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評傳 · 第九章 長安遁復還
一 喜達行在
根據杜詩《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題下舊註：「公自京竄至鳳翔，在至德二年夏四月。」又《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題中所載，知老杜從長安逃往鳳翔是在這年四月，出的是長安外郭城西面的金光門。(1)我曾揣測他「出郭眺西郊」（《喜晴》）是為出逃探路，不久他果然從外郭城西面的金光門逃出去了。
他當時和稍後寫作的詩中記出逃情事甚詳。《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其一說：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卻回。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鳳翔是古岐地，在岐山之南，山南為陽，故稱岐陽。詩人已得知肅宗於今年二月從彭原進駐鳳翔，因無人來，不聞朝廷反攻音信，空勞憶念，於是就下決心逃了回去。鳳翔在長安西。蕭滌非先生說：「（眼穿）二句寫逃竄時的緊張心情。向西走，向西望，故當著落日。一面走，一面望，望得急切，故眼為之穿。當時逃竄是很危險的，一路之上，提心弔膽，所以說『心死著寒灰』。」黃生說：「三四云云，言望不至，心斷絕也。此非望信，乃陳陶敗後，欲望官軍再舉，即《對雪》詩所謂『數州消息斷』者，至於『眼穿』『心死』，因而始為脫走之計，故後半云云，中間不露脫走字，至次首始補足其意。」兩說俱佳，可參看。「霧樹」二句寫間道竄歸情況：當時驛道兩旁多植樹，杜詩「兩行秦樹直」即指此。老杜間道竄歸，容易迷路，故須望驛道兩旁樹木以引導行程；前方山嶺相連，正愁無法通過，忽見一道中開，不覺鬆了一口氣。劉辰翁說：「荒村歧路之間，望樹而往，並山曲折，非身歷顛沛，不知其言之工也。」最後從親友眼中與問訊語中顯出自己因陷賊而形容枯槁、心力交瘁，與前面所描述的深憂、驚悸情狀對照，卻聲東擊西地表現了死裡逃生的私心慶幸。
其二說：「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司隸章初睹，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前敘陷賊與逃歸事，後敘初抵行在所的激情。前在賊中，夜聽胡笳愁苦（如《遣興》：「山河戰角悲」），春遊漢苑傷心（如《哀江頭》：「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生還夢想，到今日始成事實；小道逃歸，隨時有喪命之虞。《後漢書·光武紀》載，更始以光武帝行司隸校尉，置僚屬，作文移，一如舊章。三輔吏士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道：「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又載，望氣者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嘆道：「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光武南陽人。「司隸」二句以漢光武比唐肅宗，藉寫鳳翔行在所一片中興氣象。《北征》說：「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在老杜心目中，他是把唐肅宗看成周宣王、漢光武這樣的中興之主的。「翻倒極」謂極其反常。死裡逃生，九死一生，安得不喜，安得不喜極生悲？「七八真情實語，亦寫得出，說得透。從五六讀下，則知其悲其喜，不在一己之死生，而關宗社之大計」（黃生語）。
其三說：「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里，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痛定思痛，更覺可怖。太白、武功二山在鳳翔附近，太白高峰終年積雪。《三秦記》：「武功太白，去天三百。」「猶瞻」二句竊喜終於到達行在，得見天日。「蘇」，甦醒。漢武帝曾置七校尉。此借指御前侍衛。「官」指文臣，「校」乃武衛。今見中興有望，多時憂慮，冰釋心安。所以有「影靜」「心蘇」這種恬適、欣慰的感覺。王夫之對「影靜」二句的評價不甚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知此，則『影靜千官里，心蘇七校前』，與『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情之深淺宏隘見矣。況孟郊之乍笑而心迷，乍啼而魂喪者乎？」（《姜齋詩話》）指出人的感情最是複雜，在特定情況下，喜怒哀樂往往一反常態，不可徑直寫來，哀必嚎啕，樂必捧腹，這當然是很有見地的。但也不必過於執拗，以為正常出之必淺隘，反常出之必深宏。如上所述，「影靜」一聯能寫出彼時彼地彼境的細微感受和心理狀態，我看就很好。王夫之又說：「詩文俱有主賓。無主之賓，謂之烏合。俗論以比為賓，以賦為主，以反為賓，以正為主，皆塾師賺童子死法耳。立一主以待賓，賓無非主。主賓者乃俱有情而相浹洽。若夫『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於賈島何與？『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於許渾奚涉？皆烏合也。『影靜千官里，心蘇七校前』，得主矣，尚有痕跡。『花迎劍佩星初落』，則賓主歷然，熔合一片(2)。」（同上）主旨是說：一、詩文應以表現作者思想感情為主，描寫客觀景物為賓，不可勉強設置主賓。如果勉強設置，因為都是假的，賓也可以作主（賓無非主），甚至喧賓奪主，主仍無法率賓，還是烏合之眾。二、「賓主歷然」，而又「熔合一片」，方為上乘。從所舉賈島、許渾的詩句看，此所謂無主的「烏合」，差近後來王國維的所謂「無我之境」，只是前王之所輕適為後王之所重(3)，評價不同而已。其實，那些無主的「烏合」或「無我之境」，既然經過作者的主觀而得以再現，即使不很鮮明，也總會帶有一些主觀色彩的。在我看來，「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寫肅殺秋景見悲壯情懷，「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雪消春水來」寫日暮眺望所見露初春懷新之感，不僅「有我」「得主」，寫得也很不錯。還是王夫之的這幾句話說得好：「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長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棲憶遠之情；『影靜千官里』，自然是喜達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難曲寫，如『詩成珠玉在揮毫』，寫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賞之景。凡此類，知者遇之；非然，亦鶻突看過，作等閒語耳。」（同上）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寫景見情，寫情見景，但求妙合無垠，豈可固執偏見？船山衡文，獨具隻眼，微傷峻刻，甚至自相牴牾，「影靜」三議即如此，不可盡信，須擇善而從。
《新唐書·杜甫傳》載：「至德二年，（杜甫）亡走鳳翔(4)，上謁，拜右拾遺。」錢箋：「唐授左拾遺誥：『襄陽杜甫，爾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為宣義（當作議）郎、行在左拾遺。授職之後，宜勤是職，毋怠！命中書侍郎張鎬齎符告諭。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行。』右敕用黃紙，高廣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許。年月有御寶，寶方五寸許。今藏湖廣岳州府平江縣裔孫杜富家。」（敕文載林侗《來齋金石考略》）據此知杜甫拜左（兩《唐書》作「右」，誤）拾遺在這年五月十六日。「影靜千官里」系記剛達行在、初謁肅宗情事，當時尚未授職。授職後感事思家，作《述懷》說：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慜生還，親故傷老丑。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嶔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沉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首敘去年潼關破後與家人隔斷，被俘至長安，今幸得西歸鳳翔，蒼黃見駕，蒙天子垂憐，授左拾遺，正感恩不盡，心中雖想回鄜州探家，卻不忍馬上開口告假。左拾遺六人，屬門下省，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右拾遺六人，屬中書省，品秩、職掌與左拾遺同。）後老杜有《春宿左省》《晚出左掖》之作。門下省在左，杜任左拾遺，所以說「宿左省」「出左掖」。據此可進一步證實兩《唐書》謂杜甫拜右拾遺是錯誤的。前詩說：「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後詩說：「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可見拾遺常在皇帝左右，且真須進諫、上封事，並非備員虛位，品秩雖低，地位卻很清要。老杜剛從賊中逃回，便受此職，而且皇帝在誥命中還誇獎他說：「爾之才德，朕深知之。」這就無怪乎他要感激涕零，無怪乎他「不忍」，其實是不好意思在這樣的情況下，向皇帝提出告假探家的請求。陶淵明《讀山海經》其一：「孟夏草木長。」「孟夏」是陰曆四月。此「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暗用陶詩點出逃歸鳳翔在四月，妙在有意無意之間，也有「草木長可以躲閃，故脫身西走」（王嗣奭語）意。畫狼狽相以顯逃竄的艱辛，述朝廷的嘉許、親故的憐惜以明奔赴國難的本心，而不張揚其事以功臣、節士自居，這不但見人品，見性情，「其妙處有一唱三嘆，朱弦疏越之遺」（李子德語），藝術上也甚見工力。《莊子·讓王》：「曾子居衛……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衣袖露（一作見）兩肘」，照字面徑直理解亦佳，若知修辭上不無出處，更覺此語不即不離、既典雅又寫實，頗見老杜文學修養之深和藝術的精工。時下古詩文辭新注，往往芟除舊注中此等修辭上的出處，以為可免煩瑣之弊，其實這隻表明時賢對傳統詩文表現藝術不盡知音，不見得是個好主意。敘述完逃歸得官之後，便引出述懷主旨。既然處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未忍即開口」，那就因公忘私，暫且將家室之念擱置一下吧！也不行。因為這不是一般的思家，而是在深深擔心妻子兒女的生死存亡啊！一家大小寄居在鄜州城南的羌村（詳見本書351頁注〈17〉第八章第四節），不知現在家還有麼。聽說那裡也遭到亂兵的禍害，殺得雞犬不留。山中漏雨的茅屋恐怕沒人了。新死的人很多，埋在那濫遭砍伐的蒼松的樹根下，地里冰冷，屍骨該沒朽吧！有幾個人能保全性命？所有的人家哪能都夫妻雙全？想到那裡已成了豺狼虎豹出沒的場所，我就愁腸百結，禁不住老是回頭遠望。自從去年寄信回去到眼下已有十個月，我反倒害怕有消息來，要是報的是凶訊，我這顆小小的心能受得了嗎？現在國家開始中興了，我生平又最喜歡喝酒，我老是在想，要是這時全家能團圓歡會，那該有多好！只怕事與願違，我難免要落得個成為孤老頭的悲慘下場。李子德說：「久客遭亂，莫知存亡，反畏書來。與『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5)同意，然語更悲矣。」朱註：「按《通鑑》：祿山初反，『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皆附之』。時所在寇奪。故以家之罹禍為憂。」(6)老杜的憂慮有充分的事實根據，完全是有可能發生的，並非神經過敏。越想越覺得可怕，但又不敢明言，就只好借詩述懷以寄意了。老杜當時因身許國和中顧私而激發出來的思想鬥爭是劇烈的，他內心的痛苦在詩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露，深深地感動我們，為我們所理解、所同情，並從心靈上真切地感受到千百年前時代的苦難、人民的苦難。
他盼家書也怕家書，不管是盼還是怕，這年秋天他終於收到了「竹報平安」的家書，於是就寫作了這首喜得家書、猶傷親人相隔的《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疏。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雁，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里，眷言終荷鋤。」「遊客寄」，一作「休沐騎」，當指從行在回鄜州一帶休假的人。所以托他捎去家書，他又帶來回信。熊兒是宗文的小名，驥子是宗武的小名。一直提心弔膽，生怕親人們慘遭殺戮，家已無存，幸好兩兒無恙，大小清吉，心總算安下來了。但臨老羈旅孤單，一家難以會合，令人常發傷時之嘆。《唐六典》載，凡大駕行幸，預設三部帳幕，皆烏氈為表，朱綾為覆，下有紫帷方座，金銅行床，覆以簾，其外置排城，以為蔽捍。肅宗在鳳翔行在住的就是這樣的帳殿，還是很排場的。當時老杜身為行在左拾遺，每日都要「趨帳殿」「侍鸞輿」。但從「二毛」「一命」以及篇末終思歸隱的話語來看，詩人對自己偌大年紀，拚死逃歸，僅得此從八品上的「一命」心裡是有所不滿的。要知道，在他沒有從賊中竄至鳳翔這一忠君愛國特殊表現的前幾年，他就在《進雕賦表》中向皇帝提出要個從六品上的著作佐郎之類官做做呢（詳第六章）。《資治通鑑》載，這年二月，郭子儀攻破潼關，安慶緒遣兵救援，官軍大敗，死萬餘人。四月，郭子儀與王思禮在長安西渭橋會師，進駐潏西。賊將安守忠、李歸仁駐軍於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得進。五月，安守忠偽退，郭子儀率領全軍追擊。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郭子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七月，賊將尹子奇徵兵數萬，攻睢陽。安武臣攻陝郡，屠城。等等。所以「北闕」句說（安祿山雖死）安慶緒氣焰還很盛。「西郊」非謂鳳翔的西郊，而是相對「北闕」而言，謂長安的西郊，即指鳳翔。杜甫《秋述》：「秋，……多雨生魚，青苔及榻。」「秋雨」句即此意。隨手寫景，又帶出時序。這幾句描寫，雖不及月令農諺「三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葉白」（東漢崔寔撰《四民月令》引）生動、美麗，亦復清新可喜，有季節感。
