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 第四章 陵厲不飛翻

——杜甫《奉留贈集賢院崔於二學士》 公元749—752年 長安 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25］ 一詩中，杜甫提到他將要東入海。還有其他一些詩篇表明這時——749年初期——杜甫正在考慮乘舟東下。為了判定這是否屬實，我們需要再次問，「他真的東下了嗎？」絕大多數杜甫的傳記作者都會回答是的，因為他們發現杜甫在749年冬天尋訪過洛陽的玄元皇帝廟。儘管我們已經在第二章中證明這次尋訪發生在741年的冬天，而非749年，而且由於我們不能在杜甫的詩文中找到他於749年春天身在東邊的任何證據，所以如果我們下結論說杜甫雖然想要離開京兆，但他並未真正離開，這恐怕會符合實際得多。杜甫寫給韋濟詩的最後幾句聽上去好像表示道：「除非你為我做點什麼，否則我將真的離去。」因此可以推斷韋濟真的做了點什麼。至少他可能接濟杜甫一些錢，暫緩燃眉之急。即使韋濟覺得給杜甫介紹事情做並不明智，他也可能勸說朋友周濟這位貧窮的詩人。杜甫是個極重感情的人，他很喜歡和朋友相伴。除非有道德倫理上的原因妨礙，否則不需要太多勸說就能使他留下來。這種情形在他的生活中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演。【58】 此外，描述自己的乞食生涯時適當的詩歌誇張也是允許的。對杜甫而言，不是所有他領受的慷慨饋贈都帶有對方屈尊俯就的味道。至少有一個著名的賢王和杜甫有著真摯的友誼。汝陽王李璡，杜甫「飲中八仙」中的一員，是玄宗皇帝大哥、以前的宋王的長子，宋王拒絕繼承皇位，於741年去世，死後被追封為「讓皇帝」，儘管李璡一再辭謝，仍以帝王的規格安葬。雖然是皇帝喜愛的侄兒，汝陽王並未在朝廷中擔任一官半職，直至去世。從《贈特進汝陽王二十二韻》［27］ 一詩可以看出汝陽王一定非常喜歡我們的詩人。【59】 很難確切判斷杜甫何時寫作此詩。但它一定寫於汝陽王去世的750年之前。在《壯遊》［211］ 一詩中，我們的詩人回憶到當他在東邊快意八九年之後，回到京兆，當時有名的文人們紛紛稱頌他的文才，有位賢王（「許與必詞伯，賞游實賢王」）也很喜歡杜甫作伴。這裡的詞伯應該指岑參、孔巢父等人，而賢王無疑就是汝陽王。但是在745年冬天我們的詩人返回西邊之後多久他就和汝陽王開始結交了呢？現存詩篇顯示初次見面在晚秋時節；因此，時間不會早於746年的秋天。因為詩中還提到了春夏兩季，所以詩篇的寫作也不會早於747年夏天。因此，這首詩的系年應該在747至750年之間。 詩中提到「岩棲在百層」，這很令人費解。這似乎表明我們的詩人處於半隱狀態中。這和杜甫寫給韋濟詩篇中描述的生活截然相反。也許《去矣行》［26］ 能幫助我們解開這個謎團。此詩往往被注釋者和傳記作者繫於755年，也就是杜甫接受官職任命之後。我不贊同這一系年，因為接受官職任命對杜甫來說意味著放棄隱居的打算。我特別傾向於將《去矣行》繫於749年，我推測杜甫在接受了韋濟和其他人的饋贈周濟之後，打消了到東海岸的念頭，僅僅只到離長安東南10英里遠的產玉的藍田山中作了一次短暫的隱退。這次短暫的隱居生活隨著他再次受到好客的汝陽王的邀請而宣告結束 [1] 。 去矣行［26 ］ 君不見鞲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60】 野人曠盪無䩄顏，豈可久在王侯間。 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二韻［27 ］ 特進群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 服禮求毫髮，惟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 仙醴求浮蟻，奇毛或賜鷹。清關塵不雜，中使日相乘。 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 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鶱騰。 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長堪繾綣，一諾豈驕矜。 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 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鳧雁宿張燈。 