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評傳 · 第十三章 「暫止」的「飛烏」
一 從草堂寺到草堂
老杜一行平安抵達成都是在乾元二年（七五九）年底，這年老杜四十八歲。
過了年，就是上元元年（七六〇）。
這年正月，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
三月，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
四月，又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
六月，鳳翔節度使崔光遠奏破涇隴羌、渾十餘萬眾。又破党項於普潤。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
七月，李輔國逼遷玄宗於西內。處置其左右親近：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令致仕，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觀。
十一月，宋州刺史劉展反，江淮戰亂，至次年正月始平。
十二月，党項寇美原。是歲，吐蕃陷廓州。
以上是老杜到成都後一年的大事紀。初來時，他雖然十分關心中原的戰局和政局，但由於相隔很遠，「錦里煙塵外」，消息閉塞，就不可能像以前那樣及時地、直接地、大量地將之反映在詩歌中了。
老杜一家初到成都，寓居在城西七里浣花溪畔的草堂寺。(1)當時高適正在做彭州刺史。彭州府治在今成都西北不遠的彭縣。高適聽說杜甫來了，就寫了首詩問候他：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贈杜二拾遺》）因老杜寄寓寺中，故云「招提客」。老杜青年時期寫的《游龍門奉先寺》中有「已從招提游，更宿招提境」的話，不想如今竟做了「招提客」了。首聯是說：聽說你客寓佛寺仍在探討儒家經典。此意越過中二聯而結穴於尾聯：如今你已經像揚雄仿《易經》作《太玄》那樣草就了你的哲學論著，此後你還將寫些什麼呢？長期顛沛流離，初來成都，寄寓寺院，尚無安身之所，哪裡談得上讀書、著作。這麼說不過是為了增添詩意的高雅，是友人之間的善意調侃，我們千萬不要太認真了。佛香入院為聽法，僧飯過門為趁食。王維在《山中與裴秀才迪書》中說，他常「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王維作為大施主、大居士，常去佛寺吃飯，寺眾自會引以為榮，是決不敢厭怠的啊！《唐摭言》載：「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餐。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絕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如果杜甫真的常往寺中趁食，他肯定不會像王維那樣受禮遇，與中唐的王播相比，也好不了多少。要知道，王播只是他一個人，老杜還拉家帶口呢！不過，這只是高適的想像，老杜當時並未去趁飯。《高僧傳》載：支遁講《維摩經》，遁通一義，許詢無以措難；詢設一難，遁亦不復能通。《廬山記》載：謝靈運即遠公寺翻《涅槃經》，名翻經台。翻非謂翻譯，乃敷衍經文要旨之意。頸聯稱讚老杜精於佛學。高適此詩平平，但據此窺知：一、他只是「傳道」老杜一行已到成都，暫住佛寺；二、老杜到來之初，高適對他的生活情況似乎不大清楚，也沒有什麼具體幫助，不過以詩代簡，略表問訊之意而已。
老杜收到高適的這首詩後，就寫了《酬高使君相贈》作答：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還是仇兆鰲解說得好：「此詩逐聯分答，與高詩句句相應。空房客居，見無詩書可討。鄰友供給，見非取資僧飯。但容聽法，則不能設難。未肯載書，亦何處翻經乎？末則謝草《玄》而居作賦，言詞人不敢擬經也。」王嗣奭以為「故人」當指裴冕。聞一多疑非是。(2)沒聽說老杜跟裴冕有什麼私交，二人關係不可能很密切。不過，裴冕作為一方大員，杜甫既然不遠千里來投奔他（老杜在《鹿頭山》末段特致「入境頌邦君」之意，表明是要投奔裴冕的），他哪能不將就對待一下呢？以裴冕那樣的地位，如果僅只將老杜一家安置在寺院之中，稍「供祿米」以周濟之，這是不難辦到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因此不能排除「故人」指裴冕的可能性。仇兆鰲以「鄰友」釋「故人」，欠當。《翻譯名義集》：娑羅樹，東西南北四方各雙，故曰雙樹。方面悉皆一榮一枯。《涅槃》：世尊在雙樹間演法。古典詩文中因以「雙樹」喻高僧說法處。《法華經》：長者以牛車、羊車、鹿車立門外，引諸子出離火宅。王勃《釋迦成道記》：牛羊鹿之三車出宅。此詩舊註：《法華》三車喻也，羊車喻聲聞乘，鹿車喻緣覺乘，牛車喻菩薩乘，俱以載運為義。前二乘方便設施，唯大白牛乘是實，引重致遠，不遺一物。錢謙益不同意上述舊注所引，別引《唐慈恩窺基傳》云：「基師，姓尉遲氏，鄂國公（尉遲敬德）其諸父也。（玄）奘師因緣相扣，欲度為弟子。基曰：聽我三事，方誓出家。奘許之。行至太原，以三車自隨，前乘經論箱袠，中乘自御，後乘妓女食饌。道中，文殊菩薩化為老人，訶之而止。」箋：「此詩正用慈恩事也。言如容我雙樹聽法，亦應許我如慈恩三車自隨，但我只辦用以載書耳。落句謂文字習氣未盡，故下有草《玄》作賦之言。如舊注指《法華》三車，不知臨門三車，乃《法華》三乘要義，泛濫引用，同外典之五車，戲論侮法，莫大於是，況文意粗鄙，公寧有是句法耶？」浦起龍、楊倫從舊說，斥錢說，其實錢說頗佳。唐人用典少忌諱，即使用《法華》三車事，在當時也不會認為是「戲論侮法，莫大於是」的。但三車在《法華》中是比喻，義似實而虛，不如窺基的三車是實事，用在這裡較有生活氣息，也較有風趣。
上面兩首高適和老杜的贈答詩，為老杜初到成都時的生活情況多少留下了點滴痕跡，這就很不容易了。
大概就是這樣在寺院裡一直住到上元元年（七六〇）開春，他就在親友們的幫助下籌劃著修蓋草堂了。他的《卜居》即首述其事：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入小舟。」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一名百花潭，老杜即卜居於此，離初來暫寓的佛寺當不甚遠。今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即在舊址擴建。晚唐成都人雍陶，曾在《經杜甫舊宅》中描寫了草堂荒蕪景象，並抒發了緬懷詩人之情：「浣花溪里花多處，為憶先生在蜀時。萬古只應留舊宅，千金無復換新詩。沙崩水檻鷗飛盡，樹壓村橋馬過遲。山月不知人事變，夜來江上與誰期？」鄭谷《蜀中》其二也說「杜甫台荒絕舊鄰」，可見原宅早已破敗。北宋元豐年間，始重建草堂，立祠宇。元、明、清歷代均曾改建修葺。明弘治十三年（一五〇〇）、清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兩次修建，大體奠定了後來草堂的規模。《卜居》第二句「主人為卜林塘幽」，黃鶴、鮑欽止等都以為這為老杜卜居的「主人」，同「故人供祿米」的「故人」一樣，是指裴冕。顧注以為此說無據。仇注以為「主人」是老杜自指。施鴻保說：「今按公在同谷，窮乏已甚，遠挈妻子來蜀，雖故人暫供祿米，豈有餘貲自營草堂？黃、鮑二說，正未可非；裴即不全為卜，亦必倡先出貲，故王司馬隨許相助，即蕭、韋二明府，何、韋二少府，亦代覓致桃栽榿木之類，蓋皆仰體上官意也。詩中主人，明是指裴，（仇）註解作公自謂，殊甚牽強。」剖析入情入理，私意以為可信。一個地位很高的國公或節度使，跟你並無特殊關係，如果真像施氏所說的那樣在不即不離地照應你，你能大肆宣揚這是某國公、某節度使在為你倡議集貲蓋茅屋？你難道不怕別人笑話你庸俗、淺薄，不怕對方誤解你是在寒傖他麼？明說不大好，不說又未免矯情，那麼，只含糊其辭地以「故人」或「主人」泛指，倒不失為兩全其美的變通辦法。顧宸說：「裴若為公結廬，則詩題當特標『裴冀公』，而詩中亦不當以『主人卜林塘』一句輕敘矣。如王判官遺草堂貲，公必載之。又如嚴鄭公攜酒饌來，亦必亟稱之。何況為公卜居耶？其說不足信矣。」貌似揣情度理，仍舊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王嗣奭說：「公厚於情誼，雖邂逅間一飲一食之惠，必賦詩以致其銘佩之私，俾垂名後世，（華州牧）郭公與周旋幾一載，而公無隻字及之，其人可知，不免寶山空手矣。」又說：「『邑有佳主人』，『來書語絕妙』（諸注家多以為指同谷邑宰寄書相招），及棲同谷，絕不齒及，想亦口惠之人爾。」「齒及」不「齒及」，以及「齒及」的分寸如何，都得視具體人、具體情況而定，哪能簡單地斷定「裴若為公結廬，則詩題當特標裴冀公」呢？此詩上半表明卜居於此的考慮，下半寫江上景物及有關遐想。《華陽國志》載，蜀使費禕聘吳，孔明送之，禕嘆道：「萬里之行，始於此矣。」案：萬里橋在浣花草堂之東：「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懷錦水居止》其二）、「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狂夫》）。又《世說新語·任誕》載，東晉王子猷（名徽之）居山陰（今浙江紹興），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名逵），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他說：「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黃生說：「因居近萬里橋，故即所見以寓興，堪可也。言有時乘興便可東行萬里，直上小舟而向山陰矣。此蓋初得浣花，喜其疏快宜人，故為放言以豁其懷次，非真有此志也。東行萬里是本色語，山陰乘興又暗用王子猷事，其融會之妙，亦天衣無縫也。」此解得之，可息紛紜聚訟。
正在籌劃修蓋草堂的時候，一天他的一位在成都府當司馬的表弟王十五來看他，送了錢來幫助他蓋屋，他喜出望外，吟詩致意說：
「客里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勞。」（《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遺營草堂貲》）客中多不自在(3)，我住在江邊正感到很寂寥。你肯來找我這老頭兒，今兒我可真高興。你為我蓋草堂擔憂，親自來送錢給我，出了城還要過座橋。(4)在這遠離故鄉的地方我就只有你這位表弟，希望你今後不辭勞累，常來常往。蔣弱六評：「且訴且謝且說，只如白話，自妙！」
這一陣子真把老杜忙壞了。他邊料理修蓋草堂，邊四處寄詩索取各種樹苗美化環境，索取家什以備日用。他向某縣令蕭實要桃樹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裡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潘岳為河陽令，遍樹桃李（見《白帖》）。貴縣的桃樹李樹多得數不完，濯錦江邊我這園子裡還沒種滿。請您趕快派人在春前送一百根桃樹苗（桃栽。此處栽猶苗，下同）到浣花村來！多大的口氣，多好的興致。他又向綿竹縣令韋續要該縣特產綿竹三數叢：「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5)向綿谷縣尉何邕要數百根榿樹苗：「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榿木栽》）(6)榿木長得快，種幾百棵在宅子西邊遮蔭，又可劈些枝子作柴火，嫩葉還可曬乾當茶葉，看起來老杜倒是很會打算的。《堂成》說：「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可見要的綿竹和榿樹苗等很快就送來了，而且都很粗壯。不然，當春種下，哪能這麼快就成林成蔭呢？此外，他還向涪城縣尉韋班要松樹苗，希望栽下後能長成，蔭垂千載：「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7)向住在果園坊的徐卿（有人以為是那個後來反叛、為其部將所殺的西川兵馬使徐知道）要果樹苗，說草堂花果很少，所以不問梅和李，只要是果木樹都要：「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詣徐卿覓果栽》）這是他親自到石筍街果園坊徐家登門相求的，所以末二句說：「石筍街中卻歸去，果園坊里為求來。」當時大邑燒的瓷器很好，又輕巧又結實，敲起來聲音像玉一般清脆，譽滿成都。他聽說韋班家裡收藏著賽過霜雪的白碗，又寫了首詩去問他要：「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8)向人索取的家什恐怕不止這一樣，只是不一定都寫進詩里，所以我們就無從得知了。在以浣花村為中心的方圓幾百里內，居然動員了好幾位官員和士紳來為他的修蓋草堂、美化環境、充實家什效勞，要是絲毫不依傍像裴冕這樣的大員的提攜，光靠他個人的地位和影響，那是萬萬辦不到的，這隻要回想一下老杜在秦州在同谷的狼狽處境就知道了。陶開虞說：「子美草堂有四：其一在西枝村，未成；一在浣花；一在瀼西；一在東屯。初營成都草堂，有裴、嚴二中丞，高使君為之主；有徐卿，蕭、何、韋三明府為之圃；有王錄事、王十五司馬為之營修。大官遣騎，親朋展力，客居正復不寂寥也。」所言微有失誤(9)，就大體而論，倒是搔到癢處了。王嗣奭說：「此等皆戲筆手札，不足為詩，然亦有致。此公無日不思故鄉，而種榿栽松，若為久住之計，其襟情可想。然浣花一草堂，遂為千古宅，豈偶然哉？」亦甚有見，所要補充的是：一、此等文字最見詩人日常生活情景和精神面貌，無論足「不足為詩」或「有致」與否，對寫作評傳來說，都是很可貴的。二、浣花草堂，代有興廢，而其規模則是老杜親手創立的。今成都杜甫草堂的歷史應從上元元年（七六〇）算起，至今（一九八二年）已一千二百二十二年。老杜當年並不打算在此久住，可是他當初栽幼松時確乎有為千載以後的人留紀念之意：「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因此，說浣花草堂是老杜篳路藍縷為後代創建的「公園」，也未嘗不可。我們應該領會詩人這「千年意」，不要辜負了。
這年暮春，草堂終於落成了。對於亂世流亡在外的人來說，有個安身之處，已經是夠幸運的了。何況這裡風景又那麼美，這就難怪詩人在草堂落成之時所寫的那首《堂成》詩中禁不住要愉快地歌唱了：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白茅蓋成的草堂背靠著城郭，俯臨著青蔥的郊原；沿江的小路已漸漸走熟了。榿樹林擋住了陽光，葉子在微風中低聲吟詠；籠竹枝梢和煙浥露，青翠欲滴。烏鴉領著幾隻小鴉飛來定居，燕子呢喃相語，商量在堂前砌個新窩。有人拿漢代揚雄的住宅和草堂相比擬這可不對，因為我這人很懶惰，無心學揚雄的樣，去寫作《解嘲》之類的東西呢！說不跟揚雄相比；既然相提並論，其實是比。話中有自得，有自豪，也有聊以自遣之意。(10)揚雄宅在成都少城西南，亦稱草玄堂，即揚雄著《太玄》處。古人詩文中多藉此對照豪門大族以示寒士的偃蹇。左思《詠史》：「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盧照鄰《長安古意》：「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皆如此。中唐劉禹錫的《陋室銘》也說：「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老杜快到成都時說「悠然想揚馬」（《鹿頭山》），剛住下不久又在《酬高使君相贈》中說：「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可見他當時是經常想到當地這兩位文壇先賢的。
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掇錄老杜詩句，考查草堂結構、規模、方位、環境如下：「按《寄題江外草堂》：『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亭台隨高下，敞豁當清川。』《絕句漫興九首》『野老牆低還是家』，此草堂結構之大概也。《送韋郎司直歸成都》原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絕句三首》『茅堂石筍西』（石筍街在成都西門外）；《西郊》『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堂成》『背郭堂成蔭白茅』，《遣悶呈嚴二十韻》『南江繞舍東』，《卜居》『浣花溪水水西頭』，《狂夫》『萬里橋西一草堂』，《懷錦水居止》『萬里橋南（一作西）宅』；《遣悶呈嚴二十韻》『西嶺紆村北』，《懷錦水居止》『雪嶺界天白』；《懷錦水居止》又曰『百花潭北莊』，《狂夫》『百花潭水即滄浪』。據此則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雞坊石筍街外，萬里橋南，百花潭北，浣花溪西，而北望則可見西嶺也。陸游云：『少陵有二草堂，一在萬里橋西，一在浣花，皆見於詩中。』按公實無二草堂，放翁在蜀久，顧不辨此，何哉？宋京《草堂詩》云：『野僧作屋號草堂，不是柴門舊時處。』放翁必以野僧所營者誤為公之草堂矣。」(11)聞氏引《寄江外草堂》刪「經營上元始，斷於寶應年」二句。上元元年始建草堂。又過兩年是寶應元年（七六二），草堂才最後建成。可見經營的不易。
二 定居之初
剛在草堂安居下來的這個時候，詩人的心情的確是比較舒暢、愉快的。他見這裡離打仗的地方很遠，江邊的農村又是那麼美麗，就想長期在這裡居住下去，終身為農：「錦里煙塵外（成都這兒不在戰區之內），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就在這裡安居樂業，終身為農，不回故鄉了）。」（《為農》）這時，他鋤菜種藥，飲酒賦詩，登臨遊覽，訪人待客，……由於有做官的親友接濟，生活比較輕鬆自在，便多少感到有些滿足：「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清清的江水環繞著村子流過，江邊的村子，夏天裡樣樣都很幽美）。自去自來樑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棋盤），稚子（小兒子）敲針作釣鉤。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能有老朋友分給我一些俸祿供我生活就很滿足了，此外還有什麼可要求的呢）？」（《江村》）(12)
還有不少作品能見出老杜這一時期村居生活的各個方面。
《梅雨》當作於這年四月剛搬進草堂後不久：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疏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春末夏初梅子黃時，我國長江中下游地方連續下雨，空氣濕潮，衣物等容易發霉。這段時期叫黃梅季，也叫黃梅天。這一時期下的雨叫黃梅雨。蜀地想亦如此。陸游《老學庵筆記》載：「杜子美《梅雨》詩……蓋成都所賦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惟秋半積陰氣令蒸溽，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豈古今地氣有不同耶？」宋代賀鑄《青玉案》「一川菸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寫此時情境絕妙。《舊唐書·肅宗本紀》：「（上元元年，）九月，甲午，以荊州為南都，州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其蜀郡先為南京，宜復為蜀郡。」寫詩時仍稱「南京」。犀浦縣屬成都府，垂拱二年析成都縣置。《楚辭·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不要以為浣花溪離長江很遠，這裡有萬里橋，今見春江水漲，詩人的心早已隨波流向遠方，流到長江去了。「湛湛」二句，妙在於寫景中抒情，寫意入化。新蓋的不密不厚的茅屋頂經受不住連綿細雨的浸潤，濕透了，滲水了。雲霧密布，看樣子一時晴不了。溪水暴漲，漩渦滾滾，這種兇險的景象，對於一個久居北方而初來乍到的人來說，當然是不勝驚愕的了。不說自己整天的提心弔膽、擔驚受怕，而說「竟日蛟龍喜」，這不僅以龍之喜反襯己之愁，更借龍之神秘感以加深己之恐怖感。岑參《秋夜宿仙遊寺南涼堂呈謙道人》「石潭積黛色，每歲投金龍(13)。亂流爭迅湍，噴薄如雷風」，亦有此藝術效果。古人真以為有龍，山洪暴發是「出龍」，深淵有潛龍，龍能興風作浪，寫來所以真實。
這種見屋邊水漲而驚恐之情，在《江漲》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表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床高數尺，倚杖沒中洲。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容易拔船頭。」才報急流，下得床來便見室內水深數尺，出門一看，外面的沙洲已經淹沒了。水漲得多快，多可怕啊！李商隱《異俗》「未驚雷破柱，不報水齊檐」，寫廣西人司空見慣，不以驚雷山洪為意，反襯北客的畏懼心理，與《梅雨》《江漲》有相仿佛處，可參看。「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二句，不止「謂急流中燕鷗，皆不能自主，故但見其細動輕搖也」，妙在以工筆添頰毫，從細節描繪中見水勢的汪洋。「容易拔船頭」，仇註：「亦見江水寬而漁人樂。」楊倫說：「『容易』，言不容易也。此亦言急流之勢，仇注非。」
天晴了，水退了，草堂周遭依然那麼恬靜那麼美好。自然界的威脅是解除了，沒想到生活上的威脅又接踵而來：
「萬里橋西一草堂(14)，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淨，雨浥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舊唐書·肅宗本紀》載：「（上元元年，）三月，壬申，以京兆尹李若幽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傳載裴冕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卸任後即入為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三月既委派李若幽來接替，到「紅蕖冉冉香」時，裴冕當已離蜀回京。即使說老杜初來時「供祿米」的「故人」中有他，甚至他還是「倡先出貲」營草堂的人，如今他已遠去，而且與老杜的關係極其平常，可見這詩中「厚祿故人書斷絕」的「故人」就不大可能包括裴冕在內了。那麼到底指的是誰呢？我看不外乎嚴武、高適他們。因為只有他們，才算得上是「厚祿故人」呢！闊佬朋友不寄信不捎錢來，孩子們餓得面黃肌瘦，自己這把老骨頭也快填了溝壑，可還那麼狂放，這股倔強勁兒真夠可以的了。家住橋西，開門白水；風含翠竹，雨浥紅蓮：這幽美的景物描寫，似與後面的情緒不大協調，其實不然。生活艱難，前途黯淡，處逆境而竟有如許雅興，留連光景，風神蕭散，這豈不更見其「疏放」，更可「自笑」麼？萬里橋在成都南門外，諸葛亮送費禕處。陸游《老學庵筆記》載：「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他時。予客蜀數年，屢處此集，未嘗不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因喬遷之喜而撩起的興奮過去以後，故人接濟不及時帶來了生活上的困難，長年的病痛又犯了，真可謂「貧病交加」，這就使他渴望已久的閒居生活時憂時喜，正像春天多變的天氣忽陰忽晴一樣，《有客》《賓至》等，就是這種生活情狀的真實寫照。《有客》說：
「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疏快頗宜人。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為了避俗，住在江邊這新蓋的茅屋裡，雖然病了許久，倒也疏快宜人。難得有要好的親友來，趕忙叫兒子幫著整理好葛巾出來迎接。自己種出的稀稀拉拉的蔬菜剛長出了幾片葉子，且去摘點待客吧。客來打破村居沉寂，給詩人多少帶來一點刺激和喜悅。《說文》：草木初生曰甲。謝靈運《永嘉記》：百卉正發時，聊以小摘供日。這裡用「甲」，用「小摘」俱佳。楊倫說：「八句一氣直下，自有一種散淡真率之趣，必妄加賞嘆，無謂也。」另一首《賓至》就寫得鄭重些、著意些：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這大概是個地位較高、關係較疏、慕名而來的人(15)，所以話說得既客氣又自留身份：僻居老病，不意賓至。謬承稱許文章，又枉駕見過江村。終日淹留佳客對坐，惟有粗茶淡飯款待。不嫌招待不周，歡迎再來看花。顧宸以為此詩，詞人聲價、高士性情，種種具見。朱瀚說：一主一賓，對仗成篇，而錯綜照應，極結構之法。起語鄭重，次聯謙謹，腹聯真率，結語殷勤。如聆其謦欬，如見其儀型。這些意見大都可取。若就詩論詩，從嚴要求，我認為前半勝過後半。對起老到、別致。頷聯自謙實自負，談吐得體。頸聯稍次(16)。老杜好用「百年」「萬里」「乾坤」「天地」之類大字眼，不盡妥帖，往往流於空洞，大而無當。尾聯平平。
天氣好，興致好，他也常到房前屋後，或附近村子裡去轉轉：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鸕鶿西日照，曬翅滿漁梁。」（《田舍》）田舍、柴門、清溪、古道、草木蓊鬱的集市、詩人蕭散的身影、婀娜的柳枝、樹上一對對的黃枇杷、西下的夕陽、曬翅的鸕鶿……好一幅初夏江村夕照水彩寫生！這首詩的好處在於捕捉住了一個個鮮明的感官印象，而情趣即在其中了。
《野老》題材近似，寫得較深入一些：
「野老籬邊江岸回，柴門不正逐江開(17)。漁人網集澄潭下，估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云何事傍琴台？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黃生說：「劍閣乃由蜀入京之道，因盜賊未寧，歸途有梗，故作歇後云：長路關心，悲劍閣之難越；片云何意，傍琴台而不歸。前半寫景真是詩中之畫，後半寫情，則又紙上之淚矣。」「船隨返照來」，光線強烈，印象鮮明，此景象若假繪事以出之，恐怕只有後世的油畫技藝差可表現。「片雲」自喻。早在曹丕《雜詩》其二「西北有浮雲」首中即以浮雲喻遊子。陶淵明《與殷晉安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亦然。之所以如此，只不過如李白所說「浮雲遊子意」，古今詩人觸景生情、易有同感而已。《玉壘記》載，司馬相如琴台在浣花溪北。這年六月，田神功破史思明部於鄭州，但東部及諸郡尚未收復，故尾聯有秋聞畫角而憂戰亂難歸之嘆。這種心情，也不時表露在這一時期的其他詩篇中。如《雲山》：「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台。衰疾江邊臥，親朋日暮回。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遣興》：「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沾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遣愁》：「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台。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等等，無不哀時傷亂，望鄉思親，百感交集。流離道路時，渴望一枝棲隱，既營草堂，初覺愜意，稍長仍想還鄉，這也是人之常情。王粲登樓，早有斯嘆：「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老杜在入蜀道中，也已料到這一點了：「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三 戴「白幘」「烏巾」的鄰人和兩位名畫師
