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傳 · 第二章 少年科第

一 關心時政 自杜牧降生到他十六七歲，這十幾年中，唐朝政治又有許多變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朝廷頗能裁抑藩鎮，提高威權。 杜牧三歲那一年，就是貞元二十一年（805年），這年正月，德宗死去，太子李誦即位，是為順宗。順宗有病，聽信其東宮舊僚王叔文，委以政權。王叔文出身於寒門庶族，是一位有政治抱負的人，他引用柳宗元、劉禹錫等少年新進而英發有為的士大夫，形成了一個有進步性的政治集團，很想把朝政整頓一番。他們首先廢除德宗末年種種害民的弊政，又想制裁宦官，奪其兵權，因此深遭宦官們的忌恨。宦官俱文珍等利用順宗久病不愈，強迫他傳位於太子李純，是為憲宗。是年八月，改元永貞。於是朝局大變，王叔文被貶為渝州司戶，不久，朝廷就命他自殺，他所引用的人如柳宗元、劉禹錫等都被貶為遠州司馬，他們這一次改革朝政的事業是失敗了。次年改元元和。 憲宗倒是一個稍能振作的君主，他不滿意多年來朝廷對藩鎮的姑息政策，很想制裁一下。當他初即位時，西川節度使韋皋死了，副使劉辟抗拒朝命，自為留後。憲宗因為當時還不便遽然加以討伐，於是任命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暫且敷衍。哪知道劉辟得寸進尺，第二年，即元和元年（806年），他又要求兼領東川。於是憲宗命高崇文率兵討伐，擒劉辟，斬之。同一年，夏綏節度使韓全義入朝，命他的外甥楊惠琳為留後，朝廷任命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楊惠琳抗拒，憲宗也派兵討平。元和二年，鎮海節度使李錡舉兵反，憲宗下詔討伐，李錡部下兵變，執李錡送京師，被殺。經過這幾次事件之後，朝廷的威嚴稍振。十年之後，又討平了久據淮西的跋扈藩鎮吳氏。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於元和九年死去，其子吳元濟自領軍務，派兵四出侵掠，及於洛陽附近。憲宗本來早想討平淮西，於是下詔宣武等十六鎮進軍討吳元濟。吳元濟盡力抵抗，而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又與吳元濟勾結，多方搗亂，所以朝廷一直用兵三年，不能平定。這時朝臣中有些人思想動搖，請求罷兵，而憲宗堅持討伐，宰相裴度親自督師，到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唐兵終於攻入蔡州，擒吳元濟。於是王承宗、李師道全都恐懼，王承宗獻德、棣二州，李師道獻沂、海、密三州。不久，李師道悔獻三州，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憲宗命宣武等五鎮兵討李師道。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李師道部將劉悟舉兵斬李師道，淄、青等十二州皆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通鑑·唐紀五十七》元和十四年） 當憲宗用兵討伐吳元濟與李師道之時，杜牧年十三歲到十六歲，正從事於讀書，但是已經關心當時國家大事，透露出英俊之氣。杜牧後來作《注孫子序》，說過這樣一段話： 某幼讀《禮》，至於「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圜二三千里，系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震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某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 杜牧十六歲時，正是元和十三年，那時朝廷正派兵討李師道。杜牧看到憲宗連年用兵討伐藩鎮，很感到用兵的重要，後來博讀經史，更深信兵事關係國家興亡，又根據《禮記》「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認為士大夫應當知兵，而當時士大夫對於兵事漠不關心，完全仰賴壯健擊刺之徒，杜牧對於這種情況很不滿意。