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偶譯 · 伊里奇的生平
一 基本的概念和工作的基礎
三十年的準備工作
一九一七年俄國布爾塞維克（Bolshevik意譯為多數派）革命的勝利，在事實上並不是好像由無物之中突然射出光輝的奇蹟的爆發，卻是在俄國的以前革命運動長期過程的頂點；在這過程裡面，伊里奇三十年的始終不倦的準備工作實有決勝的效用。
在俄國革命之後，伊里奇自己曾經在著作里告訴我們，布爾塞維克怎樣是以前的全部革命發展的結果：
大約在半個世紀裡面，即約在前世紀的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九〇年間，俄國的前進知識分子在最野蠻的、最反動的沙皇虐政壓迫之下，迫切地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對於歐洲和美國的關於這方面的材料，都無微不至地加以注意，用力之勤奮和研究的周密，都令人驚異，目的就在於尋得正確的革命理論。
卡爾主義，是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俄國踏上卡爾理論的道路，是由於經過了五十年的艱苦和犧牲；是由於最偉大的革命的英勇精神，最使人難信的精力；是由於公而忘私的經營、訓練、教育、實際的試驗、失敗檢討、和歐洲經驗的比較。由於沙皇所強迫的國外亡命，在十九世紀的下半段，革命的俄國便獲得了充分的國際聯繫，對於革命運動的形式和理論，都有著良好的領悟，為其他國家所不及。
俄國革命運動的這個無匹的特質，它的實際的革命工作的長期訓練，革命的犧牲和英勇精神的長期訓練，它的深遠的理論的特質，和它的無比的國際背景：我們對於這種種都須先能領悟，然後才能了解這基礎是怎樣準備起來，使俄國能在其他各國以前，發展強有力的、不被歪曲的、勝利的、革命的卡爾理論。
個人方法與大眾方法
在一八八七年，伊里奇十七歲，剛入喀山大學做學生，因為參加革命的示威運動，被該校開除。在這同年的初期，他的哥哥亞歷山大因為陰謀刺殺沙皇，被絞死。這些都是伊里奇在革命運動中所受到的較早的直接經驗。
伊里奇的父親是一個學校的視察員。他的父親有兩個兒子和四個女兒，都好學深思，而且都是革命者。伊里奇的長兄亞歷山大，是在採用卡爾理論以前的、舊的革命組織（名人民意志黨）的最後的主要代表；這組織是要用個人的恐怖政策來推翻沙皇制度的。伊里奇對於他的哥哥和這個組織的革命老鬥士們，都有著很深的敬仰，他們都遺下了慷慨赴義的風尚。但是他覺得他們的方法已不適用於推翻沙皇制度。他於是殷切地尋求這爭取解放問題的答案。他在卡爾理論里尋到了答案。他從卡爾學得用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發展的法則；知道推翻當前的統治權力不能單靠個人的行動，須靠大眾的行動；並知道將來的勝利的革命領導者，必然地是工業的勞工階級。伊里奇對卡爾的著作，研究得極為周密。同時他繼續求學，一八九一年在彼得斯堡得到法律學位。當他在喀山和薩麻拉，他都參加卡爾理論信仰者小組，這些小組是在未有黨的存在以前，社會民主團體的最初形式。他在一八九三年，第一次寫作關於農民的問題。一八九三年的秋季，他到彼得斯堡。從那時起，他的領導的政治活動就開始了。
第一任務
他的第一個任務，是要指明社會民主運動的路線，並根據這路線，開始把工人組織起來，其目的在組成一個社會民主黨。這個任務，他在一八九四及一八九八年間成功了。
在這個時候，在革命的、和半革命的、社會主義方式的思想及行動方面，見解和傾向都有著很大的混亂。在一方面，有著人民意志黨，就是在採用卡爾理論以前的革命運動的殘餘的代表（他們的見解後來傳遞給社會革命黨），這一派的人把農民理想化，他們否認在當時的俄國有發展資本主義和機器工業的必要，認為鄉村的公社就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和這一派對立的有卡爾的信徒。但是在卡爾信徒裡面，有許多不革命的、合法式的（所謂合法的卡爾理論），他們採用卡爾理論的經濟分析，藉以駁斥感傷的、唯心論的、反資本主義的概念，但是在實際上卻畏懼革命，畏懼工人的組織，仍使工人受制於資本主義；這樣一來，在事實上竟成為資本主義的宣傳者，這一派的領袖後來轉變為自由主義者，就是這種傾向的佐證。此外，便是革命的卡爾信徒。伊里奇到了彼得斯堡之後，很快地就成為他們的實際的領導者，此時普烈哈諾夫是在國外亡命中的領導者。
一開始，伊里奇就絕對明白地、規定好社會民主運動的路線，和其他種種相反的傾向分清楚。這在一八九四年他就已成功了。
他在一八九四年發表（非法地）他的第一次的重要著作《誰是人民的朋友，他們怎樣反對社會民主主義者？》。由於發表了這著作，伊里奇清算了人民意志黨，明白定下了俄國的社會民主運動的路線。他根據事實，說明經濟發展的途徑；說明勞工階級是將來的革命領導者（這革命的目的，是專制的推翻和社會主義的成功），並說明組織社會民主黨所需要的其次的步驟。
同時在別一個前線，伊里奇於一八九四年發表《民粹派理論的經濟的內容和斯脫魯威的書對於它的批判》，對於合法的卡爾信徒們開火進攻，說明合法的卡爾信徒是要陷入布爾喬亞的營幕里去。
這樣在兩個前線的鬥爭，使革命的社會民主的路線和相反的種種傾向有著顯明的劃分；同時對於實際的工作加以具體的解釋：這是伊里奇在領導的任務上從開始就有的特質。
同時，伊里奇和各組的革命的卡爾信徒，把彼得斯堡各工廠的工人分組組織起來。他們根據工人的切身的條件，和社會集團鬥爭的初步的形式，把鼓動和組織合併起來進行；訓練他們，使他們能有政治上的了解，能明白卡爾理論的原則，能感覺到他們是將來的革命領導者，使他們認識自己有著這樣的政治上的任務。這樣把政治和大眾聯合起來，把革命的政治鬥爭和日常的社會集團鬥爭聯合起來，這是布爾塞維克主義和它的偉大力量之貫徹始終的秘訣之一。