一時回不去，總得安下心來在這裡生活下去。慢慢地他跟左鄰右舍熟識起來了，他們經常相互串門，關係很融洽。他的《北鄰》說：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青錢買野竹，白幘岸江皋。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屧到蓬蒿。」草堂在浣花溪水西岸江流彎曲處（「浣花溪水水西頭」），據「柴門不正逐江開」，知草堂基本上坐西朝東。又據「草堂塹西無樹木，……與致溪邊十畝陰」「榿林礙日吟風葉」，知屋後鑿溝為界並藉以護院，溝西蓄榿林以遮擋西曬。由此可見草堂北鄰即左鄰。這位鄰居主人是位不到任滿就辭官退隱於此的縣令。此公十分風雅，不惜花錢買野竹栽種，常常頂著平民用的白頭巾露著額頭（岸幘）在江邊徘徊。晉朝山簡鎮守襄陽時，常常在外面喝酒，大醉騎馬而歸。當時有一首民歌形容他，其中有「倒著白接」之句。梁朝何遜，八歲即能賦詩，為名流所稱，曾任水曹、尚書水部郎等職。他的名句有「岸花臨水發，江燕繞檣飛」「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等等。北鄰這位歸田縣令，愛喝酒，又常頂白頭巾，就像山簡一樣。他會寫詩，跟何遜差不多。他見老杜年老多病，經常到滿院蓬蒿的草堂來看望老杜。老杜的南鄰，即右舍，是位隱士。老杜的《南鄰》說：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黃生說此詩極佳：「『烏角巾』三字押得渾峭。五律『悲君白玉盤』三字亦然。此『烏巾』又與『錦里』相映，在七律起語尤妙耳。烏巾乃隱士之服，三字便見其高尚，贊人不用多語。詩中道人貧，所以高其人也。此言『未全貧』，則其貧亦可知矣。語趣較妙。……三（句）見兒童，化其好客。四（句）見鳥雀，與為忘機。三句尤深。蓋富翁好客不難，貧士好客為難，貧士家人不厭客為尤難。非平日喜客之誠，浹入家人心髓，何以有此？」想想北鄰「白幘」和南鄰「烏巾」遙遙相對，反差很大，頗覺有趣。「白沙」「翠竹」亦相映成趣。老杜過訪南鄰，主人熱情相待，又趁秋水初漲，陪同乘船遊覽，到黃昏月上，才親自送客歸家，這「錦里先生」也真是好客了。「秋水」一聯，自然而別饒意趣。王嗣奭說：「『野航』乃鄉村過渡小船，所謂『一葦杭之』者，故『恰受兩三人』；作『野艇』者非。其人留飯，至夕而送至柴門，公之德鄰也。」作如此解亦佳。若然，則草堂與南鄰尚隔一曲浣花溪。老杜的這位「南鄰」就是朱山人。後有《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細水曲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兩家中隔竹林，竹里過從，外人自然不知。陶淵明《歸園田居》說：「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老杜前在泰州作《貽阮隱居》說：「尋我草徑微，褰裳踏春雨。」情況近似，而幽致各臻其妙。看起來，老杜跟他的南鄰朱山人很相投，經常來往，這次又到他家水亭上來盤桓了。幽花滿樹，細水通池。住得很近，回家沒幾步路，故可杯酒留連，喝完了一瓶酒又挪個陰涼的地方。詩人見主人很有股子道氣，表示此後還會經常來追隨他優遊林下。前詩只就兒童、鳥雀，寫朱山人好客忘機，情懷自妙。此又雲「看君多道氣」。前後互證，此公人品之高可以想見。羅大經說：「自古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鄰朱山人往還，……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鶴林玉露》）北鄰嗜酒能詩，南鄰好客忘機，有此德鄰，老杜退隱江村頗不寂寞了。
慢慢地，他交往的風雅之士更多了。當時的一位名畫家、京兆人韋偃也寓居在成都。他善畫鞍馬，千變萬態，或騰或倚，或齕或飲，或驚或止，或走或起，或翹或跂。其小者，或頭一點，或尾一抹，巧妙精奇。他畫馬可與韓干匹敵（見朱景玄《畫斷》）。老杜平生最愛馬和鷹，曾一再見諸詩文以抒壯志。他跟韋偃可能在長安時早就認識了。一天，韋偃來向他告別，說要到別處去。韋偃知道老杜喜歡他的畫，就在草堂廳內東邊的牆壁畫了兩匹馬作為留念：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渠畫無敵。戲拈禿筆掃驊騮，欻見騏出東壁。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題壁上韋偃畫馬歌》）政治上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仍然不失其老驥伏櫪的雄心壯志，老杜這種堅定的用世精神，確乎感人，可敬可佩！環境逐步美化，房屋蓋得雖不華麗卻很堅固：「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寄題江外草堂》）大邑白瓷碗等家什差不多都搜羅來了。現在加上韋偃的這幅大壁畫，草堂越發顯得出色了。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載，韋（偃）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異石，筆力勁健，風格高舉。人知善馬，不知松石更佳。老杜是行家，當然知道他松石更佳，又寫詩向他求雙松圖說：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回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里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公放筆為直干。」（《戲為韋偃雙松圖歌》）畢宏，天寶中御史，善畫古松。後見張璪，於是擱筆。大曆二年，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詠之。改京兆少尹，為左庶子。樹石擅名於代；樹木改步變古，從畢宏開始（見《封氏聞見記》《歷代名畫記》）。作詩時畢宏還不算太老，相對而言「韋偃少」，可見韋偃的年紀實在不大。王嗣奭解此詩甚佳：「起來二句極寬靜，而忽接以『絕筆長風起纖末』，何等筆力！至於描寫雙松止四句，而冥思玄構，幽事深情，更無剩語。後入『胡僧』，窅冥靈超，更有神氣。然韋之畫松，以屈曲見奇，直便難工。一匹東絹，長可二丈，汝能『放筆為直干』乎？所以戲之也。」「白摧」句，言畫之枯淡處。「黑入」句，言畫之濃潤處。李商隱寫畫松句「樛枝勢夭矯，忽欲蟠拿空。又如掠螭走，默與奔雲逢」，亦出於冥思玄構，猶不及此二句筆勢的陡峭。《楞嚴經》：「名無住行，名無著行。」寫西域胡僧入定，非惟「突兀蕭灑」，神形亦酷似。趙孟《紅衣天竺僧像跋》說：「余嘗見盧楞伽羅漢像，最得西域人情態，故優入聖域。蓋唐時京師多有西域人，耳目所接，語言相通故也。至五代王齊翰輩，雖善畫，要與漢僧何異？余仕京師久，頗嘗與天竺僧游，故於羅漢像，自謂有得。此卷餘十七年前所作，粗有古意，未知觀者以為如何也。」（像與跋均載《藝苑掇英》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再會畫，見也沒見過，怎會畫得神氣活現呢？這是常識，也是真理。韋偃、杜甫他們在長安見胡僧見多了，所以畫得像，寫得像。四川鹽亭縣鵝溪一帶古代產絹甚良，時人謂之鵝溪絹，即東絹。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此藉以形容東絹的珍貴，見修辭之美。挖空心思，盛讚韋偃畫技的出神入化，到頭來原是為了向他索圖，而且出難題，用激將法，這不但見老杜之「所以戲之也」，更見他的幽默感。看樣子，這回韋偃免不了又要為老杜畫他最拿手的「老松」「高僧」了。除了雙馬壁畫，草堂理應還收藏了韋偃的一幅絹本雙松障子，這是十分值得祝賀的！這些壁畫、絹畫當然早已蕩然無存了。要是當今有位好事的「韋偃」，在杜甫草堂內找面「東壁」，「戲拈禿筆掃驊騮」，又「放筆為直干」，畫幅絹本雙松送去懸掛，那該有多好啊！
與上二詩同時前後所作《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也很精彩：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歷代名畫記》載，王宰，蜀中人，多畫蜀山，玲瓏嵌空，巉嵯巧峭。又朱景玄《唐朝名畫錄》載，王宰家於西蜀。貞元中，韋令公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景外。景玄曾於故席夔舍人廳事，見一圖障，臨江雙樹，一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於空，下著於水，千枝萬葉，交植屈曲，分布不雜。或枯或榮，或蔓或椏，或直或倚，葉疊千重，枝分八面。達士所珍，凡目難辨。又於興善寺見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極。故山水松石，並可躋於妙上品。據以上記載，王宰並非工筆畫家。即使是，也不至於「十日一水」「五日一石」。這麼說只不過是極言王宰作畫，態度嚴肅，從容不迫，決不遷就他人，勉強「趕任務」而已。騰挪人世仙境諸般地名，不外是鋪陳山水壯觀，狀咫尺萬里之妙，不可拘看。誇了韋偃夸王宰，這次雖然沒有明說要畫，看樣子王宰短不了也要送他一幅。朱注以為李賀《羅浮山人與葛篇》末二句「欲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澀」，本此詩末二句。其實不止於此，若就創作路數而論，李賀這整首詩也顯然屬於老杜這首和上首題畫詩以及其他詩作所濫觴的「冥思玄構」、務求奇險的一類。趙翼《甌北詩話》說：「韓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顧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氣橫恣，各開生面，遂獨有千古。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辟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辟山開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又李維楨《昌谷詩解序》說：「長吉名由韓昌黎起。司空表聖評昌黎詩：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撐決天地之垠，而長吉務去陳言頗似之，譬之草木臭味也。」可見老杜同長吉，在奇險詩派的濫觴和發展上，也不無關係。從上面簡約的比較中，便見一斑。
四 錦里遊蹤
大概就在這年暮春搬進草堂前後，一天老杜得暇，曾去成都遊覽、憑弔，作《蜀相》說：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武侯祠現存，在成都市南郊。西晉末年十六國成（漢）李雄為紀念三國蜀丞相武鄉侯諸葛亮而建。初與蜀先主劉備昭烈廟相鄰。明初武侯祠並於昭烈廟，故大門橫額書「漢昭烈廟」。現存殿宇系清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重建。當時老杜所見，並在這詩中所詠及的古柏，今猶翳翳森森。青瓦紅牆，殿宇宏偉。祠內有「三絕碑」，由中唐宰相裴度撰文，著名書法家柳公綽（柳公權之兄）書寫，名匠魯建刻字，皆絕妙，故名。諸葛亮殿內外匾對甚多，最著名的是清代趙藩的一副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正殿諸葛亮像前有銅鼓三面，稱諸葛鼓，鑄於公元六世紀以前，老杜來游時當見到此物。殿西側為先主惠陵。這詩發端以自問自答，點明祠堂所在和初次尋訪的心情，以及未到即望見古柏森森的最先印象，崇敬之感，油然而生。錦官城故址在今成都市南，簡稱錦城。三國蜀漢時管理織錦之官駐此，故名。錦官城附近一帶有錦江流過，稱錦里，如《為農》「錦里煙塵外」即指此。傳說古人織錦濯於此江中，較他水鮮明，故名。詩文中多以「錦官城」「錦城」「錦里」稱成都。頷聯是說階草自綠、鶯歌空好都無心欣賞，因為他此來是為了緬懷蜀相功業，心中感觸正多，無閒情逸緻呢。從而引出後面的話來：劉備（先主）三顧茅廬，諸葛亮幫他決定東連孫權、北抗曹操、西取劉璋的天下大計，輔佐他開基創業，後來又扶助劉禪（後主）濟美守成。諸葛亮為兩朝開（基）濟（美）效忠，真是費盡了一片心血。他曾在《後出師表》中表示：「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後出師伐魏，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抗於渭南，相持百餘日，病死軍中。每當想到他決心匡復漢室、統一中國的大志終於未能實現，後世的英雄們都不免要熱淚沾襟、不勝感慨啊！老杜對諸葛亮很敬佩，也很羨慕他有幸得遇先主：「孔明有知音。」（《遣興》）諸葛亮建立了兩朝開濟的大功業，可是對於他的「出師未捷身先死」老杜尚且如此深表惋惜，那麼，對於自己的胸懷大志，身當亂世，卻無補於國，無濟於時，又將作何感想呢？詩人這一掬同情之淚是為孔明灑，更是為自己灑。當然，這沉痛的詩句也道出了千古英雄壯志未酬、抱恨終天的孤忿，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宋史·宗澤傳》載：「澤請上（指宋高宗）還京二十餘奏，為黃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諸將入問疾，澤曰：『吾以二帝（徽宗、欽宗）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涕泣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感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薨。」這不僅能見詩歌感染力的強烈，也可反過來幫助體會詩人孤忿的深沉。老杜經過千辛萬苦來到成都，尤其是修蓋了草堂、暫得安居以後，心境的確是比較好的，詩中也不時流露出閒適情調來，但是他內心深處仍然是極其痛苦的。《蜀相》是詩人來成都後第一首心情沉重的作品，這種情緒，猶如一股泉脈，在這一時期那些貌似和平寧靜的篇章中時有湧現，這提醒我們在研究作家作品時，既要看到思想感情的各個方面及其表現形式的多樣化，也要看到它的主流。儘管老杜一再表白他想找個桃花源避世，莫說世上並無桃花源，就是真的找到了，他也當不了那種「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身世兩相棄的避秦人啊！
除此而外，這年自春至冬，老杜的遊蹤，猶依稀可辨。
秋天，他曾乘船沿浣花溪繞村子做過一次「巡禮性」的遊覽：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回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峰上雪，纖纖雲表霓。童戲左右岸，罟弋畢提攜。翻倒荷芰亂，指揮徑路迷。得魚已割鱗，采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暌。吾村靄暝姿，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泛溪》）王嗣奭說：「自卜居浣花，至此始溯溪西行遊覽。」誰說我蓋房子的這個地方很小？樹林以西那邊我至今還沒有走遍呢。所以就趁太陽偏西時出發，坐船到那邊去看看。遠郊確乎荒僻，滿目秋色淒涼，只有那西嶺白皚皚的長年積雪，和雲外纖纖的虹霓差可觀賞。沿溪左右兩岸，有不少兒童，攜帶著網和箭在捕魚射鳥。有的在掏藕采菱角，把荷葉菱葉都翻倒了搞亂了。他們指揮我們行船，反而害得我們迷了路。（可能怕我們打他們那兒經過，妨礙他們工作吧！）想吃個鮮美，這本是人之常情。你看他們逮到魚就把鱗打了，掏出藕來連泥也不洗，這麼看賤好東西，這真是不合常情常理的怪事。我們的村子在蒼茫的暮色中呈現出朦朧的輪廓，別人家的雞也進窩了。在這蕭條的野外還要往哪裡去？該回去就回去吧，這就跟讀書人的出處行藏一個樣，要見時識機，不可勉強。回到草堂，已是月上霜飛時候。米酒剛剛釀得，且開懷暢飲吧。聽！這隱隱約約的鼓鼙聲，不是從村子東邊成都城裡傳來的麼？王嗣奭說：「此時新月在衣，故畦不荒，舍舟而登，擷蔬而歸，濁醪亦熟，與妻孥共為一夕之樂而已。蓋『東城多鼓鼙』，故鄉不可歸，苟全性命足矣，更復何適耶？東城謂京、洛以東，非必東京也。」仇兆鰲說：「日暝返棹，猶之身老思機，故曰『出處可齊』。夜酌新醪，而忽聽鼓鼙，則歸溪亦非安枕之地矣。……朱註：成都城在草堂之東，故曰『東城』。舊指東都者非。」浦起龍說：「結語正喜身超事外。仇反謂未可安枕，失其本旨。」各有所見，可參看。諸家解「童戲」八句多不愜當，主要是不懂得老杜寫的是一些帶偶然性的細節所致。王維也有一首描寫在他藍田輞川別業附近泛舟的紀游詩：「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玩奇不覺遠，因以緣源窮。遙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舍舟理輕策，果然愜所適。老僧四五人，逍遙蔭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問樵客。暝宿長林下，焚香臥瑤席。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尋畏迷誤，明發更登歷。笑謝桃源人，花紅復來覿。」（《藍田山石門精舍》）這詩也很寫實，只是經過詩情畫意的渲染和美化，其寫實的程度不及老杜的《泛溪》。「童戲」八句寫來似乎就像生活本身一樣雜亂而不加修飾，其實這仍然是經過了詩人的藝術概括，已化生活中的丑為藝術中的美了。鄉村兒童，不愛乾淨，不知鮮美的可貴，甚至把荷芰糟蹋得不成樣子，還要捉弄人，可是，他們卻那麼頑健，那麼無憂無慮，這無疑會使得我們這位心事重重的詩人，感到又可愛，又可羨了。
有時他也進城玩玩，參加一些社交活動。他有首《寄楊五桂州譚》：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附《白頭吟》。」原注謂「因州參軍段子之任」。這詩上半寫想像中桂州（今廣西桂林市）之景，下半抒寄楊之情。梅花開時有雪，可銷炎瘴，所以說「宜人」。氣候宜人，疾病較少，了解到這情況，想念楊譚的心就多少得到寬慰。何況又聽說他做官有好名聲，這使我感到更加高興。西晉孫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群，曾為石苞參軍。此借喻即將去桂州上任的段參軍。《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此借指寄詩楊譚以加深二人的友誼。此詩不止寫得「通篇氣勢流走，字句空靈」，尚能見出詩人有時也參加城裡一些洗塵、餞別之類的官場應酬。州參軍經此赴桂州上任，當地有關官紳，定然有所表示，「江邊送孫楚」，豈止老杜一人？
他每次進城，回草堂往往很晚：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鹽井上，斜景雪峰西。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出郭》）成都平原，一望無際，天與地平線相連，「高天」句即寫此景象。始見天之「高」，繼而移目尋其涯乃見其「低」，「逐望」二字非虛下。楊倫評：「真景如畫。」實是動畫。孟浩然「野曠天低樹」句亦寫此景象，但著眼點在樹，借樹以襯托「野曠天低」。四川產井鹽和天然氣，有以天然氣煮鹽的。左思《蜀都賦》：「家有鹽泉之井。」劉淵林註：「蜀都臨邛縣、江陽、漢安縣，皆有鹽井。」遠煙是煮鹽的煙。「景」是光的意思。「斜景」，斜陽光。仇注說這裡的「景」同影是不對的。雪嶺為岷山主峰，在今四川松潘縣南，春夏常有積雪，故名。這詩是出成都郭外所作，上半寫出郭晚眺之景，下半寫歸家夜宿之情。「故國」指東都。「他鄉」指成都。當時故國兵荒馬亂既未可歸，他鄉也不平靜又不能離去，只好回草堂去跟那些可算得上是老朋友了的「暫止飛烏」作伴了！——聽這口氣，老杜這次進城好像待了不止一天。比這次稍晚一些，這年臘月梅花開時，他又一次從城裡回到草堂，作《西郊》說：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藥囊。無人覺來往，疏懶意何長。」碧雞坊在當時成都的西南。《梁益記》載，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為碧雞坊。《漢書·郊祀志》載，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華陽國志》載，成都西南石牛門外有市橋。李膺《益州記》載，沖星橋即市橋，在成都縣西南四里。漢舊州市在橋南，故名。首記自城回草堂路線甚詳：出城西南的碧雞坊，走四里過市橋，迤西再走三里即到草堂（草堂在城西七里）。既雲「時出」，見不時出入城市。整理書帙、檢點藥囊，是歸後所做之事。黃生解尾聯說：「出碧雞坊時無人覺。由西鄰向草堂，若市橋，若江路，一帶亦無人覺。在草堂中齊書帙、檢藥囊時，亦無人覺。自來自往，自作自止，無限舒暢。不言少俗人應接之煩，但言得遂己疏懶之意，較前引（『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二語更饒興味。時誦一過，亦復令人通身舒暢也。」(18)這次進城，他顯然沒在社交場合露面。他曾在《進三大禮賦表》中說：「頃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難道他如今又重操舊業，這次進城，是去賣藥，好得點錢貼補家用麼？「欲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老杜很要強，有時即使生活困難，作起詩來還往往很瀟灑。如果情況真是這樣，那麼我們讀這首詩時，哪會感到那麼「通身舒暢」呢？
五 蜀州訪友
靠人接濟，只要一時沒趕上趟就會馬上揭不開鍋。這年「紅蕖冉冉香」時，曾因「厚祿故人書斷絕」而使得「恆飢稚子色淒涼」。秋天，家裡又將斷炊，沒奈何，他只得硬著頭皮，趁崔侍御去彭州（今四川彭縣）之便，托他捎詩給彭州刺史高適求援：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19)「秋至」是收穫季節，此時尚「轉饑寒」，可見流浪在外、無產業的人生計的艱難。彭州至成都九十二里（見《九域志》）。以二人關係的密切，高適得詩後定會馬上送糧送錢來的。從能交結上刺史這樣的大官這一點來看，老杜似乎又比一般稍有產業的人強一些。應該從他的社會地位和實際處境這兩方面來看老杜。既然彭州離成都不遠，走得快一天就到了，當家計安排妥當之後，老杜是很可能去彭州探望他的老友高適的。到底去了沒有呢？因無明確記載，須稍作考辨。
案：老杜有《奉簡高三十五使君》：「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驊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這是一首代簡之作。前半稱道高適才調出群，如今得位，可大行其志。後半非止「述高之交情」，且告知己將趨前探望、謀求天涯聚首談心。「行色秋將晚」，見老杜即將啟程的探高之行是在秋季。既然代簡之作中講得這麼肯定，他一定是去了而且是見著了的。現在需要弄清楚的是：一、這詩作於何時？也就是說老杜想去探望高適是在何時？二、這位「高三十五使君」到底是「高彭州」，還是「高蜀州」？也就是說老杜要去的地方是彭州，還是蜀州？其實對於這兩個問題仇兆鰲早有答案：「高由彭州刺蜀州，公時在蜀。《年譜》云：上元元年，間常至蜀州之青城、新津，是也。」認為老杜想與高適會面而作此詩是在上元元年，可信。老杜到成都已大半年，無論彭州還是蜀州離成都又近，這年秋天草堂早已蓋好，老杜也該去看看他的老朋友了。至於高適這時是否已「由彭州刺蜀州」，則須進一步加以檢驗。兩《唐書》傳載高適先刺蜀州後刺彭州，皆誤。實先刺彭州後刺蜀州，而刺彭州在乾元元年（七五八）五月（詳第十一章注三六及有關正文）。那麼，由彭州刺蜀州又在哪一年呢？「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見後詩序所記）老杜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序說：「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首句說：「人日題詩寄草堂。」黃鶴註：「上元元年人日，杜公未有草堂，殆是二年人日所寄也。」大曆五年（七七〇）上數至上元二年（七六一）整十個年頭，勉強可說「已十餘年」。寶應元年（七六二）七月，嚴武召還，高適為成都尹。此前高仍為蜀州刺史。因此寶應元年人日仍可寄此詩，但與大曆五年老杜作詩追酬時相隔只九個年頭，更不得謂「已十餘年」了。可見黃鶴的判斷是可信的。上元二年人日（正月初七）高適既已刺蜀州，按常情而論，他由彭州來此上任當在頭年（上元元年）。因此進一步認定杜甫在這年（上元元年）深秋（「行色秋將晚」）到蜀州（今四川崇慶，距成都才百里）去拜訪高適（馮至《杜甫傳》即如此敘述），不為無據。他的《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當作於在蜀州與裴迪同游州城東南七十里屬縣新津時：
「何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題下原註：「王時牧蜀。」《文苑英華》註：「即王蜀州。」蔡夢弼認為「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而各家皆持異議：「錢箋考《縉傳》未嘗牧蜀，注家因裴迪而附會也。《杜詩博議》：《王維傳》有縉為蜀州刺史、遷散騎常侍一節，與《縉傳》不合。吳縝《糾謬》謂縉未嘗歷蜀州及常侍，為說甚辯。今考《舊書》，縉為鳳翔尹，先加工部侍郎，後除常侍。縝雲並未嘗為常侍，似失考。而由蜀州遷常侍，則斷乎不可信。」（仇注）偶與鄧紹基同志談及王維表謂王縉曾為蜀州刺史一事求教。隨後紹基同志賜函，慷慨見示其創穫如下：
「關於王維弟王縉任蜀州刺史事，經查，皇甫澈有《賦四相詩》，序云：『蜀州刺史廳壁記居相位者，前後四公，謨明弼諧，遷轉歷此。顧己無取，忝跡於斯。景行遺烈，嗟嘆之不足也。謹述其行事，詠其休美，庶將來君子，知聖朝之德云爾。』詩凡四首：一、《中書令漢陽王張柬之》，二、《中書令鍾紹京》，三、《禮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峴》，四、《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詠王詩末尾云：『瞻視華壁中，來者誰其嗣。』可見王任蜀州刺史在李峴之後。案《通鑑》載李峴於乾元二年五月貶蜀州刺史。又，杜甫於乾元二年冬到成都，次年秋（上元元年）有《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詩，題下原注云『王時牧蜀』。蔡夢弼以為王侍郎即王縉，錢謙益、仇兆鰲持異議。我曾疑『原注』為後人所加，因認為王縉牧蜀在李峴之前，現在應修正這看法。王縉之後的蜀州刺史當為高適。從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似高於上元二年初即在蜀州任上。那麼，王縉牧蜀時間大概不很長。總之，皇甫澈詩可作為王維《責躬薦弟表》『臣弟蜀州刺史縉』一說的有力佐證。皇甫澈在貞元中任蜀州刺史，他『景行遺烈』而寫詩，當很可靠。吳縝《新唐書糾謬》之說不足據。又裴迪與王維兄弟關係密切，裴迪或者就是隨王縉入蜀的。從杜甫的三首關及裴迪的詩可知裴正在蜀州。」所論甚是。
