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 引論

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 ——杜甫《北征》 中國八世紀的詩人杜甫，作為中國的維吉爾、賀拉斯、奧維德、莎士比亞、彌爾頓、彭斯、華茲華斯、貝朗瑞、雨果及波德萊爾，被介紹給西方。為何一位詩人會被比作如此眾多、各不相似的詩人？質而言之，杜甫不能被視為他們中的任何一位。杜甫是獨一無二的。【1】 即使在成千上萬的中國詩人當中，杜甫也是獨一無二的。他是唯一一位隨著時間流逝而聲名與日俱增的詩人。在杜甫的時代，他並非廣為人知，但當他去世四十年之後，詩人們開始意識到杜甫是最偉大的詩歌藝術大師之一，而一些詩人則毫不猶豫地認為他是最出色的一位。杜甫去世三個世紀之後，學者們真摯地搜集、編纂和注釋他的詩作。在杜甫詩作的光照之下，他們開始研究其生平事件，從而將杜甫的詩作置於其生平與時代之中去理解。對杜甫詩歌的迷戀，引發了對杜甫個人的尊崇，而對杜甫生平細節越來越多的了解又進一步加深了對其詩歌的尊崇。 若干世紀以來，總有批評家挑出這個或那個在他們心目中優於杜甫的詩人。然而，絕大多數中國史學家、哲學家和詩人都把杜甫置於榮耀的最高殿堂；這是因為，對他們來說，當詩人杜甫追求詩藝的最廣闊的多樣性和最深層的真實性之際，杜甫個人則代表了最廣大的同情和最高的倫理準則。如果列出杜甫作品選本和全集各種版本的目錄，將數以百計。如果一份名單試圖完全涵蓋杜甫研究和注釋的著述，則會數以千計 [1] 。【2】 即使在今天的中國，當所有道德和文學的標準被拋進質疑和混淆之中，杜甫在人們心中的位置、他的魅力和他所受到的尊崇卻依然如故，未曾經受挑戰。一方面，那些主張絕對權力以維持現狀的人士以杜甫為號召，因為他始終不渝地站在政府的立場上，毫不猶豫地反對叛亂。另一方面，那些支持流血革命的極端左翼人士也援引杜甫為例證，因為他描繪出了最為催人淚下的苦難場景，大聲呼喊出對不公平現實的最為憤慨的譴責。一方面，研習文學的老派學生崇拜杜甫繁複典雅詩文中反映出來的淵博學識，那些詞彙、典故源於各種各樣的歷史和文學典籍，恰如其分地被用於他所要描寫的主題和情境。他們如痴如醉於杜甫既能嚴格遵循不同詩歌體裁的格律，又能靈活變通地加以拗救處理。而另一方面，提倡打破舊習的學生，又為杜甫從形式和語言上大膽涉及新內容而感到歡欣鼓舞。本國文學的鼓吹者指出，傳統的文學語言束縛鮮活的情緒和創造性的思想，而杜甫常常使用方言俗語，由此他們驕傲地宣稱杜甫是最早挑戰僵死的文學傳統語言的大師之一。如果要從古往今來的詩人詩作中去攫出這些字句篇章，不難看出杜甫的影響遍及外在形制與內在氣質，這類例子成百上千。 想要了解杜甫的西方學生最好先參考《中國名人大辭典》（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大體說來，此書極為便利，易於理解，由著名漢學家、劍橋大學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編撰 [2] 。在幾乎所有歐洲語言關於杜甫的簡短說明中，翟理斯對杜甫的描述留下的痕跡宛然可見。例如1934年，一本關於杜甫蜀中詩歌的選本被譯為英文出版，序言中附有對詩人生平的介紹，許多說法都是從《中國名人大辭典》中逐字轉襲而來的。 不幸的是，翟理斯的介紹頗難令人愜意。令人吃驚的是為何如此之短的篇幅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訛誤？當然，其中有些訛誤是這位博學的編撰者從中國學者那裡承襲來的，這倒能輕易辨識；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少數荒唐可笑、頗為離譜的訛誤，它們絕非源於中國學者。經過一番研究，我最終回溯到德理文（d'Hervey）和雷慕沙（Remusat）同樣不準確的說法 [3] ，它們可能是西方語言中對杜甫生平加以研究的最早文字。此事見載於北京耶穌會傳教士錢德明神父（Father Amiot）撰述 [4] ，並於1780年出版的《北京傳教士關於中國歷史、科學、藝術、風俗、習慣紀錄》（Me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第五卷。錢氏著書之後的一個半世紀中，西方學者屢有關於杜甫生平的文字問世。還好，總的來說他們的錯誤都比較少。不過，這些文字都沒什麼趣味。【3】 在中國，若干世紀以來，對杜甫生平以及杜詩的理解經歷了一個逐漸增長的過程。這一發現的過程遠遠沒有結束。直到公元813年，第一次介紹詩人生平的文字才問世。它遺漏了關於其生平的許多重要事實，比如生卒年，經過好幾百年的研究才最終確定為712和770年 [5] 。第一次嘗試編纂杜詩全集已經遲至1039年。最終編成的20卷文集包含了1 405首詩歌和29篇文章。這一過程直至1667年才告結束，最終的版本包括1 457首詩歌和32篇文章。 