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 第二章 快意八九年

——杜甫《壯遊》 公元736—745年 長安—兗州—偃師—洛陽—陳留—兗州 在杜甫的時代，唐帝國有前途的學者們都立志要通過進士科考 [1] 。科考告捷之後會有官方任命，由進士科入仕通常會在官僚體系中升遷較快。每年，僅僅只有大約三十人能夠從好幾百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成功的難度極大地增加了進士科的榮耀和誘惑力。【25】 一個學者必須首先申請參加州郡舉行的初試，從而獲得參加全國考試的候選人資格。州郡試的科目與全國考試的科目類似：首先是詩賦；然後是五篇策論，以當下政府面臨的現實情況為主題；接下來是一些儒家和道家經典中的問題。地方官在選拔時會極其審慎，因為一旦他們不能選拔真正優秀的舉子，或者經他們選拔的舉子有太多人在進士科考中表現欠佳，那麼他們的磨勘考評會被記過。仲冬時節，通過州郡考的舉子們要到政府的相關部門登記造冊。全國科考將在第二年春天舉行，由吏部分管科考的部門的主要長官（吏部考功員外郎）擔任主考。 在舉子們被鎖入貢院進行考試之前，他們在長安如何打發時間呢？我們也許以為他們能忙著溫習書本。事實上，很少有人會這麼勤奮。一般來說，當時的風氣是舉子們會忙著作自我宣傳。若干世紀之後，對考卷進行糊名的措施才開始實行。因為考官能夠直接在卷面上看到舉子姓名，所以很自然，如果他們碰巧認識舉子本人，或者認識舉子的權貴親屬、引薦者，或者了解此人的文學聲名，他們的判卷就會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影響。這樣的風氣助長了舉子們提升自己聲名的行為。在長安，春天成為一個尋歡作樂的季節，無數的宴會在舉行。如果一位才學之士寫出了一首敏捷之作，它很快會被傳誦在歌妓們嘴邊；這是獲得名聲的最好途徑之一。不過，大多數學者們會把時間用來拜謁達官貴人，他們有著或真或假的文學興趣。以尋求批評和指導為藉口，一個舉子可以向官員行卷，卷中抄錄了他的詩文之作。如果這位顯貴碰巧被一段文字、一聯詩語所打動，他可能會對朋友們引述，而作者的聲名就這樣很快傳開了。【26】 那麼，735年的晚冬和736年的初春，舉子杜甫在長安做些什麼呢？我傾向於認為他沒怎麼宣傳自己。他可能覺得沒必要這麼做，因為他完全有信心以真才實學在考試中贏得至高榮譽。後來的兩首詩告訴我們 [2] ，在考試之前，杜甫就已經讀破萬卷書，下筆行文，如有神助。杜甫只拿自己與前代最優秀的作家相比，對於與同時代的人競爭，他毫不畏懼。當然，這些回憶可能會有詩歌的誇張。至少，環境會賦予他這些少年輕狂。難道他不是杜審言的孫子嗎？那可是以文學技藝自詡、瞧不上一切對手的大詩人。難道他不是京兆選送的舉子嗎？京兆的中心城市長安可是整個帝國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來自這座偉大城市學術和智慧寶藏之外的「蠻荒之野」的舉子就有八千之眾。自然，京兆的選拔考試極其嚴格。事實上，成為代表京兆的舉子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傑出榮譽了，京兆舉子很少聽說不能通過全國科考的。再說了，我們的詩人在這座城市並不缺乏聲名。在老輩官員中，有李邕和王翰，兩人都是成名已久的文人。杜甫並未拜訪二人，但李邕自己要求與他見面（「李邕求識面」），王翰甚至希望能與這位驕傲的舉子住得近一些（「王翰願為鄰」）。 736年的科舉考試頗為有名，因為一次激烈的爭論導致了後來的科考改由另一個部門掌管。這次科考的主考官是考功員外郎李昂，此人性格剛急，想標榜自己完全以卷面的優劣來評判試卷。他毫無必要地將舉子們聚集起來，批評那些試圖通過其他途徑影響他的舉子的文字疏漏。其中一名被他批評的舉子請求道，對於這樣尖銳的批評，可否採取「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回應。李昂怒氣沖沖回答說：「有何不可？」這名舉子引用了下面兩句：【27】 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閒。 