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評傳 · 第五章　「應詔」前後

一　一個「口蜜腹劍」的宰相 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淵的叔伯兄弟長平王李叔良的曾孫。雖屬宗室，只是關係疏遠，他祖父、父親只出仕過長史、參軍一類官職，並無封蔭。他小字哥奴，自幼就是個紈絝子弟，加上早年得志，官運亨通，生活一直都過得很闊氣，車馬衣著，極其奢華。他沒什麼學問，僅能動動筆。寫點什麼東西，都要請他所倚重的郭慎微、苑咸這班無行文人修改或捉刀。他主持選部時，選人嚴迥的判語中有「杕杜」二字。「杕」音第，是特生的意思。「杜」是赤棠。《杕杜》是《詩經》的篇名，《唐風》和《小雅》中都有。李林甫不識「杕」字，問吏部侍郎韋陟道：「此雲『杖杜』，何也？」韋陟只好低著頭，不敢言語。太常少卿姜度是他的表兄弟（舅父的兒子）。姜度的妻子生兒子。他親筆寫信去祝賀說：「聞有弄獐之慶。」古人重男輕女，生下男孩子，把一種叫「璋」的玉器給他玩；生下女孩子，把原始的紡錘「瓦」給她玩。所以祝賀人家生男孩叫「弄璋之慶」，生女孩叫「弄瓦之慶」。當時眾人見這位「白字先生」李林甫把「弄璋」寫成「弄獐」（逗弄獐子，豈不是在馴獸麼？），莫不掩口暗笑。不要以為李林甫是個大草包，其實他倒很有能耐。他擅長音律，這雖與他豪奢生活的習染有關，卻也顯示了他有這方面的才能。在懂得音樂這一點上，他與玄宗君臣之間應當有共同語言，可算得是知音了。但是，他當政二十年，深得玄宗的寵信，決不是因為他們有共同的藝術愛好，而是因為李林甫除了有音樂才能，還具有另一種非凡的能耐，這就是史傳所說的，「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清列，為時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托，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這就是說，他善於走後門，拉關係，安插耳目，刺探情報，投其所好，全憑陰謀權術去博取主子的寵信。例如他通過宦官巴結上玄宗的寵幸惠妃，表示要盡力保護她的兒子壽王李清（後改名為瑁），惠妃很感激他，就暗中幫助他於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從吏部侍郎升為黃門侍郎。又如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玄宗在東都。因宮中有怪，想馬上回長安，找宰相們商量，裴耀卿、張九齡都說：「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早已探聽到玄宗的心意，等裴、張二相退下去以後，獨自留下對玄宗說：「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玄宗大為高興，就採納了他的意見。——既討好了主子，又暗傷了同僚，兩面三刀，真是居心叵測！開元初，李林甫剛升太子中允就想當司門郎中，侍中源乾曜對替他說情的兒子源潔說：「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可見他的名聲從來就不怎麼樣。誰知沒幾天他竟當上了諭德，後來還做了宰相，這不僅表明他真是狡猾奸詐、登龍有術，也表明唐玄宗有眼無珠、毫無知人之明啊！ 李林甫的府第在長安平康坊，其中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他就待在裡面，挖空心思打鬼主意。只要是他興高采烈地從裡面出來，那麼就准有人將要家破人亡了。前一章提到的那許多冤案，想必是從這個罪惡的月堂里策劃、製造出來的。由於自己不學無術，除了排構大臣，他還特別忌恨當時有名氣的文士。開頭他個別打擊像李邕這樣被他視為勁敵的文壇領袖，接著就將矛盾指向了一般的士大夫們。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天寶六載（七四七）他暗中搗鬼搞的那次假考試：「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奸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聵，恐有俚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複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資治通鑑》卷二一五）這件事是論者經常提到的。這裡所要著重指出的是：李林甫害怕舉人們對策時會指斥他的奸惡，這是出於極其現實的政治考慮，而不應等閒視之。要知道，這次考試正是處於李林甫以莫須有的罪名，大量製造冤案，剛剛杖殺李邕、裴敦復，又奏分遣御史往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並逼死李适之、王琚等不久，朝野震驚的時候。 李林甫跟古往今來所有權奸一樣，別看他們身居高位，氣焰萬丈，不可一世，作威作福，肆無忌憚，其實他們都是些外強中乾的紙老虎。他們幹了哪些壞事，犯了哪些喪盡天良的大罪，他們自己比誰都明白，所以他們最怕人議論、怕人指摘、怕人反抗、怕人暗算。李林甫的兒子李岫擔心他父親惡貫滿盈，一次跟隨李林甫游後園，指著役夫對李林甫說：「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李林甫不樂，答道：「勢已如此，將若之何！」（這使人想起李斯臨刑時對他兒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這一段話。）可見李林甫並非毫無自知之明，不過是作惡多端，難以自拔，只好破罐子破摔罷了。他自知結怨於人，常常擔心給刺客發覺，就在住處安裝了重扃複壁、絡板甃石等保險設備，這還不放心，一夜總要轉移幾處，就是家裡的人也搞不清他到底在哪裡。凡此種種，跟上述他在考試中耍花招，以免遭到應舉士子攻擊的做法一樣，都充分暴露了這一「口蜜腹劍」的大奸臣的鬼蜮伎倆和極端陰暗的變態心理。李林甫一輩子算計人，沒料到「善惡到頭終有報」，死後仍逃不脫另一個大惡人楊國忠對他的報復。楊國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誣奏他與蕃將阿布思同謀叛逆，他終於被詔奪官爵，剖棺抉取含珠，褫去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諸子並遭貶嶺外。這是後話。 二　一次「野無遺賢」的考試 且說杜甫於天寶四載（七四五）在魯郡石門與李白握別，大概回到東都或陸渾莊住了一個時期，五載來到長安，為的就是參加李林甫操縱的這場騙人的考試，結果同另一著名詩人元結等，無一例外，統統落選了。一次全國公開舉行的招賢考試，居然選拔不出一個合格的人才，這是我國考試史上空前絕後的一件大怪事，不能不教人感到驚異和懷疑。這時，李林甫卻自作聰明，出來上表祝賀什麼「野無遺賢」（表面上是頌賢，其實是在吹噓自己宰相當得好），這豈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欲蓋彌彰嗎？內幕很快就揭開了，元結事後在《諭友》中曾憤慨地直書其事說：「天寶丁亥中，詔征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聵，不識禮度，恐有俚言，污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例。（原註：如吏部試詩、賦、論、策。）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送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所述情況跟《新唐書·李林甫傳》和《資治通鑑》中有關記載大致相同。