如果杜甫本人將自己的詩作清晰地註明年月，就像他對某些詩篇所作的那樣；如果這些詩篇由杜甫本人由時間順序加以編排（據記載，最早的手稿本六十卷就是如此編排的，不過這一版本在杜甫去世後不久就散佚了）；或者如果大部分可以和他當時的重要事件聯繫起來的詩篇沒有被晦澀的隱喻和艱深的典故掩蓋起來；或者如果所有流傳下來的詩篇都確實可信；或者如果這些詩歌文本能夠祛除歷代編纂、傳鈔以及刊刻者的魯魚朱亥之誤，那麼，重構詩人生平的任務將會變得容易。 事實上，這一任務看似迷人，實則無望，如同七巧板拼圖一般。試想一下，你手裡有一袋子的不規則碎片，拼在一起，將會呈現出古羅馬的城市地圖，但是碎片上的線條黯淡而無法卒讀。你知道還沒有完成，但是許多碎片的邊緣已經被老鼠齧去，某些碎片又被發現屬於其他的地圖，你無法確知有多少不相干的碎片攙入袋中。當你考證並比較這些碎片，在桌上把它們移來挪去，你感到萬分煩惱，它們就是沒法嚴絲合縫，偶爾你會激動不已，因為有不少碎片能夠完全拼合。這真是一種令人著迷的遊戲。 第一個試圖擺弄七巧板、給杜甫建立年譜或年表的是呂大防（1027—1097）。顯然，他把大部分考驗他耐性太久的碎片都放回了袋子；如此而來，最後得到的年譜就過於簡單，而且許多碎片還放錯了位置。在呂大防之後，還有不少人也試過這個遊戲。1153年，魯訔編撰的年譜分量充實，大量杜甫生平行實被恰如其分地置於年譜中，後世學者可以欣然享用這些成果。【4】 黃鶴是這些七巧板遊戲者中最雄心勃勃的一個。他給每首詩篇貼上日期的標籤，而且常常附上證據。重要的是，儘管如此，黃鶴編於1226年的版本並未按照編年順序排列詩歌，而是保持了舊本的面目。原因很明顯。黃鶴《補註杜詩》編次的不協調、不確定及未完成頗為醒目。這個任務留給了仇兆鰲和楊倫來完成，他們按照黃鶴的編年重新編排了詩作，儘可能地前後調整了某些篇章。儘管這兩人的注本刊行於1713和1791年，但其中仍有許多難點，當然，這些問題大多是黃鶴遺留下來的，不應歸咎於他們。仇兆鰲的注本經過了二十四年未曾間斷的修訂。該書包括了對杜詩典故最為細緻的解釋，以及對杜詩技巧最為全面的討論，其中儘可能地引用了前人的相關論述，當然，有時缺少敏銳的辨識力，難免繁瑣。楊倫的注本則刪去了他認為不切題的冗餘部分，將仇兆鰲笨拙龐大的注本縮減為比較適宜的篇幅。這些，伴隨著其他一些特點，例如對詩篇的進一步重新編排，對某些新解說和注釋的增加，尤其是當時對錢謙益——此人我在後面會論及——注本的禁毀使得楊倫注本在一個半世紀以來廣為流傳。 已故的清華大學的聞一多教授嘗試重新構建杜甫生平，其長篇論述刊行於1930至1931年間。聞一多教授相當明智，他並未將那些沒有明確係年證據的詩篇加以編年，而是將關注點放在那些能夠提供杜甫生平經歷信息的詩篇上。不過我有點遺憾，聞教授沒有注意到詩人生平思想的發展變化。他也未能充分辨識那些把我們對杜甫的理解弄得頗為糊塗的偽作。而且，聞一多教授的研究有點過分依賴仇兆鰲的注本了——他沒注意到楊倫注本對某些詩篇有更好的重新編年。 我曾被問起：為什麼詩歌需要背負編年？我的回答既顧及一般狀況，也針對特殊情形。當我們聆聽鳥兒春天的歌唱，我們會對它述說的內容心有靈犀，因為我們知道並理解歌唱的背景：陽光、綠葉、燦爛的花蕊、游弋的昆蟲——這一切，包括我們自己，都身處於春日的氣息之中。假設我們錄下鳥兒的歌聲，在北極的某處播放，冰天雪地，暗夜無光，我們仍然可以設想鳥兒歌唱的背景，至少部分地欣賞其中的含義。但是一隻碰巧聽到這歌聲的北極熊能夠體會到這些含義嗎？它可沒有關於春天氣息的任何認識。【5】 對我們而言，詩人總是比鳥兒更容易理解。一首詩常常能自我提供背景，但這並不絕對。即使在日常談話中，我們也需要上下文語境，以便理解辭語。一個文本，例如一份電報，如果不知道發送者和時間、地點等信息，就很難理解。一首中國詩歌就很像一封電報，其中口語式的簡省是意料之中的事，代詞和連接詞總是被省略。一兩個字詞常常代指一個典故，背後是極其複雜的思考和情境，需要整段文字才能闡明。 相較而言，中國詩歌的主題其實與西方詩歌類似，儘管與這些主題相關的慣用的顯著修辭兩者並不一致。亞瑟·威利（Arthur Waley）在他的《中國詩歌譯集》（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紐約，1919，1941）序言中不無欽羨地指出 [6] ，他發現當西方詩人還在全神貫注地沉溺於愛情之際，愛情作為主題的重要性在中國詩歌中已經遜色於友誼了。關於詩歌的形式技巧，威利也發現傳統的中西詩歌有著極其明顯的相似性，主要表現在詩歌韻律和節奏方面。不過，中國詩歌的節奏與音節重讀的不同組合無關，而與音節聲調的不同組合有關。我想補充一點，中西詩歌最顯著的不同，是中國詩歌普遍的簡短。中國詩人僅僅提筆寫下迷狂和靈感的最高體驗。戲劇能夠繁複，故事可以細膩；而在詩人看來，這些細節應該儘可能留給讀者去發揮創造性和想像力。 我們將遇到的杜甫是這樣的一位詩人：他樂於用最精簡的辭句去講述最豐富的事物。