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評傳 · 第十章 天上人間
一 如此「中興主」
唐肅宗李亨（七一一—七六二）是玄宗第三子，至德元載（七五六）即位靈武時已有四十六歲。他兩歲封陝王，五歲拜安西大都護、河西四鎮諸蕃落大使。開元十五年（七二七）他十七歲時封忠王，領朔方大使、單于大都護。十八年（七三〇），奚、契丹犯塞，以他為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他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左丞相張說，退對學士孫逖、韋述說：「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後諸將大破奚、契丹，他以遙統之功加司徒。二十五年（七三七）皇太子李瑛被告發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銹潛構異謀（說他們想謀害壽王瑁），得罪賜死。時相李林甫與玄宗的寵妃武惠妃里外勾結，勸玄宗立壽王李瑁。玄宗認為忠王李亨（當時名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想立他，猶豫不決。後來由於高力士勸說，終於在二十六年（七三八）六月立為太子，時年二十八歲。
李林甫怕太子將來會報復他，常有動搖東宮的念頭。天寶五載（七四六），太子為忠王時的友人皇甫惟明，時破吐蕃，入朝獻捷，見李林甫專權，意頗不平，乘機微勸玄宗去掉李林甫。李林甫知道了，就派御史中丞楊慎矜秘密跟蹤。正當正月十五夜，太子出遊，跟他妃子的哥哥韋堅相見，又與皇甫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楊慎矜揭發其事，以為韋堅是國戚，不應與邊將親近。李林甫因奏韋堅與皇甫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韋堅、皇甫惟明下獄。李林甫叫楊慎矜與另一御史中丞王、京兆府法曹吉溫一同審問他們。玄宗也懷疑韋堅與皇甫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就把他們都貶為太守，又下制通報百官引以為戒。七月，將作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為其兄韋堅訟冤，而且辯詞中提到了太子；玄宗更加生氣。太子害怕了，上表請求與韋妃離婚，表示不以親廢法。詔再貶韋堅為江夏別駕，韋蘭、韋芝皆貶嶺南。玄宗素知太子孝謹，沒有譴責他。韋堅親黨坐流貶者數十人。這年十一月，太子妃杜良娣的姐夫左驍衛兵曹柳與妻子娘家人不和，要陷害他們，就散布流言蜚語，控告他岳父杜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指批評皇帝）。李林甫就藉此大興冤獄，將包括李适之、王琚、李邕在內的一大批人迫害致死。太子也只得出杜良娣為庶人。《資治通鑑》卷二一五載：「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後改名國忠）有掖庭之親，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為援，擢為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摘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又《舊唐書·肅宗紀》載：「後又楊國忠依倚妃家，恣為褻穢，懼上英武，潛謀不利，為患久之。」
肅宗從二十八歲進入東宮開始到四十六歲即位為止，在昏庸的父皇跟前當了十八年的老太子，前後曾多次受到李林甫、楊國忠這兩大權奸的惡毒算計和沉重打擊，他總算沒有給搞垮，這，除了張垍、高力士的保護，主要得力於他在「仁孝謹靜」四字上所下的工夫。比如他剛被立為太子，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1)，他嫌名稱、服色與皇帝相同，上表請求更改。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嚴，改外辦叫外備，改絳紗袍為朱明袍。隨後皇帝御宣政殿，冊封太子。按慣例，太子乘輅至殿門。可是他不就輅，從東宮步行著去。——根據儀注和慣例辦事，本來是不會有什麼錯誤的。他之所以這樣做，只不過是借題發揮，表現自己的「孝」和「謹」，博取父皇的歡心，贏得好名聲，以達到鞏固其儲副地位的政治目的罷了。《三國志·魏書·陳思王傳》載：「（曹）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曹丕「矯情自飾」的具體內容就是在曹操面前竭盡孝道並極力顯示自己的謙虛謹慎。最高封建統治者選擇儲君，不管為己還是為社稷，著眼於「孝」和「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魏文帝、唐肅宗懂得這一點，並盡力表現出自己具有這兩種美德，加上皇帝左右親近的人為他們說話，他們才有可能擊敗各自的競爭者和政敵而獲得最後的勝利。由此可見唐肅宗是個謹小慎微、拘泥禮節而又很有心機、城府深阻的人。他的這種性格的形成，當然與他十八年來身處東宮、腹背受敵、稍有不慎便遭暗算的險惡政治環境密切有關，不無可諒解之處。但這究竟不是一種值得稱道的性格。有著這種性格的人，一旦掌握了至高無上的君權，由於他長期在殘酷的宮廷鬥爭中習慣於只看重和爭取個人眼前的實際地位和具體利益，就很難高瞻遠矚、深謀熟慮地從全局與長遠利益上來處理國家大事。
肅宗的無遠見而急近功，最早也最突出表現在對叛軍發動反攻、收復失地的決策上。至德二載二月，他進駐鳳翔後十天，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都已會師，江、淮庸調也運到了洋州、漢中。李泌請求派遣安西和西域的人馬照他前不久所進之策同時並舉，進攻東北，從歸、檀南取范陽，直搗叛軍巢穴。肅宗說：「今大眾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搗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李泌對答道：「今以此眾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肅宗問：「何也？」對答道：「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眾，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肅宗說：「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肅宗所謂「切於晨昏之戀」是指急於復兩京迎上皇。這仍然是他經常用來表示其「仁孝謹靜」美德的口頭禪。不能說他毫無戀親之情，不過他心裡明白，他是多麼迫不及待要回長安去做遠比行在冠冕堂皇得多的大唐中興之主啊！如果他當時真的採納了李泌的戰略決策，實行起來，難免會出現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差錯，但總的看來，這戰略決策的指導思想無疑是正確的。由於肅宗無遠見而急近功，置此上策於不顧，後來果如李泌所料，西京、東京倒是很快就收復了，只是沒能殲滅叛軍的有生力量，搗毀其巢穴，他們仍可攻城略地，橫衝直撞，甚至兩年之後東京又被史思明占領，竟任叛亂延續八年之久（七五五—七六三）方告平定。
肅宗不用李泌之策而先復兩京，首先就下錯了一著棋。加之他回京以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司馬光評肅宗語），目光短淺，識度平庸，對許多軍國大事處置不當。因此，不但不能有助於促成其中興之業，反而導致了政局的混亂，產生了種種嚴重的不良後果。
《舊唐書·肅宗紀》末後有這樣一段史臣的議論：「（肅宗）道屈知幾，志微遠略：殘妖未殄，宜先恢復之謀；餘燼才收，何暇昇平之禮？方聽王璵伏奏，輔國贊成：紺轅躬籍於春郊；翠先蠶於繭館。或御殿曉宣時令，或登壇宿禮貴神。禮即宜然，時何暇給？鍾縣（懸）未移於簨虡，思明已陷於洛陽。是知祝史疇人，安能及遠。猶賴大臣宣力，諸將效忠，旄頭終隕於三川，杲日重明於六合。」所指肅宗舉行的「昇平之禮」，主要是乾元元年（七五八）六月己酉立太一壇於東郊之東，乾元二年正月戊寅親祀九宮貴神(2)，乙卯籍田，三月己巳張皇后親蠶，而這些不合時宜的事，都是在王璵慫恿與李輔國附和之下搞起來的。這王璵早在第六章中就跟我們見過面了。開元二十五年他曾上疏玄宗請立青帝壇以迎春。玄宗好祀神鬼，所以他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玄宗很喜歡他，任命他為太常博士、傳御史，充祠祭使。他祈禱起來燒紙錢，像巫覡一樣，連當時司禮的儒生也為他的行為感到可恥。王璵在玄宗朝很吃香，到肅宗朝就更紅了。因為乃父不僅將皇位，也將好鬼神的愚昧傳給了乃子，於是，肅宗就在乾元元年五月，將這個「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資治通鑑》卷二二〇）的太常少卿王璵拜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璵拜相之後，除了慫恿皇帝舉行了前述那些不合時宜的「昇平之禮」，還緊接著乘皇帝生病的機會，占卜說是山川為祟，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途禱告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勢，所過煩擾州縣，干求受贓。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至黃州，宿於驛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鎖，不可啟，震怒，破鎖而入，曳巫於階下斬之，所從少年悉斃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師，上無以罪也」（同上）。要知道，這荒誕不經、烏七八糟的事就出在肅宗返京才半年多、叛亂遠未平定、國窮民困、百端待舉之時。處在當時那種風雨飄搖的形勢之下，他居然重用了這樣的佞人干出了這種蠢事，這就無怪乎史臣要批評他「道屈知幾，志微遠略」(3)了。說他缺心眼不識時務，沒有大志沒有遠見，這是一點兒也不過分的。玄宗自蜀還京，見肅宗親迎之禮甚隆，曾得意揚揚地對左右說：「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胡三省評論說：「玄宗失國得反，宜痛自刻責以謝天下，乃以為天子父之貴夸左右，是全無心腸矣。」玄宗固然是全無心腸了。看肅宗的所作所為，恐怕也難免此譏。
當時所行不合時宜的「昇平之禮」不僅止於此。其他像乾元元年正月戊寅，玄宗御宣政殿授冊，加給肅宗以「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的尊號，肅宗馬上又回敬玄宗一個「太上至道聖皇天帝」的尊號，這簡直是在表演一出令人哭笑不得的蹩腳滑稽戲。「寇逆未平，九廟未復，而父子之間迭加徽稱，此何為者也！」胡三省這一語含憤慨的責難當然是正義的，有道理的。不過，實事求是地說，此事做得雖不得體、不合時宜，倒也並非毫無用意。前已論及，肅宗當太子時全仗隨時表現自己的「仁孝謹靜」以遠禍固位，即位後仍須藉此沽名釣譽，並緩和同玄宗之間暗藏的利害衝突。現在，由於他倆地位的改變，這就輪到遜位的父親來極力表彰在位的兒子「仁孝謹靜」的美德，以期保全自己、安度餘年了。玄宗自蜀歸至咸陽，見到了釋黃著紫、痛哭流涕、前來迎接的肅宗，曾經講了這樣幾句話：「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余齒，汝之孝也！」他本人不是在無意中也承認這一點了麼？由此可見玄宗所加肅宗尊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中「孝感」二字特有的政治含義了。投桃報李，肅宗回敬玄宗以「太上至道聖皇天帝」的徽稱，若細細琢磨，也同樣是意味深長的。玄宗好神仙，如今年老遜位，上此徽稱固然很恰當，但強調他是得「至道」的「天帝」，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其中似有望太上皇清靜無為、不要干預世事時政的這一層意思在。
儘管雙方都在小心翼翼地拿父慈子孝的封建倫理道德作為潤滑油，試圖減少兩人之間因所處地位而必然產生的摩擦，但是，政治鬥爭的發展，到底不決定於人的主觀願望，隨著矛盾的日趨激化，終於在父子互加尊號後兩年的上元元年（七六〇）七月，在肅宗的默許下，經過張後與李輔國的密謀策劃，由李輔國唱主角，真刀真槍地演出了一出雖不驚心動魄卻也可嗟可嘆的逼宮鬧劇來。
史載玄宗愛他做皇帝以前住過的興慶宮，從蜀歸京後就住在這裡。興慶宮在皇城以東，之間有夾城相通，肅宗時常經此往問起居，玄宗也偶爾到大明宮來。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侍衛玄宗；肅宗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在身邊陪伴他，替他解悶。興慶宮有座長慶樓，南臨大道，玄宗喜歡到那裡去徘徊觀覽，父老過路人等見了往往瞻拜呼萬歲，玄宗常在樓下置酒食相待；還召過將軍郭英乂(4)等上樓賜宴。一次，有個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玄宗命玉真公主、如仙媛代他當主人。
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當權，玄宗身邊的人都看不起他。李輔國懷恨在心，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就跟肅宗說：「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勛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肅宗哭道：「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答道：「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閻閭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肅宗不聽。興慶宮原先有馬三百匹，李輔國假傳聖旨取走了，才留下十匹。玄宗對高力士說：「吾兒為李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
李輔國又指使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太上皇到西內居住。肅宗只哭不吭聲。李輔國恐懼。恰好碰上肅宗生病，七月，丁未，李輔國假稱皇帝發話，迎太上皇游西內，到睿武門，李輔國帶領射生五百騎，拔刀露刃，攔路進奏說：「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玄宗大驚，差一點掉下馬來。高力士喝道：「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李輔國不得已，只得下來。高力士趁勢宣布太上皇的命令說：「諸將士各好在！」好在猶今言好生，意謂不得向太上皇動武。將士們都納刀入鞘，再拜，呼萬歲。高力士又命令李輔國跟自己共執太上皇馬鞚，侍衛往西內，住在甘露殿。李輔國帶領兵眾退下。所留侍衛兵，才老弱數十人。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都不准留在身邊。太上皇說：「興慶宮，吾之王地，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當天，李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肅宗請罪。肅宗又迫於諸將，就慰勞他們說：「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帶頭率百官上表，請問太上皇起居。李輔國很厭惡他，奏貶蓬州長史。接著將高力士流放巫州，王承恩流放播州，魏悅流放溱州；勒令陳玄禮致仕；將如仙媛安置到歸州，要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出宮到睿宗為她所起的玉真觀居住。肅宗另外挑選後宮百餘人，派往西內備灑掃。令玄宗的女兒萬安、咸宜二公主照料穿著膳食。四方所獻珍異，首先送呈太上皇。然而太上皇越來越不愉快，因此不茹葷，辟穀，逐漸成了病。開初肅宗還去問安，後來自己也病了，只派人去問起居。其後肅宗稍稍悔悟，討厭李輔國，想殺他，害怕他掌握了軍隊，竟猶豫不能決。就這樣，又過了兩年，到寶應元年（七六二），建巳月，甲寅，玄宗卒，年七十八。丁卯，肅宗卒，年五十二。前後只差十三天。
或因史臣出於為尊者諱的考慮，或傳聞有誤，細節和提法容有出入，但逼遷西內事變經過大體已明，足可從中看出一些問題：
（一）玄宗作為遜位君主，退居興慶宮養老，且不管他是不是真想策劃復辟，私下接近子民，交通外官，這決不是在位君主和當權派所能容許，而必須採取果斷措施加以制止的。古今中外皆然；偶有疏忽，即使未導致政變，也會混淆視聽，不利於現統治者。單從政治的角度來看，肅宗默許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並處置其左右親近，很難說有什麼不對。玄宗自蜀還京時已是七十三歲的老翁。他後期昏庸，權假奸邪，政治腐敗，竟致釀成空前災難，無論於國於民，都是難辭其咎的。只是開元全盛日久，影響深遠，亂世追思，更覺難能可貴，因此人民對他仍有好感。比如亂起之初，叛軍逼近長安，他倉皇出逃，午時至咸陽望賢宮，飢不得食，猶有居民爭獻糲飯。自蜀還京，重過望賢宮，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肅宗下令開仗，有千餘人湧入謁見太上皇，說：「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其後退居興慶宮，如前所述，父老過路人等，見他在長慶樓前徘徊觀覽，便瞻拜呼萬歲。凡此種種，足證玄宗在人們的心目中還很受尊崇，還是有很大政治號召力的。不要以為玄宗早已腐敗無能，加之行將就木，「斯亦不足畏也已」。須知他是個靠搞宮廷政變起家的老手，政治鬥爭經驗極其豐富。如果真的不甘寂寞（遺憾的是當慣了皇帝的人往往有這種古怪脾氣），只要氣候合適，條件具備，也並非毫無復辟的可能性。逼玄宗遷居西內之後，肅宗慰勞六軍大將說：「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他竟然將這事提到「安社稷」的高度，能說這純出於猜疑，是毫無根據的胡言亂語？兩年之後玄宗、肅宗相繼逝世，大位由平亂有功、威望非常的皇太子李俶繼承（這就是代宗），接替自然，順理成章，一般不會出什麼大紕漏，但仍不免發生李輔國殺張皇后和越王李、兗王李這樣小規模的宮廷變亂。萬一當初玄宗及其舊臣果真發動一次復辟政變，無論成功還是失敗，對朝野的震動無疑要大得多，在收京後不久、叛亂未平、局勢不穩的當時，其後果則是不堪設想的。
（二）由於李輔國的插手，一下子就撕下了父慈子孝溫情脈脈的面紗，露出了玄宗、肅宗父子之間勢不兩立的敵對關係。左右親近，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遣散，有的被解職。只留下幾十名老弱殘兵作侍衛，選派來百多個宮女，名備灑掃實是密探。玄宗已經被嚴加軟禁，完全失去了自由，得勝的對方還要假惺惺地前來請安問好，克盡子道，還要送些奇珍異寶來供賞玩，聊博一粲。處在這樣的境況之下，太上皇所受刺激之深可想而知。絕望之餘，就只有「不茹葷，辟穀」，採取慢性自殺的方式表示抗議了。至於肅宗始有悔悟之意，但終不殺李輔國，可見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感情。《新唐書·肅宗紀贊》說：「天寶之亂，大盜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時，肅宗以皇太子治兵討賊，真得其職矣！然以僖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紀綱未壞，孰與天寶之際？而僖宗在蜀，諸鎮之兵糾合戮力，遂破黃巢而復京師。由是言之，肅宗雖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賊矣。蓋自高祖以來，三遜於位以授其子，而獨睿宗上畏天戒，發於誠心，若高祖、玄宗，豈其志哉！」黃巢是農民起義，性質與安史之亂不同，不得相提並論。但作為事例，論證肅宗不即尊位，以皇太子身份，亦可破賊復京，這不無道理。又說玄宗傳位肅宗只是迫於形勢，追認既成事實，並非出於自願，這也符合實情。即使這樣，我倒認為在天子奔蜀、群龍無首的生死存亡之秋，肅宗即位靈武，更有利於糾合諸鎮之兵破賊復京，並沒有什麼可厚非的。（為什麼非得讓那個荒淫誤國的昏君繼續當皇帝不可呢？）問題是他既然當了皇帝，又扭扭捏捏，裝腔作勢，再三推讓；一旦對方稍有動靜，便心懷鬼胎，忐忑不安，唯恐得而復失，卻不親自出面加以阻止，竟然姑息養奸，縱容李輔國輩率卒露刃宮廷，逼遷上皇，並肆意處置他的左右親近。他這樣做，真是鼠目寸光，愚蠢到頂。眼前的本來不難解決的矛盾雖然解決了，卻從此伏下內豎操帝後王侯廢立生殺大權、把持朝政、禍國殃民的禍根。張後與李輔國開初互相勾結，專權用事，後來卻成了勢不兩立的冤家對頭。肅宗病篤彌留之際，張後指使越王李謀殺李輔國及其同黨程元振，結果張後、李和兗王李反為李輔國等囚禁在後宮，等肅宗一咽氣都給殺掉了。接著李輔國就以監護人的身份扶代宗即位。這就是肅宗私心重而目光短淺、倚重宦官、大權旁落、顧此失彼、養癰遺患的莫大現世報。從此以後終唐之世，歷代皇帝除哀帝以外，其餘都是宦官所立。代宗心裡恨李輔國，又很怕他，稱他為尚父而不名。僖宗乾脆稱宦官田令孜為阿父。哪個皇帝要是宦官看著不順眼，就把他殺了另立一個，如順宗、憲宗、敬宗、文宗都死於宦官之手。宦官專權，是皇綱解紐、朝政腐敗的產物，原因是多方面的。中晚唐時期，情況愈演愈烈，是整個王朝加速滅亡趨勢的體現，當然不能完全歸咎於肅宗個人，但是他也應負推波助瀾的不小罪責。
此外，他還做了另一件不大不小卻後患無窮的蠢事。
乾元元年（七五八）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肅宗派遣中使前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立主將，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王玄志之子，推舉自己的姑表兄弟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竟然同意，即任命侯希逸為節度副使。《資治通鑑》記載到這裡，特意標明：「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司馬光還就此大發議論說：「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下之政而專事故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胡三省註：二語曲盡唐末藩鎮、將卒之情狀。）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跡其厲階，肇於此矣。（註：言其禍肇於命侯希逸帥平盧也。）……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年，然後大宋受命。」
正因為肅宗在政治上如此缺乏遠見，如此昏庸，這就使得他不但不能及時地協調好當時實際上已經形成的兩派朝臣之間的關係，反而加劇了矛盾，把朝政弄得一團糟。關於這方面的情況，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賈至考》論證甚詳，現擇要轉述如下。
流亡的肅宗小朝廷，在與安史叛軍作戰過程中，已逐步醞釀並發展著派系鬥爭，鬥爭情況甚為複雜，簡言之，起先大致可分為隨玄宗赴蜀的舊臣和隨肅宗赴靈武的新貴，而後者則又以張良娣和李輔國為首。當玄宗赴蜀途中，原任憲部（即刑部）侍郎的房琯追及玄宗於劍州普安郡，房琯當時有大名，玄宗見之甚喜，當天就任命他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授命制詞即出自中書舍人賈至之手。不久肅宗即位靈武，玄宗得訊，只得派左相韋見素與宰臣房琯齎傳國寶玉冊，奉使靈武，宣傳詔命，便行冊禮。傳位冊文為賈至所寫，玄宗看後嘆道：「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曾）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矣。」賈至也作為使者隨行。肅宗因韋見素曾依附楊國忠，禮遇稍薄。「以琯素有重名，傾意待之，琯亦自負其才，以天下為己任。時行在機務，多決之於琯，凡有大事，諸將無敢預言」（《舊唐書·房琯傳》）。這種情況就必然受到李輔國一派人的側目。這時正好原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對肅宗進讒說：「琯昨於南朝為聖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為江南節度，穎王為劍南節度，盛王為淮南節度，制雲『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且太子出為撫軍，入曰監國，琯乃以枝庶悉領大藩，皇儲反居邊鄙，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為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又各樹其私黨劉秩、李揖、劉匯、鄧景山、竇紹之徒，以副戎權。推此而言，琯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同上）賀蘭進明說這一番話，雖出於攻擊房琅以泄私憤的不良動機，但也真實地反映了李唐皇族內部在安史叛軍猝然打擊下所產生的利害衝突。假如沒有這一客觀存在的矛盾因素，賀蘭進明無論說得如何動聽，也是不會起作用的。對於肅宗來說，永王璘由江陵起兵奪取金陵的事件，是一個嚴重的教訓。賀蘭進明特別提到永王璘，就更易觸及他與玄宗及諸皇子矛盾衝突的情緒。這時另一宰相崔圓，又「厚結李輔國，到後數日，頗承恩渥，亦憾於琯」（同上）。這樣，肅宗朝的矛盾就展開了。後來房琯陳濤斜之戰，一敗塗地，他又好高談闊論，不切實際，最主要的是觸犯了肅宗、李輔國等的利益，因此就在至德二載五月被罷相而貶為太子少師。房琯罷相是鬥爭的一個爆發點。這是肅宗小朝廷在尚未收復長安時就已顯露出來的內部派系鬥爭。這種皇族之間、朝臣之間、宦官與朝臣之間，以及握兵權的將領之間的明爭暗鬥，在肅宗一朝始終沒有停止過，加上肅宗的昏庸和無能，使得安史戰亂不必要地延長了許多年，唐朝的社會經濟從此走下坡路，這是整個封建統治集團所造成的。
