣的聲音遭到了惡劣的指責，說那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前著有《俄國社會思想史》一書的伊萬諾夫—拉祖姆尼克斷然說：「19世紀80年代樹立起了自我完善原則、小步走以及漸進式運動的理論，並使之成為奠基石，卻因此陷入了小資產階級的沉沉黑夜之中。」 我們要記住的是，小資產階級是葉卡捷琳娜二世起的名，指的是那些拿不出五百盧布、不能算作商人的市民。19世紀中葉，「小資產階級」這個概念具有了意識形態的色彩。照《蘇聯大百科全書》的定義，指的是「見識有限，視野狹隘，具有隻追求個人利益的資產階級抱負，對集體的公共利益漠不關心」的人。該詞是在19世紀80年代獲得這層意義的。從那個時代起，對小資產階級皆持譴責態度，因為他們不願「鬧革命」。 資本主義湧入鄉村，遭到了絕大多數農民的敵視。頭腦活絡、精力充沛、大膽魯莽、最有闖勁的農民在不顧其他村民的情況下迅速致富，融入商人階層，成了資本家，遭到了忌妒和憎恨。人們給他們起了各種各樣瞧不上眼的諢名：敲竹槓的賊人、把別人弄窮的人，說富豪這個詞的時候著重強調第一個音節，將這個大家都能理解的概念翻譯成用坑蒙拐騙的手段取得財富的意思。 亞歷山大三世的政府有發展國家經濟的計劃。其中心任務就是讓財政步入正軌，以此來保護國家，對國家進行掌控。鐵路、商貿和工業部門都聽命於財政部。後者也就掌管起全國的經濟事務。亞歷山大三世在位時期，三任大臣相繼領銜財政部。這三人性格迥異，觀點迥異，實施的卻是相同的政策。 1881年，皇帝任命傑出的經濟學家尼古拉·布恩蓋擔任財政大臣，他是彼得堡科學院院士，基輔聖弗拉基米爾大學校長。當德米特里·托爾斯泰的政府正在準備實施反改革計劃的時候，財政大臣卻在著手進行改革。他對稅制特別感興趣。1863年的敕令取消了人頭稅，這並不僅僅和財政有關：農民也擁有了可自由通行的可能性，得以避開在米爾盛行的「連帶擔保」體系。尼古拉·布恩蓋的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平均主義的稅制。他著手確定了白銀資產的稅額，增加了土地稅額，還實施了其他措施。他還為此專門設立了地方財政機構，進行查稅。 我們說過，為了促進信貸，財政大臣還設立了農民銀行(1883)和貴族銀行(1885)，農民銀行幫助農民回購土地，貴族銀行則向貴族提供相當優惠的貸款。 尼古拉·布恩蓋的第二個大動作就是採取措施增加關稅，以此來保護工業。關稅不僅有助於俄國的實業，也是收入來源。 最後，尼古拉·布恩蓋在鐵路領域實施了一項新的國家政策。19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鐵路建造相當無序，無數企業家都在做這事，他們經常會互相使絆子。1882年，財政大臣動用國庫買下了第一條鐵路線。隨後，國家開始買入不贏利的鐵路線，再建造新的線路。 伊萬·維什涅格拉茨基(1831—1895)於1882年領銜財政部，擔任此職一直到1889年。維什涅格拉茨基是知名的數學家，綜合工科學院教授，同時也是一系列股份公司的創建者。他遵循前任的保護主義政策，支持工業，增加關稅。新任財政大臣的目的是使紙盧布的流通保持穩定，確定貨幣匯率，故基本都是以此來彌補預算赤字，強化盧布的。 增強俄國糧食，尤其是小麥的出口，可使伊萬·維什涅格拉茨基獲得貿易出超，通過從國外購買黃金這種貴金屬來大力擴充黃金儲備。1891年農業歉收，對財政部的這套體系造成了嚴重的打擊。農民無力繳稅，政府不得不採取極端嚴厲的措施來徵收欠繳的稅款，從而使鄉村的不滿情緒日增。這就是維什涅格拉茨基這套政策不足的一面。其積極的一面就是沒有赤字，盧布走強。財政大臣成功從國外獲得了大量貸款。俄國第一次掉轉船頭，開始面向新興的金融市場：法國市場。這是俄國外交政策即將發生改變的信號。 1885年伊萬·維什涅格拉茨基著手進行的改革，要到1902年才正式結束：他引入了國家對伏特加的專賣制度。向這個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標誌著數世紀以來所確立的習慣開始發生變化。一開始的時候，只賣伏特加的小酒館被飯館所取代，後者銷售伏特加的時候還搭配售賣一些食物。隨後，允許零售伏特加：1895年之前，只能買桶裝伏特加，瓶裝伏特加只存在於外國進口商店；那時候，俄國的酒杯產業尚未充分發展起來。變化來得太猛烈，所以向伏特加徵收消費稅也就需要一段漫長的過渡時期。 繼維什涅格拉茨基之後擔任財政大臣的謝爾蓋·維特(1849—1915)與兩位前任不同，他是鐵路專家。在敖德薩大學念完書之後，他就開始在這個領域開展事業。亞歷山大三世注意到他的時候，他是西南鐵路的負責人，當時正是他陪伴皇帝在南方遊歷。1888年，謝爾蓋·維特提請當時也在皇帝專列上的交通大臣注意，說運送皇帝的火車速度過快，容易發生事故。喜歡快速趕來趕去的皇帝大為光火：「我走過其他線路，沒人敢限制我的速度；如果你們這兒做不到，那很簡單，你們的線路被猶太人滲透了。」維特解釋說，皇帝記得經營這條鐵路的公司負責人是猶太人布洛赫。 不過，維特還是堅持自己的立場。在另一條鐵路線上，負責人不敢多言，皇帝專列就脫了軌：只是發生了奇蹟，才救了皇帝及其家人的性命。事故之後沒多久，謝爾蓋·維特便被任命為交通大臣，幾個月後又成了財政大臣。 維特在大政方針上遵循了前任的財政政策，但拋棄了維什涅格拉茨基在經濟上的傾向性，他認為那樣的政策太過了。新任大臣認為，在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方面，過度節制只會帶來不利的後果，制定財政政策的時候不僅應對此有所了解，相反，還應以合理推動經濟，使國家的生產率得到發展為己任。 支持經濟發展的政策需要採取各種手段。維特在回憶錄中寫道，亞歷山大三世一下子給他指派了兩個任務：建造西伯利亞大鐵路，將鐵路線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確立「飲料專賣制度」，也就是說要讓國家控制伏特加的貿易。皇帝認為後面那項措施可以減少醉酒現象。維特便在全俄各地實施酒精專賣制度，獲得的部分資金就用於大力建造鐵路線。 維特的前任在一個方面相一致：關稅構成了重要的收入來源。從1891年起，維什涅格拉茨基便制定了具有嚴格保護傾向的關稅稅率。新任財政大臣和德國打了一場關稅戰。當時，俄德兩國的關係極好，兩國甚至都沒有簽訂商貿協定。但當德國人對所有穀物和其他農產品課以關稅的時候，同時確定了兩種稅率，即最高稅率和最低稅率，俄國人於是陷入了麻煩。由於沒有貿易協定，德國向俄國人課的其實是最高稅率。維特排除了其他大臣（戰爭大臣除外）的建議，得到亞歷山大三世的授權，對德國產品課以最高稅率。謝爾蓋·維特的算計很簡單，他自己就這麼解釋過：比起工業化程度更高、經濟關係水準更高的國家，尚不發達的國家在關稅戰爭中受到的損失和不適更少。德國同意給予俄國極其優惠的稅率：兩國簽署了第一份貿易協定，確立了所有的經貿關係。 亞歷山大三世統治下的俄國無疑屬於極為封閉的大國俱樂部。其面積（在這位醉心於和平的沙皇統治時期仍持續擴大），人口（據1897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來看，是1.29億人），都是頗具說服力的證據。在改革之後的時期，該國的工業水平得到快速發展。1860年至1913年，產量平均增長了5%；1890年代，達到近8%。亞歷山大三世在位時期，經濟得到強有力的刺激，開始騰飛，在他的兒子尼古拉二世時期，經濟增速也不遑多讓。1914年，俄國成為第四大工業強國，對外貿易為世界第六。 從數字可以看出，19世紀末俄國的經濟發展相當驚艷。鑄鐵產量：1894年為7900萬噸，1898年為1.13億噸；巴庫的石油提煉：1894年為2.97億普特，1897年為7億普特，1901年產量相等。煤炭產量從1892年的6500萬普特增長至1900年的1.77億普特，鋼產量從6100萬普特增至1.24億普特。1886年，共計有462家股份公司，資金達5.94億盧布；1898年，股份公司達到990家，資金達16.86億盧布。 這幅令人歡欣鼓舞的畫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與其他國家相比，全面的發展數據並沒有展現俄國遭到詬病的落後狀態。俄國是個農業國。1897年，僅有12.9%的人口住在城市裡，農產品占據出口量的77.7%。主要的工業門類是紡織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絕對數和相對數之間的差異出現在鐵路領域。19世紀90年代，與十年前相比，鐵路網增速翻倍。這是一個相當矚目的成就。但在19世紀末，從百萬人口鐵路里程來看，俄國歐洲部分位列全球第20名（總共27個國家）。 俄國經濟有一個特點，邊緣地帶發展得更快：南部（小俄羅斯）成了煤炭工業的重要中心；在穀物出口方面，鐵路使小俄羅斯的肥沃土壤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在高加索地區（巴庫），誕生了石油工業。世紀末，突厥斯坦為紡織業提供了三分之一的原材料。最後，鐵路將西伯利亞變成了黃油和其他奶製品的大宗出口基地。 帝國的中部地區一直都很落後。當時出現了「中部貧困化」的問題，到20世紀末，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從俄國快速卻不平等的發展進程來看，國家存在著種種可能性，幾十年前，俄國還剛踏上「現代化」的道路，還在「確立資本主義」。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尼古拉·布恩蓋、伊萬·維什涅格拉茨基以及最重要的謝爾蓋·維特所實施的那些計劃的影子。後者說得很中肯，即便全面的君主制有種種好處，但從經濟層面來講，農業國註定只能成為工業國的殖民地，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工業國就是農業國的宗主國。維特說：「創建我國自己的工業是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重要任務，這是我國國防體系的基礎和奠基石。」 謝爾蓋·維特在亞歷山大三世的政府中供職兩年多時間，直至皇帝駕崩，但他在尼古拉二世時期仍然擔任了九年財政大臣。在這些年裡，他在推行自己的計劃時遇到了激烈的抵抗。我們將這個計劃同拿破崙三世時期法國推行的快速工業化政策做了比較。俄國從農業國轉變成史達林時期的工業國，與維特伯爵的理念息息相關。 9 「俄國人的俄國」 皇帝亞歷山大三世很清楚他是所有臣民的皇帝。在他的臣民中間，他最愛的當然是全體俄羅斯人…… ——謝爾蓋·維特 亞歷山大三世對俄羅斯人的愛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釋：後者在整個帝國人口中占了絕大多數。而且，沙皇內心裡覺得自己就是俄羅斯人，儘管在他的血管里沒有流淌哪怕一滴俄羅斯人的血。不過，這種對皇家子民的偏愛表明皇帝並不喜愛其他民族。俄國扶植了巴滕貝格親王為保加利亞國王，當得知親王獲選之後採取親德政策時，亞歷山大三世立刻就領會了這種背信棄義行為的理由：「母親是波蘭人。」巴滕貝格的母親確實是波蘭人，但他父親是瑪利亞皇太后的兄弟，也就是說，巴滕貝格是亞歷山大三世的表弟。在亞歷山大三世給予其支持的時候，這層關係還是很重要的；但最後，還是「不純的血統」占了上風。 比起波蘭人，亞歷山大三世對猶太人就更愛不起來了。他也不信任小俄羅斯人，還蔑視外國人。列夫·托爾斯泰寫道，尼古拉一世將所有波蘭人都視為惡棍，他對波蘭人的恨同「他自己做的惡旗鼓相當」。亞歷山大三世不像其父那樣對波蘭人造成這麼大的損害；他只是將波蘭人視為混亂的因素，因為波蘭人努力想要脫離彼得堡的掌控。 1911年1月30日，俄國偉大的歷史學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於去世之前在記事本里寫下了自己對民族問題的思考：「俄國人種構成的矛盾之處同西歐和東亞的邊遠地區密切相關：那兒所囊括的地區和民族擁有遠比我們優秀得多的文化，而這兒一切都處在極低的水平；那兒我們無法和那些被我們降服的民族和諧相處，因為我們無法提升到他們的水平，而這兒我們不願和他們和諧相處，因為我們蔑視他們，而且也無法將他們拉低到我們的水平。那兒和我們這兒一樣，他們和我們並不平等，因此之故，他們就是我們的敵人。」 亞歷山大三世在位時期，核心地區對邊遠地區的敵視登峰造極。皇帝對俄國境內的非俄民族充滿厭惡，與之伴隨的是波別多諾采夫的彌賽亞民族主義，想要保全帝國完整性的德米特里·托爾斯泰的唯理論，以及邊遠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的快速發展；他在行政機構和學校大力推進俄化政策，想要和日耳曼化以及德裔貴族，亦即波羅的海大貴族的特權做鬥爭。俄化政策在維斯瓦河兩岸地帶推進得更為厲害。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和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影響力做鬥爭，內政大臣認為這些神職人員就是波蘭民族主義的主要源頭。托爾斯泰伯爵很清楚這個問題：他年輕時用法語寫過一本名為《俄國的羅馬天主教》的著作，揭露梵蒂岡那些陰險奸詐的滲透俄國的計劃。 俄國與梵蒂岡的和解協議，是在1845年12月尼古拉一世和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見面的時候確定下來的，1863年波蘭起義之後，又經歷了一段艱難時期。1864年，俄國境內197家天主教修院中的114家被禁，理由是藏匿起義軍。當時設立了靈修院，由忠於彼得堡的天主教神職人員領導，處理帝國內部天主教會的事務。1866年，教宗庇護九世向俄國提供了一個俄國與梵蒂岡斷絕外交關係的理由。 1878年當選的教宗利奧十三世採取了和彼得堡宮廷接近的政策。當時俄國最傑出的外交官亞歷山大·伊茲沃爾斯基被派往梵蒂岡。利奧十三世在與之交談的時候，向他做了解釋，說為了和那些破壞性很大的理論做鬥爭，梵蒂岡「必須援助保守力量」。他特別指出：「我對俄國給予的支持特別看重。」伊茲沃爾斯基向彼得堡匯報說：「利奧十三世想要向我們證明歐洲關係緊張之際他的友誼所具有的莫大價值，教宗還提到了波蘭問題，他說他的權威可發揮重要的影響力。」說完這些話，便繼之以行動：1889年3月，利奧十三世向波蘭各主教發送信息，呼籲他們與俄國、德國、奧匈帝國當局合作。教宗特意讓俄國的天主教徒走合作之途。俄國、波蘭、立陶宛以及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羅莎·盧森堡對教宗的信息作了評價：「從此以後，上帝在波蘭的真正代表就是俄國的鞭刑。」 亞歷山大三世登基之後，便在基輔對猶太人進行了屠殺。照當地憲兵隊長在回憶錄中的證詞來看，大屠殺得到了德連傑恩總督的縱容和支持。內政大臣伊格納季耶夫對反猶人士表達了同情。繼他之後擔任內政大臣的托爾斯泰伯爵也不喜歡猶太人，但對混亂無序更為憎恨。行政機器開始啟動。1882年5月，通過法律，縮小猶太人居住區，限制猶太人遷至居住區之外的權利；1887年，設立了猶太孩子入讀中學的人數限額（居住區10%，首府3%，其他城市5%）。1891年，將一萬多名猶太人（技工、匠人）趕出莫斯科，此前自1865年起他們就被准許居住在那兒。1892年，猶太人不得在市政管理機構任職。數百條法律、敕令和指令對俄國的猶太人實施管理，既禁止其占用土地，也禁止在猶太學校教授俄語。這些針對猶太人的法律文本厚達一千多頁。 19世紀末，反猶主義成了歐洲最時興的意識形態。1873年的金融危機之後，反猶主義在德國大爆發，此後便不斷擴展。1894年，反猶浪潮擊中法國，德雷福斯上尉遭到了審判。 俄國的反猶主義引起了國外的注意，因為這是國家政策。急於恭維內政大臣的謝爾蓋·維特說：「托爾斯泰伯爵從不會走極端，既不會刁難猶太人，也不會迫害波蘭人和外國人群體。」同時，司法大臣馬納塞伊涅「展現出我們所說的民族主義傾向，就是……無故進行壓制，對外國人的利益絲毫不予考慮」。迫害和刁難是現行的政策，其具體形式取決於大臣，尤其是皇帝的脾性。亞歷山大三世的反猶立法被認為極不公正，因為這樣做就等於完全剝奪了亞歷山大二世在位時期賦予猶太人的那些權利。 19世紀末，西南歐的反猶主義具備了「科學依據」，也就是種族主義理論。法國人戈比諾、英國人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推出了雅利安種族「最優秀」的理論。在俄國，這些觀點根本沒有市場。俄國的反猶主義屬於宗教範疇：皈依東正教就能去除障礙，去除禁令。但改變種族是做不到的。不過，擁抱另外一種信仰還是可期的。當然，對新皈依者還是會存有疑問。但這屬於心理層面，與法律無關。亞歷山大三世最喜愛的女兒克塞妮婭愛上了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大公，後者的父親是皇帝的心腹，也是他的叔叔。對這位姑娘的父親來說，障礙在於未婚夫的母親、大公夫人、巴登公主奧爾加·費奧多蘿芙娜的出身有些含混不清。謝爾蓋·維特說得很明確：「其實，她很喜歡說閒話，像是猶太人的類型……父系這一脈和卡爾斯魯厄的猶太銀行家太近。」不過，愛情還是勝出了：亞歷山大三世同意了這場婚姻。 1903年，特奧多爾·赫茨爾前往彼得堡，準備向沙皇的各部大臣提交猶太復國主義計劃。他和謝爾蓋·維特的談話最有意思。財政大臣說自己是「猶太人的朋友」，向對方解釋說，猶太人本身要對他們所引起的敵意負責：皆因其「狂妄自大」；猶太人大多數都很窮，所以很髒，做的都是一些令人鄙視的工作，等等。而且，革命運動當中猶太人的數量很多。赫茨爾問：「您能解釋一下為什麼會這樣嗎？」謝爾蓋·維特回答道，他認為「還是我國政府的失策所致。我們對猶太人刁難太甚。我曾時常對已故的皇帝亞歷山大三世說：『陛下，如果我們能在黑海里淹死六七百萬猶太人，我會全力支持這個做法。但如果做不到，那就必須讓他們活下去。』」「您對俄國政府有何期待？」維特問猶太復國主義領袖。「給些鼓勵。」赫茨爾回答道。維特頗為贊同這個說法：「我們也在鼓勵猶太人。我們鼓勵他們移民。比如，在他們的屁股上踹上一腳。」特奧多爾·赫茨爾評論道：有這樣的朋友，我們能拿敵人怎麼辦？ 1881年至1882年的屠殺導致了第一波移民潮。每年都有五六萬人離開。1891年，猶太工匠被逐出莫斯科之後，11萬人移民，1892年移民人數為13.7萬。另一個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法就是使之改宗東正教。這取得的成果微乎其微：19世紀下半葉，約有936名猶太人投入了基督教的懷抱。 俄國大多數人信奉東正教。但帝國還有穆斯林（19世紀末，穆斯林的人數達近1200萬）、天主教徒（近1100萬人）、路德宗教徒（四五百萬人）、猶太人（近400萬人）、不信教者（近700萬人），以及其他信仰的信徒。非東正教徒之所以備受刁難（程度不同），乃是帝國中央集權和強化統一的政策所致。 對這項政策最好的描述可以看他們對「舊教徒」的態度，官方將舊教徒稱為分裂派。舊教徒分成不同的群體，據1895年至聖治理會議的報告來看，舊教徒的人數達1300萬。官方數據將他們納入了東正教。主要的群體（占75%）由「聖職人員」構成，他們的組織類似於東正教會，也有自己的教士。「聖職人員」的核心所在就是莫斯科的羅果日斯基公墓。在公墓所在的範圍內，他們有自己的祭禮、自己的醫院、自己的濟貧院。資本主義讓其中許多人踏上了成功之路，這些人頭腦活絡，精力充沛，慣於克服困難。1883年的敕令允許他們依照自己的意願禱告和生活，只要他們不公開與官方教會唱反調即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得到了官方同意其秘密生活的授權。 處境更為艱難的是其他團體的「舊教徒」。無數教派都遭到了嚴厲的鎮壓。「末日」教派（鞭笞派）受到了特別殘暴的鎮壓，所有的洗禮運動也是如此。內政大臣宣稱洗禮派教徒是「福音—路德宗教會的支派」；因此，「俄裔人士」無權加入該教派。1900年，禁止俄國人用該派名稱指稱自己。 農民得到解放，對精神的渴求也就受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人們採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為社會經濟的變化所引發的問題尋求答案。官方東正教會無法滿足他們，於是大量俄國人加入各種教派，或創建新的教派。國家採取行政手段加以遏制，以此來幫助教會同「與東正教原則不相符的宗教因素」做鬥爭，正如至聖治理會議所言，這涉及了「相當數量的俄國人」。 兩股狂熱的激情迎頭相遇。信徒們操心精神問題，想要以自己的方式來信仰，即便遭到鎮壓，也要保護自己的信仰。當局則在每種「錯誤的」信仰當中感受到國家和帝國的統一性受到威脅，於是加強了鎮壓。 10 有望「衷心和解」 從萬事萬物中獲取俄國所需要的、有益於俄國的東西，對獲得這樣的好處無須設太多限制，只要以直接、果斷的方式來行事。 ——亞歷山大三世 尼古拉二世在登基宣言中說，他的父親亞歷山大三世是「崇尚和平者」。所有的同時代人和歷史學家都同意這一點。通常比較謹慎的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說，亞歷山大三世猶如「和平天使」。百年之後，一位蘇聯歷史學家修正了自己的觀點，熱情洋溢地寫道：「亞歷山大三世統治的十三年時間裡，和所有人保持了和平，死後獲得了『崇尚和平者』的稱號。」很難反駁這樣的判斷：「和平天使」或許並不會和整個世界保持和平，但在他的治下確實沒有發動過大型戰爭。不過，正如官方傳記所言，「皇帝亞歷山大三世不希望和任何人發生衝突，也不想得到什麼東西，在東方遇到對抗時，他只能被迫將俄羅斯帝國擴張214854.6平方俄里（等於429895.2平方公里），而且沒發動一場戰爭……」。 皇帝「被迫」獲取的這些領土都在中亞。斯科別列夫戰勝土庫曼部落(1881—1882)之後，後者便成了俄國的臣民。奪取梅爾夫綠洲後，面前就是一片廣袤的土地，一直通往噴赤河，那是同阿富汗的界河。這一步相當奇妙：1880年，帝俄和阿富汗之間還隔著一千俄里。那片虛空（當地部落完全沒有抵抗的意志）似乎讓俄國魂牽夢繞。元老院秘書長伊萬·基里洛夫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在1728年向女皇安娜·約安諾夫娜提交了一份奪取中亞的計劃書，此後這些計劃紛紛得到了落實。亞歷山大三世的軍隊就駐紮在阿富汗邊境地帶。英國人為此坐立不安，兩大殖民帝國之間便爆發了一場嚴重的衝突。 俄國那時候既無意願，亦無手段來跨越噴赤河。英國也沒有征服中亞的計劃。衝突最後以兩方各自和平劃界作結：阿富汗仍在英國的勢力範圍之內，中亞則是帝俄的構成部分。1892年，帕米爾地區發生衝突，俄國、英國、阿富汗也同樣和平瓜分了這一地區。從此以後，俄國便占有了與中東地區的天然邊界。要等到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才破壞了「崇尚和平」的沙皇在位時期確立起來的邊境地區的安寧。 英國外交界、文學作品（想想魯德亞德·吉卜林的作品）、社論作者都在不遺餘力地抨擊俄國「熊」的帝國主義傾向。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但說英國、法國或義大利具有帝國主義野心，也同樣有根有據。德國也急不可耐地想要躋身殖民帝國的行列。1885年冬，柏林召開各國大會，主要目標是瓜分非洲。俄國對非洲大陸幾乎沒有興趣，但作為大國，也參與了殖民國家發起的這場激烈的競爭。在和英國的紛爭當中，俄國全面支持法國。 在中亞地區，俄國唯一的潛在對手就是英國，1885年，英國吞併了緬甸，卻聲嘶力竭地抗議俄國進入噴赤河地帶。俄國占領殖民地和西歐諸國征服政策的根本差異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俄羅斯帝國橫跨亞歐大陸。其他大國則要去遠海和大洋尋找殖民地。 巴爾幹地區很久以來就是俄國擴張的主攻方向。柏林會議並未回應彼得堡外交界的所有期待，只是滿足了其中一小部分要求。我們說過，保加利亞被分成兩個部分：北部和南部（魯米利亞）。在北部地區，受到俄國喜愛、曾率領俄國槍騎兵團參與對土戰爭的黑森親王巴滕貝格的亞歷山大被選中。