花月窮游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檐動玉壺冰。【61】 瓢飲唯三徑，岩棲在百層。且持蠡測海，況挹酒如澠。 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凌。淮王門下客，終不愧孫登。 我們不能、也沒必要斷定寫給汝陽王的這首詩作於749年，但我們可以完全確定《高都護驄馬行》［28］ 一詩應該按照傳統的系年放在749年，而不是像近來的一些研究所認為的那樣，繫於三四年之後 [2] 。選擇這早、晚兩種系年方式中的哪一種，有賴於我們近來研究杜甫性格和才智得到的一些重要觀點。此詩表面的主題是馬，真正的主題是都護將軍。我們的詩人公開頌揚高都護的勝利，而隱約暗示高都護不應留在京城，而應繼續在西部邊境延續他的勝利事業。 749年，經過興都庫什山（Hindu Kush）外的幾次成功戰役之後，安西都護高仙芝——一名高麗人——返回長安，接受了額外的任命和提拔，在此逗留數月，同年再次被遣往西部邊境。751年初，高仙芝再次告捷，重返長安，又一次被拔擢，繼而返回西部任上。在帕米爾高原與阿拉伯人的戰役中遭到慘敗之後，高仙芝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來到京城，那大概是在752年初，此後再未出現在此地，直到755年末，那是在他因為所謂的失利之後、被處以死刑之前的幾個星期。近來對這首杜詩的重新系年主要依據這樣的假設，即高仙芝在749年短暫逗留長安數月不足以支持我們詩人的暗示成立，同樣，高仙芝752年第三次返回長安後較長時間的無所作為也不足以讓詩人寫下類似的影射之辭。論證頗為有力，但是要接受這種系年，勢必讓杜甫面臨一個為難的問題：當他在752或753年寫下此詩時，他是否知道高仙芝在西部邊境的慘痛失敗？如果他知道此事，而他又在詩中不說實情，難道不會因一味阿諛產生罪惡感嗎？如果他不知道此事，他也太孤陋寡聞了吧？他會這麼輕率地暗示？他所自詡的政治才能不會如此孱弱可笑吧？ 幸好，我們不必接受這種新的系年，倒是舊的系年證明了自己的可靠。詩中對高仙芝的頭銜稱謂以及詩題都不契合高仙芝在751年之後的更高職務和任命，但對749年的身份則很合適。詩中的暗示自然與749年高仙芝被拔擢為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有關，這個職務可以讓他留在京城，如果他願意的話。再說了，我們會看到，接下來的750年，我們的詩人開始譴責邊將的擴張。因此，750年之後，杜甫基本上不可能再像他這首詩一樣，頌揚高仙芝的軍事擴張行動了。【62】 高都護驄馬行［28 ］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 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 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 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 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 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 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 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 李林甫實施的新邊境防禦政策已經被史學家批評為他最大的罪狀之一。唐代的慣例是任命朝廷中有前途的政治家到邊境前線的軍事崗位任職。他們中的許多人因為成功地抗擊蠻族、取得防禦勝利而名聲大振，從而被召回京城擔任宰相，而且其中一些人還享有最高的文學聲名。李林甫所關心的是摒除中央政府中有能力和影響取代他的那些人，他不得不終結這種慣例，以防止這些具有文學才能、行政經驗和軍事威望的人成為自己的勁敵。李林甫把自己忌憚的節度使一個個搞垮，不是誣衊他們有謀反的罪行，就是控告他們在軍事行動中有阻礙保守之意，之後他開始支持那些胡人將領登上邊境軍事的指揮職位。這些蠻族將領很少受到儒家政治哲學的教化，或者說他們中的某些人根本就是文盲，他們不能以中庸之道平和地節制自己，他們極具侵略性，敢於在邊境執行大肆擴張的計劃——而這一計劃正是首相李林甫一直攛掇皇帝採納的。 這些胡人節度使在軍事上的開邊冒險取得成功，換來了更高的爵位和更大的權力。