這是當事人的筆錄，可看作指控李林甫鉗制輿論、壓抑人才的有力佐證，就史料而論，也是很有價值的。據其中所說：「詔征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奏待制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案：進士科考試則由禮部侍郎主持），可知這是一次「天子自詔」的「制舉」，而非例行的「進士」「明經」等科舉。這年進士科考試也舉行了，包佶就是這年登的進士第。沒有跡象表明杜甫、元吉他們曾經參加過這年的進士試。 杜甫在其後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寫的《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中也痛定思痛地提到了這次應制舉失利的事：「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作這首詩時李林甫剛死，所以稱他為「前（執）政」。仇兆鰲說：「『破膽』以下，恨李林甫之忌才，只『陰謀』『忌刻』四字，極盡奸邪情狀。」王嗣奭以為「『微生沾忌刻』，下字忠厚」，這樣理解仍嫌片面。要是聯繫史實讀這幾句詩，自會感到詩人對李林甫的批評很激烈也很深刻。 杜甫抱著很大的希望參加了這次制舉，沒想到再次落第，他當時雖不敢像後來那樣公開指責李林甫的「陰謀」「忌刻」，但仍在許多詩中情不自禁地表露了對此事的強烈不滿和憤慨。《贈比部蕭郎中十兄》是他在落第後不久所寫送表兄的詩，末段就隱隱約約地流露出這種不滿和憤慨的情緒：「漂蕩雲天闊，沉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他自幼就「竊比稷與契」，一心一意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如今兩次失利，一事無成，時光流逝，壯心未已，這怎教他不滿懷孤忿、感嘆系之呢！ 這種不平之鳴、抑鬱之情更多地表露在寫給韋濟的幾首詩中。韋濟出身大族世家，祖父韋思謙，居官剛正，武后垂拱初，賜爵博昌縣男，遷鳳閣鸞台三品。伯父韋承慶，武后天授以來，三掌天官選事，累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中宗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張昌宗失實（指有所包庇），流放嶺外。起復為秘書員外少監，兼修國史，以修《則天實錄》有功，賜爵扶陽縣子。父韋嗣立，武后朝累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神龍中，轉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他在驪山營建了一所別墅，中宗也曾經去做過客，自製詩序，教隨同前往的官員們賦詩留念。又賜給他二千匹絹，封他為「逍遙公」，給這地方命名為「清虛原」「幽棲谷」。睿宗即位，拜中書令。以定冊尊立睿宗有功，實封一百戶。開元七年（七一九）卒。《舊唐書·韋思謙傳》說：「嗣立、承慶俱以學行齊名。……（兄弟）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來，莫與為比。」可見這一家族在當時政界、社交界的地位很高。韋濟的大哥韋孚，官至左司員外郎。二哥韋恆，有經濟才。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為隴右道河西黜陟使，往河西巡察。當時這裡的節度使是蓋嘉運。他仗著有中貴撐腰，為非作歹，假報戰功。韋恆就上表彈劾他，沒成功，自己反而被調任陳留太守，未往而卒。韋濟早年就以辭翰聞名。開元初年調補鄄城令。有人密奏玄宗，說這次所放縣令多無才能。謝官日玄宗便命引入殿庭問安人策一道。參加考試的共有兩百多人，唯獨韋濟答得最好，考了個第一名，其餘的都考得不好，甚至有交白卷的。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為尚書戶部侍郎，累轉太原尹（當時的京兆尹、河南尹、太原尹都相應於現代的直轄市市長，地位很高）。天寶七載（七四八）又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他曾連任台省直轄府尹，當時被認為是很光榮的事。杜審言的年輩相當於韋承慶、韋嗣立。杜審言的政治地位雖遠遠趕不上韋氏兄弟，但詩名很大，又同在武后朝做官，他們之間當有通家之好。所以韋濟對杜甫很關心很看重；杜甫對韋濟也很尊敬很信任，稱他為「丈人」，一再寫詩給他傾訴衷腸，希望能得到他的同情和汲引。杜甫的《奉寄河南韋尹丈人》說：「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尊榮瞻地絕，疏放憶途窮。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謬慚知薊子，真怯笑揚雄。……屍鄉余土室，誰話祝雞翁！」韋濟天寶七載為河南尹，不久遷尚書左丞。又，這詩題下原注說：「甫故廬在偃師，承韋公頻有訪問，故有下句。」據此可揣知：杜甫在天寶六載應詔不中以後的一兩年內，寄寓長安，很是失意，經常縱浪近畿，聊以自遣。這時聽說河南尹韋濟曾多次到偃師他的陸渾莊故廬訪問他，他就寫了這首詩寄給韋濟，表達自己感激的心情，訴說近來的境況。 《後漢書·孔融傳》載：「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仆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莫不嘆息。」通家謂世交。歷來注家都不引孔融自稱通家子弟的話；其實，引了這句話，既切河南尹，又切世交，就更加精確恰當了。晉代郭璞曾跟鄭公學習，得《青囊書》，於是就懂得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剋的道理（見《晉書·郭璞傳》）。孔子成年時在宋國居住，戴著當地一種叫「章甫」的黑帽子。孔子還說過自己是東西南北週遊各地的人（見《禮記》的《儒行》和《檀弓》）。前四句是說有人從河南來，傳達了韋濟的話，問他現在是在隱逸學道，還是在到處漫遊？——可見他的學道和漫遊是出了名的了。下面是他的答覆和感嘆。他說韋丈您是無比的尊貴榮耀，可我目前的處境不由得教人想起阮籍的途窮慟哭。(1)我現在還是在跟陶淵明那樣的隱士一塊兒喝酒，在尋訪葛洪那樣的方士學煉丹。布衣白髮，風塵僕僕，落拓江湖。我哪能跟孔子相比，雖也週遊天下，只是道術空虛，只落得一事無成。東漢時有個薊子訓有神異之道，來到京師，受到朝廷公卿們的禮遇（見《後漢書·方術傳》）。謬承見知，我自愧不如薊子訓。揚雄閉門草《太玄》，很少有人上門，多為後輩所笑。我真跟揚雄一樣，早給人笑怕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也說：「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可見他落第後經常遭到時人的奚落，深感屈辱。——傳說古時候有個叫祝雞翁的洛陽人，住在屍鄉北山下，養雞百多年，雞有千隻，都有名字，一喚就來。他賣雞和雞子兒得錢千餘萬，可是卻把錢擱在那裡就走了（見《列仙傳》）。這屍鄉北山下就是我陸渾莊故廬所在。(2)那兒我還殘存著幾孔窯洞，除了您，又有誰來訪問我這像祝雞翁的不合時宜的人！稍加箋釋，杜甫落第後很長一段時期內落魄縱浪的行徑、潦倒憤激的神情，不就多少可以得其仿佛了麼？ 不久韋濟遷左丞入京，杜甫又有《贈韋左丞丈濟》詩。(3)這詩前半從左丞之職敘出韋家門第，都是稱頌的話。後半則自嘆窮老不遇，渴望對方大力提拔：「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途。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禮記·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杜甫這年才三十七歲，竟說自己已經衰老：「衰容豈壯夫」，而家裡的人也正在急著為他養老做準備：「家人憂几杖」，這樣的話、這樣的心情在這以前的詩中是從未有過的。