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評傳 · 第四章　續壯遊

一　「心雄萬夫」的奇人 聞一多先生曾經把李白和杜甫的會面比作詩中的兩曜劈面走了來，認為該當品三通畫角，發三通擂鼓，然後提起筆來蘸飽了金墨，大書而特書。聞先生說這話時的感情我是能理解的。我也曾閃過這樣一個念頭：要是李白和杜甫從來沒見過面，沒有那麼一段（哪怕很短暫）值得紀念的深情交往，我是會感到寂寞的。李白在長安時王維也在那裡，他們都有共同的好朋友孟浩然和晁衡，他們總該見過面吧？可是在他們的集子裡卻找不到任何顯示他們有過交往的痕跡。他們是兩種不同性格的人，或許見過，恐怕也各自不會留下什麼印象，可是，我總為這兩個同齡人的未能相識而深感遺憾。他們一個是才華橫溢的大詩人，一個是全面體現盛唐詩歌、繪畫、音樂等文藝水平的大師，他們要是見著了該有多好。杜甫跟王是熟識的，寫到王維的詩也有好幾首。這是後話。 李白（七〇一—七六二）比杜甫大十一歲，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天水附近），先世在隋末流徙到西域。他父親叫李客，可能是富商。他誕生在中亞細亞的碎葉城（當時屬唐安西都護府），五歲隨父遷居綿州昌隆（今四川江油縣）。他幼年受的教育很雜，「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上安州裴長史書》），「十歲通詩書」（《新唐書·李白傳》），十九歲又隨善為縱橫談、著《長短經》的趙蕤學縱橫術（見《唐詩紀事》引《彰明逸事》）。他的興趣也很廣，「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贈張相鎬》），「十五好劍術」（《與韓荊州書》），「十五游神仙」（《感興八首》其五）。他的朋友魏顥（即魏萬）說他「少任俠，手刃數人。與友(1)自荊徂揚，路亡權窆，回棹方暑，亡友糜潰，白收其骨，江路而舟」（《李翰林集序》）。他年輕時真是個俠客。至於求仙訪道的活動，更是貫徹一生。由於學得雜、興趣廣，他的志向就多而易變。他曾在《與韓荊州書》中夫子自道：「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這話最能見出他的精神面貌。他想做俠客：「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俠客行》）想做刺客：「燕南壯士吳門豪，築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結襪子》）想做大將：「手中電曳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台。」（《司馬將軍歌》(2)）想做高士：「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清。」（《設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辭》）想做聖賢：「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古風》其一）想做神仙：「願餐金光草，壽與天齊傾。」（《古風》其七）……這些志嚮往往同時並存或前後一致，但就其大體而論，卻有一個發展過程：「憶昔作少年，結交趙與燕。金羈絡駿馬，錦帶橫龍泉。……晚節覺此疏，獵精草《太玄》。……中回賢明顧，揮翰凌雲煙。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墮天。還家守清真，孤潔勵秋蟬。」（《留別廣陵諸公》）志向既然如此之多，而且前後有所改變，但其中最大最主要、為他長期所追求而始終不渝的卻只有一個——想做宰相：「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唐初以來，出過不少「布衣卿相」，當時有志之士，想當宰相的就更多，杜甫不是也有過「竊比稷與契」的大志嗎？想當宰相併不希罕，希罕的倒是他那個實現這一大志的如意算盤：「近者逸人李白，自峨嵋而來。爾其天為容，道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將欲倚劍天外，掛弓扶桑，浮四海，橫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雲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長吁，謂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鸞鶴，駕君虬龍，一朝飛騰，為方丈、蓬萊之人耳？此則未可也。』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同上）他是想把積極入世的政治抱負和消極出世的老莊思想、隱逸態度結合起來，由隱出仕而終歸於隱，以退為進而急流勇退，以免偏執一端之弊，並獲「兼濟」「獨善」二者之利。——好一個非凡的理想！要想實現這樣的理想，就勢必採取非凡的方式，走非凡的途徑。應舉入仕實在太平常了。交遊干謁、求仙訪道、退隱山林，本身自無足奇，但多管齊下，若能從而一步登天，感會風雲，出將入相，倒也不落俗套。於是這就為李白所選中，而依為進身之階、上天之梯了。 交遊干謁，是舊社會任何時代求仕進者所習用的從政活動方式之一，唐代尤甚。前一章已提到，當時有「溫卷」的風習，而且生徒、鄉貢都須經過有關官府選拔保送。即使是應「天子自詔」「制舉」的「非常之才」，亦須地方高級長官舉薦，如《舊唐書·玄宗本紀》載：「（開元）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亥，……其才有霸王之略，學究天人之際，及堪將帥牧宰者，令五品已上清官及刺史各舉一人。」即是。由此可見，若不交遊干謁，莫說擢第，恐怕連准考資格也得不到。此外，還可依仗達官貴人的賞識、提拔而直接見用於朝。如李白曾經干謁過，並借「天下談士」的話「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讚揚過的韓朝宗，就「喜識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新唐書·韓朝宗傳》）。李白《與韓荊州書》說：「君侯亦薦一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干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製作，積成捲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墨，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可見李白想走這一門徑以求朝廷重用，並非毫無現實可能性。 至於隱逸、求仙，本是出世的表現，似與干祿無關，但實際上早已為士大夫所利用，成為另一類行之偶見奇效的「登龍術」了。六朝時，曾前後出現過據說「此人不出，如蒼生何」而從東山出仕的「名士」謝安、干預朝政時稱「山中宰相」的「真人」陶弘景等等，便是明證。到了唐代高宗、武后、玄宗時代，情況進一步有所加劇。《新唐書·盧藏用傳》載：「藏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微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為辟穀。……長安中，召授左拾遺。……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仆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慚。」所謂「終南捷徑」一詞即出於此。其實，當時借隱逸、求仙以沽名釣譽、漁獵富貴的豈止盧藏用一人。就是那個嘲笑別人的道士司馬承禎，本身也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他所追求的是名譽而非富貴而已。案《舊唐書·隱逸列傳》共傳二十人（《孔述睿傳》附其子敏行，敏行進士出身，除外），其中即有王遠知、田游岩、潘師正、劉道合、史德義、王友貞、衛大經、司馬承禎、王希夷、盧鴻一、白履忠、吳筠、孔述睿、陽城、崔覲等十五人，各與其同代最高統治者高祖、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文宗等有過關係，或為他們所「臨幸」，或為他們禮聘、嘉獎、封賞過。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士王遠知、潘師正和司馬承禎、吳筠等祖孫三代。他們與玄宗以前除中宗外的唐朝歷代皇帝一直保持著極密切的聯繫，這決非偶然的事。原來這王遠知就是「山中宰相」華陽真人陶弘景的嫡傳弟子。他曾為陳後主召見，隋煬帝也曾對他親執弟子之禮，後又為唐高祖、太宗見知，來頭很大。這就難怪他的徒子徒孫一直能受到唐代幾朝皇帝的特殊禮遇了。從他們與皇帝接觸時的行為表現看，故作高尚以沽名釣譽的因素有之，但不盡然。他們對政治都很關心，甚至還想用「無為之旨，理國之道」的老莊理論來影響皇帝，以改變其為政的基本哲學思想，或陳「名教世務」，並「間之以諷詠以達其誠」，企圖對時政能起一定作用。 潘師正曾對他的大徒弟司馬承禎說：「我自陶隱居（弘景）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陶弘景—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矣！」除傳正一之法外，「山中宰相」的傳統和精神也是他們所一脈相承的。既是這樣一個頭等的「隱逸世家」，且都學會了一套以退為進、以隱干政的「道門隱訣」，又與之有「通家之好」，那麼，就當時最高統治者方面著眼，若想「舉逸人而天下歸心」，征隱士以點綴太平，舍此其誰？開元十三年（七二五），李白二十五歲，剛出蜀，即在江陵結識了司馬承禎，曾作《大鵬遇希有鳥賦》（後改為《大鵬賦》），以鵬自況，以希有鳥況承禎。後又於天寶元年（七四二）與孔巢父等隨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於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3)（《舊唐書·李白傳》張元濟用宋刊校補本）。李白和王遠知這一道派始終保持著極密切的關係，終於在政治上得到他們之中的人的大力幫助，而走上朝廷。可見他的隱逸、求仙，雖有出世因素，但主要還是想藉此作為上天之梯，以求實現他自以為非凡的志向。高宗、武后、玄宗都喜歡徵聘隱者道士，而又以玄宗為最：計自在東宮時至天寶初，約共征隱者道士達七人（包括李白在內）九次之多。當時只要自身有些本領，又走對了門路，從「終南捷徑」直登廟堂的現實可能性並不很小（比如陳希烈即以習老莊取相位）。李陽冰《草堂集序》說：「天寶中，皇祖下詔，征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於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丑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對於李白來說，這已經不是有沒有可能性的問題，而是歷史事實。李白採取交遊干謁、隱逸求仙的從政活動方式，致令「名動京師」，得以「召入禁掖」，「問以國政，潛草詔誥」，已獲得由隱入仕的初步成功。可是，開元末年以來，玄宗日漸腐化，李林甫、楊國忠等貴族相繼用事，政治黑暗。因此「丑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這當然是李白在政治上取得初步成功後又終於遭到失敗的主要原因。此外，將由隱而仕這一從政活動方式的作用估計得過大過於理想，對於最高統治者之所以極其重視禮聘、表彰逸人高士的根本用意和真實目的認識不清，寄託了過多過於天真的幻想，指望過高，這也是他失敗的主觀原因。 隱逸本來是一種對現實、對當代政治不滿的消極表現。但由於「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採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顧炎武《日知錄》），以致成為士大夫們「托薜蘿以射利，假岩壑以釣名」（《舊唐書·隱逸列傳》）的手段。