他們不會被任命為朝廷的部級長官，因為他們受教育程度將會使他們在行政事務中捉襟見肘。這樣，李林甫就可以高枕無憂了。但這一邊疆新政對唐帝國則意味著災難。暴躁激進的蠻族軍人，缺乏倫理上的忠貞愛國觀念，具備了巨大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權力，遍布廣大的邊境地區——他們難道不會垂涎唐帝國的寶座？李林甫才不會拿這個問題來煩自己。【63】 在擢至高位的胡人將領中，有三人最為顯赫，他們是高仙芝、哥舒翰和安祿山。高麗人高仙芝由於751年與阿拉伯人作戰的可恥失敗，被羈留在京城，擔任一個名譽崇高而並無實際權力的軍職。他並不是帝國安全的威脅。哥舒翰，一個帶有胡人血統的兇猛鬥士，河西、隴右節度使，對不時反叛的吐蕃保持著常勝紀錄；他擁有巨大的權力、聲威和財富；他的幕府佐僚中也擁有那個時代最具才幹的文人學者。因為過度飲酒、生活放蕩，他的健康在755年春天垮掉了，他不得不留在長安，間接指揮著他名下的邊境地區和所屬部隊。因此，他也不是帝國權威的威脅。 至於安祿山，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個膽怯的惡棍，也帶有胡人血統，他主要通過欺詐對東北邊境的蠻族占據上風。首相對其迅速擴張特別支持，因為安祿山完全是一個文盲。742年，這個未受過教育的陰謀家已經成為平盧節度使。而自從他來到長安向朝廷進貢之後，他又獲得了皇帝的信任和楊貴妃的喜愛。 通過無所不及的行賄，安祿山在宮廷贏得了上上下下一片叫好之聲；他能得知朝廷或宮中發生的一切事情。儘管其內心疑慮多端、無比詭詐，但他總是裝出一副天真無知、頭腦簡單的樣子，以消除別人的戒備。他長得短小肥胖，大腹便便，十分可笑，據說體重至少有四百磅。他很樂意讓男男女女發笑，參加宴集歡鬧從不猶豫。皇帝曾打趣地指著他的肚子問其中容畜何物？「無他，陛下。」安祿山說，「忠心而已。」他誘使楊玉環的姐姐認他為兄，但是通過她們介紹進入內宮之後，他又拜楊貴妃為母。一次他在宮中慶祝自己的生日，這位漂亮的貴妃讓一群女子用一塊絲綢錦緞作就的尿布把他兜起來。皇帝被喧鬧的笑聲吸引過來，看到這一幕，被告知養母剛給這位養子沐浴。我們的明皇竟然如此愚鈍，他為這樣的趣事開懷大笑，完全沒有覺得這種做法有什麼不合適的地方。【64】 751年，安祿山已經成為范陽、平盧與河東三鎮節度使。他唯一害怕的就是老謀深算的李林甫。李林甫在752年冬天去世之後，他的叛亂計劃就迅速展開了。不過，我們已經在年代上走得太遠了。在稍後的章節中我們再回來談論安祿山。 749年，杜甫當然還不清楚朝廷軍事政策的災難性傾向。毫無疑問他和大家一樣還在為邊境的勝利而高興。《兵車行》［29］ 一定作於750年末，因為它所寫的關西部隊被派往討伐吐蕃的戰爭。進一步而言，此詩提及徵兵遣往北部和西部，而不是751年那次為了討伐今天雲南地區的蠻族叛亂而進行的聲名狼藉的徵兵。因此，它一定是作於751年之前。《前出塞》九首中的五首［30］-［34］ ，也許就是與《兵車行》同時所作，因為其中表達的情感在某種程度上類似。詩中所說的「擒王」可能是指高仙芝在克什米爾和塔什干戰役中俘獲、並於751年初獻納給朝廷的敵酋。 兵車行［29 ］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廷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65】 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前出塞（九首） （其一）［30 ］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其四）［31 ］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 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其六）［32 ］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其八）［33 ］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 虜其名王歸，系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其九）［34 ］【66】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中原有鬥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 750年秋天，主要為了一位非常著名的學者，一座新的教育機構在京城建起。