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評傳 · 第十四章 轉蓬
一 一月死兩個皇帝的年頭
寶應元年（七六二），建卯月（二月），辛亥朔，赦天下；復以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富，軍用之外，積米百萬斛，奏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思禮卒，管崇嗣代之，政令鬆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存陳腐米萬斛。朝廷得知其情，以鄧景山代之。景山到任，進行清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求情，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死，乃許。諸將怒，說：「我輩曾不及一馬乎！」於是作亂。癸丑，殺景山。肅宗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作亂者，遣使慰諭以安定軍心。諸將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為河東節度使。又，絳州素無儲蓄，民間鬧饑荒，收不到賦稅，將士口糧不足，朔方等諸道行營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不答覆，軍中咨怨。突將王元振將作亂，當眾假傳命令說：「來日修都統宅，各具畚鍤，待命於門。」士卒皆怒，說：「朔方健兒豈修宅夫邪！」乙丑，元振率其徒作亂，燒牙城門。國貞逃到監獄裡，元振將他抓住，將士卒的飯食放在他面前，說：「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說：「修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眾欲退，元振說：「今日之事，何必更問！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就拔刀殺了他。鎮西、北庭行營兵屯於翼城，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節度使，朝廷居然認可。第十章第一節曾提到肅宗於乾元元年十二月承認平盧軍裨將殺主將之子後所擁立的軍使，司馬光認為這是肅宗姑息養奸、肇藩鎮禍亂之始。無窮後患現已漸露端倪了。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從連賊，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辛未，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澤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絹四萬匹、布五萬端、米六萬石以給絳軍。
建辰月（三月），庚寅，子儀將行，時肅宗身體不適，群臣都不得進見。子儀請求說：「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皇上召入臥室，對他說：「河東之事，一以委卿。」肅宗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樂在襄陽，其將士亦愛之，乃諷所部將吏上表留之；行至鄧州，復令還鎮。荊南節度使呂、淮西節度使王仲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眾心，恐久難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會謝欽讓圍王仲升於申州數月，瑱怨之，按兵不救，仲升竟敗沒。行軍司馬裴茙謀奪瑱位，密表瑱倔強難制，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為然。癸巳，以瑱為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使，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茙代瑱為襄、鄧等州防禦使。甲午，奴剌寇梁州，觀察使李勉棄城走。以邠州刺史臧希讓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丙申，党項寇奉天。李輔國因頭年八月想當宰相不得而懷恨蕭華。庚午，以戶部侍郎元載為京兆尹。元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司農卿陶銳為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皇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蕭華。戊申，蕭華罷為禮部尚書；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建巳（四月），庚戌朔，澤州刺史李抱玉破朝義兵於城下。壬子，楚州刺史崔侁表稱，有尼姑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說：「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頭年老杜作《石犀行》，反對宗教迷信以所謂神物「厭勝」不祥的說法，這豈不與此大相徑庭了？）甲寅，玄宗卒於神龍殿，享年七十八歲。肅宗從三月以來臥病，聞玄宗逝世，病加重，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寶應，復以建寅為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初，張後（張良娣）與李輔國里外勾結，專權用事，晚年有了矛盾。內射生使程元振黨附李輔國。肅宗病危，張後召太子，對他說：「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哭道：「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勛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張後說：「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張後召越王李係，對他說：「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答道：「能。」李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恆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乙丑，張後以皇上的名義召太子。程元振知其謀，密告李輔國，伏兵於陵霄門等待。太子至，程元振以難告。太子說：「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說：「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于飛龍廄，且以甲卒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李係、段恆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將他們捆綁起來。又以太子之命遷張後於別殿。時肅宗在長生殿，使者逼張後下殿，並左右數十人幽禁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丁卯，肅宗卒，享年五十二歲。輔國等殺張後並越王李係及兗王李。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敘玄宗卒後宮中多故情事，拜哭，始行監國之令。戊辰，發肅宗喪於兩儀殿，宣遺詔。己巳，太子即位，是為代宗。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玄宗噩耗，號慟，嘔血而卒。甲戌，以皇子奉節王李為天下兵馬元帥。李輔國恃功益橫，公然對代宗說：「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代宗心裡不滿，以其方握禁兵，表面上很尊重他。乙亥，號輔國為尚父而不呼名，事無大小都問他，群臣出入都得先去見他，他也晏然處之。以內飛龍廄副使程元振為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皆流黔中。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有功。子儀說：「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
五月，庚辰，收王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皆守法。壬午，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壬辰，貶禮部尚書蕭華為峽州司馬。這是元載希李輔國意，誣告蕭華有罪。史朝義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措。遂城果毅劉昌說：「倉中猶有曲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光弼）必救我。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強，請南保揚州。光弼說：「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眾寡！」遂直奔徐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自餘眾務，悉委判官張。張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言事，光弼多令與張商議，諸將事張如光弼，由是軍中肅然。先是，田神功起偏裨為節度使，留前使判官劉位等於幕府，神功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張抗禮，乃大驚，遍拜劉位等說：「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光弼能下士，不易；神功知過必改，尤難！來瑱聞徙淮西，大懼，上表說：「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行。」又諷將吏留己。朝廷欲姑息無事，壬寅，復以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製。
六月，己未，解除李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余如故，以程元振代判州元帥行軍司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入謝，憤咽而言說：「老奴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皇上猶慰諭而遣之。襄鄧防禦使裴茙屯兵谷城，既得密敕，即帥麾下二千人沿漢水往襄陽；己巳，陣於谷水北。來瑱以兵逆之，問其所以來。答道：「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來瑱說：「吾已蒙恩，復留鎮此，何受代之有！」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裴茙驚惑。來瑱與副使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裴茙於申口，送京師，賜死。是月，嚴武召還，高適為成都尹、西川節度使。
七月，癸巳，劍南兵馬節度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害，拒嚴武，嚴武不得進。
八月，己未，徐知道為其部將李忠厚所殺，劍南悉平。乙丑，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入朝謝罪，上優待之。己巳，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師。
九月，庚辰，以來瑱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知山南東道節度使。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議事有與程元振相違者，丙申，貶裴冕為施州刺史。朝廷遣中使劉清潭出使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庭，回紇登里可汗已為史朝義所誘，說：「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可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敕書說：「先帝雖棄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紇起兵至三受降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之意，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向朝廷匯報情況，且說：「回紇舉國十萬眾至矣！」京師大駭。皇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前往慰勞於忻州南。初，毗伽闕可汗為登里求婚，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為登里可敦。可汗請與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對可汗說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求助討朝義。
十月，以雍王李（即唐德宗）為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史朝義。代宗本欲以郭子儀為李的副帥，因程元振、魚朝恩等阻撓而止。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李。皇上在東宮時，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後之功，不欲顯誅之。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慰問其家，為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1)。時登里與懷恩之女俱來，丙寅，皇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以親結之。雍王李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李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李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軍車鼻說：「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說：「雍王，天子長子，今為元帥。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許久，車鼻遂引藥子昂、魏琚、韋少華、李進等各鞭一百，以李年少未諳事，遣歸營。魏琚、韋少華當晚就死了。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為殿軍，自澠池入；潞澤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辛未，懷恩等軍於同軌。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說：「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眾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列陣於橫水。敵眾數萬，立柵自固，懷恩列陣於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表里合擊，大破之。朝義悉發其精兵十萬救之，列陣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眾，而賊陣不動；魚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戰，敵雖多死者，陣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見犯陣而不能陷，引退必敗，說：「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敵兩盾牌，突入萬眾中。敵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敵眾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敵又敗；人馬相蹂踐，填滿尚書谷。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帶領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伷等，承制釋放了他們。懷恩留回紇可汗駐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仆固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率領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奔濮州，獻城開門出降官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州、汴州、汝州皆為敵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資治通鑑》胡三省註：「使郭、李為帥，安有是禍邪！」）城中房屋蕩然無存，士民都以紙遮體禦寒。回紇將所掠寶貨都存放在河陽，留其將安恪守護。
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史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衛州。叛方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帶兵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仆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昌樂東。朝義率領魏州兵來戰，又敗走。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於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趙、恆、深、定、易五州降於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巡按其部伍，薛嵩等皆撤職；不久，僕固懷恩又令復職。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上表以聞，朝廷密為之備；懷恩亦上疏為自己辯護，皇上對他加以慰勉。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己亥，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仆固瑒追到臨清。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反攻，仆固瑒設埋伏擊退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於下博東南，叛軍大敗，積屍擁流而下。朝義奔莫州，各路官軍圍莫州。
二 未能絕俗的「幽棲」
寶應元年，是動盪的一年，是轉關的一年。這一年，一月之內死了兩個皇帝。經過錯綜複雜的殊死搏鬥，總算結束了張良娣、李輔國專權用事的局面。引回紇，用僕固懷恩，收復了河南、河北，為明年正月最終平定安史之亂創造了條件，但也伏下了僕固懷恩勾結回紇等反叛的禍根。
對於老杜來說，這年開春後他在草堂的生活情況跟去年也差不多。有人離蜀或來草堂辭行，他多寫詩相送，如《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贈別鄭煉赴襄陽》(2)《重贈鄭煉絕句》。得遠方來信，他就以詩代意，如《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3)。有時心裡不痛快，他還會即景抒懷、詠物寓意，寫些小詩聊自排遣。他的《江頭五詠》就是這樣的作品。其一《丁香》自喻見棄遠方，安分隱退，不復更懷末路之榮以賈禍：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細葉帶浮毛，疏花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庶使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其二《麗春》(4)嘆競進者多，而己獨耿介自守，不移本性，怕為人所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顏色好，多漫枝條剩。紛紛桃李姿，處處總能移。如何此貴重，卻怕有人知。」其三《梔子》自傷以有用之材而孤冷不合於時，甘終老於江湖：
