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評傳 · 第六章 旅食京華
一 「漢皇重色思傾國」
中唐陳鴻的《長恨歌傳》說：「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倦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李林甫），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不要以為這不過是記世俗傳聞的小說家言，其實這倒是很有根據的。《資治通鑑》卷二一五載：「初，上自東都還（此為開元二十四年事），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密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複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高力士這太監可不是庸人。玄宗即位之初，他曾在剷除太平公主及其黨羽的鬥爭中立過功，升為將軍，此後更為玄宗所寵信，成了他貼身、貼心的幫忙、幫閒和幫凶，作威作福，權勢很大。高力士閱歷深，富於政治經驗，不管動機、目的如何，他勸阻玄宗不要委政於李林甫，這是很有見地的。高力士這種人，不能堅持己見，據理力爭，不足為奇。奇怪的是玄宗這個從政治風浪中闖過來的人，不僅干出了這樣的蠢事，甚至有人給他提醒了，還一點也不理會，可見他當時只顧以聲色自娛，已經腐朽得夠可以了。
天寶十一載（七五二）李林甫病死，《資治通鑑》在記載了此事以後有一段這樣的議論：「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妒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其中講到玄宗委政於李林甫的幾句話，跟《長恨歌傳》中上述那一段的意思相同。關於李林甫的案語下得很好，可說是言簡意賅，將這個「口蜜腹劍」的權奸執政十九年所犯下的種種罪行都包括無餘。玄宗委政、林甫專權，二者相提並論，君昏臣奸，顯而易見。
封建專制時代，一個皇帝想要有所作為，不一定能成事。要是他頭腦發昏，陶醉於眼前歌舞昇平的假象，一味追求享樂，不願為國事操勞，聽不進逆耳忠言，壞人勢必會乘虛而入，投其所好，攫取權柄，敗壞朝政，伏下足以使王朝覆滅的危機。壞人任何時代都有，不足為奇。如果不是亂世，而是在皇帝尚能掌握生死予奪大權的情況下，這些壞人若要竊據高位以售其奸，首先必須有賴於皇帝的昏庸、腐化。如前所論，玄宗即位之初，便露出好奢華、愛享樂的苗頭，但總的看來，前期尚能勵精圖治，用了一些開明正直、較有才幹的宰相，做了一些有利於社會發展的事。可是到了後期，他確乎是昏庸、腐化了。因此，從開元末年以來，由於他的偏聽偏信，先是誤用了李林甫，接著又一錯再錯地用了另一個大奸臣楊國忠。玄宗委政於李林甫，主要是為了騰出時間好讓他專以聲色自娛。楊國忠是楊貴妃的從祖兄，他的被重用，同玄宗的寵愛楊貴妃直接有關。《舊唐書》李林甫、楊國忠傳贊說：「天啟亂階，甫、忠當國；蔽主聰明，秉心讒慝。」「亂階」哪裡是「天啟」的？如果把這「天」字解釋為社會諸矛盾相互作用而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發展趨勢，那倒勉強說得過去。李林甫、楊國忠欺君誤國，罪惡當然很大；但史臣言語之間有意為玄宗開脫，卻不公允。
開元、天寶時期的由治而亂，總而言之，是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日益尖銳的結果，而最高統治者的昏庸、奸佞的當權、政治的黑暗，又進一步促使動亂局勢的惡性發展。唐玄宗的昏庸主要起因於他後期的沉湎聲色，為了了解當時朝廷內幕，探討致亂的根芽，有必要從政治的角度對他的私生活稍加介紹。
唐玄宗的原配是王皇后。她曾贊成過玄宗誅韋後奪權的密謀。她哥哥太子少保王守一見她無子，就要和尚明悟為她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與玄宗的名諱合而佩之，禱告說：「佩此有子，當如則天皇后。」事發，開元十二年（七二四）七月，廢王皇后為庶人，移別室安置；貶王守一為潭州別駕，中途賜死。十月，廢后王氏卒；由於她待人較寬厚，後宮思慕不已，玄宗也有點後悔。——《舊唐書》記王皇后事大略如此。其實她的被廢，最主要的原因還不在於搞迷信活動。《資治通鑑》卷二一二載：「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數年，色衰愛弛。武惠妃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後心不平，時對上有不遜語。上愈不悅，密與秘書監姜皎謀以後無子廢之，皎泄其言。嗣滕王嶠，後之妹夫也，奏之。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甲戌，杖皎六十，流欽州，弟吏部侍郎晦貶春州司馬，親黨坐流、死者數人，皎卒於道。」這段話，綜合了各紀傳史實，敘述得較完整，也較可信。王皇后的求子，是因為玄宗要以無子為藉口把她廢掉，好讓他所寵愛的武惠妃做皇后。可見「色衰愛弛，武惠妃有寵」才是這一宮闈禍起的真正原因。《舊唐書·玄宗貞順皇后武氏傳》載：「武氏，則天從父兄子恆安王攸止女也。攸止卒後，（武）後尚幼，隨例入宮。上即位，漸承恩寵。」玄宗即位不久，早已萌動了情慾之心，久而久之，就發展到因私愛而無事生非了。
開元十四年（七二六），玄宗想立武惠妃為皇后，當時有人反對說：「武氏乃不戴天之仇，豈可以為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後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此事暫作罷。但宮中禮儀，一如皇后。
封建時代，皇帝寵愛一個妃子，也並非什麼希罕事。何況惠妃在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就死了，除了為她的兒子壽王李瑁奪取皇位繼承權謀害過太子李瑛外，她還來不及做更多、政治影響更大的壞事。(1)但是，李林甫的得以出任宰相，全仗她暗中使勁，這她是沒法脫干係的：「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後改為『瑁』），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資治通鑑》卷二一四）這是奸詐小人與婦道人家做的一筆政治買賣，大賺特賺的當然是前者，但真正的賠家卻不是惠妃，而是那個日漸昏庸、不惜用朝廷重位去討寵妃喜歡的皇帝李隆基。女色誤國的苗頭剛一表露出來，不想就鑄成個大錯！到後來武惠妃一死，楊貴妃入宮，情況就越來越糟了。
楊貴妃，小字玉環。高祖楊令本，做過金州刺史。父楊玄琰，做過蜀州司戶。她早孤，是叔父河南府士曹楊玄璬撫養大的。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做了壽王李瑁的妃子。二十五年（七三七）十二月武惠妃病故，玄宗悼惜了很久，後宮數千，竟沒有一個可意的人。有人奏說楊玉環姿色絕世無雙。二十八年（七四〇）十月，玄宗往溫泉宮（後改名為華清宮）避寒，就叫高力士將楊玉環從壽王府領了出來，度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在太真宮。(2)先轉了這麼一個彎子，於是在天寶四載（七四五）七月，冊封韋昭訓女為壽王妃。八月，冊封楊太真為貴妃。
將兒媳奪過來做老婆，唐玄宗的昏庸、腐朽已達到極點了。楊玉環開頭是壽王妃這件事，《舊唐書》有關各紀傳都沒提。《新唐書》紀傳點明了，本是實情，可是後來封建思想嚴重的人還極力為李隆基這個昏君洗刷。最高封建統治者觸犯了封建教條，做了見不得人的事，居然還有那麼多的人出來「為尊者諱」，為他辯護，足見封建禮教的虛偽，封建道德的墮落，以及人們在長期封建專政統治下所養成的奴性之深。不過李隆基這臭不堪聞的醜事，在民間還是有所傳聞的。中唐人陳鴻寫作《長恨歌傳》，出於免禍的考慮，曾在文章的末尾為自己開脫說：「《（長恨）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但文章一開頭，他還是忍不住對李隆基的好色醜態有所描繪，對他的無恥醜聞有所吐露：「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熠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閒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藻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玄宗納貴妃時已六十二歲，楊貴妃還只有二十七歲。老夫少妻極不相稱。玄宗既不顧老邁，一味以聲色是耽，當然要倍加恩寵，百般討好了。（其後他倆之間曾經鬧翻過兩次，每次都是以妃子略表謝罪、皇帝更加寵愛了事，其實都是皇帝屈服了，就是這個道理。）
寫小說，難免加油加醋，不過揆情度理地想一想，這些敘述和描寫，不僅有一定的藝術真實性，甚至還有民間傳聞作為依據，並非純出虛構。《儀禮·士昏禮》：「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傳中說：「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就暗示楊玉環已是壽王妃了。這遠較《新唐書》為早透露了個中消息。白居易的《長恨歌》卻說：「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這還是在替唐玄宗圓謊。晚唐李商隱的《驪山有感》說：「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又《龍池》說：「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眾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玄宗跟貴妃通宵達旦地尋歡作樂，壽王怎能跟著去呢？怎教他不痛心疾首、徹夜失眠呢？（要是武惠妃九泉有靈，得知她的兒媳竟當了她的替身，又當做何感想呢？）這諷刺很辛辣也很明顯，可是馮浩卻故意妄加解釋說：「此（《驪山有感》）詩上二句指春寒賜浴之事。『九龍』喻明皇。『玉蓮房』，喻妃尚以處女為道士，故曰『呵護』。……下二句言每遇平明幸長生殿焚香之時，妃以女冠必從焉。故壽王不得從金輿矣。意甚細緻，實以長生殿為齋殿，豈昧寢處之典故哉？」實在掩飾、搪塞不過去了，就破口大罵：「余謂（《龍池》）正大傷詩教者！」（《玉谿生詩詳註》）這是毫無道理的。
楊貴妃入宮以後，由於她姿質豐艷，能歌善舞，懂得音律，人很聰敏，有心計，善於承迎上意，很快就得到了玄宗的寵愛，待她就像待武惠妃一樣，凡儀禮皆如皇后，宮中稱她為「娘子」。她父親楊玄琰累贈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叔父楊玄珪任光祿卿。從兄楊銛任鴻臚卿；楊錡任侍御史，還做了武惠妃女太華公主的駙馬。她有三個姐姐，都有才貌。大姐封韓國夫人，三姐封虢國夫人，八姐封秦國夫人。她們都得到皇帝的恩寵，稱之為姨，出入宮掖，勢傾天下，甚至連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等，見了她們都不敢就位。韓、虢、秦三夫人和楊銛、楊錡五家，每有請託，府縣立即照辦，如奉聖旨。四方來送禮行賄的很多，門庭若市。天寶五載（七四六）七月，貴妃不知為了什麼得罪了皇帝，給送回到她哥哥楊銛家中。一到晌午，玄宗想她想得吃不下飯，夜裡又派高力士把她接回來，不僅和好如初，而且對她更加寵愛，對她的家人更加厚待了。韓、虢、秦三夫人每人每年給錢千貫作為脂粉費，楊銛授三品上柱國，私第立戟。姊妹兄弟五家，甲第洞開，可與宮廷媲美；車馬仆御十分華麗，照耀京城。他們之間競相顯示闊氣，每蓋一座華堂，花費的錢往往以千萬計。見別家建築的規模、規格超過自己，就馬上拆了再蓋，日夜趕著施工。虢國夫人尤其豪強。一天她帶著一幫子人，闖入韋嗣立家（韋家從武后以來前後父子三人都當過宰相。韋嗣立就是杜甫曾對之獻詩求過汲引的那位「韋左丞丈」韋濟的父親），拆掉舊屋，自蓋新第，僅僅給了韋家十畝邊角地。皇帝的賞賜和四方的奉獻，五家一個樣，送禮的人絡繹不絕。開元以來，沒有哪個豪貴的雄盛能跟楊家相比。玄宗凡有游幸，貴妃無不隨侍；騎馬則由高力士執轡授鞭。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共七百人，管雕刻熔造的又數百人，朝中和外省官員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張加三品，王入為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有歌謠說：「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貴妃喜歡吃鮮荔枝，每年命嶺南馳驛進貢（蘇軾《荔枝嘆》「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自註：「唐天寶中蓋取涪州荔枝，自子午谷路進入。」以為貢自四川），為此跑死了很多人和馬。杜牧的《過華清宮》其一說：「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即詠嘆其事。
楊貴妃得寵，最壞的後果是導致楊國忠的當權。
二 緣椒房而至相位的楊國忠
楊國忠，本名釗，後以圖讖有「金刀」改名。他是楊貴妃的從祖兄，不學無術，能飲酒，好賭博，人品很壞，為宗黨所鄙視。於是發憤從軍於蜀，授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還鄉，當地富戶鮮于仲通經常周濟他。楊貴妃的父親楊玄琰死在四川，楊國忠往來其家，跟這家的二姑娘（也就是後來的虢國夫人）勾搭上了。
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還讀了點書，有才智，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把他當作心腹。章仇兼瓊覺得自己獨為皇帝所器重，要是沒有內援，必為李林甫所害，聽說楊貴妃新得寵，就想請鮮于仲通到長安去結識楊家，作為靠山。鮮于仲通說自己從來沒去過京城，恐怕搞不好反砸了鍋，就把楊國忠的情況向他介紹了。章仇兼瓊引見楊國忠，見他一表人才，言辭敏捷，很高興，就將他闢為推官，跟他往來很密切，還送了他價值萬緡的蜀貨，打發他到長安去。楊國忠大喜過望，日夜兼程趕到長安，挨家拜訪了幾個妹妹，將蜀貨分送給她們，說：「此章仇公所贈也！」這時虢國夫人新寡，他就住在她家。於是楊家幾姊妹日夜跟皇上誇獎章仇兼瓊，終於在天寶五載（七四六）任章仇兼瓊為戶部尚書；還稱道楊釗善樗蒲博戲，引他見了皇上。皇上准許他跟隨供奉官出入禁中，授予他金吾兵曹參軍。從此以後，楊國忠侍宴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鉤校精密。皇上很賞識他的精明強幹，稱他是「好度支郎」。
楊國忠得到玄宗的賞識以後，便有計劃有步驟地為擴張自己的權勢進行陰謀活動了。這淨是些算計人的事，一一道來，未免乏味。簡而言之，先是跟李林甫狼狽為奸，剪除異己，趁機往上爬：「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庭之親，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為援，擢為御史。……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資治通鑑》卷二一五）翅膀硬了，就掉過頭來拿李林甫的心腹開刀：「（天寶九載）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宋渾坐贓巨萬，流潮陽。初，吉溫（注意：前面提到過所謂『羅鉗吉網』的話，『吉網』即指此人而言）因李林甫得進；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為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蕭炅及渾，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同上書，卷二一六）圖窮而匕首見，最後直接將李林甫的軍：「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俱為中丞，用林甫薦為大夫，故國忠不悅，遂深探邢獄，令引林甫交私兄弟及阿布思事狀（這幾人都犯了叛亂罪），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疏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為仇敵矣。」（同上）
此外，他還善於窺察皇上的愛惡，竭力聚斂錢財，討他的歡喜，早在天寶七載（七四八）就領十五餘使。所以蘇冕憤慨地評論說：「洎奸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昏君奸臣，賊義好貨，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加之貴妃得寵，愛屋及烏，楊國忠的入相，是很必然的了。(3)唐玄宗一錯再錯，接連任用了這樣兩個大權奸，其昏庸腐朽也就可想而知了。當然這也不僅只是皇帝個人昏庸不昏庸的問題，而是整個封建統治集團在「開天盛世」醉生夢死的享樂生活中日漸腐化墮落從而結出的嚴重政治惡果。