這是一種利用。那麼，為什麼最高統治者和當權派竟樂意於被利用，而大力加以鼓勵提倡呢？原來他們也別有用心，也要反過來利用之。道理很簡單：隱逸既然是不滿現實、反抗時政的表現，那麼，若將逸人高士之中幾個「名揚宇宙」的代表人物找來應應景，以示「天下歸心」「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豈不是就輕而易舉地為自己的統治坐收點綴昇平、籠絡人心的奇效？隱逸肥遁，雖是消極行為，但也多少含有不滿和反抗時政的意味。如果聽之任之，是會在觀感上輿論上給統治者帶來一些不利的。但應過徵聘、得過封賞而致仕還山的隱士，由於已經表示歸服，且通名籍於朝，經過登記，辭歸後又「置給全祿，以畢其身」，不容不食「周粟」，此外還賦予「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隨時反映情況的使命，這就不僅早已失去其對抗性，而且已變不利為有利，成為統治者不可或無的幫閒人物了。這就是唐代許多皇帝，尤其是玄宗之所以重視並多次禮聘隱士的政治原因。《新唐書·韓朝宗傳》載：「開元末，海內無事。訛言兵當興，衣冠潛為避世計。朝宗廬終南山，為長安尉霍仙奇所發。玄宗怒，使侍御史王訊之。貶吳興別駕。」盧藏用隱終南得官，韓朝宗廬終南遭貶。可見隱逸肥遁，若一旦對他們的統治不利，他們就不僅不提倡而要嚴加法辦了。從正反兩面來看，他們禮聘隱士的政治目的，不是很清楚嗎？ 唐代最高統治者為了表示自己確係天潢龍種，本支百世，源遠流長，曾於武德三年（六二〇）趁人捏造老子在晉州羊角山顯聖，說老子自謂是他們的祖先，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廟其地（見《封氏聞見記》）。高宗崇尚道教，迷信神仙服食之說，對此興趣更大，曾於乾封元年（六六六）二月「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創造祠堂。其廟置令、丞各一員」（《舊唐書·高宗本紀》）。玄宗又加倍光大之，曾於「開元二十年（七三二），正月，己丑，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並置崇玄學。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等。每年准明經例舉送」（《舊唐書·禮儀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道家、道教始祖既然同時是李家天子始祖，多此一段莫須有因緣，有心人不愁前頭沒有出路。純做道士，不過是方伎；純做隱者，嫌不時髦。若想在政治上容易出頭，最好是一身兼備此二重身份，何況隱逸、求仙，實質相同，往往結合，這就無怪乎當時山林隱逸多是道家、道士，無怪乎李白既隱逸山林又四處求仙訪道了（以上幾段詳見拙著《唐詩論叢·唐代某些知識分子隱逸求仙的政治目的》）。 雖說終南捷徑可達朝廷，但正像玄宗對李白所說的那樣，「卿是布衣，名為朕知」，並將之「召入禁掖」，這畢竟是很不尋常的事。加上他品貌非凡，才情縱放，乍到長安，朝野轟動，軼事、傳聞，自然不少。魏顥《李翰林集序》載：「入翰林，名動京師。《大鵬賦》時家藏一本。」這真可與「洛陽為之紙貴」的左思《三都賦》前後媲美。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載：「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並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這寫和蕃書的事，後來竟敷演成《李太白醉草嚇蠻書》的小說了。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載：「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4)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杜甫後來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開頭幾句：「昔年有狂客（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即詠其事。當時人們爭著寫的謫仙歌已失傳。杜甫入長安後一定還見到過這些詩篇。他的《飲中八仙歌》就是根據這風行一時的題材創作的，其中寫李白說：「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引范傳正《李公新墓碑序》：「（白）多陪侍從之游。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解此，並說：「世雲『不上船』，『船』，襟紐，何穿鑿如此！」都很正確。可見杜詩所寫，系傳聞實錄，並非虛構。其餘七人或二句或三句，唯獨李白四句，倒不一定有意突出，只是對他感情最深，提到他不覺就話多了。——上面這些有關李白在長安的活動情況，都出於同時或稍後的人的記載，大體上是可信的。 宋代樂史《李翰林別集序》載：「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遽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此即稗史《太真外傳》中的一段，《新唐書·李白傳》亦撮要采入。即使此事出自傳聞，不很可信，但表明玄宗這時生活上早已腐化，之所以看重李白，不過是想借仗他的文才，供自己享樂，這還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李白既深為玄宗所重，為什麼沒有多久就把他打發掉了呢？說法很多，比較可信的是魏顥在《李翰林集序》中的這段記載：「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為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制出師表，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以張垍讒逐，游海岱間。」這就是李陽冰《草堂集序》所說：「丑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這裡雖未點名，指的卻是同一件事。魏顥是李白的崇拜者，曾不遠千里追隨李白。李陽冰是李白的族叔，李白就是病死在他家裡的。他們記載的那些話，當是聽李白親口所說，是最有根據的。至於這班小人用以進讒的藉口是什麼，不清楚。范傳正《碑序》說：「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5)，恐掇後患，惜而遂之。」李陽冰《集序》說：「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王琦據此「疑其醉中曾泄漏禁中事機，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疏之」（見所編《李太白年譜》天寶三載下按語）。這推測不為無因。很可能李白在醉中泄露了機密，張垍那班忌妒他的人就乘機進讒，使得玄宗不想用他了。不然，開頭那麼重視，這時即使不打算破格提拔，給他個中書舍人之類官職，也未嘗不可。此外，也有認為是李白得罪了高力士，高力士挑撥楊貴妃出來阻止玄宗給他官做的。(6)這也很有可能。張垍等進讒於外，貴妃等又從中作梗，李白就必然不容於朝了。 從天寶元年（七四二）「皇祖下詔，征就金馬」，到天寶三載（七四四）「帝賜放還」，李白在長安待的時間不長。作為政治家，他此行是失敗了。但作為詩人，他的收穫可不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得到了難能可貴的機會，接觸到直至皇帝、貴妃的上層統治階層，逐漸認清了那幫人的腐朽實質和罪惡勾當以及封建政治的黑暗內幕，終於從「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的狂喜和迷夢中驚醒過來，拋棄了對朝廷的幻想，從思想認識上，促使他詩歌的浪漫主義發生了質的突變和飛躍。從今以後，他收起了那天真、熱情的「太平盛世」的謳歌，一變為揭露大膽、抨擊有力的控訴。他指出玄宗猶如「亂天紀」的「殷後」、「亦已昏」的「楚懷（王）」，貴妃是「滅紂」的「妲己」、「惑周」的「褒女」，若「擢髮續罪，罪乃孔多，傾海流惡，惡無以過」，而朝廷顯貴，則不過是一些「得志鳴春風」的「蹇驢」、「貝錦喧謗聲」的「蒼蠅」；諷刺君王寵信的那些「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霓」「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的烜赫人物，但知「鬥雞金宮裡，蹴鞠瑤台邊」，但知醉生夢死，過著「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的荒淫生活，而不知禮賢下士，竟至於倒行逆施，以「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給那些竊據要津的佞幸小人以極大的蔑視，將他們斥為「雞狗」，對他們表示了自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7)、毅然唾棄他們的決心。 二　「亦有梁宋游」 天寶三載三月，李白就是帶著這樣一種情緒、認識離開長安的。這年初夏，他在東都初次遇見了杜甫。杜甫這時寫的《贈李白》：「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膻，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和後來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即紀其事。「遇我宿心親」，就是說「一見如故」。可見他倆這次確乎是初次見面。當時杜甫已在東都活動了兩年，正為世態炎涼、人心不古而滿腹牢騷，如今得遇見這位見過大世面的「李侯金閨彥」，見他尚且要「脫身事幽討」，這就更增強自己棄世高蹈之志（嚴格地說，這哪裡算是什麼「志」，這只不過是初出茅廬、稍受挫折的人一時的衝動而已）。上詩「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兩句指的既是李白，緊接「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兩句當是詩人自指。李白要去游梁宋，恰好他也要去，所以說「亦有梁宋游」。於是他們就相約到那裡去求仙訪道「拾瑤草」了。別看杜甫跟李白一見傾心，好像是很理解李白似的。其實他所見到的、自以為很理解李白的，仍然是「謫仙人」的佯狂表象。他哪裡知道，就在這表象下面，還深藏著許多「不足為外人道也」的廟堂黑幕和宮闈穢聞，深藏著他竭力克制、唯恐一觸即發的滿腔孤忿。在對社會、對時政的認識上，杜甫當時是遠遠趕不上李白的。這不僅是因為他的年紀比李白小得很多，還因為他沒有李白那一段待詔翰林、極便窺知內幕的良機。就是對李白本人來說，他長安之行的一入一出雖然僅隔三年，但他對時局的認識，前後卻有很大的不同啊！杜甫在相遇第二年寫的《贈李白》說：「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這是現存杜詩中最早的一首絕句。《杜詩鏡銓》引蔣弱六的話說：「是白一生小像。公贈白詩最多，此詩最簡，而足以盡之。」評價雖嫌過當，但這首詩仍能說明一些問題。首先，杜甫說要求仙，這時期也跟著李白從事過這方面的一些活動，但從這詩頭兩句看，他對此並沒有多大信心，不過藉此以發泄一時憤世嫉俗的情緒罷了。其次，他對李白的規勸是很誠懇的，也不能說不切中要害，但教人讀了總覺得他對李白並不十分了解。「痛飲狂歌」「飛揚跋扈」，寥寥八字，確乎畫出個活生生的李白來。但詩人對促使李白加劇這種性格特色的內心的巨大痛苦和矛盾，似乎缺乏較深切的體察和諒解。 前一章中已提到，這年五月杜甫的繼祖母盧氏卒於陳留郡的私第。八月歸葬偃師，他作墓誌。