從上面的分析和介紹中，可以見出肅宗的為人為政以及當時政局的一斑。
二 「幾回青瑣點朝班」
收京後的第二年（即乾元元年，七五八）春天，雖然廣大地區並未收復，人民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但肅宗君臣卻為眼前的勝利所陶醉，暫時緩和了一下去年早已爆發了的派系鬥爭，都迫不及待地享起失而復得的榮華富貴來了。
一個春天的早晨，中書舍人賈至去大明宮上朝，見一派昇平氣象，感到很興奮，就寫了首題為《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的七律說：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繞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裡，朝朝染翰侍君王。」打著銀燭輝映的燈籠穿過長長的街道去上朝，紫禁城清曉的春色鬱鬱蒼蒼。千條柔軟的垂柳掩映著青瑣宮門，百囀流鶯飛繞著這宏傳的宮闕猶如漢代的建章。劍佩聲隨著玉墀上莊重的步子有節奏地作響，衣帽上惹來了一身的御爐香。我們都幸運地沐浴著這鳳凰池裡的德澤恩波，天天染翰操紙侍奉著賢明的君王。魏晉時中書省，掌管一切機要，因接近皇帝，故稱「鳳凰池」或「鳳池」。《晉書·荀勖傳》：「勖自中書監除尚書令，人賀之，勖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這詩寫得真是雍容華貴極了。在賈至興致勃勃的首倡帶動下，當時同在朝中做官的王維、岑參、杜甫諸人都有和章。王維的《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說：
「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才臨仙掌動，香菸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向鳳池頭。」賈至的詩著重寫自己上朝時的所見所感，末後稍帶涉及兩省僚友。王維的詩則著眼於皇帝，寫他從起身到臨朝的情事和排場，結尾才稱美賈至的榮遇。王維時年五十八歲。頭年因陷賊下獄，會其弟王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且維拘於洛陽菩提寺時所賦凝碧詩曾聞於行在，肅宗亦自憐之，乃免罪復官，責授太子中允。後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杜佑《通典》載唐時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省；亦謂門下省為左省，中書省為右省；或通謂之兩省。趙殿成說：「按至德二年十月，肅宗入京師，明年改元乾元。是時賈至為中書舍人，杜甫為﹝左﹞（右）拾遺，皆有史傳歲月可證。王維之為中書舍人、為給事，岑參之為右補闕，其歲月無考，要亦當在是時，皆兩省官也。」（《王右丞集》箋注）王維陷賊前已做到給事中（正五品上，屬門下省），免罪復官先降為太子中允，再經過兩次升遷才復拜給事中。乾元元年春他已在賈至所說的「兩省僚友」之內，從時間上考慮，他當時當是中書舍人。杜甫有《奉贈王中允維》詩，仇兆鰲據其中「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一聯詮釋說：「『一病』指詐瘖事。『三年』，自天寶末至乾元初也。」遂訂該詩作於乾元元年。既知這年春暖花開王維與賈至諸人唱和時已為中書舍人，則責授太子中允當在歲初。「責授」就是降職，是對他陷賊官的較輕的處分，所以杜甫贈詩中多為王維辯解和寬慰他的話。該詩末二句說：「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可見王維當時的心情很不好。不久他一再升官，到作《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時，胸襟就顯得開闊多了快暢多了。顧璘評王維和章說：「氣象闊大，音律雄渾，句法典重，用事新清，無所不備，未全美者，以用衣服字面太多耳。」仇注引此，復補充說：「『閶闔』『宮殿』，『衣冠』『冕旒』，句中字面復見。杜詩有云：『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卻無此病矣。」
趙殿成不知岑參何時開始為右補闕，其實岑參早在頭年已為杜甫等表薦擔任此職了。他的《奉和中書舍人賈至早朝大明宮》說：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鍾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這一組唱和詩中以往論者多以此詩為最佳。「寒」「闌」「干」「難」皆險韻，押得自然，絲毫無損其冠冕莊麗氣派，尤為難得。
老杜從去年年底寫《臘日》以來，由於暫時像是做穩了京官，開始真正得到了身為近臣的榮寵（雖然做的還是拾遺，回京後自會另有一番風光），心裡一高興，也就接二連三地寫起華麗的宮廷詩來了。他的《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首：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旂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菸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衛宏《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黃門持五夜。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殷夔《刻漏法》：鑄金為司晨，具衣冠，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首句指出早朝的時刻。二句點明季節。仇註：唐時殿庭多植桃柳。故岑詩言柳拂旌旗，杜詩言春色仙桃，皆面前真景。朱註：春色之穠，桃紅如醉，以在禁中，故曰仙桃，非用王母事。《周禮》：析羽為旌，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龜蛇為旐。「龍蛇」是旌旂上所畫的圖形。頷聯寫景，「聲彩壯麗，妙復生動」（楊倫語）。《世說新語·容止》載王敬倫（劭）風姿似其父王導。桓溫說：「大奴固自有鳳毛。」《南史·謝靈運傳》附其孫超宗傳載謝鳳子超宗有文詞，作殷淑妃誄，帝大嗟賞，對謝莊說：「超宗殊有鳳毛。」睿宗、玄宗傳位冊文皆分別為賈曾、賈至父子所寫，玄宗曾嘆道：「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矣。」尾聯用「鳳毛」典故切此事，甚當。老杜和章以格法謹嚴見長。
這四首唱和詩，前人評價雖稍有軒輊，但都寫得花團錦繡、玉潤珠圓，在宮廷詩中堪稱上乘。楊仲弘說：「榮遇詩，如賈至諸公早朝篇，氣格雄深，句意嚴整，宮商迭奏，音韻鏗鏘，真麟遊靈囿，鳳鳴朝陽也。熟之可洗寒儉。」（仇注引）單就詩而論，這話也不無道理。少年時讀這些詩時，腦海中總會朦朦朧朧地顯現出一派太平盛世、國泰民安的景象。後來學了文學史，知道這些詩並非作於「開元全盛日」，而是作於兩京初復、戰亂遠未結束的多事之秋，這就不能不令我感到有點不是滋味。處在那種國步艱難、正需勵精圖治的非常時期，做皇帝的居然有這麼好的興致扮演盛世明君，大擺其譜，顯示他君臨萬方的無比威儀，做臣子的居然忘記了前不久的坎坷遭遇和目前的政治糾紛，溫文爾雅、興會彌長地大唱起粉飾太平的讚歌來，能說這是正常的嗎？比如王維和章中「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二句，要是用來形容「開元盛世」萬國來朝的盛況，倒也罷了，要是說這就是當時朝會的藝術寫照，那純粹是吹牛。當然，當時也是有遠人來朝的，如前來助戰的回紇葉護諸人就是，但想到好不容易才把這些恃功邀賞的遠人打發走，自會明白唐王朝實際的國力和地位究竟如何了。打腫臉充胖子，本身就是莫大的諷刺。
這麼說，這組詩，除了藝術上的成就，豈不是毫無意義了？也不盡然。我看，至少還有如下兩點認識價值：
（一）通過藝術的折光，間接反映出肅宗目光的短淺、心胸的狹窄，當他一旦正位大明宮，似乎就萬事大吉，不遑慮及其他了。
（二）開元以來，承平日久。「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安祿山之亂，固然引起了巨大震動，令一些有識之士轉而面向殘酷的現實，但兩京的收復，二帝的還京，加上肅宗重禮儀，搞了一系列諸如祭祀、上尊號、封賞、大赦等告成活動，這又給大多數統治者帶來了極其綺麗的「中興」好夢。據《新唐書·文藝傳》載，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夏侯審、李端，是為「大曆十才子」。(5)他們多寫隱逸、遊宦、宴會、送別等題材，情思沖淡，風格清麗，音律和諧，語言精緻，內容空虛，形式主義傾向明顯。如果說這一詩派是當時「中興」好夢在文藝上的反映，客觀上起著歌詠昇平、粉飾現實的作用，那麼，賈至諸公的這組早朝大明宮唱和詩，則應看作這一詩派的濫觴。這組詩，多少流露出當時封建士大夫們緬懷「盛世」、渴望「中興」、盲目樂觀的情緒來。
岑參的《寄左省杜拾遺》：「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杜甫《奉答岑參補闕見贈》：「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寫得都很具體，可見朝儀和他們當時的生活剪影，也同樣是這種盲目樂觀情緒的表露，沒什麼意義。岑參原唱藝術上稍佳，「聖朝」二句則完全是極其廉價的「頌聖」之辭。
在這種情緒支配下，老杜同時前後還寫了好幾首興致頗高的榮遇詩。他的《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說：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佩，爐煙細細駐遊絲(6)。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雲開日出，黃金匾額給照射得金光閃閃，晴光把春殿前的赤羽旗烘得更紅了。茂密的宮草輕承著飄拂的佩帶，縷縷爐煙黏住了空中的遊絲。靠近蓬萊宮常有五色慶雲，鵲觀的雪已經融化多時。我身為侍臣緩步回到那青瑣省門，從從容容地退朝出來進食，沒有哪次不是遲到了的。——《唐會要》載，宣政殿在含元殿後，即正衙殿。又載貞觀間營永安宮，後改為蓬萊宮，咸亨初改為含元殿，又改為大明宮。鵲是漢代的宮觀名。老杜當時做左拾遺，屬門下省（亦稱左省），故下朝出左掖（左便門）。老杜經常到大明宮後面的宣政殿上朝，早出晚歸，雖然辛苦，但很得意。這首詩就是這種躊躇滿志心情的表露。他的《紫宸殿退朝口號》說：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含元殿（即大明宮）之北為宣政殿，宣政殿之北為紫宸殿（見《雍錄》）；紫宸殿即內朝正殿（見《唐六典》）。楊慎說：「唐之朝制，宣政，前殿也，謂之衙，有仗，杜詩所謂『春旗簇仗齊』是也。紫宸，便殿也，謂之閣，朔望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謂之入閣，杜詩所謂『還家初散紫宸朝』是也。」（仇注引）這首詩寫朔望朝紫宸便殿情事。唐制：昭容正二品，系九嬪之一。《酉陽雜俎》載，唐時門有宮人垂帛引百僚，或雲自則天，或言因後魏。據《開元禮疏》：晉康獻褚後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僚拜。周、隋相沿，唐亦因之不改。首聯言戶外宮人垂袖侍立，引導百官雙雙分行入閣瞻仰、朝拜皇帝。唐代三品以上服紫。「紫袖」的紫正是昭容服色，並非詩人隨意點染。描寫細緻而形象，所以邵子湘說：「唐時朝儀尚可想見。」「香飄」句言殿宇極寬，香隨春風而到處飄轉。「花覆」句言奏對的時間很長，那蔭覆待召朝官們的花影也移動了位置。王夫之說：「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柳葉開時任好風』『花覆千官淑景移』，及『風正一帆懸』『青靄入看無』，皆以小景傳大景之神。」（《姜齋詩話》）《長安志》載含元殿東南有翔鸞閣，西門有棲鳳閣，與飛廊相接。「晝漏」句是說，紫宸殿是內衙，稀聞銅壺滴漏，必待翔鸞、棲鳳二高閣傳報白晝時刻。唐制：諫官隨宰相而入，得近御前。老杜為拾遺，系近臣。「天顏」句，自喜接近皇帝，是際遇的不平常。「東省」即左掖，指門下省。「夔、龍」，皆舜臣名，此借指宰相。「宮中」二句是說退朝後歸東省（門下省），然後又集於西省，就政事堂見宰相。當時居相位的是張鎬、崔圓、李麟（他們都在這年五月罷政事）。黃生說：「唐時故事，每退朝則三省群僚送宰相至中書省而後散。此詩首尾並具典故，雖濃麗工整，頗無深意，疑即從二事托諷。緣宮人引駕雖屬舊制，然大廷臨御，萬國觀瞻，豈容此輩接跡？而時主因循不改，其於朝儀為己褻矣。至如宰相雖尊，實與群僚比肩而事主。退朝會送，此何禮乎？此詩所以志諷。然第具文見意，春秋之法在焉。宋人目公為詩史，淺之乎窺公矣。」既雲「頗無深意」，何必深文周納？前人解詩，往往迂腐如此。
他還有兩首寫台省居官生活的五律。《晚出左掖》說：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這詩可看作前面兩首七律的補充，所描寫的時序、情況大致差不多。前面說「晝漏稀聞高閣報」，這裡說「晝刻傳呼淺」。「傳呼淺」，是說宮衛報告晝漏時刻是壓低著嗓音傳呼的，見宮禁的森嚴。「淺」猶輕，輕的聲音就聽者的感受而言則是淺的。舊注有以為「傳呼淺，謂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遠也」，亦通。前面說「晴曛赤羽旗」，這裡說「春旗簇仗齊」，都寫儀仗。前面說「雪殘鵲亦多時」，這裡說「樓雪融城濕」，此詩似作於前詩之前。前面說「花覆千官淑景移」，這裡說「退朝花底散」，見朝官確在殿前花樹下集散。《文昌雜錄》載，唐殿庭多種花柳。上句寫花，下句寫柳：「歸院柳邊迷」，互文見義。前面說「退食從容出每遲」，這裡說「騎馬欲雞棲」，見下朝常晚。細節都能一一印證，可見這些詩的寫實性是很強的。劉辰翁解七句說：「『焚諫草』，不欲人知也。『避人』而焚，並掩其跡矣。」今日讀此句，總覺得此老未免有點裝腔作勢，但一想到他是個認真的人，或果真鄭重其事如此，就不覺可厭只覺可嘆了。肅宗哪裡會聽他的呢？用不了多久他就要給打發走了，還這麼忠心耿耿。「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他真是個真誠的人、執著的人，他往往因有事進諫頭晚興奮得睡不著覺。他的《春宿左省》：「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寐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寫他春宿門下省等待上朝進諫情景，就真實地反映了這種既興奮又有點緊張的心情。
他的《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穠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使，天遣幾時回？」寫得冠冕堂皇、風流蘊藉，同作者當時的昂揚情緒、快暢心境是相一致的。王嗣奭說：「後聯『野館穠花』，極堪賞玩；『春帆細雨』，又覺淒涼。長途情景，在處有之，描寫深細。」
這類詩中值得注意的是這首拗體七律《題省中壁》：「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霤常陰陰(7)。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前半寫省中景，後半述懷。高曰垣，低曰埤，都是牆。竹埤當指竹籬笆之類。一說「埤」同「卑」，此言竹卑梧高，亦通。「霤」，屋檐下接水的長槽。左思《吳都賦》：「玉堂對霤，石室相距。」垣覆高梧，洞門對霤，儼然是陰森省署氣象。「白日」二句非止寫出春日融和景象，也寫出身居華屋、當此良辰美景不覺油然而生的孤寂之感。捕捉並表現這種微妙的感受和情緒，前有庾信，後有李商隱亦甚擅場。張說：「『白日靜』，慨素餐也。『青春深』，惜時邁也。二句景中有情，故下接云：『謬通籍』『違寸心』。」甚是。老杜素有兼濟天下的大志，為官雖晚，猶思勉力匡救時弊。豈料事與願違，片言不納，這就使他遲回、懊惱，難以排遣了。前幾首詩，因作者惑於收京之初的「中興」假象，且乍為京官，難免盲目樂觀，所以多記朝會之盛、志榮遇之喜，讓人讀了總感到有點飄飄然。幾經碰壁，逐漸清醒，從這首詩開始，他終於又重新回到事實上並不那麼如意、那麼美的現實中來了。黃生說：「張載《擬四愁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按（張衡）《四愁詩》本序云：衡以天下漸敝，鬱郁不得志，為《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珍寶為仁義，水深雪雰為小人，思以道德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詳此序所云，則公結句言外之意見矣。」發揮有新意，可參看。但就字面而論，「許身愧比雙南金」即「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之意，所不同者只是「稷與契」為實指，「雙南金」為比喻而已。身為諫臣，曾無一字之補；竊比稷契，能不愧煞：如此解末兩句，似更切當。仇兆鰲說：「杜公夔州七律，有間用拗體者。王右仲謂皆失意遣懷之作。今觀題壁一章，亦用此體，在將去諫院之前。知王說良是。王世懋云：七律之有拗體，即詩中之變風、變雅也。說正相合。」這些說法大致不差，但不可拘看。杜公早年所作《鄭駙馬宅宴洞中》也是拗體七律，卻不寫失意而寫歡娛。當時他初入長安，「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正信心十足，並沒有什麼不愉快的。
三 「去住損春心」
在「樂充宮廷，芬樹羽林」，一派和平肅穆的景象背後，卻隱藏著日益尖銳的政治衝突。這年春天，賈至由中書舍人出為汝州刺史，就是這一衝突的表面化。此事新舊《唐書》賈至本傳均漏載，最早見於杜甫《送賈閣老出汝州》：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8)中書省在右，因稱之為右曹，又稱西掖。首聯有人去樓空之感。賈至洛陽人，汝州（治所在今河南臨汝）與洛陽鄰近，故曰「故里」。《楚辭·招魂》：「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頷聯言中途跋涉艱難、彼此相思腸斷。汝州梁縣（今臨汝）有紫邏山（見《九域志》）。頸聯言去者不見長安（漢代長安霸城門俗稱青門），住者不見汝州。古代諸侯乘車套五匹馬，太守為一地的長官，亦用五馬，故以五馬為太守的美稱。二毛，指頭髮斑白。尾聯表示安慰的意思，是說人生在世能做到刺史也很高貴了，千萬不要因此感到難過而變老。錢謙益說：「賈至本傳不載出守之故，杜有《別賈嚴二閣老》及《寄岳州兩閣老》詩，知其為房琯黨也。琯與武尚未貶，而先出至者，以普安郡制置天下之詔，至實當制，故先去之也。岳州之謫，亦本於此。公詩有『艱難』『去住』之句，情見乎詞矣。」又說：「按十五載八月，玄宗幸普安郡，制置天下之詔，房琯建議，而至當制。琯將貶而至出守，其坐琯黨無疑矣。至父子演綸，受知於玄宗，肅宗深忌蜀郡舊臣，至安能一日容於朝廷？其兩貶岳州，雖坐小法，亦以此故也。……琯既用事，則必汲引至、武，故其貶也，亦聯翩去。」（《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箋）認為賈至、嚴武是深為肅宗所忌的房琯一黨，出賈至為汝州刺史是有計劃打擊蜀郡舊臣行動的第一步，這都是很有見地的。其實老杜在後來寫的《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中早就明白地談到了房琯同賈至、嚴武以及自己在政治上休戚與共的密切關係：「每覺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鎩翮再聯翩。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意思是說：開初每以為房琯做了宰相，將重用賈、嚴諸賢，誰知他當權不久，同官多遭遷謫；去歲我冒死疏救房琯，如今衰顏羈旅又有誰憐？——乾元元年六月，房琯貶為邠州刺史，嚴武貶為巴州刺史，杜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乾元二年秋，賈至又因九節度之師潰於滏水而逃奔襄、鄧獲罪貶為岳州司馬（詳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賈至考》）。老杜《寄賈嚴兩閣老》詩作於乾元二年秋在秦州時，其中論及房琯、嚴武和他自己「鎩翮再聯翩」連遭遷謫之事雖然都發生在出賈至為汝州刺史之後，但從他「青蒲甘受戮」的表白看來，他早就意識到這場鬥爭的嚴酷，而他也甘願冒最大風險去參與這一場鬥爭。由此可見，當賈至出守汝州、他寫送別詩時，他不會不料到隨之而來的一連串打擊。「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他心底的痛苦和憂傷，遠比一般離情別緒要深沉得多。有了這種粗略的了解，再回過頭來看他的「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之句，就覺得前面說這顯示了他為人的認真和對事的鄭重還嫌泛泛。看起來，他草諫書、上封事，十之八九是在爭取皇帝，進行嚴肅的鬥爭；只不過當時他對形勢的估計可能要好一些，詩中流露出來的情緒顯然樂觀得多。
這年春天，他也寫了不少情緒低落的詩。一些編年杜集多將這些詩置於《送賈閣老出汝州》之後，無疑考慮到賈至的出守是房琯一派潰敗的開始這一事實，這也不無道理。看到己方大勢已去，怎教他情緒不低落呢？情緒低落了，頭腦清醒了，盲目樂觀、沾沾自喜、飄飄然的勁頭消失了，還詩人以本來面目和真性情，這樣寫出來的詩篇反而更好：
「雀啄江頭黃柳花，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首聯所寫即所謂「春事」「物華」。自知白髮與春事極不相稱，來此陪您鄭八丈飲酒不過聊表留戀物華之情而已。（前不久還為「天顏有喜近臣知」而自鳴得意，其奈「袞職曾無一字補」，）看樣子如今這近侍也難以混下去了(9)，不如乾脆辭去而為求田問舍之計，為人在世，哪能一輩子沒有個家，老讓妻子兒女跟著到處流浪？至於您鄭八丈，才力正強健，大有可為，豈可學秦東陵侯邵平歸隱青門去種瓜呢？——滿懷心事，吞吐出之。己欲去而勸人不去，更見有難言之隱。並非真老，託詞而已。起句大奇(10)，寫瑣細之景見節候。全詩一氣呵成；迴環諷誦，便覺語言流轉，委婉盡致。鄭非年高長者而稱之為「丈人」當是老杜親姻中的長輩。
《曲江二首》也是同時所作情調相同的詩篇。其一說：「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花飛一片便覺春減，極言之以襯托風飄萬點之愁，也含有知微見幾的哲理意味，與「細推物理」前後照應。看花欲盡，借酒澆愁，與春俱來的黃粱美夢即將隨春而去，無怪乎他悲哀之深了。辛棄疾《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亦借傷春以抒政治苦悶，不得視為文人雅士自作多情的故態復萌。苑指芙蓉苑。曲江旁昔日華堂今巢翡翠，苑邊貴人高冢偃臥石麟，人世滄桑、物理變遷如此，更須及時行樂，何必為浮名纏住身子呢。「雖有一官，而志不得展，直浮名耳」（《杜臆》），最後還不是流露出政治上的不滿麼？當年晦日老杜遊樂遊園曾遙見玄宗、貴妃「霓旌下南苑」，後陷賊中又來曲江憑弔，今不得意仍日日傷春買醉於此，可見他哀傷「江上」「苑邊」經亂後的荒涼，實際上寄託了對太平盛世的緬懷深情，他對玄宗還是很有感情的啊！