並問道，這著名的兩句是否是這位大主考所寫。「是的。那又如何？」舉子繼續說，洗耳的故事來自古代隱士許由，他洗耳是為了不想聽到皇帝將禪讓帝位於他。舉子問道，一個人是否可以假設當今皇帝會傳位給他？主考官又怒又怕，眼淚都快流出來了。李昂轉而向朝廷抱怨，而這導致了那位不順從的舉子被關押。但皇帝也因此覺得考功員外郎的聲威不足以使舉子們敬畏，他下令從今以後由一名禮部副長官（侍郎）擔任科考主考官 [3] 。 杜甫某句詩曾透露，他在這次人事變動之前就已經參加了科考（「忤下考功第」）。他還進一步說，這次科考失敗之後，他曾經「快意八九年」，之後才於745年再次返回長安。我們這裡把此次考試的時間放在736年，而不是通常的735年。 杜甫沒有通過科考。我們並不知道為什麼。我傾向於相信我們的詩人自己也難辭其咎。杜甫生在這樣的時代，唐代偉大的文藝復興正在形成。散文方面，古文復興運動尚未達到其頂峰，那要到杜甫之後的半個世紀。杜甫本人受新潮流的驅使，正試著用漢代（前206—前220）文學大家的文體寫作。保留在杜甫集子的三十二篇散文中，確實有一些在思想和形式上都充滿活力。當然其中也有一些因為嘗試而顯得不夠流暢、過於枯澀，有些段落幾乎難以句讀。在詩歌方面，杜甫取得了最高成就，在他的筆下，激情升華崇高，痛苦愈轉深沉，他的詩歌變化多方，格律森嚴，用事精準，他還創造性地采攫俗語入詩。但是，他的大部分詩歌缺乏那些易受歡迎的通俗特質——簡單的措辭，流暢的意思，迅疾的節奏——這些因素容易立刻被人關注，引發讚美。只有經過長時間的研習之後，讀者才能學會欣賞杜甫的詩歌。杜甫廣泛的閱讀經驗也助長了他使用隱晦典故的習慣。有許多詩行經過上千年的博學之士的努力也仍未能被讀解。【28】 杜甫在考試中如何寫作他的詩賦呢？難道他只寫自己想說的和自己擅長寫的嗎？或者他只寫主考官能夠理解和願意閱讀的嗎？我恐怕他選擇的是前者。在這種情況下，杜甫的成敗就必須取決於他的主考官是不是碰巧有學識，並且願意耐下性子去評判他所寫的詩賦。 當然，失敗是始料未及的。《壯遊》中有一句詩說到：「獨辭京尹堂。」這裡的「獨」包含了沉痛的哀傷。所有其他來自京兆的舉子都通過了考試；一些人已經接到了任命，其他人正在等待任命；他一個人卻失敗了，玷污了京兆舉子那令人艷羨的聲望。 這不僅是對京兆說再見，還是對一切朝廷事業和科考的告別。儘管杜甫懷著極其沉重的心緒離開了京兆，這之後的生活仍然經歷豐富，使得他在晚年仍懷著眷戀追憶。他把離開長安到再次回來之間的這段時期稱為「快意八九年」。因為我們知道杜甫後來回到長安是在745年初冬，因此這次離別可能在737年初。在科舉失敗和最終真正離開之間的這段時間，杜甫做了些什麼呢？我們一點也不清楚。 當然，他得面對失望的父親和繼母。這次見面應該發生在737年春夏的兗州（在長安東北大約632英里），杜甫的父親是此地的司馬。這是杜甫集子中可以繫於此年的一首詩。 登兗州城樓［2 ］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杜甫很可能沒有在兗州逗留多久。他常常離開父母去漫遊遣興。這裡我們要停下來問了：費用是家裡提供嗎？他父親的收入足以供他在南方漫遊數年；沒有理由揣測家庭收入現在會減少。事實上，我們可以作一個大略的估計，這個時候杜甫的家庭與唐代一般家庭的經濟狀況相比如何 [4] ？【29】 一般家庭可能是七口務農之家，有田地300畝，年產穀物160斛左右。其中三分之一的穀物作為食物，剩下部分換成貨幣，用來買其他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用來交納國家的各種捐稅。杜閒的家庭是官員家庭，免去了捐稅和服役。作為兗州司馬，杜閒可以擁有兩份田產，得到兩份收入。如果我們計算他從田租中得到的收入，如果我們以穀物為單位計算他的所有現金收入，那麼杜閒從自己職位得到的收入大約是1796斛——換句話說，是一般正常家庭收入的11倍 [5] 。 這個計算還沒包括當地政府提供給杜閒的房舍——或者馬匹，辦公費用，以及其他特權和服務。