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評傳 · 第三章　壯遊

一　「太平盛世」和「太平天子」 杜甫出生的那年，唐玄宗即位。第二年（開元元年，七一三），玄宗除掉了反對他的姑媽太平公主及其黨羽；這時，被尊為太上皇的睿宗才把全部政權交給了他。他在位四十四年（七一二至七五六），主要用了開元、天寶兩個年號。大致說來，開元時期（七一三至七四一），社會安定，經濟、文化都很繁榮。李白說：「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古風》其四十六）這主要是唐王朝從建國以來，接受了隋末農民大起義的教訓，推行了較多的革新措施，有利於社會正常發展的結果，也與開元時期政治較開明有直接關係。 玄宗即位前，親身經歷了不少政治鬥爭，有一定的社會經驗。即位後，果斷地結束了武后以來經常發生宮廷政變的動亂局面，先後任用了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這樣一些較有遠見、較有作為的人為相，勵精圖治，因而促使了「開元全盛日」的出現。杜甫是過來人，後來流寓成都，曾在《憶昔》詩中感慨系之地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作詩難免誇大，且看《新唐書·食貨志》：「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綿六兩為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食貨志》講得很明白，所有這些豐富的財富，都是通過租庸調，從全國勞苦人民那裡剝削來的。可見這豐碩的太平果實，主要是給朝野封建統治階級所占有、所享用。但說這一時期社會比較安定，人民的生活比較好過一些，也不儘是溢美之詞，打個折扣，還是可信的。皇帝做久了，如果有些成就，難免想尋歡作樂，鬆快鬆快。唐太宗可算得是皇帝中最英明的了。但一當政局稍定，也很想興土木、耽遊獵。只是內有長孫皇后，外有諍臣魏徴，常拿隋煬帝亡國的「不遠」「殷鑑」來勸阻他，又自知警惕，才倖免「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太宗語）。雖說「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往往相提並論，但玄宗終究不能跟太宗相比。 玄宗即位之初，姚崇請抑權幸，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不與群臣褻狎，他口頭上都表示接受，可是，有的卻根本沒去做，有的做了一陣，久而久之就淡忘了。太宗哪裡是這樣的？且拿「抑權幸」來說，對待宦官，玄宗不但不抑，反而大揚特揚。開初太宗定製，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武后雖是女主，又寵愛二張，宦官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很多，七品以上的多達千餘人，也很少四五品的。玄宗在藩邸時很信任高力士，做了太子，奏為內給事，即位後，又因高力士在剷除太平公主及其黨羽的鬥爭中立功，升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此後宦官增加到三千餘人，四五品以上的千餘人。開元十七年（七二九）遣內侍楊思勖領兵南討，後兩年又拜楊思勖為輔國大將軍。這就伏下了安史亂後宦官擅軍政大權的禍根。這都是開元前十多年以內的事，還不包括開元末年倚重「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在內。也有些事是開頭做了做，後來不但虎頭蛇尾，還改弦易轍了。譬如開元二年，薛王李業的舅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玄宗聽從了姚崇等人的意見，處理了，由是貴戚束手。這固然很好，可是後來將兒媳婦壽王妃楊氏奪過來做了貴妃，對待楊氏兄妹又是怎樣的呢？至於生性愛驕奢、好追求享樂，更是玄宗做人、為政的一大致命傷。開元元年（七一三）二月，他雖還只是個小皇帝，大權仍緊握在太上皇手中，太平公主又無時無刻不在威脅著他的地位，可是他居然有心思大酺天下，大合伎樂，並親自陪同太上皇登門樓觀看，夜以繼日，一連狂歡三個多月。這充分表露了他好奢侈的心性。 玄宗儒、釋、道三家並重（太宗時即如此，不過到他手上搞得更厲害些罷了），親自注過《道德經》《金剛經》等，還主編了《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他也寫詩，現存六十多首，思想內容都很庸劣，光看藝術，也只有《唐詩三百首》中所選的那首《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稍微像樣些。他曾經將《尚書》「無頗」錯改為「無陂」，有人說他的學問跟他的那位把「杕杜」讀成「杖杜」的宰相李林甫差不多。李林甫不大會寫作，全靠人「捉刀代筆」。說句公道話，玄宗的文化水平肯定比李林甫要高一些。不過，從現存的詩歌看來，此人的文學修養也很平常。文學不行，他對音樂倒很在行。《唐語林》載：「玄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製作諸曲，隨意即成，如不加意。