柏林會議同意保加利亞公國（僅北部，南部的魯米利亞仍然是奧斯曼帝國的一個省）將會制定憲法，享有媒體自由和其他「愚蠢」的自由，這是當時俄國外交官的原話。 承諾的憲法由公國的最高委員、俄國人頓杜科夫—科爾薩科夫領導的一個委員會制定。國民大會在塔爾諾沃召開，儘管政府由俄國的將軍們主導，但巴滕貝格親王仍遇到了嚴峻的挑戰：一方面，他忠於自己的表兄亞歷山大三世；另一方面，「保加利亞人的保加利亞」這個理念在他的臣民中間很受歡迎。巴滕貝格的亞歷山大親王解散了國民大會，但他的繼任者（親王沒法通過自己的權力來取消憲法）也好不到哪裡去。 鐵路成了俄國和保加利亞之間衝突的根源。其必要性無可置疑。有兩個計劃：一個是「西部計劃」，將保加利亞中部的農業區和黑海相連；另一個是「北部計劃」，從該國中部通往多瑙河。「北部計劃」得到了俄國的支持，但會耗費巨大。1890年俄國的《百科詞典》專門寫了一篇有關巴滕貝格的亞歷山大生平的文章，就說得很直白：「亞歷山大親王並不會聽從俄國的指令，俄國會給保加利亞種種好處，但結果保加利亞就會成為犧牲品，處境會相當艱難。」親王被推翻。但他很快又重新坐上了王位。1885年，他聯合保加利亞兩派，抵制亞歷山大三世。皇帝對表弟倍感失望，不願再支援保加利亞。於是局勢顯得有些弔詭，角色反了過來：在柏林反對「大保加利亞」的英國和奧匈帝國現在開始支持它，而不久前親近保加利亞的俄國卻提出了抗議。 俄國同保加利亞斷絕了外交關係。儘管亞歷山大親王駁斥了塞爾維亞和希臘要求因保加利亞重獲統一而獲得補償的說法，但他還是下台出國了。《百科詞典》的解釋是：「由於失去了俄國皇帝的保護，亞歷山大覺得還是有必要放棄王位……」亞歷山大三世的傳記作者說，巴滕貝格親王請求皇帝援助，但「亞歷山大三世對此予以了拒絕：他無法原諒巴滕貝格親王的背叛」。亞歷山大親王的悲劇源於他不願成為俄國在保加利亞的附庸：他想要成為擁有全權的保加利亞君主。 和保加利亞斷交標誌著俄國在巴爾幹地區影響力的衰落。英國人在土耳其發號施令。1881年，塞爾維亞和奧地利私下簽訂了聯合條約。1883年，羅馬尼亞投入了明顯反俄的「三國同盟」（德國、奧地利、義大利）。巴爾幹地區的局勢讓斯拉夫派倍感失望，也證實了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悲觀失望的結論：「南部和西部的所有斯拉夫人無一例外都是民主派和憲政派。」 亞歷山大三世得到的教訓相當悲觀。1899年，皇帝向「俄國唯一忠實的朋友，黑山的尼古拉親王」祝酒。可是，在其他情況下，崇尚和平的沙皇說的是，俄國只有兩個朋友：軍隊和艦隊。小小的黑山是巴爾幹地區的忠實盟友，軍隊和艦隊則始終都是俄國外交政策的基礎。 1887年1月，保加利亞代表團前往巴黎，請求援助，以抵制俄國人，並支持薩克森—科堡的斐迪南作為保加利亞王位的候選人。斐迪南親王得到了奧地利和英國的支持，但亞歷山大三世反對他。法國外交大臣弗盧朗要保加利亞人必須感激俄國人讓他們掙脫了土耳其的桎梏，故而拒絕援助。法國尋求接近俄國，所以堅持認為感激可以作為政治的基礎。俾斯麥持激烈的反對態度。這位德國首相在其垂暮之年寫道：「俄國的傳統政治是建立在宗教和血緣關係上的，他們的理念是必須將羅馬尼亞人、保加利亞人、希臘人，甚至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塞爾維亞人這些生活在奧匈帝國邊境兩側名稱不同的人從土耳其的桎梏下解救出來，並將他們和俄國綁在一起，這並不合理。」俾斯麥親王說出了真相，一個世紀之後證明了這句話的正確性：「被解放的民族並不感激，而是苛求。」但俄國的外交界並沒有放棄這種傳統的觀點，一成不變地要求「被解放的民族」感激涕零。 在巴爾幹地區的失敗表明了俄國外交的孤立狀態。它的傳統盟友——德國和奧匈帝國（尤其是奧匈帝國）——所實施的政策也不能被認為是友好的。亞歷山大三世批准了「三皇同盟」，但他並沒有什麼信心。而「三國同盟」即所謂的「和平聯盟」，清楚地表明了它們想要在歐洲事務上發出決定性的聲音。俾斯麥認為必須始終都做兩手準備，1887年，他向俄國建議簽訂「互保協定」：雙方中的一方若同第三方開戰，雙方需遵守「友好性中立」。俄國簽訂了這份協定，為期三年，雖然它也覺得這份協定寫得不清不楚。德國為了不致遭受俄國的進攻，便與維也納和羅馬結盟，還和俄國簽訂協定，「保障」自己不受法國的進攻。從彼得堡這一方來看，它也只能從德國首相那裡得到良好的建議。 俾斯麥提出這些建議，目的是將俄國的注意力從西部邊境引開。首相極度擔心德國會兩面開戰。他一刻不停地要求德國的政治家提防這樣的危險。俾斯麥將法國當作頭號敵人，認為必須說服彼得堡，它的利益在東方。他寫道，打開俄國這棟房子的鑰匙是君士坦丁堡和海峽地區。一旦關緊大門，俄國就會成為堅不可摧的堡壘。 亞歷山大三世當時的外交大臣是尼古拉·馮·吉爾斯(1820—1895)。1882年3月，吉爾斯獲此任命，其實，1878年起他就是實際上的領導者，因為戈爾恰科夫此時已經病重。維特寫道：「吉爾斯是個很謹慎的人，一個外交官，能力中庸的公務員，眼光放得不夠遠，但經驗豐富。」他還說：「在像已故的皇帝亞歷山大三世那樣的君主手下擔任外交大臣，他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皇帝總有一天會說：『我自己才是外交大臣。』」 吉爾斯的外交觀念建立於這樣一個信念之上：「首先必須避免做出無用的、不合時宜的決策。」對他而言，俄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是讓國家休養生息。和土耳其打了一場惡仗之後，俄國需要重獲財政上的平衡，重組軍隊。他還看出西部邊境的威脅越來越大。維特回憶道：「從完成大學學業起……之後作為……交通大臣、財政大臣，最後擔任大臣會議主席，近年來，而不是近幾個月，我不停地聽到有人說我們會和德國開戰。二十年來，我們已經就鐵路、財政、軍事事務做出決定，總是夢想著和西方開戰……」 謝爾蓋·維特是在1870年完成學業的。因此，在俄國看來，普魯士戰勝法國之後，德意志帝國的創建就等於西部邊境地帶出現了一個危險的敵人。 1888年登基的威廉二世年輕（二十九歲）、高傲，急於在軍事上建功立業，想要推動使俄國修正其外交政策的基礎定位。1890年，威廉二世讓俾斯麥下台，這樣的需求就顯得很明顯了。新任首相卡普里維認為延長「互保協定」毫無用處。 法國當時是歐洲唯一一個想要接近俄國的國家，它認為兩國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那就是德國。俄國在這條路上走得頗為謹慎。19世紀80年代末，俄國有求於法國的金融市場，而法國的金融市場也很快成了俄國借款和信貸的主要來源。但彼得堡在這條通往巴黎的道路上並不缺障礙。法國是共和國，從這層意義上來看，專制的俄國對接近法國的想法接受得很慢。米哈伊爾·卡特科夫的《莫斯科新聞報》社論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讀的人不少，和吉爾斯的通函受到同樣的關注，有一天，他聲稱俄國只能成為君主製法國的盟友。不僅是議會共和國，還有政體的不穩定性也激起了俄國的不信任感。彼得堡算了算，從亞歷山大三世登基起到1890年為止，巴黎總共經歷了十四任內閣。 俄國要求法國保證自己的忠誠。共和國給予了保證。1890年5月29日，法國警方執行內政大臣貢斯當的命令，搜查了二十名俄國移民的住所，發現了炸彈和製造炸彈的工具，以此表明俄國的「虛無主義者」正在準備刺殺亞歷山大三世。密謀者和法國警方沒料到的是，整件事都是從事煽動的彼得·拉奇科夫斯基從頭至尾編造出來的，1885年至1902年間，拉奇科夫斯基擔任巴黎警察局外國情報處的處長。 法蘭西共和國由此證明，涉及棘手的政治問題，俄國還是可以依靠他們的。「和平聯盟」這一方則表現出了它們好戰的意圖：1891年4月，彼得堡獲悉「三國同盟」早早地續了約。俄國和法國於是著手擬定互保協定，以免「三國同盟」中的一方開始調動軍隊。巴黎和彼得堡對英國有可能倒向「同盟」一方頗感擔心，至少那個時代是這麼想的。1891年8月，俄國和法國簽訂了政治協定，類似於協商性質的條約。協約寫道，俄法兩國政府「為了互表衷心的諒解，攜手共進，希望以此維護和平」，現「針對每個有可能威脅普遍和平的威脅而互相協商」。協約極端保密，但在簽署之前，法國的一支艦隊就已駛入喀琅施塔得。克里米亞戰爭早被拋到了腦後！民眾對著法國水手歡呼。有人發現皇帝亞歷山大三世在聽《馬賽曲》，這表明當局是支持俄法兩國結成友誼的。 法國想要走得更遠，締結盟約。俄國的外交大臣吉爾斯認為先前的協約猶如基於利害關係的婚姻，覺得沒有必要過於親密，尤其是讓兩國總參謀長簽署軍事協定就更是不必了。一方面，吉爾斯生怕急於復仇的政府在法國掌權，這樣就會將俄國拖入徒勞無益的戰爭；另一方面，他覺得必須儘可能地保持同德國的關係，和法國走得太近就無法做到這一點。而亞歷山大三世有反德情緒，再加上其丹麥妻子的慫恿，便決定強化其擴張政策，讓「衷心的諒解」進一步得到鞏固。 1892年8月，經亞歷山大三世同意，奧勃魯切夫將軍和博瓦斯德弗爾將軍簽訂了軍事協定。從條款來看，「如果法國遭受德國或得到德國支持的義大利的攻擊，俄國將動用一切兵力進攻德國。如果俄國遭受德國或得到德國支持的奧地利的攻擊，法國將動用一切兵力進攻德國」。第二條保證若「三國同盟」或其中一方調動軍隊，則俄軍和法軍亦需立即且同時調動軍隊。二十二年之後的1914年，這項條款和其他條款一樣，都變成了現實。從1888年起，一份類似的軍事協定也將「三國同盟」的簽署國連在了一起。 俄國總參謀長奧勃魯切夫將軍堅決支持同法國簽署軍事協定。1863年，時任上尉的奧勃魯切夫便拒絕「參與手足相殘的戰爭」，當時，他在近衛軍步兵師服役，被派去鎮壓波蘭起義。不過，他堅強的性格、獨立判斷的能力以及軍事才能仍使他的軍事生涯大放異彩。亞歷山大三世信任他，雖然也知道他有「自由主義」傾向。奧勃魯切夫將軍認為，在解決俄國外交政策中的棘手難題（加利西亞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過程中，俄國的主要敵手將是英國、奧匈帝國和與之相關的德國。從他的觀點來看，解決方法只能經過軍事層面。因此，最好還是為下一場衝突做好準備，重新裝備軍隊，訓練艦隊，建造防禦工事和鐵路。結盟也同樣必不可少：俄國和法國理當結盟。亞歷山大三世也持這個觀點。 德國正在緊鑼密鼓地為戰爭做準備，比如增加兵員，擴建鐵路網，1893年2月出台快速調動所有部隊的法律，「以期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儘快予敵人以決定性的打擊」，這種做法也證實了俄國的擔心。 1893年秋，俄國艦隊駛抵土倫，作為對法國拜訪喀琅施塔得的回應。法國水手受到熱烈歡迎，那俄國水手也有權在法國得到同樣的待遇。 造訪土倫也公開表明，兩國會繼續接近。在外交使領館這一秘密世界裡，兩國正在就俄法兩國防禦性結盟的條款進行微調。1894年春，兩國簽訂條約，「衷心的諒解」得到了進一步的肯定。 俄國走出了政治上孤立的局面。自此以後，它就有了盟友，在歐洲成了「三國同盟」的障礙。但1894年8月，亞歷山大三世駕崩。儘管他的健康狀況甚佳，還不到五十歲。現在將由他的兒子尼古拉二世將俄國領入一個新的世紀了。 11 末代皇帝 從伊凡三世到伊凡四世，從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到三任亞歷山大，專制權力似乎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阿納托爾·勒魯瓦—博利厄 一個大帝國的崩潰首先會引發一個問題：它為什麼會崩潰。1913年，俄羅斯帝國慶祝羅曼諾夫家族三百周年，似乎正處於其全盛時期；它在大國之中占有一席之地，經濟和文化都得到了飛速發展。1917年2月，尼古拉二世遜位，俄國成了共和國。這些事件的同時代人及其後人、歷史學家和歷史小說的作者對俄羅斯帝國為何崩潰這個問題給出了數不勝數的答案。 答案可以說是各式各樣。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看待事物的方式並不一致。同時代人及其後人、帝國居民和隔岸觀火的人也是如此。當然，這並不是俄國的特殊現象。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故事裡的主人公皮埃爾·梅納爾難道不認為歷史真實並不是發生了什麼，而是我們認為發生了什麼嗎？這個觀點讓無數歷史學家聲稱他們發現了絕對真理的說法站不住腳。 時至如今，已過去兩百多年，我們仍在爭論法國舊制度崩潰的成因，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托瓦內特在事件中起了什麼作用。因此，我們認為對俄國舊體制的討論，和對沙皇夫婦所起作用的討論，便具有了更為現實的意義：一方面，這些事件更為晚近；另一方面，尤其是這方面，過去屬於國家，所以國家對歷史的判斷是不容置喙的。 蘇聯的驟然崩潰使局勢發生了出人意料的、整體性的轉變：人們開始對尼古拉二世在位時期的過去有了不同的看法。事件「有了另外的判斷」。一部專寫尼古拉二世在位時期的大作名為《崩潰的二十三級台階》。1972年，作者馬克·卡斯維諾夫完成了描寫尼古拉在位二十三年的歷史著作，帶著明確的譴責：「……『平民』和沙皇制度在算總賬，算他犯下的所有罪行，這樣的清算是無法避免的，具有法律無懈可擊的特性。就像羅曼諾夫王朝的結局一樣合法。」 末代皇帝的第一本傳記在蘇聯崩潰之後面世，書中提到了尼古拉二世加冕日出現的那場災禍（在莫斯科霍登卡校場舉辦慶典，向民眾分發賞賜，在人群的擁擠推撞下，兩千人遭到踩踏身亡）：「拂曉時分，受害者的屍體被裝上四輪大車。二十二年後，拂曉時分，人們也會將他們的屍體裝上四輪大車。」皇室家庭的死亡似在為其在位時期發生的所有事件贖罪。 12 循著父親的足跡 霍登卡校場成了一個不祥之詞，讓統治初期就顯出了凶兆。巧合和非理性的愛好者把那些事件全都記在賬上：1888年10月17日，皇家專列脫軌，尼古拉和父親及其他家庭成員僥倖逃過一劫；1894年5月17日，人群湧向霍登卡校場，想要祝賀年輕的沙皇登基；1905年10月17日，簽署限制專制權力的宣言；1916年17日，拉斯普京遇刺；1917年，帝國終結；最後，就是1918年6月16日至17日夜，皇帝全家遇難。 任何一個皇帝在位時期都沒有這麼多的徵兆和預測，沒有一個統治者會籠罩在這神秘主義不透明的帷簾之中，從未有人用如此絕望的嘗試來洞察未來。1897年，對帝國人口進行了普查（也是最後一次）。對「職業」這個問題，尼古拉二世的回答是：「俄國大地的主人。」亞歷山大三世的兒子對這一點從未有過絲毫懷疑。他對自己必須遵循父親政策的做法也沒有絲毫的猶疑。尼古拉二世替換了大部分舊臣，他從來就不喜歡導師神氣活現的樣子，但他仍然保留了謝爾蓋·維特的財政大臣一職。後者粗暴的語氣、直截了當的判斷、自信的神態並不討皇帝的喜歡，但他仍然批准了他提出的要大力推進俄國經濟發展的政策。維特想要完成始於亞歷山大三世時期的財政改革，確保貨幣匯兌平衡。他在回憶錄里寫道：「全俄能思考的人幾乎都反對這項改革：首先是對物質的愚昧無知，其次是習慣使然，最後就是某些階層的特殊利益在作怪。」維特身邊只有一股力量，但那是「最強大的力量，那就是皇帝的信任」。大臣的結論是：「俄國貨幣的匯兌平衡必須歸功於尼古拉二世。」 1897年1月3日，設立金盧布。主要貨幣是帝國金幣（15盧布）。還鑄造了一半面值的金幣（7盧布50戈比）。信用票據可自由兌換金幣。票據上飾有這樣的銘文：「國家銀行用金幣兌換信用票據，沒有數額上的限制。兌換官方信用票據以國家財產作為保障。」 財政體系的秩序得以恢復，工業發展便再次得到了推動。財政大臣將重工業的發展放在首位，這樣可以保證國家的獨立。在彼得堡及其周邊地區，冒出了巨型冶金企業，如普季洛夫和奧布霍夫工廠，還有涅瓦河畔的造船廠。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爾省成了紡織工業的中心。鐵路網也在不停地擴增。 經濟領域的發展引發了社會運動，俄國的文化也突飛猛進，20世紀最初十年，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白銀時代」。尼古拉二世對自己所支持的經濟政策結了什麼果並不感興趣，他做這一切，就是為了確保專制權力的基礎不受觸犯。 目標沒有變：地方自治局希望獲得更多權利，能更多地參與對地方事務的管理，夢想在核心權力機構內部占有一席之地；邊遠省區的少數民族也開始談論自身的權利；大學受到越來越多的管控。風平浪靜的時間已經夠長，鄉村開始出現動盪。俄國南部的工人開始罷工。 亞歷山大三世的反改革政策是可以不受任何抵制的：所有社會階層都還沒從亞歷山大二世遇刺的衝擊下緩過勁來，「人民意志」被消滅也對革命運動造成了重大的打擊。俄國社會到1891年才開始活躍起來。薩馬拉省爆發大饑荒，涉及近一百萬人，引發同情浪潮：該省撥付大量資金進行援助，但缺口仍然很大。於是，當局決定向公眾募捐，建立補給點和治療場所。列夫·托爾斯泰親身前往薩馬拉，在那兒設立了補給點。地方自治局的機構參與了救助饑民的行動。公眾因此發現，在沒有政府出面的情況下，民眾齊心協力也能辦成事。 尼古拉二世發布的第一份公開宣言一下子撲滅了擴大地方自治局發揮更大作用的希望（「荒誕不經的美夢」）。地方自治局的代表被控具有自由主義思想，遭到迫害。針對帝國邊遠地區的政策也越來越具有挑釁性。作為邊遠省份，芬蘭歷來最太平。亞歷山大三世說過：「我一點都不喜歡芬蘭憲法。我不允許將這憲法擴展開來，我的先祖給予芬蘭的東西對我而言就是一種義務，好像我也同意這麼做一樣。」 1898年，尼古拉二世任命了芬蘭總督尼古拉·博布里科夫，此人不僅違背了憲法，還要將民眾俄國化：「強迫使用俄語，芬蘭到處都是俄國間諜，辭退元老，換上和芬蘭毫不相關的人，之後又把那些反對這種專斷做法的人驅逐出芬蘭領土。」芬蘭開始騷動起來。維特設法讓尼古拉二世相信，「在彼得堡門口，創建第二個波蘭，那實在是太危險了……」1904年，博布里科夫總督被芬蘭的一名民族主義者刺殺，表明俄化政策已經失敗。 1897年，格·戈利岑將軍被任命為高加索總指揮。他「向高加索地區所有的民族開戰，因為他想讓所有人都俄國化」。總指揮特別仇視亞美尼亞人，這項政策得到了彼得堡的全力支持。1903年6月，政府頒布敕令，沒收亞美尼亞教會所有的動產和不動產。這一打擊甚至還波及了亞美尼亞文化界，因為教會的一部分資產是用於教育和濟貧的。在許多城市，包括大教長駐地埃奇米阿津，教會的財產都被軍隊沒收。地方當局慫恿穆斯林和亞美尼亞人之間發生衝突。維特寫得很簡潔：「當局針對亞美尼亞人的鬥爭變成了亞美尼亞人反穆斯林的鬥爭。」 尼古拉二世遵循其父的足跡，大力強化反猶政策。謝爾蓋·維特指出了尼古拉二世在位時期反猶立法的特點：所有限制猶太人權利的法律並不是經過現行的立法體系和參政院，而是經由內閣通過的，因為裡面有大量例外條款。這麼做是因為他想要將猶太人轉變成第三等級公民的意願遇到了激烈的抵抗。正如維特所言：「這些法律對俄國人和俄國來說有很大的危害性；我一直都在思考，持續不斷地在思考猶太人問題，但不是從有利於猶太人的角度出發，而是從有利於我們其他人，俄國人，以及俄羅斯帝國的角度來看待的。」 末代皇帝時期，俄國最傑出的政治家除了斯托雷平，就是謝爾蓋·維特，而後者是個熱忱的君主主義者；他認為，若要讓俄國緊急實施改革，就必須依賴專制政權。他還是帝國堅定不疑的擁躉。他常常語帶諷刺地說，比起「真正的俄國人」，他對帝國更操心。維特批評多年以來的民族政策。他認為，這個政策的根本性錯誤在於，「我們還沒有意識到，自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大帝時期以來，我國並不是俄國，而是俄羅斯帝國。當外國人在總人口中占比近35%，俄國人分成大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和白俄羅斯人的時候，19世紀和20世紀的政策就不可能忽視這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忽視成為俄羅斯帝國構成部分的其他民族的特性、他們的宗教、他們的語言，等等。這樣一個帝國的口號應該是：『我讓所有人都成了俄國人。』」 謝爾蓋·維特的洞察力很快就得到了證實：民族問題以及農業問題成了帝國崩潰的兩大主因。 20世紀前夕，俄國罕有政治家能像亞歷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時期的財政大臣那樣對過去和未來看得如此清晰。但成為不平等犧牲品的帝國境內的「外國人」只不過構成了問題的一部分。更嚴重的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缺乏公民權。20世紀初，1861年改革所提供的各種可能性已經枯竭，農民階層開始騷動：他們很快就受到了鎮壓，其嚴酷程度和政府對「外國人」的鎮壓不相上下。1902年，農民騷動在波爾塔瓦省和哈爾科夫省爆發，使擁有近五萬居民的一片地區燃起了熊熊大火，當時派出了一萬名多士兵和軍官鎮壓暴動。領頭者就像孩子一般受到笞杖。要記得當時俄國只有針對農民還存在體罰。 對從亞歷山大三世那兒繼承下來的這項政策，抵制越來越厲害。整個社會都變得越來越激進。1901年2月14日，第一把火在彼得堡燃起，此前已經平靜了很長一段時間。曾是莫斯科大學學生的彼得·卡爾波維奇前去聽公共教育大臣波格列羅夫講話，結果把大臣殺了；他這麼做是要抗議對參與示威活動的學生進行懲罰的行為。前戰爭大臣凡諾夫斯基因其極端保守的立場而為人所知，於是被任命為公共教育大臣。一年後，1902年4月2日，內政大臣德米特里·斯皮亞京遇刺，行兇者是他昔日的學生斯捷潘·巴爾馬切夫。 尼古拉二世任命維亞切斯拉夫·馮·普列維(1846—1904)擔任內政大臣，他的任務是恢復帝國內部的秩序。作為洛里斯—梅利科夫時期警察局的局長，普列維對憲政理念頗有好感。但後來成為伊格納季耶夫伯爵的合作者之後，他就實施起了更為保守的政策。他在德米特里·托爾斯泰手下當差的時候，也仍然終於這樣的政策。謝爾蓋·維特認為，君主必須依靠人民（照普列維的說法是，依靠貴族階層），發現新任內政大臣有個重要的缺陷，後者有很短一段時間被稱為俄國獨裁者：這實在是「大逆不道」。維特相信波蘭人出身的普列維是為了「物質利益」而改宗東正教的。 維特解釋普列維的政策時，說他是個「叛徒，不是俄羅斯人，當然，他的目的就是肆意壓迫陛下的非東正教臣民，展現自己是個俄羅斯人，真正的東正教徒」。 帕維爾·米留科夫是這麼談論尼古拉二世在位頭十年的：有兩個俄國，一個是列夫·托爾斯泰的俄國，一個是普列維的俄國。我們還可以補充說，有兩條政府路線：一條是維特的路線，一條是普列維的路線。尼古拉二世讓維特有了「單腿跳舞」的可能性，讓他可以採取措施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而普列維「用另一條腿跳舞」，採取極端激進的措施讓騷動不安的帝國恢復秩序。 我們說過，尼古拉一世死後，阿列克謝·霍米亞科夫說服朋友，下一任沙皇會更好。這位詩人、哲學家發現這就是一條鐵律：好君主和壞君主輪流交替。亞歷山大二世後來也證明了霍米亞科夫的理論。亞歷山大三世也是如此，他是反改革者，而其前任就是改革者。尼古拉二世一下子打破了這個傳統，這本是俄國所有君主所遵守的傳統，無疑也是霍米亞科夫「體系」的基礎。每個皇帝（無論男女）都會廢除前任的政策，修正之，完善之。尼古拉二世用下面的宣告開啟了自己的統治期：「每個人都知道，我會為人民的福祉鞠躬盡瘁，我會毫不動搖地堅定維護專制政體的原則，我那令人緬懷的已故父親也是這麼做的。」在同一篇講話中（年輕的沙皇對前來慶祝其加冕的貴族階層、地方自治局、城市、哥薩克部隊代表的講話），我們發現這些話會在整個俄國都引起迴響：「我知道，近來，在地方自治局的某些大會上，迴響著一些說法，那就是有些人做著荒誕不經的美夢，想要加入地方自治局，來引領國內事務……」皇帝的這篇講話中有這樣的句子：「這個美夢如無根之木」；但不習慣公開講話的尼古拉二世當場說出了「荒誕不經」，大大強化了他要繼續像父親那樣，堅持當個專制君主的印象。 在俄國良好的傳統中，尼古拉二世登基令人始料未及。尼古拉是正式的繼承人。從這個層面來看，沒有任何疑問。但亞歷山大二世當時還很年輕，年富力強。誰都沒料到他會死，尼古拉更沒料到，所以他壓根沒做好承擔領導帝國重任的準備。 尼古拉二世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受教育的時間長達十三年。古代語言、基礎體操被自然科學基礎取代。