「梔子比眾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謝朓《牆北梔子》：「有美當階樹，霜露未能移。……還思照綠水，君階無曲池。」浦起龍說：「結正翻用謝詩，謝則期在見用也。公本傳謂其性褊躁，至是亦飽經顛沛而自悔其初歟？」我看非自悔其初而是孤芳自賞。「氣傷和」，「傷」一作「相」，仇註：「比性不戾俗。」老杜同時前後所作《畏人》說：「褊性合幽棲。」自認性褊躁只宜退隱。此作「氣傷和」而用浦說為是。其四《》自況失位於外，無心求進，有留滯之嘆，但當安於義命：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六翮曾經剪，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花鴨》自傷以直言救琯外斥，惟恐招世忌而欲有心韜晦(5)：
「花鴨無泥滓，階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覺群心妒，休牽眾眼驚。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鳴。」
顧宸說：「《丁香》，立晚節也。《麗春》，守堅操也。《梔子》，適幽性也。《》，遣留滯也。《花鴨》，戒多言也。此雖詠物，實自詠耳。」詠物須肖物，不肖則離題；肖而無深意，不過燈謎。「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確是梔子、花鴨，而感憤殊深，此所以絕妙。這組詩很有意思，既見其心志，又見其情趣。原來浣花草堂種了丁香、虞美人、梔子，還養著、花鴨呢。
與去年同時期那種幽雅瀟灑、浪漫「顛狂」的心理狀態相比，老杜今春的情緒就低落得多了。春天來了，他也到江邊去踏青，回頭瞥見旌旗招展，又聞鼓角悲鳴，想起西山有吐蕃之警、傷亂之情，便不能自已了：
「江邊踏青罷，回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絕句》）他剛到這裡時作詩說：「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為農》）雖嫌離故鄉太遠，所幸遠隔戰區。豈料如今這裡也邊警頻傳，真教人走投無路！這種思家之念、憂國之愁更集中地表現在《野望》中：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西山在成都西，一名雪嶺。三城就是松（今四川松潘縣）、維（故城在今四川理縣西）、保（故城在今四川理縣新保關西北）三城。時列戍三城，以防吐蕃侵擾。見雪嶺而憂邊警，臨南浦但望東歸。諸弟阻隔，獨自飄零。惟恨年老多病，未有涓埃報國。跨馬出郊，本擬極目以散心，誰知卻招來了如許揪心的痛苦。朱瀚說：「國步多艱，皆由人事所致，結句感慨深長。」(6)有選本定此詩作於是年冬，或以詩中有「白雪」「蕭條」字樣之故。其實「蕭條」狀「人事」非狀景物，「西山白雪」系指雪嶺終年不化之雪：「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絕句四首》其三），即使是暮春時節，乃至盛夏，「西山白雪」仍然可見。《世說新語·捷悟》載，王東亭嘗春月乘馬出郊，時彥同游者連鑣俱進。姑定此詩作於春時，想亦無不可。
曹丕的《雜詩》其三說：「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天涯涕淚一身遙」的老杜，處於彼時彼地彼境，確乎深切地體會到那「適與飄風會」的「浮雲」的悲哀，和那「客子常畏人」的苦衷了。他的《畏人》即拈前詩末句中此二字為題，抒寫羈旅寂寥：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門徑從榛草，無心待馬蹄。」春天來了，哪裡都有花開，都有鳥啼。異方無賴的花鳥卻挑逗起我的鄉情依依。我經常徘徊在萬里橋邊凝視著萬里清江，日復一日，如今已是三年。我性子褊躁只宜退隱幽棲，我這常畏人的客子就在這裡蓋了個小小的茅廬。讓門前小徑長滿了雜樹和野草吧，我無心等待那枉駕的馬蹄。意猶未盡，詩人接著又寫了《屏跡三首》，著重描述他屏跡江村、幽棲草堂的情況和感受。其一說：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臥。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並園蔬課。獨酌甘泉歌，歌長擊樽破。」鳥行龜過，幽事差可娛情。惜年荒酒貴，罄連日賣菜所得，猶不足酤值。無酒且獨酌甘泉而歌，唱得興起，就不覺擊破酒杯了。《世說新語·豪爽》：「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末句暗用此事。其二說：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個個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仇兆鰲串講此首頗佳：「拙者心靜，故能存道。幽居身暇，故近物情。桑麻、燕雀，動植對言。村鼓、漁舟，耕漁對言，皆物情之相近者。對此而心跡兩清，吾道得以常存矣。」又說：「『心跡』二字，乃三首之眼。公在草堂，地僻可以屏跡，而性懶亦宜於屏跡也。」「半生成」，楊倫以為是說「一半方生，一半已成也」。張耒《夏日》「檐牙燕雀已生成」，以「已」易「半」，時序就晚了許多。其三說：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舍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其實，老杜對自己的「從兒」「失學」「任婦」「長貧」是深感內疚的（詳第十一章第八節）。這麼說，不過故作曠達聊自排遣罷了。由此可見他的屏跡幽棲，並非出於本心；他的疏懶頹放亦非生性使然。
老杜屏跡幽棲，本來「無心待馬蹄」，偏偏馬蹄給他送來了不速之客，而且是個毫無教養的紈絝子弟。這人騎馬直到階前，下得馬來，一屁股坐在胡床之上，不通報自己的姓名，便大不咧咧地指點著銀瓶問主人要酒喝。這樣一個粗豪無禮的傢伙，究竟是怎樣把他對付過去的呢？不得而知。頂多只能揣知老杜當時一定感到又可氣又好笑，於是就給這傢伙勾勒出一張速寫像：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床。不通姓氏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少年行》）這像端的畫得好，你看他多神氣活現啊！胡夏客說：「此蓋貴介子弟，恃其家世，而恣情放蕩者。既非才流，又非俠士，徒供少陵詩料，留千古一噱耳。」仇兆鰲說：「此摹少年意氣，色色逼真。下馬坐床，指瓶索酒，有旁若無人之狀，其寫生之妙，尤在『不通姓氏』一句。」又說：「此說少年意態神情，躍躍欲動。王維詩云：『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吳象之云：『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游中貴人。一擲千金渾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皆善於寫生者。」另有《少年行》二首，其一說：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其二說：
「巢燕引雛渾去盡，江花結子也無多。黃衫年少來宜數，不見堂前東逝波。」楊倫認為前一首乃實指少年，此二首皆及時行樂之意，因次首有「年少」句，即用為題，藉以自鼓衰興，與尋常《少年行》有別。所見甚是。
「無心待馬蹄」而待來了「馬上誰家白面郎」，未免晦氣。要是待來了像嚴武這樣的「厚祿故人」，那又當別論了。
頭年十二月，嚴武來成都任成都尹。這年開春後，嚴武寫了首詩給杜甫，邀請杜甫進城去他那兒玩：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當直到使君灘。」（《寄題杜二錦江野亭》）大意是說：你經常在江邊釣魚，還愛懶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欣賞流水。你切莫仗著自己有禰衡即席作《鸚鵡賦》那樣敏捷的文才，就不去朝廷做官。(7)《世說新語·排調》記載郝隆七月七日仰臥在正午的太陽下面，別人問他幹什麼，他答道：「我曬（腹中）書。」你幽閒時大概也曬你那滿腹的書籍吧？葛洪曾經抄過《肘後急要方》四卷，你一定常在僻靜處看這些醫方了。你要是一時興起，能騎著飛快的駿馬到我這兒來那才好呢。(8)
老杜接到這首詩，當然高興，就寫了《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一一酬答來詩之意，並轉而邀請嚴武出城來草堂相聚：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疏。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嚴武說：「何須不著冠」，還是出來做官吧！老杜答：我當拾遺時忝掌供奉，曾經騎著沙苑坊監良馬奉引御駕，後因疏救房琯遭貶，從此甘心隱居於水竹之間，早已無復出仕之興了。嚴武說：「漫把釣竿，懶眠沙草」，你真不該就這樣退隱啊！老杜答：我生性從來疏懶，跟阮籍一樣，為禮法之士所不容，如今幽棲草堂，真的是在釣那錦江里的魚，這種生活已經過習慣了，安之若素，我也就不想再有什麼改變了。嚴武說：你一時興起，就騎馬到我衙門裡來玩吧！老杜答：你像謝安一樣最愛登山臨水(9)，要是你能在旌麾儀仗的簇擁下從城中公府出來，枉駕草堂，那我馬上就去教人在茅草叢生、無徑可通的門前鋤出條路，恭候你的到來。仇兆鰲說：「在嚴詩固款曲而殷勤，在公詩亦和平而委婉。解者指嚴為語多刺譏，指公為始終傲岸，兩失作者之意。」孔毅父《續世說》：「武過草堂，公有時不冠，故嚴詩云：『何須不著冠。』而公答曰：『阮籍焉知禮法疏。』以解嘲也。」《杜臆》：「後人誤讀此語，遂有不冠之說，而欲殺之誣，從此起矣。」到目前為止，嚴武尚未來過草堂，哪會有「武過草堂，公有時不冠，故嚴詩云……公答曰……」之事呢？純是拉扯詩句編小說，不可信。
過不了幾天，嚴武終於接受老杜的邀請，帶著小隊隨從，到草堂做客來了。當時情景，從老杜的《嚴中丞枉駕見過》中可見一斑：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還應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裡，何人道有少微星。」單就詩而論，這詩寫得實在不怎麼樣。但多少有點意義的是，其中個別句子和自注，引起了注家們的注意，並從而對東西川的分合和嚴武的任免做出如下的論斷，可補史料之不足：「趙云：公自注云：『嚴自東川除西川，敕令都節制。』則是未合為一道時，故稱為中丞(10)，當是寶應元年權令兩川都節制時作。若廣德二年武再尹成都時，公已入幕府，不應有張翰、管寧之語。盧註：至德二載，上皇還京，分劍南東、西兩川，各置節度，是兩川始分也。寶應元年，嚴就為東川節度，更除西川，權攝東川，此詩所謂『川合東西』也。是年，公《說旱》云：『請管內東西，各遣一使。』其時尚分而未合，故各遣耳。六月，嚴武被召還朝，西川節度高適代之，東川節度虛懸，以章彝為留後。至廣德二年正月，東西兩川始合為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為節度。趙注應為可據」（仇注）。案《舊唐書·嚴武傳》載：「上皇（玄宗）誥以劍兩川合為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新唐書》本傳同。而《資治通鑑》則謂：「（代宗廣德二年，正月，）癸卯，合劍南東、西川為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為節度使。」《考異》說：「此年始合東、西川為一道，豈上皇誥所合？《新》《舊》傳皆誤。」可見前面諸注家的推測最接近事實。
自從這次嚴武來草堂歡聚之後，老杜跟嚴武的交往密切了，同嚴武唱和或寫到嚴武的詩也多起來了。如《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稱讚嚴武的文才武略，希望他安邊報國，建立功勳：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暗相親。」《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盼望嚴武再次枉過草堂，說雨霽路淨，最好騎馬，自己雖然老病無力，來後一定陪他去釣魚：
「雨映行宮辱贈詩，元戎肯赴野人期？江邊老病雖無力，強擬晴天理釣絲。」（其一）「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無泥。只須伐竹開荒徑，倚杖穿花聽馬嘶。」（其二）有時嚴武送點小禮物來，老杜也寫詩作答：
「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案：《北京晚報》一九八三年一月三十日載：「一種傳世一千二百多年的『道家酒』已在成都等地上市。道家酒產於道教第五洞天的四川著名風景區青城山，以當地盛產的中華獼猴桃為原料釀製，……杜甫曾在一首詩中對它贊道：山瓶乳酒下青雲，……」錄以備考）這些詩不甚佳，卻能見二人交誼。其中寫得較好較有意義的是《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古時春、秋兩次祭祀土神的日子叫社日，一般在立春、立秋後第五個戊日。《荊楚歲時記》：「社日，四鄰並結綜會社牲醪，為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這年春社日，老杜在村子裡閒逛，被一位農民老大爺纏著去喝酒。老頭喝得興起，就夸嚴武是他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好官。回頭指著他的大兒子說：「他是嚴中丞麾下飛騎軍的弓弩手，當兵很久，從未輪番更換。沒想到前些日子他竟被放歸務農，主要是為了從辛苦的勞動中解救我這老朽。這使我太感激了，我死也願承擔一切徭役賦稅，決不帶著家口逃走。今年我們大辦春社，拾遺您能留下來跟大夥一塊兒樂樂麼？」說罷就大叫老伴開大瓶的，拿瓦盆給老杜取了酒來。老杜見老頭兒這麼意氣揚揚，深深地感到愛民猶如春風化雨，確乎是為政的首要任務。早上老杜偶然出來走走，誰知在這裡從上午卯時一直喝到下午酉時。這倒不是他好酒貪杯，實在是盛情難卻，他沒法拒絕鄰翁的挽留。老頭兒又高聲喊著拿果子板栗來下酒，老杜幾次想起身告辭，總是給拽著胳膊肘按下來了。他指手畫腳、動手動腳似乎太不講禮貌，其實這都出於真情實意，老杜一點兒也不覺得他村野、醜惡。月亮出來了他還不讓老杜走，老杜問他今天喝了幾升幾斗酒，他還生氣了，心想酒有的是，你不用問。——你看這人物刻畫得多活靈活現，性格多鮮明！有趣的是，稍加點染，便別饒春社江村風味。仇注引劉會孟說：「杜詩『問事競挽須，誰能卻嗔喝』『欲起時被肘，仍嗔問升斗』此等語，並聲音笑貌，仿佛盡之。」又引郝敬說：「此詩情景意象，妙解入神。口所不能傳者，宛轉筆端，如虛谷答響，字字停勻。野老留客，與田家樸直之致，無不生活。昔人稱其為詩史，正使班馬記事，未必如此親切。千百世下，讀者無不絕倒。」無不讚嘆他描摹人物極盡藝術之能事。至於這詩的思想內容，揚之者贊其對待勞動人民的平等態度，抑之者責其為封疆大吏塗脂抹粉。其實這兩種見解各有所偏，而且看問題都很表面。為了了解這詩寫作的時地背景和作者當時的思想狀況，有必要先對老杜作於同年二月的《說旱》這一短文稍加研究：「《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系，不知疏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干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音疲）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已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為獄無濫系者乎？谷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成都、華陽）及府係為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眾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即岳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男及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為至仁之人，常以正道應物，天道遠，去人不遠。」原註：「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日，奉此說。」頭年（上元二年）十月稱「十月」，十一月稱「建子月」以為歲首。《說》謂「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注謂《說》作於嚴武節制劍南之初，可知：（一）上元十月到建卯（十二月）一直旱了兩三月未下雨；（二）嚴武確是建卯（十二月）來成都任成都尹，權令兩川節制，而《說旱》即作於上元二年建卯月（十二月）(11)。老杜見蜀中冬旱嚴重，就趁嚴武下車伊始、有意改革敝政之際，寫了這篇短文，對他陳述自己的幾點看法和建議。他首先引經據典，指出天旱亟須求雨多在建巳（四月），今冬旱如此嚴重，或因獄有濫系、冤氣鬱積所致，於是建議嚴武帶頭決獄疏怨以求雨。接著肯定嚴公上任之初，對軍政勞民之事已在著手改革：「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已革削矣。」惟獨未聞決獄疏怨，應立即著手進行。最後又補充了兩點請予注意。一是苛捐雜稅太多：「凡今徵求無名數」；一是在東西兩川軍中服役的兵丁有老父、老母須侍奉的，其家賦稅不得同於常丁，應有所減免，不然只會加速其父母的死亡，同時還應遣吏慰問老人：「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男及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老杜篤信天人感應之說（《石犀行》「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也表露出這種觀念），雖系儒生陋見，但在當時，即使英明如《說》中提到的「文皇帝」（李世民）也未能免俗，那就不必深責老杜了。不過，他因冬旱而引起的對民生疾苦的無限關懷，及其所做決獄、輕賦、敬老三點建議，卻難能可貴，應該加以充分肯定。
了解到這些情況，現在再回過頭來探討《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的思想意義，自會得出一些新看法：（一）田父為何如此高興，對嚴武又如此讚不絕口？原來他那在西川飛騎軍中當「長番」「侍丁」、當「弓弩手」的大兒子已經被嚴武遣歸務農，侍奉老親了。這在當時是連想也不敢想的，如今一旦成為事實，這又怎教他不喜出望外，不讚美中丞呢！這田父的喜悅和讚美確乎是發自肺腑的，是自然流露的，不能認為這田父老於世故，有意讓拾遺傳話，取悅於中丞。（二）老杜在此前不久，曾鄭重其事地寫了《說旱》，對嚴武提了上述幾點建議，總的精神是希望他為政要合乎天理，不違人情。今天偶遇田父，從田父大兒遣歸一事得知嚴武居然很快地解決了他建議中提到的「兩川侍丁」難於養親納賦的問題，而且從田父的表現中親眼見到這一問題的妥善解決竟如此深得人心，這當然會使老杜很受感動。於是寫了這首詩，反映嚴武初步「革削」「軍郡之政」「罷弊之俗」所產生的良好影響，勉勵繼續為善，這麼做，無論就主觀動機還是客觀效果來說，不僅不可厚非，更應充分肯定。也許有人會說，《新唐書·嚴武傳》載，「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掊亟斂，閭里為空」，他哪會像田父，實際上是杜甫說的那麼好！我看，上面這段記載大體上是可信的，但也不能從而認為他剛來成都時在政治上沒做過任何改革。俗話說得好：「新官上任三把火。」即使是出於收買人心、建立個人威信的自私打算，他「下車之初」，也總會有所舉動的。盧元昌說：「蜀自上皇還京後，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疲於調遣。西山三城，又列戍焉，蜀民籍為軍者，無寧歲矣。上元二年，段子璋反，將士大掠，蜀民甚苦寇，又苦兵。讀公《枯棕》等詩曰：『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亦何有。』蜀民長番不已，差科不息，安得營農而作社乎。嚴武鎮蜀，兩川兼攝，蜀民始稍蘇息。公是年《說旱》云：『自中丞下車，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合之此詩，嚴吏治精能，蜀民休息，大略可見。」這議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見嚴武起碼在兼攝兩川之初還是起過好作用的，不可一概抹殺。（三）老杜見嚴武「已下手開濟」便加以肯定，尚有所忽略便鄭重指出，其後送其入朝又以「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相勉，助成其政，贊其為善，勉其報國，這不止見老杜對待友人的真誠，更見他對待人民對待國家的無限熱愛和強烈責任感。能說這樣的人寫的這樣的詩，其意義只不過顯示出詩人「好與田畯野老相狎盪」的平等待人的精神，或者更糟的是在為封疆大吏塗脂抹粉？不要看屏跡草堂的這個「野老」有時似乎很消沉很冷漠，其實他的心始終是熱的，他無時無刻不在想著國家，念著人民，關懷著現實，並設法抓住任何一個機會施展影響，企圖於時政有所裨益。而《說旱》與《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就恰好是這種精神最生動最具體的體現。
當因天旱憂農，民勞慮政，老杜今春的興致就遠遠不如去春，那種表現幽閒心境和浪漫情懷的小詩也不大作了，惟《三絕句》尚能見其春時清興。其一說：