其二說：「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每日下朝必來此典衣沽酒，以誇飾之辭寫其百無聊賴的惡劣心情。王嗣奭說：「余初不滿此詩，國方多事，身為諫官，豈行樂之時？後讀其『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絕』二語，自狀其真，而恍然悟此二詩，乃以賦而兼比興，以憂憤而托之行樂者也。」這理解是正確的，因為詩中確乎流露出憂憤情緒，也符合他當時的處境。但過於強調比興，以為「『蛺蝶』『蜻蜓』俱比小人，而『深深見』『款款飛』，則君心受其蠱惑，而病已中於膏肓矣」云云，則大謬。如果真像王氏所說的那樣，每一具體形象都有微言大義，那詩就不成其為詩，而成了推背圖了。我看蛺蝶就是蛺蝶，蜻蜓就是蜻蜓，既來此飲酒遣悶，哪能不賞玩風光見此生趣？賞玩竟至如此之細，非玩物喪志，實玩物忘憂，不言心事而心事畢露了。故從而引出尾聯留春暫住的惜春情意來。第一章已論及此聯繫從杜審言《春日京中有懷》「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二句化出。葉夢得《石林詩話》評「穿花」二句說：「『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為之，便當如『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魚躍」兩句的比喻不是不巧，而是太巧，巧得弄巧反拙。黃鶯穿柳猶如金梭穿絲，似是而非（「穿」「織」二字太過，鶯飛哪有如此之急促頻繁），魚躍拋玉尺的取譬更是脫離生活實感、挖空心思的硬湊。寫得吃力，讀來必然索然寡味。「穿花」二句就不是這樣，描狀雖極細微，卻是寓於眼而感於心的真情實景，因此一經拈出，便覺興致盎然、童心雀躍了。邵子湘認為此等詩「已逗宋派」。王士禎說：「《宣政》等作，何其春容華藻；游賞詩乃又跌宕不羈如此，蓋各有體也。」不同體裁確須採用不同寫法，也不可通通歸結於前後政治處境和心情的不同。
《曲江對酒》中表露出來的怨氣更大，去志也更堅了：「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又是在曲江飲酒遣懷，可見他說「每日江頭盡醉歸」多少接近事實。久坐江頭對酒娛情，水精宮殿掩映在春光之中。鳥飛花落，景色宜人。早不怕被人們遺棄何妨縱酒，懶得上朝參謁真的是與世相違。牽於薄宦更覺滄洲遠阻，這偌大年紀徒然為自己的不能歸隱而感到傷心。楊倫於此首詩後加按語說：「觀數詩，公在諫垣必有不得行其志者，所以不久即出。」雖對當時朝中政治鬥爭情況不甚了了，光從話語中究竟也看出一些苗頭來了。《丹鉛錄》說梅聖俞「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黃山谷「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來」、李若水「近村得雨遠村同，上圳波流下圳通」，句法都來自此詩「桃花」二句。宋人三聯以「野水」聯較好，其餘得來太易，近乎打油詩，故不佳。
另有《曲江對雨》：「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支濕，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漫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上半寫雨中寂靜荒涼春景。傳說蘇軾、黃庭堅、秦觀、佛印和尚見寺壁題有此詩，「濕」字為蝸蜒所蝕，各拈一字補之，蘇說「潤」，黃說「老」，秦說「嫩」，佛印說「落」，找來集子一對，原來是「濕」，還是「濕」字下得自然（見仇注引）。所謂自然就是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寫，不故作形容，這樣往往會獲得好的藝術效果，「潤」「老」「嫩」「落」之所以不如「濕」，原因就在這裡。「燕支（胭脂）濕」既現成又有質感，其餘幾字不僅隔著一層，甚至很不準確。楊倫在「林花」二句旁加批語說：「金釵歌舞，舊地宛然。」乍看不知所云，細想頗覺有理。何以因「林花」想到「燕支」，因「水荇」想到「翠帶」？除了兩兩之間有相似處易生聯想外，原來詩人對此宸游舊地，回首昔日繁華，不覺在迷離恍惚的下意識中浮現出穿紅著綠、塗脂抹粉、飄帶輕揚、腰肢婀娜的歌舞宮人幻覺的緣故。浦起龍說：「『對雨』則景益寂寥，故回首繁華，不堪俯仰。只一『靜』字，籠通首。首句便含靜意。」因雨而靜，因靜而幻，因幻而轉入下半首故君之思、興衰之嘆。《雍錄》載，左右龍虎軍，即太宗時飛騎，衣五色袍，乘六閒駁馬，虎皮韉。唐諱虎，故曰龍武，言其才質服飾，有似龍虎。《新唐書·兵志》載，高宗龍朔二年置左右羽林軍，玄宗改為左右龍武軍，亦稱神武天騎。詩中所謂「龍武新軍」即指肅宗新建神武天騎。興慶宮在皇城東南，謂之南內，築夾城入芙蓉園。芙蓉園與曲江相接，玄宗常來游賞。芙蓉園、曲江各有宮殿，即詩中所謂「別殿」。《哀江頭》「江頭宮殿鎖千門」、《曲江對酒》「水精宮殿轉霏微」均指此。「漫焚香」，謂空焚香以待。《舊唐書·玄宗紀》載，開元元年宴王公百僚於承天門，令左右於樓下撒金錢，許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官，及諸司三品以上官爭拾之，仍賜物有差。《劇談錄》載，開元中上巳賜宴臣僚，會於曲江山亭，賜教坊聲樂。錢箋：「此亦懷上皇南內之詩也。玄宗用萬騎軍以平韋氏，改為龍武軍，親近宿衛。自深居南內，無復昔日駐輦游幸矣。興慶宮南樓置酒眺望，欲由夾城以達曲江芙蓉苑，不可得矣。金錢之會，無復開元之盛，對酒感嘆，意亦在上皇也。」浦起龍說：「此詩不與諸篇一例，神遠思深，憶上皇也。」同意是憶上皇是對的，認為不與曲江諸篇一例則不盡然。如前所論，諸篇雖側重寫失志思退之意，也流露出緬懷盛世、依戀上皇之情；此詩之所以「神遠思深」而「憶上皇」，主要還是由於自己屬於以房琯為首的舊臣黨，不為肅宗和新貴所容，政治上感到很苦惱所致。此詩與諸篇，在思想感情上還是息息相關的，都是他憤懣、悒鬱心境的表露。
用速寫畫筆觸比較真實而具體地勾勒出他居官和日常生活的詩篇是《偪側行贈畢四曜》：
「偪側何偪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鄰裡間，十日不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不是愛微軀，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徑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關於畢曜，岑仲勉《唐人行第錄》考之頗詳：「少陵集六《贈畢四曜》，黃鶴注，乾元二年甫在秦州有賀畢曜除監察御史詩。畢太祝曜亦見孟襄陽集。據舊書一八六下，毛若虛、敬羽、裴升、畢曜等同為御史，皆酷毒，時有毛、敬、裴、畢之稱，畢約寶應間流黔中。全詩四函獨孤及《客舍月下對酒醉後寄畢四燿》，又《夏中酬於逖畢燿問病見贈》，字或從火，或從光，都不過寫法偶異。魯公集五《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天寶十三載）有司經正字畢燿。」《舊唐書》卷一八六即《酷吏列傳》。畢曜附敬羽傳後，事雖不詳，但與吉溫、羅希奭之流同列，其酷毒可想而知。老杜同時另有《贈畢四曜》：「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饑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首聯贊畢四才大、為當今詩壇霸主，惜官小家窮。頷聯承次句，言彼此貧而且老。頸聯言二人才調相同，難得知音如此。尾聯言都有子傳詩，惟此一端差堪自慰。可見畢曜當時還很風雅，他的歹毒性格因官職卑下暫時還沒有機會表現。他的詩《全唐詩》存三首，《贈獨孤常州》「洪爐無久停，日月速如飛。忽然沖人身，飲酒不須疑」(11)，發人生無常不如及時行樂的感嘆，《古意》《情人玉清歌》寫輕佻冶情，都不很高明。他當初也許真寫過一些像樣子的作品，後來因為名聲不好就沒有傳下來了。《偪側行》用首二字為題，偪側之意並不貫徹全篇。老杜寫這首詩的用意不過是以詩當簡，要畢曜到他的住處喝酒，但寫得轉彎抹角，頗有意思：一上來就訴苦，等到他的苦訴得差不多了，這才水到渠成、情真理足地提出邀請，令對方推辭不得。楊倫說這「是招畢飲小簡，坦率開宋人之先」。「偪側」是相逼的意思。「偪側」句是說逼得我真沒辦法了，指後面訴說的幾樁不順心的事而言。起得突然，引人入勝。咱們住得這麼近，可經常見不到面。自從去年盡括公私馬匹助軍以來，出門走動就很困難了。我窮得沒有坐騎倒不是沒有腳，以前咱們常互相來往，如今可不行了。這倒不是愛惜賤體，也並非兩腳無力走不動。只是徒步行走有失體統害怕官長罵，害得我因為想念您通宵眼巴巴地睡不著您可知道。今天早上春雨急春風狂，我睡得正甜美沒聽見報曉的鐘鼓聲。房東本來答應借頭驢子給我使，道路泥濘滑得很我不敢騎著去上朝。男兒的性命怪可珍惜啊，怕摔死只好派人去請個假(12)。哪能整天地坐在家裡老是想您，想起您朗誦詩歌的那神情多麼嚴肅。辛夷花開了又落了，何況我們都不是壯年了。街頭的酒價苦於太貴，方外酒徒很少能喝得爛醉而眠的。您趕快來跟我一塊兒喝幾杯吧，我恰好有三百青銅錢呢。楊倫說：「只是不能親來訪畢一意，既貧難具馬，又不能徒步，至告假後更不便出門，作三層寫出，語意曲折。」王嗣奭說：「信筆寫意，俗語皆詩，他人反不能到。真情實話，不嫌其俗。」詩寫得真率、親切、幽默而略帶苦澀味，詩人的言談笑貌躍然紙上，讀之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甚至連並未明言的滿肚皮不合時宜的情緒也隱約可觸，藝術上頗為成功。王夫之說：「杜詩『我欲相就沽一斗（誤引三字），恰有三百青銅錢』。遂據以為唐時酒價。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就杜陵沽處販酒，向崔國輔賣，豈不三十倍獲息錢邪？求出處者，其可笑類如此。」（《姜齋詩話》）
一次他偶然經過老友鄭虔的故居，見門巷荒涼、車馬絕跡，不覺憶舊懷人，百感交集，作《題鄭十八著作丈故居》說：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賈生對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翁懷直道，也沾新國用輕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長安志》載韓莊在韋曲之東，鄭莊又在其東南，為鄭虔之居。鄭虔貶台州司戶，老杜趕來相送，沒見到，老杜很傷心，曾寫詩記述此事。這詩一上來就傷鄭虔的遠謫，想像海濱貶地的荒涼和逐客的孤獨無依。「亂後」句指老杜與鄭虔在淪陷的長安泣別情事：「留連春夜舞，淚落強徘徊。」（《鄭駙馬池台喜遇鄭廣文同飲》）老杜《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其九說：「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又其十說：「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可見他倆當年在何將軍山林做客，住了幾天，同好客的主人一起飲酒吟詩、唱歌跳舞，過得很愉快。這會兒老杜經過鄭莊，不覺回憶起這一段美好的往事，就更加思念鄭虔了。——如今喝醉了酒不想跳舞又有誰來拽我，寫好新詩想吟吟您再也不能聽到；第五橋東的流水流著我的恨，皇子陂北的亭子上凝結著我的愁(13)：這就是「酒酣」四句的意思。《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賈生既已適（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賈生」句比喻鄭虔的貶官。「蘇武」句是說鄭虔像蘇武一樣並未失節附敵。這是老杜一貫的看法，他在《鄭駙馬池台喜遇鄭廣文同飲》中早就說過鄭虔從洛陽逃到長安是「握節漢臣回」。老杜認為鄭虔陷賊中，偽授水部，詐稱風緩，以密章達行在，胸懷直道，不當議罪，雖說從輕發落，還是把他貶到台州，這實在是很冤枉。「可念」二句表達的就是這意思，只是講得委婉一些而已。禰衡是漢末文學家，少有才辯，長於筆札。性剛傲物，曹操要見他，他自稱狂病，不肯去。曹操乃召他為鼓吏，大會賓客，想當眾侮辱他，反遭到他的侮辱，曹操大怒，將他遣送荊州劉表。又不合，轉送江夏太守黃祖，終被殺。《漢武帝內傳》載，西王母使者至，東方朔死，使者說：「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禰衡」二句「憂其遂貶死台州。又禰以喻其狂，方朔喻上之不見知也」（楊倫語）。「窮巷」二句結到故居以致慨。蔣弱六說：「是讀書人最不幸結局，千古大家一哭。」這不僅是哭禰衡、哭東方朔，也是哭鄭虔、哭老杜。這首詩寫得如此悲痛欲絕，除了同情鄭虔的不幸遭遇，顯然與詩人當時政治上受壓、內心極端苦悶有密切關係。
老杜政治上失意的感嘆和悲觀情緒在這一時期的許多詩篇中都有流露。當時他的同事許八拾遺要回江寧去省親，他在那首《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詩中不勝神往地回憶了昔日與旻上人相偕游賞之樂，結尾說：「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官場潦倒，心情抑鬱，處境可憫。他的《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說：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兒延入戶，手提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卻承霜雪干，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生平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京城朱雀街西有玄都觀。（要是提一提半個世紀以後劉禹錫因寫了「玄都觀里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這首絕句而掀起軒然大波的事，也許就覺得這道觀對我們來說不太陌生了。）一天大清早，玄都觀李道士帶了一幅新畫就的松樹障子來訪問他，他把他請了進去，將畫掛起來一同欣賞，就寫了這首詩稱讚這松樹畫得如何如何好。就詩而論，只是一般。末「因松下老人忽動商山之興，蓋世亂而思高隱也。慘澹悲風，畫景亦若增愁矣」（仇兆鰲語），不覺又觸動了滿懷心事。就在《送李校書二十六韻》這樣的應酬詩中，也忍不住發牢騷：「顧我蓬屋資，謬通金閨籍。小來習性懶，晚節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看樣子，他已走投無路，在朝做近臣也做不了太長久了。
很快就到了五月端午節，由於換季，他也照例得到了皇帝賞賜的一領細葛宮衣，就寫詩謝恩道：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端午日賜衣》）王嗣奭說：「鍾（惺）云：『是近臣謝表語，入詩風趣而典。』又云：『亦有名，有望外意。』余謂公即以六月出華州，知是時帝眷已衰，寓不平之感。『意內稱長短』，雖無甚關係，卻人所不及道者，而偏寫入詩，遂覺聖恩之重。」對於個中人，對於多少了解老杜當時處境的讀者，是可以品味出「宮衣亦有名」這樣的話語中是寓有不平之感的。（這當然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感覺，而且是加上了潛台詞的：像我這樣的人居然在賜衣禮單中還有個名字，這真是沒有想到的。要是不大知道內情，光照字面理解，這句詩就純粹是志望外之喜了。）不過，這究竟是朝廷上合乎禮儀的謝賞感恩之作，豈容任意發牢騷？所以鍾惺說「是近臣謝表語，入詩風趣而典」，是深中肯綮的。謝賞文字寫得最出色的當推庾肩吾、庾信父子，如前者的《謝東宮齎內人春衣啟》：「階邊細草，猶推葉之光；戶前桃樹，翻訝藍花之色。遂得裾飛合燕，領斗分鸞。試顧採薪，皆成留客。」後者的《謝滕王齎馬啟》：「奉教垂齎烏騮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燕；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浮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台；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都寫得很優美，簡直是詩，只是宮體浮艷的氣息濃一些，若論清新、典雅，卻趕不上老杜的這首謝賞詩。端午承賞宮衣，這大概是老杜作為近臣最後一次得到皇帝的賞賜了。他無疑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末後說：「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言下真不勝依戀、感慨之至。十年之後他流浪到江陵，見當地長官派人入京進奉端午御衣，他作《惜別行》說：「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卿到朝廷說老翁，飄零已是滄浪客！」雖未明說，他心中何嘗忘了那年端午自己有幸承賜宮衣的榮耀？「終身荷聖情」，確乎是終身。老杜對皇帝儘管有所不滿，甚至敢於犯鱗諫諍，但他的忠君感情卻是始終不渝的。這是他莫大的思想局限，也是莫大的悲哀。
四 「近侍歸京邑」
六月間，房琯及其一派代表人物如嚴武等，終於以結黨營私的罪名貶為外任。《舊唐書·房琯傳》記前後經過頗詳：「（至德二載，五月，房琯貶為太子少師。）琯既在散位，朝臣多以為言。琯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合當國家驅策，冀蒙任遇。又招納賓客，朝夕盈門；游其門者，又將琯言議暴揚於朝。琯又多稱疾，上頗不悅。
乾元元年六月，詔曰：『崇黨近名，實為害政之本；黜華去薄，方啟至公之路。房琯素表文學，夙推名器。由是累階清貴，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氣恃權。虛浮簡傲者進為同人，溫讓謹令者捐於異路。所以輔佐之際，謀猷匪弘。頃者時屬艱難，擢居將相；朕永懷仄席，冀有成功。而喪我師徒，既虧制勝之任；升其親友，悉彰浮誕之跡。曾未逾時，遽從敗績。自合首明軍令，以謝師旅；猶尚矜其萬死，擢以三孤。或雲緣其切直，遂見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觀所以。咸知乖舛曠於政事，誠宜效茲忠懇以奉國家。而乃多稱疾疹，莫申朝謁。……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為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何以儀刑王國，訓導儲闈？但以嘗踐台司，未忍致之於理。況（劉）秩、（嚴）武遽更相尚，同務虛求，不議典章，何成沮勸？宜從貶秩，俾守外藩。琯可邠州刺史，秩可閬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並即馳驛赴任，庶各增修。朕自臨御寰區，薦延多士。常思聿求賢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虛偽成俗。今茲所譴，實屬其辜。猶以琯等妄自標持，假延浮稱。雖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縷言，蓋欲人知不濫。凡百卿士，宜悉朕懷。』」研究一下這貶官詔是很有意思的。詔中明確指出，房琯當貶，罪行有四：（一）當宰相後「率情自任，怙氣恃權」，排斥「溫讓謹令」之士，重用了「虛浮簡傲」之徒，「升其親友，悉彰浮誕之跡」；（二）「虧制勝之任」「喪我師徒」；（三）罷相後仍處高位，但「多稱疾疹，莫申朝謁」「違臣子奉上之體」；（四）又與劉秩、嚴武等「潛為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房琯好賓客，喜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鄙視庸俗，人多怨恨他。用兵素非所長，卻很自信，上疏請求准予帶兵收復兩京，肅宗急於求成就答應了。他為人很迂闊，用了劉秩這樣一些根本不懂得打仗的書生參謀軍事，還對人誇口說：「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
更可笑的是，他生在八世紀卻生搬硬套，妄效公元前八世紀至前五世紀春秋車戰之法，結果陳濤斜一戰，一敗塗地，官軍死傷四萬餘人，存者僅數千人。戰敗後他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為意，每日與劉秩他們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直到至德二載五月，他才因御史奏董庭蘭贓賄而罷相為太子太師。而且罷相以後還繼續招納賓客，朝夕盈門，揚言自己仍將東山再起，賓客們也為他製造輿論。由此可見詔中指控他的四大罪狀都是有根據的。問題是，房琯的許多毛病既然早已暴露，為什麼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肅宗仍然很器重他，到吃大敗仗七個月以後卻又突然借門客董庭蘭受贓這一不很充足的由頭將他罷相呢？（繼房琯為相的張鎬曾上疏說：「琯，大臣，門客受贓，不宜見累。」老杜剛做左拾遺不久，也上疏說：「罪細不宜免大臣。」按照當時的國法人情衡量，以此罷房琯相確乎理由不充足，不過是藉口而已。）陳濤斜一役敗績之後，房琯曾奔赴行在肉袒請罪，要罷房琯這正是時候。這時不罷卻要等到大半年後再罷，這表明一定由於某種原因肅宗對他的看法和態度起了根本變化。而這原因，正如前所述，主要是由於賀蘭進明進讒，說房琯為玄宗「制置天下」，「以枝庶悉領大藩，皇儲反居邊鄙，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肅宗這才開始考慮他的問題，準備對他進行打擊的。賀蘭進明向肅宗進讒，一上來就以晉朝為喻說：「晉朝以好尚虛名，任王夷甫為宰相，祖習浮華，故至於敗。今陛下方興復社稷，當委用實才，而琯性疏闊，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琯至厚，以巨觀之，琯終不為陛下用。」隨後又說：「又各樹其私黨劉秩、李揖、劉匯、鄧景山、竇紹之徒，以副戎權。推此而言，琯豈肯盡誠於陛下乎？」(14)如果將前面摘錄的貶房琯的詔書與此相對照，就不難發現，其中所列房琯罪狀基本上不出賀蘭進明所指責的範圍，甚至用辭也相仿佛。可見肅宗一直把賀蘭進明的讒言放在心裡，觀察了一陣，加上張良娣、李輔國之輩從旁挑撥，時機成熟，就在乾元元年六月將房琯等人貶官了。
新舊《唐書》杜甫傳都說杜甫與房琯為布衣交，頭年房琯罷相，杜甫上疏反對，險遭重刑。他當初也曾衷心希望由於房琯的入相，賈至、嚴武諸人（自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內）都將得到重用：「每覺升元輔，深期列大賢」。凡此種種，都表明他確是以房琯為首的玄宗舊臣黨中人，所以他也在同時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舊唐書·杜甫傳》明確記載他的貶官直接與房琯有關：「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貶房琯詔中提到劉秩、嚴武而沒提到他，只是他官小不值一提而已。
頭年四月，老杜從外郭城西面中間的金光門逃離長安，投奔鳳翔行在，拜左拾遺。如今罷左拾遺，貶為華州司功參軍，恰巧又出金光門，這使他感慨萬千，就特意寫了《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紀事抒懷說：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繁。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我就是從這條路逃回行在的，當時西郊到處都是胡人。至今膽還是嚇破了的，一定有出竅的驚魂沒全招回來。好不容易做了近臣隨駕還京，這次貶官哪裡是皇帝的意思。我缺乏才幹又日漸衰老，（不可能再廁身朝列了）走出金光門不禁停住了馬遠遠眺望著那千門萬戶的宮廷。——「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李白句）古人遭貶見放，不敢抱怨君主，總歸咎於小人忌才進讒、蒙蔽聖明。「移官豈至尊」云云，非獨老杜一人如此。既不必據此而盛讚其「不歸怨於君」「更見深厚」，也不可深責其愚忠迂腐。房琯一黨的被逐出廟堂，與賀蘭進明、李輔國等宵小之輩的進讒當然有關，但如前述，實出於肅宗個人利害得失的考慮，老杜作為當事人，對此不會一無所知。老杜在朝時間短，官位不高，上任不久就因疏救房琯而陷入了舊臣與新貴兩派敵對政治勢力的激烈鬥爭中，日子一直過得不輕鬆；但一旦離此而去，又難免牽動辭君戀闕之情，「駐馬望千門」了。八年以後，老杜寄居夔州，境地淒清，心情索寞，每當憶及當時「幾回青瑣點朝班」情景，就更加感嘆不已。這裡有壯志莫酬的怨恨，有好景不長的哀傷，總之是一場春夢醒後的惘然回味。老杜的朝官生活真是春夢一場，正是這樣，在政治糾葛風風雨雨的騷動中，他很快就給驚醒過來了。
老杜去朝赴華前後情事，集中尚有蹤跡可尋。動身前夕，恰好孟雲卿來訪。他正有滿腹的話語需要向知己訴說，沒想到不請自來，相見都已白頭，不覺樂極生悲。秉燭對飲，通宵互訴衷腸；身牽世務，明朝各自東西。臨別他作《酬孟雲卿》敘述這事說：