杜甫對典故很熟習，又有很高的駕馭文字的能力，而且明知這是在對有地位的長輩說話，那麼這不可能是用詞不當的語言上的疏忽，或者只是倚老賣老的隨便說說，而是他心靈上的真實感覺，他感到自己確乎是衰老了，轉眼之間，壯年已成過去。由此可見，這次應詔就選失敗，對他精神上的打擊是極其沉重的。他從南到北，四處漫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壯遊》），滿以為一舉成名，青雲直上，猛不防當頭遭此一棒，給打得暈頭轉向，許久也緩不過來。從此，他那「快意」的「壯遊」永遠結束了，把美好的回憶深藏心底，留給晚年聊慰寂寥；眼下卻須強打精神，硬著頭皮，忍受冷嘲熱諷，面對慘澹的人生，奔走於長安富家權貴之門，為將來的出路，為當前的生計而乞求幫助。這無怪乎他不覺忘了自己的實際年齡，忘了對尊者長輩應有的禮貌，而大發起嘆老嗟貧的牢騷來了。 他的《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可說是作者這一時期生活和思想感情最高度的藝術概括：「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為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開端突兀兩句，一肚皮牢騷憤激，衝口而出。以前兩詩還有稱頌韋濟的話，這首則全屬陳情，直抒胸臆。可見杜甫在京活動日久，希望甚微，事急情迫，不覺言之過激了。「甫昔」八句自詡才學人品之高。這是沉淪掙扎時發自肺腑的呼號，教人讀了只覺良材見棄之冤，毫無自吹自擂之感。「自謂」四句，楊倫旁批道：「自是腐儒大言，在他人亦不敢說。」唐人往往敢說大言，李、杜尤其如此。他們不光敢說，還要為此奮鬥一生，始終不渝。說杜甫這些人是「腐儒」，他們「腐」就「腐」在不知時勢、對所處的時代缺乏應有的清醒認識，這猶可說也；但是，他們的那種追求理想、爭取實現偉大抱負的執著精神和頑強意志卻是不容輕視的，更何況這理想、這抱負中還多少含有活國濟人的進步因素。「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寥寥數筆，便勾勒出詩人當日寄人籬下的狼狽相和苦痛心情。「十三」，諸本作「三十」。舊注以為杜甫自開元二十三年歸東都舉進士不第，至天寶六載以應詔入京，恰是十三年，作「十三」為是。(4)「主上」四句即述天寶六載應詔退下事。浦起龍說：「此應詔退下後，將歸東都時作也。先是有《贈韋左丞丈》詩云：『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蓋嘗以推獎望之。是後韋必嘗以公之才誦言於當軸而莫有應者，公遂決計遠行，贈此致感，且以告別也。不作悻悻急去語，亦不作脂韋無骨語。本心之厚，立品之高，俱見。」詮評後段甚當。舉進士不第則應制舉，應制舉退下則獻賦，要求一次比一次高，路子一次比一次窄，他並不像世俗士子那樣不惜屢入場屋，非考個進士不可。可見他恃才負氣，自視極高，生性是很倔強的。東都西京，相去不遠，交通又很方便，不久他就回洛陽去了，甚至不止一次；不過這一期間，他主要是在長安活動以旅食謀生的。 三　初來長安時的交遊 以應詔退下一事分界，此前此後杜甫簡直判若兩人。回顧天寶五載他初來長安時，由於剛剛「放浪齊趙間，裘馬頗清狂」，餘興猶存，又面臨天子自詔的制舉，正滿懷希望，意氣風發。這時他雖也出入於上層社會，跟汝陽王李璡、駙馬鄭潛曜這樣一些大貴族交往，但是，不管別人還是他自己，都把這看作不過是登科有望、前程無量的士子的正常社交活動，因此他毫無一點落選後的那種寄人籬下、困蹇寒酸之感。《壯遊》「西歸到咸陽」後有「賞游實賢王」「曳裾置醴地」的話。仇注說：「『賢王』『置醴』，指汝陽王璡也。」 汝陽王李璡是寧王李憲（原名成器）的長子，而李憲又是睿宗的長子。當初議立太子，正猶豫不決時，李憲見玄宗討平韋後、擁立睿宗有功，就堅持將太子的位置讓給了玄宗。因此玄宗很感激他，對他極其尊崇。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寧王卒，又追封他為讓皇帝。寧王十子多封王或公。李璡封汝陽郡王，任太僕卿，與賀知章等為詩酒之交。天寶初，居父喪期滿，加特進。天寶九載（七五〇）卒。杜甫的《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就是他初來長安時所作。這詩前半是讚揚李璡的話：說他又有才又忠誠；說皇帝對他很禮遇，他卻很謙讓謹慎；說他學識淵博，文章華美而富哲理，書法飛動；說他談笑風生，對朋友很隨和、很熱情、很講信用。後半則寫李璡對他的熱情接待和他的知遇之感：「已忝歸曹植，何如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鳧雁宿張燈。花月窮游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檐動玉壺冰。瓢飲惟三徑，岩棲在百層。……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曹植喜好文學，他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等都很友好。後漢李膺和杜密的名望、人品相當，當時的人稱他們為「李杜」。「已忝」的意思是說，自己雖然不及建安諸子，所幸已「歸曹植」。「何如」句的意思是說，愧非杜密，名望、人品怎能「對李」？上句切親王，下句切兩姓。措辭委婉，骨子裡卻不無李白那種「平交王侯」的氣概。 《世說新語·賞譽門》載衛瓘命子弟去見樂廣，說：「此人人之冰鏡也，若披雲霧睹青天。」又《北齊書·李渾傳》附李繪傳載，李繪儀容端偉，邢晏說：「若披雲霧，如對珠玉。」《晉書·王徽之傳》載，王徽之以手版拄頤說：「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披霧」一段敘相見游賞的事。大約時值殘暑，所以先設譬喻說：披霧初見，襟懷猶如高秋爽氣的清澄。加之張筵於林間浦口，汲井貯冰，因而燈罍花月，炎暑頓消。只見硯水寒而檐玉（檐馬）響，恍惚進入了清涼世界（此采浦起龍說而稍加修訂，仇兆鰲、楊倫都認為這一段分敘春、夏、秋、冬四時游賞之事，似不合）。漢淮南王好方術，養士數千人（見《神仙傳》）。孫登是魏、晉之交的隱士，居汲郡北山，好讀《易》，撫一弦琴，時遊人間，所過之家或設衣食相待，一無所受（見《晉書·隱逸傳》）。朱鶴齡說：「（末二句）言汝陽愛士固不下淮南，我則何敢有愧孫登乎？蓋不欲自居於曳裾之客也。」可見杜甫入長安之初應制舉以前自視甚高，情緒頗佳，絲毫不認為自己是個在豪門貴家幫忙幫閒的清客。李璡的六弟李瑀初封隴西郡公。天寶十五載隨玄宗避安史之亂入蜀，到漢中，因封漢中王。後杜甫入蜀，寫了不少詩寄他。大概杜甫入長安初跟李璡交往時就跟他很熟了。第一章曾經提到杜甫同唐王朝宗室多少沾點親，他初入長安便與汝陽王李璡一家有交往，可能跟這有關係。李璡宅第在長安勝業東南角（見《舊唐書·讓皇帝憲傳》），詩中所述游賞之地即在此。 《鄭駙馬宅宴洞中》當與上詩作於同一時期。唐玄宗皇甫淑妃的女兒臨晉公主嫁給鄭潛曜。(5)《長安志》載：「蓮花洞在神禾原，即鄭駙馬之居，（杜詩）所謂『主家陰洞』者也。」鄭潛曜是廣文博士鄭虔的侄兒。杜甫跟鄭虔很要好，可能因鄭虔的關係很早就與鄭駙馬家有來往，第三章提到天寶初年他所游洛陽西不遠新安縣的「鄭氏東亭」一說即鄭潛曜的別墅，多少可作印證。既是老熟人，杜甫一到長安就來「主家陰洞」飲宴消夏，後來鄭駙馬又請杜甫為開元二十三年逝世的岳母撰寫《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碑文中說：「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之園林。」杜甫也自認是鄭府座上的常客，恐怕不只是參與在蓮花洞宴會的一時一事。