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傳 · 第三章 「十年為幕府吏」

繆鉞 《杜牧傳》
一 江西與宣州幕中 杜牧於大和二年閏三月制策登科以後,被任命為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弘文館屬門下省,是撰著文史、鳩聚學徒之所,校書郎,官階從九品上,掌校理典籍,刊正錯誤。左武衛是唐朝十六衛之一,左武衛大將軍下有各種參軍,兵曹參軍正八品下,掌五府武官宿衛番第,受其名數,請大將軍分配。 在京做官只有半年,大和二年十月,杜牧就跟隨沈傳師到江西觀察使府做幕僚去了。沈傳師字子言,蘇州吳縣人。他父親沈既濟,博通群書,尤工史筆,曾撰《建中實錄》,論者稱其「體裁精簡」(趙璘《因話錄》卷二「沈吏部傳師」條),還撰作過傳奇小說《枕中記》《任氏傳》等,「文筆簡練,又多規誨之意」(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沈傳師承繼家學,少有文名。杜牧的祖父杜佑本與沈既濟友善,又賞識沈傳師,將自己的表甥女嫁給他,所以沈、杜兩家既是世交,又是親戚。大和二年十月,沈傳師以尚書右丞外放為江西觀察使,他就辟召杜牧為江西團練巡官、試大理評事,同赴洪州(洪州治所南昌,今江西南昌市,唐江西觀察使治所亦在此)。江西觀察使的全銜是江西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所以幕僚中有團練巡官。唐代幕職,都帶京銜,譬如杜甫在成都為嚴武劍南節度使府的參謀,就帶檢校工部員外郎的京銜,後人稱他為「杜工部」,實際上只是一個虛銜。杜牧這次做江西觀察使府團練巡官,也帶大理評事的京銜。大理評事,從八品下。按一般情況,唐朝士大夫都喜歡做京官,不願外出,不知杜牧為什麼要隨沈傳師到江西去任幕職。也許因為沈、杜兩家一向關係密切,杜牧自己說他對於沈傳師是「分實通家,義推先執」(《樊川文集》卷十四《吏部侍郎沈公行狀》)。沈傳師很喜歡汲引人才,他赴任時慎選僚屬,宰相中有以親戚朋友推薦給他的,他都不接受,而獨欣賞杜牧少年英俊之才,所以一定要羅致他,而杜牧覺得情不可卻,也就願意去了。沈傳師幕僚中其他的人如李景讓、蕭寘,韓乂、崔壽等,也全是一時之選。 杜牧於大和二年十月隨沈傳師到洪州,住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大和四年(830年)九月,沈傳師調任宣歙觀察使,杜牧又跟隨到宣州(宣州治所宣城,今安徽宣城,唐宣歙觀察使治所亦在此),一直到大和七年(833年)四月,沈傳師內升吏部侍郎,杜牧才離開宣州,應淮南節度使牛僧孺之辟。合計起來,杜牧在沈傳師江西、宣州兩使府中任幕職約四年半,所以杜牧後來追敘自己這幾年的事情時說:「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 、宣城為幕吏,兩府凡五年間。」(《樊川文集》卷九《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 觀察使府幕僚的工作是處理公文,空閒的時候,就陪奉府主或者與同僚們游賞宴會,杜牧後來追憶這些年做幕僚的生活,曾說:「十年為幕府吏,每促束於簿書宴遊間。」(《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刑部崔尚書狀》)杜牧這時由書生初次出來做官,年少氣銳,舉止動作,無所依據,至於如何辦理公事,如何與同僚們往還交接,更是東西南北摸不著方向。江西團練副使盧弘止對於杜牧很加照顧,凡是杜牧所應知而不知道的事情,他都口講指畫,一一誘教,丁寧纖悉,江西、宣州兩府數年之中,一直如此。杜牧感覺到,自己少年初次出來做事,能夠無有大過而粗知所守,都歸功於盧弘止的殷勤誘導。他後來寫信給盧弘止的哥哥浙西觀察使盧簡辭,還提到此事,表示感激。盧弘止是中唐著名詩人盧綸之子,盧弘止的哥哥簡辭,弟弟簡求,後來都同杜牧相熟。 杜牧雖然是一位關心國事有政治抱負的人,但是他私人的生活卻有貴公子的放蕩不羈、喜好聲色歌舞的壞習氣,所以他一生中流傳一些所謂「風流韻事」。在唐朝,凡是觀察、節度或刺史的治所,都有官妓。官妓名列樂籍,不能隨便脫離,當官僚們舉行宴會時,她們要來歌舞侑酒。以弱女子供官僚們取樂,這也是當時封建社會中一種極壞的制度。洪州南昌是江西觀察使的治所,樂籍中當然有官妓。當杜牧到南昌的第二年,即是大和三年(829年),有一位幼小的歌女,名張好好,來到樂籍中,只有十三歲。張好好年歲雖小,但是歌唱得很出色。南昌城外有滕王閣,下臨贛江,就是初唐詩人王勃所歌詠的「滕王高閣臨江渚」,是南昌的名勝之地。有一次,沈傳師帶了使府幕僚來此宴會,初次試聽張好好的歌唱。聽完之後,沈傳師非常欣賞,稱讚為天下獨絕,於是送給她天馬錦、犀角梳,作為獎品。從此以後,張好好成為江西觀察使府幕僚們「特垂青眼」之人,他們無論是在南昌城北的龍沙或是城東的東湖遊玩時,總要邀張好好來歌唱。大和四年九月,沈傳師調任宣歙觀察使,又將張好好帶到宣城。每逢春秋佳日,杜牧常在酒宴間欣賞她的清歌妙舞。這時宣州幕僚中有一位沈述師,是沈傳師之弟,曾任集賢校理,他也很喜歡張好好,於是納她為妾。有時沈述師請客,還教張好好出來歌唱,杜牧還有詩贈給她。 關於沈述師的事跡,我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字子明,與李賀很熟識。大和五年(831年)十月某日夜間,他寫了一封信給杜牧,信中大意說,李賀是我的好友,元和年間,我們起居飲食,常在一起,李賀將死時,將平生所著歌詩四編,凡一千首,都交給我。數年以來,我東西遊走,幾乎以為失去了。今夜醉醒不寐,整理箱篋,忽然發現李賀臨死前所交給我的詩稿,立刻想到以前與李賀交遊的情況,「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歷歷如在目前,感念亡友,不覺落淚。李賀沒有家室子弟,也無從給養恤問,只能讀讀他的遺詩以想見其人。你和我交情很好,請你給《李賀集》作一篇序,以慰我懷念故友之意。杜牧最初還謙遜不遑,後來沈述師堅決請求,杜牧就答應下來,作了一篇《李賀集序》。 李賀字長吉,是中唐時一位異軍特起的詩人。他是唐宗室鄭王的後裔,七歲能詩,得到韓愈的賞識。他平生作詩極用心,奇警幽艷,喜用象徵之法,能自創風格,在藝術性方面有獨到之處。