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評傳 · 第七章　續旅食京華

一　兩游何園 上一章著重論述了杜甫頻繁而極不順利的干求活動，弄清他所以久滯長安，主要是想找個進身之階，小可以養家小，大可以酬壯志，卻終於大失所望，一事無成。掌握了這些多少跟國家大事、名人活動有關的生平事跡梗概，現在再來進一步探討他這近十年旅食京華的生活和創作情況，就比較方便些了。 陶淵明的《乞食》詩說：「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乞食的心理寫得多真切。不過，我總不相信他真的是沿門托缽去要飯了。誠然，陶淵明親老家貧，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經常挨餓受凍：「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可是他到底是有地位的人，且不要提周續之、劉遺民、祖企、謝景夷等這些有名望的朋友，就是那些跟他時相往還、「有酒斟酌之」的鄰里「素心人」，也絕不會讓他真去行乞的。人們見他在家挨餓，便設酒食相邀，盛情款待；在他看來，這實質上豈不是在行乞麼？慨嘆之餘，經過藝術的想像，自己不覺進入了角色，從而作《乞食》詩云雲，聊以自遣而已。今日讀此詩，可感其情，不可信其事，以免為詩人故意弄的小小狡獪所欺。不信請看詩：「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誰見過這樣打發乞丐的？ 應該同樣看待杜甫的這幾句詩：「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一早就趕來排班侍候，在大闊佬馬前馬後跑跑顛顛，撈點殘羹冷飯餬口，人前裝笑臉，暗地裡眼淚往肚裡落。好一副清客的可憐相！杜甫天寶五載（七四六）來長安之初，雖也經常出入富貴人家，只是他這時自恃有才，自以為前程遠大，偶有所詠，只覺躊躇滿志，意氣風發，哪有一點寒酸氣味？那麼，是不是在天寶六載（七四七）他應詔而退以後，當寫作這詩之時，那些富貴人家便立即翻臉不認人，把他視同僕役了呢？也不盡然。人情冷暖，世態炎涼，見他流年不利，怠慢、輕視他的當然會有，但是，他在當時上層社交界中的處境，也絕不會像他詩中所形容的那麼可憐，那麼卑下。他之所以這麼寫，只不過是從實質上顯示他那寄人籬下的清客身份，表露他遭到屈辱、萬分痛苦的心情。所以說應該用看待陶淵明《乞食》詩那樣的眼光去看待杜甫的這幾句詩。 如果不老是去計較他實際上所處的幫閒、幫忙的從屬地位，從表面上看，他跟那些闊人交往，不僅只平起平坐，頗受禮遇，有時還毋寧說過得十分寫意，竟將懷才不遇的煩惱暫時置諸腦後了。 這幾年寫的這一類詩歌，集中現在還保留了不少。篇章最多、寫得也別饒情趣的，要算是《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和《重遊何氏五首》這兩組詩了。 鄭廣文指鄭虔。鄭虔是滎陽（今河南滎陽）人。家貧，學書法無紙，用柿葉代紙。據說在慈恩寺貯藏了幾屋柿葉，每天拿來練字，都用完了。後為協律郎，被告發私撰國史貶官。天寶九載（七五〇）七月，置廣文館，任命他為博士。(1)他喜歡彈琴、飲酒、賦詩，善畫山水，書法也很好。曾經親筆寫了自己的詩，跟畫一起獻給玄宗，玄宗在詩畫的末尾題了「鄭虔三絕」，表示讚賞。杜甫跟鄭虔可能是老相識（詳第五章）。現在他們又在長安見面了，還同時榮幸地受到了何將軍的邀請到他山林別墅中去做客，他們的喜悅可想而知。大概鄭虔跟何將軍熟，何招鄭，也帶著邀請了杜，所以題中說是陪鄭去的。 《通志》載：「少陵原乃樊川北原，自司馬村起，至何將軍山林而盡。其高三百尺，在杜城之東，韋曲之西，上有浮圖亦廢，俗呼塔陂。」何將軍雖不詳，他的山莊舊址還是可以查考的。《杜臆》說：「山林與園亭不同，依山臨水，連村落，包原隰，溷樵漁，王右丞輞川似之，非止一壑一丘之勝而已。此十詩明是一篇遊記，有首有尾。中間或賦景，或寫情，經緯錯綜，曲折變幻，用正出奇，不可方物。有自為首尾者，有無首無尾者；詩不可無首尾，因有總首尾在也。」這段話講得好，可幫助理解這組詩。現將各首擇要介紹於後。 其一：「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一開頭便點明是初次來游。許渾《春日題韋曲野老村舍》有「北嶺枕南塘」句，可見當地真有南塘。張禮《游城南記》載：「第五橋在韋曲西，橋以姓（第五是複姓）名。」何家這「依綠山」的「名園」想在南塘旁，有第五橋可通。「名園」二句寫未到而遙望之景，印象渾成，引人入勝。「看來山林以水勝，著眼處在此，向後讀去便知」（浦起龍《讀杜心解》）。鄭朴，字子真，漢成帝時人。揚雄《法言》：「谷口鄭子真耕於岩石之下，名震京師。」這裡以鄭子真喻鄭虔。「谷口舊相得」，是說他們來京前在鄉下早就有交情了。前面提到他倆可能是舊相識，這可算是個旁證。(2)《莊子·秋水》：「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濠梁」句即用此典故，說他倆同時得何將軍邀請來此遊山玩水。「敘交情曲折，渾融不露，杜每至難敘事處，即引古為喻，語不煩而意自顯」（黃生《杜詩說》）。據「未惜」句，知二人是騎馬來的。其四說「沒馬」，其八說「走馬」，他們騎馬來，還騎著馬去游賞，足見山林諸勝分布範圍的寬廣。詩人平生為探幽不怕路遠，此行亦然。點出「幽興」，表明此行非為別事，也引出其後各章中有關種種「幽興」的詠嘆。 其二：「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柂樓底，晚飯越中行。」前半寫潭上夏日林蔭景象，大處潑墨渲染，細處工筆勾勒，相映成趣，境地立呈，極富氣氛和情調。隨後寫設宴林間，饗客以鮮鯽、香芹，不須明說，將軍的雅致可想。最出人意料的是收尾兩句：昔年南遊，曾在柂樓底進晚餐時食此羹鱠，觸景生情，不覺神往，恍疑此身猶在越中也。(3)——一往情深，純是自然流露，非僅止於借剡中舊事以稱美此間風物，所以落落大方，不同凡響。 其三：記園林中一種叫「戎王子」的奇花異卉。這種花，來自萬里之外的月支絕域，「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中土實屬罕見。今來此幸得相賞，雖已「露翻兼雨打，開拆漸離披」，仍覺眼福不淺，就專寫一章來歌詠它。 其四：「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賒。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旁舍」指何園的鄰舍。詩人愛此地幽僻，「而時方獻賦不售，正當窮愁，忽興感愴，謂『詞賦』雖工何益，『書籍』亦為棄物，當拈而賣之，『問爾東家』，托此以終吾身而已。賣書典宅，正見其窮，此憤激之詞，非實語也。樂中生悲，所以為性情之詩；吾輩作詩不及古人，正在阿堵」（王嗣奭《杜臆》）。(4) 其五：「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寫山林景物和將軍待客的豪情，意境、興會俱佳勝。老杜倒裝句，人習知晚年所作《秋興八首》「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一聯，其實這組詩中已經開始在嘗試這種句法了，如其二「鮮鯽」聯、本章「綠垂」聯皆是（甚至可以追溯到早年所作《望岳》「盪胸生曾雲」句）。顧宸說：「舊注以『香稻』一聯為倒裝法。今觀詩意，本謂香稻乃鸚鵡啄余之粒，碧梧則鳳凰棲老之枝，蓋舉鸚鵡、鳳凰以形容二物之美，非實事也。重在稻與梧，不重在鸚鵡、鳳凰。若雲『鸚鵡啄余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則實有鸚鵡、鳳凰矣。少陵倒裝句，固不少，惟此一聯，不宜牽合。」（《辟疆園杜詩註解》）所論良是，但須修正的是：非獨此聯，非獨老杜，凡是成功的倒裝句都不宜牽合。「鮮鯽」一聯，扽直了就是「銀絲鮮鯽鱠，碧澗香芹羹」。這麼一來，倒也通順易懂，只是弄巧反拙，把詩給糟蹋了：（一）「銀絲鮮鯽鱠」「碧澗香芹羹」，這豈不是唐代飯館菜單上的兩種應時名菜麼？——真煞風景！（二）不合平仄。意思是順了，就是念起來不順口。（三）也是最重要的，詩人的著眼點在「鮮鯽」「香芹」而不在「銀絲」「碧澗」；不然，接著在末二句發見物懷舊的幽情，就顯得不那麼自然了。又如「綠垂」一聯，本意是「風折筍（而）綠垂，雨肥梅（而）紅綻」。如果這樣還原，不僅平仄不調又出了韻，還嚴重地破壞了詩人精美、別致的藝術感受和表現。「綠垂」「紅綻」是偶然見到的，「風折筍」「雨肥梅」是隨即意識到的，二者雖接連閃現於瞬息之間，卻有先後之分、有意無心之別。因此，敏銳地體察這些細微的感知差異，為了儘可能多保留一些生活實感而巧妙地加以表現；不簡單地陳述「這是風吹折的筍子」「那是雨中黃熟的梅子」，而說「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這就會使讀者耳目一新，仿佛也隨著進入何氏山林，親身感受到那夏天裡風雨的多變、那筍折梅熟的生趣和季節感，甚至連詩人當時處在這幽美境地中快意的神情也似乎活現在眼前了。王維《山居秋暝》中的「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也是具有同樣藝術魅力的一對倒裝句。竹林里傳出愉快的喧笑，浣紗姑娘們回來了。蓮葉蓮花紛紛擺動，原來是漁舟歸來從那裡經過。——就這樣，詩人揮動了他神奇的彩筆，竟像今天的電影似的，在動中，巧妙地、有聲有色地再現了山村秋日傍晚生活和景物中的美，同時也烘托出了自己怡然自得的風姿。所謂「倒裝」，只是跟日常平鋪直敘的表述方式相對而言。嚴格地說，若從藝術的感受、構思和表現的角度來看，根本無所謂「正裝」「倒裝」。像以上講的那些倒裝句，能說它們在思路上是前後倒置的嗎？我這麼說，並不是要否認語法、句式上有所謂「倒裝句」，只是想表明，對於詩人來說，首先需要關心的是生活實感和由此而來的醇厚詩意。如若不然，即使你寫出了一個又一個極其標準就是沒多少詩意的倒裝句，那豈不枉拋心力、無濟於事麼？就拿韓愈來說吧，不能說韓愈不會作詩，他不少的詩就寫得很好。只是此公好爭奇斗險，力主「惟陳言之務去」，勇於在語法、句式上做花樣翻新的試驗，往往由於不大注意詩意的醞釀而寫出一些極其古怪的句子。他也嘗試過倒裝句的運用，如《春雪》「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一聯便是。 《夢溪筆談》說：「杜子美詩：『紅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全。韓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效此體，然稍牽強，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人多譏沈括不解詩，實不盡然，比如這條評論就很中肯。所謂「語反」，並非平常所說的「講反話」，指的就是倒裝。「意全」或「語渾成」，大致是指句意完整、自然、渾然一體。認為杜詩「紅（香）稻」一聯「語反而意全」無疑是正確的。那麼，為什麼說韓愈「舞（入）鏡」一聯就「稍牽強」呢？問題就在於「語反」而「意」不「全」啊！「鸞窺沼（如）入鏡，馬度橋（若）行天」，一經倒置，便成此聯。雖然炮製如法，並無紕漏，只是挖空心思，冷不丁地蹦出這麼兩句，故作形容，無甚興象，怎能算是氣足神完而「意全」呢？紀昀說：「律體非韓公當行，『入鏡』一聯，向來推為名句，然亦小有思致，巧於妝點耳，非詠雪之絕唱也。」(5)（《瀛奎律髓》批）所論甚是。由此可見，如若詩意不醇，無論「正裝」「倒裝」，都很難寫出絕妙好辭來。藝術的構思和表現也是重要的，而且往往與詩意的醞釀一同漸臻成熟，但千萬不可本末倒置，一味獵奇。 其餘幾章，據仇注的概述，其六「狀山林高寒，而美其淳樸」；其七「記山林物產，而嘆其景幽」；其八「因水府而旁記游跡」；其九「宿何園而記其韻事」；其十總結十章，寫「出門以後情事」。可見這組詩，正如《杜臆》所說，「明是一篇遊記」。杜甫這些年來，蹭蹬未遇，心力交瘁。今來何園，稍得消停，其快何如！「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其九），「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6)（其五），難得主人一家儒雅，又豪爽好客，杜甫和他的好友鄭虔，這幾天在這裡過得實在是太痛快了。他們騎馬到處遊逛，尋幽訪勝：「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其四）；「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其八）。累了餓了就在水邊林下席地而坐，舉行野餐：「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其五）不需要什麼山珍海味，只烹製些園子裡出產的時新菜蔬和鮮魚佐酒下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其二）；「脆添生菜美，陰益食單涼」（其七）。喝多了燥熱難熬，就往飛瀑四濺、水花似雪的雲門風磴，找個陰涼的去處，鋪張篾席睡他一覺；醒來冷不過，只想穿棉襖：「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臥簟（酒醒了以後才意識到自己原來是睡在竹蓆子上面），衣冷欲裝綿。」（其六）說來好笑，杜甫喝醉了酒，一高興，不僅又唱又跳：「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7)（其十），有時還耍酒瘋兒，手中拿著從池子裡折來的荷葉，把帽子扔到地上，簡直以為自己就是童謠里唱的那位「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騎駿馬，倒著白接䍠」的、晉代鎮守襄陽的征南將軍山簡，面對黃昏時候的秦山坐著，望著眼前遼闊的水面出神，心想這兒若有識水性的「吳兒」、會駕船的「郢客」，載著他去浪跡江湖該多好；「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䍠（帽子）。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其八）。在這樣幽美的環境裡，過了幾天優哉游哉的浪漫生活，一旦真要告辭回城了，心裡當然會感到有說不出來的難過：「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其十）終於離開了，走遠了，還不時回頭眺望這個白雲繚繞、流水迴環的幽美的山林：「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他跟鄭虔約好，無論如何，他們還要再到這裡來做客的：「只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這種難分難捨的依戀之情，甚至跟王維離別自己盤桓多年的輞川別業時的心境相差不遠：「依遲動車馬，惆悵出松蘿。忍別青山去，其如綠水何！」（《別輞川別業》）可見他是多麼愛這家殷勤好客的主人，愛這種無拘束的生活，愛這個地方，尤其愛這裡的淳樸的風土人情：「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8)只疑淳樸處，自有一山川。」（其六）王嗣奭說：「末章曲折頓挫，無限悲感。謂山林宴遊，真可不厭，而幽意忽有不愜，於是告歸，而實出於無可奈何。故身雖出門，心不忍去，若見流水俱住，然回首見白雲，已如隔壤矣。因追思前夕燈前舞、醉後歌，豈真賞心？不過藉以散悶，誰則知之？『自笑』『誰憐』，正見幽意。蓋何將軍雖高雅，然初會未必知心。『朋好』則鄭廣文，乃知心者。幽愁難遣，只應與之來游，風雨不避，正《詩》所云『駕言出遊，心寫我憂』者，非真戀山林也。」具體解釋未必盡當，但指出杜甫在佯狂之態和欣喜、依戀之情的後面，隱藏著深刻的憂愁和苦悶，這是很有見地的。 第二年春天，杜甫果然又來到何氏山林做客，寫了《重過何氏五首》這組詩。這次是將軍在答謝他問候的回信中特意邀請他的（詩中不見有與鄭虔同往的跡象）。他喜出望外，便匆匆忙忙坐著車趕了來；因為是舊地重遊，大有賓至如歸之感：「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其一） 去歲夏天杜甫在這裡時，竹林里的筍子正在脫籜抽條，他見有的給狂風吹折了，十分可惜，曾經寫出了「綠垂風折筍」這一名句。回城後，他老是惦記著這片竹林子，春天來了，心想去年夏天那茬筍子該早已長成新竹了吧，就捎了個信去打聽，沒料到卻收到了何將軍邀他重遊的回信。——這就是頭兩句的意思。「問訊東橋竹」而不問訊何將軍，這恐怕不禮貌吧？要知道，這是作詩。在實際生活中，詩人跟平常人也大致差不多，不管見到了人還是寫信，總會先問對方和親友們好，不會一上來就問候那些花呀竹呀的。可是作起詩來，就往往「目中無人」了。比如王維也是這樣，他遇見從故鄉來的人，別的什麼都不關心，就問他自己窗前的寒梅開花沒有：「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雜詩》）不要以為這是詩人在故作風雅，其實他思鄉懷人的深情，也盡藏在這簡短的一問中。杜甫不僅在詩中，甚至也可能在致何將軍的信中真的「問訊東橋竹」，那還不是在藉此表示對去年何園雅集的懷念，對何將軍盛情款待的感謝。何將軍是聰明人，體會出裡面有想來重遊的意思，就主動地來邀請他了。《杜臆》說：「『倒衣還命駕』二語，正述報書，而末有『真作野人居』之語，正與『吾廬』相應，加一『真』字以實之。須溪解『倒衣』謂自家顛倒而前，誤甚。『花妥』兩句，正是野景，而『獺趁魚』更覺幽僻，故野人居之最稱。」仇注采此說，認為若按照舊注那麼解釋，則直「視何園為吾廬，幾乎冒認己有矣」。浦起龍不同意：「七、八明點『重過』。言得書即去，竟似吾廬。雖系將軍別業，儼然入我故居矣。習熟之甚，使『重過』意活躍而出。近解謂『高枕吾廬』，即報書中語，邀公夜宿也，則『乃』字如何安放？」駁得對。看起來不是劉辰翁「誤甚」而是王、仇二位頗迂。今天在親友家做客，也往往講「我在這兒過得挺自在，就像在家一樣」之類的客套話，能說這是「冒認己有」麼？不過，浦起龍接著說：「謂『野人居』就『將軍』言，則於『真作』二字不合。上年熟游，今日始覺耶？」這理解也似乎過迂了。案其四說：「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手自移蒲柳，家才足稻粱。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這詩是專門讚美將軍的，這位何將軍並沒有卸職，可怪的是他卻懶於上朝參見皇帝，經常住在山林別墅里，拋甲臥槍，武也不練，只是這裡移蒲那裡種柳地作「無事忙」，不驕不奢，不善理家，日子剛剛過得去。為什麼他要這樣？也是因為他太迷戀「野趣」「幽意」，只想過羲皇上人那樣淳樸的理想生活啊！ 陶淵明在《與子儼等疏》中說：「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又在《五柳先生傳》中稱讚五柳先生說：「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羲皇上人是伏羲時代以上的人，也就是傳說中上古帝王無懷氏、葛天氏那時候的人民。這當然是一些沒開化的「野人」，但在陶淵明、杜甫、何將軍這些嚮往太古淳樸之風的人看來，他們無疑是最高尚、他們的生活也是最理想的了。杜甫在上次游何將軍山林詩中說自己有耽幽之癖：「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這裡又引何將軍為同調，並暗中誇他是陶淵明那樣的人，那麼，「謂『野人居』就『將軍』言」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重來」兩句的大意是說，再次來到您這個環境幽美、風氣淳樸的休假勝地，真會讓人錯誤地將它當作羲皇上人的住處了。這難道不是在極力稱美主人麼？浦起龍不同意這種解釋，主要是他囿於世俗之見，又沒真正弄懂「野人」的含義，生怕杜甫不講禮貌，唐突了主人的緣故。他沒有明確地表示這兩句到底應該怎樣串講，但根據他對「高枕吾廬」的理解，可以揣知他認為這句是說，這真是我這個「野人」居住的好地方啊。(9)——這樣似乎是謙虛多了，不過按照詩人原來的想法來看，與其說是自謙，毋寧說是自命清高、自我標榜。至於說：「上年熟游，今日始覺耶」，這更是不成理由的理由。即使上年已有此感，難道重來就不許更加覺得果真如此麼？怎能說「於『真作』二字不合」呢？我看是再合不過的了。 盧元昌說：「天寶間，五家競開第舍，一堂之費，動逾千萬，至且撤韋氏宅為虢國居。又於親仁坊起祿山第，莫不窮極壯麗。公於將軍，特表曰『野人居』，取其儉樸以風世。」（仇注引）這未免如楊倫所譏，「動涉刺譏，深文周內」了。不過何將軍給人的印象倒是個不滿現實、潔身自好的人。這就無怪乎滿腹牢騷的老杜跟他合得來，他也一再歡迎老杜到他林園中去。在耽「野趣」、尚「淳樸」這一點上，老杜引他為同調；我們應該進一步看到，在他們這共同志趣的後面，多少隱藏著憤世嫉俗的思想傾向。但是他倆之間的差異還是很大的：不管怎樣，何將軍已有買山退隱之資；而老杜則蹉跎歲月，一命不沾，來此雖暫得逍遙，終得回長安奔走。想到這裡，詩人就不勝感慨了：「到此應常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何日沾微祿，歸山買薄田。斯游恐不遂，把酒意茫然。」（其五）老杜以前總是強調自己的干祿是為了「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做番大事業。後來釘子碰多了，就不那麼自信了，退而求其次，竟想當個小官，弄點錢，置點產業，優遊林下，過幾年鬆快日子。老杜後來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談到自己也曾有過獨善其身、退隱山林的想法，只是由於死心眼，始終沒能改變兼濟天下的初衷：「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他在東都與李白相遇時，也曾有過厭世高蹈之想，甚至真的去求仙學道過，不過那只是出於一時的憤慨，不可看得太認真了。如果說老杜曾經真有過「蕭灑送日月」的「江海志」，有過「但自求其穴」的想法，那麼，這一次在《重過何氏》其五中所提到的「沾微祿」、「買薄田」、歸山隱居的打算，可說是最早、最具體、最明顯、最真實的了。 其二寫重來剛到時情景，自然親切，境地自呈：「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屧過東籬。」詩人一來到何園，與主人周旋過後，自然會情不自禁地要到這舊遊地各處轉轉。沒想到去夏優遊林下、飲宴偃息時用過的酒樽、臥榻，經過多少次山雨衝擊、水漲沙沉，還依然留在那裡。狗見客人似曾相識，叫也不叫了，忙搖著尾巴表示歡迎。（若非文學誇張，過了大半年，狗真的還認得人，老杜那次在這裡逗留的時間可不短了。）忽聽見林中鴉雀聲喧，原來是鴉雛不知怎的從巢里翻落下來了，老鴉們飛撲著、驚叫著在保護著它，卻一籌莫展，不知如何是好！極目遠眺，南面終南山上的翠微寺(10)，薄雲輕抹，依稀可見，西面皇子陂(11)那邊，天氣晴朗，景物歷歷在目。前次在這裡遊覽，見何園東鄰那邊，「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十分僻靜，一時幽興大發，曾轉過賣書買屋、到這裡來隱居的念頭，今日重來，不覺又穿過東籬，繞到那兒去走走（「向來幽興極，步屧過東籬」）。——這詩端的寫得好，前代評點家多賞其「語語重過」，不過，光要求做到這一點不算太難。難能可貴的是，詩人在隨意行吟之中，便將重遊的喜悅、往事的懷念、林居的幽致、遠眺所見陰晴多變的春山，揮灑自如、輕描淡寫，卻又有聲有色、情境交融地表現出來了。 《杜臆》說：「第四句乃即所見，而『鴉護兒』，因『犬迎客』也。」說這句是寫即目所見是對的，認為鴉因狗迎客而護兒，情理上卻講不通。