鄭虔也許是當時最有天分和最為博學的人。他精通地理、天文、藥理和軍事史，並就這些題目寫過內容廣泛的論著。他是卓有聲望的書法家、畫家和詩人。有一次鄭虔向皇帝進呈自己畫的一軸山水長卷，並附以精心書寫的優雅詩篇，皇帝在長卷末端題曰「鄭虔三絕」。後來，鄭虔被指控未經許可而試圖私撰國史，因此遭到流放。如今他被召回京城。因為鄭虔飲酒無度、放縱不羈，無法勝任政府部門的日常工作，皇帝特置廣文館於最高學府國子監，詔授他為首任博士。我們不知道一位窮困的博士和一名更加窮困的詩人之間的熱切友誼從何時產生。我傾向於認為《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35］-［38］ 寫於751年晚春。何將軍別業在長安西南郊區。這組詩共十首，這裡我們只選譯了其中四首。 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 （其一）［35 ］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 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 （其四）［36 ］ 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 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賒。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67】 （其九）［37 ］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掛蘿薜，涼月白紛紛。 （其十）［38 ］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 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只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有理由推測杜甫是在獻三大禮賦之前寫作這組詩篇的。賦是一種類似散文的文學體裁，因為它的長度和它對思想的邏輯展開都無須考慮辭句的簡省，但它又很像詩歌，因為在結構上需要辭句對仗，並且還要押韻。這三篇賦是為紀念三個國家大典而作——大典特別選定的時間在751年正月，由皇帝進奉豐厚的祭品，分別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南郊。在《進三大禮賦表》中，杜甫祈求皇帝，說他已經年滿四十；在弱冠之年，自己就已經浪跡遠方，卑微地存活於世間；這樣的境遇源於自己沒能通過國家的常科和制科考試；自己在京城通過朋友的接濟，勉強維持生計，恰逢國家郊廟之禮的非常時期，能夠見證和記錄這一切；儘管這些賦不配引起皇帝陛下的注意，也談不上能傳之久遠，但是自己不想死得默默無聞，得不到任何承認，因此還是大膽地將它們投入延恩匭。 所謂延恩匭，由一名主事納諫的官員掌管，是一項由來已久的制度，意在幫助有上進抱負者尋求承認，謀取一官半職。當我們的詩人投賦延恩匭時，他一定希望這會給他帶來一個文職官員的任命。延恩匭每天一定充滿了各種文件，毫無疑問只有少數才能通過主管官員的挑選進呈到皇帝面前。這位官員顯然是杜甫的熟人，因為我們發現三年後杜甫為此寫過一首詩給他 [3] 。【68】 三大禮賦以最優美的漢賦體制寫成，敘述鋪張，用事典雅，以史為鑑，喻諷於頌。其中第三篇這樣收尾： 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為寶，增怵惕以孜孜。況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 明皇讀完三大禮賦後作何反應？杜甫在《壯遊》一詩中說，皇帝立刻中斷了進食，下令召集群臣（「天子廢食召，群公會軒裳」）——當然，這裡用了歷史典故，表示好皇帝被打動並立即作出回應。這次召集群臣似乎只是為了讓杜甫一個人向集賢院報到，並等候下一步任命。可能是因為杜甫不得不等待，所以我們發現751年末他還待在長安，在一個遠房堂弟家中度過除夕之夜。我猜想杜甫在長安並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家。這位遠房堂弟是杜位，首相李林甫的女婿！