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十一月李林甫病死，即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他從做侍御史以來所領諸如御史大夫、判度支、蜀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木炭、宮市等四十餘使，仍舊由他兼任，大到軍國大事，小到替皇宮採辦木炭、料理「宮市」，都歸他一手包辦，權力之大，無以復加。
楊國忠當宰相前，除了聚斂財物討好皇帝外(4)，最大的罪行是天寶十載（七五一）為了貪圖戰功，命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率兵八萬攻打南詔國（在今雲南省），發動了不義戰爭。（天寶九載，楊國忠薦舉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使，以報答知遇之恩。鮮于仲通性情急躁，因而引起了民族糾紛，大動干戈。這事到天寶十三載還未了結。楊國忠隱瞞敗績，一再徵兵進討，前後死了近二十萬人，損失慘重。詳後。）當了宰相以後，大權在握，又有貴妃做靠山，很得玄宗寵信，就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了。
首先，在用人上，他採取清洗與收買人心相結合的方針：一方面將那些有才行時名但不為他所用的台省官員通通處理掉；另一方面又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也就是說不管有無才德，一律按資排輩。這樣一來，那些候補多年得不到官職的人都很滿意。他廉價收買了人心，又無形中挑選出一大批毫無能耐但保險不會跟他搗亂的庸才，真是一舉兩得。《舊唐書·楊國忠傳》載：「國忠本性疏躁，強力有口辯。既以便佞得宰相，剖決幾務，居之不疑。立朝之際，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頤指氣使，無不讋憚。」對這種性情浮躁、辦事專斷、缺乏教養的政治上的暴發戶來說，一個由庸才和奴才組成的官僚機構越腐敗越無能就越便於他作威作福。
從前那些較正直有為的人當宰相，他們不愛擺架子抖威風，出入車騎隨從不多。從李林甫開始，每出則車騎滿街。就是節度使、侍郎這樣的大員有事要見他，都得像文案小吏一樣，急趨而入，肅然而退。舊例宰相午後六刻才公畢歸府。到了李林甫手上，他進奏說天下太平無事，把宰相每天的下班時間提前到巳時。機務積壓了很多，都在家裡處理；然後由主管文書的吳珣拿著公文去左相陳希烈家請陳簽署，陳拿來就簽，從來不置可否。楊國忠接著當宰相，照樣這麼幹。楊國忠兼職多，公事也多，就是簽署一個字也無法全部簽完，乾脆都責成下邊胥吏們去辦，於是賄賂公行，官場給鬧得烏煙瘴氣。比如以前吏部選官，要經過「三銓」「三注」「三唱」幾道審核手續，從春到夏，才能把事情辦完。天寶十一載（七五二），楊國忠以宰相的身份親自掌管選官的事，手續就大為簡化了。他教胥吏們預先在家裡擬定任命名單，然後將官員們召集到尚書省，「對」「注」「唱」幾道手續一天之內就趕著辦完，還以此來誇耀自己辦事迅捷。其實事情搞得糟透了，營私舞弊，謬誤百出。第二年更是花樣翻新，他竟把全體候選的人召集到他家裡，讓他的堂妹韓、虢、秦三夫人垂簾觀看，笑語之聲，朗聞於外。按照老規矩，辦完注官（將所委任的官職、人名註冊）手續，還要經過門下侍中、給事中複審。楊國忠注官時，就把左相陳希烈叫來坐在一旁，讓給事中站在前列，說：「既對注擬，過門下了矣（意思是說，注官手續是當面辦的，就算經過門下省了事了）。」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都是用紫服色（當時最高貴的服色）的朝廷大員，這天也來當差，同本曹郎官奔走於屏風庭樹之間。過後他問幾位妹妹道：「兩員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對大笑。朝廷選官是很嚴肅的大事，他卻視同兒戲。鮮于仲通做劍南節度使闖下了用兵南詔的大亂子。天寶十載（七五一），楊國忠指使鮮于仲通上表請求皇上叫他自己遙領劍南節度使，並將鮮于仲通調到長安當京兆尹。那兩次胡亂選官的事辦過以後，京兆尹鮮于仲通討好楊國忠，就示意得官的選人們給楊國忠立碑於省門歌功頌德。皇帝指示鮮于仲通撰寫碑文；碑文寫好後，皇帝改定了幾個字，鮮于仲通就教人刻了，還填了金。僅從選官這件事上，便可見出楊國忠繼李林甫之後對朝政的敗壞。
唐官制承隋制而有所改進。唐初宰相有中書省長官中書令、門下省長官侍中和尚書省長官左右僕射。(5)其餘由皇帝指定參加政事堂會議為宰相的，都以本官加帶知政事、參預朝政等名，這些名稱後來逐漸固定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政事堂會議是協助皇帝統治全國的決策機關。中書省和門下省是機要之司。中書省負責整理、陳奏來自各方的表章，並提出處理的初步意見，起草並宣行皇帝的制詔。門下省負責審查中書省起草的制詔和尚書省擬制的奏抄；制詔有不便施行的，封駁奏還。尚書省是最高行政機關。其首腦部門是都省，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六部的正副長官為尚書、侍郎。各部與諸州聯繫，必須通過都省。御史台是監察機關，其正副長官為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御史台的主要職責是彈劾中央和地方官吏的違法行為，參加大案的審訊。——這就是唐初以來的中央政治機構組成和權力劃分的大致情況。這些設施和制度，在封建專政時代，還是比較完備比較好的。玄宗前期勵精圖治，用的宰相大都不錯，尚能照章辦事，因此行政機構較健全，吏治也較好。到了後期，他只顧享樂，先後用了李林甫、楊國忠這兩個大壞蛋，讓他們大權獨攬，為所欲為，這就把貞觀以來行之有效的一整套規章制度全給破壞了。上述有關楊國忠選官的種種胡作非為，就是明證。
楊國忠在蜀地時早就跟虢國夫人關係曖昧。一旦得勢，更是肆無忌憚。為了往來方便，他們兩家在長安宣義里挨著蓋起了頭等府第，連土木都蒙上了綈繡，若論豪華，京洛兩都沒有能跟這相比的。兩人晝會夜集，根本不管什麼規矩禮法。有時楊國忠與虢國夫人並轡入朝，揮鞭走馬，打情罵俏，以為笑謔，路人見到這等情狀，莫不驚奇慨嘆。杜甫的《虢國夫人》說：「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6)詩中雖未諷及她與楊國忠的私情，而其輕薄狐媚之態可見。
唐玄宗每年冬十月都要去驪山華清宮避寒，過了冬才回長安。皇親國戚當然也要跟著去。楊國忠的山第在華清宮東門的南邊，跟虢國夫人的山第相對。韓國夫人和秦國夫人的山第緊挨著，甍棟相接。玄宗每次出來做客，都要遍訪楊氏兄妹五家，賞賜宴樂。每次去驪山華清宮扈從皇帝游賞，楊氏五家的車騎各為一色，五家合隊(7)，粲若雲霞；楊國忠家那一隊，更以劍南旌節前導。他們隨駕出遊，臨行有「餞路」，回來有「軟腳」。皇帝凡是得到遠近進貢來的珍玩狗馬、閹童歌女，都要平均分賜五家。楊國忠在進封為魏國公不久又拜司空，真是位極人臣，勢傾天下。楊國忠身居高位，作惡多端，他自己也並非毫無警惕。他曾經對人這樣說過：「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這跟李林甫對他兒子嘆息自己「勢已如此，將若之何」的話，何其相似！這班壞人也並非毫無自知之明。之所以明知故犯，主要是他們在罪惡的道路上以加速度往下滑落，越滑越快越遠，即使想剎住也剎不住了。
安祿山的得勢以至於作亂，首先應歸咎於唐玄宗。李林甫姑息養奸，罪責也很大。但安史之亂最後爆發在楊國忠當宰相期內，楊國忠也是沒法脫干係的。後面將詳細論述此事，這裡就不多說了。
三 彷徨的「白鷗」
上面講的是李林甫、楊國忠兩大權奸更替到安史之亂爆發這十年間（天寶四載，公元七四五年冊楊太真為貴妃，至天寶十四載，公元七五五年安祿山叛亂）唐王朝君昏臣奸、政治腐敗、生活腐化的一般情況。杜甫旅食京華大致是在這一時期內。因此，這些敘述，對了解杜甫這一時期的生活、思想和創作，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是有幫助的。
第五章已經提到杜甫參加了天寶六載（七四七）的制舉，由於李林甫暗中搗鬼，這次考試一個也沒有考上。事後杜甫大概了解到了其中的內幕，曾在一些詩中流露出不滿和憤慨的情緒，但也不敢明言。這不僅是懾於李林甫那不可一世的淫威，而且他跟李林甫的女婿還多少有點交往，因此言談之間也應有所檢點。
他的《杜位宅守歲》說：「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據「四十明朝過」，知這詩作於天寶十載（七五一）。這時李林甫尚在相位。杜位是李林甫的女婿，是杜甫的同族堂弟。(8)杜甫《寄杜位》原注說：「位京中宅，近西曲江。」杜甫今晚就在長安曲江西邊杜位的家裡過年，見「椒盤頌花」酒筵之盛、「喧馬」「散鴉」來賓之眾，自是一派富貴景象；又「目擊附勢之徒，見（杜）位而傴僂府仰，不勝拘束，故言不能效此拘束之態，惟有爛醉，是吾生涯而已」(9)（仇注引顧宸語）。微有感慨，卻見與杜位的關係非同一般，措辭命意，很是得體。李林甫還紅的時候，杜甫對杜位的關係和態度是這樣。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十一月李林甫病死。十二載二月，制削李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杜位是李林甫的女婿，當然在坐貶之列。上元二年（七六一）秋，杜甫從成都到青城（治所在今四川灌縣東南），得知杜位貶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縣）十年，今移江陵（今湖北江陵縣），作《寄杜位》詩說：「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游？」(10)《舊唐書·李林甫傳》載：「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自處台衡，動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所以秉鈞二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為冤。」杜甫在敲「仕進之門」時曾慘遭李林甫的暗算，因此對他不僅「側目」，而且「破膽」（「破膽遭前政」）。至於他死後為「國忠誣構」，杜甫是不是也同「天下」人一樣「以為冤」呢？不得而知。不過，《寄杜位》這首詩寫得很有感情，詩人對李林甫的女婿坐貶十年尚不得回長安的悲慘遭遇倒是很同情的。末句「何時更得曲江游」後原注說：「位京中宅，近西曲江。」一想到長安曲江西邊杜位的府第，不覺神往，就想跟杜位同返長安，重遊舊地，可見他當時曾是杜位府中座上的常客，非止天寶十載那年除夕在那裡守過一次歲。
丈人歸丈人，女婿歸女婿，各有各的賬。杜甫可以不喜歡李林甫，卻並不妨礙他跟李林甫的女婿要好。——話雖這麼說，可是他到底是跟李林甫的人有瓜葛啊！指出這一點，倒不是為了要責難杜甫，只不過想藉此說明這樣一點意思：社會是複雜的，人也是複雜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像杜甫那樣出身舊家望族的士大夫，同當時整個封建上層社會本來就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何況來到京師，四處活動，急於找條出路，哪能那麼涇渭分明，不挨著這沾著那呢？社會關係複雜不怕，一時認識不清投錯了人不怕，怕的是錯往錯處去，越陷越深，直到同流合污。杜甫旅食京華的這一時期，除了跟李林甫女婿有交往，還頌揚過楊國忠，投奔過楊國忠的親信鮮于仲通。這當然不能算是什麼值得誇耀的體面事，但難能可貴的是，他不是越陷越深，而是越深入這污濁的上層社會，他的頭腦越清醒，終於寫出了像《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等這樣一些深刻揭露貴族腐朽、罪惡生活的偉大篇章來。
表明了這層意思，取得了讀者的諒解，然後再回過頭去較客觀地探索杜甫這一時期內所曾經歷過的彷徨、苦悶、追求、失望、猛省……的苦難歷程，我想，就不至於因文筆的拙劣、敘述的徑直而唐突古人了。
前面提到，杜甫在應詔退下後的第二年（天寶七載，七四八），曾獻詩韋濟說：「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他是不是很快就真的離開長安，像白鷗一樣遠泛江湖呢？不是。
杜集中有首歌詠高仙芝戰馬的《高都護驄馬行》說：「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層）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天寶六載（七四七），安西副都護高仙芝平小勃律。八載入朝。九載帶兵討石國，俘其王而歸。詩中既然有「飄飄遠自流沙至」和「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這樣的話，可見天寶八載高仙芝得勝回朝時杜甫仍在長安，並未往別的地方去。
一般地說，古代將軍的建立奇功，沒有不得力於馬的。而高仙芝的這次討伐小勃律獲勝，更是跟馬有關。《舊唐書·高仙芝傳》載：「小勃律國王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為吐蕃所制，貢獻不通。後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並（夫蒙）靈察累討之，不捷。玄宗特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為行營節度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私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又十餘日至握瑟德，又十餘日至疏勒，又二十餘日至蔥嶺。守捉又行二十餘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為三軍，使疏勒守捉使趙崇玭統三千騎，趣吐蕃連雲堡，自北谷入；使撥換守捉使賈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於吐蕃連雲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為柵，有兵八九千人。……遂登山挑擊，從辰至巳，大破之。……天寶六載八月，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師。」這次出兵征討，路途極其遙遠，要是行動緩慢，對方得知過早，備戰充分，就很難成功。兵貴神速。要想神速，在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下就只有用馬了。玄宗特敕高仙芝「以馬步萬人」前往。聖旨豈可違抗？權宜之計，就讓「步軍皆有私馬」，名義上是「步軍」，實際上已全部變成「馬軍」了。全部變成「馬軍」，趕到連雲堡決戰，尚且費時近百天。若是沒有馬，難免要在路上走一年，拖也拖垮了，還能打勝仗嗎？可見馬在這一戰役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全軍的馬尚且如此，那麼，高都護的坐騎「胡青驄」就更不在話下了。高都護奏凱入朝，京師震動。今見駿馬東來，自會引起都人的極大興趣，「走過掣電傾城知」，詩人也禁不住要讚嘆「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了。
杜甫素喜詠馬，好借馬抒懷。前幾年他的《房兵曹胡馬》說：「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當時他正信心十足，「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因此也堅信房兵曹的這匹胡馬可立邊功於萬里之外。高都護的這匹「胡青驄」如今是真的建立了奇功，主人為了報答它的「汗馬功勞」，將它從遙遠的沙漠中帶回長安，優厚而舒適地供養起來，這決非無功受祿，應該是心安理得了。可是「胡青驄」卻大不以為然。它「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生怕「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這哪裡是馬的擔心，這是壯志未酬的詩人的自白。立過大功的駿馬，尚且不甘伏櫪。要是教杜甫這樣杜絕了仕進之門、有才莫展、功名無望的寒士，從此以後，將如白鷗的遠泛江湖，那就更難甘心了！——老杜詠物，物中總有他當時的自我在。