除了法語、德語之外，他還學習英語。他最後三年專門學習了軍事技藝，以及法學和經濟學的重要原則。他的老師都是俄國最優秀的專家。但皇儲對知識的興趣不大。謝爾蓋·維特在尼古拉二世在位時期當了好多年的大臣，他是這樣說皇帝的：「毋庸置疑，他思維活躍，學習能力強：能快速領會和理解所有問題。」同時，這位昔日的財政大臣還回憶道：「在我們時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和出身良好家庭的近衛軍上校的平均教育水平相當。」問題顯然不出在教育上。謝爾蓋·維特承認，論能力，尼古拉二世「大大超過了他威嚴的父親。但亞歷山大二世有其他能力，使之成了一位了不起的皇帝」。 尼古拉二世有運動員的體格，但個子不高，和亞歷山大一世以來相繼坐上俄國皇位的巨人毫不相像。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就做出了一個可怕的預言：「我國的第一個朝代由瓦良格人所建，末代王朝又毀於瓦良格人之手。這個朝代不會等到政治上的死亡才壽終正寢，它會凋謝枯萎，直到不再有用，被趕出舞台。」《俄國簡史》的作者說這話的時候，想到了尼古拉二世的母親，丹麥的達格瑪公主。 對末代皇帝性格的討論時至今日仍未停歇。對當時的人來說，尼古拉二世毫無疑問是個弱者，意志力不足，經常受他人，特別是其妻子的影響，他對妻子愛得熱烈，可謂矢志不渝。美國歷史學家馬克·拉耶夫不帶任何先入為主的偏見分析了俄國的過去，他採納了事件同時代人的觀點，說：「尼古拉二世虛弱，缺乏意志力，幾乎達到病態的程度。」近期出版的末代皇帝傳記認為，尼古拉二世的一大特點就是固執。「這很悲慘：執拗的他不懂得如何當面對求他的人說『不』。他太敏感，受過良好的教育，無法粗略地做出決定。通常而言，他不願拒絕，寧願沉默，而有求於他的人都會將他的緘默看作同意。於是，尼古拉會等待下一位與他持相同觀點的來訪者，然後才會快速做出決定。」 皇帝的性格起到了主要作用，因為他是個專制君主。尼古拉二世缺乏意志力，又很敏感，無法「粗略地做出決定」，就給人留下了虛弱或奸詐的印象。歸根結底，重要的並不是現實中的尼古拉二世，而是他被別人看待的方式，以及他自己展現出來的樣貌。他和皇后的關係很好地體現了現實和感知之間的這種差異。尼古拉年輕時就愛上了黑森的艾麗絲，經長期等待之後與之成婚。我們提到過的彼得大帝那份著名的偽遺囑有個有意思的地方，即俄國的第一任皇帝給後人提出的婚姻建議：「要永遠娶德意志公主為妻。」除了亞歷山大三世之外，所有俄國皇帝都是這麼做的。尼古拉二世也遵從了這個傳統。但改宗東正教之後起名亞歷山德拉·費奧多羅芙娜的艾麗絲至少既有英國血統，又有德國血統。她的母親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女兒，黑森公主整個童年時代都是在英國的王宮中度過的。 歷史學家的說法是，經過一系列王朝間的通婚，羅曼諾夫王朝血管里俄羅斯的血液實際上已不多了，但尼古拉二世的傳記作者認為：「『俄國沙皇』本身只代表國籍。」我們可以同意他的說法。畢竟，17世紀初，莫斯科的波雅爾將波蘭王儲放上俄國王位的時候，也是這麼想的。葉卡捷琳娜二世就是俄國的女沙皇。但這說法只能用在沙皇身上，沒法用在其配偶身上。皇后被視為德國人，她的血管里俄羅斯的血液有多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尼古拉二世根本無法改變亞歷山德拉·費奧多羅芙娜的形象，她在宮中就是這樣的形象，很快，整個俄國社會也會這麼看。 對新沙皇而言，加冕典禮期間出現了第一個考驗。由於霍登卡校場公共部門的忽視，用來訓練莫斯科戍軍的大片空地有許多空洞、塹壕、壕溝，都大張著口子。數十萬民眾聚在一起，涌過來接受加冕賞賜時，你爭我搶，許多人掉入了壕溝內。從官方數據來看，1389人擠壓而死，1301人受傷。皇帝在日記中寫道：「1896年5月18日。目前為止一切順利，但今天犯了一個大錯……大約1300人遭到踩踏。我在九點半的時候得知了此事。這個消息給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我們去媽媽那兒用早餐。再去蒙特貝羅家參加舞會。」法國大使蒙特貝羅的舞會列在加冕典禮的節目單上。但許多人都建議尼古拉二世讓伯爵取消舞會，至少別在那兒現身。「皇帝堅決不同意。」莫斯科總督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大公向謝爾蓋·維特匯報說。對他而言，「這場災禍是一個巨大的不幸，但不能讓加冕典禮暗淡無光；所以，最好還是忽略霍登卡校場災禍這件事」。 尼古拉二世的母親很清楚亞歷山大三世的統治是怎麼一回事，建議兒子懲處這場災禍的責任人，首先就是拿莫斯科總督來殺雞儆猴。但年輕的皇后介入進來，堅決支持後者：謝爾蓋大公娶了她最喜愛的妹妹。新沙皇聽從了妻子的意見。 13 第一場戰爭 我們需要打一場小小的勝仗。 ——維亞切斯拉夫·馮·普列維 這個想法並不新鮮。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做法比尼古拉二世的大臣的做法更為優雅，她向路易十六建議，在處理國內的問題時，要把「在國外繃緊的繩子松一松」。面對難以解決的國內問題，想要打一場「小」仗，而且顯然應該是勝仗的想法，自然會冒出來。普列維希望尼古拉二世身邊的那些人也是那樣想的。 亞歷山大三世的意外死亡讓世界陷入了不安之中。記者說那是1870年以來歐洲出現的最嚴重事件，俄國皇帝是歐洲大陸和平的柱石。國際媒體希望年輕的君主繼承其父意志，追隨他的和平政策。尼古拉二世的第一個外交行動也證明了他想要追隨父親足跡的意願。1898年8月，他建議各國參加裁軍會議。1899年5月，第一場國際會議在海牙召開，會上提出，即使部分裁軍也是利大於弊的。 這個概念頗具創新性。不過，這在俄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議程上都不怎麼重要。尼古拉二世的第一個具體計劃仍然屬於俄國外交的傳統範疇。1896年末，俄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涅利多夫寫了一份簡報，說在不久的將來，奧斯曼帝國會發生嚴重災難，因此建議儘快奪取博斯普魯斯海峽。戰爭大臣凡諾夫斯基和總參謀長奧勃魯切夫都準備採取行動。奧勃魯切夫將軍甚至還擬訂了進攻計劃，指出部隊可以乘坐木筏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登陸。從官方的諮詢會議紀要上可以看出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說「國務秘書維特」提出了警告：「沒有其他大國的同意，奪取博斯普魯斯海峽在今日的現實條件下太過冒險，會引發相當不利的後果。」於是就放棄了向南推進的計劃。1897年，俄國退役軍官、尼格斯梅內利克二世的軍事顧問康·列昂季耶夫從阿比西尼亞返回彼得堡。一項計劃出籠，那就是奪取阿比西尼亞，將其置於俄國的保護之下。俄國官方向衣索比亞派出了第一個外交代表團。 痴迷通常都不具現實性的計劃是尼古拉二世的一個特點。他感興趣的是在白令海峽上建橋，或在帝國邊境地帶豎立電柵欄之類的東西。他外交政策的總體定位要過一段時間才會固定下來。外交大臣輪流當這種事在俄國並不常見，從中可見皇帝內心的猶豫。1816年至1895年間，三任大臣（在各個皇帝巨細靡遺的掌控之下）領導帝國的外交事務。1895年至1900年間，竟然也有三位外交大臣。 當普列維說「打一場小小的勝仗」時，他心裡已經很清楚敵人是誰了：日本。這個選擇不能僅從輕易獲勝的角度來看，因為打勝仗是毋庸置疑的。被任命為戰爭大臣的庫羅帕特金將軍和前任凡諾夫斯基將軍在一個觀點上不和。庫羅帕特金認為前線的比例應該是一個俄軍士兵對陣一個半日本士兵。凡諾夫斯基則認為是一個俄國兵對兩個日本兵。 自南部邊界直抵阿富汗之後，遠東仍然是帝國唯一開放的邊界。而且，海峽問題是一個將所有西方國家連在一起的特別難以解開的結，很難一次性解開。而在遠東地區，擴張的前景相當美妙。 1891年，亞歷山大三世派皇儲前往日本遊歷。這場遊歷差點以悲劇告終：一個瘋狂的日本警察用刀砍傷了尼古拉。未來的皇帝沒有忘記這件事。他在日記本里沒說日本人，而是用「醜八怪」稱呼之。不過，我們可以想像亞歷山大三世派皇儲前往「日出之國」，並不是僅僅想擴大兒子的地理知識。從1891年起，建造西伯利亞鐵路的速度就加快了。1894年，鐵路造到鄂木斯克，翌年，造到了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一位俄國歷史學家說，「鐵路猶如利刃」，讓俄國深入「國際經濟和政治在太平洋地區的競爭區域」。1894年，日本和中國開戰，這場衝突於次年結束，日本大勝，通過《馬關條約》獲得了遼東半島和旅順港。換言之，日本從此以後就能進入大陸，在陸地上與俄國相鄰了。 維特公開寫道：「我覺得（《馬關條約》）對俄國極其不利……日本進入我們擁有極大利益的大陸，因此問題來了，我們應該採取何種態度？」有兩種解決辦法：和日本瓜分中國，或迫使後者離開大陸。謝爾蓋·維特支持後一種方案。他覺得，「俄國更願意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而非僵化的中國」。因此，「應該不惜一切代價保證中華帝國的完整性和不受侵犯」。和所有回憶錄的作者一樣，維特也傾向於略微美化一下自己的觀點。他不願讓日本染指中國，認為俄國有能力以和平的方式滲入清王朝。 得到法國和德國支持的俄國迫使日本放棄了遼東半島。1903年12月，尼古拉二世提到了八年前的這些舊事：「那時候，俄國堅決地對日本說：『退後』，日本就聽從了。」1896年，維特的政策有了結果：5月，俄國和中國簽訂秘密協定；日本若入侵，雙方便互相協助，「動用一切海上和陸上力量」。8月，簽訂了建造和開發中東鐵路線的合同，鐵路大大縮短了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距離。公里數的縮短更是可以加快建造鐵路的步伐，但更重要的還是要和平融入俄國的勢力範圍，這樣就會出現在那兒發展經濟的前景。為了資助鐵路建設，俄中兩國創建了銀行：八分之五的資金由法國銀行團提供，剩餘資金則由彼得堡的國際銀行提供。不過，法國人在行政委員會只占三席，而俄國人占了五席。委員會的俄國委員由財政大臣任命，事實上，財政大臣才是銀行事務的領導人。 對負責遠東委員會事務的海軍准將阿巴扎來說，「俄國的鐵路類似於一面莊嚴展開的國旗，之後，俄國才會旗開得勝地穿過這片終將會被征服的外國領土」。 朝鮮也是俄國很感興趣的地方。1896年，俄日兩國代表簽署了《漢城備忘錄》，承認俄國人在朝鮮的主導地位。被日本人監視甚緊的朝鮮國王受到了俄國使團的保護。俄國拒絕分享自己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事實上，外交大臣羅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認為，「以簽訂條約的形式，將朝鮮半島南端讓給日本，俄國一勞永逸地正式放棄朝鮮在戰略上最重要的一部分地區和艦隊，從而也就在未來自願束縛了自由行動的能力」。 之所以會以建造鐵路的方式，放棄在中國和平推進的「維特路線」，是因為德國人奪取了山東省的膠州灣。儘管俄中兩國簽有和約，但俄國並沒有抗議德國入侵，而是決定從現狀中牟利。 當代一位專門研究日俄戰爭成因的專家寫道：「沙皇有一種難以控制的欲望，他特別想向遠東推進，占領那兒的國家，從而讓俄國控制太平洋。」「難以控制的欲望」這個說法值得注意。可以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尼古拉二世對遠東地區魂牽夢繞。皇帝在同大臣和心腹交談聽取意見的時候，再三強調：「整整一年來，俄國無疑需要一座自由開放的港口。」他第一次是在羅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報告書的頁邊提到了《馬關條約》。尼古拉二世傾向於瓜分中國和朝鮮。迫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之後，他重申了自己的決定：「要儘可能在中國海和日本海獲取不會結冰的港口。」庫羅帕特金向維特匯報自己和皇帝的交談：「皇帝頭腦里有恢宏的計劃：俄國獲取中國東北，讓朝鮮親近俄國。他還想奪取西藏。」庫羅帕特金將軍還提到了尼古拉二世的其他「恢宏計劃」：「他想奪取波斯，不僅占領博斯普魯斯海峽，還要占領達達尼爾海峽。」 俄國歷史足以表明，對大帝國的構建者們來說，這些夢想具有很強的功用性。深藏於皇帝頭腦中的夢想和奇思妙想的計劃仍然傳承自其前任，即便後者並沒有將之落實。 未來的皇帝尼古拉二世在日本逗留期間的遊伴烏赫托姆斯基親王在其旅行日記中說得滔滔不絕，而且也頗有深度：「俄國鷹的兩翼在亞洲上空伸展得太遠，這一點毋庸置疑：我們和這些國家的有機聯繫就是對未來的保障，亞俄將會是整個亞洲的名稱。」 1900年10月出版的這部著作，從中可以看出英國不無擔憂的心情，也可以特別看出英國人正是因此離開了印度。但該書所談的對象還是日本。 德國獲得了青島港和膠州灣周圍區域九十九年的租約，還獲得了在山東修建鐵路的特許權，這讓尼古拉二世覺得現在有必要加快腳步。反對直接入侵中國領土的維特提出簽訂條約。但他很聽話，通過賄賂中國官員，終於簽訂了協議，讓中國將日本失去的遼東半島租借給俄國，租期為二十五年，並擴大授予中東鐵路公司的特許權，以期建造一條通往大連灣和旅順港的鐵路線。 繼德國和俄國之後，英國和法國也撲向中國，獲得了「各自」港口的租約和鐵路修建特許權。俄國的索求使之和日本的關係緊張起來。沙皇手下的外交官在朝鮮做出了讓步，放棄了俄國先前獲得的利益。1899年，俄英兩國就中國鐵路修建的劃分問題達成了諒解：長城以北，俄國獲得特許權；長江流域內，英國獲得特許權。 根據1901年所簽的條約，中國被迫向征服者賠款，俄國所獲甚巨。占領中國東北之後，俄軍並沒有很快離開。外交大臣蘭姆斯多爾夫提請注意日本的好戰意圖，建議撤離中國東北，在他看來，這樣可以讓東京息怒。但戰爭大臣庫羅帕特金則認為需長期占領中國東北，之後讓北部地區傾向於俄國，或成為俄國的附庸，如同布哈拉那樣。 日本很清楚自己需要什麼，也在籌劃如何落實這些計劃，於是它在1902年1月和英國簽訂了條約。俄國外交界做出回應，同意分三個時間段從中國東北撤離。1902年3月簽訂了協議。秋天，第一階段撤軍落實。戰爭大臣激烈反對，俄國的撤離遭到阻止。和日本的關係日益緊張。但彼得堡拒絕看到這一點。「不會發生戰爭，」尼古拉二世對德意志皇帝說，「因為我不想打。」 俄國的外交孤立狀態還在加劇。威廉二世千方百計慫恿俄國皇帝推進其在遠東的計劃。他在寫給尼古拉二世的信中稱其為「太平洋海軍元帥」，落款是：威廉二世，「大西洋海軍元帥」。但1902年，英日簽訂條約之後，柏林便告知日本，1895年的局勢不會重演。換言之，德國不會阻止日本獲取大陸領土的行為。但法國明確反對俄國在遠東地區的征服性政策，因為法國認為這麼做等於將彼得堡的注意力從德國邊境移走了，從而使威廉二世可以在歐洲稱霸。 在眾多促使俄國和日本開戰的因素當中，「別佐布拉佐夫人」的行動是其中一個，他們是撤退騎兵軍官亞歷山大·別佐布拉佐夫手下的隊員。由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大公推薦給尼古拉二世的亞歷山大·別佐布拉佐夫用他的計劃成功感染了沙皇，別佐布拉佐夫的計劃異想天開，說是能讓俄國成為滿洲和朝鮮的主人，「而且不用流一滴血」。庫羅帕特金將軍在日記中寫道，別佐布拉佐夫把沙皇徹底「催眠了」。 在20世紀末的俄羅斯，「黑手黨」這個詞史無前例地流行了起來。毫無疑問，黑手黨確實存在。但該詞被用來解釋一切難題，回答一切問題。「黑手黨」是陰謀的同義詞（其構成根據談論它的人的意見而變化），目的是消滅俄羅斯。而在20世紀初，最流行的解釋不是「黑手黨」，而是「朋黨」。一開始，這個詞指的是西班牙國王斐迪南七世(1784—1833)的秘密顧問，他們通過揭發和使詐的手段對國王發揮影響。19世紀下半葉，自由派歷史學家康斯坦丁·卡維林(1818—1859)談到俄國宮廷時寫道：「特權太多，使得大家都在說『朋黨』這個詞，而這就形成了一種障礙，讓有理性的誠實人無法接近君主。」在那個時代，這個單詞還是用拉丁語寫的。到尼古拉二世在位時期，人們開始用西里爾字母寫，每個人都很清楚這個詞的意思。尼古拉二世宮廷「朋黨」的構成一直在變，但本質不變：對政治發揮強大、秘密的影響力，那些人唯一的價值就在於皇帝將他們吸引到了自己身邊。 原則上，俄國放棄了對朝鮮的主張，和日本簽訂了條約。亞歷山大·別佐布拉佐夫制訂了「非官方的」滲透計劃。1897年，他從朝鮮政府那裡獲得了鴨綠江兩岸的森林開採特許權。1903年1月，尼古拉二世下令，向別佐布拉佐夫撥款兩百萬盧布，建立木材開發公司。一支「伐木工」隊伍由六百名退役士官組成，被派往鴨綠江。有傳言說尼古拉二世的母親瑪利亞·費奧多蘿芙娜和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大公都是公司的股東。 1903年5月，皇帝表明森林開採都是些小問題，現實中如何選擇政治路線才是大問題。事實上，亞歷山大·別佐布拉佐夫被任命為國務秘書。在一次特別會議上（尼古拉二世有時召開會議做出重大決策），儘管遭到了蘭姆斯多爾夫和維特的抗議，他仍然決定將滿洲納入俄國政治經濟的勢力範圍，加強俄國在遠東地區的作戰能力。蘭姆斯多爾夫和維特拒絕在登有會議結果的官方記錄簿上簽名。遠東政策自此以後就成了別佐布拉佐夫的特權。當普列維成為「朋黨」一員，他的地位也就得到了強化。1903年6月，阿列克謝耶夫海軍元帥被任命為遠東地區總督，指揮所有軍隊（海軍和陸軍）。 1903年8月，謝爾蓋·維特不再擔任財政大臣一職，被任命為大臣會議主席這一榮譽職務。蘭姆斯多爾夫在一封寫給沙皇的信中抱怨：「如果別佐布拉佐夫此後可以撤大臣的職，任命大臣，那他就會成為俄國最臭名昭著的大臣。」他表達了想要辭職的願望。皇帝給他的答覆是：「我們生活在俄國，不是外國……所以，我絲毫無法容忍辭職的想法，不管這想法是從哪兒來的。」蘭姆斯多爾夫於是留了下來，但此後，遠東事務將不再屬於外交大臣的職權範圍。 尼古拉二世正在走向對日戰爭，但他相信戰爭不會發生，因為他不想打。和他所有將軍一樣，皇帝堅信日軍「根本算不上一支真正的軍隊，如果我們必須和他們打一場的話，那請原諒我的說法，我們會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沙皇就是這麼讓他的外交大臣放心的。烏赫托姆斯基親王自詡很了解遠東，他向德國作家保羅·羅巴赫解釋道：「自從日本打敗中國，我們歐洲就高估了日本的軍事能力。日本人還沒有和歐洲軍隊交過手。」 彼得堡還絲毫沒有意識到的時候，事態就已在加速發展了。1903年12月31日，日本在一份措辭嚴厲的照會中，要求俄軍從滿洲撤軍。彼得堡沒有回覆。1月24日，東京斷絕了和俄國的外交關係。海軍元帥阿列克謝耶夫向彼得堡發去電報，要求准許動員，進入戰爭狀態。沙皇命令他和日本政府「交換意見」。翌日，蘭姆斯多爾夫伯爵向總督發去電報，對他說：「斷絕外交關係絕對不意味著戰爭的開始……」 日本對局勢則另有看法。1月26日至27日夜，日軍魚雷艇向旅順港的俄軍艦隊發起進攻。1月26日，尼古拉二世在日記中寫道：「八點，我們去戲院；上演《水仙女》；很出色。一進入戲院，就收到阿列克謝耶夫的電報，告知我今晚，日軍魚雷艇已發起進攻……還真是不宣而戰。上帝會幫助我們的！」翌日，皇帝寫道：「四點，去教堂參加讚美頌，穿過擁擠的客廳。在返程途中，烏拉聲震耳欲聾！到處都是熱情洋溢的感人宣言，大家同聲譴責日本人的傲慢無禮。」 尼古拉二世一如往常地在日記中顯示出高效和謹慎。事實上，他可以通過出現在冬宮的窗戶旁來激發大家真正的激情。「日本背信棄義」，「醜八怪」蠻橫無理侵略俄國，發動進攻的行徑讓愛國主義瞬間爆發，照當時的報紙所說，這種愛國主義，迄今為止在本國從未見過：我們從未見過各階層民眾熱情如此高漲，克里米亞戰爭開始時沒見過，對土戰爭時也沒見過。 隨後，傳來戰敗的通告。陸上和海上都戰敗了。是庫羅帕特金將軍指揮的軍隊。出發上前線之前，他去拜訪了維特，後者給了他這個建議：一到總指揮海軍元帥阿列克謝耶夫的駐地奉天，就立馬將他逮捕，送回彼得堡。「要讓人相信，我們所有的軍事失利都是因為存在雙重權力之故，你們一到那兒，就發現了這種情況。」 維特說得沒錯，庫羅帕特金很快就相信戰爭當中出現「雙重權力」有很大的危害性。但甚至在任命庫羅帕特金將軍擔任統帥之後，局勢也沒有發生變化。對日戰爭徹底失敗。對敵人的輕視，目標之模糊，軍事行動戰略觀念的缺失（反而認為可將日軍引入滿洲，再次實現「拿破崙大潰敗」的場景），軍隊準備不足，武器裝備比日軍差，所有這些條件都讓開戰之初的歡欣黯淡下來。1904年秋，庫羅帕特金的軍隊在遼陽會戰和沙河戰役中失利。俄國人創作的歌曲充滿憂傷，講述了俄軍在滿洲的兩座山丘上作戰時死傷慘重。在1905年2月的奉天決戰中，庫羅帕特金再受重創，一時引發轟動。他的統帥一職由利涅維奇將軍取而代之，後者率領俄軍前往防禦工事處，等待戰鬥的後續進展。1905年5月，俄國和全世界都知道了海軍元帥羅日傑斯特文斯基的艦隊從利巴瓦出發，繞過歐洲、非洲和亞洲，前去增援旅順港，結果在對馬海峽被日軍殲滅。旅順港遭圍困達239日之久，於1904年12月投降。為了紀念這次失敗，出現了一首名為《驕傲的瓦良格人》的歌曲，歌頌俄軍寧願打開底閥而死，也不願投降敵人。 在外國的土地上打敗仗並不意味著戰爭也會失敗。運送士兵和武器的列車經由西伯利亞鐵路駛出。強大的帝國有能力打敗敵人。但帝國的內里已經病了。尼古拉二世在位時期最初十年積累的燃料在該國各個地區的革命運動中已經燃盡。戰敗就成了起爆器。 既然物資還有，那戰爭還需要繼續打下去嗎？是應該締結和約，承認從未和歐洲人交過手的「亞洲佬」「醜八怪」勝利了嗎？尼古拉二世選擇了第二種解決方案。他不想打仗，只想要勝利和擴大帝國的版圖。謝爾蓋·維特抱怨：「我們的波蘭人、芬蘭人、德國人、拉脫維亞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韃靼人等等，還不夠多，我們還想把蒙古人、中國人、朝鮮人的土地添加進來。正因如此，我們經歷了一場撼動俄羅斯帝國的戰爭……」 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充當「忠實的信使」，尼古拉二世便利用羅斯福提出的建議，同意進行和談。從他對特使的選擇上來看，他也確實希望締結和約：前往商談的重任就交給了反對對日作戰的謝爾蓋·維特。他接到的指示是「四不」，四個條件不可接受，其餘事情均可討論。俄國拒絕割讓領土、支付戰爭賠款、取消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以及清除太平洋艦隊。 經過外交層面的激烈交鋒，1905年8月23日終於簽訂了和約。俄國失去了在中國和朝鮮的勢力範圍，承認日本在朝鮮的主導地位。彼得堡將遼東半島的租借權讓給了日本，連帶交出的還有旅順港軍事基地和大連商港，及其特許權和財產。日本免費獲得了滿洲南部的鐵路，那是西伯利亞通往旅順港的支線。最後，俄國將薩哈林島南部地區割讓給了日本（北部仍屬俄國）。 從《朴茨茅斯和約》可以看出，俄國在遠東地區的地位已大大削弱，日本作為歐陸、朝鮮和中國的強勁對手出現了。俄國不得不快速簽訂條約：若無條約，各個金融大國就會拒絕向其提供大量貸款，而俄國因戰爭耗費使國庫空虛，所以亟需這筆錢。而且，革命之火也正在帝國大地上燃燒：為了戰勝革命，就必須和平。 為了對皇帝的密使謝爾蓋·維特展現的外交才能（竭盡所能拯救了俄國，通過談判獲得了貸款）進行補償，他被賜予了薩哈林伯爵的頭銜。很快，自由派人士就給他起了個綽號：薩哈林半島伯爵。薩哈林島南部是俄國唯一因戰爭失去的領土，人們不會忘了這一點。 四十年後，史達林恰好就在1945年9月2日向同胞宣布日本投降，說：「日俄戰爭期間，俄軍於1904年戰敗，在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悲痛的記憶。那是我國身上背負的黑色污點。我國人民永遠相信這一天總會到來，他們等待著這一天，等待著日本戰敗，污點抹去的那一刻。到今天，我們，我們這些老一輩人已經等待了四十年之久。」 帝國的絕大多數居民對戰爭的責任人感受到的是恥辱和憤怒。軍事失敗的苦澀感引發了對政府的不滿，人們不禁問：誰要對這場衝突負責？誰是戰敗的罪魁禍首？ 14 第一次革命 專制政體不成功，也就不再合法。