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偶譯 · 恩格斯的生平和工作

商人和哲學 恩格斯於一八二〇年十一月廿八日生於巴門（Barmen在德國普魯士邦萊因省的一個鎮），比卡爾小兩歲半。他是一個富有的製造家的兒子，在一種很守舊的、傳統宗教的氣氛中生長起來的。他在本鄉的一個中等學校讀完之後（該校特別注重古典文學），又入易北菲爾（Elberfeld也在萊因省）的一個中學校（該校特別注重物理和自然科學），但是在最後考試的一年前，他就離開學校，加入了他的父親的商業。在那個時候，德國在哲學方面正在漸漸地發生一種革命；這革命的最高點是黑格爾的哲學。像卡爾一樣，像那時候的進步的德國知識青年一樣，恩格斯也受到這個哲學復興的很深的影響，成為一個黑格爾派青年。雖然他在商業機關里工作的時候，成績並不壞，顯出他是一個好商人（其先在巴門，後來在布勒門Bremen），但是他的心永遠不在這上面，他的一切餘下的時間和思想都用在哲學的研究。 自一八四一年十月至一八四二年十月，恩格斯在柏林的炮隊服兵役。如同他在辦公處是一個好商人，他在兵營里也成了一個好軍人。他研究軍事學，後來軍事學竟成為他最喜歡研究的一門學問。 他在軍役結束之後，回到巴門；在一八四二年十月，他往孟徹斯特（Manchester在英國）去，擔任爾門（Ermen）和他的父親合開的紡織廠的代理人。他在此行的途中，到科倫（在萊因省的一城）的《萊因報館》去看看，在那裡第一次遇見卡爾。但是他們第一次的遇見是很冷淡的。恩格斯在當時已受到鮑爾兄弟反對卡爾的影響，他和鮑爾兄弟仍然是很接近的；卡爾卻已經和鮑爾兄弟分道揚鑣了，後來他和柏林的「自由」學派哲學家也斷了關係，而當時的恩格斯對於這一派仍然是尊崇的。除哲學以外，恩格斯在當時就已對經濟學有著深切的興趣。在孟徹斯特，——資本主義祖國的工業中心，——他得到直接研究經濟學和經濟情況的極好的機會。他這次在英格蘭費去的二十一個月，對於他自己以及卡爾的將來的一生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直接研究僱主和僱工間的關係，觀察羽毛幾已全豐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工階級的實際苦況；他對於普羅運動的注意很迅速地深切起來，不久他便參加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運動，並參加勞工和查梯士（Chartist英國一八三六至一八四八年的新憲運動者）運動，所以他和奧文派的報紙《新道德世界》（「New Moral World」）和查梯士派的機關報《北星》（「Northen Star」）都發生關係。他的哲學的卓見和明銳的智慧，不久就使他深刻地感覺到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的趨勢，勞動者的現今的任務，以及勞動階級的偉大的、歷史的將來。在《德法年鑑》裡面，他曾經發表文字批判國家經濟，卡爾認為這批判的文章顯示他是一個真正的天才。這批判的內容，已經含有科學社會主義的有效果的胚種了。那時他才二十二歲。 