這年（天寶八載）冬天，杜甫暫回東都，參觀了那裡的太微宮，欣賞了吳道子所作壁畫，寫作了五言長律《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11)：「配極玄都，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髮，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床。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穀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太微宮是道觀，在洛陽積善坊，供養的主神是太上老君老子李耳。老子一說姓老名聃，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曾做過周朝宮廷小官柱下史。他是個哲學家，著有《老子》，也叫《道德經》。後世宗尚黃老之說、神仙導引之術的道家，尊他為祖師爺。道教發展到北魏其名始立，奉他為教祖。到了唐代，最高統治者為了給皇族增添莊嚴神秘的色彩，又把他說成是自己的祖先；從高祖開始，直至玄宗，崇封隆祀，集三祖於一身，老子地位的崇高，真是無以復加。高宗追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不妨這麼分析，「太上」屬道教，「玄元」屬道家，「皇帝」屬皇族。如果從名實是否相符的角度考察，這諡號，該是再準確也沒有的了。因為老子在唐代具有如此無與倫比的崇高地位，所以題中把進廟去參觀叫「謁」（這「謁」字政治上的含義遠遠超過宗教信仰上的含義），詩中更是使用了大量冠冕堂皇的辭藻，所採取的體裁又是較典雅也較板滯的排律。照理，這種詩不可能寫得太好，不過杜甫的這首詩卻很出色。《杜詩鏡銓》引汪伯玉的話說：「此詩清麗奇偉，勢欲飛動，可與吳生畫手並絕古今。」稱頌難免過當，「清麗奇偉，勢欲飛動」幾字考語下得倒很中肯。「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狀廟貌的莊嚴宏大。「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寫冬日森爽印象。僅就景物描寫而論，「清麗奇偉」的特色可見。至於以稱尊追祖之意總起全詩以後，或寫實，或講史，或詠嘆，逐層鋪敘，一氣呼成，這種筆力遒勁的寫法，確乎說得上是「勢欲飛動」。排律這一形式必須連篇屬對，劣手為之，往往有臃腫、支離之病。此詩居然擺脫羈絆，舒展自如，老杜可算得是盡駕馭格律藝術的能事了。
葉燮《原詩》說：「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今試舉杜甫集中一二名句，為子晰而剖之，以見其概，可乎？如《玄元皇帝廟》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論之。言乎『外』，與內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內外界乎？將『碧瓦』之『外』，無『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氣也，是氣也，盡宇宙之內，無處不充塞，而『碧瓦』獨居其『外』，寒氣獨盤踞於『碧瓦』之內乎？『寒』而言『初』，將嚴寒或不如是乎？『初寒』無象無形，『碧瓦』有物有質，合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近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談天之辨，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相象之表，竟若有內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實相發之。有中間，有邊際，虛實相成，有無互立，取之當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昔人云：王維詩中有畫。凡詩可入畫者，為詩家能事，如風雲雨雪景象之至虛者，畫家無不可繪之於筆，若初寒、內外之景色，即董、巨復生，恐亦束手擱筆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擬而得也。又《宿左省》作『月傍九霄多』句，從來言月者，只有言圓缺，言明暗，言升沉，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若俗儒，不曰『月傍九霄明』，則曰『月傍九霄高』，以為景象真而使字切矣。今曰『多』，不知月本來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照之境多乎？有不可名言者。試想當時之情景，非言『明』、言『高』、言『升』可得，而惟此『多』字可以盡括此夜宮殿當前之景象。他人共見之，而不能知，不能言；惟甫見而知之，而能言之。其事如是，其理不能不如是也。又《夔州雨濕不得上岸》作『晨鐘雲外濕』句，以『晨鐘』為物而濕乎？『雲外』之物，何啻以萬萬計？且鍾必於寺觀，即寺觀中，鍾之外，物亦無算，何獨濕鍾乎？然為此語者，因聞鐘聲有觸而云然也。聲無形，安能濕？鐘聲入耳而有聞，聞在耳，止能辨其聲，安能辨其濕？曰『雲外』，是又以目始見雲，不見鍾，故云『雲外』。然此詩為『雨濕』而作，有云然後有雨，鍾為雨濕，則鍾在雲內，不應雲外也。斯語也，吾不知其為耳聞耶？為目見耶？為意揣耶？俗儒於此，必曰『晨鐘雲外度』，又必曰『晨鐘雲外發』，決無下『濕』字者。不知其於隔雲見鍾，聲中聞濕，妙悟天開，從至理實事中領悟，乃得此境界也。又《摩訶池泛舟》作『高城秋自落』句，夫『秋』何物？若何而『落』乎？時序有代謝，未聞雲『落』也；即『秋』能『落』，何系之以『高城』乎？而曰『高城落』，則『秋』實『自』『高城』而『落』，理與事俱不可易也。以上偶舉杜集四語，若以俗儒之眼觀之，以言乎理，理於何通？以言乎事，事於何有？所謂言語道斷，思維路絕。然其中之理，至虛而實，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間，殆如鳶飛魚躍之昭著也。理既昭矣，尚得無其事乎？古人妙於事理之句，如此極多，姑舉此四語以例其餘耳。其更有事所必無者，姑舉唐人一二語，如『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似將海水添宮漏』、『春風不度玉門關』、『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顏不及寒鴉色』等句，如此者，何止盈千累萬？決不能有其事，實為情至之語。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後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要之：作詩者，實寫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則幽渺以為理，想像以為事，惝恍以為情，方為理至、事至、情至之語，此豈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則余之為此三語者，非腐也，非僻也，非錮也，得其意而通之，寧獨學詩？無適而不可矣。」這段話講得絕妙，容我稍加發揮。
在這段議論的前面，葉燮談了詩文與理、事、情三者的密切關係，緊接著就假設有人提問說：「先生髮揮理、事、情三言，可謂詳且至矣。然此三言，固文家之切要關鍵；而語於詩，則情之一言，義固不易，而理與事，似於詩之義未為切要也。先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詩，似未可以物物也。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為至也。……而先生齗齗焉必以理、事二者與情同律乎詩，不使有毫髮之或離，愚竊惑焉，此何也？」這段議論就是針對這一提問的回答。在我看來，他經過論證最後將文藝創作過程中形象思維的「理」和意境中的「事」，也說成是一般所指客觀存在著的理和事，這雖也講得過去，總難免有偷換概念之嫌。（比如他認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等句「決不能有其事」，但又說「幽渺以為理，想像以為事，倘恍以為情，方為理至、事至、情至之語」，可見他前面所說「決不能有其事」的「事」是指客觀的「事」，後面所說「想像以為事」的「事」是指意境中的「事」。意境中的事物，即使再離奇，總是客觀事物反映在主觀上所形成的凌亂影像，就這一點而論，兩者不無關係，但嚴格地說，客觀的「事」與主觀的「事」這兩個概念的內涵是不相同的。）雖然如此，葉燮在這段話中卻獨具隻眼，指出了並解釋了詩歌創作中一種不易覺察或不易言傳的藝術特點。時賢談文藝好談形象和比興，這固然是十分正確的了。然而形象、比興俱備便是佳作麼？非盡如此。我小時聽大人說，我們那裡前清有個好作詩而苦無詩意的村夫子，曾吟成一聯道：「雨打芭蕉如擂鼓，風吹柳絮似拋球。」形象也有，比興也有，可惜唯獨沒有詩意。可見離開思想感情，離開真切感人的生活感受而侈談文藝的形象或比興，並不能解決多大問題。詩文之於所描寫的對象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葉燮所說理、事、情），一般的要求是真切（包括形象和比興的真切）。那麼，是不是一旦做到了真切，詩文的藝術技巧就達到極境了？前面引到葉燮的話恰好回答了這一提問。他主要以杜甫「碧瓦初寒外」等句為例，詳加分析，提出詩歌創作中還有一種似不真切而實極真切的藝術境地。所舉那四句杜詩，要是出現在初學者的作文本上，判卷者根據邏輯、語法、修辭的種種規律，很可能給一個「文理不通，用辭欠當」之類的批語，一笑了之。然而在杜集中，卻被後人看作絕妙的佳句。這倒不是出於對「詩聖」的盲目崇拜，而是表明在藝術創作的造詣上確乎存在不真切—真切—似不真切而實真切的三種境地。絕大多數絕妙好辭多屬於第二種境地（但不能說凡是真切的都是絕妙好辭）。屬第三種境地的不多，由於不易覺察或難於言詮，往往得不到知音相賞；即使偶得知音，惜「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擊節者難免遭主觀、唯心之譏。例如詩中的「木葉」一辭，妙悟者以為有「木」便平添枯槁蕭瑟之感；質樸者則認定「木葉」即「樹葉」，並無他義，所感云云，純屬主觀。可見對於第三種藝術境地，人們不一定不能感知，但的確難以做出恰當的解釋。
《滄浪詩話·詩辨》說：「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嚴羽主妙悟：「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他詩歌理論中的主觀唯心主義傾向是很明顯的，不過，他對詩歌藝術還是有所領悟，一些具體的感受雖然講得玄一點，也不是毫無道理。前幾年我曾戲為《動物園雜韻十章》，其七詠羚羊說：「羚羊掛角跡難尋，此義滄浪妙悟深。我欲從君參聖諦，奈何君亦不知音。」此於種種談詩妙論頗有微詞，並無唐突滄浪之意，只嫌他能「妙悟」而不能確解。葉燮則異於是。他既能調動自己豐富的生活體驗去領悟詩人某種「味在甜酸之外」的奇妙感受；又能借仗反覆辯難的方法，頗透闢地詮釋這種藝術的奧妙在於：借某一似是而非的形象或感受（如「碧瓦初寒外」的「碧瓦」、「月傍九霄多」的「多」）表此時此境另一種不易言傳的微妙感受。比如他說：「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碧瓦初寒外』）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相象之表，竟若有內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實相發之。」這感受不是很微妙，這詮釋不是很有說服力嗎？杜甫之前，謝靈運的名句「池塘生春草」也妙就妙在「劃然示我以默會相象之表」，使讀者強烈地感受到一股清新而微帶哀傷的春天氣息。不然，光就字句的表面意思而論，這又有什麼美妙的呢？可見這種借粗略而平凡的形象或情事表達精美感受的寫法早就有了。不過，到了杜甫手裡，這類表現手法就越來越熟練越自覺了。
錢謙益以為唐自追祖老子，見像降符，告者不一，玄宗篤信而崇事之，老杜作此詩以為諷諫：「『配極』四句，言玄元廟用宗廟之禮，為不經也。『碧瓦』四句，譏其宮殿逾制也。『世家遺舊史』，謂《史記》不列於世家。開元中敕升為列傳之首，然不能升之於世家，蓋微詞也。『道德付今王』，謂玄宗親注《道德經》乃置崇玄學，然未必知道德之意，亦微詞也。『畫手』以下，記吳生畫圖，冕旒旌旆，炫耀耳目，為近於兒戲也。《老子》五千言，其要在清靜無為，理國立身。是故『身退』則周衰，『經傳』則漢盛，即令『不死』，亦當藏名『養拙』，安肯憑人降形，為妖為神，以博世主之崇奉也？『身退』以下四句，一篇諷喻之意，總見於此。」
毛先舒針對錢箋反駁道：「此篇舊說皆屬諷刺，不知詩人以忠厚為心，如明皇失德致亂，子美於《洞房》《夙昔》諸作，及《千秋節有感》二首，何等含蓄溫和。況玄元致祭立廟，始於唐高祖，歷世沿祀，不始明皇。在洛城廟中，又五聖並列，臣子入謁，宜如何肅將者。且子美後來獻三大禮賦，其朝獻太清宮，即老子廟也，賦中竭力鋪張。若先刺後頌，不應自相矛盾若此。」楊倫引此，並加以肯定說：「此論可一空前說。」毛先舒認為此詩不當如錢謙益所箋釋的那樣是對明皇追祖老子的公然諷刺，這是不錯的。但也很難說他決不可能「先刺後頌」。他後來不是「先頌後刺」了楊國忠麼（詳後）？雖說這二者之間有君臣之分，以及「先刺後頌」和「先頌後刺」的不同，可見在他還是可以「自相矛盾」的啊！要知道，即使是像杜甫這樣所謂「以忠厚為心」的人，我們也很難擔保他自始至終，從裡到外，總是處在「無差別境界」，總是不產生任何良知與世故、封建觀念與現實認識的矛盾的。
比較起來，還是浦起龍說得好：「『配極』四句，亦似巨典，亦是悖禮。『碧瓦』四句，亦似壯觀，亦似逾制。『蟠根』『奕葉』，亦似綿遠，亦似矯誣。『遺舊史』，亦似反挑，亦似實刺。『付今王』，亦似同揆，亦似假託。紀實處，亦似尊崇，亦似涉戲。『穀神』『何鄉』，亦似呼吸可接，亦似神靈不依。而讀去毫無圭角，所以為佳。錢箋語語指斥，意非不是也。但學者不善會之，偏在譏刺一邊看去，則失之遠矣。蓋題系朝廷巨典，體宜頌揚。非比他事諷諫，尚可顯陳也。」所謂「亦似」，就是說像這又像那，總之教人把握不住：看看錢箋，句句有根據，豈非諷諫？想想毛說，老杜確乎「忠厚」，也較「封建」，難道真敢如此放肆？且不管作者主觀意圖如何，既然作品能令人感到唐王朝最高統治者尊李耳為始祖一事未免荒唐，詠嘆之間不無諷意，這就顯示出這篇詩歌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了。要知道，優秀作品的客觀意義，往往是大於作家的主觀認識的。
康駢《劇談錄》載，東都玄元觀壁上，有吳道子畫五聖真容，及《老子化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詩中原註：「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即指此。吳道子是陽翟（今河南禹縣）人。少時孤貧。相傳曾學書於張旭、賀知章，未成而罷；改習繪畫，不到二十便有成就。曾在韋嗣立處當過小吏，又做過兗州瑕丘（今山東兗州縣）縣尉。浪跡洛陽時，唐玄宗聞其名，任以內教博士，改名道玄，在宮廷作畫，後官寧王友，乾元初尚在。擅長佛教、道教人物畫，遠師南朝梁張僧繇，近學張孝師，筆跡磊落，勢狀雄峻，形象生動而有立體感。長於畫壁，在長安、洛陽兩地寺觀作壁畫三百餘間，情狀都不相同。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說他「因寫蜀道山水，始創山水之體，自為一家」。又傳於大同殿壁畫嘉陵江三百餘里山水，一天就畫成了。他隨張旭學書雖未有成，也多少受其影響。張旭好酒後作草書，吳道子繪畫前也必定要酣飲。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草書大進，吳道子觀裴旻將軍舞劍而畫若有神，據說是「觀其壯氣，可助揮毫」。一作書，一作畫，他們都是很重氣勢的。吳道子在長安興善寺畫中門內神，觀者如堵，畫神像頂上的圓光時，不用尺度，「立筆揮掃，勢若風旋」，觀者喧呼，驚動坊邑，其氣勢之盛、技藝之精可見。所以蘇軾說：「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王維吳道子畫》）又說：「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東坡題跋·書吳道子畫後》）吳道子的作品多不傳（今傳《送子天王圖》多認為是後人學其風格所繪製）。《邵氏聞見後錄》載：「鳳翔府開元寺大殿九間，後壁吳道玄畫，自佛始生、修行、說法至滅度，山林、宮室、人物、禽獸數千萬種，極古今天下之妙。如佛滅度，比丘眾躃踴哭泣，皆若不自勝者。雖飛鳥走獸之屬，亦作號頓之狀。獨菩薩淡然在旁如平時，略無哀戚之容。豈以其能盡死生之致者歟？曰畫聖宜矣。其識開元三十年雲。今鳳翔為敵所壞，前之邑屋皆丘墟矣。」蘇軾是見到這壁畫的，前面引到的那首詩說：「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寫的就是這大型壁畫中佛說法的場面。由此可見吳道子所作表現佛經神變故事的「變相」，規模宏大，人物眾多，是很有氣魄的。太微宮吳道子所作「五聖真容」，杜詩說是「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髮，旌旆盡飛揚」，想是把五代皇帝挨個畫在一起，人物眾多，場面很大，不見得有什麼情節。另一幅畫的是《老子化胡經》中的故事，肯定是有情節的道教「變相」。那麼，不妨從蘇軾所描述的吳道子的那幅佛教變相中去揣想這幅「丹青絕妙，古今無比」的道教變相壁畫的規模和風貌。杜甫早年在江寧見到瓦棺寺顧愷之維摩詰變相到老印象猶新。這次他看了當代藝術大師吳道子的五聖圖和老子化胡變相，備加讚賞，又特意加注點明，可見他對壁畫藝術的愛好。吳道子有「畫聖」之稱，他與「詩聖」杜甫同時，又都跟韋嗣立一家有舊（杜甫與韋嗣立的兒子韋濟關係很深，吳道子曾經在韋嗣立處做過小吏），但不知他倆熟不熟。
四 獻三大禮賦的前前後後