從此他就注意兵法，後來一直繼續研究，曾註解《孫子》十三篇，並且對於當時軍事問題提出意見。 憲宗改變代宗、德宗以來姑息藩鎮的政策，削平抗命的藩鎮，頗能振作一番。杜牧後來作《感懷詩一首》，曾稱讚他為「元和聖天子」。但是這位所謂「元和聖天子」，晚年驕矜自滿，大興土木，好神仙，煉丹藥，任用聚斂小人皇甫鎛為相，政治敗壞。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被宦官陳弘志害死。當時宦官勢力很大，所以事情遂秘密起來，無人敢追究。宦官梁守謙等立太子李恆為皇帝，是為穆宗，次年改元長慶。 穆宗初即位，就耽於逸樂，而所任宰相蕭俛、段文昌又無遠慮，以為藩鎮已經削平，可以高枕無憂，應當消兵，於是建議命令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在一百人中限八人或逃或死，除其兵籍，穆宗糊裡糊塗地就聽從了。落籍軍士無所歸，都藏在山澤中。長慶元年（821年）七月，幽州兵變，囚盧龍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就在這一月，成德兵馬使王廷湊又殺節度使田弘正。兩鎮同時發生事變，落籍逃亡山澤的兵士紛紛歸附他們。朝廷下詔派諸道兵討伐，諸道兵既少，又多半是臨時召募的烏合之眾，諸節度既有宦官監軍，而領偏軍者也有宦官監陣。宦官遇事掣肘，主將不得專號令，小勝則宦官奏報，自以為功，不勝則歸罪於主將；強壯的兵士，宦官選以自衛，命怯弱者應戰，每戰多敗，所以諸道兵合計雖然有十五萬之多，而與朱克融、王廷湊作戰數月之久，不能取勝。朝廷財竭力盡，無法支持，不得已，赦朱克融，任命他為盧龍節度使，而專討王廷湊。長慶二年正月，魏博先鋒兵馬使史憲誠又逼殺節度使田布，自為留後，暗與朱克融、王廷湊勾結。河北三鎮，連串一氣，反抗朝廷，朝廷毫無辦法，於是任命史憲誠為魏博節度使，赦王廷湊，任命他為成德節度使。「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通鑑·唐紀五十八》穆宗長慶二年）這件事使杜牧非常痛心，所以他在《感懷詩一首》中對此事還深致慨嘆。長慶二年這一年，杜牧正是二十歲。上文提到，他自己說在二十歲時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事，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嘗不由兵，大概他一方面受到這些書中記載的歷史事件啟發，一方面也聯繫時事，更深刻地感到用兵的重要。他後來作《罪言》《戰論》《守論》，屢次批評長慶中討伐藩鎮用兵的失策，一直到他晚年所作《上周相公書》中還提道：「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 穆宗荒於酒色，好服金丹，在位四年，於長慶四年（824年）正月死去。太子李湛即位，是為敬宗，次年改元寶曆。敬宗即位時才十六歲，是一個好遊戲的頑童。他善擊球，喜手搏，又好深夜自捕狐狸，常與宦官及擊球、手搏的軍將們一同嬉戲，並且大修宮室，貪好聲色。杜牧作《阿房宮賦》，假借秦事以諷刺敬宗。賦中先描寫阿房宮的壯麗，然後說：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杜牧是地主階級的士大夫，他當然要維持封建統治，不會主張農民起義。但是他認為統治者剝削人民應有相當的限度，不可「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假如統治者過於貪暴，民不聊生，像秦朝那樣，那麼，「戍卒叫，函谷舉」，是當然的，而秦朝滅亡，也是咎由自取的。杜牧作這一篇賦是危言諷刺，希望唐朝統治者接受秦朝滅亡的教訓，不要只圖自己的奢侈享樂，而過於虐用民力。 就在這時候，杜牧又作了一篇《上昭義劉司徒書》，是給昭義節度使劉悟的，那時他的空官銜是「檢校司徒」，所以稱他為劉司徒。劉悟本來在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部下做都知兵馬使，憲宗元和末討李師道時，劉悟擒李師道，斬首以獻。朝廷賞其功，任命他為義成節度使，後來又移鎮昭義。