姑且不說「犬迎曾宿客」不一定大聲狂吠，就是叫聲再大，也不至於將鴉雛嚇得從巢里掉下來的。這兩句在五律中雖是對仗，並無因果關係，大可不必硬把這兩件事扯到一起。仇兆鰲說：「『落巢』謂新雛生落巢中。(12)或雲鴉兒落地，或雲新巢落成，俱非。」烏鴉搭巢不是蓋華堂，豈可說「落成」？人出生叫「落地」或「落草」，生小狗也叫「落草」。鴉雛是孵出來的，又不是胎生，怎能說「生落巢中」呢？看起來，還是「鴉兒落地」這一解釋最文從字順，最符合作者本意。既然如此，為什麼各家都不採用此說呢？無他，主要是他們墨守成規，不理解杜甫在詩歌創作中所做的嘗試，不認識他所取得的新成就所致。 契訶夫在致亞·巴·契訶夫的信中這樣寫道：「依我看來，自然的描寫應當非常簡練，而且帶一種偶然的性質。俗套頭是這樣的：『落日沉浸在發黑的海浪里，海面上洋溢著紫紅的金光』，等等。『燕子在水面上飛翔，快活的啾啾叫。』——這類俗套頭應當丟開。描寫風景的時候應該抓住瑣碎的細節，把它組織起來，讓人看完以後，一閉上眼睛，就可以看見那個畫面。比方說，要是你這樣寫：在磨坊的堤壩上，有一個破瓶子的碎片閃閃發光，像明亮的星星一樣，一隻狗或者一隻狼的影子像球似的滾過去等等，那你就寫出了月夜。」（《契訶夫論文學》）這段景物描寫，後來幾乎原封不動地在他的短篇小說《狼》和劇本《海鷗》中出現過兩次，效果很好。（我國的一位小說家也學著讓一些玻璃碎片在他的長篇和短篇中各閃光一次，效果雖說也不錯，但切忌照樣老閃，閃多了，豈不又成了俗套了？）可見這是這位卓越語言藝術大師的經驗之談，是經過實踐證實了的，也就是說，是符合藝術規律的。小說和詩歌中的景物描寫，因各自的藝術特點而有所不同（比如前者重逼真，後者須加以美化和詩化），但一些基本的要求卻是共同的（比如都要求創新而不落俗套，要求給人以鮮明的印象而有身臨其境之感，等等），因此在表現藝術上是相通的。千多年後，契訶夫介紹的關於景物描寫的這點經驗，杜甫當時雖然沒有談到過，但從他這一時期大量的寫景詩句中可以看出，他已經明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一再嘗試，取得了出色的成績了。且看前後游何將軍山林寫的這兩組詩，比如「卑枝低結子」「碾渦深沒馬」「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以及那句引出這一大段議論的「鴉護落巢兒」等等，都是一些正如契訶夫所說的「非常簡練，而且帶一種偶然的性質」的景物描寫。由於詩人丟開了俗套，抓住了瑣碎的細節，並出色地將它們表現了出來，因此「讓人看完以後，一閉上眼睛，就可以看見那個畫面」了。杜甫的這些景物描寫，比起契訶夫那個著名的例子來，顯然是經過詩化和美化了的，但就藝術表現的方法和特點而論，二者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對於過去那些擺脫不開俗套、看慣了藝術長河中給衝擊摩擦成滾圓光滑的鵝卵石的評註家來說，這樣一種藝術表現法未免太尖新太陌生，甚至有時往往會感到不大容易理解，只得勉強將「落巢」講成「新雛生落巢中」或「新巢落成」云云。又由於他們受時文作法和古文章法的影響很深，總愛形式主義地從起承轉合、破題點題等方面來說詩，對於像「鴉護落巢兒」這樣一些寫帶偶然性細節的句子，也一定要找出它跟上一句「犬迎曾宿客」的承接關係，說什麼「『鴉護兒』，因『犬迎客』」，似是而非，把本來不難懂的詩句越講越糊塗。在這一時期以前，杜詩中很少有這樣一些帶偶然性細節的自然景物描寫，以後卻不勝枚舉。可見詩人在詩歌藝術的探討上，是勇於摒棄俗套，追求創新，並通過不斷的實踐，寫出了新水平，取得了新成就的。 這組以其三寫得最瀟灑，最能體現老杜獨特的美學趣味和清麗的藝術風格：「落日平台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楊慎《丹鉛總錄》說：「庾信之詩為梁之冠冕，啟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會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老杜不僅服庾信，也學庾信，他的詩歌，最善於熔「清新」「老成」於一爐，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其三「落日平台上」這首詩，就是體現這一藝術風格特徵較好較早的作品之一。此外，如《奉陪鄭駙馬韋曲》其一：「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綠樽須盡日，白髮好禁春。石角鉤衣破，藤梢刺眼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其二：「野寺垂楊里，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與公子，薄暮欲俱還？」《陪李金吾花下飲》：「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須。細草偏稱坐，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以及《崔駙馬山亭宴集》等等，都是這樣一類題材類似、風格相同的作品。貴家的清客、座上的嘉賓、賞心悅目的遊覽、縱情的飲宴、風流倜儻的韻致、偶爾湧現的哀愁……經過詩人詩情畫意的醞釀、生花夢筆的渲染，便草成了這樣一些精緻、清新的小品，為我們留下了他旅食京華、不儘是愁苦一面的剪影。他雖然為自己寄人籬下「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處境而深感屈辱，但每逢春秋佳日，得預華筵，對酒當歌，留連光景，仍然會暫忘煩惱，逸興飛揚，頗感快意的。蔣弱六評《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說：「此與《漫興》《江畔尋花》諸絕，同是一種奈何不得光景。此老痴情狂興，真絕世風流。」（《杜詩鏡銓》引）不把眼光局限於前後幾組詩中如「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之類字句的近似，而能看到此老貫徹始終的「絕世風流」和「痴情狂興」，這是很有眼力的。這種浪漫主義的氣質，在杜甫的性格中所占有的比重並不小，切勿把他看成僅只是個迂腐、拘謹的人。 二　幾首陪宴詩 最能見出唐時京師上層社會習尚、貴公子行徑和清客身份的，是《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為了希寵，於天寶元年開始動工，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第二年三月竣工，皇帝親臨望春樓觀看新潭。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額上寫明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化了裝，穿紅著綠，站在前船唱《得寶歌》：「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裡舟船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聽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鼓笛胡部以應之。其餘的船隨著緩緩地開到樓下，連檣數里，觀者山積。京城百姓多不識驛馬、船檣竿，人人見了都覺得很稀奇。韋堅跪進諸郡輕貨，又獻上百樣牙盤食（用象牙盤盛御食樣品置於帝前，謂之「看食」）。皇帝置宴，竟日而罷。四月，加韋堅左散騎常侍；給新潭命名為廣運潭（詳《資治通鑑》《舊唐書·韋堅傳》）。《通志》載長安下杜城西有第五橋、丈八溝。黃鶴認為這就是韋堅所開廣運潭的漕渠，很對。這裡自從那次盛況空前的御駕親「游」之後，加上又是南北水路交通樞紐，過往官商人等很多，自會成為近畿歌樓舞館駢列、畫舫遊艇紛集的冶遊地，多少仿佛清代北京東郊漕渠通惠河的二閘（即慶豐閘）。丈八溝離第五橋不遠，第五橋邊就是何將軍山林。杜甫這次陪諸貴公子來丈八溝攜妓納涼，比起那次風雅的山林之游，顯然要俗氣得多。可是，經過詩人的美化，寫了出來，卻也不太惡劣。「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其一）「雨來沾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纜侵堤柳系，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其二）張上若說：「二首當合作一首看。首聯泛舟，次納涼，三聯陪公子攜妓，末句是雨將至。次首前六句是舟中避雨倉皇之景，結是歸時天氣陡涼。放船歸路，各有情景，互為起結。」敘事層次清楚，宛如一篇簡短的遊記。《杜臆》說：「舟攜南北妓，見貴公子行徑。燕姬不慣乘舟，又兼風雨，故愁。」此解得之。這裡既是水路交通樞紐，秦樓楚館中當然不乏「越女」「燕姬」。(13)說諸貴公子為了尋歡作樂，為了擺闊，舟中所攜，北妓南妓都有，不是毫無根據的。 李商隱有一首《鏡檻》詩，「鏡」一作「錦」。徐逢源說：「『錦檻』，錦棚也。《開元遺事》：長安富家，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結錦為涼棚，設坐具，召名姝間坐，遞請為避暑會。杜子美《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詩，即此會也。玩全篇語文，與此頗合。」可見當時上層社會驕奢淫逸的不良風氣。但須補充的是：作為清客，杜甫這次陪諸貴公子攜妓納涼的所在是在漕渠的船上，而不是在林亭內的涼棚中。 從藝術上看，其一「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二句意境頗佳。南宋衡山（今湖南衡山）人趙葵的《杜甫詩意圖》（原題《竹溪消夏圖》）就是以這兩句詩為題，但描繪的不是長安附近丈八溝攜妓納涼光景，而是江南水鄉的平遠景色。修竹萬竿，郁茂蔥蘢，近處濃重清晰，遠處疏淡迷濛，層次分明。又用水墨點染出淺溪回汀，隱約顯露出曲折的小徑，有兩人策騾緩行。遙望遠處霧靄蒼茫，似乎令人感到夏季的濕潤空氣。後面是幽靜的荷塘，小屋數間，一人坐在水閣中納涼，侍童旁立。屋後竹籬小橋，溪流潺潺，景色宜人。整幅畫面深遠恬靜，使人猶如置身於萬竹叢中，滌盡煩暑，涼氣襲人，充分表達了「深」「淨」的意境（原畫影印圖片及朱恆蔚解說詞見《藝苑掇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這幅畫被評為「無上神品」，畫得委實是好。當然，圖中畫的不等於詩中寫的，畫好也不等於詩好，但這畫和這兩句詩之間意境卻是相通的，也可以說是相得益彰。 聞一多在《宮體詩的自贖》一文中說，宮體詩人「人人眼角里是淫蕩」。寫「攜妓納涼」，題材是夠淫蕩的了，但眼角里不見淫蕩，寫出來的詩也還清新。如果要找點理由為老杜開脫的話，這該算是他多少不同於宮體詩人、不同於流俗的地方吧？ 寫同一題材藝術上獨具特色之作，當推《城西陂泛舟》：「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西陂即渼陂，在長安京兆府鄠縣（今陝西戶縣）西五里，水面寬闊，風景幽美，是當時都人春秋佳日遊覽勝地之一。詩中寫的是貴家在樓船上擺酒大宴賓客的熱鬧情景。還是王嗣奭講解得好：「有『青蛾皓齒』，故有『橫笛短簫』。樓船高敞，故聲達天際，而用一『悲』字，妙。蓋喜從悲生，如雲痛快，不痛不快，觀場者至於墮淚而後以為得趣也。樓船甚安，不見其動，但有風有檣，自信其船之行，用『自信』字極妙。船大則行自緩，故云『徐看』；此聯頂『樓船』來。『魚吹細浪』，妙在『吹』字；此聯頂『青蛾』來。船大則送酒必用小舟，故倒其語而簸弄風致。」這詩寫得很委婉，卻淋漓盡致，春意盎然，藝術上頗見功夫，但無甚深意，至多反映了盛唐時期歌舞昇平的表象，和上層統治階級尋歡作樂、醉生夢死的精神面貌，客觀上有些須認識價值。楊倫以為「此詩當有所指，如《麗人行》之類，觀『在』字自是望中，不必身與」，未免主觀。跟前面那兩首詩和後面即將論及的《樂遊園歌》聯繫起來看，杜甫參加達官貴人、王孫公子這類聲妓如雲、香醪泉涌的狂歡宴會也是常事。《城西陂泛舟》這首詩，無論怎樣解釋，思想意義都不算深刻，詩人「身與」不「身與」都無所謂。如果一定要問個究竟，我認為，從詩題和詩人當時的交遊情況看，城西陂的這次攜妓春遊宴會，他倒很可能是參加了的。 《樂遊園歌》是「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原注），雖也寫到歌舞華筵盛況，但與前三首即景助興的應酬詩不同，不僅含蓄且有傾向性地反映了最上層追求享樂的腐化生活，還情不自禁地傾訴了自己懷才不遇的悲憤和身世之感：「樂游古園崒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蕩蕩，曲江翠幕排銀榜。拂水低回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卻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聖朝已知賤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樂遊園也叫樂游苑或樂遊原，在長安城南，漢宣帝時所立。唐代長安年間，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游賞。每年三月三上巳節、九月九重陽節，京師士女都到這裡來踏青、登高，帳幕雲布，車馬填塞，虹彩映日，香塵滿路。文人雅士聚會時所賦詩歌，第二天便傳遍全城。（比登報還快，可見唐人對詩歌的愛好！）晦日，指陰曆每月最後一日。但原注中所說的「晦日」，則是指正月最後一日。唐代以正月晦日、三月三、九月九為三令節。唐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日，以二月朔日（陰曆每月初一為朔）為中和節。正月晦日跟二月朔日只差一天，這時已是郊遊的節日（初盛唐詩人寫正月晦日遊覽的詩很多），而且這首詩頭兩句「樂游古園崒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中已顯出春意不淺，可見當日長安一帶的氣溫比現在稍高一些。研究證明，隋唐（五八一—九〇七）期間，氣候曾一度變暖，長安可以種植柑橘。到了十一世紀以後，氣候又變劇寒，長安一帶柑橘通通凍死，甚至位於長江下游的太湖全部結冰，可以通行車輛（見沈文雄《中國的氣候變遷》，載《人民畫報》一九七四年第四期）。了解了過去曾經有過的氣候變遷，再反過來看唐詩中一些關於物候的描述，如杜甫的《麗人行》說陰曆三月三日就飄柳絮：「三月三日天氣新，……楊花雪落覆白。」王維的《寒食城東即事》說少年們興致最高，用不著到陰曆三月的清明和上巳，二月中春分以來早就在外面遊玩了：「少年分日（春分、秋分叫分，這裡指春分）作遨遊，不用清明兼上巳」，就覺得說的這些都是實情，讀起來也好懂得多了。 這詩從設宴園中敘起，寫景由近而遠。「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既見地勢高敞，又見胸襟開闊，其心曠神怡的程度，只有王維的《輞川集·臨湖亭》「輕舸迎上客，悠悠湖上來。當軒對樽酒，四面芙蓉開」差可比擬，而筆力則更加雄渾。 《長安志》載：「樂遊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寬敞，京城之內，俯視如掌。」正因為座上俯視，可見全城：「秦川對酒平如掌」，便引出下面「長生」句至「緣雲」句一段從所見宮闕園苑遠景生出的有關皇帝此時此刻也在歡宴遊玩的想像。案曲江池在樂遊園南，今西安市東南十里。張禮《游城南記》載：「芙蓉園在曲江西南，與杏園皆秦宜春下苑地。園內有池，謂之芙蓉池，唐之苑也。」《兩京新記》載：「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亘羅城復道，經通化門觀，以達興慶宮；次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這一段提到南苑芙蓉園，提到夾城復道中如雷霆般轟鳴的車馬儀仗經過時的聲響，提到大開的天門閶闔（借指宮城的正門），等等，可見詩人指的是皇帝帶著他的寵幸這時正趕著前往南苑諸勝去尋歡作樂。浦起龍說：「『青春』六句，一氣讀。雖紀游，實感事也。是時諸楊專寵，宮禁盪軼，輿馬填塞，幄幕雲布。讀此如目擊矣。」這等場合，哪能少得了諸楊？不過，從這偌大的勢派看，這浩浩蕩蕩的春遊隊伍，非得有皇帝和貴妃親自率領不可。浦說未必允當。《杜詩鏡銓》引張上若的話說：「此指明皇游幸，妙在渾含。」很對。仇兆鰲解「長生」二句：「酌瓢之後，調馬而行，得以盡覽諸勝。」楊倫加旁批說：「首敘長史筵宴。」以「酌瓢」「調馬」就楊長史及其賓從而言，可商榷。一、漢上林苑有長生木（見《西京雜記》），瓢用此木雕成，即使是藉以表「示真率」，這典故也不宜於賀蘭楊長史（若是諸楊倒也罷了）。二、楊長史在此置酒宴客，並未奉旨隨駕，如今皇帝正在南苑游幸，他豈敢冒冒失失地帶著杜甫這樣的「長安一匹夫」，調馬而行，盡覽諸勝？難道不怕犯驚蹕之罪麼？三、從文章結構上看也講不通：「既方酌酒，不應即說調馬，下又仍說飲酒」（施鴻保語）。(14)那麼，究竟怎樣理解才比較接近作者原意呢？我認為很簡單，只要將這兩句看作就皇帝而言就行了。玄宗崇道祖，信神仙，求長生，偶爾也會在大內用「長生木瓢」酌飲以「示真率」（即《朝享太廟賦》中二丞相頌揚玄宗「澆訛散，淳樸登」的意思，恐怕平日真有這麼一番欺人自欺的做作），可是一旦遇到良辰美景，便再也按捺不住他那強烈的凡人情慾，而「更調鞍馬狂歡賞」，到南苑諸勝散心去了。——這樣解釋，不是很妥帖嗎？這詩先敘楊長史設宴於地勢高敞的樂遊園，全城景物盡收眼底。次述因眺望所見而生出種種有關皇帝游幸情事的想像，並以含混的言辭加以表現。因為相隔很遠，雖見到一些動靜，到底只能憑想像揣度，並非親眼得見，豈能坐實皇帝一定在內？就是明明知道皇帝正在南苑尋歡作樂，即使不像王維那樣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來為他辯護，說這只是「為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游重物華」（《奉和聖制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也不能大肆張揚他跟愛寵們在吃喝玩樂啊！想說又不敢說，這就不免支吾其詞，含混不清了。一想到了皇帝，勢必會勾引起應詔、召試以來的無窮心事，傾瀉出來，便是末段中那深沉的慨嘆和徙倚無依的身世之感。詩人的思路是清晰的，前後段詩意的過渡也很自然，只是前人未能悟透，講解起來，不是這裡就是那裡，顯得疙疙瘩瘩了。 以往讀杜甫陷長安安祿山叛軍時所作《哀江頭》中追憶帝妃出遊曲江情事的描寫，總以為純系想像之辭，現在我多少讀懂了《樂遊園歌》，才知道詩人雖未躬逢其盛，卻也真在遠處居高臨下地鳥瞰過那「霓旌下南苑」的熱鬧場面。可見詩人的想像，還是有一點生活感受作依據的。這就無怪乎他寫得這樣真切、這樣動感情了。 三　游渼陂　登大雁塔 杜甫這一時期的紀游之作，寫得最出色的是《渼陂行》和《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前詩一開頭就說明是隨岑參兄弟出遊，後詩原注說：「時高適、薛據先有作。」同伴都是好朋友、大詩人，又互相唱和，遊興、詩興大發，自然是容易寫出好詩來的。 岑參（七一五—七七〇），江陵（今湖北江陵縣）人，先世居南陽棘陽（今河南新野縣東北），故一作南陽人。少時隱居嵩陽，二十歲至長安，獻書闕下。此後十年屢次往返於京洛間。開元二十九年遊河朔。天寶三載（七四四）舉進士，以第二人及第，解褐授右內率府兵曹參軍。天寶八載（七四九），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入朝，表薦他為右威衛錄事參軍，充節度使幕掌書記，遂赴安西。第二年正月，高仙芝除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五月，出師迎擊大食，兵敗還朝。岑參約於初秋到長安。天寶十三載（七五四）安西四鎮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三月，權北庭都護伊西節度瀚海軍使，表薦他為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充安西北庭節度判官，遂赴北庭。由於他有邊塞生活豐富而深切的感受，他寫了許多謳歌邊防將士英雄氣概、描繪邊疆奇異景色的詩篇，成了唐代最富於浪漫主義精神和藝術特色的邊塞詩人。 岑參的《感舊賦》說：「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三相指的是他曾祖父岑文本相太宗，伯祖岑長倩相高宗，伯父岑羲相睿宗。岑文本長於文翰，著述甚富。岑長倩因為反對改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反對詔天下立大雲寺，得罪了諸武，被誣謀反，斬於市，五子同賜死。岑羲坐預太平公主謀逆，被誅，籍沒其家，親族數十輩，放逐略盡。這是岑參誕生前兩年的事。可見他雖出身於大家貴族，不過到他這一代已經中落了。父岑植，做過刺史；子五人：岑渭、岑況、岑參、岑秉、岑亞。岑況曾官單父尉，與詩人劉長卿友善，似亦有文名。杜甫《渼陂行》「岑參兄弟皆好奇」、王昌齡《留別岑參兄弟》「岑家雙瓊樹，騰光難為儔」，指的都是岑參和他的二哥岑況。其餘幾個兄弟不詳（見聞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證》）。岑羲在睿宗朝做戶部尚書時曾經寫了一首題為《參跡樞揆》的詩。沈佺期的《和戶部岑尚書參跡樞揆》說：「大君制六合，良佐參萬機。……鹽梅和鼎食，家聲眾所歸。」案「參跡樞揆」即《北史·邢巒傳論》所謂：「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良佐參萬機」即《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謂：「相國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皆指輔宰而言。岑羲原詩今不存，沈佺期和章顯系讚美岑氏一門三相。岑參字不詳，不易確定其名當讀「餐」還是讀「申」。既知他伯祖曾賦《參跡樞揆》詩，且同官亦有和章，可見為岑參命名者當受此啟發，有望其重振相國家聲之義，似當讀「餐」。岑參不像李、杜那樣常在詩文中宣揚自己的大志。但是他的《銀山磧西館》說：「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又《西蜀旅舍春嘆寄朝中故人呈狄評事》說：「功業悲後時，光陰嘆虛擲。卻為文章累，幸有開濟策。」可見他受家世的影響，還是自負「有開濟策」，且以建功立業自相期許的。 杜甫與岑參何時在何地開始結識，不詳。天寶五載到八載、十載到十三載二人都在長安，這兩段時期內，他們見面和在一起遊覽、聚會的機會是很多的。杜甫有《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應為西陂好，金錢罄一餐。飯抄雲子白，瓜嚼水精寒。無計回船下，空愁避酒難。主人情爛漫，持答翠琅玕。」岑參也有《與鄠縣源少府泛渼陂》：「載酒入天色，水涼難醉人。清搖縣廓動，碧洗雲山新。吹笛驚白鷺，垂竿跳紫鱗。憐君公事後，陂上日娛賓。」兩題僅二字不同，前詩自注「得寒字」，後詩自注「得人字」，可見他倆一同參加了這次由源縣尉慷慨做東的盛會了。他們乘船游賞、聽樂釣魚、吃瓜喝酒、拈韻賦詩，一直玩到天黑才回去。加上岑參兄弟領著杜甫去游渼陂的那一次，他們同游渼陂起碼有兩次之多。(15) 杜甫《渼陂行》說：「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渼陂。