天寶九載（七五〇），杜甫這年三十九歲，又從洛陽來到長安。春天，作《贈翰林張四學士垍》(12)。張垍是名相張說的次子，與兄張均都能文，父親居相位時，他倆就開始掌制誥。張垍是玄宗女兒寧親公主的駙馬，深受恩寵，特許在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曾賞賜珍玩不可勝數。當時張均也一同供奉翰林院。張垍常以所賜向哥哥炫耀，張均開玩笑說：「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天寶中，玄宗有意用張垍代陳希烈為相，後因楊國忠從中作梗，未成。（張均也有此意，同樣失望了。）天寶十三載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入朝，自以為破奚契丹立功，求帶平章事。楊國忠認為他「眼不識字」，若入相，「恐四夷輕」，就沒有同意他的請求，只加封他為左僕射。後安祿山還鎮，命高力士餞於滻坡。高力士送走安祿山回宮，玄宗問安祿山高不高興。高力士答道：「觀其深心鬱郁，必伺知宰相之命不行也。」玄宗將這事告訴了楊國忠，楊國忠說：「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所告。」玄宗很生氣，就把張垍三兄弟都放逐了：張均為建安太守，垍為盧溪郡司馬，張埱為宜春郡司馬。就在這一年中，張垍又被召還，遷為太常卿。安祿山亂起，兵臨長安，玄宗奔蜀。到了咸陽，玄宗對高力士說：「昨日蒼黃離京，朝官不知所詣，今日誰當至者？」高力士說：「張垍兄弟，世受國恩，又連戚屬，必當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為祿山所器，必不此來。」玄宗說：「事未可料。」這天房琯到了，玄宗大為高興，因而問及張均、張垍。房琯說：「臣離京時亦過其舍，比約同行，均報云：『已於城南取馬。』觀其趣向，來意不切。」後來這兩兄弟果不其然當了安祿山的偽官：張均為中書令，張垍與陳希烈也當了宰相。兩京收復後張垍按律當斬，只因唐肅宗跟他有交情，特免死，長流嶺表。張均處死。（參看第八章第六節）
張垍後來的表現很不好，當時也不盡善。魏顥《李翰林集序》說：「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為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制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以張垍讒逐，游海岱間。」唐中書省有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中書舍人是很清貴的要職。李白在長安時，張垍正是以中書舍人供奉翰林。魏顥是李白的崇拜者，曾「不遠命駕江東訪白」，「白相見泯合」，並以後事相托。(13)他跟李白的關係很密切。序中所述李白「以張垍讒逐」的事，很可能是直接從李白本人那裡聽來的，是比較可信的。舊時代舊官場忌才進讒的事雖屢見不鮮，無足為奇，到底是小人的行徑。張垍對李白若真有此舉，他人品的卑下可知了。
杜甫贈張垍的這首五言排律，前面大段文字，就是稱讚對方位高勢大、才華出眾、寵遇無比；除了開頭「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凕。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幾句用事貼切，較有藝術性外，並無多大意義。末六句「無復隨高鳳，空餘泣聚螢。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倘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則可稍作探討。
「無復」句以鳳集高梧喻張垍身居禁中難再攀附。既說「無復隨」，可見曾經是追隨過張垍的。「空餘」句用晉代車胤家貧勤學夏月囊螢照讀書事，喻自身的不得志，惟有螢窗暗泣而已。《杜臆》說：「此刻意之作，人多草草看過。如『高鳳』『聚螢』，本不用人名車胤事，一經評註點染，竟為白璧之瑕。垍官翰苑，又宅禁庭，如鳳翔千仞，無復可隨，而空泣聚螢耳。公在秦州贈薛三、畢四詩云：『官忝趨棲鳳，朝回嘆聚螢。』知其必有所出。今以臆解之：螢之為物，弱質不離腐草，微光難近太陽，故以自比。而兩處俱作囊螢解，則兒童之見也。」王嗣奭的解釋有可取的地方。不過此處的「聚螢」仍當理解為用車胤事，與上句聯繫起來看，意思是悲嘆自己不能像張垍那樣接近皇帝，只得過寒素的讀書人生活。「此生」二句自嘆垂老無成，到處漂泊。《魏氏春秋》載嵇康寓居河內山陽，與王戎、向秀同游，向秀後作《思舊賦》。末二句用此典故，意在表明詩人與張垍有舊（另一首《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桃陰想舊蹊」，也表明二人有舊），希望他對贈詩求汲引之意有所領悟。了解了他倆的關係和贈詩的意圖，再回過頭去看前面那一大段對張垍的稱頌之辭，不是有意無意地在暗示：像您這樣通天的大人物，若念舊情，稍加提攜，我不是就平步青雲了嗎？杜甫另有《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14)張垍為太常卿在天寶十三載（七五四）。這詩當作於這年。這詩後段說：「適越空顛躓，游梁竟慘淒。謬知終畫虎，微分是醯雞。萍泛無休日，桃陰想舊蹊。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顧深慚鍛煉，才小辱提攜。檻束哀猿叫，枝驚夜鵲棲。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仇兆鰲解釋說：「適越游梁，浪遊之跡。知同畫虎，謂召試不遇。分等醯雞，謂抱道不行。萍蹤無托，而回想舊居。以張公吹噓之後，騰躍終沮也。從此碧海無涯，青雲難上矣。雖蒙顧遇提攜，亦自愧才疏未煉耳。哀猿驚鵲，困窮莫訴。陪獵釣溪，終望張之見引也。」可見在前次贈詩之後，張垍也確曾「吹噓」「提攜」過杜甫。天寶十載杜甫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張垍很可能為促成這事在暗中使過勁（說詳後）。揚雄侍從漢成帝遊獵，作《羽獵賦》。「幾時」句即用此典故比喻張垍為侍從。周文王因獵得遇太公。《尚書大傳》載：「文王至磻溪，見呂尚，拜之。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十道志》：「櫟陽（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境）有釣璜浦。」陪羽獵而指璜溪，老杜不惟望張垍終能汲引，且以晚遇文王的呂尚自居。(15)窮愁潦倒，仍不忘「竊比稷與契」「致君堯舜上」的大志，這種為實現理想而堅持不懈的奮鬥精神，足可與李白媲美。為了「濟蒼生」（《梁園吟》）、「安黎元」（《書情贈蔡舍人雄》），李白曾一再宣稱他要像呂尚那樣「一舉釣六合」（《鞠歌行》），「釣周」（《留別於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後來他應召入京，正想大展鴻圖，不意遭讒見放；雖然這樣，他還是以呂尚等大器晚成的古人自勉：「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行路難》其一）；「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壯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梁甫吟》）。可見李、杜不甘沉淪，總是想做一番大事業。李白遍干諸侯，希求汲引，觀其《與韓荊州書》《上安州裴長史書》等，諛人、自炫，言辭無所不用其極，令人讀之生厭。杜甫贈韋濟、張垍諸詩亦然。干謁請託是當時風氣，因此應看到他們為世俗頹風所沾染、難免庸俗的一面；但也應同時看到，在他們熱衷於仕進的追逐中，確乎有一點用世的真忱在。
天寶十載（七五一）正月，玄宗祠太清宮、太廟，祀南郊。杜甫時年四十歲，在長安，作三大禮賦，投延恩匭以獻。(16)《進三大禮賦表》說：「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群而處，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傑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浸廣，捲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臣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表。」這表寫得不算很出色，卻有史料價值。老杜在表中先回顧了早年的漫遊，又提到了當時窘迫的生計。他後來有些詩句寫到他在流寓地採藥、種藥的事，可見他從寄旅長安時開始，就靠賣藥補貼部分家用了。口裡說：「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傑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他心裡何嘗忘記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的那次舉進士不第，忘記天寶六載（七四七）的那次應詔而退。當著皇帝，他當然「不敢依違，不敢激訐」，只能自認「愚頑」，表示「知分」。但是，他的憤懣、抱屈之情，仍然隱隱約約地從字裡行間流露出來，為熟悉他當時惡劣心境的讀者所覺察。
杜甫獻賦所投的延恩匭創始於武后時。《資治通鑑》卷二百三載：「（垂拱二年，三月，）太后命鑄銅為匭：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秘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胡三省註：「識官，猶今之保識。」這就是說投匭必須先找熟識的官員作保，不是隨便可以投得的。當年孟浩然舉進士不第後曾寫詩說：「欲隨平子去，猶未獻《甘泉》。」（《題長安主人壁》）又說：「十上恥還家，徘徊守歸路。」（《南陽北阻雪》）可見他當時真獻過賦，只是仍無結果罷了。孟浩然獻賦，投的也當是這延恩匭。
杜甫應詔而退，只得干謁權貴以求汲引，仍無效，惟有投匭獻賦直接向皇帝呼籲一法了。他所獻三賦為《朝獻太清宮賦》《朝享太廟賦》《有事於南郊賦》。《朝獻太清宮賦》說：「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諭，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明年孟諏，將攄大禮以相籍。」這事和有關情況《資治通鑑》卷二一六記之甚詳：「（天寶九載，八月，）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后。』事下公卿集議。集賢殿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元魏後）、介（後周后）、（隋後）公；以昌為左贊善大夫，包為虞部員外郎。冬，十月，庚申，上幸華清宮。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舍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既然天下太平，萬事大吉，皇帝就得感謝天地，感謝他的始祖老子和歷代祖宗，這就引出天寶十載同時行三大禮的事來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既然迷信陰陽五行之說，又尊道教慕長生，那麼，上自宰相，下至處士、山人，為了討好主子，博取恩寵，就不惜弄虛作假，胡扯瞎編，或割愛施捨，故作虔誠。玄宗在前期還想有所作為的時候，頭腦還是清醒的。比如開元十三年四月，他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他說：「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又同年九月，他對宰臣說：「《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此後州縣不得更奏祥瑞（見《資治通鑑》卷二一二）。後來他年紀大了，又沉湎於聲色犬馬，迷戀著帝王生活，就越來越怕死，越來越感到精神空虛，於是就只好乞靈於宗教迷信，相信起鬼神來了。《資治通鑑》卷二一四載：「太常博士王璵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開元二十五年）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好祀神鬼，故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儒家重視祭祀，看作賴以鞏固封建統治的禮的一部分，但反對淫祀和巫覡之類的迷信活動。王璵搞的那一套已類乎巫覡，所以作為儒家正統的「習禮者羞之」。玄宗不僅不「羞之」，反而「悅之」，可見他由於生活上的腐化、精神上的崩潰導致政治上的昏庸，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了。走「終南捷徑」可得官，習道舉可得官（陳希烈就以講老莊得進，後來竟做了宰相），如今又多了條「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的得官門路。皇帝的昏庸，助長了投機取巧的歪風邪氣。發展到了天寶九、十載，更是花樣翻新，愈演愈烈，這就無怪乎要出現「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的高潮，無怪乎處士崔昌竟以妄議五行而得官，學士衛包也因謊報星象而晉爵了。三大禮將朝獻太清宮（即祭長安的老子廟）置於朝享太廟（祭李唐王室真正的祖宗）和合祭天地之上，這倒不是因為玄宗真的敬重他的這位干始祖公，而是因為在他愚昧的心目中，這位一再「顯聖」的干始祖公是唯一能保佑他長生不老、永享鴻福的法力無邊的活神仙，必須首先頂禮膜拜。
你要是了解了三大禮舉行的根由，懂得了當時投皇帝的所好易於得官的訣竅，同時還注意到杜甫干求過的老熟人張垍的哥哥張均在那場「玄元皇帝」顯靈的鬧劇中充當了求「妙寶真符」的重要角色，就難免會閃過這樣一個念頭：杜甫這次投匭獻賦的時機實在是選擇得太妙了，興許有懂行的高明在後面替他出謀劃策呢。可能是我想入非非了，我總覺得，在杜甫當時的那班熟人中，最有條件在這方面對他加以點撥，甚至出面來為他的投匭當保人的，似乎沒有誰超得過張垍兄弟的了。在那樣的社會裡，能要求杜甫這樣長期受壓抑、眼看即將被湮沒的有志之士，白白地錯過有利時機，不做任何努力麼？能忍心責怪他沒頂住歪風邪氣，也跟著投機取巧之徒跑了麼？
時機選擇得好，所進的賦又正對皇帝的胃口，杜甫這一炮總算是打響了：「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新唐書·杜甫傳》）集賢院即集賢殿書院。集賢殿原名集仙殿，前已提到此殿在開元十三年由玄宗改名。其後杜甫寫的《進封西嶽賦表》說：「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罪於集賢。」即指其事。因獻賦驚動了皇帝，居然得到「命宰相試文章」的恩典，對於長期仕途鬱郁不得志的士子來說，這無論如何是個成功，是件令人振奮的大事。後來詩人流落西蜀，沉淪使府，為輕薄少年所侮，賦《莫相疑行》以抒憤，曾感慨系之地提到此事說：「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饑寒趨路旁。」足見他很以自己有這一段不尋常的際遇而自豪。
