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偶譯 · 伊里奇的理論
理論和現實
伊里奇的理論，是卡爾的理論在我們的時代里的繼續。他的理論和卡爾的理論一樣，都是不能限於任何和現實隔離的公式的體系裡面，如把他的理論放在呆板的敘述里，不但要失去它的豐富的內容，多方面的聯繫，和活潑潑的生命，而且是和辯證法的特質直接相反的。辯證的研究法，是要就每個活的具體的形勢，根據它的特異的性質和關係，加以分析；運用社會發展的一般原則於特殊的具體的表現，以及隨後繼續應付所需要的特殊的行動。所以我們要了解卡爾的理論和伊里奇的理論，都不能由任何教科書裡面得到。第一，要就卡爾和伊里奇所應付的具體的形勢，細密地研究他們的生活、著作、和活動；第二，要直接參加革命的運動，有意識地和舊的思想形式絕緣，努力把他們的原則發展起來，運用在活的現今的形勢裡面去。伊里奇和卡爾並未曾留下什麼關於伊里奇主義或卡爾主義的「手冊」；他們卻是在直接應付具體的緊急的問題之過程中，顯示他們的原則。
一 一般的世界觀
革命的辯證法
伊里奇和卡爾都認為，和每個人所處的特殊時代有關係的、當前的、革命的展望和實踐，也是要根據完全經過思考的、更廣大的、一般的世界觀和了解。
卡爾的理論是以辯證唯物論為根據。伊里奇也是一個辯證唯物論者。他的思想和行動，無論是關於人生的每個問題和每個關係，凡是他所定下來的目的，以及關於達到這些目的所用的方法，都是根據於下面的種種基本的了解：即對於「存在」和人生，對於人類的任務，對於歷史發展的法則，對於階級社會的情況向前發展所必有的形式和方法，對於所要達到的將來的世界秩序，對於控制自己命運的、聯合起來的人類，都有著基本的了解。這給他力量，使他和布爾喬亞秩序中的短視的、唯利是圖的和沉溺於幻想的政治家及理論家，截然不同。他一生的功業，便是辯證法唯物論的正確和功效之有力的證明。
伊里奇曾經這樣宣言過：「卡爾理論裡面最重要的東西，是它的革命的辯證法。」（「有關於我們的革命」）辯證唯物論打破了以前的理論和實踐間的隔閡。它的世界觀的重要特質是：不但要發現現實的本質，並且要改變現實，因此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是具有革命性的。這個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對於一切問題都完全運用著辯證的研究法：這在伊里奇的全部生命中，有著最有力的表現。伊里奇指出怎樣向前達到將來的人類新型的途徑。
二 我們時代的理論——帝國主義
煙 幕
根據卡爾理論的活動，在一個一定的時代里，是必然地要對於這個時代的特質，它的力量和衝突，以及進行的路線，都須加以明白的分析。
就最廣的意義說，卡爾已顯示了人類社會在資本主義階段的特質；已分析過它的運動的法則：顯示了它進展到資本的愈益集中、階級的區分、大眾的貧困、和增長的危機；並指出它的必然的結果是普羅革命和普羅獨裁，由此進行建設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但是當卡爾在世的時候；關於普羅革命和普羅獨裁的內容，必然地是仍屬於理論的敘述，以備將來的參考。——其中有個唯一的例外是關於巴黎公社的指示。
在卡爾去世之後，到了伊里奇的時代，資本主義才踏進了它的最後的、垂死的階段，普羅革命方才開始。
在最初，資本主義所踏進的這個新階段，有許多卡爾的信徒還未能明白了解。有許多新的現象開始在各方面出現，在這些現象後面的原則，還不清楚；有許多號稱卡爾的信徒，開始揚言這些事實已經否定了卡爾的預期，認為卡爾理論有修正的必要。合股資本主義的勃興，代替了以前由個人獨有的營業，這種傾向又使他們認為這是「資本的民主化」。他們認為社會改良立法的傳播和西歐及美國生活標準的改良，也足以推翻卡爾對於逐漸增長的階級敵對和大眾貧困的說法。同時他們卻驚駭於其他新的政策之發展，這些政策似乎和上面所指出的「社會的自由主義」恰恰矛盾；他們也驚駭於軍備與軍閥主義的猛進，繼長增高的關稅政策，對世界上各處殖民地的掠奪和殘酷。這種種傾向，他們都哀求避免，覺得和這時代的精神是相反的，並且認為這是出於資本家對於他們自己利益的誤解，這是一直到一九一四年，機會主義的「自由社會主義者」的見解；這和真正的卡爾理論是衝突的。
新時代的特質
伊里奇是第一人把這新時代（帝國主義時代）的全部特質很明白地揭發出來，並顯示這新時代的運動法則，這在他所著的《帝國主義》（一九一六年）一書里可以完全看到的。
他分析這新時代的一切病象，直至抉出這些病象的基礎是在獨占的資本主義：彼此競爭的、比較小規模營業的、自由貿易資本主義（卡爾曾經分析過），因為資本的愈益集中，發展到獨占資本主義（卡爾也曾預言這是必然的）。獨占資本主義成為近代占優勢的形式；也可說是發展到金融資本。（這就是指大規模的「辛狄加」和「托辣斯」①，在一個單獨的指揮之下，把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併合起來，和國家的機構密切合作，進行它的營業。）