恩格斯和卡爾 卡爾和恩格斯，這個時候還各自獨立研究著，一個是根據於法國革命和哲學的研究；一個是根據於英國工業狀況的研究：他們倆對於布爾喬亞社會的性質，怎樣在實際上達到同樣的結論，這倒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情。唯物史觀，在他們當時的著作里，都已露出了它的特色，雖則在那時，這在卡爾的著作里或許是有了更完成的形式。 他們兩人因為都在《德法年鑑》里發表過文章，彼此互相通起信來；在一八四四年的九月，恩格斯從英回德的途中，到巴黎去訪問卡爾，勾留了幾天。他們兩人對於哲學的和經濟的問題，都有了完全同樣的意見，立即開始合著一本書，叫做《神聖的家庭》：即對於鮑爾和他的信徒們的批判的批判。 這本書於一八四五年出版。據該書兩位著者的意見，這本書的目的，是要使更廣大的一般人能明瞭空論哲學的幻想。在這本書裡面，他們已經採用了普羅的立場，雖則該書內容直接涉及經濟範圍的還很少。恩格斯只寫了幾頁（印刷的頁數），經卡爾把它擴充到許多倍數。 雖然恩格斯自己是一個很謹慎的、很辛勤的作家，但是關於這本書，他卻許多次催促卡爾趕快脫稿，不要因為要把稿子弄得更完備一些，延誤迅速出版的時期。這是因為他相信革命已經迫近。例如在一八四五年的一月，他寫給卡爾的一封信里就這樣說：「請你留意要把關於國家經濟的那本書趕快寫完。縱然你自己對於這本書有許多不很滿意，——那是不要緊的。時期是已成熟了，我們必須乘著鐵熱的時候打鐵，——現今是最好的時期了。所以請你要在四月間把這本書準備好。照我一樣做法；替你自己定下一個日期，到了這預定的日期，你要絕對地把它寫完，並要設法把它立刻印出來，——要立刻使它出版。」 他們經這次在巴黎聚會，併合著《神聖的家庭》這本書之後，便開始在歷史上兩個偉人所少有的忠誠的友誼；這忠誠的友誼是他們終身沒有改變的。 他們在巴黎聚會並得到完全了解之後，恩格斯就回到巴門，整理並出版他在英國對經濟調查所得的結果，——這便是有著歷史價值的《一八四四年英國勞動階級的狀況》一書。 卡爾和恩格斯間的通信，有四卷之多。在這些信裡面，他們討論他們的關於哲學的和經濟的理論，討論他們在當時所讀的和所寫的書，討論當時歐洲的重要時事。他們並討論到勞動階級運動和在歐美的勞工領袖。關於一切科學的發明，實際的和理論的，他們都感到深切的興趣，彼此常常交換意見。 異　　趣 恩格斯的家庭很希望他能夠從事商業，當然尤其希望他能加入他父親的商業，但是恩格斯的心靈的每一纖維，都要對這個命運抗議。他的志願是在完全不同的一個方向。在一八四五年的三月，他寫給卡爾的一封信里有過這樣的幾句話：「我現在過著一個真正的狗的生活。因為會議的事情，和這裡的康敏主義者裡面有幾個人不修邊幅（我當然和他們有來往），我的老統治者（按指他的父親）的一切老的宗教狂又重新被激起了；因為我宣言要明確地拋棄商業，他的忿怒更增加起來了。不但如此，因為我公開出現為一個康敏主義者（當時在巴門開了幾次會議，恩格斯都出席演說），他愈加熱烈的布爾喬亞的宗教狂了。」 他在這封信里又接著說：「你想想看我所處的地位。因為在十四日左右以後，我就要離開這裡，我不能再和他們爭吵。我讓每件事在安靜中過去，不提出什麼抗議。他們不習慣於這樣的情形，因此他們的精神更高漲了。——倘若不是為著我的母親，——她真有著一個極好的人格，所差的只是她不能立起來反對我的父親，可是我真愛我的母親，——我真夢想不到我肯對於我的熱狂的、專制的統治者，有絲毫的退讓。但是我的母親常常生病；每次她有所愁慮的時候，尤其是關於我的事情，她就要頭痛八天。