(6)這首《鄭駙馬宅宴洞中》不過極力寫蓮花洞的陰涼、酒筵的精美、境界的非凡，意義不大，但有一點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杜甫這一時期已經在著手嘗試拗體七律的一種新的表現藝術了。試將這詩「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碗碧瑪瑙寒。誤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與「晚節漸於詩律細」時所寫的《白帝》「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斗，翠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稍作比較，就會看出這兩首詩，若論思想意義，高低懸殊，簡直無法相比；但是，若論聲調上拗救規律的掌握，用詞遣句上的刻意求新，以及風格的蒼秀、意境的冷峭，二者之間確乎存在著不少相似之處。初盛唐諸家，由於對五七言近體詩格律的掌握不盡爛熟，有時古體入律，有時律體帶古，如李白的《宿五松山下荀媼家》、王維的《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等等，雖出無心，卻是拗體。但有意突破格律又恪遵格律、探索拗救之法以發展近體詩表現藝術的，卻是從杜甫開始。此後作拗體詩的代不乏人，間有佳作，而其中作得最多、成績最顯著的又首推北宋詩人黃庭堅。黃庭堅的七律幾乎全是拗體。且看他的《題落星寺》其三：「落星開士深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宴寢清香與世隔，畫圖妙絕無人知。蜂房各自開戶牗，處處煮茶藤一枝。」這種拗口的語句、這種生新多變的烹煉工夫、這種蒼秀的風格、這種冷峭的意境，難道不是來自老杜而又有所變化自成一家的麼？（當然，這些特點各體詩中都有，不過七律中最突出罷了。）蘇軾說：「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書魯直詩後》）居然讓詩文變成了「格韻高絕」「多食則發風動氣」的「蝤蛑江瑤柱」，不管好還是不好，總該由黃庭堅自己負責，不得推給別人。不過，若要「沿波而討源」的話，就不難發現這「異味」多少存在於前期杜詩中了。 上述杜甫拗體詩的這些風格、藝術特點上的「異味」，在他晚年許多詩歌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表露，例如《秋興八首》就是最明顯的例證。這組詩平仄合律，音樂性很強，一點兒也不拗口，但依然存在著格調高雅、手法多變、意境精美等藝術風格上的「異味」。由此可見，杜甫雖到「晚節」才「漸於詩律細」，但早在前期就著手對之進行探索和嘗試了，而且這種探索和嘗試不僅止於「詩律」和表現藝術的創新，更在於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這種獨特的藝術風格借古今常講的「沉鬱頓挫」四字差可意會）、獨特的生活美感的發展和形成。美是客觀存在的，但離開了人類社會勞動和生活的長期發展過程就無所謂美。而美感，則是生活中美這「光束」投射到人們感官直至心靈所引起的反應和感覺。因此美感因人的時代和階級屬性，因人的個性而各異。如果容我打個跛腳的比喻，把人們大同小異的美感比作照相機的各種濾色鏡，那麼，任何想形成獨特藝術風格的詩人或藝術家，都必須努力從生活體驗和藝術實踐中先煉就他所特有的「濾色鏡」。不然，他即使技藝熟練，甚至能勉強進行所謂「創作」，也永遠不會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成不了卓越的詩人和藝術家的。蘇軾《書吳道子畫後》說：「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杜甫集古今詩歌的大成而大變，體現在從內容到形式的各個方面。以上所論，僅只詩律的探索和表現藝術的創新一途。但僅此一途，亦可窺見詩人善於學習、勇於推陳出新的一斑。這種精神，對今天新詩形式的探索和表現藝術的提高，或許是有所啟發的。 天寶五載除夕（按照陽曆，這時已進入公元七四七年）寫的《今夕行》，由於詩人剛從齊趙來到長安，詩中仍然洋溢著壯遊時的那股粗獷、豪邁的強烈浪漫氣息：「今夕何夕歲雲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唐國史補》記載一種叫「樗蒲」的古老的賭具及其賭法甚詳：「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為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者為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采十；全白為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為五，禿為四，撅為三，梟為二：六者雜采也。貴採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余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這種古代的博戲當時還是有人玩的，不過最流行的是另外的幾種新博戲：「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黃黑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游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王公大人，頗或耽玩，至於廢慶弔、忘寢休、輟飲食者。及博徒是強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渾鎬、崔師本首出。圍棋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楊芃首出。」《唐國史補》記開元至長慶間事。據上所述可知當時上層社會賭博之風很盛，輸贏很大，甚至還出現開賭場、拿「什一」「乞頭」的「囊家」。從《今夕行》所描述的情況看，杜甫他們那晚玩的是「古之樗蒲」。文人雅士多有好古之癖，也許真的是在玩樗蒲，也許為了古雅硬把長行、大點之類說成是樗蒲，這都無關緊要。總之，那年除夕，杜甫他們在一家可能是兼營賭場的「客舍」里，大賭而特賭就是了。要是不怕褻瀆「詩聖」頭頂上的靈光，想像一下作為賭徒的杜甫的形象和神情，那該是多麼有趣、多麼令人目瞪口呆啊！——大年三十，廳堂里明燭高燒，旅客們為了守歲，為了排遣鄉愁，正吆五喝六全神貫注地在聚賭，而杜甫，就是其中最來勁兒的一個。深夜嚴寒，室內卻溫暖如春。賭徒們因勝負時而狂喜時而驚嘆，就顯得更是燥熱。杜甫這會兒手氣不好，一連擲了幾次骰子都不得「貴采」，心裡一發急，不覺「五白」「五白」地大呼大叫，袒胸露足地探起身來，正聚精會神地準備孤注一擲，轉敗為勝。最後大概是輸定了，便搬出古人的事來自我解嘲說：「《南史·宋本紀上》不是說『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即樗蒲）一擲百萬』麼？英雄們行事也往往如此，碰上機會，偶然下筆大賭注，這總不失為一個好主意啊！」「袒跣不肯成梟盧」用的是《晉書·劉毅傳》的典故：「（毅）於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我）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老杜擲不成梟盧，可見最後一局他確乎是賭輸了。輸了還要口出大言，講一番英雄事業多如賭博的大道理，可見他當年是多麼躊躇滿志、自命不凡啊！過了「今夕」就是天寶六載。幾個月後，他信心十足地參加了那年的制舉，誰知他竟在這一場下了大賭注的人生的「博塞」中再一次輸得精光。從此他便一蹶不振，過了許久都緩不過來，像「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這樣盲目樂觀的豪言壯語，也沒有興致再講了。 