杜甫在鳳翔的這段時期，雖然思想上有些波動，有點消極，但總的看來，情緒還是很高昂的，對時局和戰事十分關心。這可以從他拜左拾遺前後的一些送別詩中看得出來。他的《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說：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卻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歷》，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天官書》：西宮七宿觜星，東有大星曰狼，狼下四星曰弧。弧屬矢，擬射於狼。弧不直狼，則盜賊起。所以說「不能弦」，下故有「豺狼相噬」之句。首四句是說唐明皇不能早除安祿山，致肇禍。「天子」六句是說肅宗中興，回紇方許助兵，兩京雖未收復，四方猶受唐節制。靈武在鳳翔北，所以說「從北來」。岐、梁二山俱在鳳翔，朝廷屯重兵於此間。《資治通鑑》載，至德元載六月，玄宗以隴西公李瑀為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採訪防禦使。又載第五琦見肅宗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溯江、漢而上至洋川，今漢中王李瑀陸運至鳳翔以助軍；上從之。李瑀是汝陽王李璡之弟。杜甫初入長安時與李璡游，與李瑀當亦熟識，後多次贈李瑀詩。漢中郡即今陝西漢中，當時是南北運輸樞紐，封李瑀為漢中王，可見對此地的重視。今尚王綱解紐：「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劉琨《勸進表》），使者星散，幸「南伯」（指漢中王）賢明，來此理事，君既應辟入幕，望竭盡才智，為危時畫長久之策，建立功勳。這詩末二句說：「我無匡復姿，聊欲從此逝。」可見他當時尚未拜左拾遺，多少有些不滿，表示要歸隱。但整首詩總的傾向是積極的，表現出詩人對時事的密切注意和對國運的無限關懷。其餘《送韋十六評事(7)充同谷防禦判官》《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等，無不寫得「感慨悲壯，使人懦氣亦奮」（胡夏客語），不得視同等閒送別之作。《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起得利索，神似北朝樂府民歌，語言藝術上的健美，也顯示了作者人生態度的積極和情緒的昂揚。最能見出他對當時國家大事的政見之作是《奉送郭中丞（英乂）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和虜猶懷惠，防邊詎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遺孽尚縱橫。……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幾時回節鉞，戮力掃欃槍。」王嗣奭評論說：「此詩本送郭節度隴右，而語意輕外而重內。其談隴右，但云『和虜猶懷惠』，而以異域鎮靜了之。然未幾而吐蕃果遣使再請討賊，似有先見。至於中原之慘黷，餘孽之縱橫，亹亹言之，至有人臣所不忍言，他詩所不盡言者，獨於送郭言之刺骨，正以感激中丞，而使知所最急也。」可見老杜不管在位不在位，總是以天下為己任，對時政有自己的看法，也是敢於「言之刺骨」的。
二 廷諍忤旨
正因為他是這樣一個人，就在他拜左拾遺的那一個月（五月）里，由於履行諫官職守，抗疏救房琯，觸怒肅宗，詔三司推問：「（甫）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一作庭）蘭托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污。(8)臣嘆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新唐書·杜甫傳》）傳中所引杜甫謝辭摘自其《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字句稍有改動）。老杜在狀中先強調他主觀動機是好的，論事涉近訐激是陷身賊庭、憤惋成疾所致：「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龍顏。猾逆未除，愁痛難遏。猥廁袞職，願少裨補」；接著稱道房琯的為人，並為房琯受董庭蘭的連累而婉辭辯解；最後重申他上疏的目的是「望（傳作覬）陛下棄細錄大」，實際上仍然在堅持疏中那句「罪細，不宜免大臣」因之而獲罪的話。——要是真認罪，就得從根本否定「棄細（過）錄大（才）」的提法，就得說房琯的罪大而才細。——還說皇帝恕了他的罪，「豈小臣獨蒙全軀」，而是「天下幸甚」。可見他性子真是倔強得很，捅了這麼個大婁子，差一點「抵罪」了，到最後還是心不服口也不服。這種態度，對於自以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來說，是很難堪的。只是處在當時亟須臣屬效力以期收復失地的情勢之下，權且忍下這口氣，採納了張鎬等人的意見，寬恕了他(9)；「然帝自是不甚省錄」，老杜顯然不可能在朝中長久待下去了。狀末署「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在左拾遺臣杜甫狀進」。到六月一日寫這狀子時事情算是了結了。這場政治風波就發生在五月十六日杜甫拜左拾遺以後、六月一日以前這半個月內。一出馬門就踢倒鼓架子，看起來，老杜跟李白一樣，真不是塊做官的料，別看他倆志向大、口氣大，幹勁兒也不小。六年後的廣德元年（七六三），八月房琯卒於閬州，九月老杜致祭。他在《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中說：「拾遺補闕，視君所履。公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身愧恥。」就始終認為：那次抗疏是為了履行諫官職責，雖死不辭；唯一感到遺憾的是皇帝不理睬他，還要加刑於他，使他「伏奏無成，終身愧恥」。這種憤慨和感嘆，也一再表露在他前前後後寫的詩歌中。比如作於上元元年（七六〇）的《建都十二韻》，即慨嘆他為救房琯而貶官，欲效賈、屈而未能：「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遙憐湘水魂。」申涵光說：「人亦有一時感激，事過輒悔者。公以不死為恨，真諫臣也。」又如作於大曆元年（七六六）的《壯遊》，重申他那次犯鱗疏救房琯，主要是由於憂國憂民、忠於職守：「備員竊補袞，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床。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從「斯時」兩句看，他當時的廷諍一定是死死地纏著不放，直把皇帝惹火了的。又如作於大曆三年（七六八）的《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再一次舊事重提：「遲暮宮臣忝，艱危袞職陪。揚鑣隨日馭，折檻出雲台。」《漢書·朱雲傳》載，朱雲進諫觸怒成帝，成帝欲斬朱雲，朱雲手攀殿檻，檻折。辛慶忌救之，得免死。用典貼切，可見史傳說肅宗要將杜甫「抵罪」，杜甫祭房琯文中說是「加刑」，是指要將他斬首啊。此外，就是《秋興八首》其三中「匡衡抗疏功名薄」這樣一句詩，也在為那件事發牢騷。漢元帝初即位，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匡衡上疏陳便宜，上悅其言，遷匡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見《漢書·匡衡傳》）。匡衡抗疏得官，我則不然，看起來，是我薄福薄命，註定於功名無分啊！——怨氣不小，真有股子韌性戰鬥精神。從論房琯忤旨到死前兩年寫《秋日荊南述懷》時已有十二個年頭，時過境遷，而老杜每一思及，總記憶猶新，耿耿於懷。可見他是把這看成他仕途通塞、命運攸關的大事。事實也是如此，此後他雖然仍在朝中繼續供職，但剛過一年，他還是被看成房琯的同黨給貶官了。
六月十二日（據狀末所署），杜甫與另一左拾遺裴薦，左補闕韋少游，右拾遺魏齊聃、孟昌浩等五人上《為補遺薦岑參狀》，謂：「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奉狀陳薦以聞。」按編制，左、右補闕、抬遺各二員，共八員，現僅有五員，尚差左補闕一員、右補闕二員。狀進，即以岑參為右補闕。岑參前在輪台的安西四鎮節度使、權北庭都護伊西節度瀚海軍使封常清幕為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充安西北庭節度判官。安祿山反，封常清被召還京，岑參領伊西北庭支度副使。頭年年底從輪台東歸，這時剛來到鳳翔行在。狀末推薦人署名按左、右拾遺、補闕順序排列，按照慣例，文件執筆者多署名於同列人員之後，且此狀收入杜集內，可見執筆者當是杜甫。前廷諍風波剛平息不到半個月，杜甫又精神抖擻地在工作了，能如此，實不易。但不知他寫到「今諫諍之路大開」時作何感想。
當時嚴武正在行在做給事中，杜甫曾寫了首題為《奉贈嚴八閣老》的詩送他說：「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鶚在秋天。(10)客禮容疏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唐國史補》「台省相呼目」載：「宰相相呼為元老，或曰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時叫黃門省，故稱「黃閣」。嚴武父嚴挺之與老杜很要好，故稱嚴武為「妙年」，自稱「老夫」。嚴武時年三十一歲，杜甫四十六歲。給事中與左拾遺「官曹」同在左省，所以說「可接聯」。論官階則嚴尊杜卑，嚴卻以「客禮」相待，杜亦以前輩自居，所以說「容疏放」。官場但論官階的尊卑，哪問年輩的長幼。此老不諳官場陋習，固然天真可愛，而嚴武竟能容忍，其雅量也堪稱道。這是集中最早一首寫給嚴武的詩，當時老杜恐怕連做夢也沒想到今後他們之間還會有一段更密切的聯繫。
七月，他作《月》詩說：「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11)黃生說：「全首作對月嗔怪之詞，實與《百五夜對月》作同一奇恣；特此首精深渾雅，故人不覺其奇爾。」單就藝術而論，此詩趕不上《一百五日夜對月》，更不要說《月夜》了。我對這詩感興趣，主要因為它引出了王嗣奭的這樣一段話：「公凡單詠一物，必有所比。此詩為肅宗作。天運初回，新君登極，將有太平之望，秋期近而月影清也。然嬖倖已為熒惑，貴妃方敗，復有良娣，入河而蟾不沒也。林甫、國忠弄權於前，輔國、朝恩又繼於後，搗藥之兔長生也。所以只益丹心之苦，徒增白髮之明。今干戈滿地，月當無所不照，休得止照國西之營，謂此營士便能戡亂而可以無憂也。時官軍於長安之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李、郭等以六十萬兵潰於相州，當在此時，公蓋有深慮焉。白髮增明，謂以憂加白。」
乾元元年（七五八）二月，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李輔國依附張淑妃（即良娣），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三月，立張淑妃為皇后。九月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使討安慶緒，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六十萬兵潰於相州在乾元二年（七五九）三月。若全采王說，則當定此詩作於乾元二年七月，時老杜在秦州。這當然也是可以的；若仍定此詩作於至德二載七月，采王說而稍加變通，則不僅可通，似乎更切。案張良娣勾結內豎李輔國等弄權已非一日。《資治通鑑》載張良娣性巧慧，能得肅宗意。亂起之初，隨肅宗來朔方。當時隨從兵丁很少，每晚就寢，她常睡在肅宗前面。肅宗說：「禦寇非婦人所能。」她說：「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到了靈武，產子；才過三日，就起來縫戰士衣。肅宗阻止她，答道：「此非妾自養之時。」肅宗因此就更喜歡她。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通寫、算，給事太子宮，肅宗當太子的時候就很信任他。李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暗中依附她，里外勾結。建寧王李倓幾次在肅宗跟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向肅宗進讒言說：「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李俶，後改名豫，即後來的代宗）。」肅宗怒，賜李倓死（《資治通鑑》載此事在至德二載正月）。於是廣平王李俶和李泌心裡都很害怕。李俶想設法除掉李輔國和張良娣，李泌說：「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又載從肅宗在靈武那時以來，李輔國就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切都委託他處理，權力很大。那麼，老杜任左拾遺時，就完全有可能有感於二人的弄權而藉詠月以抒憤了。李白《古風》其二「蟾蜍薄太清，蝕此瑤台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云云，舊注多以為蟾蜍蝕月，比唐玄宗武惠妃逼王皇后；月光虧而魄沒，見後已廢而憂死。杜甫《月》詩取譬類似，王說「嬖倖已為熒惑，貴妃方敗，復有良娣，入河而蟾不沒」云云，並非毫無道理。老杜《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太子即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公實匡救，忘餐奮發。累抗直詞，宜聞泣血」，即指房琯奉冊靈武，見肅宗道當時利病，辭吐華暢，帝傾意待之，與參決機務，以及諫第五琦聚斂產怨如楊國忠，語皆切直等事。趙次公以為「小臣二語，蓋謂李輔國也」，甚是。講房琯的「累抗直詞」卻牽扯到「小臣」李輔國的「用權」，可見房琯的罷相與李輔國等有關。這祭文雖作於幾年之後，老杜當時即當有此看法。尋常吟風弄月，哪會有「只益丹心苦」的感嘆？若將此句與祭房琯文中「（甫）見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身愧恥」的話，和其後所作有關詩句「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建都十二韻》）、「備員竊補袞，憂憒心飛揚」（《壯遊》）等參讀，似乎更能令人相信這詩當是作者論房琯忤旨後，藉詠月以慨嘆嬖倖熒惑、小臣弄權之作。《得家書》有「二毛趁帳殿」之句。既然皇帝在行在所住的是「帳殿」，那麼，將老杜所在京西鳳翔的行署稱之為「國西營」，又有何不可呢？「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若解釋為望月勿照臨此間，以免勾引起我感時傷亂之恨，這不是比王嗣奭對這兩句的闡發更文從字順、合情合理嗎？他說：「今干戈滿地，月當無所不照，休得止照國西之營，謂此營士便能戡亂而可以無憂也。」恕我魯鈍，此語我曾反覆琢磨，始終不知所云，恐說詩者本人亦不甚了了。張說：「蟾兔以比近習小人。『入河不沒』，不離君側也。『搗藥長生』，潛竊國柄也。『丹心益苦』，無路以告也。『白髮添明』，憂思致老也。故結言『休照軍營』，恐愈觸其憂耳。當時寇勢侵逼如此，而近習猶然用事，何時得見清平邪？」此解較王說為優，可參看。後乾元二年杜甫在秦州作《初月》：「光細弦初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黃庭堅《杜詩箋》：「王原叔說：此詩為肅宗作。」（《豫章黃先生別集》卷四）仇兆鰲說：「今按此詩，若依舊說，亦當上下分截：上四，隱諷時事；下四，自嘆羈棲。『光細』，見德有虧。『影斜』，見心不正。『升古塞』，初即位於靈武也。『隱暮雲』，旋受蔽輔國、良娣也。『河漢不改』，謂山河如故。『關山自寒』，謂隴外淒涼。『露暗花團』，傷遠人不蒙光被也。」張、王嗣奭謂《月》隱諷時事，實沿於王原叔說《初月》一語，故並及之。
半個世紀後的白居易，曾因進諫，當面批評憲宗說「陛下錯」，憲宗不高興，密召承旨李絳說：「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多虧李絳會說話，憲宗聽了高興，暫且作罷；不久還是趁任滿理應改官之際，以照顧他母老家貧為名，叫他自便，把他從朝中打發走了。皇帝的脾氣總是差不多的，肅宗一怒之下，要處置杜甫，因為有宰相張鎬等人出來說情，一時對杜甫不好怎樣，但見他仍待在身旁，態度還挺認真（如薦岑參即是），心裡不可能不感到彆扭，就樂得送個順水人情，表示照顧他，墨制放還鄜州省家：「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北征》）「初吉」，指朔日，即初一。至德二載閏八月初一日辭君上路，准假墨制下達當在頭幾天的八月底。行前中書舍人賈至、給事中嚴武與兩院拾遺、補闕裴薦、韋少游、魏齊聃、孟昌浩、岑參諸公設宴餞別，座間拈韻賦詩，老杜得「雲」字，作《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12)說：
「田園須暫住，戎馬惜離群。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時吹角，那堪處處聞。」家人暌隔，不見經年，今得歸省，固然高興，但想到戎馬倥傯，歸途險阻，官場多變，前路茫茫，就不覺憂從中來，頓起離群傷別之嘆了。「一、二，別之故。三、四，留別之情。五、六，別之時。七、八，預想別途之感」（浦起龍語）。語言質樸，感情真切。
三 北征途中