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為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為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原註：上自製也），神氣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嬙侍臣皆稱萬歲。又嘗制《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纖埃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小說家言，過於神奇，不可深信，不過他於此道確乎是很精通的。當時懂得音樂、會打羯鼓的還有宰相宋璟和樂工李龜年。玄宗曾與宋璟論羯鼓技藝甚細，他擊鼓的本領也遠遠超過李龜年。汝陽王李璡（此人即杜甫《飲中八仙歌》中的一仙），是玄宗大哥的長子，年輕時羯鼓也打得好：「常戴砑絹帽打曲，上（指玄宗）摘紅槿花一朵，置於帽上笪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樂家云：『定頭項難在不動搖。』上大喜，賜金器一廚。」（《唐語林》）這絕技，也是玄宗訓練出來的。愛好音樂，本無可厚非，但對於所謂「太平天子」來說，若不自知約束，稍一放縱，其後果就不堪設想。隋煬帝窮奢極欲以致亡國的教訓，對唐太宗實在是太深刻了，所以總有所警惕。 玄宗不是這樣，在他剛坐穩皇帝寶座的第二年（七一四），就興致勃勃、迫不及待地張羅女樂：「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1)，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資治通鑑》卷二一二）不要聽他說得好聽。他把俗樂從太常管轄的範圍中劃分出來，好像是怕俗樂亂了雅樂似的，其實他何嘗喜歡雅樂。一次他聽樂工彈琴，沒等彈完，就把人家轟了出去，接著對太監說：「速令花奴（汝陽王李璡的小名）將羯鼓來，為我解穢！」他嫌傳統的琴聲弄髒他的耳朵。他把俗樂分出來，是另有打算的：就是要把僵化了的、索然無味的雅樂撇在一旁，單獨成立皇家樂隊，由他這位音樂大師當教授，當指揮，培養「皇帝梨園弟子」，排練他創作的和喜愛的樂曲，有時自己也參加演出。同時，還成立了皇家歌舞戲劇雜耍團，表演各種豐富多彩的節目。作為一個即位不久、年輕有為的皇帝，這樣做很不合適。當時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看不慣，都上疏諫阻，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經書，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他也「嘉賞」了他們，就是不採納，仍舊照原計劃進行。除了音樂、歌舞、百戲與戲劇，他還愛好打球、拔河、鬥雞。據陳鴻《東城老父傳》載，玄宗好鬥雞，建雞坊於宮中，選六軍小兒五百人專管飼養訓練，其中最得寵的是號稱「神雞童」的賈昌。開元十三年（七二五）玄宗東封泰山，賈昌等帶了三百隻雞隨駕。賈昌的父親賈忠是玄宗的衛士，在外病死，賈昌護送靈柩歸葬長安，葬器、喪車等等都由官府從優承辦。時人作歌謠諷刺道：「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李白詩中曾經不止一次提到了鬥雞者，如「路逢半雞者，冠蓋何輝赫」（《古風》其二十四）、「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行路難》其二）等，可見這故事不是毫無根據的。 玄宗本性愛奢華，開頭又想勵精圖治，這不能不在言行上表露出嚴重的矛盾來。前已提到，開元二年春天，他籌建教坊、梨園時，有人出來諫阻，要他尚樸素、放鄭聲，他表示讚賞，卻並不採納。可是，就在這年秋天，他忽然心血來潮，接連下了兩道命令，一道是對宮廷的：「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一道是對百官的：「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余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還解散了長安和東都的織錦坊（見《資治通鑑》卷二一一）。你看他態度多麼堅決，多麼像過激黨啊！寫到這裡，司馬光不覺議論道：「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其實哪用到晚年，兩年後他就按捺不住，準備派監察御史楊范臣往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去買珠翠奇寶；好在楊范臣及時提醒他，說：「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他自己感到也有點說不過去，才收回成命。這充分表明：尚樸素的理念和愛奢華的習性經常在他內心深處交戰，有時這個占了上風，有時那個占了上風，就這麼互有勝負地苦鬥著，終於一個徹底擊敗了另一個。 唐太宗曾說：「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玄宗前期黽勉勵精圖治，而驕侈之心早萌，禍亂之機已伏。這不只是他個人的生性、品質使然，也體現了整個封建統治階級為空前的昇平景象所陶醉，日漸腐化的趨勢。