大概李、杜東都初遇在盧氏卒前（李白三月出京，很快就會到達洛陽的），當時二人即相約同游梁宋，而成行當在八月盧氏喪事結束之後。唐汴州，天寶元年改為陳留郡，乾元元年復為汴州，治所即在今河南開封市，這是梁宋一帶的首府。杜家既有私第在此，祖母生前又住在這裡，這裡當是杜甫常來常往的去處。這年秋天他偕同李白、高適來梁宋遊覽，就常情而論，他還應盡地主之誼呢。 李陽冰《草堂集序》說：「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可見李白路過洛陽遇見杜甫之後隨即先往汴州投奔李彥允去了。 前幾年杜甫漫遊齊趙，在汶上結識了高適，不久高適想又回到了梁宋（傳載高適「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梁宋當是高適當時的活動中心）。高適《東征賦》說：「歲在甲申，秋窮季月，高子游梁既久，方適楚以超忽。」歲次甲申即天寶三載（七四四）。既然說這時「游梁既久」，可見他早已從齊趙回來，並且在與李、杜就近漫遊之後又將離此往楚地流浪去了。他們三人，一個在這裡有私第，一個來這裡投奔人，一個長期寄寓在這裡，所以他們即使未預先約定，也是不難在這裡相遇的。 梁（今河南開封市）、宋（今河南商丘縣，天寶元年改為睢陽郡，乾元元年復為宋州）兩地相距不遠，都是當時很繁華的通都大邑。杜甫的《遣懷》說：「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仇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里，報答在斯須。」宋州和汴州一樣，都在廣濟渠旁，水陸交通很方便，所以說「舟車半天下」。那裡人口稠密，建築宏偉，富室生活奢華，遊俠之風盛行。凡此種種，寫的雖是宋州，既然說「名今陳留（汴州，即古梁地）亞」，汴州的情況想也差不多。梁宋地區古時很有名。漢文帝少子梁孝王劉武，於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以淮陽王徙封於此。因為他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之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是大縣。於是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餘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台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遊說之士，莫不畢至。《西京雜記》載，園內有百靈山，山頂有落猿岩；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九域志》載，菟園中有修竹園。後代方誌載梁園遺址在商丘城東，一名梁苑，或以為即菟園；而平台在城東二十里，後又因劉宋謝惠連登此賦雪，又名雪台。可是《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以為此台在開封：「縣有倉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台，梁王增以為吹台，城隍夷滅，略存故址，其台方一百許步。」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記載得更具體：「吹台在開封縣東南六里。」《明一統志》以後開封府縣方誌皆然。明代劉醇曾來此登覽，為文描述說：「惟（開封）城東南僅三里有荒台，故基巍然獨存，挺出風煙之外，高廣數丈，可登可眺，即古之吹台也。台西有寺，民廬相接，竹木蕭然，風景可愛。」（《吹台春遊序》，載《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三八六）可見歷來多以為吹台在開封附近。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餘里，當然遍及梁、宋兩地，大而化之，就整個說兩地皆有梁園亦無不可，但兩地都各坐實梁園和園內平台在本城之東若干里，這不僅必有一失，甚至兩者都可能是後人偽托，都不可信。因為梁王所築三百餘里的東苑，不可能安置在隨便宋州或汴州哪個城東幾里的小範圍之內。至於何以兩地都說在城東呢？這顯然是根據相傳「梁孝王築東苑」的「東」字而設想出來的。 梁、宋兩地都相傳有梁園、平台等古蹟。那麼，李白、杜甫、高適他們當日相偕遊覽、賦詩的梁園古蹟，到底是開封市附近的，還是商丘縣附近的呢？ 要想理出個頭緒，應該先研究一下經常在這一帶活動的高適的作品。高適有《宋中十首》，其一說：「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跡唯高台。」這「高台」就是平台（吹台）。其四說：「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時。君王不可見，修竹令人悲。九月桑葉盡，寒風鳴樹枝。」他認為這裡就是梁苑（梁園）遺蹟，所以見到了竹子就不覺想起了「修竹園」中的「修竹」而發思古之幽情。作者來此登臨，已是九月天寒木落之時。其六說：「憶昔魯仲尼，淒淒此經過。」商丘縣城東南一里有文雅台，世傳孔子適宋，與群弟子習禮於此地大樹下。詩即指此而言。其二說：「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杜預《春秋經傳集解》載，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故城在今商丘縣南）東北。《元和郡縣誌》載，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北十里，周圍五十里，俗號盟諸澤。《漢書·高帝紀》載，漢高祖劉邦隱於芒、碭山澤間，其所居上常有雲氣。應劭註：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方誌載河南永城北有芒碭山。赤帝指漢高祖。詩中所詠亦商丘近處事。其九說：「常愛宓子賤，鳴琴能自親。……何意千年後，寂寞無此人。」《呂氏春秋·察賢》：「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世傳琴堂在今山東單縣城南一里故單父城。詩詠此古蹟。單縣在商丘東北，相距不遠。這組詩題名《宋中》，可見在「老梁宋」的高適的心目中，梁苑、平台、修竹園等古蹟是在商丘附近而不在開封。 高適《宓公琴台詩三首》前置小序說：「甲申歲，適登子賤琴台。」又《東征賦》說：「歲在甲申，秋窮季月，高子游梁既久，方適楚以超忽。」「甲申歲」即天寶三載。「秋窮季月」，即《宋中十首》其四中所謂「九月桑葉盡」。又其五說：「登高臨舊國，懷古對窮秋。落日鴻雁度，寒城砧杵愁。昔賢不復有，行矣莫淹留！」末二句豈非「游梁既久，方適楚以超忽」之意麼？可見《宋中十首》這組詩亦當作於偕李、杜快游宋中時。杜甫《遣懷》詩，首段敘述「宋中」（當時的睢陽郡）城市的繁榮和風習的豪奢，接著描寫他與高、李諸人在此間游賞情事：「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台，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鶩空相呼。」仇兆鰲說：「此敘高、李同游之興。三人相得，成千古文章知己。芒碭雲去，漢高遺蹟難尋也。《杜臆》雲，此可見其曠懷。」無論時地、感嘆都與高適《宋中十首》相合，又點明是與高、李同游，足證前面所做的推斷不至大訛。 高適的《別韋參軍》說：「二十解書劍，西遊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梁宋非吾土。兔苑為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又《封丘作》說：「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據此可知高適早年入長安求仕失利後，得人薦舉中「有道科」做封丘尉前，長期寄寓梁宋，常在今商丘附近「兔苑」「雁池」等梁園遺址和孟諸澤一帶活動。想李、杜這年來宋中時，他早已在這裡了。 李白《梁園吟》說：「我浮黃河去京闕，掛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台間。……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淥池，空餘汴水東流海。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暉。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王琦注引《漢書·梁孝王傳》和《元和郡縣誌》，論證平台在宋州虞城縣西四十里（今商丘東不遠），這是正確的；但不得又引《一統志》所主梁園在開封府城東南與此相矛盾的另一說。據李白這首《梁園吟》，知他出長安後不久，五月間已到達宋中梁園一帶訪古。他當時孤忿滿懷，惟借痛飲、狂歌、縱博以自遣，但仍憧憬有朝一日為天下蒼生而東山再起。杜甫來宋中前，高、李二人很可能已在此間相遇了。 就在這年（天寶三載，七四四）秋天，杜甫來到宋中，他們三人短暫的、快意的遊覽開始了。 他們一起登臨懷古、把酒論文：「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台，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鶩空相呼。」後四句跟高適《宋中十首》其二「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的意思相近，都是寫眺望當地遠處雲山、緬懷漢高祖功業的感觸。杜甫初來乍到，對這裡的山川古蹟，哪能這麼熟悉，這還不是高適這位「我本漁樵孟諸野」的流浪詩人指點、介紹的麼？杜甫後來寫的《昔游》說：「昔者與高李（原註：高適、李白），晚登單父台。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去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單父城宓子賤琴堂離宋州不遠，是高適的常游地，這次他又陪同李、杜前來登臨憑弔了。時節已是深秋，原野一片肅殺、淒清景象。觸景生情，這不禁引起了詩人們對邊事的關心和議論：「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才。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昔游》）；「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雲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爐」（《遣懷》）。吳兢《開元昇平源》載姚崇拜相之前，曾向玄宗獻十事，論及其二說：「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此似好事者為之，依託兢名，難以盡信。但開元前期，確乎不甚求邊功；到了後期，就不是這樣了。 譬如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玄宗因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屢破為患東北的契丹有功，欲以為相。張九齡進諫說：「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玄宗說：「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答道。「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雖然沒將宰相的榮譽稱號授予他，等到這年二月他來東都獻捷，仍拜他為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賜甚盛。 