這事前前後後的大致情況，在他此後不久所作《奉留贈集賢院崔於二學士》詩中有所反映：「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氣沖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路，隨水到龍門。竟與蛟螭雜，空聞燕雀喧。青冥猶契闊，陵厲不飛翻。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崔學士是吳郡人崔國輔。開元十六年後幾年孟浩然游越時他正在做山陰縣尉。(17)《唐詩紀事》說他「明皇時應縣令舉，授許昌令，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郎。坐王近親，貶晉陵郡司馬」。戶部侍郎、御史大夫、京兆尹王坐叛逆案賜自盡在天寶十一載四月。崔國輔貶晉陵郡司馬當在這年四月王事發後不久。據此可斷定這詩當作於天寶十一載四月以前。詩中既著重在回顧獻三大禮賦事，而天寶十一載並未舉行三禮，那麼，可進一步斷定《新唐書·杜甫傳》中關於獻三大禮賦在天寶十三載的記載實誤，黃鶴改訂於十載至確。崔國輔也是詩人，他流傳下來的詩篇，不少寫水鄉風情，其中最出色的要算是《從軍行》了：「塞北胡霜下，營州索兵救。夜裡偷道行，將軍馬亦瘦。刀光照塞月，陣色明如晝。傳聞賊滿山，已共前鋒斗。」惺惺惜惺惺，他應該理解杜甫，賞識杜甫。於學士是於休烈，開元初中進士，自秘書省正字累遷集賢殿學士，轉比部員外郎。據《唐六典》載，集賢殿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學士的品秩雖然高低不等，但都是侍從皇帝飲宴賦詩的清要官職。這首詩末後有原注說：「甫獻三大禮賦出身，二公嘗謬稱述。」黃鶴說：「崔、於二學士當是試文之官。」浦起龍不同意：「愚謂不然。玩詩中『倚風』『隨水』等句，殆由召試不遇，意將辭別而歸。二學士特集賢院長耳。」其實浦說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一、杜甫回憶當時應召試文的情形說：「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又，這詩說：「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帝王世紀》載：「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周代以春官掌邦禮（見《周禮》春官宗伯）。武后時曾一度改禮部為春官。世因稱禮部官為春官。這裡的「春官」實指集賢學士。(18)仇注引《杜臆》：「『驗討論』，謂考驗其文詞所自出，故赴試者語必典雅。」（此條今本不存）據此可知杜甫當時應試的地點是在宰相們辦公的政事堂（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中書堂」即指此），考試的題目是當時的宰相李林甫、陳希烈他們出的，集賢院眾學士都臨場監考，並授權考校文字，評議優劣。據贈詩末二句「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和原注「甫獻三大禮賦出身，二公嘗謬稱述」，知崔、於二位是在「觀我落筆中書堂」的「如堵牆」的眾「集賢學士」之內；他倆作為「驗討論」的「春官」，對獻賦「出身」的杜甫是「嘗謬稱述」的。杜甫如今召試不遇，將東歸洛陽，為了感謝他倆的稱許美意，特賦詩留贈。這也是很自然、很合乎情理的。那麼，黃鶴說他倆「當是試文之官」，又有什麼不對呢？二、改名後的集賢殿書院第一任院長是宰相張說，副院長是右散騎常侍徐堅，此後成為定製，院長一律由有「學士」銜的宰相兼任，副院長由常侍之一兼任（詳本章注〈18〉）。崔國輔是直學士，貶晉陵郡司馬以前最高只做到從六品上的禮部員外郎。於休烈最高也只做到從六品上的比部員外郎。這官職是從集賢殿學士「轉」來的，轉官一般官階不動。可見他在集賢殿時怎麼也到不了五品，沒資格當學士；他的學士不過是直學士的泛指罷了。杜甫贈詩題中將他排在崔國輔之後，就是明證。他倆連學士都沒當上，怎能當只有宰相和常侍才能擔任的集賢殿書院正副院長呢？浦起龍說「二學士特集賢院長耳」，只是強不知以為知，不足信。
贈詩首二句「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開門見山，表明這次投匭獻賦只是出於不得已：多方碰壁，日暮途窮；延恩匭既為「凡懷才抱器，希於聞達者」（《唐六典》）而設，就顧不得冒「驚駕」的風險，將希望寄托在這孤注一擲了。
「氣沖星象表，詞感帝王尊」(19)，也就是「往時文采動人主」（《莫相疑行》）的意思，是說三賦幸得「通天」，為玄宗所賞識。三大禮賦寫得頗典雅，稍嫌板滯，但也不乏文采。例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20)（《朝獻太清宮賦》）、「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朝享太廟賦》）、「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荊門巫峽；玉帛清迥，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有事於南郊賦》）等等，都是些很漂亮的駢辭儷句，若與初唐諸名家手筆相較，毫不遜色，文風也很接近。(21)不過，在我看來，「動人主」的不只是「文采」，主要還是賦獻得及時，內容也深獲「聖心」。崔昌談五行，衛包言星象，本是極其荒誕不經的事，《朝獻太清宮賦》一上來追原行三大禮的因由，卻冠冕堂皇地加以肯定說：「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諭，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明年孟諏，將攄大禮以相籍。」即使要行大禮，按照封建祀典的常規，只須「朝享太廟」以祭祖，「有事於南郊」以合祭天地就足夠了。如今不但要「朝獻太清宮」以祭老子，還要將這一大禮放在首位，能說這符合「革弊用古」的精神嗎？作者不一定沒意識到這一點，不過，為了討皇帝喜歡，卻借所謂「天師張道陵」（實指太清宮的道官）的口，引經據典地誇獎皇帝能釐正祀典說：「今王巨唐，帝（指玄元皇帝老子）之苗裔。……至於易製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臣道陵等，試本之青簡，探之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氏；好問自久，宰我同科於季康。取撥亂反正，乃此其所長。」案《禮記·曾子問》載：「孔子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吾聞諸老聃。」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宰我，《孔子家語》載季康子都問過孔子關於五帝之德的事。仇兆鰲說：「夫子聞老氏，見聖祖當尊。宰我問帝德，見歷代宜辯。撥亂反正，指祀典之禮言，即所云『易製取法』也。」這解釋大致不差。至於《朝享太廟賦》寫祭畢推恩，澤被眾生，感及人物：「福穰穰於絳闕，芳菲菲於玉斝。沛枯骨而破聾盲，施夭胎而逮鰥寡。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有事於南郊賦》推崇玄宗能振興唐祚：「插紫極之將頹，拾清芳於已缺。爐之以仁義，鍛之以賢哲。……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契」，更是極盡歌功頌德的能事。正當需要為舉行不合古制的三大禮大造輿論的時候，居然有人自動獻上這麼三篇洋洋灑灑、振振有詞而又頗富文采的賦來捧場，這怎教玄宗不喜出望外，不深表讚賞而特命待制集賢院以張揚其事呢？處士崔昌以議五行而得官，從獻賦之初的受重視看，杜甫也並非毫無發跡的可能啊！朱鶴齡說：「玄宗崇祀玄元，方士爭言符瑞，又信崔昌之議，欲比隆周、漢，不知淫祀矯誣，慚德多矣。三賦之卒章，皆寓規於頒，即子云風羽獵、甘泉意也。公詩云：『賦料揚雄敵』，豈虛語哉？」揚雄字子云，年輕時以辭賦見稱，被召入宮，侍從漢成帝祭祀遊獵，作《甘泉》《羽獵》《長楊》《河東》四賦以歌頌漢朝的聲威和皇帝的功德。後人艷稱揚雄寓諷於賦，這是真的嗎？且看他本人的答覆吧。「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法言·吾子》）所以他後來對自己的「少而好賦」很後悔，說這不過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同上）。《漢書·藝文志》也說：「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罹讒憂國，皆作賦以風（諷），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諷）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他本人不承認，東漢人也不認為他的賦里真寓有諷喻，後人怎可平白無故地拔高其辭賦的思想意義，怎可主觀主義地認為杜甫「三賦之卒章，皆寓規於頌，即子云風羽獵、甘泉意」呢？對於玄宗的種種荒唐行徑，杜甫即使有所腹非，但鑒於他當時求官心切，唯恐「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是不大可能，也不敢表露於口頭筆底的。如果真「寓規於頌」，也不過是「諷一而勸百」，在玄宗這種為神仙、女色弄得神魂顛倒、昏聵不堪而又好大喜功、愛聽奉承的皇帝眼裡，那吞吞吐吐、似是而非、模稜兩可的一「諷」，還甚至會被誤認為一「勸」。那麼，從實際效果上看，這哪裡是「諷一而勸百」，簡直是「勸百而加一」了。試問：這豈不是多此一舉，弄巧反拙了嗎？——我不是在這裡忽發狂言，故作驚人之筆，而只是想藉以說明那些好心的「寓規於頌」論者，欲揚而實抑，適得其反罷了。
「倚風遺路，隨水到龍門」，緊接「天老」二句之後，大意是說雖然參加了宰相出題、學士判卷的考試，可惜未遇而退。《左傳》僖公十六年載：「六鷁退飛過宋都。」「鷁」或作「」。為什麼要退飛呢？《昭明太子啟》說：「鷁路頹風」，是遇到了逆風的緣故。傳說鯉魚跳龍門，跳過的化龍，跳不過的曝腮點額而退（見《三秦記》）。「隨水」句即用此典故；與上句合看，不是明顯地表示他這次仍然是「曝腮點額而退」了麼？
「竟與蛟螭雜」，意謂這次待制集賢院，廁身於諸學士之間，有如魚龍混雜。這是自謙的話。《史記·日者列傳》有「鳳皇不與燕雀為群」的話。古人多以「燕雀」喻小人。「空聞燕雀喧」，喻三大禮賦予這次應試所作詩文遭小人妄議。詩人對崔、於二學士的「稱述」感激莫名，必然對反對意見要耿耿於懷了。
「青冥猶契闊，陵厲不飛翻」，承上意，慨嘆因小人信口雌黃而終於不得青雲直上、飛黃騰達。他後來的《進封西嶽賦表》說：「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罪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可見這次應試的唯一收穫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換句話說，就是給了他一個交政府備案、准許參加候缺選官的資格。這當然會使他大失所望，就難免有青冥契闊之嘆了。
最後一段意思比較明顯，大致是說，不能奮起入朝，只好引退還鄉；但「待制集賢院」這一段短暫的生活，和二位的「稱述」之恩，卻令我難以忘懷；「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贈詩後不久，他大概又一度回洛陽故居去了。(22)
從以上的剖析中，可窺得杜甫從獻賦到召試不遇全過程的梗概。既然皇帝對杜甫「聖眷甚隆」，而且所作「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的決定也極其鄭重，非同小可，為什麼折騰了半天，最後連個起碼的實缺也沒撈到手呢？看起來，問題就出在「命宰相試文章」這幾個字上面。當時的左相是陳希烈，右相是李林甫。當權的是李林甫，陳希烈凡事都聽命於李林甫。這時陳希烈雖已與李林甫為敵，但無關緊要的事還得依著他。因此，即使這次皇帝沒派李林甫當主考官，對於杜甫命運的窮達通塞，他照樣能起決定性的作用。上次（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他因素忌文學之士，又怕來自下層的士子「泄漏當時之機」，就在暗中搗了個鬼：「試如常例」之後，卻一個也不錄取，還一本正經地「送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詳第五章）。杜甫就是上次那些倒霉的落第者中的一個，沒料到冤家路窄，如今又得到皇帝「再降恩澤」的良機應試來了。那麼，那位「口蜜腹劍」的宰相，既然早已宣稱「野無遺賢」，這次就勢必不會容許他得中高科了。似乎杜甫也多少意識到李林甫的存在很不利於他的仕進，三賦中凡是直接或間接涉及他的地方，話說得很謹慎，甚至還不惜謬加稱頌，如「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契」（《有事於南郊賦》），雖不是專夸李林甫猶如古代的賢臣稷和契，既然是全稱肯定，自然包括玄宗即位至今這整整四十年中執政近二十年的右相李林甫在內啊！在《朝享太廟賦》中，辭賦家還特意安排李林甫和左相陳希烈出場向皇帝致頌辭：「於是二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淳樸登。尚猶日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你看這二位丞相儀態何等的雍容，言辭何等的得體！借二相之口頌揚的雖是「元首」的「勤恤匪懈」，而「股肱」的輔佐之功，不是也不言而喻了嗎？(23)可見杜甫的這次召試不遇，並不是因為他行文、說話之間不當心，無意中在什麼地方冒犯了這個權奸，也不見得他跟這權奸個人之間存在什麼矛盾，倒很可能取決於這權奸這樣一個政治上的考慮：決不能讓他高中，決不能承認上次落第者之中還有可選拔的「遺賢」，決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要是當初玄宗見賦一高興，當即賞杜甫個閒官散職，就像一採納了處士崔昌廢二王后的建議便任命他為左贊善大夫一樣，不是就沒有這一番波折了嗎？不過，說句公道話，李林甫固然忌才，唐玄宗也未必真愛才。不然，這兩次考試都是他親自做出的決定，上次給李林甫弄了手腳，這次又給胡亂地打發過去了，他就不覺得可疑，不來稍加過問麼？「漢皇重色思傾國」，他哪裡還顧得上重才、思賢？即使一時興起，偶爾也下詔選士，只不過是做做姿態，廉價地沽「明君」之名、釣「好德」之譽罷了。求賢詔是下了，收買人心的目的已達到了：「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杜甫不就是這樣看的麼？可見群眾反應不壞。至於取誰不取誰，還是通通不取，其中有無弊病，自有宰相和主管官員負責，他也就樂得不聞不問了。——能說這是真愛才嗎？
誠然，唐玄宗心裡並不真愛才，不過他既已對杜甫所獻三賦表示大為欣賞，而且來了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的大動作，按常情，這考試也不過是走走過場，是不難通過的。更何況「謬稱三賦在」，用封建「歌德派」的眼光衡量，這三賦確乎寫得「隊伍謹嚴，詞華典贍」（仇兆鰲語），據說還能「寓規於頌」，很見功力，加之集賢學士中又有張垍兄弟、崔國輔、於休烈這樣一些大力「提攜」「吹噓」他的人，要不是這事直接跟李林甫的陰謀政治有牴觸，李林甫不得不從中作梗，那麼，在杜甫獻賦得到皇帝的誇獎之後，哪個小人敢跳出來鼓譟、唱反調？「竟與蛟螭雜，空聞燕雀喧」，這些集賢院裡瞎嚷嚷的「燕雀」，想必跟那些用來教訓諸諫官的「立仗馬」差不多（李林甫曾召集諫官們訓話，要他們學那些給皇帝上殿排班的「立仗馬」的樣，只要不瞎叫，保證能「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都是李林甫養著的，主子一聲吆喝，教它們出來起鬨，它們敢不遵命？讓杜甫入選得官，這是萬萬不可以的。把他一筆抹殺，總得顧全點皇帝的臉面。那麼，好吧！跟他耍個花招，「送隸有司，參列選序」，這不就兩全其「美」，把難題兒給對付過去了？——這種上下其手處事的鬼點子，恐怕只有「柔佞多狡數」的李林甫才想得出來。果真是這樣，那麼，作於稍後的《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中所說「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就當兼指前後兩次應試不遇而言了。仇兆鰲在這兩句詩後加按語說：「公初應詔而見黜，後以召試而仍棄，皆林甫為之。」這理解是對的。細味《進封西嶽賦》中「再降恩澤」一語，最明顯的含義固然是表達了對玄宗施恩的感激之情，但似乎也含有「再次失望」的潛台詞。他對兩次來自李林甫的重大打擊，心裡是明白的啊！
古今諸家杜甫年譜，多將杜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的事訂於天寶十載（七五一），將「命宰相試文章」和「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的事訂於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可商榷。愚意以為，玄宗行三大禮都在十載正月，杜甫獻三賦，當在此後不久。玄宗奇之，既「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這年才開始不久，有的是時間，而且考的只是杜甫一人，無須費時準備，按常情推斷，這一極簡便的考試，決無推遲到第二年舉行之理。「送隸有司，參列選序」是考後所做出的決定（據《進封西嶽賦表》，「送隸」二句前有「仍猥以臣名實相副」的話，想此決定已由主考宰相奏請皇帝認可了的）。考試的事既然應該改訂在十載，那麼，「送隸有司」的事也就要跟著往前挪了。杜甫大概在長安「候補」了一年左右，最遲到十一載四月以前，見沒有多大希望，就特意賦詩留贈崔、於二學士，感謝他們的稱許，抒發不遇的牢騷，之後，又暫時回洛陽探家去了。
五 「才士汲引難」！
此後兩三年內，杜甫還曾一再投匭獻《封西嶽賦》《雕賦》等(24)，但不見有何反響；想玄宗對此早已不感興趣，便一笑置之了。《進封西嶽賦表》說：「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嘗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罪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復未知何以上答聖慈，明臣子之效。況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糞土，而所懷冥寞，孤負皇恩。」《進雕賦表》說：「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勛，不復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今而師之。臣幸敕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之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眾矣。惟臣衣不蓋體，嘗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明主哀憐之。倘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能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以為雕者，鷙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天狗賦序》說：「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這些都是研究杜甫家世、生平、思想的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除已引用、論證過的以外，現試分條摘要簡述如下：