我們還沒有算上杜閒從父祖那裡繼承來的土地和財產，以及他自己的積蓄和投資；我們猜測他從這些資源中獲得的收益足夠負擔生活在汴州（陳留）的繼母盧氏，以及她的孩子，可能還有杜閒的兩個寡居的弟妹。杜閒在兗州的家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們，也許現在有五個孩子。讓我們推測他有五個奴僕，依靠他的收入生活。因此，兗州家中應該有十二個人，但杜閒的收入足以負擔這個數目的好幾倍。當然，他完全可以負擔得起大兒子杜甫的旅行費用。 杜閒的資助一定非常大方，因為我們知道杜甫以一種相當奢華的方式旅行。他衣輕裘、策肥馬。在兗州北部和西北部，杜甫花了大部分時間去觀光和狩獵，這一帶在黃河峽谷的兩岸，在戰國時代（前403—前222）被稱之為齊、趙。這些地區今天不是狩獵的好場所，但在杜甫的時代，中國人口只有現在的十分之一（740年的人口普查結果是48 143 609）。鄉村地區一定還被濃密的森林覆蓋。在《壯遊》一詩中，杜甫回憶自己射飛鳥、逐走獸、呼獵鷹，縱橫山林間。很可能在這段時間裡杜甫學會了馬術和箭術，這兩項技藝都不是學校的科目，他頗為自得，直到晚年身體欠安時都還想要展示一番。正是這個時期他與一位年長的學者——蘇預（源明）——結下友誼，蘇預帶他狩獵，並且認為他是一名令人愉快、技藝精湛的好獵伴。【30】 再一次很不幸，我們沒有更多杜甫寫於這一時期的詩歌。下面三首詩歌可以繫於此年。杜甫可能在離開兗州之前、或者在他開始北行之後，就寫了《望岳》［3］ ，因為泰山距兗州北邊僅10英里之遙。在詩中，杜甫暗示了自己攀登絕頂的願望。這一願望，根據後來的一首詩歌回憶，他確實完成了。但在現存杜詩當中，找不到一首作品能夠描述他在泰山絕頂上的所見所聞。 《房兵曹胡馬詩》［4］ 與《畫鷹》［5］ 可以歸在詩人生平的其他某些階段，但它們看上去最好還是放在這段呼鷹走馬的漫遊時期。 望岳［3 ］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房兵曹胡馬詩［4］ 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畫鷹［5 ］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竦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 絛鏇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當然，杜甫並未將八九年時間都花在觀光和狩獵上。我們不能確知他的這種生活何時不得不告一段落。我推測，他父親在740年去世。因此，杜甫不得不返回兗州，處理父親的事物，張羅葬禮的安排。最適當的安葬地當然是在偃師的家族墓地，他的祖父母，也許還有他的母親，都葬在那裡。現在，作為一家之長，杜甫不得不為他的繼母和家庭其他成員找一個地方安置。偃師自然是首選。這個家一定在那裡已經有了一些產業，因為那裡是家族墓地所在，儒家信條中對先祖的祭祀需要經常拜謁墓地，尤其是在頭二十七個月的服喪期中。【31】 這個假設有助於說明為什麼杜甫出現在偃師，並在首陽山下修築了房舍。741年，新舍落成，杜甫寫了一篇《祭遠祖當陽君文》，祭祀祖先杜預。這篇文字似乎能說明，他現在是一家之長，他和弟兄們正居住在偃師。因為偃師距洛陽東北僅23英里，杜甫深愛的姑姑，裴榮期的夫人，也在那裡生活，這很自然使人推想杜甫會時常前去拜望她，當然，這位姑姑可能已經年老羸弱了。如果杜甫從偃師到洛陽，他很容易就會經過一座著名的為太上老君而建的寺廟。我們在杜甫作品中發現了《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6］ 一詩。他何時寫作此詩很重要。我們想要知道在杜甫一生中，他最早於何時就開始在內心鬥爭，試圖在入世的儒家信仰和神秘宗教之間保持平衡，這在此詩中表現得頗為明顯。我們想知道這一時期杜甫遇到什麼樣的個人問題，使得他在這首詩的最後幾行中暗示他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儘管1226年的注家將此詩系年於749年 [6] ，並得到了普遍接受，我仍認為其論據並非無懈可擊。