到了開元末年，尤其是天寶年間（七四二至七五五），階級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加上玄宗在位日久，變得越來越昏庸，只顧縱情聲色，娛樂晚年，李林甫、楊國忠等所代表的腐朽政治勢力，便乘機而起，竊據要位，敗壞朝政，進一步激化了諸般矛盾，終於在天寶十四載（七五五）爆發了安史之亂，宣告唐王朝「太平盛世」美夢的破滅。這是後話。但對杜甫說來，值得慶幸的是，在他年華似錦的青年時代，恰好碰上了唐朝最繁榮的開元盛世，而且還多次從事過當時士大夫中最風行也最快意的活動：到祖國各地去做長時期的漫遊。 二　盛唐漫遊之風盛行 自古以來，封建士大夫，為了謀事、做官，在外旅行，也是常事。還有個別的人，如謝靈運，為了覽勝，如司馬遷、酈道元，為了科學考察，曾經多次專程到各處去旅行。然而，只有到了盛唐，漫遊才成為盛極一時的風尚。 盛唐漫遊之風盛行不是沒有原因的。首先是這一時期經濟繁榮，封建統治階級生活富裕，物價便宜，社會秩序安定，為漫遊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這就是杜甫《憶昔》中所說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其次，水陸交通的發達，驛傳制度的建立，不僅滿足了政令傳達、官員往來和漕運的需要，也有利於常人行旅。早在隋煬帝時代，南北運河就鑿通了。洛陽是南北運河的中心。從洛陽往北一段叫永濟渠，中經今河南的濬縣、內黃，河北的大名，山東的臨清、武城、德州，河北的滄州，天津到北京。從洛陽往南一段叫通濟渠（唐名廣濟渠），中經今河南開封，於安徽泗縣入淮水。乘船順淮水東北行至江蘇淮安西南，轉邗溝到揚州，於鎮江對岸渡長江，入江南河，中經鎮江、蘇州、太湖到杭州。盛唐商業繁榮，南北水路漕運增多，對民間行旅就更加方便了。當時陸路交通也很方便，各大城市都有道路相連。初唐鄭世翼《登北邙還望京洛》說：「青槐夾馳道，迢迢修且曠。」杜甫《送張十二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說：「兩行秦樹直。」《唐會要》載：「開元二十八年正月，令兩京道路並種果樹。」杜甫同時人鄭審有《奉使巡檢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秦因詠》詩。可見秦中，尤其長安和洛陽之間的馳道筆直闊廣，兩旁植青槐、果樹，極其講究，還有大員負責巡檢。別處的道路當然不能與京洛相比，不過，既由官府經營，想也不會太壞。而且在水陸主要交通線上都設驛，負責傳遞公文，接待來往官員食宿，並為他們提供車船馬匹等交通工具。每三十里建一驛舍（亦稱傳舍或郵舍），由驛丞掌管；為驛傳服役的稱為驛夫。全國共一千六百三十九驛。其中水驛二百六十所，設驛船；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設驛馬；水陸相兼者八十六所。這都是公家所設。私營旅店則備有驛驢，供旅客租用。《新唐書·食貨志》說：「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私人旅行也是很方便的。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則與當時的社會風習有關。 《新唐書·選舉志》載：「唐製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又《雲麓漫鈔》載：「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可見憑交遊以揚聲譽，藉干謁以求提拔，對於準備應試的士子來說，是多麼重要了。要交遊、干謁就須旅行。初盛唐時期求仙訪道、雲遊五嶽名山之風盛行：有野心的，可藉此沽名釣譽，步盧藏用的後塵，走「終南捷徑」，漁獵富貴；仕途失意的，則全仗宗教「鴉片」的麻醉、山川勝景的陶醉，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脫（當然也有單為排遣仕途失意的苦悶而漫遊的）。 再從積極方面看，這一時期，由於要相對地澄清吏治，加強國防，就通過科舉與徵辟，吸收了不少有作為的人參加文武統治機構，這就使得當時的士大夫們極為活躍。他們大都懷著出將入相的幻想，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或應舉入幕，或交遊干謁，或寄旅京華，或馳驅朔漠；加上南北統一，版圖遼闊，大好河山，引人入勝，又有上述生活和交通方面的種種有利條件，於是漫遊之風便盛極一時了。 孟浩然是盛唐前期的詩人，比杜甫大二十三歲。他於開元十六年（七二八）赴京應舉。在此以前，曾幾次出遊，到過洛陽，到過揚州，到過今湖南的長沙、常德，到過今江西的南昌、贛州、石城。最北到過北京，最南到過廣西。應舉不第以後，為了排遣失意的苦悶，便「自洛之越」，在今浙江的杭州、紹興、溫州、樂清等地住了兩三年，遊覽了天台、剡溪、鏡湖、雲門寺、若耶溪、孤嶼等名勝。晚年在張九齡荊州幕，曾陪同張九齡出巡，到過今湖北的當陽、松滋等地，登過當陽樓，遊覽過紫蓋山和玉泉。此外還有過入蜀之行。孟浩然可算得是當時的大旅行家了。據我的考據，孟浩然「自洛之越」約在開元十八年（七三〇）夏秋之際，自吳越還鄉約在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五月。(2)開元十九年到二十一年，杜甫也在吳越（主要是越）遊歷。杜甫晚年在夔州閉居，曾作《解悶十二首》，回憶故人舊事，其六說：「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頸鯿。」