在一八九五年，伊里奇和他的一群，進一步組織勞工階級鬥爭和解放聯合會，這就是社會民主黨的前驅。這聯合會已能領導在彼得斯堡正在興起的罷工運動。在同年（即一八九五年），伊里奇往瑞士訪問普烈哈諾夫之後（他已認識伊里奇是將來俄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就準備發行一種非法的工人日報，名叫《工人的前途》（原名叫做「Workers' Cause」，想不出好的譯名，勉強譯意為這個名稱），目的在藉此團結工人，並指導正在興起的運動。但是在剛要出版的時候，伊里奇被捕了；他被監禁一年之後，被充軍到西比利亞三年，到一九〇〇年才滿期。但是他在這種情形之下，仍繼續他的工作；他從彼得斯堡的監獄裡，幫助罷工運動的領導；在彼得斯堡和在充軍的時期內，仍繼續他的寫作。在他所寫的著作里，有一本是《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當時和現在，都是一種經典的著作。他被充軍到西比利亞的時候，克魯普斯卡雅（Krupskaya按即伊里奇夫人的名字）到西比利亞來陪伴他。她是在彼得斯堡的革命的卡爾理論研究組的一個主要會員；他們倆繼續他們的共同生活和工作，從來沒有間斷，直到伊里奇的死。
一八九八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在明斯克（Minsk白俄羅斯的首都）開第一次大會；但是這時伊里奇還在充軍中，不能參加。其實這大會的《宣言》，就是合法的卡爾信徒的領導者斯脫魯威（Struve）所起草的。
混亂和軟弱
在這初期的社會民主運動裡面，跟著來的是一段在指導上混亂和軟弱的時期。自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八年間，在伊里奇左右的革命的卡爾信仰者的老領袖們，有的關在監獄裡，有的被充軍，沒有一個倖免的。這時跑到前面的人們，都受到機會主義觀念的影響，尤其是從西方社會民主主義所傳播來的。就在這個時候，伯恩斯坦（Bernstein）發表他的書，開始宣傳修正派的社會主義，反對革命的卡爾理論，利用「批判自由」的名稱（在實際上是轉變為布爾喬亞的觀念），對革命的卡爾理論開始作國際規模的攻擊。同時在俄國，機會主義在理論和實踐方面有了顯明的特質，被稱為「經驗主義」，反映某種西方的模型。主張這個傾向的人爭辯著說：「政治」是超出工人的腦子所能應付的範圍；社會民主主義者應該根據工人們對付僱主的、日常經濟鬥爭的、直接的實際利益，集中力量在這上面來領導和組織工人，好像英國的工聯主義一樣；由這樣的經濟鬥爭，後來會發展到政治的意識和政治的鬥爭。這個概念，在事實上就等於把政治的活動範圍放棄給布爾喬亞；在事實上也就等於做了布爾喬亞的奴隸，英國的工聯主義便是一個例子。
不容情的猛攻
這種傾向要危及俄國勞工階級運動的全部的將來，只能產生奴役的勞工主義，毀壞革命的社會民主運動。伊里奇對於這種機會主義的傾向，立刻開始不容情的猛攻。他一由西比利亞回來之後，就開始連續地寫了許多文章，最後集成了一本書，名叫《幹什麼？》於一九〇二年出版。在這本書里，布爾塞維克主義對於勞工階級運動的顯著的貢獻，第一次表現出來；它的內容，即在今日的國際勞工階級運動裡面，也仍然占著非常重要的位置。
《幹什麼？》這本書的重要內容，是闡明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所負的政治上的領導任務，同時揭發虛偽的「卡爾理論」。這虛偽的「卡爾理論」認為：社會集團鬥爭可由「自發的」發展，達到社會主義的意識和革命。其實工人反抗資本家的、「自發的」鬥爭，迄今還未能達到社會的意識，所達到的只是工會的意識，仍然隸屬於資本主義的觀念。卡爾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意識，必須對於社會的法則和社會的改變所必要的條件，具有完備的科學的知識；這在和知識隔離的工人，卻不是可以自然發生的；這是必須經過教育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就是工人對於他們的歷史的任務，具有革命的意識；明白他們在歷史上的任務不是僅僅社會裡的一個特殊的部分，為著他們的、有限的、眼前的利益而努力，卻是社會的改變之領導者，一切被壓迫者的鬥爭之領導者，舊社會的破壞者和新社會的建設者：這個意識，必須由於社會民主運動之積極的領導，在工人們裡面喚醒起來。這就是社會民主運動的任務。所以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可滿足於自限在爭取特殊的、有限的、狹隘的、似乎是「勞工階級」的利益；他們的鼓動和領導，必須超出於每個政治的問題，必須隨處喚起對於現秩序的鬥爭。要成就這些工作，以前那樣的鬆懈的、消遣似的組織和工作方法，是沒有用的；用這樣的組織和工作方法，和現代的國家機構發生衝突，便好像原始的手工藝和大規模的機器工業格鬥一樣。社會民主運動必須根據民主集權制，組織成為有訓練的集中的黨，領導著以革命為專業的革命者，共為革命而努力。這些革命者都是經過訓練的；在每一點，在鬥爭的全階段，都能夠對於現秩序從事積極的鬥爭。