李賀卒於元和十一年(816年),二十七歲,這時杜牧才十四歲,年紀還小,所以並未能趕上與李賀交遊。但是杜牧對李賀的詩很欣賞,他作《李賀集序》,用九種比況稱讚他的詩,譬如說「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等等。最後卻說:李賀詩「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所謂「理」,是指詩的內容,就是說:「《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在這一方面,李賀詩不如《離騷》,儘管在辭采方面有其獨到之處。晚唐人張為作《詩人主客圖序》,將李賀與杜牧都歸於「高古奧逸」一類(《全唐文》卷八百十七),這種看法不妥當。杜牧對李賀的詩並非完全滿意,他的詩,無論在內容上或風格上,與李賀都不是同派。杜牧作詩,是很注重「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以激發人意」的,也就是說,要密切聯繫當時政治而有所諷刺。杜牧曾說明自己作詩的態度:「某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樊川文集》卷十六《獻詩啟》)所謂「不務奇麗」的「奇麗」,可能即是指李賀的詩風,而所謂「不涉習俗」的「習俗」,大概是指元稹、白居易風靡一時的「元和體」 。李賀與白居易兩人的詩,在中、晚唐都成為時尚,而杜牧自認為並不受他們的影響。不過,杜牧對於李賀詩,還是給予相當高的稱讚。晚唐另一位傑出的詩人李商隱也是很佩服李賀的,少時作詩學李賀,曾模仿他的體裁,後來運用李賀古詩中象徵之法作律詩,去其奇麗而變為悽美芳悱,遂在藝術方面為律詩開闢了一個新境界。李商隱作《李長吉小傳》,也提到「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 杜牧在江西、宣州兩府任幕職的期間,曾到外邊去過幾次。大和四年,杜牧奉沈傳師之命到長安去見王易簡,訪問作刻漏的方法。大和七年春間,杜牧又奉沈傳師之命到揚州(江蘇揚州市)聘問淮南節度使牛僧孺。牛僧孺是中、晚唐政治上一位重要的人物,是牛、李黨爭中牛黨的黨魁。牛僧孺自從進士及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在穆宗長慶三年(823年),已經做到宰相。敬宗寶曆中,牛僧孺出為武昌軍節度使。在鎮約五年,大和四年正月,以李宗閔之薦召還,守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杜牧本與牛僧孺熟識,這時杜牧正在江西幕中,曾作七言絕句一首,寄與牛僧孺,有「六年仁政謳歌去,柳遠春堤處處聞」(《寄牛相公》)之句。大和六年十二月,牛僧孺又出為淮南節度使。沈傳師大概因為牛僧孺新出鎮淮南,所以派杜牧去聘問。 杜牧由宣州到揚州去,往來都要從京口過。京口即是潤州丹徒縣(今江蘇鎮江市,唐浙西觀察使治所)。杜牧路過京口,會見舊友邢群。邢群字渙思,大和二年,杜牧在洛陽考進士時,初次遇到邢群,就覺得他是一位可交的朋友。邢群於大和三年進士及第,後來在浙西觀察使王璠府中任幕職。杜牧這次往來京口,了解到邢群很能盡職。王璠性情嚴峭,行事有不合理者,旁人不敢說,或者說了也沒有用,而邢群則能規諫生效。杜牧想,以前認為邢群是一位可交的朋友,現在證實,果然不錯。 在京口會到舊友邢群,固然是一件快慰之事,同時,又聽到杜秋娘的故事,使杜牧發生了許多感慨,作了一首很有名的《杜秋娘詩》。關於杜秋娘的故事,說來話長。她是潤州丹徒縣的民家女子,自小就生得很美。那時李錡為鎮海節度使,住在潤州,杜秋娘十五歲時,被李錡納為妾。杜秋娘能唱《金縷衣》曲:「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只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李錡很喜歡這個曲子。憲宗元和初,李錡謀反,不久即失敗,被殺。李錡的婢妾是罪犯的眷屬,照例要沒入宮禁,於是杜秋娘也來到宮中。因為她生得美,所以又得到憲宗的寵愛。後來憲宗死去,穆宗即位,派杜秋娘做皇子李湊的傅姆。李湊長大,封為漳王。文宗即位後因不滿意宦官的專橫,想除去他們,曾與翰林學士宋申錫秘密商議,覺得宋申錫這個人忠謹可靠,就任命他為宰相。宋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將文宗要除宦官之意告訴他,哪知王璠反倒將這個消息泄露於宦官王守澄及其門客鄭注。於是王守澄、鄭注先發制人,誣告宋申錫謀立漳王李湊。漳王李湊是文宗之弟,平日為人還好,頗有聲望,正是文宗心中所忌,所以聽到誣告,信以為真,立刻大怒,要治宋申錫重罪。宰相牛僧孺替宋申錫辯白說:「人臣不過宰相,現在宋申錫已經做到宰相了,假設立漳王湊為皇帝,他還想要求什麼呢?宋申錫大概不會做此事的。」這話雖然很明白,但是昏憒的文宗在盛怒之下,不能接受,遂貶宋申錫為開州司馬,貶漳王李湊為巢縣公。杜秋娘是漳王李湊的傅姆,也牽連得罪,被放還鄉。這是大和五年發生的事情。杜秋娘還鄉之後,生活困苦,想織一匹素絹,都要向鄰人藉機子。杜牧來到京口,聽說杜秋娘的事情,「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杜秋娘詩序》)。他想杜秋娘一生遭遇的變故實在太劇烈了,他對於這位因統治階級內部傾軋而犧牲的弱女子表示同情,而因此聯想道: 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 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姬。 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 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 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 光武紹高祖,本系生唐兒。 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糜。 蕭後去揚州,突厥為閼氏。 