一方面，詩題提供了確鑿證據。如果此詩作於749年，就會引起一個疑問，杜甫應該稱玄元皇帝廟為太微宮。僅僅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即741年初春至742年晚秋之間，這座建築的官方名稱才是我們詩人在詩題中採用的「玄元皇帝廟」。杜甫的拜謁一定在741年歲末，因為這首詩很明顯作於冬季。 這是一系列「勸百諷一」詩歌當中的一首。道教受到唐代皇帝的一貫支持。早在620年，唐代第一個皇帝就被告知他是老子的後裔，根據傳說老子被認為姓李。到了666年，這位與孔子（前551—前479）同時而稍年長、著有《道德經》的古代哲學家被贈予「玄元皇帝」的稱號。唐明皇在733年還刊行了他自己對此書的注釋，並下令在所有學校中學習。正史中的第一部、司馬遷（前135—前87）的《史記》沒有給老子一個顯耀的位置，被認為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因此在735年皇帝下令對此書的章節順序重新加以編排。老子學派地位的逐漸提高，隨之帶來了欺世盜名之徒偽造的種種不可思議的奇蹟和神諭。【32】 杜甫，一位偉大的儒家經典學者杜預的後裔，會怎樣看待老子學派呢？他不會對它有敵意？但杜甫永遠不會是那種正統的儒家學者，他們對一切其他學說都皺起眉頭。再說了，杜甫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道教鍊金術和尋求長生流行在每個人的思想中，我們很快就能看到，杜甫自己有一段時間也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但是作為一名勤勉且敏銳的學者，杜甫不可能不知道，正如《道德經》所說，清空了一切實在與虛無的「穀神」對於整個大唐帝國的尊嚴和財富而言並無用處。這首詩的最後兩句帶有迷人的曖昧意味。「拙」字更像是詩人的夫子自道。他已經開始想到要離開偃師的家了嗎？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6 ］ 配極玄都閟，憑高禁御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 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 仙李蟠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33】 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皆秀髮，旌旆盡飛揚。 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床。 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穀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742年，我們再次在洛陽看見詩人。裴榮期夫人在這年秋天或冬天去世，杜甫前往參加葬禮。就在同一年，他可能還旅行到東邊約120英里遠的汴州（同年改名陳留）去看望繼祖母。在那裡杜甫寫了一首小詩，對象是一座沒什麼特別意義的假山，那是一個親屬修築以愉悅老太太的。 在接下來兩年（743—744）的大部分時間中，杜甫寄居在洛陽，試著謀生——可能通過教授學生，更有可能是為東都洛陽的某位達官顯貴作私人秘書或文字槍手。杜甫開始體味到貧窮。但他為什麼不留在偃師呢？我的猜測是在父親去世之後，不但家庭收入大幅度減少，另外葬禮、移居、修築房舍又花去了不少積蓄。杜甫的繼母對生活質量下降會感到滿意嗎？因為服喪期到742年就結束了，為什麼杜甫不去尋求個一官半職呢？儘管他沒有通過736年的進士考試，也拒絕參加後來的科考，他至少還可以通過蔭補方式進入官僚體制，畢竟杜閒的官階不但達到了從第六品上階的標準，實際上還高過兩級。為什麼杜甫沒有這樣做？這裡我冒險作一個推測。杜甫把這種特權讓給了弟弟，或者說同父異母弟弟——杜穎。這當然使繼母極為高興，而這種無私的行為也很像我們詩人的行事風格。