但在我們欣賞其信息的邏輯完整性之前，我們常常不得不在字裡行間去想像一個背景，去補充遺失的線索。我們對時間、地點和史實背景了解得越不精確，我們就越可能理解得不夠正確，我們要麼會誤解這首詩，要麼乾脆沒法理解它。 杜甫的絕大多數詩篇都有著社會背景，包含了重大的社會信息。杜甫生平的雄心是要通過施展政治才能以報效國家。即使是在他人生的最後三年中，當不斷增加的疾病使得他確知所有任職朝廷的希望都付諸泡影時，他寫給朋友的詩篇還總是激勵他們要作良吏忠臣。他對自己的詩才極其自信，也為自己的詩作感到驕傲。但是對他而言，詩歌僅僅是一種個人天職，而非社會職業。作一名職業詩人遠非杜甫的理想——在中國，並沒有這樣的職業。只是在近些年來，隨著商業性新聞事業的興起，詩歌才成為可以出售的商品。【6】 杜甫以詩為簡寄給朋友。他在詩中寫下自己的悲歡：一個人歡樂時，他會歌唱；杜甫在這種場合會唱出自己的歌聲，有時我們幾乎可以感受到他伴隨歌聲的手舞足蹈。一個人極度悲傷時，他會哭泣；杜甫含著淚水寫下詩篇，我們常常感到他的詩行間涕泗漣漣。因為他想要做一名政治家，須臾不忘國家和人民，所以他的焦慮和渴求總是同朝廷的興衰成敗、人民的幸福與災難、戰爭與和平聯繫在一起。他的觀察如此敏銳，描寫如此鮮明，以至於他的詩歌被公認為研究他所處時代不可或缺的篇章。可那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啊！一個當時全世界最為輝煌的帝國，它享受過長期的寧靜，擁有繁榮燦爛的文化，卻忽然被拋入了最深、最混亂的漩渦，造成這一切的是政治陰謀、腐敗和戰爭。 一位十世紀的作家寫道 [7] ，因為杜甫的詩歌如此全面和準確地反映了他所在的時代，當時人已經稱他為「詩史」。我懷疑杜甫詩歌對歷史的重要性是否在他的時代就被意識到了。我們能看到一些杜甫的朋友寫給他的詩篇，其中並沒有關於詩史的暗示。杜甫的同時代人並不需要通過他的詩歌去了解他們時代的風俗和事件。然而，在半個世紀之後，在詩人的詩歌聲名上升到頂峰之後，在新的一代人開始好奇他們的祖父輩所處的那個令人震驚的時代之後，杜詩中蘊含的歷史意義得到了廣泛地承認。 據說，文宗皇帝（827—841）喜歡讀杜詩。從《哀江頭》一詩中，他意識到在長安遭受戰爭破壞之前，曲江兩岸有著許多美麗的宮殿，因此他決定加以重建 [8] 。也許從這個時候起，學者們開始欣賞杜甫詩歌與他所處的時代歷史之間的密切聯繫。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會發現，如果沒有了歷史背景，某些詩篇對我們而言將毫無意義。我們還會發現，某些詩篇將如何幫助我們補充重要的散佚史實，糾正唐史記載中令人困惑的訛誤。所以說，杜詩應該儘可能以正確的編年順序閱讀，這一點極其重要。 一種杜詩選本，如果不是以編年形式纂輯，那麼除非它的編輯意圖是通過對杜詩的題材或體裁加以分門別類，以便說明杜甫的詩歌技巧，否則就不具有充足的理由。1929年由艾德納·衛斯理·安德伍德（Edna Worthley Underwood）和朱其璜（Chi-Hwang Chu）翻譯刊行的一部杜詩譯本就是不具有這種充足理由的杜詩選本。它完全沒有任何編排原則。有時，同一首詩被譯為不同文本，冠以不同的標題，被隨意地放置在290首選篇中。選譯者對於杜甫詩歌的隨意性有時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我還沒有算上字裡行間的誤譯和增刪。當然，甚至最優秀的中國學者也常常誤解這首或那首杜詩。當他們將杜詩從詩歌體裁翻譯為散文形式，他們也總是不得不添加許多詞語，或者刪去一些。詩人總能獲得詩歌的特許證，杜甫就很有這個資格。話說回來，他恐怕也不能反對自己的闡釋者和翻譯者同樣擁有那麼一點特許權力，如果對方的目的只是想負責地傳達自己的思想和意圖。另一方面，杜甫也許很難對這樣的特權鼓掌叫好，因為這往往伴隨著對其作品的篡改，把一部分改頭換面挪到另一部分。沒準兒他還會大吃一驚，舉個例子，十九世紀的法文詩用英文翻譯了，居然偽裝成杜詩出現。【7】 而弗洛倫思·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與厄溫·馮·薩克（Erwin von Zach）關於杜甫的著作則完全沒有這種無中生有的例子。艾思柯女史刊行於1929和1934年的兩卷本選集，包括了470多首詩，全部或部分譯為英文，或多或少是按照編年順序編排，並且相當清晰地標明了它的中文原本（楊倫《杜詩鏡銓》）的頁碼。此後，孜孜不倦的漢學翻譯者馮·薩克博士在1932到1938年出版了一部完整的杜詩德文譯本，載於兩期刊物和一卷附錄。這一譯本以張溍的《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二十卷的正文和注釋為基礎，該書完成於1673年，大概刊行於1698年；詩歌譯文自然也遵循同樣的次序。 馮·薩克對版本的選擇不像艾思柯女史那樣得到過很好的建議。