這是難於忍受的。我必須離開這裡；在還要逗留著的幾個星期，我不知道怎樣支持過去。但是總要過去的。」 離　　鄉 在一八四五年，恩格斯拋棄商業的生活，離開巴門，到布魯塞爾去。他所以要這樣做，有一部分是因為他的家庭和朋友們，在他的本鄉阻礙他的康敏的工作，但是主要地還是因為他要和卡爾共同完成他們所共同的哲學的、和經濟的原理。就在布魯塞爾這個地方，他們共同完成了他們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體系，同時並努力使已有的勞動階級運動具有階級意識，把它放在他們的理論體系的基礎上面。 在一八四九年的五月，萊因省有一部分爆發了反抗；恩格斯一聽見這個消息，他就趕到行動的區域，就趕到易北菲爾去；但是工人們因被小布爾喬亞所賣，這次的起事弄得虎頭蛇尾在帕拉替內特（Palasinate在德國巴威邦）再一次起事失敗後，他便往瑞士去。他到了佛菲（Vevey）的第二天，就寫信給卡爾的夫人，說明他許久沒有寫信的原因，和這次起事的經過。他對於卡爾的近況非常罣慮，他在這封信里說：「我只要得到卡爾是自由的確實消息，那是多麼快樂！我雖在普魯士的槍林彈雨之下，仍常常這樣想：我比其他在德國的人們，尤其是在巴黎的卡爾，所處的地位還更少危險得多了。請你立刻讓我知道卡爾的實在狀況，免我時刻懸念著。」 卡爾在覆信里告訴恩格斯他怎樣為著恩格斯著急，他們夫婦得到恩格斯的來信又是怎樣地愉快。在一八四九年的八月，卡爾從巴黎被驅逐出來，決定到倫敦去。他寫信給恩格斯，極力勸他也到倫敦去，因為他再留在瑞士是不安全的，在那個地方，普魯士人是可能抓他的；同時也因為他們兩人同在倫敦可以共同工作。果然，不久恩格斯就隨著卡爾到倫敦去。 回到舊業 恩格斯的父親不願意看著他的兒子在英國的革命運動中混著，寫信給他，說要替他在加爾各答（Calcutta在印度孟加拉省）弄個位置；但是被恩格斯所拒絕。恩格斯覺得他如果從事新聞事業（這是他決定要做的事業），所得的收入盡夠養活他自己。可是在別一方面，卡爾有一個妻和三個年幼的孩子，僅僅靠著作的收入，很難養活他的全家。恩格斯覺得他不能夠立在旁邊，眼巴巴地望著一個像卡爾這樣的偉人消耗他的力量於無足輕重的著作以求餬口（他的天才，是恩格斯在巴黎有了密切關係的時候，頭幾天就看出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決定他必須賺得足夠的進款來資助卡爾，使他能夠盡力於完成他們所共同主張的經濟的和哲學的理論。因此他雖不願意做生意，終於決定回到他父親的商業里去。於是在一八五〇年，他又重新回到孟徹斯特，在爾門和他的父親所合開的紗廠里做個職員。同年的十二月，卡爾的夫人曾經寫信給他，謝他對於他們夫婦死了一個嬰兒的同情。她說在她悲痛之中得到他的慰唁的信，給她很大的安慰。她還說：「我的丈夫和我們全家的人都非常地想念你，常常盼望你能來和我們相聚。可是我也覺得你去了，正要變成一個棉業大王，是夠愉快的！」（譯者按：這是含有說笑的意味。）她勸他盡力幫助他的父親。她說：「我常在想像中看見你是腓特烈·恩格斯，老恩格斯（指他的父親）的小股東；尤其好的是：雖然你是在做著棉業，你仍然是老腓特烈，——並不離開自由的神聖主義，——孩子們常常談起恩格斯叔叔，小惕爾（Till）唱著你曾經教他唱的歌——」 高尚的犧牲 隨後的二十年間，恩格斯和卡爾不過每隔幾時作短時期的相聚，但是當他們未見面的時期里，幾於每天有討論學術的通信。