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所有戰爭中最具災難性的戰爭，作為最直接的後果，警察、宮廷和朋黨的體制長期籌備的革命就會爆發。 ——謝爾蓋·維特 軍事失敗剝奪了專制君主的合法性。作為國家唯一的庇護者，他沒有權利在戰爭中失敗。尼古拉很清楚這一點，死的時候也會意識到自己的不足之處，而無論自己的死亡原因是什麼。 尼古拉二世認為自己不用為戰敗負責，因為他覺得自己並不想打仗。通常，大家也都接受如下的解釋：沙皇很弱，都是因為他受到了別佐布拉佐夫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的慫恿。在維特論及俄國確立的「警察、宮廷和朋黨的體制」時，就能找到這種解釋的迴響。值得注意的是，維特的這種說法指的是日俄戰爭和第一次革命，但也完全適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第二次革命。 陰謀是這些事件的最好解釋。它並不需要過多的細節，因為黑暗勢力本身就是秘密的、不可見的，而且它刀槍不入。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心腹生活的時代氛圍，皇帝的性格，法師和江湖醫生在宮中的出現，秘密警察在該國扮演的角色，都會為散播陰謀的人提供夢寐以求的養料。維特講過「朋黨」的陰謀。但也存在「革命陰謀」，那是警方悉心培養起來的。《錫安長老會紀要》「揭露」了對國家致命的經濟政策，說那是「猶太人的陰謀」，它所針對的就是謝爾蓋·維特的政策及其推進的俄國財政改革，亨利·羅蘭對此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證據。確立貨幣匯兌平衡，酒精專賣，大力修建鐵路，採取有利於在俄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措施，這一切成就都被說成是「錫安長老會」達成的。維特於1901年任財政大臣的時候了解到了《紀要》，這篇文本後經臭名昭著的反猶主義者克魯舍萬加工，其俄語版於1903年被刊登在《旗幟報》上。1905年，任大臣會議主席的維特將這篇文本交給警察局長洛普欣，供其分析，他很清楚自己不為猶太人工作，但他本人也認為存在一個世界性的猶太中心，為所有猶太人制定政策。警察局長沒能說服首相，即「這個組織只存在於反猶主義的傳說」之中。後來，正如回憶錄中所說，維特還是採納了洛普欣的觀點。 有傳言說存在威脅帝國和專制政體的陰謀、邪惡的秘密勢力，這樣的謠言和說法越來越多，四處擴散，而真正的問題其實是軍事失敗使局勢達到了爆炸的臨界點。 誰都知道主要的問題出在哪兒。1906年出版了強烈反俄的《俄國的未來》一書，其德國作者斷言：「俄國的未來和俄國的農業緊密相關……俄國的未來就在鄉村。」1905年8月，商談《朴茨茅斯和約》的時候，帝國統計處的國家顧問魯道夫·馬丁博士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俄國與日本的未來》，他在書中宣稱日本會勝利。俄國革命如火如荼之際出版的第二部著作認為俄國沒有未來，因為俄國的農業毫無前景。1969年，極具官方性質的《蘇聯經濟史》一書的作者弗·錢圖洛夫認為：「農業問題是第一次俄國革命的核心問題。」 1898年，謝爾蓋·維特給年輕的沙皇寫了一張便箋，上面寫了兩句話：「我深信農民問題在今日就是俄國生活中的頭等大事。必須恢復農業秩序。」 財政大臣的話說得很謹慎：「恢復秩序。」不能用革命的說辭來嚇唬皇帝。他提到1861年的改革使俄國農民擺脫了農奴制，還提到有必要恢復鄉村的「秩序」，解決農民解放之後數十年來積累起來的問題。謝爾蓋·維特從財政角度說：解放之前，預算是3.5億盧布；解放讓預算達到了14億盧布。俄國的人口是1.3億。而法國的預算相當於12.6億盧布，人口是3800萬，奧地利的預算是11億盧布，人口為4300萬。 財政大臣解釋道，俄國需要資金大力推進工業化。作為國家收入主要來源的農業無法提供足夠的資金。 1861年的勁頭已經沒有了。維特將農民當作納稅人，所以才會對農民感興趣。稅一直在上漲，但國家仍需要越來越多的稅。農民貧困化使納稅人的納稅義務不再有效，鄉村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從而演變成了革命。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還比較平穩，但進入20世紀就不太平了。造成這種動盪局勢的主要原因當中，有一個就是鄉村人口的增加和新一代人的出現，這些人都是在廢除農奴制之後出生的。 農民的暴動，1905年至1906年的革命，都喊出了一個口號，那是鄉村人口的主要目標：要更多的土地！1917年，布爾什維克獲勝，是因為除了立即結束戰爭之外，他們還選擇了「土地歸農民！」作為口號。20世紀頭幾年，俄國的政治生活飛速發展：出現了大量黨派，反映了極端多樣的傾向。大多數都是革命黨，自由派和中間派也都支持農民的訴求。 農民承受缺少土地之苦，從貴族地主手中奪取土地來加以彌補的做法，是20世紀俄國最先出現的一個迷思。儘管所有事實都在駁斥這種做法，但這迷思仍然存在。理性的爭論一如既往無法撼動現實的神秘化呈現方式。當這迷思有益於政治黨派，使之為自己的利益各取所需之時，迷思就更為厲害。 1906年出版的彼得·馬斯洛夫的著作《俄國的農業問題》討論了各個因素，以期終結這個迷思。作者採用了官方數據。數據首先顯示，俄國不缺地，認為存在普遍的「缺地」現象這樣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去除不適合農業耕作的三分之一俄國土地（北部和東北部），每人可獲得2.1俄畝（一俄畝相當於1.092公頃）適合耕作的土地，法國是0.82俄畝，德國是0.62俄畝。就其後果而言，更嚴重的是，迷思還說地主占據了所有的土地。事實上，貴族從1860年起就在不停地賣地。1905年，農民占有近1.64億俄畝土地，貴族占有5300萬俄畝（其中很大一部分還都是森林）。1916年，80%的可耕種土地都屬於農民，他們還將部分剩餘的土地出租給貴族。每個農民獲得的土地從0.1俄畝（莫斯科、諾夫哥羅德和維亞特卡各省）到0.5至1俄畝（彼得堡和薩拉托夫省）不等。 農民主要訴求的迷思性質受到了各政黨的支持，對真正的現實問題根本於事無補，這個問題就是：農民階層中有很大一部分相當貧窮。維特對尼古拉二世說：「不到一半的人活著，其他人都在苟活著。」俄國農業的落後可以從其極低的產出上看出來。農民的產量僅為歐洲國家農民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魯道夫·馬丁驕傲地宣稱：「如今，德國農民從土地上所獲的收入要比俄國莊稼漢高三倍。」為生產大量穀物，俄國農民需要用地2.6俄畝，而「法國人只需要半俄畝」。 魯道夫·馬丁注意到，1800年，俄德兩國農民間的差距沒這麼大。「俄國農民的工具儘管原始，但不可能比德國農民的工具原始太多。」 一個世紀過去了，照謝爾蓋·普羅科波維奇的說法，俄國農民還保留著16世紀的農業技術。直到20世紀初，還一直在大規模使用擺杆步犁。三年輪作制仍是主導體系。 在給尼古拉二世的便箋中，謝爾蓋·維特認為有必要採用財政措施來解決「農民問題」；不過，他認為俄國農業落後的責任主要在於意識形態，因為有村社的存在。他還認為要解決農民問題，就必須將農民轉變成「真正自由的個體」。他寫道：「農民是鄉村等級和農村行政部門的奴隸。」 村社對農業發展的負面衝擊似乎算是一個證據。在土地沒有俄國中部優良的波羅的海地區，收益更好。但貴族階層仍然懼怕農民獲得徹底的解放。國家始終覺得維持村社有利可圖，因為村社可以作為管控的工具。最後，意識形態爭論還在如火如荼。維特在其論述農民的著作中有一章寫道：「有人宣稱村社是俄國人民的特色，削弱村社也就意味著磨滅了俄國精神的特殊性。有人對我們說，村社在遠古時代即已存在，它是俄國人民生活的黏合劑。」謝爾蓋·維特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集體產業（村社的產業）只不過是文化和國家發展的一個階段。他聲稱必須「變成個體主義，存在個人財產」。 維特向尼古拉二世建議「使農民成為真正自由的個體」，讓他們可以離開村社，賦予其其他社會階層享有的所有權利。維特的結論是：「這封信對皇帝造成何種效果，我不知道，因為皇帝後來就不再和我談這個話題了。」 1906年實施的改革以1898年提出的計劃為基礎。另外，維特認為，斯托雷平從他那兒「偷走了」這個計劃。我們可以認為，彼得·斯托雷平所在的陣營相信，土地的共有性質（村社）和自由農民、個體化地主的缺失，乃是俄國農業落後的原因。1911年，斯托雷平遇刺，表明這種解決俄國生活最重要問題的方式有極多的反對者。 他們想要掌控和引導普遍的不滿情緒，但各式政黨還是出現了，由此可見日益嚴峻的危機是如何影響了國家的。20世紀之前，俄國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秘密社團、地下組織自然是存在的。「人民意志」就是最早出現的所謂「黨派」。其成員有時自稱「分部成員」。但要等到黨派真正誕生，才會出現partiïsty這個詞，這是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稱，意思是積極分子。 1898年3月，社會民主派的圈子出現在俄國的各大城市，第一次嘗試進行整合。在明斯克，召開了第一屆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俄國社會民主工人黨。九人參加了大會，但立刻就被警方逮捕。當年夏天，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奠基者之一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1856—1918)參與創建了第二屆國際代表大會，他提到了俄國革命運動的形勢，並做出了這個預言：「只有作為工人革命運動，革命運動才會在俄國勝利。我們沒有其他出路，也不可能有出路。」1903年7月在布魯塞爾，社會民主黨人統一召開了他們所謂的第二屆大會，決定正式創建組織。 在那個時代，社會革命黨已經開始運轉，該黨由各團體和協會組成，秉承「人民意志」的傳統。社會革命黨黨員將賭注押在農民階層身上，他們認為農民是即將到來的革命的中堅力量。他們提出的解決農民問題的辦法是這樣的：「土地的社會主義化。」他們想徹底消滅私人土地所有制，由整個社會來支配土地。對社會革命黨人而言，對群眾採取行動，最好的工具就是恐怖行為。但學生彼得·卡爾波維奇刺殺公共教育大臣博戈留波夫只是孤狼行動，是一種報復行為，因為法律要求參與「破壞」活動的學生要麼參軍成為普通士兵，要麼最終被驅逐出大學。研究俄國革命運動的一位歷史學家指出，1899年至1902年，博戈留波夫鎮壓學生動亂，由此出現了大量犧牲品：這些人其實都是被逐出大學的學生。結果就是，參與這些動亂的人很快構成了「1905年革命期間所有革命組織的指揮層，無論社會革命黨還是社會民主黨都是如此」。 彼得·卡爾波維奇被處死，針對學生的法律沒有廢除。1901年，至聖治理會議革除了列夫·托爾斯泰的教籍，詛咒這位不抵抗運動的使徒。 1902年4月，因參與騷亂而參軍的斯捷潘·巴爾馬切夫用左輪手槍連開兩槍，擊斃了內政大臣斯皮亞京。這是社會革命黨戰鬥組織的第一次行動。軍事法庭判處剛剛年滿二十一歲的激進分子絞刑。為此，戰鬥組織實施了新的刺殺行動，稱之為「死刑執行」。曾嚴厲鎮壓波爾塔瓦農民的奧博連斯基親王遭到刺殺，下令朝茲拉托烏斯特的罷工工人開槍的烏法總督博格丹諾維奇也被殺。 俄國倒退了三十年。這波新的恐怖浪潮被認為是對當局實施無情政策的回應。1904年11月14日，《新時代》編輯寫道：「我們捫心自問政府是否還有朋友。可以斬釘截鐵地回答：沒有。白痴和傻子、搶劫犯和小偷會有什麼朋友？」當然，亞歷山大·蘇沃林對專制政體忠心耿耿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就連他也對尼古拉二世的政府不滿。自由派的約瑟夫·黑森說過，斯皮亞京遇刺後，他和司法部高級官員、後任內政大臣的伊萬·謝格洛維多夫見過一次面。謝格洛維多夫問相熟的黑森：「您對此怎麼看？」後者回答道：「很恐怖。」他聽見對方說：「恐怖！恐怖啊！這何止是以牙還牙。」內政大臣甚至在政府圈內都不受歡迎。 俄國這個新出現的螺旋上升的恐怖浪潮頗具特點，和警方脫不了干係。 斯皮亞京遇刺後，維亞切斯拉夫·馮·普列維當上了內政大臣。亞歷山大·格拉西莫夫被普列維任命為保衛部彼得堡分處處長，他在移民國外後所寫的回憶錄里描述了自己的老闆：是個有識見的領導，太自我，很強悍，威望高，把國內政治的所有脈絡都掌握在自己手裡。格拉西莫夫寫道，普列維「只認準一個觀念：國內不會有革命。所有這一切都是頭腦想像出來的。工人和農民群眾內心裡都是君主主義者。必須毫不猶豫地壓制煽動者、清除革命者」。 保衛部莫斯科分處處長謝爾蓋·祖巴托夫(1863—1917)計劃以普列維的理論為基礎解決這兩個問題，至少計劃的制訂者是這麼說的。內務部新任大臣任命祖巴托夫擔任警察局特別處處長，讓他負責處理革命問題。他聲稱有人縱火，才會有優秀的消防員。在俄國，警察之所以有效率，都是因為有些人年輕時傾心於各種理論，想要削弱政體。謝爾蓋·祖巴托夫就是其中之一。 祖巴托夫的妙招就是不要把革命看作一個治安問題，而是當作政治問題來處理。他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讓工人歸附專制政體，幫助他們捍衛自己的經濟利益，來對抗資本主義者。彼得·扎瓦爾茲涅是俄國最有名的一個憲兵，後繼祖巴托夫擔任保衛部莫斯科分處處長，他寫道：「謝·祖巴托夫不僅相當強悍，而且性格也異於常人。」扎瓦爾茲涅言簡意賅地對局勢作了一番概述：「俄國沒有健全的全國性組織，祖巴托夫的夢想就是設法創建這樣的組織。從這個原則出發，他的想法就是在工人組織內部，以專制政體、東正教和俄國的民族精神為基礎，將社會主義者在其綱領中宣揚的政治和經濟學說的極少部分內容予以合法化。」 謝爾蓋·祖巴托夫所謂的「警察社會主義」計劃比扎瓦爾茲涅所說的要寬泛得多。1901年，在保衛部莫斯科處，也就是祖巴托夫的秘密保護下，創建了「機器製造業工人互助協會」。同年，在明斯克，祖巴托夫手下的特工組建了「猶太獨立工人黨」。「煽動挑撥的祖師爺」認為除了工人運動之外，還需控制民族運動，他先從猶太人身上入手，20世紀初，猶太人在革命中起到的作用越來越明顯。1904年4月，祖巴托夫理念的支持者在彼得堡設立了「俄國聖彼得堡工廠工人聯盟」，其中，保衛部特工加邦神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和革命做鬥爭的過程中，謝爾蓋·祖巴托夫的政治綱領是其中一個側面。他特別關注如何與革命黨派作鬥爭。祖巴托夫首先是個很出色的警察。他在技術上作了創新，很快就使警方改變了落後狀況，趕上了西歐的同行：對所有遭到逮捕的人都拍照，研究指紋，將任何一個被捕的人進行系統化的登記造冊等。在對革命組織、團體和聯盟進行滲透方面，他甚至大大超越了其他國家的警察。在他看來，秘密警察是制勝的關鍵。他派往革命組織內部的特工並不只是進行觀察。他向招募來的犯人解釋說：「我們會讓你們去追蹤恐怖行為的蛛絲馬跡，再把他們碾碎。」祖巴托夫是個相當出色的招募官，他還會向年輕的憲兵傳授自己的技藝：「先生們，你們必須將搭檔看作自己深愛的女人，你們和搭檔有一層秘密關係。要像保護自己的眼珠一樣保護自己的搭檔。一步不慎，你們就會抬不起頭。」 「搭檔」或「秘密搭檔」這個詞指的是警方的秘密特工，一直使用到20世紀。 謝爾蓋·祖巴托夫在保衛部保守派圈內遇到了抵制，但他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葉夫諾·阿澤夫名為「獵物」，在警方的幫助和控制之下，成了社會革命黨人戰鬥組織的領導人。 身為警方秘密特工的兩名煽動者滲透入革命組織，從而為組織煽動的人提供了大量的可能性。執行保衛部各處處長命令的恐怖分子堪稱強有力的武器，於是人們開始使用這些特工來推廣政治理念，將有礙於推進工作的官員革職，讓各行政部門之間爭吵不再。維亞切斯拉夫·馮·普列維特別醉心於使用「煽動方案」，結果自己反倒成了犧牲品。他同意保衛部的特工阿澤夫擔任戰鬥組織負責人。1904年7月28日，該組織的成員葉戈爾·薩佐諾夫向內政大臣的馬車扔了顆炸彈，把他殺死了。 任職兩年的第二任內政大臣普列維遇刺，讓輿論為之震驚，讓人覺得恐怖分子無所不能，當局虛弱不堪。被任命為內務部負責人的斯維亞托波爾克—米爾斯基宣稱政府想要和社會確立「互信」關係，這個說法受到了歡迎，讓人以為「春天」馬上就要來臨，似乎證明政府害怕了，準備做出讓步。 新任大臣向尼古拉二世提交了一份敕令草案，以期有利於「使內部發生重大變化」。他準備將其他社會階層享有的所有權利都賦予農民，廢除所有針對「舊教徒」的限制。維特提到，1904年11月，皇帝召開了一場咨政會，討論斯維亞托波爾克—米爾斯基的這項計劃，他指出，皇帝的「政治觀」取得了進步。事實上，維特以前對皇帝說過：「這就是社會輿論。」皇帝的答覆是：「社會輿論有什麼好在乎的？」 費了好大勁，沙皇才承認有必要考慮公眾輿論。1904年12月9日，《政府咨文》稱切爾尼戈夫省地方自治局主席給皇帝發去一封電報，針對「一系列與國家整體秩序有關的問題」提出請求。皇帝摩挲著電報：「我發現切爾尼戈夫地方自治局主席的這個行為有些蠻橫無理，不知好歹。國家的問題和地方自治局大會無關，其活動和權利領域受到法律的明確限制。」阿列克謝·蘇沃林將決議文本記在了日記里，說決議「給人留下痛苦和不舒服的印象。就像是在重複『荒誕不經的夢想』這個著名的說法。」大受歡迎的右派報紙《新時代》的編輯驚恐地發現尼古拉二世的理念從1894年以來就沒變過，那年他登上皇位之後，就把地方自治局想要參與國家行動的訴求全都摒棄了。 但環境發生了變化，尼古拉二世也只能承認這一點。報紙都在討論激進的改革計劃。1904年10月，自由派運動和革命黨派的代表齊聚巴黎，決定協調行動，反抗專制政體。同年11月，彼得堡召開地方自治局溫和派人士的大會，他們要求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人身不受侵犯，農民和社會其他階層平等，召開「自由遴選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與立法工作、制定預算、掌控行政部門的活動。 1905年1月9日，星期天，彼得堡的工人發起請願，排成隊列，向冬宮進發，請求沙皇滿足他們的要求：八小時工作制，增加薪水。示威活動的組織者是「俄國工廠工人聯盟」，我們知道領頭者就是格里高利·加邦神父，他是保衛部的特工。「社團」的倡導者、加邦的庇護者謝爾蓋·祖巴托夫堅信，有必要將工人和沙皇聯合起來。可以確定的是，多虧了專制政體，俄國才有可能進步。祖巴托夫喜歡再三重複的是：「伊凡雷帝時期，用的是磔刑和劓刑。尼古拉二世時期，我們已踏上了議會制的門檻。」 「血腥星期天」好似一面放大鏡，將那個時代的特點都放大了開來：保衛部組織的抗議活動；秘密警察特工領導訴求溫和的工人運動，工人宣稱忠於君主制；當局令人匪夷所思的嚴厲態度：向和平示威的人群開槍射擊。依據官方資料，計有96人被殺，333人受傷（其中34人傷重不治）。非官方的來源說有數百人被殺（介於800至1000人之間）。尼古拉二世不在彼得堡。1月9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艱難的一天！工人想向冬宮進發，彼得堡相當混亂。軍隊不得不在城市各處開槍，許多人死傷。」為什麼軍隊不得不「開槍」？這件事始終是個謎。對此有不同的解釋，主要認為是反尼古拉二世的「朋黨陰謀」，目的是用「強有力的沙皇」將他取而代之。近期出版的末代皇帝傳記認為這個版本「吸引人」，但空想成分太重。書中寫道：「在俄國，大家都喜歡陰謀論，但一般情況下，所謂的陰謀純粹就是胡說八道。有些人既沒有去核實某件事情，也沒有去通告某個人……有些人想要自保，就讓軍隊進來，把沙皇帶離彼得堡……通常情況下，最常見的就是因為愚蠢和怠惰，可怕的大事件才會發生。」1993年，俄羅斯的歷史學家也是這麼來思考「血腥星期天」的。當時有人說，手無寸鐵的人群舉著聖像，唱著聖歌前去找沙皇的時候，竟然遭到掃射，這讓所有人都始料不及。「開槍射擊表明政權在力量上超過了手無寸鐵的人群，但其政權的根基也已開始動搖。」 1904年12月底，得知旅順港陷落，反政府的趨勢便愈發明顯。1905年初就發生了「血腥星期天」，2月4日在莫斯科，謝爾蓋·亞歷山大多維奇大公（尼古拉二世的叔叔）被戰鬥組織的一名成員暗殺。激進分子伊萬·卡里亞耶夫很快便遭到了重判：5月10日被絞刑處死。對普列維、葉戈爾·薩佐諾夫的刺殺沒被判處死刑，但被判處終身苦役。從量刑上的區別可以看出，政權已不知該如何選擇一項政策來抵禦革命了。 1月9日之後，內政大臣「自由派」斯維亞托波爾克—米爾斯基遭辭退，取代他的是亞歷山大·布雷金。同時，「為了維持國家秩序和公共安全」，還設立了聖彼得堡總督一職，賦予其特殊權力。尼古拉二世讓資歷老的莫斯科警察局長德米特里·特列波夫將軍擔任此職。帝國的所有警力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特列波夫將軍是以一道命令進入歷史的，他命令警察驅散示威的工人：「不要吝惜子彈！」 特列波夫將軍獲選表明他贏得了皇帝的信任。但重要的並不是這個維持秩序的人個性如何，而是同時任命兩名內政大臣這件事；照同時代人的解釋，重要的是一個大臣和一個獨裁者。1905年2月18日這一天，頒發了三個自相矛盾的政府法令：帝國發布聲明呼籲「各階層、各行業的群眾真心實意」地幫助政府消滅暴亂分子，對動亂說不；元老院的一則敕令命令大臣會議審視和研究由各協會和個人提交的國家改革計劃；皇帝頒布詔書，命令內政大臣必須邀請人民代表參與「籌備工作，檢視法律提案」。 在這份詔書中，皇帝第一次公開表示同意召開代表大會。但聲明卻又斷言專制權力不可觸犯。2月底傳來消息，俄軍在奉天遭遇慘敗。 革命不停地將各階層群眾聚集起來。 農民焚燒貴族的產業，也就是所謂的「鄉村動亂」。工人組織罷工，街頭髮生示威遊行，轉化為和警方的衝突。1905年夏，「塔夫利波將金親王號」裝甲艦發生兵變。軍艦上升起了紅旗，後來成了1905年革命的象徵。自由派知識分子階層快速「左轉」。整個俄國誕生了大量職業聯合會：工程師聯合會、技術員聯合會、律師聯合會、醫生聯合會、農學家聯合會、統計師聯合會等等。1905年5月初，莫斯科召開職業組織代表大會，建立了「聯合會之聯盟」，並制定了一項政治綱領：要求召開制憲大會。政府六神無主，忽而右轉，忽而左轉。最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特列波夫將軍突然同意恢復大學自治，從而滿足了教師和學生的訴求。大學此後就享有了治外法權（警方無權入校），成為城市革命運動的中心。 邊遠地區，如波蘭王國、波羅的海諸省、西南地區（小俄羅斯）、西伯利亞、高加索、芬蘭、中亞都有火情。在其中的任何地區，革命運動都發生了特殊的變化。我們說過，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曾解釋，俄國的領土擴張是出於政治需要，他認為和日本的衝突是「俄國最具災難性和最難以令人忍受的戰爭」；但他認為滿洲北部「對於包圍東西伯利亞和濱海邊疆地區必不可少」。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清晰地看出了帝國的軟肋。 西部和東部的邊遠地區革命運動的性質差異巨大，主要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在波蘭、芬蘭以及波羅的海諸省部分地區，民族主義口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高加索和中亞地區，和小俄羅斯及中部地區一樣，農民問題最重要。 與革命做鬥爭的一個好用的技術就是挑起民族紛爭。警方就組織了屠殺猶太人。1905年8月，巴庫和舒沙發生了真正的大屠殺。亞美尼亞人和亞塞拜然人的衝突，導致兩地共有數百人死亡，後者當時被視為韃靼人。這些血腥的衝突，因死亡人數眾多，引發時人震驚，也同樣引起了歷史學家的注意。 邊遠地區和中央一樣，反擊革命的重要武器就是軍隊。芬蘭大公國恢復自治之後，便獲得了平靜。