杜位的宅子在長安市區的東南部分，濱臨美麗的曲江。 杜位宅守歲［39 ］ 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 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重過何氏》五首［40］-［42］ 可能作於752年春天，當時杜甫仍在無奈地等待皇帝的進一步任命。也許他開始感覺到官職的無益，眼下只有俸祿才更能吸引他。這五首詩中我們挑選了以下三首。 重過何氏（五首）【69】 （其一）［40 ］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 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其三）［41 ］ 落日平台上，春風啜茗時。石闌斜點筆，桐葉坐題詩。 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其五）［42 ］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 何路沾微祿，歸山買薄田。斯游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皇帝的任命到底來了：杜甫還得參加另一次考試。這次顯然相當正式。名流們都聚集在中書省。首相李林甫出題。禮部尚書幫助判卷。集賢院的高官們像一堵牆似的環繞在杜甫周圍，而他則端坐在中間，勇敢而驕傲地奮筆疾書 [4] 。 結果如何呢？這次沒有完全失敗。可能李林甫的女婿杜位的求情軟化了他的心。或者也可能這個老惡棍這次十分謹慎，不敢冒險對一個已經引起皇帝注意的學者太過苛刻。自然，李林甫很願意看到，考試的匯報結果是：儘管這位技藝嫻熟的作者很希望通過極言直諫為皇帝效勞，但他卻並不適合這個職位——而我們知道，杜甫真正的熱心的職責恰恰就在於此。皇帝的下一道命令來了，考試的結果令人滿意，候選人可以進入吏部待選，直到他被授予官職。這個過程是任何通過年度考試的國子監學生、或者通過蔭補進入仕途的年輕人、以及完成了漫長服務年限的流外吏員進入官階體系第一級的開始。在杜甫看來，這就等於失敗。自然，他思緒萬千，這樣的情緒在過去十五年中也時常湧現。【70】 奉留贈集賢院崔國輔於休烈二學士［43 ］ 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氣沖星象表，詞感帝王尊。 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鷁路，隨水到龍門。 竟與蛟螭雜，寧無燕雀喧。青冥猶契闊，陵厲不飛翻。 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 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注家認為杜甫這裡的「故山」指鞏縣或咸陽，這是錯誤的。杜甫是否指偃師或下杜城呢？文獻資料傾向於後者。在《壯遊》一詩中，杜甫希望讀者知道他在中書省的考試之後，沒有接受任何饋贈就離去，滿足於隱姓埋名，縱意於酒（「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接下來他繼續描述說，在下杜城他已經被認為是年長老輩，整日為杜氏家族的公共事務操勞（「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看起來他的確返回了下杜城，至少在此居住了一段時間。 [1] 關於這首詩的系年還有一個特別的傳說。鮑欽止可能是第一個將它繫於755年的注家，他說：「天寶十四載，甫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採錄，欲辭職去，作《去矣行》。」但是鮑欽止的同時代人師尹將此詩繫於764—765年杜甫在成都的時候，黃鶴補註說：「鶴曰：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載長安詩內，與鮑注同。豈非以『明朝且入藍田山』故云。然味『君不見鞲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豈是在長安時語？公在長安上賦投詩，唯恐君相莫我知，而卒無其遇，豈類鞲鷹之飽，未免如附炎之燕。當是廣德二年在嚴武幕中作，所以永泰二年正月遂歸溪上，入藍田山雲者，止是承上餐玉之句耳，非真去為藍田之人也。師注為是。」面對這兩種不同的說法，後來的注家應該如何處理呢？