任何時候，一有些關於經濟學或哲學的意思，被他們裡面任何一人想到，就立即寫信告訴其他一個，徵求他的意見、指教；如果其他一個有新事實可供參考，便用來作更進一步的闡明。當恩格斯在孟徹斯特的時候，除商業上的工作之外，他繼續研究，尤其是關於軍事的歷史和科學。他也研究比較的哲學和自然科學。他曾在一八五二年的三月，說起他的研究俄文，他自恨太少時間可以用來研究斯拉夫問題。他全天勞碌於辦公室，此外每星期要作一份報告給他的父親，要替《論壇報》寫文章，還有其他報上的文章要寫，他真忙得不可開交了。 在一八六〇年的三月底，恩格斯失掉他的父親；在一八六四年的九月，他成為紗廠的一個股東。這樣一來，當然要加重他的責任和工作；這不是他所願意的，我們在以前就已看出了。我們在他於一八六〇年三月給卡爾的一封信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意思；他在那封信里說，他要把和爾門訂立的合同儘量弄得苛刻，俾在斷然決定的時候，爾門很願意讓他走。從這裡，我們也可斷言他已無意永留在商業場中了。在這些時候他的收入增加起來，這在他自己和卡爾，當然都是很重要的。 當恩格斯在孟徹斯特紗廠里工作的時候，他總覺得怏怏不樂。他和卡爾對於他的商業工作怎樣看法，我們只要看看下面所撮述的他們的通信，便可以知道。 恩格斯提起，當他的合同在一八六九年滿期的時候，他要怎樣做；他說依當時的情形看來，他大概要脫離商業。他不能自己再創辦一種新的商業。他認為倘若他那樣做，便等於毀了自己。他說：「我最所盼望的，無過於從怯懦的商業里把自己解放出來；埋頭在商業里，不但消失了許多時間，而且完全腐化了我自己。我仍然埋頭在這裡面的時候，我簡直毫無用處，尤其是自從我做了股東之後，情形更壞，因為我的責任愈益加重了。倘若不是為著較大的收入，我真是寧願再做一個職員。」他的唯一憂慮的事情，是他如於兩三年後脫離商業，怎樣好好地安頓卡爾。他當然更希望卡爾在著作上終能得到勝利（同時也從經濟方面著想）。 卡爾無疑地了解恩格斯為著他的犧牲。卡爾在回復上面的這封信，表示他希望再過一年，他在經濟方面能夠自立（雖則這希望在物質方面是沒有實現）。他在這覆信里，曾經有過這幾句話：「倘若沒有你（按指恩格斯），我就不能夠把這工作（指《資本論》）完成。我可以告訴你，我的心上好像負有萬鈞的重擔，因為你主要地為著我，讓你自己的奇才異能在商業裡面消耗侵蝕了。」 在一八六五年，卡爾已自己慨嘆著倚賴的地位，他在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里，敘述了當時經濟的困難情形之後（恩格斯在可能範圍內，總是盡力接濟的），接著說：「使我勉強支持著的唯一的念頭，是我們兩個人好像合開著一種商業公司，在這裡面我所盡的任務，是貢獻我的時間於這個商業的理論的和黨務的部分。」這誠然說得不錯。恩格斯的犧牲不是僅僅為著他所認為具有最高天才的朋友，同時也是為著促進他們兩人心裡所共同嚮往的、黨的利益和理想，才對於自己的傾向和才力作高尚的犧牲。 軍事文章 在一八五一年開始的時候，卡爾被《紐約論壇報》特約著文，恩格斯對他也有很大的幫助。第一，在那個時候，卡爾對於英文的寫作還未曾熟練。恩格斯把他的文章譯成英文。第二，遇著卡爾沒有時間寫，或人不舒服，或所要寫的是關於軍事的問題，或其他關於恩格斯尤為擅長的問題，恩格斯就自己動筆代寫。