這些概念，藉著真正革命思想的一切偉力，表現出來；把卡爾理論切實地運用於當前鬥爭的一切問題上面去。這些概念，通過俄國的社會民主運動，好像炸彈似地爆發出來。根據這些概念，伊里奇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被建立起來；根據這些概念，在俄國的革命的勞工階級運動被訓練起來。這結果，在今日是顯然可見的了。俄國的勞工階級能夠負起它的革命的使命，在今日統治著它的國家，建設一個新的社會。西歐和美洲的勞工階級，它們的運動雖有較久的發展，到現在還仍然受著束縛。
二 多數派和少數派
正確路線的領導
伊里奇的政治的生活所表現的是為著革命的卡爾理論的路線，反抗機會主義的一個長期的鬥爭（在必要的時候，還要反抗機會主義的孿生兄弟：空虛的、發空論的「左翼主義」）。從他在一八九四年領導活動的開始，至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勝利，他在社會民主運動裡面，不停地領導這個不可少的內部的鬥爭；俄國勞工階級的將來，就靠著這個鬥爭的命運。他大無畏地、不容情地領導這個鬥爭；當他深信為著建立一個革命的大眾的黨，決裂是無可避免的時候，他從來毫不躊躇地實行分裂。在這個時候，他的鬥爭，除了擁護他的人們之外，很少能了解它的。在國際社會主義的領袖們裡面，有多數人都責備他犯了無可救藥的宗派主義，主義的拘泥，咬文嚼字的吵鬧，分裂主義等等，屢次自告奮勇來居間「調解」或「聯合」互相抗爭的各派，——可是他們的這種建議都被客氣地、但是堅決地拒絕了。伊里奇所選的這條路誠然是困難的；但是他知道他正在做的事情，他知道他的路線和畛域主義及主義的拘泥絕對不同，卻是對於革命的大眾的黨的需要，有著真正了解的反映。事實已經證明他的見解的正確。伊里奇對布爾塞維克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慘澹經營，無微不至；他所辛勤手創的這個黨，在今日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眾的黨。
多數派和少數派
當時因見解不同而分成的派別，為世界所聞名的，就是布爾塞維克（多數派）和孟塞維克（少數派）。布爾塞維克主義和孟塞維克主義的區分，推溯起來，已開始於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二次大會，雖則在進攻「經濟主義」和「合法的卡爾理論」的時候，這個爭點已露出了它的端倪。
這兩派的區分是怎麼來的呢？伊里奇在《幹什麼？》一書里所闡明的主要的主張裡面，有一件事是要發行一個集中的日報，作為「集體的鼓動者和組織者」，目的在團結分散著的各群，並幫助建立一個集中的黨。關於這個工作，他由充軍釋放回來後，就開始積極進行。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北斯哥弗（Pskov）開會決定，派當時在俄國的三個著名領袖，即伊里奇、馬托夫（Martov）和朴脫勒索夫（Potressov）出國，會同在外亡命的一群老領袖（普烈哈諾夫、愛克塞洛Axelrod和薩蘇里屈Vera Zasulitch），創辦一個集中的機關報。一九〇〇年在國外出版的《火花》（Iskra），便是這個目的的實現。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火花》建立了集中的黨和它的政治路線。由於該報的工作和聯繫的基礎，使伊里奇等能夠於一九〇三年招集一個代表大會，參加的有四十四個代表，來自二十六個機關，代表中有四個是工人。這個大會其先在布魯塞爾（比國）開會，後來因被警察驅逐，改在倫敦續開。
在這個大會裡，《火花》擁護者的人數，壓倒地超過「經濟主義者」的反動勢力和猶太同盟的反動勢力（猶太同盟的人們不願意加入一個單獨的集中的黨）。但是在《火花》擁護者裡面，仍有分歧。這分歧便釀成布爾塞維克主義和孟塞維克主義。布爾塞維克由伊里奇領導（最初和普烈哈諾夫一同領導），在選舉中央委員會和《火花》編輯部的時候，得到多數的擁護，所以他們被稱為「多數派」（即布爾塞維克）；孟塞維克由馬托夫領導，只是少數。在事實上這兩派的人數差不多。在重要的問題裡面，有一個是關於黨章的問題，孟塞維克就得到了勝利。差不多一在大會閉幕之後，普烈哈諾夫就參加到孟塞維克方面去。伊里奇在領導的任務方面完全孤立，不得不辭去《火花》的職務，另行創辦一個新報，名叫《前進》（Vperiod），並在俄國組織多數局，藉以維持布爾塞維克的組織。由於這些工作的努力，在一九〇五年的開始，第三次大會組織成功，在倫敦舉行。這第三次大會是完全布爾塞維克的會議，由於它的決議，第一次很明白地規定布爾塞維克策略的路線。
分裂的問題
什麼問題使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分裂呢？有若干問題，其中尤其重要的是：
（一）革命的概念 因為將來革命的最先的任務，是要推翻沙皇制度和封建制度，也就是說，要實踐在西歐已經完成的布爾喬亞的民主革命，所以孟塞維克派主張：接替沙皇制度的統治和政府，必然地是布爾喬亞的統治和政府；勞工階級的任務，是要在擁護這統治的範圍內，爭取統治者的讓步。布爾塞維克派卻加以辯駁，認為革命的成功不能靠布爾喬亞的領導，必須靠和農民結成同盟的勞工階級的領導；認為勞工階級必須奮鬥建立革命的民主的工農獨裁制，拿這樣的國家形式來接替沙皇制度。
（二）對於自由布爾喬亞的關係 孟塞維克派主張：只須自由布爾喬亞答應支持工人的要求，在這個條件之下，可和他們結成同盟。布爾塞維克派雖要根據形勢的需要，準備利用一切的策略，但卻堅執主張：對於自由布爾喬亞的目的和反動的作用之真正的特質，有儘量暴露之必要。
