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莊子天下篇疏記 · 墨翟禽滑厘　宋鈃尹文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厘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梁啓超《莊子天下篇釋義》曰：已，止也。即下文「明之不如其已」之已。大順即太甚之意，言應做之事做得太過分，應節止之事，亦節止得太過分。順、甚音近可通也。）。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俞樾《諸子平議》曰：名山當作名川。），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槁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人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 博按：「不與先王同」，當連下「毀古之禮樂」讀，所以證墨子之「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者也。蓋墨子之意，主於節用，生當先王禮明樂備之後，而「毀古之禮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此其所以「不與先王同」，豈非所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者耶？此《節用》、《節葬》、《非樂》諸篇之指也。「先王」，謂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後世」則專指周而言。《論語·八佾》：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正所謂「靡於萬物」，「暉於數度」之世。《說文·日部》：「暉，光也。」《太玄經·視·次五》：「厥德暉如。」註：「暉如，文德之貌也。」墨子之嫉文德與老子同，而微有異者，蓋老子欲反周之文以躋之「古始」之「朴」（《老子》第十九章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而墨子則矯周之文勝而用夏之質。《淮南子·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今莊子之稱墨子曰：「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與淮南之說同。而儒者荀子則著《富國》篇以非墨子之節用，著《禮論》篇以斥墨子之短喪，著《樂論》篇以貶墨子之非樂，而最其指於《解蔽》篇，一言以蔽之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皆指此篇所稱「墨子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毀古之禮樂」而言。至荀子《天論》篇曰：「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其非墨子之見於《非十二子》篇者曰：「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辯異。」此墨子《尚同》之指，而此篇所云「墨子泛愛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者也。「不異」，即荀子所謂「有見於齊」；而「不異」之「異」，即荀子《非十二子》篇「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辯異」之「異」。惟荀子所謂「僈差等」者，承「上功用大儉約」而言，猶是《節用》、《節葬》之指。而莊生所云「不異」者，承「泛愛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而言，乃是《兼愛》、《非攻》之義。然則莊生雲「不異」，荀子曰「僈差等」，謂墨子之「有見於齊」同；而莊以議墨之兼愛，荀以非墨之節用，所以謂墨子之「有見於齊」者則異。墨子之道多端，其書七十一篇，著有[2]《漢書·藝文志》，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今《墨子》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而要其歸，不外《節用》、《兼愛》。其餘諸端，皆由《節用》、《兼愛》推衍而出。如《節葬》、《非樂》諸義，由《節用》而出者也；《上同》、《上賢》、《非攻》諸義，皆由《兼愛》而出者也。《漢書·藝文志》論墨家者流，於臚舉諸端之後，而卒之曰：「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亦要其歸於節用、兼愛二者。而節用尤為墨道之第一義，一則儉於自為，乃能豐於及物，二則兼愛者不暇自愛，不暇自愛則亦不侈於自奉。此荀子所由專非其節用。莊生雖並稱兼愛，而特側重於節用。所謂開宗明義，特揭其出古之道術，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者也。然而論之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則是內不能達情遂命以通於「聖」也。又曰：「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則是外不能與物俱往以躋於「王」也。「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此則墨子之大蔽也。墨子行事不概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後附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禽滑厘，墨子弟子，見《墨子·公輸》篇。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郭慶藩《莊子集釋》曰：倍譎，背之借，外向之名。莊子蓋喻各泥一見，二人相背耳。），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梁啓超《莊子天下篇釋義》曰：觭字不見他書，疑為畸之異文，實即奇字。《說文》云：奇，不偶也。），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博按：《韓非子·顯學》篇曰：「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為三。」是即此篇所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也。而「俱誦《墨經》」之「《墨經》」有二說：一謂「《墨經》」指《墨子》書卷一之《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而言。