老杜這次回去走的路線是：鳳翔（今陝西鳳翔）—麟遊（今陝西麟遊）—邠州（今陝西彬縣）—宜君（今陝西宜君）—鄜州（今陝西富縣）。當時長安西北正集結部隊，準備收京，比前幾月郭子儀敗於清渠、退保武功時的情況有所好轉(13)，這一帶已控制在官軍手中，定然通行無阻；只是為了打仗，公私馬匹都集中到軍隊里(14)，老杜回去沒馬騎，要徒步走六七百里（據《元和郡縣誌》有關數字折算，鳳翔至麟遊一百六十里，麟遊至邠州七十里，邠州至宜君二百一十里，宜君至鄜州二百二十五里，共計六百六十五里），感到很發憷，就硬著頭皮寫詩給將軍李嗣業借馬說：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心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徒步歸行》）李嗣業是京兆長陵人。身高七尺，膂力超群，尤善用陌刀，每戰必為先鋒，所向披靡。開元中從軍以來，多次立功西域。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賞賜有加。安祿山反，肅宗召他，他奉詔即上路，與諸將割臂發誓說：「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到鳳翔，上謁，肅宗高興地說：「今日卿至，賢於數萬眾。事之濟否，固在卿輩。」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配合作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這年九月，發動收復長安的攻勢，開頭官軍大敗，亂不成陣。李嗣業對郭子儀說：「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隨即光著膀子，手持長刀，大呼出陣，殺數十人，穩住了陣腳。官軍終於轉敗為勝，收復了長安。其後在收復東都的戰役中，李嗣業也多次出陣立功。兼衛尉卿，封虢國公。又兼懷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
乾元二年（七五九）正月，李嗣業攻鄴城，為流矢所中，臥帳中，傷口剛好，忽聞金鼓聲，知與敵戰，大呼，創潰，血流數升而卒。諡忠勇，贈武威郡王。老杜贈詩時李嗣業剛調回鳳翔不久。從詩里看，老杜對這位正當壯年而英名早著的將軍很佩服，期望也很大。（李嗣業不幸去世過早，倒也沒辜負老杜對他的厚望。）只是這是一首當作借馬便箋的小詩，不好像在《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中那樣，一本正經地高談軍國大事，反而寫得慷慨淋漓，富於生活實感。鳳翔這麼個小地方，因為皇帝來到這裡，成了臨時政府所在地，聚集著數以千計的文武官員。雖然經過漢中能得到從南方水陸運來的補給，但比起從前在長安的那種養尊處優、輕裘肥馬的生活來，官員們的日子無疑過得苦多了，僅止混個溫飽而已。我這個白髮蒼蒼卻穿著青袍這種低級服色的左拾遺，情況就更慘；回去探家，路程這麼遙遠，沒有馬騎，不得不步行。想起妻子兒女困守山中哭天無路就不覺歸心似箭，我迫切希望您把您櫪上那匹日行千里的黃驃馬借給我。——寫得多真實！千多年以後我們讀了，仿佛能見當時行在兵荒馬亂的景象和詩人焦急愁苦的神情。這詩題下有原註：「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據此則應認為老杜已步行全程三分之一路程到邠州（今陝西彬縣），才向李嗣業借馬騎。但是他的《九成宮》，篇末寫對故宮而念新君，抒發無限興亡的感嘆：「我行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王狩太白（指肅宗在鳳翔），駐馬更搔首。」既說「駐馬」，表明他到麟遊時已經有了馬。九成宮在麟遊縣西五里。麟遊在鳳翔東北一百六十里，在邠州西南七十里，從鳳翔到鄜州先經麟遊，後過邠州，一般情況不會到邠州借了馬然後再騎回麟遊瞻仰九成宮（從詩意看《九成宮》不作於自鄜州回鳳翔途中，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認為長安收復後老杜從鄜州直接回京，並非如舊譜所謂十月扈從還京）。可見他向李嗣業借馬是在鳳翔。杜集中的原注有一些顯然不是自注，與其從原注，不如從原文。當時公私馬匹都集中到軍隊里，老杜走後門向李將軍借馬，終於如願以償了。黃鶴注引《新唐書·李嗣業傳》：「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誤引為『千』）匹，前後賞賜，皆上於官以助軍雲。」這只是說李嗣業公而忘私，連他從西域帶回的大宛馬也上交助軍了。趙次公說：「嗣業有宛馬千匹，或公從之借乘。」又四川文史研究館編《杜甫年譜》說：「（杜甫）前行入邠州境，路途崎嶇，以養馬聞名之李嗣業正鎮守邠州，因向其借得乘馬以代步，作《徒步歸行》詩贈之。」這顯系因「有宛馬千匹」而產生的誤解。該譜在此前也引到了「駐馬更搔首」，但未作說明，不知已意識到九成宮「駐馬」與邠州借馬之間多少存在點小問題否。
老杜行經麟遊縣西五里的九成宮，徘徊眺望，不勝感慨，於是就寫作了《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回，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棟樑，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制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我行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王狩太白，駐馬更搔首。」前十二句寫景，可與魏徵《九成宮醴泉銘序》下面這一段描述參讀：「此則隋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為池；跨水架楹，分岩竦闕。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台榭參差。仰視則迢遞百尋，下臨則崢嶸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輝，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回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至於炎景流金，無鬱蒸之氣；微風徐動，有淒清之涼。信安體之佳所，誠養神之勝地，漢之甘泉，不能尚也。」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之末，侵淫溪谷，怒於土囊之口。」「土囊口」出此，指谷口。「曾宮」二句謂山高宮敞，谷口迴風，見此間最宜避暑。「立神」句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謂宮殿經亂獨存，似有神靈呵護。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景物淒清，猿啼悲切，行客處此情境，難免潸然淚下。轉思此系離宮別館，如今竟如此荒涼，弔古傷時，悲痛之情，就更難自已了。這就是「哀猿」二句所包含的內容，並從而自然地過渡到後半截的撫事增感、抒情寄意。九成宮本是隋仁壽宮，貞觀五年修葺，乃改名。宮周圍千八百步，並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太宗、高宗都曾來此避暑。
《資治通鑑》載：「（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二月，）詔營仁壽宮於岐山之北，使楊素監之。素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記室封德彝為土木監。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台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又載：「（十五年，三月，）仁壽宮成。丁亥，上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惶恐，慮獲遣，以告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孤後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史稱隋文帝「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傜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但為了滿足一己之私慾，尚且如此。及至煬帝即位，窮奢極欲，禍國殃民，就必然要自取滅亡了。老杜因九成宮而念及前朝興衰舊事，非止發思古之幽情，亦有殷鑑不遠之意。貞觀十一年，唐太宗作飛山宮，魏徵上疏，以為：「煬帝恃其富強，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那麼，在這以前，魏徵為什麼又樂於為唐太宗撰《九成宮醴泉銘》呢？這是因為他見「群下請建離宮」，而皇帝「爰居京室，每弊炎暑」，也早有此意。(15)與其另擇新址，大興土木，不如因陋就簡，修復仁壽宮，將就對付一下為好：「聖上愛一夫之力，惜十家之產，深閉固拒，未肯俯從（指前引『群下請建離宮』的請求）。以為隋氏舊（仁壽）宮，營於曩代，棄之則可惜，毀之則重勞。事貴因循，何必改作。於是斫雕為樸，損之又損；去其泰甚，葺其頹壞。雜丹墀以沙礫，間粉壁以塗泥。玉砌接於土階，茅茨續於瓊室。仰觀壯麗，可作鑒於既往；俯察卑儉，足垂訓於後昆。此所謂至人無為，大聖不作；彼竭其力，我享其功者也。」在這裡，魏徵巧妙地寓規於頌揚，要太宗時時以「壯麗作鑒」，以「卑儉垂訓」。了解了魏徵撰《九成宮醴泉銘》的主要用意所在(16)，再來看杜詩「荒哉」十句，就會有趣地發現，在對九成宮的看法上，老杜和魏徵的心是相通的，但由於「我行屬時危」，老杜看到了魏徵當時擔心並極力防止重蹈覆轍的悲劇終於發生，老杜的認識，自然比魏徵又深入一步，這就無怪乎他要「仰望嗟嘆久」了。如前所述，按照魏徵當時的想法，一、與其另建新宮，不如因陋就簡修復舊宮，將就對付；二、以修復部分的「卑儉」來對比、襯托出舊宮殘存部分的「壯麗」，既可引為殷鑑，又可作出「卑儉」的榜樣，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經過歷史的驗證，這想法雖好，只是太天真了，實際上很難做到。於是老杜的看法就有所不同了：荒唐呀隋文帝，你當初修建的仁壽宮到如今早已塌了朽了。（那麼，前面描狀的那些壯麗的宮闕又是哪裡來的呢？）要是隋朝不亡國，這仁壽宮哪會為大唐所有，變成九成宮了呢？（須知：正是這仁壽宮的修建，開了隋煬帝窮奢極欲的先例，導致亡國的啊！）
《舊唐書·職官志》載：「九成宮總監，監一人，從五品下。副監一人，從六品下。丞一人，從七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下。錄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宮監掌檢校宮樹、供進煉餌之事，副監為之貳。」照魏徵所說，當日接管這座隋故宮時只是葺其頹壞，並未有新的增修，為何還如此重視，特為設官居守？王融《曲水詩序》說：「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尚書·五子之歌》說：「甘酒嗜音，峻宇雕牆。」皇帝到這裡來避暑，雖不像傳說中乘八駿週遊天下的穆天子那樣去得那麼遠，這到底是踩著前代帝王的腳印，到一個峻宇雕牆的遊樂地來了啊。久久地望著這曾經滄桑的故宮，想到當今進駐鳳翔的新君，我感慨萬千，但不知如何表達，就不覺駐馬沉吟、搔首踟躇了。——詩人的感慨說了一半咽了一半。不過，誰讀了這詩，只要細細玩味這些半吞半吐的話語，自會明白最使他痛哭流涕長太息的是本朝而決非前代。張惕庵說：「（荒哉）四句為本朝回護，最得體，卻又寓諷。」王嗣奭說：「『尚置官居守』有刺。蓋因『跡是雕牆後』，而不改荒隋之轍也。『天王狩太白』，蓬萊宮尚不能安居，況九成宮乎？駐馬回首，無限感傷，而『淚迸林藪』以此。」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知音人是聽得出來的。這詩寫得很典雅，初讀稍嫌前半寫景板滯、後半議論含混，幾經咀嚼，始悟如此崇山峻宇，非出之以方筆(17)，遣之以排奡之辭，不足以描狀崢嶸壯麗之景；明諷前代，暗刺本朝，道來委婉，寓意分明，議論非但不含混，更見此老運用語言工力之深。李商隱《詠史》中「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二句可借來概括此詩的中心思想，但詩人的感嘆則較此深廣遠甚。在說詩中，不能混思想、感情為一談，因為二者各異，須分別評論。譬如此詩，若提煉成「歷覽」二句云云，即使至確，亦恐難稱之為佳作（至於作為研究作家思想、社會思潮的資料，則又當別論）。其理自明，但事實上有時人們往往將思想上或有可取卻乏感情又輸文采的作品，捧得很高。此風在十年浩劫期內最盛，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改變，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離開麟遊，走了幾天，來到宜君，參觀了玉華宮，老杜又以宮名為題，作詩說：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玉華宮》）玉華宮是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所建，在宜君縣西北，傍山臨澗，環境幽美。太宗曾來此避暑。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廢為玉華寺。(18)這首詩中一個較為重要的問題是：到底應該怎樣理解「不知何王殿」呢？主要有如下幾種看法：（一）確乎不知是何代何宮殿。王嗣奭主是說：「注引《唐·志》，必非唐之宮殿，觀『不知何王』語自見。恐即苻堅所造，故作詩者因宮殿而及其墓也。」（二）「不知」句意謂當地人不知，並非老杜不知。朱鶴齡主是說：「玉華宮作於貞觀年間，去公時僅百載，而雲『不知何王殿』者，何也？按《高僧傳》載，玄奘嘗於此譯經。意久廢為寺，與九成宮之置官居守者不同。人皆不知為何王之殿耳，非公真昧真跡也。」(19)（三）非不知，有不忍言者。浦起龍主是說，認為：「明是唐時所建，而曰『不知何王』，正以先世卑宮遺意，子孫有愧敬承。若明言貞觀之儉，則顯形天寶之奢矣。而況本朝舊物，一旦荒涼，又有不忍言者也。朱氏以為宮廢為寺，土人不知。土人豈有不知之理，不亦暗於本意歟？篇末『誰是長年』之感，單讀本篇，不過傷心物化。合觀前首（《九成宮》），仍然隕涕時衰。曰『誰是』，身世俱該。《九成》《玉華》，用意各別。一為隋代所建，故明志來歷，有借秦為喻之意。一為國初所作，故不忍斥言，有黍離行邁之思。又彼承荒主而踵事也，故由盛而衰，意存追感。此則儉德而終廢也，故因衰起興，淚灑當前。」浦說駁朱說有理，闡述亦複合情，愚意以為猶未盡善。案《資治通鑑》記載建玉華宮原委及有關情事甚詳：「（貞觀二十一年，三月，）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宮。……上以翠微宮險隘，不能容百官，（七月，）庚子，詔更營玉華宮於宜春（君）之鳳凰谷。……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賜太子，……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台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游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余皆茅茨(20)；然備設太子宮、百司，苞山絡野，所費已巨億計。（二月，）乙亥，上行幸玉華宮；己卯，畋於華原。……（三月，）充容（九嬪之一）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又曰：『雖復茅茨示約，猶興土木之疲；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二十三年）夏，四月，乙亥，上行幸翠微宮。……（己巳）令（褚）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年五十有三。）」跟翠微宮一樣，玉華宮是太宗卒前三年特為養病建造的離宮，而且「備設太子宮、百司，苞山絡野」，規模很大，即使時過百年，當地人不會不知。何況貞觀二十二年四月，太宗御製《玉華宮銘》，詔令皇太子已下並和（見《唐會要》），其文甚為朝臣、文士所艷稱：「（帝）又制《玉華山銘》，示群臣，詔令學士並作。帝博覽群書，總其宏綱，殆於萬卷；遒文麗藻，一時冠絕」（《玉海》），老杜哪有不知之理？