儘管他也研究杜甫長達二十四年，但張溍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者，他的方法比較業餘。張溍版本源於許自昌題為《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的版本，該書刊行於十七世紀上半葉，追尋源頭，可以上溯到高崇蘭刊行於1303年的版本。尋繹詩篇的編排，可以看出張溍的版本並非直接源於高崇蘭本，而高本在編年上遵循的是魯訔本，魯訔本對黃鶴本有輕微的修訂。當然，這樣的編排不能與楊倫本相提並論，因為楊倫本受益於幾個世紀以來對杜詩的研習討論。 就注釋內容論，張溍本也不如楊倫本。楊倫本受益於仇兆鰲本的辛勤工作。張溍本則幾乎完全承襲了高崇蘭本對十一到十三世紀大量注釋的刪刈。張溍對杜詩闡釋方面的貢獻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他閱讀了同時代兩位學者——錢謙益與朱鶴齡——的著述，全書主要由他對某首詩某部分的平淡說明構成。馮·薩克的淺顯翻譯顯示出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了這些時時出現的平庸闡釋。儘管馮·薩克從未提過，但他一定時不時苦惱地覺得張溍本實在無趣，從而常常把目光轉向豐富龐大的仇兆鰲本。頗有一些馮·薩克的譯文與仇兆鰲的闡釋密切相關，例如仇氏對某些詩篇段落的調整。無論如何，有這麼一些例子存在，讓人希望馮·薩克曾將張溍本與仇兆鰲本參互而觀，因為如果他這麼做了，就能減少譯文中那些不幸的錯誤，這些錯誤源於張溍，而在仇兆鰲的版本中已經被糾正了。【8】 和馮·薩克的譯作相比，艾思柯女史的譯作則具備兩個優勢。她相當明智地認識到作為個人的杜甫與作為詩人的杜甫不可分割。當馮·薩克滿足於僅僅翻譯杜詩本身時，她還能另外花精力介紹杜甫其人及其時代。儘管大部分精力都耗費在對可疑史實的瑣碎分析上，而且她的註解往往錯誤，她的編年還需修改，不過這在她都是可以原諒的缺點。她對中國文言的閱讀能力很有限，很大程度上依靠她的中文教師和助手，在書中她也不吝讚美之詞表示了謝意。這位仁兄，我們僅能知道他的別號——藝竹生——在許多方面都稱得上是一位飽學之士，但他對唐史的了解則頗為膚淺，關於杜甫的知識也過於匱乏。不過至少，艾思柯女史那些令人驚訝的結論一定是出自此人提供的錯誤信息，楊倫本在這個問題上無須負責。 艾思柯女史的另一個優勢是她對杜詩只是部分選譯。馮·薩克博士決定翻譯全部一千四百首杜詩——無論詩篇的真偽、優劣及其重要程度——實在是一個不太明智的野心之舉。有些杜詩是如此夢幻般的不合邏輯，古里古怪的曖昧不明，處心積慮的晦澀難解，以致儘管我們揣測在這些怪異外表下有著暗藏的信息，但也無法探知，因為我們無法建構一個嚴密的史實背景。善注者會毫不猶豫地承認他對這類詩篇無能為力；而劣於註疏之人則會繼續拿出舊有的謬說，或者自己創造出新的怪論奇談。好的翻譯者應該避免這些。艾思柯女史確乎做到了這一點。她的編選原則是優先挑選那些她認為最能勾畫出杜甫生平的詩篇，以及那些她個人中意的作品。【9】 至於談到翻譯問題，我們必須承認馮·薩克博士擁有漢學大師的優勢和翻譯家的老到。撇開杜詩文本原有的難點和張溍解釋的錯誤，撇開偶爾的疏漏，馮·薩克給出了一個儘管平淡然而準確的譯文文本。相較之下，艾思柯女史的譯文就遜色多了。她對自己新的翻譯方法頗為自負。但是……唉！真是無可辯諱。這一方法的源頭還要追溯到艾思柯女史和洛威爾（Amy Lowell）於1921年合作英譯並出版中國詩選《松花箋》 [9] 。這一方法首見於《松花箋》一書的開頭，然後出現在兩卷本杜甫譯著的序言中，最後見於兩位翻譯者卷帙不薄的來往書信集中。此書於1942年由艾思柯女史的第二任丈夫，已故的芝加哥大學教授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刊行 [10] 。 這一方法的基本設定是：構成一首詩歌的中國象形文字的語源學出處最為重要。假設有兩個字，在當下的習慣用法中具有同樣的意義。那麼為何詩人挑選這一個，而不是那一個呢？她們相信這一選擇是如此決定的，即取決於「描述性典故」或是「潛在的意味」如何能更好地豐富詩歌的「韻味」（perfume）。為了達到「描述性典故」與「潛在的意味」，翻譯者必須研究漢字的結構和組成部分，了解其變遷淵源。在任何語言中，通過語言學途徑去了解字詞的含義乃是正確的方法，不過我頗為疑惑，詩人挑選同義字時會首先考慮其本義及相互聯繫。詩人對同義字加以辨別通常是從音律價值出發。這種辨別也經常不得不基於習慣用法、這個詞和同一行中那個詞、詞組的相互關係。如果詩歌是寫給一般讀者看，詩人會傾向選擇當下的、習慣性的用法；如果詩歌是寫給有學問的讀者，詩人則會希望這種字詞組合是引自於某些公認的名篇傑作，以此證明這一用法的正當合理，或者詩人會希望這種字詞組合相當新穎，以此證明這一用法並未被當下的、習慣性的表達所濫用。