「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蕊未應飛。不如醉里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釣磯邊這株楸樹，花開得多香啊！嶄新的花朵，不應該這麼早就飄飛。花總是要凋謝的，那我寧願在醉中讓風把它們通通吹盡，可不忍心當我清醒的時候任憑雨把它們打稀。這就是俗話所謂「長痛不如短痛」。要落就落，但望一在「醉里」二要「盡」；如果一在「醒時」二隻「稀」而不「盡」，豈非不打麻藥動手術，而且留病養身麼？這是詩人痴語，老人情語。其二說：
「門外鸕鶿去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鸕鶿即魚鷹，這當是野鸕鶿。我曾在江陵鄉下見到一群野鸕鶿，約八九隻，棲息於湖濱枯樹之上，群飛亦能排「一」字、「人」字。這種鳥又貪婪，又聒噪，又腥膻，並不那麼高雅那麼可愛。老杜居然對這種鳥如此多情，足見他的寂寞了。仇兆鰲說：「物本異類，視若同群，有《列子》海翁狎鷗意。」這是往高里講。其三說：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王嗣奭說：「種竹家（云：）前番出者壯大，養之成竹；後番出者漸小，則取食。『上番』乃前番者。」胡夏客說：「因王子猷看竹不問主，遂翻為主不迎客，用意亦巧。」(12)望新竹成林隔絕塵俗，厭世之甚，可想而知。
楊慎說：「楸樹三絕句，格調既高，風致又韻，真可一空唐人。」詩誠格高韻雅，惟「一空唐人」一語過當。楊倫說：「三首一片無賴意思，有托而言，字字令人心醉。」又說：「亦開宋元詩派。」甚是。但所謂「有托而言」，只能理解為詩中流露出來的情緒有著更深刻的思想內容，決不能像王嗣奭這樣穿鑿附會：「其一將楸樹比反覆小人。傾蓋如故，而轉盼成仇。如楸樹花開，馨香可挹，與吾釣磯相倚；乃花蕊斬新，忽已凋落，風吹雨打隨之。醉時不覺，猶之不動聲色而攜交，醒則明知，是絕交而出惡聲矣。楸似松柏而有花無子，故以比交之鮮終者。」是何言哉！痴人說夢耳。
老杜的厭世避俗，主要是他在政治上不得志而憤世嫉俗所致。其實，如前所論，當時他不但未能忘懷人世，反倒因天災人禍而更關懷人世。
三 感時和惜別
轉眼到了夏初。一天，當地老鄉送了他一竹籃子櫻桃。沒想到這應時佳果卻勾引起他的無限感慨：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沾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箸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野人送朱櫻》）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薦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寫」，移置，從此一容器倒進另一容器。仇註：「『門下省』，在宣政殿東，乃左拾遺所隸。『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即會朝所經之地。『無消息』，長安遙隔。『任轉蓬』，蜀地漂流也。……此詩作於肅宗晏駕之後，故云『金盤玉箸無消息』。」在西蜀嘗了點櫻桃，便想起了當年同叨朝賜的榮幸，不禁感慨系之。像這樣一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封建思想感情如此嚴重的人，能相信他真會高蹈出世嗎？今天看來，這首詩的思想感情似乎沒什麼好肯定的，但其藝術成就頗高，可資借鑑。范溫《詩眼》說：「此詩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後半）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遒麗。韓退之有《賜櫻桃》詩云：『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是滿朝承雨露？共看轉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慚汗仰皇扃。』蓋學老杜前詩；然搜求事跡，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甚遠。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輕議？」（《苕溪漁隱叢話》引）通過比較，指出「平易委曲」「自然」「遒麗」是其藝術特點，可謂知言。韓亦學杜，然捨本逐末，難望成功。杜可借鑑，韓之學杜亦可為前車之鑑。
老杜說「客至從嗔不出迎」，不過是發泄一種情緒而已，哪能真是這樣怠慢人？到了五月，上番新筍想已成林。這時嚴武自備酒筵來訪，我看他不僅要出竹相迎，甚至還會實踐他寫詩相約時許下的諾言，「只須伐竹開荒徑，倚杖穿花聽馬嘶」呢。——閒話敘過，且看當天草堂雅集盛況：
「竹里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帶來的廚子們，在竹林里洗盤作饌。花邊站立著許多待卸鞍轡的馬匹，只見簇簇金鞍。一再枉駕，非關使君急著要徵辟我；這不過是將軍太講禮數的表現。我這個想住一輩子的偏遠的地方，五月里陰森的江邊草堂還很寒冷。幸好您看弄漁舟看了大半天，要不然野老農家又拿什麼來盡交歡之情呢。(13)黃生說：「極喧鬧事，敘來轉極幽適。非止筆妙，亦由襟曠。」又說：「仲夏得寒字，殊難為押。意中必先成此句，而以上句湊之。一有跡，一無痕，入口自知。其上聯失粘(14)之故，想亦由此。」經驗之談，解作近體詩者多有此體會。
嚴武初來成都，便寫詩邀老杜赴使府相聚，當時老杜沒去。現在嚴武既已兩訪草堂，老杜哪能不回拜，所以就去了：
「日臨公館靜，畫滿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華陽國志》載李冰沿水造橋，上應七宿。世祖對吳漢說：「安軍宜在七星連橋間。」唐松州，治所在嘉誠（今四川松潘）。貞觀二年置都督府於此，統轄羌族部落的崌、懿、嵯等二十五羈縻州，後增至一百零四州。廣德以後地屬吐蕃。《元和郡縣誌》載雪山在松州嘉誠縣東八十里，即西山。日映廳堂，把酒披圖。「劍閣在星橋之北，松州則雪嶺居東。山自西南而來，水從東方而去。全蜀地形，如在指掌」（仇兆鰲語）。飲宴而不廢觀圖，見戎馬倥傯氣氛，見主將縈懷防務、運籌帷幄神情。老杜當然也很關心戰局，也曾勉勵嚴武勤覽地圖、留心邊事，並以自家遠祖杜預的事業相期許：「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暗相親」（《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及見華夷山巒不斷，吳蜀江水相通，又不覺動了煙霞之興，就更加盼望時平而思東遊了。
當時他在成都社交場中認識了一個姓焦的校書，一個姓王的司直。焦校書自誇能騎沒經訓練的生馬駒，一次從馬上摔下來，把嘴唇碰破了把門牙也磕掉了。王司直不怕冒險，一次沖雨騎著匹駑馬出門，馬驚而墜，折斷左臂。這兩件事發生在這年四月，老杜覺得可笑可嘆，就戲贈一人一首詩：「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被馬踏，唇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駑駘漫深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嘆恨，未必不為福。」（《戲贈友二首》）上元二年九月，制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十一月建子為歲首。至建巳月，肅宗寢疾，詔太子監國。甲子，改元年為寶應元年，復以建寅為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詩仍稱建巳月，當作於未改元時。《北征》一上來就標明「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是為了表示鄭重和嚴肅。焦、王二公落馬摔傷，不過小事一樁。可是老杜竟如此鄭重其事，在兩詩發端分別大書特書「元年建巳月」，這豈不是所以「戲」之麼？老杜少時好為「戲題劇論」（詳上卷四六、四七頁），現集中尚存其後「戲題」「戲為」「戲作」之詩不少。這二詩逢場作戲，見一時興致而已，不必固求深解。胡夏客說：「焦校書、王司直，一為乘生駒而墮，一為乘駑駘而墮，天下事之難料如此。公於此有深感焉，非僅戲筆而已也。」哪有這許多奧妙，未免拔高了。唇裂齒無，左臂骨折，友人遭此，豈可嘲弄？讀此二詩，令人不快；不得因作者的一貫忠厚，袒護他一時的輕薄。
說「元年建巳（四）月」王司直因「不避雨色」致令「馬驚折左臂」一點兒不假。這月確乎下了場大雨，總算結束了打頭年入冬以來持續數月的嚴重乾旱。當時老杜欣喜異常，作《大雨》詩記事抒情說：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執熱乃沸鼎，纖成縕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流惡邑里清，矧茲遠江皋。荒庭步鸛鶴，隱几望波濤。沉疴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靜壟畝，勸耕自官曹。四鄰耒耜出（一作『出耒耜』），何必吾家操！」《說旱》記去冬旱情甚詳，說河道池塘都乾涸了，塵土飛揚充塞空中，道路行人面黃肌瘦，農民愁苦異常，雨雪全無，冬麥枯黃，真擔心再旱下去連春耕春種也會給耽誤了。沒想到不幸而言中，「春農尚嗷嗷」，慘況可想。好容易熬到今天，難得老天垂憐，居然夏雲密布，剛才還熱得像泡在湯鍋里，突然感到單衣抵擋不住冷空氣便換成了絮袍。風雷從萬里之外颯然而至，大雨滂沱，澤及蓬蒿。我為莊稼的猛長樂壞了，哪管它茅屋漏雨。一連下了三天無人在外面行走，外江內江水聲怒號。滌盪了穢惡境內清爽了，況且這裡是僻遠的江邊。鸛鶴閒步在荒蕪的庭前，我伏在靠几上眺望著洶湧的波濤。我向來因患肺病聚積不少藥餌，今雨涼神爽，就不煩進飲之勞了。可知造化潤物，連不毛之地也有了生意。陰雨後田野上靜悄悄的，勸耕自是官曹的事。四鄰都扛著耒耜出工了，雖然我無地可種也同樣感到很慶幸。這詩寫得好，久旱大雨之景與喜雨之情俱見。王嗣奭說：「旱逢甘雨，不止言『黍豆高』，而雲『霈澤施蓬蒿』，『潤物』『貸不毛』；末雲『四鄰出耒耜，何必吾家操』，知此公襟抱夐越流俗。」
從這次大雨以後，就經常下雨了。一次老杜從市里回草堂，碰上浣花溪漲水，馬不敢涉，就作《溪漲》說：
「當時浣花橋，溪水才尺余。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車。秋夏忽泛溢，豈惟入吾廬。蛟龍亦狼狽，況是鱉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疏。馬嘶未敢動，前有深填淤。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知遠山雨，夜來復何如。我游都市間，晚憩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浣花橋即萬里橋。《華陽風俗錄》載，浣花亭在州西南，江流至清，其淺可涉。故中有行車。這詩首敘平日溪水清淺可涉，境地幽美，很吸引人。中記忽然漲水，水深泥淤，馬不敢涉。末寫屋東青麻、床上亂書，隔溪可望而不能歸的感嘆。老杜進城與嚴武等應酬，多早出晚歸。這次歸家走到半路上過不了浣花溪，可能又折回城去了。仇兆鰲說：「若山雨夜至，則更阻歸途矣。因思向者朝游夕返，行客思居，不能自已，今如咫尺暌隔何！」詩云：「秋夏忽泛溢，豈惟入吾廬。」又云：「不知遠山雨，夜來復何如。」憂草屋被淹，更增添迫切思歸之情。屋外室內，巨細皆歷歷在目，就是隔著這條漲水的小溪硬是回不去，這真教人著急教人難堪。「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云云，生活中實有所感，平直寫來就好。作詩者、說詩者須講構思，但不顧生活實感，只片面地去追求或妄語所謂構思的巧妙，則難免被捨本逐末之譏。試看此詩末段寫咫尺暌隔之景之情，有此弊病否？
大旱之後，終於盼來了麥秋。誰知胡羌又來邊境搶糧，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受苦的總是老百姓。老杜憂邊寇而作《大麥行》說：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鐮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簿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歸故鄉！」「集壁梁洋」，皆唐代州名。「集」，今四川南江縣。「壁」，今四川通江縣。「梁」，今陝西褒城鎮。「洋」，今陝西洋縣。朱鶴齡說：《舊書·肅宗紀》：寶應元年建辰月（三月），党項、奴剌寇梁州，觀察使李勉棄城走。《新書·党項傳》：上元二年，党項羌與渾、奴剌連和，寇鳳州。明年，又攻梁州，進寇奉天。此詩「胡與羌」，正指奴剌、党項。「大麥枯」「小麥黃」亦是初夏事。又按《代宗紀》：寶應元年，吐蕃陷秦、成、渭等州。成州與集、壁、梁、洋接壤，疑吐蕃是年入寇成州等地亦在春夏之交，史不詳書，故無考。詩云「蜀兵三千」，應是蜀兵調發，策應山南者。仇兆鰲以為後半意謂「蜀兵三千，鞭長不及，故思東歸以避之」。浦起龍說：「《大麥行》，大麥謠也。曷言乎謠也？代為遣調者之言也。漢桓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今借蜀兵之口，反其意而歌之。謂梁州之民，被寇流亡，諸羌因糧於野，客兵難與爭鋒，思去而歸耳。刺寇橫，傷兵疲，言外無窮愷切。仇氏誤認『託身歸鄉』為自欲避之，了無意味。且公在蜀中，與梁州風馬牛不相及。」後說得之。湖南一老紅軍殘廢戰士所作《故鄉行》：「谷撒地，禾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我與人民鼓與呼！」（詳《人民日報》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八版《〈故鄉行〉一詩的作者是誰》）與《大麥行》一樣，無論口吻、精神，俱酷似桓帝初小麥童謠：「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置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效古知變，古為今用，能如此，效古何傷！
實際上當時老杜並未「東歸以避之」，反而到比成都更接近「集壁梁洋」的綿州（治所在今四川綿陽東）去送嚴武入朝。
這年六月嚴武召還，高適為成都尹、西川節度使。在嚴武奉詔之後離任之前，老杜作《奉送嚴公入朝十韻》，首段「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敘嚴武入朝之由：「『鼎湖』，肅宗晏駕。『象闕』，代宗即位。『多難』，朝義未平。『憶舊臣』，言詔書特召，而中原共憶也。」（仇注，下同）中段「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鶯罷囀春」，記嚴武平日功勞，及想像還朝後情事：「『經綸』能『安反側』，指靈武扈從時。『張天步』，謂復京。『靜塞塵』，謂鎮蜀。『回羽翮』，自蜀而還。『捧星辰』，舊京在望。『漏鼓思晝』，侍朝之久。『宮鶯罷囀』，夏時入覲。」末段「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寫送別之情和對嚴武的期望：「兵威尚在，『留玉帳』也。都尹遠去，愁蜀人矣。『丹地』，嚴將赴朝。『江潭』，公尚在蜀。『此生』二句，見江潭不堪久居。『台輔』二句，見丹地宜思報稱。數句賓主兼收。」盧世㴶說：「此詩十韻，氣象規模，與題雅稱。末復囑之曰：『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法言忠告，令人肅然。夫奉送府主，誰敢作此語，亦誰肯作此語？子美真古人也。」老杜有大志，思竭誠報國而未得，故寄厚望於世交摯友如嚴武者。當一個人的思想感情處於崇高境界時，就不大會有「府主」、州民之類世俗考慮了。但這也只有胸懷大志、終身不渝的古道熱腸人能如此。《新唐書·嚴武傳》載，嚴武這次還朝後曾「求宰相不遂」，可見嚴武確有入相的可能，老杜「公若登台輔」云云並非一般祝願語。
隨即嚴武首途，老杜深情相送，直到綿州。途中嚴武作《酬別杜二》，一一酬答前詩：首自謙未能靖亂，獨蒙新主召見，深感慚愧；次記臨別情景和不忍別杜之情；末望杜留蜀、寄書，其中「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二句述己志以答「臨危莫愛身」意。嚴武、杜甫當日都坐房琯黨遭貶，今嚴武重得還朝，二人一囑一答之間不無政治上的默契。
一行人眾不久到達綿州，刺史杜某即於江樓設宴款待。老杜作《送嚴侍郎(15)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記事抒情說：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曾陰。檻峻背幽谷，窗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在江樓飲宴觀賞最是愜意。今朝來的這位大員要回朝廷上去，地方官哪能不熱烈歡迎、盛情款待呢？所以一席酒就從日落吃到月出參橫，吃到銀河西沉、東方發白。跟杜使君敘敘家世，原來是老杜的孫子輩，末後就不免要誇他一下。從樓頭望見那沉甸甸的大船靠在灘邊，原來他們就是坐著那艘大船，在涪水上走了一段水路到此登陸，然後準備在此分手的(16)，黃生說：「『燈光散遠近』與『城擁朝來客』，極見幕府駐節、傾城奔奉之狀。」這兩句確乎寫得好，很有表現力。雖是正面寫，不含貶意，卻見官場趨炎附勢醜態。
「送君千里，必有一別。」老杜依依不捨，又送出綿州三十里，終於在奉濟驛(17)與嚴武分手，作《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贈別說：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列郡」，指東、西兩川。「謳歌」，謂蜀人思慕。「三朝」，指玄宗、肅宗、代宗。「出入」，謂出將入相。黃生串講此詩頗佳：「遠送至此，前途再難復進矣，從此遂一別矣。此時離杯在手，『幾時』再得『杯重把』？『昨夜』皓月當頭，幾時再得『月同行』？分袂之後，青山空在，豈能知我此情之鬱結耶？在公則思留於列郡，位望冠於三朝，榮亦極矣。特己別公之後，殘生寂寞，依藉無人，不堪回想耳。」又說：「發端已覺聲嘶喉哽，結處回思嚴去之後，窮老無依，真欲放聲大哭。雖無『淚』字，爾時語景已可想見矣。送別詩至此，使人不忍再讀。」貧老多病，流落異鄉，像嚴武這樣一個可倚靠的世交摯友如今又走了，怎教他不傷感呢？
就在這時（七月），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害。嚴武與杜甫分別後即遭兵阻，滯留巴山，不得出境。八月，徐知道為其將李忠厚所殺，但嚴武直到九月九日重陽節還留在蜀中，老杜的《九日奉寄嚴大夫》和嚴武的《巴嶺答杜二見憶》就是明證。前詩「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小驛香醪嫩，重岩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想像嚴武被阻於巴山小驛，九日借酒澆愁，並簇馬遠眺，懷念老杜情景，雖不寫己之念嚴，而情備見。「不眠」句見大臣憂勞經略神情。尾聯不僅探過一步，從對方見己方，構思巧妙，而且寫得很形象，很有氣派：「『簇鞍馬』妙，蓋念我則回首，回首則駐馬，而從人之馬亦駐，簇於一處也」（王嗣奭語）。錢謙益說：「寶應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鑑》載六月以武為西川節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進。誤也，當以此詩正之。」嚴武的《巴嶺答杜二見憶》：「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容，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江頭』想公之所寓，而『籬外』想公之所居，念公欲還成都而不得也。『赤葉楓』『黃花菊』一聯句法妙。『跋馬望』正答『回首』之句。讀此二詩，見二公交情之厚，形骸不隔，故知欲殺之誣也」（王嗣奭語）。——杜、嚴寄詩互道相思，本是稍後的事，只是為了行文的方便，就提前一併論到了。
四 難中逃難
且說老杜送走嚴武，不久徐知道亂起，不得回成都，便暫留綿州遊覽遣興。
綿州城外西北有一座百尺高台，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高宗顯慶中太宗子越王李貞為綿州刺史時所建。一天老杜來此登臨，作《越王樓歌》，慨嘆前王不能長享此樓而留與後人觀賞。仇兆鰲認為「此章體格仿王子安《滕王閣》，而風致稍遜」，甚是。只「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二句，略見眺望情景。當時老杜住在涪水東津的公館（官府招待所）里。公館旁涪江邊有一株海棕樹(18)，他因物起興，作《海棕行》自嘆抱經濟之才而不見重當時：「左綿(19)公館清江，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棱白皮十抱文。自是眾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出群。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宋祁《益部方物略記》載，海棕大抵棕類，然不皮而干葉叢於杪，至秋乃實，似楝子。今城中有四株，理致干堅，風雨不能撼。劉恂《嶺表錄》載，廣中有一種波斯棗木，無旁枝，直聳三四丈，至顛四向，共生十餘枝，葉如棕櫚，彼土人呼為海棕木。三五年一著子，類北方青棗。舶商亦有攜至中國者，色類砂糖，味極甘。陶九成《輟耕錄》載，成都有金果樹，頂上葉如棕櫚，皮如龍鱗，實如棗而大，番人名為苦魯麻棗，一名萬年棗。據以上諸書所述，此即海棗，別稱「椰棗」「波斯棗」「伊拉克蜜棗」。棕櫚科，常綠大喬木。羽狀複葉叢生莖端。漿果長橢圓形，形似棗子，味甘美，可鮮食或作蜜餞。產於非洲北部和亞洲西南部，為伊拉克的重要果樹之一。老杜竟把自己比伊拉克蜜棗樹，還說只有「西域胡僧」才識貨，真有意思！古人素以松柏比節士，以梅蘭竹菊比君子。老杜敢於棄絕陳熟而用新喻，難能可貴。陸游《老學庵筆記》載：「老杜《海棕》詩在左綿，所賦今已不存。成都有一株，在文明廳東廊前，正與制置司簽廳門相直。簽廳乃故錦官閣。聞潼川尤多，予未見也。」唐宋時蜀中有海棗樹，但不知現今尚有否。老杜此詩和上引有關記載，不止可資談助，亦可供研究我國植物分布情況者參考。