這個推測就可以幫助解釋在746年，可能還包括745年，我們發現杜甫的一個弟弟，很可能是杜穎，作了臨邑的簿曹，這是一個正第九品下階的小官 [7] ，而作為兄長的杜甫卻依舊還是一個平民和四處漫遊的自由詩人。 這裡我們列出兩首杜甫作於洛陽附近的詩歌。確切的日期不可考。我傾向於把它們系年於743—744年之間。《過宋員外之問舊莊》［7］ 很少為人所閱讀和翻譯。宋之問舊莊在伊闕境內的陸渾山下，位於洛陽西南23英里。我們的詩人可能是到陸渾山拜訪一位遠房兄弟——杜佐，此人我們在後面還會遇到 [8] 。宋之問，曾任考功員外郎，是杜甫祖父杜審言的好朋友，在他那個時代其詩名廣為人知。他的兩個弟弟在唐代著述中也常常被提及。杜甫此詩的最後兩句，據詩人的自注（「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於代，故有下句」），與宋之問的三弟，一位勇敢的良將有關。但這裡有個難點。按照《新唐書》中給出的三兄弟的名字順序，排行第三的弟弟應該叫做宋之愻，一位天才的書法家。706年發生過一件醜聞，因為刺殺主謀的好友告密，一次刺殺行動失敗。據史料記載，這個告密者就是宋之愻 [9] ；其他一些記載則說此事或者為宋之問所為，或者為宋之問、宋之愻兩人所為。我們的詩人是一個把忠誠的友誼看作生命中最寶貴之物的人，他怎麼會對宋之問的三弟表示含蓄的嘉許，對宋之問並無貶責之意呢？我在編纂於812年的《元和姓纂》中找到了解開謎團的答案，此書記載宋之愻是二弟，宋之悌是三弟。由此可見宋之愻應該為背叛友誼之事負責，杜甫這裡提及的是詩人和戰士，並沒有提到那位書法家。【34】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7 ］ 宋公舊池館，零落守陽阿。枉道祗從入，吟詩許更過？ 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 我們的詩人是否敏銳地感受到權力和影響力——甚至包括成就與聲名——的空虛無常？在《游龍門奉先寺》［8］ 一詩中這種感受可能更多。龍門，也在伊闕境內，距洛陽南部大約10英里，黃河在這裡從兩座絕壁之間奔騰而過——所以詩中有「天闕」一辭，這裡也是佛教雕塑的繁盛中心，在大約七十年前，皇后武則天下令在石壁上開鑿了許多線條分明的佛像。我們的詩人可能是在前往陸渾山、或從那裡返回的路上，在這座寺廟停留。【35】 游龍門奉先寺［8 ］ 已從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 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杜甫在洛陽的逗留或短期做事，毫無疑問因為繼祖母在744年仲夏於陳留去世而中斷；仲秋時節，繼祖母被安葬於偃師的家族墓地。葬禮結束之後，我們的詩人返回陳留，賣掉一些財產。很可能就在這時他首次遇見了兩位傑出詩人，無拘無束、已經是著名詩人的李白，還有野心勃勃、後來也聲名顯赫的高適 [10] 。 李白比杜甫大十一歲。他在蜀地長大，漫遊了整個帝國，手刃仇人，揮霍萬金，娶妻納妾，縱情聲色；顯示了守護忠誠友誼的膽略才能，沉溺於對道教煉金方術的興趣，以其醉酒狂傲引起他人的嫉妒和憎恨；也因其縱橫俊逸的詩文激起大家的廣泛欽佩。大約在兩年之前，這位被認為是不朽天才的謫仙人的名聲傳到了明皇的耳邊。於是他被召到長安，授予了翰林院的職位，這是一種皇帝的私人秘書性質的工作 [11] 。有一種說法指出，李白的文采招致了皇帝的駙馬張垍的嫉妒。另一則傳說認為李白在一次大醉狂興之後，伸腿讓宦官總管高力士為他脫靴。受到侮辱的高力士懷恨在心，攛掇皇帝的愛妾說，李白寫給她的《清平樂》詩中隱含了一個侮辱性的歷史典故。受到駙馬或愛妾的唆使，明皇給了李白一大筆錢，將他遣返。我們不知道此事發生在什麼時候，但是744年初春李白仍在長安。從李白的一首詩可以看出，他在被遣返之後離開長安東行，仲夏時節已經身在陳留了。 高適比杜甫大六歲。735年，高適二十九歲，他應邀到長安，但在仕途上一無所獲。回到洛陽，高適把家搬到宋州的虞城，聲稱要躬耕於此地。事實上，他四處漫遊，與官員、學者交往。各種史料的記載都說高適直到五十歲之後才開始寫詩。