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往事 · 日文版自序

《敦煌往事》動筆於中國事變發生不久後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秋，同年在《改造》十月刊上發表。出於種種原因，成書十分倉促，瑕疵百出。因此我時時提醒自己，日後若有機會，定要仔細修改一番。幸而得了這個機會，於是整個夏天都埋頭於案前，總算使這份初稿改頭換面，內容也充實到了原來的近三倍，我也終於達成了最初的計劃。 數年來，我對敦煌一事一直耿耿於懷，如今終於徹底釋懷，單從這一點來看，此次修改於我而言算是一大幸事。關於作品本身，初稿中對英國探險隊回程之前的記述較為詳盡，對後來法日兩國探險家的描述卻十分粗略，尤其是對於日本探險隊，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一本粗糙至極、令人貽笑大方的拙劣之作。經本次修改，書稿終於初具雛形，本人甚感欣慰。 我對西域的興趣始於日本學者堀謙德先生的《解說大唐西域記》。大家應該都有過學習東方史的經歷，隨著政權的更迭變化，西域三十六國（後來又分為五十餘國）所在的中亞地區，如突厥斯坦等地區，其名稱也不斷發生變化，光是這些名字就讓人應接不暇，其對應的文字也十分生僻，讓很多人望而卻步。因為太過複雜，很多人學到最後還是一頭霧水。而堀先生的作品對玄奘三藏旅行記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和考證，可以說是我的入門讀物，它讓我收穫了夢想和知識，也激發了我對西域的興趣，對此我感激不已。 後來我又從羽溪了諦先生的《西域之佛教》、渡邊海旭先生的《歐美之佛教》等著作中受到了啟發。坦白說，當時我只是把西域看作佛教東漸過程中途經的一個區域罷了。 我至今還記得，讀了《大唐西域記》後，我對刻畫了孫悟空形象的《西遊記》，以及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等作品，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直到昭和初年（1926年），我第一次參觀了正倉院，深受感動與震撼，也由此開始認識到，自己的眼光不能僅僅局限在這小小的日本，而應該放眼於燦爛的東方文化，用世界性的視角來認識日本的歷史。 就這樣，我的思緒跨越了半島，飄向了遙遠的長安，又穿過天山南北麓的「絲綢之路」，抵達更加遙遠的印度，甚至近東、西歐。就像長崎曾經是日本接收近代歐洲文化的窗口一樣，西域之門敦煌曾經也發揮了同樣甚至更大的作用。我的目光最終聚焦到了這座城市。這裡會不會有「法隆寺」，會不會有「正倉院」呢？…… 當時我並不確定，現實中是否有這樣的地方存在，但我開始萌生這樣的期待。後來，在矢吹慶輝先生的引導下，我開始接觸斯坦因的作品。當時日本的第一輪敦煌熱已經退去，矢吹博士的《三階教研究》《大正一切經》中對敦煌出土經卷的描述所引發的「入藏潮」也尚未興起，我這個「門外漢」卻偏偏選擇了這個時候，可以說是無知者無畏。 通過斯坦因和伯希和的作品，我逐漸認識了位於中國西北相當於「法隆寺」和「正倉院」的千佛洞，盡情地欣賞著千佛洞的照片。通讀這些作品後，我又瀏覽了格倫威德爾和勒柯克等學者的研究，此後又研習了羽田亭先生的《西域文明史概論》，至此才算正式入門。 直到這時候，我才驚訝地發現，此前一直被自己忽視的《唐詩選》中很多詩歌都與西域有關，充滿了異域風情。甚至還發現奈良附近的古寺遺物中有很多也與敦煌文物一脈相承，這些發現總是讓我大受震驚、感觸良多。 後來，我的興趣幾經變化，將目光放在了斯文·赫定、榮赫鵬等探險家撰寫的各個年代的西域旅行記上。 就在這時，「中國事變」爆發了。早在前一年西安事變發生時，由於西安原是十三朝古都長安，又是紅色路線（又名西北路線）的起點，我就對這片自己熟悉的土地格外關注。事變後不久，海鷲就對蘭州的軍事設施發動了大規模空襲，這讓我更加朝暮懸想。我想，我不能去前線，就在後方通過文化活動喚起更多有識之士對敦煌的關注也至關重要，於是在匆忙之間編寫了此書，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初稿」。 