穆宗長慶元年，幽州大將朱克融叛，朝廷調劉悟為幽州節度使，希望他帶兵去平朱克融。但是劉悟這時候並不像以前斬李師道時那樣歸心朝廷，他說：「幽州方亂，未能進討，請朝廷就任命朱克融為節度使，以後再慢慢想辦法。」朝廷見他不肯去，只好仍然命他留在昭義節度使任上。劉悟看到長慶以來，朝廷力弱，也漸漸學河北三鎮的跋扈抗命。杜牧這封書信，是勸劉悟發揮以前斬李師道時的忠於朝廷之心，討伐河北三個叛鎮，同時，也對於他的恃功驕恣作了深刻的規諷。 後來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啟》中還提到他作這兩篇文章的用意都是聯繫時事的，他說：「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 敬宗這位頑童皇帝在位不到三整年，於寶曆二年（826年）十二月初八日夜間，被宦官劉克明、擊球軍將蘇佐明所殺，年十八歲。劉克明要擁立憲宗的兒子絳王李悟，而其他宦官梁守謙、王守澄等卻不贊成，以禁兵迎穆宗子江王李涵入宮，殺了絳王李悟與劉克明。李涵即位，改名昂，是為文宗，次年改元大和。 文宗初即位，又遇到藩鎮的叛亂。先是敬宗寶曆二年三月，橫海節度使（治所在滄州，今河北滄縣）李全略死，其子同捷擅領留後，朝廷經歲不問。文宗即位，李同捷希望新天子立，或能得到除命，於是在大和元年（827年）春，派掌書記崔從長奉表入見，請遵朝旨。五月，朝廷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以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李同捷不受詔。八月，朝廷命烏重胤等諸道兵進討。 杜牧自十五六歲時，看到憲宗討伐淮西吳元濟、淄青李師道，穆宗長慶初，朝廷討伐河北三鎮，現在又對橫海用兵了。他看到藩鎮叛亂，有增無已，實在是當時的大患，於是作了一首長篇五言古詩，名曰《感懷詩》，以發抒他對於藩鎮問題的意見。這首詩從安史之亂說起，說到安史亂後藩鎮跋扈之禍，影響到邊防空虛，急征厚斂，民生憔悴，所言極為痛切： 急征赴軍須，厚賦資兇器。 因隳畫一法，且逐隨時利。 流品極蒙尨，網羅漸離弛。 夷狄日開張，黎元愈憔悴。 邈矣遠太平，蕭然盡煩費。 接著敘述憲宗削平抗命的藩鎮，天下人望治，「故老撫兒孫，爾生今有望」。哪知穆宗時君相昏庸，措置乖方，又失河北，真是「取之難梯天，失之易反掌」。於是「蒼然太行路，翦翦還榛莽」。最後，杜牧發抒自己的感憤： 關西賤男子，誓肉虜杯羹。 請數系虜事，誰其為我聽？ ………… 往往念所至，得醉愁甦醒。 韜舌辱壯心，叫閽無助聲。 聊書感懷韻，焚之遺賈生。 賈生就是西漢的賈誼，他對於政治有抱負，有遠見，二十幾歲時，上書於漢文帝，慷慨論天下事，很中肯綮，但是漢文帝並未採納他的意見。杜牧這時才二十五歲，還未中進士，是一個「賤男子」，儘管他有憂國之心，對於削平藩鎮有好的方策，但是誰肯聽他的話呢？所以只好把這首《感懷詩》「焚之遺賈生」。杜牧是以賈生自比的。杜牧二十五歲時所作的這首《感懷詩》，是在《樊川文集》中有年月可考的最早的一首詩，這首詩不但發抒了政治上的抱負，同時也表現了詩歌創作的才華。這首長篇五古約五百字，夾敘夾議，用作古文的方法作詩，氣勢矯健，造句瘦勁，有時甚至於用散文的句法，都顯然是受韓愈詩的影響。晚唐詩人，大都才力薄弱，喜作律詩、絕句，而不大作長篇古詩，杜牧二十五歲時就能作這種感憤國事、氣骨遒勁的長篇五古，這是他詩才過人之處。 藩鎮跋扈固然是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但是對人民的損害很大。一般地說來，統一總比割據好，因為封建割據的局面不利於經濟與文化的發展，而就唐朝具體歷史情況來看，藩鎮割據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由於藩鎮割據，中央政府轄區縮小，譬如憲宗初年，宰相李吉甫所上《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中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在這不申戶口的十五道中，即有魏博、成德、盧龍、滄景、淮西、淄青等抗命的藩鎮。