「樂極傷頭白，更長愛燭紅。相逢難袞袞，告別莫匆匆。但恐天河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唐詩紀事》載：「雲卿，河南人。元次山《送孟校書往南海》云：雲卿與次山同州里，以辭學相友，少次山六七歲。……高仲武云：孟君詩祖述沈千運，漁獵陳拾遺，詞氣傷苦，怨者之流。如『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傷時二首》其一，一作《宋郊》，今存），方於《七哀》『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則雲卿之句深矣。雖效之於陳、沈，才能升堂，猶未入室，然當今古調，無出其右者，一時之英也。余感孟君平生好古，著《格律異門論》及譜二篇，以攝其體統。（以上一段與中華本《唐人選唐詩》十種內《中興間氣集校文》大同小異。）雲卿與杜子美、元次山最善。……其《感懷》句、《悲哉行》張為取作《主客圖》，以雲卿為高古奧逸主。」元結（七一九—七七二）說孟雲卿比他小六七歲，則當生於七二五或七二六年，比杜甫（七一二—七七〇）小十三歲。乾元元年（七五八）杜甫四十七歲，孟雲卿只有三十三歲或三十四歲。孟雲卿一作隴西人（《唐才子傳》），一作武昌人（《全唐詩》小傳），一作平昌人（新《辭海》）。元結是河南魯山人，既說孟與他同州里，作河南人為是。老杜後來在《解悶十二首》其五稱讚他「數篇今見古人詩」。元結提倡風雅，反對淫靡詩風，於乾元三年結《篋中集》，選七人詩二十四首，以資標榜，其中收沈千運四首，收孟雲卿詩竟達五首之多。可見他真如高仲武所說：「當今古調，無出其右者，一時之英也。」《全唐詩》存詩十七首，其詩風顯然屬於沈千運這一流派，風骨頗健，稍嫌偏枯。誦其《悲哉行》可見一斑：「孤兒去慈親，遠客喪主人。莫吟苦辛曲，此曲誰忍聞？可聞不可說，去去無期別。行人念前程，不待參辰沒。朝亦常苦飢，暮亦常苦飢。飄飄萬餘里，貧賤多是非。少年莫遠遊，遠遊多不歸。」沈千運這一派詩人的成就不算大，但「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元結《篋中集序》），對抵制當時淫靡詩風，繼承陳子昂、李白所鼓吹的風雅傳統，啟迪中唐以來的新樂府運動，確乎起過不容忽視的作用，甚至孟郊等人的不平之鳴和慷慨悲歌，也多少受到這一派詩風的影響。孟雲卿詩「詞氣傷苦」同他的坎坷遭遇密切相關。《唐才子傳》載：「（雲卿）天寶間不第，氣頗難平。志亦高尚，懷嘉遁之節。與薛據相友善。嘗流寓荊州。……仕終校書郎。雲卿稟通濟之才，淪吞噬之俗，棲棲南北，苦無所遇，何生之不辰也。身處江湖，心存魏闕，猶杞國之人，憂天墜相率而逃者，匹夫之志，亦可念矣。」他不僅生不逢時，原來還是個有節操、「稟通濟之才」的志士，這就無怪他能得到前輩詩人老杜的愛重了。韋應物游揚州曾與他相遇，作《廣陵遇孟九雲卿》說：「新知雖滿堂，中意頗不宣。忽逢翰林友，歡樂斗酒前。高文激頹波，四海靡不傳。西施且一笑，眾女安得妍！」對他「激頹波」的「高文」也很推重。承傅璇琮同志相告，雲卿與張彪為中表親：「與君夙姻親，深見中外懷」（張彪《北游還酬孟雲卿》），載《篋中集》。
老杜與孟雲卿暢談到深夜，天一亮即與親友們辭別出金光門赴華州。唐華州的治所在鄭縣（今陝西華縣）。華州在長安東，往華州為什麼要出西邊的金光門呢？不得而知。不管無心還是有意，頗令人尋味。華州離京師一百八十里，即使動身晚、走得慢，第二天總可到達。途經鄭縣亭子，見那裡澗水澄清，風景幽美，不覺興起，便稍事登臨、遊憩，並作《題鄭縣亭子》說：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資治通鑑》晉安帝義熙十三年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胡三省註：「自澠池西入關，有兩路。南路由回溪阪，自漢以前皆由之。曹公惡南路之險，更開北路，遂以北路為大路。」詩中「大路」指此，非泛言大道。西嶽華山西峰最高，叫蓮花峰。「岳蓮」指此。「長春」指長春宮。《新唐書·地理志》載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今併入陝西大荔縣）。此宮為北周宇文護所建。唐高祖李淵起兵，渡河後曾駐此（見《舊唐書·高祖紀》）。華州至朝邑的直線距離按地圖比例尺計算約七十公里（一百四十里），加上此處多山，鄭縣亭子再高，長春宮也決非目力所能及。「天晴」句，不過是縱目遠眺，姑妄言之，聊以遣悶而已。此詩平平。「巢邊」一聯，即眼前景，寫備受群小欺凌隱痛，見此老當時心境。陸游《老學庵筆記》載：「先君入蜀時，至華之鄭縣，過西溪。唐昭宗避兵嘗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亭，蓋杜工部詩所謂『鄭縣亭子澗之濱』者。亭旁古松間，支徑入小寺，外弗見也。有楠木版揭梁間甚大，書杜詩，筆亦雄勁，體雜顏、柳，不知何人書，墨挺然出版上甚異。或雲墨著楠木皆如此。」
華山在陝西省東部，北臨渭河平原，屬秦嶺東段，花崗岩斷塊山。華山主峰一稱太華山，古稱「西嶽」，在華陰縣南，海拔一千九百多米，有壁立千仞之勢。有蓮花（西峰）、落雁（南峰）、朝陽（東峰）、玉女（中峰）、五雲（北峰）等峰，自古以來為遊覽勝地。老杜登上鄭縣亭子，見雲消霧散，太華就在眼前，曾以「雲斷岳蓮臨大路」之句寫此新奇感受。隨後經常眺望，欣然有得，不覺神往，作《望岳》道：
「西嶽崚嶒竦處尊，諸峰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真誥》載，楊羲夢蓬萊仙翁拄赤九節杖而視白龍。《集仙錄》載，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祠前有五石臼，號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不溢不耗。黃生說：「因全用『玉女洗頭盆』五字，故此聯獨拗，與上篇『鄭縣亭子』一例。五字本俗，因用『仙人九節杖』五字作對，遂變俗為妍，句法更覺森挺。此誠擲米丹砂之巧矣。」又說：「五、六形容路徑險仄，車不能回。『箭栝通天』言其狹而且直也。後人緣杜詩故造為地名，不可轉傅會以釋杜詩也。」(15)言之有理，解釋也貼切。華山有南天門，即詩中所謂「通天有一門」。尾聯謂秋涼後將上華山求仙。少昊為白帝，古以為主管西方的天帝。道家傳說華山屬白帝所管（見《洞天記》），所以要去尋訪白帝問道。明代李攀龍《杪秋登太華山頂》也說「縹緲真探白帝宮」，顯系照應這兩句杜詩而言。日日見山，又常聽人講到上面的種種靈異、勝跡，加之仕途失意，心情鬱悶，老杜真想登華山啊！李白自詡「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他的《西嶽雲台歌送丹丘子》：「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三峰卻立如欲摧，翠崖丹谷（真是翠崖丹谷，移作別處不得！）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台。雲台（即五雲峰，一名起雲台）閣道（指蒼龍嶺一帶）連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備灑掃，麻姑搔背指爪輕」，雖寫浪漫想像，亦非未親歷其境者所能道。《雲仙雜記》載：「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李白無疑是登過華山的了。《唐國史補》載：「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狂慟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現蒼龍嶺仍有所傳韓愈投書處。韓愈未到絕頂而鬧了這樣一場大笑話，總算也是去了的。李商隱《與陶進士書》說：「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三得：始得其卑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郵，為我指引岩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台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得吾子於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要是講游華山次數之多、搜討之細、體會之深，李商隱當不輸後人。杜甫的這首《望岳》寫得較空泛，缺乏實感，可見在此以前他從未登過華山。他早年漫遊齊魯，曾經寫了那首著名的望東嶽泰山的《望岳》詩，他晚歲滯留夔州，閒居寂寥，多吟詩追憶昔游以遣悶。據《又上後園山腳》「昔我游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上日觀，矯首望八荒」，知道他在「望岳」之後還是登過東嶽的。然而有關諸詩中從未憶及登西嶽情事，可能他僅止於「高山仰止」「心嚮往之」，秋涼以後並未如願登山。與早年望東嶽「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那種壯志凌雲、信心十足的精神狀態相比，望西嶽時的心情就截然不同了。浦起龍說：「從貶斥失意，寫『望岳』之神，兼有兩意：一以華頂比帝居，見遠不可到；一以華頂作仙府，將邈焉相從。蓋寄慨而兼托隱之詞也，筆力朴老。」
這年早秋天氣炎熱，盛夏當更難熬。新來乍到，心裡雖不痛快，但多少感到新鮮，還有「題亭」「望岳」的興致。哪知到任以後，案牘堆積，心煩意躁，就越發感到熱得無法忍受。他的《早秋苦熱堆案相仍》即寫此苦況：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蠍，況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腳踏層冰？」王嗣奭說：「『自足蠍』，謂蠍已自足，又加以『轉多蠅』，上下呼應，極狀其苦。」「自足」仇注從趙彥才注作「皆是」。前說是。「自」，已的意思（《集韻》）。「足」，夠。這兩句是說：常常為夜裡那已經夠對付的蠍子犯愁，何況秋後反倒有這麼多蒼蠅。若改為「皆是」，雖易懂，未免說得過於可怕，到處「皆是」蠍子，那還了得！晚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載：「江南舊無蠍。開元初，嘗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亦有，俗呼主簿蟲。」韓愈作詩務去陳言，「往往以丑為美」（劉熙載《藝概》中語）。他在《送文暢師北游》中寫「三年竄荒嶺」、「昨來得京官」、北歸後的由衷喜悅說：「照壁喜見蠍」，就是反用「常愁夜中自足蠍」之意。如此以丑為美、刻意追求奇險，徒令讀者蹙眉。老杜寫蠍子、蒼蠅，可不是在故弄玄虛，而是藉此直抒煩躁情緒，雖然顯得粗糙一些，卻有強烈實感，很傳神。白天蒼蠅擾，黑夜蠍子蜇，已教人不得安生了，作為州掾，還要著袍束帶到衙門裡辦公，跟那沒完沒了的簿書打交道，這簡直逼得我要發瘋，我真想大叫。望著南面山溝上那偃臥的青松，要是下面結著厚冰讓我赤著腳踏踏該有多好！王嗣奭是這樣理解這首詩的：「公以天子侍臣，因直言左遷州掾，長官自宜破格相待。公以六月到州，至七月六日，而急以簿書，是以常掾畜之，其何以堪？故借早秋之熱，蠅蠍之苦，以發其鬱蒸憤悶之懷，於『簿書何急』微露意焉。試問堆案者從何來哉？然聞之者無以罪也，乃其情則苦矣。州牧姓郭，公初至，即代為《試進士策問》與《進滅殘寇狀》，不過挾長官而委以文字之役，非重其才也。公厚於情誼，雖邂逅間一飲一食之惠，必賦詩以致其銘佩之私，俾垂名後世，郭公與周旋幾一載，而公無隻字及之，其人可知，不免寶山空手矣。」講得不無道理。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解釋他不願為官是由於「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便即日解綬去職。老杜的心跟這兩位古人是相通的。他棄官離華雖在一年以後，而去志則已萌於這時了。
《題鄭縣亭子》《望岳》《早秋苦熱堆案相仍》這三首都是拗體。前論老杜好以此體抒失意憤懣之情，在這裡又再一次得到證實。就藝術而論，三首中以末首較好，好就好在像四川怪味豆，五味俱全而又在五味之外。稍加諷誦，自能體察。黃庭堅《寄黃幾復》「寄雁傳書謝不能」，有意無意效老杜「對食暫餐還不能」，口吻峭而俏，頗得語言烹煉之法。
前面提到的《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是老杜當州掾多年以來所辦文墨中稍有意思的兩篇。前者委婉地批評了朝廷撤走河北大軍，寬縱逆黨，建議調遣各路人馬「相與出入犄角」，徹底消滅安慶緒殘部，並附圖加以說明。《唐六典》載，諸州每歲貢人，選拔進士帖一小經及《老子》（帖掉幾字讓應試者填寫），試雜文兩首、時務五條。後者是老杜代華州郭刺史擬的策問五條，問處在戰亂未平的當時應如何解決賦稅、驛馬供應、水陸交通、軍隊給養、幣制改革等問題。既然代郭刺史起草，主要恐怕還是郭刺史的意見（起碼都是他同意的），但仍然能見出捉刀人老杜的思想感情。如說：「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疾苦矣。」又說：「則遺祲蕩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於稷卨。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樸於羲皇之上。」與他的詩句「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相較，不僅意思相近，也同樣是他真情的自然流露。雖然如此，這兩篇文件也不值得過於強調，只是作為詩人屈居下吏、案牘勞形、心情煩躁時期的雪泥鴻爪，才多少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紀念意義。
五 馬和鷹的變化
此外，他還有一些詩作也有助於理解他貶官前後這一時期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狀態。
老杜好寫馬寫鷹。他少年氣盛、躊躇滿志時寫的馬是「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寫的鷹是「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無不駿發鷹揚，一往無前。曾幾何時，隨著詩人的仕途蹭蹬、身心交瘁，這些駿馬和雄鷹在他筆下都明顯地起了變化：有的形容枯槁，簡直就是此時此境作者的化身；有的一摶即中，翩然而逝，聊借宣洩其鬱結胸襟；有的英姿猶昔，但不復用以自況，而是他落魄神情的反襯。
且看他的《瘦馬行》：「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硉兀如堵牆。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眾道三軍遺路旁。皮干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余寇，驊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雁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舊注以此詩為房琯作。(16)自蔡興宗以後各家注多認為這是乾元元年冬老杜貶官華州司功時的作品。《唐六典》載，諸牧監凡在牧之馬，皆印印，右髆以小官字，右髀以年辰，尾側以監名，皆依左右廂。若形容端正，擬送上乘，不用監名。二年始春，則量其力，又以飛字印印其左髀髆。細馬、次馬，以龍形印印其項左。送上乘者，尾側依左右閒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上乘者，以風字印印左髆；以飛字印印左髀。一匹好端端的名馬，給打上這麼多烙印，本是極煞風景的事。只因為這是內廄馬匹的標記，時人自然不以為病反以為貴了。詩人見此內廄乘黃（即飛黃，古代傳說的神馬名）竟至於廢棄道旁，不覺感慨萬千，就寫了這首詩，借傷馬的昔貴而今賤以自傷。他大概當時真見到這樣一匹被遺棄在道旁的受傷瘦馬，前八句所寫細節亦當是實情。後十二句則是詩人猜想、詠嘆之辭。仇兆鰲說：「公疏救房琯，至於一跌不起，故曰：歷塊誤一蹶，非汝能周防。落職之後，從此不復見君，故曰：見人若哀訴，失主無晶光。身經廢棄，欲展後效而不可得，故曰：誰家願終惠，更試春草長。寓意顯然。」這首詩藝術上可取之處在於寓意深長而始終不忘寫馬，人和馬合而為一了，用莊子的話來說，就是：「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
他的《義鶻行》則是一篇旨在抒憤的寓言詩，寫一個潏水樵夫所傳鶻殺白蛇、為蒼鷹報仇的故事：「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顙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眾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近經潏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沖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間。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鶻，鷹屬（見《廣韻》），一種猛禽。樵夫講述的這個故事，要是獵奇的人聽了，很可能寫成一篇深意無多、純系「志怪」的作品。鷹能訴冤於鶻，其事甚奇；鶻能報復即去，益見其奇。這樣的奇聞，老杜聽了不會不覺其奇，哦成篇什也不能不贊其奇，只是他的主旨在寓憤世之意於記異，且有真情實感，所以能取得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令人讀了感到痛快淋漓，精神振奮，胸中鬱悒頓消。王嗣奭說：「是太史公一篇義俠客傳，筆力相敵，而敘鳥尤難。鳥有父，下語極新極穩，更無字可代。至『斗上捩孤影』八句，模神寫照，千載猶生。『快意貴目前』一語，令人快心，令人解頤。譚云：『天道反不能如此。』『功成失所在，用舍何其賢』，分明是一個魯仲連。鍾云：『發許大道理。』又云：『住此便有味有法，多下一段可恨。』余謂論他人詩應如是，杜又不然。『人情許與分，只在顧盼間』，道理更大，明是季札掛劍心事，其可少耶？」這一評論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指出這首詩的主題思想與司馬遷的義俠客傳相同是對的，說「敘鳥尤難」也並非純是言過其實的恭維話，無論寫寓言或寓言詩，須兼顧人和物，讓世態人情、微言大義從惟妙惟肖的動植器物故事的描述中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地得到體現和表達，因此要想寫得恰到好處還是比較困難的。這裡寫鶻來擊蛇、功成即逝情景無不是鶻，而英風卻閃動紙上，「分明是一個魯仲連」，這確乎是難能可貴的。（二）指出詩忌議論但好詩不避議論，亦甚有見地。若真有所感，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如箭在弦不得不發，那為什麼不吐不發呢。要是照鍾惺的意思將後半「許大道理」截掉，到「死亦」句打住，就算「有法」，也未必「有味」。
天寶十三載前後老杜作《雕賦》《天狗賦》，表達了他想為朝廷效力的願望和壯志難酬的苦悶，這和《義鶻行》寫仗義除奸、一舒不平之氣的主旨是很不相同的。潏水在長安杜陵附近，自皇子陂西北流入渭水。黃鶴認為《義鶻行》當是乾元元年在長安作，詩云「近經潏水湄」可證。這時他被讒遭排擠，憤世嫉俗的情緒正大，寫出這樣大快人心的詩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寓言多借物以寓意。我國古代寓言多而以物為題材的寓言詩則極少。漢人每有奇想，漢樂府雜曲歌辭《枯魚過河泣》：「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相教慎出入」，寫枯魚過河哭泣，後悔自己不慎被捕，就寫信給朋友，要它們記住教訓，出入要謹慎，千萬別再上當。言簡意賅而形象生動，可說是最早也是最精彩的一首寓言詩。建安著名作家曹植，愛好民間文學，能背誦幾千言的俳優小說（見《三國志·王粲傳》裴注引《魏略》）。他的《鷂雀賦》實際上就是一篇寓言詩：「鷂欲取雀，雀自言：『雀微賤，身體些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啖，實不足飽。』鷂得雀言，初不敢語。『頃來軻，資糧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寧復置汝？』雀得鷂言，意甚怔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傾。皇天降監，賢者是聽。』鷂得雀言，意甚怛惋。『當死斃雀，頭如蒜顆，不早首服！』捩頸大喚，行人聞之，莫不往觀。雀得鷂言，意甚不移。依一棗樹，叢多刺。目如擘椒，跳蕭二翅。『我當死矣，略無可避。』鷂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嫗。相將入草，共上一樹。仍敘本末，辛苦相語：『向者共出，為鷂所捕。賴我翻捷，體素便附。說我辨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令兒大怖。我之得免，復勝於兔。自今從意，莫復相妒。』」麻雀公母倆一塊兒出去，途中因爭風吃醋的事發生爭鬧就分開了。公雀不幸遇到一個餓得連死耗子都不放過的鷂子要吃它。它苦苦哀求，眼看脫不了身；不覺心慌意亂，跌進酸棗刺叢里，總算保住了一條命。可是它回頭遇到母雀，卻得意揚揚地自吹自擂，說自己手腳利索，口才又好，居然能死裡逃生，比兔子強多了。鷂子和公雀都寫得栩栩如生，個性鮮明，對話風趣，細節真實，恰似一個簡短而極富幽默感的卡通片。這是俳諧遊戲之作，惜寓意不深。李白也寫過一首題為《山鷓鴣詞》的寓言詩：「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嫁得燕山胡雁婿，欲銜我向雁門歸。山雞翟雉來相勸，南禽多被北禽欺。紫塞嚴霜如劍戟，蒼梧欲巢難背違。我心誓死不能去，哀鳴驚叫淚沾衣。」王琦引胡震亨的話：「意當時有勸白北依誰氏者，而白安於南不欲去，托為鷓鴣之言以謝之。其作於客雲夢及岳陽之日乎？」並加按語說：「此詩當是南姬有嫁為北人婦者，悲啼誓死而不肯去。太白見而悲之，故作此詩。」近人則以為可能寄託著對安祿山盤踞北方、禍亂將起的隱憂。這詩寫得很有趣，也多少有意義，但仍不如這首《義鶻行》感人。老杜此外還有些詠物寄意之作，如《呀鶻行》《白鳧行》《朱鳳行》等，可是都沒有較完整的故事情節，不能算寓言詩。後代鮮見此體，只有明代王世貞諷刺奸臣嚴嵩的那首《欽行》夠格，也寫得好：「飛來五色鳥，自名為鳳凰。千秋不一見，見者國祚昌，響以鐘鼓坐明堂。明堂饒梧竹，三日不鳴意何長？晨不見鳳凰，鳳凰乃在東門之陰啄腐鼠，啾啾唧唧不得哺。夕不見鳳凰，鳳凰乃在西門之陰媚蒼鷹：『願爾肉攫分遺腥。梧桐長苦寒，竹實長空飢。』眾鳥驚相顧，不知鳳凰是欽。」
他的《畫鶻行》寫畫鶻酷似生鶻，英姿颯爽：「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眾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當年所寫《畫鷹》中的蒼鷹，矯健、飛動也不過如此。但區別在於《畫鷹》是以鷹自況，而《畫鶻行》則借鶻以寄慨：「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仇兆鰲說：「鶻能騰舉雲沙，己則顧步而不能奮飛，未免鬱郁傷情耳。」楊倫說：「言真鶻當高舉雲沙，而此鶻獨不能飛去，故未免鬱郁傷懷耳。公殆自喻其志之不得伸乎？」理解小有不同，而認為未免鬱郁傷懷則是一致的。由此可見詩人前後思想感情的變化。
不等貶官，老杜早就感到自己已陷入困境，因而心灰意懶：「顧我蓬屋資，謬通金閨籍。小來習性懶，晚節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送李校書二十六韻》）這時他不再以鷹馬自況，卻轉而以此況人：「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窪騏驥兒，尤異是龍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眾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兩男兒，辛勤養無益。」「兩男兒」指宗文、宗武。自愧弗如，還把兩個兒子都拉扯上了，想真有此感，不完全是恭維話。譬喻的轉換意味著理想抱負的幻滅，這是很可悲的。
六 懷人憶舊之什及其他
這一時期還有幾首小詩，略見其人事交往。
《得舍弟消息》當作於這年春天，寫大難之後得親人消息百感交集的激情，苦心怨調，使人悽然：「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返無處。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寄高三十五詹事》是安慰高適仕途暫阻之作：「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疏。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前已提到，天寶十一載秋，高適在長安，與杜甫、岑參、薛據等同登慈恩寺塔賦詩。第二年即天寶十二載初夏，高適又隨哥舒翰回河西，直到天寶十四載冬返朝，任左拾遺、監察御史，又佐哥舒翰守潼關，抵禦安祿山叛軍。天寶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哥舒翰被擒，玄宗出奔西川，高適追至河池郡見駕。至德元載十二月，高適受到肅宗的器重(17)，出任淮南節度使，平永王李璘有功。「兵罷，李輔國惡適敢言，短於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舊唐書·高適傳》）。黃鶴認為此詩云「兵戈久索居」，則是為詹事已久，當是乾元元年作。李白從璘獲罪，老杜聞訊深為憂慮，後曾多次形之於詩。高適平璘立功，稍受挫折，他也作詩相慰，措辭甚得體，而感情畢竟一般，可見李、高二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有所不同的。「安穩高詹事」，一上來就問候高適的起居，是書信的寫法，讀來很自然很親切。顧貞觀《金縷曲·寄吳漢槎寧古塔以詞代書》首句「季子平安否」也是這樣寫。眼下明明印堂發黑、官運不濟，卻說時來運轉自然發跡，不要因上了年紀把宦情看淡了：「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疏。」後四句寫得似拙實巧，「若作怪詞，彌顯交厚」（浦起龍語）。都不過是安慰失意人的尋常話，卻說得這麼委婉動聽，真令人不能不佩服他語言藝術上的水磨工夫。