前已論證高適刺蜀州，以及高到任後不久杜甫前往探望當在上元元年深秋，現又進一步明確高適的前任是王縉，那麼，蔡夢弼認為《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中的「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是正確的。剛辦完交接手續，王縉一時尚未離蜀返京，老杜來蜀州時二人當會晤面。之後不久，老杜偕裴迪同游新津寺，和詩而寄王縉，這難道不是很合情合理麼？王縉任蜀州刺史前曾為憲部侍郎，現既已卸任，又尚未受新署官職，故以「侍郎」舊銜稱之。王維《責躬薦弟表》稱縉時為蜀州刺史，當作於上元元年縉任蜀州刺史期內。又據「上元二年五月四日通議大夫守尚書右丞臣王維狀進」《謝弟縉新授廣散騎常侍狀》，知朝廷得到王維的薦弟表後很快就將王縉調回長安，並於上元二年五月四日以前授予新職。王縉深秋時節卸蜀州刺史任，年底或次年年初抵長安，四月底或五月初授新職，從時間上看，也很順理成章。廣德二年（七六四），代宗拜王縉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大曆間再次拜相。時元載用事，縉卑附之。縉弟兄奉佛不茹葷血，晚年尤甚；與元載、杜鴻漸勸誘代宗佞佛，影響極壞。縉性貪婪，縱弟妹女尼等招納財賄，貪猥之跡猶如市賈。元載得罪，縉連坐，貶括州刺史。久之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金壺記》載，王維與弟王縉，名冠一時。時議云：「論詩則王維、崔顥，論筆則王縉、李邕，祖詠、張說不得與焉。」《盧氏雜記》載，王縉好與人作碑銘，有送潤筆者，誤叩其兄門，王維說：「大作家在那邊。」大曆元年（七六六）老杜在夔州作《解悶十二首》，其八說：「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即稱讚縉善文辭，能繼乃兄風流。當時王縉劣跡尚未昭彰，懷右丞故及之。今知老杜與王縉在蜀多少有點文字因緣，就無怪他要深情地提到他了。《解悶》是詩人閒居自遣之作，非用於干求，不得以為其八有意討好時相。裴迪是王維多年的老朋友。開元末天寶初王維四十多歲時就跟裴迪一起隱居終南山。此後至天寶七載以前，王維「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舊唐書·王維傳》）。這一時期他們優哉游哉的生活，在二人現存詩文中尚可窺見一斑。王維《輞川集序》說：「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欒家漱、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等，與裴迪閒暇，各賦絕句云爾。」只看這許多美麗的小地名，就可想見藍田別墅規模的宏大、景致的優美，以及其間隱士生活和心境的幽雅了。二人詠各景五言絕句各二十首均存，裴作多板滯，遠遜王作，惟《華子岡》「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晞。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衣」、《宮槐陌》「門前宮槐陌，是向欹湖道。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臨湖亭》「當軒彌滉漾，孤月正徘徊。谷口猿聲發，風傳入戶來」、《欹湖》「空闊湖水廣，青熒天色同。艤舟一長嘯，四面來清風」、《北垞》「南山北垞下，結宇臨欹湖。每欲采樵去，扁舟出菰蒲」少數幾首清新可誦。天寶十五載王維陷安祿山叛軍中，送至洛陽，居於菩提寺。「裴迪來相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王口號「萬戶傷心生野煙」首詩題）。據此知裴迪當時亦在洛陽，但行動較自由。《唐詩紀事》載裴迪「天寶後為蜀州刺史，與杜甫友善」。老杜與裴迪友善即在他往蜀州探望高適相偕遊覽新津等地的這一時期，這時裴並未為蜀州刺史，《唐詩紀事》云云，未詳何所據。安史亂前王維半官半隱，王縉、裴迪、崔興宗諸人，常追隨遊覽賦詩，所作雖不甚佳，也都是些高雅之士。以前在我的印象中，總以為老杜跟王維和他周圍的人無甚交往，其實並非如此。裴迪跟王維合得來，也可以「與杜甫友善」，這表明在實際生活中，人與人的交往，並不完全像常言所說「人以群分，物以類聚」那樣涇渭分明。積極入世的現實主義詩人老杜跟消極出世的山水田園詩派中人尚且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思想感情上也不無相通之處，那就更不可把本來是好朋友，又都有進步政治理想的偉大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和偉大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生拉硬拽地分離開來，作為儒法對立的雙方一褒一貶。各個文學流派及其主要傾向是應該研究的，但須堅持辯證觀點，擯棄形上學。——且說老杜偕裴迪登新津寺，裴作詩抒懷寄王侍郎（裴作已佚），這「何恨」首是老杜的和章，大意是說：您倚山木而吟詩悲秋，又有何恨？雖說蟬聲鳥影，秋景堪傷，風物登臨，故人足念。但在我則不然。我之日游招提，頗悟解脫之理，幾乎忘卻悲秋之興了。張遠註：「《淮南子》：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為作山木之歌，聞之者莫不隕涕。《白虎通》亦載此事。」仇兆鰲按：「此詩首句，突然而起，初時未詳所出，解尚含糊，及得邇可此說，頓釋所疑。言趙王流竄房陵而作山木之歌，宜其怨恨。今羈旅蜀中，亦何所恨而倚木吟詩乎？此引古語以逗起下文。」佛典中多以日喻佛光的普照。李子德說：「此（詩）與『暗水流花徑』，俱為盛唐正聲。」讀「鳥影度寒塘」令人想起《紅樓夢》第七十六回寫凹晶館聯詩史湘雲的「寒塘渡鶴影」。
六 佛日摩尼珠都無能為力
高適上元二年《人日寄杜二拾遺》首句雲「人日題詩寄草堂」，可見老杜頭年深秋往蜀州、新津遊覽後即回成都，他是和家裡人在草堂一起過團圓年的。大概從新津回來後不久，他遇見跟他有通家之好的「蜀僧閭丘師兄」，曾作詩相贈。贈詩題下原註：「太常博士均之孫。」閭丘均，成都人。在陳子昂以後，亦以文章著稱。中宗景龍年間，為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誅，均坐貶循州司倉，卒。老杜《贈蜀僧閭丘師兄》首敘閭丘世系，次述「審言以詩，閭丘均以字，同侍武后」（《唐詩紀事》「杜審言」條）。後半寫二人相逢情事，頗精彩：
「小子思疏闊，豈能達詞門？窮秋一揮淚，相遇即諸昆。我住錦官城，兄居祇樹園。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天涯歇滯雨，粳稻臥不翻。漂然薄游倦，始與道侶敦。景晏步修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在新津時寫景言黃葉、蟬聲，此雲「窮秋」，時序當較晚；「漂然薄游倦」，似指最近蜀州、新津短暫之游：這兩點可作為晤閭丘師兄贈詩一事在歸自新津後不久的佐證。祇園，意譯自梵文，全稱「祇樹給孤獨園」或「祇園精舍」，印度佛教聖地之一。據說釋迦牟尼成道後，薩羅國的給孤獨長者用大量黃金購置舍衛城南祇陀太子園地，建築精舍，請釋迦說法。祇陀太子也奉獻了國內的樹木，因此以兩人名字命名。後用來尊稱佛寺精舍。此指閭丘師所居寺院。據「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云云，知「我住錦官城」邊的草堂與「兄居祇樹園」兩地離得不遠，二人可經常來往。這次老杜去寺院看望師兄，時值久雨初歇，沿途見田中粳稻倒狀，景象很是荒涼。他們見面以後，一同在夕陽返照的長廊里散步談心，這情境的恬靜，正如陶淵明所說：「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法華經》說，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詞柔軟，悅可眾心。《華嚴經》說，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語，一者柔軟語，能使一切眾生得安穩。《維摩經》說，所言誠諦，常以軟語。夜晚留宿寺中，聽師兄軟語說法，偶見落月圓如金盤，心中仿佛也有圓覺之悟。《翻譯名義集》載，摩尼或曰逾摩，正雲末尼，即珠之總名。《圓覺經》說，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見。《宣室志》載，馮翊嚴生，家漢南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胡人說：「此西國清水珠，至濁水泠然洞徹矣。」聽了師兄的說法，我感到塵世茫茫，一片黑暗，爭奪紛繁，恐怕只有佛法才能普度眾生，猶如只有摩尼珠才能照清濁水一樣。老杜早年對佛教就有些了解，於今身處亂世，流落他鄉，心力交瘁，偶向佛門尋求安慰，這也是可以理解的。陳善《捫虱新話》說：「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際，無意于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閒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為可貴。」
老杜想向空門尋求精神上的安慰，只是亂世陰霾太重，非摩尼珠所能澄清，客愁鬱積太深，非佛日所能照徹。他的《恨別》寫的就是這種憂時傷別的沉重悲哀：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首聯從離家之遠、戰亂之長見別恨之深。頷聯言去冬入蜀，很有可能因兵戈阻隔而老死濯錦江邊。頸聯於常情中見別致：「對月思家，望雲憶弟，皆詩中常意，然『步』而又『立』，『看』而復『眠』，則其情緒無聊之狀，非常人摹寫所能到矣。」司徒指李光弼，時光弼為檢校司徒。《資治通鑑》載：上元元年三月，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四月，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尾聯即聞此捷報而盼望李光弼乘勝直搗幽燕叛軍巢穴，結束持續多年的戰亂，重致太平，那麼，自己憂時傷別之恨，也自會冰消瓦解了。
這種切盼李光弼揮師直搗幽燕、己得回歸故里的心愿再一次表露在同時前後所作《散愁二首》其一中：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他還以討賊之事寄厚望於兵部尚書、潞泌節度使兼太原尹王思禮，盼王掃平薊北，急報朝廷，以免他心破淚沾，常懷久客莫歸之憂：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戀闕丹心破，沾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其二）
然而事與願違，這年十一月，「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兗、鄆，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資治通鑑》），形勢很緊張，這就使他感到更加惶恐不安、憂慮重重了：「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舂雨外急，鄰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村夜》）
至德二載（七五七）十二月以蜀郡為南京，鳳翔郡為西京，西京為中京。上元元年（七六〇）九月，罷南京；從節度使呂之請，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為江陵府，以扼吳、蜀之沖。二年（七六一）九月，停京兆、河南、太原、鳳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號。寶應元年（七六二）建卯月，復以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這年（上元元年）九月後當老杜聽說要停成都南京之號，改置南都於荊州時，就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慨，寫了《建都十二韻》，對之加以評論說：如今老百姓並沒有緩過氣來，胡馬在蹂躪著半個中國。不知在朝廷上議事的袞袞諸公，又有誰來扶助皇帝。已經分建了幾個京城，還下詔要開闢荊州為東都。理由是恐怕東都的人民失望，無奈最西的成都南京原是太上皇避亂之地(20)，可你們早已不放在心上。時局這麼危急首先當想到為國雪恥，事關大計，豈可輕易議論建都？你們雖身居三階正位，如此決策我總擔心會因此搞得萬國翻騰。我曾經像牽著魏文帝衣裙進諫的辛毗那樣疏救房琯，只恨未能一死殉職；遭貶華州猶如漏網的魚，這未免辱沒了主上當初擢用我的殊恩。我永遠有負於漢庭賈生的痛哭，我遙遠地憐惜那被讒見放、沉於湘水的屈子的冤魂。窮冬季節我客居在劍外的濯錦江邊，隨隨便便，總算也有了田園。這會兒，風吹斷了青蒲的節，霜埋住了翠竹的根。想到衣冠雖多，未能救關輔之難，我衷心禱願天子迴轉他那「齊日月之光輝」，去照耀河北淪陷的原野，不要汲汲於建都之舉。
綜覽以上諸作，可以看出詩人身世之悲總與蒼生社稷之憂緊緊結合在一起，既代籌軍事，又指斥朝政，這就難怪他心情沉重，不勝煩惱了。對於這樣一位「身在江湖之上，心居於魏闕之下」、始終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詩人來說，他即使偶向空門尋求慰藉，可是，他那種因執著於現世人生而生出的無窮煩惱，又豈是任何得道高僧的「軟語」說法所能點化所能消除的？
秋末冬初，老杜從蜀州、新津回到成都草堂，一直在家閒居。歲暮，得裴迪寄來的《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已佚），他和詩說：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相遙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髮，朝夕催人自白頭。」（《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何遜《詠早梅》：「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台。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張夔《何記室集序》說：「杜子美與裴迪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宋人撰杜注，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吟詠其下，後居洛思之，請再任揚州。值梅花盛開，相對終日。楊用修駁之曰：『遜時南北分裂，洛陽魏地，安得居洛又請再任？』此足破宋注之訛。但據本傳不載法曹事，便斥遜非揚州法曹，則子美去梁未遠，『在揚州』三字不應都無著落。蓋據此非要津，治乏聲績，本傳偶爾見遺，諸史中往往有之。……考維揚舊志題雲『揚州法曹廨舍見梅花』，則與子美『官梅』二字正自合節，必非無據。且「風台』『月觀』明屬揚州事，奈何欲離之揚州哉？」老杜的這首和詩寫得極委婉盡致：「上四答裴詩意，下四對時感懷。裴有早梅之詠，故以何遜梅詩相比。『相憶』句，和詩題憶寄。『送客』句，和詩題送客。玩第三聯語氣，必裴詩有不及折贈之句，故答雲幸不折來，免傷歲暮；若使一看，益動鄉愁矣。既而又自嘆曰：此間江梅漸發，亦覺催人頭白。蓋當衰老之年，觸處皆足傷情也。」（仇兆鰲解）「垂垂」，漸漸。《辭海》一九七九年版引杜此詩「江邊」句與黃庭堅《和師厚秋半》「杜陵白髮垂垂老」句為證，良是。黃生說：「篇中無一字不言梅，無一字是言梅，曲折如意，往復盡情，筆力橫絕千古。」這詩確乎絕妙，見此老遲暮情懷，復見其風流蘊藉。
寫作了這首詩以後該過年了。這是在草堂過的第一個年，老杜一定是又悲又喜，百感交集，痛飲高歌。可惜沒篇什流傳下來，我們就只好憑想像揣度了。
七 身外無窮事，生前有限杯
上元二年（七六一）也不是平靜的一年。
二月，奴剌、党項進犯寶雞，燒大散關，南侵鳳州，殺刺使蕭，大掠而西；鳳翔節度使李鼎追擊，破之。崔光遠代李若幽為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有人說：「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相信這看法，幾次進言於肅宗，肅宗命令李光弼等奪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驍勇而剛愎自用，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為不法，郭子儀寬容他們，李光弼嚴厲，一一繩之以法，無所假貸。僕固懷恩害怕李光弼，心裡很恨他，就依附魚朝恩，說東都可取。於是中使相繼督促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自己與懷恩帶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戊寅，列陣於邙山。光弼命部隊依險而列陣，懷恩列陣於平原，光弼說：「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又加以阻止。史思明趁其陣勢尚未布好，就發動進攻，官軍大敗，死數千人，軍資器械都拋棄了。光弼、懷恩渡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逃回陝州，抱玉也丟掉河陽逃走，河陽、懷州都為叛軍所占領。朝廷聞訊大懼，增兵屯守陝州。癸未，李揆罷相，貶袁州長史，以河中節度使蕭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史思明多疑殘暴，底下人稍不如意，動輒滅族，人不自保。長子史朝義，常跟史思明帶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依附他，因此得不到史思明的寵信。史思明愛小兒子史朝清，使守范陽，常想殺朝義，立朝清為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派朝義帶兵當先鋒，自北路襲陝城，自己從南路帶領大軍繼之。
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礓子嶺，幾次為衛伯玉擊敗。思明退屯永安，認為朝義怯懦，說：「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法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隅城貯軍糧，限一天完工。朝義築完，未抹泥，思明至，大加斥責，命左右立馬監督，很快就抹好了。思明又說：「俟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措。思明在鹿橋驛，令心腹曹將軍帶兵宿衛；朝義宿於旅舍，其部將駱悅、蔡文景勸朝義說：「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低頭不語。駱悅等說：「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哭道：「諸君善為之，勿驚聖人！」駱悅等命人召曹將軍至，告知其謀；曹將軍知諸將盡怨，恐禍及己，不敢違抗。這晚，駱悅等帶領朝義的三百名士卒披甲去驛，宿衛兵驚怪，畏曹將軍，不敢動。駱悅等引兵走入思明寢所，值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思明聞有變，翻牆至廄中，自鞴馬騎上，駱悅的傔人周子俊用箭射他，中臂墜馬，被擒。思明問：「亂者為誰？」駱悅說：「奉懷王（朝義封懷王）命。」思明說：「我朝來語失，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駱悅等送思明至柳泉驛，將他囚禁起來，回頭報告朝義說：「事成矣。」朝義說：「不驚聖人乎？」駱悅說：「無。」時周摯等領後軍在福昌，駱悅等派人去告知此事，周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周摯等來迎，駱悅等勸朝義將周摯抓起來，殺了。軍至柳泉驛，駱悅等怕眾心不一，就縊死了思明，以氈裹其屍，用駱駝馱回洛陽。史思明跟安祿山一樣，都因生性殘暴，眾叛親離，為各自的兒子和下屬所殺。朝義即皇帝位，改元顯聖，秘密派人去范陽，命令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清和朝清母辛氏以及不附己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數月，死了數千人，范陽才安定下來。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而朝義所轄各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朝義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四月，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驍勇，從玄宗在蜀有功，東川節度使李奐奏請替代他，子璋舉兵，襲李奐於綿州。路過遂州，刺史虢王李巨蒼黃修屬郡禮迎之，子璋殺之。李奐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為龍安府，置百官，又攻陷劍州。
五月，癸巳，党項進犯寶雞。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義范陽兵，破之。乙未，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東川節度使李奐共攻綿州，庚子，拔之，斬段子璋。牙將花驚定等恃功大掠，婦女有金銀臂釧，兵士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肅宗遣監軍官使按其罪，光遠憂憤成疾，這年十月卒。
六月，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戊寅，党項進犯好畤。
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輔國上任，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為宰相，肅宗說：「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允何！」李輔國就暗示僕射裴冕等使薦己。皇上私下對蕭華說：「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蕭華出，問裴冕；裴冕說：「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蕭華入言之，皇上大悅；輔國銜恨不已。
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皇上於三殿設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壬寅，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因赦天下。江、淮大飢，人相食。
建子（十一）月，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史朝義，拔永寧，破澠池、福昌、長水等縣。
建丑（十二）月，嚴武為成都尹。王維卒於是年。
這確乎是很不平靜的一年，而且蜀中也發生了戰亂，不過對老杜說來，這一年過得倒也平靜，尤其春天裡興致很高。
舊稱陰曆正月初七日為「人日」。《北史·魏收傳》引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說》：「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上元二年新年裡，老杜在草堂閒居，人日初七後一兩天，接到高適寄來的《人日寄杜二拾遺》說：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堪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此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漢代的郡守秩二千石，時高適為蜀州刺史，故借漢秩自喻所居官職。高適做了刺史，官不謂不高，祿不謂不厚，尚且抱怨自己老處西南，不預朝政，難酬壯志，想到老杜猶如「此人不出，如蒼生何」的謝安，卻高臥東山，卅年不起，於今又書劍飄零，成了孔夫子自謂的那種東西南北之人，那就更覺不安，更覺有愧，於是就寫了這首詩來慰問他。這詩寫得很真摯，正搔到老杜的癢處。十年後的大曆五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年）正月二十一日，老杜偶檢文書帙，見到此詩，讀後不覺淚灑行間，並感慨系之地作詩「追酬」亡友，一抒鬱結說：「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嘆我淒淒求友篇，感君鬱郁匡時略。……」（《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據此差可想像他當初展誦此詩時的情景和感觸。
想去年年底忙於回成都草堂過年，新津之游意猶未盡，過完新年，他又到新津等地旅遊去了。方誌載新津縣南二里有四安寺，為神秀禪師所建。楊德周說，縣有修覺山，其上為寶華山，以峰頂多雪，又名雪峰。一天傍晚，老杜登上寺樓眺望雪峰，只見一僧人前來撞鐘，不言不語，了不相顧。孤城返照，紅光漸漸消失了；附近市鎮上空，飄浮著翠而濃的炊煙。他年老多病，常常感到很寂寞；可惜老朋友們總難從從容容地在一起歡聚。他想裴迪那麼瘦，大概是由於苦思苦想作詩太苦的緣故，這就使得他太懶於交遊，本來約好在這裡相會的，誰知他竟然不來了。此情此景他寫到詩里就是：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闃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這詩頭兩句能寫出孤清之境。浦起龍認為「『翠且重』欠老成」，其實末句造語也不很穩妥。這詩可貴處在於能見其行蹤與心境之一斑。「知君苦思緣詩瘦」，即相傳李白嘲杜甫「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意。兩相對照，殊覺有趣。從這詩與去冬《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看，當時裴迪不在新津而在蜀州。浦起龍疑「裴或官於新津」，恐非。
老杜在新津盤桓非止一日，他前後曾兩次遊覽了縣城東南五里修覺山上的修覺寺。前次作《游修覺寺》說：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眾鳥，漂轉暮歸愁。」首聯寫景見登臨時的心曠神怡。頷聯寫詩思的駿發和詩人的自信自得，話語本身就講得很帥，似「有神助」。李、杜往往有此豪興，發此狂言。仇兆鰲好意為老杜開脫：「詩有神助，非自誇能詩，是雲勝境能發詩興耳。」「雲勝境能發詩興」，良是；謂「非自誇能詩」，則非知人之言。後半摹寺前之景，語涉禪機，頗傷行旅，寫得不算精彩。(21)後次作《後游》說：