至於朱注據《高僧傳》有關玄奘嘗於此譯經的記載「意（此宮）久廢為寺」云云，純屬徵引欠當致誤。案《廣弘明集》載，貞觀二十二年，幸玉華宮，追（玄）奘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敕：「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兗、荊、揚等九大州。」玄奘何「嘗於此譯經」？此宮何嘗「久廢為寺」？看起來，前述三種意見，以浦氏所主第三種「有不忍言者」之說為可信。但是他所作不忍「明言貞觀之儉」以顯形「天寶之奢」的解釋，卻不盡然。浦氏未及深考，僅據舊注所引「務從菲薄」「正殿覆瓦，余皆葺茅」等隻言片語，竟信以為真，其實，太宗營造玉華宮，「所費已巨億計」，難稱節儉，本人在其後一年作以訓子的《帝范》中曾公開承認「宮室台榭屢有興作」是自己不少「不善」和「深過」之一，他的宮嬪上疏進諫也批評他「雖復茅茨示約，猶興土木之疲」。因此，在我看來，老杜之所以不忍言，與其說是怕「明言貞觀之儉，則顯形天寶之奢」，不如說對貞觀的「作法於奢，何以制後」，致肇天寶之禍有所腹非，但鑒於太宗「益多損少」「功大過微」，不敢也不忍明言而已。「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此意在《九成宮》中已有所流露。前後參悟，或可驗愚見之未必全誣。太宗痛感隋季的破國由奢，但居於至尊之位，惑於塵世之欲，迫於桑榆之年，難以克制，乃明知故犯；自恃功大益多，頗得人心，稍圖安逸，當無大害；轉思子孫「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驕情奢縱，則一身不保」，又不無後顧之憂。於是撰文垂訓，引咎責躬，還特別禮重宮嬪逆耳之諫（太宗善納諫，往往知過必改，此則不然，一方面禮重之，一方面並未有所舉動，可見是故作姿態），無非想藉以表示奢縱之習為害甚大，己雖不免卻深自痛恨，萬「勿以為是而法之」。太宗的用心，不可謂不苦了，只是本身也做不到，又怎望這些空洞的教訓能勸阻他的那些坐享其成的後人克勤克儉，永保江山呢？作為身逢亂世的詩人，路過離宮，觸景生情，不勝興亡之感，並從而思考致亂之因，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像上面所分析出來的那些「為本朝回護」「卻又寓諷」的想法，卻並不完全正確。歷史證明，封建專制制度本身是古今帝王奢縱之源。常以隋為殷鑑的開國之君唐太宗尚且不免，即使當初不修九成、不營玉華，難道太平天子唐玄宗就不會因奢破國麼？詩中有這樣四句話：「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趙汸說：「當時必有隨輦美人沒葬宮旁者，故詩中及之。四句言富貴倏忽已盡，即末句『誰是長年者』意。」玉華廢宮境地荒涼，觸發了詩人無限黍離行邁之思，寫得淒絕。邵子湘說：「簡遠淒涼，正以少許勝人多許。」
洪邁《容齋隨筆·張文潛哦蘇杜》：「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指《玉華宮》）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摹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腳插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灑。篙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為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諭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絕句，所謂『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賞嘆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雲。」證之以蘇詩，知張耒擊節相賞的，主要是《玉華宮》這類作品宣洩了淒絕深長的人生喟嘆，他極力摹寫的《離黃州》，內容與《玉華宮》不同，之所以自認「稍似之」者，除了音響節奏，全在於情調的相近。
老杜有一首頌揚唐太宗功業的五言排律《行次昭陵》。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在今陝西醴泉縣東北五十里的九嵕山，利用山峰鑿成。著名的「昭陵六駿」浮雕石刻，原來即列置在昭陵北面祭壇的東西兩廡房內。這六塊浮雕，刻的是唐太宗在開國戰爭中所騎過的六匹駿馬，刻於貞觀十年（六三六）。六馬姿式各異，但均雄勁有力，高度體現了我國古代雕塑的藝術水平。其中「拳毛騧」和「颯露紫」兩塊，於一九一四年被盜走，現存美國費城。「什伐赤」「青騅」「特什驃」和「白蹄烏」四塊，現藏陝西省博物館。詩中有「石馬汗常趨」句，「石馬」即指此「昭陵六駿」石刻。《安祿山事跡》載，潼關之戰，官軍既敗，賊將崔乾祐，領白旗左右馳突。又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為是賊，不敢逼近。須臾，見與崔乾祐斗，黃旗軍不勝，退而又戰不止一次。俄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馬汗流。諸家多以為詩人謁陵時因見「昭陵六駿」等石刻而想到這一傳說以寄慨，並定這詩作於這次還鄜州途中行經昭陵時。這詩敘述唐太宗平亂之功和貞觀致治之盛，實際上是慨嘆時無英雄、太平難望。這種思想感情也與當時的實際相符。只是從鳳翔出發，經麟遊到宜君，路線徑直，離作戰地區又較遠，老杜為什麼要捨近求遠、去安即危，繞道到這個兩軍對陣、時有戰鬥的京兆府的遠郊區醴泉縣來呢？百思不得其解。戰亂時世或有此等事，惜資料闕如，無法確考。
老杜在途中還作了兩首五律，其中的一首《晚行口號》說：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飢烏集戍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白頭。」「落雁」二句寫荒途晚景，令人有身臨其境之感。《北征》說：「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老杜途經戰場，確曾目擊這種屍骨縱橫的慘狀。我讀「飢烏」句時，總不免要聯想到漢樂府《戰城南》中的這幾句話：「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浦起龍說：「考《陳書》：江總，濟陽考城人，仕梁。侯景陷台城，避難會稽，憩龍華寺。寺即其上世都陽里居舊基，故作《修心賦》曰：『是豫章之舊圃。』又曰：『庶忘累於妻子。』詩所謂『還家』，當指此，正以自況值亂而歸寓宅也。以江總十八解褐之年計之，避難時才三十餘耳，而公年已望五，故曰『遠愧』。」所論甚是。另一首《獨酌成詩》說：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里從為客，詩成覺有神。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蔣弱六說：「前半是初酌時，不覺一切放下。後半是酒後，又不覺萬感都集，心事如畫。」浦起龍認為：「應即『口號』（指作前詩）之夜所成，故云家尚未到，燈亦何勞爾花。正須把酒取醉，解我客愁，而興之所至，不覺觸口成吟耳。」在此前後，作《彭衙行》，記去歲自白水逃亡至此承孫宰留宿情事（詳第八章）。
四 「生還偶然遂」
經過多日的長途跋涉，老杜終於平安抵達羌村，與分離一載、朝夕思念的家人們團圓了。《羌村三首》就是他剛到家那幾天與妻子兒女歡聚的最感人的藝術寫照。
其一說：「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西邊紅雲高聳，雲罅里瀉出的斜陽光像巨人的長腳下到平地。寫鄉村傍晚景象如繪，令人真切地感到秋晴的爽朗，和遠客乍歸的特殊印象。這裡的「日腳」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雨腳如麻未斷絕」的「雨腳」一樣，腳就是腳，有人覺得彆扭，說「雨腳」就是雨滴，「日腳」就是日光，那當然是不錯的，只是頭腦過於科學，不足以言詩。陸賈《新語》：「乾鵲噪而行人至。」吾鄉現今尚有「喜鵲叫，有客來」的俗話。仇兆鰲以為「柴門」句中的「雀」字當做「鵲」。(21)柴門鳥雀噪晴，在千里歸客心目中這仿佛是對他的熱烈歡迎。寫景也寫情，一片喜氣洋洋。王嗣奭說：「前有《述懷》《得家書》二詩，則公與其家人已知兩無恙矣。此詩有『妻孥怪我在』『生還偶然遂』等語，若初未相聞者，何也？蓋此時盜賊方橫，乘輿未復，人人不能自保，直至兩相對面，而後知其尚存，此實情也。」一個處於困境屢為失望所苦的人，一旦夢寐以求之事竟成事實，莫不意惑神飛，疑其非真。這是人之常情。《六一詩話》引梅堯臣的話說：「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其實前人所未道之情和難寫之景往往就在日常生活中為人所常見、常感。正因為是人所常見、常感，寫入詩中，很難顯得意新語工。
老杜這首詩的好處，就在於他能把亂世常人都可能經歷到或親眼得見的常事、常情，用平平常常的語言表現出來，卻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一）窮鄉僻野，外人罕至，偶有客來，鄰里都會來看熱鬧。（二）楊氏夫人攜家小寄居羌村一年有餘，與鄰里無疑是很熟識的了。老杜陷賊與竄歸鳳翔得官等情事，村中也當早已風聞。今見老杜歸家，人們哪能不來觀看？老杜去歲在此稍作勾留隨即離去，與村中人多不相識，如今又是官身，初來乍到，鄰人們一時不便徑入相見，又甚感希罕，便不覺圍滿牆頭探望了。（三）鄰人圍滿牆頭，開頭自然是看熱鬧的心理成分多，及見老杜與家人相會驚定拭淚、喜極生悲情狀，也不由得為之感嘆欷歔了。這幾層意思，如果一一道來，倒也容易，只是過於瑣細，寫入詩中，難免令人生厭。老杜則不然，他只需「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欷」兩句，就把這一動人的情景既生動具體又乾淨利索地表現了出來，細細玩味，而且包含了上述幾層言外之意。言有盡而意無窮，這是神韻派詩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其實，只要不將之作玄妙的理解，寫實派的詩，又何嘗不需要這種以一當十、「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的功夫呢？王嗣奭說：「『夜闌更秉燭』，『更』讀平聲。久客歸來，未能即睡，不無瑣事，更換秉燭，自是真景，非相疑而互照。至『相對如夢寐』，則驚怪意猶未盡忘也。」這解說是正確的。若解釋為老杜和楊氏夫人夜深對坐，猶是驚怪，更秉燭互照，則未免顯得滑稽。「夜闌更秉燭」，與李商隱《夜雨寄北》「何當共剪西窗燭」的用意接近，都寫與妻久坐不即就寢情景。坐久燭暗，須剪掉燭芯使之復明。言剪燭，則坐久之意自見。燭不但須剪，且須更換，二人相對而坐的時間就更加長久了。「如夢寐」三字佳，與恍惚的心理狀態真切入微。去歲老杜陷賊之初在中秋月明之夜預想來日與妻子歡聚的情景說：「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今日歸來雖然也是閏八月的第二個中秋，無奈時在月初，他們不得同倚虛幌讓多情的明月「雙照淚痕干」，就只能秉燭夜闌，互訴衷情了。想當然的事同生活中成為現實的事總是不一樣的。老杜可以把他所渴望的與妻子團聚的情形想像得很美，寫得很感人。但這一願望一旦成為事實時，他就應該直接從那未必與想像相符的現實生活中去選擇素材，提煉詩意。
歌德曾經給一位當時很著名的德國即席演唱家、漢堡的沃爾夫博士出了個題目，要他描繪一下他從魏瑪回漢堡的行程，他馬上信口說了一段音調和諧的詩，這使歌德感到驚訝，但並不讚賞，因為在歌德看來，他描繪的不是回到漢堡的行程，而只是回到父母親友身邊的情緒，也就是說，他不乏才能，卻患著那個時代重主觀的通病。所以歌德在另一處就明確地指出：「世界是那樣廣闊豐富，生活是那樣豐富多彩，你不會缺乏作詩的動因。但是寫出來的必須全是應景即興的詩，也就是說，現實生活必須既提供詩的機緣，又提供詩的材料。一個特殊具體的情境通過詩人的處理，就變成帶有普通性和詩意的東西。我的全部詩都是應景即興的詩，來自現實生活，從現實生活中獲得堅實的基礎。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樓閣的詩。不要說現實生活沒有詩意。詩人的本領，正在於他有足夠的智慧，能從慣見的平凡事物中見出引人入勝的一個側面。」（《歌德談話錄》）
我從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兩句中悟出了一點詩歌創作上的道理，總嫌講不透徹，只好搬出歌德老人來幫忙；多虧他見多識廣，終於毫不費力地將我朦朧地感到卻把握不住的道理闡述得淋漓盡致。我看，老杜全部的詩也都是來自現實生活、從現實生活中獲得堅實的基礎的，豈止「夜闌」二句？重客觀輕主觀，這只是從創作的基本態度而論，並不意味著否認想像的作用。因為只要有一點創作經驗和文藝理論常識的人都知道，如果缺了理想的翅膀，不管中國的詩神，還是德國的詩神，都是無法翱翔於太空的。王遵岩評《羌村》其一說：「一字一句，鏤出肺腸，而婉轉周至，躍然目前，又若尋常人所欲道，真國風之義。」所謂「若尋常人所欲道」，跟歌德所謂「能從慣見的平凡事物中見出引人入勝的一個側面」的意思相近。王氏說得不很明確，也多少意識到杜詩與尋常現實生活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
其二說：「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前首寫久客初歸之樂。歡樂過後，種種煩惱重新湧上心頭，了無生趣，詩人又不得不借酒消愁了。這就是這首詩中所要表現的意思。「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前句是因，後句是果。這一年來，出生入死，好容易與親人團聚，理應「還家多歡趣」才是，然而不然，這主要是因為他已經進入晚年（其實只有四十六歲，只是他心理上認為自己已經衰老了），卻為情勢所迫，仍須苟且偷生的緣故。到底是什麼事使得他這麼不愉快呢？他沒說，不過我們卻知道，那不外是：干戈滿地、哀鴻遍野、時世艱難、家室牽累，其中最令他擔心的，恐怕無過於小人用事，朝政多變，而前因疏救房琯，廷諍忤旨，今墨制放還，事猶未了。點出因憂思縈懷而少歡趣，便不詳加訴說，就此打住，然後掉轉筆頭，著重寫己之不悅和設法自遣情狀：（一）「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寫小兒女喜父歸來而繞膝依依，及見面露不悅神情，不覺生畏而退了回去。(22)——就是這樣，通過嬌兒的一個細微的心理變化和小動作，便反映出老杜「還家少歡趣」的愁苦情狀。（二）去歲初來羌村寄寓，正當炎夏，回憶當時愛在屋旁池邊樹陰納涼，甚感快意，就想再去走走，藉以排遣；誰知那裡北風蕭蕭，前塵如夢，撫事傷懷，徒添無窮苦惱。——借設法排遣而不得以顯「少歡趣」之甚。（三）想到此地今秋豐收，有餘糧釀酒，想像中已覺壓酒的糟床（即酒醡）中酒流如注，這不是在極力形容酒人的喉急狂態，而是在傾訴他借酒澆愁、聊自寬解的苦衷：「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最後還是落到一個「憂」字上，這就是這首詩的主旨所在。憂什麼？籠而統之地說是憂國憂民，這當然是不錯的；若細細琢磨，恐與他從任左拾遺以來在鳳翔行在朝廷的所見所感和親身遭遇不無更直接的關係。通過一二身邊瑣事和心理活動便活現出一個憂心忡忡的老杜來，藝術上也很有特色。