（三）黨的概念 孟塞維克派對於黨的組織，主張採用較有伸縮性的形式，只須個人擁護它的綱領（隔離孤立的知識分子等等），雖不是直接做地下工作的各團體的會員（譯者按：當時俄國的革命運動是秘密性的），只須能在各團體控制之下工作的，都可容許他們加入做黨員；換句話說，這在實際上就等於容許那些同情者，不敢參加直接的革命工作、深怕這種工作有危險的人們，都可以加入為黨員。布爾塞維克派堅決地認為，如容許這些分子加入，結果徒然使黨懦弱；主張黨員必須限於直接參加黨的工作者，必須是在黨的組織里做負責的黨務工作者；必須建立於這樣的基礎之上的黨，才是有實效的、革命的、有訓練的、能抗爭的力量，不致含有懦弱的、被動的、或動搖的成分。
這是幾個主要的問題，在較早幾年的時候，使布爾塞維克主義和孟塞維克主義分道揚鑣。這些問題的歧異，已含有胚種，使以後革命的社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為工人革命的鬥爭和對資本主義的妥協，這兩方面有著主要路線上的分歧。這種歧異，在以後幾年間的事實上的表現，一天天地更顯出它的真正的特質。在世界大戰的時期里，孟塞維克主義發展到「國防」的路線，即擁護帝國主義；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後，和布爾喬亞共同參加混合內閣，維持帝國主義，把布爾塞維克主義者投入牢獄；到了「十月革命」成功，布爾塞維克派得到政權之後，他們竟發動武裝的反革命，參加布爾喬亞和保皇黨的白色陣營，公開對工人的統治進攻。孟塞維克主義的全部的特質，一步一步的在事實上的暴露，在實際上並不專限於俄國的現象，卻是一種國際的傾向；後來在事實上的種種表現，證明伊里奇一開始對於它的特質的判斷就是完全正確的。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一九〇五年第一次的俄國革命，使關於理論和策略的一切問題都受到事實上的試驗，顯示一九一七年的將來路線。在這次革命里，證明工農的大眾鬥爭是動搖和制服沙皇統治的力量；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和他們的黨的組織，在這鬥爭中負有領導的任務；自由布爾喬亞在危急的關頭，反過來對沙皇統治妥協。工人的罷工運動發展到政治的總罷工，再發展而至武裝的起事；這種罷工在革命運動中的任務，也在這次革命里得到明顯的證實。這個鬥爭的方式和方法的新經驗，在國際的社會民主運動方面，喚起了熱烈的爭辯和新的英勇的覺醒。國際社會民主主義的最前進的理論家，如考茨基（他當時仍為革命的卡爾理論的原則而奮鬥），在那個時候都承認國際社會民主運動的領導任務轉到了俄國普羅的肩上。第一次的蘇維埃，即工人代表會議、工人政權的將來的機關就是在彼得斯堡、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一九〇五年革命鬥爭中生長起來的。
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策略的相反，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里又得到一種證明。孟塞維克仍承認布爾喬亞是當時革命的領導者，工人鬥爭的任務只是要督促推動他們罷了。布爾塞維克卻努力推動普羅之獨立的領導任務，促進罷工運動之政治的作用，訂立新的農民政策，組織分地的農民委員會，使農民由土地的鬥爭參加到一般的政治鬥爭裡面來，使大眾鬥爭進展到十二月在莫斯科武裝起事的最高點。這次的武裝起事，就是在布爾塞維克領導之下，由莫斯科蘇維埃主持的，和沙皇的軍隊抵抗十日。孟塞維克責備這次的武裝起事（這次起事在血戰中被擊敗了），認為時機未到，這次起事是錯誤的。伊里奇雖批評這次起事在策略上有錯誤，但卻認為這次起事是「俄國革命在歷史上最偉大的功績」，是將來勝利的南針。他說：
……普烈哈諾夫認為這次罷工是不合時機的，是不該發動的，「不該拿起武器來」。他的這個意見，一切機會主義者都附和著。其實沒有意見比這個再短視的。恰恰相反地，這次罷工應該更堅決地，更英勇地，更猛進地拿起武器來；同時更應該對大眾說明：單是和平的罷工是沒有用的，而需要大無畏的，不顧惜的武裝鬥爭。我們如對大眾掩飾拚命的、流血的、根絕的戰爭之必要；掩飾這是將來的革命行動的最先的任務——這便是欺騙自己和民眾。
沙皇統治暫時勝利了。「民主的」英國和法國的金融資本家急來拯救這反動的沙皇制度，用巨量的借款來支持它；倘若沒有這樣的支持，它是無疑地要崩潰的。經他們這樣一來，殘酷的反動又來了。伊里奇於一九〇五年回到俄國領導鬥爭的進行，於一九〇七年不得不出國亡命了。
在反動的時期裡面，當然要運用不同的策略，不得不有忍耐的堅毅的工作，要利用每一個微小的可能性。有許多人因此心灰意冷，退了出來。布爾塞維克的犧牲最重；死的死，入獄的入獄。在反動的時期裡面，孟塞維克卻抬起頭來；他們宣言這時沒有革命運動的餘地了，所需要的工作是要「取消」非法的革命的黨，集中力量建立合法的工會和一個合法的工人的黨，只須有一個關於要求目前利益的有限的綱領。在同時，伊里奇還要力矯布爾塞維克裡面有些人的「左」的宗派傾向（這個傾向被稱為「召回主義」Otsovism，即主張召回該黨出席國會的議員），這班人建議要抵制反動的第三屆杜馬（Duma俄國在革命前的國會）。這表示他們不了解：在反動的時期里，於非法的工作之外，還要利用每一個微小的合法的可能性。此外還有些人彷徨於哲學的理論，附和當時布爾喬亞思想的最新流行的傾向，想要「修正」卡爾和恩格斯的「陳舊」的觀念，其實只是陷入最舊的布爾喬亞的謬誤。伊里奇在哲學思想的領導任務方面，看到這些傾向的危險，對於這些哲學的問題，加以完全的矯正；這就是他所著的《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一書的內容；現在這本書，在要了解辯證法唯物論的人們，仍然是一個不可少的指導。