黃震《日抄讀諸子》曰：「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稱者多衍復，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錢曾《讀書敏求記》[3]曰：「潛溪《諸子辯》云：『《墨子》三卷：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予藏弘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畢沅《墨子注敘》曰：「又三卷一本，即《親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僅見此本，有樂台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世所傳十五卷本不分題經、論而三卷本上卷七篇，必於目下題經，故號曰經。此相傳之古說也。一謂「《墨經》」乃指《墨子》書之《經·經說》而言。孫詒讓《墨子閒詁》謂：「《墨經》即《墨辯》，今書《經說》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近儒梁啓超、胡適皆宗焉。此挽出之新說也。自博觀之，當以古說為可信。按《管子》書有《經言》九篇；《韓非子·內儲說上》有「經」七篇，《內儲說下》有「經」七篇，《外儲說右上》有「經」三篇，《外儲說右》有「經」五篇，皆以「經」冠諸篇之首，則《墨子》書之「經」亦應冠於篇首。而《經·經說》，其篇次列第四十至第四十三，如真以為《墨經》，不應後其所先，輕重倒置若此。一也。且題曰「經」者，必全書之大經大法。而《墨子》書之大經大法，不過《天志》、《尚賢》、《兼愛》、《節用》、《非樂》犖犖數大端，而此犖犖數大端，皆於卷之一七篇中發其指（張采田《史微原墨》），斯足以揭全書之綱，題之曰《經》而無愧。至《經·經說》不過「辯言正辭」而已，小辯破道，奚當於大經大法。二也。故曰：「《墨經》者，乃指《墨子》書卷之一《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而言。」曰「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者，謂相里勤、鄧陵之徒，雖俱誦《墨經》，然背譎所言，有乖於墨子之大經大法，故曰「而」，「而」者，辭之反也。「相謂別墨」雲者，謂人以別墨相謂，若曰「墨家之別派」云爾，不以正宗予之也。曷為不以正宗予之？以其背譎所言，相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應以「觭偶不仵之辭」，與《墨經》稱說不同也。故不以正宗予之，而相謂曰「別墨」也。然相里勤、鄧陵之徒，則不以「別墨」自居，而欲得為巨子，辯其所是以為天下宗主，而篡墨家之統焉！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巨子，若儒家之碩儒。巨子為墨家之所宗，如儒者之「群言淆亂衷諸聖」也。 墨翟、禽滑厘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博按：莊生之道，在貴身任生，以無為而治，而見墨者之教，勞形勤生，以自苦為極，「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行拂亂其所為而已矣。故曰「亂之上也」。郭象註：「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使用墨者之教而獲有治焉？終以「逆物傷性」而不得躋無為之上治也。故曰「治之下也」。然其用心篤厚，利天下為之，「雖枯槁不舍也」。「將求之不得也」，豈非「真天下之好」也哉！好，讀「許皓切」，如《詩·遵大路》「不寁好也」、《國語·晉語》「不可謂好」之「好」，美也，善也。墨翟「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其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所學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此莊生所以甚非其行而卒是其意，稱之曰「天下之好」，媵之以「才士」之目也。故非禽滑厘之徒，所可等量齊觀矣。 右論墨翟、禽滑厘。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章炳麟《莊子解》曰：苟者，苟之誤。《說文》言苛之字止句，是漢時俗書，苛苟相亂。下言苛察，一本作苟，亦其例也。），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梁啓超《莊子天下篇釋義》曰：聏字不見他書。郭嵩燾據《莊子闕誤》引作胹，訓為爛也，熟也，軟也。大概當是宋鈃、尹文用軟熟和合歡喜的教義，以調節海內人的情慾。「請欲」當讀為「情慾」，即下文情慾寡淺之情慾也。「請」讀為「情」，《墨子》書中甚多，情、請二字古通用甚明。宋鈃、尹文即以此種情慾為學說基礎，故曰「以聏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章炳麟《莊子解故》曰：圖當為啚之誤，啚即鄙陋鄙夷之本字，啚傲猶言鄙夷耳。）！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慾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博按：宋鈃、尹文，蓋墨者之支與流裔。而莊生所以明其所自出「古之道術」，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即墨子「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之意。「不苟於人，不忮於眾」，即墨子「泛愛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之指。此宋鈃、尹文之所為與墨同。然「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不恤犧牲自我以利天下者也。至宋鈃、尹文之所為白心，則以「我」亦天下之一民，苟「天下之安寧」，不能「人」足養而遺外「我」也，願「畢足」焉。此宋鈃、尹文之所與墨子異。蓋一則舍己徇人，一則人我畢足也。今觀宋鈃、尹文之「上說下教」，不外兩事，曰：「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慾寡淺為內。」而「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蓋非「別宥」，不知「見侮」之「不辱」；不知「見侮」之「不辱」，則不能以「禁攻寢兵」。非「別宥」，不明「為人」之「自為」；不明「為人」之「自為」，則不能以「寡淺情慾」。此實宋鈃、尹文之第一義諦也。按「別宥」之說，見於《呂氏春秋·先識覽》《去宥》之章，其言曰：「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為薪與勿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墨，以堯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耶。