字詞那模糊古老的源頭和聯繫很少是詩人首要考慮的對象，除非他想要傳達某種神秘信息——在這種罕見的情況下，他不得不以一種令人吃驚和使人迷惑的組合來運用字詞，以便迫使他的讀者在深深的語源潛流中由筌得魚。【10】 讓我們舉例說明艾思柯女史的方法何以未穩。在杜詩《夜宴左氏莊》中，第一行詩的直接意義如下： 風　 林　 纖　 月　 落 wind forest slender moon drops 有好幾種方式可以將這行詩譯為可以接受的英文句子。出於與下句要對稱、與全篇要和諧的緣故，此句可譯為： Behind the windy forest，the slender moon has dropped. 艾思柯女史的譯法完全不同： Wind weaves， of forest shadows and fallen moon-light，a pattern，white in warp and black in weft； 在第一卷譯作的序言中，她引用這句譯文說明其方法。經過一番考察漢字淵源的努力，她在一本字典里發現，「纖」除了通常的「纖細」含義之外，還有一個意思是「白經黑緯交織的絲段」。因此，這就是「纖」字已經迷失了的淵源，應該把它引入翻譯以豐富詩歌的韻味。而且她認為杜甫是有目的地用「白經黑緯交織的絲段」作為形象去描述他所見到的月光。作為忠實的譯者，她絕不能簡化這個美麗的形象。 我頗為懷疑。首先，我想知道一片有圖案的織物是否適宜於作為透過森林的月光的形象。即使承認這一點，為什麼這不應該更像是黑經白緯交織的絲段呢？其次，好詩應該引導讀者看見為他準備好的畫面，而非告訴他這是什麼，尤其是當這一畫面還很難描述的時候。杜甫恰恰是這樣的好詩人，他只用了有限的五個字，就讓我們在想像中看到熹微的月光透過森林中曳動的樹葉。如果將我們引入畫面之後，他再繼續告訴我們，較之我們眼前所見之景，還有一種質地特別的貨色，那麼他真是一個十分乏味的劣等詩人。 第三，就算這是一首惡詩，譯文仍然需要被證明是準確的，否則很可能意味著艾思柯女史將自己進入詩人構造景色之後的想像帶入到杜詩中。而翻譯是否正確可不能由一個小小的「纖」字來定奪。不管是否涉及其本義，當某個漢字占據著詩行中的某一個位置時，它不能單獨擔負決定譯文正確的重擔。它既受本句中字詞順序的限制，也受對句中第三字的約束，在這裡「纖」是一個修飾詞，修飾接下來的「月」。它必定是形容詞「纖」，而不是名詞「……絲段」。【11】 最後，艾思柯女史喜歡引用《說文》（121年）來說明漢字的語源來歷。這部古代文字學典籍給「纖」的解釋僅僅是「纖細」 [11] 。二世紀末的一位作者 [12] ，在為某部後來的經典佚文作注時，就涉及了這個「纖」字，它被大膽地推測為名詞，意指白黑經緯交織的織物。這一特別含義僅僅適用於那條頗為可疑的佚文，儘管字典的編纂者也把它收入其中 [13] 。所以，這個意義與其說是「纖」字的祖先，不如說是它臆想出來的遠房親戚！ 當洛威爾和艾思柯兩位合作翻譯《松花箋》時，後者的計劃是首先儘可能按照字面意義，作逐字對應的翻譯，然後最大限度地將字詞析為一幅幅本義的畫面。接下來，前者將依照以上信息寫出草稿，然後把它縮減為一首詩歌。作為一名意象派詩人，洛威爾自然對經剖析而產生的豐富意象倍感興味。只要想想，「纖」字能被分解出這麼多意象，多有意思！通過其良好的詩歌訓練和經驗，洛威爾的確在《松花箋》中創作出了許多琅琅上口的好詩，自然，它們未必符合其原意。 對杜甫詩的翻譯原本也準備由兩人合作完成。但洛威爾於1925年去世之後，艾思柯女史只好將自己的手稿修訂出版。從可讀性的角度來看，它幾乎不能與《松花箋》中為數不多的幾首杜詩相比。我們上面引用的詩行就是這種獨特翻譯方法所得到的最好結果之一。在別的許多地方，杜甫聽上去嘟嘟囔囔，盡說些白痴般的廢話。無疑，艾思柯女史對我們詩人的熱情，她試圖介紹詩人的歷史背景和詩歌的美好計劃，她在字裡行間的小心謹慎，都給我們以深刻的印象。但我們也會疑惑，那些她所選定的詩篇是如何符合她那善良的意圖和盡職盡責的努力的？我們應當明白，正是這種新穎的翻譯方法導致了最後的訛誤。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的基本計劃在某種程度上和艾思柯女史相似。總的主題是：依照杜甫的生平與時代，將我對杜詩的理解和賞析，加以闡釋，並附上我英譯的374首杜詩。在對杜甫時代的描述上，我將側重於某些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細節，這將使我們更切近地窺見詩人的生平和思想。同時，略去許多制度和人物，它們也許對了解時代的完整圖景很重要，但和杜甫關係不大。同樣，我會強調杜甫的交遊，但又不會涉及那些為數眾多卻對他並無影響的人物，除非這種交往碰巧能夠解決杜詩系年的某些難點。我贊同楊倫對杜詩加以系年的許多觀點，楊倫本也是艾思柯女史採用的版本。言及此，不禁想起杜詩中描述他兩個女兒的罩袍上補綴的裝飾物，杜甫寫道：「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北征》［89］ ）我試圖將這些零散碎片拼綴而成一副杜甫生平的新圖景，唯願能將某些一直被顛倒的細節歸於原位。