一往情深，語氣親切，看樣子，他與孟浩然這位前輩詩人是有過交往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他們同在越中的這一段時期，見面的可能性就比較大。李白大半生過的是漫遊生活，出蜀後先後遊歷了湘楚、吳越、齊魯……去過很多地方。王維、李頎、高適、岑參，也都是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知識面與眼界都很寬闊，寫過不少謳歌祖國壯麗河山、抒發豪情壯志的詩篇的大詩人。由此可見當時漫遊風氣之盛，以及這種風氣對盛唐詩歌創作的影響。 三　首游郇瑕和吳越之行 同當時大多數青年士子一樣，為了開闊眼界、增長閱歷，杜甫很早就開始了漫遊。他第一次出遠門去郇瑕（今山西臨猗縣），是在十九歲那年（開元十八年，七三〇）。此行詳情不明，只知道他當時在郇瑕結識了韋之晉、寇錫。後來杜甫在湖南又見到了他們。這時韋之晉已經做了刺史，不久就死了；寇錫也做了御史。他的《哭韋大夫之晉》說：「悽愴郇瑕地，差池弱冠年。丈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說：「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都簡單地提到了這段往事。馮至先生認為，那年洛水、瀍水泛濫成災，沖毀了洛陽的天津橋、永濟橋，沉溺許多揚州等地開來的租船，千餘戶居民的住房也都倒塌了，杜甫一度到郇瑕，可能是躲避水災。要是到「郇瑕地」真的是為了躲避水災，這就難怪他感到那裡有點「悽愴」了。 開元十九年（七三一）杜甫二十歲，開始往吳越遊歷。他的《進三大禮賦表》說：「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指的就是這事。這次漫遊是從洛陽出發，乘船經廣濟渠、淮水、邗溝，渡江而前往江寧（今江蘇南京市）。乾元元年（七五八）杜甫做左拾遺時，同僚許八拾遺回江寧省親，他寫了兩首詩相送。從這兩首詩中，多少可以看出他當日在江寧的交往和遊覽情況：「淮陰清夜驛，京口渡江航。竹引趨庭曙，山添扇枕涼。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看畫曾饑渴，追蹤恨渺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游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前六句寫許八南歸沿途所見和抵家後情事，雖是想像，卻有作者親身經歷的感受作根據。那「淮陰清夜驛」，那「京口渡江航」，那「賽城隍」的江南淫祀之風（這不禁令我想到龔自珍《己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首末尾所加「過鎮江，見賽玉皇及風神、雷神者，禱祠萬數」的自注；千百年來，南人賽神之風如故），無不給青年詩人留下了一些快意的印象。後四句寫在瓦棺寺觀壁畫時的莫大喜悅和收穫。瓦官寺(3)，晉武帝時建，以所在為陶（瓦）官故地命名，後訛「官」為「棺」。寺在秦淮河北岸，寺內建閣，高二十四丈。李白《橫江詞》其一：「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即藉其高以為誇飾。 虎頭，是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的小字。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今江蘇無錫）人，工詩賦，尤善繪畫，畫人重在傳神，強調「以形寫神」，他的畫法和畫論，對我國繪畫藝術影響很大。他多才而性痴，當時的人說他有三絕：才絕、畫絕、痴絕。《世說新語·言語》載：「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這雖只是片言隻字，亦足見顧愷之的美學趣味和文藝修養。《淨名經義鈔》：「梵語維摩詰，此雲淨名，郍提之子，過去成佛，號金粟如來。」金粟影，指維摩詰的畫像。瓦棺寺殿壁有顧愷之所繪維摩詰變相。(4)相傳東晉興寧（三六三—三六五）中瓦棺寺重修就緒，僧眾設會，請朝賢「鳴剎注錢」（猶言捐錢為古剎重振名聲），沒有超過十萬的。輪到顧愷之，他就在本子上註明捐百萬。後來寺眾請他兌現了賬，他教他們準備一麵粉壁，於是閉戶絕往來一月余，畫維摩詰一軀，畫完了，將點眸子，便對寺僧說：「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等到門窗一開，光照一寺。來觀看、施錢的人擠滿寺院，一會兒便得到了百萬錢（見《京師寺記》）。 這一段藝壇佳話，杜甫一定早就聽說了。「看畫曾饑渴，追蹤恨渺茫。」他多麼渴望見到這幅神奇的壁畫，要是趕得上結識顧愷之，那又該有多好啊！可是，他跟顧愷之隔了三四百年，中原跟江寧又相距上千里，不管就時間還是就空間而論，都很渺茫，令人深為遺憾。如今總算親眼見到了這幅嚮往已久的著名壁畫，他內心的快慰和驚異，那就可想而知了。觀之不足，回頭還向許八求得一幅顧畫維摩詰圖樣作紀念，可見他對這幅名畫傾折之至。「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二十七年過去了，青年時代見到的一幅壁畫猶歷歷在目，足見畫家藝術魅力的神妙和詩人藝術感受力的敏銳。 