女子的命運固然是由人擺布,就是男子又何嘗不是如此? 射鉤後呼父,釣翁王者師。 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 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 安知魏齊首,見斷簀中屍? 給喪蹶張輩,廊廟冠峨危。 珥貂七葉貴,何妨我虜支? 蘇武卻生返,鄧通終死飢。 遂總結為:「己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在封建社會不合理的制度之下,無論男子或女子都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杜牧當然不可能由社會本質來解釋這些問題,他注意到這些問題,但是最後卻發出幻滅的慨嘆,這種消極思想在杜牧後半生中還有所發展。 出使事畢,杜牧又回到宣州。這一年四月間,沈傳師內召為吏部侍郎,而江西觀察使裴誼調任宣歙。裴誼到宣州接任時,攜帶了他的舊幕僚同來。其中有一位李方玄,字景業,原是杜牧的舊友。當初他二人在京都相遇時,都還年輕,沒有長鬍須,見面一談,氣味相投,這一次又在宣州相遇,非常高興。好朋友在一起,高談放論,各持是非,有時爭得面紅耳赤,但是爭論既罷,又復歡笑如故。 沈傳師到長安做吏部侍郎去了,杜牧則應淮南節度使牛僧孺之辟要到揚州去,他在沈傳師江西、宣州兩府五年的幕僚生活從此結束。沈傳師是杜牧的世交前輩,對杜牧是相當好的,杜牧也很尊敬感激他。沈傳師入朝做吏部侍郎約兩年,在大和九年(835年)四月死去。沈傳師承繼了他父親沈既濟的史學,曾與杜佑同修《憲宗實錄》,未完,出鎮湖南、江西,奉詔繼續撰修。他「性不流不矯,待物以和,觀察三方,皆脂膏之地,去鎮無餘蓄。……所辟賓僚,無非名士」(《因話錄》卷二「沈吏部傳師」條)。死去之後,杜牧為他作了一篇行狀,最後說:「牧分實通家,義推先執,復以孱昧,叨在賓席,幼熟懿行,長奉指教,泣涕撰記,以備遺闕。」(《樊川文集》卷十四《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可見他們二人的情誼非同泛泛。杜牧後來還時常懷念沈傳師以及在他幕府中的生活,而見之於詩篇: 一謁征南最少年, 虞卿雙璧截肪鮮。 歌謠千里春長暖, 絲管高台月正圓。 玉帳軍籌羅俊彥, 絳帷環佩立神仙。 陸公餘德機雲在, 如我酬恩合執鞭。 (《懷鐘陵舊遊四首》之一) 二「揚州夢」與《罪言》 大和七年四月以後,杜牧從宣州來到揚州,在淮南節度使牛僧孺幕中做推官,後來轉為掌書記,他的京銜是監察御史里行,這一年他三十一歲。唐代節度使府掌書記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職位,因為節度使府公務殷繁,「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三《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牛僧孺任命杜牧為掌書記,可見他對於杜牧才能的重視。 揚州是唐代第一個繁華的商業都市,因為它位居於淮南江北,正當運河與長江交錯之點,江淮一帶是唐朝財賦之區,稻米、魚、鹽、絲、茶、竹、木、銅、鐵等,出產豐富,而紡織等手工業也極發達,揚州管轂水陸,交通方便,遂成為各地商品聚散之所;不但國內貿易,商賈雲集,百貨充斥,並且有國際貿易,波斯、大食商人來的也很多。既然商業繁盛,人口眾多,因此飲食歌舞等娛樂享受也就甲於全國。唐人詩中描寫揚州繁華盛況的很多,舉其著者,如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 上文曾提到過,杜牧有貴公子的習氣,喜好聲色歌舞,此時來到揚州這樣一個紙醉金迷的都市,正是投其所好。杜牧白天將公事辦完,夜間常到十里長街一帶地方游賞。揚州是一個五方雜處之區,聲色歌舞場所容易有人鬧事。杜牧每夜雖是私行出遊,而牛僧孺已經知道,不便勸阻他,但是又不放心,恐怕他受人欺侮,於是密派兵卒三十人,換了便服,跟隨杜牧,暗地保護,而杜牧始終沒有覺察。等到大和九年,杜牧被任命為真監察御史,將往長安就職,牛僧孺擺酒席替他餞行,對他說:「以你的氣概豪邁,前程當然是很遠大,我常擔心你風情不節,或至有傷身體。」杜牧回答說:「我平常自己很檢點,不至於勞你憂念。」牛僧孺笑而不答,命令丫鬟取出一個小書匣,當面打開,都是街卒的密報,上面寫著:「某夜,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或是:「某夜,杜書記宴某家,無恙。」杜牧看了很慚愧,又很感激,於是流淚下拜,表示謝意,而終身感念牛僧孺。 杜牧曾作《揚州》詩三首,描寫揚州的繁華,其中第一、二兩首是這樣的: 煬帝雷塘土,迷藏有舊樓。 誰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 。 駿馬宜閒出,千金好暗游。 喧闐醉年少,半脫紫茸裘。 秋風放螢苑,春草鬥雞台。 金絡擎雕去,鸞環拾翠來。 蜀船紅錦重,越橐水沈堆。 處處皆華表,淮王奈卻回。 杜牧在揚州,陶醉於清歌妙舞之中,後來杜牧追憶這一段時期的生活,有詩云:「十年一覺揚州夢。」這是他生活中的一個消極方面;在另一個方面,他仍然很關心國家大事。他一直憤慨河北三鎮的割據跋扈,而朝廷執政者措置乖方,以致兵連禍結,人民受害,邊防空虛。他在二十幾歲時,作《感懷詩一首》,發抒對藩鎮問題的意見,並自稱有「系虜」之策,現在他把對付藩鎮的具體方策寫出,名曰《罪言》。這篇文章開頭就說:「國家大事,牧不當言,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罪言》的大意是說,太行山以東,黃河以北,這一帶自古以來就是很重要的地方,「王者不得,不可以王;霸者不得,不可以霸」。但是自從天寶末,安史亂起,河北百餘城,朝廷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黃河以南,齊、魯、梁、蔡諸地藩鎮,也受其影響,跋扈難制,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猖熾」,鬧了七十多年了。今上策莫如自治,朝廷應當自己檢查:自元和以來,削平西川、鎮海、淮西、淄青等四個抗命的藩鎮,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中策莫如取魏,因為魏地形勢重要,「常操燕、趙之性命」。