當時供賦稅者，只有浙江東西、宣歙、淮南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這樣一來，中央轄區人民的負擔自然加重。再加上朝廷討伐藩鎮，藩鎮抵抗朝廷，藩鎮與藩鎮之間又有時互相攻擊，兵連禍結，荼毒生靈。在藩鎮轄區內，由於徵兵重斂，以及種種防禁，人民尤其痛苦。譬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重加稅率，修繕兵甲」，數年之中，有兵十萬（《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田承嗣傳》）；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二《李抱真傳》）；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而他的節度使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頭、酒數十斛，「潞人困甚」（《新唐書》卷一四三《郗士美傳》）；更厲害的是淮西節度使吳少陽、吳元濟父子統治下的蔡州，「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舊唐書》卷一百七十《裴度傳》）。所以唐代藩鎮割據，加重了人民的痛苦，阻礙其轄區內經濟與文化的發展，而杜牧反對姑息政策，主張削平藩鎮，加強統一，是符合當時人民利益的。 杜牧在二十五歲以前，家住長安，也有時出遊，他曾經到過渭水北的同州澄城縣（陝西舊澄城縣），遇到譚憲，譚憲向杜牧談起他哥哥譚忠的事跡。憲宗元和年間，譚忠在盧龍節度使劉濟部下為將，當憲宗討伐成德王承宗時，譚忠能勸說魏博節度使田季安不出兵反抗朝廷，又能勸說劉濟討伐王承宗，後來又勸說劉濟之子劉總以幽燕之地歸於朝廷。杜牧很欣賞譚忠這種能說服藩鎮歸向朝廷加強統一的行為，所以作了一篇《燕將錄》，敘述譚忠的行事。同時，杜牧在澄城也很注意觀察地方風土與民生疾苦。澄城縣境，西北環山，地多砂石，最怕乾旱，所以收穫不豐，縣中民戶高下，大都差不多。但是每年全能繳納租賦，不至於拖欠。杜牧向縣中父老詢問原因，父老們說：「澄城這一帶地方，西去四十里，就是京都近郊。那裡距離京都很近，所以神策禁軍以及禽坊龍廄之徒常去騷擾搜刮。他們仗恃特殊的勢力，地方官不敢惹。人民辛勤勞動所得的東西，都不敢自己吃，全奉送給他們，父親、兒子都為他們服役奔走，還不能使他們滿意，常常挨打。至於澄城，因為縣西山徑崎嶇，車馬不便，這些擾民者絕跡不能到，人民才能安居輸賦稅；不然，早就成為一片荒墟了。」杜牧聽了這一段話，很有感慨。他想，國家設立法禁，本來為的是防止官吏害民，現在法禁墮地，人民只好恃險而不恃法，那些據有一方土地的將帥，就更可以以山河為牆塹而自守了，燕趙藩鎮的割據，又何足為怪呢？於是他將這些見聞與感慨寫了一篇《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書其西壁，俟得言者覽焉」。在大和元年，杜牧又做了一次南遊，到澧州（治所在今湖南澧縣）去看他的堂兄杜悰，這時杜悰正做澧州刺史。 二「兩枝仙桂一時芳」 杜牧自十五六歲以來，十年之中，博讀經史，關心時政，有治國安民的抱負，能作很好的詩、賦與古文，發抒他憂時諷世的思想、情懷。他的作品流傳，才名大噪，而杜牧是宰相家的子弟，又有政治上的抱負，當然也希望早些取得功名，所以他參加了進士的考試，在大和二年（828年）舉進士及第，時年二十六歲。 唐代以科舉取士，科目繁多，主要的是明經與進士兩科，而進士科尤其為當時人之所重視。進士每年考一次，應考者有時多至千人或八九百人，只取錄二三十人，最多四十多人。取中進士者非常榮耀，仕宦的前途希望很大，謂之「白衣公卿」。（《唐摭言》卷一「散序進士」條）不過，大官的子孫可以憑藉門蔭得官，並不一定由科舉。杜牧的祖父杜佑，兩位伯父杜師損、杜式方，父親杜從郁以及堂兄杜詮、杜悰等，都是以門蔭補官，但是杜牧與他弟弟杜卻是參加進士考試的。唐代的風氣，凡是應進士舉的讀書人，常常將自己的作品送給朝官中有文學聲望的人去看，希望他們給自己宣揚名譽，甚至推薦於主考官。因為唐朝考試進士時，可以在事前公開推薦，謂之「通榜」（《唐摭言》卷八「通榜」條），往往發生效力，而這種獎勵推薦者對於應進士舉者的關係，謂之「知己」。杜牧系出名門，才華發越，所以當他應進士舉時，朝廷中有政治地位、文學聲望的人替他宣揚名譽、爭為知己者，不下二十人，其中吳武陵尤其出力。