再接再厲
伊里奇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一年間的反動時期內的領導，以及他對付「取消主義者」和「召回派」（Otsovist）傾向的合併的鬥爭，其教育的力量，比之早年建立黨或一九〇五年的正確的鬥爭，有過之無不及。在這幾年裡面，布爾塞維克主義不但不曾被反動勢力所消滅，反而在勞工階級里立下了很深的根據，成為大多數工業工人的領導者。孟塞維克主義的領袖丹恩（T. Dan）後來在孟塞維克主義的正式的黨史里，對於這個時期，不得不這樣寫著：
本黨的布爾塞維克的部分變成一個戰鬥的集團，用鐵的紀律、和有集中力及領導效用的議決案，團結起來；同時孟塞維克的群眾卻因為意見分歧，態度冷淡，更無組織得厲害了。
在一九一一年，新的鬥爭波浪又興起，布爾塞維克成為不可少的領導者的時候，這個再接再厲的鬥爭和大眾工作，顯現出它的結果了。布爾塞維克於一九一二年一月開過大會之後，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便完全分裂，分為兩黨了。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布爾塞維克聯合著百分之八十的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孟塞維克只聯合著百分之二十。
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伊里奇在加里希亞（Galicia在波蘭南方，即接近俄國的邊境），領導這正在洶湧起來的鬥爭。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前夜，革命的信號已接近了；在彼得斯堡，風靡一時的罷工運動已展開了。帝國主義的戰爭雖暫時抑制著這狂潮，但是在一九一七年復發的時候，反而使它有著更大的力量。
三 世界大戰和革命的國際主義
重要關頭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是個重要關頭：表示資本主義已踏進了強烈的危機和崩潰的時期；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已發出它的信號了。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於一九一七年在帝國主義鏈條最弱的一環（俄國），在伊里奇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最前進的最強的社會主義的黨）領導之下，開始爆發了。
這是伊里奇一生的重要關頭，也是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關頭。
社會主義國際（即第二國際）在議決案里早已預見戰爭危機的迫近，認為這是革命的出發點，並一致通過共同遵守的議決案，規定一切社會主義的黨在這個狀況下應負的責任。這是一九〇九年在司徒加特（Stuttgart在德國）舉行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所通過的議案，一九一〇年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在丹麥）和一九一二年在巴塞爾（Basle在瑞士）的會議，並有同樣議案提出，它的內容有：
倘若戰爭有爆發的形勢，有關係各國的勞工階級和國會代表，要由國際社會主義局的調整支持，儘量運用各種方法阻止戰爭的爆發——
倘若戰爭仍然爆發，他們的責任是要迅速地使這戰爭終止，並儘量利用這戰爭所引起的經濟和政治的恐慌，喚起民眾，加速資本主義階級統治的推翻。
一九一二年在巴塞爾通過的議案，對於這個宣言還加上有力的補充，直接引證巴黎公社是普法戰爭的結果，第一次俄國革命是日俄戰爭的結果。
第二國際的這箇舊的、戰前的、最重要的議決案，在事實上是由伊里奇和盧森堡（Rosa Luxemburg）起草的，由盧森堡用俄國布爾塞維克黨特派的代表名義提出。這議案被各國的社會黨所採納，英國的工黨也在內。
等到一九一四年戰爭的試驗來到的時候，這議決案有變成事實的必要了，可是在這個時候，第二國際竟至瓦解。主要各國的社會黨，有多數為機會主義、合法主義及對資本主義統治的妥協所腐化；它們的領袖們在實際上早已失去了革命性，這次戰爭把這種內幕更公開揭穿了。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和奧國的各黨，都公然地跑到帝國主義政府的方面去。只有俄國和塞爾比亞（Serbia）的黨，堅守著國際社會主義的路線，毫不動搖地執行他們的信約。國會裡的布爾塞維克議員，因投票否決戰爭債款，被驅逐到西比利亞去。
伊里奇是國際社會主義的第一和唯一的領導者，對於第二國際瓦解的全部結果，力謀補救，並引伸關於未來路線的實際的結論。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他在奧國，被奧政府投入牢獄。兩星期後開釋。他設法跑到瑞士去，在那裡繼續進行他的鼓動的工作，直至一九一七年俄國的革命。在一九一四年九月的初期，他寫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運動在歐戰中的任務》，這裡面已經包含有他的全部的路線。這路線被在俄國國內及國外的布爾塞維克黨人所採納。
自一九一四年以後，伊里奇是國際社會主義的直接的領導者，其先只有若干擁護者為核心，幾年之後，全世界上受他領導的以千百萬計。