最下策是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杜牧主張削平藩鎮,加強統一,但是並不專門強調用兵,而認為最好是朝廷能檢查自己政治上的缺點,加以改善,如果朝廷在已收復的區域內,也並不能治理得很好,則是等於幫助藩鎮為虐;其次才是講求用兵的策略。杜牧作《罪言》,固然是為朝廷劃策,希望能削平藩鎮,以鞏固唐王朝的統治,但是他也看出藩鎮割據影響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猖熾」,而想減少這些禍害。 除去《罪言》之外,杜牧還作了《原十六衛》《戰論》《守論》等幾篇文章,都是結合唐代形勢發抒他論兵的意見。《原十六衛》認為府兵制是很好的制度,自從府兵制破壞,國家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戰論》指出唐朝用兵討伐藩鎮有五種錯誤,一是「不搜練」,二是「不責實料食」,三是「賞厚」,四是「輕罰」,五是「不專任責成」。《守論》則揭發大曆、貞元時朝廷姑息藩鎮之弊。杜牧所作《罪言》等四篇,論唐代藩鎮問題及用兵方略,其中大部分切於事情,深中肯綮,所以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時都摘要採錄。 杜牧當十五六歲時,就深知用兵的重要,開始研究兵法,並考慮當時具體的問題。到這時意見成熟,所以寫出這幾篇文章。就在這一年,杜牧將《罪言》《原十六衛》兩篇與舊作《燕將錄》《與劉司徒書》《送薛處士序》《阿房宮賦》《故園賦》等,一共七篇文章,寄給沈傳師看,還作了一篇《獻知己文章啟》,說明這幾篇文章的用意,可見這些都是杜牧的得意之作。 杜牧的文章多採用古文的體裁。唐初承繼六朝遺風,作文多用駢體,而自南北朝末年以來,駢文過於講求辭藻、對偶、典故等等,以至於辭浮於意,流弊很多,不適於應用。所以常有人主張改變文風。到中唐時,這種改變的趨勢已經醞釀成熟,韓愈創出一種樸素明暢而便於反映現實、表達思想的新文體,因為要反對魏、晉以來的駢文,所以他標榜先秦、西漢,自稱所作為「古文」。名為「古文」,而實在是新創,韓愈友人柳宗元和之,弟子李翱、皇甫湜傳之,古文的體裁遂成立。但是當時一般人還是不免拘守傳統,所以晚唐時駢體仍然流行,而杜牧則願意接受這種有進步性的新文體,從事於古文的創作。杜牧平日論文,注重思想內容而輕視辭采章句。他說: 凡為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 (《樊川文集》卷十三《答莊充書》) 六朝駢文的流弊就是「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杜牧主張:「凡為文以意為主……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所以他要作古文。杜牧對於韓愈是很尊崇的,他曾將韓、柳與李、杜並稱,認為是唐代四位最卓絕的作家,又說:「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讀韓杜集》)杜牧作古文是受韓愈的影響。韓愈作文時好奇,他一方面主張「文從字順」,主張「妥帖」,而另一方面又喜歡奇崛,要戛戛獨造,自鑄偉詞,甚至於有時流於怪僻。正因為如此,所以晚唐人受韓愈影響作古文者,造句鍊字有時艱澀不自然。杜牧的古文也正是這樣,奧衍縱橫,筆力健舉,是其所長,而不免強造之句。舉《罪言》中一段為例: 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 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里拓表,以表撐里,混□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 不過,就大體論,杜牧的古文在晚唐時還是相當傑出的。宋祁作《新唐書·藩鎮傳序》采入杜牧《守論》中一大段文章。歐陽修命他的兒子歐陽棐讀《新唐書》列傳,臥而聽之,至《藩鎮傳序》,嘆曰:「若皆如此傳敘,筆力亦不可及。」(費袞《梁溪漫志》卷六「唐藩鎮傳序」條)歐陽修對於古文是功力很深的,從他的稱讚中,也可見杜牧古文之出色了。 杜牧的弟弟杜□這時也舉進士及第,並且做了官。杜□字勝之,比杜牧小四歲。他從小就體弱多病,目力不好,母親不許他上學。到十七歲,才讀《尚書》《禮記》《漢書》等。到二十四歲,快要考進士的時候,杜□寫信給當時宰相裴度,指陳時事,洋洋數千言,不到半年,已經傳誦於世。進士崔岐,自負才名,不輕易許可人,但是他很佩服杜,贈詩給他,有這樣兩句:「賈馬死來生杜,中間寥落一千年。」杜□二十六歲,舉進士及第,這時是大和六年。中進士後,他做試秘書正字、匭使判官。大和八年十一月,李德裕由宰相出為鎮海節度使,辟杜□為巡官。杜牧作了一首詩送杜□: 少年才俊赴知音, 丞相門欄不覺深。 直道事人男子業, 異鄉加飯弟兄心。 還須整理韋弦佩, 莫獨矜誇玳瑁簪。 若去上元懷古去, 謝安墳下與沉吟。 (《送杜□赴潤州幕》) 這首詩勉勵杜□應當時常檢查自己的缺點,不可因為得到府主的重視優待而自滿,而對於府主,要盡直道。後來杜□對李德裕果然能直言規諫。李德裕被貶為袁州長史時,曾對人說:「我聽杜巡官的話晚了十年,所以有這次的貶謫。」 三 監察御史分司東都 大和九年,杜牧接受朝廷任命為真監察御史,由揚州赴長安供職。這一年杜牧三十三歲。 杜牧自二十六歲進士及第制策登科之後,在京都做官半年,就到外邊任幕職,在外七年之久,這時又回到朝廷做官。監察御史的品級雖然不過正八品上,但是它的職權是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也是一個清要的官職。杜牧是有政治抱負的,這一次進京,可能是懷著明朗的心情,充滿希望,哪知這時朝廷中正是密雲不雨,景象黯淡,醞釀著一次大政變。 前面已經提到,唐文宗是不甘心受制於宦官的,總想除去他們。他曾經與宰相宋申錫暗中謀劃,哪知事機不密,反倒被宦官王守澄及其門客探聽出來,利用文宗畏忌他弟弟漳王李湊的隱衷,誣告宋申錫謀立漳王,文宗墮其計中,以至於宋申錫得罪貶死。這是大和五年的事。