只怕現在呈現出來的圖景中仍然存在許多錯位。【12】 由於我想將此書保持在一個比較適中的篇幅，所以在挑選杜詩加以翻譯時就比較謹慎。含有杜甫生平重要信息的詩篇最先選入。其中某些以文學的視角看來較為平平。只要它們並非偽作，我就出於史料學的緣故選入。相當多的詩篇，因其名氣太大，我也酌情選入。詩題後所附羅馬數字代表此詩在本書中出現的順序，同時也意味著杜甫寫作它們的時間先後順序。杜甫知道自己的詩篇將永垂不朽。因此，我選了《偶題》［324］ 一詩的第一行，附於本書的標題之下。 就翻譯而言，我的原則是要說明我所認為的詩人想要表達的意思，這既要對照文本，也要參考歷史語境，後者通常將遠遠超出個人詩歌的範圍。詩歌的翻譯將不會逐字逐句進行。對漢語白話口語的逐字翻譯簡單易行；對書面漢語的逐字翻譯也是可行的，而且效果不錯；但對文言的逐字翻譯不但困難，而且容易令人誤解。享受一頓社交晚宴，並不需要將桌面的裝飾也一併吃掉，而熱情和友誼則不可或缺。在典雅的漢語中，桌面裝飾往往只是稍加涉及，以滿足禮儀上的客套；真正的待客之情在宴會過程中自然會顯現出來。 我也發現很難將譯文以英語的節奏韻律表現出來。想要避免中國諺語所謂的「削足適履」幾乎不可能。因此，我只試圖傳達杜甫的思想和精神，減少對形式的關注。我的通常做法是先譯出自己的草稿，然後拿它與我所能找到的各種譯本參照。這些譯本列於附錄卷中的注釋。我對其中大部分譯本都要表示感謝，它們常常能給我靈感，刺激我對草稿加以修訂。除了大的謬誤，我一般對其他譯本不予評論。馮·薩克的譯本經常給出了其他譯本的線索。他的參考書目使我知道了大量不常見的版本，這是我沒法從其他途徑了解的。撰有中國典籍譯本書目的瑪莎·戴維斯（Martha Davidson）女史，惠我以大量杜詩譯本書目。這些都是我在注釋中特別提及的。【13】 還必須提到我的翻譯所依靠的杜詩文本。人所共知，翻譯杜甫不能僅從一個版本出發。不同的讀解需要歸類，選擇必須要有一定的原則。在《杜詩引得》（哈佛燕京學社，1940年）序中，我曾經對杜詩重要版本的源流關係作過廣泛討論。我提醒過使用錢注杜詩的版本（1667年）時需要審慎，並且使用在它之後的幾乎一切版本都需如此，因為它們或多或少都受到錢注杜詩版本的影響。 錢謙益（1582—1664）治學博大精深，文學天分很高，而個性多疑。他對杜詩的闡釋作出過某些重要貢獻，糾正過許多流傳已久的錯誤觀念。他身前身後對杜詩學者的影響既要歸功於他的顯赫聲名，也有賴於他對杜詩研究的真正貢獻，更與錢注杜詩版本密不可分。錢注杜詩的版本建立在錢謙益所宣稱的1133年成書的吳若版本，此本與諸本在文本上的異文頗令人印象深刻。錢謙益還雇了一位名叫朱鶴齡（1606—1683）的年輕學者，幫他從其他一些版本中撿出更多的不同文本，其中包括收錄有杜詩的早期詩歌選集，然後把它們添加到吳若版本。之後，兩人為了著述權發生爭執，合作告終，每人都各自準備刊行自己的版本。錢謙益的版本直到他死後三年才問世，其刊行被委託給他的一個同宗和學生 [14] 。朱鶴齡版本不久之後就問世。兩種版本在闡釋方面比較而言，錢本更見才氣，而朱本更加謹慎。後來的注釋者一般不是採用此說，就是採用彼說。 就文本方面而言，普遍認為錢本最好。不過，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強烈憎惡對錢謙益的追憶，下令全面禁毀他的文字著述。從1776年到幾乎十九世紀末，署名錢謙益或是提及錢謙益的書籍只能冒險通過秘密渠道獲得。不過，錢謙益的影響繼續存在，尤其是關於杜甫的注釋方面。大量新的版本主要遵循錢本，只是不提到他的名字。【14】 據我判斷，所謂吳若本及其所載的精彩異文——這一版本僅僅為錢謙益一人獨有，之後再也無法找到——是一個相當聰明的贗本，出自1204年的一個剽竊的版本 [15] ，又加入了大量的變動。有比較明確的證據指出錢謙益本人就是作偽者。我的研究細節及其結論見於上面提到的《杜詩引得》序 [16] 。在此提及這一問題，主要是為了指出我的翻譯與其他譯本不同，除了其他一些因素，還要歸結於文本基礎的不同。每首詩我都標明其在《杜詩引得》下卷中的頁碼和序號，該索引包括了編纂於1183年的文本的再版 [17] 。我總是優先考慮這一文本。當異文問題重要到了值得考慮的地步，那我將轉而參考錢謙益本與仇兆鰲本。如果一個理由充分、意義適合的異文出現——也就是說，在杜詩版本中它所處的位置屬於較早的譜系——在經過十三世紀的偽王洙本 [18] 、1204年蔡夢弼本的確證後（兩書皆有重印本，易得），我才會接受這一異文。《杜詩引得》上卷包含了一份前後對照表，以給出每首詩在眾多杜詩其他版本中的確切位置。 舉個例子，關於「風林纖月落」一句，仇兆鰲本作「林風」，而非「風林」。為什麼仇兆鰲接受這樣的倒置呢？不僅是因為仇兆鰲認為它更好，還在於錢謙益的「吳若本」指出這一異文出自一個945年的版本！