其三說：「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鬥爭。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莫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浦起龍說「三詩俱脫胎於陶」，這是不錯的。無論形還是神，三詩之中，又以其三最酷似陶詩，這只需將陶淵明《飲酒》其九對照一下就知道了：「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繿縷茅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對於這種探求詩歌或詩句從何脫胎的做法，歌德是極其反感的。他說：「世界總是永遠一樣的，一些情境經常重現，……那麼，某個詩人作詩為什麼不能和另一個詩人一樣呢？生活的情境可以相同，為什麼詩的情境就不可以相同呢？」他的助手愛克曼接著說：「所以我總覺得一些學問淵博的人太奇怪了，他們好像在設想，作詩不是從生活到詩，而是從書本到詩。他們老是說：詩人的這首詩的來歷在這裡，那首詩的來歷在那裡。」當聽到愛克曼說拜倫把他的《浮士德》拆成碎片並指出它們各自的出處時，歌德還講了這樣一段頗有見地和膽略的驚人妙語：「拜倫所引的那些妙文大部分都是我沒有讀過的，更不用說我在寫《浮士德》時不曾想到它們。拜倫作為一個詩人是偉大的，但是他在運用思考時卻是一個孩子。所以他碰到他本國人對他進行類似的無理攻擊時就不知如何應付。他本來應該向他的論敵們表示得更強硬些，應該說，『我的作品中的東西都是我自己的，至於我的根據是書本還是生活，那都是一樣，關鍵在於我是否運用得恰當！』……我的靡非斯托夫也唱了莎士比亞的一首歌。他為什麼不應該唱？如果莎士比亞的歌很切題，說了應該說的話，我為什麼要費力來另作一首呢？」認為「世界總是永遠一樣的」固然不對，但生活中無疑有不少相同的或類似的情境（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很難懂得古代的和外國的詩歌了，因為它們表現的是跟我們毫不相干的情境），也的確有情境相同而並非模仿或抄襲的詩。如果離開詩歌本身的欣賞和評價，而一味從故紙堆里死摳一字一句的出處，那是不足取的。這種傾向，外國有，中國更甚。所以朱光潛先生在翻譯到上述意見時加注議論說：「這也是我國過去的注詩家們的惡習，認為好詩『無一字無來歷』，於是就穿鑿附會起來，說某個詞句來源於古代某些大家的詩。李善注《昭明文選》就已如此。」
就創作而論，強調首先著眼於生活情境，著眼於詩人本身的真切感受和表現的完美，不遑計較有無出處或是否經前人道過，這都是些很好的意見。不但歌德，我國古今著名詩人也不乏有意無意用成句入詩的成功範例。譬如蘇軾以唐人劉駕《早行》首句「馬上續殘夢」為其《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首句，又采唐人殷堯藩《喜雨》第四句「淛（同浙）東飛雨過江來」仍為其《有美堂暴雨》第四句，由於用得恰當，成句與續成部分融為一體，各自表現了更為優美的情境，於是後來居上，為人們所傳誦，而原作反倒湮沒無聞，甚至連學問淵博、好查出處的注家也不甚了了（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曾標明前一出處，對後一出處則未標明）。近代名家也有用成句用得好的詩篇。讀魯迅七絕「明眸越女罷晨裝，荇水荷風是舊鄉。唱盡新詞歡不見，旱雲如火撲晴江」，莫不感其憂思，賞其文采，以為從內容到語言純是獨創，恐怕還沒有人想到，這詩的第三句原來就是劉禹錫《踏歌詞》其一「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歡不見，紅霞映樹鷓鴣鳴」中的成句呢。這些例子都足以說明歌德關於詩歌不避相同情境甚至可以徑用成句、成篇的大膽主張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卻不能從而認為：（一）創作可以雷同，可以剽竊；（二）凡是註明詩歌詞句出處和探求詩歌或詩句從何脫胎的做法都是錯誤的。歌德強調「我的作品中的東西都是我自己的，至於我的根據是書本還是生活，那都是一樣，關鍵在於我是否運用得恰當」，這哪裡是在提倡雷同和剽竊呢？詩人不從生活只從書本中去尋詩，注家迷信好詩無一字無來歷而穿鑿附會地去注詩，這當然都是不對的，不值得提倡。但是要求作家加強文學修養，努力從前代優秀創作中吸取養分、獲得借鑑，要求研究者通過作品的分析和比較，探討前後代表現藝術的繼承與發展，為今天的創作提供點滴寶貴經驗，這仍然是未可厚非，甚至是十分必要的。《羌村》其三恰可借來說明一些問題。老杜回到羌村，村子裡的父老們約好了，各自攜帶些酒食去看望他，說眼下戰爭還沒結束，各家各戶的年輕小伙們都東征打仗去了，撂下黍地沒人耕種，收的糧食不多，湊合著釀了點酒，味道很淡，送來只是表示點心意，請多加包涵。處在這種場合，對著這樣一些飽經戰亂的純樸的鄉鄰，聽了如此誠懇而深情的話語，怎教老杜不感動得熱淚縱橫呢？這是現實生活中的情境，這情境顯然是與陶淵明《飲酒》其九中所描繪的情境基本上相同。可見正如歌德所說，生活中確乎有相同的情境。既然如此，那我們就不能說（實際上也不是）杜甫的這首詩是從陶淵明的那首詩套來的。這一點必須首先加以肯定。但是，老杜「熟精《文選》理」，對陶淵明很景仰，對陶詩浸淫日久，十分熟習，如果一旦遇到與陶詩中相同的情境，感而有作，能說他根本不會想起那首陶詩，不會去向它借鑑，不會受到它的影響麼？細細比較這兩首詩，自會發現無論結構布局，還是造詞遣句，甚至是語氣口吻都很相仿佛，杜學陶的痕跡是很明顯的。但是，這不是江淹那種演員進入角色式的刻意模仿，而是以我為主以生活為根據向前代名篇所做的創造性的借鑑。江淹的《陶征君潛田居》是這樣的：「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雖有荷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沒。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這思想、這境界、這韻致，哪一點不是陶淵明的呢？所以沈德潛稱許說：「得彭澤之清逸矣。」學陶學到這種足以亂真的地步並非易事，他必須十分熟習陶淵明其人其詩，在創作的過程中必須進入陶淵明這一角色，進入陶淵明的特定的生活情境，像陶淵明那樣感受那樣思想，方能寫出這樣形神酷似的篇章來。（江淹還仿作了曹植、劉楨、王粲、嵇康、阮籍、謝靈運等二十餘家詩各一首，也同樣經過深入的揣摩，但都不及這首擬陶之作傳神。）同仿古代名人字畫、仿出土文物等仿古美術工藝品比較起來，這種雜擬詩歌（古代此類作品甚多，《昭明文選》中即辟有一類「雜擬詩」）當然是創作而不是模仿。通過雜擬，可以體察入微地領會前人創作的甘苦，得其用心，有助於自身藝術表現能力的提高和獨特風格的形成（據《酉陽雜俎》載，李白曾前後三擬《文選》，今《恨賦》尚存，可見他是下過這種苦工夫的），甚至還可能產生幾首像江淹雜擬詩那樣較為完美、可供賞玩的作品。此外，從研究古典詩歌的角度來看，如果有人真對他所研究的作家作品下過這樣的一番工夫，即使仿作的成績不夠理想，也無疑會對分析這一作家作品的思想藝術特色大有裨益（對於今天的古典詩歌研究工作者來說，如果他稍稍懂得點作詩填詞，我想對他的研究工作也會有好處的）。
如上所述，雜擬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創作，對學習寫作和進行研究不無好處，但是，這到底不是借鑑前人藝術最經常和最理想的途徑。《羌村》其三的學陶就不是這樣，若論情境與語言，它太像陶淵明的《飲酒》其九了。不過它有如下最重要的一點與江淹那首擬陶詩迥然不同：前者中有戰亂還鄉的作者杜甫，而後者則只有想當然的退隱田園的陶潛。後者寫得確乎精美，只是缺乏擬作者的個性和時代氣息，除了引人發思古之幽情，供人鑑賞其技藝，意義畢竟不大。前者就完全不是這樣。它寫出了老杜，寫出了父老，還通過賓主雙方簡短的酬答寫出了時世的艱難和民生的困苦，尤其是寫出了老杜跟鄉鄰的純真友誼和他憂國憂民的深沉的思想感情，感人至深。「脫胎於陶」而不是陶，能像杜甫這樣借鑑前人之作，應該說是值得學習的。要想做到這樣，決非臨時抱佛腳、現找現摹所能奏效，而應該在深入生活的同時，堅持不懈地向古今中外的名家名著學習，日積月累地豐富自己的文化知識，提高自己的文學藝術修養和精神境界，然後才有可能逐步達到含英咀華、推陳出新的境地，寫出思想藝術越來越成熟的作品來。在農村有「雞公打架有客來」的俗話。《羌村》其三「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鬥爭。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荊」四句，寫的就是這種帶有民俗情趣的身邊瑣事，卻神奇地展現了鄉村的古樸情境，烘托出閒居客至的歡快氣息，獲得了極佳的藝術效果。這四句詩當然來自生活，作者寫這四句詩時很可能沒想到陶淵明的詩句「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歸園田居》其一），正猶如陶淵明當日作詩時也可能沒想到漢樂府中的詩句「雞鳴高樹顛，犬吠深宮中」（《雞鳴》）一樣。但是，當文學素養很高的陶淵明和杜甫在醞釀新的詩情時，那些前人舊作，難道就起不了丁點兒酵母菌的作用麼？——恕我淺陋，容我借這個興許不很恰當的例子，來說明作家的文學素養對創作潛移默化的作用吧！
五 與《五百字》媲美的名篇
就在寫《羌村三首》之後不久，杜甫又創作《北征》(23)這首足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相媲美的長篇敘事、抒懷詩。詩中記述了沿途的經歷和到家後的情況，以及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表達了詩人對時局的看法，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現實生活，無論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是很高的。為了行文和閱讀的方便，且分五大段評介於後。
首段說：「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這一段寫他承肅宗墨制放還鄜州省家，詣闕拜辭時的戀君憂國心情。鄜州在鳳翔東北。老杜回家向北走，所以叫「北征」，字面出班彪《北征賦》。初吉，朔日，即初一。這種開篇記年月日的作法仿曹大家《東征賦》：「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蕭滌非先生說：「頭兩句一上來就抬出皇帝並寫明年月日，這是為了表示鄭重和嚴肅。因為這詩主要是寫國家大事。白居易《游悟真寺》：『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我游悟真寺，寺在王順山。』顯然是模仿《北征》的。但只寫個人的遊覽，似乎不必戴這種大帽子。」金聖歎說：「起四句，竟如古文辭。只插『蒼茫』二字，便將一時胸中（所慮家室）為在為亡，無數狐疑，一併寫出。」（《杜詩解》）得到皇帝批准探親，臨行時總該表示一下恩澤私被、不勝感戴之意和戀君憂國之情。如果僅僅是這樣地來理解這一大段詩，雖不算錯，終嫌膚淺。仇兆鰲將「維時」以下一小段歸納成兩句話：「上八，欲去不忍，憂在君德；下八，既行猶思，憂在世事。」並將杜甫廷諍忤旨、詔放還家一事與之聯繫起來。這很有見地，深得作者用心。浦起龍讀杜，往往有得，於此詩則不甚了了，竟然說：「按還鄜詩古律凡數首，俱不及救琯被放事。意未上疏前，先許歸省。本傳與年譜漏也。」從表面看，這話似乎有點道理，因為還鄜諸詩確未明顯地提到這件事。但若稍加思索，就會發現在這段詩中，也隱藏著老杜因這事而產生的內心劇痛和隱憂。且看這幾句：「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諫諍姿」，勇於諫諍的品質和表現。「經緯」，織布的縱線叫經，橫線叫緯，因而用來指有組織地處理事務，這裡指處理國家大事。「密勿」，周密勤勉。這幾句話講得很委婉，說半句，咽半句，如果將言外之意一併用口語譯出，就是：我雖然缺乏當諫官的才具（進諫的方式不很得體那也是出於一片至誠），主要是擔心陛下日理萬機難免有失誤之處；陛下確乎是中興之主，處理國家大事總是要周密勤勉認真對待啊！關於救琯忤旨一事，杜甫曾在《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中強調過他的主觀動機是好的，論事涉近訐激、方式不當是陷賊時憤惋成疾所致：「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猥廁袞職，願少裨補。」這不就是上幾句詩中所包含的主要意思麼？怎能說「俱不及救琯被放事」呢？事情已經暫時平息下來了，而且給了個恩准還家探親的大面子，即使回得家來深感「晚歲迫偷生」「撫事煎百慮」，思想負擔很重，總不能彰明較著舊事重提，只得含蓄委婉地傾訴衷腸了。鍾惺評「臣甫憤所切」句說：「『臣甫』章奏字面，詩中如對君。」（《杜臆》引）詩一開頭就抬出皇帝並鄭重地標明年月日，這裡又畢恭畢敬地叱名稱臣，而且一本正經地議論國家大事，我看這決不是他無心而很可能是有意把詩寫成「如對君」的「章奏」，希望有朝一日幸達「聖覽」，俾「察余之中情」。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張衡《四愁詩》序說張衡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天下漸敝，鬱郁不得志，為《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以詩明志，冀回君意，由來已久。後來白居易更明確地提出詩歌的諷喻作用，說自己「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那麼，說杜甫作《北征》時也有類似的考慮，未必是毫無根據的。從古到今都說杜甫忠君愛國，說法雖一樣，而著眼點和評價卻有很大的不同。封建時代朕即國家，強調杜甫「一飯未嘗忘君」，便是對他的最高考語。今世重民主，揚之者以為忠君便是愛國，抑之者以為愛國終是忠君，各執一端，互不相讓。其實老杜的忠君思想固然嚴重，但並未到不問是非曲直唯君命是從的愚蠢地步，譬如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詩中，雖措辭委婉，對玄宗仍未免有所譏刺。又如為救房琯，不但敢犯鱗進諫，而且在當時和以後一直到死，每當觸及此事，心情總不能平靜，在詩文中始終堅持己見，流露出不以肅宗為然的情緒（這一段中就有這意思）。能說這是愚忠嗎？至於說到「忠君」和「愛國」，既要看到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各有自己的內涵，不可混同起來，說「愛國」就是「忠君」，或「忠君」就是「愛國」，又要看到這兩個概念的外延在杜甫的思想言行中大部分是重疊的，換句話說，就是他的「忠君」和「愛國」思想不是各不相干而是有密切聯繫的。譬如這一段中他「憂在君德」「恐君有遺失」這無疑是忠君的表現，但又與他憤切「東胡反未已」「憂在世事」的「愛國」思想密切相關。因為在君主專制時代，皇帝的是否「密勿」、有無「遺失」，是會直接影響到「經緯」「世事」的啊。不能非歷史主義地要求像杜甫這樣的封建士大夫從根本上否定皇帝的作用，也不能簡單地認為封建時代朕即國家，凡是「忠君」就必然「愛國」，而應該通過細緻的剖析，看他詩歌中所表現出來的哪些是「忠君」思想、哪些是「愛國」思想，就是「忠君」思想也並非一概都壞，裡面或許多少有點值得肯定的地方。
第二段說：「靡靡逾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盪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仆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這一段寫沿途所見所感，具體描繪了「乾坤含瘡痍」的悲慘景象，反映了人民所受災難的深重。「靡靡」，遲遲的樣子。《詩經·王風·黍離》：「行邁靡靡，中心搖搖。」「靡靡」句緊接在上段議論之後，寫他慢慢地在田間道路上走過，不僅過渡自然，而且相得益彰，從內心到外表，再現出他憂國傷時、含悲去國的自我形象：要是沒有這踽踽獨行的身影，上段的議論與這段的敘事很難有機地聯繫起來；要是沒有上段的議論，讀者對他的沉重的精神負擔自然一無所知，那麼，這踽踽獨行的身影就會一閃而過，難以產生較強的藝術感染力。仇兆鰲說：「元年十月，房琯有陳陶、青坂之敗。二年，郭子儀復有清渠之敗。故云『呻吟更流血』。」但詩中所寫，應是最近戰鬥的傷亡情況。「回首」二句，只寫回頭遠眺行在旌旗在夕陽反照中或明或滅之景，便見出詩人低徊戀闕之悲，無論手法還是情緒，跟《離騷》「陟升皇之赫戲（在初日的光明照耀下）兮，忽臨睨夫舊鄉」十分相似。「重」，重疊。「前登寒山重」，是說前進途中翻過一座又一座的山。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說：「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屢得」句是說不須到長城邊塞，就在這關內近京之地也隨處可見戰場景象。