杜甫詠畫的詩不少，如《畫鷹》《天育驃圖歌》《劉少府山水障歌》《題松樹障子歌》《畫鶻行》《題壁上韋偃畫馬歌》《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戲為韋偃雙松圖歌》《姜楚公畫角鷹歌》《觀薛稷少保書畫壁》《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丹青引贈曹將軍霸》《韋錄事宅觀畫馬圖》《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等等。這些詩，大多借畫抒懷，但論畫亦甚精到。《杜臆》評《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說：「畫有六法：『氣韻生動』第一，『骨法用筆』次之。杜以畫法為詩法，通篇字字跳躍，天機盎然，見其氣韻。乃『堂上不合生楓樹』，突然而起，從天而下，已而忽入『前夜風雨急』，已而忽入兩兒揮灑，突兀頓挫，不知所自來，見其骨法。至末因貌山僧，轉雲門、若耶，青鞋布襪，闋然而止，總得畫法經營位置之妙。而篇中最得畫家三昧，尤在『元氣淋漓障猶濕』一語，試一想像，此畫至今在目，真是下筆有神，而詩中之畫，令顧、陸奔走筆端。」又仇注引陸時雍評《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語：「詠畫者多詠真，詠真易而詠畫難，畫中見真，真中帶畫，尤難。此詩亦可稱畫筆矣。」可見杜甫不僅很懂得畫，而且他的詩法也深受畫法的影響。杜甫不以善畫聞名，但和當時名畫家王維、曹霸、王宰、韋偃等都有交往，跟鄭虔的關係更密切。這種接觸和薰陶，無疑有助於他審美趣味與藝術修養的提高。如果想要進一步追溯他在這方面所受到的最早最大的影響，恐怕就不能不提到那次在江寧觀顧愷之的維摩詰壁畫了。 李肇《唐國史補》載：「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也說：「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這並不神秘，因為藝術雖有不同，但都來源於生活，其間自有相通之處可資借鑑，甚至可給人以意想不到的契機，促使其藝術發生飛躍的變化。 杜甫從未說過有哪種藝術曾給予他的詩歌創作以明顯的啟示，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從童年觀公孫大娘舞劍器，到少年聽李龜年唱歌，到青年觀顧愷之的壁畫，他在藝壇、詩壇繁花似錦的盛唐時代，廣泛接觸了從古代到當時種種第一流的文藝傑作和精湛的技藝，無形中受到很好的藝術教育，這無疑有助於他在深入生活，獲得深刻感受和深廣題材之後，成為思想、藝術水平都很高的偉大詩人。 歌德一次談到莎士比亞和時代的關係，曾經打了這樣一個很妙的譬喻：「看莎士比亞就像看瑞士的群山。如果把瑞士的白峰移植到紐倫堡大草原中間，我們就會找不到語言來表達對它的高大所感到的驚奇。不過如果到白峰的偉大家鄉去看它，如果穿過它周圍的群峰如少婦峰……玫瑰峰之類去看它，那麼，白峰當然還是最高的，可是就不會令人感到驚奇了。」（朱光潛譯《歌德談話錄》）杜甫當然也是唐詩領域中的高峰，它不僅與李白這另一高峰對峙，還有無數的大小群山襯托，而這些群山，又不僅崛起於詩的國度。 青年杜甫在江寧時，除了許八，還常和旻上人來往：「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為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三十年（實只二十七年）不見旻上人，因許八南歸而封書寄詩致意，不覺傷情，並對之傾訴居官抑鬱之懷，足見二人交誼之深。朱瀚註：「旻居幽澗，公攜棋局以相隨，公在湖船，旻著袈裟而同泛，即所謂『舊來好事』也。」黃生以為「旻必善吟善弈，喜與文士游，故以『好事』稱之」（《杜詩說》）。看來他當日在江寧時與旻上人過從最密，經常相偕徜徉於湖光山色之間，偶賦新詩，多承上人賞識而廣為傳播。(5) 中唐樊晃《杜工部小集序》說杜甫去世後不久的一段時期，「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南。常蓄東遊之志，竟不就。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為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當時「江左詞人所傳誦」的杜甫的那些「戲題劇論」之作，大概多是他漫遊吳越時流傳下來的。他的少作，雖然不可能儘是「戲題劇論」，恐怕都不很成熟，格調都不高，久而久之就湮沒了。由於杜甫對人生真諦的執著追求和對藝術的鍥而不捨，他終於完成了從「戲題劇論」到「詩史」的質的飛躍，這是很不容易的，是值得欽佩的。 離開江寧後在吳越各地的遊蹤，只能在他晚年回憶往事的跳躍而濃縮的詩篇中窺見一鱗半爪：「東下姑蘇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閭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回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蒸魚聞匕首，除道哂要章。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壯遊》） 這詩前十四句敘吳門古蹟，後八句述越中勝境。前十四句只「王謝」句指江寧，其餘皆指蘇州。當時江寧既不是政治中心，又不是商業中心（潤州的治所在今江蘇鎮江，附近最繁華的城市是揚州），作為六朝故都，卻吸引著無數騷人墨客前往觀光、憑弔。