「寺憶曾游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為減，舍此復何之？」這詩中二聯寫得好。正由於詩人對前游地充滿了感情「寺憶曾游處，橋憐再渡時」，在他眼中，這裡的江山仿佛也很想念他，在等待著他的重來，而花柳就更是無私地以自己的姿色裝點春光，供人游賞。(22)我少時讀先父建楣先生詩稿，至今還記得其中「桃李有花春到早，江山無恙我來遲」二句，頗賞其豪爽，但不知有意無意中受到老杜「江山」二句的啟迪否。早上煙光微薄，原野顯得濕潤；中午沙灘溫暖，似乎日色在那兒遲留不去。張惕庵說：「『潤』字從『薄』字看出，『暄』字從『遲』字看出，寫景極細。」尾聯與前章呼應，前雲思家生愁，此雲賞景銷愁，暗點不憚重遊之意。
他的《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也作於這一時期：「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檐外朵，青柳檻前梢。池水觀為政，廚煙覺遠庖。西川供客眼，惟有此江郊。」王嗣奭說：「據詩語，題當作『北城樓』，新津令設宴於樓上。『望極』二字管下五句。池水、廚煙亦望時所見：池水止水清淨，觀為政，得清淨之理也；廚煙遠庖，懷好生之仁也。」所論甚是。這是應酬之作，無甚意義，但見老杜在新津時與當地官府有交往。「開筵近鳥巢」，老杜後期作詩不避險俗往往如此。「白花檐外朵」，寫得楚楚動人。
這一時期的作品還有《寄贈王十將軍承俊》《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等。前首「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起得雄健含古意，寫人物虎虎有生氣。後首「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一聯，為歷來評詩者所樂道。仇兆鰲說：「『柳青桃復紅』，起於謝尚，襲用便成常語。梁簡文帝詩云：『水照柳初碧，煙含桃半紅。』乃借煙水以形其紅碧。杜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用『歸』『入』二字寫出景色之新嫩。皆是化腐為新之法。」
老杜在新津稍作盤桓，當就近往蜀州與高適晤面，不久即歸成都草堂。這是卜居於此遇到的第二個春天，頭年規劃、種植的花木松竹都已長成，浣花溪兩岸春光更是明媚，跟附近鄉親們也漸漸熟識了，因此他就格外興奮，格外容易受感動，禁不住寫了兩組小詩，縱情歌唱自己的快樂與痛苦。一組是《絕句漫興九首》，另一組是《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王嗣奭說：「興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漫興』，亦竹枝、樂府之變體也。」又說：「此（《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亦竹枝變調。」中唐劉禹錫曾仿竹枝詞等民歌形式作了不少小詩，其《竹枝詞九首引》說：「四方之歌，異音而同樂，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艷音。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到於今荊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揚之。附於末，後之聆巴歈，知變風之自焉。」劉禹錫是最早自覺仿作竹枝詞的人，引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受屈原提高沅湘迎神之詞的啟發，仿作竹枝著重在表現健康的愛情和巴蜀當地的風土人情；二、當地民間的竹枝詞雖然聽不懂，而其宮調可辨，其「含思宛轉」的「艷音」還是很感人的。從現存劉禹錫的竹枝詞中可以看出，他的這類小詩，既採取民歌習見的題材，又摹擬其曲調，無論在創作路數上在音樂風格上與一般絕句迥異。老杜的這兩組絕句，任「興之所到，率然而成」，不用深語，不拘聲律，隨意寫村居感觸，口吻的流利、腔調的宛轉亦如劉禹錫《竹枝詞》的肖巴蜀山歌。王嗣奭說這兩組詩「亦竹枝變調」，所見甚是。魯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歌，詩，詞，曲，我以為原是民間物，文人取為己有，越做越難懂，弄得變成僵石，他們就又去取一樣，又來慢慢的絞死它。」這話是不錯的。詩歌發展到唐代，詩這一文學品種遠未「變成僵石」，但已有一些文人，如張志和、劉長卿、戴叔倫、王建、劉禹錫、白居易等在向七言四句的山歌、句式長短不齊的小曲學習，嘗試寫作新興的詩歌體裁詞了。劉禹錫的《竹枝詞》《楊柳枝詞》《浪淘沙》雖然都是七言四句，但就音樂和寫法而論，它們是詞而不是詩。老杜的這兩組小詩，受當地民歌的影響很明顯。黃生說：「杜公絕句不入正聲，似於此體不甚留意。特聞蜀中竹枝之音，聊爾戲效之耳。讀者只就本調作解，不必律以正法，始稱知言。」亦有見及此。即使老杜只是「戲效之」而非著意模仿，這無疑也顯示了文人向民間學習新文學形式的趨勢。
《絕句漫興九首》其一說：「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老夫我客寓他鄉正愁得不可開交，沒想到你這無賴的春色，眼見我客愁不醒便偷偷來到了江亭。你打發花兒開放已經夠魯莽的了，還讓黃鶯嘮嘮叨叨地叫個不停。元人曾瑞的〔南呂·罵玉郎過感皇恩採茶歌〕《閨中聞杜鵑》說：「無情杜宇閒淘氣，頭直上耳根底，聲聲聒得人心碎。你怎知、我就裡，愁無際。簾幕低垂，重門深閉。曲欄邊，雕檐外，畫樓西，把春酲喚起，將曉夢驚回。無明夜，閒聒噪，廝禁持。我幾曾離、這繡羅幃？沒來由勸我道『不如歸！』狂客江南正著迷，這聲兒好去對俺那人啼。」一唐一元，一詩一曲，二者之間不大會存在直接的影響與借鑑關係，但它們的構思相同，口吻近似，之所以如此，除了偶然相像的因素，似乎還可以從它們都濡染於民間歌曲的原因中求得並非毫無道理的解答。王嗣奭說：「『客愁』二字，乃九首之綱領。愁不可耐，故借目前景物以發之。其一『眼見客愁』者，春色也。春色安得有眼？奇得可笑。『即遣』『便教』，俱著春色說；『花開』『鶯語』，因客愁而娛弄之使醒，此春色之無賴也。」怪了春色又怪春風：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其二）這些桃樹李樹是去年我寫詩向人家求來的，親手栽種的，哪裡是沒有主的呢？我這鄉下老頭兒的圍牆雖低，到底還是家啊。這春風恰好像是在欺負我，昨夜將幾枝桃花李花吹折了。「夜來」猶雲昨夜，孟浩然《春曉》「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中的「夜來」亦然。王禹偁，字元之，在商州，嘗賦詩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謂後二句頗與杜語相似，欲請易之。元之欣然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卒不復易（《小畜集·前賦春居雜興詩二首間半歲不復省視因長男嘉祐讀杜工部集見語意頗有相類者咨於予且意予竊之也予喜而作詩聊以自賀》）。這有什麼可自豪的？哪有這樣的呆鳥，任憑風吹枝折而不飛去呢？所以陸游早就說「王元之詩……和鶯吹折數枝花，語雖極工，然大風折樹而鶯猶不去，於理未通，當更求之」（見一九七九年中華書局版《老學庵筆記》所附輯錄之《續筆記》）。有真情實感，罵得出奇，不失其天真；反之，即使話語相似，仍不免弄巧反拙，貽笑大方。——且聽老杜罵了春光、春風又罵燕子：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其三）去年春天「堂成」之日，「頻來語燕定新巢」，你們這些燕子該熟知我的茅齋絕低小啊。那麼你們為什麼偏要不停地從江上飛來又飛去，把銜來砌窠的春泥掉下來弄髒我的琴和書，還因為捕捉飛蟲竟讓翅膀扑打著人。諸注於末句多無解，或不知其中「接」字猶曹植《白馬篇》「仰手接飛猱」之「接」字。「接」，迎。「接飛猱」，迎射飛猱。「接飛蟲」，迎捕飛蟲。張溍解此句得之：「燕啄飛蟲，蟲避之，遂擊人。」惟「蟲避之，遂擊人」嫌稍曲。仇兆鰲說：「此章借燕子以寓其感慨，承首章鶯語。鶯去燕來，春已半矣。污琴書，撲衣袂，即禽鳥亦若欺人者。《杜臆》：『遠客孤居，一時遭遇，多有不可人意者。』故兩章皆帶寓言。」也許流露出一些牢騷情緒，但不可看得太認真。如果徑以為這不過是老杜在指桑罵槐，就未免大煞風景了。黃生評其一說：「意喜之而語故怨之，口角趣絕。」又評其三說：「亦假喜為嗔之辭。」認識到悲愁中也有喜悅，就比較全面了。其四是說留春不住，只得及時行樂：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果真惱春，春去最好，何惜之有？可見還是喜春的。黃生說：「『破』乃破除之破，分明換卻『過』字，然亦必俗語如此。」張相《詩詞曲語辭彙釋》考之甚詳，舉沈佺期《度安海入龍編》「別離頻破月」、李商隱《和友人戲贈》「新正未破剪刀閒」等例句以證之，謂「破」皆「猶過也」。說要拋開世事，借酒澆愁，其實又何嘗做得到。劉辰翁說：「總如此則樂天矣。」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蔡寬夫詩話》說：「樂天既退閒，放浪物外，若真能脫屐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較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力勝之耳」的意思是說勉強用理智去控制它，這話說得好。一個人痛苦之極時想解脫是一回事，能否解脫又是另一回事。樂天退閒之後，「銖銖較量」的主要是個人的「榮辱得失」，因此當他幾經權衡，覺得「大隱住朝市」「太囂喧」，「小隱入丘樊」「太冷落」，「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且少風險，可以「致身吉且安」（《中隱》），加之主客觀都具備「作中隱」的條件，退而求其次，他又有什麼不可以「力勝之」的呢？老杜則異於是。他並不是不較量榮辱得失，只是身處亂世，淪落下層，憂國憂民，百感交集，政治上又遭到嚴重打擊，絕了「隱在留司官」之路，自然不生「作中隱」之想，因此他就不可能真正地放達起來。你聽，他不是又在罵桃罵柳了麼：
「腸斷江春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其五）「江春」一作「春江」。王灣《次北固山下》有「江春入舊年」句，此作「江春」較佳。首句是說我為江上的春天將盡而悲傷。《許彥周詩話》說：「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夭夭』『楊柳依依』，詩人言之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去（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緣誰而波及桃花與楊柳矣？」未必緣誰，不過借憎怪桃柳以寫惜春之情而已。傷春欲盡，躑躅芳洲。絮隨風舞，實在顛狂。花逐水流，果然輕薄。桃柳如此無情，真是令人惱煞。從藝術構思的角度看，這麼想這麼說不是很別致很有趣麼？氣不過，沒奈何只得又回家去喝酒：
「懶漫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其六）沒什麼可賞玩的我不再出村子了，叫兒子把柴門掩好，且讓我消停消停。箕踞在蒼苔上喝盅酒，林子裡真清靜啊，哪管它春風猛吹綠水揚波把野外搞得昏天黑地。寫得頗有境界。情緒安定下來了，其實這春末夏初之景也足可賞心悅目：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雉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其七）趙宸說，漢鐃歌有《雉子斑》。又雉（野雞）性好伏，其子身小，在筍旁難見。楊慎說：「絕句詩，一句一義，如杜詩此章，本於古詩《四時詠》。王維詩：『柳條拂地不忍折，松干梢雲從更長。藤花欲暗藏猱子，柏葉初齊養麝香。』歐陽公詩：『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散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亦是此體。」若論合零為整，能於四分景中見渾然一體的意境，當推王、杜二絕為優。既然夏景亦復大佳，則當開懷暢飲，了此一生，這就是其八中所表達的意思：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畔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脫口而出率真如山歌，不著意描狀而富於季節感和江鄉情調。仇兆鰲說，自春入夏，所詠花木禽鳥，俱隨時托興，惟獨柳色夏青，仍遭摧折，故感慨系之，寫成其九，作為結束：
「隔戶楊柳弱裊裊，恰似十五女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不作意」，沒注意。《琅琊王歌辭》：「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樑柱。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與此皆取譬於「十五女兒腰」，但一狀愛之甚，一狀枝之軟，風韻各別，不覺雷同。於一枝之折，意猶不釋如此，這哪裡是痴，這是備受創傷的心靈不堪再遭摧折的過敏性反應。黃生說：「此首是竹枝本色。」
李東陽認為少陵《漫興》諸絕句有古竹枝詞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蹊徑。申涵光則認為，絕句以渾圓一氣、言外悠然為正，王龍標其當行。太白亦有失之輕者，然超軼絕塵，千古獨步。惟杜詩別是一種，能重而不能輕，有鄙俚者，有板澀者，有散漫潦倒者，雖老放不可一世，終是別派，不可仿效。李空同處處摹之，可謂學古之過。「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語尚輕便。「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似今小說演義中語。「糝徑楊花鋪白氈」，則俚甚。李、申二說，一褒一貶，卻都搔著癢處。平心而論，認為絕句以渾圓一氣、言外悠然為正體，以王昌齡、李白（還應加上王維）為正宗，老杜終是別派，這也是歷來大多數詩評家的看法，並非毫無道理。一個說老杜《漫興》這類絕句像竹枝詞，跌宕奇古。一個說像小說演義的話，俗氣得很。不管怎樣，都指出了趨向於當時當地民歌的這一特點。在我看來，不管它雅也好俗也好，只要寫得別致，能顯示詩人部分的（哪怕是凌亂的）生活風貌和內心活動，那也是好的，值得珍視。至於老杜的這種絕句值不值得學，又應該怎樣學，則是可以從長計議的另外的問題。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與《絕句漫興九首》可算是姊妹篇，當作於同時前後。(23)其一說：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床。」王嗣奭說：「『顛狂』二字，乃七首之綱。覓酒伴而不值，所以獨步尋花也。」黃生說：「首作覓伴，次作獨尋，次四作遍歷有花之處，末章復總發其意以終之。諸絕句中多入方言，益知其仿竹枝之體。『獨空床』三字，寫出逼真，滿擬拉伴尋花，誰知偏背出飲，大有恨之之意。」「走覓」句下原註：「斛斯融，吾酒徒。」據此知南鄰非止一家，除此人外，前面已經介紹了朱山人。其二說：
「稠花亂蕊裹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江兩岸全給開得又稠又亂的花和蕊裹起來了，一腳高一腳低踉踉蹌蹌地走著，我實在害怕這個春啊！眼下詩和酒還很聽我的使喚，倒不須為我這個白頭人的健康操心。王嗣奭說，「花惱」「怕春」皆反語；詩酒而曰「驅使」，白頭人而曰「料理」，俱是奇語。要是說奇，我看「裹」字就下得更奇。這種想事的路子，這種措辭法，很有點現代詩人的味道。其三說：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紅白花多事，春色撩人，此即「江上被花惱不徹」之意。即「被花惱」，「惟有杜康」可以解憂。如此可嗔卻說「報答」，這是在講反話。其實他又何嘗嗔，他不過在詩中裝瘋賣傻，「假喜為嗔」（黃生語）。其四說：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左思《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劉淵林註：「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唐時仍有少城的名稱。《元和郡縣誌》載少城在成都縣西南一里。這是離浣花草堂最近的市區。王嗣奭以為變煙花為「花滿煙」，是化腐為新。遙望少城，望有人召赴舞筵，此老興致可不小。他過去在長安時，經常身預此等盛會。今來成都，偶與官府酬酢，亦當有官妓歌舞助興。（他這一時期所作《即事》「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鞲。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即席上贈舞妓的詩，這就是明證。）他是個中人，難免作此奢想，但在今天看來，這倒是他未能免俗處，值不得稱道。其五說：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陸游《老學庵筆記》載：「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過松林甚茂，問馭卒：『此何處？』答曰：『師塔也。』蓋謂僧所葬之塔。於是乃悟杜詩『黃師塔前江水東』之句。」怕春尋酒，來到黃禪師塔前，見江水東逝，該抵得上當頭棒喝，有所醒悟。誰知這裡春風駘蕩，無主桃花，開得正盛，令人應接不暇，不知愛深紅好還是愛淺紅好。「春光懶困倚微風」，多以為是詩人自謂，言春時懶倦，故倚風少憩。楊倫說此句「並傳出春光之神」，則徑以「懶困（而）倚微風」者為「春光」。這兩組詩中多以春色、春風、花鳥、詩酒等擬人，可見如此解「春光」句不僅別致，很可能這就是作者的本意。若從前說，實在倒實在，只是把個杜少陵形容成林黛玉了。其六寫從冷僻處又尋到了有人家的地方：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黃四娘是何許人也？浦起龍答：「黃四娘自是妓人，用『戲蝶』『嬌鶯』恰合。」蕭滌非先生說：「按娘子乃唐時婦女的美稱，……又唐人以稱呼行第為尊敬，浦氏未免望文生義。」我看這位黃四娘大概是在百花潭這一帶當壚賣酒的老闆娘。去黃四娘家的路上滿是盛開的鮮花，千朵萬朵把枝子都壓低了。流連忘返的蝴蝶時時起舞，自由自在的黃鶯這時恰好盡情地啼叫起來。你看他把景物描寫得多美，心情又是何等地暢快，能說他真的嗔春怕春麼？末章總結，深情無限：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不是愛花我真想馬上就死，可見愛花之深。我不是不愛花，只怕花開盡了時光催人老。（「老相催」，「老」是擬人化，這是這兩組詩用字奇處。）枝上繁花容易紛紛飄落，那些嫩蕊且商量著仔仔細細地開放吧！楊倫說：「明明供出又不肯承認，妙！」李商隱《即日》說：「一歲林花即日休，江間亭下悵淹留。重吟細把真無奈，已落猶開未放愁。」又《二月二日》說：「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須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這種怕春惜春、惱花愛花而實是自悲時光流逝的矛盾心情，以及「假喜為嗔」口吻，和老杜的這兩組差近，可互相參讀。王阮亭說：「讀七絕，此老是何等風致！」此等風致，義山往往得之。
俗話說：「酒醉見真情。」春風沉醉，詩興癲狂，老杜的這兩組絕句，看似逢場作戲，卻在夢幻般的多少變形的藝術折光中泄露了靈魂深處的真情。這是很有意義的，寫得也很出色，決不可因「別派」而見斥。
八 到底不是陶淵明
這年自春至夏，老杜還創作了許多以正常心理狀態、常規表現手法反映生活風貌的詩篇。
南方多雨，春時尤甚。老杜去春初居草堂時，見春雨連綿，春漲迅猛，難免膩煩，難免驚恐。現在住久了習慣了，漸漸體味出春雨、春水原來如此地美，寫在詩里連詩也顯得很滋潤，這猶如春天裡的辛夷、海棠、牡丹、芍藥，在北方固然也開得好，終覺灰撲撲的，要是在南方，自會清爽得多水靈得多。他的《春夜喜雨》就是一首寫春雨和雨中景物極為成功之作：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春天正需要雨的時候春雨就下起來了，所以叫好，所以可喜。王嗣奭認為首聯「謂當春乃萬物發生之時也，若解作雨發生則陋矣」。「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寫春雨出神入化。李商隱的《微雨》「初隨林靄動，稍共夜涼分。窗迥侵燈冷，庭虛近水聞」，體物入微。又《細雨》「帷飄白玉堂，簟卷碧牙床。楚女當時意，蕭蕭發彩涼」，以意象表入微的感覺，構思尤其精美。但與老杜此聯相較，頗嫌纖巧，少「妙手偶得」之趣。韋承慶《南行別弟》：「澹澹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劉長卿《別嚴士元》：「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皆就「無聲」著墨，而以劉作稍遜。野徑與烏雲密布的天空一片漆黑，只有江上船中一點燈火獨明。邵子湘說：「（野徑）十字詠夜雨入神。」以上都寫夜雨。尾聯寫早起遠眺成都所見。近郭花繁，經雨則紅濕且重，「『重』字妙，他人不能下」（王嗣奭語）。楊倫說：「解杜舊多穿鑿，宋人有以三四為相業者，殊屬可笑。」近人也有過分拔高這兩句之含意的。見仁見智，讀者不妨有各自獨特的體會；若謂詩人必以寓言見其胸襟，則未免武斷，且有損於詩意。這詩從夜晚寫到天明，而著重在夜晚。詩人居然把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和「潤物細無聲」的春雨寫得這樣真切入微，可觸可感，其藝術表現力之強，只有王維《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隔牗風驚竹，開門雪滿山」差可比擬。晚上只聽到風吹竹響，早上起來開門一看，嗬！滿山是雪，昨晚只道是風驚竹，原來落了一夜的雪了。摩詰寫夜雪，少陵寫夜雨，各臻其妙，但都能在難下筆處寫出水平來，足見他們功夫之深。杜「隨風」聯、王「隔牗」聯，都是流水對。流水對以屬對工整又一氣呵成為工，此二聯旗鼓相當，堪為典範。
當此「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之際，老杜的心情很好，曾在《遣意二首》中愉快地描寫了草堂春日、春夜之景及其閒居適意之事。其一說：
「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這裡寫的是白天的情景。聽到婉轉的叫聲，原來黃鶯就在近處的樹枝頭；白鷗隨波漂浮，它們可真輕啊。如果改為四言「枝囀黃鳥，渚泛白鷗」，便成了無我之境，似乎也不錯。現在用了個「近」字、「輕」字，就像畫龍點睛，把境界寫活了，把詩人自己也寫入了境界之中，這顯然更好一些。王國維談有我之境、無我之境，以為後者優於前者。究其實，只要好，有我之境亦佳；不好，即無我之境亦不佳。(24)「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申涵光以為是高、岑秀句，楊倫以為是王、韋佳句。這兩句寫得確乎有韻味，能見出江鄉生活中的孤寂之美：一路落花，一灣春水，一縷柔情。仇注引《語林》：王無功有四十六頃在河渚間，自課種黍，春秋釀酒。以此注「衰年」句，固然恰當。不過，說這話時的心情似乎更與陶淵明想悉令公田種秫，俾「常得醉於酒」的心情接近。是高士的灑脫麼？不，這是苦悶的變態反應。橙，又名廣柑、廣橘、黃果。果實球形或長球形，橙紅或橙黃色，味甜。皮較厚，不易剝離。原產於我國廣東、四川、湖南等地。品種甚多。司馬相如《上林賦》中已提到橙：「黃甘橙楱。」《華陽國志》說「蜀有給客橙葵」，蜀地的橙是很出名的。去春草堂草創之初，老杜抓緊栽種的主要是些很快能收益的榿樹、桃樹之類。現在可以從從容容地趁陰雨天移栽廣柑這樣的良種果木樹了。老杜從前在長安重遊何將軍山林時，見主人「手自移蒲柳，家才足稻粱」，不勝艷羨，也想「何日沾微祿，歸山買薄田」。如今他總算如願以償，也有餘糧釀酒，有園地移橙，心中該多少得到一點安慰了吧！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末聯用其意，也實有同感。仇兆鰲說：「末聯，不唯笑倒結客少年，亦且喚醒虛聲處士矣。」故作深解，反覺乏味。其二寫傍晚和夜間情事：
「檐影微微落，津流脈脈斜。野船明細火，宿鷺起（一作雁聚）圓沙。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夜（一作也）能賒。」夕陽西下，屋檐的陰影微微垂落下來(25)；浣花溪水脈脈含情地打村邊斜斜地流了過去。火驚鷺起，頷聯有因果關係，是不很明顯的流水對。「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清新自然，於細微處見幽境高致，誦之口齒生香。李義山間有此等秀句，其《夜出西溪》「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境界差近。姚崇《夜渡江》「聞香暗識蓮」、孟浩然《夜渡湘水》「露氣聞芳杜」意思跟「香傳」句也差不多，卻嫌鍊句（其實是煉意）的功夫還不到家。興致這麼好，鄰家又有美酒可讓宗文、宗武去賒來自酙自飲，詩人今晚過得真愜意！王嗣奭說：「野船將夕起爨，故有火，而未入夜，故其光尚細，與『江船火獨明』者不同。……『宿雁』似當作『鷺』，蓋花開雁已北矣。後有（《草堂即事》）『建子月』（『宿鷺起圓沙』）詩句與此同而作『宿鷺』，此作『宿雁』，彼此兩誤也。《禽經》云：『鷺惡露，今人畜之有馴擾者，每至白露降日，定飛揚而去，不可復畜。』則知建子月安得有鷺？鄰人有酒，稚子能賒，何足為異？余謂徑當作『夜』。『也能賒』，余謂當作『夜』，今閱應刻果然。《韻府》引之亦作『夜』，為之一快。《（杜）通》云：『「孤村春水生」，沖淡自然，不知與「池塘生春草」孰勝？』世有大可憂者，眾人不憂，唯君子獨憂之。然世有可適意者，眾人不知所適，唯君子獨取之。如『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此景趣誰不見之，而取之以適者君子也。」所論頗可取。所定之字，其後諸本多從之。