伊里奇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中心主張是：「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內戰」。這個口號受到各方面的嘲笑和排斥；不但受到直接的反對者的嘲笑和排斥，甚至受到多數社會黨的領袖們的嘲笑和排斥。但是歷史不久便表示真實所在，這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革命的爆發就證明了。
四 俄國革命的勝利
二月革命
俄國革命，從開始就是由下層起來的大眾的反叛。這革命的開始，是由於彼得格勒（Petrograd即聖彼得堡，現為列寧格勒）的工人罷工，在街上示威運動，喊的口號是：「打倒戰爭！」「打倒沙皇統治！「「給我們麵包！」到了三月初旬，罷工和示威的、繼續不斷的、勃興的運動，達到了它的最高度；這時整千整萬的工人都到街上來了。哥薩克騎兵拒絕打擊工人。這時被派出槍擊工人的兵士，愈益加多地跑到工人這方面來，反而幫助他們來槍擊沙皇的特別警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革命的勝利是固定的了。到了這個時候，沙皇除遜位外，沒有別條路走。
二月革命①是勞工大眾和兵士所單獨造成的勞績。在三月的時期內，一切權力在事實上都在工人和兵士的手裡，倘若他們知道怎樣運用，並明白他們的目的。三月的大眾革命，其目的在原則上是和後來在十月革命所實現的一樣：這些目的就是和平、麵包、土地、和一個新的社會秩序。但是在二月革命的時候，除了在數量上仍居少數的布爾塞維克的先鋒之外，還沒有任何清楚的政治意識，還不知道怎樣可以達到這些目的的途徑。於是在這些目的能被實現以前，自三月至十一月的八個月的時期裡面，還需要經過一個深入的政治啟蒙的過程。在這個大眾啟蒙的過程裡面，重要的任務是勞工階級的政治的先鋒所負起的領導責任。這先鋒就是布爾塞維克黨；它隨著大眾的前進而增長它的力量，由少數進展到多數的地位，推動大眾更向前進，組織並領導大眾爭取政權建立新的政府。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的任務裡面，其重要的任務是伊里奇所負的領導責任。
在二月革命勝利之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立刻建立起來。全國其他各處，也有同樣的蘇維埃紛紛興起，成為大眾的自然的民主工具，比任何巴力門都更為民主化。但是在最初，這些蘇維埃並沒有自覺的用意要接收政府的職責。
在蘇維埃（即工兵代表會議）裡面的大眾，在政治上還缺乏經驗，他們最初還信任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政客；布爾塞維克在開始時只是少數，只建立在有階級意識的工人的基礎上面。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們，依次掛在布爾喬亞的尾巴上，乞求最著名的布爾喬亞政客出來組織政府。這樣，對革命毫無貢獻的布爾喬亞，居然也組織臨時「革命」政府，由勒佛夫親王（Prince Lvov）和米留科夫（Milyukov立憲民主黨領袖）主持，拉社會革命黨的絕端右派的克倫斯基（Kerensky）加入，標榜為「大眾化」的代表！這樣一來，便成立了「雙重權力」的統治局面。在一方面，有著布爾喬亞閣員所組成的臨時政府，繼續沙皇的機構和帝國主義戰爭的目的，但是工人和兵士對於它的服從一天天減低下去。在另一方面，有著蘇維埃，它有著真正的權力，它所投票通過的議決事件，使臨時政府和參謀部為之震驚，可是這些議決的事件卻被工人和兵士所服從。它在軍隊里的權力，是由各軍隊里所選出的兵士委員會建立起來的。同時，蘇維埃里的右翼的領袖們，卻繼續仰著臨時政府的鼻息，懇求他們進行「民主的」戰爭等等。
顯然地，這雙重權力是不能長久拖延下去的。一個階級或別個階級必須統治。在這八個月里，這兩方面在事實上發生了連續的衝突和攻擊。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天天愈益明顯的是只有兩條路走：要末由工人和農民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如布爾塞維克所主張；要末完全反革命，如科尼羅夫將軍（General Kornilov）和克倫斯基的陰謀所企圖。小布爾喬亞的代表們，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們，都在這兩者之間動搖著，不可免地一天天失掉他們的立足點。
伊里奇的遄歸
伊里奇於三月十六日由瑞士回到彼得格勒。當時協約國（即世界大戰時以英法俄為中心的協約國）只給便利與那些替它們服務的、馴服像綿羊似的「社會主義者」回俄國去，此外對於一切右翼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亡命徒們的回俄，也給與種種便利；但是它們卻盡力阻礙在被逐中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通過它們的國境回俄國，尤其要阻礙的是，布爾塞維克的領袖們。伊里奇和他的同在亡命的夥伴們，不得不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經過許多周折麻煩的交涉後，才被准許乘著一輛封閉著的火車通過德國；伊里奇此行，帶有著名的國際社會主義的領袖們加有簽字、表示同意的文件。這個事件，在他回國之後，他的政敵就儘量利用為誣陷他的材料（連克倫斯基的政府也包括在內），用來證明伊里奇和布爾塞維克黨員都是「德國的奸細」！這個事實所以值得提到，只是因為它徒然表示布爾喬亞反對布爾塞維克的宣傳之無聊。據盧登多夫（Ludendoff當時的德將）在他的《回憶錄》里所記載，他說所以當時聽任布爾塞維克黨人的通過，實在是因為希望他們回俄後能使俄國的軍力分裂，但是後來他感覺到他的錯誤，已經太遲了；他認為這件事的最後的結果，只是破裂了日爾曼帝國！革命的國際主義是為著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而奮鬥：這個意義，在布爾喬亞看來，仍然是好像一本關著的書，他們對於書的內容還是莫明其妙。