四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一個人處順境時可能有一二件煩惱事，處逆境時也可能有一二件快意事，所以不可以單單從其中所流露出來的情緒來判斷作品的創作時期。但是，如果有其他的依據，也不妨適當考慮詩人在某一時期內的基本情感特色，作為粗略判斷作品創作時期的補充條件。仇兆鰲《杜少陵集詳註》將杜甫的《冬日有懷李白》編在天寶四載冬；將《春日憶李白》編在天寶五載春；接著將《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編在《春日憶李白》之後《今夕行》之前，雖未明言，心裡也認為這詩當作於天寶五載春；這種安排，或據舊注所做考證或酌情而定，大致上是可信的。杜甫隨李白漫遊一兩年，對李白很傾折，感情很深厚，一旦分離，關山阻隔，難免不時相思。這兩年懷念李白的詩歌不一而足，是可以理解的。《春日憶李白》就是這種真摯感情的自然流露：「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由於個人愛好和宗尚的不同，中唐以來李杜優劣的論戰就開始了。中唐抑李揚杜最突出的首推元稹。他說：「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白居易由於對浪漫主義具有的巨大現實意義和深刻的思想性缺乏認識，又過於窄狹地要求詩歌的政治性，曾經錯誤地抑李揚杜，同時也貶低了杜詩的成就說：「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穿今古，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白居易著眼於思想內容來抑李揚杜尚且不可，那麼，元稹光從律對的當否、篇幅的短長等形式技巧的掌握上論李杜詩歌的優劣，就顯得更加荒謬了。(7)中唐時抑杜揚李的議論不詳，但從韓愈《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的話來看，兩種針鋒相對、各捧一家、各執一端的議論，當時想必十分激烈。歷來對杜甫的頌揚顯然超過李白。宋代王安石編杜歐韓李四家詩，以杜為第一、李為第四，並答人質疑道：「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王世貞《藝苑卮言》所謂『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即此意）。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閒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苕溪漁隱叢話》引《遁齋閒覽》）其後仇兆鰲《杜詩詳註》凡例中「杜詩褒貶」又說：「秦少游則推為孔子大成，鄭尚明則推為周公製作，黃魯直則推為詩中之史，羅景綸則推為詩中之經，楊誠齋則推為詩中之聖，王元美則推為詩中之神，諸家無不崇奉師法。宋惟楊大年不服杜，詆為村夫子，亦其所見者淺。至嘉、隆間，突有王慎中、鄭繼之、郭子章諸人，嚴駁杜詩，幾令身無完膚，真少陵蟊賊也。楊用修則抑揚參半，亦非深知少陵者。」把攻訐杜甫的話多予刪削，而一味頌杜，也難免迂腐過當，令人生厭。仇兆鰲注杜、王琦注李，他們的愛好雖各有所偏，但也盡力避免公開表態，不敢軒輊。王士禎論詩重神韻。他雖然認為李白的《夜泊牛渚懷古》和孟浩然的《晚泊潯陽望廬山》二詩「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可比畫中「逸品」（《分甘余話》），也講過杜詩中的一些優長，但總的傾向是宗王、孟而不宗李、杜，他撰《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雖巧設託詞，其意自明。因此，他倒不十分介意李、杜優劣之爭。清人李、杜優劣之爭不甚激烈。 到了當代，從郭沫若《李白與杜甫》開始，突然大刮抑杜揚李之風。該書持論偏頗，褒貶往往失當，但總算是一家之言，可以從長討論。至於「四人幫」出於篡黨奪權的陰謀，搞什麼「評法批儒」運動，硬把李白尊為「法家」、杜甫貶為「儒家」，根本不是學術研究，必須首先從政治角度加以批判。我曾經寫了首絕句對此表示憤慨說：「謫仙心契浣花翁，風骨師承卻不同。鵬背摩天鯨逝海，無勞鼠目判雌雄！」通過以上簡單的介紹，便可看出從古到今關於李杜優劣的論爭一直就沒有中斷過。無論抑李揚杜，或抑杜揚李，還是李杜並重，統統是學術上的不同看法，都是可以各抒己見、百家爭鳴的。李、杜優劣之論竟持續了千多年，這一事實就足以表明李、杜在文學史上、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歌德曾經頗為自負地說過：「聽眾對於席勒和我誰最偉大這個問題爭論了二十年。其實有這麼兩個傢伙讓他們可以爭論，他們倒應該感到慶幸。」（《歌德談話錄》）要是我們不那麼敏感，不為這老頭兒無意中流露出嘲弄聽眾、讀者的意味所激怒的話，我們無疑會驚嘆這話說得實在太對了。如果說，有那麼兩個傢伙可以讓魏瑪和歐洲的聽眾爭論二十年，他們就該感到慶幸；那麼，我們居然有那麼「兩個傢伙」可以讓我們爭論千多年，這難道不應該更加感到慶幸和自豪麼？正因為多少世紀以來人們都慶幸出了李、杜這兩大詩人，都熱衷於爭論他倆誰最偉大，所以，一當見到他們之中有誰評價到對方的詩歌成就時，就自然會引起很大的興趣和關注。這就是人們特別重視前面提到的那首《春日憶李白》，並從而引起爭論的原因。要知道，正是這樣的一首詩，它可看作杜甫對李白詩歌創作最早的一篇較全面、較嚴肅的評論啊！朱鶴齡箋釋這首詩說：「公與太白之詩，皆學六朝。前詩（《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以『李侯佳句』比之陰鏗。此又比之庾、鮑，蓋舉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王荊公謂少陵於太白，僅比以鮑、庾，陰鏗則又下矣。或遂以『細論文』譏其才疏也。(8)此真瞽說。公詩云：『頗學陰何苦用心。』又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又云：『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公之推服諸家甚至，則其推服太白為何如哉？(9)荊公所云，必是俗子偽托耳。」朱鶴齡的理解是正確的，批駁得也很有力。王安石抑李揚杜，所論云云，不一定是偽托（最早懷疑偽托的是陸游，見《老學庵筆記》），朱鶴齡也不一定真認為是偽托。這麼說，只是以免直接指著鼻子去批王安石這位「先賢」而已。朱鶴齡硬給蒙頭蓋腦地安上個「俗子偽托」，巧妙地批了王安石，由於一時照顧不到，可放過了他同時期稍早的王嗣奭變通、發展了所謂「俗子偽托」之說的這一番異議：「杜於李交契甚厚，至稱其詩『無敵』，而止雲『清新』『俊逸』，語擔斤兩，且亦極肖。欲與論文，而加一『細字』，似欲規其所不足。荊公云：『白之歌詩豪放飄逸而不知變。』此固李之所不足者也。然詩意初無輕薄。……前四句真傳神手，至今李白猶在。五六但即彼己所在之景，而懷自可想見，所以懷之者，欲與『論文』也。公向與白同行同臥論文舊矣，然於別後自有悟入，因憶向所與論猶粗也。白雖『不群』，而竿頭尚有可進之步，欲其不以庾、鮑自限，而重與『細論』也。世俗之交，我勝則驕，勝我則妒，即對面無一衷論，有如公之篤友誼者哉？按公《雕賦》序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進賦在天寶九載，而集中詩作於開元、天寶者無幾，必公自悟入後汰其前作也。李白到底只是庾、鮑伎倆，幽冥中負良友矣。王荊公論子美詩良是，謂庾、鮑之比有輕薄意，則未然。公蓋『擬人必於其倫』者，非若他人之諛也。且平日何嘗輕視庾、鮑哉？」王嗣奭不同意說杜甫拿庾信、鮑照來比方李白有輕視的意思，認為杜甫為人忠厚，對李白的友誼很深，這都是不錯的。