謝爾蓋·維特在描述該國的局勢時列舉道：「波羅的海諸省……幾乎被包圍在內，維爾紐斯軍事地區的軍隊已做好開戰的準備……高加索的全部地區和城市都在爆發騷亂……波蘭王國幾乎全國都在暴亂，但革命尚未成氣候，只局限於外圍某些地方，因為那兒的軍隊還相當強大，斯卡隆總督還在那兒，他儘管算不上能力出眾，但表現得很英勇……」 這位政治家得出的結論是：有的地區權力還掌握在做事堅定不動搖的總督手上，革命運動就不會擴散開來；有的地區，權力握在優柔寡斷者的手上，就會發生起義。「因此，在高加索地區，沃龍佐夫—達什科夫伯爵採取的政策就會導致反革命措施和極端自由的措施一直交替出現。」 1905年10月，革命黨派和職業聯合會組織了俄國歷史上第一場政治層面的總罷工，鐵路將他們聯結在了一起。10月19日，尼古拉二世給母親去信：「……當然，你對1月份我們在皇村一起度過的日子還有記憶……可是，和今日相比，這樣的日子已經不再。莫斯科周邊鐵路工人開始罷工，很快就擴散到了整個俄國。彼得堡和莫斯科被內部諸省隔斷……鐵路工人罷工之後，又擴展到了工廠工人罷工，隨後，甚至城裡的行政機關也開始罷工了。這樣的奇恥大辱，你能想像得出來嗎？……到處都在罷工，城裡的警察也有問題，哥薩克和士兵被殺，一片混亂，處處都在騷亂……」 尼古拉二世還可以加上一筆，即彼得堡誕生的工人代表蘇維埃領導了總罷工，第二個權力開始嶄露頭角。當時的政治語彙中出現了「阿刻戎河」這個詞，那是借用自希臘神話的詞彙。俄國的政治家和政論家認為革命運動是一條地獄之河，波浪有可能會淹沒一切，淹沒整個世界。革命轉變成了兩種恐怖力量，即專制權力和「阿刻戎河」之間的衝突。儘管害怕後者的波浪會拍打到他們身上，但自由主義浪潮仍然視專制政體為自己的大敵。瓦西里·馬克拉科夫回憶道：「自由主義便認為自己不得不依靠……阿刻戎河。」 移民國外的自由派人士約瑟夫·黑森提到1905年的事件，勾勒出革命甚囂塵上的可怕圖景：「遭遣散的部隊使遠東地區一片混亂，他們所到之處一片狼藉。該上絞架的壞蛋受地方政府的資助，在城裡大肆屠殺猶太人和知識分子。革命黨用炸彈和左輪手槍襲擊警察和憲兵。如今可以看出，在社會運動的過程中，挑撥煽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很難想像罷工的組織，還有莫斯科12月軍隊的起義，若是沒有他們插手，竟會成功。」 1905年12月莫斯科爆發的軍隊起義達到了革命的最高點，將會長時間撼動國家，但也會不可避免地失去其效力。尼古拉二世做了一個將會讓他付出慘重代價的決定，兩天後，他寫信給母親：「這幾天來，特別難熬，我一直在和維特見面。我們從上午一直談到晚上，夜色漆黑。必須在兩條道路中選擇：要麼任命一名能幹的軍人不惜一切代價鎮壓暴亂；要麼賦予民眾公民權，也就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組建工會自由等等。此外，還必須通過國家杜馬通過所有的法律草案……這就等於是在制定憲法了。維特堅決支持走這條路。我交談過的所有人也都給出了和維特相同的答案。」1905年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簽署聲明，標誌著俄國的專制政權壽終正寢。 尼古拉二世在信中講述了聲明的內容：公民權利和召集議會——杜馬。大眾先是欣喜若狂，但很快就陷入失望。革命黨人發現他們獲得的東西很少，專制政體的支持者則對政府對「議會制」做出如此大的讓步憤懣不已。尼古拉二世本人也對這部從他手中奪走權力的「憲法」感到憤怒。 15 設立杜馬的君主制 立憲君主制是唯一一種和平改變國家的方式。 ——瓦西里·馬克拉科夫 1905年10月，俄國第一個合法註冊的政黨是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立憲民主黨。很快，該黨就改名為人民自由黨，但人們仍然稱其為立憲民主黨。立憲民主黨的黨首是歷史學家帕維爾·米留科夫。法學家瓦西里·馬克拉科夫為該黨右翼領導人。而對米留科夫而言，1905年的革命黨人則是「左翼」，馬克拉科夫覺得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在不動用革命手段的情況下，將俄國轉變成立憲君主制。在該國持此種觀點的人並不多。 尼古拉二世發布的聲明同意創建大臣會議。主席是維特伯爵，他也是俄國歷史上首位首相。維特政府給自己設定的首要任務就是籌備杜馬選舉，在軍隊的協助下鎮壓「叛亂」。他求助於軍隊來壓制莫斯科的起義，西伯利亞、鐵路沿線、大城市以及波羅的海諸國都有懲戒隊在行動。在波蘭，維特判斷必須確立戰時狀態，因為他認為波蘭王國正處於「無政府狀態之中」。 在首相看來，時局已到一觸即發的狀態：對日戰爭將軍隊都集中到了遠東地區，儘管邊遠地區尚有一些部隊，中部卻兵力虛弱。必須將外貝加爾山脈的部隊緊急轉運至中部各省，但鐵路工人罷工阻斷了部隊的調動。1905年12月26日，維特給西伯利亞軍區軍隊指揮官蘇霍金將軍發去電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恢復西伯利亞鐵路秩序，消滅西伯利亞各大核心區域的革命組織。」 莫斯科起義令謝爾蓋·維特相當震驚，但他仍然始終不慌不忙，認為必須對義軍採取極端措施。1906年1月23日，他向沙皇匯報：「陛下，繆勒—扎克梅爾斯基將軍派人傳話說，赤塔已不戰而降。但事情怎麼能就到此為止了呢？在下謹請您注意，我認為，必須刻不容緩地將犯罪分子送交軍事法庭……」 首相的請求讓尼古拉二世陷入了困惑之中。他給母親去信：「自莫斯科事件（皇帝指的是1905年12月的暴亂）以來，維特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他現在想把所有人都給槍斃了！」但維特所謂要悉數懲罰讓皇帝難堪的革命者的說法並不果決。對想要恢復國內秩序的人，尼古拉二世向來都會熱烈支持。只是，尼古拉對謝爾蓋·維特絲毫沒有好感，他在給母親的信中繼續說道：「我從沒見過這樣的變色龍，沒人能像他那樣信仰說變就變。多虧了他這個性格，現在已經沒人，或者說幾乎沒人會相信他了，或許除了國外的猶太人，在所有人的眼裡他都已經破產了吧……」 謝爾蓋·維特想要壓製革命，認為必須這麼做，他也認為可能的話，有必要實施改革，使國家現代化。政府委員會正在著手準備實施農業改革，但真正實行則要到下一任首相任上了。維特政府還制定了選舉法，1905年12月11日通過了該法。相比於1905年8月6日的法律，新法稍微擴大了「民眾代表」的人數。10月17日的聲明承諾「讓事實上被完全剝奪選舉權的民眾階層……參與至杜馬中來」。新法信守了這個承諾，除了設立有產者、城市、農民議團之外，還設立了工人議團。選舉既非直接選舉、平等選舉，亦非普選。但第一次，相當數量的民眾還是將自己的代表送入了立法大會。 對謝爾蓋·維特而言，政府準備的法律文本並沒有對8月6日法律存在的大「缺陷」（他用的就是這個詞）作出任何修正，所謂的缺陷就是指該法的農民特色。立法者很清楚尼古拉二世的想法，照後者的說法，「權力不能僅依賴農民階層，也就是傳統意義上忠於專制政體的階層」。最終選出了一個極「左」的杜馬。1906年4月15日，沙皇指責維特：「我有種感覺，如果杜馬太極端，那並不是因為政府的壓制，而是因為……當局完全沒有參與至選舉運動中，而這在其他國家根本不可想像。」 關於「選舉運動」這一點，尼古拉二世說得完全沒錯。但他對謝爾蓋·維特的指責遮蔽了他對「人民」的失望以及對首相的惱怒之情，而後者也已瀕臨崩潰。4月16日，維特從皇帝的手中接過一封信，通知他已被「解除現有職務」。維特擔任政府首腦六個月，引發了所有人的不滿。領導層認為他是「共濟會」，是猶太人的庇護者。輿論指責他是因為他強力鎮壓革命者，因為他對反動團體毫不作為，而動盪時期，這些反動團體的重要性卻在與日俱增。 但維特遭解職的主要原因還是尼古拉二世對他的不滿。維特伯爵不是自由主義者。作為政治家，他很清楚實施某些改革的必要性，但他是強力政府的支持者。他在提到當時國家面臨的形勢時說：「如果亞歷山大三世還活著，這些事一概都不會發生。」維特從財政大臣的位置上下來之後，尼古拉二世還會請教維特，因為皇帝需要他。但兩人交談時，他無法忍受這位大臣學究式的、高高在上的語氣。當維特準備向沙皇提建議的時候，後者就會回道：「謝爾蓋·尤里耶維奇，您忘了我已經三十八歲了吧。」 皇帝及其首相之間的緊張關係大大超越了個人之間普通的厭惡之情。維特政府時期擔任內政大臣的彼得·杜爾諾沃是個堅定的君主主義者和右派，他認為尼古拉二世是個「虛弱無力的專制君主」。 維特下台幾天之後，沙皇在1906年4月27日批准通過的「國家基本法」上籤了名。其實，「國家基本法」就是憲法，但是沒用這個詞，因為用了憲法，就意味著限制了專制權力。「基本法」宣稱「至高無上的專制權力」為皇帝所有，但該法也提到了國民所享有的權利和責任，同時「基本法」也同意設立國家會議和國家杜馬。第44條，「若無國家會議（類似於『上議院』）和杜馬的批准，任何新法均不可生效」。 「基本法」將俄國轉變成了設有杜馬的君主制，專制權力必須學會和議會共存。後者的存在讓皇帝最心痛。美國歷史學家馬丁·馬利亞認為謝爾蓋·維特及其繼任者彼得·斯托雷平都是「小俾斯麥」或「沒有威廉一世的俾斯麥」。 皇帝在給維特的告別信中只寫到了首相的一次勝利：「借款處理得很好。」尼古拉二世寫道，這是「你的行動中最美麗的篇章。政府在道德上取得了了不起的勝利，保證了俄國的未來安寧與和平發展」。 對日戰爭和革命的震動對俄國的財政造成了相當嚴厲的打擊。必須要有錢。對俄國而言，法國就是個龐大的市場。銀行業的「基督徒群體」由巴黎銀行和低地國家銀行領銜，其負責人是E.奈茨蘭，謝爾蓋·維特找他們談了話。第二個群體是「猶太人」，由羅斯柴爾德領銜，他們準備貸款給俄國，條件是猶太人的境遇必須得到改善。維特不願將金錢上的生意和「猶太問題」聯繫起來，他也知道尼古拉二世在這件事上的立場。法國銀行家親自出面將英國、荷蘭、奧地利、德國、美國及俄國富翁吸引進外國金融家的「銀行團」內。 獲取貸款這個難題當然屬於金融領域，但尤其屬於外交範疇。1906年1月，在阿爾赫西拉斯（西班牙）召開的討論摩洛哥的大會上，俄國堅定支持法國，反對德國。作為報復，威廉二世下令不得向俄國貸款，德國銀行家也都謹遵其命。美國的摩根也隨後跟進。德國統計學家魯道夫·馬丁的著作預測俄國會在對日戰爭中落敗，俄羅斯帝國會不可避免地垮台，而這也就成了德國銀行家拒絕貸款的理論基礎。 魯道夫·馬丁的論點從兩個方面展開。首先，他提到了德國政治經濟學歷史學派的創建者威廉·羅謝爾的政治經濟觀點，對後者而言，向外國貸款只會增強貸款國的實力。1894年，他寫道：「在向外貸款的情況下，國家已經擁有優勢，國內資本仍然以儲備金的形式原封未動地存在著。」羅謝爾還說俄國的債權人大多都在其國境外，因此俄國在遇到財政困難時，有可能會宣告破產，由此就會對同意發放貸款給它的那些人造成沉重的打擊。馬丁深信俄國肯定會破產，他的第二個論點是法國會受到打擊，因為法國有一百多億法郎由俄國國家擔保。 魯道夫·馬丁認為：法國會同意借款給俄國！這對法國人和俄國人而言都不是好事，對德國而言則是好事。 謝爾蓋·維特想要獲取275萬法郎，但由於「德國和摩根的背信棄義」，只得到了222萬法郎（843750000盧布），年息為6%。但維特自豪地指出，「從各民族歷史上來看，這是外國獲得的最大一筆貸款……可以使帝國政府熬過1906年至1910年的所有波折，有了這筆儲備金，再加上外貝加爾山脈的部隊返回，就能用實際行動恢復秩序，讓政權重拾信心」。 時年六十七歲的伊萬·戈列梅金在被任命為首相，取代維特之後，花了兩個半月的時間，證明了自己的無能。隨後尼古拉二世讓當時的薩拉托夫省省長彼得·斯托雷平負責「恢復秩序」。斯托雷平花了五年時間，讓俄國漸漸習慣了這一新的國家體制：設有杜馬的君主制。 這位大臣會議新任主席比起前任都要年輕：正好四十四歲。他出身於舊貴族家庭，和維特不同的是，他雖然被人認為是「自由派」，卻屬於宮廷人士，而且他雖然擔任政府首腦，但卻沒在彼得堡當過官。他先在彼得堡大學的數學和物理系學習，後寫了一篇農業論文，進入內務部任職。在1889年至1902年的十三年間，他當過貴族長，在帝國西部邊遠地區的科夫諾擔任調停者大會主席。1902年，他被任命為格羅德諾省省長，一年後，轉任薩拉托夫省省長。他從而成了該國最年輕的省長。 薩拉托夫省是鄉村動盪的主要發源地。彼得·斯托雷平展現了自己的行政管理才能，而且勇氣可嘉；他相對快速地讓自己負責管理的地區平靜下來。薩拉托夫省的事態吸引了沙皇的注意。斯托雷平被任命為戈列梅金政府的內政大臣，舊官僚遭辭退後，他又擔任了大臣會議主席，同時繼續留任內政大臣一職。 有人將一句話放在了其實沒說這句話的斯托雷平身上：「先平息，再改革。」事實上，這句話也確實是新任政府首腦的方針，但過於簡化了。雖然革命未曾意識到自己已被戰勝，但實情就是如此。斯托雷平在自己的第一份公開宣言中，提到了國家的形勢：「二十年間，革命運動風起雲湧。從今年春天起，革命愈發得到了強化。」大臣會議主席列舉道：「塞瓦斯托波爾、芬蘭堡、列瓦爾港、喀琅施塔得的兵變，先是殺害官員和警官，再發動襲擊，進行劫掠。」斯托雷平上任還不到一個月時間，「多數派」就炸毀了首相在阿普傑卡爾斯基島的別墅：其女兒和兒子身受重傷，此次刺殺造成二十七死、三十三傷。「平息」看來得再加大力度。 於是，他開始鎮壓暴亂。做法很簡單，「先平息，再改革」，事實上，斯托雷平將兩者結合在了一起：與革命做鬥爭的時候，調整改革計劃，準備落實改革。 當時大部分人都對彼得·斯托雷平的政策持負面態度。社會上的左翼認為他是革命的敵人，右翼認為他是激進的改革者。瓦西里·馬克拉科夫是第二和第三屆杜馬最為傑出的演說家，他宣揚立憲民主黨的理念，從而成為斯托雷平意識形態上的對手，後來過了很久才官復原職，1954年，他寫道：「用今天的話來說，通常可以這麼看待斯托雷平的政策，即『用右手實施左翼政策』。」 馬克拉科夫所說的「左翼」政策指的是改革政策。不過，斯托雷平的大名後來很久仍被等同於反革命恐怖行為。他所領導的政府，其所作所為都被描述成「血腥的旋風」。斯托雷平的名字主要還和1906年8月19日頒布的軍事法庭法相連，若出現「相當明顯的犯罪行為，無須再做調查，也無須在可進行抗辯的軍事法庭上控告被告，（總督）即可在戰時適用本有效法律」。 特別法庭後來運行了七個月，給當時的人留下了極深遠的印象。親歷了農民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瓦西里·馬克拉科夫寫道：「1906年，人們還沒返回到這樣的野蠻狀態，死刑仍令人百感交集。」 一位蘇聯歷史學家列出了1824年至1917年俄國因政治原因而被判死刑並被處死的人的名單。他的計算結果是，「斯托雷平及其小集團」（「大臣—劊子手」一章）「處死了5000多人(1906—1911)」。但還有另一個數字也必須考慮進去：1906年至1907年，激進分子殺害且毀傷致殘的有4500人。1905至1907年間，「左翼暴行」的受害者總人數超過了9000人。 「右翼暴行」導致局勢更為惡化。1905年10月創建，由杜布羅文博士領導的俄羅斯人民聯盟組織了屠殺猶太人，對「俄國的敵人」搞政治暗殺：第一屆杜馬的立憲民主黨代表赫爾岑斯坦和約羅斯都遭到了暗殺，還有一起針對維特的暗殺。 受害者如此眾多，卻並沒有刷新公眾對革命的希望：後者會滿足社會各階層最微小的訴求。革命被認為是一種善行，革命者之死乃是必要的犧牲，讓未來更美好，也可以讓代表反動勢力的內在的惡昭然若揭。革命英雄主義瀰漫在時代的空氣里。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是當時最受歡迎的作家，他的《七個被絞死的人》頌揚了激進分子以及死於當局之手的受害者的深刻人性。保衛部彼得堡處處長格拉西莫夫將軍逮捕了一群激進分子，其中有兩名女性。他在回憶錄里援引了檢察官的話，而檢察官的職責就是幫助處死激進分子：「必須了解這些人會怎麼死去……沒有一絲嘆息，沒有一絲悔恨，沒有一句祈禱，沒有絲毫的脆弱……他們登上絞刑架，嘴角揚著笑容。這都是真正的英雄。」 當時另一個受歡迎的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也講到了英雄們的英雄主義情懷。人們到處都在說著《獵鷹之歌》里的話：「我們為勇者的癲狂唱誦讚歌！勇者的癲狂乃是生活的智慧！」高爾基大聲宣稱癲狂就是智慧，成功地表明「獵鷹」英勇的死亡遠高於「游蛇」在塵世上卑微的生存。生活的最高目標就是建功立業，這樣的英雄行為和革命相近。 1906年4月27日召開的第一屆杜馬讓選舉法的制定者大為失望，他們和沙皇一樣，以為農民會成為君主制的有利依靠。杜馬太「左」，連進步主義媒體都稱之為「人民公社杜馬」。社會民主黨抵制選舉（後來承認這是一個錯誤），勝利的黨派是立憲民主黨，在478個席位中占據179席，之後是農民黨團，占據97席。 約瑟夫·黑森說過，立憲民主黨的報紙是這麼說杜馬的召開的：「歷史會留存俄國人民光輝時刻的光輝記憶……這是我國生活新時代的最初時刻。」但他也承認，「從明天起，杜馬和政府之間將發生一場你死我活的公開戰爭」。立憲民主黨在選舉中大獲全勝，輕易就奪取了權力。他們在寫給尼古拉二世的計劃書中，要求廢除「第二院」（國家大臣會議），創建對杜馬負責的政府，他們沒用「立法院」這個說法，而是用了「立法權」一詞。 瓦西里·馬克拉科夫在評估了黨內同志的行為之後觀察到，在第一屆杜馬中，他們是反對憲法（「基本法」）的。立憲民主黨堅持將「人民意志」放在法律之上，但又接受專制政體的原則，將沙皇意志放在了法律之上。這兩種傾向都想要創建俄國的法制。可是，1906年春，如馬克拉科夫所說，尼古拉二世想要「忠實扮演立憲君主的新角色」，而立憲民主黨也受到勝利的激勵，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和身上的責任。彼得·斯托雷平以戈列梅金政府的名義，和立憲民主黨黨首帕維爾·米留科夫進行協商。他提議杜馬議員進入政府，但對戰爭大臣、海軍大臣、宮廷大臣和內政大臣的任命仍是皇帝的職責。斯托雷平毫不掩飾，說自己將會負責內政事務。米留科夫對此斷然拒絕。 前內政大臣特列波夫被任命為宮廷元帥，也站在他這一邊進行磋商，他這麼做就是為了讓斯托雷平及其提議失信。他同意政府完全由杜馬議員構成的觀點。特列波夫將軍之所以提出這個陰險的計劃，是因為他確信立憲民主黨內閣將會和皇帝發生激烈的衝突，皇帝會被迫任命一名軍事獨裁者。他曾說過「別吝惜子彈」，現在他就準備擔任這個職務。 協商不成，杜馬和政府無法合作，導致議會在成立之後不到三個月便被解散了。瓦西里·馬克拉科夫回首往事，這樣概括了當時的形勢：立憲民主黨作為勝利者，要求政府投降。解散杜馬和任命彼得·斯托雷平擔任首相一職是當局做出的回應。立憲民主黨似乎在國內並不擁有真正的權力。失去委任之後，議員們便齊聚維堡，草擬「維堡呼籲書」，促使人民進行「消極抵抗」。馬克拉科夫寫道，無法「想像還有比這更不幸、更無用的舉措了。這一招既無法激勵任何人，也無法嚇唬任何人……」 新的選舉讓杜馬變得比第一屆更左。社會民主黨人脫穎而出，占據了65席；與社會革命黨人（有37名代表）關係密切的「勞動黨」則有104名成員。「左翼集團」在杜馬內部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共占518席。但對只占99席的立憲民主黨來說就是個挫折。「右翼集團」，如「十月黨」的保守分子和「黑色百人團」，占據54席。餘下的席位則由小黨團的代表占據，這些小黨團會隨心所欲地改變觀點。 第二屆杜馬和第一屆一樣，瀰漫著不耐煩的氣息。第二屆杜馬和政府再次發生衝突，這屆杜馬認為自己才代表了「人民意志」。阿列克謝·蘇沃林在日記中寫道：「杜馬里根本就沒人。匪徒，搞破壞的人如雲，但沒人能夠統治……」《新時代》的編輯在論及被人民選出的人的精神狀態時說：「杜馬喜歡大肆羞辱各部大臣。有個議員說：『我不害怕城裡的警察，對大臣就更不怕了。他們才應該感到害怕。』」 解散第一屆杜馬和選舉第二屆杜馬將彼得·斯托雷平放到了俄國舞台的台前。一方面，他擔任的是大臣會議主席；另一方面，也許是更重要的方面，他是俄國唯一一位擁有出色演講口才的大臣，這讓他能挑戰杜馬里那些能言善辯的人。由於感覺到「左翼集團」的壓力，再加上立憲民主黨對前者的推波助瀾，斯托雷平覺得有必要讓那些議員對城市警察和大臣感到畏懼，於是他滿懷信心地大膽給出了回應：「你們嚇不倒我們！」 首相的警告針對的是杜馬內大多數中左派議員，後者千方百計想要阻撓改革，認為改革來得太遲，而且也不充分。但激進的反動派也在大力反對斯托雷平的政策和他本人。其中一個就是由杜布羅文出版的機關報《俄國旗幟報》。面對首相的挑戰，杜布羅文的報紙宣稱：「但願斯托雷平知道俄國的東正教人民對他說的『你們嚇不倒我們』這句話只會報以嗤笑。我們再也不能允許用承諾的外國憲法和立憲民主黨的胡言亂語來讓俄國公民昏昏欲睡了。不，一切都已表明，和現在的斯托雷平政府進行政治大清算的時刻已經到來。」 如果「右翼」並未出其不意地得到皇帝的支持，《俄國旗幟報》在面對「左翼」的攻勢時，也只能站穩腳跟而已。1907年6月4日，尼古拉二世給俄羅斯人民聯盟主席杜布羅文發去一封電報：「謹向俄羅斯人民聯盟的主席和所有成員宣布，他們向我表達了自己的感情，我對他們想要輔佐皇室，為親愛的祖國著想的忠誠和熱忱之心聊表謝意。我保證，如今，所有真正忠誠於我、深愛祖國的俄國人都會緊密地團結在皇座的周圍。通過不斷地擴大隊伍，他們就能幫助我讓我們偉大神聖的俄國再次恢復和平，改善我們偉大的人民的命運。但願俄羅斯人民聯盟能真正地支持我。但願你們能為全人類服務，任何時候都能成為合法和秩序的楷模。尼古拉。」 這篇寫給「黑色百人團」組織的讚詞太出其不意，頌揚得太過分，結果使得阿列克謝·蘇沃林認為那是份偽作，雖然他是個君主主義者，但並沒將這封電報刊登在他主辦的《新時代報》上。他在日記中不無悲哀地寫道：「我們的君主為自己找到了一個美好的政黨。」 第二屆杜馬解散之後，尼古拉二世給杜布羅文寄去了這份電報。第二屆杜馬也沒比第一屆杜馬持續的時間長：1907年6月3日，由於違反10月17日宣言，政府禁止了這屆杜馬。尼古拉二世一下子又不喜歡這屆杜馬了。彼得·斯托雷平還在想著怎麼合作，而「子弟黨」沒有這個意願。因此大多數議員不願譴責革命，卻都願意去譴責右翼的暴行，或者說是「政府的恐怖暴行」。解散杜馬的藉口是杜馬拒絕將社會民主黨議員交給警方，警方此前在軍隊中遇見該政治組織的代表，於是就逮捕了他們。現實中確實存在這樣的聯繫，但為了推動警方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保衛部彼得堡分處便命人去煽動挑撥，把議員們來了個「瓮中捉鱉」。 第二屆杜馬議員瓦西里·馬克拉科夫對當局的這次「奪權行動」（指解散議會）給出了另一種解釋：議會並未如斯托雷平所願，它拒絕處理俄國的大問題，也就是農民問題。 第二屆杜馬的解散並不意味著俄國「議會制」的終結。已經確定會進行第三屆杜馬的選舉。新議會必須於1907年11月1日召開。但前兩屆議會的經驗讓政府吸取了教訓，從而修改了選舉法。政府在逐漸適應議會體制，試圖在行政權和立法權之間找到合作之道。第三屆杜馬內部，右翼既有大地主代表，也有最極端的民族主義代表，共獲得33.2%的票數；10月17日黨捍衛的是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占34.8%；立憲民主黨失去了在前兩屆議會中的領導地位。新的選舉法大大限制了少數民族的權利。革命黨派在第三屆杜馬也有代表，其中就有布爾什維克（其中四人加入了社會民主黨）。 馬丁·馬利亞是如此概述當時局勢的：「1907年之後，俄國就有普魯士類型的議會存在了，議會由保守分子領導，可以和仍然相對開放的專制政體合作。」當時有一個心懷敵意的人作了一些預言，但沒有成真。1906年，《俄國的未來》一書的作者是這麼寫的：「俄國革命比法國革命持續的時間更長。但國家杜馬後來很快就成了瘋人院……在接下來幾年，俄國國家杜馬的會議會令人想起制憲會議，著實讓人震驚。」 第三屆杜馬一直持續到其委任期結束，之後就開始了第四屆，直到1917年才選出這一屆。之後，要到1993年才會成立杜馬。 廣泛全面分析俄國革命的十卷本《紅輪》的作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講到了1907年6月3日的「奪權行動」：「……為了保存杜馬，就必須(……)修改選舉法。即便是下達敕令要求修改，但這麼做仍然是非法的，因為宣言還在。但這是唯一一種可以讓議會運轉起來的方式。」 第一次發表政府講話時，斯托雷平提出了一個龐大的改革計劃，如取消加諸各群體身上的限制，不得對其刁難，轉變自治方式，設立地方法庭、收入稅等。在所有這些改變當中，彼得·斯托雷平將解決農民問題放在了最核心的地位。