老杜寓居的那個公館，靠近東津，常見漁人們涪水中划船拉大網截江捕魚，一網可得幾百尾，不覺動了惻隱之心，作《觀打魚歌》說：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眾魚常才盡卻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饔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過了兩天，他又到東津去看打魚，作《又觀打魚》說：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記，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杯。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鮪隨雲雷。干戈格鬥尚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楊倫說：「二詩體物既精，命意復遠，一飽之後，仍歸蕭瑟，數語可當一篇戒殺文。」謂二詩之義止於戒殺，不盡然。孟子講仁術，認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他認為齊宣王不忍見牛之觳觫而以羊易之「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梁惠王上》）。且不管「仁術」應如何評價，這種「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的「惻隱之心」確乎是生活中人們常有的心理現象。老杜不是和尚，當然吃魚。今見東津這麼大規模截江拉網捕魚，一網就是幾百尾，不覺動了惻隱之心，望「江」興嘆。何況這大規模的捕撈，自會令他聯想起當時「干戈格鬥尚未已」的大規模殺戮，這就更加深他的喟嘆了。因此，在我看來，這兩首詩與其說是勸人積善的「戒殺文」，不如說是詩人惻隱之心和亂戰時期悲天憫人心理的表露。這兩首詩想像豐富，描寫精彩，藝術上尤有特色。「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真如楊倫所說「奇句入神」。李賀《羅浮山與葛篇》「毒蛇濃吁洞堂濕，江魚不食銜沙立」，意近亦奇，微傷怪誕。故宮博物院藏五代董源《瀟湘圖卷》（刊《藝苑掇英》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中繪十人拖大網捕魚，可見唐五代時期漁業捕撈技術已很發達。此圖可與此二詩參看。
這時，他有幸見到了姜皎畫的角鷹圖，作《姜楚公畫角鷹歌》，甚贊畫鷹的風骨甚至真鷹亦不如：「此鷹寫真在左綿，卻嗟真骨遂虛傳。」姜皎，玄宗時累官至太常卿，封楚國公。善畫鷹鳥。頭頂有羽毛直豎如角的鷹鷂叫角鷹。錢註：「陸務觀云：畫鷹在綿州錄參廳。」但未詳出自陸游何書。他陪嚴武剛到綿州時(20)，遇李使君去梓州（今四川三台縣）上任。他作詩相送，末段囑李使君來日行部至州東南六十里的屬縣射洪時，為他灑淚憑弔遇害瘐死獄中的陳子昂：「遇害陳公殞，於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送梓州李使君之任》）題下原註：「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雲。」《舊唐書·陳子昂傳》：「子昂父在鄉，為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系獄中，憂憤而卒。時年四十餘。」對陳子昂的死，不止是杜甫，當時蜀中人民也都很同情啊。之後不久，老杜又在綿州送走了韋諷去閬州（治今四川閬中縣）攝錄事。《白帖》載錄事參軍即古郡督郵之職。又，蕭統《陶淵明傳》載：「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所以老杜的《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尾聯說：「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用事切而雅；囑其毋慢屬員，語帶調侃。
前年美化草堂環境時老杜曾向何十一少府要過榿木苗。注家以為此人即綿谷（今四川廣元）尉何邕。這次老杜來綿州遇見了何邕。何邕是長安人，正要回長安去。這觸動了老杜的戀闕之情，作《贈別何邕》說：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綿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這詩格調高雅，一往情深，洛誦迴環，便知其妙。
蜀亂一時難平，綿州不可久留，得知與之有舊的漢中王李瑀時在梓州（今三台），而梓州離成都又近，於是老杜就決定離綿州去梓州。未去之前，他先寫了《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去拉關係。楊倫說：「按三詩皆索飲意，或未會面而先寄以此詩也。」聞一多亦采此說。該詩題下原注說：「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有戲述。」故首章因王斷酒而諷之：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忍斷杯中物，只看座右銘。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流萍。」玄宗兄讓皇帝李憲第六子李瑀，早有才望，儀表出眾，封隴西郡公。安祿山亂起，從玄宗入蜀，至漢中（今陝西漢中），封漢中王。仍加銀青光祿大夫、漢中郡太守。《新唐書》本傳載，肅宗詔收群臣馬助戰，李瑀與魏少游堅持不肯。帝怒，李瑀貶蓬州（治所在今四川儀隴縣南）長史。黃鶴說，據此詩云，「不能隨皂蓋」，又《奉漢中王手札》詩云「剖符來蜀道」，皆是太守事。且少游以衛尉卿貶渠州長史，而瑀以親王，不應亦貶長史。當是「刺史」，而《新唐書》誤為「長史」。李瑀乃汝陽王李璡之弟。老杜安史亂前在長安時，跟李璡、李瑀等都很要好（詳上卷一三七、二六七頁）。嚴光與漢光武同宿，史占客星犯帝座，此老杜以客星自喻。這年老杜五十一歲，漢中王當亦在五十左右，兩人合計，所以說「百年雙白鬢」。楊倫說：「用賓主對說起便帶戲意。」——您漢中王是讓皇帝嫡親的王子（「西漢」有二解：一、以漢喻唐；二、借漢中西北的西漢水指漢中王的封地），我是成都的老客星。咱倆都兩鬢蒼蒼，年齡加起來已滿百歲，如今經過了五年闊別(21)，即將聚會，正好杯酒言歡，誰知您偏偏忍心斷了酒，只是老盯著那戒酒的座右銘。不能追隨您那朱幡皂蓋的太守車駕去赴沒酒的宴會，那就讓我在萍梗漂流的客旅中自飲自醉去吧！——如果說這首是用反筆激將，那麼，其二就是以正筆誘王開禁招飲：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游。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酩酊，淨掃雁池頭。」《西京雜記》載梁孝王築兔園，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盧元昌以為「不起」者，謂王病酒不能起，本枚乘《七發》篇中連用「起」字：於音，曰：「太子能強起聽之乎？」於味，曰：「太子能強起嘗之乎？」於馬，曰：「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連曰：「予病未能。」此以楚太子比漢中王。仇兆鰲謂此勸王無忘燕好，下四屬戲詞：策杖而出，己興猶存。王門異昔，不復宴客。「嗟不起」，述王自嘆之詞。「未許留」，惜王斷酒之禁。「蜀酒」「江魚」，盡堪適口，何不淨掃池頭，留我一醉。其三亦有戲詞，卻稍見戰亂時局和人生感嘆：
「群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記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傅亮《封諸皇弟皇子奏》：「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錢箋：「開元十四年十一月己丑，幸寧王（李）憲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曰：『魯衛情先重，親賢尚轉多。』瑀為寧王之子，故曰『魯衛彌尊重』，用明皇詩語也。」史朝義未平，邊患迭起，今蜀中又有徐知道作亂，這使得我回不了故鄉，也回不了成都草堂。沒想到我們都已衰老，卻將在這遠離長安的梓州相會。您當初最喜歡我的一些精彩的詩句，一定還記得我酒後狂放的神情。您的爵位是極其尊貴的，可嘆的是，您舊時的賓客大都故去了，正像曹丕在《與吳質書》中悲悼「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一時俱逝」一樣。漢朝的梁孝王最後只剩下個枚乘，您如今也只剩下個我。我往昔早已登堂陪宴，現在該不會謝絕我吧！
仇兆鰲說：「三首俱帶索飲意，故曰『戲題』。」這理解固然不錯，卻是皮毛之見。可以倚靠的嚴武剛走，境內就發生了兵變。正當進退維谷、走投無路之際，哪能盡開玩笑，只顧纏著漢中王要酒喝？其實，不管「索飲」也好，「戲題」也好，只不過是一種較為風雅的表現方式，便於引起對方念舊之情，便於試探對方是否願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接待自己。老杜前在秦州、同谷，沒有得力的靠山都待不長。以後，嚴武再次鎮蜀病故，即離成都下峽依夔州都督柏茂琳；入潭州欲往郴州，亦有所投。可見這次投詩漢中王，確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想借酒為由頭找個避難的靠山；不久他果真攜家來此暫住，無論政治上的保護還是經濟上的資助（這兩條，對於遠客他鄉、身當亂世的人來說都是頭等重要的。尤其是前者，有了它，即使作為靠山的大力者本人不花多少錢，他下面的人也會來接濟的），當得漢中王之力不少。從這三首詩中，固然可以看出老杜過去跟漢中王的關係很親密，常在一起吃喝玩樂。不過，我總覺得這種關係貌似平等其實並不平等，仍然是貴族與清客之間的關係。要知道，皇帝也容許弄臣狎客同他在一起吃喝玩樂，甚至對他開玩笑，何況李瑀只是個諸侯王。以詩酒、滑稽娛主，這難道不是清客的本分麼？
大概得到了漢中王的慨諾，不久老杜便離開綿州到梓州去了。他的《光祿坂行》即寫自綿赴梓途中情景和亂世行旅之憂：
「山行落日下絕壁，南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蔡夢弼說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故治在今四川中江縣南九十里）。《舊唐書·崔寧傳》載：「寶應初，蜀中亂，山賊擁絕縣道。」所述與詩相符。日落時分，我走在山間絕壁之下。縱目南望，千山萬嶺給照得一片通紅。樹枝上的鳥兒唧唧喳喳亂叫，暮色蒼茫，山野無人，只有我這個歸客在趕路。（梓州離成都很近，從綿州往梓州，是走在回家的路上。）馬受驚我倒不怕掉進深谷，風吹草動我只怕遭到長弓手的射擊。（蔡夢弼說：「白日賊多，翻是長弓子弟也。」徐知道的亂軍已經變成山賊了。）哪能再像開元年間那樣「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如今道路多阻隔不通啊！——他後來所作《憶昔》其二說：「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所發皆同一浩嘆。王嗣奭說：「『暝色無人獨歸客』，讀之凜然。鍾云：『妙在「暝色無人」下徑接「獨歸客」；「老身古寺風泠泠」，妙在「老身」下徑接「古寺風泠泠」。奧甚幻甚。』筆力所至，只憂賊，不暇憂墜，巧於形容。」孟浩然句「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略有恐怖感反見孤清高致。賈島句「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固然恐怖而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見於言外，別饒意趣。老杜此詩所寫，不止是一種值得玩味的感覺，而是隨時可能遇險的擔心，所以就真恐怖煞人。
當時詩人因徐知道亂而憶及去年平段子璋亂不幸陣亡的馬將軍，作《苦戰行》追悼：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雲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嘆恨傷精魂。去年南行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又為戰士喪敗作《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遂州治所在今四川遂寧縣。朱鶴齡認為段子璋反在上元二年四月，五月伏誅，而此詩云「去秋涪江木落時」，則非子璋反時事。仇兆鰲按：「唐史出於傳聞，未可盡信。杜詩出於目擊，不必致疑。史謂子璋平於五月，而詩云『去秋涪江木落時』，蓋至秋末而寇始削平也。且子璋反東川，陷遂州，地與詩合。其時月不符者，必屬史傳之誤。此時舍子璋之外，別無叛東川者。黃、鮑二注（謂二詩皆寫段子璋反時事），恐未可盡非也。」此二詩不止可正史料之失，且見叛亂帶給蜀人災難的深重。
他隻身寄旅梓州，深嘆戰亂頻仍，親人阻隔，便思攜眷出峽還京。一次，他還托人寄書草堂，表示此意：
「涼風動萬里，群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為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眾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悲秋》）黃生說：「時蜀有徐知道之亂，公久客梓(22)，蓋謀為下峽之計。三、四，與『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一意。此首尚似初寄書。……後半似亦書中語。然下峽之計，終不果，後竟攜家客梓州。」悲秋思家，去留莫決，老杜往往因之而終宵失眠：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客夜》）浦起龍說：「此因得家書後有感不寐而作。家書中定有催歸之語，今所云云，皆『未歸情』，也。故結言客情若此，老妻亦應悉之，何書中云爾乎？黯然神傷。舊以『數紙』為寄妻之書，恐非。」浦解為優。楊氏夫人或者尚未接到前詩中提到的那封捎回家去的信，所以不「悉未歸情」啊。葛立方《韻語陽秋》說：「杜甫《客夜》詩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陪王使君泛江》詩云：『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故杜兩言之，與淵明所謂『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同意。」「肯」與「不肯」，是表示人的主觀意願之詞。「不肯」用於陶、杜上引詩句中，則「秋天」「江」「日月」均有意志了。這是擬人法，用得恰當，往往可得較佳藝術效果。
雖不一定是作完《客夜》接著於天亮後作《客亭》(23)，而此二詩卻像接力賽跑似的描寫了日以繼夜客中孤清之景和愁苦之情：
「秋窗猶曙色，落木更高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衰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頷聯寫景如畫。頸聯話雖講得比孟浩然「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委婉蘊藉，而孤忿之深並無二致。邵子湘評：「（此聯）怨而不怒，見詩人忠厚。」這不過是老生常談罷了。楊倫從尾聯看出「時將欲迎家至梓」的意思。
老杜是在何時迎家至梓的呢？這是個需要探討的問題。他有一首《九日登梓州城》。黃鶴註：「寶應元年及廣德元年，公皆在梓州。據後詩云『去年登高郪縣北』，知此詩乃寶應元年所作。」此詩後半「弟妹悲歌里，乾坤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仇註：「『悲歌』，家不忍言。『醉眼』，國不忍見也。兵戈阻於關塞，此家國所以兩愁也。」可見這年重九老杜在梓州城登高時家屬尚未來梓。這天又作《九日奉寄嚴大夫》詩（見前）。他的《秋盡》中有「籬邊老卻陶潛菊」句，可見這詩當作於重九後不久。詩說：「秋盡東行且未回，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卻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梓州在成都之東，故曰「東行」。少城在成都大城之西。首聯謂己滯梓未歸而家在成都草堂。《後漢書·鄭玄傳》：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此老杜以為儒而遭世亂的鄭玄自況，以「袁紹杯」喻當地官府酒筵。頷聯謂辜負草堂九日黃花，徒在梓州刺史筵上做客。「雪嶺獨看」，心憂西陲不靖。「劍門猶阻」，時徐知道雖已為其下所殺而其兵尚阻劍閣。故末嘆客愁難以排遣。王嗣奭說：「注謂是年秋公自梓歸成都迎家，冬再往梓州。然據詩似作於未迎妻子之前，其迎妻子不見於詩，不知果在何時。且九日有寄嚴大夫詩，去秋盡無幾矣。何得復有迎妻子之日耶？」承成都田世彬先生代為打聽，梓州離成都，走老路約二百六十里，來往一趟並不需要很長時間，何得謂無迎妻子之日？聞一多論此甚辯，特摘錄如下：「多按，《寄題江外草堂》，黃鶴編在廣德元年。李泰伯雲公在梓州，懷思草堂而作是詩。詩曰『偶攜(24)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似指徐知道亂後，攜家出成都事。然則公實嘗回成都取家矣。仇又據《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詩『熟知江路近，頻為草堂回』之句，以為迎家至梓，必弟占代任其事。不知『頻為草堂回』，乃公囑弟之語，意甚明，與迎家至梓事何涉？」當時徐知道已死，但仍須迎家至梓，可見蜀亂一時並未平靖。同時也可能與老杜「始欲投三峽」的打算有關。梓州傍涪水，由此下峽甚便。
五 旅梓遊蹤
迎家來梓前後，老杜的客旅遊蹤，尚可從現存詩作中窺見一斑。
老杜來梓州後不久，漢中王即離梓歸任所蓬州（治所在今四川儀隴縣南）。他曾作《玩月呈漢中王》送行：「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江」，謂涪江。「浮客」，自謂。「歸舟獨行」，謂漢中王自梓歸蓬（朱注）。蓬州在嘉陵江東不遠，自梓州乘船順涪江而下，至合川溯嘉陵江而上，至南部舍舟登陸，即可抵達。也可起旱經鹽亭、南部直達。仇謂杜獨行，無據。《淮南子》：「畫蘆灰而月暈闕。」許慎註：「有軍士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環月，闕其一面，則月暈亦闕於上。」適見月暈而聯想到「有軍土相圍守」致令關山阻隔，故欲得淮王術以破之。結尾恰切親王，固是雅謔，但也表露出詩人深沉的憂時之情。黃生說：「『浮客』，猶行客，言己本當行之客，『轉』對月『危坐』，因思王『歸舟應』在月中『獨行』。可見今夜關山皆『同一照』，獨己如『烏鵲』不能安棲。其困厄有同『月暈』，能如『淮王』一試畫灰之『術』，庶其有濟乎？前詩欲投三峽，此時已不果行，更欲冀王垂念耳。如此寓意，如此用事，真是鏡花水月，無質可求。」
當時梓州有個姓嚴行二的別駕，本地人，性格豪爽，曾設盛筵熱情招待老杜。老杜不勝感激，作《從事行贈嚴二別駕》相報：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梓中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騾粟，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體交態同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諸注家多嘆老杜迎家至梓不見於詩。其實，除前引聞一多所舉一例外，此詩首四句可作為他曾回草堂接家眷的佐證。梓州在成都東。「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其所戀戀不捨者，草堂也。而「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則追述回草堂所見亂後蕭索景象。仇兆鰲以為是「從東川回想草堂，恐遭亂焚毀（意謂非實錄）」，恐非確解。果真如此，這詩當作於這年秋冬之際回成都接家眷重來梓州之後。王嗣奭說：「別駕乃州刺史佐貳，故稱從事。題雲《相從行》，無謂，似應作《從事行》。」老杜早知嚴二是梓中最大的豪傑，今日傍晚初次登門拜訪，不意受到這麼熱烈的歡迎和盛情的款待，不要多久便成了堅勝膠漆的忘形之交。這時，他萬事俱忘，百年不計，只管開懷暢飲，傾倒之至，不覺久病頓愈了。末段慨嘆乾坤之大，而交態同屬悠悠，惟嚴二意氣能不愧於古人。這詩感情奔放，逸興遄飛，而又憂憤深長，差近前之篇什《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自從流離道路以來，久不復聞此高唱了。「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騾粟，紫衣將炙緋衣走。」這幾句寫得很精彩，不僅見嚴府宴客的奢華場面，也見主人的豪爽性格：按著我的胳膊腕兒敬酒，他喝得興起就即席舞劍。傳說晉代張華見北斗、牽牛二星之間常常有紫氣，聽說這是寶劍的精氣上沖於天，就派人在豐城獄中挖出干將、莫邪二劍；最後這兩把寶劍都躍入延平津中，隨即打撈，只見兩條龍蟠在水底。嚴二舞動雙劍，不時相擊，鏗然作響，就像延平津這兩條蛟龍怒吼一般。我一登堂，就有人來為我撣掉烏帽上的灰塵，他們還拿粟米餵我的青騾子。（我年初作《入奏行》，對竇侍御說，如果他入奏還成都後來草堂看望我，我一定去打酒招待他，請他的跟班吃白米飯，拿青飼料餵他的馬：「為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沒想到嚴府的人竟拿粟米餵我那匹青騾子，真大方啊！）在整個飲宴的過程中，那些穿紅著紫的僕人，有的負責上菜，有的奔走侍奉，顯得又殷勤又有排場。——看起來，這嚴別駕不止是「梓中豪俊」，還是當地的大闊佬。楊倫說：「想公於潦倒中，嚴能極致周旋，不覺感激如此，前所云『途窮仗友生』，豈即此人耶？」李長吉《開愁歌》「臨岐擊劍生銅吼」甚似「酒酣擊劍蛟龍吼」，但一險怪一雄健，於此可悟二人在藝術構思和表現上的微妙差異。老杜是長吉的表叔（杜有《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餘下沔鄂》，晉肅即李賀之父，詳後），長吉對他這位表叔的詩作想是熟習的。