因為我本身習慣了寫小說，所以這篇作品的文體更接近於小說。但它究竟是不是小說，或者說能不能稱得上是小說，這就要交給各位有識之士來評判了。對於我自己來說，這部作品也算是小說的一種，雖然我不知道是否存在這樣的分類，但我個人希望將它歸類為「文化史小說」。我認為，這可能是今後日本小說界的一種不可或缺的文體，所以特意在序文中加入了這段內容。 本書中英國探險家的部分主要參考了斯坦因第二次探險旅行記《中國沙漠中的遺址》及其研究報告《西域考古圖記》，法國探險家的部分則主要依據伯希和所作圖錄中的序文、羽田博士的介紹文、石濱純太郎先生的《敦煌石室的遺書》等著作撰寫，日本探險家的部分則得益於《新西域記》，其中匯集了大谷探險隊前後三次派往各地的各分遣隊的探險記，另外，橘瑞超先生的《中亞探險》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橘瑞超是大谷探險隊第二次、第三次探險的核心人物。他從十八歲到二十二歲的五年時間全部在大漠探險旅行，在第三次探險時才去了敦煌。當我還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時，這位和我僅有兩歲之差的青年僧人便完成了世界水平的探險。可惜的是，數年前的一場火災將他當時的記錄，也就是第一手資料全部付之一炬，僅有《新西域記》所載的三篇文章僥倖存世，其中兩篇是對演講筆記所做的整理，另一篇則對書信進行了整理。 我想在書中塑造一位能夠代表新興日本的傑出青年，所以借用了橘先生的故事並且刻意未使用先生的本名，特在此聲明。 西域地區的地名歷來十分棘手，比如，讀出「烏魯木齊」四個字並不困難，但根據讀音寫出「烏魯木齊」四個漢字卻並非易事。要查證古時候對應的名稱，著實令人頭疼。吐魯番、庫車、喀什、和闐同樣面臨類似的問題，考證、確認它們變遷的歷史就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在本書中，為了儘量避免混亂，統一用故事發生時的名稱表示。 關於敦煌，既可以寫作「燉煌」，又可以寫作「敦煌」，兩種寫法均可見於中國的地理書中，而且大部分書籍都是兩者並用。「燉」更具西域色彩，或者說更具有異域風情，我也這樣認為，但在我看來，使用較為熟悉的漢字更能方便讀者閱讀，因此刻意使用了「敦」字。 每每著書，總要蒙受師友關照，此次更是給諸位師友添了很多麻煩。除了松本博士和青山為我提供的幫助，在此我還要特別感謝石田干之助教授，因為這本書對於我這純粹的學術門外漢來說的確比較困難，而石田教授在文獻方面給予了我悉心的指導，可以說是我的恩人。在一高讀書期間，石田曾是我的同窗，此次他願意為我提供懇切的指導，不僅僅是因為昔日的交情，更是為了敦煌。而我從他的著作中也得到了很多啟發。毫無疑問，若僅憑我一人之力，從茫茫文獻中收集資料，結局必然是勞而少功甚至勞而無功。我這樣的外行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大致掌握文獻信息，全仰仗於他的幫助。 外行的悲哀就在於僅僅對手頭的書有所了解。而很多文獻即便想盡辦法搜集，也未必能入手。另外，由於很多文獻屬於珍貴典籍或珍本，所以連借閱都十分困難，這也是一大難題。這時，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圓乾治先生以及帝國圖書館司書岡田溫懷著滿腔熱情，為我提供了無私的幫助。帝室博物館鑒查官秋山光夫、東洋文庫主事岩井大慧同樣也給予了特殊關照。繪畫大師中村不折還讓我參觀了他自己的私人博物館，向我展示了自己珍藏的數十卷敦煌經卷，讓我對古代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在本書的創作過程中提供了莫大的幫助。 本書的裝幀、照片拍攝、書稿謄清以及其他出版相關事宜則全權託付給了青山、日下部兄弟、淺野一也、國安芳雄等人，特此附記，以示感謝。另外，此書寫作過程中，還勞煩岡田詳細調查了參考文獻的出版社、刊行年份等信息，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松岡讓 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