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舉進士及第，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任命吳武陵在北邊主持鹽務，後來又到長安做太學博士。杜牧在大和二年應考那一科的主試官是禮部侍郎崔郾。唐朝考進士經常是在京都長安，有時也在東都洛陽，而大和二年這一次考進士則是在洛陽舉行。當崔郾由長安赴洛陽之時，許多朝官給他餞行，吳武陵也騎馬而來。崔郾聽說吳武陵來訪，不知何事，起來迎接。吳武陵說：「侍郎以峻德偉望，為天子選才俊，我豈敢不盡些力量？不久以前，看到太學生們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我湊近一看，原來是進士 杜牧所作的《阿房宮賦》。其人真是王佐才，侍郎官高事忙，恐怕你還未暇披覽。」說到這裡，就取出《阿房宮賦》朗誦一遍。崔郾接過一讀，也很驚奇欣賞。吳武陵說：「請你在這次主考進士時取他為狀元。」崔郾說：「狀元已經有人了。」吳武陵說：「不得已，就是第五名吧。」崔郾還在遲疑。吳武陵說：「如果不行，請你還我這篇賦。」崔郾立刻應聲說：「敬依所教。」於是轉向在座諸位朝官說：「方才吳太學博士推薦一位第五名進士。」有人問：「是誰？」崔郾說：「杜牧。」座中有人提出，杜牧不拘細行，似乎不便錄取。崔郾說：「我已經答應吳君，杜牧就是屠沽，我也不能改變了。」果然杜牧在洛陽應進士舉，就中了第五名。 大和二年這次考進士，共取了三十三人，狀元是韋籌，同舉進士及第可考者尚有厲玄、鍾輅、崔黯等（徐松《登科記考》卷二十），這些人後來都碌碌無所知名。 唐朝制度，進士及第後，還要到吏部去應關試，才能夠得到官職。杜牧在洛陽中進士後，就準備到長安去，他的《及第後寄長安故人》詩曰： 東都放榜未花開， 三十三人走馬回。 秦地少年多釀酒， 已將春色入關來。 唐代考進士照例在正月，二月放榜，所以說「放榜未花開」。至於「春色」與「入關」，都是雙關之詞。唐人詩往往謂過關試為春色，如韓儀有一位朋友過關試，韓儀送他一首詩，有「今日便稱前進士，好留春色與明年」之句。（《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下篇小注） 杜牧到長安後，又趕上參加制舉的考試。制舉是唐代一種特殊的科目，所以選拔非常之才不是經常舉行的，考試時由皇帝親自主持。制科有許多名目，杜牧應考的是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大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文宗到宣政殿親試製策舉人，考官是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庫部郎中龐嚴。閏三月初九日，下詔取中了裴休、裴素、李郃等十九人，杜牧也被錄取，同榜中試的李甘，後來成為杜牧志同道合的好友。 在這次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應考者之中，倒真有一位名副其實的直言極諫之士，就是劉。但是正因為他敢於直言極諫，反倒沒有被錄取，這件事也正是對於唐封建王朝制舉選才制度的一個很大的諷刺。劉□雖然落第，但是他的對策彈劾時政，痛斥宦官，給這一次考試增加了生氣。當時皇帝下詔錄取的十九個人的對策文章全都不傳了，而這位落第者劉□的對策倒是被保存於史書中，流傳下來。劉□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博學善屬文，尤其精於《左傳》，性耿介嫉惡，有澄清天下之志。這次他既然以直言得罪於宦官，因此就不能在朝廷仕宦，只好到節度使府中做幕僚。令狐楚鎮興元，牛僧孺鎮襄陽，都辟劉□為從事，相待如師友。但是宦官還是饒不過他，終究誣以罪名，貶他為柳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 杜牧在二十六歲這一年中，進士及第，制策登科，正如他自己詩中所說的那樣，是「兩枝仙桂一時芳」（《贈終南蘭若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