（一）少小多病，常有肺氣之病，四十歲左右頭髮就白了。《奉留贈集賢院崔於二學士》說：「昭代將垂白」，《曲江三章》其一說：「遊子空嗟垂二毛」，《樂遊園歌》說：「數莖白髮那拋得」，當是實錄。所以這時期的詩中不乏嘆老之句，如「垂老獨漂萍」「歸老任乾坤」「杜陵野老骨欲折」等等。正因為如此，更渴望及時見用，以免「先草露、塗糞土」「轉死溝壑」。
（二）他貧窮好學，從七歲開始學習寫作，到當時已有詩、筆（南北朝以來指無韻的駢散文為筆）千餘篇（多不傳），自以為能趕得上揚雄這樣一些有成就的前代作家（講到這裡，提出了「沉鬱頓挫」的說法，後來便成為形容他詩歌風格的專用語）。今見文學之士多是「金馬玉堂」人物，而自己還是「困於衣食」的「長安一匹夫」，因此深感抱屈和不平。
（三）杜審言生前做過著作佐郎。所說「倘使執先祖之故事」云云，話雖委婉，其實是指名問皇帝要官做。著作佐郎是從六品上階。對一個尚未釋褐的人來說，一上來就想獲得這樣一類官職，未免要價過高。但在杜甫心目中，這僅僅只是個開頭，他最大的願望和最終的目的是要充當皇帝的得力鷹犬，做一番大事業。所以他見到雕「有英雄之姿」，便「引以為類」，並從而領悟出「大臣正色立朝之義」；見到天狗「猛健，無與比者」，便「壯而賦之」。可見杜甫總是忘不了他「竊比稷與契」「致君堯舜上」的初衷啊！
天寶九載（七五〇）正月，群臣奏封西嶽，從之。二月，關中旱，西嶽廟發生火災，制罷封西嶽。到了天寶十三載，杜甫上表獻《封西嶽賦》（詳本章注〈24〉），又舊事重提，請求皇帝完成這一件大事：「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已。況符瑞翕集，福應交至，何翠華之默默乎？維岳，固陛下之本命，以永嗣業。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又不可寢已。伏惟天子霈然留意焉！」（《進封西嶽賦表》）玄宗《西嶽碑》說：「予小子之生焉也，歲丙戌，月仲秋，膺少皞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岳，肸蠁神文。」可見西嶽是玄宗本命的象徵，也就是他的命根子。《唐會要》載：臨軒冊三公，自神龍以來，冊禮久廢，惟天寶末冊楊國忠為司空。楊國忠為司空在天寶十三載二月。可見這裡所說的「元弼」「司空」是指楊國忠無疑了。這西嶽是皇帝的命根子，它又給皇帝降生了楊國忠這樣的好宰相，如今國富民安、符瑞翕集、福應交至，那怎能老是拖延，不到那兒去登封告成呢？——好大的由頭，好迂腐的見地，好露骨的頌揚！面對這樣的情況，仇兆鰲這樣一些好心的「寓規於頌」論者，想必也感到很難為詩人開脫，只得稍發議論說：「古者天子巡方，有祭岳而無封禪。自管子創為其說，始皇遂起而行之。善乎唐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可謂識高千古矣。當時魏徵與諸臣議禮，不能明決其非，故高宗復舉而行之。迨明皇時，群臣紛紛導諛，少陵亦作賦以勸上，其亦司馬長卿之餘習歟？唐世力辟封禪之謬，惟柳宗元一人而已。」杜甫獻賦勸皇帝封禪，最主要的目的，無非是想藉此討好皇帝撈個官做罷了。如果不是形上學地把他看成道德的化身、十全十美的完人，這本來是可以理解，甚至是無可厚非的。他在《朝享太廟賦》中頌揚李林甫、陳希烈，仇兆鰲說這只是因為賦中「須關白宰臣」，並不是要「謬作諛詞」。那麼，能說這裡仍「須關白宰臣」楊國忠麼？「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楊國忠當宰相、拜司空，跟西嶽又有什麼相干？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這難道不是故意在「謬作諛詞」？我看，他不光是在「謬作諛詞」，還對楊國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呢！這隻要跟他的《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稍加印證，就會感到我說這話並非毫無根據。
鮮于京兆就是鮮于仲通。鮮于仲通是楊國忠的心腹，前面已經介紹過了。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十一月李林甫卒，楊國忠為右相，引劍南節度副大使鮮于仲通入為京兆尹。《資治通鑑》卷二一六載：「（天寶十一載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皆曲徇人所欲，故頗得眾譽。」又載：「（十二載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中「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二句，指的就是他因獻三大禮賦為玄宗所奇、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的事。可見杜甫正是那些候選的「滯淹者」中的一分子，即使他當時並未參加選人們請為楊國忠刻頌的活動，也必會為那一場大吹大擂的宣傳所迷惑，而於絕望之中頓生僥倖之心。這首詩前三段稱頌鮮于仲通，後三段自敘，末尾說：「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前面已經提到杜甫初次應詔、再次詔試，都給李林甫弄了手腳，斷送了前程，早已懷恨在心，只是權奸仍然在位，不敢表露罷了。如今好不容易見到他惡貫滿盈、身敗名裂，總算可以把多年憋著的一肚皮怨氣一吐為快了。李林甫死在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二載二月，即為楊國忠使安祿山誣告，坐與阿布思謀反罪剖棺褫金紫。如果李林甫不是在政治上徹底完蛋，在上當權大員的詩中，是不好公開痛斥「前政」（前任執政者）的。可見這首詩當作於十二載二月李林甫獄成之後不久（諸家多訂在十一載十一月或十二月作，不當）。這時「前政」「陰謀獨秉鈞」的種種劣跡業已昭彰，而時相楊國忠的親信鮮于仲通卻正在示意選人為他的主人刻頌立碑、沽名釣譽。老杜久「沾忌刻」，但「愁飯死」，今見鮮于仲通與楊國忠「交合」，施恩正易（「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這就無怪乎他要投詩鮮于仲通，訴「破膽遭前政」的苦，並迫切盼望鮮于「早晚報平津」，企求重用了。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開東以延賢人。這裡借禮賢下士的平津侯來比喻時相楊國忠，雖是阿諛，也寓有以賢能自負之意。詩中揭露李林甫的「陰謀」「忌刻」，固然是實話實說，也是長期受壓抑者發自內心的控訴，但考慮到說話的對象和場合，總難免令人感到有點出自私心、投時相之所好的意味。聞一多先生表示不滿：「夫林甫之陰謀，不待言。若國忠之奸，不殊林甫，公豈不知？且二人素不協，秉政以來，私相傾軋者久矣。今林甫死後，將有求於國忠，則以見忌於林甫為言，公之求進，毋乃過疾乎？」接著又原諒了他：「雖然，《白絲行》曰：『已悲素質隨時染』，又曰：『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審其意所在，殆有悔心之萌乎！故知公於出處大節，非果無定見，與時輩之苟且偷合，執迷不悟者，不可同日語也。錢謙益曰：『少陵之投詩京兆，鄰於餓死（按贈鮮于詩有「有儒愁餓死」之句），昌黎之上書宰相，迫於饑寒。當時不得已而姑為權宜之計，後世宜諒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處，深責唐人也。』此言雖出之蒙叟，然不失為平情之論。《投簡華咸兩縣諸子》曰：『飢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比來公生計之艱若是！」（《少陵先生年譜會箋》）
杜甫當時的生活確乎很窮困，不過，如果不想把他過於理想化，他的「病急亂投醫」，恐怕主要還是取決於他急於做官的庸俗考慮。說他「殆有悔心之萌」很有見地。他的《麗人行》當作於天寶十二載春，正與投詩鮮于仲通求楊國忠汲引同時。在一首詩中無情地鞭撻了楊國忠而在另一首詩中卻不得不向他唱讚歌，向他求援，這種滋味好受嗎？硬著頭皮做了之後能不後悔嗎？不願干也得干，幹了又後悔，這就是現實生活中並不那麼理想那麼美妙的真實的杜甫。杜甫處在「貧富常交戰」的劇烈思想矛盾中，並不像陶淵明歌詠的那些高尚的貧士那樣，總是「道勝無戚顏」，而往往會講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不過，即使這樣，每當他捫心自問時還是有所悔恨，有時他的正義感、是非心甚至會戰勝種種卑微的自私打算，居然使得他不顧身家性命，將諷刺的筆鋒指向那「炙手可熱勢絕倫」的丞相，指向那驕奢淫蕩的「雲幕椒房親」——這就是杜甫難能可貴的地方。哪能要求名利場中人竟然是冰清玉潔、一塵不染呢？
本章一開頭就講到楊國忠執政之初，為了收買人心，曾在選官這件事上大做文章，說要進行一番改革。他親自主持了兩次選官，手續是簡化了，確乎大大加快了進度，但事情卻辦得越來越糟。這是因為：第一，他選人的原則是「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簡言之，即今天所說的「論資排輩」；第二，讓胥吏預定任官名單，因此營私舞弊，賄賂公行，謬誤百出。朱鶴齡認為《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殆公謁選時所上」。如果杜甫當時真的參加了這兩次被楊國忠視同兒戲的選官的話，那他註定要受騙上當、落選而歸了。他取得「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的資格才兩三年，既然「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這怎麼也輪不到他啊。更何況送京兆尹的「秀才人情紙半張」，遠不如賄賂胥吏的銀兩神通廣大。李林甫死後四個月以謀反判罪。又過了一個月，楊國忠欲攻李林甫之短，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衛包以助邪貶夜郎尉，崔昌貶烏雷尉。當年三大禮的舉行就是起因於崔昌的妄議五行、衛包的謊報星象。杜甫的三大禮賦和表對此表示讚許，對李林甫也有所頌揚。他獻三賦雖未平步青雲，到底因此取得個候補選官的資格。杜甫獻賦、召試之事，轟動一時，楊國忠不可能不知道。在楊國忠力圖肅清其政敵影響的當時，杜甫雖不至於因獻三賦而獲「助邪」之罪（要知道，行三大禮的主角是皇帝，三大禮的本身又極神聖，楊國忠復三恪，貶崔昌、衛包，實際上已否定了三大禮，但也不敢明說），要想候選得官也很難（杜甫在贈鮮于仲通詩中特彆強調自己遭李林甫的「忌刻」，似乎也意識到這一點）。所以第二年（天寶十三載）他又接著投匭獻《封西嶽賦》，除了頌聖，還特意讚揚了楊國忠，希望自己終能為朝廷所重用。當時掌管延恩等匭的是獻納使、起居舍人田澄。在這次獻賦之前，杜甫還曾經預先送詩給田澄打招呼，求他幫助：「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25)《漢書·揚雄傳》載：上陟西嶽以望八荒，跡殷、周之墟，眇然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這典故用在這裡是再合適也沒有的了。可是讀了以後總教人感到「似巫覡燒紙錢狀，殊堪捧腹」（朱瀚語）。雖說是迫於饑寒，杜甫也未免太熱衷於仕進，以致不惜低三下四，哀詞祈請，如醉如迷。
六 「率府且逍遙」
再三獻賦，終無結果，最後就只剩下投筆從戎以博取功名這一條路了。杜甫想參軍的念頭起得較晚。他早年詠《房兵曹胡馬》，僅在借胡馬抒發豪情壯志，並非真要馳騁疆場。他在天寶六、七載時寫的《故武衛將軍輓詞三首》其一說：「王者今無戰，書生已勒銘。封侯意疏闊，編簡為誰青？」其三說：「部曲精仍銳，匈奴氣不驕。無由睹雄略，大樹日蕭蕭。」(26)既然承平之世，連現有的將軍也無用武之地，難得封侯，他一介書生，當時更何敢望此？天寶八載高仙芝得勝回朝，他寫作了《高都護驄馬行》，只因自己壯志未酬，詩中不免流露出「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感慨，仍然不見有想參軍的表示。稍後作的《兵車行》《前出塞九首》，表現了對不義戰爭的不滿，又都是樂府詩，當另作評述。天寶十一載，高適隨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入朝(27)，與杜甫得以暫聚。不久高適別去，杜甫作《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對哥舒翰的窮兵黷武頗著微詞，其中有這樣一段話：「飢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雲『一書記，所愧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這是送別時勉勵老朋友的話，是說只要小心謹慎地在幕府中堅持下去，熬他十年八載，總會當上個刺史之類的地方長官的。高適後來果真當了「持旌麾」的刺史、節度使，這固然有其他種種原因和條件，卻也不能認為與這幾年軍中的歷練無關。此外，杜甫的另一好友岑參，也是軍幕出身，最後做到了刺史。唐代這樣的例子很多，舉不勝舉。可見杜甫說這話是認真的，經過考慮的，並不完全是一般的客套話。細細玩味，話語之間確乎存在著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惋惜意味（這在視科舉為正途的杜甫的心目中是難免的），而且絲毫沒露他也想走這條路的口風。不過從這幾句詩中可揣想到，由於時勢的改變、朋友的影響和自身長期的落魄，他當時不會沒轉過這方面的念頭。又過了兩年，到天寶十三載，他在再次投匭獻賦不報、完全絕望之後，終於下決心要到哥舒翰那裡去參軍。
這年（天寶十三載，七五四）吐谷渾蘇毗王款塞，玄宗詔哥舒翰到磨環川去接應他。哥舒翰遣派判官田梁丘入朝，杜甫作《贈田九判官梁丘》(28)說：「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美，獨能無意向漁樵？」阮瑀字元瑜，陳留人，「建安七子」之一，曹操請他和陳琳都當軍謀祭酒，共同掌管記室。仇兆鰲認為：「阮瑀指高適。適本封丘尉，與陳留相近。他章（《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雲『好在阮元瑜』可證。高之入幕，必由田君所薦，故云『早見招』而幕下賴之。留意漁樵，公仍望其汲引也。」他同時寫的《寄高三十五書記》說：「嘆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唐制五品以上始服緋。雖說這是詩人在為垂老幸得高升的好友而深感欣慰，也顯然流露出艷羨和失悔的心情：同樣是才子，同樣蹉跎了大半生，要是早就去了，很可能也「已朱紱」了。——他這時想參軍的意願是多麼殷切啊！於是他就迫不及待地托田梁丘將《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29)轉交給將軍本人。在長篇大論地頌揚了哥舒翰的功德、勳業之後，他便哀詞訴說起自己身老不遇、日暮途窮的苦情，提出想投隴右、河西幕參謀軍事的請求，唯願最識人才的哥舒將軍收錄：「未為珠履客，已見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錢謙益指出：哥舒翰奏嚴挺之之子武為節度判官，河東呂為度支判官，前封丘尉高適為掌書記，又蕭昕亦為翰掌書記，皆委之軍事；又為其部將論功，隴右十將皆加封，若王思禮為翰押衙，魯炅為別將，郭英乂亦策名河隴間，又是年奏安邑曲環為別將，皆拔之行間。這就是「軍事」兩句所指的具體內容。崆峒山在隴右。「防身」二句，比喻自己將投靠駐節河隴的哥舒翰。《舊唐書·哥舒翰傳》載，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疏財重氣，士多歸之。既然哥舒翰這麼講義氣，知人善任，幕中又有嚴武、高適等世交、老友，本人又這麼想去，要不是沒多久哥舒翰因中風還京，在家養病，杜甫很可能真參軍度隴了。這詩前段頌辭中有「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等語。《杜臆》評論說：「杜冀為記室參軍，故稱之不無過當。如『略地兩隅』，征突厥未及考，至伐吐蕃，明是逢君，明是邀功，乃王忠嗣所不肯為者，《兵車行》所為作也。此極稱之，豈由衷語哉？他日有詩云：『慎勿學哥舒！』才是正論，不必以此詩為礙也。」指出這一點是很有意義的。可見在杜甫身上，除了正直、高尚的品質，確乎也同時存在著世故、庸俗的一面。前面已經提到了這一點，這裡又一次得到印證。