和這個獨占資本主義時代相應的，必然地有著新的資本主義政策的方向，和自由貿易資本主義的舊路線相反：向全世界各處爭取獨占，爭取剝削、市場和特權的獨占區域；由少數強國瓜分世界，實行積極侵略殖民地政策；關稅、津貼、和入口貿易限額；和殖民政策有密切聯繫的資本的輸出，增強官僚的和軍事的機構；為著世界的重新分割而往著世界大戰的路上跑。改良主義者只對於這些政策（關稅、或軍備、或殖民地政策、或戰爭）作枝枝節節的攻擊，並不攻擊獨占資本主義的本身，或是希望獨占資本主義採用不同的「更開明的」政策，這好像希望老虎可以吃草過活一樣！
但是獨占資本主義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的寄生時代。世界的大部分，都變成極少數的大強國的附庸；人類的大多數，都供一小群金融寡頭政治的榨取。不工作而坐享的階級，靠紅利過活，和生產沒有任何接觸；這種寄生階級，在各帝國主義的國家裡發展起來了。服侍他們的人數一天天增加起來；從事生產工業的人數比例，卻反而一天天減少。
同時在帝國主義的各國里，有一部分的「額外利潤」被用來收買勞工階級的上層分子；利用讓步、社會改良計劃、腐化勞工領袖等等方法。因此，在帝國主義的各國里，發生「勞工貴族」和「布爾喬亞工黨」的現象：這些「工業」的領袖們，和資本家攜手進行，狼狽為奸。這是歐美機會主義或改良主義的基礎，也是勞工階級運動分裂的原因。
但是獨占資本主義的寄生的傾向既已顯露，它是將死的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之下的生產，已達到了最高度可能的發展；它的更前的發展，現在已被資本主義獨占的形式所阻礙，被用著人為的方法所限制了。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的形式彼此發生了衝突。
三 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
最重要的鎖鑰
伊里奇時常堅執地指出，世界革命勝利的最重要的鎖鑰之一，是在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裡的普羅鬥爭，和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里的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的解放鬥爭，彼此聯合起來。
在原則上，卡爾已經說明過民族解放問題在勞工階級運動和世界革命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他討論波蘭問題和愛爾蘭問題的著作里。
在帝國主義的時代，這個問題有著新的、更緊張的重要性。人類的大多數，都被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壓迫者。對殖民地的剝削，成為布爾喬亞力量的主要的基礎。帝國主義各國里的普羅列達利亞特，必須和殖民地的人民鬥爭結成同盟，方才能夠得到解放。
舊的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完全不了解這個問題的重要意義。他們雖通過議案，贊成「民族自由」、「自主」等等，但總是拘守在帝國主義統治的機構內，對於獨立的革命鬥爭，並沒有給與實際的支持。還有一部分人卻爭辯著說，「民族自由」只是布爾喬亞的利益，不是社會主義者的利益，因此和勞工階級沒有關係；他們說，社會主義反對較大的經濟單位之分裂（這一部分的爭論，伊里奇稱它為「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這兩種傾向，在實際上結果，都等於擁護帝國主義。
伊里奇最先闡明這個問題在帝國主義時代所有的革命的重要意義。在世界大戰以前，他就已經密切地注意到亞洲鬥爭力量的勃興；在一九一三年，他寫了關於《退步的歐洲和進步的亞洲》的論文。在世界大戰的時期內，他對於這個問題的每一方面，都下過一番分析的工夫，並指出「民族自決」的口號具有革命的重要意義。
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這個問題有著更重要的意義。伊里奇曾經這樣寫著：
在世界革命時代以前，民族解放運動只是一般的民主運動的一部分；現在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和世界革命時代開始以後，民族解放運動便是世界普羅革命的一部分了。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V. I. Lenin", by R. Palm Dutt, 1934)
譯者注
①譯者註：「辛狄加」原文為syndicate，是資本主義的一種聯合方式，由各企業聯合組成的，加入的各企業，出賣製成品，購買原料，都須經過「辛狄加」總機關之手；出品數量和提高價格等等，都由「辛狄加」來規定，雖則每一企業仍繼續著獨立的生產。「托辣斯」原文為trust，聯合的程度更大，各企業都完全合併起來；從前每一個企業的老闆，參加後都做了托辣斯的股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