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偶譯 · 唯物辯證法

鄒韜奮 《讀書偶譯》
辯證法的實際運用 《歐洲通訊》月刊(「European Messenger」)的作者(譯者按:這個月刊的作者曾在一八七二年五月份的該刊上批評過卡爾所著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說:「卡爾所特別注意的只是一件事:根據準確的科學的研究,證明社會的關係明確而有序地、連續表現於各種形式,其中都有著必然性;他並在可能範圍內,完全正確地陳述種種事實,用這種種事實作為他的意見的基礎和辯護。當他證明了現今社會秩序的必然性的時候,他同時也證明現今秩序必將轉變的那個不同的秩序之必然性。無論人類對這個轉變相信或不相信,覺得或不覺得,卡爾把社會的運動看作自然的過程。控制這個運動的法則,不但是獨立於人們的意志、意識、和目的之外,而且反而要決定人們的意志、意識、和目的意識的要素。在文明的歷史中,既然只有著附屬的作用,那末以研究文明為材料之批判的探討,顯然更不能以任何意識的形式或結果做基礎。這個意思就是說:這個探討的出發點不是觀念,只是外面的現象。這個批判要把一件事實和別一件事實比較對照,不是要把一件事實和別一個觀念比較對照。在這個探討裡面,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對於這兩件事實都要儘可能地加以準確的研究;而且在對照中的這些事實,要真能構成種種演變的要素;尤其重要的,是我們對於演變的各階段的連續和關係,要加以準確的分析。但是有人卻要告訴我們說,經濟生活的一般法則總是常常同一的、同樣的,無論這些法則是用於現在或已往。這恰恰是卡爾所否認的。根據他的意思,經濟的生活並沒有這樣的抽象的法則。——每個歷史的時代都有它自己所特有的法則。——當生活經過了演變中的一定的時代,向著別一個時代進展的時候,它便受著新法則的支配。簡單說一句,經濟的生活經過演變的歷史,好像我們在生物學的其他領域中所習見的情形一樣。——較早的經濟學家,把經濟的法則和物理學及化學的法則相比,他們實在誤解了經濟法則的性質。——倘對現象作更深刻的分析,便知道種種社會的機構都有基本上的差異,好像植物的機構及動物的機構也有基本上的差異一樣。——不但如此,同一的、同樣的現象,在不同的社會的機構裡面,也受著不同的法則的支配;因為這些機構在般的結構上,是彼此不同的;因為這些機構的各個器官彼此也有變異的;因為這些器官在不同的情況之下,也有著不同的機能。例如卡爾就否認人口的法則是在一切時間和一切地方都是同樣的。他以為每個演變的階段都有它的人口的法則。——生產力發展的時候,社會的情況和支配社會情況的法則也隨著變化。卡爾的目的,是要從這個立場去研究並說明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所以他只限於應用嚴格科學的名詞,陳述對於經濟生活的細密研究所應有的目的。——這種探討之科學的價值,在乎發現特殊的法則;這些法則能指出一定的社會機構之根源存在、發展和死亡(按即崩潰或消滅),並指出更高的一種社會機構對於舊機構的替代。這在事實上便是卡爾所著的書的價值。」 這位作家對於我(卡爾自稱)在實際上所運用的方法,描寫得這樣親切,並對於我個人在這方面的運用,描寫得這樣寬大;他在這裡所描寫的除了辯證法外,還有別的什麼呢? 辯證法的差異 我(卡爾自稱)自己的辯證法,不但在根本上和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而且恰和他的相反。依黑格爾看來,思維的過程(黑格爾在觀念一名稱之下,甚至把思想過程變為獨立的主體),是現實的創造者;依他看來,現實只是這個觀念的外部的表現。反過來說,依我的見解,理想這東西只是在人的腦子裡所轉移過來並加過工的物質的東西。 在三十年前,當時黑格爾主義仍然風靡的時候,我對於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作用的方面,曾經加以批判。但是在我著述《資本論》第一卷的時候,現在得到德國知識界傾聽的那班暴躁而傲慢的庸俗人,竟喜歡把黑格爾作「死狗」看待。因為這個緣故,我直率地公開宣言,我是這位大思想家(按指黑格爾)的弟子;甚至在《資本論》里討論價值論的時候,戲用著黑格爾的術語。雖在黑格爾的手裡,辯證法遭受了神秘作用,但是這件事並不能抹煞這個事實:黑格爾是第一人把辯證法運動的一般的形式,用概括而完全自覺的方法,詳細解釋出來。在黑格爾的著作裡面,辯證法好像一個人倒立著。你必須把它倒轉過來,使它用腳立住,倘若你要發現隱藏在神秘的外衣下面的合理的核心。 在神秘形式之下的辯證法,在德國所以曾經風靡一時,因為它似乎能說明當時的現狀。在合理形式之下的辯證法,在布爾喬亞和空論的代言人看來,便是誹謗和憎惡,因為這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時還包含著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使我們知道這現狀是不能免地要崩潰的;合理形式的辯證法所以使他們覺得是可憎惡的,因為這辯證法是從運動中,因而是從暫時的方面,來考察每個既成的形態,因為它對任何東西不屈服,在本質上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資本主義社會的十足矛盾的運動,已使實際的布爾喬亞,在現代工業周期變動中,有著切膚的感覺:這一循環的最高點,便是普遍的危機。這樣的危機又在重新接近了,雖則它還是在初步的階段。由於這個危機的普遍和尖銳,就是新的、神聖的、普魯士·日爾曼帝國的驟然顯貴的人們,也將不得不為辯證法所震動了。 (Marx's Preface to the Second German Edition of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