前年（上元元年）老杜在成都，趁一位姓段的朋友去桂林就任州參軍之便，寫了首題為《寄楊五桂州譚》的詩，托他帶給該州刺史楊譚，表示思念之意。沒想到如今在梓州又遇到這位段功曹參軍，看到楊譚托段捎來的信（段因公入蜀，可能先已去成都草堂訪杜，得知杜在梓州，就特意到這裡來的），知道楊譚已從桂州調到廣州任長史，就寫詩作復，仍請段回去時帶給他：
「衛青開幕府，楊仆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譚書功曹卻歸聊寄此詩》）又作詩送段歸廣州說：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蕩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旅客，時寄錦官城。」（《送段功曹歸廣州》）梓州有銅梁山，知重遇段功曹參軍在梓州。桂州下都督府(25)，下州刺史正四品下。廣州中都督府，中都督府長史正五品。長史輔佐太守掌一郡兵馬，職任亦甚重。楊譚由桂州刺史調廣州長史官階是降了，但地位重要，所以前詩以大克匈奴後武帝拜之為大將軍於幕中的衛青和出豫章下橫浦的樓船將軍楊仆相稱許，期望楊譚為國立功，並告己貧病交加、或將老死他鄉的窘況。後詩首聯意謂功曹歸去，幾月之後才能到達廣州，那時必然過了明年春天。王嗣奭說：「數月之程，不能以春到，故云『南海春天外』。」三峽山高，雲籠樹小；洞庭湖闊，日蕩船明：頷聯寫沿途經過之景。「丹砂」「白葛」，交廣土產，老杜望段托人多寄些來，藉以延年而卻暑。老杜可算得是「老江湖」了，動不動就寫詩向人家要東西，一點也不在乎。「未就丹砂愧葛洪」，老杜到老還沒忘記他的丹砂呢！二詩「漢節」聯、「峽雲」聯，寫景小有情致。
這年秋天，他還就近到梓州所轄玄武縣（今四川中江縣）城東二里玄武山上的玄武廟去遊覽，作《題玄武禪師屋壁》說：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虎頭，是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的小字。杜甫二十歲漫遊金陵，曾去瓦棺寺觀看過顧愷之所作維摩詰壁畫圖像，印象極其深刻。二十七年後，他在憶舊詩中談到當初觀畫時的心情說：「看畫曾饑渴，追蹤恨淼茫。」可見他對顧愷之及其作品是何等地傾折了（詳上卷四三、四四頁）。未聞顧虎頭曾入蜀，玄武禪師屋壁畫「非必出顧手」（顧宸語），只是詩人最傾折虎頭，如此云云，不過表示「畫之佳，非名手不能」（同上）而已。《高僧傳》載：舒州潛山最奇絕，山麓龍勝。志公與白鶴道人慾得之，同白武帝。帝使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志公以錫杖。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志公之錫即插於山麓。道人不悅，但以前言不可食，遂各於所識處築室以居。又載：劉宋時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無假風棹，輕疾如飛。庾信《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飛錫遙來，度杯遠至。」《高僧傳》又載：惠遠住廬山，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等，並棄世遺榮，依惠遠遊止。仇註：「不驚鷗」參用《列子》海鷗事。這詩先記壁畫。石林紅日，雲氣氤氳；江海春天，水空遼闊：好一幅滄洲遠趣圖。大概畫上山前有鶴，水際有鷗，因而想到錫飛、杯渡故事，便從贊畫轉到贊禪師，並致己欲追隨游止之意以結束全篇。雖是小品，卻寫得渾融遒勁，足見功力之深。胡應麟《詩藪》說：「『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杜用事入化處。然不作用事看，則古廟之荒涼，畫壁之飛動，亦更無人可著語。此老杜千古絕技，未易追也。」浦起龍說：「通首總就題畫命意。……蓋睹此滄洲遠趣，忽如身與禪師一齊度世。既使此畫此師，雙超絕頂，而於己羈棲之愁，亦片時消釋。」可謂有得。王勃《聖泉宴詩序》記玄武山聖泉景物甚詳：「玄武山有聖泉焉，浸淫歷數百千年。乘岩泌涌，接磴分流，下瞰長江（指中江），沙堤石岸，咸古人遺蹟也。茲乃青綠芰，紫苔蒼蘚，遂使江湖思遠，寤寐寄託。既而崇巒左岥，石壑前縈，丹崿萬尋，碧潭千頃，松風唱響，竹露薰空，瀟瀟乎人間之難遇也。」詩說：「披襟乘石磴，列籍俯春泉。蘭氣熏山酌，松聲韻野弦。影飄垂葉外，香度落花前。興洽林塘晚，重岩起夕煙。」老杜既來此山遊覽，聖泉這一帶的景致，想是賞玩過了的。惜未發諸吟詠，以饗後人。
時將歲暮，仍滯梓州，老杜內心的無限感傷，在《贈韋贊善別》中得到了盡情的宣洩：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只應盡客淚，復作掩荊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不止不得歸故鄉，即草堂亦不得歸，明乎此，方知「寸心違」三字下得沉痛。
嚴武召還，高適代為成都尹。隨即徐知道叛亂，軍政旁午，老杜一時不便去打攪高適。今見首惡斃命，叛亂漸平，他因久厭客梓，思歸草堂，就寫詩寄高，婉辭試探近期他若攜家回成都是否相宜：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漫倒芳樽。」（《寄高適》）「宋玉賦《招魂》者，楚人也」（《杜臆》），可是楚與蜀相隔很遠，宋玉也難招我這病客的魂啊！(26)只有我能同你共享詩名，眼下卻無人與談世事。如今新主初立，你被擢任成都尹，待我回來後，望你降臨草堂。我知道，到了相見的那天，我們準會無所拘束地幹了一杯又一杯。——浦起龍說：「是詩疑團在『故園』二字，或指高適滄州之故園，或指公京師之故園，輾轉不合。不知公入蜀後，三年而成一草堂，身雖頻出，家口寄焉，草堂固可雲故園也。嚴武再鎮成都，公寄詩云：『故園猶得見殘春』，是顯證也。諸家何遂忘之？解此，則詩意豁然，而編次亦屬一定。」所論甚是。
六 「激烈傷雄才」
高適和詩不存。不知是高適回信說暫時不宜回成都還是因為別的什麼原因，這年冬天老杜卻往陳子昂的故鄉射洪（舊治在今四川射洪縣金華鎮）遊覽憑弔去了。射洪在梓州東六十里。境內有金華山。金華山在縣城之北二里，縣城又在涪水之西一百步。老杜初來射洪時在城邊野望，作《野望》說：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雋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獨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極目傷神誰為攜？」唐雋州越雋郡治所在今四川越西縣。常璩《蜀志》載：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為郡，後人謂之三蜀。十一月風日慘澹的一天，我站在涪水之西眺望，北邊就是金華山。那金華山，山連著山，蟠曲在三蜀境內。這涪水，流到巴縣、渝州（州治在巴縣，即今四川重慶市），再下又有武陵五溪（雄溪、樠溪、酉溪、溪、辰溪，在今湖南西部）流入。獨鶴多像個孤單的客子，不知它為什麼卻在跳舞？飢烏聒噪，似乎想向人乞食。射洪的春酒，到天寒時仍然碧綠。我觸目傷神，可又有誰攜酒來同我遣悶銷愁？——據此可知他來射洪在這年十一月（「仲冬」），當時他的心情是不好的。
大概在城邊眺望寫作前詩後不久，老杜登上金華山，參觀了山上的金華觀，找到了陳子昂的學堂的遺蹟，很有感觸，作《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蹟》說：
「涪右眾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台。繫舟接絕壑，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光色，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裡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才。」陳子昂讀書堂，在射洪縣北金華山。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讀書堂(27)，堂在玉京觀（本名金華觀，宋改名玉京）後。金華山上拂雲霄，下瞰涪江。相傳東晉陳勛學道山中，白日飛升。梁天監中建觀。有老君像，唐明皇所鑄（見《輿地紀勝》《新修潼川府志》等）。陳子昂有《春日登金華觀》云：「白玉仙台古，丹丘別望遙。山川亂雲石，樓榭入煙霄。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還疑赤松子，天路坐相邀。」可見當時此間建築與景物的一斑。彭慶生《陳子昂詩注》：「本集卷七《暉上人房餞齊少府使入京府序》云：『永淳二年（六八三）四月孟夏云云。朝廷子入，期富貴於崇朝；林嶺吾棲，學神仙而未畢。』可證子昂進士及第之後，曾居家學仙，詩當作於此時。」據詩中所述，老杜這天來游時天氣很好。他在船上遠遠地望見涪水西岸眾山之中就數那紫色的金華山最高。從冬日蔚藍色的天空中垂下的陽光，擁抱著山上道觀的瓊樓玉宇。把船靠在絕壑下面，就拄著拐棍兒在盤旋往復的山路上攀登。登上山頂四下觀望，那川流那山谷隱隱約約地展現在眼前。西邊那雪嶺在陽光照射下泛出蒼白的死色(28)，霜天傳來了鴻雁的哀鳴。道觀里跪著燒香的信女猶如玉女，訪道的善男來了仿佛是霧裡降臨的仙人。(29)陳公讀書堂柱仄苔青，悲風似乎為他而起，他情懷激烈，為雄才的含冤殞命而深深傷悼。
老杜前在綿州，遇李使君去梓州上任，曾作詩囑李來日行部至射洪為他灑淚憑弔陳子昂：「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如今他親來射洪，自然要尋陳子昂的遺蹟，深致悼念之意了。接著他又參觀了陳的故居，作《陳拾遺故宅》說：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游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震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鉤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陳子昂故宅在射洪縣北里許的東武山下。(30)陳子昂《梓州射洪縣武東山故居士陳君碑》：「君諱嗣（子昂叔祖），……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陳）祇（子昂十世祖），自汝南仕蜀為尚書令。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為郡長。」又《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公諱元敬（子昂父），……五世祖太樂（子昂六世祖），梁大同中為新城郡司馬。生高祖方慶（子昂五世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秘書》《白虎七變法》，遂隱於郡武東山。……青龍癸未，唐歷雲微。公（子昂父元敬）乃山（當是武東山）棲絕谷，放息人事。」據此可知：（一）自晉初以來，陳氏即聚族居於武東山（後世方誌作東武山），世代為當地豪族。（二）子昂五世祖陳方慶與其父陳元敬都隱居於武東山學道。子昂的山棲學仙，「林嶺吾棲，學神仙而未畢」，顯然也受到家族的影響。這詩先記子昂故居，大屋修椽，現尚完整如昔，以及荒山寒日、故里風煙景象。次贊其位下才高，上薄風騷，下與揚雄、司馬相如接踵，名垂千古。盧藏用《陳氏別傳》：「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風骨。」揚、馬都是蜀人，故用以相比。復志其交遊遺蹟。詩人因見壁上題字，知趙彥昭與郭元振曾來此宅，與之同游。
趙彥昭，字奐然，甘州張掖（今甘肅張掖）人。少豪邁，風骨秀爽。及進士第，調為南部尉。與郭元振、薛稷、蕭至忠相友善。中宗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睿宗立，出為宋州刺史。入為吏部侍郎。蕭至忠、薛稷等依附太平公主反對玄宗。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七月，太平公主及其黨羽謀反，玄宗與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郭元振等定計先下手。執蕭至忠等於朝堂斬之。薛稷賜死於萬年獄。太平公主賜死於家。蕭至忠等被誅後，郭元振、張說等稱趙彥昭曾參預平亂密謀，以功遷刑部尚書，封耿國公。趙彥昭本以權幸得進。中宗時有巫趙五娘，以左道出入宮禁。趙彥昭以姑事之，曾著婦人衣，乘車與其妻前往拜謁，以表侄子之情。他得為宰相，全仗趙五娘之力。於是殿中侍御史郭震（此人與郭元振同名）彈劾他的舊惡。時姚崇執政，惡其為人，貶為江州別駕，卒。《全唐詩》錄存其詩二十一首，多應制之作，無甚可觀。郭震，字元振，以字顯。魏州貴鄉（今河北大名東南）人。少有大志。十六歲，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中剛送來四十萬錢，恰好有個著喪服的人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郭元振毫不吝惜，竟將錢全部給了他，也不問他的姓名，薛稷等都很驚嘆。十八歲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不拘小節，曾盜鑄並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得知，把他召去詰問，一同他交談，便感到很驚奇，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武后看了很誇獎，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大足元年任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築要壘，開屯田，在職五年，軍糧充足。神龍中遷安西大都護。睿宗立，召為太僕卿。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玄宗誅太平公主，郭元振立大功，進封代國公。玄宗講武驪山，他坐軍容不整流新州。旋起為饒州司馬，病死途中。《全唐詩》錄存其詩二十三首。《寶劍篇》《塞上》均有風骨。小詩學南朝樂府民歌，如：《春江曲》「江水春沉沉，上有雙竹林。竹葉壞水色，郎亦壞人心」，清麗可誦；《惜花》「艷拂衣襟蕊拂杯，繞枝閒共蝶徘徊。春風滿目還惆悵，半欲離披半未開」，亦別饒情趣。唐南部縣即今四川南部。唐通泉縣今併入射洪。趙、郭與陳子昂同游，並登府題壁，當在二人分別為此二縣縣尉時。《碑目》載陳子昂故宅有趙、郭題壁。這題壁據老杜的描繪「灑翰銀鉤連」，知是草書。末嘆盛事已往，堂宇終將湮滅，但詩留忠義，自足千古。王嗣奭說：「會止一時，堂不千年，獨《感遇》之遺編尚存，此立言而垂不朽者也。稱文章而歸之『忠義』，才是真本領，亦公自道。『位下曷足傷』二語，亦自道。『終古立忠義』，觀集中所上書疏及本傳可見，非謂《感遇》詩。若《感遇》詩當世推為文宗，人皆知之。而公復推於忠義，特闡其幽，亦見所重自有在也。」
陳子昂（六六一—七〇二），字伯玉，出身豪富之家，任俠使氣，到十七八歲尚不知書。曾隨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謝斷門客，專心讀書，數年之間，學問精進。武后光宅元年（六八四），二十四歲，游東都，舉進士對策高第，擢麟台正字。垂拱二年（六八六），從喬知之北征金徽州都督仆固始。永昌元年（六八九），補右衛胄曹參軍。天授元年（六九〇），九月，武后改國號為周。他上表進《大周受命頌》四章並序表示擁護。次年春，以繼母喪解官返里。長壽二年（六九三）回東都，擢右拾遺。延載元年（六九四）坐逆黨入獄。天冊萬歲元年（六九五），出獄，官復原職。九月，建安王武攸宜討契丹，子昂以本官參謀。神功元年（六九七），在軍幕。武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以嚴立法制，以長攻短，不納，降為軍曹，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泫然涕流，作《登幽州台歌》說：「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七月凱旋，仍守原官。聖曆元年（六九八），以父老上表解官歸侍，詔聽帶官而歸。次年七月七日，其父陳元敬卒。長安二年（七〇二），臥病家中。本縣令段簡聞其家富有，乃附會法律，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段簡嫌少，系獄而卒（以上事跡均據羅庸《陳子昂年譜》）。中唐沈亞之《上九江鄭使君書》曾論及喬知之與陳子昂的死：「喬死於讒，陳死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時之情，致力克害。一則奪其妓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排以為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於非命。」胡震亨《唐音癸簽》說：「嘗怪陳射洪以拾遺歸里，何至為縣令所殺。後讀沈亞之《上鄭使君書》，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錄以備考。
葛曉音《關於陳子昂的死因》（載《學術月刊》一九八三年二月號）說：「我認為陳子昂之死的原因更可能是段簡根據陳子昂所寫府君墓志銘一文，『附會文法』，以子昂詆毀武后、『指斥乘輿』、『無人臣之禮』為名，勒逼財物，陷其下獄，致使本來就哀毀羸疾的陳子昂不堪折磨而死。」論證頗詳，所見近實，較他說可信。陳子昂是有卓識有膽略的政治家，也是唐代詩歌革新運動的旗手。作為政治家，他敢於通過諫疏陳述並堅持自己進步的政見：一、關注民瘼，改革吏治；二、揭露酷吏，反對淫刑；三、重視邊防，反對黷武；四、主張任用賢能，用人不疑。作為文學家，他在《修竹篇序》中大聲疾呼，反對齊梁以來的華靡詩風，在倡導復古的旗幟下實現詩歌內容的革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郁。不圖正始之音，復睹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而他多年創作的《感遇》三十八首及其他名篇，或諷刺現實、批判時政，或感傷身世、抒發豪情，無不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性。他的理論和實踐，猶如動地狂飆，盡掃瀰漫唐初詩壇的浮靡餘風，為其後盛唐詩歌的發展清除了道路，功績不小，影響深遠。韓愈的《薦士》說：「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者，亦各臻閫奧。」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其八說：「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准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以詩論詩難免誇大，而其基本評價卻不為大謬。大體說來，自古至今，論者對陳子昂在唐詩發展上的開山地位多無異議。至於談到他對待武后的態度問題，前人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分成肯定和否定的兩派。最早宋朝的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顯斥陳子昂「無風節」。此派看法，愈演愈烈，到了清代，王士禎說：「（子昂）《上大周受命頌表》一篇、《大周受命頌》四章，其辭諂誕不經。又有《請追上太原王帝號表》，太原王者，士彠也，此與揚雄《劇秦美新》無異，殆又過之，其下筆時不知世有節義廉恥事矣，子昂真無忌憚之小人哉！詩雖美，吾不欲觀之矣。」（《帶經堂詩話》）潘德輿甚至將陳子昂連同阮籍一併加以斥責，且對老杜《陳拾遺故宅》「有才繼騷雅」「終古立忠義」云云表示不滿：「人與詩，有宜分別觀者。人品小小繆戾，詩固不妨節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惡，則並詩不得恕之。……以人而論，則籍之黨司馬昭而作勸晉王箋，子昂諂武曌而上書請立武氏九廟，皆小人也。……杜公尊子昂詩，至以『騷雅』『忠義』目之，子烏得異議？曰：子昂之忠義，忠義於武氏者也，其為唐之小人無疑也。」（《養一齋詩話》）那麼，肯定陳子昂人品的一派，尤其是老杜給予他「終古立忠義」的崇高評價，是不是就錯了呢？對待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也可以這樣回答：武則天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指責陳子昂忠於武家而不忠於李家，這看法本身就很封建，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不僅毫無意義，甚至是可笑的。這答覆當然是對的。可是武后執政時確有不少希寵干祿的小人，從陳子昂積極擁護武后建周稱帝的表現看，也並不是毫無可非議之處，所以對於陳子昂的人品，仍須做進一步的研究。