第二年（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玄宗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以前鎮守河西有功，要任命他為尚書，又遭到張九齡的堅決反對。由於李林甫從中撥弄，玄宗就罷了張九齡的相位，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遙領朔方節度如故。此風一開，邊將為了邀功希寵，就競相擴充自己的力量，從而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資治通鑑》卷二一五）後來李林甫出於專寵固位的自私打算，想杜絕文臣邊帥入相之路，就進奏道：「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玄宗聽了很高興，就開始重用安祿山。到天寶前幾年，諸道節度使盡用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等胡人，精兵都戍守北邊，天下之勢偏重，終於導致安史之亂，傾覆天下（見《資治通鑑》卷二一六）。——了解了這樣一些歷史背景，然後再來看上面引的兩段杜詩，就能比較深切地領會詩人當時多少已覺察到的隱憂。「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是「謂祿山領范陽節度求平章事」（蔡夢弼語）。仇兆鰲於「幽燕盛用武」六句下引《博議》：「唐運江淮租稅以給幽燕，此天寶間海運也。」並謂：「泛海輸粟，則民日疲。射獵練軍，則兵日橫，欲不亂得乎？」《遣懷》中的那一段文字，也是議論玄宗開邊的事。「收西域」，如王忠嗣、哥舒翰等的攻吐蕃。「破林胡」，如安祿山、張守珪等的攻契丹（契丹即戰國林胡地）。攻取豈無勝負？邊將為了邀功，只獻捷而掩敗，所以說「不雲輸」。驅百萬之眾以攻一城，是一尺之土不足償百夫之命，所以說「負百夫」。「元和」，太平和樂的氣象。 《莊子·大宗師》：「以天地為大爐。」「無和辭大爐」是說天地間失卻和平氣象。浦起龍說這一段是「帶述明皇黷武，指出盛衰聚散關頭」。這兩首詩都作於安史亂後，這裡寫的雖說是當年他們在宋中登覽時的所見所感，總免不了攙雜著許多後來的認識和見解。這就是說，他們當時不大可能那麼明確地意識到這就是「盛衰聚散關頭」。但是，他們都是關心國事、感覺敏銳的詩人，既已見到因皇帝黷武、邊將邀功造成公私勞費、民疲兵困的嚴重後果，他們不會不有所感觸、有所憂慮、有所議論。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河北節度副大使張守珪以與契丹作戰有功，拜輔國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其後部將敗於契丹餘部，他不但不據實上報，反而賄賂派去調查真相的牛仙童，為他掩蓋敗績。高適《燕歌行序》說：「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所詠即此事。張守珪先平東北邊患有功，本當受賞。但所遇殊隆，顯見上有開邊之意，則滋下邀功之心，以致發生欺詐、賄賂等不法情事。詩人不以為然，所以《燕歌行》首段「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云云，貌似讚揚，實含諷意。接著寫驕兵出征聲勢：「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寫將軍驕奢淫逸、不與士卒同甘共苦而於前方酣戰中作樂：「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莫不為了生動地說明「力盡關山未解圍」、久戰失利的根源在於主帥「身當恩遇恆輕敵」，在於將士離心，在於上「賜顏色」下「重橫行」，挑動與兄弟民族之間的不義戰爭。 中唐詩人白居易說：「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8)；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9)。」（《新豐折臂翁》）又說：「夫興利除害，應天順人，不為名屍，義然後動，謂之義兵。相時觀釁，取亂侮亡，不為禍先，敵至而應，謂之應兵。恃力宣驕，作威逞欲，輕人性命，貪人土地，謂之貪兵。兵貪者亡，兵應者強，兵義者王；王之兵，無敵於天下也。」（《策林》四十三）其實，因「欲求恩幸立邊功」而用「貪兵」的現象，不須有待於「天寶宰相楊國忠」，如前所述，在開元年間李林甫執政時早就有了。此外，據《資治通鑑》卷二一四載：「（開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10)。初，希逸遣使謂吐蕃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奸人交斗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傔人孫誨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又載：「（開元二十六年，夏，五月，丙申，）以崔希逸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內懷愧恨，未幾而卒。」知前一年西北邊境已經發生過上黷武下邀功的不義事件。由此可見《燕歌行》所諷，既非泛指，又不只局限於張守珪一事，而具有較深廣的現實內容。《燕歌行》作於高適偕李、杜漫遊宋中前幾年，高適早已對邊事有所感諷了。這詩末段「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謂戰士願在李廣（或李牧）那樣的名將率領下為安邊而死節，但決不願在不義戰爭中為「顧勛」而又無能之輩苦戰。這足見詩人並未歪曲廣大士卒的愛國熱忱和英雄氣概；對戰爭也並非一概加以否定，而有義與不義之分、擁護與反對之別。李白的《戰城南》說：「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蔥河道。……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乃知兵者是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蕭士贇說：「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以諷也。」這詩大概也作於這一時期。由此可見他們三人在宋中遊覽時，除了登臨懷古、把酒論文，還常為時政、邊事縈懷。 李白《秋獵孟諸夜歸置酒單父東樓觀妓》說：「傾暉速短炬，走海無停川。冀餐圓丘草，欲以還頹年。此事不可得，微生若浮煙。駿發跨名駒，雕弓控鳴弦。鷹豪魯草白，狐兔多肥鮮。邀遮相馳逐，遂出城東田。一掃四野空，喧呼鞍馬前。歸來獻所獲，炮炙宜霜天。出舞兩美人，飄颻若雲仙。留歡不知疲，清曉方來旋。」「冀餐圓丘草」二句講的就是杜甫《贈李白》「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中所提到的來此求仙的事。這詩當作於這次來梁宋時。時光易逝，仙實難求。人生無常，不如及時行樂。這是李白一生中常發的感嘆，這時由於他在政治上遭到了極大的挫折，更帶有發牢騷的意味。這詩就思想和藝術而論，寫得都不算很好。值得珍貴的是，它不是回憶，而是當時有關他們遊蹤的較詳細的記錄。他們一早便結伴攜徒，跨馬控弦，在孟諸澤一帶打圍射獵，郊野禽獸為之一掃而空；日暮歸來，置酒單父東樓，各獻所獲，炮炙佐酒，一邊觀看官妓表演歌舞，通宵達旦，樂不知疲，可見他們縱情遊樂的豪興。三個漫遊詩人，哪有這麼大的排場？原來是有當地官府做東道主。高適《宓公琴台詩序》說：「甲申歲，適登子賤琴台，賦詩三首：首章懷宓公之德，千祀不朽；次章美太守李公，能嗣子賤之政，再造琴台；末章多邑宰崔公，能繼子賤之理。」琴台在單父縣（今山東單縣）。單父縣屬宋州。據此可見宋州太守是李某，單父縣令是崔某；而李、杜、高三詩人所參加的遊獵、歡宴活動，都是李太守、崔縣令他們張羅、主持的。高適集中有《同群公秋登琴台》《同群公出獵海上》《同群公題鄭少府田家》《同群公題中山寺》《同群公宿開善寺贈陳十六所居》等詩，所謂「群公」，指的當是包括李、杜在內的這一大群四出漫遊的州縣長官和他們的賓客。《同群公出獵海上》說：「畋獵自古昔，況伊心賞俱。偶與群公游，曠然出平蕪。層陰漲溟海，殺氣窮幽都。鷹隼何翩翩，馳驟相傳呼。豺狼竄榛莽，麋鹿罹艱虞。高鳥下騂弓，困獸斗匹夫。塵驚大澤晦，火燎深林枯。失之有餘恨，獲者無全軀。咄彼工拙間，恨非指蹤徒。猶懷老氏訓，感嘆此歡娛。」「層陰漲溟海，殺氣窮幽都」，猶如杜甫《昔游》中所說「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台。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寫的是遠景。他們實際上是在孟諸澤畔深林里打獵：「塵驚大澤晦，火燎深林枯。」題中的「海」字，不過極言大澤的浩瀚而已。知道李、杜他們曾經隨同大隊人馬在孟諸澤畔打過獵，再回頭來讀杜甫《昔游》中「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這兩句詩，就自會懂得這並非一般的寫景，而是當時射獵情狀的片段回憶。《新唐書·杜甫傳》載：「（甫）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即概述其事。 三　「方期拾瑤草」 「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此行既然是為求仙，等到在宋中與李白、高適諸人縱意遊樂之後，杜甫還是渡過黃河到王屋山尋訪道士華蓋君去了。高適也在此先後離梁宋南遊入楚，李白很可能同杜甫一道去尋訪華蓋君。杜甫晚年寫的《憶昔行》追述此行說：「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艮岑青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弟子誰依白茅屋，盧老獨啟青銅鎖。巾拂香余搗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太平御覽》引《名山記》說：「王屋山有洞，周回萬里，名曰小有清虛之天。」可見華蓋君住持的道觀是在王屋山。李、杜長途跋涉來到那裡，不料華蓋君已死，弟子大多四散，只有少數幾人留在白茅蓋的道觀里。盧老當是華蓋君的大弟子，見李、杜來了，就出來迎接，還特意開了封鎖已久的華蓋君修行煉丹的靜室，讓他們憑弔致意。室內衣物上沾著搗藥的微塵，散發著余香。階前煉丹爐早已停火，只剩下一膛死灰。黃昏日暮，觀外傳來松風聲、澗水聲的和鳴，還夾雜著青兕、黃熊的啼叫，空山幽谷，更顯得分外淒涼。這種景象，對於他們這兩位熱烈、虔誠的求仙訪道者來說，該是一瓢降溫的冷水，可是他們一時並未從求仙的狂熱中清醒過來。杜甫的《昔游》又說：「昔謁華蓋君，深求洞宮腳。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頂，巾幾猶未卻。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游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覿違夙願，含淒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聞一多按云：此言夢寐恍惚，如見道士跨鶴降於天壇也。舊注非是）。晨溪響虛，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匕藥。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可見他們當時求仙之心確乎十分迫切，曾通宵匍匐在石閣之下，希冀出現奇蹟，能有神仙跨鶴下降，授以金丹妙訣。這不過是幻想，他們最後還是失望地離此而去。朱鶴齡說：「華蓋君既不得見，於是含淒天壇，悵望匕藥，而復為東蒙之游焉。『東蒙舊隱』，即（杜甫）《玄都壇歌（寄元逸人）》『故人昔隱東蒙峰』者也。公客東蒙，與太白諸人同游好，所謂『同志樂』也。其時之伏事者，則董先生，即衡陽董鍊師也。」《輿地紀勝》載，董奉先，天寶中修九華丹法于衡陽，棲朱陵後洞。董鍊師修九華丹法于衡陽是其後幾年的事(11)，當時他大概是在東魯，所以杜甫他們不久就往東魯去尋訪他。 