《贈高式顏》也是一首以語言取勝的小詩：「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跡共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高適有《宋中送族侄式顏》和《又送族侄式顏》詩。後詩說：「惜君才未遇，愛君才若此。……俱游帝城下，忽在梁園裡。」前詩題下自注說：「時張大夫貶括州，使人召式顏，遂有此作。」幽州長史張守珪於開元二十六年隱匿敗狀，二十七年事發，貶括州刺史。據此可知：（一）高式顏是高適族侄；（二）高式顏有才不遇，與高適同游京師、梁宋，老杜與高式顏結交當在游梁宋時；（三）開元二十七年高式顏離梁從張守珪辟。《舊唐書·張守珪傳》載：「（守珪）到官無幾，疽發背而卒。」高式顏此行當亦落空。所以十九年後老杜與之重逢，就不免有「故人還寂寞，削跡共艱虞」之嘆了。這詩起得突兀，通篇清空一氣。申涵光說：「『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誦之如聞其聲。『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語意本此，而真朴自然不逮矣。」（仇注引）《晉書·王戎傳》載，王戎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說：「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與其末。自嵇、阮雲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楊倫按：「詩用黃公酒壚事，自是適沒後作，諸本皆失編，今從單復編夔州詩內。」亦有理。此仍從舊編。施鴻保說：「公曾與其叔侄同飲否，亦無明證，且贈式顏詩，何必通首及適。疑詩所謂論文友，當別一人，公曾同式顏與飲酒壚者，今必已故，故詩云然，非適也。」這又是一種理解，可參看。
這一時期老杜憶舊傷懷、憤世嫉俗之情集中宣洩在下面這些詩篇中。如《遣興三首》其一思兄弟：「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生與死，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饑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雁，禽鳥亦有行。」其二思故居：「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其三懷舊交：「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邀游宿南山。煙塵阻長河，樹羽成皋間。回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對兄弟、故居、舊友思念如此殷切，東都之行想也不遠了。楊倫說：「公諸《遣興詩》，亦自漢魏出，但蹊徑易尋，不及漢魏之縱橫變化耳。」
這年陰曆十一月冬至，他仍在華州未回東都探視，想到去年今日參加冬至大典朝參盛況，對比眼下屈辱處境，不覺悵惘傷心，作《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其一說：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卻憶窮愁日，日日愁隨一線長。」「欲知」句言為華州掾趨謁上官。老杜四年前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參軍，曾作《官定後戲贈》說：「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他不願做尉是怕「趨走」，終於不免，故覺「傷心」。李商隱《任宏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說：「卻羨卞和雙刖足，一生無復沒階趨。」寧願砍斷兩條腿也不想當趨走風塵的賤吏，更是憤慨之辭。古代自視甚高的士大夫無不視做吏為畏途、為莫大屈辱。「有時」句寫心迷意亂的窮愁之狀。冬至日北半球晝最短，過後則轉長。《歲時記》載，魏晉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後人冬至詩「日光繡戶初長線」即徑用此典。老杜因日長一線而想到愁長一線，不僅日影可量，愁亦可量，構思巧而貼切，只能用作詠至日愁，移他處不得。其二說：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幾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雲雪滿山。」「麒麟」指鍍金麒麟香爐。《唐六典》載，大朝會則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舊翟羽扇，開元初改為繡孔雀。《西京雜記》載，天子玉幾，冬則加錦其上，謂之綈幾。《唐會要》載，開元二十五年李适之奏：冬至大禮朝參，並六品清官服朱衣，以下通服袴褶。老杜這個從八品上的左拾遺在這場合只夠服袴褶，但他滿眼卻是紅彤彤一片，所以有「朱衣」之句。這兩首詩都先寫記憶中去年今日朝會時盛況，以反襯目前境地的淒涼和內心的愁苦。唐人謂門下、中書為北省（見《通典》）。這兩首詩是寫給兩省舊友的，但詩中只有「無路從容陪語笑」「何人卻憶窮愁日」二句涉及他們，而主要是抒寫自己的憶舊和戀闕之情。前不久他寫過一首題為《獨立》的五律：「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飄颻搏擊便，容易往來游？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以鷙鳥比嫉賢妒能的小人，以白鷗比被讒見放的君子，「鷙鳥方恣行搏擊，白鷗可輕易往來乎？危之也。且夜露已經沾惹，而蛛絲猶張密網，重傷之也。上是顯行排擊者，下是潛為布置者，蟲鳥天機，同於人事，是以對此而萬憂並集也」（仇兆鰲語），此實為房琯、嚴、賈輩，也為自己的受迫害而羅織猶未已致慨，而對這班群小的主子——發動這一系列政治打擊的最大權威肅宗，即使如前所述，老杜當時也有所覺察，有所腹非，但一旦時過境遷，他不但毫不懷恨，而且還一往情深、眷戀不已，這不能不是他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從中作祟所致。朱瀚認為其一是贗作，理由是凡一題再賦，必具次第，又須照應，「去歲茲辰」全犯「去年今日」，「捧御床」「入鵷行」前後顛倒，「五更三點」近俗，等等。仇兆鰲全抄朱說而不置可否，浦起龍則明確表示贊同。也有人認為這是完整的一組詩，其一寫得就不錯，如毛西河說：「追憶告說如訴，且於敘事擄意中不廢壯浪跳擲之致，與劉、白相去何等。」蔣弱六說：「兩作俱首尾呼應，另為一格。」楊倫說：「前首悵懷，次首追溯。前首全用虛筆，次首全用實筆。結處一愁將來，一愁當下，亦相表里。」（均見《杜詩鏡銓》）魯迅說不要相信「小說作法」之類的話。同樣，也不要相信脫胎於八股文的詩歌章法之類的話。當一個人處在「有時顛倒著衣裳」的心意迷亂狀態中，要是用稍嫌雜亂無章的語言真實而生動地表現出他的神魂顛倒，就很有可能收到頗為感人的藝術效果。就藝術表現而論，這兩首詩都寫得很真實很自如，不但不拙劣，甚至可說是成功的。雖然如此，我還是很不喜歡這組詩，主要是這組詩同去冬今春寫的那幾首榮遇詩一樣，嚴重地存在著忠君的迂腐感情和艷羨榮華富貴的庸俗心理，而其中的感傷情調又特彆強烈，教人讀了很不是滋味。
老杜貶華以後寫得哀而不傷且別饒情趣的詩篇當推《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黃鶴認為此是乾元元年為華州司功時至藍田（今陝西藍田）而作。華州至藍田八十里。舊編在至德元年。是時身陷賊中，不能遠至藍田，且無興來此盡歡。藍田崔氏莊舊注不詳。焮案：王維《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題下原註：「山西去亦對維門。」詩中也說：「秋色有佳興，況君池上閒。悠悠西林下，自識門前山。」知崔季重山居在東，西對王維山居。又老杜《崔氏東山草堂》說：「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舊唐書·王維傳》載王維乾元中復拜給事中（聞一多認為王維「復拜給事中，在乾元元年，明年則轉尚書右丞矣」）；又載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據我的考證王維得藍田別墅當在天寶七載以前，詳拙著《唐詩論叢·王維生平事跡初探》）。邵註：東山即藍田山，又名玉山，在長安藍田縣東南。王維輞川莊在藍田，必與崔莊東西相近。《九日藍田崔氏莊》《崔氏東山草堂》二詩所寫時（「九日」「高秋爽氣」）地（都在「玉山」）相同，「崔氏莊」當即「崔氏東山草堂」。崔氏莊在東，西對王維輞川莊。崔季重山居在東，也西對王維山居。據此可進一步推知：（一）崔季重山居和王維山居均在藍田（王維曾隱終南山，崔季重也可能同隱於此，但很難保證二人居處總是東西相對）；（二）崔氏莊（即崔氏東山草堂）即崔季重山居。蘇源明《小洞庭洄源亭宴四郡太守詩序》載：「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倰於洄源亭。」(18)知天寶十二載七月崔季重為濮陽太守。王維《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題中既稱崔季重為濮陽，則該詩當作於天寶十二載前後崔為濮陽太守期內或去職之後。王維的《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稱崔興宗為「內弟」。《儀禮》鄭康成註：「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王維母崔姓，崔興宗是他舅舅的兒子。在《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中王維稱崔季重為「兄」，崔季重當是他的「內兄」，但不知崔季重和崔興宗是親兄弟還是堂兄弟。崔興宗與王維、裴迪曾俱隱終南山。
天寶十一載王維為文部郎中，作《敕賜百官櫻桃》。崔興宗時為右補闕，有和章。王維於天寶七載以前、隱居終南山以後營藍田輞川山居，作為他半官半隱的去處，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崔興宗這時也很有可能常來崔氏東山草堂居住。(19)王維後來在《請施莊為寺表》中說他的藍田山居主要是為他母親崔氏奉佛習靜所營。如果崔氏東山草堂真是老太太娘家的別業，那麼在這裡營山居，是再合適也沒有的了。前已提到東莊的主人崔季重與蘇源明有舊，而蘇源明又是老杜漫遊齊趙時的好友，後在長安仍有來往，加上老杜和王維今春同為朝官的這一層關係，那麼，老杜同崔季重、崔興宗他們想早已認識，這次就應邀自華州來此登高賦詩，歡度重陽節了。安祿山陷京師，蘇源明以病不受偽署，兩京收復後擢考功郎中知制誥。這時蘇源明正在長安，不知曾來參加這次雅集否。老杜這首《九日藍田崔氏莊》寫的是重陽節這天賓主一同登高飲宴情景和所見所感。浦起龍以為「老去」「興來」是一篇綱領是對的。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老去而又逢秋，心中悲傷已極，只好勉強自寬自解；誰知對此良辰美景，隨諸君雅集，不覺興起，竟然得盡今日之歡了：這就是首聯的意思。剛說悲，忽說歡，寫得委婉曲折。《晉書·孟嘉傳》：「（孟嘉）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後因成為重九登高的典故。頷聯翻用此典，不僅只是「將一事翻騰作兩句，嘉以落帽為風流，此以不落為風流，最得翻案妙法」（楊萬里語），而且還如趙大綱所說，「『羞將短髮』，未免『老去』傷情，『笑倩旁人』，仍見『興來』雅致」，扣緊「老去」「興來」，將詩人在今日重陽會上的風神活靈活現地顯示出來了。《三秦記》載，藍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石，合溪谷之水，為藍水。今藍田仍出碧玉，世稱藍田碧。《太平寰宇記》載，藍田山在藍田縣西三十里，一名玉山，一名覆車山，灞水之源出此。《華山志》載，岳東北有雲台山，兩峰崢嶸，四面懸絕，上冠景雲，下通地脈。朱注以為「雙峰」是指雲台山，舊雲華山、秦山者非。「寒」字見秋光蕭瑟意。茱萸，植物名，有濃烈香味，可入藥。《續齊諧記》載，費長房對桓景說：「九月九日，汝家有災，急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系臂，登高，飲菊花酒。」頸聯寫登高所見壯麗之景。尾聯因想到山水無恙而人生多變，所以就細看茱萸，感嘆明年此會不知誰還健在。這兩聯分別發揮「興來」「老去」兩層意思，與首聯遙相呼應。這詩寫得變化多端，圓轉自如，慷慨纏綿，感人至深；而且節奏跌盪，朗朗上口，頗富音樂性。王維十七歲作《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說：「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末二句與前詩尾聯皆就茱萸興嘆，兩詩俱佳，但一在思念親人，一在哀傷遲暮，思想感情有少年和老年之別。
《崔氏東山草堂》是詩人在此小住時寫草堂觀感和生活情趣以及游王維輞川莊所見：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白鴉谷在藍田縣東南二十里，中有翠微寺，其地產栗。青泥城在藍田縣南七里。又青泥驛在縣郭下。（均見《長安志》）飯煮芹謂菜雜米做飯。仇注引王維《歸輞川作》：「谷口疏鍾動，漁樵稍欲稀」，謂據此則知鍾磐漁樵即藍田山中景物。輞川一帶有水有山自然不乏漁樵。至於當時當地寺院不知凡幾，而摩詰作品中寫到的則有石門精舍：「老僧四五人，逍遙蔭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問樵客」，有感配寺：「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山中與裴秀才迪書》）這些描寫都有助於感受藍田山東西莊的環境氣氛，有助於理解老杜的這首草堂詩。這詩與詩人早年所作《題張氏隱居二首》等路數相近，但格老而秀，工力有所不同。我曾在《王維生平事跡初探》一文中論證說，天寶十五載王維陷賊，收京後與鄭虔、張通等俱囚於宣楊（陽）里楊國忠舊宅，直到乾元元年蒙宥復官前的兩三年間，他當不可能回輞川。復官後到上元二年卒，為時僅四年，且此時其內心愧疚甚深，曾說：「今聖澤含宏，天波昭洗。朝容罪人食祿，必招屈法之嫌。臣得奉佛報恩，自寬不死之痛」（《謝除太子中允表》），因而有責躬薦弟、施寺飯僧之舉，勢必不能像以前那樣嘯傲林泉、悠然自得了。《舊唐書》本傳謂王維「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可說就是他這一時期的生活寫照；與以前在輞川時，「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的生活判然不同。老杜這兩天在東莊小作盤桓，曾到西莊相訪，沒見到他，作《崔氏東山草堂》詩，末云：「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可見王維這一時期多不在輞川。
張引王維《積雨輞川莊作》：「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猜？」謂：「此即給事詠西莊者。前六句之意，蓋亦識此趣矣。末乃謂海鷗何事相疑，尚似機心未忘。無怪乎公（指杜甫）之怪嘆給事也！」大意是說，杜甫嘆惜王維不能完全拋開名利，來此歸隱，故「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兩句，多少帶有點諷刺的意味。強作解人，實不知王維當時境況。朱鶴齡說：「公贈維詩：『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維之再仕必非得意者，故此以柴門空鎖諷其歸老藍田也。」浦起龍說：「非真怪之也。在謫官匏繫之人，言固應爾。故曰：言者，心之聲也。」一說系同情王維再仕的不得意，一說同時也流露出作者失志的情緒，知人論世，其庶幾乎！聞一多說：「詩曰『柴門空鎖』，是未遇維也。故後《解悶十二首》雲『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老杜寫《解悶》論及王維時，我看他腦海中確曾閃過這次來輞川相訪所見丘壑印象。做如此想，則倍感親切了。安祿山亂前，老杜與王維是否熟識，不得而知。今春同在朝列，同和賈至早朝詩，杜更有專章贈王，足見二人不無交誼。王維的不少山水田園詩篇，多寫輞川風光和此間隱居生活。如今老杜來到王維賴以發興的山光水色之間，對自然環境和隱居氣氛有所感受，寫出了「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這樣恬靜而灑脫的詩句。就生活和創作的關係而論，子美和摩詰曾多少有此相通處，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老杜貶華州以來，只重九藍田之游心情稍覺舒暢，所吟詩歌雖然飄逸，但仍不免有苦澀味。可以說他這一時期的心情始終是壓抑、憤慨的。
不過，一旦見到有利於討賊平亂的軍事行動，他又不由得將個人的煩惱一下子拋到九霄雲外，欣喜若狂，精神振奮，寫出慷慨激昂的戰歌來。這是老杜愛國熱情的迸發，是他最可愛的地方。比如這年（乾元元年）六月，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嗣業為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九月，命李嗣業、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在此以前不久，李嗣業率領所部從懷州（今河南沁陽）赴闕待命，道經華州。老杜觀看了大軍開過，並出席作陪，歡宴了李嗣業以後，就情不自禁，寫作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20)，讚揚部隊精銳、軍威森嚴，預祝出奇制勝，一往無前。其一說：
「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急始如神。」至德元載安西節度更名鎮西，此用舊名。龜茲、畋沙、疏勒、焉耆四鎮都護府，皆安西都護所統。《舊唐書·李嗣業傳》載：「祿山反，兩京陷，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嗣業自安西統眾，萬里威令肅然，所過郡縣，秋毫不犯。至鳳翔謁見，上曰：『今日得卿，勝數萬眾。事之濟否，實在卿也。』」這首詩的大意是說李嗣業從安西率精銳部隊回來，必能很快靖亂。每次協同郭子儀等部與叛軍對陣，李嗣業總是打先鋒。他手持大棒衝擊，賊眾披靡，所向無敵。在去年進攻長安的那次大戰役中，開頭唐軍失利。李嗣業見形勢危急，就對郭子儀說：「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他就赤膊執長刀，立於陣前，大叫振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才穩住陣腳，轉敗為勝，終於收復了京師。「臨危經久戰，用急始如神」，實有所指，非泛泛稱頌之辭。老杜去年從鳳翔「北征」探家時曾向李嗣業借過馬騎，跟他較熟，對他的英雄事跡自然是很清楚的。《韓非子·說林》：「管仲、隰朋從於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成語「老馬識途」出此。《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老馬」二句用此二事狀李嗣業的英勇善戰甚妙。
其二寫得更加精彩：「奇兵不在眾，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唐河北道領孟、懷、博、相、衛、貝、澶等二十九州。當時河北之地多未收復。葛立方《韻語陽秋》說：「杜甫《觀安西兵過》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初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蓋用左太沖《詠史》詩『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王維雲『虜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矣。」五個月以後的乾元二年正月，李嗣業攻鄴城，為流矢所中。數日瘡欲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因而大叫，瘡中血出數升，注地而卒。「心肝奉至尊」，真不幸而言中了。高適《燕歌行》「殺氣三時作陣雲」、李商隱《籌筆驛》「猿鳥猶疑畏簡書」，可分別與「孤雲」二句參讀。李嗣業過華州，郭使君留他作竟日之歡會；老杜是舊識，想亦出席作陪。「竟日」二句即敘其事，且贊其號令森嚴。王嗣奭說：「至次年二月，因軍無統御，而九節度以六十萬之兵潰於相州。『奇兵不在眾』『竟日留歡樂』，豈有諷耶？」「奇兵」二句意謂用奇兵雖少亦能奏效，何況發動千軍萬馬的攻勢，必操勝券了。——這是一般的議論，又有什麼諷意呢？當時朝廷尚未發布九節度聯合進軍的詔令，這只是李嗣業率部進京待命。那麼，當他路過華州，郭使君設宴相待，也不足為怪。從整組詩看，從李嗣業的英勇善戰和老杜跟他的交情看，有的只是讚揚和期望，豈有諷哉！王嗣奭箋杜詩多中肯綮，亦間有深文周納之病。
上述種種，可見老杜貶華州司功參軍前後的生活剪影和精神狀態之一斑。
七 東都之行
他在《遣興三首》中表示很想回現已收復的東都去看看舊地、舊居、舊友和親人。這年冬末，他終於如願以償了。出得城來，他偶然路遇襄陽楊少府經華州入長安，想起自己當初離京來華時曾答應給楊綰捎些當地的特產茯苓去，可是一直未能踐約，就戲為五律一章，以詩代簡，請楊少府轉達：
「寄語楊員外，山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為青冥。翻動龍蛇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綰》）楊員外，告訴你，天寒山中茯苓少。等我從東都回來氣候暖和了，我一定去尋找有青氣的松樹，到下面去為你挖。翻動龍蛇的洞穴，淨挑些結成鳥獸形狀的上等茯苓封好題名寄給你。外加一條老藤杖，供你酒醉初醒扶著走路吧。題下原註：「甫赴華州日，許寄員外茯苓。」茯苓是寄生在松樹根上的菌類植物，形狀像甘薯，外皮黑褐色，裡面白色或粉紅色。中醫入藥，有利尿、鎮靜的作用，治水腫、失眠等症。這是今天的看法，古人把茯苓看得還要神奇。《圖經本草》載茯苓生大松下，二月八月采，陰乾。《抱朴子》謂地產茯苓，上有清靈之氣。仇註：「吳沅云：偃蓋老松下，有茯苓，天色晴霽時，松下有青氣一股，斜注地邊，掘之可得茯苓。此即『青冥』之說也。」我曾聽人說過，下有茯苓的松樹，葉密而青蔥，異乎尋常。此說較可信。我在家鄉也見過這樣的松樹，但不知其下真有茯苓否。陶隱居《本草》：伏苓形如鳥獸魚鱉者良。《新唐書·地理志》載華州土貢：鷂、烏鶻、茯苓、伏神、細辛。華州茯苓著名，老杜又會採藥：「頃者賣藥都市」（《進三大禮賦表》），所以來華州時就答應為楊綰挖茯苓。楊綰就是華州華陰（今陝西華陰）當地人。他是世家子，從小很聰明。四歲時，家裡一次舉行宴會，賓主行酒令，命各舉座中一物以平上去入四聲呼之。不等別人開言，他應聲指鐵燈樹說：「燈盞柄曲。」大家都很驚異。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尤工文辭。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親友諷令干祿，舉進士，調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載登科三人，他為首，越級授右拾遺。安祿山反，肅宗即位靈武。他自賊中冒險乞食奔赴行在，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勛員外郎、職方郎中，掌誥如故。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代宗廣德元年為禮部侍郎時，上疏條奏貢舉之弊。大曆十二年四月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七月卒。代宗很悲傷，對群臣說：「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老杜詩題中稱他為員外，知此時正為司勛員外郎。襄陽楊少府，當是楊綰家在襄陽做縣尉的晚輩。黃生說：「八句一氣敘完，酷似途中立寄口信之語。……茯苓未寄，偏又許寄藤杖，詩人痴趣在此。『醉初醒』三字亦有意。言〔醉〕（病）醒須用杖扶；若方醉，則杖亦無所用之矣。題中『戲』字，蓋見此句。」老杜往往有此幽默，難為黃生體會得出來。詩人好久沒這麼輕鬆愉快過了，這無疑同他的能回東都去看看有關。岑參的《逢入京使》：「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干。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則是寫途中立寄口信之狀，手法同中有異，而感情悲愴之至，對照欣賞，頗覺有趣。