關於這一問題，評論得最早也最具體的是《新唐書·陳子昂傳贊》：「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後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污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於言，其聾瞽歟？」認為武后很壞，未免帶有偏見。認為陳子昂「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政治上真是又聾又瞎，教人可怪可笑，這指責雖然極其嚴厲，卻並未懷疑他的人品，把他看成無恥小人。比較起來，王夫之對陳子昂人品和政治表現的評價最全面也最中肯：「陳子昂以詩名於唐，非但文士之選也，使得明君以盡其才，駕馬周而頡頏姚崇，以為大臣可矣！其論開間道擊吐蕃，既經國之遠猷；且當武氏戕殺諸王、凶威方烈之日，請撫慰宗室，各使自安，攖其虓怒而不畏；抑陳酷吏濫殺之惡，求為伸理，言天下之不敢言，而賊臣凶黨，弗能加害，固有以服其心而奪其魄者，豈冒昧無擇而以身試虎吻哉？故曰：以為大臣任社稷而可也。載觀武氏之世，人不保其首領宗族者，蔑不岌岌也。而子昂與蘇安恆、朱敬則、韋安石，皆犯群凶，持正論而不撓；李昭德、魏元忠、李日知，雖貶竄而終不與傅遊藝、王慶之、侯思止、來俊臣等同受顯戮。由是言之，則武氏雖懷滔天之惡，抑何嘗不可秉正以抑其妄哉？而高宗方沒、中宗初立之際，舉國之臣，縮項容頭，以樂推武氏，廢奪其君，無異議者。向令有子昂等林立於廷，裴炎、傅遊藝其能仇匿以移九鼎乎？」（《讀通鑑論》）所舉陳子昂的種種政治表現都是事實，王夫之從中看出：一、陳子昂不僅有遠見卓識，而且有勇有謀，善於在險惡的政治情況下進行鬥爭，充分顯示出大政治家的才具和品質；二、要是朝廷上像陳子昂這樣的人多了，即使武后不好，還是可以「秉正以抑其妄」的。私意以為，僅就對陳子昂而論，這兩點看法基本是正確的。
前兩年，我讀《陳子昂集》，發現《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如下的一些記述，對研究陳子昂的思想和政治傾向很有幫助：「公諱元敬，……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憂艱不仕，潛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致，如眾鳥之從鳳也。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傑，望風景附，朝廷聞名。或以君為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德也。州將縣長，時或陳議。青龍癸未，唐歷雲微。公乃山棲絕谷，放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天象，無所不達。嘗宴坐，謂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大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不可以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遇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合，舜與禹合，天下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天下歸之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幽歷板蕩，天紀亂也。賢聖不相逢，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故有國者享年不永，彌四百餘年，戰國如麋，至於赤龍。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夷胡奔突，賢聖淪亡，至於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己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己未，隱化於私館。……是歲十月己酉，遂開拭舊塋，奉寧神於此山石佛谷之中岡也，銘曰……」陳子昂父陳元敬卒於聖歷二年己亥（六九九），時年七十四歲，則「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當在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隨即拜文林郎，後因丁憂不仕。但真正決心歸隱卻在「青龍癸未」弘道元年（六八三）高宗逝世、「唐歷雲微」之際。由此可見陳元敬是堅決反對武后擅權的。既然陳元敬反對武后的政治態度是這樣地堅決，後來又對陳子昂講過當時正值天紀復亂、賢聖不相逢、不可以智力圖之的大道理，而且要陳子昂記在心裡，那麼，當聖歷二年十月作此墓誌文之時，亦即陳子昂積極從政多年而終告失敗之後，他竟不憚時議，提起這段往事，並在銘中給他父親以極高的評價，甚至以孔子、商山四皓與之相比：「賢者避地，邈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賢聖罔象兮。南山四君，不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肯定父親的見機識時，就是承認自己不顧天運欲以智力圖之的無知和勞而無功。這豈不表明陳子昂開初的竭誠「以王者之術勉」武后，確乎如王夫之所說，是有意識地在「秉正以抑其妄」麼？這樣看來，譏笑「子昂之於言，其聾瞽歟！」，罵他是「真無忌憚之小人」，都未免太冤枉他；而老杜說他「終古立忠義」，倒是最知其用心良苦的了。或者說，《陳子昂集》有《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對杜審言的文才推崇備至：「杜司戶炳靈翰林，研幾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老杜的《壯遊》「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顯系受序中「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的影響，可見他對這序很熟習，對陳子昂同他祖父的關係很清楚。老杜的封建感情頗強烈，因此他對其世交前輩陳子昂的評價難免過當，不足為憑。這話不無道理，比如他祖父杜審言的友人宋之問，傾心媚附武后的寵幸張易之，「至為易之奉溺器」，「天下丑其行」（《新唐書·宋之問傳》），但他在《過宋員外之問舊莊》詩中，還對宋之問，表示通家晚輩深深的憑弔、感嘆之意。雖然如此，每當涉及重大政治問題時，他還是很謹慎的。第一章第二節中曾經談到，他祖父杜審言交接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人品比沈佺期、宋之問他們稍微好一些，也不算很高尚。老杜很敬佩他祖父的文學成就，常以他家有他祖父所開創的詩歌傳統而自豪。可是，當他認真評論歷史時，卻直言不諱地指出：「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八哀詩·贈秘書監匯夏李公邕》）這「寵嬖」即指二張之流。他對他祖父的政治表現，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微辭，心裡還是有看法的，起碼會感到與這些「寵嬖」有牽連未免窩囊。又說開元二十九年老杜漫遊齊魯之後歸洛陽，築陸渾莊於首陽山下。這年寒食，他為文祭遠祖杜預而不祭祖父杜審言，可見遠祖和祖父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對自己的祖父尚且如此，要是他心裡真認為陳子昂在「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時德行有虧，今來故宅遊覽，即使要作詩，他盡可像《過宋員外之問舊莊》那樣，深致通家晚輩憑弔、感嘆之意即可，又何必發違心之論呢？要知道，老杜是忠於李唐王室而明確表示不滿武后的。站在他的立場，哪會輕易以「忠義」許人？要是我前面所作關於陳子昂人品和政治表現的探索差可成立，那麼老杜可算是最早的最理解陳子昂的了。陳子昂曾為右衛胄曹參軍、右拾遺，老杜曾為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左拾遺，這偶然的近似，可資談助。
在射洪他還寫作了《謁文公上方》和《奉贈射洪李四丈》二詩。前者首記上方景象，次贊文公道行，末敘來謁欲皈依佛法之意。此詩不甚佳，蘇軾卻稱道其中「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原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及其他詩句，以為據此「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見《東坡題跋》）。王嗣奭說：「王侯與蟻同盡，不過襲《莊》《列》語；『願聞第一義』，亦禪門常談。東坡以此四句卜得其道，此窺公之淺者。余讀公詩，見道語不一而足，而公亦不自知也，非以學佛得之。平生飢餓窮愁，無所不有，天若有意煅煉之；而動心忍性，天機自露，如鐵以百鍊而成鋼，所存者鐵之筋也，千年不磨矣。」強調老杜對哲理的領悟主要得力於人生歷練而不是學佛，這是很有見地的。《奉贈射洪李四丈》說：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掛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詩題下自注李四字「明甫」。這詩首四句如謠諺，敘二人相見雖晚卻甚相得。次嘆成都經亂，草堂不可復居；欲出三峽，又苦無川資。末以騏自喻，志士謂李；一蹭蹬，一感傷，遭遇相同，意氣故相投。
這兩首詩，略見老杜在射洪的行蹤、交往和思想情況。老杜前在梓州作《悲秋》說「始欲投三峽」，今又說「東征下月峽」，可見他當時攜眷出峽的念頭很強烈，只因無錢未能成行。
七 「此行疊壯觀」
為了排遣客愁，當他在射洪稍作勾留之後，並未馬上返回梓州，又繼續隻身到通泉遊覽去了。
唐通泉縣（元併入射洪縣）故治在梓州東南一百三十里。有通泉山，東臨涪江，絕壁二十餘丈，水從山頂湧出，下注於江，風景幽美。老杜離射洪赴通泉遊覽當在這年十一月。他的《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記沿途旅行情況甚詳：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俶裝逐徒旅，達曙凌險澀。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縶。汀洲稍疏散，風景開怏悒。空慰所尚懷，終非曩游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申涵光於首段頗有得：「少時謀生頗易，然正爾負氣，豈屑及此？至老方憂，已無可奈何矣。起語悵然。『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他人不肯自言，然正是高處。」窮難自立，飢餒依人，只好整理行裝，搭伴趕路。正如鮑照在《上潯陽還都道中》說的那樣，我「侵星赴早路」，到天亮，已經走了好一段險阻的路程。霧大寒日出得遲，清江拐過山根激起了急流。僕夫走不動，駑馬像給繩索絆住似的，這路真難走！來到汀洲這邊，風景疏散，開豁了我鬱悒的胸襟。此處差堪慰懷，可惜已無曩日遊興。何況衰顏暫破，前面恐無勝境，終不免阮籍窮途之哭、楊朱歧路之悲了。——這詩抒情真摯，敘事親切，非徒「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寫景入妙。
途中他又作《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集，人遠鳧鴨亂。登頓生曾陰，欹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所發感慨雖是實情，惜流於一般，不見精彩，而寫溪行所見卻別饒意趣。今天好大的霧，到中午才散，一路之上在霧中行走，連衣服都潮濕了。這裡地氣很暖和，雜草中還集聚著蚊蚋。這裡遠離人境，野鴨子到處亂飛。霧收了，一會兒晴一會兒陰。山路崎嶇，爬上爬下。到了通泉驛，驛樓就在那株衰柳旁邊；從這裡，可以隱隱約約地望見那輕煙繚繞的江畔城郭了。遠處的山色顯得很寂寞，涪江江水在夕陽下閃閃發光，這景色多美多壯觀啊！——王維《山中》「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與此詩「溪行衣自濕」意近，但前者空靈有韻致，後者質樸而與行旅風塵之感協調。
當時通泉縣城裡還保存著郭元振在此做縣尉時住過的故宅，老杜去憑弔了，作詩甚贊郭元振當機立斷、佐玄宗撲滅太平公主一黨的豐功偉績：「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辯尊親，指揮存顧托。群公有慚色，王室無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台閣。我行得遺蹟，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過郭代公故宅》）指出「臨事斷」是郭元振得以成功的主要性格特點，這是很有見地的。
老杜來通泉縣的另一收穫是得以觀賞薛稷書畫真跡。薛稷（六四九—七一三），字嗣通，蒲州汾陰（今山西萬榮西）人。隋代著名詩人薛道衡的曾孫。官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人稱「薛少保」。曾從外祖魏徵家見虞世南、褚遂良法書，精勤臨仿，遂以擅書名世。其書法得於褚為多，故當時有「買褚得薛，不失其節」之說。後人把他與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並稱為唐初四大書家。兼畫人物、佛像、鳥獸、樹石，畫鶴尤為生動，時稱一絕。碑刻有《升仙太子碑》碑陰題名及《信行禪師碑》。老杜在通泉縣見到的是薛稷為這裡的慧普寺寫的一塊匾額和畫的一面壁畫。他觀看後有所感觸，作《觀薛稷少保書畫壁》(31)說：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我游梓州東，遺蹟涪水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郁三大字，蛟龍岌相纏。(32)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薛稷詩《全唐詩》存十四首，其中《早春魚亭山》「白雲自高妙，裴回空山曲。陽林花已紅，寒澗苔未綠」，《春日登樓野望》「野外煙初合，樓前花正飛」云云，清新可誦。而老杜所稱道的「陝郊篇」即《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確乎很有古風：「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隔河望鄉邑，秋風水增波。西登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傅岩既紆鬱，首山亦嵯峨。操築無昔老，採薇有遺歌。客游節回換，人生知幾何？」老杜見此詩頗含政治隱憂，想到他終坐太平公主事賜死於萬年獄，就不覺嘆惜他功名幻滅，僅有書畫傳世了。「西方變」，指這面從牆根高達屋椽的大壁畫中所描繪的佛教神變故事。《輿地紀勝》載：薛稷書「慧普寺」三字，徑三尺許，在通泉縣慶善寺聚古堂。仇註：「趙曰：稷書『慧普寺』三字，乃真書，傍有贔屓纏捧，此其『蛟龍岌相纏』也。稷所畫西方變相則亡。」據老杜所述，稷書寺名三字已製成金匾；變相是粉壁墨繪，未著色。老杜前不久在射洪陳子昂故居見到郭元振的題壁，現在又見到了薛稷的書畫，他真為「此行疊壯觀」而深感慶幸。他想：百年之後，又有誰來通泉觀賞這些書畫神品呢？那時，這些書畫還有嗎？……他不勝迷惘。
《歷代名畫記》載：薛稷尤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名畫錄》載：今秘書省有稷畫鶴，時號一絕（另有落星石、賀知章草書、郎余令畫鳳，合此相傳號省內四絕，見《南部新書》）。又蜀郡亦有鶴，並佛像、菩薩、青牛等傳於世，並居神品。《封氏聞見記》載：今尚書省考功員外郎廳有稷畫鶴，宋之問為贊。工部尚書廳有稷畫樹石。東京尚書坊岐王宅亦有稷畫鶴，皆稱精絕。通泉縣署屋壁也有薛稷畫的鶴。可惜華堂傾覆，壁畫曝落，任憑風吹雨打，老杜見了，有感而作《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群游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鶊鄰。高堂未傾覆，常得慰嘉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恥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晉永嘉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余父母一雙在原地，精白可愛，多雲神仙所養。「倉鶊」，亦作倉庚，即黃鶯。此詩甚佳。仇兆鰲說：「此從畫壁生慨。壁經風雨，在畫鶴終當滅跡。然看赤霄冥舉，即真鶴有時遁形。凡物皆當曠觀矣。」楊倫說：「言此地既無人知賞，鶴亦將破壁而飛去矣。兼帶自寓意。」日曬雨淋，畫鶴終將泯滅，作如是觀，既能排遣抱憾之情，復有寄託，意故深厚。如果僅說這些曝露於外的畫鶴終當破壁飛去，口吻近謔，意義也就淺了。老杜這次射洪、通泉之行，非止為覽江山之勝，亦為憑弔前賢、觀賞真跡而來。蔣弱六說：「『高堂未傾覆』，不顧署中人忌耶！明是惡其曝露，不勝感憤耳。」古往今來，珍貴文物不知毀壞多少！官場中人，所見惟利祿，哪將名畫放在眼裡？老杜的感憤是可以理解的。
雖然如此，他跟這個縣的縣令姚某依然很要好。當時縣裡來了個貴客王侍御，想他已受到姚令的多次盛情款待，就在涪江邊的東山最高頂設宴作為答謝。晚上，接著又攜酒請原班人馬乘船泛江作樂。老杜也出席作陪，作《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說：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游。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彩舟。笛聲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涌，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回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沾人衣。」後漢陳寔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以陳太丘稱譽姚通泉，老杜吹捧起人來，也是蠻厲害的。這幾天老杜在通泉做客，承姚令接待，無力設宴答謝，只好美言幾句；未能免俗，不必深責。這詩很寫實，可見當時官場應酬的一斑。《舊唐書·職官志》載：「侍御史四員（從六品下），掌糾舉百寮，推鞫獄訟。」侍御史既然有糾舉百寮的職責，如今來到郡縣，卻和接受考核的地方官夜以繼日地攜妓飲宴，樂而忘返，這真是對封建政治和職官設置的莫大諷刺！老杜還有首《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詩，頷聯云：「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這王侍御當是老杜在長安的舊相識，所以顯得比旁人親近些。
老杜在通泉盤桓了一些日子，眼看又將歲暮，想必就返回梓州，與家人團聚過年去了。
八 「轉益多師是汝師」
老杜《戲為六絕句》的寫作年代不詳；從說話的口氣看，當是晚年之作。杜集編年諸本，多置於上元二年，《讀杜心解》及馮至編選，浦江清、吳天五合注的《杜甫詩選》則置於寶應元年，這時老杜年已五十，大致不差。姑從後說，贅於這年詩作之末，稍加介紹。