伊里奇在離開瑞士以前，對於這次俄國革命中各階級勢力的關係，對於必須前進的途徑，都已有著完全明瞭的見解。他在三月十六日，僅收到關於革命消息的簡單的電報，在他寫給同志們的信里，就已指出當前的任務是要「由工人代表的蘇維埃爭取政權」。他在三月十七日所寫的論文裡有這樣的幾句話：
我們須有一個工人的政府，它第一、要聯合最大多數的農村居民，農村工人，和最窮的農民；第二、要和交戰各國的革命的工人結成同盟，只有這樣的工人政府才能給與人民以和平、麵包和完全的自由。
四月八日，他在《遠方來信》里說明當時所要做的工作如下：
（一）尋得最可靠的途徑，由此引進革命的第二階段，或第二次革命。
（二）這第二次革命，要把政權從地主和資本家的政府，轉到工人和最窮農民的政府。
（三）這後者的政府，必須在工農代表蘇維埃的模型上，組織起來……
他還寫著說：只有這樣的政府才能鍥而不捨地為著和平、地主的土地充公、和工業的控制而鬥爭。他認為這種種步驟都是「達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主義在俄國是不能立刻地、直接地、無須過渡的策略，就可以實現的；但是由這樣過渡而達到的社會主義，是完全可以實現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
當伊里奇回到俄國的時候，正在第一次革命勝利的五星期以後；他在當時所對著的形勢是：在各蘇維埃裡面，小布爾喬亞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們占著壓倒的優勢；他們依次又掛在布爾喬亞政府的尾巴上。
為著對付這樣的形勢，伊里奇一到之後，就立刻開始鬥爭，並發表他的著名的論文：《普羅在現革命中的任務》。這論文指出了達到十月革命的途徑。（這裡所引證的信件和論文，都包括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一書里，該書包括伊里奇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六月的著作和演說詞。）這些論文包括十個要點，現在簡要地敘述在下面：
（一）對於在資本主義政府之下的「革命的防守主義」，不得讓步；一個「革命的戰爭」，必須在工人和最貧農民得到政權，一切霸占都取消，完全和資本的利益斷絕關係之後，才有同意的可能。
（二）要認識革命的現階段只是第二階段的過渡；第二階段是普羅和最貧農民對於政權的取得。
（三）不擁護臨時政府。
（四）布爾塞維克在各蘇維埃里雖尚占少數，但是要進行「忍耐的、有系統的、和堅毅的」宣傳，使多數人反對小布爾喬亞機會主義的領袖們的政策，擁護把政權轉移到蘇維埃的政策。
（五）我們所要建立的，不是一個巴力門的共和國，卻是一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共和國。
（六）土地收為國有，由農民蘇維埃管理；最貧農民和農業，工人須另有組織。
（七）銀行收為國有，並成一個中央銀行，由工人蘇維埃管理。
（八）「不是要把社會主義的『採用』作為目前最先的任務；目前的任務，是要立刻使工人代表蘇維埃統制貨物之社會的生產和分配。」
（九）舉行黨的大會，修正綱領。
（十）創立一個新的、革命的國際。
這「四月論文」的發聾震聵，好像炸藥在昏亂的煙霧中爆發似的；因為在二月革命之後，有許多人對於前途都是糊裡糊塗的；這種昏亂的煙霧，大有使俄國革命也要陷入後來在德國所遇到的同樣的命運危機，倘若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所采的途徑被採用。伊里奇卻把革命的真正問題顯露出來。可是他的綱領在當時卻受到各式各樣的政敵的排斥，認為是無政府主義者的狂呼，甚至普烈哈諾夫也對他加以嘲笑（普烈哈諾夫是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最早的開創者，這時也竟轉變為「熱昏」了）。
但是這個綱領既是大眾需要的真正反映，它很迅速地得到很廣大的擁護者。不到三個月，伊里奇的綱領，被在五月五日至十二日舉行的布爾塞維克黨的大會一致通過採用。再過幾個月，這個綱領在事實上已成為全國最大多數的工人和兵士所採用的了。
十月革命
布爾塞維克一天天得到更多的大眾的擁護；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在其他大城市，在各工會裡面，在北方的軍隊裡面，在波羅的海的艦隊裡面，大家都起來擁護。到九月的初頭，布爾塞維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蘇維埃里，也得到大多數的擁護者。無疑地在十月間，甚至在九月間，大眾已有壓倒的多數，尤其是在一切大城市，都已宣言擁護布爾塞維克。這是布爾塞維克革命的基礎，是十一月七日得到完全勝利的基礎。