無論是第一屆杜馬還是第二屆，都不願去操心這個事，只是提出建議，要求沒收貴族土地。 趁著第一屆杜馬解散、第二屆杜馬選舉之間的當口，斯托雷平採取了一些措施（基本法第87條賦予了他這項權利），改變了農民在俄國的狀況。1906年10月5日，頒布敕令，將農民放在了和其他社會階層同等的地位上。1906年11月9日的敕令賦予農民離開村社的權利，但同時又保留他們當下擁有的土地。其他所有的敕令都涉及了農民問題的方方面面。但第二屆杜馬拒絕將這些特別敕令轉變成法律。 杜馬農業委員會成員、立憲民主黨黨員切爾諾科夫和斯托雷平交談之後，向該黨的代表進行匯報：「斯托雷平對農業問題已經完全不知所措。他說：『以前我只相信，若想拯救俄國，就必須取消村社；現在我更堅信這一點。若非如此，任何憲法對俄國都不會有任何用處。』」在第二屆杜馬開會期間捍衛11月9日法律的彼得·斯托雷平宣稱該法「只是取消農民對村社的強制依附關係，由此將個體從與人的自由概念和人的勞作概念不相容的奴役狀態中抽取出來」。杜馬的左派多數派拒絕批准這項法律，右派少數派也是如此，但理由不同。 關於農民土地所有權的法律是到第三屆杜馬才通過的，1910年6月14日獲尼古拉二世批准。左派議員、立憲民主黨和右派大多數議員表達了反對。大多數同意通過該項法律的議員都是「十月黨人」，他們得到了溫和右派和民族主義團體（如波蘭「科沃派」）的支持。 當時的文件、同時代的親歷證詞、歷史學家的分析都可以讓人一窺俄國「農民問題」不可思議的複雜性。20世紀末的事件具有極強的現實性，有助於更好地理解世紀初的那些事件。從1906年至1916年這十年可以看出，相當部分的農民都想擺脫村社的束縛，獲得自由耕作者的地位。1916年，近兩百萬家庭離開米爾，前往農莊，即村莊外的農場，或作為獨立的地產主，仍然留在村莊的外圍地帶。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之後，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並未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消失。後繼者也絲毫沒有鼓勵耕作者進入個體耕作的世界。當時出現了勢力強大的遊說集團，由集體農莊的主席和國營農場的經理組成，他們千方百計地反對制定農業改制的法律，不願意讓耕作者以個體的形式勞作。杜馬中農業黨的一個領導人瓦西里·斯塔羅杜布采夫言簡意賅地講述了自己的綱領：「不應存在土地私有制。土地不能成為商業的對像。」這個聲明是寫給亞歷山大·普羅哈諾夫的，此人是周報《明日報》的出版人，與之相比，阿列克謝·蘇沃林的《新時代》簡直就像左派出版物。亞歷山大·普羅哈諾夫闡述了土地的「俄羅斯概念」：「土地屬於上帝，土地屬於人民，土地不屬於任何人，它屬於國家，很神聖，人類在上面休養生息……」 1995年，土地私有制的反對者一字一句地複述了九十年前彼得·斯托雷平的無數敵人所持的論點。1907年11月16日，斯托雷平在陳述自己的農業改革計劃時，對所有「俄羅斯概念」的支持者（無論什麼時代）作出了回答：「只要農民仍然貧窮，只要他們還無法享受到土地為個體所有，只要他們還被村社的鉗子緊緊鉗住，那他們就仍然是奴隸，任何成文法都無法讓他們享受到公民自由的好處。」 身為君主主義者和保守派人士的彼得·斯托雷平認為，只要將公民自由、國家意義、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就能出現「真正的自由」；而傳達這種「真正自由」的就是「小地主……勞動者，他們擁有個人的尊嚴感」，為村莊帶去「文化、教育和滿足感」。 將沒有土地的農民轉運至烏拉爾山以外（西伯利亞、遠東、中亞），是斯托雷平農業改革計劃的重要構成部分。1906年至1913年間，約350萬農民就這樣越過了烏拉爾山脈。 首相成為右派和左派的攻擊目標，因為他的計劃「著重於強者」。斯托雷平的反對者援引了1908年12月5日他在杜馬的講話。面對有人說農民嗜酒，把全部土地都喝沒了，以此來散布恐慌情緒的說法，斯托雷平是這麼回答的：「當我們在為整個國家制定法律的時候，頭腦中所想的必須是強者和智者，而非弱者和酗酒者。」左派由此聲稱斯托雷平著重考慮的是「富農剝削者」，右派則說他「在鄉村引發分裂」，意思就是說他反俄羅斯、反國家。 彼得·斯托雷平提出反駁，指出「強者在俄國占大多數」。毫無疑問，農業改革所提供的可能性首先吸引的就是最活躍的人，他們擁有主動性，是最「強」的農民：必須要果斷，擁有強大的個性，才能掙脫米爾束縛，放棄自己的小塊土地，前往一萬公里外茫無邊際的西伯利亞，開始新的生活。法國經濟學家埃德蒙·泰利1913年前往俄國，他提到這個國家在六年的時間裡(1906—1912)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指出國家給予了極大的幫助，尤其是在給農民分攤土地、向農民貸款方面。這位法國觀察者認為：「還要再等上二十年，1861年解放農民期間授予村社的1.3億公頃土地才會最終轉變成私人財產……不過，如今推動的力度很大，改革全面成功這一點毋庸置疑。」 不能排除的是，埃德蒙·泰利已聽說過彼得·斯托雷平那些有名的話：「給我二十年，我就能改變俄國的面貌。」 斯托雷平的行動結出了果實；1907年，最後幾處火源熄滅了；第三屆杜馬採納了農業法，吸納了議會生活的規則；對日戰爭和革命之後，俄國開始醫治傷口。同時，彼得·斯托雷平也逐漸失去了尼古拉二世的信任和支持。1909年，首相提到格拉西莫夫將軍，說革命已遭鎮壓，皇帝可以想去哪兒去哪兒。聽聞此言，尼古拉二世氣不打一處來：「我不明白您說的是什麼革命……我們確實有過混亂，但那不是革命……再說了，如果掌權者精力更旺盛，膽子也大，混亂是不可能發生的……這些年來，我身邊要是有像敦巴澤上校那樣的人，局勢就會完全不一樣了。」 皇帝夏宮雅爾達的指揮官敦巴澤上校因其對猶太人的瘋狂鎮壓而名聲在外。這樣的比較只會讓斯托雷平不悅。他對格拉西莫夫將軍說：「皇帝怎麼會這麼快就忘了自己經歷的那麼多危險？可他當時還想盡辦法要避開危險，讓國家擺脫艱難的處境。」 1911年9月1日，彼得·斯托雷平在基輔劇院受傷，傷情危重。尼古拉二世也在那兒看戲。9月5日，首相去世。殺手德米特里·波布羅夫是社會革命黨黨員，也是保衛部的特工。他和猶太人的關係讓他的恐怖主義行為又多了一層現實性。波布羅夫立刻受到審判，並被處死。彼得·斯托雷平遇刺的情況一直都沒徹底弄清楚。他的敵人數量眾多，從而使各式各樣自相矛盾的傳聞顯得亦真亦假。革命黨人對這個「平息」國家，使之走上改革之路的人相當痛恨，因為這樣會使革命變得毫無用處。右派認為斯托雷平這麼做是有意要削弱君主政體。中間派，尤其是立憲民主黨擔心大臣會議主席會阻止他們獲得一個對杜馬負責的政府。立憲民主黨領導人，也是斯托雷平不共戴天的敵人帕維爾·米留科夫回憶說，保護首相最力的就是「沙皇，他不喜歡受到外界意志的左右」。他的結論是：「他受召前來，使俄國擺脫了革命，如俄國的托馬斯·貝克特那樣，度過了自己的歲月。」 1917年革命之後，帕維爾·米留科夫才提到了這位英國大法官(1118—1170)，惱怒的國王亨利二世沒料到沒人願意幫他擺脫掉這個膽大妄為的顧問，於是就將他殺害了事。但波布羅夫開槍刺殺斯托雷平之後，皇帝參與殺害首相的傳言就出現了，只是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個說法。只不過是些懷疑罷了。 對彼得·斯托雷平所起的作用進行重新評價，表達了想要理解20世紀俄國歷史的強烈意願。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就這麼不停地擦拭著革命之鏡，他認為這個偉大的國家蘊藏著許多可能性，而斯托雷平就是這種可能性的象徵。他的主人公乃是命運的寵兒，他為這位主人公繪製了一幅肖像：「黑色禮服，排扣一直扣到下頦，身體挺拔好似大理石雕像，身上洋溢著一股神秘的、令人難以忍受的自信，因為他既非腐朽不堪的老頭，亦非魔鬼、低能兒，他英俊帥氣，知道自己有力量……」 美國歷史學家理察·派普斯說得斬釘截鐵：「斯托雷平……是帝國最傑出的政治家。儘管他的兩個潛在對手斯佩蘭斯基和維特擁有過人的才能，但斯托雷平擁有的特質他們並沒有，治國的智慧和政治才幹在他身上結為了一體。」派普斯援引了英國駐彼得堡大使阿瑟·尼科爾森的說法，後者將斯托雷平視為「歐洲最傑出的人物」。 瓦西里·馬克拉科夫在論述尼古拉二世兩位名臣的時候，找到了更好也更簡潔的表達方式：「維特能拯救專制體制，斯托雷平能拯救立憲君主制。」 去世之前不久，斯托雷平制訂了一項改革計劃，以期為法制國家、君主立憲制確立牢固的基礎。這項計劃中的法律可以保障公民權利（廢除通過行政命令將人流放的做法），進行警界改革、自治改革（特別是對地方自治局賦予很多權利），設立社會保障部、健康與勞動部。1956年，斯托雷平的計劃第一次公之於世。我們將此視為「上層革命」的計劃。但要實行的話，還必須有個「上層」。索爾仁尼琴是這麼寫斯托雷平的：他擁有「當沙皇的品質」。但合法的沙皇是尼古拉二世。立憲君主制的潛在拯救者像維特一樣，開始讓皇帝不堪重負，也就變得沒什麼用處了。這也可以從一個事實看出：斯托雷平遇刺之時，另一個「拯救者」出現在了宮廷內，此人好商量得多，而且似乎更有效率，這人就是格里戈里·拉斯普京，他的出現讓人產生一種幻覺，以為沙皇和人民之間有了直接的聯繫。 16 十字路口 鐘聲響起，俄國黯淡， 沙皇冠冕墜落。 群氓會忘記冠冕之 背負 許多人將會以鮮血和死亡 為食。 ——米哈伊爾·萊蒙托夫，1830 年輕的詩人對這個傳奇的王朝作出了可怕的預言：當時，文學作品中時見這樣陰鬱的預感和預言。20世紀初，「頹廢之風」盛行，所有人都看破了未來的紅塵。大家都在說結局會很悲慘：1905年的革命和「血腥星期天」，1908年的地震將墨西拿夷為平地，恐怖暗殺，處死。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說得毫不含糊：斯托雷平遇刺是一條分界線；從那一刻起，俄國必將走向革命。 蘇聯歷史學家堅信馬克思給了他們一把理解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鑰匙，他們認為十月革命不可避免，這就是歷史法則的要求。 既無法證明，也無法駁斥這樣的論斷。思考什麼會發生，什麼不會發生，沒有多大意義。只有事實才值得關注。從中可以看出，從1908年開始，俄國走出了革命危機，經歷了一段相當繁盛的時期。 如今，這段時期被稱為俄國文化上的「白銀時代」。美國一位歷史學家指出：「西方世界第一次跟著俄國，借用它的風格、品味和精神的價值。」 在藝術、音樂、文學、繪畫、戲劇領域，勘探出了新的道路，對新的形式進行了實驗。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就親歷了這段正在成型的改變過程，他抱怨「公共道德水準的降低」；他哀嘆道：「誇張的場景和情感供不應求，緊緊攫住了大眾，廉價劇院、藏污納垢之所在大城市裡越來越多。」這是生活水準提高的結果和象徵。工人和職員的工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拿薪水的人有了通過工會、合作組織、保險公司等更多的可能性來捍衛自己的利益。 教育同樣有很大的進步。最好的證據就是軍隊新兵的文化水準大幅提高。1875年，21%的士兵會讀寫；1913年，比例達到73%。 經濟持續發展。當然，和歐洲各國相比，俄國始終落後。但由於主要的障礙已經排除，農業改革為新的經濟前景打開了一條通路。 俄國生活的活力讓對手頗感意外。1904年，奧地利人胡戈·甘茨出版了一本名為《俄國衰落》的書。一個不知其名的俄國領導人對奧地利人說，俄國的衰落不可避免，「雖然肌肉發達，但得了治不好的心臟病」。1906年，德國人魯道夫·馬丁得出結論：「俄國對革命的謀求，很長時間以來使之被排除在了……有影響力的大國之外……」他還不無滿意地說命運有利於德意志帝國，「使之意外獲得機會，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大大增強自己的力量」。 法國人埃德蒙·泰利對俄國的未來持截然不同的看法。他有一個假設，認為「1912年至1950年，『歐洲大國』的發展與1900年至1912年相似，而『到本世紀中葉，無論是在政治，還是在經濟、金融方面，俄國都將控制歐洲』」。 從所有層面和所有領域來看，統計數據都展現出俄國巨大的活力。我們只要提供一個數據即可：1902年至1912年的十年間，該國人口從1.393億增長到了1.711億。人口和面積（占歐洲的54.1%，尚未包含在亞洲所占之地）在歐洲排名第一。在世界的眼裡，俄羅斯帝國是一個大國，會有偉大的未來，但由於政治問題太多，前景黯淡。 一個國家要實施激進的改革，從「舊體制」進入新時代，自然會存在困難。但俄國還有一個特殊的難題，那就是宮廷，宮廷抵制變革，依靠的是自感權力漸少的土地貴族階層中最為保守的人士。 卡爾·波普爾指責哲學家——柏拉圖、盧梭——沒有很好地提出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其實，這位英國思想家認為要捫心自問的不是「誰應該統治」，而是「政治體制該如何確立，才不至於讓無才無德之人犯下太多的錯誤」。 俄國並不存在這樣的政治體制。斯托雷平遇刺之後，由當過十年財政大臣的弗拉基米爾·科科夫措夫領導政府。儘管他沒有維特或斯托雷平的魄力，但也算是個經驗豐富的官員，懂得如何很好地領導官僚機構。杜馬同樣也在如此運轉。人們指責杜馬秉持保守主義，右派議員過多，這說得沒錯。但杜馬並不僅僅是要限制專制權力，它還要培養公民的政治意識。 在政府體制內部，沙皇占據了中心地位。他所簽署的聲明改變了權力的性質，權力已不再專制。尼古拉二世內心裡是拒絕承認這一點的。皇后斷然否認對專制體制的任何限制。沙皇的性格、皇后的性格始終都與宮廷格格不入，兩人於是被迫在現實世界之外尋求建議和慰藉。 亞歷山大一世對神秘學和通靈術很感興趣。尼古拉一世對有關俄國偉大前景的神秘預言也有很大興趣，波蘭數學家和通靈者赫內—弗龍斯基(1778—1853)曾在一封信里向他闡述過這個問題。亞歷山大二世將大量時間耗費在通靈術和占星術上。他對德國通靈者蘭姆斯多爾夫男爵興趣不小。亞歷山大三世以及尼古拉二世的母親、皇太后瑪麗亞也是如此。20世紀初，對星宿的興趣變得愈來愈瘋狂。從中可以看出時代的特徵，讓人想起法國大革命前夕卡廖斯特羅的巨大成功。所有人都想一窺未來，向亡者求告，洞察東方的秘密，當時，每個人都相信這一點。布拉瓦茨卡婭夫人（維特的侄女）的《裸露的伊西斯》以及其他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喬治·葛吉夫（高加索人）的魔力，以及布里亞特人彼得·巴德馬耶夫具有魔力的秘藥也莫不如此。 尼古拉二世和亞歷山德拉對法國江湖醫生和催眠術士菲利普特別痴迷。阿列克謝·蘇沃林回憶了他們相遇的情景：「黑山的阿娜斯塔霞在尼斯的時候對通靈喜歡到痴迷。她把菲利普推薦給了皇后。皇后將他召來，讓他令通靈桌動起來，於是亞歷山大三世的幽靈現了身，開始給尼古拉二世提建議。」諷刺的語調反映了蘇沃林對通靈桌的看法；諷喻皇帝和父皇幽靈「對話」，表明在沙皇的近臣中間，有人想要讓廣大的公眾一窺宮廷的秘密。 杜馬解散之後，1907年6月3日，蘇沃林寫了這則日記，那時候，對君主大肆貶低還挺流行。菲利普和尼古拉二世及亞歷山德拉的見面發生於1901年9月的貢比涅，皇帝夫婦在法國的時候就住在那兒。俄國宮廷早已通過有名的法師帕普斯，聽說過江湖術士菲利普無邊的法力，帕普斯寫過許多深奧難懂的論文。在彼得堡，帕普斯大獲成功，對師父菲利普大肆吹捧。 和菲利普的見面幾乎持續了整整一晚上，給皇帝夫婦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得知菲利普因非法行醫而和法國司法部存在糾葛之後，尼古拉二世便請求法國外交部長德爾卡塞向這名法師發放執照。部長想和俄國保持良好關係，便向共和國總統盧貝提出請求。但即便有共和國總統的保護，如果不通過必要的測試和考試的話，菲利普似乎還是無法成為醫生。 沒關係！尼古拉二世邀請菲利普去了皇村。法國的江湖郎中就這樣獲得了軍醫的職位和上校軍銜。他給皇帝夫婦提供的鼓勵和慰藉不會沒有價格。皇后信法師信得五體投地。法師向皇后宣布說她懷孕了，她對這話深信不疑，身體還真的開始發福。但九個月之後，什麼事都沒發生。不過，這並不會動搖他們對菲利普法力的信奉。 國內對沙皇和皇后痴迷法師的反應可以反映出尼古拉二世在俄國的狀況。秘密警察是反對菲利普的。保衛部駐巴黎的代表拉奇科夫斯基在自己的報告中，說他是個江湖郎中，是壞蛋。彼得·斯特魯威在斯圖加特發行的革命報紙《解放報》說他是「催眠士和秘術師」。當國家正陷入深重危機之時，「在宮廷的幽深迷宮之中，俄國沙皇竟將國際秘術師攬至膝上，期待著聽取秘術師的啟示」。這份革命報紙對皇后客廳里的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宮廷同樣也反對這名「法國江湖郎中」。 由於公憤太大，菲利普在彼得堡實在待不下去了。但直到1905年他去世之前，他仍然和皇后保持著密切的通信，皇后在信中稱他為「親愛的朋友」。缺了法國人的慰藉這一點很快就得到了補償；俄國的慰藉者出現了，此人就是格里戈里·拉斯普京，亞歷山德拉也稱之為「親愛的朋友」。 俄國歷史上無疑沒有哪個名號能比拉斯普京更響亮了。也許只有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可與之媲美。悲劇的所有要素都集中在了此人的身上：他是西伯利亞的農民，卻一路直達皇庭，還有權力、性、陰謀、暴死，以及不久之後，羅曼諾夫王朝的崩潰。無數著作、電影都在專門描繪拉斯普京，描繪他的秘密、天分、歡宴。不過，秘密依舊。 尼古拉二世近期的傳記作者在論及他的時候寫道：「作為20世紀的術士，他早已在使用電話和電報」；書中還說：「他無疑擁有某些超人的天賦。」 1905年11月1日，尼古拉二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認識了一個天選之人，格里戈里，托博爾斯克省人。」拉斯普京的傳記作者提到，1903年，他第一次在彼得堡逗留期間，結識了許多人，所以第二次旅行時就遇見了皇帝夫婦。「天選之人」說明他給皇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從拉斯普京照料患血友病的皇太子這件事可以看出，他能力驚人，竟能通過電報遠距離止血，僅憑這一點，西伯利亞農民最終就和整個王朝聯繫在了一起。 拉斯普京在皇帝夫婦生活中之所以占據重要地位，有一個解釋是這麼說的，即尼古拉二世從中得到了滿足，他認為拉斯普京就是他夢寐以求的沙皇和人民之間直接聯繫的化身。擁有魔法的西伯利亞莊稼漢乃是俄國人民的象徵，他全身心忠於沙皇，成為君主制的強大力量。 尼古拉二世向宮廷大臣弗雷德里克斯伯爵解釋了拉斯普京出現的理由：「他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俄羅斯人，他宗教信仰虔誠，因為真誠，所以很討皇后的喜歡，她相信拉斯普京為我們家和阿列克謝祈禱所具有的力量……」皇帝還說：「但這件事完全屬於我的私事。我很吃驚的是，竟然有人這麼喜歡干涉和他們無關的事情。」 斯托雷平向皇帝呈遞了一份有關拉斯普京投機冒險的便箋，皇帝也是這麼回復斯托雷平的：「皇后告訴我這個人很有意思；他遊歷四方，遍游聖徒之所，對《聖經》了如指掌，通常也過著聖徒的生活。」對所有有關拉斯普京的指控，皇帝一概否認，還對首相說：「他到底有什麼地方能讓您感興趣？畢竟，這是我的私事，和政治完全沒有關係。我妻子和我難道不能擁有私人關係嗎？我們難道不能去見讓我們感興趣的人嗎？」 直到最後，尼古拉二世和亞歷山德拉都堅信拉斯普京是「他們自己的私事」。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研究神秘學的專家都說起過皇后身上的神秘主義傾向、她神經質的性格，這些都能解釋她為什麼會受到西伯利亞法師的吸引。1914年戰爭期間，亞歷山德拉寫給尼古拉二世的信都在表明，她認為拉斯普京就是一名政治顧問，只有他的建議才最公道，這和她對菲利普的看法一樣。對她而言，拉斯普京就是帝國的拯救者。1915年6月10日，她給沙皇去信：「他們必須學會在你面前顫抖；你要記得菲利普先生。格里戈里說得一模一樣。」皇后提到菲利普和拉斯普京，是要求她丈夫表現得堅定。她提醒沙皇，菲利普曾說：不應該接受憲法，這會要了沙皇和俄國的命。1916年12月4日，亞歷山德拉再次發起衝鋒：「要讓他們知道你才是主人。」她要求尼古拉二世成為彼得大帝！伊凡雷帝！保羅皇帝！ 法國術士和俄國巫師先後讓皇后確信，她的政治觀念，也就是專制君主制，得到了神秘力量的讚許，這股力量會保護俄國。她將自己的意願強加給丈夫的時候，提到了神秘主義權威，說那是天體世界的使者：「格里戈里總是對你這麼說，菲利普也是如此：如果我能了解你的事務，我就能即時通知你。」她還說：「你要記得菲利普先生給我聖像和小鈴鐺的時候說的話（1916年12月的信）：既然你如此寬容和輕信，那我就應該在你身邊當個警鐘，讓懷有惡意的人接近不了你。」 尼古拉二世的傳記作者對拉斯普京荒淫無恥的行徑、在首都餐館裡爛醉如泥的醜聞、狂歡宴飲的行為（所有人都說宮裡的貴婦也參加了那些宴會）提出了一個獨特的解釋。「拉斯普京之謎：他狂歡不輟，爛醉如泥，對皇帝家庭甚是難聽的閒話，這一切只不過是異想天開的挑釁行為。拉斯普京似乎把自己當武器，交給了自己的敵人。可一旦使用這把武器，那些人就會從宮中消失不見。」年輕女大公們的老師秋切娃夫人是大詩人的女兒，她就遭到了辭退，因為她犯了個大錯，不讓拉斯普京進入女孩子的閨房。尼古拉二世和首相斯托雷平不和的原因之一就是後者對這位「長老」充滿敵意的態度。他的繼任者科科夫措夫伯爵也向沙皇提到了拉斯普京逗留宮中的危害性，所以也遭到了解職。拉斯普京的一句話就能讓權勢熏天的大臣倒台，讓他自己選中的人上台。 尼古拉二世的傳記作者認為，之所以會有「拉斯普京之謎」，是因為他成功地讓皇后相信自己承擔了宇宙間所有的惡，在墮落過程中淨化自己。這個神秘主義的解釋，來自鞭笞派的武器庫，讓皇后很滿意。她讀了名為《俄國教會之聖愚》一書，用彩筆標出段落，那些段落說，對於某些人，聖潔是通過性的墮落來彰顯的。 臨時政府的調查委員會負責審查「沙皇整體崩潰」時的狀況，委員會仔細地研究了「拉斯普京檔案」。大量證人受到詢問。他們還巨細靡遺地檢視了警方二十四小時保障 「惡魔聖徒」安全的報告，警方就是這麼稱呼這個「長老」的。委員會最後得出結論，有關拉斯普京狂歡的說法都誇大其詞，其中包括所謂宮廷貴婦參與狂歡的說辭。宮廷貴婦安娜·維盧波娃是庇護拉斯普京的皇后的貼心閨蜜，有人指責她是西伯利亞莊稼漢、沙皇、皇后的情人，結果從委員會的記錄中卻發現她還是個處女。 可是，這些不同人物之間真正的關係卻少有人關心。1912年，整個俄國都聽說拉斯普京是皇后的情人。1914年，全國都「知道了」這件事。 格里戈里·拉斯普京的真正角色仍然是個謎。從戰爭開始，他對宮廷的影響力就變得無比巨大。他只要寫張便條，或是口頭推薦，大臣就能得到任命，或被趕下台。至聖治理會議分裂成了「拉斯普京派」和「反拉斯普京派」。但拉斯普京並沒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他愛嘲諷，對什麼都滿不在乎，突然把對方拔得很高，之後卻又驟然把無數擠在他家候見廳內的求財求職者趕走。他對大臣的選擇也全憑本能行事，要麼有人送他禮物，要麼有人為他禱告。他舉薦的那些人也都有自己的性格、觀點、生活方式、不同的習性。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在某一個時刻受到了拉斯普京的吸引。 「長老」巨大的權力源於皇后對他的無邊信任。俄國軍隊和艦隊的最後一位隨軍神父格奧爾基·沙維爾斯基在回憶錄里寫道：「和拉斯普京作對的困難之處在於，和他作對，就等於在和皇后作對。」 皇后自有其政治主張。她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存專制政體，讓皇太子順利登基。亞歷山德拉深居後宮，對「莊稼漢聖徒」擁有神秘的信仰，因為這位聖徒直接同人民和未來有聯繫，所以她會聆聽「朋友」的建議，從中獲得啟示。她還懇請拉斯普京尋找忠誠可靠之人來輔佐政府，負起重擔，讓沙皇乾綱獨斷。皇后做事果斷。皇后很清楚1905年鎮壓革命最厲害的時候遭逮捕和遭處決者的人數，她在日記中寫道：「無數農奴的屍體也不及皇家的一滴血。」 