老杜此行的快意也表露在他對同路人李丈所騎胡馬的歌詠中：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回鞭卻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才，轉益愁向駑駘輩。頭上銳耳批秋竹，腳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凡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麟鬐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李鄠縣丈人胡馬行》）李某年輩當長於老杜，現任或曾任鄠縣（今陝西戶縣）令，故稱李鄠縣丈人。揚雄《蜀土記》載秦欲伐蜀無路，遣人告蜀王說：「秦有金牛，其糞成金。」蜀王使五丁力士開山，路通，秦遂取蜀，因號其國為金牛。《舊唐書·地理志》載梁州有金牛縣。漢水在漢中，近蜀。靈州即靈武，肅宗即位於此。頭四句是說李丈騎著這匹胡騮馬扈從玄宗入蜀，後又騎著它自蜀回靈武見肅宗。聽說這胡騮在避胡途中本領高強，曾幫助過主人脫險(21)；相形之下，使得老杜就更不想去騎自己這種劣馬了。這就是「一聞」二句的意思。接著就大誇這馬的品種非凡，如今洛陽光復，道路暢通無阻，能有幸整天伴隨著它東行真高興。相傳苻堅時大宛獻千里駒，皆汗血，朱鬛五色，鳳膺麟身（見《晉載記》）。這馬到底是不是這樣一時難測，但見它側身注目，腳下生風，確乎是駿發絕塵。——這詩的基調不是很輕快很奔放麼？浦起龍認為：「詩當是喜得借騎而作。公前往鄜州，曾借追風驃於李特進，蓋此老長技也。……『愁駑駘』，自丑其所乘者非良也。此即借騎之根。……『俱東行』，與馬俱，非與李俱也。……鄙見如此，未審合否。」恐未必合，但牽合得也很有趣。
閿鄉縣後併入河南靈寶縣。舊閿鄉縣治在今靈寶縣新治虢略鎮西北不遠。湖城縣早廢，故治在舊閿鄉東四十里。出潼關往洛陽先到閿鄉後到湖城。老杜來到閿鄉，縣尉姜七特為設宴請他吃黃河鮮魚，他高興極了，作《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說：「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味魚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饔人受魚鮫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已剁觜春蔥。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緣老翁。落砧何曾白紙濕，放箸未覺金盤空。新歡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為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為今相憶。」
「姜侯」四句極言嚴冬魚難得，越見少府設鱠的情意深長。《潘淳詩話》載韓玉汝云：河中府，三面是黃河，惟有味魚，似鯽而肥短，味亦美，杜詩味魚謂此（錢注引）。《本草》載有魚，出黃河口（朱注引）。「饔人」八句詳敘設鱠飲宴情事，大意是說，魚極鮮鱠極精，難為姜七這位年輕朋友還特意揀魚肚子邊肥美的肉片來敬我，又專為我這個老頭子煮了這麼噴香鬆軟的飯；所以對著這落紙不濕的鱠，快意大嚼，不覺就把盤子吃空了。楊倫說：「觜，喙也。剉其骨使觜如春蔥，言尖而脆也。」《齊民要術》載，切鱠不得洗，洗則濕。有的注家認為凡作鱠以灰去血水，又用紙以隔灰。「放箸」是說拿起筷子放量吃。「新歡」八句是臨別致謝的話：今天我這個新結識您的人，承您厚待，真可謂「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詩經·大雅·既醉》）了，這酒味很醇，正如您的情意一樣深長。為了東歸趕路（貪路），本該早點走；誰知欲別上馬，渾身無力，真是不忍分手。您敬老尊賢的心事，於待我處已見其真誠了。他時我衰子貴不足為恨，但回憶今日的歡會難再，終不能不教人悵望啊！浦起龍說：「少府設鱠，曲盡敬老之誠，贈此志感也。與《病後過王倚飲贈歌》一類。」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這滋味老杜早已深諳；半年來屈居郭使君麾下，憤慨之深，可以想見。姜七新識，能輸誠厚待如此，這當然會很使他深受感動。這詩與《病後過王倚飲贈歌》《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等，都是老杜贈青年朋友的詩，都寫得熱情奔放、推心置腹，可見此老是寄深意於青年的，雖然他後來也發過「晚將末契托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的浩嘆。大概就在這晚的宴會上，出席作陪的還有另一位縣尉秦某人。(22)這人是他在鳳翔行在的同舍同僚，關係頗為密切，他也作歌相贈說：「去年行宮當太白，朝回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比較起來，詩人對舊識的感情還不如對新知的來得真摯。
近日葛曉音君來，我正在評老杜的《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綰》。她一見「當為青冥」句，就說：「這不是李義山的『鑿天不到牽牛處』麼？」我含糊其辭地答應著。過後想了想：注釋家們都將「青冥」講成產茯苓的松樹之上的青色或青氣，這固然不錯；如果徑釋「青冥」為青天，將「當為你登上高聳入雲的山頭挖茯苓」這意思故作驚人之筆，寫作「為你去挖青天」，這豈不跟「鑿天不到牽牛處」構思相仿麼？葛君很敏感，這直觀的理解也不無道理。——當時頗覺有趣。過後也就淡忘了。誰知今天讀到《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鑿冰恐侵河伯宮」句，一想：這不又是李義山的「鑿天不到牽牛處」麼？不過，稍加品味，感到不管是照葛君理解的那句「當為劚青冥」，還是這句「鑿冰恐侵河伯宮」，跟義山那句「鑿天不到牽牛處」仍然有所不同。我曾在《唐詩論叢》中的談《李商隱的詠史詩和詠物詩》中發過這樣一番議論：對某一史實或生活中某一事物偶有所感，從一點生髮開去，精騖八極，神遊千載；既要從現實中解脫出來，力求想像的「虛荒誕幻」，又要緊緊地依據生活經驗，力求感受的真切和形象的生動。設法將這對立的兩方面統一起來，這就是「長吉體」歌行構思和表現藝術的主要訣竅。李商隱是深諳這訣竅的，這隻要拿他的《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中「鑿天不到牽牛處」這一句和李賀《秦王飲酒》中的「羲和敲日玻璃聲」句比一比就知道了。「鑿天」「敲日」，這是多麼荒誕的狂想啊！然而人們卻有鑿冰、敲玻璃器皿的經驗。今見秋空晶瑩、寧靜猶如一塵不染的層冰，白日像玻璃盤似的通明透亮，這又怎叫詩人們不生此狂想呢？老杜的「鑿冰恐侵河伯宮」雖也是想像，卻平實得多：傳說河有河伯，如今層冰一結到底，鑿冰捕魚，豈不侵擾河伯的水晶宮了？這不能說不奇，但並不像長吉體歌行中的一些警句那樣，想得那麼刁鑽古怪，那麼匪夷所思而仍富生活實感。非獨老杜如此，即使「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的李白和「語奇體峻，意亦造奇」的岑參也莫不皆然。這隻要將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白髮三千丈」「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岑參的「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跟李賀的「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遙望齊州九點菸，一泓海水杯中瀉」「天河夜轉漂回星，銀浦流雲學水聲」「王子吹笙鵝管長，呼龍耕煙種瑤草」「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商隱的「柔腸早被秋眸割」「月浪沖天天宇濕」，溫庭筠的「高樓客散杏花多，脈脈新蟾如瞪目」等等相比較，就會清楚地看出，盛唐人寫得再奇，也只是將一些觀感、想像和激情用誇張的語言和比興加以表現而已；中晚唐人寫作長吉體歌行則要求「離絕遠去筆墨畦徑間」，想得越「虛荒誕幻」就越好。這兩種路數當然都能創作出一些名篇警句，但一奇雄一精巧，一明朗一含蓄，一痛快淋漓一低徊搖曳，二者的藝術特色和效果是迥然不同的。我尊重後者的創新精神，也多少能欣賞他們的綺語遐思；不過，相對而言，卻更喜愛前者那種明快大方的詩風。
提起李太白，忽然想到他也有首寫吃魚飲酒寫得很有趣的詩：「魯酒若琥珀，汶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手攜此物贈遠人。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表情素。雙鰓呀呷鰭鬣張，跋剌銀盤欲飛去。呼兒拂機霜刃揮，紅肥花落白雪霏。為君不箸一餐飽，醉著金鞍上馬歸。」（《酬中都小吏……》）現特意抄錄如上，以饗讀者，好讓老杜得以脫身，繼續趕他的路去吧。
不久老杜到達湖城縣，在劉顥家小憩。已動身出城了，在疾風暗塵中忽見好友孟雲卿，喜出望外，便攜手回城重訪劉顥。劉顥當然無任歡迎，立即張燈設宴，通宵歡敘。一時興起，老杜又作歌紀事抒情說：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東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為地主，懶回鞭轡成高宴。劉侯歡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窗素月垂秋練。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復同軌，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霰。」（《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湖城靠近黃河，故稱「河縣」。「隔手」謂以手遮目以防大風吹來的塵土。狂風颳起漫天塵土，河縣城暗淡無光，路上來往的旅客用手遮著眼睛互相都看不見。走到湖城城東，風定了睜開眼睛，停住馬一瞧沒想到竟看到了孟雲卿。——開頭四句寫得真好，既有細節的真實性，又富於喜劇意味，別致地抒寫出乍見故人的驚喜之情。「向非」二句是說剛才要不是劉顥盡地主之誼熱情接待了我，我也懶得拉著雲卿又返回劉宅去叨擾盛筵呢。順便介紹了劉顥，又毫不費力地交代了他剛才就是在劉宅做客之後出城的，還能見出劉顥賢而好客。「一石三鳥」，羨煞老杜有此好手段！接著寫劉顥張燈夜宴，賓主「契闊談宴」情事。九月九節度使圍鄴城討安慶緒以來，雖偶有小勝，終未奏凱。十一月崔光遠拔魏州。十二月史思明又攻陷魏州，殺三萬人。老杜、孟雲卿都是愛國志士，對當時艱難的戰局當然十分關心。正由於他們心中想的、嘴裡講的總是擺脫不開這個問題，才央求人其實是央求自己「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楊倫說：「時事交情兩面寫到。」見猶不深。室內炭火閃閃發光，似乎促使天亮得早(23)，素月的清輝像一匹白絹似的掛在窗外。「照室」二句以閒筆寫景，反襯歡會方酣。朱注引京房《易占》：「天開陽不足，地裂陰有餘，皆兵起下害上之象。」「寒盡春生」，喻亂極將治。「天開」二句言長安昔為賊陷，今則洛陽一併收復。張衡《古別離》：「雞鳴庭樹枝，客子振衣起。別淚落如霰，相顧不能止。」信手拈來，情景俱切，劉、孟、己三人合結，余意無窮。盧世說：「此段光景，至今使人迴環，詩欲不佳，得乎？」有真情實感才有好詩，這確是不刊之論。
四個月前，老杜在華州曾寫了兩首《觀安西兵過》詩歡送李嗣業率部赴闕待命。這次他回到洛陽，恰好又見到李嗣業的部隊打那兒經過，開赴鄴城作戰(24)，復作《觀兵》說：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雕戈。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李嗣業是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北庭」指李嗣業部。老杜對李嗣業部的精銳和素著戰功一直很稱許，也寄託了很大的希望。開頭四句跟前《觀安西兵過》其一「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云云意近，勉勵他們再立新功，平定邊亂。豈料作這詩後不到兩個月李嗣業不幸中箭身亡了。楊倫說：「朱注以為『邊隅』為鄴城。浦注謂指延州、雁門等。今按只渾說為是。」《南史·侯景傳》載童謠有「青絲白馬壽陽來」之句。「妖氛」句即藉此譬喻當時史思明引兵來救安慶緒事，甚切。「雕戈」，鏤刻的戈。仇兆鰲說：「郭子儀前為副元帥，收復東京，今望朝廷以元帥授子儀，故曰『待雕戈』。」遼東南臨渤海，故稱「遼海」。後四句是說：朝廷應授予郭子儀元帥職權，率領眾軍直搗范陽叛軍巢穴，使史思明自顧不暇，則鄴城可拔，戰亂可平；不當困守鄴城，師老饋乏，任其安待援軍。在此前後，李光弼曾建議說：「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眾也。」這本來是很正確的意見，可是皇帝派來當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的宦官魚朝恩不同意，終於釀成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的相州（治鄴城，今河南安陽）大潰敗。李光弼的建議和李嗣業之死都在同一個月（乾元二年正月），老杜作詩時李嗣業尚在，而且軍機議事，當時不得外傳，可見老杜的看法與李光弼接近。命九節度圍鄴城之初，肅宗考慮到郭子儀、李光弼都是元勛，誰也不好統率，就不設元帥，只命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這是極其錯誤的措施，不僅為早已開始的宦官監軍設置了專職，影響極壞，且直接導致了相州之潰。了解了這種種情況，再回頭來讀這首《觀兵》，即使不像浦起龍那樣加以拔高（說詳《讀杜心解》），也不會不佩服詩人的遠見卓識。
老杜到洛陽後，也去過他的老家洛陽東、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的陸渾莊（見《憶弟二首》題下原註：「時歸在河南陸渾莊」）。前面已經提到，他此行是為了回來探望舊地、舊居、舊友和親人。這些活動，在他的詩作中多少留下些雪泥鴻爪。老杜對他的弟妹一直是很關心的，阻隔多時，這次回來卻一個也沒有見到。這種悵惘之情，強烈地表露在乾元二年（七五九）開春後在陸渾莊寫的《憶弟二首》中。第三章、第四章中講到老杜的弟弟杜穎曾經在齊州臨邑（今山東臨邑）當主簿，後來老杜漫遊齊州時還專程去探望過他。據詩中「饑寒傍濟州(25)」句，可揣知所憶之弟當是多年宦遊齊魯、後又因戰亂不得歸鄉的杜穎。其一說：
「喪亂聞吾弟，饑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老杜得知杜穎在濟州一帶謀生，還是至德元載陷賊在長安時的事：「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得舍弟消息二首》其一，所指即杜穎）「喪亂」二句即指此。浦起龍解《得舍弟消息》其二「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說：「弟之家口在東京陸渾莊。公時家寄鄜州。鄜州屬西京。」老杜這次回到陸渾莊，大概見到杜穎留在這兒的家小了。當時山東尚未收復，兩地阻隔，音訊不通，見面更難。回想倉皇逃難之時，為弟擔憂的心病從無片刻去除。(26)到如今拿著這千愁萬恨沒奈何，只有讓它隨河水東流而去吧！仇兆鰲說：「洛陽在西，濟州在東，故愁恨與水而俱東。」此與李後主「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句意似同而實異。
其二說：「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這首申前章望弟還鄉和寄書之意，見思念的殷切。據頸聯知開春花發鳥飛時詩人尚在陸渾莊。安祿山亂起到這時已三年多，杜穎亂起後即未歸家，故有「三年」句。王夫之《姜齋詩話》說：「『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故園」二句，也以樂景寫哀。對此良辰美景，而無人共賞，就更增添內心的悵惘了。
幸好不久收到了弟弟的來信，高興之餘，又產生了欲見不能、己情莫達的苦悶：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亡。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床。」（《得舍弟消息》）這捎信回來的弟弟可能就是杜穎。這是詩人在跟想像中遠處他鄉的弟弟傾訴衷腸。作如是觀才能領會入微。亂後得歸不易，憐弟未歸，這是「亂後」句的第一層意思。更進一層的意思是，我倒是回來了，回來反而覺得他鄉比故鄉好，意謂故鄉遭亂日子更不好過。屈曲作意，語意亦甚流暢自然。我一直在為你的安全擔心而深感痛苦，老念著身處亂世生死存亡毫無憑準。這次回來，見你寫的字還掛在牆上，可是你的妾已經走掉了。(27)咱們家的那隻老狗似乎也懂得我的愁恨，耷拉著腦袋依傍著我的床。這詩是五律而失黏，「汝書」「汝妾」對得也不講究，這說明詩人憂心忡忡未遑計較格律。
《憶弟》其二中說：「百戰今誰在」，《得舍弟消息》中說：「久念與存亡」，這不是一般的亂世的感嘆，而是詩人親身的經驗。《不歸》抒的就是對其親族中因戰亂而客死他鄉者的悼念之情：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數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天寶、至德時改瀛州為河間郡（治所在今河北河間）。河間一帶，最早淪於叛軍；從弟死在叛亂之初，至今已三年多了。詩人這次東歸，始得知其噩耗，想見空城無人，浮葬其中，不勝悽惻。蔡夢弼以為「數金」謂幼時識數錢；漢時童謠有「河間奼女工數錢」語，詩人偶憶弟幼時聰慧，與河間事相合，故及之。「面上」二句雖痛切，終嫌「面上」二字形象可怖。仇兆鰲或有感於此，說「面上，墳土之上」，仍不能改變直接產生的聯想。
老杜東歸唯一快意事是訪衛八處士(28)。他的《贈衛八處士》即寫這次充滿友誼和人生感嘆的訪問和歡聚：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多年未見，又經過這麼大的一場災難，貿然前來訪問，說實在的，真教人提心弔膽。所幸老友無恙，此刻居然能相聚一堂，共此燈燭之光，不覺喜極欲狂，竟不知今夕何夕了。——先是喜。少壯轉眼即逝，相看彼此鬢髮蒼蒼；訪問舊識，多已作古，失聲驚呼，五內如焚。——繼之以悲。二十年前登門相訪時君猶未婚，今日再來，兒女忽然成行。（二十年時間不算短，長成了一批孩子不算快，但在昔日相訪情景記憶猶新的客人眼中，總覺得這些孩子像是突然冒出來似的，這「忽」字恰好表現出了這種極富人生意味的恍惚感覺。）孩子們很有禮貌地迎接我，又很快地為我備酒做飯，盛情可感。——復由悲轉喜，喜中有悲。賓主酬酢，縱酒言歡，不辭一醉，後會難期。——結到悲，而悲更甚。這是說詩人的分析，詩人只是因事抒情，緣情生慨，信手寫來，循環反覆，言悲言喜，前後似同而一層深入一層，空靈婉轉，曲盡其妙。《詩經·唐風·綢繆》：「今夕何夕，見此邂逅。」此等句，古代士子熟悉之至；情境偶合，脫口而出，不算是用典。這詩純用白描，「無句不關人情之至，情景逼真，兼極頓挫之妙」（張上若語）。仇註：「近世胡儼曰：嘗於內閣見子美親書此詩，字皆怪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不知此卷尚存世間否，但仍以「驚呼」為佳。結尾「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二句，與李益《喜見外弟又言別》「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重」意近，而憂慮深廣。
八 「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離洛陽返華州前，老杜有感於時事，作《洗兵馬》(29)。這詩表達了詩人對爭取徹底勝利和結束戰爭的渴望，也諷刺了一些不當措施和社會怪現狀。全詩分四段，每段一韻十二句，平仄韻互換。王嗣奭以為「句似排律，自成一體」，實是歌行而稍加變化。第一段說：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只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餵肉葡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里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這一段寫捷報頻傳，失地指日可收，並回憶三年多來的戰亂經過。「諸將」指成王李俶、郭子儀、李光弼、李嗣業等。「山東」，唐代多指華山以東。《詩經·衛風·河廣》：「誰謂河廣，一葦杭（航）之。」「河廣」句謂河北很易收復。至德二載十一月肅宗下制書說：「朕親總元戎，掃清群孽。勢若摧枯，易同破竹。」蕭滌非先生說：「杜甫也兼採用了制文。」「朔方」，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及其部隊。自從陳濤斜之敗，朔方軍是朝廷最倚重的力量。當時安慶緒固守鄴城，郭子儀等圍城，詩人希望他們一舉殲敵，以成大功。漢時西域大宛有千里馬良種，名汗血馬，汗出似血。兩京收復後，回紇王子葉護回國，說再取馬來助戰。乾元元年八月，回紇又派驍騎三千來助討安慶緒。因此京師多回紇良馬。肅宗對前來助戰的回紇人優禮有加，比如至德二載十月，回紇葉護從東京回長安，他命百官到長樂驛迎接，還親自在宣政殿設宴招待。漢元帝時，單于來朝，住在上林苑葡萄宮(30)。這裡是借用，甚切。朔方與回紇對舉，意欲朝廷「獨任」本國兵力，不能只看重外援。《尚書·禹貢》：「海岱惟青州。」指今山東一帶地區。「仙仗」，指天子的儀仗。「崆峒」，在今甘肅省境。肅宗在靈武、鳳翔時，往來經過此山。「已喜」二句是希望肅宗不要陶醉於已經取得的勝利，要常記過去出亡在外的狼狽相。王嗣奭說：「祿山反經三年矣，避亂離鄉者亦三年，故云『三年笛里關山月』，悲之也。『萬國兵前』（目前會兵鄴城），如風卷葉，暗用草木皆兵、風聲鶴唳事，喜之也。」
第二段說：「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這段是歸功諸將，見將帥得人如此，行將民安舊業，官復朝班，上皇、時君得從容以全慈孝，凡此種種中興氣象，都將出現在戰亂全平之後。乾元元年三月肅宗長子李俶自楚王徙封成王，五月立為皇太子，後即位，是為代宗。在收復兩京中，李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所以說「功大」。浦起龍說：「按：王已立為太子，句意在於紀功，故稱其勳爵。又按：收復兩京，廣平為帥。今圍鄴不與，而詩首及之者，志元勛，尊主器也。然曰『心轉小』則仍隱然事外矣。」頗得作者用心。乾元元年八月以郭子儀為中書令，故稱「郭相」。至德二載四月以李光弼為司徒。
《新唐書·李光弼傳》載：「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眾。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又曾預料到史思明詐降終當復叛，所以說「司徒清鑒懸明鏡」。時王思禮為兵部尚書。王思禮是高麗人，入居營州，後在哥舒翰麾下，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討九曲，後期當斬，臨刑，哥舒翰釋之，王思禮從容地說：「死固分也，何復貸為？」諸將壯之。潼關失守，王思禮等三人同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宰相房琯進諫，以為可收後效，就赦了王思禮等二人。「尚書氣與秋天杳」，大概是指他這種置生死於度外的浩然之氣。王思禮後來果以平亂功大加司空。詩人認為這幾個人應時而出，完成了整頓乾坤、濟國活民的殊勛，所以在這裡特意加以強調。西晉吳人張翰，在洛陽齊王司馬冏下面做官，知冏將敗，又因秋風起，思念故鄉菰菜、蓴羹、鱸魚鱠，遂歸吳。不久冏果被殺。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東走」二句，一說：想東歸的人便可東歸，不必老念著鱸魚滋味了；想南歸的人便可南歸，再不會有無枝可依的感嘆了。一說：現在不必像張翰那樣，託詞東歸避亂，可安心做官了；平民百姓也有家可歸了。都通。「青春」二句寫收京後朝儀如舊的中興氣象，意謂百官上朝，宮廷旺盛景象與明媚春光相稱。實以這年春天詩人身為朝官的生活感受作基礎，可與《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等榮遇詩參讀。《藝文類聚》載，周太子晉乘白鶴仙去，後世稱太子之駕為鶴駕。一作「鶴禁」，指太子所居。「鳳輦」，皇帝的車。「龍樓」，皇帝所居。「鶴駕」二句是說肅宗已迎太上皇還宮，得盡人子之禮。錢謙益說：「肅宗即位，下制曰：『復宗廟於函雒，迎上皇於巴蜀。道鑾輿而返正，朝寢門而問安。朕願畢矣。』上皇至自蜀，即日幸興慶宮。肅宗請歸東宮，不許。此詩援據寢門之詔，引太子東朝之禮以諷喻也。鶴駕龍樓，不欲其成乎為君也。顏魯公《天下放生池碑》云：『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云：『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故有此諫也。』」浦起龍不取此說，另立新解，以為「鶴駕」系指乾元元年五月所立的皇太子李俶，「鳳輦」才是指肅宗，此二句意謂太子「鶴駕」既來，天子「鳳輦」亦備，父子相隨以朝太上皇寢門，益顯天倫之樂，其中並無諷喻之意。楊倫折中兩說，認為：「青春重整朝儀，人主復修子道，皆將見之寇盡之餘，語亦以頌寓規。蓋移仗事雖在後，而是時張、李用事，當已有先見其端者，與《收京詩》：『文思憶帝堯』同旨，正見公忠愛切摯處。深文固非，即泛說亦非也。」關於玄宗與肅宗、舊臣與新貴之間的矛盾，如前所述確已稍見端倪，而且老杜詩作中也有所表露，以為以頌寓規，不為無因。錢說基本上是可取的，但以為「不欲其成乎為君也」，要肅宗避位再回東宮去當太子，恐非老杜本心，他不過希望肅宗能克盡子職而已。浦起龍所創父子相隨以朝寢門一說頗佳，不僅文從字順，亦似最得作者用心。即使采此說，仍不妨有諷喻之意。