天寶十三載八月，陳希烈罷相，以韋見素為武部尚書、同平章事。天寶九載韋見素曾經當過吏部侍郎，典選累年，銓敘平允，頗為時論所稱道。前年杜甫候補落選，大失所望，現正想赴隴參軍，別圖出路。今見這樣一位「仁恕長者」（《舊唐書》韋傳語）入相，心底不覺又湧現出一線希望，就強打精神，再接再厲，在韋見素入相後的第一個春天，寫了《上韋左相二十韻》(30)，企求汲引。這類詩前半照例是稱頌對方。這詩跟前面提到的同類作品比較，吹捧的程度有過之無不及。——「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時玄宗在位四十二年，此舉成數。從朝宇昇平敘起，頌相先頌得相之君，劉辰翁謂「最為得體」，其實這是俗套，也是最保險的做法。如贈張垍詩首句「翰林逼華蓋」，一上來就拉扯上皇帝。投贈哥舒翰開端雖直指將軍本人：「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但緊接著就歸功於主上的聖明：「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杜甫這幾年這類詩寫得多，已很精於此道了。頭年下了六十多天的秋雨，造成很大的災害，皇帝以為這是宰相不稱職的徵兆，就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楊國忠聽取了手下人的意見，覺得「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便推薦了他；皇帝因他曾在相王（睿宗即位前封號）府做過事，有老交情，便拜他為相，替代陳希烈。「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舊臣」(31)，即詠其事，藉以突出他品德和身價之高。「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三國志·蜀書·許靖傳》載，周毖為吏部尚書，與許靖共議進退天下之士，說要「沙汰穢濁，顯拔幽滯」。《法言》：「江河以滌之。」上句化用這兩個典故，意謂朝廷上已清洗了陳希烈，因此下句希望韋見素入閣後能行新政。李林甫倒台，馬上在贈鮮于京兆的詩中罵李林甫，對陳希烈也是這樣。杜甫跟形勢倒跟得真緊！不過這同時顯出他也未免太急躁、太天真、太沒有政治經驗了。俗語說：「官官相護。」一個干謁求官的人，怎好公開在詩中對後任排揎卸職而尚未垮台的前任呢？這樣做，即使不引起人家的反感，為了避嫌疑，也不大好用你啊！兩《唐書》本傳說杜甫「性褊躁」或「性褊躁傲誕」，不為無因。他長期在京，多方謀官不得，自有各種原因，而性格上的缺點，無疑也是個不利因素。不過，所謂利害得失，也並不是絕對的。「性褊躁」或「性褊躁傲誕」，勢必使他與當時的上層社會格格不入，不利於仕進。可是在另一方面，恰好由於格格不入，無形中對當時上層社會產生反感和對立情緒，從而使得他能夠較冷靜、較客觀地觀察現實，發現問題，這就大有利於創作。何況性格的形成總與社會環境分不開。他的「性褊躁」是他懷才不遇、長期受壓抑的結果，是精神創傷，不僅值得同情，也有一定認識價值——畸形的性格，不就是畸形社會環境的一面鏡子麼？「韋賢初相漢，范叔自歸秦。」漢宣帝本始三年韋賢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借喻韋見素代陳希烈為相，並預祝封侯。用事切而善諛。范睢字叔，王稽載入秦，昭王逐穰侯乃拜為相。錢箋謂：「見素雖為國忠引薦，公深望其秉正以去國忠，故有范叔之諭。蓋國忠以外戚擅國，猶穰侯之擅秦也。今范叔已歸秦矣，穰侯其可少避乎？蓋詭詞以勸之也。」韋見素本來「柔而易制」，如今既為楊國忠所引薦，感激不盡，凡百順從，豈敢懷有貳心？對於這種人，果真想「詭詞以勸之」，那老杜也實在太孟浪、太天真、太缺心眼兒了！難怪他老獻這獻那唱頌歌，卻老是碰壁而回，一無所得。別看他在長安前後混了快十年，像是個「老門檻」，其實並不怎麼精通「登龍術」。他畢竟不是當官的材料（安史亂後他短暫的朝官經歷便是明證），只能做個有血性的真誠的詩人。這詩後面還很長，不一一縷析，總之純以虛懷好士為頌揚之詞，又攀上韋、杜兩家原是世交，更須照顧（「餘波德照鄰」），最後才點出想望汲引之情作結。諸家評論都認為這詩寫得很得體，浦起龍更是推崇備至：「下段，轉入自己，只消歷敘寥落，不須更作乞憐語。而聞者之心頭已動，而作者之地步絕高。此等用意，原非餘子所知。一朝領悟及此。千年杜老，其有相知定文之許哉？」浦老自詡最領悟杜老用意的高妙，超出餘子一頭。可惜他看不出上述兩點「敗事有餘」的毛病，難夸獨具隻眼。張垍《杜通》說：「末（『感激』）四句雖時邁急於求進，然必與吾道契合者，然後望其汲引，故獨為韋公歌此曲。」今老杜投贈諸詩俱在，豈「獨為韋公歌此曲」哉？
多年候補，四處夤緣，杜甫好不容易在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十月得到了授河西尉的任命。(32)他年輕時，「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居然信心十足，以賢相自期。幾經挫折，世故漸深，他當然會懂得宰相併非那麼容易到手。可是在頭年所上《進雕賦表》中，曾委婉地向皇帝暗示，希望起碼能給他個從六品上著作佐郎之類的官職，要價還是不低。哪知如今得到的只是個從九品的縣尉，對於實有才學，又自視甚高、頗存奢望的選人杜甫來說，這簡直是個極大的嘲諷，是個惡意的作弄。從感情上考慮，他沒有接受這一任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許是哥舒翰這條門路起了作用，不久，他便辭了河西尉，到軍事機關右衛率府當兵曹參軍去了。案《舊唐書》本傳載：「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新唐書》本傳載：「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歷來諸家多采後說，作「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官定後戲贈》題下原注卻說：「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這是作者自注，可信。左右衛率府全稱為「太子左右衛率府」。太子左右衛是太子的衛戍、儀仗部隊，其率府置有倉、兵、胄三曹參軍，官階是從八品下。（《文學遺產》一九八〇年第二期載張海珊《杜甫是胄曹參軍嗎？》論此甚詳，可參看。）杜甫從縣尉改兵曹參軍，官階稍稍升了一點，而且任所就在長安，迫於生活，權且屈就，其實心裡是老大的不高興，便作了首詩送給自己，聊以解嘲說：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托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飆。」（《官定後戲贈》）《列子·周穆王》：「趨走作役，無不為也。」縣尉是小吏，做吏是要跑腿的，所以高適當年做封丘縣尉時就感嘆說：「寧堪做吏風塵下！」要他去當個趨走風塵的小吏，老杜當然是不會樂意的。高適做了吏以後才「轉憶陶潛《歸去來》」，杜甫想起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便決心不就吏職，這不是他比高適高明，而是他窩著一肚子火，根本就不想去。阮籍聞步兵廚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老杜如今要去軍事機關供職，覺得真有那麼一點阮步兵的意味，就自寬自解地暗以這位高雅的前輩先生自況說：「耽酒須微祿」「率府且逍遙」。「狂歌托聖朝」跟孟浩然的「端居恥聖明」一樣，都是反話正說，無不暗藏著久困不遇的牢騷和對皇帝的抱怨。《杜臆》說：「若論得錢，則為尉頗不淒涼，其雲『淒涼』者，為折腰且怕趨走，不如率府兵曹且得逍遙，『逍遙』與『淒涼』反。率府之祿甚微，頗堪為耽酒之需，而且得狂歌以自托於聖朝，謂朝廷不以狂歌為罪也。正見逍遙處。初本欲歸，今得微祿，歸興遂盡，甘回首向風飆耳。曰『向風飆』，知率府亦非所欲，為貧而仕，不得已也。不平之意，具在言外。」這串講很好，能窺見作者心意。老杜在率府任內寫的《去矣行》說：「君不見鞲上鷹，一飽即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野人曠盪無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這不是明顯地表示他要棄官而去了麼？十一月，他赴奉先（今陝西蒲城）探家，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時安祿山已反於范陽，只是消息一時尚未傳到京師，所以詩中雖流露出唯恐時局有變的隱憂，卻未直接講到這事。要是他當時已經意識到他十載旅食京華的求官生活，意識到開元以來的所謂「太平盛世」，都馬上要結束了，那麼，他的感慨定然會更多的。
唐玄宗後期成了昏君，又接連用了李林甫、楊國忠兩個大壞蛋當宰相，把政治搞得一塌糊塗。杜甫兩次遭到李林甫的「忌刻」，後來又為楊國忠所愚弄，唐玄宗雖曾一度對他的文才表示欣賞，但由於「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轉眼便把他忘得乾乾淨淨。杜甫的懷才不遇，不僅可以籠而統之地說是同當時政治的黑暗有關，甚至還直接牽涉一個昏君、兩個權奸，因此很有典型意義和認識價值：像杜甫這樣一個既有才能，又比較正直，而且跟上層社會並非毫無聯繫的世家子弟，在長安竭盡全力，活動了近十年，始終得不到一個合適的職位，而那些邪惡小人卻能通過各種渠道，捷足先登，超騰不次，這豈不充分表明時政的敗壞，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嗎？
杜甫這十年求官的遭遇，跟他的老友李白三年供奉翰林的結局一樣，都是很不幸的。韓愈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調張籍》）若就「人間要好詩」（白居易《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人民要偉大的詩人而言，他們的不幸倒無疑又是無與倫比的大幸。過去常說「文窮而後工」。在舊時代，一個人要是飛黃騰達了，就不大可能真正洞察社會弊端，了解民生疾苦，更不可能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以詩文鳴人世之不平了。李白、杜甫也毫不例外，這隻要看他倆暫時接近皇帝、頗覺得意時寫的詩篇，如李白的《宮中行樂詞》，杜甫的《臘日》《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等等，就會覺得這種擔心不無根據不無道理。看李白、杜甫的思想性格，他倆決當不了文學弄臣。要是他倆真能老待在宮廷，「共沐恩波鳳池裡，朝朝染翰侍君王」（賈至句），淨看皇帝臉色行事，「天顏有喜近臣知」（杜甫句），那他倆就是沈佺期、宋之問，而不是李白、杜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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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舊唐書·庶人瑛傳》載：「及武惠妃寵幸，（瑛生母趙）麗妃恩乃漸弛。時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亦漸疏薄。惠妃之子壽王瑁，鍾愛非諸子所比。瑛於內第與鄂、光王等，自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於楊洄。洄希惠妃之旨，規利於己，日求其短，譖於惠妃。妃泣訴於玄宗，以太子結黨，將害於妾母子，亦指斥於至尊。玄宗惑其言，震怒，謀於宰相，意將廢黜。中書張九齡奏曰：『……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玄宗默然，事且寢。其年駕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為中書令，希惠妃之旨，托意於中貴人，揚壽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開元）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構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銹，常構異謀。玄宗遽召宰相籌之。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不合參知。』玄宗意乃決矣。使中官宣詔於宮中，並廢為庶人，銹配流，俄賜死於城東驛。……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瑛、瑤、琚）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請彌月，不痊而殞。」武惠妃迷信因果報應，說她給鬼嚇死了，並非毫無可能。她哪裡是真見鬼，是心中有鬼。做了虧心事，疑神疑鬼，終於成病，不治而亡。這可說是報應不爽吧！從這段記載看，李林甫在這筆政治交易中對武惠妃還是有所支付的。只是武惠妃「薄福薄命」，並沒得到什麼好處。她沒來得及把親兒子李瑁扶上太子寶座就死了，白害死了幾條人命（還饒上她自己）。她死後第二年（開元二十六年）七月，玄宗立了他的第三子李亨為皇太子。這就是後來的唐肅宗。
(2)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載：「至楊氏究以何時入宮，則度壽王妃楊氏為女道士敕文雖無年月，然必在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薨以後，天寶四載八月壬寅日即十七日冊楊太真為貴妃以前。《新唐書》伍《玄宗紀》云：『開元二十八年十月甲子，幸溫泉宮。以壽王妃楊氏為道士，號太真。』《南部新書》辛云：『楊妃本壽王妃，（開元）二十八年，度為道士入內。』《楊太真外傳》云：『（開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正史小說中諸紀載何所依據，今不可知。以事理察之，所記似最為可信。姑假定楊氏以開元二十八年十月為玄宗所選取，其度為女道士敕文中之太后忌辰，乃指開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睿宗昭成竇後之忌日。雖不中，不遠矣。」詳原書，不備錄。
(3)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載：「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左僕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為林甫所害，貴妃亦為之請。上謂國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床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出覆面。（天寶十一載）十一月，丁卯，林甫薨。……庚申，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其判使並如故。……（十二載）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為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婿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余資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可見唐玄宗早有意用楊國忠，楊貴妃也出力不小。楊國忠素恨李林甫。天寶十一載（七五二），楊國忠曾利用來降突厥西葉護阿布思因與安祿山不和復叛歸漠北事，以及王、王、邢謀反案，告發過李林甫跟這些人有牽連，雖然給了他以沉重打擊，但並沒有徹底搞垮他。李林甫死後，終於得逞了。
(4)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載：「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征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群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5) 尚書省的長官為尚書令和左、右僕射。因武德年間唐太宗曾為尚書令，後為皇帝，故此後尚書令有官名而不實授。左、右僕射在唐初是宰相，不須兼帶他名。高宗以後，僕射始帶「同中書門下」為宰相，直到玄宗時，始有專為僕射不兼宰相者。
(6) 此篇見《草堂逸詩》，一作張祜詩《集靈台二首》其二。仇兆鰲認為：「祜乃中唐人，去天寶已久，若作追憶虢國之詞，亦當微帶亂後事。詩意全不及之，還是譏諷現在。應屬少陵作也。」到底是誰的作品尚難斷定，可以討論，但仇說所舉理由卻不夠充分。即以張祜《集靈台》其一「日光斜照集靈台，紅樹花迎曉露開。昨夜上皇新授籙，太真含笑入簾來」而論，該詩亦未「微帶亂後事」，「還是譏諷現在」，能說這也不可能是中唐人所作嗎？宋代樂史《楊太真外傳》載：「（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虢國不施妝粉，自衒美艷，常素麵朝天。」此可作《虢國夫人》一詩的註腳。浦起龍說：「詩似淺露，不類少陵語。」風格難憑，亦非的判。