往往恩格斯在自己辦公室的工作和自己的一切研究及著作之外，每星期還要抽出時間來趕寫一兩篇這樣的文章。這些文章寄給《論壇報》的時候，都用著卡爾的署名；無論是卡爾寫的，或是恩格斯寫的，都很受讀者的珍視（雖則所得的稿費是怪可憐的）。 在一八五四年的一月五日，卡爾曾寫信給恩格斯，告訴他說，他的軍事文章（關於克里米亞戰爭的形勢，曾被《論壇報》於一八五三年的十一月十五日和十二月十六日登出，作為社論），竟「震動一時，有許多人認為是斯各特將軍的手筆。」（General Scot是當時的軍事權威。） 困苦中的支持 在其次一年的年初，卡爾的唯一男孩，——一個非常聰明而嬌弱的孩子——生病死了。卡爾寫給恩格斯的信里有一封說：「我不知道怎樣感謝你為著我而工作的友誼，以及你對於這個孩子的同情。」 同年的四月六日，這孩子死了，卡爾在信里說：「可憐的默希（Musch這孩子的綽號）沒有了，——我永遠不能忘記你的友誼怎樣在這樣可怕的時候救了我……」一個星期之後，卡爾又有信給恩格斯：「自從這可愛的孩子死了之後，這屋子當然是很荒涼孤寂的了（他是這屋子的有生氣的靈魂）。我們怎樣隨處感覺到喪失了這可愛的孩子，這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我雖經過各種各樣的不幸，但是現在我才了解什麼是真正的哀痛。我覺得哀痛欲絕！——這在這些時候遭到一切這樣可怕的苦難，只有想起你和你的友誼，只有希望我們在這世界上還有合理的事情要共同努力，這才支持了我。」 《資本論》的商榷 當卡爾在寫他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的時候，他不但在這裡面所發揮的每一理論都要和恩格斯討論，而且關於製造家怎樣準確地運用他的資本的種種部分，他對於這資本的看法，他在賬簿上怎樣分法等等，卡爾都要向恩格斯詢問正確的材料，恩格斯也把正確的材料告訴他。還有關於工資的價值、剩餘價值等等，恩格斯也把重要的材料供給卡爾，因為他自己做了製造家，他能把最直接的材料供卡爾參考。 卡爾怎樣珍視恩格斯的幫助、指教和意見，在他的信里有許多段的話可以顯示出來。例如在一八五九年的六月七日，他在信里提起《批判》，他說：「最先讓我告訴你，我知道你喜歡這書的第一部分，我是怎樣的愉快，因為關於這件事，只有你的判斷在我是重要的。我的妻看見我等著你的判斷，焦急得什麼似的，她也感到怪有趣。」後來在一八六七年六月間，卡爾又寄幾張《資本論》的稿子給恩格斯看，並在信里說：「我希望你對這四張能滿意。以前的稿子得到你的滿意，這在我比世界上其餘的人說的什麼，都來得更為重要。」遇有必要的地方，恩格斯對於卡爾的著作也自由地加以批評；卡爾對於他的批評總是從善如流，常常依照他的批評把稿子改換過。 最後在一八六七年的八月十六日，卡爾校對完了他的偉大的著作第一卷最後一張，同日他寫信給恩格斯： 親愛的腓特烈： 我剛才校完最後的一張。—— 序言昨天校完，已送去。這樣，這卷是完成了。這件事的可能，要感謝你，倘若沒有你為著我的自我犧牲，我永遠不能成功這三卷的繁重的著作。我要充滿著謝意來抱你。 附上兩張改正過的校樣。 十五鎊已收到了，非常感謝。 祝福你，我愛，我親愛的朋友。 你的卡爾 《資本論》出版了之後，恩格斯無孔不入地替它大做廣告，使全世界不得不注意它。——當時全世界都極力用緘默來埋沒這部偉著。 