但是，是不是就真的像王嗣奭所說的那樣，杜甫在跟李白分別以後，對詩歌創作藝術有了新的領悟，因而回想起以往他們在一起討論文藝時自己的那些見解未免粗疏，就很想跟李白重新細細交換交換看法，希望他要突破庾信、鮑照的局限，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呢？是不是「李白到底只是庾、鮑伎倆，幽冥中負良友」呢？這就大可商榷了。李白在此以前已經寫了《襄陽歌》、《丁都護歌》、《蜀道難》、《古風》其二十四、《行路難》、《梁甫吟》，在此以後又寫了《夢遊天姥吟留別》、《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古風》其三十四、《將進酒》、《遠別離》、《古風》其十九等名篇。這些作品，無論思想還是藝術，都遠遠超過了庾信和鮑照，成為了我國古典文學遺產中的瑰寶。如果不是出於偏見，對於李白在詩歌創作上所獲得的高深造詣和偉大成就，無論如何是不會看不到，不會不感到敬佩的。怎麼能說他「到底只是庾、鮑伎倆，幽冥中負良友」呢？（他說杜甫對庾、鮑並無輕薄之意，但從說這句話的語氣看，他對庾、鮑倒是很輕視的。）王嗣奭的這一段議論，跟王安石講的那幾句話相比，乍看起來似乎是委婉些、公允些，但稍加琢磨，就會發現他抑李揚杜的偏見也同樣嚴重。一個人有了偏見，看問題往往就不那麼實事求是了。 其實在杜甫的那首《春日憶李白》詩里，既無輕薄之意，也看不出他對重大創作問題「於別後自有悟入」，有幫助李白進一步提高的想法；有的只是對李白的深情懷念和由衷欽佩，渴望能有機會再跟他細細地談論文學，談論自己新獲得的體會和進步。楊倫說：「首句（『白也詩無敵』）自是閱盡甘苦上下古今，甘心讓一頭地語。竊謂古今詩人，舉不能出杜之範圍；惟太白天才超逸絕塵，杜所不能壓倒，故尤心服，往往形之篇什也。」我認為這話是正確的。杜甫寫給李白和寫到李白的詩上十首，可見對他感情之深了。其後寫的《夢李白》說：「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又《寄李十二白二十韻》說：「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可見對他詩歌評價之高了。杜甫從來沒露出過小看李白，自以為高他一頭的意思啊！這也可以從別的方面得到印證。 杜甫的《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和《飲中八仙歌》是這一時期前後不久寫成的兩篇名作。前一首詩說：「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他早年曾與李白、韓准、裴政、張叔明、陶沔隱居泰山附近的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朱註：「考史，巢父以辭永王璘辟署知名（李白恰恰相反，因從璘而獲罪）。廣德中始授右衛兵曹參軍。意巢父在天寶間，嘗游長安，辭官歸隱，史不及載耳。」李白跟杜甫在山東分別後不久就到吳越求仙訪道去了。孔巢父聞訊辭官南遊，準備隨李白歸隱，杜甫就寫了這首詩送他，並托他問候李白。看這情形，這首詩大概作於杜甫初入長安不久，或即天寶六載的春天（「春寒野陰風景暮」）。 杜甫的《雜述》先為張叔卿、孔巢父的懷才不遇發了一大通牢騷，最後說：「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彌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於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為兄。」這裡有三點值得注意：一、這是篇贈別的短文，當作於泰山下泗水旁——這很可能就在兗州一帶；二、希望再會於京師——可能張、孔先入京，杜甫也有入京的打算；三、杜甫跟孔巢父的關係很親密，他們常在一起喝酒，孔巢父稱杜甫為兄。既然孔巢父是個「執雌守常」的人，先前跟李白在徂徠山隱居過，現在又將南遊隨李白歸隱，而且他跟杜甫在山東的時候就很有交情，那麼，他可能就是李白、杜甫那會兒在那裡尋訪董鍊師等人求仙學道的伴侶。道友看破了繁華富貴，堅持要走，苦苦死留也留不住，自己雖然決心留下來應制舉，爭取實現多年的理想，做一番大事業，但也不能不使他因此而回憶起過去那一段美妙的求仙生活，何況這位舊時道友去的是他最難忘的會稽、剡中，找的又是他最思念的李白，這就無怪他要浮想聯翩，寫出這樣一篇「極狂簡之致」（李子德評語）的詩篇來了。浦起龍解末二句說：「呈李白只一點，『今何如』者，前此贈白詩，一則曰『拾瑤草』，再則曰『就丹砂』，至此其果有得乎否也？亦非止平安套語，正與全篇贈孔意打成一片。」這是深得作者用心的，可見杜甫剛入長安之初對求仙的事並未忘懷。 《飲中八仙歌》說：「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賀知章、汝陽王李璡、左相李适之前面已經提到過了。崔宗之是助玄宗討平韋後有功的崔日用的兒子，襲封齊國公，曾為侍御史，貶官金陵時與李白詩酒唱和，交往密切。蘇晉是進士出身，做過戶部侍郎和吏部侍郎，終太子庶子。張旭是吳郡人，當時傑出的書法家。官至金吾長史，世稱「張長史」。他雖以草書知名，其實他的楷書也很好。傳世碑刻有《郎官石記序》。顏真卿曾向他請教過筆法；懷素繼承並發展了他的草書，而以「狂草」得名。張旭的草書取法於東漢張芝的大草而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王羲之的草法路數有所不同。他的墨跡現僅存《草書古詩四帖》一件，極奔放。 《唐國史補》載：「旭曰：『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搵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李頎《贈張旭》說：「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惟妙惟肖，神情畢露，可與杜詩參看。焦遂不詳，僅袁郊《甘澤謠》中提到他說：陶峴，開元中家於崑山，自製三舟，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共載游山水。孟雲卿是杜甫的好友，杜甫也可能跟焦遂有交往。沈德潛評《飲中八仙歌》說：「前不用起，後不用收，中間參差歷落，似八章仍是一章，格法古未曾有。」（《唐詩別裁集》）我看這種攝取各人最富於性格特色的生活片斷的描寫，也是「古未曾有」的。這種藝術處理和表現手法，顯然借鑑於當時盛行的略帶情節的人物肖像畫（如閻立本的《步輦圖》，吳道子的《送子天王圖》，王維的《濟南伏生像》《孟浩然像》等）和描繪佛經神變故事的「變相」壁畫（如敦煌壁畫等）而有所變化。《飲中八仙歌》就是一幅人物畫長卷，八個人物分作單獨寫照，栩栩如生，神氣活現，但彼此又在無照應中有照應，無連貫中有連貫，渾然一體，毫無割裂之感。不將八人處理成同處一境同做一事的行樂圖，竟獲得了如此成功的藝術效果，訣竅全在於巧妙地借各自不同的酣飲之態，傳了「八仙」俱備的飄逸之神。這就是說，詩人抓住了個「仙」字，仗著這股「仙氣」，使各個人物活了起來，飛動起來，突破了章法、情節前後不相連貫的局限而融為一體，共同表現了那種不受世情俗務拘束、憧憬個性解放的浪漫精神。這種浪漫精神，是盛唐時期的詩人們，如李白、王維、王昌齡、李頎、崔顥、高適、岑參等所共有的。杜甫前期也有，由於「應詔」退下深受打擊，後來又逐漸加深了對現實的了解，這種盲目的樂觀情緒和浪漫精神就越來越少了。 蕭滌非先生說：「這（首《飲中八仙歌》）大概是天寶五載杜甫初到長安時所作，往後生活日困，不會有心情寫這種歌。」（《杜甫研究》下卷）這估計是可信的。《新唐書·李白傳》所載「酒中八仙人」姓名同《八仙歌》，當即據此詩入傳，不足據。不過。范傳正的《李公新墓碑序》也對此早有記載：「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范傳正是中唐人。碑序撰於元和十二年。他「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可見他上述有關「八仙」的記載不是沒有根據的。