在這次事件之後,宦官越發專橫,文宗雖然表面包容,而內心實在不能忍受,這時他又重用鄭注、李訓,再一次密謀誅除宦官。 鄭注本是宦官王守澄的私人,發動誣告宋申錫的就是他,現在怎麼又來幫助文宗謀誅宦官呢?這裡面的變化是很曲折的。原來鄭注是一個機詐難測的人,他通醫術,性機警,專門會花言巧語,迎合人意,往往有討厭他的人,同他一接觸,一談話,不但不討厭他,反而很喜歡他。他的接近王守澄就是這樣的。宦官王守澄在徐州做監軍時,聽說鄭注在節度使李愬幕中專作威福,很生氣,李愬命鄭注往見王守澄。鄭注談話,機辯縱橫,正中王守澄的心情,於是王守澄不但不厭惡他,而反倒恨相見之晚。從此鄭注便投靠在王守澄的門下。王守澄入知樞密,鄭注也跟隨到長安,依仗王守澄,招權納賄。宋申錫的事件發生過以後,文宗漸漸有些明白了,很恨鄭注,甚至於想殺掉他。大和七年冬天,文宗得了中風的病,不能說話,王守澄推薦鄭注能醫。文宗吃了鄭注的藥,很有效驗,鄭注漸漸得到文宗的寵信。李訓本名仲言,後來改名訓。他在敬宗時,因罪流放於象州,遇赦得還。他與鄭注本來相熟,這時也來到長安,帶了李逢吉的財貨百萬作賄賂,來找鄭注,想走王守澄的門路,替李逢吉圖謀再入為宰相。鄭注引李訓見了王守澄,王守澄推薦李訓於文宗,說他善於講《易經》。李訓儀狀秀偉,倜儻尚氣,工文辭,有口辯,文宗很喜歡他,以為「奇士」。從此鄭注與李訓都得到文宗的信任。他二人看出文宗的意思是想要除去宦官,以微言試探。文宗覺得李訓很有才能,又因為李、鄭二人都是王守澄推薦的,宦官不會猜疑,於是將自己的真意告訴他們。李訓、鄭注遂以誅除宦官為己任,於是文宗越發重視他們二人,幾乎言無不從。宦官固然很壞,而鄭注也不是好人,他與李訓想誅除宦官,並無改善政治之心,而是迎合文宗之意,想事成之後,更能擅權得勢,富貴無窮。 當大和九年初杜牧進京為監察御史時,李訓正做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學士,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二人聲勢煊赫。當時人都傳說鄭注早晚就要做宰相,侍御史李甘覺得鄭注這種壞人不配做宰相,於是公開地在朝廷上說:「宰相是輔佐天子治理天下的,鄭注是什麼樣的人,他居然敢要做宰相。如果皇帝的白麻紙詔書下來 ,我一定撕毀它。」第二天詔書下來,原來是任命趙儋為鄜坊節度使的。鄭注因此恨李甘,遂加以「輕躁」的罪名,貶他為封州司馬。李甘字和鼎,長慶末年進士及第。他與杜牧、李中敏氣類相投,交情很好,都是剛直敢言。李中敏當大和六年(832年)為司門員外郎,曾上書為宋申錫訴冤,請斬鄭注。當時人都替他捏一把汗,結果,所上書留中不下。第二年,李中敏就請病假回洛陽去了。現在李甘又因得罪鄭注而遠貶,不久即死在貶所。四年以後,當開成四年(839年),杜牧做左補闕時,曾作《李甘詩》,追敘李甘的事情,傷悼他以忠直而得罪貶死,其中有一段,描寫李甘反對鄭注做相而被貶之事: 時當秋夜月,日直日庚午。 喧喧皆傳言,明晨相登注。 予時與和鼎 ,官班各持斧。 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 當廷裂詔書,退立須鼎俎。 君門曉日開,赭案橫霞布。 儼雅千官容,勃鬱吾累怒。 適屬命鄜將 ,昨之傳者誤。 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 李甘的被貶在大和九年七月,這時鄭注、李訓大權在握,杜牧的兩個氣類相投的朋友李中敏與李甘,都因為反對鄭注,一個辭官隱退,一個遠貶嶺南,杜牧自然也感覺危懼。他後來追述他這時的情況是: 每慮號無告,長憂駭不存。 隨行唯跼蹐,出語但寒暄。 (《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 這種心境也實在太苦了,所以不久他就以身體有病為藉口,表示不能勝任繁劇,於是朝廷命他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東都就是洛陽,唐朝在東都洛陽設置留台,也有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等官。不過,這種東都留台的職務是很清閒的。 就在這年十一月,長安朝廷中發生政變,許多官員被殺。事實是這樣的:李訓既得到文宗的信任,在這一年九月,很快地升為宰相,他同鄭注遂布置誅除宦官的工作。鄭注出為鳳翔節度使(鳳翔節度使治所在雍縣,今陝西鳳翔),作為外援,李訓又引用郭行餘、王璠、羅立言、韓約等,定好計策。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到紫宸殿,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奏稱,金吾大廳後石榴樹上夜降甘露,百官稱賀。文宗命宰相們去看。李訓看過回來奏說:「這恐怕不是真甘露,不可宣布。」文宗說:「當真是這樣嗎?」又命宦官仇士良、魚弘志帶其他宦官們去看。李訓原來的計劃,就是要乘此機會將宦官們殺掉。哪知仇士良到左仗看甘露時,韓約變色流汗,仇士良看出情形不對,又發現附近埋伏有許多兵士,帶著武器,於是趕緊跑回,將文宗皇帝擁進宮中,立時派出神策禁兵五百人出來,砍殺朝廷官吏,一時情形大亂。後來李訓逃走被殺,鄭注在鳳翔被監軍的宦官所殺。宦官遷怒於朝官,不但將李訓的黨羽王璠、郭行餘、羅立言、李孝本、韓約等捕殺,並且將宰相王涯、舒元輿、賈□等人都逮捕腰斬,家族也被殺。這就是史書上所說的「甘露之變」。這也可以看出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傾軋是如何尖銳。 經過這次事變之後,宦官們的氣焰更高,「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通鑑·唐紀六十一》文宗大和九年)。在以後一個時期內,朝廷上人心一直是驚惶不安。中書、門下兩省官應入直者,都與他們的家人們辭訣,因為說不定隨時可能遭到禍害。鄭覃、李石繼任為宰相,比較負責,能維持綱紀,宦官仇士良仍然很嫉視他們,曾派人在早晨李石入朝時暗殺他。李石受了傷,辭去相位。當時長安朝廷中情況之混亂,可想而知。 這時白居易正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他作了一首詩,慨嘆甘露之變,也就是慨嘆封建社會中仕途的風波險惡: 禍福茫茫不可期, 大都早退似先知。 