天地黯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縵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通志》載元末游兵決水取魚，渼陂早已枯乾改成水田了。據說當時渼陂的水源出終南山諸谷，合胡公泉，形成了這一片遼闊的水面。陂上是紫閣峰，峰下陂水澄湛，環抱山麓，周圍十四里，中有荷花、鳧雁之屬，向北流入滎水。渼陂在鄠縣西五里，離長安城上百里。所以說岑參兄弟領著杜甫來此游賞是「遠來」。殷璠在《河嶽英靈集》中評論岑參說：「參詩語奇體峻，意亦造奇。至如『長風吹白茅，野火燒枯桑』，可謂逸才。又『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宜稱幽致也。」後世艷稱岑參邊塞詩的奇，如「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寫奇觀，「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眾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蒸沙爍石燃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狀奇境，「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然一夜東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發奇想，等等，莫不膾炙人口，但很少注意到他從早年隱居以來所寫山水詩中已不時閃耀著令人驚訝的異彩。除了前面殷璠摘出的那幾句以外，像「石潭積黛色，每歲投金龍。亂流爭迅湍，噴薄如雷風」（《冬夜宿仙遊寺》）、「東南雲開處，突兀獼猴台。崖口懸瀑流，半空白皚皚。噴薄四時雨，傍村終日雷」（《終南雲際精舍》）、「草堂近少室，夜靜聞風松。月出潘陵尖，照見十六峰。九月山葉赤，溪雲淡秋容。……昨詣山僧期，上到天壇東。向下望雷雨，雲間見回龍」（《自潘陵尖還少室居止秋夕憑眺》），這樣一些描繪，不管寫的是恬靜的境界還是雄偉的景象，都顯示出了「參詩語奇體峻，意亦造奇」的特色和詩人「好奇」的個性。《河嶽英靈集》所收諸家詩「起甲寅，終癸巳」（高宗永徽五年，公元六五四至玄宗天寶十二載，公元七五三）。天寶十二載以前岑參已去過一次安西，也創作了一些邊塞詩。但《河嶽英靈集》只選了《戲題關門》「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城吏，還從舊路歸」這一首與邊塞有關卻無邊塞情調的小詩，其餘六首都是一般寫景或抒情之作，而且評語中也未摘錄邊塞詩中的奇句。可見岑參為當時人所稱道的，是他的那些一般寫景或抒情之作中的奇，還不是邊塞詩中的奇（實際上，他邊塞詩中的名篇，如《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等，多作於天寶十三載第二次出塞在北庭時）。詩奇在於人奇，老杜在《渼陂行》中一開頭就說：「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渼陂。」看起來，這一對難兄難弟的好奇、好事、好尋幽訪勝，在當時一定是出了名的了。跟著岑氏兄弟這樣的奇人，游賞渼陂這樣的奇景，這就難怪老杜詩興勃發，竟然寫出了《渼陂行》這樣一篇「滉漾飄忽，千態並集，極山岫海潮之奇，全得屈騷神境」（楊倫語）的奇文來。 這是夏季陰陽變化莫測的一天。他們來到渼陂岸邊的那會兒，只見雨雲密布，天地黯淡無光，碧綠而透明的萬頃波濤，像堆積著片片琉璃，顯得很神秘很陰森可怖。這種天氣一般地說最不宜於乘船出遊，岑氏兄弟卻偏要「琉璃汗漫泛舟入」，這事豈不是很特別麼？他們的興致真高，他們果真「好奇」，我可提心弔膽，生怕給風浪打翻了船，餵了水怪，悔之晚矣！——這就是「事殊興極憂思集」和「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的意思。鼉也叫鼉龍或揚子鱷，俗稱豬婆龍，產於江淮間，這裡不一定真有，這麼說，只是為了增加神秘感。「鼉作鯨吞」是說鼉龍像鯨魚那樣將人囫圇吞下，不是說這裡還有鯨。 開船以後沒想到很快就雲淨天空、風平浪靜，詩人不覺轉憂為喜，便心曠神怡地欣賞起種種湖山勝景來了。中流有菱葉、荷花，陂水無疑不深。所謂「沉竿續縵深莫測」「宛在中流渤澥清」，不止是一般的藝術誇張，還是在寫一種因見水中山峰倒影而引起的幻覺和想像：渼陂南面大半邊水面浸滿了終南山的倒影，山影動搖，水波蕩漾，山光水色，交融在一起（「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把陂水映得黑洞洞的，仿佛深得沒有個底，船行陂中，就像到了清澄的海上一般（「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 接著寫日暮遊艇從中流移近南岸的情形。「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二句還是施鴻保解說得好：「註：舷，船邊也。戛，轢也，此謂船舷經過之聲。今按船在陂中，寺在岸上，如何經過且有聲？注引《長安志》：雲際山大定寺在鄠縣東南六十里。渼陂在鄠縣西五里。不但相去甚遠，一在縣東南，一在縣西，則尤不能經過。此句猶下『水面』句，皆指水中倒影而言：雲際之寺，遠影落波，船舷經過，如與相戛。」指出這兩句皆就水中倒影而言，可算是懂得了作者的用心所在了。船舷是實，山寺倒影是虛，虛實相戛，匪夷所思，足見構思之奇。身在船中，不能見所在的船舷與山寺倒影相戛；能見者，必是他人之船。在詩人想像中不必如此拘泥，但也可見此行遊艇非止一艘。 接著寫「月下見聞之狀：燈火遙映，如驪龍吐珠。音樂遠聞，如馮夷擊鼓。晚舟移棹，如群龍爭趨。美人在舟，依稀湘妃漢女。服飾鮮麗，仿佛金支翠旗」。仇兆鰲對這一段詩的理解是正確的。一天的快游即將結束，主人興猶未闌，趁月出東山，華燈初上，便命鼓樂大作，歌舞紛陳，群舟競渡，將游賞樂事推到了高潮。詩寫到這裡，也隨著進入高潮。 接著說忽然天又變得漆黑，一場雷雨眼看即將來臨，於是詩人便從夏日陰晴變化莫測轉到慨嘆人生哀樂無常作結。漢武帝巡視河東，泛舟中流，與群臣飲宴，作《秋風辭》說：「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蕭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情境相同，難免憶及此辭，頓生樂極之悲。結語還算妥帖。王嗣奭認為「『少壯幾時』一句，用舊語可厭」，欠當。(16) 杜甫游渼陂不止一次。據詩意揣度，《渼陂行》當記初游。又有《渼陂西南台》詩：「高台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佛識鮫人，空濛辨魚艇。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崷崒增光輝，乘陵惜俄頃。勞生愧嚴鄭，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驊騮，吾甘雜鼉黽。知歸俗可忽，取適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況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仇兆鰲說：「此台，前游所未至者，故重遊而記其勝。」杜甫第一次來游，人多，熱鬧，從早到晚，日程又安排得很緊湊，恐無暇獨登此台。這詩寫獨自登台所見所感，似當如仇兆鰲所說，是重遊時所作。兩詩所述時令都在夏季，兩次來游，或是在同時前後不久。這詩先寫景後抒懷，順序串講如下：台高水闊，六月亦覺陰涼。滿陂的蘆葦，遠處水天相接。賞心悅目，感受新鮮。清澄的深水裡，仿佛能見到南海里那種不廢紡織、淚滴成珠的鮫人。煙霧空濛的遠方，漁艇隱約可辨。圭峰東邊有紫閣、白閣、黃閣三峰：旭日照到紫閣峰，紫光燦爛；白閣峰陰森森白皚皚，終年積雪不融；黃閣峰不知根據什麼取的名。三峰相隔不遠，離渼陂也近（見《通志》）。白閣峰的影子和終南山的翠色都映在水中了。群峰陽光輝映，景色迷人，可惜俄頃登臨便將離去。想到我忙忙碌碌長年為生計、前途而身心勞瘁，真愧對那隱居谷口的鄭子真、賣卜成都的嚴君平，更仰慕那甘處蓬蒿的張仲蔚、免官養性的邴曼容。這四位漢代的高士，都能疏外物清塵欲而潔身自好。現今人世間又看輕千里馬，那我寧肯隱遁江湖，跟蛤蟆們做鄰居了。能知歸隱，薄俗便可忽視，不須介意。做到取適無悶就好了，世上事不可能都那麼如意。難道非做了官才能引退？人老了最宜於過恬靜的生活，何況陂中菱角、雞頭米很多，采來足可賣得筆錢，湊合著在這偏遠的地方蓋個茅屋。從此便具備一葉扁舟，讓我整年不再追逐名利，且追逐湖山清景去吧！ 朱鶴齡說：「此詩俱本謝康樂。『懷新目似擊』，即謝詩『懷新道轉迥』也。『乘陵惜俄頃』，即謝詩『恆充俄頃用』也。『外物慕張邴』，即謝詩『外物徒龍蠖』，又詩『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也。『知歸俗可忽』，即謝詩『適己物可忽』也。『取適事莫並』，即謝《山居賦》『隨時取適』，又詩『萬事難並歡』也。『身退豈待官』，即謝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也。『老來苦便靜』，即謝詩『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也。公云：『熟精《文選》理』，真不誣耳。」對照得好！可見老杜取法前人用力之勤。但須補充的是：此詩俱本謝康樂，卻僅止於遣詞造句、格調章法而已；至於思想感情，則決非從大謝詩中照搬過來的，而是老杜「雖參列選序，尚未授官」這一時期內所特有的。老杜這種因憤世嫉俗而轉思歸隱的思想感情，在《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其四、《重過何氏》其五等詩中曾有過最明顯的表露。這次獨來渼陂西南台登覽，不覺又引出了這一念頭來了。他當時要歸隱，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主觀上，大才未展，壯志未酬，哪能善罷甘休？客觀上，賣書終難買屋，菱芡不足資生，與古之隱逸不同，後世的歸田，總得有點錢才好。「何日沾微祿，歸山買薄田。」（《重過何氏》其五）這想法倒切合實際。「身退豈待官？」談何容易！那麼，老杜要歸隱，是不是一時興起，隨便說說的呢？也不是。他三番五次地這麼說，這表明他當時確曾認真地考慮過這問題。到了旅食京華那十年的末尾，杜甫的思想矛盾越來越深、內心也越來越苦悶。如果能從他的作品中，較多較具體地了解到他這時到底在想什麼、怎麼想，無疑會有助於進一步去認識他，去探索他思想發展的過程。 應該將《渼陂西南台》和《渼陂行》對照著讀。如果說前者是底，是內心的獨白、冷靜的思考、孤寂靈魂的自慰，那後者就是面，是抑鬱情緒的迸發、逢場作戲的清狂、虛假的歡樂。底和面合了起來，才庶幾見其全人，見其全貌，才不至於罵他「『少壯幾時』一句，用舊語可厭」了。他當時的心境是悲苦的。雖用舊語，卻是實情；斥之為「可厭」，不過是皮毛之見而已。 老杜幾次游渼陂，吃過這裡出產的「雲子白」的米飯，欣賞過「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的景色。後來他流浪到夔州，寫了《秋興八首》，抒發故國之思，其八曾一往情深地追述昔日京畿遊樂盛事說：「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彩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在詩人浮想聯翩的回憶中，顯然閃過了那幾次渼陂之游的情景。當初未儘快意的事，在其後飽歷戰亂的老杜看來，都變得那麼美好、那麼可愛。這，是詩人的悲哀，是人生的悲哀，是時代的悲哀！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是首思想性、藝術性結合得比較好的詩：「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題下原註：「時高適、薛據先有作。」其實這次一同登臨賦詩的還有岑參、儲光羲。薛據所作已佚，其餘諸篇均存。(17)聞一多定諸人登塔賦詩事在天寶十一載（七五二）秋。理由是：一、天寶十載秋多雨，既非登塔之時，而杜甫臥病，尤無參與斯游之理；二、天寶十二載五月至九月，高適在河西，不得同游；三、天寶十三載秋霖積六十餘日，杜甫因京師霖雨乏食，生計艱窘，攜家往奉先，且岑參已於四月去北庭；四、參以仇氏杜詩當作於十載獻賦後之說，則登塔賦詩之事必在十一載無疑（詳《岑嘉州系年考證》）。岑參原在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幕，已於十載初秋回長安。高適當時在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幕，這年隨哥舒翰入朝來長安。儲光羲（七〇七—約七六〇），兗州（今山東兗州）人(18)，開元十四年（七二六）進士。詔中書試文章，官監察御史。這年與諸人登塔賦詩時當正在任此職期內。後三年安祿山叛軍陷長安，他受偽官，亂平後貶嶺南。他的田園詩，多寫農村淳樸生活，抒發隱逸閒適情懷，間有清新之作。後人常將他與孟浩然、王維、韋應物、柳宗元並稱，但成就遠遜。薛據（一作「璩」），荊南（今湖北江陵，古為荊州南郡，簡稱荊南）人。(19)長安二年（七〇二）生。開元十九年（七三一）進士。天寶六載（七四七）中風雅古調科第一人。在吏部參加選官時，他自恃才名，請求授予他萬年錄事。諸流外官都一同去見宰相表示反對：「赤縣錄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進士奪去，某等色人無措手足矣。」遂罷。後仕涉縣令、司議郎、水部郎中。他為人鯁直，有氣魄，文如其人。初好棲遁，居高煉藥。晚年置別業於終南山下以終老。他跟王維、杜甫、高適、劉長卿都很要好，諸人集中現尚存有送他的詩。 王維《座上走筆贈薛璩慕容損》：「希世無高節，絕跡有卑棲。……春風何豫人，令我思東溪。草色有佳意，花枝稍含荑。更待風景好，與君藉萋萋。」見王、薛志趣相同，都愛好過山林隱逸的生活。高適《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20)：「故交負靈奇，逸氣抱蹇諤。隱軫經濟具，縱橫建安作。」見其才具。又《酬別薛三蔡大留簡韓十四主簿》：「薛侯懷直道，德業應時選。」見其性格的鯁直和自恃才名請授萬年錄事時的神情。又《同薛司直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作》，當作於薛據任司議郎（司直）時。薛據做過永樂主簿、涉縣丞，後又選為涉縣令。劉長卿《送薛據宰涉縣》：「故人河山秀，獨立風神異。人許白眉長，天資青雲器。雄辭變文名，高價喧時議。下筆盈萬言，皆合古人意。一從負能名，數載猶卑位。……昔聞在河上，高臥自無事。几案終日閒，蒲鞭使人畏。頃因歲月滿，方謝風塵吏。」見其風貌、才調和生平事跡梗概。據杜甫乾元二年（七五九）所作《秦州見敕目薛三璩(據)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三十韻》詩題，知薛據授司議郎在乾元二年。詩中說：「伊昔貧皆甚，同憂歲不寧。棲遑分半菽，浩蕩伴流萍。」見杜、薛諸人相知甚厚，在長安時都很貧困，生活上常互通有無。 大曆元年（七六六），杜甫作《解悶十二首》，其四：「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第二句下原註：「水部郎中薛據。」薛據始任水部郎中當在大曆元年以前。《唐詩紀事》說：「『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據之詩也。子美懷據詩乃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楊倫據此認為：「據前在省部，今在荊南，（杜）故云。」大曆二年春，杜作《寄薛三郎中璩》說：「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鳳池日澄碧，濟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仇兆鰲認為：「時薛在荊州，將北歸京師，而寄詩贈之也。」案水部郎中屬尚書省工部，從五品上。所以詩中稱之為「尚書郎」。水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津濟、船艫、渠梁、堤堰、溝洫、漁捕、運漕、碾磑之事。荊州本是薛據的家鄉。薛據這兩年在荊州，當是為水部公務出差，非致仕還鄉，所以說「子尚客荊州」。《唐詩紀事》說他官終禮部侍郎。韓愈《薛公達墓誌》說：「父璩，為尚書郎中，贈給事中。」給事中是追贈的官職，實際上他生前最高只做到尚書郎中。尚書郎中指的是尚書省水部郎中。不說水部郎中而說尚書郎中，只是為了聽起來顯得神氣些罷了。墓誌當然比《唐詩紀事》可靠，可見《唐才子傳》說他官終水部郎中是不錯的。杜甫詩中祝願他回京後能升官，看來這希望是落空了。《杜臆》評《寄薛三郎中璩》說：「此即《解悶》詩所云：『曹劉不待薛郎中』者，蓋以比何水部雲。此詩又稱其『蓋代手』『才力老益神』，知其詩定不後人，而無一字傳於世，列唐詩人，亦無其名，知唐之能詩而遺佚者多矣，為之一慨！」唐之能詩而遺佚者固多，但薛據並非「無一字傳於世」，也非「列唐詩人，亦無其名」。姑且不論宋代的《唐詩紀事》和元代的《唐才子傳》中皆單列條目，就是盛唐人殷璠所選《河嶽英靈集》中尚保存其詩十首，之前並冠以小序說：「據為人骨鯁有氣魄，其文亦爾。自傷不早達，因著《古興》詩云：『投珠恐見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舉，功成嘆何及。』怨憤頗深。至如『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沒』。又『孟冬時短晷，日盡西南天』。可謂曠代之佳句。」王嗣奭失察，所論不足據。——以上是這次登塔賦詩同伴們的概況。這是好友們的聚會，詩人們的聚會，是難能可貴，很值得紀念的。 慈恩寺是唐高宗做太子時為文德皇后所創建，故名「慈恩」，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建成，在長安東南區進昌坊（今陝西西安市東南）。寺塔為永徽三年（六五二）玄奘所立，共六級。塔漸毀損，長安元年（七〇一）改建，增高為七級，高三百尺。一名大雁塔，今存，為古今登眺勝地。杜甫那首登塔眺望詩，一上來先翻用王粲《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的意思，說塔高不易登，胸懷若不曠達，登了反會百感交集，從而引出下段登塔之事、所見之景，和末段預感世亂的憂思。在分析這首詩的思想內容之前，且先看清人王士禎的一段議論。王士禎論詩主「神韻」，最推崇王維、孟浩然的山水田園、隱逸閒適詩，但與中唐以來通脫詩派相對而言，則又力贊盛唐諸家。如說：「唐人章八元《題慈恩寺塔》詩云：『回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俚鄙極矣。乃元、白激賞之不容口，且曰：『不意嚴維出此弟子！』論詩至此，亦一大劫也。盛唐諸大家有同登慈恩塔詩，如杜工部云：『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又云：『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仰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高常侍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郁相望。』岑嘉州云：『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又：『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已上數公，如大將旗鼓相當，皆萬人敵；視八元詩，真鬼窟中作活計，殆奴僕台隸之不如矣。元、白豈未睹此耶？」（《帶經堂詩話·推較類》）章八元那首詩是七律。頸聯「回梯」兩句確乎拙劣。頷聯「卻怪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倒小有意思。且就「卻怪」句而論，塔高于飛鳥，俯視則大地便成為飛鳥的襯景，豈非「鳥飛平地上」？乍一見此，豈不可怪？平平淡淡的一句話，便見出登高鳥瞰之景、當時驚喜之情，不能說作者毫無一點表現力。元、白開通脫一派詩風，欣賞這類詩是可以理解的。王士禎對這首詩及其欣賞者的鄙薄，幾至於謾罵，未免太過。但指出盛唐諸家在藝術風格上都具有雄健渾成的共同時代特色，這是十分正確的。《河嶽英靈集》編者、盛唐選評家殷璠，曾經提出了「興象」和「高唱」說法。所謂「興象」不過是指觸景生情、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創作過程和藝術效果，而「高唱」則意味著「有壯逸之氣」。我想，如果借用這位盛唐選評家所標榜的「興象」和「高唱」，來具體說明盛唐詩歌藝術的共同時代特色，即通常所謂「盛唐氣象」，雖不中，想亦不遠矣。 諸家登慈恩寺塔詩（詳本章注〈17〉），從藝術成就看，儲光羲稍遜，其餘三家確乎如王士禎所說，「如大將旗鼓相當，皆萬人敵」。但若論其思想深度，則高、岑又遠遜老杜。關於杜甫這首詩的意義，諸家箋注除個別堅持只是登高警語，大多認為是刺時憂危。仇兆鰲說：「『回首』二句思古，以虞舜蒼梧，比太宗昭陵也。『惜哉』二句傷今，以王母瑤池，比太真溫泉也。」朱鶴齡說：「末以黃鵠哀鳴自比，而嘆謀生之不若陽雁(21)，此蓋憂亂之詞。」錢謙益說：「高標烈風，登茲百憂，岌岌乎有漂搖崩析之懼，正起興也。涇渭不可求，長安不可辨，所以回首而思叫虞舜。蒼梧雲正愁，猶太白云：『長安不見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貴妃，瑤池日晏，言天下將亂，而宴樂之不可以為常也。」這些意見基本上一致，且互相補充，頗得作者用心。開元以來一直到安祿山叛亂以前，雖然邊境上有時也發生過一些戰爭，但總的說來，整個局勢是穩定的、太平的。開元末年不知怎的社會上忽然颳起了一陣妖風，說不久會大動干戈，天下將亂，嚇得官紳人家都暗中做避亂的準備。就連那位以識才薦賢名重於時的韓荊州韓朝宗也沉不住氣，竟搬到了終南山里去住，被人告發擾亂治安、動搖人心，遭到了審訊，貶了官（見《新唐書·韓朝宗傳》）。可是這倒不是事實而是謠傳。到了天寶末年，一場大戰亂，一場浩劫正在醞釀著，眼看一觸即發了，而且安祿山的將反也並非毫無跡象，可是昏庸的玄宗就是不信，「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見《資治通鑑》所載天寶十三載三月事）。因此當時社會上倒很平靜，上自皇帝貴妃，下至文人雅士，都為太平盛世的假象所迷惑，仍然在這個即將爆發的火山頂上胡帝胡天地尋歡，優哉游哉地遊樂，連丁點兒大禍臨頭的預感也沒有。「世人皆醉我獨醒」，當時唯獨杜甫比較清醒，多少有大難臨頭的朦朧預感，這是難能可貴的。 四　移居下杜　寄寓奉先 干謁投贈、登臨游宴諸應酬篇什僅可概見詩人社交活動之一斑，如欲窺知他長安十年真實的生活狀況和精神面貌，則須進一步閱讀他的那些描寫身邊瑣事和嘆老嗟貧的詩篇。 這類詩歌多寫作於天寶十載（七五一）獻賦召試以後，這是可以理解的。應詔、干謁、獻賦，該想的辦法都想了，該走的門路都走了，依然毫無希望，加上馬齒漸增，日暮途遠，身世之感、憂生之嗟自會鬱積胸中，發為詩歌，就不覺重欷累嘆了。 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訂杜甫「自東都移家至長安，居南城之下杜城」一事在天寶十三載（七五四）春，考證精細可信。