最為令人驚訝的嘗試是將兩種說法統一起來，偽邵注（《分類集注杜詩》〈25卷，1592，1719〉，託名邵寶〈1460—1527〉）卷14，41b認為，755年詩人四十四歲時，適在嚴武幕下，時有去意，次年正月即返回浣花溪。而最自然而然的做法則是兩種說法中挑一種。也許因為師氏的說法晚出，黃鶴等人都傾向於接受鮑氏的解釋。後來的學者大概認識到如果杜甫是在成都跟嚴武在一起，那他很難會想到要去往藍田山——那地方遠在700英里之外。因此他們都接受了鮑氏的系年。仇兆鰲（卷3，50a）、浦起龍（2A，17b）、楊倫（卷3，6a）都是如此。弗洛倫思·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按照楊倫的編年，自然也將此詩置於755年。也許她意識到，既然杜甫的妻兒都在長安東北8英里外的奉先，那杜甫就很難到長安東南40英里外的藍田山去隱居。不過，在她對此詩的翻譯中，她刪去了最後兩行，而在她對杜甫寫作動機的敘述中，她使人以為在真正離開長安前往奉先之前，杜甫寫了這首詩以宣稱自己將要從不如意的仕途生涯中脫身而去。在獲得任命之後就產生隱居的想法，這對讀者來說顯得太不協調了。杜甫儘管有困頓迷惑，但他始終不渝地要為國家效命。在他生命的隨後幾年中，哪怕面臨危險和困難，他都表現出了一貫的忠誠。這樣看來，以上兩種說法都不夠好，因此，朱鶴齡認為不知此詩因何而作，舊注多牽強，盡刪之。——這種失敗主義的解決問題方式也許是最好的方式——換句話說，不打算解決它。但是，朱鶴齡其實還做了更多。他將此詩放在《官定後戲贈》［58］之前。我們自然明白他的用意。在詩中，杜甫叫自己「野人」，也就是沒有官職的人，那麼時間一定在他獲得官職之前。朱鶴齡無疑是對的，因為杜甫經常這樣用辭（參見《杜詩引得》820），只有一次例外，而那首詩乃是贗作（《九家注杜詩》421／27／30），他總是用這個辭語表示個人或卑微之人。不過，朱鶴齡沒有把這首詩的系年放得這麼靠前。在處理一塊非常困難的拼圖碎片時，我們必須試著找出另一塊能與之邊緣吻合的碎片。看起來，到藍田山隱居的決定與《贈特進汝陽王二十二韻》［27］第37、38行詩句頗相契合。因此，我把此詩放在贈汝陽王的詩篇之前。 [2] 亞瑟·威利（Arthur Waley）推崇一種解釋，即這匹馬於749年被帶到長安，而杜甫的詩則作於三四年之後。但是，系年到752年這麼靠後有一點麻煩，因為到那時這匹馬在長安可就不那麼新鮮而引人注意了，而詩篇中的調子顯示，這匹馬是最近突然出現在長安人眼前的。威利也注意到杜甫如果在752年或者更晚些讚頌高仙芝的軍事勝利，這會有點不太協調，因此他解釋說杜甫之所以沒有提到高仙芝於751年被阿拉伯人擊敗的事件，是因為朝廷有意隱瞞此事。「《舊唐書》對此一字不提。」這並不確實。《舊唐書》在李嗣業的傳記中全面記載了這次失利，而正是由於李嗣業的英勇戰鬥，才使得高仙芝得以逃出阿拉伯人的圍困，而通過高仙芝的舉薦，李嗣業也得以被提拔為驃騎大將軍。關於李嗣業，參見《舊唐書》卷109、《新唐書》卷138。杜甫也有一些詩篇是寫給李嗣業的，如《遣興》［74］。我傾向於認為威利已經修正了他從前的觀點。在他最近關於李白的書中，他將李白的《戰城南》繫於751年，認為此詩意中有高仙芝751年怛羅斯戰役失利之事在焉。如果身在東都洛陽的李白能夠這麼快得知此事，那麼身在京城長安的杜甫自然也能在752年之前聽說此事。 [3] 【譯者按】其人或即張垍，陳貽焮先生《杜甫評傳》第六章《旅食京華》第四節《獻三大禮賦的前前後後》言之甚詳（第173—174頁，《杜甫評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獻納使、起居舍人田澄可能也與此事有關，見杜甫《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一詩。 [4] 關於這次在中書省堂中舉行的特別考試，參見第十章所載杜甫《憶昔》［243］［244］及下面的《奉留贈集賢院崔國輔於休烈二學士》［43］一詩。艾思柯（Ayscough）（2）133還提到李林甫作為主考官，鬧出了寫錯字的笑話。我懷疑這個故事是藝竹生提供給艾思柯的。杜甫自己僅僅說過首相寫下考試題目，並未提及題目是什麼，以及如何被寫下。哪怕我們知道首相就是李林甫，也不能錯誤地認為他在這種場合就是一個在文學上被嘲弄的傢伙（關於這一故事的更好版本，可以參見《舊唐書》卷106，6a）。在艾思柯的敘述中，杜甫的這次特別考試失敗了。看來她和藝竹生都不了解，杜甫在後來進呈《西嶽賦》所附的表奏中已經說明了這次考試的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