當君白首同歸日, 是我青山獨往時。 顧索素琴應不暇, 憶牽黃犬定難追。 麒麟作脯龍為醢, 何似泥中曳尾龜!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杜牧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算是避去了這一場險惡的風波。 隋煬帝曾興建洛陽,有宮殿苑囿。唐初廢罷,高宗顯慶二年(657年),又復建為東都。因為洛陽地處中原,交通便利,江淮一帶物資運到洛陽比到長安方便得多。所以從高宗一直到玄宗,都時常到洛陽住一個時期,以解決物資供應的困難。武則天在位的二十年之中,更是經常住在洛陽,並一度改名為神都。洛陽城周圍五十二里,有一百十三坊,規模也很宏偉,並且前對伊闕,後倚邙山,澗水在西,瀍水在東,洛水中貫,風景形勢也很好。唐代許多做官的人,致仕退休之後,都喜歡住在洛陽。而居高位的達官貴人也往往在洛陽布置園亭。最著名的,如宰相裴度就在洛陽午橋莊建築了一個別墅,名綠野堂。後來武宗朝的宰相李德裕也在洛陽建築平泉莊。凡是以中央政府的官而分司東都的,也都是職務清簡,正可以多有一些閒暇時間,從事游賞。 大和九年七月,李甘因反對鄭注做相而被貶時,杜牧還在長安,杜牧來到洛陽大約在八月中。他來了不久,忽然在洛陽東城遇到一位故人,就是以前在南昌與宣州所熟識的歌女張好好。張好好在宣州時嫁與沈述師為妾,不知為什麼,沈述師後來又不要她了,這正是封建士大夫玩弄女子的惡劣行為。張好好流落到洛陽,當壚賣酒。他們互相談起別後情況,當年一同飲酒的朋友都四散了,就是江西與宣州兩府的府主沈傳師也已經在本年四月中去世。他們一直談到天晚,「斜日掛衰柳,涼風生座隅」。杜牧一方面同情張好好的身世,一方面聯想到當年許多朋友,尤其哀悼沈傳師的死去,不禁「感舊傷懷」,作了一首長篇五古《張好好詩》。張好好是一個歌妓,在當時社會上地位是很低的,但是杜牧在這首詩中表示同情,把她當作一個朋友看待。杜牧手寫的《張好好詩》真跡仍然保存到現在,收藏在故宮博物院。唐朝許多文人都善於書法,杜牧的書法也很好。清葉奕苞說:「牧之書瀟灑流逸,深得六朝人風韻,宗伯(按指董其昌)云:『顏、柳以後,若溫飛卿、杜牧之,亦名家也。』」(《金石錄補》卷二十二「唐杜牧之贈張好好詩」條) 在洛陽,杜牧也還有一些熟朋友,如辭官退居的李中敏、告病假休養的左拾遺韋楚老以及前監察御史盧簡求等,杜牧常同他們來往。他們知道杜牧向來是倜儻不羈的,現在做監察御史,應當檢點一些,謹慎一些,最好交結長厚有學識的朋友,可以訪求得失,對做官有所幫助,因此推薦李處士戡。原來李戡是杜牧一向聞名欽佩而未曾見過面的人。當杜牧考進士時,來往於長安、洛陽,就聽人傳說,十五年前有一位江西李飛,來考進士,貌古文高,禮部吏點名時,大聲叫他的姓名,並且檢查他應考的憑證,李飛很不滿意,說:「這樣對待,還算是選賢嗎?」於是他就放棄應考,回江西去了。後來杜牧在江西、宣州兩府幕中,和同事蕭寘、韓乂、崔壽等品量人物時,常說:「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戡的很少了,這就是不屑於考進士的那個名叫李飛的。」杜牧心中一直仰慕李戡的為人,所以當他在大和九年來到洛陽之後,聽到朋友推薦李戡,立刻就去拜訪,兩人談得很契合,遂常常來往。 大和九年的第二年就是開成元年(836年),這一年春二月,李戡應平盧節度使王彥威之闢為節度巡官;開成二年春,王彥威調職,李戡西歸,路上得病,回到洛陽後,病始終沒有好,死在友人王廣的思恭里宅內。後來杜牧給李戡作了一篇墓志銘。據墓誌中所記,李戡自幼勤學,讀書很有識見,能「解決微隱,蘇融雪釋」。墓誌中特別記了李戡一段論詩的話: 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 這一段話很引起後人一些議論。南宋劉克莊作《後村詩話》,認為杜牧也喜歡作描寫男女風情的詩,與元、白差不多,不應當詆毀元、白。《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別集類四「樊川文集」條則認為,指責元、白詩的一段話乃是杜牧所作李戡墓誌中記李戡之言,並非杜牧所說,但是又說:「或牧嘗有是語,及為戡志墓,乃藉以發之。」我認為這段話可能是李戡的意見,不過杜牧既然把它詳細記載下來,大概他也是贊同這種意見的。元、白的詩為何要被人指責呢?因為元稹、白居易所作的那種反映民生疾苦、彈劾時政腐敗的樂府體諷諭詩,在當時並未廣泛流傳。元稹《元氏長慶集》集外文《上令狐相公詩啟》中說:這些諷諭詩「辭直氣粗,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而所作杯酒光景間小篇碎章,包括艷體詩在內,則流傳甚廣。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與元九書》曾說:「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甚至於各地少年競相仿效,稱為「元和體」。李戡不滿意的大概就是這種詩。他的批評當然是不全面不公平的,但是這也的確是晚唐詩壇中的一個問題。顧陶在宣宗大中年間編《唐詩類選》,不選元、白詩,他在《唐詩類選後序》中說:「若元相國稹、白尚書居易,擅名一時,天下稱為元白,學者翕然,號『元和詩』。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無所取,蓋微志存焉。」(《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五)顧陶不選元、白詩,表面的理由是「家集浩大,不可雕摘」,而下面又說:「蓋微志存焉。」大概也就是不滿意所謂「元和體」詩,然因此而抹殺整個的元、白詩,也是不對的。皮日休則替元、白辯護,他說: 余嘗謂文章之難,在發源之難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於樂府雍容宛轉之詞,謂之諷諭,謂之閒適。既持是取大名,時士翕然從之,師其詞,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艷麗者謂之元、白體。