《漫成二首》也寫春日草堂的生活情趣。其一說：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用「荒荒白」狀野外迷霧中的春陽，用「泯泯清」狀澄澈的春流，極富表現力。申涵光說：「杜詩善用疊字，如『野日荒荒白』『宿鷺娟娟淨』『江市戎戎暗』『山雲淰淰寒』之類，皆非意想所及。」「渚蒲」二句如楊倫所評確是「妙語」。到了春天，水邊哪裡不長滿香蒲呢？「渚蒲」句寫渚蒲之多。王維《輞川集·白石灘》「清淺白石灘，綠蒲向堪把」，寫灘蒲長得還不到一拳高，都有季節感。陶詩說：「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杜詩說：「尋我草徑微，褰裳踏春雨。」荒村鄰舍之間的小路多是這樣用腳走出來的；由於你來我往，走得多了，自然而然「村徑逐門成」了。這景象未免淒涼點，但是這種腳走出來的小路，卻能讓人想到淳樸的鄉鄰關係，所以覺得美。今天好不容易在公園裡或學校里舖就一塊塊綠油油的草地，由於過往人等多愛走捷徑，竟在好端端的草地上也來個「捷徑逐門成」，那就一點兒也不覺得美了。可見美總是同理想結合在一起的。蕭統《陶淵明傳》：「郡將嘗候之（指陶淵明），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又陶淵明《移居二首》其二：「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便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頸聯活用此二事，合尾聯，意謂每當興起輒披衣尋鄰叟杯酒言歡；只要眼前沒俗物，多病也覺一身輕。《世說新語·排調》：「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阮）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何者為「俗物」，理解因人而異。有人根本無此概念。自命清高者所指的「俗物」，可能並不俗。不過「俗物」畢竟是有的。老杜人品不壞、趣味不低，他眼中的「俗物」想必確有可厭處。篇末的感想恐怕不完全是泛泛而論，他近來間或去成都、蜀州、新津與官場中人交往，一定又遇到幾個確乎可厭的「俗物」了。其二說：
「江皋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傾。近識峨眉老，知余懶是真。」這首著重寫眼無俗物得以獨適己性之樂：早春二月的江濱，多美呀這花下的清晨。我仰著臉正貪看著枝頭的啼鳥，忽聽得一聲招呼，回頭一瞧才知我答應錯了人。讀書貴有得且放過難字不去管它，對著酒可就要滿壺滿壺地往杯里傾。最近我結識了一位峨眉山的老隱士，他知道我的疏懶就是我的純真。「峨眉老」原註：「東山隱者。」峨眉山在四川峨眉縣城西南七公里，與浙江普陀山、安徽九華山、山西五台山並稱佛教四大名山。因山勢逶迤，「如螓首蛾眉，細而長，美而艷」，故名。有大峨、二峨、三峨之分。今遊覽地即大峨。主峰萬佛頂海拔三千米有餘。山脈峰巒起伏，重岩疊翠，氣勢磅礴，雄秀幽奇，素有「峨眉天下秀」之譽。山上寺廟創建於東漢，後歷代續有增修。初流行道教。唐、宋以後佛教日趨興盛。「難字過」，故夏客以為「經眼之字，難於輕過」，仇兆鰲說是「老年眼鈍」，難於一個字一個字地過目。浦起龍說：「全首詩總見得『懶是真』。『難字過』，正見懶趣。五柳先生不求甚解，意亦猶是。」此說得之。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五柳先生）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這幾句話，不但有助於理解「難字過」，也有助於理解「滿壺傾」。老杜儼然以五柳先生，亦即陶淵明自況了。
處在跟陶淵明相近的生活環境，思想感情容易跟陶淵明相通，作起詩來，不覺就有點五柳先生的味道和派頭，超然物外，不欲與俗物為伍，這只是老杜當時村居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一個側面。一旦真的有至親好友來了，他還是會暫時收起那偃蹇疏懶之態，抖擻精神，熱情地招待起客人來了：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饗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客至》）題下原註：「喜崔明府相過。」邵寶說：「公母崔氏，明府，其舅氏也。」這揣測不無道理。張說：「前有《賓至》詩，而此雲『客至』。前有敬之之意，此有親之之意。」陳秋田說：「賓是貴介之賓，客是相知之客，與前《賓至》首各見用意所在。」家裡來了這樣的客人，那就難怪詩中既有空谷足音之喜，又見村居真率之情了。正因為浣花溪這「清江一曲抱村流」（《江村》），若著眼於草堂，那就是「舍南舍北皆春水」了。我讀王維《白石灘》「清淺白石灘，綠蒲向堪把。家住水東西，浣紗明月下」，總想像這春夜月下浣紗者是個少女，而她家的東邊和西邊都是水（或一水抱流或兩水夾流），以為這樣更顯得幽靜，更顯得美。王維的「家住水東西」，跟杜的「舍南舍北皆春水」，方位雖異，基本意思卻是相同的。同樣，「舍南」二句跟「家住」二句，雖有日夜之分，寫的卻都是幽美恬靜之境。所不同的只是後者純為表現一種美的境界，前者在美的境界之中卻隱隱地流露出一種被冷落的情緒。蕭滌非先生說：「『但見』二字，暗含諷意，見得只有群鷗不嫌棄。交遊冷淡自在言外。」老杜嘴裡說什麼「漸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可心裡對這種被冷落的處境並非毫不介意。如今他在前幾首詩中所顯露出來的那層冷漠人生態度的微霜，一下子給好客的熱情融化了，這豈不足以見出他內心深處始終是熱的，他表面上的冷，不過是為了求得精神上的平衡，減弱那起於人世煩惱的心火，用理智克制情感的結果。黃生說：「花徑不曾緣客掃，今始緣君掃；蓬門不曾為客開，今始為君開：上下兩意交互成對。」於殷勤迎接中見深情。頸聯是說因市遠、家貧，拿不出兩種美味和好酒待客。今人於酒輕新而重陳，比如講究喝陳年花雕；古人重新而輕陳，所以白居易借「綠蟻新醅酒」以招飲，杜甫愧出「舊醅」以待客了。尾聯問客人如果肯與鄰翁對飲，那就隔著籬笆把他們叫過來一起喝。老杜的鄰翁詩中寫到的有「愛酒」「能詩」的某歸田縣令、好客而「多道氣」的朱山人、「賣文為活」的落拓文士斛斯融。老杜經常叨擾他們的酒食（其《南鄰》「慣看賓客兒童喜」、《過南鄰朱山人水亭》「殘樽席更移」、《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一「走覓南鄰愛酒伴」原注「斛斯融，吾酒徒」可證），他們又都是些斯文人，如今家裡來了客，雖說「無兼味」「只舊醅」，可吃可喝的總會比平時豐富些，請他們一個兩個來陪客，既可以熱鬧熱鬧，又藉此機會還個人情，這又何樂而不為呢？自稱「野老」（「野老牆低還是家」），他們自然是「鄰翁」了。（本來就是嘛！）把他們說得這麼村俗，態度這麼隨便，主要是：（一）為了對作為現任縣官的客人表示尊敬。（二）藉以表示包括自己和鄰人在內的江村「野老」們之間「忘形到爾汝」（老杜《醉時歌》中句）的親昵關係。王羲之在《州民帖》中自稱「州民王羲之」，收信人不詳，想是當地最高地方行政長官了。難道王羲之真是一般的州民麼？詩文中的作者自我形象及其有關人物，不管怎樣寫實，由於受藝術構思和創作情緒的影響，總不會跟原型完全一樣，而或多或少帶有進入角色的表演者的味道。因此我們不要過於老實，認為那「鄰翁」就只能是地地道道的田父野老，並從而好心地看出詩人與人民親密無間的關係來。當然，老杜也確乎跟田父野老多次在一起飲過酒（有《羌村三首》其三、《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等可證），而且他這次「隔籬呼取」來當陪客的「鄰翁」也可能是地地道道的田父野老。不過，如前所論，既然還存在另外一種可能性，我們就不應隨意拔高老杜及其詩作的思想性。
猶如一泓止水偶起漣漪而復歸於平靜，客去之後老杜的鄉居生活很快又恢復了它原來的舒緩的節奏。
二月三月，桃花水發了(26)，真是「舍南舍北皆春水」，一片汪洋。老杜有了頭年春天居住江村的經驗，對於漲水已經不那麼可怕，甚至還覺得挺有意思：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鸕鶿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春水生二絕》其一）今年桃花汛來得早，浣花溪二月六夜就開始漲水了。早上起來一瞧，前面的小灘快淹沒了。好大的水！不覺興高采烈，「無處告訴只顛狂」地跟水鳥們吹起牛來：「不要以為只有你們喜歡漲水，我的眼睛也同樣很明亮呢！」這真是莫大的喜悅！這簡直是孩子們的心理！王嗣奭說：「觀此二詩，知前江漲之喜，水勢如海，固奇觀也。」水越漲越高，他想南市碼頭有船賣，可惜沒有錢，要是有錢，買了來系在籬笆旁邊該有多好：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系籬旁。」（其二）一夜漲二尺，要是照這樣的速度漲下去，幾天之後那還了得！看來不可盲目樂觀，得做點準備以備萬一。雖然如此，他倒也不驚慌失措，甚至還有閒情逸緻去欣賞那海一般汪洋大水的奇觀，並垂釣浮槎，賦詩遣興：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吳見思說：江上值水勢如海，詩人見此奇景，偶無奇句，故不能長吟，聊為短述；題意在「聊短述」三字，故通篇皆作自謙之詞。這理解是正確的。通篇大意是說：我平生對錘鍊佳句最入迷，語句如不驚人我死也不肯罷休。如今年老已不像過去那樣刻意求工，寫作詩篇隨隨便便就脫手了；春天裡的花鳥呀，你們再也用不著害怕我對你們做極貌窮形的刻畫了。(27)就拿眼下來說，新近水漲到軒窗之下可供垂釣(28)，設法編個木筏子坐坐，也湊合著替代乘船（他想買船，因為沒有錢沒買成），此情此景，可放筆為長篇，可惜手澀力不從心。要是詩思潮湧有如陶淵明、謝靈運這些高手，與他們同游，令他們瀾翻述作，那該有多好啊！《呂氏童蒙訓》說：「陸士衡《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仇兆鰲說：「作詩機神偶有敏鈍，忽然機到，則曰『詩應有神助』；忽然機澀，則曰『老去詩篇渾漫與』。若雲公自五十後，年衰才盡，何以又曰『晚節漸於詩律細』乎？今考夔詩，如《秋興八首》《諸將五首》《詠懷古蹟》諸作，皆極精彩，未可謂皆率意漫與也。」
春雨時停時下，桃花水時退時漲，時光荏苒，轉眼已是三月。與前詩稍異，他的《春水》則著重描寫江村水漲情景：
「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爭浴故相喧。」「連筒」指筒車。筒車亦稱「天車」。一種提水工具。筒車的水輪用木或竹製成，直立於河邊水中，受水流衝擊而轉動。輪周系有竹製或木製盛水筒，筒在水中盛水後，隨輪轉至上方，水自動傾入特備的槽內，流入農田。三月里的桃花浪，又重新回升到前幾天水落後剛露出來的舊漲痕。早上已淹沒了前面沙灘的尾巴，清空凝碧的水色晃動著映照著柴門。水深了須接長了釣絲垂釣，岸邊的筒車因流速增大灌園灌得更歡了。不知哪兒來的這許多鳥，都爭著洗澡，所以一片喧譁。這時春江水漲之於老杜與其說可怖，毋寧說可喜了。浦起龍說：「寫春雨後水漲，能一字不混入雨，能字字切春，斷非他手能辦。通首生趣盎然，活潑潑地。」王嗣奭以為用「沙尾」新。四川彭山縣有沙頭津，廣東三水縣有沙頭村，廣州有沙面，福建金門有沙尾市，或古時有「沙頭」「沙尾」的說法，此采俗語入詩。
這一時期，老杜寫春雨春水且見快意的篇章不一而足。他的《水檻遣心二首》即寫梅雨時節詩人在草堂水亭憑檻眺望以遣心的興會和感慨。其一說：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城裡人口眾多房屋密集，此地離郭很遠，只有兩三戶人家，前面又無村子擋著，加上水亭柱子（檻）稀疏門窗寬敞，所以在此地眺望，看得很遠。首尾兩聯結合起來看意思就很清楚了。江水平滿，淹沒了不少地段的堤岸，所以說「平少岸」。「幽樹晚多花」，可與蘇舜欽《淮中晚泊犢頭》「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合看。「細雨」聯膾炙人口。葉夢得說：「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著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唯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石林詩話》）黃希說：「成都戶十六萬九百五十，此雲『城中十萬戶』，雖未必及其數，亦夸其盛耳。」末聯以城中之盛反襯此地之清曠，這是文學誇飾，不是人口普查，豈求數字的精確？若死摳數字，不但城中戶數不符，此地恐亦不止兩三家，已知老杜的南鄰北舍有某退休縣令、朱山人、斛斯融三家，浣花村住戶定然超過此數。八句排對，各含遣心，妙在渾然一體，無割裂之弊。其二說：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干枕席清。不堪只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首聯即《散愁二首》其一「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意。王阮亭甚賞「蜀星」聯，認為「不至蜀者不知其確」。「蜀天」聯亦佳。「衣干枕席清」寫雨晴之後的爽朗感覺亦佳。仇兆鰲說：「葉潤承雨，衣干頂晴。老病忘名，酒送餘生，此對景而遣懷也。」
他不僅借春水以遣心，還因江漲而起滄洲之興：
「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高浪蹴天浮。魚鱉為人得，蛟龍不自謀。輕帆好去便，吾道付滄洲。」（《江漲》）西邊少數民族地區高山之上雨降雪融，更增添了江漲洶湧之勢。巨大的聲音吹得地軸旋轉，高高的浪頭拍打著天空把天空浮起。魚鱉給沖刷到岸邊被人們逮住了，蛟龍也給搞得無處安身自身難保。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那麼，我也無妨趁大水輕帆之便，去尋找神仙們居住的滄洲，將我的主張通通付諸東洋大海。漲勢兇險而意態瀟灑，對比去春「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江漲》）時的惶恐不安情狀，老杜現在可算是浣花溪邊經過大風雨、見過大世面的「老」住戶了。
蜀地春夏多雨，這一年這一時期老杜寫陰雨寫漲水的詩又特別多，集中起來讀讀，見其生活，見其意趣，是很有意思的。雖然如此，為了從儘可能多的側面瞻仰此老當時的風貌，還應細細諷誦他的那些寫其他內容的生活小詩。他的《江亭》說：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羈旅思歸，在作者是實情，在讀者則因屢見而不覺新鮮了。邵子湘認為「水流」聯「有理趣，無理語」。王嗣奭說：「（此聯）景與心融，神與景會，居然有道之言。蓋當閒適時道機自露，非公說不得如此通透，更覺（程顥《春日偶成》）『雲淡風輕』無此深趣。」仇注引張韶的話說：「陶淵明云：『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必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氣更混淪，難輕議也。」認為這一聯在寫優美的生活體驗中見理趣，認為老杜只要有點閒暇功夫自會參悟哲理，那是一點兒也不錯的。張韶拐著彎子說話，意思不過是說老杜的這一聯其實比陶淵明的「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好，只是人們盲目好古，總覺陶句略勝一籌，這話則可商榷。前面我曾說過，老杜一旦處在跟陶淵明相近的生活環境，思想感情容易跟陶淵明相通，作起詩來，不覺就有點五柳先生的味道和派頭。但不能因而認為二人對人生的理解，或在曠達的程度上已漸趨一致。老杜曾取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認真地說，陶淵明的隱逸有逃避污濁官場、追求人生真諦和憤慨晉宋易代的意義，而且認識是透徹的，態度是堅決的。他宣稱「違己詎非迷！……吾駕不可回」，後斷然「不復肯仕」。如果說見幾識時，不苟出處是真「達」人生之「道」，那麼陶淵明算得上是「能達道」的「避俗翁」了。正因為他真有認識，真有行動，而他的「雲無心以出岫」云云，又恰恰質樸無華地表達出他「誤落塵網中」「復得返自然」的欣慰「本意」，真誠感人，所以認為這兩句話講得好的不一定都出於好古的偏見。老杜有理想有抱負，一生為實現他救世濟人的壯志，「雖九死其猶未悔」。在自命清高的人看來，這當然是老杜未必達道、未能免俗的表現。但在我們看來，這種積極入世、執著人生的精神，正是他始終不渝、難能可貴而應加以充分肯定的。有著這種精神的人，為了排遣內心的莫大苦悶，「當閒適時道機自露」，寫出「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這樣「有理趣，無理語」的警句，就詩論詩，固然絕妙，若就人論詩，總不免扭捏作態，終遜陶令的率真質樸。須知老杜雖極諳閒適之趣，奈何他並非真正的曠達之人！這是他的痛苦和悲哀。我們不應該把他吹得「飄飄然」，也千萬別對他的貌似閒適的生活和詩歌過多責難啊！
九 「幽事頗相關」
老杜當然不是陶淵明。他的閒適自有他聊假此以銷憂的特點。你看，這會兒他不是一早就爬起來為「頗相關」的「幽事」在忙乎著麼：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岸，開林出遠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瓶中得酒還。」（《早起》）只因為有幽事關心，所以春天裡經常起得早。為了防備草堂旁江岸崩潰，就貼岸壘起石塊。砍掉林子裡的一些樹木，好讓遠山露出來。一丘一壑包藏著曲曲折折的地形，我邁著舒緩的步子在那兒攀登。最高興的是，童僕為我從城裡打回酒來了。除了督工貼石防岸崩，其餘的諸般「幽事」，豈不都是高人雅士的「無事忙」。他就是這樣從早起「忙」到日落：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啅雀爭枝墜，飛蟲滿院游。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愁。」（《落日》）落日時分，緣岸園子裡的花正盛開，停在灘邊的船中在劈柴做飯，一對麻雀為爭奪棲息的枝子打起架來撲棱一聲從枝頭掉下，飛蟲滿院子飛來飛去。這溪邊的種種幽美「春事」正如後來的孟郊所說「春芳役雙眼」一樣，令人應接不暇，把眼睛也看累了，還撩起了無名的惆悵，那就只好又仗杜康解憂了。謝榛《四溟詩話》說：「五言律首句用韻，宜突然而起，勢不可遏，若子美『落日在簾鉤』是也。若許渾『天晚日沉沉』則無力矣。」趙汸認為：「唐詩『斗雀翻檐散，驚蟬出樹飛』、宋梅聖俞詩『懸蟲低復上，斗雀墮還飛』，俱本此詩。」寫到這裡，不覺想起四十年前一個冬天我在南方老家，當時我學作詩學得入了迷，一次正為自己好不容易作了一首好詩而大喜過望，誰知原來是個夢。回想了許久，只記起「兩個鴉爭上下枝」一句，意猶未足，湊成一絕說：「小院新晴睡起遲，迴廊袖手立多時。斜陽半在梅梢外，兩個鴉爭上下枝。」這是少時乾的營生，不免可笑，思之亦復可懷！
花開尚且傷神，花落更加愁苦，無可奈何，只有仗詩酒寬心遣興了：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可惜》）陶淵明也有時光流逝、志業未就的莫大悲哀：「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雜詩》），但是他懂得「載彈載詠，爰得我娛」（《答龐參軍》），「酒能祛百慮」（《九日閒居》），善自以詩酒遣悶。如今老杜也解得此意，所以就引陶淵明為異代知音。其實陶淵明不止靠詩酒，也靠開展思想鬥爭來解決深藏在內心的矛盾和苦悶：「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詠貧士》）正由於陶淵明想得寬、悟得透，探索並懂得人生大道，認識到「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主張「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嚮往「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的桃花源，當大限來時便「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這就難怪他居貧賤而能怡然自樂了。老杜身經離亂，漂泊西南，憂國憂民，無時或釋，即使偶得閒暇，效淵明以詩酒自適，終難盡消壘塊，這恐怕是老杜沒功夫像陶淵明那樣從人生大道的根本問題去「務虛」的緣故。申涵光說：「『可怕歡娛地，都非少壯時』，是『歡娛恨白頭』註腳。下云：『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語近淺率矣。如《官定後》詩：『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詞亦近俚。此皆開長慶一派，非盛唐氣象也。」詞語近俚，開長慶一派的詩篇，杜集中往往是有的。
老杜這一時期抒寫閒情逸緻的詩篇還有《獨酌》《徐步》《寒食》等。前二詩只不過發點小小的牢騷，說什麼「薄劣慚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新意深意無多，只是「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芹泥隨燕觜，蕊粉上蜂須」兩聯，能於觀物精微處見心境的恬靜，較之以前所作「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須」，路數相同而稍有發展。宋人秦觀的《秋日》「月團新碾瀹花瓷，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不一定有意借鑑此等句，但仍可以顯示這一路數所能達到的精美境界。懶真子說：「古人吟詩，絕不草草，至於命題，各有深意。老杜《獨酌》詩云：『步屧深秋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徐步》詩云：『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觜，花蕊上蜂須。』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奔走也。以故蜂蟻之類，細微之物，皆能見之。若與客對談，或急趨而過，則何暇致詳至是？嘗以此問諸舅氏，舅氏曰：《東山》之詩，蓋嘗言之：『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耀宵行。』此物尋常亦有之，但人獨居閒處時，乃見其親切耳。杜詩之原出於此。」剖析深入，惟末句之意須活看。這種於精微處見境界之法到晚唐詩人手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如李商隱的《涼思》寫他在天涯涼夜懷人的情意。由於開頭「客去波平檻，蟬休露滿枝」兩句寫出了水亭涼夜的境界和感覺，整首詩就顯得更加精彩了。第一句當然並不是寫突然漲水。客未去時，其實也是「波平檻」的。只是忙於應酬，沒有注意到罷了。客去之後，夜靜了，心靜了，蟬也噤聲不響了。偶然瞥見檻外秋水盈盈，枝頭清露閃閃，孤寂之感便不覺油然而生了。又如溫庭筠的《夜宴謠》「高樓客散杏花多，脈脈新蟾如瞪目」，也很奇警。杏花豈是客一散便剎那間怒放？其實它早已盛開，只是熱鬧時無人注意罷了。夜深人靜，新月微明，猶如冷眼旁觀，反襯有力，設想亦復大奇。跟老杜的手法一樣，溫、李所寫亦極精微（瞬息間能覺察出水的漲、露的繁、花的開），只是老杜的偏重於客觀描寫，溫、李的偏重於主觀感覺，前者較直，後者更巧而已。
這幾首詩中，以《寒食》的視野較廣，能隱約見出浣花溪邊詩人村居生活的全貌：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田父要皆去，鄰家問（饋問）不違。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寒食在清明（三月的節氣，在每年陽曆四月五日前後）前一天（一說在清明前兩天）。相傳起於晉文公悼念介之推事，以介之推抱木焚死，就定於是日禁火寒食。《鄴中記·附錄》：「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麥為酪，搗杏仁煮作粥。」寒食節的江村，一路之上只見風吹著花片上上下下地飛舞。汀洲上的煙霧輕輕地慢慢地升起，竹葉反射出明淨的陽光亮晶晶的。農民老大爺來相邀飲酒沒有不去的，鄰家贈送些醴酪之類應時吃食也不忍違背他們的盛情。地方偏僻附近的人家全都熟識了，連雞呀狗呀的都相互串門也忘了回家呢。浦起龍說：「風致何減桃花源？不作玩世語，故厚。」楊倫說：「後半寫出與俗相安，亦見真趣。」前半寫暮春江村風景，疏朗而生趣盎然，亦大佳。
另一首比較能真實地顯示他當時生活面貌的作品是《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窗。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無謝玉為缸。」老杜不大喜歡在詩中提他的家人。自從去年夏天在《江村》中聽詩人說到過「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以後，我們就跟楊氏夫人和宗文、宗武他們久違了。（我認為「稚子」指的就是宗文、宗武，起碼包括他倆在內。）今天老杜興致很高，攜帶著那不亞於玉缸的瓷，盛滿了香茶和甘蔗水，陪著楊氏夫人，乘小艇在「舍南舍北」「一曲抱村流」的浣花溪中遊覽消遣。（春天漲水時老杜想到南市津頭買條船，看來這船終於買到了。這次老杜陪夫人泛溪，沒帶酒，只準備了一些茶、甘蔗水之類「軟飲料」，可見對夫人是很體貼、很尊重的。須知去秋他獨自泛溪，一登岸就喉急地念叨著他的「濁醪自初熟」呢！）天氣晴得很好，宗文、宗武他們在清澈的江里洑水，這不是很像齊飛的蝴蝶在互相追逐麼？當然，老杜和夫人，也像那並蒂的蓮花，本來就成雙成對啊！葛立方《韻語陽秋》說：「老杜《北征》詩云：『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腳不襪。』方是時，杜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洎至秦中，則有『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痹，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悰，已非北征時比也。及觀《進艇》詩則曰：『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其優遊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在秦益時矣。」「老妻憂坐痹」二句見《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該詩當作於代宗廣德二年（七六四），遠在《江村》《進艇》之後。這裡說《進艇》《江村》（若按寫作時間的前後為序，則《江村》當置於《進艇》之前）中所表現出來的優遊愉悅之情，「又異於在秦益時矣」，顯然認為這兩首詩作於《遣悶奉呈嚴公》之後，且不在「益」（指成都。唐武德至開元、北宋太宗時，曾先後改蜀郡、成都府為益州），這是錯誤的。但舉例指出老杜家人的生活境況逐步有所改進，卻很有意思。申涵光說：「『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窗。』南北字疊用對映，杜詩每戲為之。如『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桃花細逐楊花落』『即從巴峽穿巫峽』之類，後人效之，易入惡道。」所論甚是，但「桃花」句頗自然，「即從」句尤佳（詳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評論），不可一概否定。
《惡樹》詩不算好，卻沒有那種故意擺出來的高士架勢，也能較真實地顯示詩人當時的生活面貌和心情：
「獨繞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剪還多。枸杞因吾有，雞棲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漫婆娑。」你看他經常手裡攥著把斧子，在草堂房前屋後轉來轉去，恨恨地砍掉那些不成材卻長得很快很茂盛的皂莢樹（一名雞棲）之類雜樹，免得它們陰住了枸杞，好讓枸杞子長大成熟，給他滋補虛弱的身子。……這豈不比「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徐步》）那種詩化了美化了，或者可以說「進入了角色」的形象，更接近現實生活中老杜的本來面目麼？史傳說杜甫「性褊躁」，這裡「惡木剪還多」和其後所作《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惡竹應須斬萬竿」云云，就表現了他疾惡如仇的「褊躁」性格。總之，這首詩寫得很有個性。