尼古拉二世堅信，他和拉斯普京，以及他妻子同拉斯普京的關係都是私事，和政治無關，而且亞歷山德拉及其對宮廷和世界的看法都不是什麼大事。當格拉西莫夫將軍向斯托雷平提交警方針對拉斯普京所作的最初的調查報告時，當時還不知道「長老聖徒」存在的首相大為震驚。他說：「皇帝的家庭生活必須如水晶一般純淨。如果民眾意識到有一塊陰影落到了沙皇家庭身上，那專制君主的道德權威就會轟然倒塌，最壞的事情就會接踵而至。」見證過拉斯普京最後「功績」的格奧爾基·沙維爾斯基得出結論：「沙皇政權最邪惡、最賣力的敵人也根本找不到更有效的方法來詆毀皇室了。」 俄國的寵臣會利用君主對他們的信任來制定國家政策。拉斯普京有時會「製造」大臣。但他的主要心愿是幫助迷失在這可怕世界裡的皇后和沙皇。權力無邊的拉斯普京手握國家的韁繩，循著模糊不清的目標而去，他的身上充滿了謎團，有人說他是德國間諜，有人說他是猶太人，是撒旦，這個謎團和所有的謎團一樣，都很牢固，令人無從反駁。 拉斯普京在宮中的出現適逢第一次危機，也就是第一次革命，這是政體內部虛弱的表征，也是皇帝夫婦心理缺陷的表征，從俄國專制體制的背景來看，這是一個關鍵點。「拉斯普京」「拉斯普京小集團」「拉斯普京派」猶如強效毒藥，腐蝕著專制權力。在想要克服危機的那些年裡，俄國的經濟、社會、文化領域正在進步，拉斯普京於宮廷里的存在讓人惱恨，而且慢慢蠶食著專制君主身上不可或缺的光環。等到形勢開始發生變化，戰爭打響，「拉斯普京因素」就成了王朝和帝國崩潰的一個主因。 尼古拉二世繼承了父親的外交政策。這個政策的工具就是和法國保持融洽的關係。彼得堡和巴黎的接近是在回應一個現實問題，也就是俄國的敵人是德國。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尼古拉二世很難承認這一點。俄國所有的外交傳統都與之相左，家庭關係和兩位君主政治上的親和性（兩者都是民主體制的敵對者）也是如此。 1905年7月，兩位皇帝在比約爾克群島周邊的芬蘭水域見了面。尼古拉二世在「極星號」遊艇上，威廉二世則坐著「霍亨索倫號」前來見他。威廉在外交大臣不在場的情況下，輕易說服尼古拉簽訂了協議，從條款來看，一旦和法國開戰，俄國就需保護德國。整整三個月，沒人知道這份協議。當俄國外交大臣蘭姆斯多爾夫和大臣會議主席維特得知此事後，兩人嚇得不輕。法俄兩國已經簽署軍事協定，一旦德國入侵，俄國就必須援助法國。比約爾克簽署的文件則讓俄國反其道而行之。蘭姆斯多爾夫向皇帝解釋：「如果比約爾克協議讓巴黎知道，很有可能德國政策就會達成其長期目標：俄法聯盟徹底破裂，我們和英國的關係也會惡化，俄國重返孤立，只和德國保持聯繫。」維特也斷然反對比約爾克協議。長期以來，尼古拉二世一直不願聽取大臣們的理由。 和德國皇帝見面之後，尼古拉二世在日記中寫道：「返程途中，和威廉一起度過的時光讓我愉悅。」1916年，戰爭正酣之際，尼古拉向當時的外交大臣薩佐諾夫解釋：「我設法對任何事都不執著，發現這是統治俄國的唯一一種方式。」對有些歷史學家而言，皇帝這是在自責：比約爾克充滿了風險，是威廉耍的花招欺騙了他那天真的表弟。但尼古拉二世並沒覺得自己上當受騙了。 1906年1月，蘭姆斯多爾夫伯爵交給皇帝一份秘密備忘錄以及一份「世界猶太共濟會陰謀」的詳細說明文件，這是以俄國外交官搜集的情報為基礎寫出來的，該陰謀的目的是讓「敵基督、反君主的猶太人取得普世勝利」。外交大臣指出，「陰謀」的中心就在法國，提議俄國、德國、梵蒂岡建立「三國同盟」。這個新「三國同盟」的想法和當時法國與梵蒂岡之間的衝突有關。尼古拉二世在備忘錄上寫了這樣的話：「立刻著手談判。我完全贊同您此處表達的觀點。」想要和德國同盟的那個夢想仍然充滿了生命力。 備忘錄成了蘭姆斯多爾夫伯爵制定的最後一份文件。彼得·斯托雷平政府的外交大臣一職被職業外交官亞歷山大·伊茲沃爾斯基(1856—1919)占據，後者並不認同前任所謂的必須和德國同盟的觀點。蘭姆斯多爾夫的備忘錄就這麼一直保存在秘密檔案中，直到1918年，此時，想要揭露帝國主義國家陰謀的布爾什維克出版了好幾卷在外交部檔案中找到的「秘密文件」。蘭姆斯多爾夫的備忘錄放在第六卷，幾乎沒引起歷史學家的關注。但它仍然值得注意，因為文件反映了尼古拉二世的立場。 1907年1月，皇帝在和格拉西莫夫將軍交談時又將「世界陰謀」舊事重提。保衛部彼得堡分處處長將皇帝的話匯報了上去：「他想說的是革命者和共濟會員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繫，要我向他證實這一點。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國外的情況如何，但在俄國，我覺得並沒有共濟會分會，通常情況下，共濟會員也沒起到任何作用。」將軍的結論是：「不過，我的情報顯然並沒有說服皇帝，因為他還是讓我告知斯托雷平，說有必要對俄國和國外的共濟會提交一份巨細靡遺的報告……」 20世紀初，俄國在外交領域處在一個相當令人羨慕的位置。邊境沒有任何嚴重的威脅，還是彼此敵對的集團的盟友，19世紀末，歐洲就開始形成了這些互相敵對的集團。同時，由於戰爭失利以及革命的因素，俄國也遭到了削弱，大國的威信喪失殆盡。伊茲沃爾斯基獲得任命後，抱怨「（與各國人士見面時，）別人都把他看作土耳其和波斯的密使」。 擔任外交大臣之後，亞歷山大·伊茲沃爾斯基就注意到，俄國同許多國家的關係都比較緊張。俄國雖和日本簽訂了和約，但關係遠談不上和諧；放棄比約爾克協議之後，和德國的關係也日漸惡化，德國對俄國在阿爾赫西拉斯支持法國的作法也相當不滿；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地區加緊活動，支持德國，並在奧斯曼帝國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最後就是和英國的關係，英國擔心俄國在中亞的推進，對俄國的立場主要是在波斯方面採取強硬態度，所以兩國的關係遠非融洽可言。 只有當俄國解決國內問題，重新恢復其大國地位，才有可能制定在兩個集團之間迂迴行駛的政策。因此，身處當下的環境，選擇一條政治路線，就等於是在兩個集團間擇其一。 伊茲沃爾斯基提出了一條路線，和斯托雷平制定的「國家大計劃」相一致。對首相而言，俄國需要一段二十或二十五年的「修養期」。亞歷山大·伊茲沃爾斯基發現了一種可以保持十年和平的可能性。他的外交綱領首先就是承認俄國無法在遠東、中亞和歐洲同時採取積極政策。必須從中做出選擇。因此，外交官認為遠東政策「超前了五十年」，目前最好選擇歐洲方向。此後，俄國就必須面對歐洲。 伊茲沃爾斯基之所以被任命為外交大臣，是因為他將皇太后的一封信帶給了尼古拉二世，皇太后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出生地丹麥，未來的外交大臣就在那兒當大使。由於尼古拉二世從自己的「外交」行動，如對日戰爭、簽訂比約爾克協議中發現了自己決策的不專業，所以也就愈發信任伊茲沃爾斯基。 伊茲沃爾斯基的一個主要決策就是設法和英國結盟，再說這也是解決對日問題的一把鑰匙。在和阿列克謝·蘇沃林交談的時候，外交大臣、俄國對外政策負責人很清楚報紙的重要性，1907年8月，他解釋了自己的政策：「有十年時間，日本不會來冒犯我們。何況，我們也不會去那兒打仗……歐洲會有事情發生。在這塊，我們必須可以騰出手腳，所以，必須保障後方無虞。」蘇沃林提到海峽問題時，大臣作了回答，對「阿列克謝·謝爾蓋耶維奇本人，而非對記者說」：「英國會支持我們。」蘇沃林在筆記中還記道：「他在撒謊嗎？還有德國。」 伊茲沃爾斯基沒撒謊。1907年8月，和英國簽訂了協定。談判進行了一年半時間。波斯被劃分成三個勢力範圍：北部（「俄國」）、南部（「英國」）和中立區，兩國具有相同的機會。俄國承認阿富汗不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作為本次讓步的交換，俄國得到英國人的承諾，即解決海峽問題時，他們會給予支持。 伊茲沃爾斯基必須戰勝宮廷里和政府圈內許多人反對與英國同盟的想法。反對他的有德國路線的支持者，還有許多絲毫不願向英國讓步的人。「讓步」「勢力範圍」這樣的想法對俄國外交界來說是新鮮事。伊茲沃爾斯基政策的反對者斷言，俄國不應接受劃界，這樣，「俄國就能無視界限和勢力範圍，將自己的影響力擴散出去……」 和英國簽訂協議，俄國就進入了反德陣營，使之威望盡失。 在外交領域成功之後一年，外交大臣就經歷了一場失敗，當時的記者稱之為「外交海嘯」。1908年夏，伊茲沃爾斯基與奧地利同行見面，伊茲沃爾斯基同意可將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併入奧地利，自俄土戰爭以來，奧地利就一直想這麼做。對伊茲沃爾斯基而言，這只是一份臨時協議，接下來會召開大國會議。奧匈帝國卻認為那是最終協議，宣布將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併入帝國。 事實上，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人的處境並無變化。但一切又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奧匈帝國踏出了擴張領土的關鍵一步。75%的人口是塞爾維亞人，約23%為克羅埃西亞人。宗教劃分也很重要：約44%是塞爾維亞東正教徒，約30%為塞爾維亞穆斯林，克羅埃西亞人都是天主教徒。 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被奧匈帝國合併，同樣表明維也納正在加緊努力，以期占據本屬於奧斯曼帝國的領土，而俄國對這些土地也有覬覦。我們說過，保加利亞宣布從土耳其獨立出來，科堡的斐迪南宣布成為保加利亞國王，並未設法掩蓋其親奧匈的傾向。 俄國不得不「自行消化」這場外交失敗，因為它還沒有做好和受德國支持的奧匈帝國發生軍事衝突的準備。眼見維也納得勢，巴爾幹地區的民族情感瞬間爆發。「新斯拉夫運動」出現了，這從布拉格斯拉夫人大會(1908)和索非亞斯拉夫人大會(1910)可以看出。其主要組織者是捷克的政治領導人卡雷爾·克拉馬日。他的這場運動得到了俄國的傾力支持，「新斯拉夫」趨勢激發了俄國社會的興趣。 占領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後，斯拉夫民族爆發的民族情感（也具有反德情緒）猶如肥沃的土壤，1912年從中誕生了斯拉夫陣營。俄國外交界在斯拉夫陣營的創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12年3月，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形成聯盟，同年5月，保加利亞和希臘又形成聯盟。9月底，黑山宣布對奧斯曼帝國開戰，立即就獲得了「斯拉夫陣營」的支持。土耳其遭到慘敗。從1913年5月在倫敦締結的條約來看，奧斯曼帝國失去了由巴爾幹各國人民共享的歐洲領土（除了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的一個小口子）。很快，昨日的盟友又彼此吵翻了天，它們都想從戰利品中分一杯羹。1913年6月，保加利亞沙皇斐迪南在奧地利的支持之下，與塞爾維亞和希臘開戰。羅馬尼亞和土耳其同保加利亞發生衝突。1913年7月底，保加利亞失敗，承認失去被占領土和幾塊舊有的領地。 無論戰敗者（自然如此）還是戰勝者都不滿意。保加利亞想要復仇。塞爾維亞想要擴張領土，吞併克羅埃西亞人、作為奧匈帝國臣民的斯洛維尼亞人和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馬其頓對希臘的訴求心存恐懼。當時報紙上最流行的說法就是，巴爾幹地區是「歐洲的火藥桶」。沒過多久，「火藥桶」就爆炸了。 俄國外交界樂意求助於「民族主義的」武器來削弱對手，也就是民族眾多的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希臘人的東正教，塞爾維亞人或保加利亞人的斯拉夫出身，馬其頓或羅馬尼亞人的民族主義訴求，總是可以成為藉口，來激發民族主義情感，民族主義在各民族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19世紀不斷高漲，到20世紀就形成了一股相當特殊的力量。 俄國外交界更樂意利用各種機會來喚醒帝國內部的民族主義情感，它並不認為「民族問題」對帝國內部構成嚴重的威脅。剛進入20世紀的俄國，其天職觀和歷史使命絲毫未變：認為自己是「西方文明對抗亞洲蠻子和沙漠的壁壘……」1907年11月16日第三屆杜馬召開期間，彼得·斯托雷平發表講話，駁斥了波蘭代表抱怨其「二等公民」的說法，由此形成了俄國的民族政策：「我們先從自己的觀點來看待事物，承認最高的善就是成為俄國公民，這是一個很高的頭銜，等同於古代的羅馬公民，所以你們可以稱自己為一等公民，也會得到所有的權利。」 波蘭人抱怨，從比例上來看，1900年波蘭王國的學校數目比1828年更少。彼得·斯托雷平對此並不否認。他甚至還說：你們連一所高等學府都沒有。但這是因為你們並不願「在高等學府里講全國通用的俄語」。 大臣會議主席宣稱，地方分權「只能從權力過多的地方開始」。對那些想要「從根源上斬斷」，想要「將帝國、中央和邊遠地區連接起來的線」拗斷的人，俄羅斯帝國予以了否定的回答。 彼得·斯托雷平認為帝國統一性不可觸犯是有根據的，因為除了波蘭人和猶太人引發的一些擔憂之外，「民族問題」並沒有在俄國出現。改革之後的半個世紀，社會運動規模已變大，並通過各個秘密組織的行動加以表達處來。彼得·扎瓦爾金是和革命做鬥爭的出色專家，也曾經是保衛部基希訥烏、頓河、華沙、莫斯科各分處的負責人，所以在該國的南部、西部和中部都活動過，他的說法是：「1917年革命之前，俄國最擅長搞陰謀的黨派都以民族原則為基礎。」但作為示例，他只提到了猶太人的「崩得」、亞美尼亞的「達什納克—蘇狄翁」和波蘭的社會主義黨（革命派）。儘管我們承認警方認為民族主義黨派的活躍程度很高的看法沒錯，但這些黨派人數之少還是令人驚訝。而且，「崩得」只要求自治，「達什納克—蘇狄翁」的目的是將土耳其和俄國的亞美尼亞人聯合建國，依附於俄國，只有波蘭由約瑟夫·畢蘇斯基領導的社會主義黨人想要成立擁有主權的波蘭。 波羅的海諸國內部並不存在正兒八經的民族運動：拉脫維亞人和愛沙尼亞人傳統意義上的反德情緒，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是想讓該地區保持平靜而已。1900年，利沃夫出現了一本由米可拉·米什諾夫斯基寫的烏克蘭語的小冊子《獨立的烏克蘭》。書中有支持獨立的運動綱領。其響亮的口號是：烏克蘭屬於烏克蘭人；喀爾巴阡山的烏克蘭屬於高加索；不和我們站在一起就是和我們作對。在該綱領的基礎上誕生了民族政策的第一個黨派：烏克蘭革命黨。兩年後該黨消失。大多數黨員加入了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使民族主義成了久遠的往事。但在奧屬波蘭地區，維也納政府支持烏克蘭人，所以民族運動可謂風起雲湧。1911年，在加利西亞創建了西奇狙擊兵協會，這是一個準軍事民族主義組織。 1863年，時任內政大臣的彼得·瓦盧耶夫提到「小俄羅斯大多數人的觀點」時說，並不存在獨立的小俄羅斯語言，也不可能會有。1906年，撤銷了對烏克蘭語的禁令，但官方的教學語言仍然是俄語。 在1905年頒布聲明之後的那段時期，猶太問題的尖銳性和認為對猶太人實施限制並不公正的輿論有關。瓦西里·馬克拉科夫在回憶錄中提到了彼得·斯托雷平的行為，他說：「為了能更全面地理解斯托雷平的目的，最好要記得那些正在醞釀之中，卻並未問世的法律。」他引了其中一項法律，認為這項法律本可以達成目標，引領一個新時代。事實上，政府採納了這項法律，還拿給皇帝簽署；這就是「猶太人平等」法。弗拉基米爾·科科夫措夫參與了對該法的討論，他記得大多數大臣都贊同取消「對猶太人多餘的限制措施，因為這些措施只會激發猶太人對俄國的憤怒，對俄國人來說沒有任何真正的好處」。 政府擬定的法律撤銷了部分限制（並非全部）。彼得·斯托雷平在將計劃呈遞給尼古拉二世時，其論點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10月17日聲明之後，「猶太人要求完全平等的權利完全沒錯」。他給出了一個常見的解釋：受到侵害、刁難的猶太人都傾向於革命。如果與19世紀60年代相比，那時候「猶太問題」已成俄國的政治難題，所以現在需要一個新的層面：俄國需要外國的貸款。猶太資本在世界金融史上的角色自然是無法忽視的。美國、法國的猶太銀行家均支持俄國猶太人爭取平等的訴求。 尼古拉二世摒棄了這項法律提案。他在給彼得·斯托雷平的信中寫道：「儘管要求正面解決此事的論點頗具說服力，但內心的聲音始終堅持要我不要做出這項決策。」皇帝向大臣會議主席解釋道，他遵從自己良心的聲音，良心禁止他賦予猶太人平等的權利。這個針對「猶太問題」的神秘而又非理性的特點，是在圍繞俄美貿易協定的討論中出現的。1832年簽署的俄美貿易協定特別指出，美國人應在俄國自由行事。美國人在居住於帝國期間，也接受一定的限制，但拒絕將這些限制和宗教信仰掛鉤。事實上，俄國政府並不會給美國猶太人發放簽證。多年協商之後，美國於1911年宣布廢止與俄國的貿易協定。 半個世紀之後，「猶太問題」在蘇聯和美國關係的大背景下重現。美國人以批准蘇聯猶太人移民為條件，以期建立更為有利的關係。 19世紀下半葉俄國主要的保守派政論家米哈伊爾·卡特科夫是猶太人平權的支持者，他認為猶太人不構成對俄國的威脅，因為他們沒法和帝國分離。這個狀況和波蘭人截然不同。20世紀初，波蘭成立了兩個黨派，代表政治思想的兩股主要潮流，分別由20世紀波蘭的兩位傑出人物領導。我們說過波蘭社會主義黨的黨首是約瑟夫·畢蘇斯基(1867—1935)，民族民主黨的黨首則是羅曼·德莫夫斯基(1864—1939)。 據說約瑟夫·畢蘇斯基對自己的生平說過很簡單的一句話：「我離開了社會主義這趟列車，在『獨立』站下了車。」羅曼·德莫夫斯基一直都是民族主義者。這兩人都是堅定的波蘭愛國者。他們的主要分歧出現在1905年革命時期。約瑟夫·畢蘇斯基領導該黨搭路障，設街壘；他跟隨社會民主黨人的榜樣，創建了戰鬥團，進行激進主義活動。1908年，畢蘇斯基親自指揮，在貝茲丹車站（維爾紐斯附近）襲擊了一輛將錢從華沙運往彼得堡的郵政車。 羅曼·德莫夫斯基對革命持完全負面的態度。他認為畢蘇斯基的社會主義活動對他所創建的「民族有機體」是一個可怕的威脅。他將社會主義者的革命無政府主義歸結為猶太人對畢蘇斯基及其親密戰友的影響，德莫夫斯基對革命的敵視相當強烈，導致他向彼得堡派出一個代表團，建議俄國政府協助他鎮壓在「維斯瓦河各省」爆發的騷亂。俄國當局拒絕了這個提議。它們在波蘭王國確立的是例外狀態，波蘭只能依靠他們自己的力量來鎮壓革命運動。 作為第二屆和第三屆杜馬的議員（波蘭「科沃派」領導人），羅曼·德莫夫斯基在1908年以波蘭語，後又以他國語言出版的名為《德國、俄國與波蘭問題》的著作中，陳述了自己的地緣政治觀。書中，德國是波蘭人民的頭號敵人。至少，這是德莫夫斯基的結論。他寫道，因為德國人公開宣稱：「我們和全體波蘭人民作戰。」因此，在波蘭民族的大部分領土上，居住著傳統、語言、思想狀態一致的波蘭人，但現在都落入了德意志帝國疆界內的德國人手中。 羅曼·德莫夫斯基從中得出結論，即必須依靠法俄同盟，首先便是和俄國走近。 從20世紀初開始，歐洲和整個世界先是慢慢地，隨後越來越快地滑向戰爭的邊緣。但只有波蘭政治家明白這一點。19世紀中葉，亞當·密茨凱維奇預言三隻把波蘭撕得四分五裂的帝國之鷹將會衰落，而波蘭將會復甦。通常情況下，人們並不會把詩人的末日預言當回事。羅曼·德莫夫斯基和約瑟夫·畢蘇斯基相信下一場戰爭將會成為現實，他們會靜候戰爭的到來，做好準備。每個人都選擇了自己的陣營。羅曼·德莫夫斯基放棄了第三屆杜馬議員的任命，前往巴黎，以期對德國展開行動，讓俄國和法國從中得利。約瑟夫·畢蘇斯基隱約看見了歐洲的未來，極具洞察力。1914年1月14日，他在巴黎發表講話，宣稱戰爭將以俄國和奧地利在巴爾幹地區發生衝突為開場，德國會站在奧地利一邊，法國站在俄國一邊，英國最終不會任由法國聽從命運的擺布。如果他們的力量不足以戰勝德國，美國將會加入戰爭。對衝突結果如何這個問題，畢蘇斯基的回答是：俄國將會被奧地利和德國打敗，奧地利和德國又會被英國和法國（或被英國、美國和法國）打敗。 就像我們今天所說的那樣，畢蘇斯基正是從這個預設出發，開始在奧地利的領土上組建戰鬥軍團，並與奧地利人達成協議的，而奧地利人不敢忽視對俄軍（有波蘭士兵）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對畢蘇斯基而言，重要的是要擁有一支獨立的波蘭軍隊的核心。他認為當俄國被德奧軍隊擊敗之後，「俄屬波蘭」就會得到恢復，等到中歐各國被擊敗之後，波蘭就能將所有的波蘭土地統一起來。 畢蘇斯基的密使在巴黎和俄國社會民主黨黨首維克托·切爾諾夫見了面，並向後者建議結盟，同俄國作戰。維克托·切爾諾夫摒棄了這個反俄聯盟的想法，警告說，波蘭加入德國一方作戰，會在俄國人中間激發新一波反波浪潮。波蘭社會主義黨人的使者反駁道，波蘭「不會錯失恢復獨立和自由的機會，這種機會可謂百年一遇」。 約瑟夫·黑森是立憲民主黨頗受歡迎的機關報《論說報》的兩位編輯之一（另一位是帕維爾·米留科夫），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人們對記者是這樣指責的：「他們居心叵測，掩蓋所有的色彩，只保留深黑色，對近幾年國家經濟和金融的飛躍發展充耳不聞。」主要當事人對此進行了反駁：「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說，俄國確實實力強大，這種力量發展得越快，它就越會發出暴怒的威脅，而這時候想要阻止其暴怒，也就會更危險。」 「人總是事後聰明」，人們應該會對回憶錄作者和歷史學家這麼說。由於了解最後的結局，也就會美化過去的回憶。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1917年2月，尼古拉二世遜位。要找出20世紀初俄羅斯帝國崩潰的原因還是很方便的。原因有許多，而且各不相同，符合所有人的口味。許多人都會說聽見了帝國大廈將傾時爆裂的聲音。但它的光芒、力量以及發展的無數可能也同樣很顯眼。人們把當時制定的龐大經濟計劃稱作「新進程」，再加上俄國經濟領域最傑出的改革家亞歷山大·克里沃申的有效參與，為鐵路建造的「五年計劃」打下了基礎，從而比現有的鐵路網增加了50%的線路。通過貸款在第聶伯河上建造了水壩和水力發電中心（第聶伯河水電站成為史達林工業化計劃當中最耀眼的成果之一）。當時還在沃爾霍夫河上修建了水力發電中心（蘇聯時期建成）。 外國觀察人士比當事人本身更好地看見了俄國正在發生的變化，至少會有不同的看法。當然，對埃德蒙·泰利而言，這樣的發展很不錯，對尋求和俄國建立同盟關係的羅曼·德莫夫斯基來說也是如此，這倒不是因為他有多愛俄國，而是因為他覺得建立互信關係對波蘭人有利。羅曼·德莫夫斯基和波蘭的輿論相左，畢竟絕大多數人對俄國均持敵視態度，他這麼做是因為他認為俄國已經發生了變化。俄國成了一個現代化國家，成了歐洲諸國的一分子，而且還是法國的盟友。「因此，沒有必要再存在波立聯邦來捍衛『文明的歐洲』，對抗『哥薩克的俄國』。」 國外觀察者也看到了俄國的弱點。外交官埃德蒙·泰利寫道：「俄國的經濟和金融狀況眼下很不錯。但它仍然需要依賴政府，才能表現出色。」顯然，對任何一個政府都能這麼說。羅曼·德莫夫斯基批評得就更猛烈了：「近兩百年來，歷史賦予（俄國如今的）規模」，在它面前只有一條拯救之路，一個淨化其外交政策、恢復其內部力量的可能性，那就是劇烈改變其性格和演化方式。俄國不能僅是單一俄羅斯民族的國家，將自己的文化教育強加給其他民族：它必須向其他民族，首先是與俄羅斯人肩並肩的波蘭人發出呼籲，這樣才能讓所有人以獨立自主的方式進行創造。 泰利和其他許多經濟學家一樣，也認為俄國必須進行行政改革。德莫夫斯基是少有的認為俄國必須對帝國內部各民族之間的關係進行調整的人。對改革、漸進轉變的可能性，只有革命少數派才會反對。 17 羅曼諾夫家族的倒台 沒有專制君主的專制政體。 ——瓦西里·舒爾金 20世紀第二個十年是以慶典活動開場的。1912年慶祝戰勝拿破崙一百周年，1913年慶祝羅曼諾夫家族上台三百周年。但也出現了阻礙慶典有序展開的「各種障礙」。1912年，在遙遠的勒拿河金礦礦場，軍隊向示威工人開槍掃射，革命浪潮再次湧現。1913年，全國的注意力都被基輔的一場歷時三十五天的審判吸引過去。