二子規規攘臂解辯,而習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發源者非也,可不戒哉! (《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皮日休《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 皮日休是很推崇白居易的,他作《七愛詩》,歌頌了他所最崇敬的七個本朝人物,其中一個就是白居易。他作《正樂府》十首,反映了政治腐敗的晚唐時期人民生活中的痛苦情況,完全承繼了白居易《秦中吟》與《新樂府》的優良傳統。他認為當時人學元、白者「師其詞,失其旨」,專學他們作品中「浮靡艷麗」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更好的一方面,這是學者之弊,不應完全由元、白負責。這個看法比較全面。同時,皮日休自己學白居易,就是學習了白居易思想性強的一類樂府詩,而並無另一方面的所謂「浮靡艷麗」的弊病。這也正是一個很好的足以說明問題的例證。至於杜牧對於白居易的不滿,也並非出自公平之心,而是雜有私人的偏見。范攄《雲溪友議》卷中《錢塘論》說:「先是李補闕林宗、杜殿中牧與白公輦下較文,具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為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也。」以後談到杜牧與張祜的關係時,還要牽涉到這個問題。 杜牧做一個東都留台分司的監察御史,職務清簡,他常在洛陽閒遊,憑弔古蹟。在唐朝前半期一百多年中,皇帝經常來洛陽住,自安史亂後,皇帝就不來了,宮殿大多荒廢。杜牧感慨今昔,作了《洛陽長句二首》,其中第一首云: 草色人心相與閒, 是非名利有無間。 橋橫落照虹堪畫, 樹鎖千門鳥自還。 芝蓋不來雲杳杳, 仙舟何處水潺潺? 君王謙讓泥金事, 蒼翠空高萬歲山。 杜牧於大和九年秋來到洛陽,第二年是開成元年,開成二年初,即請假離洛陽(詳後),在洛陽只住了一年半。此詩作於春日,應是開成元年作,恰在甘露之變以後三四個月之中。頭兩句詩說明杜牧這時的心境,由於甘露之變,深感到宦海風波的險惡,因此,將是非名利看得若有若無,自己的心與草色一樣清閒了。又有一次,杜牧游洛陽懷仁坊的敬愛寺,登樓賦詩: 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樓。 獨登還獨下,誰會我悠悠? (《登敬愛寺樓》) 末二句用陳子昂《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語意,言外也包含了無限的感慨。 如果再追溯上去,洛陽是一千多年來許多朝代的都城。在西周初年,統治者為了經營東方,鎮壓殷商殘餘勢力,於是在黃河之南,伊水、洛水之北,建築了一個城,名曰王城,又名洛邑,又名郟鄏,居於澗水之東,瀍水之西(王城故址在今洛陽市王城公園一帶);後來又在瀍水之東修築了一個城,名曰成周,也叫下都(成周故址在今洛陽市白馬寺東)。周平王東遷居王城,敬王遷居成周,赧王復還王城。西漢時,在王城設立河南縣,在成周設立洛陽縣。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等朝代建都洛陽者,皆在漢之洛陽縣。洛陽與河南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隋煬帝在二城之中營建新都,唐代因之,名曰東都(隋、唐洛陽城在漢洛陽城西十八里,今洛陽舊城當隋、唐故城洛水北瀍水西一小部分),而東漢以來建都之洛陽名曰洛陽故城。洛陽故城在唐代洛陽城東十八里,殘址雖存,已很荒涼。杜牧有時來到這裡憑弔,想起東漢靈帝時所修築的罼圭苑與平樂館,當時何等奢麗,現在只有秋風斜日,又想到東漢的黨錮,西晉的清談,西晉末年以後洛陽經過的許多次兵燹之災,於是作了一首《故洛陽城有感》詩,發抒他的弔古之懷。 四 再到宣州 開成二年,杜牧因他的弟弟杜□在揚州眼病加重,於是離開洛陽到揚州去看弟弟。 杜□本來在李德裕鎮海節度使府做巡官,李德裕貶為袁州長史,杜□即移居於揚州。大和九年六月,朝廷任命杜□為咸陽縣尉,直史館。杜□說:「李訓、鄭注一定要失敗,我要慢慢走,等著看。」走到汴州(治所在今河南開封),甘露之變發生,李訓、鄭注果然都失敗。杜□到洛陽,以病辭官,又回到揚州。這時牛僧孺還在揚州做淮南節度使,邀請他入幕府。杜□因為是李德裕的舊幕僚,李德裕與牛僧孺異黨相仇,並且李德裕正在貶謫中,杜□不肯負李德裕,所以拒絕了牛僧孺的辟召。杜□自幼時就有眼病,開成二年春,眼病加重,看不見東西,報信給杜牧。杜牧對他弟弟是很友愛的,聽到了很著急。杜牧的朋友韋楚老推薦同州(治所在今陝西大荔)眼醫石公集醫術高明,杜牧告假回長安,迎接石公集,一同東下,到揚州,見到杜,這時杜□正住在禪智寺。石公集診視以後說:「這種病是由於腦中積蓄了毒熱,腦脂融化流下,障塞瞳子,名曰內障,用針刺入白睛穴上,撥去障塞物,就會好了。但是現在還不便醫治,等一年之後,脂當老硬如白玉色,才可以攻治。」 揚州本是杜牧舊遊之地,當時他歌舞徵逐,興致甚豪,這一次再來,他弟弟正害嚴重的眼病,杜牧的心境自然不好,不再有當年的豪情逸興。而且住在揚州城東的禪智寺中,環境清寂,所見無非青苔、白鳥、暮靄、斜陽,簡直不像是一個十里珠簾、二分明月的繁華都市。 雨過一蟬噪,飄蕭松桂秋。 青苔滿階砌,白鳥故遲留。 暮靄生深樹,斜陽下小樓。 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題揚州禪智寺》) 唐代制度,「職事官假滿百日,即合停解」(《唐會要》卷八十二「休假」條)。杜牧告假已滿百日,因為要照顧弟弟,所以就棄去監察御史的官職,不再回洛陽。不過,杜牧也還需要有一個官職,取得俸祿,以維持生計。淮南節度使牛僧孺本來是對杜牧很好的,應當可以照顧他,但是就在這一年五月,牛僧孺調任為檢校司空、東都留守。繼任為淮南節度使的是李德裕。李德裕與杜□關係很好,但是不喜歡杜牧。他到任後,又辟召杜□為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已經失明,當然不能就職,而杜牧還沒有工作。這時恰好有一個熟人崔鄲正做宣歙觀察使,宣州離揚州不遠,崔鄲就是杜牧中進士時的座主崔郾之弟。十年前,杜牧應進士舉時,也曾將作品投獻給崔鄲,得到他的稱讚,所以這時杜牧又寫了一封信給崔鄲,並獻上新作雜詩一卷。