這本是寫實，但一聯想到古詩，更覺觸目驚心。請不要忘記，老杜當時是騎著從李嗣業那裡借來的馬的。坐騎須不時飲水，好在到處都有軍隊留下的「飲馬窟」，所以說「屢得」。要是他沒有騎馬，這「得」字就沒有著落了。徑水從邠州（今陝西彬縣）北郊流過，形成盆地，杜甫在山上下望，邠州郊原如在地底，故有「邠郊」句。(24)仇兆鰲引陸機《苦寒行》「猛虎憑林嘯」、又《赴洛道中作》「孤獸更我前」注「猛虎」句，以為真有虎。吳瞻泰《杜詩提要》則以為「猛虎狀蒼崖之蹲踞」。時下選注本多采此說，並連下句串講說，如猛虎樣的怪石站在我面前，蒼崖的裂縫像是它在怒吼。文研所編的《唐詩選》認為此說似誤，下句「吼」字已證實寫的是真虎，謂吼聲粗大可以「裂石」，又舉出「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石龕》）、「夜半歸來沖虎過」（《夜歸》）等句，論證杜詩中提到「虎」的地方往往實指以渲染環境的險惡。我同意這看法。所謂實指，可能有，也不一定真有，總比藉以形容來得真切。這種寫法源於曹操的《苦寒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參看前引「熊羆咆我東」等句自明。鍾惺說：「『幽事』六句，當奔走愁絕時，偏有閒心清眼，看景入微。」行經山野幽僻處，亂世行人「偏有閒心清眼」並不足怪而是很自然的事。因「幽事可悅」而不覺「緬思桃源」，轉了一個圈，登時又從片刻「高興」和夢幻中回到嚴酷的現實中來，就「益嘆身世拙」了。行雲流水，運轉自如，這倒不關構思的精妙，只是這生活感受和心理變化本身別饒情趣，寫得也很真切而已。「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即眼前景生慨，既實且虛，頗富人生哲理意味，而結穴於「身世拙」的一嘆中，與鮑照《擬行路難》「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比照，便覺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古時祭天地的祭壇叫畤。春秋時秦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祀白帝。這裡以鄜畤指鄜州。那邊山岡起伏、岩谷出沒，老杜見鄜州遙遙在望，不覺加快了速度，自己已到了水邊，僕人還在樹梢露出的塬上走著。挑擔的僕人（據下段可知老杜這次回家還是帶了不少帛、衾裯、粉黛之類東西的），當然趕不上騎馬的主人，不過這裡主要是寫老杜急著到家的神情。登高雖能遙望鄜州，要想到達那裡仍須趕一段很長的路程。桑葉黃落，鴟鴞悲鳴。暮色蒼茫，野鼠拱手站立（即古之所謂「拱鼠」）在亂穴出口處探望，準備外出覓食。深夜經過戰場，寒月照耀白骨，陰森可怖。去年哥舒翰率百萬大軍（實為二十萬，此為誇大之辭）鎮守潼關，卻一敗塗地，害得秦地軍民死了大半。真可哀傷啊！寫日暮到夜深趕路時所見所感，能給人以強烈的印象，歷歷在目，驚心動魄。
第三段說：「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發。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痴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須，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這一段敘述回家後的悲喜情狀。上段結尾悲潼關敗後秦民的慘遭殺戮。這段一開頭接著說自己也就是在那時被俘，等到歸來，頭已全白，不勝感慨。下面便縷述到家後情事。啟承自然，在不知不覺中便轉過話題了。老杜前幾年蹭蹬京華，早已白頭，有「頭白眼暗坐有胝」「遊子空嗟垂二毛」「白頭無籍在」「昭代將垂白」「被褐短窄鬢如絲」「已見白頭翁」「堂上書生空白頭」「白首甘契闊」等等可證。身陷賊中，百憂交集，五內如焚，當然「及歸盡華發」了。「白勝雪」，似乎解釋為面無血色顏色蒼白較當。據詩中所述，除宗文、宗武外，他們還有兩個小女兒。《山海經·海外東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在北，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裋褐」，古代童僕所穿的粗布衣服。古代官服上常繡珍禽異獸和海濤圖案。「海圖」四句是說拆下舊繡補在孩子們的粗布衣服上，橫七豎八的，將「海圖」「天吳」「紫鳳」這些圖案全給割裂了，弄顛倒了。李子德說：「四句寫盡大家亂後倉卒無衣之苦。」不是大家哪來的舊繡？但仍不免拆作補釘布，也很可憐。人們處在緊張的精神狀態中尚能勉強挺得住，一旦鬆弛下來，往往會有垮了的感覺。老杜從長安逃到鳳翔，不久就發生廷諍忤旨風波，接著又經歷了一番艱苦的長途跋涉，回到家來，親人相見，喜極生悲，百感交集，一陣興奮過後，突然生病，臥床幾天，這是實事，也合乎常情，寫得極瑣屑，卻展現了亂世遠歸人的真實情況，很感動人。楊倫說：「敘兒女事可悲可笑，乃從《東山》詩『果裸』『瓜苦』等得來，故不嫌瑣悉傷雅。」這話說得不準確：（一）兒女事與「果裸」「瓜苦」很不一樣，憑什麼說前者是從後者來的？（二）為什麼前者從後者來就「不嫌瑣悉傷雅」了呢？如果不是從後者來而這麼寫，難道就嫌瑣悉傷雅了麼？雅與不雅難道就非以《詩經》為準則麼？楊倫那麼說當然有他認識片面的地方，但我認為其中也不無合理因素。
《詩經·豳風·東山》寫久戍士卒在還鄉途中想念家鄉情景。第二章想像那可能已經荒廢的家園，覺得又可怕又可懷念，其中提到「果裸」（即栝樓），余冠英先生今譯說：「打我遠徵到東山，一別家鄉好幾年。今兒打從東方來，毛毛雨兒盡纏綿。栝樓藤長子兒大，子兒結在房檐下（果裸之實，亦施於宇）。土鱉兒屋裡來跑馬，蟢蛛兒做網攔門掛。場上鹿跡深又淺，磷火來去光閃閃。家園荒涼怕不怕？越是荒涼越牽掛。」第三章想像自己的妻子正在為思念他而悲嘆，當想到結婚時用的「瓜苦」（瓠瓜），這才想起新婚離家已經三年了。由此可見楊倫說那幾句話的意思不是指「兒女事」跟「果裸」「瓜苦」之類本身有什麼相似之處，而是指老杜這種寫「兒女事」以「瑣悉」細節表現特定情境中特殊感觸的手法是從「《東山》詩『果裸』『瓜苦』等得來」的。小說、戲劇、電影等以敘事為主的文藝的創作和研究，都很重視細節的運用，其實詩歌中無論敘事還是抒情，也都不能完全撇開細節描寫。如果像《東山》詩憶及「果裸」「瓜苦」，《北征》詩贅敘「兒女事」那樣，能以「瑣悉」之物、之事，巧抒難寫之情，那自然是再好也沒有的了，怎會「傷雅」呢？這種表現手法最早見於《詩經》，無妨說老杜即從此來，但不可坐實必從此來。因為只要生活感受是這樣他就可以這樣寫；並非有意借鑑，也可不謀而合。若論借鑑和影響，前有左思《嬌女詩》「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為紈素，口齒自清歷。鬢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梳台，黛眉類掃跡。濃朱衍丹唇，黃吻瀾漫赤」云云，後有李商隱《驕兒詩》「門有長者來，造次請先出。客前問所須，含意不吐實。歸來學客面，敗秉爺笏。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云云，與這段關於「兒女事」的描寫，之間的關係則是比較直接的。
第四段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這段議論時局，對借兵回紇表示憂慮，希望以官軍為主力收復兩京，然後直搗叛軍巢穴。「突接『尚』字，亦從上『且』字生來，節拍甚警」（楊倫語）。這詩第一段議論到第二段敘沿途見聞、第三段寫歸家愁苦情狀到這段思量國事，之間跳躍頗大，過渡為難，至於二段到三段、四段到五段轉折較小，就易於處理了。長篇詩歌前後段意相聯有一種所謂「轆轤體」（一名「續麻格」）的形式，如曹植《贈白馬王彪》，二段末句「我馬玄以黃」與三段首句「玄黃猶能進」、三段末句「攬轡止踟躕」與四段首句「踟躕亦何留」、四段末句「撫心長太息」與五段首句「太息將何為」、五段末句「咄唶令心悲」與六段首句「心悲動我神」、六段末句「能不懷苦辛」與末段首句「辛苦何慮思」一一蟬聯即是。這種聯法最適宜於表達纏綿悱惻之情。另一類詩歌如《孔雀東南飛》，由於故事性很強，只須順序一一敘述，不僅自成段落，且會自然連貫。至於《離騷》，激情洶湧，浮想聯翩，想到哪裡寫到哪裡，一瀉千里，一氣呵成，就無暇也無須計較分段和過渡了。分段和過渡比較不易處理得當的是像《北征》和蔡琰《悲憤詩》這一類敘事、抒情、議論兼而有之的長篇。敘事、抒情、議論的寫法各不相同，要想將此三者巧妙地結合起來表現同一題材和主題，那就應該首先在詩意的醞釀上狠下功夫。只要詩意醞釀成熟，隨意寫來，或敘事、或抒情、或議論，然後適當注意前後段的聯繫和照應，就有可能做到左右逢源、恰到好處。如果捨本逐末，不顧內容，只一味講什麼起承轉合，那就不是在寫詩而是在作八股文了。說詩者每遇長篇，總愛分析其結構如何嚴密、過渡如何自然，若言之太過，則如三家村塾師衡文，難免迂腐。這也是我的毛病，所以寫了這一段話聊以自嘲。——閒話敘過，言歸正傳。第四段意思較明白，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希望肅宗應依靠官軍收復失地，不可過於借重外力以貽後患。回紇當時處在大唐帝國的正北，唐末才西遷到新疆境內，到元朝時稱畏吾兒族，也就是現在的維吾爾族。
就在杜甫作《北征》的這年（至德二載），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肅宗向回紇借兵助戰。九月，回紇懷仁可汗派遣其子葉護和帝德等率領精兵四千餘人來鳳翔（詩中說「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一人兩馬，數字符合；史載其事在九月，詩中既載明此事，可見此詩當作於九月以後）；肅宗引見葉護，宴賜甚盛。又命元帥廣平王李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稱李俶為兄。肅宗收京心切，還與回紇約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邵滄來說：「極寫回紇助順，而接以『此輩少為貴』句，正《留花門》之所以作也。獨此不極斥言者，以天子正賴之耳。」「聖心」二句是說肅宗想依靠回紇，虛心以待；朝廷百官雖不同意，但迫於形勢，不敢堅持，輿論為之沮喪。其後幾句的大意是說形勢正在好轉，只要積極備戰，最後總會掃蕩叛軍、重振皇綱的。前面說他作為諫官，暫時離開，不得及時進諫，「恐君有遺失」，他所擔心的就是這樣一些軍國大事的錯誤決策。後來收復兩京，回紇固然出力不小，但也因此而勒索、掠奪去大量財物，給人民帶來了危害。
末段說：「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竟菹醢，同惡隨盪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這段進一步從古史的比較、人心的向背來說明上段末尾「皇綱未宜絕」的根據，表明堅信唐王朝中興有望。
《舊唐書·楊國忠傳》載，長安吃緊，玄宗狼狽出逃，走到馬嵬坡，軍士飢而憤怒。龍武將軍陳玄禮怕出亂子，就對軍士們說：「今天下崩離，萬乘震盪，豈不由國忠割剝氓庶，朝野怨咨，以至於此耶？若不誅之以謝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憤？」大夥說：「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也。」恰好吐蕃和好使在驛門攔住楊國忠說事，軍士高呼道：「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抓住楊國忠斬首以徇。這天，玄宗被迫賜楊貴妃自縊死。韓國夫人、秦國夫人也為亂兵所殺。許久，兵士解散，陳玄禮等見玄宗謝罪，玄宗只得承認「朕識之不明」，虛情獎勵了他們一番。楊國忠諸子及其一黨，不久也都消滅了。這一段前半即詠嘆此事。「褒」，褒姒，周幽王的妃子。「妲」，妲己，殷紂王的妃子。舊說幽王寵褒姒而西周亡，紂王寵妲己而殷亡。又說夏桀寵妹喜而夏亡。「不聞」二句是說沒聽說夏、殷、西周衰世生死存亡之際自己起來誅了妹喜、妲己、褒姒這些禍國的寵妃。言外之意是，唐代當時的情況也差不多，但不同的是能自除禍根，終於轉危為安。浦起龍說：「本應作『妹、妲』，……痛快疾書，涉筆成誤。」李子德說；「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正不必作誤筆。自八股興，無人解此法矣。」這就是說，這裡參錯用三朝的事，上句舉「夏殷」也概括了周，下句舉「褒妲」也概括了妹喜。李子德的這意見真精彩。說玄宗能自除禍根，這當然是美化玄宗為他開脫的話，但馬上又高度評價了陳玄禮在馬嵬坡之變中的豐功偉績，能說老杜真不知道玄宗的賜貴妃自儘是出於被迫的嗎？
《論語·憲問》：「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爾（沒有你）」二句是說，沒有你陳將軍，亡國後人人都淪為異族了；（正由於你能當機立斷、斬草除根，）到今天國家仍能繼續活下去。這頌揚可說已到了極境。將前面對玄宗的肯定跟這莫大的頌揚相提並論，不管作者是否有意，讓人讀了總感到有一股辛辣的諷刺味道。浦起龍是覺察出這股味道來的，只是他的封建意識遠較老杜強烈，就按捺不住大發議論說：「愚按：玄禮為親軍主帥，縱凶鋒於上前，無人臣禮。老杜既以『誅褒妲』歸權人主，復贅『桓桓』四語，反覺拖帶，不如並隱其文為快。願與海內有識者商之。」有民主思想的今人嫌老杜對玄宗不敢揭露而故為諱飾之詞，有忠君思想的古人卻嫌他不該讚揚那個「縱凶鋒於上前，無人臣禮」的「親軍主帥」陳玄禮，這真是高不成低不就，教老杜左右為難、進退維谷。不過，若容我說句公道話，八世紀的老杜，思想雖不如二十世紀的我們進步，總比十八世紀的浦起龍（一六七九—？）高明得多。要求千載以前的封建士大夫具有資產階級或社會主義民主思想是不公道的，也是不科學的。但這不意味著不可以評價他的思想。說實在的，他為尊者諱，不僅只是怕直言惹禍，主要是受了封建倫常道德的限制，感情上就不敢冒犯君上。雖然如此，他心裡還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並未迂腐到是非不辨的愚忠地步。這不能不說是他的現實主義人生態度的勝利。楊倫說：「末（段）復追述初亂，終以開創之大業屬望中興，以今皇帝起，以太宗結，是始末大章法。」又說：「如此長篇，結勢仍復了而不了，所謂『篇終接混茫』也。」古人重發端而少論收尾。王士禎說：「為詩結處總要健舉。如王維『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何等氣概！」（《然燈記聞》）所論甚善。短章絕句，能做到曲終奏雅，言已盡而意無窮，也非易事；長篇巨製，內容豐富，文思浩蕩，煞尾尤難。經過幾起幾伏，將思緒和激情推到了高潮，極大地感動讀者，引起讀者心底的共鳴，並向讀者稍稍展示一下思想感情上更進一層的境地便突然結束全篇，讓讀者去冥搜，去思索，去玩意，去嘆惋，去憧憬。如果說「篇終接混茫」可以作這樣的理解的話，那麼這倒真不失為長篇的一種最「健舉」的結束法了。
宋代范溫《潛溪詩眼》載：「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為《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里，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魏懷忠《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引）明代蔣之翹曾作《韓昌黎集輯注》，是昌黎的功臣，卻很不以山谷之見為然：「雖山谷論定，似亦小兒強作解事語。噫！《南山》之不及《北征》，豈僅僅不表里風雅乎？其所言工巧，《南山》竟何如也？連用『或』字五十餘，既恐為賦若文者，亦無此法。極其鋪張山形峻險，疊疊數百言，豈不能一兩語道盡，試問之《北征》，有此曼冗否？翹斷不能以阿私所好！」《杜臆》所見略同：「昌黎《南山》，韻賦為詩；少陵《北征》，韻記為詩，體不相蒙。而孫莘老、王平甫相提而爭優劣，固非；至斷定於山谷之評，亦未是也。《南山》琢鏤湊砌，詰屈怪奇，自創為體，傑出古今；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固不易學，亦不必學，總不脫文人習氣。《北征》故是雅調，古來詞人亦多似之。即韓之《赴江陵寄三學士》等作，庶可與之雁行也。」無論就思想還是就藝術而言，《南山詩》都是無法與《北征》相比的。《南山詩》中一些片段，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空浮修眉，濃綠畫新就。孤撐有巉絕，海浴蹇鵬噣」，寫景雖也奇秀，終究是為表現而表現，「總不脫文人習氣」。《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有社會內容，有真情實感，確乎如蔣之翹所評：「此詩詳切懇惻，其述饑荒、離別二段，亦仿佛工部，較勝《南山》數籌」，但仍嫌反映現實不夠深廣，藝術表現上也不免有蹶張之病。
六 聞捷與返京
在鄜州羌村家居期間，老杜對戰局十分關注。這年九月，廣平王李俶率領朔方等軍與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號稱二十萬，從鳳翔出發，至長安西，列陣於香積寺北灃水之東，準備決戰。老杜聞訊，作《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首段說兵臨城下，賊眾如鼎魚穴蟻，一息暫存，終難逃遁：