李陽冰《草堂集序》載：「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訂李白受道籙事在這年（天寶三載）。如果李白確曾偕杜甫同往王屋山訪華蓋君，則此事當在這年秋冬之際自王屋來齊州（今山東濟南市）之後。李白的《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籙畢歸北海》即記此事。據李白《訪道安陵遇蓋寰為予造道籙臨別留贈》，得知他是先去安陵（今河南鄢陵縣）請道士蓋寰代他造好道籙，然後到濟南由道士高如貴在紫極宮（天寶三載三月改稱諸郡玄元廟為紫極宮）正式授予。這樣，李白就成了一名真正的道士了。所以他在《草創大還》詩中就鄭重其事地宣稱：「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關於道教徒受道籙的繁文縟節，《隋書·經籍志》記述甚詳：「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用朱寫在白絹上），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一，並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雲以為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為壇三成，每成皆置綿（以繩束茅為之）以為限域。旁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綿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或一周或兩周）。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綿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像李白這樣狂放不羈的人居然受得了這一番煞有介事的作弄，真是不可思議！ 為什麼能這樣，主要原因當然是出自一種虔誠的宗教熱情和迷信。(12)但考慮到這事所發生的時期，不能不說這多少與李白當時的政治遭遇和心情有關。這正如范傳正《李公新墓碑序》所說：「公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橦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創造條件，利用條件，李白居然以布衣身份為皇帝禮聘入宮，待詔翰林，「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際遇之盛，可說是無以復加了。豈料不久即遭讒見放，滿懷希望，頓化泡影。這就是范傳正所說的「千鈞之弩，一發不中」。「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墮天」（《留別廣陵諸公》）。經過政治上這樣的大起大落，李白所受到的打擊無疑是極其沉重的。這就更加促使他借飲酒吟詩，借求仙學道以排遣他內心巨大的孤忿和苦悶，以求得精神上的平衡。李白也確乎迷信道教，妄想服食靈丹而羽化飛升，如說：「安得生羽翼，千春臥蓬瀛？」（《天台曉望》）「安得不死藥，高飛向蓬瀛？」（《游泰山》其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忽去定何依？」（《題雍丘崔明府丹灶》）而且他還真的去煉過丹：「閉劍琉璃匣，煉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圖(13)，腰垂虎鞶囊。仙人駕彩鳳，志在窮遐荒」（《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棄劍學丹砂，臨爐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克服之美書懷示息秀才》）。所以范傳正說他「好神仙非慕其輕舉」，是與實際不符的。但是，反過來以為這只是煞費苦心的辯護，以為李白的飲酒、作詩、好神仙，只不過是他生性認真的表現：他想做官，很認真；飲酒，很認真；作詩，很認真；好神仙，也很認真（見《李白與杜甫》）。這豈是知人之言？要是說到認真，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的彼埃爾該是最認真的了。但是，假若彼埃爾當時不是正處於懷疑妻子不貞、在決鬥中打死情敵的巨大心靈震動和情緒風暴中，能設想他會愚蠢地去忍受宗教團體共濟會那酷似受道籙的、可怖可笑的入會儀式的作弄嗎？托氏所描寫的儀式，是根據他在莫斯科盧密安采夫博物館所看到的書籍與手稿。一八六六年秋，他寫信給他的妻子說：「喝過咖啡，我到盧密安采夫博物館，坐到三點鐘，閱讀很有趣的共濟會的手稿。我不能告訴你為什麼這個閱讀使我喪氣，整天不能釋然。使我痛心的是，所有的那些共濟會員都是傻瓜。」(14)何止那些共濟會員，所有的宗教迷信家全是些傻瓜，這並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托氏為什麼偏要把他心愛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典型人物彼埃爾寫成這樣的一個傻瓜。我看，他之所以這樣寫，恐怕主要是服從人物性格和情節發展的需要。也就是說，只有這樣，才比較符合以生活真實的邏輯為依據的藝術真實的邏輯。李白和彼埃爾，既有古今中外之別，又有歷史人物和藝術典型之分，將二者相提並論，未免不倫不類，但也多少有助於理解李白當時何以甘受那種極愚蠢可笑的宗教儀式的作弄。如果認為這還不足以說明問題，不妨再作這樣的假設：李白固然是百事「認真」的了；要是當時他已「認真」地做起官來，即使他依然迷信神仙，彼時彼地他還會「認真」地去受道籙麼？ 四　「坡陀青州血」 天寶三載年底或四載初，當李白在齊州（今濟南）紫極宮受道籙前後，杜甫也來到了齊州。當時李之芳正在做齊州司馬。天寶四載夏天，正在做北海（即青州，治所在今山東益都縣）太守的李邕從北海來齊州。杜甫常跟他們在一起游賞宴會，寫了《陪李北海宴歷下亭》《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等詩篇。這都是些酒筵之上的應酬詩，寫得也平常，只前首「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一聯較為人所傳誦。歷下亭今名客亭，在濟南大明湖，因歷山得名。亭上有清人何紹基寫此一聯，惟「海右」二字改為「歷下」。李之芳開元末為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為范陽司馬；安祿山反，他自拔歸西京。《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原注說：「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制此亭。」駕部員外郎為兵部尚書屬官，故稱「尚書郎」。 李邕《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說：「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稱李之芳為「孫」為「吾宗」，知李之芳是李邕的族孫。李邕來齊，新亭初建，乃歡會於此。李邕是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15)，《昭明文選》注家李善的兒子。武后長安年間，李嶠、張廷珪舉薦他詞高行直，拜左拾遺。宋璟奏武后的內寵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武后初不應，李邕便在階下抗言贊助，武后只得接受了宋璟的請求。事後別人問他：「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他說：「不願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這話最能見出他的思想、性格。他是個敢講話、不怕死的勇敢分子！杜甫《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說：「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即指此。中宗昏庸，即位後以妖人鄭普思為秘書監。李邕上書力諫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這話說得很尖銳、很透徹、很幽默，也很大膽。李邕敢於講話，不光壞人嫉恨他，就是一些較好的執政也很討厭他。開元三年，他任戶部郎中，中書令姚崇嫉邕險躁，因事構成其罪，左遷括州司馬。後征為陳州刺史。開元十三年，玄宗車駕東封回，他汴州謁見，累獻詞賦，很中皇帝的意，於是頗自矜衒，自吹當居相位。張說為中書令，很厭惡他；不久陳州贓污事發，減死貶為欽州遵化縣尉。後在嶺南從中官楊思勖作戰有功，又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李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人們都稱道他能文、善養士，是賈誼、信陵君一流人物；卻為執政所忌，剝落在外。他的名聲很大，後進不識，每聚於京洛道路上觀看，以為古人；或傳他眉目有異，士大夫都爭相尋訪。後又為人中傷，始終不得進用於朝。天寶初，前後做過汲郡、北海太守。李邕性豪侈，不拘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五載（七四六），奸贓事發。又曾贈左驍衛兵曹柳馬一匹，柳因「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罪下獄，吉溫令柳供出李邕與此案有牽連。六載（七四七）正月，朝廷差員馳往北海，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餘。李邕早年即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朝中官員和天下寺觀多備重金去求他的文章。前後所制凡數百篇，收到的饋贈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賣文獲財，沒有比得上李邕的。李邕雖是古代最大的稿費收入者，由於他性好豪侈，交遊又廣，開銷很大，這點稿費和俸祿當然是遠遠不夠他花銷的。因此史傳記載他曾經犯過兩次貪污案，這當是實情。李邕作為封建社會的大名士，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如敢於仗義執言等），而可非議之處亦復不少（如生活豪侈、縱求財貨等）。這些都不必苛責，也無須偏袒。至於說到他的死，毫無疑義，則是當時一大冤案。因為通過這一案件有助於了解當時日益惡劣的政局，不妨稍加介紹。 原來贊善大夫杜有鄰有個女兒做了太子良娣。良娣的姐姐就是左驍衛兵曹柳的妻子。柳性狂疏，好功名，喜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李邕與之訂交。柳到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為友，他們都是當時的名士。柳跟他妻子娘家人不和，要陷害他們。天寶五載，柳散布流言蜚語，控告他岳父杜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指批評皇帝）。權奸李林甫教他的爪牙京兆士曹吉溫與御史審訊此案，查出柳是首謀。吉溫指使柳將王曾等也牽連進去。這年十二月，杜有鄰、柳和王曾等皆被杖死，積屍大理寺，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李林甫又遣派他另一爪牙監察御史羅希奭往山東，於六載正月分別將李邕、裴敦復杖死。——這不是件孤立的冤案，而是李林甫為了鞏固個人權勢、打擊異己力量的大陰謀中的一環。