此前一兩年他寫作了《白絲行》(22)：「繅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床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天衣著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香汗輕塵污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楊倫采眾家之說，攙和己意，解釋得很好：「《白絲行》，即墨子悲素絲也。嘆士人媚時徒失其身，終歸棄置。故有志者，寧守貧賤也。全首托興正意，只結處一點。」但須補充的是：這不僅只是對一般士人出處、操守籠而統之的感嘆，其中還深含著悔恨自己這幾年來熱衷仕進、卑躬屈膝、多方干求的意思在內。首句「繅絲須長不須白」，確乎如楊倫所說，是「喻奔競之徒，但希榮進，不須名節也」；正由於反省到自己居然也墮落到這步田地，這就難怪詩人百感交集，發此「有激之詞」了。「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既已覺悟，決心自勵，是否即壘塊冰消，心胸開闊，毫不介意於仕途得失了呢？也不盡然。「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說到最後，他還是在為才士的見棄而抱屈啊！ 這一時期，他憤世嫉俗的情緒很大。他慨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貧交行》）(23)他深感身世蕭條、孤立無援：「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盪，哀鴻獨叫求其曹。」他滿腔孤忿，發為長歌，聲音激越，悲切感人：「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捎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妹何傷淚如雨。」他憤憤不平，聲稱要高蹈出世，了此一生：「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在長安城南，杜陵西北。漢武帝所造，名為宜春苑，其水曲折，故名。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列，煙水明媚，都人游賞，以中和、上巳二節最盛。《唐國史補》載：「（進士）既捷，列書其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會。大宴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仇兆鰲「據此則知公之對景興慨，意固有所為矣」，並從而訂此詩當是天寶十一載獻賦不遇後有感而作。杜曲在長安城南，其北為曲江，其東為杜陵、少陵原，其西南為終南山。《雍錄》：「樊川韋曲東十里，有南杜、北杜。杜固謂之南杜，杜曲謂之北杜。二曲名勝之地。」唐代杜氏世居杜曲一帶，杜甫祖籍杜陵，所以說：「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想移而尚未移，當時他並不一定已在杜曲置了產業。「杜曲」句云云，不必拘看，不過泛指此乃杜氏家園而已。「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這當然是故作狂放的憤激之辭，但也可見其性格的不羈和對仕途、塵世的由衷厭惡。 杜甫一家原住洛陽東邊的偃師陸渾莊，旅居京華期間，有時歸東都探家。現既起意將家「移住南山邊」的「杜曲」一帶，後來到底搬來了沒有？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曾對此做過詳細而精當的考證，以為杜甫自東都攜眷移家至長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在天寶十三載（七五四）春，這年秋又從下杜城移居奉先（今陝西蒲城縣）。(24) 杜甫移家下杜城這一短暫時期的生活情況，可從下面這幾首詩中窺見一斑。 他的《醉時歌》當作於天寶十三載春剛移家長安後不久(25)：「諸公袞袞登台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檐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云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舊唐書·玄宗本紀》載：「（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詩中有「春酌」「花落」字樣，可見這減價米一直賣到十三載春。如果這時詩人仍「寄食朋友」，則無須也不可能獲許「日糴太倉五升米」（「日糴」，每日現買的意思。這是減價救災糧，怕人多買或並非急需的也來買，就故意增加購買的麻煩，以為限制。如果當時杜甫仍然是一人在京，即使需要買米，也很難天天都能買到這許多）。可見杜甫的家眷這時確已遷入京師，而且已淪入吃「減價」「太倉米」的「貧人」行列了。詩中先以「登台省」的「袞袞」「諸公」、「厭粱肉」的「紛紛」「甲第」來反襯「廣文先生」鄭虔的「官獨冷」和「飯不足」。接著寫自己這個「杜陵野客」的境況連這也不如，可見生計的艱難了。「被褐短窄鬢如絲」，勾勒幾筆，便草就一幅自畫速寫像：窮愁潦倒，衰容宛若，不無誇大，畢竟傳真。聞一多曾在《杜甫》一文中表露了「思其高曾，願睹其景（影）」的嚮往。僅就這一點而論，這類詩句是彌足珍貴的。「日糴太倉五升米」，家人賴以餬口的糧食已經是夠少的了。他還要拿一部分去沽酒，「時赴鄭老同襟期」，這不是故作高雅，實在是內心太痛苦了，不得不用酒來麻醉自己：「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相如逸才親滌器，子云識字終投閣」，這不是發思古之幽情，這是因自己和鄭虔的懷才不遇而生慨，物傷其類。只有較真切地了解到詩人當時的境況和心情，才會感到「焉知餓死填溝壑」的擔心確乎不是平白無故說著玩兒的。老杜最尊崇孔丘的儒術，如今竟將孔丘和盜跖並提，大喊：「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雖說這不過是一時憤激之辭，但也可見出情勢的嚴酷。杜甫即使真如史傳所說有「性褊躁」的毛病，若不是迫於情勢、走投無路的話，何至於忽然迸出這樣離經叛道的話來呢？仇兆鰲在詩中「孔丘」下加按語說：「當做尼父。」冬烘可笑。末尾歸到「意慘愴」「且銜杯」，點明《醉時歌》非徒醉後狂言，實深有感而發。這種憤激之情，有時也用調侃的口吻加以發泄：「廣文到官舍，系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蘇司業就是當年與老杜在齊趙一帶漫遊騎獵的那個監門胄曹蘇預（源明）。他後來做了東平太守。天寶十三載郡廢，召蘇源明為國子司業。蘇源明前後做過京官，又放過外任，宦囊當然充裕得多，所以經常能打發鄭虔他們一些酒錢。鄭虔好琴酒篇詠，善畫山水，書法亦佳，很受玄宗賞識，贊為「鄭虔三絕」，特置廣文館，任命他為博士。像他這樣的人尚且如此窮困，這就難怪老杜要發牢騷，擔心自己會「餓死填溝壑」了。 《舊唐書·玄宗本紀》載：「（十三載）是秋，霖雨積六十餘日，京城垣屋頹壞殆盡，物價暴貴，人多乏食，令出太倉米一百萬石，開十場賤糶，以濟貧民。東都瀍、洛暴漲，漂沒一十九坊。」又《資治通鑑》卷二一七載：「自去歲（十二載）水旱相繼，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連年春旱秋澇，災情嚴重，加上權奸當道，欺下瞞上，昏君在位，裝聾賣啞，人民生活的困苦就更不堪設想了。 杜甫有幾首詩，寫個人苦雨窘況，真實而形象地反映了災情的嚴重。 他的《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說：「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群木水光下，萬象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滻路，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公子面，超然歡笑同。奮飛既胡越，侷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黃鶴定此詩作於天寶十三載秋。題下原註：「隴西公即漢中王瑀。徵士，琅琊王徹。」李瑀是讓皇帝李憲第六子，初封隴西公，天寶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杜甫入長安之初曾為汝陽王李璡座上客。李瑀是李璡的弟弟，杜甫大概早就認識他，以後曾多次贈詩給他，可見他們的關係是很好的。淫雨為災，長安城一片汪洋，低處的樹木全給水泡了，千家萬戶籠罩在雲氣之中。潘岳《西征賦》：「南有玄灞、素滻。」《長安志》：「滻水在萬年縣東，北流四十里入渭。」《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素滻、清渭泛濫，道路阻絕，居民音信不通，親友相望，咫尺天涯，不意一城之內，真有星漢之隔了。既不能飛度恍如胡越的短距離，走訪同歡；只得困居在這一飯之間亦須轉移四五次的漏屋，憑軒懷想，窮盡心力。污水淹沒了水稻菜蔬(26)，剛開的菊花摧折披靡在荊榛亂草叢中，鷹隼烏鳶都沒精打采斂翮垂翼了。盧註：「《偪側行》云：『我居巷南子巷北』，故知公為『南巷翁』也。」諸家亦多以「北鄰居」謂王，「南巷翁」自指。《讀杜心解》則認為：「末及王徵士。徵士必與隴西為南北鄰，北居即指隴西，南翁當指徵士。遙想兩人不時還往，以形己之岑寂也。注家混甚。」若以為「北鄰居」謂王，一介徵士，在隴西公面前，不當用「式瞻」字樣。若以為「南巷翁」系自指，明明說自己已「侷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了，還談得上什麼「取適」呢？南巷不是地名，《偪側行贈畢四曜》「我居巷南子巷北」，所謂「巷南」「巷北」只是就二人所居相對而言。而《偪側行》當作於乾元元年（七五八），與作《苦雨奉寄隴西公》詩時相距四年，其間又經過了安史之亂的大變動，老杜前後未必同居一地。盧注貌似精當，實不可信，采《讀杜心解》的說法為是。 《讀杜心解》又說：「寄岑則寓諷時局，寄隴西則起處微露，以其為親王也，有觸忌之恐乎！」李瑀是皇帝的親脈侄，言談之間當然不可造次。寄隴西之作，貴在描繪了長安遭災情狀，若論諷諭的深廣，則首推《九日寄岑參》：「出門復入門，雨腳但如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軒，飲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酎。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仇兆鰲引《資治通鑑》所載天寶十三載「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和高力士以為淫雨不已系陰陽失度等史料（詳前）說：「『蒼生』『稼穡』一段，確有所指。『雲師』，惡宰相之失職。『天漏』，譏人君之闕德。『韜日月』，國忠蒙蔽也。『號禽獸』，祿山恣橫也。『君子』『小人』，貴賤俱不得所也。」又引張的話說：「此詩憂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邶》之『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意正相似。」古人皆信災異與時政有關，當時這場秋澇就在上層政界引起了追究責任的議論，楊國忠甚至推出不附己的京兆尹李峴當替罪羊，以災沴歸咎於他，將他貶為長沙太守，妄圖藉此轉移視線，以脫干係。據史載左丞相陳希烈的下台也與這場秋澇有關。(27)詩人深受災害，在時論的影響下，有感及此，發為詩歌，暗有所諷，也不是毫無可能。諸家所論，不為無據。「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唯恐終南山也讓大水給沖走了，這難道只是一般誇飾之詞，不像「群冰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同諸公登慈恩寺塔》）那樣，有著國家將亂、大難臨頭的預感麼？楊國忠曾取禾之善者獻給玄宗，騙他雨雖多不害稼，玄宗竟以為然。老杜作詩時不管得知此事與否，單看客觀效果，「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兩句，簡直是對這一對昏君奸臣針鋒相對的揭發和當頭棒喝。 同時又有《秋雨嘆三首》，可與《九日寄岑參》參看。其一說：「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決明夏初生苗，七月開黃花；可入藥，功能明目，故名。王嗣奭引史載楊國忠取禾之善者以獻玄宗、謂雨多不害稼一事，說：「百草爛死，決明獨鮮，三嗅而泣，豈謂是耶？白頭書生不敢非議朝政，有泣而已。」仇兆鰲進一步坐實說：「房琯上言水災，國忠使御史按之，故曰：『恐汝後時難獨立。』」其後諸家多主是說，只是附會得過於穿鑿，教人感到總不那麼像。很明顯，這只是一首慨嘆自己老大無成的詠物抒情詩，並未暗藏著像浦起龍琢磨出來的這許多深意：「據此（指仇注云雲），則『決明』之『鮮』，比（房琯之）直節也。『後時獨立』，逗出主意。『涼風吹汝』，塞言路者，懷奸叵測焉。『臨風三嘆』，秉苦節者，孤芳相賞焉。思深哉！」《杜臆》說：「江總九日採菊視之，謂賓客曰：『元亮若見，必不使混蕕草中。』至醉，又語客曰：『三嗅三憶古人，使人三泣。』」這一條箋注絕妙，不僅指出了「三嗅馨香泣」的出處，更有助於理解詩人遲暮不遇的深沉感嘆。這首詩的思想感情，跟同時前後所作的《嘆庭前甘菊花》差不多：「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蕊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醉盡醒，殘花爛漫開何益？籬邊野外多眾芳，採擷細瑣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黃鶴註：「此當是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蓋獻《西嶽賦》之後。」楊倫說：「此公自喻負經濟才，過時而無以自見，反不如小人之見用也。」兩相對照，主旨自明。 其二：「闌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綢，相許寧論兩相直？」這詩著重寫災情的嚴重和人民生活的困苦。闌，闌珊，將盡。伏，平伏。說是「闌風伏雨」，卻仍然「秋紛紛」，可見風老是刮個不停，雨老是下個不停。「四海」句即陶淵明《停雲》「八表同昏」的意思，是說天下無處不雨。《莊子·秋水》：「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徑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去馬」句用典寫洪水浩瀚實景如繪。平時涇水入渭，清濁不相雜；如今大水泛濫，沆瀣一氣，渭清涇濁，就無須分辨了。「濁涇」句寓感嘆於寫實，妙在有意無意之間。《苦雨奉寄隴西公》也說：「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滻（此水入渭）路，迢迢天漢東。」眾水泛濫當是實情。《朝野僉載》：「俚諺曰：秋雨甲子，禾頭生耳。」是說久雨穀物未收在田中發芽如耳形。仇兆鰲說：「國忠惡言災異，而四方匿不以聞。故曰：『農夫田父無消息。』」末二句是說：為了活命，抱床結婚綢被去換斗米，只要管「賤糶場」的長官許可，哪還顧得上考慮這值還是不值？盧註：「是秋帝令出太倉粟，減價糶與貧人。但上雖減價，而下不論直，蓋沾惠者少矣。」所見甚是。白居易《杜陵叟》說：「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裡胥方到門，手持尺牒牓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與杜詩此二句對照，可知每逢天災，上必照例頒發「德音」以收買人心，下則上下其手從中漁利，人民不惟少沾實惠反而備受剝削。 其三：「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干？」這詩寫自家苦雨寥落的境況。司馬遷《報任安書》：「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首二句自嗟微賤，無人論及，雨中惟有困守家中。「長蓬蒿」見「不出」之久，見久雨門巷的荒涼。「稚子走風雨」，以稚子的「無憂」反襯自己的深憂，「亦曲盡稚子無知光景」（楊倫語）。《讀杜心解》說：「『翅濕飛難』，句中有淚，自嘆本旨在此。結意更遠，日晦而土污，主德掩而庶事墮矣！(28)推極言之，亦豈徒為一身嘆哉。」這詩「秋來」二句從宋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干」化出。序說：「《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九者，陽之數也，道之綱紀也。謂陳說道德以變說君也。」其中悲秋氣，嘆秋霖，寄託顯然，且「皇天」二句即《九辯》「願一見而有明」之意。今老杜既有意化用《九辯》中的辭句入詩，可見上述浦起龍發揮的那幾點意義多少是有些道理的。 連年秋澇，冬春乾旱，下杜城杜甫一家困苦的生活境況可從《投簡咸華兩縣諸子》詩中窺見一二：「赤縣官曹擁才傑，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凍裂。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疏頑臨事拙。飢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黃鶴註：「梁權道編成都詩內，以咸（一作成）、華為成都、華陽兩縣。然詩云『長安苦寒』，又『南山』『青門』皆長安事，當是天寶間在京師簡咸寧、華原二縣者。」案：詩中「杜陵野老」「南山豆」「東陵瓜」云云，知作詩時已移家於下杜城。聞一多已考知杜甫自東都移居此間在天寶十三載春，而同年秋後又離此間移家至奉先。則可進一步揣知此詩當作於秋後仍在下杜時。故舊棄擲，仕進無門。地凍苗荒，生理焉說？(29)原以為「杜曲幸有桑麻田」，是族人聚居之地，「移住南山邊」下杜城，或能仰仗庇蔭；哪知「鄉里兒童項領成」（《後漢書·呂強傳》），「群邪項領」，欺負老杜這家新搬來的遠房外來戶。飢臥動輒一旬，敝衣何啻百結。眼看嚴冬將臨，「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移家奉先之役，就勢在必行了。 他的《示從孫濟》說：「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這詩當作於天寶十三載居下杜城時(30)，多少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詩人當時的日常生活情況。錢註：「《宰相世系表》：濟字應物，給事中，京兆尹。顏魯公《神道碑》：（濟）征南十四代孫，東川節度兼京兆尹。」杜甫既在《祭遠祖當陽君文》中自稱是杜預「十三葉孫」，今又稱杜濟為「從孫」，則「十三」或「十四」必有一誤。據詩中所述，杜濟這時尚未發跡。關於這首詩的主旨，大多認為是老杜見杜濟受人嫌猜，故作此加以勸導。譬如浦起龍說：「濟或年少孤孑，由讒言構釁，而猜嫌族屬，故諄諄告之如此。」又，盧元昌說：「大曆七年，元載黨徐潔，屬杜濟以知驛奏優，貶杭州刺史。據此，濟交必多比匪，宜此詩有『權門噂沓』『小人利口』等語。蓋公之先見也。」浦說近是，盧說就未免言甚其辭。王嗣奭的理解則稍有不同：「起語從陶靖節《乞食》詩（『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脫來，亦其情同也。『諸孫貧無事』，言其貧而懶也，觀下文自見；止雲『無事』，語氣渾厚耳。『淘米』四句，是家人語。因其汲水、刈葵，而示以作家之法如此。亦知其留款，止有米飯葵羹耳。以為比興，恐未然。篇終數句，是老人訓誨後輩語，體悉人情，悃款忠厚。張昭謂顧、陸曰：『吾來為道義，非因盤飧。』杜正用此。『不受外嫌猜』，乃鮑明遠詩。」王說不以為「淘米」四句是比興，不深究「勿受外嫌猜」何所指，未必都對；但說起語從陶詩脫出，「亦其情同也」，並指「所來」一句的出處，倒也不無道理。參考諸家箋注，揣度詩人用心，我覺得這首詩有這樣幾層意思：（一）《投簡咸華兩縣諸子》說：「飢臥動即向一旬」，作詩難免誇大，他這時經常挨餓總是實情，可見王嗣奭說「起語從陶靖節《乞食》詩脫來，亦其情同也」是對的。他來找杜濟，確乎有想叨擾一頓酒飯的意思。《投簡》詩說：「朝廷故舊禮數絕。」達官貴人既已高攀不上，不得已，只好求助於族人。這就是「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的意思。窮愁潦倒，走投無路，老杜當時的處境和心情實在是夠慘了。（二）中間一段意思不大好懂。照說杜濟目前也「貧無事」，境況並不太好，如今見杜甫這位「阿翁」來了，便忙著淘米做飯相待，這總算是不錯的了，那為什麼又平白無故地引出這位族祖後面這一番教訓來呢？如果像浦起龍那樣，認為「濟或年少孤孑，由讒言構釁，而猜嫌族屬」，老杜這次前來，是特意找他談話做思想工作的，那麼，為什麼起語要從陶靖節《乞食》詩脫來，後面又聲明「亦不為盤飧」呢？看起來，老杜找杜濟，本來只想叨擾一頓飯，沒料到杜濟有什麼地方冒犯了老杜，因而引出了老杜的牢騷和教訓來。王嗣奭說：「因其汲水、刈葵，……知其留款，止有米飯葵羹耳。」明知杜濟家境不寬裕，老杜為人忠厚，決不會因「其留款止有米飯葵羹」而怪罪於他。我看冒犯老杜的主要是杜濟的態度。且先看「覺兒行步奔」這句詩。這句詩諸家皆無較圓滿的解說。仇兆鰲說：「盧注謂公欲警覺兒輩，故奔走而來。此說未合。公本跨驢而出，非步行而至者。行步當就濟言。」指出「行步當就濟言」是對的，但究竟應如何解釋此句卻不甚了了。又「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幾句講得也很蹊蹺。趙次公說：「時必淘米刈葵，故復以起興。族之有宗，猶水之有源葵之有根也。水有源，勿渾之；葵有根，勿傷之；族有宗，則亦勿疏之而已。」這解釋是可通的，問題是詩人何以竟因汲水淘米、刈葵作羹這樣一些極尋常的家務勞動而忽然興起勿疏宗族之意呢？我認為使得詩人起興的根源在於「汲多」在於「放手」。杜濟見這位不速之客上門，礙於情面，只得勉強招待他，不過心裡卻老大不高興，就隨便對付他一頓粗茶淡飯，加上家裡人手少(31)，杜濟平日又懶散(32)，如今要他親自汲水淘米、刈葵作羹，無疑會感到很窩火，於是就難免流露出不耐煩的神情，汲水將井水攪渾，刈葵放手亂砍一氣，老杜見了當然會有所覺察，有所感慨，然後寫出「淘米」四句加以點破，並引出後面的一段教訓來。——這理解若不大謬，其後「覺兒行步奔」一句就有著落了。「行步奔」是說杜濟的行動匆忙、奔走不停。這句和前一句「阿翁懶惰久」連起來串講，大意是說：阿翁我懶散慣了，今天來這兒發覺孫兒你真匆忙啊！才來不久，又能從哪裡覺察得到呢？還不是從「汲多井水渾」「放手傷葵根」這樣一些氣鼓鼓的行動舉止之中。話說得委婉而幽默，前後對照，諷意自明。（三）為了一頓飯，沒想到自討沒趣，老杜按捺不住了，便發話說：「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仇兆鰲說：「按『口實』有二義：若承上『盤飧』，是口腹貪饕，當以《頤卦》『自求口實』為證；若照下『外嫌』，是口舌讒間，當據《尚書》『以台為口實』作證。宜從後說為確。」所論甚是。這幾句話的大意是說：我這次到你這兒來是為了密切宗族情誼，也不是為了一頓飯。（要是光圖口腹，何不往「權門」去混個酒醉飯飽。）