郭紹虞先生撰《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徵引繁富，剖析細緻，案斷中肯。發端於分類加評羅列概論《六絕》諸說之後，自作小結說：「此《六絕》主旨，昔賢均謂為論詩，惟黃鶴以為論文，宗廷輔以為第一首論賦，第二首論文，第三首始論詩，以下諸首則匯而論文。其說與諸家異。案：第二首與第三首均論初唐四傑，兩首意思本屬一貫，必欲離而為二，似亦有所未安。且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論潘岳，謂『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其論陸機亦有『斗靡夸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之語。使以宗說繩之，得勿謂此三十首不盡論詩耶？須知杜甫《六絕》意在針砭後生，庾信、四子不過藉以發意，無論論詩論文，正不必拘泥求之。且即使杜甫本意以第一第二兩首為分指賦予文而言，亦未嘗不可窺其論詩宗旨與詩學所詣。蓋論體雖別，究理則通也。故解此《六絕》，與其著眼於所論之體，無寧注意於其作之之動機。由其所以作此《六絕》之動機言，要不外上述三說：其謂為寓言自況者，以為嫌於自許，故曰戲。其謂為告誡後生者，以為語多諷刺，故曰戲，亦有以為『戲』字僅指第一首言者。其謂為自述論詩宗旨者，則又以為詩忌議論，故曰戲；或以為此輩不足論文，故曰戲。實則上述諸說皆有可通。杜甫作此《六絕》之動機，或誠不免因於蚍蜉撼樹之輩好為謗傷，有所激發，遂托於庾信、四子以寓其意，則對於後生之輕侮老成，自不禁有深惡痛絕之辭。因指斥而又告誡之，教誨之，則於指點之中，而論詩宗旨亦自然流露矣。論詩宗旨既已全盤托出，則此即杜甫一生學詩蘄向所在。謂為自況，亦未為非。」所論甚是。《六絕》的寫作動機及其主旨既已有了較全面較正確的了解，現在就好逐一加以評議了。其一說：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庾信（五一三—五八一），字子山，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縣）人，梁代著名宮體詩人庾肩吾之子。庾肩吾任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任右衛率。徐摛子徐陵，與庾信同為抄撰學士。兩家父子俱供職東宮，出入禁闥，禮遇之隆，無人可比。他們的文辭都很綺艷，世號「徐庾體」。庾信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出使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朝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太清二年（五四八），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庾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駐守朱雀航。侯景一來，他就率眾先退。台城陷後，他逃江陵。承聖元年（五五二）梁元帝即位於江陵，庾信任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出使西魏。值西魏滅梁，被留。歷仕西魏、北周，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稱「庾開府」。陳朝與北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並許還其舊國。陳朝請北周遣返王褒、庾信等十餘人，北周武帝只放還幾個不很出色的人，因看重庾信、王褒的才學不讓他們走。北周明帝、武帝都很愛好文學，庾信特受重視；趙王、滕王也同他很要好。庾信善詩賦、駢文。在梁時作品如《春賦》《七夕賦》《燈賦》《對燭賦》《鴛鴦賦》《盪子賦》《詠舞》《奉和示內人》等，多寫色情，綺艷輕靡，趣味庸俗。後入北朝，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小園賦》《枯樹賦》《傷心賦》《擬詠懷》等，感傷遭遇，並對當時社會動亂有所反映，風格也轉為蕭瑟蒼涼。倪璠撰《庾子山集注》，詳博可用。對於庾信的生平遭遇及其前後期創作特色有了粗略的了解，就便於研討「庾信文章老更成」這首絕句了。那麼，老杜寫作這首詩、這組詩的針對性又是什麼呢？周篆《杜工部詩集集解》說：「此六首蓋為當時之人輕視六朝、初唐，妄以風騷、漢、魏自命而作。此舉庾信以例其餘，非止謂信也。下『楊王盧駱』亦然。」江田《杜園說杜》說：「『流傳賦』，謂《哀江南賦》也。文嗤子山，詩謂四傑，當時必有綺麗為嫌而唱為騷雅之制者。元微之謂『好古者遺近』，正是此人；又謂杜陵『直道當時語』，正是如此等作也。」前者認為，這首詩，乃至這組詩，是為時人輕視六朝、初唐，妄以風騷漢魏自命而作；後者認為這種人即元稹所謂「好古者遺近」之流，當時確乎是有的：這都很對。齊、梁浮靡餘風，像陰霾一樣，籠罩唐初文壇達數十年之久。號稱「初唐四傑」的王、楊、盧、駱，雖在詩文所採用的題材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上顯示了革新的趨勢，但所受齊、梁浮靡餘風的影響仍很嚴重。陳子昂高挑文學革新的大旗，反對「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齊、梁詩風，鼓吹恢復風雅和建安文學所代表的現實主義傳統，而且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顯示了詩文革新運動的實績，為盛唐詩歌的高漲掃清了道路。但矯枉難免過正，他的作品大多質勝於文，稍嫌枯燥。李白在《古風》其一中，批評了漢賦以來每況愈下的文學頹風，不恰當地將《詩經》的《大雅》當作最高的標準倡導復古。其實，他想要恢復的只是風騷所代表的我國古代的優良文學傳統。當他具體評價作家作品時，仍然很推崇鮑照、二謝，並且接受了他們的良好影響。而他自身在詩歌創作上的輝煌成就，就更能雄辯地說明他打著的是復古旗幟，取得的卻是最有時代現實意義的創新。
與老杜一同應天寶六載制舉失利的元結，提倡風雅，反對淫靡詩風，於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結《篋中集》，選沈千運等七人詩二十四首，以資標榜，並作《篋中集序》說：「風雅不興，幾及千歲。……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詞，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侶類者，有五六人。」這一派詩人，有志振興詩道，固然可嘉，但因見偏才弱，建樹無多。——回顧了從初唐到老杜寫作《戲為六絕句》時幾位有代表性的詩人的文學見解及其創作實踐，可見重風雅輕六朝是當時文壇頗有影響的思潮。如此說來，我是不是想從而論證老杜的《六絕》是針對陳子昂到元結重風雅輕六朝的這一思潮而發呢？完全不是。老杜對他的前輩陳子昂很敬重，評價很高：「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陳拾遺故宅》）他對他的好友李白更是佩服之至，說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簡直好得無以復加。此後他看到了元結的《舂陵行》和《賊退示官吏》二詩，深為感動，便寫了《同元使君舂陵行》並序，對之大加讚揚：「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捲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又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他既然真心實意地對陳子昂、李白、元吉他們的那些體現風騷優良傳統的詩篇大加肯定，就絕不會對他們有所非議。那麼，我的用意何在？不過想藉以說明：（一）既然重風雅輕六朝是這一歷史時期內文壇上的進步思潮，影響所及，難免會在一部分並無真知灼見、只是一味趨時的「輕薄」「後生」中間產生盲目復古、全面否定六朝文學的錯誤傾向。因此，老杜不滿於這些「輕薄」「後生」，並針對這種錯誤傾向進行批駁，不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二）這種重風雅輕六朝的思潮，從總體上看是正確的，對推動唐詩走上反映社會現實、體現時代精神的康莊大道，所起作用極大。但是作為理論，它本身也確乎存在不小的缺陷。
如前所述，陳子昂在詩歌創作中基本上實踐了他的理論，卻稍嫌枯燥；李白的作品倒是「文質相炳煥」，思想性藝術性大多結合得很好，卻絲毫不像他所標榜的「大雅」，而所受六朝文學的影響又十分明顯：這都是這一思潮在理論上存在著缺陷的表現。這一思潮，發展到中唐白居易等人所提倡的新樂府運動，理論大備，而缺陷也隨之大顯。白居易認為，從古到唐，在我國無數的詩人和詩歌中，無與倫比的只是「六義」俱備的《國風》，然後用「六義」這把唯一的尺子去衡量，從而得出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的結論：「《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晉、宋以還，得者益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於時六義浸微矣，陵夷矣。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與元九書》）就是論及唐代，他也毫不通融：「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魴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穿今古，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同上）在這樣的理論思想指導下，白居易、元稹等人，在元和頭五年（八〇六—八一〇）掀起了新樂府運動，寫作了一批揭露現實的諷喻詩，在我國詩歌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顯著的。但由於他們過於強調詩歌的諷喻作用，把詩歌僅僅當作他們政見的「單純的傳聲筒」，當作進諫的一種補充手段，忽視了從文藝的唯一源泉——生活中去汲取生動豐富的素材和感受，因此他們的諷喻詩（也可說是「諫官的詩」），往往缺乏深切的生活體驗和激情，影響了思想的廣度和深度。另外，根據這樣的理論去評價詩歌史上的作家作品，問題就更大。在白居易眼裡，六朝的作品幾乎都要否定。杜甫的千多首詩，合格的只有「三四十」。連屈原「澤畔之吟」也只得「風人之什二三」，而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這不僅表明他用來衡量詩歌的標準過於窄狹，還進一步顯示出他對最能反映時代精神、同樣富於重大社會意義的積極浪漫主義詩歌流派缺乏應有的理解（詳拙著《唐詩論叢·從元白和韓孟兩大詩派略論中晚唐詩歌的發展》）。了解了其前其後幾家有繼承性的進步文學主張，然後再來比較《六絕》同這些主張的異同得失，就方便得多。比如諸家都輕六朝，老杜卻在其一中為「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傑之先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庾開府集箋注語）的庾信鳴不平，用前幾年常用的話說，這很有點「反潮流的精神」。現在的問題，不是他敢不敢為庾信鳴不平，而是庾信究竟有什麼地方令他如此折服？還是楊慎回答得好：「庾信之詩為梁之冠冕，啟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33)。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丹鉛總錄》）郭紹虞先生盛讚「其說入妙，頗得杜甫論詩之旨」，並進一步做了極其透闢的發揮：「杜老詩風，即在能兼『清新』『老成』二者，故其推尊庾信，亦即在此。杜之稱嚴武云：『詩清立意新。』（《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稱孟浩然云：『清詩句句盡堪傳。』（《解悶》）此清新之說。至其《敬贈鄭諫議十韻》詩所謂『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者，則又老成之義。是亦杜甫論詩兼主『清新』『老成』二者之證。此即求之《六絕句》中亦可得其解。清新之意，所謂『清詞麗句必為鄰』也；老成之說，又所謂『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也。蓋『清新』『老成』二者相反而適以相成。而其所以相成，所以能兼之之故，要又在『不薄今人愛古人』一語。……『不薄今人』，則齊、梁以來悉在可師之列；『愛古人』，則漢、魏以上更為淵源所自。師齊、梁，所以取其清新；親風雅，又所以法其老成。蕭子顯云：『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南齊書·文學傳論》）此齊、梁間詩之所以趨於清新。陳子昂云：『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廢，風雅不作。』（《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此唐詩之所以返於老成。此所以清新而又老成之境界，正須從『不薄今人愛古人』中來也。不明此意，則杜氏論詩宗旨不得而知，而此《六絕句》亦無從獲解。」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二句，還有吳見思《杜詩論文》所說的這一層意思：「庾信之才老而更成，其高峻則筆勢凌雲，其闊大則意思縱橫也。」「『老成』，字本相連，插一『更』字，便見少作固佳，晚作益進。」（黃生語）何以能如此？答案仍可從老杜的《詠懷古蹟》其一中找到：「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庾信早年在文學創作上已經成熟，後來親身經歷了戰亂和梁亡的大變故，對社會現實有較清醒較深刻的認識，又屈仕北朝，雖位望通顯，卻常有鄉關之思，這就使得他晚年寫的詩賦既有較高的藝術性，又有較充實的內容和真情實感。可見老杜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是看到了他「平生最蕭瑟」的生活經歷對其文學成就的重大決定作用。這種重視生活體驗、重視思想性與藝術性結合的看法，從創作理論的高度看，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我們今天充分肯定：（一）庾信在其「暮年詩賦」，如《哀江南賦》《傷心賦》《小園賦》《枯樹賦》和《擬詠懷》等作品中，以精湛圓熟的藝術，揭露了梁統治集團的腐敗，反映了人民的苦難，表現了他那不無愛國因素的「鄉關之思」；（二）由於他特殊的經歷，在他後期的作品中，將偏於「文」的南朝文風和偏於「質」的北朝文風結合起來，最先體現了南北文風的交流，為唐詩的健康發展開了先河。因此，從評價作家作品和研究文學史的角度看，老杜以筆勢高峻「凌雲」、意思闊大「縱橫」的評語高度評價庾信及其「老更成」的「文章」，諷刺那些「嗤點流傳賦」的「後生」未必能令「前賢」折服，同樣是十分正確的。其二說：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三人簡介詳第十一章第十三節。楊炯（六五〇—？），華陰（今陝西華陰縣）人，「初唐四傑」之一。顯慶六年（六六一）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六八一），皇太子釋奠，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有司薦楊炯及崔融等出任。遷詹事司直。則天初，坐從父弟神讓從徐敬業反，出為梓州司法參軍。秩滿遷盈川令，卒於官。中宗時贈著作郎。楊炯恃才傲物，每恥朝士矯飾，呼為「麒麟楦」，或問之，答道：「今假弄麒麟戲者，必刻畫其形覆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為時所忌。初赴盈川任，張說曾作《別盈川箴》贈別，戒其勿驕勿苛說：「才勿驕吝，政勿苛煩，明神是福，而小人不冤。」到官，果以嚴酷稱，吏稍不如意，即杖殺之。當時已有「四傑」之稱。他曾向人表示：「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后。」張說很讚賞楊炯的文才，說：「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后』，信然；然『愧在盧前』，謙也。」有《楊盈川集》。老杜在《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中只提到「四傑」中的三傑而以富嘉謨替代楊炯：「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其所以如此，私意以為實出於其他考慮，並無輕視楊炯文學成就之意（詳第十一章第十三節）。除了這首論詩絕句，老杜還在晚年作的《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中提到了楊炯：「論文到崔（融）蘇（味道），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指楊炯）雄，未甘特進（指李嶠）麗。……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老杜當年在齊州與李邕重逢，李邕曾跟他縱論了前輩名家詩文，讚揚楊炯詩文雄健，不滿意李嶠的華麗，尤其稱讚他祖父杜審言的詩作。他「於表揚先世處尤致低徊」（楊倫語），既然楊炯和杜審言都得到李邕的好評，他無疑也贊同李邕對楊炯的評價。可見他在寄高、岑的那首詩中不提楊炯，確乎並無看輕其文學成就的意思。李邕說他「近伏盈川雄」，是就楊炯詩文二者而言（甚至還可以說著眼點在文而不在詩）。不過，若從楊炯現存不多的詩作中拈出這首《從軍行》來，也多少能見作者風格的雄健：「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林庚先生甚賞其《驄馬》中「秋風鑄馬鞭」這句詩。這是五律頸聯的對句，上聯是「夜玉妝車軸」，「秋風」一作「秋金」。光從對仗的妥帖著眼，「金」對「玉」似切。但論其藝術效果，仍以「秋風」為優。秋風又叫金風，在古人的觀念中，是一種肅殺之氣。以秋風鑄馬鞭，對馬對人都會是莫大的警策，構思亦巧，殊覺可喜。又，五排《送劉校書從軍》：「天將下三宮，星門召五戎。坐謀資廟略，飛檄佇文雄。赤土流星劍，烏號明月弓。秋陰生蜀道，殺氣繞湟中。風雨何年別，琴尊此日同。離亭不可望，溝水自西東。」五絕《夜送趙縱》：「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送君還舊府，明月滿前川。」也很雄健。雖然如此，他傳下來膾炙人口的佳作遠較其餘三傑少，成就也較小。
《聞一多全集·四傑》頗多創見：（一）四傑雖都在唐詩開創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但並非一個單純的統一的宗派，而是一個大宗派中包孕著兩個小宗，而兩個小宗之間，異多於同。（二）就年紀而論，盧、駱比王、楊平均約大十歲，他們簡直可算作兩輩子人。就性格而論，前二人真「浮躁」，後二人較「沉靜」。（三）兩派成就亦異。「盧、駱的歌行是用鋪張揚厲的賦法膨脹過了的樂府新曲，而樂府新曲又是宮體詩的一種新發展，所以盧、駱實際上是宮體詩的改造者。他們都曾經是兩京和成都市中的輕薄子，他們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廷的墮落，以大膽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縮，所以他們的歌聲需要大開大闔的節奏，他們必須以賦為詩。……王、楊的時代是從台閣移至江山與塞漠。台閣上只有儀式的應制，有『句繪章，揣合低卬』。到了江山與塞漠，才有低徊與悵惘，嚴肅與激昂，例如王的《別薛升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楊的《從軍行》《紫騮馬》一類的抒情詩。……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楊才正式成為定型，同時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詩也是這時才出現的。」聞先生以詩人的敏感和學者的嚴謹仔細考察盧、駱和王、楊及其文學成就的不同，見解新穎而正確。但是，以為應該仿「前七子」「後七子」的例，稱盧、駱為「前二傑」，王、楊為「後二傑」，則大可不必。因為把他們四人放在文學史的歷史長河中看，約莫十年的年齡上的差異，和創作路數的不同，就會相應地變得不很顯眼，而他們從不同方面，從形式到內容，開始改變初唐浮靡詩風所取得的實績和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卻是相同的。此外，他們在詩文理論上都有所建樹，這也不容忽視。雖然他們之中有的對六朝的一些代表作家往往肯定過當，有的錯誤地要求文章宣揚「周公、孔氏之教」，但是他們確也看出六朝和初唐文風的不良傾向，主張有所改革。盧照鄰說：「潘、陸、顏、謝，蹈迷途而不歸；任、沈、江、劉，來亂轍而彌遠。」（《幽憂子集·樂府雜詩序》）王勃說：「雖沈、謝爭騖，適先兆齊、梁之危；徐、庾並馳，不能免周、陳之禍。……天下之文，靡不壞矣。」（《王子安集·上吏部裴侍郎啟》）而後者，正如楊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所說，更是在自覺地為改革初唐綺靡文風而努力：「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氣骨都盡，剛氣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