這一期間寫的《朝雨》《晚晴》，跟春時所作《獨酌》《徐步》一樣，發點牢騷：「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有一二佳句：「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疏簾」，無論思想還是藝術，都流於一般化。
其他如《一室》表示想離蜀去祖籍襄陽探望、居住：「巴蜀來多病，荊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所思》想像他貶為荊州司馬的好友崔漪，借酒澆愁，或醒或眠，顛狂落拓情狀：「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聞斛斯六官未歸》諷刺鄰人斛斯融往南郡江陵府要來為人寫作碑文的潤筆，卻通通拿去喝了酒，不管家人死活：「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荊扉深蔓草，土銼冷疏煙。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送裴五赴東川》稱讚裴五負匡時之志，盼望早日收復幽燕，無使同老劍南：「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送韓十四江東省覲》見同鄉韓十四往江東他父母避亂地去探親而興喪亂之感、鄉關之思：「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或訴衷腸，或見交誼，或描狀傳神，或言情盡致，多少有助於了解老杜從夏到秋的活動情況。
這期間，他曾就近遊了成都北邊的武擔山。《華陽國志》載，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很美麗，其實是個山精。蜀王納為妃，不久物故。蜀王派遣五丁去武都，擔土作冢，上有石鏡表其墓門，即武擔山。老杜游後作《石鏡》譏古人的好色，詩不佳，紀遊蹤而已。又遊了司馬相如琴台。《成都記》載，琴台院以相如琴台得名，而非其舊。舊台在城外浣花溪海安寺南。《玉壘記》載台在浣花溪北岸。老杜游後作《琴台》詩，追慕風流，詞意俱雅：「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台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秋天，他還去過一趟青城縣。青城縣即今四川灌縣，當時屬蜀州（州治在今崇慶縣城）。據《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老被樊籠役（一作老恥妻孥笑），貧嗟出入勞」，想此行當為生計所迫，有所求助於此間舊識。他的《野望因過常少仙》《丈人山》，略見青城遊蹤。前詩說：
「野橋齊渡馬，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入村樵徑引，嘗果栗皺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常少仙當是青城山中隱者。(29)青城山在灌縣西南三十里。峰巒迭嶂，古樹參天，有「青城天下幽」之譽。傳說黃帝遍歷五嶽，封青城山為五嶽丈人，一名赤城，一名青城都，一名天國山，為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主要寺觀有始創於晉代的上清宮、唐代稱之為丈人觀的建福宮等。陸游《丈人觀》：「黃金篆書扁朱門，夾道巨竹屯蒼雲。崖嶺劃若天地分，千柱耽耽壓其垠。」勝概可想。灌口山在灌縣西北。西漢蜀郡守文翁徵集民工穿湔江灌溉農田，起于山下，故名。范成大《吳船錄》載，將至青城，當再渡繩橋，橋長百二十丈，分為五架，橋之廣，十二繩排連之。今灌縣城郊二王廟前岷江上有混凝土墩、鋼纜建造的安瀾橋，舊時就是這種竹纜、木墩橋。這次老杜結伴去游青城山，出得城來，見竹索橋很寬，居然能騎馬並排而渡，就用了「齊渡馬」三字表現內心的驚喜。「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寫景如在目前，且有氣勢。下半寫枉道訪常和常熱情留客情事。宋祁《益部方物略記》載，天師栗，生青城山中，他處無有，似栗，味美，以獨房（一個殼斗一個栗子）為貴，久食能治好風攣。栗子成熟，殼斗裂開，常少仙以此當地特產饗客，足見深情，亦甚風雅。前幾年老杜在藍田崔氏草堂做客，主人曾「盤剝白鴉谷口栗」招待他，但不知何者風味較佳。岑參《秋夜宿仙遊寺南涼堂呈謙道人》「林晚栗初拆，枝寒梨已紅」，寫枝頭栗子已熟。《滹南詩話》載：「盧延讓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之句，楊文公深愛；而或者疑之。予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窗溫爐間閒坐之適。楊公所愛，蓋其境趣也邪！」這幾句寫到栗子的詩，「固無甚佳」，只是都能引起讀者的生活聯想，也就佳了。尾聯不過是說到日落還不讓客人走，但一經以「盡」修飾「落」，以「高天」形容「日」，便見長日歡聚，不覺天黑而情猶未已之意。
據《丈人山》，可知他最後還是登過丈人峰、游過丈人觀的：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緣雲擬住最高峰。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青城山記》載，昔寧封先生棲於北岩之上，黃帝築壇拜為五嶽丈人，晉代置觀。這是丈人峰名稱由來的另一傳說。老杜身臨其境，聽了這一傳說，不覺又引動他那冷卻多時的想求仙學道、服食飛升的熱忱。
老杜在青城時，可能得知族弟杜位，因其岳丈李林甫長流嶺南新州新昌郡十年，今量移江陵，就寫了《寄杜位》，以詩代簡，表達對杜位的深切懷念：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懷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游？」玉壘山在灌縣西北，據此知詩作於這次來新城時。龔芝麓說：「同一貶竄也，鄭虔台州之流，自論死減等，猶曰『嚴譴』；杜位在新州，去國萬里，長流十年，始離貶所，乃曰『寬法』。蓋虔陷賊中不得已，其情可原；杜為李黨，僅加貶謫，復得量移，實曠恩也。只『嚴譴』『寬法』四字，便見《春秋》之筆。」所論有見。雖然如此，老杜對杜位的感情還是很真摯的。老杜寄旅長安時曾在杜位家守過歲（詳第六章第三節）。這詩題下原注說：「位京中宅，近西曲江。」故有末句云云。可見他多麼想念以往長安愉快相處的日子，多麼想念長安啊！
青城之行，僅剩此雪泥鴻爪；不久，他又回成都草堂去了。
十 寧苦身以利人
身逢亂世，流寓他鄉，總免不了有憂國思家的苦痛，但就大體而論，今年開春以來，直到八月「楠樹為風雨所拔」「茅屋為秋風所破」，老杜的日子過得還蠻順利，心情也蠻舒暢。
且說這棵楠樹。這是一棵樹幹很高樹冠很大的楠樹，它亭亭如蓋挺立在草堂前面、浣花溪邊。老杜很喜歡它，傍著它的根開出片藥圃，接著它的葉子蓋起草堂。它濃陰四垂，微風吹拂樹葉發出的聲音十分悅耳。最妙的是，每當老杜喝醉了酒，只要在它下面睡片刻工夫酒就醒了。——這就是《高楠》中所夸道的全部內容：「楠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制茅亭。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臥此片時醒。」黃鶴說：「公有《楠樹為風雨所拔嘆》雲『倚天楠樹草堂前』，此雲『接葉制茅亭』；《嘆》雲『浦上童童一蓋青』，此雲『江邊一蓋青』：故知即此楠樹也。」這樣可心的楠樹，一旦為風雨所拔，詩人自然會感到十分悲痛：
「倚江楠樹草堂前，古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此，五月仿佛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干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這棵楠樹相傳有二百年了，就是因為看上了它才在這裡卜居的。它垂蔭足避霜雪，迎風如聽竽籟，故客行至此，頻留而不過。今見它跟雷雨進行了一番激烈的搏鬥，終於給連根拔起，像虎倒龍顛似的倒在荊棘叢中，這實在太刺激我，太使我傷心了。想到草堂從此失色，我有新詩也無處行吟，更是悵然若失。浦起龍說：「『虎倒龍顛』，英雄失路；『淚痕血點』，人樹兼悲。『無顏色』，收應老辣。嘆楠耶，自嘆耶？殷仲文有言：『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老杜跟這棵大楠樹「一見傾心」。年來朝夕相對，風雨與共，更覺情深。正由於他把樹看成了人，看成了知音，寫出詩來，就自會聲情悲切、寄託深長了。
這詩固然寫得不錯，但其思想藝術成就還是趕不上同時前後所作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仗自嘆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里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詩一上來就開門見山、單刀直入地描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情狀。秋空越是遼闊，就越能顯出狂風來勢之猛。這樣大的風，當然會捲起屋頂上的幾重茅草，似乎還能撼動天地。這樣，詩人就以剛勁有力的筆鋒，簡括而生動地寫出了秋風的狂暴，並藉以反襯出人們處在自然威力之下的巨大驚悸，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要求有安定的生活保障的強烈願望。然後，他就接二連三地極力鋪敘狂風吹著茅草、「渡江灑江郊」、「掛罥長林梢」、「飄轉沉塘坳」的情景，極度緊張，不容喘息，既顯出風力之大和情況的混亂，又顯出詩人眼望著自己苦心經營的草堂，正在遭到破壞卻無力挽救的焦急和痛惜。前五句每句押韻，押的都是平聲韻，這就使得接連不斷的韻腳產生急劇的節奏，有助於加強詩中緊張的氣氛，而「號」「茅」「郊」「梢」「坳」這些韻腳，讀起來又仿佛令人感到秋風怒號，蕭瑟滿耳，就像身臨其境一樣。接著寫一群頑童不聽呼喚，搶走茅草的事和詩人的感嘆。屋頂的茅草全給風吹散了，本來還可以揀回一些，想不到又給頑童們弄走了。弄走了茅草也就罷了，可是他們欺我年老無力，追他們不上，竟能忍心當面打搶，還公然抱著茅草大搖大擺地走著，故意氣我，害得我叫幹了嘴舌皮也不理睬，這就更加可惡，更加可嘆。這裡作者把自己和頑童對照起來寫，使老人和頑童的神情都顯得很生動。嚴辭斥責頑童，可見老人當時心情的暴躁，同時又令人感到很幽默。詩人筆下那些頑童固然可惡，但是在他們頑皮、幼稚的神情中也的確有可愛的地方。如果以為詩人是在極其認真地譴責他們，那還不能算是正確地理解了杜甫，理解了這幾句詩。狂風停息不久，大雨就下了起來。屋漏床濕，詩人通宵不眠。寫秋天黃昏時候大雨降臨前的短暫沉寂，卻烘托出詩人內心深處沉重的苦悶。他用鐵來形容棉被；由於隨著主人在外流浪多年，棉被變得很僵硬。被子能夠硬得像鐵，已足見它的陳舊了。嬌兒睡覺不規矩，蹬一腳，破一塊，更見它陳舊不堪。被窩冷，兒子不會睡，已經很難安寧了，何況茅屋又給秋風吹破，大雨下個不停，屋漏床濕，屋子裡沒有一塊乾的地方，這更叫人怎樣睡呢！詩人好用「日腳」「雨腳」這類形象的詞彙。的確，這和「雨點」「雨滴」等詞比較起來，「雨腳」不僅很形象，而且還富有情趣。往下一句是：「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詩人久經戰亂，憂國憂民，長時期以來就失眠，今夜遭到雨淋，更加不能合眼。多年積壓在心頭的家國深憂和目前的痛苦交錯在一起折磨他，使得他急迫地盼望天明。可是，老天爺好像故意在捉弄人，盼望得越厲害，就越是遲遲不亮。最後寫詩人在風雨不眠之夜，產生了無窮的理想和願望。他由目前的痛苦想到過去一連串的悲慘遭遇，又由個人的悲慘遭遇想到天下窮苦人水深火熱的苦難生活，並從而產生了甘願為天下窮苦人的幸福而犧牲自己的強烈願望。這就是這首詩的主題，也是詩人長夜不眠經過苦苦思索，從切身痛苦中體驗出來的極其偉大、極其寶貴的思想感情。這種思想感情的產生，對於像杜甫這樣熱愛人民，且有豐富而又深刻的生活體驗的詩人來說，是很自然的。因此，表達出來就很真實，很有力量，感人很深。正因為有這樣的一種思想感情，這首詩才不僅是個人悲苦命運的哀嘆，而且還具有最重大最深廣的時代社會意義；才能在進步現實主義的藝術創造中，閃耀出理想的光輝，洋溢著救世濟人的激情，顯示出積極浪漫主義的精神。這幾句詩寫得真好，巨大的形象：「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深沉的喟嘆和激昂、堅決的言辭：「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正好被詩人用來很恰當地表現了他那種捨己為人、至死不悔的偉大精神。這是詩人，也是這首詩思想感情崇高偉大的地方。但是，有了這樣崇高偉大的思想感情，要想將它們表達出來，寫成感染力很強的好詩，那還需要有高超的藝術表現力。
總的看來，這首詩在藝術上有不少突出的成就，主要有三點：（一）善於根據主題思想的需要，去選擇素材，安排素材。茅屋為秋風所破，從傍晚到第二天早上，所見所感可寫的當然很多。但是，詩人卻有所選擇，只是著重地寫秋風如何吹破茅屋捲走茅草、小孩蹬被、屋漏床濕這些事。寫這些事好像意義不大，其實不然。因為只有通過這些生動細緻的描寫，才能使讀者真切地感受到詩人當時所經受的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才能使讀者深刻地理解他的那種理想和願望是在怎樣的情況之下產生的，在當時又有怎樣的現實意義。如果不是這樣寫，那麼，這理想和願望雖然本身很崇高偉大，也可能由於缺乏生活實感，而顯得多少有點枯燥，減弱了它們的感染力量。這首詩的素材安排得很恰當，前後貫穿得也很好。全詩平鋪直敘，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是，寫起來卻一層比一層深入，最後才水到渠成，情不自禁地說出了自己的理想和願望，點破主題。這種寫法，可以說是畫龍點睛。（二）語言樸素、生動，帶有強烈情感色彩。（三）描寫、敘述、抒情都很好。前面著重在描寫、敘述，但由於能緊扣主題，充滿感情，一點不顯得客觀、瑣碎。後面著重在抒情，但由於用了「廣廈千萬間」「風雨不動安如山」這樣鮮明、生動的形象來表達，所以一點也不顯得抽象、空洞。
過去曾經在極左思潮影響下，對這首詩提出了三點指責：一說「三重茅」冬暖夏涼，住在裡面很舒適；二說此詩謾罵貧下中農的孩子是盜賊；三說作者關心的只是「寒士」，也就是像他一樣的不得志的讀書人，並非勞苦大眾。對此我也曾撰文做了分析。先談第一個問題。說「三重茅」的茅屋冬暖夏涼，住在裡面很舒適，這話的意思是老杜即使住茅屋，與一般窮苦人究竟不一般。這並不錯。老杜來到成都，先寄寓在浣花溪邊的草堂寺，有做官的「故人分祿米」接濟他的生活。要蓋草堂了，又有當司馬的表弟「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來資助。為了布置環境、添置家具，他向「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榿木栽」「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詣徐卿覓果栽」。相與的都是官府，這種社會關係和社會地位決非一般平民百姓所能比擬的。如前所述，這草堂環境幽美，跟一般窮人的住處還是有區別的。但是決不能把他的草堂看作大觀園稻香村里那幾間用來點綴風景的茅屋。別的不說，單看《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所描繪的那屋漏床濕、通宵不寐的狼狽相，與其說接近上層生活，倒不如說接近下層生活更合乎實際些。老杜旅食京華十年之久，「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安祿山亂後，他攜家逃難，顛沛流離。後來又輾轉道路，「漂泊西南」。這漫長的苦難歷程使他有可能接近人民大眾，同情民生疾苦。因此當我們評價老杜及其作品時既要看到他的社會地位和階級屬性，又要看到他與人民大眾在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上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且以他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為例，在這首詩中這兩方面的特點就表現得很明顯：「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洞不可掇。」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一、他家屬於有蠲免特權的官僚地主階級。二、家人寄寓異縣，生活毫無保障，即使這年豐收，幼子仍因無食而餓死，這遭遇、這命運跟當時的一般窮人也相去無幾了。三、自家享有特權，又正處在傷幼子夭折的極度悲慟之中，卻能推己及人，想到那些境況遠不如己的「平人」的「騷屑」，從而興起了憂國憂民的浩嘆。（詳第七章第七節）對待這樣的情況，我們應該怎樣看呢？我想，既不可因他境遇之慘便把他等同於「平人」（他自己也承認是不一樣的），也不可因他出身於封建特權階級竟認為有關他悲慘境遇的描述和憂國憂民的浩嘆都不足信，並加以貶抑。正確的，也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是：既要看到他的出身，又要看到他的遭遇，將二者結合起來考慮，才能較深入地認識到，像他那樣出身的人，由於自己有與人民苦難生活相接近的遭遇，又有「竊比稷與契」的志向，他的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就是十分自然和可以理解的了。同樣，我們既要看到，（一）杜甫雖然身居草堂，他仍然是上層社會的一員，不是浣花溪畔的普通「野老」；又要看到，（二）草堂雖雅，畢竟是茅屋，雖說「三重茅」冬暖夏涼，還是可以給秋風颳破，受凍挨淋，跟窮人的茅屋並無二致；更要老老實實承認，（三）老杜能由個人的悲慘遭遇，想到天下窮苦人水深火熱的苦難生活，並且從而產生甘願為天下窮苦人的幸福而犧牲自己的強烈願望，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思想感情，應該肯定，值得學習，豈可隨便加以鄙薄和嘲弄？
再談公然謾罵貧下中農的孩子的問題。其實這根本不成為個問題，要是你正處在困難之中，有人竟來趁火打劫，你一時按捺不住，罵一聲：「你這強盜，敢當面打搶麼？」這也算不得什麼大錯。為了辨明是非，不妨先研究一下他對所謂「盜賊」究竟是怎樣看待的。
現存杜詩中提到「盜」「賊」「盜賊」「賊盜」和有關字眼的句子不下五十處。其中「賊」多指安史叛軍，如「翻思在賊愁」（《北征》）、「豈意賊難料」（《新安吏》）、「昔沒賊中時」（《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辛苦賊中來」（《喜達行在所》其一）等，稱安史叛軍為「賊」，無論當時或現在，恐怕不會有人反對。又「擒賊先擒王」（《前出塞》其六），「賊」泛指敵人，在長期流傳中這已成了成語，也不會有什麼問題。除此以外，他詩中所說的盜賊不少是指吐蕃，如《登樓》「西山寇盜莫相侵」等。《舊唐書·吐蕃傳》載：「乾元之後，吐蕃乘我間隙，日蹴邊城，或為虜掠傷殺，或轉死溝壑。數年之後，鳳翔之西，邠州之北，盡蕃戎之境，堙沒者數十州。」這就是老杜在一些詩中這麼稱呼吐蕃的具體時代背景。今天看來這顯然不對，但處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情緒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他也常用盜賊這一名詞指作亂的軍閥、打家劫舍的土匪，有時甚至不免包括起義的農民，含義不一樣，有對有不對，不可一概而論。老杜把起義農民稱之為盜賊，當然十分錯誤。不過，對於一個像杜甫這樣的封建士大夫來說，這正是他階級局限性的表現。（我國歷史上絕大多數起過進步作用的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當遇到這一問題時，有誰能突破自身的階級局限呢？）因此，當具體論及這些詩歌時，應嚴肅地指出這個局限，但不得從而以偏概全，認為他凡是講到盜賊都是在對起義農民、對人民進行惡毒的攻擊和誣衊。事實恰恰相反，他的一些講到盜賊的詩句，不僅不是在誣衊人民，反倒是站在人民一邊，將批判的矛頭指向魚肉人民的貪官污吏。譬如他在《麂》中說：「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仇註：「衣冠乃食肉者，盜賊乃捕獸者。徇口腹之慾，而戕命於斯須，則衣冠亦等於盜賊矣。此罵世語，亦是醒世語。」說「此罵世語」是對的，以為「盜賊乃捕獸者」就不對了。因為這句詩本來的意思是說此等「饕餮」成性的「衣冠」人物（《漢書注》：「衣冠，有仕籍者。」即官僚）本身就是「盜賊」。這是不是僅止於指責這些「衣冠」人物在貪吃的這一點上「等於盜賊」呢？也不是的。它更寓有諷刺「衣冠」人物魚肉人民的「盜賊」本性之意。如若不信，請看他的《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韋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識。操持綱紀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這詩一開始從時事敘起，多年戰亂，民困於軍需，望韋諷堅守清節，秉公執法，除貪救民。他無情地揭露了人民受「豪奪吏」巧立名目的「誅求」，並義正辭嚴地將那班貪官污吏斥之為「蝥賊」，指出欲救窮民必先去蝥賊，這不僅切中時弊，也可見出他是站在人民一邊，他的心是與人民相通的。他在出蜀後所作《三絕句》其一中痛罵那些專橫殘暴的地方軍閥是狠毒甚於虎狼的群盜：「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群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又在其三中揭露皇帝殿前的禁軍殺戮百姓、姦淫婦女的罪惡：「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他還認識到天下動亂、盜賊叢生的本源在於統治者的驕奢淫逸：「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其三）在他看來，盜賊本是好老百姓，只是文貪武暴，逼得他們走投無路才鋌而走險的。
《孟子·滕文公》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老杜是正統的孔孟之徒，他不可能從根本上反對剝削和剝削制度，卻由衷地反對苛政和誅求：「蜀門多棕櫚，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眾亦易朽。徒布如雲葉，青黃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嘆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黃雀啅，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干，摧殘沒藜莠。」（《枯棕》）這裡所說的「割剝」，不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剝削」麼？以被「割剝」至死的枯棕比喻被官府壓榨乾最後一滴血至死的「江漢人」，真是再形象、再真切感人也沒有的了。老杜對人民的苦難不僅看在眼裡痛在心裡，還敢挺身而出，為人民大聲呼籲，難道這種精神不值得肯定麼？杜甫對人民的關心和同情是一貫的。他早年旅食京華時，曾在《兵車行》中借役夫之口訴說了不義的開邊戰爭給人民帶來莫大的痛苦和不幸。安祿山亂起前夕，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為貧富懸殊、苦樂迥異的畸形社會做了高度的藝術概括：「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乾元二年（七五九）三月，九節度使聯軍大潰於相州。老杜離開洛陽返回華州，親眼得見人民所遭受的種種苦難，就寫了著名的「三吏」「三別」。他在夔州作《白帝》詩，深感亂世人民所受剝削和壓迫的深重：「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又在《又呈吳郎》中對一個「無食無兒」的婦人深表同情：「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所有這些，都足以說明杜甫對人民的關心和同情是一貫的，而且這種關心和同情，隨著他的日益沉淪下層、接近人民、洞察民生疾苦而越來越加深了。魯迅曾經說過：「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要知人論世，要顧及作者的全人，對於杜甫，難道可以不顧及他一貫對人民的態度，僅抓住詩中描寫他處於焦躁情緒中斥責頑童的一句並無大錯的話，就能斷定他仇視貧下中農、仇視人民麼？
最後簡短地談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所謂「寒士」到底包括不包括廣大窮苦人民在內。要想對這一問題做出正確的判斷，我認為最好先研究一下《三川觀水漲》「因悲中林士，未脫眾魚腹」這兩句詩。「士」而居於「中林」，無疑是山林隱逸了。但決不能因此就說杜甫當時僅只擔心山林隱逸會給魚吃了。因為詩人在前面就明明交代過：「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可見他擔心的不只是山林隱逸而是「數州」「萬室」會給水淹了。既然這詩中的「中林士」在老杜心目中主要是用來指「數州」「萬室」的老百姓（其中當然也包括山林隱逸），那麼，我們就不能死摳字眼，一口咬定另一首詩中的「寒士」就只能指那些沒有功名富貴的或者有功名而無富貴的讀書人，而決不能夠擴大為「民」或「人民」（詳第八章第四節）。
經過前面粗淺的辨析，可以看出有些人用來否定《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那三條理由是站不住腳的。今天，我們應為這首詩及其作者撣掉十年前思想混亂時期難免沾上的灰塵，還其本來面目。黃徹《溪詩話》說：「老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新制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制綾襖成》云：『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里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皆伊尹身任一夫不獲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為難。然老杜饑寒而憫人饑寒者也；白氏飽暖而憫人饑寒者也。憂勞者易生於善慮，安樂者多失於不思。樂天宜優。或又謂：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後。達者宜急，卑者可緩也。前者唱導，後者和之耳。同合而論，則老杜之仁心差賢矣。」白居易大裘的想法顯然受老杜廣廈的想法的啟發，可見《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對後世影響的深遠。杜、白處境不同，思想同中有異，比較一下各自的特點，亦無不可，卻不必強分軒輊。要是一個人真能做到「寧苦身以利人」「推身利以利人」，再加上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所提出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就算得上是個高尚的人了。這種精神，對於我們今天的人來說，仍然是有可取法的。