小人愛生口舌、挑撥離間，種種澆薄的世情俗態講也講不完。你切勿聽信讒言嫌棄我猜疑我，古人是很重視敦睦同姓的啊。《投簡》詩說：「鄉里兒童項領成。」又《病後過王倚飲贈歌》說：「老馬為駒信不虛。」錢註：「《角弓》：『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註：己老矣，而孩童慢之。」這兩句杜詩意近，都說他受鄉黨後生的欺負。聯繫這詩「勿受外嫌猜」的話來看，他移居下杜城的那一短暫時期，由於窮途落魄，他確乎是常受鄉里小兒、族間晚輩的凌辱、排揎、中傷和嫌棄的。「朝廷故舊」冷落他，「鄉里兒童」不容他，甚至連多少諳事的「從孫」招待他一頓米飯葵羹也要給他顏色看，處此困境，怎教他不感慨萬千、悲憤欲絕呢？「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這決不是誇大之辭，更不是無病呻吟，這是此老內心創傷的真實寫照。他不僅「淚垂血」，他的心，血也在嘩嘩直流啊！ 了解了老杜當時的處境和心情，才能理解他何以對青年朋友王倚的一飯之德竟如此感激莫名、稱道不已：「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尚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且過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沉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雲伏枕艱難遍。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餚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葅酸且綠，金城土酥淨如練。兼求畜豪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故人情義晚誰似？令我手腳輕欲旋。老馬為駒信不虛，當時得意況深眷。但使殘年飽吃飯，只願無事長相見。」（《病後過王倚飲贈歌》）王倚跟杜甫在此以前並無深交(33)，家境也不富裕，見杜甫來訪，顏色很不好，問知是打了三個來月擺子，身體很瘦弱，十分同情，便打發人去賒購好米，又叫妻子親自做菜備飯，割鮮沽酒，特產俱呈，竭盡全力，盛情款待，這當然會使深諳「人生冷暖、世態炎涼」的老杜大為感動，不覺手腳輕旋，沉疴為之頓起了。「杜曲幸有桑麻田」「同姓古所敦」，老杜的封建宗法觀念是很強的。他原以為移居杜氏聚族而居的下杜城，或可得到宗族的庇蔭，日子多少好過一些。誰知事與願違，由於自己的落魄，備受鄉里小兒、族間晚輩的輕視和欺凌。如今一個並無深交的外人，卻能對他如此敬仰，如此關懷，如此盛情款待，相形之下，當然會更加感到王生的友誼淳真可貴了。「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尚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對王生古道熱腸的盛情讚嘆，就是對末世薄俗的由衷鄙薄，懂得了這一點，就不覺得詩人對一飯之德未免感激過分、對王生之奇未免稱許過當了。浦起龍說：「飽諳冷落，一為傾倒；憔悴之士，其感易生。」這話講得好。仇兆鰲說：「此章贈王倚，後有贈姜七少府詩，皆用方言諺語。蓋王、姜二子本非詩流，故就世俗常談，發出懇至真情，令其曉然易見。文章淺深，隨人而施，此其所以有益也。」李白《贈汪倫》《金陵酒肆留別》等詩也都是這樣。 「但使殘年飽吃飯，只願無事長相見。」要求雖低，但王生留宴這樣的快人快事畢竟不常有。貧病交加，衣食不周，在備受鄉里族人冷遇之後，為了另求出路，老杜終於在這年（天寶十三載）秋冬之際，帶著形容憔悴的妻子兒女，滿腹辛酸，離開了曾一度以為差可賴以謀生的「杜曲桑麻田」，流浪到長安東北二百四十多里的奉先（今陝西蒲城縣），寄寓在縣署公舍里：「軻辭下杜，飄颻凌濁涇。諸生舊短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廨署容秋螢。流寓理豈愜，窮愁醉不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34)王嗣奭說：「蘇勛云：『何時擺脫俗累，乘一葉，泛滄溟之浩蕩，偃仰八極，挹瓊漿丹砂，吾志足矣。』杜之結句正用其語。」每當干求碰壁、生活艱難、心情極端苦悶時，老杜往往會發出「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扁舟吾已具，把釣待秋風」「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這樣一些深沉的嘆喟，抒瀉力求擺脫世網羈絆、放浪江海的嚮往之情。嚮往之情固然極其浪漫而美好，不過現實終歸是現實，他不光沒法擺脫妻室兒女的「俗累」，更丟不開數十年鯁在胸中的那個「竊比稷與契」的「俗念」。這麼說說，倒也不是自命風雅在唱高調。這是他實在愁苦不過時借緬懷漫遊和求仙的往事聊以自慰罷了。詩人的心，無疑是淒涼而悲哀的。 這一時期，由於伏櫪之志並未全泯，老杜還是寫了一些激昂慷慨的詩篇。如《天育驃圖歌》以驊騮況人而嘆世無王良、伯樂：「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沙苑行》借沙苑皇家馬廄中「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坰空大存」的現象，慨嘆人才積壓，難以各顯其能，而「掉尾一波，如史之有贊」（李子德語），極力為異物奇才張目，一舒抑鬱之情：「角壯翻同麋鹿游，浮深簸蕩黿鼉窟。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驄馬行》在贊人良馬之餘，猶流露出大器晚成的希冀：「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魏將軍歌》描狀大將風貌，爽氣逼人，亦見詩人凌雲壯志：「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岳峰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欃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旓相盪摩。吾為子起歌《都護》，酒闌插劍肝膽露，鉤陳蒼蒼玄武暮。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這些詩雖含憤激之情，卻無寒儉之態，都寫得壯麗奇偉，氣魄沉雄，很值得一讀。《六一詩話》載：「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雲『疾』，或雲『落』，或雲『起』，或雲『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這詩全名為《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約作於天寶十四載春。在我看來，這詩非止一字一句人所不及，全首也很警拔。可見老杜這一時期的詩篇，情調並不都是低沉的。 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載：「（天寶十四載）公四十四歲。在長安。歲中往白水縣，今陝西關中道白水縣，唐屬左馮翊同州。省舅氏崔十九翁。時崔為白水尉。(35)九月，同崔至奉先。公夫人楊氏。《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之楊奉先，疑即其內家之為奉先令者。公自去秋移家來奉先，即依此人。公與楊若非親近，則妻子豈得寄寓於廨署？」這推測合乎情理。這年十月老杜隻身歸長安，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到任後作《去矣行》，見辭官而去之意已堅。十一月離京赴奉先縣探家。不久安祿山反叛的消息傳到京師，天下大亂。老杜也就在這兵荒馬亂之秋，結束他十年旅食京華、功名不就、壯志難酬、走投無路、心身交瘁的悲慘生活。 五　「馬蕭蕭」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京華困頓十年，老杜在功業上一事無成，自嗟濩落，但由於他長時期活動於上層社會，與王侯顯宦相周旋，熟知種種驕奢淫逸的現狀和黑暗政治的內幕，又淪落下層，既貧且病，飽經憂患，對社會弊端和民生疾苦體察尤深，因此竟在這一時期內開始成功地創作出一些揭露最高統治集團的腐朽、反對窮兵黷武的開邊政策、為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而呼籲的卓越詩篇，為他其後現實主義光輝樂章源源不絕地湧現奏響了序曲。這無疑是老杜始料之所不及的。 這方面寫得最早的名作當推《兵車行》：「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我皇開邊意未已。(36)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開元末期以來，邊境戰爭中有的是為了保衛境內安全、維護國家統一，不可一概抹殺。但由於玄宗開始昏庸，相繼委政於李林甫、楊國忠這樣一些野心家之手，窮兵黷武，獎勵邊功，確乎發動過多次不義戰爭，給國家各族人民造成了極大災難，其中最突出的是伐石堡和征南詔。伐石堡一事的前後經過很能說明問題。石堡城一名鐵刃城，在今青海西寧市西南。唐時防禦吐蕃的軍事重鎮，也是唐、蕃交通要衝，曾先後置振武軍、神武軍及天威軍於此。為了爭奪這一重鎮，雙方經常開戰。就唐方而論，戰爭有時是正義的，有時是非正義的。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十二月，吐蕃屠達化縣，陷石堡城。每年這一帶麥熟，吐蕃就來搶收，沒有人能抵禦，邊人謂之「吐蕃麥莊」。天寶六載（七四七），哥舒翰先在旁邊埋伏了軍隊，等對方到來，便截斷後路前後夾攻，沒放走一人，從這以後不敢再來。這時玄宗想派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去攻占石堡城。王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要求師出有名和考慮後果，這意見本來不錯，但皇帝當時一意開邊，聽了很不痛快。將軍董延光想邀邊功，自動請求帶兵去攻占石堡城，玄宗就命令王忠嗣分兵相助。王忠嗣不得已奉詔，卻不盡滿足董延光的要求，就與董延光結了怨。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對王忠嗣說：「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王忠嗣說：「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李光弼說：「向者恐為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後董延光過期不能攻克石堡城，說是王忠嗣阻撓軍事計劃的進行，玄宗震怒。李林甫趁機指使濟陽別駕魏林出面誣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尊奉太子。敕征王忠嗣入朝，交三司審問。王忠嗣差一點被判極刑，由於得到代他為隴右節度使、特承恩寵的哥舒翰大力為他說情，才免死貶漢陽太守。 天寶八載（七四九）玄宗又命哥舒翰率領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加上朔方、河東兵共六萬三千，攻石堡城。這座城三面險絕，只有一條小路可上，吐蕃只以數百人防守，多貯糧食，積擂木滾石，唐兵前後發動了幾次攻勢，都不能攻克。哥舒翰攻了幾日攻不下來，要斬裨將高秀岩、張守瑜，二人請限期三日可攻克；如期占領了這座城，俘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軍士卒死了幾萬，果然像王忠嗣說的那樣。皇帝不負責任的錯誤決策，權相陰謀陷害主持正義的忠良，邊將不惜「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這些因素決定著這一慘勝的終於取得。無論從戰略意義還是從戰爭性質上來看，這次伐石堡戰役，正如王忠嗣所說，「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都是不足取的。至於其後兩次征南詔之戰，問題就更嚴重了。南詔王閣羅鳳跟唐王朝的關係本來很好，後來出了事，矛盾越來越激化，這主要是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性子褊急、處事不當所造成的。按慣例，南詔王常與妻子一起去拜會都督，過雲南（郡治姚州，今雲南姚安縣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閣羅鳳不答應，張虔陀派人去辱罵他，還密奏其罪。閣羅鳳一怒之下，就在天寶九載（七五〇）起兵造反，攻陷雲南，殺了張虔陀，奪取了三十二個夷州。 天寶十載（七五一）夏四月，鮮于仲通帶兵八萬討伐南詔，大敗南詔於瀘南。閣羅鳳遣使謝罪，請求准許歸還俘虜和所掠財物、修復雲南城而去，並且說：「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鮮于仲通不許，還把來使囚禁起來。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大敗，唐軍士卒死亡六萬人，鮮于仲通僅以身免。鮮于仲通是楊國忠的恩人，他的出任節度使，也是由於楊國忠的保薦。楊國忠袒護他，掩蓋其敗狀，仍敘其戰功。閣羅鳳投靠了吐蕃，卻刻碑於國門，言己不得已而叛唐，還說：「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皇帝下令大募兩京及河南、河北兵去打南詔；人們聽說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就死了十之八九，都不敢應徵。楊國忠遣派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到軍所。按老規矩，百姓有功勳的免徵役，當時調兵既多，楊國忠奏先取高勛。於是走的人愁怨，父母妻子相送，到處哭聲震野。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繼任右相。天寶十三載（七五四）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帶兵七萬打南詔。閣羅鳳誘敵深入，至大和城，閉壁不戰，李宓糧盡，士卒得瘴疫病死餓死了十之七八，只得往回撤，南詔兵追擊，李宓被俘，全軍覆沒。楊國忠對皇帝隱瞞戰敗實況，還謊報打了大勝仗，更發大軍征討，前後死了將近二十萬人，卻沒人敢公開談論這件事。玄宗一次曾對高力士說：「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高力士答道：「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皇帝說：「卿勿言，朕徐思之。」可見他並非毫無所知，只是已老邁昏聵，無能為力，便故意裝聾作啞，得過且過，不了了之了（詳《資治通鑑》）。這兩樁邊事，尤其是後者，朝野震動很大，人民受害很深。詩人李白對之都做了尖銳的諷刺與抨擊，如說：「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舊唐書·哥舒翰傳》載哥舒翰拔石堡城後，「上錄其功，拜特進鴻臚員外卿，與一子五品官，賜物千匹、莊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將「西屠石堡取紫袍」跟史實和王忠嗣「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的話聯繫起來看，諷意不是很明顯麼？對於因後一樁邊事所引起的幾次不義戰爭，李白還特意創作了專章詩歌加以揭露說：「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為，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了解了這一邊事的始末和內情，再來看這首詩就覺得好懂多了，真切多了。詩中有兩點見解很有意思很可注意：（一）指出靠抓壯丁押解到前方去參加不義戰爭必然是白送死：「怯卒非戰士」「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己方為「怯卒」「困獸」「窮魚」，彼方為「戰士」「猛虎」「奔鯨」，這主要不取決於士卒素質的優劣而取決於戰爭性質的正義與否和士氣的高低。《新唐書·楊國忠傳》：「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為征南詔）國忠歲遣宋昱、鄭昂、韋儇以御史迫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吏代之，人人思亂。」當然，用欺騙手段抓些貧弱者來充數，這就更無戰鬥力，更不堪一擊了。（二）《太平御覽》卷八一引《帝王世紀》載有苗氏部族不受舜的政命，禹請求去征服它。舜說：「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他於是修政教三年，執干（盾）戚（斧）而舞，有苗氏終於歸服了。這詩末二句即用此典故，卻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徒作書生空泛迂腐之論。其實南詔始終不願叛唐，這場不義戰爭的連續發生，完全是昏君、奸臣缺德而黷武所導致的嚴重惡果。不過，即使到詩人寫作這詩的當時，事態已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要唐王朝執政者真正認識錯誤，採取有力的補救措施，還是有希望和平解決的。詩人心裡對問題的看法既然如此深刻如此尖銳，那麼前面說什麼「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豈不是明明地在借頌揚之辭，對禍國殃民的君臣，作又痛又癢、啼笑皆非的揶揄和諷刺嗎？ 對時代的背景做了粗略的回顧，現在且來探討杜甫的《兵車行》。此詩以往各家多認為是因玄宗用兵吐蕃而作。最早宋代黃鶴見詩中所敘述的送別悲楚之狀，與史書記載天寶十載鮮于仲通喪師於瀘南，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軍所，行者愁怨，父母妻子相送，哭聲震野，情況相符，認為是因出兵南征而作。錢謙益更進一步發揮說：「『君不聞』已下，言征戍之苦，海內驛騷，不獨南征一役為然，故曰『役夫敢申恨』也。『且如』以下，言土著之民，亦不堪賦役，不獨征人也。『君不見』以下，舉青海之故，以明徵南之必不返也。不言南詔，而言山東，言關西，言隴右，其詞哀怨而不迫如此。曰『君不聞』『君不見』，有詩人呼祈父之意焉。是時國忠方貴盛，未敢斥言之，雜舉河隴之事，錯互其詞，若不為南詔而發者，此作者之深意也。」(37)錢箋剖析入微，言之成理，當代說詩者多主是說。寫南征而不點明南征，卻雜舉河隴之事，除了錢箋所作解釋外，光就創作的角度而論，這不僅是容許的，更是藝術概括過程中增強人物、事件典型意義所必需的。詩人根據生活實感，構思一個「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如今又被驅南征、備受「我皇開邊」之苦的老戰士，設為答問之辭，讓他現身說法，在自述平生經歷的談論之中，自然而然地將多年來海內各地人民，從前方到後方，從役夫到農夫，從兵役、徭役到賦稅，所受窮兵黷武之害，集中而又真實地反映出來，遊刃有餘地解決了有限篇幅和較多內容之間的矛盾，獲得了思想和藝術表現上的極大成就，能說這不是一次別出心裁的、成功的嘗試麼？設置極少人物，截取短暫生活片段，通過對話寫事以表達思想感情，這是漢樂府民歌中常見的表現手法。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即學此表現手法，而其中「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二句又直接借用於秦代民歌：「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拄。」（見楊泉《物理論》）諸注家均以為《兵車行》「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二句與陳琳「生男」二句有關聯，這是對的。其實不僅止於此，若論表現手法，也是從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從漢樂府民歌繼承發展而來的。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說：「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予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可見《悲陳陶》等篇最先開「即事名篇」之風及其對中唐新樂府運動的影響。 但須補充說明的是：（一）元稹將杜甫「即事名篇」之作從《悲陳陶》等篇算起，是因為他概念中的「事」，指的是那些帶有重大社會和政治意義的「時事」。這一類即「時事」名篇的歌行中，創作得最早的不是《悲陳陶》而是《兵車行》。《兵車行》的出現，標誌著詩人由於多年來的閱歷和體驗，社會思想、文藝思想已日臻成熟，開始著手在為自己，為後人，開拓那條起自國風的現實主義詩歌創作道路，這是很值得珍惜、很值得紀念的。（二）如果將「事」理解為一般的生活瑣事，那麼，現存杜詩中那些即「瑣事」名篇的歌行出現得還要早。若按通常的編年先後排列，在《兵車行》以前即有《今夕行》《飲中八仙歌》《高都護驄馬行》《樂遊園歌》等篇。這些都是歌行，也不能說不是「即事名篇」，但顯然不屬於元稹所指的那一類。白居易《與元九書》說：「杜詩多，可傳者千餘篇。……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如果根據這一狹隘的、大可商榷的評詩標準衡量，《今夕行》諸篇，必會被斥為有乖六義而落選。不過從形式上考慮，詩人在天寶十載寫作《兵車行》前五年（天寶五載）寫作《今夕行》時就嘗試「即事名篇」了。可見藝術形式上任何一個小的突破和改變，也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三）文學史家每當論及文人繼承、發展樂府民歌傳統的過程時都說，由漢樂府的「緣事而發」，一變而為曹操諸人的借古題而寫時事，再變為杜甫的「因事立題」，這「因事立題」，經元結、顧況等一脈相承，到白居易更成為一種有意識的寫作準則，即所謂「歌詩合為事而作」，並從而出現了新樂府運動。這概括無疑是正確的。寫樂府歌詩「因事立題」在文人中固然最早始於杜甫，不過，這倒並不是他的「發明創造」，他無非是恢復了民歌本來的作法而已。那些「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國風如《伐檀》《碩鼠》《東山》，那些「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漢樂府民歌如《戰城南》《有所思》《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等等，又有什麼古題可借，還不都是「因事立題」，也就是元稹所說的「即事名篇」麼？古時反動政客干反動勾當時，也懂得製造輿論，顛倒黑白，混淆視聽，進行反動宣傳。 