暫時的疏遠 在一八六三年的一月，恩格斯和卡爾之間發生了一次唯一的疏遠，這件事也適足以表明他們的深深的永續的友誼。 在孟徹斯特的時候，恩格斯認識了一個愛爾蘭的家庭，姓柏姆斯（Burns），他對他們的女兒裡面的一個發生熱烈的戀愛。這女兒名叫瑪利，他和她同居為夫婦好多年。她是一個聰明的、嫵媚的、善詼諧的女子，對恩格斯也有著熱烈的愛。在一八六三年一月六日，瑪利突然地死了，大概是由於心臟病；在死的前夜，他與她還在一起，她在那時的身體還是很好的。她的死對於恩格斯是一個可怕的打擊；但是恩格斯寫信把他的喪妻的哀痛告訴卡爾之後，卡爾的回信只用兩三行來表示他的悼惜，隨著就敘述他自己的家事的困難情形。恩格斯把這封信擱下了六天才寫回信，在回信里責備卡爾得到他的不幸消息後的「冷淡」。恩格斯在信里對卡爾作這樣的對照：「一切我的朋友，甚至庸俗的人們，對於我的哀痛，都表示比我所預料的更多的同情和友誼。」卡爾顯然很為之感動，就寫信去為著他的似乎冷淡的態度道歉。其實這倒不是因為卡爾對於恩格斯的不幸沒有感覺，卻是因為恩格斯那封報喪的信到的時候，卡爾的債戶剛剛來到他的家裡，收買舊貨的人正在屋子裡，各種商人正在叫囂著討債，家裡已沒有糧食，他的女兒燕妮（Jenny）又在生病。他在那個時候簡直愁慮得幾乎發狂，不能工作，不知道向什麼地方向什麼人去商量。 但是恩格斯很快地就原諒他，立刻寫回信給他說：「我要謝謝你的誠意。你前信給我的印象，你自己也能了解的。一個人和一個女子同住了許久，她一旦死去，是不能不悲痛傷悼的。我覺得我的青年的最後殘餘和她一同埋葬了。當我收到你的前信的時候，她還未曾在墳墓里。我要告訴你，你那封信縈迴於我的腦際者一星期；我當時不能忘記它。現在請你不要介意，你這次的來信已經消釋一切了。我覺得愉快的是：我沒有連同瑪利失去了我的最老的最好的朋友。」他在這封信里接下去敘述他立刻救濟卡爾經濟困難的計劃。 卡爾再復他的信也有著同樣的口氣。他說：「我現在可以毫不拘束地告訴你，我在過去幾個星期里的苦惱，都不在乎，我所唯一焦急的事情，是恐怕要破壞了我們的友誼，我屢次對我的妻說，這全部困苦的事情，在我看來，都不在乎，我所難過的是這些布爾喬亞的愁慮和這些愁慮的扇動，竟使我在這樣的時候不慰唁你，而反把我私人的困難來麻煩你。」 結　　婚 在一八六四年的年底，恩格斯和瑪利的妹妹利西（Lizy）結婚。他們相處非常地快樂，直到她在一八七八年死去。恩格斯夫人是一位很聰明的女子，和她的丈夫志同道合，終其身是一個熱心的新芬黨黨員（按新芬黨是主張愛爾蘭脫離英國統治的）。他們沒有子女，但是恩格斯夫人有一個侄女，名叫瑪利·愛倫（Mary Ellen），和他們同居，他們給她受教育，待她同他們自己的女兒一樣。 拋棄商業 在一八六八年的年底，恩格斯和爾門的關於紗廠的合夥合同結束了。有一件事表示恩格斯是一個怎樣好的商人：他的合夥股東爾門情願用一宗大款買他的股子，不過要他答應不另外自己再開一個廠來做同行的生意（其實恩格斯無論如何是不會再做生意的，這我們在上面已經知道的了）。 但是恩格斯最注意的一件事，是他應該得到足夠的收入，來適當地資助卡爾。因為爾門所願意出的買價，可以足夠使恩格斯每年給卡爾三百五十鎊（臨時的意外費用如醫藥費等等在外），約可資助五年或六年，所以恩格斯請卡爾讓他知道他（卡爾）所欠的債務確數若干，並問卡爾：倘若他（恩格斯）替他完全把這債務還清，以後每年三百五十鎊夠不夠用（臨時費在外），這樣是不是可以不必再借債。