因為我沒法通過其他途徑證明它，我只能認為它是錢謙益偽造的，不予置評。 我心目中這一卷的讀者乃是並非漢學專家的學者。漢學家自然願意由漢語原文入手欣賞杜甫。不過，因為我提出了一些關於杜甫生平和時代的新假說，某些漢學家也許會對此感興趣，我歡迎他們的批評。附錄卷的注釋以及中文索引主要是為了他們的便利起見 [19] 。 在重建杜甫生平的過程中，我嚴格使用當時的地名。在杜甫的時代，一個地名一般都經過三次更改。這些更改及其日期、加上地名的今稱，都可以在索引中找到。地圖中地名的標示則參考了近來的研究成果。我並未在本書中放進杜甫的圖片，因為沒有任何一張真正可靠。【15】 [1] 關於杜甫詩歌文本的傳承和重要版本的價值比較，可以參見我為《杜詩引得》（哈佛燕京學社，漢學引得系列，NO.14，1940年，3冊）所做的序言。在本書的注釋卷中，給出了每首英譯杜詩在《九家注杜詩》中的卷數和頁碼。以下列出的是本書使用的若干杜詩版本：（1）《九家注杜詩》，36卷，1181年。（2）《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32卷，以及偽王洙注，約1189年。1913年版。（3）《分門集注杜工部詩》，25卷，約1195—1224年。《四部叢刊》本。（4）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50卷，1204年。《古逸叢書》本。（5）黃鶴，《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36卷，1226年。此書為朱鶴齡和仇兆鰲所引用。（6）玉幾山人，《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20卷，《文集》，2卷，1536年。（7）錢謙益（1582—1664），《錢注杜工部詩》（1667），20卷，據稱以1133年吳若本為底本，但很可能只是1204年蔡夢弼本。（8）朱鶴齡，《集注杜工部詩》（約1667年），20卷。（9）張溍，《讀書堂杜工部詩集》（撰於1673年，刊刻於1698年），20卷，我使用的是1841年版。（10）盧元昌，《杜詩闡》（1682年），33卷。（11）仇兆鰲，《杜詩詳註》，25卷；《首卷》，1卷；《附編》，2卷。其於1703年被刊削，附錄部分編於1711和1713年。我引用杜甫的文章都來自《杜詩詳註》卷24—25。（12）浦起龍，《讀杜心解》（1724年），6卷；《卷首》，1卷。（13）楊倫，《杜詩鏡銓》（1791年），20卷。我用的是1872年的蜀中刊本。 [2] 【譯者按】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曾任英國駐華使館翻譯、領事館官員。1891至1932年，繼威妥瑪之後任劍橋大學第二任漢學教授。著有《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國通史》（Histoire Generate de la Chine）四卷本、《中國和西方列強關係史：1860—1902》（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1860—1902）、《中國名人大辭典》（又名《古今姓氏族譜》（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等。 [3] 【譯者按】德理文（Marie-Jean 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1823—1892）雷慕沙得意門生儒蓮的學生，法蘭西學院第三任漢學講座教授。1862年在巴黎出版《唐詩》（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被認為是法國出版史上第一本介紹中國古典詩歌的選集。雷慕沙（Abel Remusat，1788—1832），法蘭西學院首任漢學講座教授，著有《新亞細亞雜纂》（Nouveaux Melanges asiatiques）。 [4] 【譯者按】錢德明（Amiot Jean Joseph Marie，1718—1793），字若瑟，法國傳教士，著有《北京傳教士關於中國歷史、科學、藝術、風俗、習慣紀錄》十六卷（Me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rs，les Usages，etc.des Chinois：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5] 最早的杜甫生平梗概是元稹在813年為杜甫所作的《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這篇文字保存在《元氏長慶集》中，但這還不夠，以下文本都可以參考：（1）編撰於945年的200卷《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其中全文引用了元稹所撰的墓志銘。