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畢沅謂「宥疑與囿同」。「囿」有「域之」之義。（《詩·靈台》「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鳥獸也。《國語·楚語》「王在靈囿」註：囿，域也。）而「別囿」雲者，蓋別白其囿我者而不蔽於私之意。「伐梧」者疑言鄰父，「攫金」者不見人操，大抵迕於接物者，罔不有囿於私利之見者存。惟「別宥」，而後知「尚同」、「兼愛」，萬物交利，我亦不遺焉。故曰「接萬物以別宥為始」也。《尸子·廣澤》篇云：「料子貴別宥。」料子行事，無聞，儻宋鈃、尹文之徒耶？吾觀宋鈃、尹文，惟「別宥」，而後「為人」無患於「太多」，「自為」不嫌其「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惟「別宥」，而後「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蓋所明而「無益於天下」，則所見者小而遺者大，宥之未能別，可知也。故曰「明之不如已」。《莊子·逍遙遊》曰：「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非無所明也，然而所見者限於一官一隅之細，郭象註：「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此亦有所「宥」也。故「宋榮子猶然笑之」，笑其見小而遺大也。宋榮子即宋鈃。《韓非子·顯學》篇曰：「宋榮子之議，設不鬥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與此稱宋鈃「見侮不辱」同。「見侮不辱」，亦「別宥」之明效大驗也。惟「別宥」，而後內則「情慾寡淺」，外則「禁攻寢兵」。「以禁攻寢兵為外」，同於墨子之「非攻」；「以情慾寡淺為內」，本諸墨子之「節用」，宋鈃、尹文「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此宋鈃、尹文所以為墨者之支與流裔也。然而有不同者，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宋鈃、尹文「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蓋墨子救世而極以自苦；宋鈃尹文養人而不忘足我，故以「我必得活」，「圖傲乎救世之士」也。「救世之士」，即指墨者之徒而言。墨者之徒，「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故命之曰「救世之士」。所以圖傲之者何？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我必得活」，不如墨者之道「大觳」，「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此所為相圖傲也！然則宋鈃、尹文者，儻有合於「內聖外王之道」者耶？曰：「不然。『外王』而未能大通。『內聖』而未臻釋然。」何以言其然？觀於宋鈃、尹文，「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以聏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此宋鈃、尹文之願欲為「外王」也。然而「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上下見厭而強見」，則是未能任萬物之自往也。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救世」而不外遺「我」，以視墨翟之「大觳」，「使人憂愁」，「以自苦為極」，差為「達情」而「遂命」者，然而「以情慾寡淺為內」，則是純任自然之未能也。「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由於宋鈃、尹文之欲為「外王」而未能大通，欲為「內聖」而未臻釋然也。此則宋鈃、尹文之蔽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宋鈃與墨翟同稱，蓋亦以為墨者之支與流裔也。宋鈃著書不傳，其遺說略可考見於《孟子》、《荀子》書者，亦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慾寡淺為內」兩義而已。《孟子·告子下》載「宋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說，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此「禁攻寢兵」之說也。由國家言之，則曰「禁攻寢兵」，由私人而言，則曰「見侮不辱」。《荀子·正論》篇曰：「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人皆以見侮為辱，故斗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鬥矣！』」又曰：「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此「見侮不辱」之教也。一言以蔽之，曰「非斗」而已！至《荀子·天論》篇曰：「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正論》篇曰：「子宋子曰：『人之情慾寡，而皆以己之情慾為多，是過也。』故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慾之寡也。」《解蔽》篇曰：「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此言宋鈃之「情慾寡淺」也。《荀子·正論》篇又曰：「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此言宋鈃之「上說下教」也。《漢書·藝文志》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注曰：「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而世所傳《尹文子》書，析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大指陳論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其言出入黃老申韓之間，與莊生所稱不類，疑非其真也！其行事不可考見。《漢書·藝文志》又有《宋子》十八篇，在小說家。注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或以為即宋鈃書。然吾觀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而宋鈃「上說下教」「為人太多」，何黃老意之有！而曰「其言黃老意」者；豈以「見侮不辱」，同於道者之「卑弱以自持」，而「情慾寡淺」，亦類道者之「清虛以自守」耶？ 右論宋鈃、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