法庭對被控犯有儀式謀殺罪的猶太人門捷爾·別利斯進行審判。這在俄國是有先例的：有兩次，猶太人都因此遭到指控，還有一次，沃吉亞克家族（烏爾德穆爾特語的舊名）因舉行人祭而遭追捕。這三個案例都以免訴判決結案。 別利斯審判在全世界都引起了迴響，因為這是基輔的「黑色百人團」組織策劃的一起案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儘管司法部和內政部施加了很大的壓力，但主要由大字不識的烏克蘭農民構成的陪審團仍然對別利斯作出了無罪判決。 國家同時在往兩個方向走：一方面，俄國在發展，變得更為強大，正如德莫夫斯基所言，俄國正在變成一個正常國家；另一方面，俄國社會正在分裂，原子化，官僚機構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因為官僚機構已變得徹底無用。杜馬很難與沙皇合作，而沙皇也聽不進去杜馬的意見。貴族階層以前是專制政體和國家體制的基礎，如今已喪失全部力量，農民階層也在發生分裂，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大量黨派彼此爭鬥不休，各自提出不同的計劃方案，要麼是推動俄國向前走，要麼是阻止它向前進。 矛盾，衝突，改革的要求和對變革的抵制，都是正常國家的存在模式。但在俄國，衝突和矛盾有時比其他地方來得更為尖銳，因為國家正處在改變政府模式的進程中。「舊體制」已瀕臨死亡，但仍死而不僵。沙皇的缺陷是一種多餘、特殊的衰落形式。杜馬內部，右派最顯眼的人物就是堅定的君主主義者瓦西里·舒爾金，他是這樣概括當時的形勢的：「沒有專制君主的專制政體。」用輿論的說法就是：尼古拉二世已無法成為一名專制君主，專制政體儘管受到杜馬的限制，但仍然是俄國的國家體制。 時人的擔憂，社會中盛行的末日預言，都是正在發生的變化以及對苦難的前景感到恐懼所致。俄國確實正在走向戰爭。歐洲也是，但所有國家都認為沒人希望戰爭。不過，這樣的說法包含了部分真相。兩千多年前，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和軍事家孫子道出了基本的戰略原則：「不戰而屈人之兵。」沒人想打仗，但誰都想要勝利。每個大國都有自己的目標，這些目標不停地和其他大國的目標相碰撞。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數十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有一個問題始終未找到最終答案，那就是在1914年8月，究竟是誰開了第一槍，為什麼要開槍？ 任何國家都有領土訴求，想要擴張自己的帝國，任何國家都有經濟上的欲望。俄國的利益可在百年傳統里尋找：沙皇格勒，黑海方向。用列寧的說法，起步相對較晚的德國有許多利益，走的是「帝國主義強盜之路」，尤其是對獵物擁有不知饜足的胃口，其中一個利益點就是俄國。1906年，魯道夫·馬丁在《俄國的未來》一書中表達了自己的看法：「種族並不都具有相同的價值。」20世紀初，這個觀念並非只在德國流行。但魯道夫·馬丁還提供了一個特別的觀察角度：「如今，在世界歷史上，俄羅斯種族尚未獲得像德意志種族或盎格魯—撒克遜種族那樣的進步。」1914年8月戰爭剛爆發，德國詩人、歷史小說作者、文學史家阿道夫·巴特爾斯寫了一份名為《勝利的代價：德屬俄國西部》的「政治備忘錄」。這位德國文人的計劃很簡單：「我們需要介於德維納河和第聶伯河之間、直達黑海的整片領土；我們將俄國推向亞洲，為建立一個一億人口的德意志國家創造條件。」阿道夫·巴特爾斯還想起了在德國所需要的土地上居住著的猶太人。他認為那樣的猶太人有大約四百萬，建議將他們全都集中到「敖德薩，再把他們遣往土耳其和遙遠的巴勒斯坦去」。 1914年8月，巴特爾斯的計劃似乎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無害的奇思異想。但到了1916年至1917年，這些奇思異想突然就出現在了德國將軍手下那些參謀的地圖上，他們已經進入「俄國西部」的領土，也就是波蘭王國的領土。 1909年11月，外交大臣一職由經驗豐富的外交官謝爾蓋·薩佐諾夫(1860—1927)擔任。他當了六個月伊茲沃爾斯基的副手，有自己的政治主張。阿列克謝·伊茲沃爾斯基則被任命為駐巴黎大使，繼續為確立俄國外交政策發揮重要的作用。薩佐諾夫是君主主義者和溫和的自由派，與斯托雷平的觀點相近（家庭關係上兩人也走得很近，兩人都娶了對方的妹妹為妻），在宮廷內，薩佐諾夫被視為「支持議會制的人」。戰爭前夕俄國政策的特點就是它屬於三國同盟，薩佐諾夫繼伊茲沃爾斯基之後，設法鞏固這層關係，使之轉變成更為牢固的軍事和政治同盟關係，而且力圖和德國保持友好的睦鄰關係。奧匈帝國則成了頭號敵人。 戰爭前夜，俄國參謀部在尤里·達尼洛夫將軍的領導下，制訂了戰略計劃，但絲毫沒有考慮外交界的看法。研究俄軍軍史的歷史學家觀察道：「可以認為冬宮廣場（最高統帥部所在地）和佩夫切斯基橋（外交部所在地）分處於兩顆截然不同的行星上。」 最高統帥部正準備應對和英國關係緊密的瑞典的入侵；他們也很擔心羅馬尼亞，但外交官們很清楚羅馬尼亞也在等著看誰會贏。日本和義大利也在敵人之列（它們將會和盟友站在一起）。俄國的戰略家們很看好保加利亞，但後者卻將投入敵對陣營。 彼得·斯托雷平認為戰爭對俄國來說是最大的不幸。奧地利吞併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的戰爭正酣之際，他質問道：「我國國內只能維持表面上的平靜，我國還沒組建新的軍隊，我國甚至連新式步槍都造不出來，能有什麼樣的戰爭可打？」斯托雷平的繼任者科科夫措夫伯爵也在提防開戰的危險。對這些理性的論點，尼古拉二世的回答是：「就遵照上帝的意志來吧。」在宮廷瀰漫著的神秘氣氛之中，從「各種知識源頭」直接汲取的預言似乎更具說服力：格里戈里·拉斯普京斷然反對戰爭，他宣稱如果他的警告沒被聽取，俄國就會慘敗，王朝就會垮台。維特內閣時期擔任內政大臣、後在參政院任職的彼得·杜爾諾沃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備忘錄，他在備忘錄中警告：「無論誰是贏家，世界大戰對俄國和德國都會相當致命……」革命之後，在沙皇的文件里發現了這份備忘錄，上面不見任何標註：顯然，皇帝沒讀。但有傳聞說，在這件事上，首都的氣氛相當焦灼。 1914年6月28日，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大學生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塞拉耶佛用左輪手槍開了兩槍，槍殺了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從事實情況來看，這就像一出由天資平庸的作者創作的悲喜劇。大公在波士尼亞靠近塞爾維亞邊境的地方舉行軍事演習，這個決定被貝爾格勒視為挑釁。塞爾維亞軍官的秘密組織「黑手團」由塞爾維亞和俄國的秘密情報機構操控，「黑手團」向塞拉耶佛派去激進分子，共七個年輕人，這些人射術不精，而且全都患有肺結核。他們均以俄國的激進分子為樣板。這些人攜帶炸彈和左輪手槍，就在大公夫婦乘坐的敞篷車必經的路上守候。 塞爾維亞並不喜歡維也納皇儲。人們都認為他會將二元君主國變為三元君主國，也就是國家由權利平等的奧地利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共同組成。貝爾格勒認為這個計劃對大塞爾維亞的創建是一個障礙。 第一枚炸彈沒扔准，汽車絲毫不受影響地通過了；第二枚炸彈扔過去後，大公用手背將其拍開，炸彈在馬路上炸開。炸彈碎片割傷了大公夫人。汽車從四名激進分子身邊經過，後者沒有猶豫。只有第七槍和第八槍重傷了弗朗茨—斐迪南和索菲。 事件的後續發展在任何一本歷史課本上都能讀到：奧地利向貝爾格勒發出最後通牒，塞爾維亞政府接受了最後通牒，只有一點除外。奧地利外交大臣埃倫塔爾很想發動戰爭，這一點便成了藉口，於是再向塞爾維亞發了一份新的最後通牒。德國支持奧匈帝國。俄國覺得不可能不支持塞爾維亞兄弟。到處都能看到政府下達的全民動員的命令，任何協商都成了多餘。戰爭發動，開始超速運行。 向德國宣戰激發了俄國的熱情。宣戰之初，柏林、巴黎、倫敦、貝爾格勒、維也納同樣群情激憤。「邊遠地區」的議員紛紛表忠心。在杜馬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凱列茨省的議員發誓，斯拉夫人將會重新握起「格倫瓦爾德亮閃閃的利劍」，打敗條頓人。這位議員希望，擊敗條頓人之後，要和波蘭統一起來。這場講話頗受歡迎，結果，俄軍統帥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於8月14日向波蘭人講話時，又再次提到了「格倫瓦爾德利劍」。在同一場杜馬會議上，庫爾蘭的議員提醒道，「拉脫維亞人和愛沙尼亞人很清楚他們的所有利益都受到了俄國鷹的保護，只要波羅的海諸國仍然是大俄羅斯的一部分，今後也將得到發展」。 我們知道，俾斯麥相信，只要「自由派和王朝的蠢行不去改變遊戲」，德意志帝國和俄國就不會打仗。1914年，俄國和德國開戰的動機並不存在。 俄國在遠東擴張邊界遭到挫敗後，便返回到傳統目標上：君士坦丁堡。戰爭已經爆發，沙皇格勒成了一種應許的補償。俄國歷史上，兩個「海上大國」第一次站在俄國一邊；俄國的幫助可以使他們對抗德國，所以這兩個國家準備跑到奧斯曼帝國的首都來支付這筆援助費。俄國外交界千方百計阻止土耳其投入德國陣營，期待勝利之後，和平達成期望的目標。1914年1月，尼古拉二世向返回自己國家的法國大使德爾卡塞解釋說：「我們絲毫沒有打算占領君士坦丁堡，但我們相當確定海峽將不會再對我們關閉。」 奧斯曼帝國最終選擇了德國。薩佐諾夫於是宣布要解決「俄國政治上的基本問題」，也就是黑海海峽問題，而在公眾的眼裡，這麼做就會使戰爭的巨大傷亡變得合理。 俄軍在東普魯士和加利西亞發動攻勢，軍事行動由此展開。打了幾次勝仗之後，薩姆索諾夫將軍率領的第二軍遭到包圍，並被擊潰。雙方對戰局的看法不同，彼此矛盾，俄國稱之為「馬祖里亞沼澤戰」，而德國媒體則稱之為「坦能堡復仇戰」。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在《紅輪》開篇時就描述了薩姆索諾夫的軍隊遭殲滅的過程。索爾仁尼琴為這位被打敗的將軍繪製了一幅不朽的肖像，戰役結束後，將軍便選擇終結了自己的生命。在眾多戰敗的原因當中，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認為是俄軍尚未動員成功，過早發動攻勢，但俄軍答應會支援法軍，從而信守了承諾。安·凱爾斯諾夫斯基則指出了一個事實，即「東普魯士一役表明德軍已在戰爭中落敗」。他的推論很簡單：薩姆索諾夫的軍隊轉移了德軍向巴黎進軍的路線。法軍若被殲滅，也就必然會導致俄軍戰敗。值得注意的是，安·凱爾斯諾夫斯基是在希特勒入侵蘇聯之前得出這個結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證實了一戰初期俄軍戰略的正確性。 俄軍在加利西亞的勝利減輕了它在東普魯士的失敗之痛。南部戰線上，俄國和傳統敵人土耳其人作戰，打了幾場相當漂亮的勝仗。1915年是在波蘭慘敗的年份。德軍統帥部制訂了一項計劃，要用鉗形攻勢拿下俄軍，殲滅其核心部隊，讓俄國退出戰爭。一位歷史學家寫道，俄軍最高統帥部「喪失了鬥志」，他們在使部分軍隊成功逃離絕境之後，便命令平民（四百五十萬人）撤離被占各省。俄軍統帥部希望重塑「1812年的氛圍」，激勵人民的鬥志，卻只得到相反的效果。老弱婦孺撤離時一片混亂，阻塞道路，和軍隊混在一起，使軍隊士氣低落。 一位軍事史學家得出結論：「1914年秋，德國已經清楚，他們在東線無法快速結束衝突。」戰爭開始拖長，德國沒什麼機會勝出，因為相比協約國的國家，德國缺乏資源。 俄國的處境更為複雜，因為戰爭每拖一個月，國內的民心就愈發動搖。對盟國來說，俄國是協約國不可或缺的成員，儘管俄軍作戰失利，但協約國各國仍然對它充滿信心。外交大臣薩佐諾夫則在外交戰線展開行動，設法讓英法兩國承諾對俄國做出「重大補償」。三方進行密集的會商，相比法國，英國很快就同意了俄國的訴求。1915年3月，尼古拉二世向法國大使莫里斯·巴列奧洛格宣稱：「我已經做出決定。我會徹底解決君士坦丁堡和海峽問題……」俄國沙皇對其盟友顯得寬宏大量，他對法國人說：「你們拿走萊茵河左岸，拿走美因茨、科布倫茨，如果你們覺得必要，還可以拿得更多。我為你們感到高興和驕傲。」 1915年4月，法國同意了俄國的計劃。1916年10月，英法兩國公開宣布同意俄國實現其百年夢想。 1916年是特別艱難的一年，但打了一連串敗仗並非其原因。南線已穩定下來，俄軍贏得勝利。1916年1月，土耳其最堅固的要塞埃爾祖魯姆被拿下。但國內的局勢越來越艱難。權力危機加劇。人們公開反對拉斯普京、皇后甚至沙皇。皇帝和杜馬之間敵意日增。內閣走馬燈似的輪換，讓人以為權力已然空虛，已無法領導這個國家，當然，這個印象是對現實的精確反映。 1915年8月，尼古拉二世做出了他這一輩子最重要的決定，當然遜位的決定不算。他解除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的職務，自己擔任俄軍統帥。皇帝的兩個祖先，彼得大帝和亞歷山大一世，都曾採取過這個特別的措施。但他們並未時來運轉。 尼古拉二世的決定可以作出幾種解釋：想要激勵軍隊；將不支持拉斯普京、遭皇后痛恨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排除出去；此外，有傳言說有人正在策劃陰謀，想讓大公坐上皇位。但顯然還有另一個理由。尼古拉二世前往莫吉廖夫的最高統帥部，就能遠離都城，離開所有那些似乎都在反對他的人。1916年7月，皇帝向薩佐諾夫解釋說，他不會再「執著」於某件事情，認為那才是「統治俄國的（唯一一種）方式」。格奧爾基·沙維爾斯基將外交大臣告訴他的這些話記了下來，評論道：「一個人若是一心關心自己的健康，這是再好不過的了。但君主擔負著統治一億八千萬人的重任，這樣的傾向就會很致命。」 事實上，尼古拉二世前往莫吉廖夫，就將權力交給了皇后和拉斯普京。衝突剛開始時被任命為大臣的伊萬·戈列梅金當時已經七十五歲高齡，1916年被辭退後，皇帝聽取拉斯普京的建議，讓六十八歲的鮑里斯·施丘爾梅爾繼任此職，和他相比，戈列梅金更像是俾斯麥。戰爭如火如荼之際，沒有比這個德國名字的首相更糟糕的候選人了。整個國家都在焦急地提出這個根本性的問題：究竟是誰在領導俄國？ 俄軍在加利西亞打了勝仗之後，波蘭問題就成了一個全新的問題。接下來似乎就能統一波蘭了。我們說過，1915年，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向波蘭人呼籲，向他們承諾會恢復他們的國家。在呼籲書中可以讀到：「從太平洋兩岸到北方，英勇的俄國軍隊勇往直前。新生活的曙光正在為你們升起。」在現實中，這種「誇張的辭藻」掩蓋了始終處於討論中的俄國計劃的模糊之處，最好的情況下，波蘭王國也只可能是自治。俄國同樣還希望擴張領土，收復被奧地利人和德國人「解放」的波蘭土地。 不過，波蘭問題至少還值得審視一下。而烏克蘭問題「根本就不存在」。戰爭初期，基輔總督下令，俄國唯一一份烏克蘭語日報《拉達報》被禁。數周后，禁令擴及到所有的烏克蘭和猶太出版物，包括報紙和雜誌，而且一直持續到了戰爭結束。1905年10月規定，任何表達烏克蘭民族和文化的形式都不得存在。俄軍進入加利西亞標誌著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也就是所謂的「馬澤帕分子」的殘酷迫害開始了。最受歡迎的民族主義領袖、利沃夫大學教授米哈伊洛·格魯舍夫斯基拒絕發表反俄宣言。11月，他成功離開奧地利，返回基輔，但立刻遭到了逮捕，被流放至辛比爾斯克（「直到戰爭結束」，判決書上就是這麼寫的）。 1917年革命之前，俄國的烏克蘭領導人摒棄了加利西亞的烏克蘭人分離主義綱領，強調他們不願從俄國脫離出去，也不願摧毀俄羅斯帝國。他們希望的是烏克蘭人民能在帝國的疆域之內得到發展。 莫里斯·帕列奧洛格將自己和薩佐諾夫的交談內容記錄了下來。這是一場「促膝談心」，並非法國大使和俄國外交大臣之間的正式會晤。帕列奧洛格是以俄國的朋友和政治學家的身份講話的。法國外交官承認，從他來到彼得堡起，就發現了通常在西方見不到的景象：非俄羅斯人對於帝國的重要性；當然，不僅數量上重要，道德上也重要，他們不同於西方的個體主義，想要擁有民族生活的願望，都和俄國生活截然不同。所有臣服的民族——波蘭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韃靼人等——「都在你們中央集權的行政管理制度下飽受痛苦」。莫里斯·帕列奧洛格認為，或遲或早，俄國會確立地方自治體制。如果不這麼做，俄國就會遭遇分離主義的威脅。 薩佐諾夫承認這是國內政治一個相當棘手、相當複雜的難題。理論上講，俄國大臣同意法國外交官的看法。他解釋說，從實踐層面來看，不應忘了自治和沙皇體制是無法兼容的。薩佐諾夫指出，對其而言，如果沒有沙皇制度，俄國也就不存在了。 莫里斯·帕列奧洛格不斷地就這個問題同俄國政界最有影響力的人交談，但他總是得到同樣的回答：帝國的部分自治無論如何是無法和專制君主制的神聖原則相兼容的。 君主主義者在俄國仍然人數眾多，但支持坐在皇位上的那個君主的人卻驟然減少。懷疑的氛圍愈來愈濃。到處都在找間諜。就連戰爭大臣蘇霍姆里諾夫這樣的人都遭到逮捕和審判。所有人都在懷疑拉斯普京和皇后是德國的間諜。而皇后則堅信自己身邊的人都在搞陰謀，她向最高統帥部去信：「向他們亮出拳頭，像個君主的樣，你才是專制君主，要讓他們不敢忘了這一點。」 杜馬要求有一個「責任內閣」。由溫和右翼和溫和左翼各主要派別聯盟構成的進步主義陣營捍衛戰時人民代表參與政府的權利。1916年11月，羅曼諾夫家族前往基輔，參加沙皇妹妹的婚禮。「家族委員會」決定迫使尼古拉滿足杜馬的要求，同意由杜馬任命大臣。羅曼諾夫家族之所以會贊成杜馬，是因為他們覺得杜馬應是最微不足道的惡，而相比之下，皇后和拉斯普京在任命大臣方面可以說掌握了幾乎全部的權力。羅曼諾夫家族對這兩人的憎恨遠超對「自由派」的憎恨。 大家都在談論陰謀。尤其是「皇后的陰謀」。更嚴重的似乎是阿列克謝·古奇科夫領導的「謀反活動」，阿列克謝·古奇科夫是莫斯科的企業主，也是「10月17日聯盟」的組織者之一；沒多久，他就成了第三屆杜馬主席和第四屆杜馬議員。阿列克謝·古奇科夫是個很有才能的人，喜歡冒險，在軍隊、實業界和杜馬圈內人脈廣泛。他對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人」的政變很感興趣。為了熟悉他們的政變方式，阿列克謝·古奇科夫還去了一趟君士坦丁堡。儘管古奇科夫才幹出眾，但他身上卻缺乏一種謀反者，或者說政治家的素質。 時代氛圍也沒繞過至聖治理會議。在至聖治理會議任職一年半的格奧爾基·沙維爾斯基寫道：「至聖治理會議的成員彼此害怕。處處瀰漫著互不信任的氛圍。至聖治理會議的成員分成了拉斯普京派、反拉斯普京派和中立派。」 當時也有許多關於共濟會暗中顛覆的說法。凡是專制政體的反對者，都成了「共濟會員」。「共濟會陰謀」的理論不僅讓尼古拉二世和帝國蒙受損失，在俄國歷史學家和移民中也頗有市場。確實，共濟會陰謀可以解釋羅曼諾夫家族為何會輕易倒台。1974年，蘇聯歷史學家尼·雅科夫列夫竟然成功地在一本書里把對共濟會的猛烈譴責、對尼古拉二世專制權力的讚頌和對革命的大力頌揚這三種觀點統一了起來。對這位歷史學家而言，尼古拉二世的俄國，其頭號敵人乃是「大資產階級」，他們想以共濟會為得利的武器，在「國內（確立）極權體制」。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阻止「極權體制」的到來。 1990年，細緻的觀察者阿隆·阿夫雷克在名為《共濟會和革命》這本著作中使用了截至那時候並未公開的檔案資料。他最後得出結論，「共濟會的主題確實存在，但這不是共濟會的問題」。換言之，人們需要一個事實上並不存在的「秘密組織」。 1914年5月，警察局向九十八個憲兵局、保衛部各處以及其他治安機構發了一份通函。通函要求各機構特別注意「近十年來在歐洲和美洲大力發展的共濟會秘密修會」所進行的活動。通函要求各機構「弄清楚『秘密社團』的構成，並匯報結果」。一年間，報告和回復紛至沓來，但內容都一樣：「無甚值得關注之處」「無任何發現」「不存在」。 警方對地下革命組織的活動瞭若指掌，但革命活動絲毫沒有引起不安。 有流言說，無數陰謀正在策劃階段，準備付諸行動，但由此只引出了一個結果：1916年12月16日，費利克斯·尤蘇波夫親王和杜馬極右翼議員普里什基耶維奇在沒有經過特別準備的情況下，成功刺殺了格里戈里·拉斯普京。死之前，「長老」交給皇后一份類似遺囑的信：「俄國沙皇！你要知道如果你父母一方犯下罪孽，無論近親，抑或孩童，家族中無人能活過兩年……」這一次，「魔鬼聖徒」的預言即將成真。費利克斯·尤蘇波夫是皇室家族的一員。 1917年2月10日，杜馬主席米哈伊爾·羅將柯向尼古拉二世提交了一份報告。皇帝從最高統帥部回來後，就在皇村接待了羅將柯。他這份報告說得很明確：「戰爭表明，若無人民的參與，便無可能統治國家。」米哈伊爾·羅將柯強調，有必要組建一個對杜馬負責的政府。他試圖說服沙皇，現任政府「將他和人民代表之間的鴻溝越挖越深」。還有另一個論點：衝突與和平談判即將結束，屆時，「如果政府建立在人民信任的基礎上，國家才能理直氣壯」。 羅將柯離開時，沒有得到任何回復。只是在不久之後，他才得知尼古拉二世決定讓步。沙皇召來首相彼得·戈利岑親王，說想要組建一個「對俄國議會負責的」政府。當天晚間，首相又被召去：皇帝改變了意見。他很快就返回了最高統帥部。 迪斯雷利認為刺殺行動絲毫未曾動搖世界歷史的進程。或許他說得沒錯。但毋庸置疑的是，就算沒有激烈改變歷史進程，那政治暗殺也會加速或減緩事態的進程。究竟如何在這兩個決定之間作出選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進行了交談。在對「朋友」的諸多刺殺之中，可以發現杜馬成員的身影。而這只會加強皇后對力圖限制沙皇權力的那個機構的憎恨。 彼得格勒因突然缺乏糧食而爆發遊行示威，索爾仁尼琴說那是因為缺乏「白麵包」所致，而尼古拉二世則待在遠離事件發生的地方，置身於最高統帥部平靜的氛圍之中。在那兒，他是不可能作出決定的。示威活動愈演愈烈，各種不滿情緒大爆發，示威者很清楚他們這麼做是不用擔心受到懲罰的。士兵加入示威人群之中。革命開始了。地方當局不知如何行動，命令彼此矛盾，一片混亂。當尼古拉二世最終決定從莫吉廖夫返回的時候，他被困在了德諾車站。這個名字所具有的象徵性意義又為事件增添了非理性的色彩。 戰時，俄國打了許多敗仗，失去了領土，但仍然沒有被打敗。國家經歷過更艱難的戰爭。1812年，拿破崙難道沒打到莫斯科？再說了，1917年，俄國也有盟友，肯定能打敗德國，只是時間問題而已。美國準備積極投入戰鬥。彼得格勒的騷亂只是自發形成的，沒有什麼組織；無數革命團體當時都在城裡活動，沒有後援。警方只要積極行動，就能恢復秩序。一句話，和1916年都柏林的暴動完全沒有可比性。英國政府還認為有必要派遣炮兵來對付愛爾蘭的義軍，這在道德上是可行的。 歷史學家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革命的所有條件在俄國都集齊了：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皇庭的分裂，無產階級的要求越來越多，舊體制的僵化阻礙了年輕資產階級的發展。不過，當時也絲毫無法證明，在1917年2月，專制政體會不加抵抗，轟然倒塌。 君主制之所以消失，是因為它已沒有戰鬥下去的意願。皇家專列在普斯科夫改變了方向，杜馬代表團都趕來尋找沙皇。代表團里有兩名君主主義者：皇后特別敵視的亞歷山大·古奇科夫，以及瓦西里·舒爾金。 尼古拉已經得知軍隊統帥和波羅的海艦隊司令已宣布支持他退位。只有由納希切萬汗指揮的近衛騎兵軍說準備為君主而死。當皇家御醫波特金醫生宣稱阿列克謝身染重疾，無法統治的時候，尼古拉二世便宣布退位，也不讓皇儲繼承皇位，而是讓自己的弟弟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大公繼位。 大公放棄繼承皇位，由杜馬創建的臨時政府接掌政事。 羅曼諾夫王朝轟然倒塌。俄國變成了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