在九月，伊里奇已在催促，認為武裝起事的最後階段已經來到了。在十月間，他的警告更為迫切，恐怕錯過了最適宜的時期，以致使大眾失望，反使反革命抬頭。
伊里奇從他的這時期里的許多信上，或其他的傳語裡，屢次提及「延擱便是死亡的意思」，他鄭重地說：
我願用我所有的一切力量，勸告同志們說：現在已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了；我們今日的緊急問題不能用會議所能解決，也不能用什麼代表大會（乃至蘇維埃大會）所能解決，必須由人民來解決，由大眾來解決，用武裝大眾的力量來解決。
十月二十三日，布爾塞維克黨的中央委員會對起事作最後的決定，投票議決時只有兩票否決，其餘一致贊成。在十一月六日的夜裡和十一月七日的早晨，政權在完全有秩序的狀況中取得；臨時政府未得到任何方面的擁護，未有何抵抗，便被推翻了。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接收政權，成為主權的機關，委任人民委員會（包括布爾塞維克黨員），在伊里奇的領導之下，為勞工階級新政權的委託統治者。和農民大眾結為同盟的普羅獨裁，就這樣地實現了。
我們先要了解最大多數人民擁護布爾塞維克革命，然後才能了解為什麼最後的政變竟能這樣的迅速、顯然的安穩，在對方完全無抵抗中成功。這最後的政變，卻是一個長期過程的頂點。在後來的內戰裡面，反革命的將軍們只有憑藉外國的軍械、津貼、和軍隊，才能組織反抗，而且蘇維埃政府還能在種種困難中，在世界最強的軍力合併進攻之下，把叛軍完全打敗：這種種事實，都足以顯示布爾塞維克的十月革命是有著大眾的基礎。
自三月至十一月的八個月期間，顯示伊里奇的革命的領導之最高的水準和最緊張的猛進。他在這個時期里的著作，是卡爾理論的信仰者進行革命和「起事藝術」之永久的經典。同時在那樣衝突紛亂的環境中，他還完成他的最重要的著作的一種，名為《國家和革命》；這本書闡明革命的卡爾理論在國家的形式和內容的緊急問題方面所應取的路線，闡明社會革命的意義；同時對於機會主義者的曲解（這是在社會民主運動中已在逐漸生長著的），加以迎頭的痛擊。
鞠躬盡瘁的最後階段
以後幾年，伊里奇所要負的任務比前更大了，——但很不幸的是他的死使他不能親自完成他最後的使命。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伊里奇被刺客槍擊，受重傷。（譯者按：刺客是一個反革命的社會革命黨的女黨員。）雖然他和死傷掙扎，仍得保全生命，繼續工作，但是這次重傷所遺下的結果，仍是他後來早死的主要原因。他的工作未得完成，但是他卻把主要的路線規定了下來，由他的後繼者接下去努力。
在一九二二年的春季，他的右臂和右腿麻痹（按即所謂中風），使他早死的致命的病症露出它的端倪了。他仍然繼續奮鬥；他仍然繼續工作；但是他已不得不訴苦，說他不能再從他的過於疲勞的身體和腦子裡，得到以前一樣的反應。一九二三年的春季，病又第二次來襲，病勢較前次更重。在同年的五月，他還寫他最後的文章，題為《論合作》，指出怎樣進行「建立一個完全社會化的社會」的途徑；他認為進行建立這樣的社會，「我們已經有了所需要的工具。——自然，我們還未曾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但是關於建立這個社會所需要的一切工具，卻已經有了。」他對於已經難於挽回的生命的鬥爭，仍拖下去了幾個月。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他不得不去世了。
伊里奇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的最後階段的工作，即領導世界革命時期的工作，好像一個奇大無比的「托爾素」（tor-so無頭無手腳、只有軀幹的雕像）。在這個時期以前的幾個階段，他每次都在開始就提出所要努力成就的工作，陳述得明瞭準確，一點不模糊。他的這些陳述，在最初的時候，和他同時的人看來，往往覺得這只是一個瘋狂者的夢想，可是後來總是完全照他的計劃做到。他明白規定布爾塞維克黨的任務，認為這是一個工人的革命的黨，居於政治的、革命的領導地位；他從來不許它變成一個宗派，他使這個黨和大眾以及他們的日常鬥爭和生活，好像由百萬的帶子彼此聯結起來。這個概念已在布爾塞維克黨實現了；同時在別國的社會民主運動，卻陷入了機會主義的泥坑裡，或陷入了宗派的武斷主義。在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他明白規定怎樣使帝國主義的戰爭改變為推翻帝國主義的內戰。這個改變於一九一七年完全在俄國實現了。在俄國革命的開始，他明白規定怎樣進到第二次的革命，怎樣進到蘇維埃政權的建立，怎樣建立和農民結成同盟的普羅獨裁。這第二次的革命也於十月革命中完全實現了。在最後階段的開始，他明白規定怎樣同時進展到世界革命，在蘇聯實行社會主義的建設。這個工作他只是開個頭，定下進行的路線和方法。當他的領導地位在全世界上達到最高點的時候，正在進行改變全世界的時候，死使他的工作中斷了。這工作只得留給後死者去努力完成。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V. I. Lenin", by R. Palm Dutt, 1934)
譯者注
①譯者註：推翻沙皇的革命發生於俄國舊曆二月，即新曆三月，故稱為二月革命。推翻臨時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布爾塞維克革命，發生於舊曆十月，即新曆十一月，故稱為十月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