案：一、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以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憑藉宦官、寵妃之力以進；從此開始入閣。二、玄宗欲以李林甫為相，遭到張九齡的反對。李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終於得逞。二十四年（七三六），以張九齡為右丞相，罷政事；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臥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專給唯諾而已。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他蹊矣。」（《資治通鑑》卷二一四）三、二十五年（七三七），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玄宗怒，命左右㩧於殿庭，氣絕復甦；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說：「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張九齡荊州長史。四、李林甫做宰相時，凡才望功業超過他和為皇帝所看重、勢位將威脅他的，他必千方百計搞掉他；尤忌文學之士，或表面上跟他好，用甜言蜜語籠絡他，而暗中陷害他。所以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例如天寶元年（七四二），他得知玄宗有想用嚴挺之的意思，當時嚴挺之正在做絳州刺史，他就假裝關心，對嚴挺之的弟弟嚴損之說：「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為見上之策，奏請風疾，求還京師就醫。」嚴挺之照他說的那樣做了，他又對玄宗說：「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玄宗聽了嘆息很久，就授以詹事散職，讓他在東都養病。這一類暗中搗鬼的例子很多，不贅述。五、李林甫除了暗中搗鬼，還收買爪牙，對那些不依附於他的人大搞政治迫害。天寶四載（七四五）前不久，有人薦吉溫於李林甫；李林甫得之大喜。吉溫常說：「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當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奭，為吏深刻，李林甫提拔他當了殿中侍御史。這兩個傢伙都能根據李林甫所要達到的深淺程度，鍛煉成獄；凡遭受他們暗算的沒一個人能逃脫得了，時人謂之「羅鉗吉網」。從此以後，冤獄就層出不窮，而杜有鄰、柳一案就是其中最大、牽連最廣的。此案有關人犯處死後餘波猶未平息。六載，李林甫又奏請分遣御史往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16)（此二人皆為李林甫誣告「結謀欲共立太子」，經吉溫等羅織、進讒遭貶）等死。羅希奭往青州處死李邕後又去嶺南，沿途殺遭貶的官員，郡縣惶駭。原左相李适之因與李林甫爭權有隙，牽入韋堅一案，貶宜春太守。御史排馬牒(17)到宜春，李适之憂懼，仰藥自殺。先天二年，王琚曾助玄宗剪除太平公主及其黨羽有功，拜戶部尚書，封趙國公；天寶後為鄴郡太守。王琚和李邕一樣，性豪侈，喜歡擺老資格，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就借贓污事把他貶為江華司馬。羅希奭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一聽見他已到縣，就自縊了。睢陽太守裴寬為李林甫所忌(18)，也牽入韋堅一案，貶為安陸別駕。 《舊唐書·李林甫傳》載：「林甫嘗夢一白皙多須長丈夫逼己，接之不能去。既寤，言曰：『此形狀類裴寬，寬謀代我故也。』時寬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故因李适之黨斥逐之。」可見他擔心別人搶他的相位，竟到了疑神疑鬼、夢魂不定的地步。——羅希奭又繞道過安陸，要殺裴寬，裴寬向羅希奭叩頭求生，羅希奭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适之子李霅迎父喪到東都，李林甫令人誣告李霅，杖死於河南府。李林甫恨韋堅不已，因韋堅曾為江淮租庸轉運使，便遣使沿黃河和江、淮一帶州縣搜求韋堅的罪狀，抓了許多押船的小吏和船夫，牢獄裡都關滿了人。到處搜捕逃犯，鄰里也受到牽連，都裸露死於公府。這場大禍，到李林甫死了才止住。看了以上的簡要敘述，不須剖析，玄宗的昏庸、李林甫的歹毒、當時反動勢力的猖狂和政治局面的黑暗自明。李邕的死，決不是孤立的尋常冤案，而是以李林甫為代表的反動勢力為剪除異己鞏固自身地位而長期策劃的一連串政治謀殺之一。曾被譏諷是走「終南捷徑」的盧藏用常對李邕說：「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在明哲保身的人看來，不知韜光養晦難免遭忌，但這話也說明正因為他是「難與爭鋒」的「干將、莫邪」，李林甫才深感是對自己勢位的威脅，所以就設法把他除掉的啊！《資治通鑑》說：「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像李邕一樣，李适之、王琚、裴寬、裴敦復、韋堅等等，都被李林甫視為勁敵，成了他魔掌中的犧牲品。 李邕被杖殺的慘劇，就發生在杜甫與李邕、李之芳等在齊州游賞宴會後兩年。 杜甫兩年後寫的《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為鄰。」提到王翰，自會想起他的名篇《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今山西太原市）人。少豪盪，恃才不羈，喜縱酒，櫪多名馬，家蓄妓樂，發言立意，自比王侯。唐睿宗景雲元年（七一〇）中進士，又舉超群拔類科。張說當政，召為秘書省正字，擢駕部員外郎。張說罷相，他被貶為仙州別駕；至郡，日聚英豪，縱禽擊鼓作樂。再貶為道州司馬，卒。文士祖詠、杜華等常跟他在一起游賞。杜華的母親崔氏說：「吾聞孟母三遷，吾今欲上居，使汝與王翰為鄰，足矣。」可見他在當時是很負盛名的。一般人以能與王翰為鄰為榮，杜甫青少年時期，王翰卻自願與他為鄰，足見他的不凡。《新唐書·杜甫傳》說杜甫「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杜甫晚年作的《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伊昔臨淄亭，酒酣托末契。重敘東都別，朝陰改軒砌。」前兩句指齊州再遇陪宴歷下亭事。此時既說「重敘東都別」，「李邕求識面」定然是前幾年在東都的事。那麼，這次再遇，這一老一少，可算得是忘年的舊知交了。詩中接著追述了杯酒言歡之餘李邕跟他縱論了前輩名家詩文，讚揚楊炯詩文雄健，不滿意李嶠的華麗，尤其感謝對他祖父杜審言詩作的高度評價：「論文到崔（融）蘇（味道），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指楊炯）雄，未甘特進（指李嶠）麗。……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參看本書第一章有關論述）對李邕的冤死及其身後的荒涼，他是很悲憤、很感嘆的：「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日斜鳥入，魂斷蒼梧帝。……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嚌！……坡陀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子孫存如線，舊客舟凝滯。」王嗣奭說：「此老才名甚盛而死極慘，公痛之甚，故既雲『竟掩宣尼袂』，又雲『魂斷蒼梧帝』，又雲『事近小臣斃』，又雲『坡陀青州血』，不覺其言之復也。」李邕的死，對他的震動是很大的。這無疑有助於他今後逐漸看清現實政治情況。 有人據李白《上李邕》「時人見我恆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斷言李邕「獨與李白性情不相投合」。這詩不妨作如是觀，但解作是李白對李邕訴說衷腸、慨嘆自己不為世俗大人先生所重，也未嘗不可。(19)其實李白對李邕的冤死也是極其憤慨、極其同情的：「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裴尚書指裴敦復，他與李邕皆坐柳事同時杖死，所以這裡與李北海並舉。雖無文字記載，當杜甫、李邕在齊州再遇的那會兒，李白既然也在那裡，而且二人並無惡感，不見得他就沒去看李邕，沒參加過任何一次宴會。前年冬天我游大明湖，想到歷下亭去看看，可惜找不到渡船，曾寫了首七絕發思古之幽情說：「筵開北海引杯長，座客都輸太白狂。欲覓遺蹤乏舟楫，孤亭宛在水中央。」我是想像李白當年也是在座的啊。 杜甫有《暫如臨邑至㟙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詩：「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暫游阻詞伯，卻望懷青關。靄靄生雲霧，惟應促駕還。」「㟙山」當是「鵲山」之訛。臨邑（今山東臨邑）在齊州北百五十里。鵲山湖在州北二十里。去臨邑當經過鵲山湖。歷城東門外有歷水流入此湖。第三章已經提到他的弟弟杜穎在臨邑做主簿。這次他暫離齊州去臨邑，當是去探望杜穎。這詩首聯說在湖邊「野亭」「高林間」下馬暫歇。頷聯寫湖上景象。「詞伯」指「李員外」之芳。「青關」即青州穆陵關。頸聯說李之芳暫不同游，令他不覺極目遠望而懷念青關。可見李之芳這時正在青州。所以尾聯有盼他早歸齊州之意。案：杜甫《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題下原注說：「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制此亭。」首二句「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其下原注說：「亭對鵲山湖。」既說「隱見」，李邕《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也說「巨壑眇雲莊」（「巨壑」指鵲山湖，「眇雲莊」謂遠眺湖邊莊舍渺在雲間），可見築在「歷下古城」的「新亭」離州北二十里的鵲山湖很遠。再看這詩：題中明明說是「㟙（鵲）山湖亭」而非「對鵲山湖」之亭。詩中又明明說這「野亭」（哪有稱官場中人所築「新亭」為「野亭」的？）「逼湖水」而非「隱見清湖陰」，所寫之景「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是近在眼前而非「巨壑眇雲莊」那樣遠在天邊。可見舊注以為「野亭」即「新亭」，並從而推斷杜甫「暫如臨邑，先至湖亭別李員外之芳，李适往青州，因而奉懷」（盧元昌注），或說「疑公將往臨邑，中道抵歷下登新亭，因懷李之芳」（王道俊《杜詩博議》），都不可信。不妨作這樣的想像：杜甫往臨邑去看望弟弟，跨馬出了齊州城，走了二十多里，來到鵲山湖畔，見有「高林」「野亭」，便停下來稍稍休息一下。想到當日登臨「新亭」，此湖僅隱約可見。今日對此一派湖山壯麗景致，可惜李員外遠在青州，不能同來游賞。「率爾成興」，便寫了這詩，抒發懷念之情，並盼他早日歸來。——這難道不更合乎情理嗎？李之芳去青州，大概是專程去送他年邁的族祖李邕回去。等到杜甫從臨邑回到齊州時，恐怕再也不能陪李邕為詩酒之會，再也見不到這位最賞識他的文壇老前輩了。 五　「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 杜甫在臨邑杜穎那裡盤桓了一些日子，這年秋天，他再次來到前幾年的舊遊地兗州（天寶元年改稱魯郡）。李白《寄東魯二稚子》說：「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煙。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太平廣記》載：「李白自幼好酒，於兗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構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客至，少有醒時。