十一 秋天冬天裡的哀樂
秋風秋雨不僅拔高楠、破茅屋，也掃掉了詩人春夏以來因暫得閒適而釀就的好興致和確乎類於「顛狂」的浪漫情緒。他的《百憂集行》，就是這種醉醒夢回、重新面對現實時所發出的喟嘆：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即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睹我顏色同。痴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黃鶴指出上元二年老杜恰五十。又說：老杜於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時裴冕為尹。上元元年三月，以京兆尹李若幽為成都尹，若幽後賜名國楨。二年三月，以崔光遠為成都尹，與高適共討段子璋。時花驚定大掠東蜀，天子怒，以高適代光遠。是年十一月，光遠卒。十二月，除嚴武成都尹。則高適代光遠在成都，才一二月，意止是攝尹。老杜素與高適友善，豈強供笑語者？主人當指崔光遠。史雲光遠無學任氣，宜與老杜不相合。浦起龍力駁其說，以為此詩是總慨入蜀以來落莫之況。居草堂席不及暖，即往蜀州，往新津，往青城，又嘗簡彭州高適、唐興王潛。凡所待命，皆主人，凡面談簡寄，皆笑語，不得膠柱鼓瑟。後說解亦通脫，以為此詩是總慨入蜀以來落莫之況。殊有見。但前說仍有兩點可取：一、這兩年成都尹更替頻繁，現經爬梳，粗存梗概，有助於有關詩作的編年和理解。二、蜀地重逢，高、杜交誼甚摯，讀這年高《人日寄杜二拾遺》與十年後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並序》等作可見，故「強將笑語」所供之「主人」中，以除去高適為宜。不然，於理於情，終覺不安。王筠《行路難》有「百憂俱集斷腸人」，題或出此，所寫亦《行路難》慣於嗟嘆的世路艱難之意。這詩以「十五」與「五十」做對比，選取前後兩個年紀中無論外貌還是內心都截然不同的細節，用稍帶漫畫筆觸的手法加以勾勒，反差極大，恰好表達出詩人憶昔傷今、苦樂迥異的悲痛心情，給讀者以強烈的感受。要是你攔住這個剛從樹上下來，又將上樹摘梨撲棗，像牛犢般健壯的十五歲的少年杜甫，對他預告說：「你得小心！再過三十五年，你將成為一個插科打諢、給主人幫閒湊趣的清客。回得家來，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你那衰老的妻子，跟你一樣，面黃肌瘦。你的那些沒受過好教育的傻孩子，不懂得對待父親的禮貌，一見你回來，就叫著鬧著，氣鼓鼓地跟你要飯吃，都擠在廚房門口餓得直哭(30)。……」小杜甫聽了，不罵你瘋了才怪呢！因為當時他要麼歡蹦亂跳，忙乎個不停，沒功夫顧得上去想未來的事，要麼一廂情願，把未來想得要多美就有多美。可是，現實是嚴酷的，不管他想與不想，他終於落到了這種地步，這是他的悲哀，也是時代的悲哀。楊倫評「健如黃犢走復來」說：「形容絕倒，正為襯出下文。」又評「痴兒不知父子禮」說：「亦帶詼諧。」庶幾得之。浦起龍認為此詩「起四，奇，追憶少時，若將索食於庭樹者。結四，趣，偏值缺飯，偏群然向索」。這裡所說的「奇」，非詩固有的奇，是他的理解出奇；所說的「趣」，非詩中真趣，是他故作解人湊趣。「追憶少時，若將索食於庭樹者」，是何言哉？匪夷所思！結四之情之景，難道能用「趣」之一言以蔽之麼？如真以為有趣，就不免要被人懷疑他是否有心肝了。二田崇杜，斷不如此，實解詩刻意求新求深之過。
「強將笑語供主人」，是激憤語，亦是實錄。如前所述，老杜「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早就當上清客了。而這一時期寫的《徐卿二子歌》，就是一首最典型的清客詩：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袞袞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異時名位豈肯卑微休！」去年春天，草堂落成，為了美化環境，老杜曾向這位住在石筍街果園坊的「徐卿」要過果樹苗。石筍街又叫筍里，在西門外，是老杜入城必經之地。他既與主人熟識，順路進屋小憩，想亦有之。這次當是詩人特赴徐府喜筵，見主人出二子拜客，故戲為讚頌之辭。黃鶴注以為：時徐知道為西川兵馬使，「徐卿」或即其人，猶荊南兵馬使太常趙卿之類（杜詩原題為《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此微有變通）。這也有可能。徐知道明年（寶應元年，七六二）七月反，八月為其下所殺。老杜與「徐卿」只是一般交往，無論此人是徐知道與否，都無關宏旨。如此人確是徐知道，何以終篇無一言及其祿位？看「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袞袞生公侯」二句，與其說此公像軍閥，不如說更像富豪。仇兆鰲說：「首敘生子奇兆。『相追隨』，連有吉夢也。『孔子釋氏』，正述其夢。」「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為了答謝一飲一啄之情，竟不惜委屈孔子、釋迦，而採取此等荒唐庸俗的「老媽媽論兒」入詩，這雖說是逢場作戲，難以免俗，但事後思之，自會增加他「強將笑語供主人」的羞愧與憤慨。申涵光說：「此等題，雖老杜亦不能佳。今人刻詩集，生子祝壽，套數滿紙，豈不可厭？」要作，也得像《樂府指迷》所說的那樣，「切宜戒『壽酒』『壽香』『老人星』『千春百歲』之類。須打破舊曲規模，只形容當人事業才能，隱然有祝頌之意方好」。祝壽容或有些許「當人事業才能」可供「形容」，賀人得子，就只能虛描外貌，空致祝詞了。李賀的《唐兒歌》以絢爛的辭藻描畫杜黃裳之子唐兒的體態、神情，用力不為不勤，也有「一雙瞳人剪秋水」「東家嬌娘求對值，濃笑書空作唐字」這樣一些傳神麗句，但又有什麼意義呢？辛棄疾的《水龍吟·為韓南澗尚書壽》說：「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況有文章山斗，對桐陰滿庭清晝。當年墮地，而今試看，風雲奔走。綠野風煙，平泉草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為先生壽！」祝人得子之作不可為，祝壽之作能如此方可為。總之，要有真情實感，要有內容。
老杜這一時期的社交應酬詩中，難能可貴、最值得稱道的佳作，當推《戲作花卿歌》和《贈花卿》。前詩說：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惟多身始輕。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前列本年大事紀中已提到，四月，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襲東川節度使李奐於綿州，李奐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為龍安府，置百官，又攻陷劍州。五月，乙未，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李奐共攻綿州，庚子，拔之，斬段子璋。牙將花驚定等恃功大掠，婦女有金銀臂釧，兵士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肅宗遣監軍官使按其罪，光遠憂憤成疾，十月卒。這詩當作於五月段子璋亂平李奐復鎮以後、十月崔光遠病卒之前。前敘平亂，主要在贊其驍勇善戰。學語小兒即知其姓名，足見猛將聲威。
《南史·桓康傳》載齊桓康勇武善戰，所過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這裡如用其意，則寓刺於美，話中有話了。《南史·曹景宗傳》載曹景宗曾對他親近的人說：「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獐，數肋射之，……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述射獵的感受帶強烈刺激性，殊佳。仇兆鰲引此以為「用如快鶻風火生」一語的辭章出處，似不當而至當。這裡並非簡單地徑用原意而有所變化，但那種火辣辣的駿發鷹揚的氣勢和激情卻是相近的。見賊越多，就越覺身輕手快，越能奮勇殺敵。張惕庵評：「至理奇情，他人說不出，久在行間方知。」話說得不錯，只是老杜並未「久在行（伍）間」，他何以也能說出呢？恐怕練達世情的人也有可能揣摩得出來。朱註：子璋，《新唐書》作節度兵馬使，《舊書》《通鑑》作梓州刺史，此詩又雲綿州副使，蓋以梓州刺史領副使時據綿州反，遂稱「綿州副使」。《唐六典》載：諸軍各置節度使一人，五千人以上置副使一人。又：隋文帝著柘黃袍，巾帶聽朝。「綿州」句謂段子璋據綿州自稱梁王。仇兆鰲解末段頗透徹：「此見平賊之後，不當留蜀滋亂。梓州作亂者，段子璋也。綿州奔竄者，李奐也。成都舉兵者，崔光遠也。斬段授崔而安李者，花驚定也。一事而三善備，故曰『絕世無』。」又說：「蜀人之受（花驚定）毒甚矣。詩云『何不喚取守東都』，此馭將之善術也。蓋以東都之命見召，則驚定既不疑懼，而蜀中可免其患。且東方諸鎮屯聚，花卿必不敢專行跋扈。朱注謂刺其一將之雄，不能掃除大寇，此語猶覺未盡。『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寫得壯氣勃勃。明人沈明臣詩：『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可與此詩並樹旗鼓。」亦佳，可參看。《唐詩紀事》載：「詩話云：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是也。杜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此小說家言，雖不足征，但可視為贊其出語之壯的誇大語。一般而論，文藝作品最忌表現帶生理刺激的情節和細節。老杜寫花卿手提「血模糊」的「子璋髑髏」「擲還崔大夫」而不覺可怖，恐怕是非此不足以顯其壯氣，壯氣之甚，激發了讀者的豪情，就不覺形象的可怖了。老杜有意突破傳統的所謂「詩情畫意」，努力擴展審美範圍和藝術表現力，這也可算是一個小而有趣的例證。如果說《戲作花卿歌》是歌行中的變體，那《贈花卿》倒是七絕中的正聲：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老杜七絕多意生而聲拗，此詩則確如仇兆鰲所說：「風華流麗，頓挫抑揚，雖太白、少伯，無以過之。其首句點題，而下作承轉，乃絕句正法也。」楊慎說：「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黃生不同意此說，駁之甚詳：「花卿以為妓女固非，以為花敬定而刺其僭用天子禮樂，亦煞傅會。史但言其大掠東蜀，未嘗及僭擬朝廷。用修（楊慎）止據『天上』二字，遂漫為此說，元瑞（胡應麟）譏之(31)，是矣。予謂當時梨園弟子，流落人間者不少，如寄鄭（審）李（之芳）百韻詩：『南內開元曲，當時弟子傳。』自注云：『柏中丞筵，聞梨園弟子李仙奴歌。』所謂『天上有』者，亦即此類。蓋贊其曲之妙，應是當時供奉所遺，非人間所得常聞耳。按顧況李供奉箜篌歌云：『除卻天下化下來，若向人間實難得。』蓋以天樂比之，杜甫正與此類。」擺事實講道理，駁斥楊慎僭上說，甚是。但以為此詩「蓋贊其曲之妙」則非。焦竑說：「花卿恃功驕恣，杜公譏之而含蓄不露，有風人言之無罪聞者足戒之旨。」此說得之。從《戲作花卿歌》和《贈花卿》看，老杜當認識花驚定，甚至還曾赴過他成都府第中的歌舞宴會，而此二詩當是席間應酬之作。應酬之作能於諛詞中寓諷意，這不止見其道德品質，更見其文章功力。
這年秋冬他還有一些應酬詩。這些詩，不好也不壞，卻多少能窺其行蹤、心緒之一斑。
唐代的唐興縣，即今四川蓬溪縣。老杜曾為唐興縣宰王潛作《客館記》，稱讚王潛薄於自奉而崇修賓館，方便來使，末識「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仇注引黃百家的話說：「日法萬分，每刻百分，每日百刻，總得萬分。萬分以上為大余，日數也。萬分以下為小余，時刻數也。杜記，蓋謂秋分後二日之二十餘刻耳。」《記》述賓館結構與庭院布置頗詳，似非親臨目擊者不辦：「迴廊南注，又為覆廊。……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挾右階而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32)據此可知「辛丑歲」（即上元二年）秋分前後老杜曾在唐興（今四川蓬溪）小作勾留，甚至就住在這個剛修建好的賓館裡。老杜離成都草堂去唐興當在秋分（在陽曆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之前。若容揣測，此行來龍去脈可勾勒如下：先是老杜偶然遇到他的一個在唐興做主簿的親友劉某（劉或因公來成都），作《逢唐興劉主簿弟》說：「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劍外官人冷，關中驛騎疏。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見劉劍外為官頗冷落，復感中原未靖難歸，便相商買舟東下吳會，作離蜀計。說走哪能就走？何況劉主簿還是官身。可能出於劉的邀請，唐興離成都也不算太遠（在成都東三百餘里），就跟他到唐興去了。浦起龍認為：「公未嘗至唐興，豈主簿為王宰來成都求作《客館記》，公因贈以此詩，遂附簡王宰，並寄館記歟？」楊倫不同意，反駁說：「按：公未嘗至唐興，劉或有事來成。浦謂為王宰求記，太鑿。」認為劉是偶逢，甚是；但謂公未嘗至唐興，則無據。如前所論，老杜未必未至唐興。老杜至唐興，適重建賓館落成，因而為之作記，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愚意以為：唐時為人作碑作記當有報酬（杜此時所作「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就講得很明白），老杜在唐興盤桓數日，稍得潤筆和周濟，不久即回成都，而《敬簡王明府》則是回成都後以詩代簡，望王宰慷慨仗義，「破格加惠」（楊倫語），以濟寓中匱乏：「葉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鷹秋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看詩，這王宰是新知而非舊識。所幸有過幾天主客之誼和一段文字因緣，迫於眉急，只得硬著頭皮寫詩去訴苦求助。如果像浦起龍說的那樣，這是老杜托劉主簿「寄館記」時「附簡王宰」，那未免太說不過去了。哪有一手交「文」，一手討「高稿酬」的？看來王宰並未馬上像老杜所希望的那樣破格加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這年冬天他又寄詩王宰，重致前章驥病思秣之意：「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云何夜盡，蜀雨幾時干？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雁響，恐致稻粱難。」（《重簡王明府》）楊倫說：「想因寄前詩無濟，故復促之。」又說：「顧註：《左傳》註：行李，行人也。欲王遣使相存問。」理解正確。末聯以謀食艱難的鴻雁自況，這是哀詞禱請，這是絕望的呼號，他當時的境況確乎是相當地嚴重了。他的《草堂即事》即作於這年十一月(33)，難得它攝取了草堂周遭荒村獨樹的淒涼景象，記錄了詩人窮愁潦倒、無錢賒酒的苦況，給我們以直觀、真切的感受：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雪裡江船渡，風前竹徑斜。寒魚依密藻，宿雁聚圓沙。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詩人們好嘆老嗟貧，不可盡信。這回，我倒相信老杜是真的窮得沒錢打酒喝了。
正在這當口，一天成都徐九少尹帶著厚禮來看望他，他喜出望外，作《徐九少尹見過》說：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台。何當看花蕊，欲發照江梅。」浦起龍說：「少尹有周急之誼，故感而頌之。來在冬月，故期以花發再過也。」一個新知，又是來「雪裡送炭」，初次上門，對老杜竟如此依戀，賞竹步月，留連忘返，這怎教老杜不感動呢？在這以前不久一個「金天玉露」的秋日裡，老杜結識了與他有通家之好、正在成都做官的虞十五司馬，這虞司馬請他盡情地喝了一整天酒，他高興極了，就寫了首情詞懇切的五言排律致意說：
「遠師虞秘監，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宇存。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詞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鳴南嶽鳳，欲化北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過逢連客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贈虞十五司馬》）虞世南（五五八—六三八），字伯施，越州餘姚（今浙江餘姚）人。官至秘書監，封永興縣子。人稱「虞永興」。能文辭，工書法，親承王羲之七代孫僧智永傳授，繼承了二王（羲之、獻之）的書法傳統，外柔內剛，筆致圓融遒麗，與歐陽詢、褚遂良、薛稷並稱為唐初四大書法家。正書碑刻有《孔子廟堂碑》。編有《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世南在秘省，太宗重其博識，機務之暇，常同他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體弱，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因此更加尊重他，稱他有五絕：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學，四是文辭，五是書翰。世南歿，太宗敕圖其形於凌煙閣。老杜父系、母系與唐皇室都有姻親瓜葛，與虞家有世誼也是可能的。不過他總愛拉關係，未免有點俗氣。老杜「九齡書大字」，他的字想也寫得不錯，原來他還學過虞世南的書法。今天見到虞司馬，覺得他的形象逼肖凌煙閣上畫的他高祖的模樣，不覺想起虞世南的筆勢和詞章功底來了。於是就勉勵他繼承祖先德業，乘時變化，重振家聲。正當老杜慨嘆人心不古、世態炎涼之際，虞司馬念在同屬儒門的世交情分，邀請他參加宴會，通宵達旦地痛飲美酒，又相約一同北歸，這使他不勝感激，不勝傷感。徐九、虞十五這兩個在成都公署供職的官人，一個送厚禮來，一個設盛筵把他邀請去，他當時生活的拮据，從這裡也多少泄露出一點消息。
我讀孟浩然的詩，覺得他總想占便宜叨擾別人幾杯。比如他秋登萬山想念好友張五，不說想請張五到他家來干幾杯，而說「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秋登萬山寄張五》），要他乘船來歡度重陽時可別忘了自帶佳釀。又如他被邀到田家故人莊去做客，吃了雞，喝了酒，臨別時還特意宣稱：「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過故人莊》）賞菊哪能不飲酒，用意不是很清楚麼？孟浩然有產業，人也很豁達，這不過是一時興起，在詩中隨便說說罷了，哪會像我想像的那麼小氣？老杜的情況又有所不同。他也不小氣，只是阮囊羞澀，卻想跟朋友們暢談快飲，因此就真的希望有人帶著酒來看望他。當時有個叫王掄的侍御(34)曾經應許帶酒來草堂看望他，卻不踐約，他就迫不及待，寫詩去催王掄，還要王掄邀請剛到成都暫代崔光遠署理尹事的高適(35)一同來：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巧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老夫睡得很香，早上懶得起來。白茅蓋的屋裡面很寒冷，到天氣暖和了才開大門。（言外之意是，如果你們要來，我定會像摩詰說的那樣，「重門朝已啟，起坐聽車聲」了。）江邊的鸛鳥，恰巧對著幽徑在撲水捋羽毛。鄰家的雞又飛過矮牆來了。——這就是我平日裡索居草堂的景況。漢侍御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崔篆《御史箴》說：「今鷹隼始擊，以成嚴霜之威。」漢二千石（郡守的通稱，以其俸祿為二千石之故）皂蓋朱兩幡。您這位當今的繡衣直指應許攜帶著家釀美酒來，可一直沒來，可能官事鞅掌，一時無法分身。難道那位乘皂蓋高軒的高使君也忘了來折野梅麼？要是您能倚仗著侍御的霜威，敦促咱們這位征南將軍山簡命駕，那就該在我這權當習家池的草堂大醉一場，方可放你們回城。仇兆鰲說：「今按：鄰雞過牆，語近淺易。繡衣、皂蓋，又近拙鈍。恐非少陵匠意之作也。」代簡戲筆，無須慘澹經營。不過寫得頗有情致，多少能見出詩人的風貌。王掄接到這首詩後，很快就攜帶著酒，邀了高適一同來草堂看望杜甫，他們把盞言歡、共韻賦詩，故人聚首之樂，那就可想而知了。王、高二詩不存，老杜之詩尚在：
「臥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自愧無鮭菜，空煩卸馬鞍。移樽勸山簡，頭白恐風寒。」（《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從頷聯看，高適是第一次來草堂，王掄在此以前已經攜酒來訪問過一次了。尾聯附原注說：「高每云：『汝（指杜甫）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故此句戲之。」既然席間高適自詡比老杜年輕，老杜就故意對他開玩笑說：「雖然比我小些，也不年輕了。我勸你還是多干幾杯發散發散吧！白髮老頭兒就最怕受風寒了。」一句會心的調侃語，便把他們之間親密的關係，和他們的言談笑貌顯示出來了。王掄帶了酒來，高適短不了要送份厚禮。手頭寬一點，就不愁「無鮭菜」待客，甚至一家大小還可賴以「卒歲」呢！高適卒於永泰元年（七六五），而他的生年由於諸家用以推算的依據和理解各有不同，則莫衷一是，主要有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長安二年（七〇二）、神龍二年（七〇六）、景龍元年（七〇七）等幾種說法。案杜甫生於先天元年（七一二）。如果高適說的「汝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那句話，真像前面理解的那樣，是高適自詡比老杜年輕，那麼高適的生年當在先天元年（七一二）以後，這豈不可怪？
在王、高同來草堂歡聚前後，一天，范二員外邈和吳十侍御郁來拜謁老杜，正好碰上老杜到鄰家串門去了，未能相見。老杜感到很遺憾，很抱歉，就寫詩致意說：
「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范邈未詳。吳郁曾在鳳翔行在與老杜同列。老杜自秦州赴同谷縣，途經兩當縣吳宅，時吳正在楚中貶所，曾作《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為吳的取忤朝貴而遭貶抱屈（詳第十二章第一節）。這時吳必從楚中放還來游成都了。趙汸說：「前後詩中，每以無俗物、絕交遊、門徑榛塞為喜，獨於范、吳之來，闕於展待，委曲盡情如此，則平日稱懶者，果真懶乎？」
高適、王掄來了很高興，沒能見到吳郁、范邈很遺憾，殊不知老杜這時心中最惦念的還是李白：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不見》）原註：「近無李白消息。」其實李白於乾元二年春遇赦後，即還至江夏、岳陽，復往潯陽、金陵等地遊歷。這年（上元二年）初冬，由越中取道宜興往宣城度歲（詳黃錫珪《李太白年譜》）。老杜因為不知道他的近況，就越發懷念他憐惜他：「敏捷千篇，見才可憐。飄零縱酒，見狂可哀。歸老匡山，蓋憫其放逐而望其生還，始終是哀憐意」（仇兆鰲語）。楊倫說：「杜田《補遺》：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幼讀書於大匡山，其讀書堂尚存，宅在清廉鄉，後為僧房，號隴西院。語出楊天惠《彰明逸事》。彰明，綿州屬縣，有大小匡山。按：太白蜀人，而公亦在蜀，自不當指潯陽之匡廬。楊升庵亦主此說。」（可參看吳曾《能改齋漫錄》和洪邁《容齋續筆》中有關文字）又說：「結語抵一篇《大招》。」「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這肝膽相照的言辭，讀之令人涕下。第二年（寶應元年，七六二）李白去世了，老杜再也沒有寄贈或懷念李白的詩了，但李白卻永遠活在他心裡，並一再在憶舊的詩篇中深情地提到他，提到他倆愉快相處的往事。
宴高懷李之後不久，老杜又去了一次蜀州。這次去蜀州，大概是應蜀州李七司馬之邀去那兒觀看在城邊皂江（即今四川金馬河）上造竹橋。竹橋即日完成，往來之人免冬寒涉水過江。老杜看了很高興，便作詩慶賀說：
「伐竹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卻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異苑》：晉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說：「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後化鶴集城門華表柱，徘徊空中說道：「去家千年今始歸，城廓如故人民非。」這詩中的「華表」指橋柱而言。這裡兩典故合用。《朝野僉載》：趙州石橋甚工，望之如初日出雲，長虹飲澗。天后時，默啜欲南過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浦起龍以為「日落」句即杜牧《阿房宮賦》「長橋臥波，未云何龍」意。仇兆鰲以為「青龍」用費長房竹杖事，切竹橋。《華陽國志·蜀志》：城北十里有升仙橋、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道：「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太平御覽》卷七三引作「題橋注」。《齊地記》：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這純是應酬詩，不過是用些典故，說這竹橋跟木橋的結構差不多，建成後過往行人就不須褰裳涉水了。天寒大雪，野禽棲於橋柱，恍疑丁令威化鶴歸來。日暮竹橋橫架江上，猶如青龍偃臥水中。我現在老了，自知不是像司馬相如那樣對前途充滿信心的題柱客。而您，才真正是成了濟川的大功呢。今天我們在這裡集合歡飲，慶祝竹橋建成，回想千年前秦始皇驅石作橋終於失敗的事，就未免太可笑了。王阮亭說：「詩近俗套，今人大半應酬仿此。」浦起龍說：「詩似拙。」硬逼出來的必然笨拙，即使老杜精於此道亦不能免。到了夜晚，他們還把燭泛舟，繼續飲酒歡慶：