「胡騎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以快慰之辭泄深惡痛絕之恨。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于飛幕之上。」《異苑》載晉桓謙見人長寸余，悉被鎧持槊乘馬，從埳中出，緣幾登灶。蔣山道士今作沸湯，澆所入處。因掘之，有斛大許蟻死穴中。「鼎魚」「穴蟻」，用典恰當。二段想像群臣將奉車駕還京，亂平之後不得寬貸反叛：
「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唐高祖武德四年制定車輿、衣服法令，規定群臣之服有袞冕（一品之服）、冕（二品之服）、毳冕（三品之服）、冕（四品之服）、玄冕（五品之服）等二十一種（見《新唐書·車服志》）。《梁書·陳慶之傳》載陳慶之所統之兵，悉著白袍，所向披靡。胡夏客說：「《留花門》詩云：『百里見積雪』，知回紇軍皆衣白也。」「帳殿」二句預想文武百官簇擁皇帝統領大軍從鳳翔行在開拔返駕還京情狀，揣情度理，其中「白袍」一詞，似用陳慶之事，取「所向披靡」之義。若采胡說，也不無根據，但具體用在這裡，難免有譏刺肅宗全仗回紇收京之嫌。杜甫雖不贊同借兵回紇，但當此兵臨敵境、勝利在望之際，恐怕不會有此意。三段贊諸將齊心協力，滌盪妖氛：
「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鰲。戈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雲遣毒螫，已是沃腥臊。」至德元載（七五六）九月以廣平王李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俶是肅宗長子，就是後來的代宗，所以說「歸龍種」。「司空」指郭子儀。時郭子儀為副元帥，此前已進位司空。「豹韜」為《太公六韜》之一。李嗣業統前軍列陣於香積寺北。胡夏客說：「嗣業所將皆蕃夷四鎮，故以蘇武之典屬國為比。」香積寺之戰，叛軍伏精騎於陣東，欲襲官軍之後，被偵察兵發現，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就引回紇出擊，翦滅殆盡，賊因此氣索。《晉書·王祥傳》附王覽傳載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左將」指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用「呂虔刀」這一典故，謂將發跡。可見這詩當作於香積寺戰役開始、僕固懷恩立功之後。末段歸功肅宗，言聖情遙暢，儀衛旁羅，遠人奮勇助戰，舊都指日可復：
「睿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劍吹毛。喜覺都城動，悲憐子女號。家家賣釵釧，只待獻香醪。」「睿想」指肅宗。「神行」謂六軍。「花門」指回紇。回紇西南千里有花門山堡，故稱。《舊唐書·封常清傳》載：「（天寶十四載，）十二月，祿山渡河，陷陳留，人罌子谷，凶威轉熾。先鋒至葵園，常清使驍騎與柘羯逆戰，殺賊數百人。」(25)胡夏客據此以為：「常清以北庭都護入朝，命討祿山，故有拓羯之兵。此詩所云，蓋指北庭之歸義者。」《新唐書·西域傳》：「安者，……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餘。募勇健者為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悲憐子女號」，想像叛軍城破潰逃前奸淫擄掠的暴行。「子女」，少年男子和女子。《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楊倫說：「字字精彩，句句雄壯，全是喜極涕零語。逐色鋪張，覺一片快情，飛動紙上。」王嗣奭、浦起龍等亦盛讚此詩。私意以為，喜極涕零，寫得固然痛快，終嫌頌揚稍迂，鋪敘呆板，若論感情的真摯和抒寫的自然，則遜其後所作《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遠甚。排律難作，以排律歌德更難感人，老杜精於此道也在所難免。
不幾天，官軍收復京師長安。十月，又收復洛陽；肅宗還京。杜甫在鄜州聞訊，喜賦《收京三首》。其一說：
「仙仗離丹極，妖星照玉除。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傳說安祿山出生時「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安祿山事跡》）。《資治通鑑》載梁武帝中大通六年上以諺雲「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光著腳）而下殿以禳之。《史記·武帝本紀》載漢武帝聽公孫卿說「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簾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前四句用了這些典故，意謂安祿山進犯朝廷，玄宗不得安居而出走入蜀。「照」一作「帶」。仇兆鰲說：「『帶玉除』，即『春星帶草堂』意。」雖然，此處仍以用「照」字為好。《莊子·逍遙遊》：「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是說堯在藐姑射之山見到了神人，其心乃遠遊於世外，忘其天下。王嗣奭說：「『汾陽駕』用堯事，而妙在藏一『窅然喪其天下』語。」玄宗西遊蜀地，正像堯的神遊世外忘其天下了；如今收復京師，請他返駕東歸，所以說「暫屈汾陽駕」。戰國時，燕將據守齊國的聊城，齊軍攻打不下，兵士死亡很多。魯仲連寫信用箭射送給城內燕將，燕將見信後自殺（見《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朱鶴齡以為：自香積寺北之捷，王師振威，賊徒膽落，嚴莊來降，思明納款，河北事勢，折簡可定，故用仲連射書事。又說：玄宗晚節怠荒，深居九重，政由妃子，以致播遷之禍，公不忍顯言，而寓意於仙人之樓居，因貴妃嘗為女道士，故舉此況之。《連昌宮辭》：「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闌干立。」此一的證。兩說均可取。(26)
其二說：「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27)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己日，沾灑望青霄。」前半寫他遠在鄜州，正當心情索寞之時，忽聞皇帝下詔罪己；下半寫聞詔後的感想。秦末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隱於商山，年皆八十餘，時稱「商山四皓」，即詩中的所謂「商老」。傳說西漢初，高祖敦聘不至，呂后用張良策，令太子卑詞安車，招此四人與游，因而使高祖認為太子羽翼已成，消除了改立趙王劉如意為太子的意圖。朱注以為：此指廣平王而言，肅宗先以張良娣、李輔國之譖，賜建寧王李倓死。至是廣平新立大功，又為良娣所忌，潛構流言，雖李泌力為調護，而時已還山，詩人恐復有建寧之禍，故不能不思於商老。玄宗禪位，猶堯禪舜。舊注多從朱說，以為：肅宗還京後，使張良娣、李輔國得媒孽其間，以致劫遷玄宗於西內，子道不終。此時猜嫌未起，詩人已若有深見其微者。曰「憶帝堯」，欲其篤於晨昏之戀。「沾灑青霄」，表示詩人對肅宗的期望極其深厚。對於這樣一些看法，浦起龍當然是反對的，認為「毫釐千里，必有能辯之者」，而他自以為正確的解釋是：「上四，反折醒跳，聲與淚與眉端喜氣，一併躍出。五、六……言我君從此安儲位，戀寢門，和氣熏蒸，重開太平。小臣何幸，叨逢於此日矣，能不『望青霄』而感泣哉！」平心而論，此說終不及朱說貼切，比如說「羽翼懷商老」，既然「我君從此安儲位」了，對於曾為太子「羽翼」的「商老」則何「懷」之有？何況按照浦氏之見，「懷商老」也是對君上的大不敬，是不能容許的啊。其實將「羽翼」二句理解為詩人聞詔後而勾起的隱憂也不無根據。案：《資治通鑑》載，至德元載九月，肅宗原想以建寧王李倓為天下兵馬元帥，當時甚為肅宗所重的山人李泌說：「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肅宗說：「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李泌說：「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眾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肅宗就決定以廣平王李俶為元帥。不久，玄宗賜肅宗的寵妃張良娣七寶鞍，李泌對肅宗說：「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張良娣在小門裡嚷道：「鄉里之舊（良娣母家新豐，泌居京兆），何至於是！」肅宗說：「先生為社稷計也。」就照辦了。建寧王李倓泣於廊下，肅宗聽了大驚，召進來問他，答道：「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張良娣從此恨李泌和李倓。至德二載正月，肅宗欲立廣平王李俶為太子，徵求李泌的意見，李泌說：「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慾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李泌出，以告廣平王李俶，李俶說：「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就進去堅決推辭說：「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就在這時，張良娣與李輔國合謀向肅宗進讒說：「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肅宗怒，賜李倓死。李俶和李泌都感到害怕。李俶跟李泌商量除掉李輔國和張良娣，李泌說：「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李俶說：「竊為先生憂之。」李泌說：「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李俶說：「先生去，則俶愈危矣。」李泌說：「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為！」九月，長安收復，肅宗派駿馬將李泌從長安召回鳳翔行在。到後，肅宗說：「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臣子之職。」李泌認為表去之後上皇必不來。肅宗驚問其故。李泌說：「理勢自然。」肅宗說：「為之奈何？」李泌說：「今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肅宗就要李泌起草賀表。肅宗讀了，哭泣著說：「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即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李泌飲酒，同榻而眠。李泌乘機請求歸山，並指出建寧系遭讒枉死。肅宗聽後下淚，說：「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李泌說：「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鴆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台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吃驚地說：「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答道：「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這時廣平王有大功，張良娣嫉恨他，潛構流言，所以李泌特意講了這番話。
十月，李泌辭歸衡山。十二月，以張良娣為淑妃。第二年（乾元元年，七五八）三月，立張淑妃為皇后。張後生興王李佋，僅數歲，欲以為嗣，肅宗遲疑未決。五月，才最後決定立李俶為皇太子。——根據這些史實摘要可以看出：（一）以張良娣、李輔國為一方，以李俶、李泌為另一方，圍繞爭取肅宗而展開的爭權鬥爭早在至德元載肅宗即位後不久就開始了。建寧王李倓的冤死，是張、李一方第一回合的勝利。由於李泌的決意歸山，和他對肅宗的懇切陳辭，對李俶的面授機宜，當時劍拔弩張的鬥爭形勢總算稍稍緩和了下來。但是，李俶的立為皇太子，仍須幾經周折，在李泌歸山的後一年才定局。（二）為了表示孝道，肅宗出亡行至馬嵬時一再堅持要隨玄宗入蜀。後來決定留下平亂，玄宗宣旨欲傳位，他不受命。即位靈武，之先也經過群臣五次上箋才勉強答應（這就是前引李泌說「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所指的主要表現）。收京後迎玄宗返駕，又說要歸政玄宗，自己重還東宮修臣子之職。玄宗自蜀還京，肅宗釋黃袍著紫袍迎駕；玄宗索黃袍親自替他穿上，他伏地頓首固辭，不得已才接受了。此後又累次上表請避位還東宮，玄宗不許。可是在至德元載九月，卻對李泌說想立張良娣為皇后；二載正月，又表示要立他的長子李俶為太子。且不管張良娣、李輔國從中如何挑撥離間，由於客觀存在著皇位去留得失的重大矛盾，肅宗對玄宗的還京無疑有機心也有戒心，表現在行動上就難免顯得矯揉造作了。戰時行在，怎及九重深邃？老杜身為近臣，出入帳殿，豈能一無所知？如今聞十一月壬申詔中有這樣一些話：「朕興言痛憤，提戈問罪。……親總元戎，掃清群孽。廣平王俶受委元帥，能振天聲。……朕早承聖訓，嘗讀禮經，義切奉先，恐不克荷。今復宗廟於函洛，迎上皇於巴蜀；導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寰宇載寧，朕願畢矣。且復人將有主，敬當天地之心；興豈在予，實馮社稷之祐。今兩京無虞，三靈通慶，可以昭事，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當取處分」，提到了廣平和上皇，表示克己復禮的高姿態，這對於多少知道點內幕的杜甫來說，是很容易引起一些感觸的。那麼，詩人處於這樣的政治背景和心情之下，寫出了「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這樣的詩句，難道就純粹在歌頌「我君從此安儲位，戀寢門，和氣熏蒸，重開太平」，沒有一點唯恐不如此的深沉憂慮之情在內麼？
其三說：「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杕杜》，歸及薦櫻桃。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杕杜》，《詩·小雅》篇名。《詩序》說是慰勞戍役歸還者的詩。《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含桃即櫻桃。《舊唐書·馬璘傳》載：「天寶中，貴戚勛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為嬖臣楊氏馬廄矣。長安安史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時謂木妖。」「功臣」句錢箋：「楊盈川碑曰：匈奴未滅，甲第何高！此言亦有諷也。」仇兆鰲說：「宮闕已收，賊壕可鏟。賞功薦廟，即在來春時也。但恐回紇恃功邀賞，諸將僭奢無度，故又為之慮曰：今京師收復，此萬方送喜之時，無乃聖躬焦勞之漸乎？公蓋憂虜橫臣驕，將成蹂躪跋扈之勢。厥後邊方猾夏，藩鎮專權，果如所慮。惜當時不能見及此耳。」頗精當，浦、楊二家亦采其說。楊倫更稍加補充說：「公之有遠識如此，而語意仍含蓄不露。」亦佳。
這組詩作於收京以後兩個多月，其時聞訊驚喜之情已過，而憂國傷時之念方殷，所以寫得比《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要深刻得多。
十一月，老杜攜家從鄜州重返長安，作《重經昭陵》詩，結句說：「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重見太平氣象，不覺眉飛色舞。張遠註：「末句即『五陵佳氣無時無』（《哀王孫》）之意。」雖然，一信其必然，一終成事實，心情卻有所不同。