杜甫當日在江寧必有所作，可惜一首也沒有流傳下來。那麼，「王謝風流遠」這一事後追述的詩句，可看作是他游江寧之後失望的嘆喟。 他自幼熟精《文選》，對南朝人文薈萃的金陵無疑是早就嚮往的了。那兒除台城、石頭城、鳳凰台、雞鳴埭等有關朝代興亡的古蹟外，還有許多名人住宅的遺址，如：二陸（機、雲）讀書堂在秦淮河邊。王導宅、謝安宅在朱雀橋烏衣巷。顧愷之宅在瓦官寺東北，相傳他在宅內建層樓為畫室，風雨寒暑不下筆，天氣晴朗，才登樓作畫，即去梯，妻子罕見。謝靈運宅在康樂坊。《文選》編者昭明太子（蕭統）讀書台在鐘山北高峰。沈約宅在鐘山麓。范雲宅在城東南七里秦淮河邊。江總宅在鐘山下青溪旁。這些地方，明清方誌中尚有記載，唐時當更有遺蹟可尋。這許多遺址，杜甫當日不一定都去過。去過的地方，給他的印象和感受，恐怕也不過如李白所說：「鳳凰台上鳳凰游，鳳去台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登金陵鳳凰台》）這種悵惘之情，生髮開來，也可以寫出像劉禹錫《金陵五題》那樣的組詩；如果壓縮到一個句子裡，那不就是「王謝風流遠」麼？「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烏衣巷》）基調與此大致相同，只是中唐時晚年的劉禹錫的深沉的感傷，定非盛唐時青年的杜甫所能有。 尋幽訪勝、憑弔古蹟，在江寧是這樣，來到蘇州，還是這樣。他可能在蘇州待得長一些，參觀得細一些，印象深一些，所以詩里就寫得多一些。「東下姑蘇台」，是說從江寧往東到蘇州去。不說蘇州而說姑蘇台，不止出於修辭上的需要，而是要藉此以引起遙遠的歷史回憶。 姑蘇台一名胥台，在蘇州市西三十里姑蘇山（今名胥台山）。相傳吳王闔閭修築此台，三年不成，積材五年乃成。又造九曲路以通台，高見三百里。他常來此作春夏之游。夫差又在台上別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作天池以泛青龍舟，每日與西施為嬉。作海靈館、館娃宮，皆銅溝玉檻，飾以珠玉。後越伐吳，吳太子友戰敗，就將台燒了（詳范成大《吳郡志》）。——點出「姑蘇台」，對詩人自己，對知道這些掌故的人，自會引起些聯想和感觸來的。現在的上海當時遠未成為通商口岸，蘇州是最接近海邊的大城市。杜甫在蘇州時可能有船舶將去日本，他不覺偶然起了「窮扶桑」的念頭。對這話也不可太認真，說說不過表示年輕時曾有此豪情奇想而已。要是他那時真去了，肯定成不了鑒真（鑒真就是從揚州東渡的）；而且他的詩歌一旦離開了所植根的土壤，他也成不了杜甫了。「闔閭丘墓」，指蘇州城西北九里虎丘的闔閭墓。傳說闔閭葬此山，以扁諸魚腸劍三千為殉，過了三日，金精結為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唐代避李淵祖父李虎諱，改為武丘，又叫海涌峰。虎丘遠看只是平田中的一個大土山，走到裡面便覺奇勝萬狀，其中景致最奇麗的又是劍池。相傳秦始皇東遊到此，發掘闔閭墓，鑿山求劍，一無所得。被鑿開的地成了深澗，這就是劍池。旁邊兩崖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闔閭丘墓荒」，「劍池石壁仄」，所描狀的即此境地。 詩人的同代人顏真卿（七〇九—七八五）書「虎丘劍池」四個大字，石刻現存。題字是以後的事，杜甫來游時還沒有這幾個字。長洲苑在城西南七十里（也有說在城東的），是吳王遊獵之地。到西漢吳王劉濞手上，又重加修葺。杜甫前來憑弔，此地早已荒涼，留給他覽賞的，只有「長洲芰荷香」了。太（一作「泰」）伯是周朝祖先古公亶父的長子。他有兩個弟弟：仲雍和季歷。季歷的兒子就是姬昌（周文王）。傳說古公預見到昌的「聖德」，想破例把君位不傳長子太伯，而傳給幼子季歷，以便再傳給昌。太伯為實現父親的願望，就和仲雍出走到勾吳（成了吳國的始祖），君位終於傳給了季歷和昌。昌後來擴張國勢，竟有天下三分之二，到了他兒子姬發（周武王），便滅了殷商，統一天下。《史記》注載太伯冢在城北十里的梅里聚。《吳郡志》載東漢永興二年（一五四）太守糜豹建太伯廟於閶門（在城西北）外。墳和廟相隔不遠。《論語·泰伯》開篇就說：「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孔子講「孝弟」，講「禮讓」。杜甫從小受到這種教育，對太伯是極其景仰的。如今親來太伯的廟裡、墳前致敬，想到「泰伯讓而世好爭，所以『撫事』而墮淚」（《杜臆》）了。「嵯峨閶門北，清廟映回塘」，雖寫實景，卻藉閶門的嵯峨、回塘水光的輝映，形象地顯示了太伯人格的「高」和「清」。「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既說「每趨」，可見去了不止一次，可見他對太伯的仰慕。要知道，這裡說的雖是青年時事，寫詩時已是飽經憂患的晚年，懷古傷時，感觸之深，就更有甚於疇昔了。 《史記·刺客列傳》載，吳公子光具酒宴請吳王僚，使專諸置匕首於魚腹中進之，刺死吳王僚，公子光自立，這就是闔閭。相傳盤門內伍大夫廟側有專諸墓。《漢書·朱買臣傳》載，朱買臣，吳人，家貧，曾隨會稽（今浙江紹興）郡的守邸者寄居飯食。後來做了太守，他就穿著原來的衣服，懷著印綬，步歸郡邸。一直走了進去，正碰上官吏們聚在一起喝酒，大夥瞧也不瞧他。他稍微露了露印綬，守邸者覺得奇怪，上前拽出綬看印，原來是會稽太守章。官員們都嚇壞了，馬上排列在中庭拜謁。又載會稽郡官吏聽說太守要來了，發動民夫清除道路。朱買臣乘傳車入吳，見那嫌他貧窮跟他離了婚的前妻和她的後夫在修路，他就命後車將他倆載入太守的傳舍，安置在園中加以招待，住了一月，前妻慚忿，自縊死。