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里而加敬焉。」據此知李白有家寄住在魯郡任城縣（今山東濟寧）。李白這時早已到家，杜甫想是應約前來，二人相偕遊覽，關係更是密切。杜甫的《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就很好地表達了他倆之間純真的友情，記下了當日愉快相處的生活片段：「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李白詩中稱「龜陰」「東山」，這詩稱「東蒙」，其實指的都是魯郡一帶。(20)「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可見杜甫是應約來此歡聚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見來此已是秋天，更見二人情誼之深。尋范十隱居之事，李白亦有詩記述說：「雁度秋色遠，日靜無雲時。客心不自得，浩漫將何之？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茫然起逸興，但恐行來遲。城壕失往路，馬首迷荒陂。不惜翠雲裘，遂為蒼耳欺。入門且一笑，把臂君為誰。酒客愛秋蔬，山盤薦霜梨。他筵不下箸，此席忘朝飢。酸棗垂北郭，寒瓜蔓東籬。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載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酣來上馬去，卻笑高陽池。」（《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杜詩寫尋范居士僅數句，格調高古，興致飄逸，情境清妙，確乎難能可貴。若論敘事的真實、細節的生動、形象的傳神、語言的幽默，卻不及落筆往往不著邊際的浪漫主義大師李白。——清秋雁過，日靜無雲，心頭湧起無名的惆悵，正不知往何處去排遣。忽然想起兗州城北那范十的幽居(21)，不覺興起，便拉著杜甫匆匆出發。哪知出得城來，馬在荒坡里迷了路，把我摔落在蒼耳叢中，給扎得夠嗆，也顧不得我那件華貴的翠雲裘了。總算到了范家，范十見我這副狼狽相，把臂大笑，說認不出我是誰了。（蒼耳就是葈耳，也叫卷耳，蒼耳子能入藥。別看蒼耳子多刺扎人、粘人衣，挺討厭，蒼耳的嫩苗倒是很可口的野菜呢！）范十馬上為我們置酒辦飯，摘了我這酒客最愛吃的秋蔬炒了，其中就有剛才跟我作對的蒼耳苗，還端出大盤經霜剛收藏的梨子(22)給我們下酒。我這人吃膩了山珍海味，別的什麼酒筵我懶得伸筷子，這一席卻很對我的胃口，吃飽了喝足了，恐怕明朝也忘了餓呢！北郭城牆上滿是果實纍纍的酸棗刺(23)，籬笆上爬著藤蔓掛著秋瓜。面對這荒涼的景色又幹了幾杯，獨自吟詠著陸機的《猛虎行》詞：「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駛，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弦無懦響，亮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曷雲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24)眼下暫且同朋友們歡聚一個短時期，長遠的目標則相約在永恆的仙境再見。(25)我既然被政治的旋風簸蕩人間，採取「謔浪笑敖」(26)玩世不恭的人生態度，這對我是最合適了。喝個痛快我們上馬回去吧！晉代的山簡經常在襄陽高陽池喝得爛醉，雖說還能騎馬，可他那倒著接䍠醉似泥的模樣真可笑。我這會兒不是比他強多了麼？——李白也很少像這樣用寫實的手法作詩。這詩寫得很親切、很真誠，不僅再現了他的行動舉止、言談笑貌、風度神態，也坦露了內心深處的彷徨、懊惱和難以忍受的悲憤。前面提到了杜甫的那首《贈李白》說：「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這詩當作於二人在魯郡再次見面時。看了李白在前詩中為自己所攝取的生活剪影，不是更感到「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這兩句，確乎抓住了他當時給人最主要的印象特徵了嗎？抓住一個人最主要的印象特徵，並不等於真正了解他。我想，杜甫讀了李白那首尋范居士的詩，自會加深對李白的了解的。「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這簡直可看作李白對杜甫提出「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這一問題的答覆。詩中還提到了《猛虎詞》，要是杜甫當時知道這指的就是陸機的《猛虎行》，要是他曾細細琢磨過這詩的主旨和李白吟詠這詩的心情，那他就應該更懂得李白，雖說他們一個初出茅廬一個飽經滄桑，在對社會和人生的認識上存在著不小的差距。 除了范居士，他們還訪問了隱居於東蒙山的元逸人(27)（杜甫《玄都壇歌寄元逸人》：「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和董奉先鍊師（《昔游》：「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杜甫來魯郡的主要目的是尋訪董先生學修道煉丹。既說「伏事董先生」，「尚憶同志樂」，想必與李白等「同志」曾隨董鍊師在修行靜室、煉丹爐旁參悟、見習過一番。《抱朴子》說：「道術諸經，可以卻惡防身者，有數千法，如含景藏形等，不可勝計。」又說：「諸大符出於老君，其中有青龍符等，行用之可以得仙。」杜甫說元逸人這時「已佩含景蒼精龍」，可見他也是個修道學仙的隱者。杜甫他們去年往王屋山訪華蓋君，豈料華蓋君已死，只得轉尋董鍊師。這次董鍊師倒是見到了，也學了學修道、煉丹，但從《贈李白》「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的話看來，他們不辭辛苦、輾轉千里、夢寐以求的「金匕藥」還是沒有得到。杜甫當時正處在盛年，他自幼懷著「竊比稷與契」的壯志，一心渴望大展宏圖，他這一陣子之所以熱衷神仙，除了受時尚和李白的影響，主要是出於「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對世俗社會的不滿和憤激。折騰了多時，道術不成，丹砂未就，一時的感情衝動過去了，熱忱冷了下來，兩年來求仙學道的活動自然會馬上結束，從「事幽討」的「山林」轉過身來，重新走上通向朝廷、企求「致君堯舜上」的道路。《贈李白》一詩，表露了杜甫對這一短暫漫遊求仙生活意義的懷疑，並想引起李白足夠的注意，認真考慮他今後的生活態度和人生道路，足見他不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而迷途知返的。前面已經論到，由於杜甫年輕識淺，對李白這樣一位身經大變故、心藏大矛盾、情緒正處在大震盪之中的年長好友知之不深，因此他對李白的規勸即使發自肺腑、盛情可感，但在李白看來，未免顯得稚氣而一笑置之。不久，這兩位中國文學史上成就最卓越的偉大詩人，就結束了他們短暫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如兄似弟的歡快生活，懷著對這一段共同遊歷的最美好的回憶和惜別深情，各奔前程，永遠地，永遠地分開了。 李白《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說：「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台。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石門山在今山東曲阜縣東北。(28)此地石峽對峙如門，峽後有峰，峰頂有泉，流入溪澗，往往形成瀑布，景致頗佳，又是杜甫舊遊地，附近還有他們相識的人，所以李白諸人就聚集在這裡餞別杜甫。這詩說他和杜甫前在齊州醉別，不久又來兗州相會，遍游此間各處名勝(29)，彼此都很愉快。今日分離，但不知何時能重來這裡開筵歡聚？泗水秋波渺渺，海色輝映著徂徠山，美景現雖共賞，轉眼便隨車遠去，各自東西。臨別依依，且再為可珍惜的友誼干此最後的一杯！——李白惜別之情是深沉的。「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值得惋惜的是，這願望終於落空了。 杜甫走後不久，李白來到沙丘（今山東臨清縣），客居寂寞，更覺相思，就寫了《沙丘城下寄杜甫》說：「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友朋雨散，音塵莫接，寄旅沙丘，無所事事。城邊古樹，日暮秋聲瑟瑟，情境分外孤清。「魯酒薄而邯鄲圍」（《莊子·胠篋》），「魯酒」含有薄酒的意思。齊歌則向來有名。薄酒喝了不醉不能解愁，心境不佳歌白唱得很動情。他因思念杜甫而無心飲酒、聽歌了。「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徐幹《室思》）李白也好用滔滔不絕的流水比喻一往情深的相思或別意，如《寄遠》「相思無日夜，浩蕩若流波」，《金陵酒肆留別》「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等等。(30)這裡的「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雖然也是這麼寫，但由於感情充沛、感受深切，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表達，令人讀了並無雷同之感。文藝創作當然要講究構思和表現的新穎，切忌雷同，但也不可理解得過偏，過於絕對化。並無真情實感，一味逞奇斗怪，以至於出乎常情常理，非常人之所能解，如此新，雖新何補？貌似陳熟，而陳中見新，情溢於辭，感人至深，如此陳，雖陳何害？葉燮在《原詩》中寫道：「夫厭陳熟者，必趨生新；而厭生新者，則又返趨陳熟。以愚論之：陳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濟，於陳中見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陳熟、生新，二者於義為對待。對待之義，自太極生兩儀以後，無事無物不然。……舒寫胸襟，發揮景物，境皆獨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嘆，尋味不窮，忘其為熟，轉益見新，無適而不可也。若五內空如，毫無寄託，以剿襲浮辭為熟，搜尋險怪為生，均為風雅所擯。」又說：「李賀鬼才，其造語入險，正如蒼頡造字，可使鬼夜哭。王世貞曰：『長吉師心，故爾作怪，有出人意表；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稚，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余嘗謂世貞評詩，有極切當者，非同時諸家可比。『奇過則凡』一語，尤為學李賀者下一痛砭也。」這些意見都很可取。論陳熟、生新的辯證關係和詩的優劣最終須取決於內容，更是中肯。李賀屬中唐韓愈、孟郊一派，作詩講究構思，多有佳作，其生新可救平庸、陳熟之病，但因夭折過早，閱歷有限，所作內容不深，藝術亦未臻成熟，若強調過當，學習過偏，難免流於險怪、艱澀。「轉益多師是汝師」，就是要注意學習古今中外種種新穎的構思和藝術表現，但是，千萬可別忘了在生活中獲得真情實感，也不要把生新、陳熟形上學地對立起來。前面所舉李白不避陳熟仍見新意的詩句，就是一個小小的例證。歌德說：「世界總是永遠一樣的，一些情境經常重現，這個民族和那個民族一樣過生活，講戀愛，動情感，那麼，某個詩人作詩為什麼不能和另一個詩人一樣呢？生活的情境可以相同，為什麼詩的情境就不可以相同呢？」又說：「（拜倫受到無理攻擊時）應該說，『我的作品中的東西都是我自己的，至於我的根據是書本還是生活，那都是一樣，關鍵在於我是否運用得恰當！』……我的靡非斯托夫也唱了莎士比亞的一首歌。他為什麼不應該唱？如果莎士比亞的歌很切題，說了應該說的話，我為什麼要費力來另作一首呢？