「把燭橋成夜，回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成此興，樂罷不無悲。」（《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橋成之夜，把燭泛舟游賞。雲去月來，江景可覽。只是衰年多病，又在異方，就悲不自勝了。楊倫於「招邀屢有期」句下加案語說：「與前詩當另是一日。」老杜恐非當天才趕到蜀州，到後起碼須設宴洗塵，「屢」字自有著落，不勞將橋成那天日邀飲夜招游的慶祝活動一分為二，並將夜招游展延到「另一日」。
正當橋成之日，高適已完成了暫時攝尹的任務從成都回蜀州來了，老杜就寫了《李司馬橋成承高使君自成都回》表示歡迎說：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功成事出群(36)。已傳童子騎青竹，總擬橋東待使君。」《後漢書·郭伋傳》：郭伋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河西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之，說：「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率爾成章，因竹橋而聯想到竹馬，又恰合迎使君情事，且甚含稱美之意，「順手牽羊」，得來倒也現成。嚴武任成都尹在這年十二月，高適交卸後自成都回蜀州當在此時。看「江迥月來遲」所述，橋成和高適回蜀州當在這月十五日月圓以後。月夜泛舟時老杜既有如此深切的羈旅之悲，想不久就趕回草堂，與妻小過入蜀後的第三個團圓年去了。
十二 杜鵑詠嘆調
最後將著重談談老杜今年寫作的幾首詠物詩。
老杜有兩首《杜鵑行》。其中的一首這樣寫道：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鳥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里，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群臣趨？」傳說古代蜀國的國王叫杜宇。周朝末年，杜宇在蜀始稱帝，號曰望帝。後歸隱，讓位於其相開明。時適二月，子鵑鳥鳴，蜀人懷之，因呼鵑為杜鵑。一說，杜宇通於其相之妻，慚而亡去，其魂化為鵑（見《蜀王本紀》《華陽國志·蜀志》）。後亦稱杜鵑鳥為「杜宇」。《博物志》載：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群鳥為飼之。近代科學證明，杜鵑科部分種類不自營巢，產與其體型不相稱的小型卵於多種雀形目鳥類巢中，或先產於地面再以嘴銜入，由巢主孵卵育雛。雛出殼後，推出巢主雛鳥而獨受哺育。杜鵑科有大杜鵑。《華陽風俗錄》載：「杜鵑大如鵲而羽烏。」可信。黃鶴認為，上元元年七月，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尋置如仙媛于歸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觀。上皇不懌，成疾（詳第十章第一節）。詩中「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二句，即謂此。盧元昌更進一步發揮說：「蜀天子」，雖指望帝，實言明皇幸蜀。禪位以後，身等「寄巢」。劫遷之時，輔國執鞚，將士拜呼，雖存「君臣舊禮」，而如仙媛、玉真公主一時並斥，豈非「滿眼」「骨肉」俱散？移居西內，父子暌離，實如「羈孤」「深樹」。罷陳玄禮，流高力士，撤衛兵，此所謂「摧殘」「羽翮」。上皇不茹葷，致辟穀成疾，即「哀痛」「發憤」所喻。「當殿群趨」，至此不可復見矣。以上兩家的解釋，總的看來是可信的。仇兆鰲以詩中有「四月五月」字樣，而李輔國劫遷上皇乃上元元年七月事，認為此詩借物傷感，當屬上元二年作。浦起龍不同意，認為「曰『四月五月』，為七月諱也」，此詩「當是聞信後傷之。仇本編入二年，非也」，遂改訂為「上元元年，至成都以後詩」。杜鵑大多為夏候鳥，初夏時常晝夜不停地啼叫。此詩若作於頭年七月以後（李輔國逼遷玄宗於西內一事傳到成都當更遲），其時已無杜鵑啼叫，即使有所感慨，一般不會硬扯出「四月五月偏號呼」的杜鵑來借題發揮，大作文章。要是說第二年（上元二年）初夏聞杜鵑啼血，因杜宇的傳說聯想到玄宗的失位，有所感發而作此詩，那倒是比較合乎情理，合乎創作規律的。
他的另一首《杜鵑行》說：「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搶佯瞥捩雌隨雄。毛衣慘黑貌憔悴，眾鳥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棲華屋，短翮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禿，苦飢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相效傳微風。乃知變化不可窮，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仇兆鰲認為詩中有「蜀人聞之」之語，蓋初至成都時泛詠杜鵑而作。《文苑英華》作司空曙詩，注云一見杜甫集。浦起龍說：「於蜀既有前者，於夔又有五古一首。此篇必非杜作，題同而傳訛也。」又說：「筆亦高老，前幅似翻杜。」在我看來，這首詩與其說是司空曙的，不如說是老杜的：（一）既然前後能作兩首，只要有興趣，為什麼不可以作三首呢？老杜的詠鷹詠馬詩不是不止兩首麼？（二）司空曙是「大曆十才子」之一。除這首外，其詩現存一百七十三首，大都情思沖淡，風格清麗。而這首詩，不止「高老」，亦復「沉鬱」，酷似老杜手筆，置於司空曙集中很不協調。（三）這兩首《杜鵑行》皆由杜宇傳說而感發人君失位之苦，聯繫時事的緊密程度和個別提法雖有所不同，它們的主旨基本是一致的，甚至措辭造句也很相近，如「跳枝竄葉樹木中」之與「業工竄伏深樹里」、「毛衣慘黑貌憔悴」之與「羞帶羽翮傷形愚」、「乃知變化不可窮」之與「萬事反覆何所無」等等即是。這根本不是浦氏所說的「前幅似翻杜」。總之，我認為這兩首詩是同時前後有感於同一時事而作。一嘆不足而再嘆之，後至雲安復三嘆之：「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余，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餵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杜鵑》）這是沒有重大政治原因的偶合麼？趙次公說：「此（《杜鵑》）詩譏世之不修臣節者，曾禽鳥之不若耳，大意與《杜鵑行》相表里。」洪邁則徑謂此詩傷肅宗的不能善遇玄宗，並將之與元結的《中興頌》相提並論，大發議論說：「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諉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內，不復定省，竟以怏怏而終。其不孝之惡，上通於天。是時元次山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範》雲武王勝殷殺受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既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鵑》詩：『我（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傷之至矣。……黃魯直題《磨崖碑》尤為深切：『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局脊還京師。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所以揭表肅宗之罪極矣。」（《容齋五筆》）考慮到老杜政治上屬舊臣黨，始終同情還京後受屈苟活的玄宗，不滿昏庸無能的肅宗和以張良娣、李輔國為首的新貴黨，再回過頭來看洪邁的這段議論，看上述有關這三首杜鵑詩的解釋，就會覺得可信多了。鮑照《擬行路難十八首》其七也詠杜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園。荊棘郁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啄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其主旨是借杜鵑傷晉恭帝禪位於劉裕後的艱難境況和不得善終，可見老杜的三首杜鵑詩，無論命意還是構思，莫不由來有自了。玄宗晚年的遭遇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對肅宗和張良娣、李輔國有所不滿也不是沒有道理（詳第十章第一、二、三節中有關論述），但這三首詩中所表露出來的有關君臣父子的強烈封建倫理觀念，卻是不足取的。
命意與三杜鵑詩相近的另二首詠物詩是《石筍行》和《石犀行》。《石筍行》說：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冢，立石為表今仍存。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筍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成都為漢代益州舊治，西門外有兩根石筍，一南一北，一高一低。這裡因此就叫筍里或石筍街。蜀人古老相傳：「我州之西，有石筍焉，天地之堆，以鎮海眼，動則波濤大濫。」（見《華陽風俗記》）又傳距石筍二三尺，每夏六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測之，深不可及。以繩系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無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故有海眼之說。又傳石筍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粟，亦有細孔，可以貫絲。這就是詩中「雨多往往得瑟瑟（碧珠）」所指。（詳《成都記》）前面提到，老杜去年春天曾去石筍街果園坊向住在那裡的徐卿要過果樹苗。他進城出城也都得經過石筍街。這石筍當然是常見的。他想：這不過是前朝卿相墓門的石表罷了，哪裡是什麼海眼？接著就借題發揮，說俗好神奇，造為不經之說以蒙蔽人聽，猶如小臣蠱惑君心，以致政舛國危，若擲去此石，使根底立見，則人心不疑了。明明是對時政有所感憤而發，這就難怪盧元昌要比照時政，做這樣的解說了：「輔國本飛龍廄小兒，官判元帥，朝廷呼尚父，如石筍擅虛名，忘本根也。決事銀台，關白承旨，可謂乖迕失政體矣。宰相率子弟禮，節度皆門下士，可謂後生皆駿奔矣。與張良娣表里禁中，共媚至尊，直侍帷幄，專事蒙蔽也。自靈武給事銀璫，疊膺寵秩，其受厚恩，適足搖動東宮，傾危社稷耳。」作詩不是作燈謎，不可能像盧氏比附的這麼毫釐不爽地可著謎底作謎面。不過，所指出的種種情況當時確乎是實際存在的，也是老杜所熟悉的。既然他已表明自己因石筍而生髮出「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的政治感慨，難道能說他作詩時丁點兒也沒有想到朝中這些烏七八糟的事兒麼？浦起龍認為《石筍》同《石犀》一樣，是「為蜀郡淫雨江泛而作」，反對「舊解都將本旨拋荒，純以輔國蔽主之說支離比附」，所見實謬。《石犀行》倒真是「為蜀郡淫雨江泛而作」，但最後仍然歸結到政論上：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日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修築堤防出眾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五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華陽國志·蜀志》載，戰國秦昭王時蜀郡守李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全蜀總志》載，李冰五石犀在成都府城南三十五里。又前書載，張儀築成都城；城西南有樓百餘尺，名張儀樓，臨山瞰江。《舊唐書·肅宗本紀》載：「（上元二年八月，）七月霖雨，至是方止。牆宇多壞，漉魚道中。」秦地如此，蜀中亦霖雨漲水（詳前）。當時老杜聽說大水沖走了灌口（在今灌縣西北）的一些人家，想到蜀人千百年來，總誇口說有石犀鎮壓，水漲得再大也不會接近張儀樓，有感於迷信的誤人，不如群策群力築堤防範，於是就寫了這首詩。此詩「結處亦傷廟堂無燮理陰陽之人」（楊倫語）。仇兆鰲說：「乾元元年九月，置道場於三殿，以宮人為佛菩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當時黷禮不經甚矣，故有厭勝詭怪等語。且自李峴貶斥，朝無正人，故有調和元氣之說。此詩寓言，亦確有所指矣。」我看這一詮釋不無可取之處。即使不能簡單地坐實此即針對上述事情而發，現在特意將當時朝廷所崇尚的，同老杜所反對的，兩相對照，就會明顯地見出這詩的進步政治傾向性和現實意義來。浦起龍斥之曰：「說者必將兩項搜剔根株，豈非囈語。」未免武斷。陸游曾親眼得見此石筍、石犀，於《老學庵筆記》中記述頗詳：「成都石筍，其狀與筍不類，乃累疊數石成之。所謂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蜀食井鹽，如仙井大寧猶是大穴，若榮州則井絕小，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石犀在廟之東階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陝之鐵牛，但望之大概似牛耳。石犀一足不備，以他石續之，氣象甚古。」可供參考。
其他如《病柏》：「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鴞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黃生認為是「喻宗社欹傾之時，賢人君子廢斥在外，無所用其匡救，而宵小盤據於內，恣為奸私，國祚安得再振？天意如此，真不可問」。《枯楠》「楩楠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蒼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拆，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為愁思。猶含棟樑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以枯楠比大材不見用，水榆比小材當重任。《病橘》「群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小，酸澀如棠梨。剖之盡蠧蝕，采掇爽所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積，況乃迴風吹。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支。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傷貢獻之勞民，借橘以慨時事：病橘不堪進貢，恰值國難當前、天子減膳之時，疑是天意使然；但恐玉食失色，責有司而疲民力，故引獻荔支奉貴妃事為前車之鑑。《枯棕》傷民困於重斂（詳本章第十節）。這些詩（包括前面幾首），皆詠物寓言，憂憤深廣，語意沉鬱，不襲漢魏之跡，而能得其神髓，不管思想還是藝術，都有較高成就，並可從而見出詩人身處貧困之境、正當自顧不暇之時，仍不忘國運民瘼的廣闊胸懷，因此應該受到應有的重視。
* * *
(1) 《成都記》：「草堂寺在府西七里，極宏麗，僧復空居其中，與杜員外居處逼近。」趙清獻《玉壘記》：「公寓沙門復空所居。」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按明年有《贈蜀僧閭丘師兄》詩，不知即其人否。」
(2) 聞一多說：「恐非是。後有《卜居》詩云：『主人為卜林塘幽。』黃鶴、鮑欽止等亦皆以為是裴冕。顧宸曰：『裴若為公結廬，則詩題當標「冀公」，而詩中亦不當以主人卜林塘一句輕敘矣。』按顧說是也。史稱裴冕無學術，又食嗜貨利，其人鄙陋，恐非能知公者。後又有《寄裴施州》詩，朱鶴齡已證其別為一人。則公與裴始終未嘗發生關係也。此後《江村》詩云『但有故人供祿米』，《狂夫》雲『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當與前是一人，其姓氏則不可考耳。或以為即高適，未聞其審。」
(3) 《杜臆》：「『遷次』無注，猶雲造次。」仇註：「邵註：『遷次』，適居次舍也。《左傳》：楚子期伐吳，廢日共積，一日遷次。陳樂昌公主詩：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浦註：「（『客里何遷次』）言何所藉以為遷次之資。」案：樂昌公主詩見《本事詩》：「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侃，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嘆。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據本事揣度，陳氏詩「遷次」一辭決不當謂「遷居次舍也」，可能是隋唐人口語，猶今言「彆扭」「不自在」之類的意思。待考。老杜這首詩中「遷次」一辭的含義近似，姑且散譯如此。
(4) 王嗣奭說：「大抵貴官人，未肯過野橋訪客，此見其用情之厚也。」
(5) 蔡夢弼引《十道志》謂綿竹產於綿竹縣之柴岩山。韋續當是綿竹縣令。題「覓綿竹」，一作「覓錦竹三數叢」。
(6) 據其後《贈別何邕》「綿谷元通漢」句，知何邕時為綿谷（今四川廣元）尉。宋祁《益部方物略記》載：榿木蜀所宜，民家蒔之，不三年可為薪，疾種疾取，里人以為利。榿木屬樺木科，落葉喬木。葉長橢圓形；嫩葉可作茶的代用品。春季開花，果實懸垂。木材質較軟，可用。分布於我國四川、貴州和陝西。題中「榿木」下有「數百」二字。
(7) 黃鶴註：「後有《涪江泛舟送韋班》詩，韋當是涪江尉。」又：「涪江在梓州涪城縣，此（《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當是廣德元年春在梓州作。」黃鶴所謂「涪江尉」只是泛指。韋班當時當是涪城縣尉。涪城縣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西北。
(8) 浦起龍說：「當即（憑韋班）覓松栽時帶索者。」
(9) 《舊唐書·嚴武傳》：「收長安，以（嚴）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時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遊京師，頗自矜大。出為綿州刺史，遷劍南東川節度使。」《新唐書》本傳謂嚴武「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資治通鑑》亦謂「貶巴州刺史」。老杜營草堂時嚴武當在東川。實是二明府——蕭實、韋續，二少府——何邕、韋班。謂「蕭、何、韋三明府」，誤。
(10) 《漢書·揚雄傳》載：「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玄，黑色。此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主旨「言人之取名，有建功於世者，有高隱者，有以放誕之行使人驚異，若司馬長卿、東方朔，亦所以致名也。今進不能建功，退不能高隱，又不肯失於放誕之行，是不能與數子者並，惟著書以成名耳」（姚鼐語）。老杜「懶惰無心作《解嘲》」，而揚雄之感憤實深。
(11) 此衍《狂夫》詩錢注。
(12) 《江村》不過能見出老杜暫得安閒時的風貌，詩本身不算很好。申涵光說：「此詩起二語，尚是少陵本色，其餘便似《千家詩》聲口。選《千家詩》者，於茫茫杜集中，特簡此首出來，亦是奇事。」所言殊覺有趣。
(13) 《陝西名勝志》載：「望仙澤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又五里，即長楊宮故址。稍南為仙遊潭，闊二丈，其水深黑，號五龍潭。唐時每歲降中使投金龍於此。」在岑參的想像和讀者的印象中，「金龍」和真龍合而為一了。
(14) 《文選·北山移文》李善註：「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仇注引此，以為「公卜居浣花里，近草堂寺，因以命名」。「草堂」就是茅屋，並非專門為這所房子取的名字。老杜在秦州時所作《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即稱草堂。當時連蓋房子的地點都沒找到，難道西枝村詩中那尚屬子虛的草堂旁邊也有草堂寺麼？作注最忌過迂。
(15) 《讀杜詩說》：「今按《有客》詩云：『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賓至》詩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似『有客』，乃尋常之客，親戚舊好也；『賓至』，則新交且貴客也。」
(16) 此聯失粘。楊倫說：「杜詩七律間有失嚴者，尚沿初唐體。」
(17) 張惕庵說：「偶然事寫出便妙。」這也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以偶然性細節作描寫的手法。
(18) 仇兆鰲說：「『無人覺』，謂不見人跡來往。黃注泥上出郊向堂，謂人不知己之來往，其說太曲。」施鴻保按：「既雲出郭向堂，則黃生說亦是。若謂不見人跡往來，與上二句意不合矣。且是言獨步往來，雖在稠眾中而人不覺，說亦未嘗曲也。」
(19) 仇註：「朱註：公《追酬高蜀州人日詩》考之，上元二年，高已刺蜀，此雲彭州牧，必元年作也。時公年將五十，而詩云『百年已過半』，猶乾元二年《立秋後題》，年止四十八，亦曰『惆悵年半百』。」
(20) 原句是「其如西極存」。仇兆鰲從朱注，以為「西極指上皇幸蜀之地」。浦註：「西極，當即指長安。朱氏指蜀，恐非。」此采前說。
(21) 仇兆鰲說：「此詩『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乃摹寺前之景，說得瀟灑自如。陸放翁詩『泉石相縈帶，雲煙互吐吞』，此寫湖上之景，說得變見無常。一則參會禪機，一則曠觀物態，意各有指，雖脫胎而卻非蹈襲。」對「徑石」「泉石」二聯的評價似均嫌稍高。
(22) 王嗣奭說：「江山如故，故云『有待』；花柳改觀，故云『無私』。」對「花柳」句的理解特別，意思是說花柳不徇私情，不管你重來與否，該開就開，該落就落。這當然也講得通，只是下句中的「更」字是相對上句而言，既然認為江山如此多情相待，就不大好硬說花柳「更」是「無私」，不徇私情了。此解於「更」字無著落，恐非作者原意。
(23) 《絕句漫興九首》從春寫到夏，《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只寫春天情事不到夏，就整組而論，後者當在前完成。
(24) 《人間詞話》說：「……『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於兩種境界，即語含軒輊。「枝囀黃鳥，渚泛白鷗」，猶所舉「寒波」二句，可謂之為無我之境。有「近」字、「輕」字的「囀枝」二句，雖不極佳，亦別饒生活情趣，自相比較，多少能說明問題。
(25) 可參看何遜《秋夕仰贈從兄寘南》「徘徊檐影斜」句、沈佺期《游少林寺》「紺園澄夕霽，碧殿下秋陰」聯。
(26) 桃花水即桃花汛。《漢書·溝洫志》：「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宋書·河渠志一》：「二月三月，桃花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
(27) 舊注將「愁」字屬花鳥說，蓋謂詩人形容刻露，花鳥亦應愁怕。錢箋：「春來花明鳥語，酌景成詩，莫須苦索，愁句不工也。若指花鳥莫須愁，豈知花鳥得佳詠，則光彩生色，正須深喜，何反深愁耶？」（仇注引，今本《錢注杜詩》無此條）蕭滌非先生從前說，並進一步論證說：「詩人形容刻畫，就是花鳥也要愁怕，是調笑花鳥之辭。韓愈贈賈島詩：『孟郊死葬北邙山，從此風雲得暫閒。』又姜白石贈楊萬里詩：『年年花月無閒處，處處江山怕見君。』可以互參。」
(28) 這軒窗本不近水，不是「水檻」，只因大水漲到窗下，等於「新添」了個可供「垂釣」的「水檻」了。這樣理解，方與「水如海勢」的實情實景密切相關，也很風趣。當然，也可以理解為新近真的添建了個「水檻」。因為據同時所作《水檻遣心二首》可知，這裡確有水檻啊。
(29) 洪邁《容齋四筆》：「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為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字，尤為清雅。與今俗呼為仙尉不侔矣。」浦起龍按：「詩云『入村』，又雲『幽人』，恐是青城隱者。少仙或其名，非尉也。」
(30) 仇注引《漫叟詩話》：「《記》：庖廚之門在東。故曰『啼門東』，非強趁韻也。」
(31) 胡應麟《詩藪》說：「花卿蓋歌伎之姓，『此曲只應天上有』，本自目前語。而用修以成都猛將當之，且謂僭用天子禮樂，真痴人說夢也。」楊慎僭上之說雖不足取，但以為花卿蓋歌伎則大謬。王嗣奭說：「胡元瑞指為歌妓，余謂此詩非一歌妓所能當，公原有《花卿歌》，今正相同，其為花敬定無疑。其人恃功驕恣，故詩含諷刺，玩之有味。」駁得在理。
(32) 這段稍通暢，其餘更覺佶屈聱牙。所以仇兆鰲在注完這篇文章後就忍不住發議論說：「韓文多文從字順，而作詩務為險奇。杜詩皆熔經鑄史，而散文時有艱澀。豈專長者不能兼勝耶？皆當分別觀之。」
(33) 《杜臆》：「肅宗上元二年九月，詔去上元號，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建命之，故詩云『荒村建子月』。《春秋》變古則書，蓋史法也。」
(34) 老杜《哭王彭州掄》題下仇註：「王蓋先以御史罷官，後在嚴武幕中，又遷彭州刺史而卒也。」
(35) 黃鶴以為上元二年冬蜀州刺史高適以攝尹事至成都。仇兆鱉說：「考《舊書·高適傳》：崔光遠不能攝軍，天子罷之，以適代為成都尹、西川節度。然此詩不曰『高尹』，而仍謂『高使君』。且是年十一月，光遠卒，十二月旋以嚴武為成都尹，則適實未嘗代光遠也。」高代崔事兩《唐書·高適傳》均有記載。舊傳原文是：「西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既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新傳則只載「罷光遠，以適代為西川節度使」，沿節使西川必尹成都慣例，不言代尹事，亦包括在內。兩傳記載實同，如無確證，不得臆改。想適之攝尹，只是奉詔暫來成都維持局面，並未罷蜀州刺史而任命為成都尹，故（一）老杜詩題中仍謂「高使君」而不稱「高尹」。（二）待十一月崔光遠卒，十二月任命嚴武為成都尹之後，高適就可以回蜀州去了。若如此理解黃鶴的所謂高適「以攝尹事至成都」，那很可能最接近事實。錢箋：「唐制節度使闕，以行軍司馬攝知軍事，未聞以刺史也。」（今本無，此據仇注引）戰亂時事無常則，且千年前事，後人豈能一一盡知？至於寶應元年七月至廣德元年十二月高適的為成都尹，那是另一回事，不得與此混為一談。
(36) 前詩題雲「陪李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此雲「三日功成」，總之謂工程進展神速，不可拘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