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年底，李宓首次出征雲南前夕(38)，朝廷命群臣賦詩送行。如儲光羲的《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說：「昆明濱滇池，蠢爾敢逆常。天星耀鐵鑕，吊彼西南方。冢宰統元戎，太守齒軍行。囊括千萬里，矢謨在廟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搜兵自交趾，茇捨出瀘陽。……斬伐若草木，系縲同犬羊。余丑隱弭河，啁啾亂行藏。……劍關掉鞅歸，武弁朝建章。龍樓加命服，獬豸擁秋霜。邦人頌靈旗，側聽何洋洋。京觀在《七德》，休哉我神皇！」無非是將唐方非正義的出兵說成是正義的，鼓吹大肆殺戮，預祝凱旋加官晉爵，頌揚「統元戎」的「冢宰」楊國忠廟略的高妙，歸不世之功於「休哉我神皇」。第二年（十二載）四月李宓奏凱還京(39)，朝廷同樣命群臣賦詩歡迎、慶功。如高適的《李雲南征蠻詩》說：「聖人赫斯怒，詔伐西南戎。肅穆廟堂上，深沉節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瀘水夜可渡，交州今始通。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頌揚的內容與前詩接近，所不同的只是一預祝、一告成而已。(40)不管是「真心」還是「違心」，儲光羲、高適二位，作為屬官，處在必得「應詔」或「應教」賦詩的場合中，寫作了這樣一兩首政治傾向性很糟的「頌聖」「歌德」之作，情有可原，不須深責；但也無妨借來作為對照，以便更清楚地顯示出李、杜對社會現實認識的深刻，和他們熱愛人民、敢於揭露抨擊昏君奸臣禍國殃民反動決策的勇氣。 這一時期杜甫寫出征、戍邊題材的詩還有《前出塞九首》。 《前出塞九首》寫天寶年間哥舒翰征吐蕃時事。(41)這組詩，借一征夫的自述，夾敘夾議，反映了從出徵到論功十餘年來的征戍生活及其感觸。其一說：「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這首詩寫役夫被迫出征、辭親離家時的悲憤。「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是這組詩的主旨，和《兵車行》「邊庭流血成海水，我皇開邊意未已」一樣，都是借被迫出徵士卒之口諷玄宗後期的窮兵黷武、恣意開邊。盧元昌說：「此拈開邊，為諸章眼目。自開元十五年王君㚟啟釁，後張忠亮破吐蕃於渴谷，拔其大莫門城；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下。十七年，張守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信安）王禕破吐蕃於石堡城。十八年，烏承玼破奚、契丹於捺祿山。二十年以後，雖吐蕃又款，至赤嶺之碑仆，釁端又開；與奚、契丹交構不已。此皆開邊之禍也。」可參看。天寶間邊事已概述，此可補前引史料之不足。從後來杜甫任左拾遺為房琯罷相辯護而遭貶的表現看，他是敢於仗義執言，諷諫時君為政得失，有古諍臣風的。有人以為這組詩的表現特點是全部用第一人稱來寫，讓這個征夫直接向讀者訴說，由於寓主位於客位，轉能暢所欲言，並避免直接批評時政的罪狀。設置某一人物以第一人稱來寫，這是樂府詩中常見的做法，並非這組詩的特點，也很難說這是出於遠禍的考慮。——欲加以妄議時政之罪，哪管用的是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這不都是你杜某寫的麼？通過設身處地的藝術構思，雜取彼役夫不同時地不同境況下的不同言行表現和心理狀態，若斷若續地順序串聯起來，形成一組各篇之間結構鬆散（故可單獨成篇）而前後脈絡卻暗暗相通的大型組詩，以樂府詩獨特的敘事抒情方式，展現了人物的性格和遭遇，從而使主題思想得到了完滿的體現。如果一定要談這組詩在藝術表現上的特點，我看特點就在這學習漢樂府手法而有所創新之處。浦起龍說：「漢魏以來詩，一題數首，無甚銓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線。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轉韻詩讀。」也多少看到了這一特點。 其二說：「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這首詩述上路後輕身自奮情狀。恣意開邊，師出無名(42)，離鄉別井，本不欲來。現既已來，豈可受人欺凌，低人一頭？脫韁走馬，俯身搴旗，初試身手，亦不後人。寫此役夫的驍勇，非只見其驍勇，亦見其不甘示弱的倔強性格，更見其有感於「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而自暴自棄的憤懣心情。舉一隅而三隅反，可說極盡藝術之能事了。如果處理不當，寫役夫途中的表現，過分渲染其一中那「吞聲行負戈」的情緒，就會把他寫成毫無血性、毫無骨氣的膽小鬼，從而減弱詩歌反對不義之戰的力量。相反，如果把他寫成真的變得很積極，這不僅顯得很突然、很不合情理，而且直接與這一詩篇的主題思想相違背，就更不能容許了。像現在這樣寫，既能突出人物的個性，又能相反相成地借鋌而走險的心理狀態和行動表現，反襯出朝廷倒行逆施的決策，給有頭腦、有正義感的役夫所帶來的巨大的精神痛苦，既寫活了人物，又表現了主題，做到了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結合，這無疑是難能可貴、值得很好學習的。王嗣奭評論這一章說：「死既無時，而後作壯語，所謂『知其不可如何而安之若命』者也，愈壯愈悲。」頗得作者用心。 其三說：「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這首詩通過途中一個生活細節的描寫，反映這一役夫內心劇烈的矛盾和無比的痛苦。《隴頭歌辭》：「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磨刀」四句顯然是從這首古代民歌中點化出來的。不過，同一般用典有所不同，必須考慮到那個不一定知道這古歌的抒情主人公——役夫，處在隴頭「嗚咽水」發出「斷腸聲」的境地，無須想到典故，就有可能見景生情，直接產生那種情緒上的波動。在「嗚咽水」旁磨刀，只是想藉此以轉移注意力，擺脫因「斷腸聲」而勾引起的愁思。「水赤」才知「刃傷手」，豈不是磨刀割破了手一點也不覺得痛？可見注意力並未因此而轉移，愁思並未因此而擺脫。「心緒亂已久」，真是沒法使自己這顆亂糟糟的心安定下來啊！舉重若輕，細微處見大手筆。「丈夫」四句是自我寬解的話。既已誓死報國，還有什麼可憤惋的？可見憤惋太甚，終難釋然；倒不是自己胸懷窄狹，許多問題實在令人想不通。橫下一條心豁出命來干一場吧！要麼成功，要麼戰死，倒也乾脆。「圖麒麟」談何容易！「戰骨當速朽」，死了朽了也就萬事大吉了。「當」字下得沉痛。越寬解越憤惋，欲擒故縱，正意反出，用多變的手法寫多變的情緒，絕妙。 其四說：「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這首詩寫在途中被徒長欺壓和驅逼的情形。前已充分寫出了這一役夫的有血性、有頭腦，這樣的人卻受到愚蠢而蠻橫的徒長的無理對待，就更覺難堪。不管是用積極還是消極的想法，他似乎多少已解決了一些思想問題，減輕了一些精神負擔，如今面對這「被驅不異犬與雞」的殘酷現實，他又重新掉進了痛苦的深淵，更加思念起故鄉的親人(43)來了。 其五說：「迢迢萬里余，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這首詩寫跋涉萬里、初到軍中的感嘆。細細玩味，「軍中」二句與高適《燕歌行》「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二句的意思還是有所不同。後者指主將與士卒苦樂迥異，而前者則指下面部屬、士卒之間存在著待遇不公、苦樂各別的種種不合理現象而主將很難了解。言外之意是說所受之苦並非一般。《杜臆》說：「不曰為軍士，而曰『為奴僕』，蓋軍人以強弱相役，此正其所苦，而無從往訴於主將者，何時得樹功勳而得舒其積憤也？胡騎之多如此，則樹功正未易耳。此後皆到軍苦境。」講得極透徹。前思「圖麒麟」，為排遣愁思，此盼「樹功勳」，為擺脫苦境，處於不堪忍受的境地，聊作非分的妄想，表面上說的是役夫想邀功，實際上揭露的卻是那權臣邊將為邀功而發動的不義戰爭帶給役夫和人民的莫大苦難，文思如清溪，縈迴轉折，最後總流往主旨所趨的方向，可見詩人駕馭藝術本領的高強。 其六說：「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這首詩很著名，「擒賊」句已成為成語。詩人對戰爭的看法和態度很正確。前四句酷似民間謠諺，是樂府本色，亦合抒情主人公口吻。在人物性格、赴邊經過得到充分展開以後，插入這一段議論，點醒主旨，就顯得比較自然了。 其七說：「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徑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這首詩寫築城戍守的艱苦和無時或釋的思歸之情。「徑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寫苦寒奇警，讀之感同身受，不寒而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霜嚴衣帶斷，指直不能結」，亦寫嚴寒，程度有別，稍有誇大，不違常情。(44)從中可悟現實主義細節描寫分寸的掌握。開元末以來，屢築軍城防邊。如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杜希望將鄯州之眾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置鎮西軍於鹽泉。又同年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吐蕃所據安戎城側，頓軍蒲婆嶺下。天寶七載（七四八）哥舒翰築神威軍（城）於青海上，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八載（七四九）朔方節度等使張齊丘於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餘里木剌山築橫塞軍（本名可敦城）。王忠嗣更重視邊防，從天寶四載（七四五）以朔方節度使兼河東節度使以來，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築城往往會導致邊境短暫的安定，所以役夫每當愁苦之極時，往往會渴望有朝一日結束戰爭築城而還。《資治通鑑》載開元十六年十二月丙寅敕：「長徵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勛五轉。」連皇帝也公開承認徵兵制度的不合理和戍邊士卒永無還期的悲苦，可見問題的嚴重。初唐以來寫征夫思婦題材的詩歌特盛，絕非偶然。皇帝偶發善心，頒布「德音」，規定得很具體很理想。一年一換，輪番還家洗沐，但真要實行，談何容易！這不過是故作姿態，廉價收買人心而已。從以後窮兵黷武、徵募頻繁的情況看，這道敕書中的許諾恐怕從未兌現過，而徵兵制度之糟、戍邊士卒之苦，就變本加厲、有過之無不及了。那麼，役夫遠戍，還家無期，只好仰望浮雲，神馳故里，靠遠望來排遣憂傷了。 其八說：「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虜其名王歸，系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這首詩寫役夫一戰告捷，且虜其名王而歸。末謂潛身行伍，僅獲一勝，仍難出人頭地。關於這兩句的言外之意各家體會有所不同。王嗣奭說：「虜名王，授轅門，不以一勝為功；蓋其立志遠大，必空漠南之庭而後快也。」此說與組詩「擒賊先擒王」「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的主旨牴牾，不足取。楊倫以為「聊作妄想快意，亦正見當時主將無能如衛、霍輩者，不過徒殘民命而已」，尤非。 其九說：「從軍十年余，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鬥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這首詩以慨嘆軍中賞罰不明、眾人爭功而結束全篇。擒王之功不可謂不大了，有功者不言功，無功者競邀賞，人心澆薄，公道何存？遇此等處，常人為之必大發議論，而老杜卻輕輕帶過，只寫役夫不憂自身的不榮顯而憂四方的多故、中原的將亂(45)，從而圓滿地完成了人物性格的表現，深刻地揭示了窮兵黷武必會給國家帶來致命危機的這一極富政治遠見的主題思想。 通過敘事、抒情，採用了樂府詩特有的表現手法，詩人確乎成功地塑造了役夫這一藝術形象，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所謂「開天盛世」的黑暗面，具有進步的政治傾向性和較高的藝術性。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家對於役夫這一藝術形象的看法，也存在著一些分歧：有的認為杜甫一定接觸到這類人物，否則不能寫得如此具體深刻；有的「詫雲行伍中安得有此人」（見《讀杜心解》所引）。誠然，老杜很可能接觸過這類人物，因此，他雖然從未有過出塞、戍邊的生活體驗，卻能根據親歷其境者的述說寫得很真實很細緻。即使如此，也不能簡單地認為行伍中一定有此人。浦起龍罵那個說「行伍中安得有此人」的評點家「直痴人說夢耳」，也未免性急了一點。我講這話的意思不僅只是說凡是成功的藝術形象必然超出了真人真事的範疇而帶典型性，而是說這一藝術形象更多地反映出老杜本人的影子，也可以說，這是詩人在借別人的酒卮澆自己的壘塊。王嗣奭說：「《出塞》九首，是公藉以自抒其所蘊。讀其詩而思親之孝，敵愾之勇，恤士之心，制勝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諱窮，豪傑聖賢兼而有之。勿以詩人目之也。」吹捧太過，便覺冬烘；但看出這組詩中有夫子自道之意，這一點卻是不錯的。 六　「楊花雪落覆白」 這一時期還寫了一首最著名的政治諷刺詩《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為㔩葉垂鬢唇。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46)。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箸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舊唐書·楊貴妃傳》載：「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而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璨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靚妝盈巷，蠟炬如晝。」又楊國忠於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十一月為右相。這首詩當作於十二載春，諷刺了楊家兄妹驕縱荒淫的生活，曲折地反映了時君的昏庸和時政的腐敗。 恩格斯曾經說過：「我認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同時我認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寫的社會衝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致敏·考茨基》）又說：「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致瑪·哈克奈斯》）有意思的是，遠在千多年以前，杜甫的《麗人行》早就很好地滿足了恩格斯所提出的這些值得重視的要求了。這篇歌行的主題思想和傾向倒並不隱晦難懂，但確乎不是「指點出來」而是「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的。從頭到尾，詩人描寫那些簡短的場面和情節，都採取像《陌上桑》那樣一些樂府民歌中所慣常用的正面詠嘆方式，態度嚴肅認真，筆觸精工細膩，著色鮮艷富麗、金碧輝煌，絲毫不露油滑語調，也不做漫畫式的刻畫。但令人驚嘆不置的是，詩人在這一本正經的詠嘆中，出色地完成了詩歌揭露腐朽、鞭撻邪惡的神聖使命，獲得了比一般輕鬆的諷刺更為強烈的藝術批判力量。詩中首先泛寫上巳曲江水邊踏青麗人之眾多，以及她們意態之嫻雅、體態之優美、衣著之華麗。辛延年《羽林郎》：「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裙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陌上桑》：「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焦仲卿妻》：「著我繡袷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迴環反覆，詠嘆生情，「態濃」八句就是從這種民歌表現手法中變化出來的。 《杜臆》：「鍾云：『本是諷刺，而詩中直敘富麗，若深不容口，妙妙。』又云：『如此富麗，而一片清明之氣行乎其中。』……『態濃意遠』『骨肉勻』，畫出一個國色。狀姿色曰『骨肉勻』，狀服飾曰『穩稱身』，可謂善於形容。」前人已看到了這詩用工筆彩繪仕女圖畫法作諷刺畫的這一特色。胡夏客說：「唐宣宗嘗語大臣曰：『玄宗時內府錦襖二，飾以金雀，一自御，一與貴妃；今則卿等家家有之矣。』此詩所云，蓋楊氏服擬於宮禁也。」總之，見麗人服飾的豪華，見麗人非等閒之輩。寫到熱鬧處，筆鋒急轉，點出「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則虢國、秦國（當然還有韓國）三夫人在眾麗人之內了。著力描繪眾麗人，著眼卻在三夫人；三夫人見，眾麗人見，整個上層貴族驕奢淫逸之頹風見，不諷而諷意見。肴饌講究色、香、味和器皿的襯托。「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舉出一二品名，配以適當顏色，便寫出器皿的雅致，肴饌的精美豐盛以及其香、其味來。這麼名貴的山珍海味，縷切紛綸而厭飫久未下箸，不須明說，三夫人的驕貴暴殄，已刻畫無遺了。「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內廷太監鞚馬飛馳而來，卻路不動塵，這是何等的規矩，何等的排場！皇家氣派，畢竟不同尋常。寫得真好看煞人，也驚恐煞人。如此煞有介事地派遣太監前來，絡繹不絕於途，到底所為何事？原來是奉旨從御廚房裡送來珍饈美饌為諸姨上巳曲江修禊盛筵添菜助興，頭白阿瞞不可謂不體貼入微，不可謂不多情，也不可謂不昏庸了。 樂史《楊太真外傳》載：「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觱篥，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惟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上在禁中，多自稱也。）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為一局焉。」黃門進饌是時人目睹，曲罷請賞是宋人傳奇，真真假假，事出有因，兩相對照，風流天子精神面貌的猥瑣可以想見了。「簫鼓哀吟」「賓從雜遝」，承上啟下，為「後來」者的出場造聲勢烘托氣氛。彼「後來」者鞍馬逡巡，無須通報，竟然當軒下馬，徑入錦茵與三夫人歡會：此情此景，純從旁觀冷眼中顯出，當目擊者和讀者目瞪口呆驚詫之餘，稍加思索，便知其人，便知其事了。北魏胡太后曾威逼楊白花私通，楊白花懼禍，降梁，改名楊華。胡太后思念他，作《楊白花歌》，有「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里」之句。「青鳥」是神話傳說中西王后的使者，唐詩中多用來指「紅娘」一類角色。章碣《曲江》詩有「落絮卻籠他樹白」之句，可見曲江沿岸盛植楊柳。又隋唐時期，關中地域氣溫較高，上巳（陰曆三月三日）飄楊花，當是實情。「楊花」二句似賦而實比興，暗喻楊國忠與虢國夫人的淫亂。樂史《楊太真外傳》載：「虢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驟馬，以為諧謔。從官嫗百餘騎。秉燭如晝，鮮裝袨服而行，亦無蒙蔽。」他們倒挺開通，竟敢招搖過市，攜眾遨遊，公開表演種種醜態。既然如此，為什麼「先時丞相未至，觀者猶得近前，及其既至，則呵禁赫然」（黃生語），不許遊人圍觀了呢？為了顯示其「炙手可熱」權勢之煊赫，這固然是個原因，但觥籌交錯、酒後耳熱、放浪形骸之外，雖是開通人，也有不想讓旁人窺見的隱私。「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青鳥銜去的一方紅手帕，便於有意無意中泄露了一點春光。七絕《虢國夫人》：「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見杜甫《草堂逸詩》，一作張祜詩）這詩寫出了虢國夫人的狐媚相，可與《麗人行》參讀。浦起龍評《麗人行》說：「無一刺譏語，描摹處，語語刺譏。無一慨嘆聲，點逗處，聲聲慨嘆。」這不是說，這詩的傾向不是「指點出來」而是「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的麼？對於當時「他所描寫的社會衝突」到底有什麼「解決辦法」呢？詩人即使多少意識到了，恐怕也不敢認真去想，更談不上把它「硬塞給讀者」。但讀者讀後卻不能不想：最高統治集團既然這樣腐敗，天下不亂才怪！這不是抽象的說教，這是讀者被激動起來的心靈直感地從藝術中所獲得的邏輯。 七　「憂端齊終南」 老杜的敘事抒情長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恰好可借來作為詩人旅食京華十年中遭遇、思想以及創作活動的全面總結。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十月，杜甫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十一月離京赴奉先縣探家。當時安祿山已反於范陽(47)，但消息尚未傳到長安，玄宗正帶著楊貴妃在驪山華清宮避寒，縱情享樂。杜甫途經山下，憂憤交集，到家後便寫成了這首詩。這首詩可分三大段。第一大段自述生平大志、出處去就之節和對皇帝的忠誠，總之是在表明齎志去國之情：「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適，放歌破愁絕。」整篇是詠懷，這一大段又是最集中最純粹的詠懷。楊倫說：「首從詠懷敘起，每四句一轉，層層跌出。自許稷、契本懷，寫仕既不成，隱又不遂，百折千回，仍復一氣流轉，極反覆排盪之致。」的確如此。從表面看，這一大段文字很像是在向人們匯報自己的思想，其實不盡如此。這是緬懷往事百感交集時內心深處痛苦的獨白。詩人一上來就亮出自己有「竊比稷與契」的大志，只因這大志不僅關係著一生的命運，也是這篇長詩所由產生的根源。這是提綱挈領的寫法，找到了這個頭，就會像繅絲一樣源源不絕地將紛亂的愁思理出個頭緒來。稷和契是傳說中輔佐虞舜的兩個賢臣。跟這樣的人物看齊，勢必意味著要做大臣做宰相，這談何容易！終於落得個一事無成、窮愁潦倒，讓同學老先生們取笑，自己卻執迷不悟，這豈不是「愚」豈不是「拙」麼？轉思稷教民種植穀物，契推行文化教育。孟子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是以若是其急也。」