(7) 趙翼《陔余叢考·楊氏五家合隊》載：「《新唐書》敘楊氏五家合隊，最不明析。《楊貴妃傳》云：以貴妃寵，擢其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而釗（即國忠）亦浸顯。又三姊封韓、虢、秦三國夫人。據此則銛、錡、釗及韓、虢、秦應是六家。下又雲銛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帝所得奇珍，分賜五家如一，則所謂五家者，兄弟中缺一家耶？姊妹中缺一家耶？下又雲銛、秦國早死，故韓、虢與國忠貴最久，則又應是四家矣。而其敘華清從駕處，復何以雲五家車騎各為一色，俄五家合隊，爛若萬花耶？……《舊唐書》雖敘銛、錡、韓、虢、秦為五家，而其後華清從駕，謂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一隊，隊各一色．則又以國忠入五家之內矣。又雲國忠山第與虢國相對，秦國、韓國相接。是《新唐書》雖雲秦國早死，而《舊唐書》則國忠為相後秦國尚在。《通鑑》亦云：祿山反，上欲傳位太子，國忠大懼，使韓、虢、秦三夫人說貴妃銜土請命，帝乃止。及馬嵬之變，國忠及韓國、秦國為軍士所殺；虢國奔陳倉，縣令薛景仙捕誅之。是秦國直至馬嵬始被殺。《新唐書》謂秦國早死者，恐未必得實也。然則五家者，其始則銛、錡、韓、虢、秦也，其後則錡與國忠及韓、虢、秦也。」
(8) 宋代王應麟《困學紀聞》載杜位為李林甫之婿。《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上》載杜位出襄陽房，為考功郎中、湖州刺史。《資治通鑑》齊明帝建武四年：「（王晏）謂思遠兄思征曰：『隆昌之末，阿戎（指王思遠）勸我自裁。』」胡三省註：「晉宋間人，多謂從弟為阿戎，至唐猶然。」詩中稱杜位為「阿戎」，知杜位是杜甫同族堂弟。胡儼說：「『阿戎』，注家改為『阿咸』，不知阿咸乃叔侄事，與兄弟不相當。東坡與子由詩：『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正喧譁。』亦一時誤用耳，不必據以為證。」（仇注引）
(9)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杜甫年譜》以為「位為李林甫之婿，見其攀附權勢炙手可熱不勝拘束之狀」，恐非。如果真是這樣，那簡直是使酒罵座了。我想，杜甫不至於這樣不通人情，杜位也不至於這樣令人討厭。
(10) 朱鶴齡說：「位為李林甫婿。天寶十一載十一月，林甫卒。位之貶官，必在十二載。自十二載癸巳，至上元二年辛丑，為九年。詩舉成數，故云『十年流』也。」浦起龍按：「即十一載冬，亦未可知。至上元二年，恰十年。」削李林甫官爵，流其子孫、近親、黨羽在十二載二月，故杜位之貶官，決不可能在十一載冬。朱說是。邵傅據杜甫《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考知杜位離新州以行軍司馬移江陵。至確。《一統志》載玉壘山在灌縣（即唐青城）西北。據「玉壘題書心緒亂」句，知此詩在青城作。《杜甫年譜》說：「（杜甫）回成都草堂後，得從侄杜位消息，知其離嶺南新州貶所，得歸長安。」認為詩作於成都草堂，杜位是杜甫的從侄，杜位離新州得歸長安，皆誤。
(11) 黃鶴註：「天寶二年三月壬子，（玄宗）親祀玄元廟，改西京玄元廟為太清宮，東京廟為太微宮，天下為紫微宮。據舊史改廟為宮，已在二年，題曰『玄元皇帝廟』，仍舊稱也。『五聖聯龍袞』是天寶八載閏六月事（指玄宗以上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諡號皆加『大聖』二字）。題雲『冬日』當是其冬作。蓋天寶九載，公歸長安，進三大禮賦，不在洛陽矣。」定杜甫參觀東都太微宮在天寶八載冬，可信。
(12) 黃鶴註：「天寶十三載（張）垍貶盧溪郡司馬，旋召還，遷太常卿。題雲『贈翰林張學士』，則在未貶司馬前。詩云『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意是天寶九載自河南歸時作。是時未獻賦，故詩不及之。」
(13) 《李翰林集序》：「顥平生自負，人或為狂，白相見泯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顥為集。顥今登第，豈符言耶？解攜明年，四海大盜，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謫居夜郎。……否極則泰，白宜自寬。……經亂離，白章句盪盡。上元末，顥於絳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今日懷舊，援筆成序。……白未絕筆，吾其再刊。」上元三年（七六二）四月改元為寶應元年。序說「上元末」得李白章句，「沉吟累年」，「今日」「成序」。那麼，作序顯然在公元七六二年以後。李白卒於公元七六二年，只因魏顥遠處「於降」，未聞噩耗，以為李白仍在人世，所以有「否極則泰，白宜自寬」「白未絕筆，吾其再刊」這樣的話。魏顥為李白編集作序，他總算沒辜負李白對他的期望。
(14) 題中「垍」字舊作「均」，黃鶴改定，說詳該詩仇注。施鴻保認為「似題中『均』字不誤」，說詳《讀杜詩說》。
(15) 《杜臆》解「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說：「呂望晚而遇主，公覬張之速薦而借呂以動之，蓋反言之也。」亦佳。
(16) 《新唐書·杜甫傳》載獻三大禮賦在天寶十三載。黃鶴說：「《舊唐書·玄宗紀》：『十載春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饗太廟。甲午，有事於南郊。』朝享太廟，賦曰：『壬辰，既格於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於九室。』有事於南郊，賦曰：『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與《舊書》甲子俱合，則為十載獻賦明矣。」
(17) 詳見拙著《唐詩論叢·孟浩然事跡考辨》。
(18)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載，開元十三年四月玄宗「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並改集仙殿為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上欲以說為大學士；說因辭而止」。從此以後便成定製，「每宰相為學士者為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舊唐書·職官志》）。據此可知：一、集賢學士屬於禮部之官；二、當時以宰相張說兼任院長，以右散騎常侍徐堅兼任副院長，正副院長的地位崇高，非一般學士所能擔任；三、不管本官實職為何，只要選入書院都加「學士」或「直學士」銜。張說固辭「大學士」銜，仍保留「學士」銜。由此可推知得入書院者都是「學士」或「直學士」銜。因此之故，學士、直學士品秩高下懸殊。
(19) 《杜臆》說：「『詩感帝王尊』，知明皇不但奇其三賦已也，又奇其詩。」各本「詩」均作「詞」，此解無據。
(20) 洪邁《容齋四筆》載：「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此二字應作『暴雨』）》詩，頷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蓋是為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
(21) 嚴有翼《藝苑雌黃》載：「秦少游嘗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余比觀《西清詩話》，乃不然其說。杜少陵文自古奧，所舉數語，出《朝享太清宮賦》，誠磊落驚人。此不謂之無韻之作可乎？竊意少游所謂無韻不可讀者，不過伐木詩序之類而已。」劉克莊《後村詩話》也有類似的議論：「前人謂：杜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見讀。」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余觀杜集無韻者，惟夔州府詩題數行頗艱澀，容有誤字脫簡。如大禮三賦，沉著痛快，非鉤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體如鳳凰台，五言如憶賀監、哭紀叟之作，皆高妙。未嘗細考而輕為議論，學者之通患。……李杜是甚氣魄，豈但工於有韻及古體乎？」平心而論，謂杜工於有韻、李長於古體、曾以文章名家，大致不差。陳子龍說：「三大禮賦，辭氣壯偉，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仇兆鰲引此並加按語：「歷代賦體，如班、馬之兩都、子虛，乃古賦也。若賈、揚之吊屈、甘泉，乃騷賦也。唐帶駢耦之句，變為律賦。宋參議論成章，又變為文賦。少陵廓清漢人之堆垛，開闢宋世之空靈，蓋詞意兼優，而虛實並運，足以超前軼後矣。陳氏稱其詞氣雄偉，非唐初餘子所及，尚恐未盡耳。」陳對三賦評價已過高，仇尚嫌其未盡其妙，更是溢美失實了。但論賦體的演變極是。
(22) 仇兆鰲按：「公系出襄陽，曾祖依藝，始知洛之鞏縣，遂居於此。杜陵乃其宗族所在。夢弼泥鹿門採藥、武陵桃源，遂以故鄉為襄陽。但移鞏已經四世，襄陽無復回廬可依矣。當從朱注作洛陽故居。其曰『憶桃源』，欲如秦人之避世耳。不必親至桃源也。」
(23) 仇兆鰲按：「是時林甫當國，公進此賦，須關白宰臣，故篇中兼及丞相，然不肯謬作諛詞。上言生佐命而死配神，見名臣可法也。下言報元首而充股肱，見屍位可憂也。且雲諸侯迫脅，方士威稜，見大權不可旁落，君心不宜蠱惑也。既箴於君，又諷其臣，文章品格，卓然千古矣。」所論不無道理。也可以理解這是作者在故弄狡獪：通過丞相之口，以箴其君，以諷其臣。很可能作者主觀上真是這樣想。須知古今權奸，無不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那麼，不管你出自真心還是假意，既然把他描繪成了這樣一個高瞻遠矚、作風正派的大政治家，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大好宣傳文字。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他本人和當時的人，是不大可能看出其中含有什麼挖苦的意思。因為，那些真心誠意的頌辭，不也是這樣寫、這樣說的麼？所以，從客觀效果上考察，不能說這不是「諛詞」。
(24) 除三大禮賦外，集中現尚存《封西嶽賦》《雕賦》《天狗賦》三賦。《進封西嶽賦表》說：「謹詣延恩匭獻納，奉表進賦以聞。」《進雕賦表》說：「謹投延恩匭進表獻上以聞。」這兩個賦肯定是獻過的。《天狗賦》無表有序，可能他本來就不打算獻。黃鶴說：「是年（指天寶十三載）二月，右相兼文部尚書楊國忠守司空。即《封西嶽表》所云『元弼』『司空』也。故知進表在是年。」仇兆鰲據《進雕賦表》：「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認為《雕賦》及表的寫作「年次又在進三大禮賦後，應是天寶十三載所作；黃鶴以為九載者未合」。《天狗賦序》說「天寶中」，具體年次不詳，當作於《雕賦》前後。
(25) 《舊唐書·職官志》「知匭使」下載：「天后垂拱元年，置匭以達冤滯。……天寶九年，改匭為獻納。乾元元年，復名曰匭。垂拱已來，常以諫議大夫及補闕、拾遺一人充使受納訴狀。每日暮進而晨出之也。」田澄當以起居舍人兼獻納使。據「揚雄」二句，知此詩當是獻《封西嶽賦》之前所作。
(26) 仇兆鰲按云：「開元、天寶間，府兵罷，折衝停，民間挾兵器有禁。『王者今無戰』，正指其時。蓋天寶六、七載時，在京師作也。自此以後，邊將多尚戰功矣。」又引蔡邕《張伯雅祠堂碑》：「假石勒銘」，以詩中「書生已勒銘」句「謂墓碑也。舊引班固作《燕然山銘》，勒石紀功。未合」。
(27) 《舊唐書·高適傳》：「（適）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為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上。」仇兆鰲按云：「據此，則適為書記，在翰未入朝之前，其入朝稱適，亦必在十一載時。……若十四載，翰以風疾還京，闔門不與朝請，豈暇薦士君前乎？《通鑑》謂十三載五月，翰奏前封丘尉高適為掌書記。此特遙奏授官，恐適未必至京，（杜甫）何緣送贈詩章耶？明與《舊（唐）書》、杜詩不合。」仇說是。
(28) 此詩題下仇注引陳廷敬語：「考《王思禮傳》，天寶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塞，明皇詔翰應接。舊注以此當降王款朝，是也。其謂翰報命而入朝，此意料之詞，不見確據。考帝紀及翰傳，天寶十三年無翰入朝事。是年，翰遘風疾，因入京，廢疾於家。田蓋以使事入奏，當在翰未疾之先，非隨翰入朝也。公所投翰詩，當是一時作，或即因田而投贈於翰也。」聞一多說：「按《舊書·方伎·金梁鳳傳》：『天寶十三載，客於河西，……時因哥舒翰為節度使，詔入京師。』陳謂天寶十三載無翰入朝事，未確。其雲公因田投詩於翰，則是也。」案該傳有關原文如此：「金梁鳳，不知何許人也。天寶十三載客於河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時哥舒翰為節度使，詔入京師，裴冕為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後，在武威。梁鳳謂冕曰：玄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其後安祿山反。」後文既然說所言皆驗，那麼金梁鳳給裴冕相面、言玄象當在安祿山反前半年，即天寶十四載的上半年。可見金梁鳳來河西在天寶十三載，給裴冕看相在十四載。這時哥舒翰已回京養病，河西使府事由裴冕暫理。節度離職病休，為使府派遣留後，無一不須經皇帝批准。因此，說哥舒翰「詔入京師」未嘗不可。聞說不足取。又，《通鑑考異》說：「《舊·金梁鳳傳》云：『天寶十三載，哥舒翰入京師，裴冕為河西留後，在武威。』」傳文系改寫，不足為據。
(29) 仇兆鰲定此詩作於天寶十三載，理由是：「按《唐書》翰三入朝：一在天寶六載；一在十一載；後以廢疾還京，當在十三載之末。據本傳，於還京之後，再提十四載祿山反，則知歸京在去年冬矣。其加河西節度使，封西平郡王，乃十三載事。詩言『茅土』『山河』，即是年所作以寄贈者。」安祿山反在十四載十一月。《翰傳》將「翰好飲酒，頗恣聲色，至土門軍，入浴室，遘風疾絕倒，良久乃蘇，因入京，廢疾於家」一段，緊置於「十三載拜太子太保，更加實封三百戶，又兼御史大夫」和「及安祿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喪敗，召翰入，拜為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二段之間（「及安祿山反」前並無「十四載」字樣）。哥舒翰因風疾入京，可在十三載末，也可在十四載初，馮說未免過拘。《資治通鑑》將這事記載在十四載二月的末尾、三月的前面：「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入朝，道得風疾，遂留京師，家居不出。」說法也有所不同：不是因病回京，而是入朝途中得病。說杜甫投贈哥舒翰詩當作於十三載可信。此詩末二句說：「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可見當時哥舒翰尚遠在隴右。因急欲赴隴參軍，故趁田梁丘入朝返鎮之便，投贈此詩以先容。
(30) 仇註：「見素初入相，在天寶十三載之秋。詩云『四十春』，蓋天寶十四載初春作。且『壽域』『洪鈞』『廟堂』『風俗』等句，絕不及憂亂之詞。後（見素）為左相，在至德二載，題中『左相』二字，黃鶴謂是後來追書，是也。」
(31) 此句下原註：「相公之先人，遺風餘烈，至今稱之。」浦起龍說：「《梅福傳》：『以伯樂之圖，求麒麟於市。』朱注引錢云：上以見素經事相王府，有舊恩，遂用之。又引趙云：『憶老臣』，非公自注。愚按：頌得相，不應用『駿馬』『麒麟』（『憶舊臣』下緊接以『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二句）。惟對其父而言，乃見清切。勿駁原注為是。又按：父名湊（開元中太原尹）。」楊倫解「應圖」二句說：「此與『麒麟帶好兒』俱兼用徐陵天上石麒麟事。二句謂韋以世臣登用也。」
(32) 杜甫《官定後戲贈》原註：「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黃鶴註：「十三載冬，公《進西嶽賦表》云：『長安一匹夫』，則其時尚未得官也。其改衛率府參軍，乃在十四載。《夔府詠懷》詩所云：『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是也。」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定授河西尉事在十月。《舊唐書·地理志》：「同州上輔」載：「夏陽，武德三年（六二〇）分郃陽於此置河西縣。乾元三年（七六〇）復為夏陽。」河西（夏陽）縣治所在今陝西合陽東。杜甫授尉時此縣名河西。聞譜以為「河西縣故城在今雲南河西縣境」。案：此河西縣唐屬戎州都督府治下的宋州。《舊唐書·地理志》註明戎州中都督府所屬十六州（包括宋州在內）「天寶已前朝貢不絕」，意謂自從天寶十載、十三載楊國忠兩度發動征南詔的不義戰爭之後，這裡跟朝廷的關係疏遠了。十四載正是再征南詔唐軍慘敗後不久，不當有實授雲南河西縣尉之事。《文學遺產》一九八一年第四期朱明倫《杜詩「不作河西尉」解》考之甚詳，可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