他所以要這樣問清楚，因為他要根據這件事去和爾門進行交涉。五年或六年之後怎麼樣，他不知道。他想，到那時候他還能每年至少給卡爾一百五十鎊，他並希望那時也許還有更好的機會，使他能夠更出得多些，同時也希望那時卡爾的著作也許還可以替他得些收入。他問卡爾，倘若三百五十鎊還不夠用，要立刻讓他知道每年需要多少。無疑地，卡爾的回信說恩格斯待他這樣好，已使他喜出望外了。 最後在一八六九年的七月，恩格斯寫信給卡爾說： 「赫爾拉！（Hurrah！歡呼聲）今天我和甜蜜的商業絕緣了，我是一個自由的人了……各特佛來（爾門的名字）樣樣都答應了。塔西（Tussy卡爾的最幼的女兒，當時在恩格斯夫婦家裡玩幾個星期）和我今天早晨作鄉間長途步行，慶祝我的第一次的自由日。還有一件事，我的眼睛（他的眼睛當時病了一些時候）也好得多了，再略加保養，不久就要痊癒了。」 卡爾給他的回信說： 「竭誠恭賀你從埃及的束縛里的解放！為慶祝這件事，我多喝了一杯酒……」 遷到倫敦 最後在一八七〇年的九月底，恩格斯勸服了他的妻（她的親戚都在孟徹斯特），遷到倫敦。在這裡，他和卡爾間的分工更加明確了。無論那一個做的一篇東西，都經過彼此討論之後才發表。但是他們也各有專責：卡爾的主要的工作，是有系統地完成他們的基本的、經濟的、和哲學的理論；恩格斯便從這些理論的觀點，對於當前的重要問題，加以爭辯、討論、解決。 在一八八三年，卡爾死了，全部的工作都負在恩格斯的肩上。 當卡爾死的時候，恩格斯已經六十三歲了，但他不但是依然勇銳地衛護他和卡爾的理論，不但繼續運用唯物史觀於當前的一切重要的問題，——寫了無數的小冊子和文章，——並且繼續他自己的哲學和歷史的研究，擔任各國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的一般的顧問；最後還有一件事，在他認為是最最重要的，認為是他的第一個責任，那便是他要完成卡爾所開始的工作。 他所完成的最後的工作，是替卡爾的《一八四八及一八五〇年間的法國階級鬥爭》一書寫了一篇導言。這篇導言的寫成，距他的死才五個月。在一八九五年的三月，他患喉嚨扁桃腺病，同年八月六日因此病死去。他遺囑要把遺屍焚化，把屍灰投入海里去。這最後的悲哀的職務，是由他的幾個最好的朋友執行，卡爾的最幼的女兒愛麗娜（Eleanor即上面所說的塔西）也去參加。他們於八月廿七日，租了一隻船，把屍灰運到恩格斯生前最喜到的海邊（名叫Eastboune），把他的屍灰投在海里去。恩格斯懂十國文字；在他七十歲的時候，他還學習挪威國的文字，要能讀易卜生的著作原文。 恩格斯為人非常地謙虛。例如有人替他祝賀七十歲的生日，他對這件事寫過這幾句話：「我希望這都成了過去。我一點沒有興致做生日。——終究說起來，我只是許多人裡面的一個，拾取卡爾的盛名的收穫。」他和卡爾的關係，終身都是充滿著熱愛和真誠。這不但是他們來往的信札可以證明，從卡爾的夫人和她的女兒愛麗娜提起他的時候那樣親愛的態度，也很可以看出。有一件有趣的事情，當卡爾的第二女兒羅拉（Laura）答應和拉伐格（Lafargue）正式訂婚以前，據卡爾說，她一定要先徵得恩格斯的同意。 ("The Life and Work of Friedrich Engels", by Zelda Kahan-Co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