「稷、契元無他奇，只是己溺己飢之念而已。」（王嗣奭語）那麼，學習這種精神，又有什麼不可以的？正因為死不了這條心，他始終甘於貧賤，不怕訕笑，堅持素志，總希望有朝一日如願以償。正因為死不了這條心，就免不了一年到頭為天下的黎民百姓擔憂，內心激動，感慨萬端，日子過得很不鬆快，就連這次離京往奉先探家，途中所聞所見，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發而為詩，便寫出了這篇憂國憂民、心情沉重的長篇來。「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所以說這大志不僅關係著他一生的命運，也是這篇長詩所由產生的根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大志固佳，惜難實現，那為什麼不走古今明達之士都曾走過或正在走著的那條高蹈出世、獨善其身的歸隱之路？說真的，浪跡江海，優遊歲月，這念頭不是沒起過；只是生逢像堯舜一樣的明君在位，不忍心就這樣永遠離開罷了。當今棟樑之材有的是，朝廷哪裡缺不了你老杜這塊料？這不過是葵藿傾葉向太陽，物性難改啊！藿是豆葉，葵是胡葵，亦名戎葵、衛足葵、一丈紅，系錦葵科而宿根草木。《花鏡》云：「葵，陽草也，一名衛足葵，言其傾葉向陽，不令照其根也。」曹植《求通親親表》說：「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葵藿」句出此，也含有企望皇帝「垂三光之明」的意思。 俞平伯先生說：「他是否真把唐明皇當做堯舜之君看呢？在此不得詳論。我們很不必歪曲事實，杜甫當然忠君；……明皇之去堯舜不但事實上遠甚，即以杜甫的詩來看，恐亦復甚遠（堯舜究竟怎樣好法，是另一問題，所指乃是儒家傳統的看法裡的堯舜），所以這句話至少不宜十分認真的。」（《說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載《杜甫研究論文集》二輯）接著他又不勝感慨地表白說，看看那般螻蟻之輩，蠅營狗苟，只顧理家生財，正如《尸子》所說「螻蟻之穴，無不滿焉」，不是過得蠻寫意麼，那為什麼又偏要去效法海洋里力挽狂瀾的大鯨？有偌大的志向，又羞於干謁，因此耽誤了生計，直到今日還辛辛苦苦，眼看就要埋沒在塵埃之中了，不過我倒也甘心情願。就是堯、舜之世，也容許巢父、許由這樣的高尚君子避世，我若歸隱，本無不可，只是節操不易改變，終究愧對巢、由了。前面已曾兩次談到，老杜也確乎有過歸隱山林或放浪江海的打算，無奈思想搞不通，總不忘懷建功立業的大志，又苦無買山肥遁之資，所以這只不過說說而已，哪能真下決心去當身世兩相棄的高人雅士。進退維谷，左右為難，只好飲酒賦詩。痛飲聊以自遣，放歌可破憂愁；別看我似乎很風雅，心裡實在是太苦悶了。 訴說了離京首途時一觸即發的不遇之悲和身世之感，接著便夾敘夾議地記述了路過驪山時的所見所感，慨嘆君臣耽樂之失：「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能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48)，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驪山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南，離長安六十里。詩人半夜出發，清早可經過驪山。《雍錄》載：「溫泉在驪山。秦漢隋唐皆常游幸，惟玄宗特侈。蓋即山建立百司，庶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宮。又緣楊妃之故，其奢盪益著。大抵宮殿包裹驪山一山，而繚牆周遍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晚清慈禧太后每年四月來萬壽山頤和園避暑，十月回宮，百司隨行，官邸、別墅遍及海淀。二者情況極其類似，所不同者華清宮是冬宮，頤和園是夏宮而已。唐太宗即位以來，幾次大興土木，營造宮室，魏徵等多以隋煬帝窮奢極欲、勞民傷財以致國亡身喪為戒進諫，終有所節制。相形之下，李隆基可算得是不肖子孫了。慈禧頑媼，更不足道。且說老杜路過驪山時，玄宗、貴妃正在華清宮。這時已是歲暮，百草凋零，大風呼嘯，天色陰沉，天氣寒冷，天空大霧瀰漫。俞平伯先生說：「霧重故地滑。溫泉蒸氣鬱勃，羽林軍校往來如織。寫驪宮冬曉，氣象萬千，化工手也。」體會真切，剖析入微。嘗怪「霜嚴」何至於凍斷「衣帶」。細思之，始知：霜嚴風大，欲束緊衣帶以禦寒，不覺用力太過而折；手指凍僵，很難結好。描寫一瑣屑細節，便令人猶如身歷其境似的感受到行旅風霜之苦。詩人走在牆外，皇帝就在牆那邊，甚至連保衛皇帝的羽林軍校兵器偶爾相碰所發出的細微聲響也能隔牆聽到；處在這種相去天淵卻近在眉睫的特殊境地，對於一個戀闕情濃、憂時心切的去國志士來說，他必然會浮想聯翩、感慨萬千了。《明皇雜錄》載玄宗曾在華清宮中置長湯數十，賜從臣浴。錢箋引晚唐鄭嵎《津陽門詩注》等記述更詳：「宮內除供奉兩湯池，內外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修廣與諸湯不侔。甃以文瑤寶石，中央有玉蓮華捧湯泉，噴以成池。又縫綴錦繡為鳧雁，置於水中。上時於其間泛鈒鏤小舟，以嬉遊焉。次西曰太子湯，又次西少陽湯，又次西尚食湯，又次西宜春湯，又次西長湯十六所。」又《安祿山事跡》載：「祿山將及戲水（表演游泳），楊國忠兄弟、虢國姊妹並至新豐，所止之處，皆賜御膳，至溫泉賜浴。將士並賜浴賜食賜錢。玄宗計日幸望春宮以待。」玄宗的恣意妄為簡直到了瘋狂的程度了。如今親耳聽到華清宮內傳來響徹雲霄的音樂聲，詩人心想：君臣們大概正在尋歡作樂，長夜之飲到天亮了這許久原來還沒結束。李白的《烏棲曲》寫吳宮從暮到曉的狂歡爛醉：「姑蘇台上烏棲時，吳王宮裡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荒淫誤國，古今同慨！「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這話說得新鮮，皇帝請客，當然滿座朱紫，哪裡會有著「短褐」的老百姓的份兒？這道理老杜當然是懂得的。「短褐」猶布衣，指平民，後來也用來指沒有做官的讀書人。《老子》：「被褐懷玉。」我們讀詩時如果意識到詩人嘴裡說的是「被褐」或「短褐」，而心裡指的卻是「懷玉」，那麼就不覺得這話說得有點古怪，反而覺得語含激憤、諷意深刻。孔子說：「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看看當今的所作所為，恰恰相反：迷戀的是鄭聲，近的是佞人，遠的是「懷玉」的「被褐」之士。即使拿儒家「為邦」的準則來衡量，老杜還是能看出問題的嚴重性而有所腹非的。他的《醉時歌》說：「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本詩開篇就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可見老杜用「被褐」「布衣」這類字眼不儘是寫實況，也暗含左思所說「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塵埃；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詠史》）的對抗情緒。 林庚先生說：「杜甫《赴奉先詠懷》：『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杜甫當時已初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卻仍無妨自稱布衣，而杜甫之所驕傲於布衣的，則正是在那『竊比稷與契』的政治抱負上。」（《詩人李白》）這話極有見地。布衣而有大志，這豈不是「被褐懷玉」麼？這種憤世的情緒，在其他盛唐詩人的作品中也時有流露。王維就曾感嘆過「豈乏中林士，無人獻至尊」「奈何軒冕貴，不與布衣言」「鄙哉匹夫節，布褐將白頭」。李白此感尤其強烈，如說「白，野人也」「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投箸解鷫鸘，換酒醉北堂。丹徒布衣者，慨慨未可量」，等等。唐代開始建立政權及之前爭奪天下急需文臣武將之秋，固然有不少人「皆起閭閻布衣」（太宗語）而終於建功立業「自取富貴」（來護兒論秦叔寶語），就是到開元後期玄宗日漸昏聵、治亂轉關之際，還用了「嶺海孤賤」的張九齡為相，這就是當時像李、杜這樣一些出身下層、「被褐懷玉」之士的大志所由產生的歷史和現實根源。從太宗以來，唐王朝歷代最高統治者，為了虛應武丁、文王搜賢訪隱故事，都喜歡「臨幸」或禮聘、嘉獎、封賞幾個「名揚宇宙」的逸人高士，以示「天下歸心」，坐收點綴昇平、籠絡人心、鞏固統治的奇效，這無疑也會使人們產生一些錯覺和幻想。高宗、武后、玄宗都喜歡徵聘隱者道士，而以玄宗為最：計自在東宮時至天寶初，約共征隱者道士達七人（包括李白在內）九次之多。 李陽冰《草堂集序》記述詔征李白入朝的盛況說：「天寶中，皇祖下詔，征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雖說這只是一種故作姿態、有名無實的政治表演，可見前一時期到底確曾有過「與宴有短褐」的新鮮事兒。如今皇帝乾脆抹開臉子不再搬演盛世明君崇德求賢的陳年故事，公然帶領著一群男女寵幸胡帝胡天地吃喝玩樂起來，這怎教那些惑於假象曾一度對皇帝存過幻想的人們不大失所望，不感慨系之呢？「賜浴賜食賜錢」，這是皇帝尋歡作樂的三部曲。詩人想像賜浴賜食已畢，踵接而來的必是賜錢，就不覺發起議論來。「彤庭」四句講得很沉痛，指出彤庭上分賞文武百官的這許多綾羅綢緞，都是民間貧寒婦女辛辛苦苦地製作出來的，是下層官吏鞭撻、壓迫人民，剝削、搜刮來進貢朝廷的。唐初沿用隋代租調力役制度，加以發展而成為租庸調法(49)，一直實行到安史亂後才為兩稅法所替代。《唐六典》卷三《尚書戶部》載：「凡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雜徭。課戶每丁租粟二石。其調隨鄉土所產綾絹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皆書印焉。凡丁歲役二旬（有閏之年加二日），無事則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並不得過五十日）。」此法允許全部力役用交絹或布來代替，騰出勞動力，多少有利於提高生產積極性和發展農業，加上還定出按災情輕重減免賦役等條例，這在初唐恢復經濟的時期，是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的。武則天統治以後，由於統治階級的生活日趨奢侈，又經常用兵，這就使得人民所受到的剝削和壓迫越來越嚴重了。(50)到了開元、天寶之際，社會經濟空前繁榮，而剝削則尤為苛重，「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為一匹者」（《通典》卷六《食貨典·賦稅下》）。比如宇文融、楊慎矜、王等，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創變造、租庸腳士、浸漬折估等法，都是為了竭力壓榨人民，聚斂錢財，討好皇帝，希求恩寵。《新唐書·食貨志》載：「是時，海內富貴，……天子（指玄宗）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又《資治通鑑》載：「（天寶）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後改名國忠）奏請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征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群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了解了這些史實，再回頭來看詩中關於「彤庭分帛」的這段議論，就自會明白詩人的心情何以這麼沉重，憂憤何以這麼深廣了。「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真是難怪他啊！牽涉到皇帝，發議論哪能不講點策略？詩人先是一針見血道破這財帛的所由出、所由來，義正辭嚴，咄咄逼人。然後又退後一步，為皇帝開脫，說皇帝將財帛分賞群臣，本意是叫他們為國效力為民操勞。要是為臣的忽視了這一最根本的道理，那為君的豈不是把東西白扔了？兗兗諸公，擠滿朝廷，誰要是真有點良心，該感到多麼驚恐不安啊！杜甫的忠君思想是比較嚴重的，不管出於政治考慮還是出於封建感情，他難免要回護皇帝。但是，在我看來，一個像他這樣敢於面對現實、頭腦清醒、洞察時弊、憂國憂民的人，即使有所忌諱，不敢瀆聖，內心深處也絕不會真的認為玄宗當時的厚賞群臣是「實欲邦國活」的。浦起龍說：「此以責臣者諷君也。」從深藏的意念和客觀效果看，我認為無妨這麼說。接著又進一步揭露說：豈但文武百官如此，聽說大內的奇珍異寶，都在像漢朝衛青、霍去病那樣的外戚諸楊家裡；這些人家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每當那玉質蒙煙猶如神仙似的女主人開筵宴客，管弦競奏，水陸俱陳，那豪華奢靡的排場，真是描述不盡。香橙、金橘產於江南，古時交通不便，北地尤為名貴。白居易《輕肥》說：「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亦視柑橘為無上嘉果，但寫得不如「霜橙壓香橘」一語富於表現力。拈出一「霜」字，不僅令人感受到經霜之橙的黃熟，且能感受到新摘之橘的新鮮。北地之橘而能如此，其珍貴可知。盤果纍纍，猶以一「壓」字狀出，何等筆力！寫細節而豪門富貴氣便見，絕妙。越想越活靈活現，越想越情緒激動，不覺呼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聯鞭辟入裡、震撼心弦的千古名句，並從而稍加詠嘆，隨著過往的匆匆和驪山的漸遠，趁話語中已經提到了「路」（如說「凌晨過驪山」等），便順口轉過話題，「拍到路上無痕」（楊倫語），引出末後一大段文字來。俞平伯先生說：「『中堂』兩句，寫美人如玉，被煙霧般的輕紗籠著，指虢國夫人，還是楊玉環呢？這種攻擊法，一步逼緊一步，離唐明皇只隔一層薄紙了，實在是很危險的，我們不能不佩服詩人的大膽，甚而至於替他擔憂。」唐代文網較疏，不過這擔心也不無根據。皇帝的毛病他是看在眼裡痛在心裡的。按捺不住，偶爾有所抨擊，也是出於忠君愛國的赤誠，根本談不上是在反對皇帝本人。這篇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認識價值無疑是極高的，在我看來，它高就高在老杜這位飽經憂患、深諳世情的詩人，畢竟讓詩歌創作中的現實主義大大地突破了他難免迂腐的政治觀點和道德規範，深刻地反映了當時政治腐敗、社會矛盾重重的現實。 最後一大段遙接前「凌晨」句，重新又來追述途中倉皇情狀和到家後的所見所感：「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群冰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洞不可掇。」「冰」一作「水」。仇注以為此時正冬，冰凌未解，不得謂冰從西來。施福保說：「今按詩意，明當作冰。若是水，既不得『高崒兀』；下雲『恐觸天柱折』，水亦不得言觸也。冬時冰雖未解，然風裂日激，亦非盡待東風；且如冰未解，則涇渭諸水，又安能從西來？其說亦自矛盾矣。」(51)施說是。寫過河情狀，令人仿佛親歷其境，生臨淵履冰似的驚悸之感。「群冰」四句流露出擔心世亂的隱憂。在途內顧之思，寫得極懇切極沉痛。滿以為此去充其量不過是同家人「共饑渴」，誰知入門即聞幼子餓死的噩耗，足見家人處境的悲慘，遠非始料之所及。「一哀」出《禮記·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預惡夫涕之無從也。」「舍」是割捨。「吾寧」二句大意是說，即使我寧願割捨一哀強自寬慰，無奈鄰居都為之傷心，我又怎能克製得了呢？我從前通讀《全唐詩》時，見大曆、貞元間人於鵠有《悼孩子》詩說：「年長始一男，心亦頗自娛。生來歲未周，奄然卻歸無。裸送不以衣，瘞埋於中衢。乳母抱出門，所生亦隨呼。嬰孩無哭儀，《禮經》不可逾。親戚相問時，抑悲空嘆吁。襁褓在舊床，每見立踟躕。靜思益傷情，畏老為獨夫。」知道唐代仍遵《禮經》規定有不哭喪嬰的習俗，才算真正讀懂了這句杜詩。所載瘞埋喪嬰的做法甚詳，對研究古代民俗頗有參考價值。王嗣奭說：「『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皆自傷其窮也。」這看法不正確。老杜憂國憂民，所思者大、所慮者深，豈止「自傷其窮」而已？比如這裡寫到他幼子餓死的這一傷心憾事，卻能推己及人，想到那些境況不如己的「平人」的「騷屑」，就是明證。正由於他所憂者深且廣，自己又有慘痛的體驗，自會產生「憂端齊終南，洞不可掇」的感情，傾瀉出來，便覺氣勢磅礴，有排山倒海的藝術力量。詩戛然而止於此，猶如洪流頓遭閘阻，波濤驟涌，高與天齊，勢不可當。如此長篇巨製，不費此大力氣不能結束得住。《唐六典》卷三《尚書戶部》載：「凡丁戶皆有優復蠲免之制（諸皇宗籍屬宗正者，及諸親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子孫及諸色雜有職掌人），若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州縣申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案杜甫祖父杜審言卒後加贈著作郎，從五品上，他家在蠲免之內，故有「生常」二句。本身得免賦役，尚能「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對於封建士大夫來說，確乎是難能可貴的了。浦起龍說：「此正與前幅『黎元』『寒女』等意一串。在本段為帶筆，在全篇卻是主筆也。」 楊倫說：「五古前人多以質厚清遠勝，少陵出而沉鬱頓挫，每多大篇，遂為詩道中另闢一門徑。無一語蹈襲漢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為集內大文章，見老杜平生大本領；所謂『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惟此種足以當之。半山、後山，尚未望見。」又引張上若的話說：「文之至者，但見精神，不見語言。此五百字真懇切至，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處見有語言？豈有唐諸家所能及！」渾成之作，須渾成之評，庶幾得其大致；若詳加剖析，反覺支離。 五百字是杜集中的力作，也標誌著詩人十年旅食京華在思想和藝術上所已達到的最高成就。因此，用它來結束這一時期的評述，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 * * (1) 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新唐書·文藝·鄭虔傳》：『天寶初，為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唐會要》：『天寶九載七月，置廣文館，以鄭虔為博士。』據《新書》，著書坐謫，必是天寶元年，而拜廣文博士，則自謫所甫歸京師時事。計若自天寶元年起，謫居十年，則歸京師拜廣文，必在天寶十載。然《會要》所紀，年月並具，必不誤。誤者，《新書》『天寶初』與『坐謫十年』二語，必居其一耳。」 (2) 聞一多認為鄭虔於天寶九載回京師後始與杜甫訂交，理由是：「今觀凡公詩及虔者，不曰『廣文』，即曰『著作』，不曰『著作』，即曰『司戶』，咸九載以後之作，益足以斷二公定交，至早在天寶九載。不然，以二公相知之深，相從之密，何以九載以前，了不見過從酬答之跡？」杜甫前期篇章遺失不少，故不得以現存詩文中有無「過從酬答之跡」作為判斷訂交與否的根據。 (3) 施鴻保《讀杜詩說》：「《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第二云：『鮮鯽銀絲膾，香芹碧澗羹。』（仇）註：『食有芹鯽，乃初到而留飲。末雲晚飯，蓋至暮而留宿矣。』今按：鮮鯽香芹，皆風潭中所見，因憶越游時在柂樓底晚飯，曾有二物也。句意本明，不知注何以誤解。」以為因芹鯽而憶及越游瑣事，至確。但不得謂「鮮鯽香芹，皆風潭中所見」。若兼采仇注「食有芹鯽」之說，庶幾乎得作者之用心。 (4) 《讀杜詩說》：「『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注引邴原傳、王筠詩，雲東家即指何氏。今按若指何氏，於『爾』字意不合，且雲『爾東家』，亦復。《杜臆》：公獻賦不售，故欲賣書買宅，乃憤激之詞。後《重過》第一云：『高枕乃吾廬』，舊以公視何園為吾廬，注譏其冒認己有；此句如《杜臆》說，不但冒認，且欲據為己有，望其速售矣。據首二句云：『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花』，『旁舍』，本《漢書·高祖紀》，猶鄰舍也，公詩常用之，如『旁舍頗純樸』『燕入非旁舍』『旁舍未嘗嗔』等句。疑何園之旁，別有他氏之園，高竹相連，惟隔一籬，下二句『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正指其處。碾渦水積，深恐沒馬，藤蔓陰蔽，曲疑藏蛇，皆言其處荒涼；何園雖雲『真作野人居』，然風磴雲門，異花野竹，以及食單書屋等，似尚不至如此。此必其園久廢，或本欲出售，公故特發此興，『東家』雖借用現成字，亦必其園正在何園之東。《重遊（過）》第二云：『向來幽興極，步屧向東籬』，籬當即此所云『疏籬』，因其在東，故曰『東籬』，公蓋實愛其處，故重遊時，猶欲步屧往游而自言『幽興極』也。注既誤解，諸說亦未得詩意。東坡《豆粥詩》：『我老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四句，正用此詩，亦作鄰家說也。」剖析較細，可供參考，只是對王嗣奭的批評不當。案《杜臆》：「『疏籬』即旁舍之籬，而花竹則何園物也。『碾渦』洙注謂碾磑者誤。蓋何園周圍有水，觀『依綠水』可見。必引水入園，通流以界旁舍，形如碾槽，而渦旋可以『沒馬』。」先以「旁舍」與「何園」對舉，復謂「引水入園，通流以界旁舍」，何嘗以為「旁舍」「東家」皆指何園，「且欲據為己有，望其速售」呢？ (5) 方回《瀛奎律髓》說：「『行天馬度橋』一句絕唱。」程學恂《韓詩臆說》說：「狀景奇確。」評價都過高。但與「入鏡」句比較，這句確乎略勝一籌：「行天」句尚有生活氣息；「入境」句純屬虛構，則未免空洞、乏味。 (6) 《新唐書·車服志》載：「佩魚始高宗朝，武后改佩魚為龜，中宗初，罷龜袋，復給魚。」楊慎說：「高宗初用佩魚，以鯉為李也。武后改用龜，龜屬玄武也。杜詩『金魚換酒來』，此時仍用魚矣。李白贈賀知章云：『金龜換酒處』，蓋系往時舊物耳。」 (7) 唐代士大夫飲宴時不僅看歌舞伎表演，只要一高興，自己也會唱起來跳起來的。老杜《題鄭十八著作丈故居》中有「酒酣懶舞誰相拽」之句，可見他們有時還拽著朋友一塊兒跳舞呢。 (8) 仇註：「野老看客，饋以河魚，即此見風土淳樸，與他處不同。」《杜詩鏡銓》引蔣弱六評：「言何不禁人游，不禁人取，即所謂淳樸也。」兩說俱通，前說為勝。一說「另有一山川」暗用桃花源事。 (9) 蔣弱六說：「末二句申解第四句，惟其為『野人居』，故竟稱『吾廬』，不嫌唐突也。」（《杜詩鏡銓》引）既然仍將「野人」一辭理解成含有貶義，那麼，不管怎樣解釋，終嫌唐突主人。「府上真可當作我這個『野人』的住處，我高臥其中，實在寫意，感到這就是我的家。」要是你聽到在你家住宿的客人這麼對你說，你會做何感想呢？李白在詩中就稱范居士為「野人」：「忽憶范野人」（《尋魯城北范居士……》），可見李、杜是把「野人」當作雅稱的。 (10) 朱註：「《唐書》：長安縣南五十里太和谷有太和宮，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二十一年復置，曰翠微宮，籠山為苑。元和中以為寺。《長安志》：翠微宮在萬年縣外終南山之上。公詩已雲翠微寺，恐非元和間所改也。」案孟浩然開元十七年左右在長安時就到翠微寺遊覽、住宿過，寫了《宿終南翠微寺》，可見早就改宮為寺了。 (11) 《十道志》：「秦皇葬子，起冢陂北原之上，故名皇子陂，地在韋曲之西。」《杜臆》：「按《名勝志》：杜曲在西安府城之東。子美舊居韋曲，在城南。韋曲之東有鄭莊，鄭虔所居。西有塔坡（陂），何將軍之山林也。皇子陂在韋曲之西。」 (12) 《杜詩鏡銓》認為「鴉護落巢兒」「言春來鴉已乳子也」，實從仇說。大概他覺得這樣解釋不大通，就只好含糊其辭，籠而統之，一帶而過了。 (13) 《讀杜詩說》：「今按『越女』『燕姬』，第用成語，非其時果有南北妓也。且題雖雲『請貴公子』，其實當有一人作主，非各自攜妓，同在一船也，雲各尚豪華，亦誤。」即持反對意見。 (14) 施鴻保駁仇說一針見血，但是他所提出的如下解釋也難令人相信：「記白樂天集五言排律百韻詩，自註：酒令有莫走、鞍馬等名。疑『鞍馬』是酒令名；『調』則『調笑』之『調』；『更』亦言諸人更易也。」 (15) 岑參《與鄠縣群官泛渼陂》說：「閒鷺驚簫管，潛虬傍酒樽。暝來呼小吏，列火儼歸軒。」賓從的眾多、場面的熱鬧與杜甫《城西陂泛舟》中所描述的情況相仿，但不知兩詩是否作於另一次同游時。 (16) 王嗣奭評此詩說：「余謂平湖寬闊，湖波浩蕩，杜家京師，素不習水，初見不無驚愕，如『鼉作鯨吞』『惡風白浪』，皆以意想得之。已而心神稍定，主人開帆，舟子色喜，加以棹謳、絲管，易憂為喜，自是人情之常。如水有菱荷，不過尋丈之水，而謂之『深莫測』，此正不習水人口吻，而憂心終在也。故至夜深，仍見大水茫無際涯，又復驚惶，如雷雨將至，皆疑心幻影，有何神靈使之哉？故湖本無奇，而乍見者誤以為奇，又誤以岑參為好奇，而二岑固未嘗好奇。後來登台泛舟，各自有詩，未嘗雲奇，而追思前作，亦當失笑耳。『驪龍』數語，亦以意想得之，亦喜亦驚。」這些意見都欠當。這詩有誇張，有想像，但決非純寫不習水人的恐懼心理。老杜固不習水，少年時曾漫遊吳越，大江大湖總該見過，哪至於一見渼陂便如此驚慌失措！岑參生性「好奇」，作詩「意亦造奇」，但也不可能篇篇都奇。岑詩「語奇體峻」者不少，豈可據一兩篇「未嘗雲奇」之作，就說他「固未嘗好奇」呢？ (17) 高適《同諸公登慈恩寺浮圖》：「香界泯群有，浮圖豈諸相。登臨駭孤高，披拂欣大壯。言是羽翼生，迥出虛空上。頓疑身世別，乃覺形神王。宮闕皆戶前，山河盡檐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郁相望。盛時慟阮步，末宦知周防。輸效獨無因，斯焉可游放。」岑參《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湊似朝東。青槐夾馳道，宮館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誓將掛冠去，覺道資無窮。」儲光羲《同諸公登慈恩寺塔》：「金祠起真宇，直上青雲垂。地靜我亦閒，登之秋清時。蒼蕪宜春苑，片碧昆明池。誰道天漢高，逍遙方在茲。虛形賓太極，攜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躨跜。靈變在倏忽，莫能窮天涯。冠上閶闔開，履下鴻雁飛。宮室低邐迤，群山小參差。俯仰宇宙空，庶隨了義歸。屴非大廈，久居亦以危。」可參看。 (18) 一說潤州延陵（今江蘇丹陽縣西南延陵鎮）人，兗州系其祖籍。 (19) 此據《唐才子傳》。《唐詩紀事》說他是河中寶鼎（故治在今山西榮河鎮）人，中書舍人薛文思曾孫。寶鼎當是其祖籍。 (20) 一作王昌齡詩。 (21) 仇注引三山老人胡氏的話說：「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黃鵠哀鳴比之。小人貪祿戀位，故以陽雁稻粱刺之。」 (22) 仇兆鰲說：「此詩當是天寶十一二載間，客居京師而作，故末有『忍羈旅』之說。」 (23) 黃鶴註：「此必公獻賦後，久寓京華，故人莫有念之者，故有此作。梁氏編在天寶十一載，是也。」《杜詩鏡銓》發揮王嗣奭之意說：「作行止此四句，語短而恨長，亦唐人所絕少者。」《讀杜心解》說：「詩如謠，樂府體也。只起一語，盡千古世態。」起句已成了現尚流行的「翻雲覆雨」（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一成語，可見其藝術概括力之強。 (24) 《少陵先生年譜會箋》：「據《橋陵詩》，知是年（天寶十三載）秋後，自長安移家至奉先。然公家本在東都，其何時徙居長安，則詩中無明文可考。惟《遣興三首》曰：『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故宅，指東都之宅，驗本詩可知）仇定此詩作於乾元元年，上數三年，則初離故宅時為天寶十四載。此明與《橋陵詩》所紀不合；十三載，已自長安移家奉先，不得十四載始離東都至長安也。今定《遣興》作於至德二載，則作詩時距本年（天寶十三載）適為三年，與《橋陵詩》無牴牾矣。又據《橋陵詩》，既知自長安移家至奉先，在天寶十三載秋後，再參以『三年門巷空』之句，則知公眷屬自東都至長安，必在天寶十三載正月以後，十月以前。《秋雨嘆》（盧編在天寶十三載）曰：『長安布衣誰與數，反鎖衡門守環堵』，又曰『稚子無憂走風雨』（疑指宗文），知是年秋，公已置宅長安，妻子亦俱至也。《夏日李公見訪》（舊但云天寶末作，茲定為天寶十三載）曰：『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曰：『孰謂吾廬幽』，知是年夏公有宅在長安也。詩中暗示，止於此際。移家長安，疑在天寶十三載之春。《遣興》又云：『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知迎眷來京之役，公實親任之。然本年詩中，不言歸東都事，蓋偶然失紀耳。考前此數年詩文中曰：『賣藥都市，寄食朋友』（《進三大禮賦表》），曰：『垂老獨漂萍』（《贈張四學士》），曰：『此身飲罷無歸處』（《樂遊園歌》），曰：『寄食於人，奔走不暇』（《進雕賦表》），曰：『恐懼棄捐忍羈旅』（《白絲行》），曰：『臥病長安旅次』（《秋述》），皆言長安無家也；而十載在杜位宅守歲，十一載將歸東都，《留別二學士詩》曰：『欲整還鄉旆』，尤為前此未移家長安之明證。然《游何將軍山林》曰：『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重過何氏》曰：『何日沾微祿，歸山買薄田』，已萌置宅城南之念矣。（《通志》：『少陵原，乃樊川北原，自司馬村起，至何將軍山林而盡，……在杜城之東，韋曲之西。』）《贈鄭諫議》曰：『築居仙縹緲，旅食歲崢嶸』，惟其有築居之心，而力不足，故有此嘆；《曲江三首》曰：『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則移居之決心，已明白表示矣。此皆十一二載之詩，足證其時移家之心雖切，然未能見諸事實。至《夏日李公見訪》，始有『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及『孰謂吾廬幽』之語。《橋陵詩》曰：『軻辭下杜』；下杜，即李公見訪之處也。《長安志》云：下杜城在長安縣一十五里，此曰『僻近城南樓』，正與下杜城之方位合，其證一也。《李公見訪詩》又云：『展席俯長流』，而杜陵之樊鄉有樊川，潏水自樊川西北流，經下杜城。趙曰『展席俯長流』，即當此地，其證二也。又《九日五首》曰：『故里樊川菊』，《哀江頭》原注曰：『甫家居在城南』，與赴奉先前所居之處，及李公見訪之處皆合，故知公之自稱『杜陵野老』，實因嘗居其地，非徒循族望之舊稱也。」 (25) 黃鶴註：「《舊書》天寶十二載秋，令出太倉米。詩言『日糴太倉五升米』，正其時也，當是十三載春作。」詩中自稱「杜陵野客」，想這時已移家到下杜城來了。 (26) 錢註：「《記》：稻曰嘉蔬。《江賦》：挺自然之嘉蔬。」仇註：「又公《園官送菜》詩並序皆以嘉蔬為菜，義可兼用耳。」 (27) 《舊唐書·韋見素傳》：「右相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玄宗頗知之，聖情不悅。天寶十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京師廬舍垣墉頹毀殆盡，凡一十九坊污潦。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瑞士。……八月，拜（韋見素為）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代陳希烈。」皇帝打發了個左相，右相打發了個京兆尹，雖各有自己的目的，但也可見出所謂「咎徵」既已成了社會上根深蒂固的傳統迷信觀念，便會對當政者產生沉重的政治壓力，他們若不找個替罪羊來搪塞，就沒法開脫自己了。 (28) 仇兆鰲說：「帝以國事付宰相，而國忠每事務為蒙蔽，故曰『秋來未嘗見白日』，語雖微婉，可寓意深切，非泛然作也。」浦說即據此發揮。 (29) 《漢書·楊惲傳》：「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三輔黃圖》載，長安霸城門其色青，故曰青門。秦東陵侯邵平隱居於此，種瓜五色。「南山」二句雖用典，卻是實指。詩人移居此間以前曾作詩說：「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搬來以後，一家數口，生活沒著落，現在既然多少分得點「桑麻田」，哪有白放著不種一點東西的道理？ (30) 黃鶴註：「詩言『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則濟所居在長安矣。當是天寶十三載作。」 (31) 施鴻保說：「今按（『堂前』）四句皆當是比，非但（如仇注所云）傷本支零落也。萱草，古人多以比母，或濟母方死，故云；竹枝，似亦用竹林籍、咸事，比其子侄，或濟子侄無多，又或其時又短折者，故云。」 (32) 《杜臆》：「『諸孫貧無事』，言其貧而懶也。」 (33) 《十洲記》載，鳳麟洲在西海中，洲上多鳳麟。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為集弦膠，或雲連金泥。此膠能屬連弓弩；斷弦折劍，亦以膠連之。盧元昌說：「此以煎膠喻交情，即所謂『膠漆雖堅，不如雷與陳』也。蓋王生敦篤士，尋常亦幾失之。及公以尩羸病軀，與之談情愫，留歡宴，不覺手足輕旋，沉疴為之頓起，真有似乎煎膠續弦者，此意最為切當。」可見杜甫對王倚原先也不很了解，這次接觸始見其奇而稱許不置。 (34) 黃鶴註：「詩云：『廨宇客（一作容）秋螢』，又云：『荒歲兒女瘦』，當是天寶十三載，物價暴貴，人多乏食時，往見諸官而作。又篇內不言祿山之事，知非十四載所作矣。」 (35) 杜甫這一時期寫到其崔氏舅的詩作計有《白水明府舅宅喜雨》《九日楊奉先會崔明府》《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三首，前二首作於天寶十四載安史亂前。後一首作於亂後十五載夏。楊倫於《白水明府舅宅喜雨》題下加按語說：「邵註：舅是崔十九翁。按：後《高齋》詩崔本少府而此稱明府者，其時或以尉攝令。」唐人尊稱縣令為明府、縣尉為少府。《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二句，分別用《晉書·潘岳傳》潘岳為河陽令轉懷令，又《陸雲傳》陸雲以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二事指二人，題中稱崔為「明府」不誤。《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有「吏隱適情性」「作尉窮谷僻」之句，題中稱崔為「少府」不誤。因此不得懷疑三詩題中或有錯字（或錯「少」為「明」，或錯「明」為「少」）。前一年所作二詩皆稱「明府」，後一年所作一詩改稱「少府」，之所以如此，也可能是降職。降職而不換治所，較罕見，且後詩說崔「吏隱適情性」，絲毫不見失志之意，可見還是楊倫所作「或以尉攝令」的解釋較合乎情理。 (36) 「我皇」一作「武皇」。傅庚生先生說：「詩中是敘征戍之人的答詞，應以『我皇』於辭為順，因為它並不是詩人之辭。」（《杜詩散繹》） (37) 仇兆鰲不同意錢說，批駁說：「按明皇季年，窮兵吐蕃，征戍驛騷，內郡幾遍，當時點行愁怨者，不獨征南一役，故公托為征夫自訴之詞以譏切之。若雲懼楊國忠貴盛，而詭其詞於關西，則尤不然。太白《古風》云：『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已明刺之矣，太白鬍獨不畏國忠耶？」若雲不懼楊國忠貴盛，少陵同時前後之作《麗人行》「楊花雪落覆白，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亦然，不須捨近求遠取證於太白《古風》。不過即使如此，也不足以斷定作此詩時必無錢說的考慮。「明皇季年，窮兵吐蕃，征戍驛騷，內郡幾遍」云云，雖無史實根據，揣情度理，容或如此。但是從戰爭的規模、唐軍損失的慘重、徵兵的不擇手段以及在兩京等地所引起的騷動看，都遠不如征南詔那次，所以史書對之記載頗詳，而且每當論及徵兵情況時輒稱「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舊制，百姓有勛者免徵役」，藉以對比說明這次「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等等做法，完全是胡來。因此，說《兵車行》是目擊這次「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震野」的慘狀，有感而作，是比較合乎情理的。 (38) 《資治通鑑》載天寶十載（七五一）十月楊國忠使鮮于仲通表請己遙領劍南，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十一載十一月以楊國忠為右相。十三載六月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被誘深入，李宓被擒（《舊唐書·楊國忠傳》載死於陣），全軍覆沒。但據高適《李雲南征蠻詩序》：「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右相楊公兼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之。道路險艱，往複數萬里，蓋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載四月，至於長安」，知李宓於十三載六月征南詔失利全軍覆沒身亡以前，還曾於十一載楊國忠為右相後出征一次；這次涉海自交趾擊南詔獲勝，於十二載四月凱旋。此可補史冊記載的疏漏。儲光羲《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說：「冢宰統元戎，太守齒軍行。囊括千萬里，矢謨在廟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搜兵自交趾，茇捨出瀘陽。」可見李宓這次南征，即十一載年底從長安出發、涉海自交趾擊南詔獲勝的那一次，而這次戰役的決策者，主要是楊國忠。案《後漢書·輿服志》：「法冠，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為冠。」王先謙集解引惠棟曰：「《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高誘云：『獬廌之冠，如今御史冠也。』」據此可知儲作「龍樓加命服，獬豸擁秋霜」系指李宓因戰功加侍御史銜。《資治通鑑》載十三載六月時李宓確獲此銜。泛泛而言，預祝其加官晉爵則可；若斷定其必得某官則不可。這詩很可能亦如高詩，系同諸官慶李宓班師而作。只是題中標明「送李雲南征蠻」別無確證，不敢臆改。 (39) 《資治通鑑》載天寶十載（七五一）十月楊國忠使鮮于仲通表請己遙領劍南，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十一載十一月以楊國忠為右相。十三載六月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被誘深入，李宓被擒（《舊唐書·楊國忠傳》載死於陣），全軍覆沒。但據高適《李雲南征蠻詩序》：「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右相楊公兼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之。道路險艱，往複數萬里，蓋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載四月，至於長安」，知李宓於十三載六月征南詔失利全軍覆沒身亡以前，還曾於十一載楊國忠為右相後出征一次；這次涉海自交趾擊南詔獲勝，於十二載四月凱旋。此可補史冊記載的疏漏。儲光羲《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說：「冢宰統元戎，太守齒軍行。囊括千萬里，矢謨在廟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搜兵自交趾，茇捨出瀘陽。」可見李宓這次南征，即十一載年底從長安出發、涉海自交趾擊南詔獲勝的那一次，而這次戰役的決策者，主要是楊國忠。案《後漢書·輿服志》：「法冠，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為冠。」王先謙集解引惠棟曰：「《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高誘云：『獬廌之冠，如今御史冠也。』」據此可知儲作「龍樓加命服，獬豸擁秋霜」系指李宓因戰功加侍御史銜。《資治通鑑》載十三載六月時李宓確獲此銜。泛泛而言，預祝其加官晉爵則可；若斷定其必得某官則不可。這詩很可能亦如高詩，系同諸官慶李宓班師而作。只是題中標明「送李雲南征蠻」別無確證，不敢臆改。 (40) 《資治通鑑》載天寶十載（七五一）十月楊國忠使鮮于仲通表請己遙領劍南，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十一載十一月以楊國忠為右相。十三載六月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被誘深入，李宓被擒（《舊唐書·楊國忠傳》載死於陣），全軍覆沒。但據高適《李雲南征蠻詩序》：「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右相楊公兼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之。道路險艱，往複數萬里，蓋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載四月，至於長安」，知李宓於十三載六月征南詔失利全軍覆沒身亡以前，還曾於十一載楊國忠為右相後出征一次；這次涉海自交趾擊南詔獲勝，於十二載四月凱旋。此可補史冊記載的疏漏。儲光羲《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說：「冢宰統元戎，太守齒軍行。囊括千萬里，矢謨在廟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搜兵自交趾，茇捨出瀘陽。」可見李宓這次南征，即十一載年底從長安出發、涉海自交趾擊南詔獲勝的那一次，而這次戰役的決策者，主要是楊國忠。案《後漢書·輿服志》：「法冠，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為冠。」王先謙集解引惠棟曰：「《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高誘云：『獬廌之冠，如今御史冠也。』」據此可知儲作「龍樓加命服，獬豸擁秋霜」系指李宓因戰功加侍御史銜。《資治通鑑》載十三載六月時李宓確獲此銜。泛泛而言，預祝其加官晉爵則可；若斷定其必得某官則不可。這詩很可能亦如高詩，系同諸官慶李宓班師而作。只是題中標明「送李雲南征蠻」別無確證，不敢臆改。 (41) 《杜臆》：「詩有『磨刀嗚咽水』，隴頭乃出征吐蕃所經繇者，詩亦當作於此時。注云追作，非也。」 (42) 《晉書·樂志》載《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這組詩顯系採用舊題；後又作五首，故分別加「前」「後」字樣以資區別。胡夏客卻說：「前後《出塞》詩題，不言『出師』而言『出塞』，師出無名，為國諱也，可為詩家命題之法。」則認為是「即事名篇」。施鴻保不同意這看法：「今按此第仍用《晉志》舊名，蓋本擬古樂府也。雲出塞，則出師可知，過搜新義，殊屬無謂。」不過夏說強調師出無名，這一點還是可取的。 (43) 原文為「六親」。《漢書·禮樂志》：「六親和睦。」註：「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婭。」 (44) 《漢書·蒯通傳》：「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嚴寒地區野外活動不經意凍掉耳朵手指者今亦偶有所聞。「指落曾冰間」云云，不算誇大失實。 (45) 楊倫說：「後半言窮兵不已，非特邊疆多故，並恐釁起蕭牆；人臣果有志立勛，盡有可馳驅效命之處，不必一時妄希榮顯也。」 (46) 《杜臆》：「用修謂他本於『穩稱身』之下，有『足下何所著？紅蕖羅襪穿凳銀』，此真不可少。《詩歸》從之。」錢謙益說：「楊慎曰：古本『稱身』下有『足下……』。遍考宋刻本並無，知楊氏偽托也，今削正。」 (47) 錢謙益說：「呂汲公《詩譜》云：是年十一月初，自京赴奉先，有詠懷詩。是月有祿山之亂。按祿山起兵在十一月九日；反書至長安，玄宗猶未信。故此詩言歡娛聚斂，致亂在旦夕，而不言祿山反狀也。」初九反，次日北京副留守楊光翽被劫，太原、東受降城奏反，書至長安，玄宗不信。「庚午（十五日），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大臣相顧失色」（《資治通鑑》）。至此反訊才證實。老杜作這詩的日期最遲當在十一月十五日反訊證實、傳開以前。從詩中流露出來的擔心世亂的深沉憂慮看，作詩時或已多少聽到了安祿山兵反的風聲。 (48) 俞平伯《說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蚩尤』兩句舊注多誤，如錢箋仇注並引《皇覽》以為山東壽張縣蚩尤墳上有一股赤氣，叫做蚩尤旗，跟本詩所敘相當遼遠，不可信。錢說『藉以喻兵象』。仇氏更怪，似乎把蚩尤旗真當做旌旗看，所以說『塞寒空，旌旗蔽天也』。楊氏《鏡銓》引《甘泉賦》『蚩尤之倫，帶干將，秉玉戚』，下又說『二句言衛士之苦』，是把蚩尤作為衛兵講，亦誤。我以為蚩尤作霧，即用作霧之代語，下雲『塞寒空』分明是霧；若是旌旗只可雲蔽天或蔽空，不得雲塞空。這個塞字卻另有一個來源，《漢書·成紀》所謂『黃霧四塞』，不過他並未明用，不能算做注。是否把王氏五侯同日封這個故事，來影射楊氏呢，不得而知，寫實而暗含比興雖盡有這可能，現在無須深求。作為純粹的寫真看就很好了。」所論甚是。 (49) 陸贄《陸宣公集·均節賦稅恤百姓》說：「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故一般稱之為租庸調法。 (50) 《舊唐書·狄仁傑傳》載：「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心愧。修築城池，繕造兵甲，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 (51) 王嗣奭早就認為「水」當作「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