（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第八章第一節論之甚詳，可參看）——以上種種對四傑的肯定，是我們今天的看法，杜甫那個時代的人未必作如是觀，甚至還有譏哂四傑的，如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趙次公引唐人《玉泉子》說：「王、楊、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算博士。』」即是。這只是小疵，並非大病。要是當時有人指斥、譏笑盧、駱那些「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廷的墮落」的詩篇，如駱的《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等，就不能說一點兒也沒觸到痛處了。可是，老杜卻不因一葉障目，而能從文學發展史的高度，批駁了種種謬論，正確評價了四傑的創作成就和深遠影響，這是難能可貴的。四傑的作品是他們當時的一種體裁，輕薄後生(34)寫文章沒完沒了地譏笑他們很不應該；要知道你們這班人眼看即將身名俱滅，而四傑詩文卻如無法廢棄的江河萬古流傳：其二這首論詩絕句寫得稍嫌辛辣些，但對於那些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淺薄之徒來說，不啻當頭棒喝。郭紹虞先生說：「老杜《偶題》詩云：『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所謂「歷代各清規』者，正是『當時體』之絕妙解釋。」可見老杜很懂得文章流變與時代的密切關係，很懂得評價作家作品時應充分考慮到這些因素。李商隱最早仿老杜作論詩絕句《漫成五章》，其一說：「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義山以為王楊諸人的「當時」體僅止於「對屬能」，未免偏頗。但老杜所肯定的四傑的「當時體」究竟何所指？周振甫先生在《略說杜甫〈戲為六絕句〉》（載《文學遺產》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中解答說：「王士禛在《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里說：『接跡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明代何大復作《明月篇》（焮案：盧照鄰有《明月引》寫遊子思婦之情，景明仿此，而鋪排過之），認為初唐四傑的歌行，音節流美可歌，是繼承國風的。杜甫的歌行『陳言切實，布詞沉著』『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王士禛認為這種認識是正確的。他在《選古詩凡例》里說：大復《明月篇序》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其調反在少陵之上，韙矣。然遂以概七言之正變，則非也。二十年來，學詩者但取王、楊、盧、駱數篇轉相仿效，膚詞剩語，一倡百和，是豈何氏之旨哉！』那麼所謂『當時體』，就是指初唐四子音節流美的歌行體，它同杜甫的即事命篇、無復依傍、布詞沉著的樂府詩不同。」可參看。洪邁以為「當時體」系專指四子之文而言：「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做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容齋四筆》），恐非。若以為論詩而兼及文體，就比較全面了。老杜為四傑辯護，斥責後生，意猶未盡，復作其三說：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宋書·謝靈運傳論》：「自漢至魏，文體三變，莫不同祖風騷。」諸家多主其三第二句「劣於」二字另讀，「漢魏近風騷」連讀。《漢書·西域傳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又《漢書·禮樂志》引《天馬歌》：「虎脊兩，化若鬼。」注引應劭曰：「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師古曰：「言其變化若鬼神。」龍文、虎脊，皆駿馬名。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陳玗《讀杜隨筆》：「（過都二句）形容馬之神駿。蹶乃騰驤之狀，所過都國，只如超越土塊，非《孟子》『蹶者趨者』之蹶也。《史記》『尉佗蹶然起坐』，亦跳躍之義。」現在姑且於眾說紛紜的註解中采以上幾條，串講這詩於下：即使說盧、王四傑的創作不及漢魏詩歌那樣接近國風和楚騷，可他們都是英才，就像為君王所馭(35)、越過國都猶如越過小土塊那樣容易的駿馬，馳騁於文場，相形之下，便可見出你們這幫子是怎件地蹩腳了。郭紹虞先生說：「陳子昂云：『漢、魏風骨，晉、宋莫傳。』……推尊漢、魏，自是唐初復古者之論調。大抵當時後生拾其唾餘，侈談往昔，詆琪並時，故杜甫以是為言耳。」接著老杜又總括前三首，作其四以議論他當時文壇狀況：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庾信、「四傑」數公才力很大難以跨越，當今文壇上不知誰是最出群的人物？像翡翠集於蘭苕那樣的清麗之作倒也間或能看到，可惜這樣一些作家無掣鯨魚於碧海中的神力，寫不出氣勢磅礴的鴻裁巨製來。錢謙益《讀杜二箋》說：「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匯萬狀』，兼古人而有之者也。亦退之所謂橫空盤硬、妥帖排奡，垠崖崩豁、乾坤雷硠者也。論至於此，非李、杜誰足以當之！」嚴格地說，盛唐諸家，不止李白、杜甫，即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王昌齡等等，亦皆「當時體」，且其成就大多又高出庾信、「四傑」。老杜對自己的文學創作頗自信，對盛唐諸公評價也很高，多見於詩。可見此詩「凡今誰是出群雄？……未掣鯨魚碧海中」云云，主要是老杜針對那些譏哂前賢的輕薄後生所發的憤激之論，因此既不能認為「『群』字亦指數公；而『出群雄』，則蓋自負矣」（趙次公語），也不能認為老杜有意貶低他同時代的一批大詩人。老杜再四批評輕薄後生過後，怒氣漸消，就轉而對之進行正面教導。其五說：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此詩還是郭紹虞先生講得最好：「若以『今人』指後生，則與首章所言之『今人』相同，又應以『今人愛古人』五字相連，始合文義。……而所謂清詞麗句雲者，不必指今人，亦不必指古人，只是杜甫論詩宗旨而已。其意蓋言今人以愛古人之故，嗤點庾信之賦，譏哂四子之文，矯正一時風氣，其意原不可薄。但建安以來清詞麗句，自有不廢江河者在，並非侈言宗古，便可卑視齊、梁也。大抵時人論詩，自陳子昂始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李白繼之，亦言『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於是後生從風，發為狂言，附遠謾近，是古非今，故杜甫作此箴之耳。然又恐後生輩隨人腳跟，本無主見，誤會杜甫之意，以為古不足慕，故其下語極有分寸。且又正告之曰：所謂清詞麗句雲者，只宜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屈、宋之文驚采絕艷，足以衣被詞人，故欲攀與方駕，固不欲其如塗塗附，愈趨愈下，以作齊、梁後塵也。」借鑑前人，既要有眼力，善於選擇，又要心中有數，不帶偏見，掌握分寸，分清主次，這確乎是老杜經驗之談，很可寶貴。接著他又在其六中進一步對後生指示學詩的不二法門說：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汝」即前所謂「爾曹」，這仍是對那幫侈談復古的後生說的。浦起龍說：「『前賢』所包者廣，躋近代作家於風雅之班，而統謂之『前賢』也。『風雅』亦非專指《三百》，凡往近作者皆是。『遞相祖述』，前賢各有師承，如宗支代嬗也。『祖述』字本《曲台記》，是好字眼；錢氏解為沿流而失源，誤矣。以齊、梁以下為沿流，正是後生附遠謾近之張本，不且自相矛盾耶！『復先誰』者，詰其輕嗤輕哂，妄分先後也。」這理解基本上是正確的。這詩大意是說：你們這班附遠謾近的輕薄後生，趕不上從屈、宋到庾信、四傑的歷代前賢，那更是無可懷疑的。古今諸家遞相祖述，都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貢獻，這就不勞你們妄分先後了。你們要是真能區別並裁汰文學遺產中那些假玩意兒而親近以風雅為代表的優良傳統，那麼，古往今來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都值得你們去學習，他們都是你們最好的老師。元稹在《杜工部墓系銘》中高度評價了杜詩，說它「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一句話，就是說杜詩集古今詩歌藝術的大成。確乎如此。老杜之所以能成為我國的偉大詩人，當然主要取決於他的人生道路和創作道路，但也跟他的不限門戶、自覺廣泛學習前賢，並善於批判地借鑑文學遺產，鍥而不捨、精益求精地追求藝術創新有不可或缺的密切關係。
「鴛鴦繡出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元好問《論詩》句）對輕薄後生痛下針砭，又不惜度金針與人，此老嫉惡剛腸可見，古道熱腸可見。
繼老杜《戲為六絕句》之後，「義山《漫成五章》（非盡論詩），東坡《次韻孔毅父》五首，又《讀孟郊詩二首》，遺山『漢謠魏什』云云三十首，又《濟南雜詩十首》（同上），議論闡發，皆有妙理」（田雯《古歡堂雜著》）；「王貽上（亦）仿其體，一時爭效之。厥後宋牧仲、朱錫鬯之論畫，厲太鴻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別啟一戶牖矣」（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今人夏承燾先生更有《瞿髯論詞絕句》一百首。以詩論詩，不便說理；易生歧說，索解為難(36)。而諸家往往有辭理俱妙者，令人愛不忍釋。於詩論中聊備此一格，供大雅君子偶一為之，既饗人以清詞，復喻人以妙理，亦大好事，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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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舊傳》曰：『盜殺李輔國，攜首臂而去。』《紀統》曰：『輔國悖於明皇，上在東宮，聞而頗怒。及踐阼，輔國又立功，難於顯戮，密令人刺之，斷其首，棄之溷中，又斷其右臂，馳祭泰陵，中外莫測。後杭州刺史杜濟話於人曰：嘗識一武人為牙門將，曰：某即害尚父者。』」
(2) 此詩甚佳，特介紹如下：「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地闊峨眉晚，天高峴首春。為於耆舊內，試覓姓龐人。」「把君詩」「念此別」，三字一讀。張惕庵說：「一氣如話，在王孟集中絕調，在公集中駟耳，即此可見身分。」
(3) 朱鶴齡以為張叔卿或即與李白、孔巢父等同隱於徂徠山的「竹溪六逸」之一張叔明。老杜游齊魯時與張叔卿結交，他的《雜述》說：「進賢為賢，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閎大，固必能伸於知己，令問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飆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飽飯吃，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嗟乎叔卿，遣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為聞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瀰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於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為兄。」據「泰山」「泗水」「何時會於王鎬之京」云云，《雜述》當作於天寶四載老杜將離東魯欲入長安時。其時張叔卿正懷才不遇，生活貧困，豈料十七年後，他還只在廣州幕府謀到個判官的職務。又，《雜述》中提到：「雖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仇兆鰲以為指岑參、薛據。如果真是這樣，則老杜的結識岑參、薛據當在天寶四載以前。此詩「卻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構思與李白《金鄉送韋八之西京》「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相同，而風格各異。
(4) 《圖經本草》：麗春草，一名仙女蒿。《群芳譜》：麗春，罌粟別種，根苗一類而數色咸具，即今虞美人花。
(5) 以上《江頭五詠》各首題解，均采張上若說。
(6) 朱鶴齡則認為，是時分劍南為兩節度，而西山三城列戍，百姓疲於調役，高適嘗上疏論之，不納。公詩當為此作，故有人事蕭條之嘆。
(7) 仇註：「《鸚鵡賦》，以禰衡之才比少陵，非刺其恃才傲物。舊注誤解。曹操送禰衡於江夏太守黃祖。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衡攬筆而作（《鸚鵡賦》），詞采甚麗。」洪邁《容齋續筆》：「《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杜）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荊。』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痴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雖說唐人用典少禁忌，而以「莫倚」句證嚴武欲殺杜甫之說尤謬，但嚴武此詩中用此典，易令人念及黃祖殺禰衡事，殊不妥。見嚴武於詩不很擅場。「」，古籍中鳥名。《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掩翡翠，射。」顏師古註：「，鳥也，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明。」，即「赤雉」。按所指為錦雞。《漢書·佞幸傳序》：「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顏師古註：「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漢以後為近臣所著。杜甫曾為近臣，故嚴武此詩有「何須不著冠」之句。
(8) 《九域志》載：使君灘在萬州（治所在今四川萬縣市）。盛弘之《荊州記》載：魚復縣（治所在今四川奉節東白帝城）界有羊腸虎臂灘，楊亮為益州，至此舟覆，至今名為使君灘。王嗣奭認為此詩中的使君灘必非魚復縣者，或因使君字而借用之。
(9) 《晉書·謝安傳》載：謝安於土山營別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餚膳亦屢費百金。
(10) 《舊唐書·嚴武傳》載：「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時年三十二。……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入為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此時既是權令都節制而未實任，故以一直兼任的「中丞」稱之。
(11) 《資治通鑑》仍以建寅月為寶應元年歲首，因是年四月制復月數皆如其舊。如此，則朱注訂《說旱》作於寶應元年似嫌根據不足。《說》謂至建卯仍旱，故建議決獄求雨，且稱「今」，可見訂《說》作於上年二年建卯月較當。至於「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云云，非謂作《說》已入寶應元年春了。
(12) 王嗣奭則認為用張廌入竹避王右軍事。兩說僅供參考，此等處不必拘泥。
(13) 此采黃生說：「七八暗藏一轉，言因看弄漁舟遂移白日耳，不然，老農家無一有，何以罄交歡之情耶？」
(14) 劉連說：「律詩自有定體，不可失粘。然盛唐諸家，出奇變化，往往不縛於律，非但杜詩為然。如李頎《題璿公山池》，前二聯俱失粘。如崔顥《黃鶴樓》，前三聯俱失粘。如李白《別中都明府》與《鳳凰台》，頷聯失粘。如王維《積雨輞川莊》、高適《送李寀少府》，頸聯失粘。如王維《和溫泉寓目》、岑參《送李司馬歸扶風》，後二聯失粘。如王維、賈至《早朝》，起結俱失粘。如杜審言《春日京中有懷》、王維《訪呂逸人》，四聯俱失粘。如李白《題東溪隱居》、王維《酌酒與裴迪》、岑參《送嚴河南》，雖失粘，而不害為好詩。後學竭力避之，則拘；有心必效之，亦過矣。」仇兆鰲案：「劉氏作『失粘』，謂上下二句平仄不相粘合。陶開虞作『失嚴』，謂聲調平仄，失其謹嚴也。」
(15) 黃鶴說：「嚴武時赴召，未為黃門侍郎。其再以黃門傳郎尹成都，又薨於官。此雲『嚴侍郎』，似誤。或後來所題也。」朱註：「據《通鑑》寶應元年六月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為西川節度使。今據公詩，蓋以侍郎召也。又《新書》於封鄭國公時，雲遷黃門侍郎。《舊書》於罷兼御史大夫時，雲改兼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皆不云為兵部，與《通鑑》不合。」朱注據此詩以為「寶應元年六月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為西川節度使」系「以侍郎召」之誤，可信。
(16) 此采黃生說：「『重船』句，見從水路至綿也。又《奉濟驛重送四韻》，則舍舟登陸，故分手於此。」嚴武途中所作《酬別杜二》：「斗城憐舊路，涪水惜歸期。峰樹還相伴，江雲更對誰？試回滄海棹，莫妒敬亭詩」諸句，可作為他們曾在涪水上坐過一段船的旁證。「涪」一作「渦」。錢箋：「《元和郡國志》：渦水，在譙縣西四十八里。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非二公送別之地。詩云『斗城憐舊路』，按《元和郡國志》：綿州城理漢涪縣，去成都三百五十里，依山作州，東據天池，西臨涪水，形如北斗，臥龍伏焉。則『斗城』指綿州之城，非謂長安也。所臨之水，應在綿州，無容遠指渦水。『渦水』斷是『涪水』，蓋傳寫之誤耳。」
(17) 郭知達編注本：「驛去綿州三十里。」
(18) 黃鶴說：唐子西《游治平院》詩：「江邊勝事略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即老杜所謂東津者。」據此，則館與棕，皆在涪江之東津。
(19) 左思《蜀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舊註：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
(20)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宮鶯罷囀春」仇註：「宮鶯罷囀」，夏時入覲。黃鶴說：李梓州赴任，在寶應元年之夏，故詩云：「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爾時公在綿州。謂杜甫陪嚴武離成都、至綿州在夏末秋初，差近。
(21) 黃鶴說：公自乾元元年出華州時與王別，至寶應元年為五年。
(22) 浦起龍認為此詩是「至梓未久」所作。是。
(23) 雖說「不一定」，也可能真是起身後接著哦成的。
(24) 「偶攜」，《聞一多全集》初版丙集八二頁此處引文誤為「偶棄」，則與聞先生所作「攜家出成都」判斷適反。一字之誤，令我茫然久之，待檢閱原詩後始得其解，校對能不慎乎？
(25) 此據《舊唐書·地理志》。《新唐書·地理志》作「中都督府」。
(26) 仇註：「考七國時，蜀本屬楚，前《送李校書》詩亦云『已見楚山碧』，則高在成都，亦何不可言楚乎？」雖然，梓州離成都很近，終不得謂「隔乾坤遠」。此解不可取。
(27) 《陳子昂集》徐鵬校本附錄《大唐劍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為故右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署「前監察御史趙儋撰」，末題「唐大曆六年，歲次辛亥，十月癸丑朔日建」。碑文後又錄重刻題記：「延謂權典是州，……至獨坐山前，過有唐故右拾遺陳公之墳（碑文亦謂葬於射洪獨坐山）。……故節度使鮮于公所立旌德之碑，苔蘚侵剝，文字磨滅，因征舊本，命良工重勒於石。……開寶戊辰歲，十二月十五日，……（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梓州軍事）郭延謂。」據此，知大曆年間前後為陳子昂建兩旌德碑：一在金華山讀書堂，李叔明立；一在獨坐山墳前，鮮于某立。
(28) 楊倫註：「《寰宇記》：懸岩在射洪縣南十五里，遠望懸岩，皎如白雪。」果如此解，那麼「雪嶺」就不指長年積雪的川西岷山了。
(29) 仇註：「『玉女』，謂燒香者。『仙人』，謂訪道者。」
(30) 此據仇注引楊德周說。《杜詩鏡銓》從《一統志》：陳子昂宅在射洪縣東七里東武山下。按《元和郡縣誌》載涪水在射洪縣東一百步。如《記》與《志》所載均屬實，則東武山及其下陳子昂故宅當在涪水之東七里左右。未知孰是，待考。
(31) 「書畫壁」，指書和畫壁。
(32) 米芾《海岳名言》：「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為『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如奈重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又說：「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郁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丑怪難狀。」且無論老杜能書與否，薛書不當惡劣如是。「米顛」狂言，難以盡信。
(33) 郭紹虞先生說：「或乃病楊慎之解『老更成』為老成，為未明杜甫詩意；……殊不知『老更成』三字，至為明顯，盧元昌、吳見思、仇兆鰲、浦起龍諸人亦均解為『老而彌健』。楊慎通識，其智豈出此諸人下？且證諸杜甫他詩，更有『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階面青苔老更生』（《院中晚晴懷西郊茅舍》），『交情老更親』（《奉簡高三十五使君》）諸句，句法正同。又其《詠懷古蹟》詩亦有『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之句，亦正與『庾信文章老更成』一語相互發明。」
(34) 「輕薄為文」諸家理解各異（詳《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洪邁《容齋四筆》：「『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盧世㴶《讀杜私言》：「若王、楊、盧、駱為輕薄所哂，幾無完膚，而子美直罵輕薄身名俱滅，仍以『萬古江河』還諸四傑，匪惟公道，抑見剛腸。」張燮承《杜詩百篇》：「『輕薄』『爾曹』，皆指後生。」良是。
(35) 仇兆鰲說：「龍虎之駿，皆見重於漢庭，故曰『君馭』。」
(36) 從一九八二年開始，四川大學歷史系繆鉞教授，與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葉嘉瑩教授合作，分別執筆撰寫《靈溪詞說》。此書內容是縱論唐宋至明清歷代詞人，評其得失，述其流變；其體例則是每立一說，先以七言絕句撮述要旨，其後附以較詳細之說明。此體例就可免索解為難之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