實際上，我們可以在他的詩集中找到一些佳什，它們肯定作於五十歲之前很多年。我們確切地知道高適在744年正在陳留和睢陽（742年前稱為宋州），在秋天之前他正沿著帝國的東海岸向南旅行。【36】 比較三位大詩人的時間表，很明顯他們在744年晚秋時節相遇於陳留。在多年之後寫的一首回憶的詩篇中，杜甫提到他與高、李二人的友誼開始於一家酒肆，這兩位文學大師很高興和他結交，當三人酩酊大醉之後，他們一起登上吹台古蹟，眺望遠景，陷入對歷史的沉思。他們可能從陳留啟程，向東南進發，一起旅行了100多英里，來到虞城。在另一首詩中，杜甫追憶他們一同登上為紀念一位良吏所建的單父台。到了初冬，高適可能離開了兩位朋友。那麼李白和杜甫有沒有繼續旅行、尋訪其他地方呢？我們沒有關於這些旅行的記錄，實際上我們並不知道三位詩人所寫的除了這兩座著名高台之外的其他詩篇。 杜甫的《贈李白》［9］ 可能作於陳留，此時他剛認識這位年長於自己的詩人。 贈李白［9 ］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膻腥，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 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 從睢陽出發往東北方向，大約133英里就到達魯郡，也就是從前的兗州。在745年的初春，我們的詩人再次來到自己父親曾經擔任司馬的州郡。我們不知道這次他住在哪裡。可能杜甫租借了城市東郊石門的一所房屋。十八世紀早期，在這附近的一位學者（《居易錄》說是孔尚任）說石門的來由是因為此地小山上有兩塊岩壁像門一樣相向而對。杜甫可能住在山腳下的一個村莊，他曾上山去尋訪一位張隱士。關於此事他寫了兩首詩，我們這裡只選譯第一首。【37】 題張氏隱居二首（其一）［10 ］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 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游。 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745年夏天，杜甫在離魯郡很近的臨淄。這裡他遇到了兒時的朋友李之芳，他此前在長安官署任職（駕部員外郎），最近來到臨淄作（齊州）司馬。杜甫還再次遇到李邕，此時任北海（在東邊約100英里）太守，恰好來臨淄拜訪。自然，友人之間的宴飲唱和是少不了的。杜甫又去到臨淄下轄的臨邑（往北20英里左右），這次行程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看望弟弟杜穎，他現在可能已經擔任當地的簿曹。秋天，杜甫又再次回到石門。從這裡出發，他和朋友們尋訪了不少地方。在石門，杜甫邀請朋友們一起聚餐。而有的訪客又召開宴會，大家在一起舉辦了不少歡樂的聚會。 劉九法曹鄭瑕邱石門宴集［11 ］ 秋水清無底，蕭然靜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去相尋。 能吏逢聊璧，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 李白可能也是拜訪杜甫的朋友們中的一位。兩位詩人自然會一起外出去拜會朋友。當然，杜甫會把這些事情寫進詩里。下面兩首詩的第一首常常被誤讀和誤譯。漢語中的詩歌語言總是很簡潔，人稱代詞一般都被省略。這裡，不能夠加上第二人稱，否則看上去好像年長的詩人被當作一個頑劣孩子一樣被斥責 [12] 。【38】 贈李白［12 ］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13 ］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 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 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某些批評家試圖將「陰鏗」的比喻視為杜甫對李白詩歌的隱晦批評。