第三段說：「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夸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征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這段微諷當時封爵太濫，深望用相得人重致太平。《法言·淵騫》：「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此以龍、鳳喻聖哲，謂弟子因聖哲以成德。這是第一義。後多以龍、鳳指帝王，謂臣下從之以建功立業，如《後漢書·光武帝紀》：「（士大夫）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這是第二義。後亦泛指攀附有權勢的人以獵取富貴。這是第三義。一說這詩中「攀龍附鳳」是指攀附肅宗和張淑妃的一班小人，如王璵、李輔國等。《資治通鑑》卷二二〇：「（乾元元年）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此說用第三義，亦通。但與其下「天下盡化為侯王」句合看，所諷當不止於王璵、李輔國之流。王嗣奭說：「『天下盡化為侯王』，微有風刺。當時封爵太濫，甚至以官賞功，給空名告身，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公實痛之。故先言『攀龍附鳳』，明謂其憑藉寵靈，而又以『蒙帝力』申言之，所謂『君之制也，臣何力之有焉』，此公識大體處，非事外語也。」把富貴的獲得歸因於時來運轉，歸功於帝力，雖說是老杜識大體處，也是他思想有局限處，但對當時封爵過濫的諷刺仍有現實意義和認識價值。一說：「汝等」是斥罵的稱呼，指上王侯輩；「蒙帝力」三字，婉而多諷，明斥王侯的無能無恥，暗諷肅宗的偏私。若如此理解，意思就更加深刻，連一點局限性也沒有了。
《史記·蕭相國世家》載，漢王引兵東定三秦，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給軍食。錢謙益解「關中」二句說：「『蕭丞相』，指房琯也。琯自蜀郡奉冊，留相肅宗，故曰『既留』。或以謂指杜鴻漸，據《新書》『卿乃吾蕭何』語(31)，非也。琯既罷，張鎬代琯為相，故曰『復用張子房』。琯以至德二載五月罷相，以鎬代；八月，出鎬於河南。次年五月，鎬罷。六月，琯貶邠州。琯、鎬皆上皇舊臣，遣赴行在，肅宗疑之，用之而不終者也。」所論甚是，浦起龍力反此說：「錢箋此等，壞心術，墮詩教，不可以不辯。予豈為肅宗曲護哉！」未免有因人廢言之嫌。《舊唐書·張鎬傳》載，張鎬是博州（治所在今山東聊城東北）人。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王霸大略，自褐衣拜左拾遺。玄宗奔蜀，自山谷徒步扈從；玄宗遣赴行在。至鳳翔，奏議多有弘益，拜諫議大夫；尋代房琯為相。獨孤及《張公頌》說他隱居終南三十年，天寶十四載始褐衣召見。令狐峘《顏真卿墓誌》說顏真卿在平原曾薦安陵處士張鎬。「江海客」，指張鎬是布衣隱逸出身。「身長九尺」云云與所述張鎬形狀相符，當是寫實。「張公」四句都是稱讚張鎬的話。王嗣奭說：「公極稱張鎬，有『扶顛』『籌策』語，而人疑之。余考史：至德二載四月，罷房琯而相鎬。至次年二月，因論史思明兇險不可假威權，又論許叔冀多詐，臨難必變。上不喜，且不事中要，故罷相。已而思明果反，而叔冀果降思明，其料事之審如此。至收復兩京，俱在相鎬之日，即宰相之功也。蔡寬夫謂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奇功，非『見與兒童鄰』耶？」《梁書·侯景傳》載普通中童謠有雲「青絲白馬壽陽來」，後侯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侯景也是胡人，又亂梁，所以借來比喻史思明、安慶緒。「青袍」二句意謂叛軍不足道，很快可平定，一個像漢光武、周宣王那樣的中興局面即將出現。
末段說：「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瓮。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干，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這段承上極寫中興氣象。傳說虞舜時西王母來朝，獻白玉玦。又，傳說神靈滋液有銀瓮，不汲自滿。秦末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隱於商山，年皆八十餘，時稱「商山四皓」，曾作《紫芝歌》以言志說：「莫莫高山，深谷逶迤。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若貧賤之肆志。」《宋書·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附鮑照傳載，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鮑照為《河清頌》（現存），其序甚工。玄宗、肅宗都迷信鬼神，倚重「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的王璵，天寶中曾出現過「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的高潮，如今「二聖」還京，「中興」有望，這類弄虛作假、粉飾太平的事，想必也是不少的。《說苑》載周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問：「此非妖與？」武王說：「非也，天洗兵也。」詩人雖寫了祥瑞，但眼見久旱妨耕，戰亂未息而人多怨曠，就不由得發出「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的浩嘆。這浩嘆中有憂慮，有悲憫，有期望，有祝願，他的感情是複雜而深沉的。
這詩講的都是國家大事，由於詩人所感者深，又能以極精當的文學語言加以表現，寫得很有氣勢，因此讀了不覺得有光發議論的毛病。
九 「天地終無情」
乾元二年（七五九）正月，史思明築壇於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東北）城北，自稱大聖燕王。李光弼說：「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眾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這月李嗣業攻鄴城，為流矢所中，不久即死。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兩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城，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從冬到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值錢四千，淘牆（抹牆的泥里拌著的麥稃）和馬糞餵馬。城中人都想投降，只是水深出不來。
二月，史思明從魏州引兵來鄴，使諸將離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遙相威脅，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夜在城下抄掠，官軍出擊，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連出去打點柴火都困難。當時天下饑饉，南自江、淮，西自並、汾運糧餉來，舟車相繼。史思明多派人化裝成官軍去督運，責令延期，還無故殺人，運糧民伕駭懼；舟車聚在一起時，就偷偷縱火焚燒；這些化裝匪徒，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卻不能察覺。於是諸軍缺食，都想潰散。這時史思明就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
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在安陽河北擺開陣勢，史思明親自率領精兵五萬前來迎戰，諸軍望見，以為游軍，不介意。史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等大將先跟他們戰鬥，殺傷相半。郭子儀隨後開來，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對面不見人，兩軍大驚，官軍向南潰退，叛軍向北潰退，甲仗輜重扔滿一路。郭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他原有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庶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諸節度使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只有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
老杜離開洛陽返回華州，就在這相州大敗、兵荒馬亂之際。一路之上，他親眼得見戰亂時期人民所遭受的種種苦難，震動很大，印象強烈，憂憤深廣，就寫作了「三吏」「三別」這兩組傳世名篇。(32)
新安（今河南新安縣）離洛陽不遠，西行入關，頭站就是新安。老杜傍晚來到新安，見這裡的吏卒正在抓未成丁的少年解送前方，感到於心不忍，但又認為這仗不能不打，於是就寫了《新安吏》來反映這人間慘劇，和他的矛盾心情：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這首詩用的是漢樂府敘事加議論的寫法。前面的對話以引號標出較便於理解。後一段話也有加引號的。我認為，這樣一來，就坐實是詩人對出征中男及其送行親人的慰藉之辭了。處在當時那種淒悽慘慘的情境之中，老杜恐怕不大有可能找個「中男」來發這一通議論。要是不打引號，把這當作詩人因見此慘劇而發出的感慨，或是心底暗自對「中男」及其親人的寬解，這無疑更接近事實、更合情合理些。發端仿《木蘭詩》，借問答迅速進入本事，簡捷有力。
唐制：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天寶三載又降優制，以十八為「中男」，二十二為丁（見《舊唐書·食貨志上》）。「府帖」即軍帖，指徵兵的文書、名冊。唐為府兵制，故稱府帖。相州大敗，傷亡極大，郭子儀退守河陽（即古孟津，在黃河北岸，今河南孟縣西），以保洛陽。形勢緊急，必須補充兵力，只因戰爭曠日持久，丁壯徵發殆盡，就不能不徵調中男入伍。這情況老杜當然是知道的，所以當他聽到徵調中男的答覆時，他腦海中閃出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這樣的一茬娃娃兵能頂用嗎？這一自然而然發出的疑問，不想竟包含了這詩思想感情的基本矛盾：（一）「王城」是不能不「守」的；（二）讓這班娃娃兵去「守王城」，不惟可憂，更是可憫。接著就極力寫其可憫。「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如果認為這是說前者的境況比後者要好，那未免理解得簡單了。其實這裡採用的是民歌慣用的重沓詠嘆手法，表示無論哪種境況都是很可悲的。「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這兩句寫得好。這「白水」即王維「白水明田外」詩句中的「白水」，指在陽光下閃光的流水。白水在蒼茫暮色中東流而去，即眼前景，寫無可奈何之情，妙在有意無意之間。「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是以誇大之辭實寫哭聲震天。這裡用一「猶」字則是虛寫：過了許久哭聲還在青山間迴蕩，其實並非如此，這只是詩人睹此慘劇，受強烈刺激後所生的幻覺。借景寫情，借幻覺寫慘，令讀者感同身受，所以說這兩句寫得好。「莫自」四句用斷然決然的憤激之辭表達詩人對當事人的無比同情：收起你們那縱橫的熱淚，不要讓兩眼哭幹了；即使哭干兩眼露出骨頭，皇天后土終究是無情的啊！話說到極處，可憫也寫到極處，但仗還是不能不打，於是就強打精神，設法找些理由來安慰人。用來安慰人的理由有如下四點：（一）相州之圍，原以為很快即可平定叛軍，誰知敵情難料，終於潰敗，徵兵備戰，實出無奈，此即「我軍」四句意。不說軍潰而說「星散」，怕明說增加出徵士卒的恐怖。（二）故壘尚在，舊京可依，本來是開赴河陽故壘戍守，而說「就糧」，見不憂無食。不說去討賊，而說「練卒」，見離戰期尚遠。（三）堅守陣地須掘戰壕，但不須到水，閒則牧馬，其役甚輕。（四）王師與賊軍不同，撫養士卒，愛護備至，何況主帥郭僕射子儀像父兄一樣慈愛，大可放心前往，不必悲痛欲絕。——難道真是這樣嗎？老杜心裡明白。但這不是昧著良心說話，這是出於不忍、出於無可奈何啊！話說得越輕鬆，越有把握，就越見「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的可憂可憫。
《潼關吏》說：「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余。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逾。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潼關在陝西潼關縣北，古為桃林塞地。哥舒翰領兵二十萬守潼關，因楊國忠唆使玄宗促戰，遂大敗，致令潼關失守，西京隨即淪陷。這首詩敘述作者行經潼關，見士卒正辛勤築城備戰，並通過與潼關吏的問答(33)，提醒守關者應據險堅守，切勿輕易出戰，以免重蹈哥舒翰的覆轍。《元和郡縣誌》：桃林塞自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後漢書·光武紀》：赤眉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眾，可使為魚。《舊唐書·哥舒翰傳》：翰率兵出關，次靈寶縣之西原，為賊所乘，自相踐蹂，墜黃河死者數萬人。「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用事現成而貼切。就藝術而論，這首詩無甚特色。
「三吏」中藝術處理上最有特色的是《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34)。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辭：『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詩人從洛陽到華州途中，住在今河南陝縣東石壕村時，看到吏人抓丁的情況，深有感憤，便寫作了這首詩。(35)詩一開頭簡單交代了投宿不久便有吏人來抓丁，接著純以聽覺寫事寫人，手法別致而效果絕佳。有吏夜捉人，必然搞得村子裡雞飛鵝叫。老翁是戶主，自忖留在家裡不好對付，甚至還有被抓去以「老」充「丁」的危險，便慌忙翻牆逃走，只留下老婦在家照應，沒料到事情竟然出在老婦身上！老杜是世家子，「名不隸征伐」，如今又大小是個官，雖不怕給石壕吏抓去抵數，但也無法過問，只得呆在裡屋靜觀（不，應是「靜聽」）事態的發展。實際情況就是這樣。可見他採用純以聽覺寫事寫人的手法，並非出於挖空心思的賣弄，而是來自生活的妙手偶得，既別致，又自然。「吏呼一何怒，婦啼亦何苦。」省去了多少言語，卻渲染了情緒，有助於很快展開情節。「聽婦前致辭」後面的十三句全是詩人聽到的老婦訴吏之詞。時下流行標點本都只用一個引號來包括，私意不以為盡當。細細品味，不難發現這十三句話不是老婦一口氣說出的，而是在「吏呼一何怒」的步步進逼之下一層深似一層的對答之詞。開頭老婦滿以為只要講出他們家對這次鄴城戰役所做出的貢獻和犧牲，「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36)，即使得不到吏人的尊敬，也足以免除無謂的煩惱了。然而不然，這些吏人毫無心肝，仍一個勁兒地追問老婦家裡還有什麼人可以當兵。老婦這才說出「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這幾句話。難道這吃奶的孩子、這衣不遮體的年輕寡婦你們也要抓嗎？剛才講到兩個兒子新近戰死時她動了感情了，不由得發出「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的喟嘆。這時她無疑是被激怒了，話中帶刺。可是還是放不過她，逼得她毅然決然表示願隨吏入河陽軍中抵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說得何等的委婉，又何等的有擔當有血性，耐人尋味！——老婦的三次致詞，既簡括又帶有強烈感情色彩地介紹了老婦全家悲慘的遭遇和境況，也逐步顯示了老婦機智、勇敢而又深明大義的性格。最有趣的是，除了「吏呼一何怒」，更無一語直接講到吏人，但詩人卻巧妙地借老婦很有針對性的對話，烘雲托月地將吏人作威作福、魚肉鄉民的兇狠嘴臉和蠻橫言辭於無文字處顯現出來了。
王安石《題張司業集》說：「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若將這兩句話借來形容老杜這首詩中這貌似信手拈來卻極奇特的藝術表現，我看倒是再合適也沒有的了。「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按常情，老婦雖是那麼說，也不一定真給抓走啊！聽了許久，不再有說話的聲音了，她到底給抓走了。詩人感到惘然，耳際仿佛傳來幽咽的哭聲。這是感情受強烈刺激後產生的幻覺？不，這真是有人在低泣。就是這樣，詩人揮動藝術魔杖，一下子便幻現出老婦那兒媳的悽苦身影和抑鬱靈魂，而一場震撼人心衝突過後的悲涼境地也隨之立呈了。詩人這一夜想必是神魂不定、無法安眠的。「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戛然而止，感慨萬千！這詩的藝術構思和寫人寫事所取的角度和所用白描手法，很有今天短篇小說的特色。王嗣奭說：「此首易解，而言外意人未盡解，此老婦蓋女中丈夫，至今無人識得。『吏夜捉人』，老翁走，此婦出門，便見膽略，而胸中已有成算。老翁之逃，婦教之也。吏呼則真，而婦啼一半妝假，前致辭未必盡真也。三男亡其兩男，存者偷生而不敢歸，家下止一乳孫，母戀子故未去。然無完裙，不堪偕汝去，寧使老嫗隨至河陽執炊，不敢辭也。吏雖怒，而到此亦心軟矣。非不知有老翁在，而姑帶老婦以覆上官，必且代婦致辭而縱之使歸，所謂『備晨炊』，設詞也，吏不知也。」所見雖未盡善，可供參考。仇兆鰲說：「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從軍。今驅盡壯丁，及於老弱。詩云三男戍，二男死，孫方乳，媳無裙，翁逾牆，婦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孫姑媳，慘酷至此，民不聊生極矣。當時唐祚亦岌岌乎哉！」
楊倫說：「『三吏』兼問答敘事，『三別』則純托為送者行者之詞，並是古樂府化境。」意思是說「三吏」有作者自己在內，「三別」則純作所寫人物本人的口氣敘述，二者在藝術創作上還是有所不同的。且看《新婚別》：
「菟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死生地(37)，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一個人頭晚結婚，第二天早上就離家往河陽去打仗，詩人揣摩著新娘此時此境的心情，用她的口氣寫了這首詩，從一個側面反映戰亂和不合理兵役所帶給人民的深重災難。菟絲子依附著蓬麻，爬的蔓兒自然長不了，比喻女子嫁給征夫得不到好依靠，從而引出「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這兩句憤激語，顯示女子怨氣之大。接著進一步訴說：晚上剛結為夫妻，蓆子還沒睡暖，早起你告別走了，這未免太匆忙了。你去的地方雖說不遠，到底是開赴河陽去守邊打仗啊！蕭滌非先生認為「君行」二句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守邊竟守到河陽，守到家門口來了。過去稱丈夫的母親為姑，稱丈夫的父親為嫜。古禮：婦人嫁三日，告廟上墳，謂之成婚。婚禮既明，名分始定。現在剛結婚一天，婚禮沒完成，身份不明確，我又怎好去拜見姑嫜呢？楊倫在「妾身」二句旁加批語說：「少不得此道學語。」正因這女子從小受封建教育，恪守禮法，今日竟在這終身大事上落個永遠無法彌補的大缺陷，那就更覺傷心了。這是從精神上寫她所受痛苦之深，所以陸時雍說：「建安中亦無此深至語。」（仇注引）女子接著追述她從小受到嚴格的教養，父母總是要她深藏閨中，不得輕易見人，等到長大以後，「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誰知嫁了你，你即將奔赴生死莫測的戰場，這令我心裡感到很難受。我發誓要跟著你去，只怕處在這種形勢下諸多不便。那麼，你就不要以新婚為念，努力在軍中服役吧！婦人在軍中，士氣恐怕不振，我是不能隨你前往的。《漢書·李陵傳》：「我士氣少衰而鼓不起，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搜得，皆斬之。」婦女在軍中勢必影響士氣，這也是常情常理，女子說這話，不必看作用典。趙翼《黃天盪懷古》其一，讚揚韓世忠妻梁氏，在黃天盪攔擊金兵的戰鬥中，親自在戰船上擂鼓助戰，有句說：「兵氣能揚到婦人」，則是翻用《漢書》、杜詩意。一肚皮怨氣得到了發泄，女子終於真的動了感情了。她可憐自己這貧家女，多年來好不容易置了這麼些綾羅綢緞的嫁衣裳，如今也用不著了，趁你沒走，對著你洗掉紅妝吧。抬頭見百鳥飛翔，大的小的莫不成雙成對，可是人世間不順心的事太多了，我和你只有永遠地永遠地在互相等待著。《杜臆》引真西山（德秀）語：「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期不役政。此詩所怨，盡其常分而能不忘禮義，是以錄之。」河陽須守，新婚者不必征，詩人看到了矛盾，寫出了痛苦，詩所以好。浦起龍說：「語出新人口，情緒紛而語言澀。」老杜進入角色了。
《垂老別》也寫得很成功：「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干。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返回竟長嘆。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這是行者之辭，寫一個「子孫陣亡盡」的老人，憤而參軍，臨行時的種種感慨。《禮記·曲禮上》：「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四郊，指王城之外，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戰火重新又蔓延到東都的四郊，老人雖非卿大夫，也不能不有所感憤，加之子孫都已陣亡，故有從戎之舉。作如是觀，老人似乎是不全為子孫豁出老命一條了。《漢書·周亞夫傳》載周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寫得很有意思：別看老頭筋骨衰竭大非昔比，一旦披掛就列，仍能抖擻精神，不失軍人風度。神氣活現，儼然一倔強老頭！可憫，亦復可敬。「夫傷妻寒，妻勸夫餐，皆永訣之詞」（仇兆鰲語）。以細節寫夫妻繾綣情深，所以感人。「土門」，不詳，當在河陽附近。(38)「杏園」，杏園渡，是黃河渡口之一，在今河南汲縣。「土門」四句是寬慰妻子的話，意謂河陽外圍防禦壁壘堅固，形勢與鄴城之圍迥異，即使會死，時間還很寬裕。明知必死，卻以離死期尚遠相勸，更覺可悲。「人生」句以下是老人的自嘆自慰：人生在世離合悲歡總是難免的，哪管你正當盛年或已衰老？想起了我少壯時度過的太平歲月，不禁徘徊不前喟然長嘆。全國各地征戍頻繁，烽火燃遍了高岡層巒。積屍熏腥了草木，流血染紅了川原。何處是人間樂土，我怎敢還在這裡流連？但一旦離開茅屋真走了，我又感到痛苦萬分五中俱碎。——這憂憤深廣的詠嘆是詩人為老人設想的，其實，也完全是詩人自己的。蔣弱六說：「通首心事，千迴百折，似竟去又似難去。至土門以下，一一想到，尤肖老人聲吻。」