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載：「死亭灣在閶門外，故傳朱太守妻慚，自經於此。」亭指驛亭，也就是《西京雜記》「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的「舍亭」，即傳舍。可見朱買臣前妻死在蘇州閶門外。「蒸魚聞匕首，除道哂要章（腰上繫著印綬）」，寫的都是蘇州的古蹟和他的感嘆。楊倫認為下句僅指朱買臣懷印綬入會稽官邸和會稽發動民夫為太守除道事，「舊引故妻事未合」（《杜詩鏡銓》），這是因為他不知道蘇州有朱買臣前妻的遺蹟和傳聞所致。 接著就寫到越中的漫遊：「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蘇州、會稽都有勾踐廟。枕戈待旦是西晉末愛國志士劉琨語，這裡借指勾踐的臥薪嘗膽、矢志滅吳雪恥。《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一〇）十月秦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行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會稽山在紹興縣東南十二里，山西北有大禹陵，禹巡越病亡葬此）。望於南海，而立石頌秦德。蘇州、紹興以及這兩地之間有關秦始皇的古蹟很多。傳說秦始皇發闔閭墓求劍，見虎當墳而踞，他以劍擊之，誤中石，現遺蹟尚存，即劍池前試劍石。今浙江海寧縣審山之巔有磨劍石，相傳秦始皇淬劍於此，鍔痕猶存，旁有小石潭，水甚清冽。杭州寶稷山之南有石佛山，相傳是秦始皇的纜船石；又城南十二里有秦望山，相傳秦始皇東遊登此山眺望，欲渡會稽（紹興）。今紹興城南四十里宛委山南也有秦望山，高出群山之外，相傳秦始皇登之以望東海；又，城西南五十里，有刻石山（一名鵝鼻山），因秦始皇刻石其上得名；又城東南三十二里有望秦山，相傳秦始皇曾登之以望秦中。加上勾踐當年曾經在這條路上來往過，所以當杜甫離開蘇州前往紹興時，就自然而然會「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了。 「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寫初來越中的新鮮印象。鑑湖一名鏡湖，在今紹興城南三里。若耶溪在城東南三十五里，北流入鏡湖。相傳若耶溪旁有西施浣紗石（另一浣紗石在今諸暨縣南五里西施故里苧蘿山下浣江中）。初來乍到，偶見鏡湖、若耶溪一帶越女白皙秀美，氣質浪漫，想像力豐富的詩人往往會聯想到西施。李白《子夜吳歌四首》其二說：「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又《越女詞》其五說：「鏡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妝盪新波，光景兩奇絕。」又《浣紗石上女》說：「玉面耶溪女，青蛾紅粉妝。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杜甫作詩時不一定想到李白的這幾首詩，但這幾首詩卻能幫助了解杜甫的詩句，因為它們都產生於相同的生活情境而感受也很相近。 據方誌載，紹興東南二百八十里有嵊縣。剡溪在嵊縣南，清川北注，遠與曹娥江相接。剡溪附近有嵊山、嶀山，二山峰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煙，泉溪引霧，觸岫延賞。溯剡溪而上，兩岸峭壁，勢極險阻。乘高瞰下，有深林茂竹，表里輝映，名為嶀嵊，山水俱秀。謝靈運的《山居賦》並自注說：「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於千麓。」「會以雙流，縈以三洲，表里回遊，離合山川。崿崩飛於南峭，槃傍薄於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雙流，謂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會于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積岸而成）。」「室壁帶溪，曾孤臨江。竹緣浦以被綠，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描寫的就是這裡的景物。北有石床，謝靈運曾垂釣於此。下為剡溪口，水深而清，叫嶀浦。「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即寫在剡中恣意游賞的事。 嵊縣、新昌、天台諸縣毗連，名山相接。新昌縣東五十里有天姥山，高三千五百丈，周圍六十里，其脈來自括蒼山，層峰疊嶂，萬狀千態，最高峰名撥雲尖。《太平寰宇記》卷九六引《後吳錄》：「傳雲登者聞天姥歌謠之響。」道家稱為第十六福地。謝靈運常在會稽一帶尋幽探勝，天姥山也是他遊蹤所到之處：「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又縣東三十五里有沃洲山，高五百餘丈，周圍十里，與天姥山對峙，道家稱為第十五福地。東晉名僧支遁等居之，王羲之、謝安等名士十八人與之游，號為勝會。天台縣北三里有天台山，周圍八百里，主峰為華頂山，景物奇異。又縣北六里有赤城山，石皆霞色，望之如雉堞，故名。又縣西北二十里有桐柏山，亦為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一。由清溪迤北而入，嶺路九折，至洞門一望，佳景豁然，道觀屹立其中，當時著名的道士司馬承禎即隱於此。