他們說，六世紀的詩人陰鏗遠沒達到李白的詩藝高度。他們忘了杜甫可是陰鏗的熱切崇拜者，因此這句對年長詩人的讚揚完全是真摯的。對我們來說，完全沒有必要跟著那些批評家人云亦云，他們總是揣度兩位大詩人之間存在嫉妒。他們總是把「飄蓬」一詩讀解為杜甫對李白的嚴厲斥責。他們甚至還引用《戲贈杜甫》，把它當作李白的作品： 飯顆山頭逢杜甫， 頭戴笠子日卓午。 借問別來太瘦生， 總為從前作詩苦。 事實是這首詩並未出現在李白的詩集中，它來自一部匯集詩人逸聞軼事的書（《本事詩》），此書編纂於李、杜時代過去一個世紀之後。竹笠代表這是夏天；我們僅僅知道兩位詩人有過兩次聚會，都在秋天。而此詩的文字拙劣，不值得李白親自動筆，更不用說它的思想根本配不上李白與杜甫之間的友誼了。因此，我們一定得接受對這些詩人最有研究的優秀學者的判斷，即此詩是偽作。【39】 確實有兩首李白寫給杜甫的詩，都作於745年秋天。其中一首是《……石門送杜二甫》。李白遺憾飛蓬各自被風帶走，建議一飲而盡手中的酒盞，因為在石門的這種令人愉快的結伴生活不會重現了。我們不清楚杜甫這次要去哪裡？但在同一個秋天的晚些時候，杜甫可能沿著汶水向南進發，回到長安和咸陽，李白又寄給他一首詩，雖然我們不能確知李白此時身在何處，但毫無疑問他在魯郡附近的某個地方。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一詩中，年長的詩人說，酒喝起來味道不那麼醇正了，歌聲聽上去也不能令人振作，當聽見沙丘城邊古樹的秋聲，他的情感遂跟隨汶水向南奔涌，去追尋他的朋友杜甫。這是對年輕詩人示以尊重的優美表達。 但是什麼原因讓杜甫不得不西歸呢？當然，他並不知道，等待在他面前的將是十年蹉跎歲月。在東部，杜甫的思緒關注於修煉來世的隱者、煉丹求長生的術士。為何他要返回京城這個政治陰謀和競爭的漩渦中心？難道他的旅費花光了？或者西歸有一些新的發展機會？我們實在沒法知道。然而，在杜甫詩集中，有一篇名為《雜述》的短文。此文一定作於魯郡附近的某個地方，時間可能就在745年秋天。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進賢賢乎？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閎大，固必能伸於知已，令聞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飆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飽飯吃，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又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遣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為聞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彌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於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為兄？【40】 除了張叔卿，這裡提到的其他人將在後面的章節出現。薛據在731年通過了科舉考試，岑參則是在744年。他們在當時已經是文學名家，並且毫無疑問擔任了官職。我們的詩人是否已經深切意識到，除非一個人在京城取得有效的成功，否則很難依靠地方權貴的關照來維持生計？這可能是杜甫回到京兆的真正原因。 [1] 關於唐代進士科的魅力所在，參見《通典》卷84。 [2] 【譯者按】即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25］、《壯遊》［211］。 [3] 【譯者按】此事見於《大唐新語》及《唐摭言》。又，諸家多將杜甫首次參加科舉的時間定在孫逖知貢舉的735年。洪業先生定其事於736年，是頗具慧眼的創見。 [4] 關於唐代的經濟體系，可參見《通典》卷2—12；《舊唐書》卷48—49；《唐會要》卷84—93；《新唐書》卷51—55；以及日本和西方學者的相關論述，等等。 [5] 為了計算737年杜閒一家的經濟狀況在整個唐帝國當中的層級，我採用了25年後一次廷辯的某些論證（《新唐書》卷54，11b—12a），其中認為每人年平均的穀物消耗量是7.2斛，這是其生活資料總量的三分之一，其他的東西包括衣物、社會及其他消費。據說，每畝地年產穀物約二分之一斛，而普通農業家庭的人口是7人。因此，一般農業家庭的年消耗量是151.2斛，需要土地302.4畝。據《新唐書》卷52（2a—b）記載，一個七口之家的所得土地是260畝，如果加上40畝繼承來的土地，則是300畝。杜閒作為官員，其家庭還可以免除租賦勞役。官員俸祿是隨官階變化的。作為兗州司馬，杜閒可以獲得兩份土地，一份700畝，任期內占有，一份800畝，終身擁有。他每年獲得兩種俸祿，一是320斛穀物，一是110 400枚銅錢。他還能享有25名僕人的免費服務。如果他用貨幣折算這些僕人的服務，那他還可以獲得額外的49 000枚銅錢。如果把錢幣都折算成穀物（普遍價格是每斛130錢，儘管那時在偃師是每斛30錢），並假設土地租金是收益的三分之一，我們認為在杜閒的320斛穀物俸祿之外他還能額外得到1 476斛。總數是1 796斛，這是一般家庭收入的11倍。這個計算當然是粗略的。但是它足以表明杜閒完全能夠資助杜甫的生活開支。 [6] 【譯者按】即南宋黃鶴《補註杜詩》系年。 [7] 關於此點，可參見杜甫《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濫，堤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17］一詩。 [8] 浦起龍認為杜甫自己在首陽山附近的陸渾莊有房舍。這很明顯是為了解決地理上的疑點。但其中包含了兩個錯誤。第一，杜甫在陸渾莊沒有任何房舍。在一首題為《憶弟二首》的詩中，1113年的注家王得臣加上注說（《增注杜工部詩》卷8，10b），「甫歸在南陸渾莊」。在《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9（19a）中，這條注釋被歸到1039年的注家王洙頭上，此後，又被歸到杜甫本人身上，文字也變成了「時歸在南陸渾莊」；蔡夢弼等人的大部分版本都是如此。到了仇兆鰲、浦起龍和楊倫的版本，文字又變成了「時歸在河南陸渾莊」。第二，杜甫家人的墓地在洛陽東北的偃師的首陽山麓。而陸渾山在洛陽西南，無法將陸渾山和宋之問舊莊移到偃師地區，也無法將首陽山和杜甫的房舍移到伊闕地區。 [9] 見張鷟《朝野僉載》。 [10] 杜甫是在何時、何地遇到李白？自從錢謙益論證了兩位詩人初次相遇於744年，時間的問題可以說就解決了，大多數人也接受了這一看法。但當他們接受錢謙益的看法時，也往往把錢氏的另一個疏忽的意見也照單全收，即李、杜二人首次相遇於洛陽。然而，《贈李白》［9］一詩的第十一行很清楚地表明，兩位詩人首次相遇於梁宋地區。古梁地在744年名為陳留（今開封）。《九家注杜詩》219／14／7認為杜甫與李白、高適的友誼開始於陳留的酒肆。 [11] 【譯者按】當代學術研究已經指出李白擔任的翰林供奉與翰林學士有很大區別，不宜混同。 [12] 【譯者按】為了更明確地顯示洪業先生對這首詩的獨特讀解，我把他的英文譯文附在這裡：「Autumn again，we are still like thistledown in the wind. Unlike Ko Hung，we have not found the elixir of life. I drink，I sing，and I waste days in vain，Proud and unruly I am，but on whose account？」大意是：「又到秋天，我們依舊像蓬草般飄蕩在風中。我們未能如葛洪一樣，找到長生的丹藥。我痛飲，我狂歌，我白白浪費了每一天。我如此桀驁而不守規矩，這又是為了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