《無家別》是說無家可別，寫的是一人剛從戰場回來，家已無存，又被徵召入伍的悲慘故事：「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淒。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令知我至，召令習鼓鼙。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寫征人歸來而有無家之嘆的古已有之，如《古詩》：「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樑上飛。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無家別》即使受過這首古詩的啟發和影響，但決非簡單的「代」或「擬」，而是現實生活的直接反映。楊倫於「賤子因陣敗」句下評點說：「當即指鄴城之潰。」我看，這「賤子」即使是個虛構的藝術形象，老杜創作時也定然是以鄴城潰敗之後洛陽一帶的時地為背景的。天寶末年，安祿山起兵叛唐，兩京陷而復克，幾經戰亂，中原遭到嚴重破壞，人口頓減，村鎮蕭條。這種荒涼情景，詩人來往京洛途中，不僅深有體察，而且在這詩一開頭，通過還鄉征人的眼觀口述，得到了恍如親歷其境的真實反映，這是難能可貴的，是很有認識價值的：亂後園廬荒蕪，到處都長滿了蒿子和灰灰菜；一個曾有百多戶人家的村子，大難來時各自飛，死的死逃的逃，如今在村子裡走許久，見到的只是空巷子，日光黯淡氣氛陰森，只有狐狸和野貓子生氣地豎著毛對人怪叫；好不容易來到舊時的住處，家是沒有了，四鄰也只剩下一兩個老寡婦還活著。——好一幅悽慘、恐怖的戰亂荒村圖(39)！只有鮑照《蕪城賦》中所描繪的荒涼景象差可比擬。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從藝術上看都是真實的，所以說難能可貴。至於後一段征人剛回又被徵召入伍情事的描寫，仇兆鰲對之剖析甚細：「杜詩有數句疊用開闔者，如云：『從役本州』，幸之也；『內無所攜』，傷之也；隻身『近行』，非比『遠去』，又以本州為幸矣；『家鄉既盡』『遠近齊等』，即在本州亦傷矣。語意輾轉悲痛。」「蒸」，眾。「黎」，平民。浦起龍說：「末二（『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以點（題）作結。『何以為蒸黎』，可作六篇總結。反其言以相質，直可云：『何以為民上？』」質問得好！把老百姓糟蹋成這個樣子，你們這些官是咋當的？
盧元昌說：「先王以六族安萬民，使民有家室之樂。今《新安》無丁，《石壕》遣嫗，《新婚》有怨曠之夫婦，《垂老》痛陣亡之子孫，至戰敗逃歸者，又復不免。河北生靈，幾於靡有孑遺矣。」對於戰亂時期人民受官府殘酷壓迫、處於水深火熱中的悲慘境況，揭露得如此之深廣，描寫得如此之真切感人，這正是「三吏」「三別」的價值所在。這五首詩在思想上和藝術上之所以能有這麼高的成就，王嗣奭認為主要是由於作者對所寫之事曾「親見」「目擊」：「此五首非親見不能作，他人雖親見亦不能作。公以事至東都，目擊成詩，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淚。」這話講得很在行。這種詩當然是「非親見不能作」，可是為什麼又說「他人雖親見亦不能作」呢？這裡面還有個作家的思想感情和藝術修養問題。要是老杜自幼沒有「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的大志，沒有「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赤誠，這幾年又沒有因「世亂遭飄蕩」而得以深諳民生疾苦，他即使「親見」「目擊」了這種種慘狀，恐怕也不會有如此深刻的感受。要是他此前沒有很高的文學修養，沒有豐富的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經驗，他即使有了深刻的感受，恐怕也很難表現出來，寫成能下「千秋之淚」的傑作。
「三吏」「三別」寫的是乾元二年三月老杜自洛返華途中的見聞，修訂、脫稿當在回華州任所以後。四月，天久旱，關輔饑饉。老杜以旱熱起興，作《夏日嘆》《夏夜嘆》(40)，悲天憫人，憂時傷亂。《夏日嘆》說：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萬人尚流冗，舉目惟蒿萊。至今大河北，化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由旱熱想到赤地千里百姓流亡，想到河北未平終是禍患，深嘆不與貞觀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諸賢相同時而遭此亂世，可見他抒發的主要不是因夏日「鬱蒸」的氣候，而是因苦難時世不良政治所引起的無窮煩惱。盧元昌說：「李輔國專掌禁兵，事無大小，制敕皆其所為。詩云『號令乖』指此。宰相李峴，言輔國專權亂政，輔國忌而罷之。若李揆執子弟禮於輔國，呼為五父。呂、第五琦率皆碌碌庸臣。此所以思貞觀諸賢也。」頗得作者用心。
《夏夜嘆》先寫日暮思風之情和夜涼清爽之景，後因夜短熱「煩」而念終年守邊士卒，嘆「時康」的難遇：「永日不可暮，炎蒸毒中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昊天」二句、「虛明」二句寫夏夜月下景物歷歷如在目前。這詩憫旱憂時之情亦如前詩。前在《洗兵馬》中，詩人表達出了思賢望治的殷切意願。經過東都之行對戰局民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這一意願就越來越強了。老杜在貶到華州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所寫詩歌多鳴賢才遭忌的不平，間歸東都到重返華州以來，詩人的慧眼和良心則轉向艱難時世和慘澹人生，這無疑顯示出他的思想感情已起了很大的變化。他其後在《峽中覽物》詩中曾無限深情地追憶起這段往事說：「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這一時期他的詩興來自生活的各個方面，詩歌創作確乎是多的。不過，在我看來，最令詩人感到得意和自豪的，恐怕是「三吏」「三別」「二嘆」和《洗兵馬》這些關心國難民瘼的作品。後來老杜看了元結的《舂陵行》和《賊退示官吏》二詩，深為感動，便寫了《同元使君舂陵行》並序，對之大加讚揚說：「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捲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詩中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楊倫在「簡知我者，不必寄元」二句旁邊加批道：「此意尤高。」這批很好，能參透老杜和詩之意非止出於私誼，主要想在同人中提倡一種「知民疾苦」而「憂黎庶」的「比興體制」。老杜的文學主張既是這樣，也這樣評價別人的作品，那麼，對自己的「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也不會不看重的。
乾元二年這一年，對杜甫的一生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年，是值得紀念的一年。就在這一年，詩人經過了多時的反省和探索，終於從思想感情上完成了日漸遠離皇帝而走向人民的痛苦過渡，譜寫出反映人民苦難生活的新篇章，為他前期已取得的輝煌的詩歌創作成就，增添了新的耀眼的光彩；同時也清醒了頭腦，破除了對朝廷的幻想，堅定了去志，於這年七月，屬「關輔飢，輒棄官去，客秦州」（《新唐書》本傳語），從此便走上了後期「漂泊西南」(41)的坎坷的人生道路。他的《立秋後題》說：「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老杜時年四十八，故有「半百」之嘆。知了叫個不停，更增加人的哀傷。秋燕亦如客子，不久將離此而去。我早就有了像莊子所說的「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地細萬物而獨往也」那種念頭，直到今日還在為此苦惱。陶令《歸去來兮辭》說：「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那麼就掛冠而去吧，做不做官還不是由自己來決定？——這簡直是老杜的《歸去來兮辭》，是他棄官的宣言書。可見他採取這一行動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對污濁時政痛心疾首的鄙棄，所傳因「關輔飢」而棄官，只不過是託詞而已。這正猶如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歸田，卻說是因「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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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治通鑑》胡三省註：「唐制，皇帝大祀致齋之日，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入陳於殿庭，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諸侍從之官服其器服，諸侍臣齋者結佩，詣奉迎。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乘輿乃出朝會，諸衛立仗，百官就列已定，侍中亦奏外辦，不請中嚴。皇帝將出，駕發前七刻擊一鼓為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前二刻擊三鼓為三嚴。諸衛以次入立於殿庭，群官立朝堂，侍中、中書令已下奉迎於西階，侍中奏寶，乘黃令進路於太極殿西階南向，千牛將軍執長刀立路前北向，黃門侍郎立侍臣之前，贊者二人。既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乘輿出升路。太后、皇后亦有中嚴、外辦，皆尚儀版奏。皇太子中嚴、外辦，左庶子版奏。皇帝冠通天冠，則服絳紗袍，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群臣、養老之服也。太子冠遠遊冠，亦服絳紗袍，謁請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
(2) 胡三省註：「漢武帝始祀太一，至唐，復祀之，復參用九宮貴神之說。項安世曰：中宮天極一星，其神太一，列宿之中最尊，所臨之方則嘉應洊臻，漢武帝始祠之。」又：「李心傳曰：九宮貴神者，太一、攝提、權主、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宋白曰：九宮貴神，其說本之《黃帝九宮經》、蕭吉《五行大義》。」可見祀九宮貴神在太一壇，頭年立壇，第二年祭祀。
(3) 玄宗，尤其肅宗重用王璵，對後來產生的影響是很壞的。《舊唐書·王璵傳》載：「歲余，（王璵）罷知政事，為刑部尚書。上元二年兼揚州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使。肅宗南郊禮畢，以璵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越州刺史，充浙江東道節度觀察處置使。本官兼御史大夫、祠祭使如故。入為太子少保，轉少師。大曆三年六月卒。璵以祭祀妖妄致位將相，時以左道進者往往有之。廣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因奏皇室仙系，宜修崇靈跡，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露台，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並置掃灑宮戶一百戶。又於縣之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並許之。時歲饑荒，人甚不安。昭應縣令梁鎮上表曰：『臣聞國以人為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為主，虐其主則非神。……一昨蟊賊作孽，水旱為災，雖王畿皆遍，而臣縣最苦，此則神之不能御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得列祀典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丁壯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飛芻輓粟，令但供億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陛下亦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客，殺東鄰之牛，而後冀非妄之福？陛下雖欲為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臣伏以國禎等，並交結中貴，狡蠹成性。臣雖忘身許國，不懼讒構；終恐賄及豪右，復為奸惡。其國禎等，見據狀推勘，如獲贓狀，伏望許臣徵收，便充當縣郵館本用。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為大地建立祖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犧、女媧等。既先各有宮廟，望請並於本所依禮齋祭。』上從之。」李國禎等就是乘著肅宗好鬼神、重用王璵的這股歪風而以左道得進的妖妄之徒。要不是梁鎮冒死據理諫阻，代宗也很可能上當，在荒年為淫祀大興土木，禍國殃民。
(4) 老杜認識此人，曾在鳳翔行在與他同參朝列：「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漏刻，短髮寄簪纓。」（《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5) 關於「十才子」說法不一，因無關緊要，不詳述。
(6) 遊絲，或說是春日陽氣上升，小鳥被沖至高空空氣稀薄處爆裂，黏液凝固而成。古詩中常用以形容春景，如沈約《三月三日率爾成章》「遊絲映空轉」、盧照鄰《長安古意》「百丈遊絲爭繞樹」、杜甫《題省中壁》「落花遊絲白日靜」等等。
(7) 「霤」，一作「雪」。浦起龍說：「『對雪』字須活看。洞門所對，即埤間植梧之處，其處或有牆隅石罅之雪，積而未銷。觀《晚出左掖》詩『樓雪融城濕』，亦一時之作，知此時春雪方晴也。」亦通。惟詩中有「乳燕」「青春深」字樣，其時顯系暮春，不當仍有積雪未消。
(8) 仇註：「據此詩，賈出汝州，在乾元元年之春。考《肅宗本紀》，九節度師潰，刺史賈至奔於襄鄧，在次年三月，與此詩前後相合。」
(9) 此采王嗣奭的說法：「拾遺近侍，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即難浮沉於世。」浦起龍也是這樣理解：「拾遺近君，非祿仕之官，故『難浪跡』。」仇兆鰲說：「官居近侍，既難浮沉浪跡，……」意思也差不多，只是說得含糊些。
(10) 王嗣奭說：「『雀啄柳花』已奇，而『黃柳花』更異。」
(11) 此四句最早見於《唐詩紀事》，當摘自五古，非全詩。獨孤常州（及）和章即五古《客舍月下對酒醉後寄畢四燿》，現存。
(12) 錢註：「通籍，元帝紀註：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省禁相應，乃得入也。」仇註：「請急，請假。通籍，注籍也。《謝靈運傳》：既無表聞，又不請急。」此句一作「已令把牒還請假」，可參看。
(13) 何將軍山林旁近第五橋：「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其一），遙對皇子陂：「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重過何氏》其二）。
(14) 《資治通鑑》將賀蘭進明進讒一事置於房琯請自將兵復兩京之前。《舊唐書·房琯傳》則置於陳濤斜敗績、房琯肉袒請罪、肅宗猶待之如初之後。後者接近事實。
(15) 趙彥材註：「此篇皆使華岳上之名稱，有仙人九節杖，有玉女洗頭盆，有車箱谷，有箭栝峰，皆處所也。」（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舊注多引《寰宇記》所載車箱谷一名車水渦，在華陰縣西南，深不可測，又引《韓非子》所載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心為博箭，勒之曰：王於天神博於此等等注「車箱」聯，可參看。
(16) 王嗣奭從此說，並發揮道：「『展轉沉著，忠厚惻怛，感動千古』，信如須溪所評。余謂公以救琯致干帝怒，幸以張鎬救得解，然自是不甚省錄以致降謫。其受累於琯不小，在他人必當恨之，乃公於謝疏仍稱其有大體，不肯徇君而棄友。至《瘦馬》之行，《別墓》之作，何等惓切！其篤於友誼如此。公凡關係倫常，無非至情抒之於詩，可謂『大德不踰閑』者，其垂名後世，獨以詩而已哉！」
(17) 肅宗器重高適，主要因為他當初反對過諸王分鎮：「（至德）二年永王璘起兵於江東，欲據揚州。初，上皇以諸王分鎮，適切陳不可。及是永王叛，肅宗聞其論諫有素，召而謀之。適因陳江東利害，永王必敗。上奇其對，以適兼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節度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會於安州，師將渡而永王敗，乃招季廣琛於歷陽。」（《舊唐書·高適傳》）
(18) 《新唐書·蘇源明傳》載：「（源明）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倰以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二縣，隸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五縣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倰五太守議於東平，不能決。既而卒廢濟陽，以縣皆隸東平。」蘇源明詩序中也提到此事。這次游宴，是議事無結果休會後的聯歡：「縣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宴，姑以為別。」（蘇《詩序》）
(19) 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即徑以此行系訪崔興宗、王維。
(20) 浦起龍說：「《通鑑》乾元元年六月，李嗣業為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八月，同郭子儀等討安慶緒。按：自懷州赴關中待命，道經華州，乃八月以前未赴討時事也。」《通鑑》《唐書·肅宗紀》均作「九月」，諸注輾轉誤抄。但認為此乃未赴討時事是對的。
(21) 趙註：「『急難才』，如劉備的盧躍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牢之馬跳五丈澗，以脫慕容之逼。」
(22) 《舊唐書·職官志》載，諸州上縣，尉二人，從九品上。
(23) 王嗣奭說：「『促曙光』妙，同心偶聚，唯恐夜之易旦也。」
(24) 浦起龍說：「此舊編東都詩內。公之之東都，在冬末，是時兵已在鄴矣，安得復於東都觀之耶？愚謂：前觀其赴關中，此觀其赴討，當在九十月間，仍是華州詩也。」這話似乎有道理，其實也不盡然。九節度圍攻叛軍首領所盤踞的一個主要城池，在部署之初，很難說無此必要或無成功的可能，史傳也不見有人持反對意見。（要是一舉而殲此勁敵，又有什麼不好呢？）只是圍城曠日持久而不能下，才逐漸暴露軍無統帥眾心不齊、為一城耗費大量兵力貽誤戰機等弊病。詩中「元帥待雕戈」「莫守鄴城下」二句即針對其後暴露出來的這種弊病而發，可見舊編此首於東都詩內還是比較接近事實的。浦起龍之所以認為此詩當作於九十月間李嗣業赴鄴城討安慶緒時，那是因為他把老杜的軍事預見性估計得過高所致：「觀此，知公之論事，不在鄴侯（李泌）下矣，尚安得以詩人目之！」舊編之弊在於：「公之之東都，在冬末，是時兵已在鄴矣，安得復於東都觀之耶？」這時李嗣業固然已在鄴，這並不妨礙他的部隊有調動、增援之事。前兩首《觀安西兵過》詩中有李嗣業在，在這首詩中卻看不出是他親自在領兵。
(25) 濟州治所在碻磝城（今山東荏平西南），天寶十三載州治為河所陷，遂廢入鄆州（唐治在今山東東平西北）。
(26) 王嗣奭說：「『無時病去憂』，言狂走之際，身則病，而又憂其弟，憂與病不相離。」解「病」字過實。此采楊倫說。浦起龍說：「著『狂』字、『病』字，句似拙而轉深。」
(27) 仇兆鰲以為「『辭房』即書中之語，下句因上」，這是值得商榷的。這樣解釋，「書」即書信、家書。哪有將書信貼在牆上的？不如解「汝書」為「你寫的字」為是。前已論及杜穎的家小都在陸渾莊，因亂離阻隔，三年不歸，妾不安於室而辭去，這不僅於文辭上可通，也更加合乎情理。浦起龍說：「下四，轉說與舊莊消息。通首俱若不勸其歸者，其悲更甚。公不久亦西客秦、成。舊莊殘廢可知。」以下四中之妾辭房屬「舊莊消息」，良是。
(28) 施鴻保說：「《贈衛八處士》，注引黃鶴說：唐有隱逸衛大經，居蒲州，此衛八亦稱處士，或其族子。蒲州至華州只一百四十里，此詩當官華州司功時，至其家作。今按：謂衛八即大經，或未可知；若因大經隱逸，遂謂其族子亦隱逸，故稱處士，未免附會。詩云：『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是二十年前，曾至其家也；據年譜載，公此時年四十七八，追數二十年前，亦當游吳越齊趙時，並未至蒲，鶴說恐不足據。」案《舊唐書·衛大經傳》：「衛大經者，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征之，辭疾不赴。……開元初，畢構為刺史，謂解令孔慎言曰：『衛生德厚，宜有旌異。……』慎言造門就謁，時大經已年老，辭疾不見。」衛大經年輩在老杜父、祖之間，不可能是他「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的二十年前的舊友，兩說都未免附會。岑仲勉《唐人行第錄》：「衛八，全詩三函高適《酬衛八雪中見寄》，又《同衛八題陸少府書齋》，名未詳。又衛八，少陵集六《贈衛八處士》，名未詳，與前條或不同人。一說以為衛賓，朱注謂是杜撰。」既乏資料，衛處士實系何人，可不必深究。至於此詩寫作時地，以《杜甫詩選》浦江清、吳天五注中所主為最當：「七五九年（肅宗乾元二年）春從洛陽回華州。衛處士所居或在洛陽，或在杜甫所經過之旅途中。此詩是七五九年春天作。」「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最符合這次回洛陽訪舊情況。「夜雨剪春韭」，是春時。「明日隔山嶽」，即將離洛陽返華州，或正在自洛返華途中。浦、吳之說不無根據。
(29) 此詩題下原註：「收京後作。」黃鶴以為：「當是乾元二年仲春作。按相州兵潰，在三月壬申，乃初三日。其作詩時，兵尚未敗也。」相州兵潰、郭子儀退守洛陽後老杜始自洛歸華（見「三吏」「三別」），則此詩當作於二月在洛陽時。
(30) 王嗣奭說：「復京師後，帝宴回紇葉護於宣政殿，而雲『餵肉葡萄宮』，蓋為朝廷諱，故用漢元帝待單于事，而且以禽獸畜之，此老杜春秋筆也。」雖然如此，今天看來，用「餵肉」的字眼是在搞小動作，這是老杜的局限，並不足取。
(31) 蔡夢弼主此說，根據是《新唐書·杜鴻漸傳》：「鴻漸與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關中」「蕭何」與「關中既留蕭丞相」甚切。「按鴻漸為人無勛德，且非公所喜，自當指琯為是」（楊倫語）。
(32) 《新安吏》原註：「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仇兆鰲按：「此下（『三吏』『三別』）六詩，多言相州師潰事，乃乾元二年，自東都回華州時，經歷道路，有感而作。錢氏以為自華州之東都時，誤矣。」
(33) 蕭滌非說：「末（哀哉）四句，仇注以為是杜甫對關吏說的話，希望他轉告守將，接受過去的慘痛教訓。李子德則認為：連雲以下，直以吏對終篇，與漢人董嬌嬈篇用『請謝彼姝』相同。按兩說俱可通，從前說則為杜甫自發議論，從後說則是寓議論於敘述之中。但細玩『囑』字，似根上『丈人』字來，關吏位卑，對守將不合用『囑』。如為杜甫對關吏之言，則『請囑』當做『為報』才合身份。故這裡標點採用後一說。」
(34) 「出門看」，一作「出看門」，一作「出門首」。
(35) 老杜從洛陽返華州，先經陝縣石壕鎮後過潼關，《石壕吏》所記之事當發生在《潼關吏》所記之事之前。「三吏」「三別」這兩組詩當是回華州後寫定的，因此不一定非按事之前後排列詩歌次序不可。「三別」所記的人和事，具體時地難定，詩歌次序就更不能更動了。
(36) 此三句口吻宛如左延年《從軍行》（亦作漢詞）：「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敦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斗去，五婦皆懷身。」
(37) 「死生地」，一作「生死地」，一作「往死地」。王嗣奭說：「《詩歸》作『往死地』，然不如『死生地』妙有餘思。」
(38) 浦註：土門未詳所在，大約即在河陽左近，舊注以土門為井陘關，非是。理由是：「井陘在鄴北六七百里，漸近范陽賊巢矣。詩乃反雲『勢異鄴城』『縱死猶寬』耶？」
(39) 王嗣奭說：「『空巷』而曰『久行見』，觸處蕭條。日安有肥瘦？創雲『日瘦』，而慘淒宛然在目。狐啼而加一『豎毛怒我』，形狀逼真，似虎頭作畫。」
(40) 仇註：「此（《夏日嘆》）乾元二年夏在華州作。《舊唐書》：乾元二年四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祭祈雨。《通鑑》：時天下饑饉，九節度圍鄴城，諸軍乏食，人思自潰。與詩中『上蒼久無雷』及『流冗』『豺虎』等語正合。」又：「（《夏夜嘆》）與上篇同時之作。」
(41) 杜甫《詠懷古蹟》其一：「漂泊西南天地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