我的《浮士德》的序曲也有些像《舊約》中的《約伯記》，這也是很恰當的，我應該由此得到的是讚揚而不是譴責。」（朱光潛譯《歌德談話錄》）這話講得很大膽，有魄力，富於啟發性。我想，這是歌德老人在鼓勵文藝家們只管努力表現他們在生活中深切感到的最好最美最有意義的東西，無須瞻前顧後、左顧右盼，唯恐觸人犯規；而決非故設遁詞，為抄襲和雷同開脫。 李白四年前隨吳筠隱於剡中，他就是從剡中被徵聘入朝的。後來他遭讒放還，在梁宋、齊魯等地覽勝尋幽，痛飲狂歌，煉丹受籙，滿腔孤忿，稍稍得以發泄；去秋高適他往，於今杜甫又去，高臥沙丘，客懷寂寞，便不覺思念起剡中風物，動了南遊之念了。無論未來之前或到過以後，李白對剡中總是不勝神往的。他集中寫到剡中的詩篇不少，例如《秋下荊門》說：「霜落荊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掛秋風。此行不為鱸魚鱠（他當時正滿懷希望，想借隱逸求仙以平步青雲，當然不會欣賞張翰的蓴鱸之思），自愛名山入剡中。」又如《東魯門（在兗州城東）泛舟》其一說：「輕舟泛月尋溪轉，疑是山陰雪後來。」其二說：「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風流到剡溪。」等等。如果說前一首表示了他對剡中的嚮往，後兩首寫這兩年在兗州時經常不忘剡中之游，那麼，這一時期寫的《夢遊天姥吟留別》，就傾瀉了李白處於極端苦悶中所爆發出來的對剡中如饑似渴的思念和對朝廷權貴的莫大鄙棄：「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首詩的題目一作《別東魯諸公》，就像他不久前和朋友餞別杜甫一樣，他接著也被朋友們或在石門，或在堯祠，或在東魯門，頻斟蟻酒，高唱驪歌，依依地送走了。為了讓剡溪、鏡湖蕩漾的淥水澡雪精神，為了讓熊咆龍吟、列缺霹靂消除鬱悶，為了讓洞天仙境寄託理想，他毅然決然地獨自南行，去重尋舊夢，而將家室，將「字平陽」的「嬌女」、「名伯禽」的「小兒」留在東魯，留在他深情的回憶和懷念中。 * * * (1) 此人為吳指南，其事詳見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 (2) 原註：「代隴上健兒陳安。」這當是泛擬樂府歌辭，非實寫某將。前後所引樂府或古風詩句，皆抒嚮往之情、有言志之意。 (3) 王琦《李太白年譜》說：「按李白之召見，《舊唐書》以為吳筠薦之，《新唐書》以為賀知章言之，新書蓋本之樂史《（李翰林）別集序》。……疑當時吳筠薦之於先，賀知章復言之於後。」魏顥《李翰林集序》說：「白久居峨嵋，與丹邱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持盈法師即玉真公主。玉真公主曾至司馬承禎所居修金籙齋，與王遠知這一道派關係很深。 (4) 杜甫《飲中八仙歌》以賀知章、汝陽王李璡、李适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為「八仙」，無裴周南。 (5) 《漢書·孔光傳》：「或問（孔）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這裡是用典，暗示李白醉中有泄密的事。宋代洪邁《容齋隨筆》說：「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脫靴為恥，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言婦人淫亂敗國，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容簧言。』又云：『妲己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旁。秦皇太后，毐亦淫荒。螮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予味此詩，豈貴妃與祿山淫亂，而太白曾發其奸乎？不然則『飛燕在朝陽』之句，何足深怨也。」《雪讒詩》諷意甚明，但洪邁的這一猜想卻嫌證據不足。 (6) 其事《舊唐書·李白傳》記載得最簡單：「（白）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新唐書》本傳較詳：「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數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樂史《別集序》更加細緻而近小說家言：「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辭，力士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太真妃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鍾泰華《文苑四史》載：「《唐書》曰：『玄宗召李白草《白蓮辭》，使太真捧硯，力士脫靴。』」王琦按：「今《唐書》無此文，恐出自稗官小說，鍾蓋誤引耳。」《唐國史補》載：「李白在翰林，多沉飲。玄宗令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後對御，令高力士脫靴，上令小閹排出之。」《酉陽雜俎》載：「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若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同記高力士脫靴一事，各有異同。可見事或有之，而傳聞失實。 (7) 以上所引，見《古風》其五十一，《書情贈蔡舍人雄》，《雪讒詩贈友人》，《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古風》其二十四、其四十六、其十八、其十五，《夢遊天姥吟留別》諸詩。 (8) 自註：「開元初，突厥數寇邊。時天武軍牙將郝靈荃出使，因引特勒回鶻部落，斬突厥默啜，獻首於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為相，以天子年少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期年始授郎將。靈荃遂慟哭嘔血而死也。」 (9) 自註：「天寶末，楊國忠為相，重構閣羅鳳之役，募人討之，前後發二十餘萬眾，去無返者。又捉人連枷赴役，天下怨哭，人不聊生。故祿山得乘人心而盜天下。」 (10) 崔希逸襲吐蕃事，新舊《唐書·玄宗本紀》均謂發生在三月。這年秋，王維奉使出塞宣慰崔希逸，途中作《使至塞上》《出塞作》等詩。 (11) 《憶昔行》說：「秘訣隱文須內教，晚歲何功使願果。更討衡陽董鍊師，南浮早鼓瀟湘柁。」《昔游》說：「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發鬒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朱鶴齡說：「漢武移南嶽於霍山，故衡霍之稱相亂。『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即《憶昔行》：『更討衡陽董鍊師，南浮早鼓瀟湘柁』也。」這是大曆二、三年（七六七、七六八）杜甫作這兩首詩時說他將往湖南訪董鍊師，非指回憶當年而言。 (12) 可參看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覺醒》。 (13) 郭沫若考證「豁落圖」即是道籙。 (14) 見《戰爭與和平》毛德英譯本注。 (15) 杜甫《八哀詩》書「江夏李公邕」，系指其居住處而言。今武昌的洪山廟，傳最早為李邕舊宅所改。仇註：「《世系表》：後漢會稽太守高陽侯，徙居江夏，遂為江夏李氏。其後元哲徙居廣陵。元哲生善，善生邕。亦題曰『江夏李公』，詩又雲『江夏姿』也。」 (16) 韋堅為太子妃兄，天寶元年領江淮租庸轉運使，發人引滻水作「廣運澤」，二年而成，通江淮漕運至京城，為玄宗所重，遂有入相之志。李林甫跟韋堅有點親戚關係，開頭還要好；一旦成了政敵就不饒他了。先做成他升了刑部尚書的美官，實奪其權，然後又使人誣告他與邊將皇甫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貶韋堅為縉雲太守，再貶為江夏員外別駕，貶皇甫惟明為播州太守。 (17) 御史所過，沿路郡縣給驛馬，故未至先有排馬牒。 (18) 裴寬曾為戶部尚書，素為玄宗所重，李林甫怕他入相，天寶三載，指使刑部尚書裴敦復搶先告他徇私舞弊，貶睢陽太守。天寶四載，以裴敦復充嶺南五府經略等使。因裴敦復平沿海戰亂有功，受到玄宗的嘉獎，李林甫又陷害裴敦復，坐裴敦復逗留不赴任罪，貶淄川太守。 (19) 蕭士贇說：「此篇似非太白之作。」這倒未必。我看像是他早年的作品。 (20) 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公詩曰：『余亦東蒙客』，白《寄東魯二稚子》詩曰：『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憶舊遊寄元參軍》詩曰：『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曰東蒙，曰龜陰，曰東山，實即一處。《續山東考古錄》：『《元和志》以蒙與東蒙為二山。余謂蒙在魯東，故曰東蒙。……今天又分東蒙，雲蒙，龜蒙三山；惟《齊乘》以為龜蒙二山，最當。……合言之曰東山，分言之曰龜蒙。』」 (21) 《居易錄》：「魯城北有范氏莊，即太白訪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者。」 (22) 《齊民要術》：「藏梨法，初霜後即收。」 (23) 酸棗樹，也就是棘，野生，北方各地都有，多生在山坡和城壘間。似棗木而皮細，木心赤色，葉莖俱青，花似棗花，八月結實，紫紅色，似棗而圓小，味酸。 (24) 《猛虎行》是漢樂府相和歌平調曲名，古辭現存如下：「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陸機本篇言志士本來慎於出處，但為時命所迫，不容選擇，結果功業無成，彷徨苦悶，有愧平生之志。這正與李白當時的境況和心情相合，席間所詠，當是這詩。 (25) 這譯文所根據的原句「遠為千載期」也就是他《月下獨酌》「永結無情游，相期邈雲漢」的意思。 (26) 「謔浪」出《詩經·邶風·終風》：「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用在這詩里，言外之意是，別看我狂放樂觀，這是我故意裝出來的，其實我內心很痛苦呢。 (27) 舊注以為此人即李白的好友元丹丘。 (28) 《居易錄》：「孔博士東塘言：曲阜縣東北有石門山，即杜子美詩《題張氏隱居》所謂『春山無伴獨相求』、《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所謂『秋水清無底』者是也。李太白有《石門送杜二甫》詩『何時石門路，更有金樽開』，亦其地。山麓今尚有張氏莊，相傳為唐隱士張叔明舊居。張蓋與太白、孔巢父輩同隱徂徠，稱竹溪六逸者也。山不甚高大，石峽對峙如門，故名。中有石門寺，寺後曰涵峰，峰頂有泉，流入溪澗，往往成瀑布。」 (29) 當地最著名的遊覽地是兗州城南的堯祠。詩中說他和杜甫在兗州曾相偕「登臨遍池台」，堯祠想必是去過的。李白這一時期寫的《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詩中，就提到堯祠有「池台」之勝，風景很好，遊人不斷，十分熱鬧。如：「長楊掃地不見日，石門噴作金沙潭。笑夸故人指絕境，山光水色青於藍。廟中往往來擊鼓，堯本無心爾何苦？門前長跪雙石人，有女如花日歌舞。銀鞍繡轂往復回，簸林蹶石鳴風雷。遠煙空翠時明滅，白鷗歷亂長飛雪。紅泥亭子赤欄干，碧流環轉青錦湍。」又如：「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飆吹。」 (30) 李白的《贈汪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也莫不或明或暗以水深、水長譬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