（2）《唐文粹》中收入的元稹所撰墓志銘。（3）《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和蔡夢弼所編杜甫集中收入的元稹所撰墓志銘。（4）1814年所編1000卷《全唐文》中收入的元稹所撰墓志銘。另外，編撰於1060年225卷《新唐書》卷二百一，儘管大部分內容沿襲了《舊唐書》杜甫本傳，但其中根據王洙於1039年編纂的《杜工部集》序言作了一些改動。呂大防（1027—1097）、趙子櫟、蔡興宗和魯訔（1153）等人編撰的較早的杜甫年譜，都可以在《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和蔡夢弼所編《杜工部草堂詩箋》中找到。在稍晚的年譜中，朱鶴齡和浦起龍的作了一些新的補充。近年來中國學者所作關於杜甫的年譜和年表實在太多，不勝枚舉，具有歷史價值的不多。其中，聞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譜會箋》是相當用心的一部。【譯者按】《少陵先生年譜會箋》載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930—1931年第一卷第一號至第四號，頁189—207，247—255，477—492，691—713。洪業下引聞一多考證杜甫生平觀點只出頁碼，均據此書。 [6] 【譯者按】亞瑟·威利（Arthur Waley，1889—1966），英國漢學家，譯有《論語》、《道德經》、《猴》（即《西遊記》）、寒山詩等。 [7] 【譯者按】此處應指孟棨的《本事詩序》。孟棨《本事詩序》所作時間為「光啟二年十一月」，即886年。按照陳尚君《〈本事詩〉作者孟啓家世生平考》考證，孟棨應為孟啓，作《本事詩》時已逾七旬。洪業先生可能是憑印象「孟棨為唐末人」而寫下「十世紀」，但比較可靠的時間是「九世紀」。 [8] 【譯者按】此事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中：「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盡圮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 [9] 【譯者按】艾米·洛威爾（Amy Lowell，1874—1925），美國女詩人，龐德之後的意象派詩歌領袖。後期詩歌作品受到了中國和日本詩歌的影響。 [10] 【譯者按】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1891—1947），美國漢學家。1912年來華，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歷史學和政治學教授，同時擔任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特約編輯和《教務雜誌》編輯部執行委員。1936年回美，歷任華盛頓州立大學、芝加哥大學遠東史教授。 [11] 【譯者按】《說文》：纖，細也。 [12] 此人為鄭玄，關於他的種種奇思妙想，可以參見我為《禮記引得》所作的序。 [13]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上海：醫學書局，1928年，5812b—13a。 [14] 【譯者按】此人即錢曾，字遵王。其事可參見周采泉《杜集書錄》157—16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5] 【譯者按】此指蔡夢弼的《杜工部草堂詩箋》有集注之實而無集注之名。 [16] 【譯者按】此說後來得到其他學者如張元濟等的辨正，參見周采泉《杜集書錄》卷二「《杜工部集》（吳若）」條、卷四「《杜工部集》（錢謙益）」條。洪業於1962年所作《我怎樣寫杜甫》一文也對此說有所修正。 [17] 【譯者按】即洪業在《我怎樣寫杜甫》一文中提到的嘉慶年間翻刻乾隆武英殿翻南宋寶慶乙酉（1225）廣南漕司重刊淳熙八年（1181）之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三十六卷。 [18] 【譯者按】這裡指包含有偽王洙注的1216年初刊，1226年重刊的黃希、黃鶴《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 [19] 【譯者按】此中譯本已將附錄卷注釋（即註疏卷）摘要譯出，散為腳註，原中文索引所載文獻信息多已隨文譯出，故於此中譯本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