十二月，玄宗自蜀還京，居興慶宮。大封蜀郡、靈武扈從功臣；陷賊官六等定罪。鄭虔、王維、儲光羲、盧象、李華皆貶官。《新唐書·鄭虔傳》載：「賊平，（鄭虔）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即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維止下遷。後數年卒。」老杜跟鄭虔交情很深。這年春天，被俘虜到洛陽的鄭虔潛回長安，老杜曾與他相遇於鄭潛曜駙馬家池台，悲喜交集，同飲賦詩。老杜聽說他被偽授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當時又乘間脫歸長安，自以為難能可貴，就用蘇武仗節牧羊、終於歸漢的故實來稱讚他是「握節漢臣回」（詳第八章）。誰知他雖免一死，終遭遠謫，而自己又沒能及時趕來餞別，因此感到很傷心，就寫了《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於詩》說：
「鄭公樗散鬢成絲，酒後常稱老畫師(28)。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莊子·逍遙遊》：「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又《人間世》：「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謂弟子曰：『散木也，……無所可用。』」樗，臭椿。「樗散」一詞出此，謂樗木為散材，比喻不為世用。舊時代重讀書仕進而輕技藝，豈止有唐一代？鄭虔不為世用，至於白首，酒後常自稱是老畫師，是憤慨語，也是自豪語。王維《偶然作》其六說：「老來懶賦詩，惟有老相隨。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舍余習，偶被世人知。名字本皆是，此心還不知。」兩人都自稱老畫師，說話時的口氣和心情都很相似。台州治所在今浙江臨海縣，其地距京師甚遠。詩人認為將鄭虔遠謫「萬里」未免過分，所以說「嚴譴」。人生百年，行將就木而遭遇如此，已足傷神；況值此中興之時，「人沐更新雨露，鄭偏自外栽培」（浦起龍語），那就更覺難堪了。餞送來遲，匆匆去遠，未能面別，抱憾何如！念及後會無期，應成永訣，惟望九重泉路，終得相逢。盧世㴶說：「虔之貶，既傷其垂老陷賊，又闕於臨行面別，故篇中彷徨特至。如中二聯，清空一氣，萬轉千回，純是淚點，都無墨痕。詩至此，直可使暑日霜飛、午時鬼泣，在七言律中尤難。末徑作永訣之詞，詩到真處，不嫌其直，不妨於盡也。」此詩一氣呵成，神完氣足；任情揮灑，盪氣迴腸，感人至深，藝術純熟。前面的評語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是話講得稍嫌誇大一點。
唐代以大寒後辰日為臘日（見趙大綱《測旨》）。《荊楚歲時記》載十二月八日為臘日，諺語：「臘鼓鳴，春草生。」《酉陽雜俎》載臘日朝廷賜口脂、臘脂，盛以碧鏤牙筒。這年臘八日，天氣暖和，草木微露生意，老杜身為近臣，得到了皇帝所賜盛以「翠管銀罌」的「口脂面藥」等禦寒防凍之物，想到「大寒之後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至治，臘日而暖，此寒極而春、亂極將治之象」（張語），不覺興高采烈，賦了一首題為《臘日》的七律說：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老杜求仕半生，窮愁潦倒，很少有如意事。今日形勢好轉，且又初沾「恩澤」，教他怎麼會不高興呢？就在這樣一種對時代、對前途頗感樂觀的心情之下，第二年春天，他還連續寫了好幾首雍容華貴的殿堂台省榮遇詩篇。這些詩雖然意義不大，但在詩人整個艱難苦恨的人生歷程中，只不過是一個極其短暫的喘息，在他那以終身心血凝成、波瀾壯闊地反映大唐帝國從盛到衰的悲劇和人民的苦難的大樂章中，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間奏曲，何況當皇帝坐穩了寶座，因勝利的喜悅而稍示寬容之後，詩人很快就遭到了政治上的沉重打擊，幻想破滅了，心情已經夠痛苦的了，我們就不應該再苛責他，原諒這個難免世俗的老實人吧！
* * *
(1) 《長安志》：「唐京師外郭城西面三門：北曰開遠門；中曰金光門，西出趨昆明池；南曰延平門。」
(2) 《姜齋詩話》另一條卻對「花迎」句評價不高：「『庭燎有輝』，鄉晨之景，莫妙於此。晨色漸明，赤光雜煙而，但以『有輝』二字寫之。唐人《除夕》詩『殿庭銀燭上熏天』之句，寫除夕之景，與此仿佛，而簡至不逮遠矣。『花迎劍佩』四字，差為曉色朦朧傳神；而又雲『星初落』，則痕跡露盡。益嘆《三百篇》之不可及也。」
(3) 《人間詞話》說：「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有我之境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王國維不但二境並重，甚至更看重那些能寫「無我之境」的詩人，稱他們是「能自樹立」的「豪傑之士」。
(4) 《舊唐書·杜甫傳》謂「謁肅宗於彭原郡」，「彭原郡」顯系「鳳翔」之誤。
(5) 此引自宋之問《渡漢江》，摘錄有誤字，全詩為：「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此詩亦入李頻集中，似誤。
(6) 《資治通鑑》至德元載八月載：「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皆附之。」朱注所引，只「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皆附之」幾字是原文，「時所在寇奪」云云，是根據「京畿豪傑……誅而復起」的意思加以推想、改寫的。既然後面將京畿、鄜、坊連在一起說，又說京畿豪傑誅而復起，那麼鄜、坊一帶也當如此。「誅而復起」，豈不就是「寇奪」麼？
(7) 據該詩首四句：「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游。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知：一、韋十六曾與老杜同被俘至長安；二、由於二人地位不高、名氣不大，困居長安時雖受約束，仍可「潛與同游」，足證施鴻保所謂老杜「身方被拘，豈能游宿僧房，優遊自適」之議不可信；三、作此詩時老杜已拜左拾遺。
(8) 錢箋：「朱長文《琴史》云：董庭蘭，隴西人。唐史謂其為房琯所昵，數通賕謝，為有司劾治，而房公由此罷去。杜子美亦云：庭蘭游琯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琯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污。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發林壑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閒體和，撫弦韻聲，可以感鬼神矣。天寶中，給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余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仁矣。當房公為給事中也，庭蘭已出其門，後為相，豈能遽棄哉？又賕謝之事，吾疑譖琯者為之，而庭蘭朽耄，豈能辨釋，遂被惡名耳。房公貶廣漢，庭蘭詣之，公無慍色。唐人有詩云：『七條弦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惟有開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按薛易簡以琴待詔翰林，在天寶中，子美同時人也。伯原《琴史》，千載而下，為庭蘭雪此惡名，白其厚誣，不獨正唐史之繆，兼可以補子美之闕矣。」辯解之詞，雖不足信，聊備一說。《唐國史補》「鄭宥調二琴」條載：「張相宏靖，少時夜會名客，觀鄭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商則商應；稍不切，乃不應。宥師董庭蘭，尤善泛聲、祝聲。」又劉商《胡笳曲序》載：「蔡文姬善琴，能為離鸞別鶴之操。後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為十八拍，今胡弄是也。」略見董師技藝之一斑。
(9) 《新唐書·韋陟傳》載：「（韋陟）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繇是疏之（指韋陟）。」知代表三司推問的官員是韋陟、崔光遠、顏真卿。朱鶴齡說：「觀此，則當時論救者，不獨一張鎬矣。」
(10) 李商隱《重有感》「豈有蛟龍長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顯然受了這兩句杜詩的啟發。
(11) 仇註：「此當是至德二載七月作，故云『秋期近』。」
(12) 「得雲字」一作「得聞字」。「兩院補闕」一作「兩院遺補」。朱註：「兩院謂拾遺、補闕也，作『遺補』是。」
(13) 《舊唐書·肅宗紀》：「（至德二載，八月）癸巳，大閱諸軍，上御城樓以觀之。」可見當時已在做收京的軍事準備了。
(14) 《舊唐書·肅宗紀》：「（至德二載，二月）上議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李廙署雲無馬，大夫崔光遠劾之，貶廙江華太守。」可見朝官都無馬騎。
(15) 《資治通鑑》載：「（貞觀五年）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凋敝，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遽命毀之，免璡官。」據此可知唐太宗也有想大興土木的意思，所以修了仁壽宮又修洛陽宮。將修洛陽宮時，他既表示納諫，卻又照舊動工，最後見過於奢華，始斷然作罷。這表明他思想上是有鬥爭的，有時圖享受的念頭占上風，有時怕釀禍的顧慮占上風。即使是頭腦比較清醒的唐太宗，年紀越大，圖享受的念頭也越來越強烈，於是就有貞觀十一年作飛山宮之役，和魏徵的嚴辭諫阻。
(16) 197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九成宮醴泉銘》，後贅說明，謂「碑文美化封建帝王，宣揚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還利用發現泉水一事，販賣『天人感應』的反動思想」，這些話本身並不錯，但魏徵撰寫此銘並序的主要用意顯然不在此。
(17) 劉永濟先生在其《誦帚盦詞自序》中追憶往事說：「既壯，游於滬濱。……時強村先生主海上漚社，社題有綠櫻花、紅杜鵑分詠。予非社中人，蕙風命試作，強村見之曰：『此能用方筆者。』予謹受命，然於此語不甚解也。」劉先生後來結合創作經驗，對此語自有理解。這裡只談我的粗淺體會。我認為此語甚佳，綜觀古典文學，確有所謂用方筆者，如大賦、謝靈運詩、韓愈詩等等多是。杜詩中亦有用方筆者，如此詩。
(18) 《新唐書·地理志》「坊州中部郡·宜君」條載，貞觀二十年置玉華宮，在縣北四里鳳皇谷。永徽二年廢宮為玉華寺。《寰宇記》載，廢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西四十里，貞觀十七年置，正殿覆瓦，余皆葺茅，當時以為清涼勝於九成宮。建宮在二十一年，作「二十」或「十七」，皆誤。
(19) 施鴻保不同意朱說，認為老杜也完全有可能不知道，但知與不知，無關弘旨：「今按此詩通首不及太宗事，若非真昧其跡，不應遺略；蓋既久廢，公於途次，又無圖經寺志可查也。朱說亦推公太過，不欲謂真昧耳。其實此等皆無足重輕，不必曲為之說。」
(20) 貞觀二十二年詔：「即澗疏隍，憑岩建宇。土無文繪，木不雕鏤。矯鋪首以荊扉，變綺窗於瓮牖。」（載《全唐文》）
(21) 施鴻保說：「今按鳥雀常語，公詩多用之，如：『鳥雀喧戶牖』『鳥雀荒村暮』『日長惟鳥雀』『鳥雀聚枝深』『得食階前鳥雀馴』『傷弓鳥雀飢』。必附會下句，引《新語》改字，則於他句作何解？且必並『鳥雀』字改『乾鵲』，方合。」改字殊不必，但可采《新語》作參考。
(22) 蕭滌非《談杜詩「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載《杜甫研究論文集》二輯）說：「關於這兩句詩，歷來就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孩子們纏在身邊，是因為怕爸爸又要拋開他們而去。如吳見思《杜詩論文》：『嬌身繞膝，以拋離之久，畏我復去耳。』主此一說的，還有金聖歎、楊倫等人。另一說是，孩子們剛一見爸爸回來，又親熱，又有些害怕。如仇兆鱉註：『不離膝，乍見而喜；復卻去，久視而畏。此寫幼子情狀最肖。』主此說的還有盧元昌、浦起龍等。至於近人的注釋，也是各行所是，很不一致。」蕭先生主前說（另一篇《一個小問題紀念大詩人——再談杜詩「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載《杜甫研究論文集》三輯），吳小如、傅庚生二先生主後說，均有所發揮，可供參考。吳小如《說杜詩「畏我復卻去」》（載《杜甫研究論文集》三輯）說：「從全詩看，杜甫回了家，骨肉團聚，本是高興的事。但由於詩人憂國傷時，以『偷生』為恥，雖與妻兒朝夕相處，也覺得『少歡趣』，因此總不免帶有不悅的神情。孩子對父親原很親熱，所以說『不離膝』；但一看到父親臉上有點不高興，自然就慢慢地悄悄地退縮著躲開了。」此采吳說。
(23) 黃鶴以為此詩當在《羌村》後至德二載九月作，故云「菊垂今秋花」。如此長篇，熔鑄需時，謂作於這年九月，不無道理；但引「菊垂」句為證，則不妥。因此句系敘歸途所見，其時明書為「閏八月初吉」，豈可用來證明詩當作於九月？所見實是山中野菊花，這年閏八月，當可開放，不必泥於成見，以為「菊垂今秋花」必在九月重陽。
(24) 胡夏客說：「『入地底』，暗用陶復陶穴事，其俗尚窟居也。」恐非。我國西北黃土地區有一種叫「塬」的地貌，四周是流水沖成的溝，中間突起呈台狀貌，邊緣陡峭，頂上比較平坦，是良好耕作地區，如陝北的洛川塬等。「入地底」作如是解，似較胡氏之說為優，但不知「邠郊」有塬否，待考。
(25) 《新唐書·封常清傳》記此事卻寫成「先驅至葵園，常清使驍騎拒之，殺拓羯數十百人」。據杜詩「拓羯渡臨洮」，知拓羯系自西而東來助順，非自東而西來助逆，當以《舊書》為是；《新書》殆以抄寫致誤。《新唐書·封常清傳》寫杜詩作「拓羯」；《舊唐書·封常清傳》與《新唐書·西域傳》作「柘羯」（俱見正文所引），未知孰是。
(26) 浦起龍說：「首章，原題也。須識此時聞信而喜，全無追咎上皇之意。上四，特追敘緣由，以為『仙仗』之遠去，由『妖星』之肆虐耳。如此，則須為出走，不可安居矣。或謂三、四譏其好神仙，或謂尤其寵妃子，此皆以輕薄之見測渾厚之語也。觀別本『得非』『難作』二語（三、四句一作『得非群盜起，難作九重居』。焮案：此二句了無詩意，且不通，若前用『得非』則後須改為『仍作』『尚作』或『猶作』，若後用『難作』，則前須改為『只因』『只緣』或『其如』），兩存互證，可以窺其意矣。五、六，在一詩轉關之界，言出狩曾無幾時，而蕩寇捷於一紙，依然舊物重光，豈不休哉！錢箋以飛書為祿山（令哥舒翰以書）招李光弼，大謬。朱注以為河北折簡可定，則又太落後層。」我曾經多次剖析，杜甫忠君思想雖嚴重，但並未因此而泯滅其是非善惡觀念。如果他心中確有此想法，而以委婉的言辭表現出來，這也無傷其「渾厚」，更不得以「輕薄之見」誣衊見解頗有可取的說詩者。浦氏出口傷人，解說牽強，足見其衛道心切。
(27) 仇兆鰲說：「詩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沼，又下聖明朝。』此明是在家聞詔。按肅宗於至德元年七月十二日甲子，即位靈武，制書大赦。二年十月十九日，帝還京，十月二十八日壬申，御丹鳳樓，下制。前後兩次聞詔，故云『又下』也。是時公尚在鄜州，其至京，當在十一月。年譜謂十月扈從還京，與詩不合，當以公詩為正。至於上皇回京，十二月甲寅之赦，又在其後，舊注錯引。」
(28) 蕭滌非《杜甫研究》（下卷）該詩註：「唐書閻立本傳：『立本善圖畫，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召立本令寫焉。時閣外傳呼雲畫師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惟以丹青見知，躬斯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末伎。』又《唐詩紀事》卷七十一：『孫魴，南昌人，有能詩聲。魴父，畫工也。王徹為中書舍人，草魴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愷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魴終身恨之。』可見當時畫家地位甚卑，畫師一名為士大夫所羞稱。今虔卻常常自稱，正是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