不久,崔鄲就辟召杜牧為宣州團練判官,京銜是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這年秋末,杜牧就攜帶杜□與眼醫石公集由揚州到宣州。當他離開揚州時,作詩一首: 故里溪頭松柏雙, 來時盡日倚松窗。 杜陵隋苑已絕國, 秋晚南遊更渡江。 (《將赴宣州留題揚州禪智寺》) 宣州的治所宣城縣,是一個風景幽美的地方,有山有水。城北十里有敬亭山,千岩萬壑,雲蒸霞蔚。宛溪源出縣城東南嶧山,流繞城東,至城東北,與句溪合。南齊著名詩人謝朓曾做過宣城太守,留有謝公樓、謝公亭等古蹟,因此宣州亦稱為「謝朓城」。李白曾來這裡遊玩過,作了許多詩。杜牧重來宣州,不像上次隨沈傳師在宣州時,幕府同僚中有許多熟朋友,時常飲酒宴會,這時情況比較冷落,所以常常一個人出去漫步,欣賞自然景物。宣州有一個開元寺,原是東晉時建築的,名永安寺,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改名開元寺。這個寺建築得很好,風景也不錯,杜牧常來游賞賦詩,他的《題宣州開元寺》詩描寫寺中景象說: 樓飛九十尺,廊環四百柱。 高高下下中,風繞松桂樹。 青苔照朱閣,白鳥兩相語。 溪聲入僧夢,月色暉粉堵。 開成三年(838年)六月中,杜牧在開元寺遇到大雨,想起大和六年,他正在宣州,也曾遇到一次大雨,那時他是「壯氣神洋洋」,並且是: 東樓聳首看不足, 恨無羽翼高飛翔。 但是現在無復當年的豪氣了: 今年闒茸鬢已白, 奇游壯觀惟深藏。 景物不盡人自老, 誰知前事堪悲傷! (《大雨行》) 杜牧三十三歲在洛陽重遇張好好時,張好好曾經因為他的鬍鬚早白而覺得奇怪,這一年杜牧三十六歲,鬢髮也有些白了。又有一次,杜牧登開元寺水閣,觀賞四周景物,作了一首很著名的七律: 六朝文物草連空, 天淡雲閒今古同。 鳥去鳥來山色里, 人歌人哭水聲中。 深秋簾幕千家雨, 落日樓台一笛風。 惆悵無因見范蠡, 參差煙樹五湖東。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 上文提到,杜牧善於作長篇五古,而七律也是杜牧所擅長的一種詩體。七律雖然只有七言八句,但是唐代詩人善於運用這種體裁,大含細入,變化無方,創作出許多傳誦千載的名篇佳什。晚唐時,在這方面最擅勝場的當推杜牧與李商隱。李商隱少時曾模李賀體,其後運用李賀古詩中象徵之法於律詩中,去其奇詭而變為芳悱悽美,遂為律詩開一新境界;而杜牧的七律則善於用拗峭之筆,見俊爽之致,譬如這一首詩及上文所舉出的《洛陽長句》詩「草色人心相與閒,是非名利有無間。橋橫落照虹堪畫,樹鎖千門鳥自還」等句,都是典型的例子。 當沈傳師做宣歙觀察使時,詩人趙嘏也寄寓宣州。趙嘏有《宛陵寓居上沈大夫》詩,宛陵就是指宣州宣城縣,因為宣城縣在漢朝名宛陵,而沈大夫就是指沈傳師。這時趙嘏既在宣州,可能與杜牧相識。杜牧離開宣州後,趙嘏還留居在這裡。杜牧第二次來到宣州,又常與趙嘏來往。有一次宴會上,趙嘏替歌妓作了一首詩贈給杜牧: 郎作東台御史時, 妾身西望斂雙眉。 一從詔下人皆羨, 豈料恩衰不自知。 高闕如天縈曉夢, 華筵似水隔秋期。 坐來情態猶無限, 更向樓前舞柘枝。 (《代人贈杜牧侍御》) 這個歌妓大概是杜牧第一次在宣州時就熟識的,詩中說,她聽到杜牧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又是歡喜,又是懷念,現在又相聚了,所以為杜牧表演柘枝舞。趙嘏後來在武宗會昌四年(844年)舉進士及第。他的《早秋》詩中有兩句:「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杜牧很欣賞,因此稱他為「趙倚樓」,並且有《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三韻》詩送給他,這都是以後的事了。 杜牧此次在宣州,也交結了幾位新朋友。有一位元處士,在這裡隱居,杜牧曾作詩贈他: 陵陽北郭隱,身世兩忘者。 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 樽酒對不酌,默與玄相話。 人生自不足,愛嘆遭逢寡。 (《贈宣州元處士》) 又有一位沈處士,應蘇州刺史李款之招,杜牧作五古一首為他送行。李款曾經彈劾過鄭注,與李甘、李中敏等氣類相投,也是杜牧的朋友。沈處士也頗有用世之志,所以杜牧詩中對他加以勉勵: 處士常有言:「殘虜為犬豕。 常恨兩手空,不得一馬棰。」 今依隴西公,如虎傅兩翅。 公非刺史材,當坐岩廊地。 處士魁奇姿,必展平生志。 (《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沈處士所謂「殘虜」,大概是指燕趙割據的藩鎮,他有削平藩鎮的志向,這一點是杜牧所贊同的。杜牧又認識了一位盧霈秀才,也是個不平凡的人。盧霈是河北范陽人,自天寶後,他的祖先三代都在盧龍與成德兩個節度使轄區內做官。盧霈自少習染了河北藩鎮統治區中強悍的風氣,不讀書求學,年二十歲,還不知道古代有周公、孔夫子那樣人物,只知道擊球、飲酒、走馬、射兔和攻守戰鬥之事。鎮州有一位儒者黃建,為盧霈說明學問的道理,並且告訴他黃河以南唐朝天子統治區內的種種情況。盧霈受到啟發,與他弟弟盧雲偷騎家中駿馬,一天跑了三百里,夜間到達襄國(河北邢台),舍馬步行入王屋山,在道士廟中勤苦讀書十年,有學問,能文章。他出遊到宣州,與杜牧相識,開成三年歸王屋山,將赴長安去考進士,杜牧作詩送他。開成四年,盧霈死去。盧霈身為河北藩鎮轄區內的人,世代在盧龍、成德兩個節度使下做官,卻不滿意藩鎮割據,曾說:「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於座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十城,惟我知其甚易爾。」並且能暢談燕趙間山川險要,教令風俗,三十年來朝廷與藩鎮攻戰得失。這些都是杜牧所讚賞的,所以盧霈生前,杜牧曾推薦他於公卿間,當他死後,杜牧很痛惜,給他作了一篇墓誌。 這幾年中,杜牧親屬中也有些生死的變故。開成二年,杜牧長男曹師生。這年十一月,杜牧的堂嫂即杜悰之妻岐陽公主死去。 開成三年冬,杜牧遷官左補闕、史館修撰。這時已經是一年將盡了,杜牧仍留在宣州過年,預備明年春天往長安就任新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