只因為是一時佳話，口耳相傳，「八仙」姓名不盡相同，這是很自然的。我在前一章《續壯遊》中曾經說過，當時人們爭著寫的謫仙歌已失傳，杜甫入長安後一定還見到過這些詩篇，他的《飲中八仙歌》就是根據這風行一時的題材創作的。案《舊唐書·李适之傳》載：「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累封清和縣公，與李林甫爭權不葉。適之性疏，為其陰中。……五載（四月）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竟坐與韋堅等相善，（七月）貶宜春太守。」《八仙歌》有「銜杯樂聖稱避賢」的話，顯系用李适之詩意。據此可知這詩最早也必作於天寶五載四月以後。《本事詩》載：「宰相李适之，疏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醇酣；且為詩曰：『避賢初罷相……』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10)罷相之初雖「謁問甚稀」，猶能「日飲醇酣」。天寶五載七月貶宜春，六載即被逼仰藥自殺。貶後更須借酒消愁，但決無「飲如長鯨吸百川」的豪興。或以為這不過是追述舊日的歡娛，猶如蘇晉卒於開元二十二年(11)，詩中還說他「醉中往往愛逃禪」一樣。這也不無道理。但死跟死也有所不同，且不說一早逝一新歿，只要一想到李适之死得那樣慘，能有這麼好的興致把他的豪飲寫得這麼淋漓盡致嗎？揆情度理，這詩似乎只應作於李适之罷相之初、貶官慘死之前。這也可算是酌定此詩作於天寶五載杜甫初到長安時的一個旁證。 《舊唐書·讓皇帝憲傳》載汝陽王李璡「與賀知章、褚庭誨為詩酒之交」。李璡既預「八仙」之列，就其所處社會地位而論，詩酒之會的東道主多半由他來當。王琦說：「其裴周南一人（見范傳正《李公新墓碑序》），不入杜詩所詠之數，意者如今時文酒之會，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則以一人補之，以致姓名流傳，參差不一，其以此歟？」（《李太白年譜》）這推測很合乎情理。前已提到杜甫一來到長安就跟汝陽王李璡有交往，常陪他飲宴遊賞。這樣，他自然會跟汝陽王座上著名的「酒人」們很熟識，也會聽到那些已離京或已去世的詩酒舊友的種種趣聞雅事。於是一時興起，便寫出這一謳歌酒徒、標榜曠達的名篇來。 沈德潛評《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起句「巢父掉頭不肯住」說：「飄忽。」評「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說：「李杜多縹緲恍惚語，其蓋出於騷。」總評說：「巢父歸隱學仙，故詩中多縹緲欲仙語。」王嗣奭評《飲中八仙歌》說：「此創格，前無所因，後人不能學。描寫八公都帶仙氣，而或兩句三句四句，如雲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詩中之仙也。」這些話都獨具隻眼，很有見地。前人稱道李白是「天才」「仙才」，所作多「飛仙語」，而「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飄欲仙」。杜甫對李白的歌行也很推重，如說：「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杜甫跟李白分別不久，在寫到李白的這兩篇歌行中，有意無意間竟露出了一股仙氣，語言、風格也近似李白，這不正表明李白從為人到創作都對杜甫產生了深刻影響，而杜甫也是在認真學習李白麼？——繞了半天，我們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我們已經論證了杜甫的《春日憶李白》詩中並無輕薄之意，也看不出他對重大創作問題「於別後自有悟入」，有幫助李白進一步提高的想法。現在，既然通過對《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和《飲中八仙歌》的分析，得知杜甫這時不僅無意去指導李白，而是在有心向他學習，那麼，那些想借杜甫之口來壓低李白的議論就更站不住腳了。 同樣，也有人從李白那方面，根據李杜相互贈詩的多寡來議論他們之間的關係，或借個別李贈杜詩而大做文章。如《捫虱新話》說：「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處，無論數十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杜甫講到李白的詩並沒有那許多（詳註〈14〉），李白也不是從來沒有寫過詩送杜甫，起碼《沙丘城下寄杜甫》和《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這兩首詩是保險不會有錯的。(12)這兩首詩在前一章中已經介紹過了，詩中都傾瀉了對杜甫的無限深情，怎能說他看不起杜甫，以至於「子美傾倒太白至難」呢？所謂「飯顆」詩，最早見於唐人孟棨的《本事詩》：「（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13)這裡是說李白從一種復古的文學主張出發，反對作詩拘束於聲調俳優，所以對杜甫有所譏諷。 《舊唐書·杜甫傳》把問題看得稍微嚴重些，說：「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唐詩紀事》謂「此詩載於唐舊史」，即指此。後人好事，就進一步把這詩和杜甫《春日憶李白》聯繫起來，說這是李杜之間因爭奪詩壇地位而爆發的一場小小舌戰。《鶴林玉露》說：「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誚，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雕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字，譏其欠縝密也。」《韻語陽秋》對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但都不如王安石說的這麼露骨：「甫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鮑、庾下矣。飯顆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見《苕溪漁隱叢話》引《遁齋閒覽》）曹丕曾經在《典論·論文》中說過「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很難擔保李杜之間毫無此意。但上面這些高論，未免有無事生非之嫌，令人難以置信。杜甫《春日憶李白》中有無相輕之意，前面已經討論過了，不必再議。至於那首「飯顆」詩，還是可以稍加研究。這詩王琦編入《李太白全集·詩文拾遺》，題作《戲贈杜甫》，對其真偽不置一辭。仇兆鰲采入《杜少陵集詳註·附錄》，題作《太白逸詩》，並加按語說：「此詩唐人謂譏其太愁肝腎也。今按李集不載。洪容齋（邁）謂是好事者為之耳。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斷無此語。且詩詞庸俗，一望而知為贗作也。」(14)說「一望而知為贗作」未免武斷，怎見得不可能是李白寫的呢？李白在山東兗州（當時叫魯郡）時跟杜甫一道出城到北郊去尋訪隱士范十，曾經寫了首題為《尋魯城北范居士》的詩說：「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謔浪」就是開玩笑（詳第三章此詩箋釋）。要是李白當時見他這位朝夕相處、親密無間的年輕好友，作起詩來太認真、「太愁肝腎」，就跟他開這麼個無傷大雅的小小玩笑，不見得就毫無可能吧？不見得就一定是由於「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在發泄酸溜溜的醋意吧？要知道，李白比杜甫整整大十一歲，當時李白已曾「召入翰林，世稱才名，占得翰林，他人不復爭先」（晚唐郎裴《李公墓碑》語），杜甫雖也「李邕求識面，王翰願為鄰」，到底離他因獻三大禮賦而「自怪一日聲烜赫」（《莫相疑行》）還有七八年。既然兩不相當，客觀上就根本不存在誰威脅誰名譽、地位的問題。正因為他倆的關係介乎師友之間，所以李白對杜甫雖也很友好，總不如杜甫對他依戀、傾折之情的深長。李、杜之間相贈和相憶的篇章，誠然有數量多寡和感情深淺之分，其原因恐怕在於此，而不在於什麼「相逼」「相忌」。方弘靜說：「王荊公以杜詩後來莫繼，信矣！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無乃太遠。子美『憐君如弟兄』之句，正可為二家詩評耳。或謂杜稱李太過，反為所誚，不然也。『斗酒百篇』，遺逸多矣。韓退之詩，已有泰山毫芒之慨，當時相贈答者，可盡見耶？太白雖天仙之才，豈無心人？黃鶴樓推崔顥，不啻己出，乃輕子美耶？或又以杜比李於庾、鮑為輕之，又不然，庾、鮑豈可易者耶？文人齊名如李、杜之相得者，足為古今美談，後人乃以浮薄意妄測前賢耳。」（《千一錄》）在長期喋喋不休的有關李杜相輕的論戰中，這意見無疑是比較公允的，對李贈杜詩之所以不多的解釋也不無道理。 杜甫漫遊齊趙，「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游實賢王」（《壯遊》），一時深受上層社會的歡迎和文壇的重視，但不久應詔退下，打擊沉重，幾經掙扎，終無起色。從此旅食京華，十年困蹇，就再也不像從前那麼「快意」了。應詔一事，實是轉關；此前此後，他判若兩人。這一點，或者可以從本章的論述中看出端倪。 * * * (1) 《晉書·阮籍傳》：「（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2) 河南偃師縣西二十里有屍鄉亭。杜甫的故廬和墳墓在土婁村。土婁村距屍鄉亭不遠（詳見清孔星衍纂《偃師縣誌》）。 (3) 韋濟天寶七載遷左丞。杜甫《贈韋左丞丈濟》首聯說：「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篇末又有「歲寒」字樣，可知這詩當作於天寶七載冬。 (4) 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一：「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十三」一作「三十」。注家以為作者斷續做官十二年，到寫詩時共十三年，作「十三」為是。兩相偶合，可資談助。 (5) 杜甫《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有女曰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滎陽鄭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代國公主是睿宗劉皇后的女兒，嫁給鄭潛曜的父親鄭萬鈞。這是親上加親。據《新唐書·公主傳》和獨孤及《鄭駙馬孝行紀》載，臨晉公主出嫁在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大曆時卒；鄭潛曜當駙馬後「嗣滎陽郡公，佩金印，列長戟，垂三十載」，當卒於大曆四年（七六九）左右。 (6) 聞一多說：「或以為東都亦有鄭宅，至以新安東亭，亦屬潛曜，皆臆說無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云：『洛陽第宅，多是武后中宗居東都時所立，中業以後，不得有公主宅。』亦可證公未來長安前，不得游竇主之山林，即不得為鄭莊之賓客矣。」（《少陵先生年譜會箋》）歉收之年大臣貴戚多隨玄宗往東都趁食，一來兩三年，豈能無住處？徐松所言不足深信。史載玄宗兄弟聖歷初出閣，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東都既有五王宅，亦當有駙馬第。 (7) 詳見拙著《唐詩論叢·從元白和韓孟兩大詩派略論中晚唐詩歌的發展》。 (8) 《遁齋閒覽》載王安石的話說：「甫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鮑、庾下矣。」（《苕溪漁隱叢話》引） (9) 《苕溪漁隱叢話》引《學林新編》說：「某按子美《夔州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陳書·阮卓傳》曰：『……（陰鏗）尤善五言詩，為當世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五言詩似陰鏗也。」早已有所辯駁。 (10) 《唐詩紀事》載：「適之未罷相也，朝退，每邀賓戚談諧賦詩，曾賦云：『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復如何？』後為林甫所譖罷，乃為詩曰：『避賢初罷相……』」可見「左相日興費萬錢」倒是紀實。《資治通鑑》卷二一五載：「韋堅等既貶，左相李适之懼，自求散地。（天寶五載，四月，）庚寅，以適之為太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霅嘗盛饌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無一人敢往者。」可為李适之詩「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註腳。這兩條材料與《本事詩》所載有所不同，可互相補充。 (11) 王琦《李太白年譜》：「蘇晉以開元二十二年先卒，見《舊唐書》，而謂於天寶初與李白同游，恐其誤也。然子美與太白同時，遍舉其人，自必不妄，或者天寶初蘇晉尚存，《舊書》二十二年之下卒字之上尚有缺文，遂致茲誤，亦未可知。」備考。 (12) 晚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載：「眾言李白惟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茫然空爾思。』」案杜甫未為考功，李白集中稱杜補闕（《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而杜亦未為補闕，且與李白同游時杜尚為布衣，並未做官，可見這不一定是贈杜甫的詩。宋人多以為是贈杜甫之作，想是聽信了段成式的話所致。 (13)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亦載此詩，文字稍有不同，如「飯顆山頭」作「長樂坡前」等。 (14) 「譏其太愁肝腎」非唐人語，實出宋葛立方《韻語陽秋》：「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山……』似譏其太愁肝腎也。」此引洪邁語見《容齋四筆》：「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為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仙。』『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落月滿屋樑，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里，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於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為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為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謂李白無一句詩贈杜甫，非。但搜集杜甫贈李白詩甚詳，可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