唐景雲二年（七一一）睿宗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後承禎固請還山，遣之（見《舊唐書·隱逸列傳》）。據《清一統志》載，桐柏觀（一名桐柏宮）即這年為司馬承禎建。據衛憑《唐王屋山中岩台正一先生廟碣》（載《全唐文》），知司馬承禎卒於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而自開元十五年（七二七）以後他即居王屋山（見《舊唐書·隱逸列傳》）。杜甫來游剡中時司馬承禎雖在世但不在此。其後十一年（天寶元年，七四二），李白與司馬承禎的師弟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於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殿本《舊唐書·李白傳》脫此一段，此據張元濟用宋刊校補本）。後吳筠為群僧所嫉，乃求還山，李白亦遭讒見放。「既而中原大亂，江淮多盜，（筠）乃東遊會稽。嘗於天台、剡中往來；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遙泉石，人多從之」（《舊唐書·隱逸列傳》）。可見剡中從東晉到當時一直就是僧道名士隱居邀游的去處。李白早有「此行不為鱸魚鱠，自愛名山入剡中」（《秋下荊門》）的願望。天寶四載（七四五）他將離東魯入越時作《夢遊天姥吟留別》，盛讚天姥之雄奇非五嶽、赤城、天台差可比肩，且對此山似甚熟悉，這當是他與吳筠等人的舊隱地。 白居易《沃洲山禪院記》說：「東南山水，越為首，剡為面，沃洲、天姥為眉目。」浙東山水既渾然一體，又各具特色，杜甫當時在此地的遊蹤，只簡括地提到「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他既已到此，近處諸般名山勝概想都登臨觀賞過。他的《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說：「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是聞清猿。……若耶溪，雲門寺，吾獨何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又《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說：「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水經注》載：「若耶溪上承嶕峴麻溪，溪水至清，照眾山倒影，窺之如畫。」又載：「山陰縣南有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盡泉石之好。」禹穴在紹興委宛山，相傳禹得天書處。這哪裡是在用典？這是杜甫在追憶會稽、剡中的壯遊。「青鞋布襪從此始」，可見青年杜甫當日的英姿。孟浩然《越中逢天台太一子》說：「登陸尋天台，順流下吳會。」曹娥江上游即剡溪，其一源出天台山，經新昌與它源合。據此，知游天台、天姥後可乘船從剡溪順流而下往紹興。所以杜甫說：「歸帆拂天姥。」但不知他曾往新安江、桐江、富春江一帶遊歷否。與杜甫在同一個時期遊歷越中的孟浩然，所採取的路線是比較合理的：先溯浙江而上，登覽了天台山，然後從剡溪順流而下往紹興（詳拙文《孟浩然事跡考辨》）。吳越風景優美，從古以來名勝古蹟很多，又是當時人文薈萃之地。青年杜甫來此遊歷，感受深刻，收穫豐富，增長了閱歷，提高了美學修養，這無疑有助於他詩歌藝術的成熟。他晚年寫《春日梓州登樓二首》其二說：「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6)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荊門。」可見他總忘不了這一段愉快的遊歷，到老還想再去呢。 杜甫《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載杜甫的叔父杜登「前任武康（今浙江德清縣西武康鎮，即舊縣治所在）尉」，姑丈「會稽（今浙江紹興）賀撝，卒常熟（今江蘇常熟，在蘇州北）主簿」。此墓誌作於天寶三載（七四四）。這時杜登已不做武康縣尉，賀撝已去世。十餘年前杜甫游吳越時他們可能都在江南。賀撝的郡望為會稽，可能就是會稽人（會稽姓賀的很多，名人就有賀知章）。廣德二年（七六四）秋杜甫所作《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其三有「諸姑今海畔」句。諸姑猶諸侯、諸生，雖一人亦得雲諸，他在《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中就稱撫養過他的那位二姑為「諸姑」。送弟詩中的這位「諸姑」當是會稽賀撝的夫人。可見賀家一直居住在會稽。馮至先生認為青年杜甫往江南不是沒有人事上的因緣，這推測不無道理。諸家年譜考訂杜甫漫遊吳越前後凡四年（七三一—七三五）。他在江南生活了一段時期，一定去過很多地方，結識了不少朋友。只是少作不存，詳情不明，深感惋惜。 四　「忤下考功第」和「放蕩齊趙間」 他的《壯遊》接著寫道：「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這裡講的就是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他二十四歲自越歸東都舉進士不第的事。頭年正月玄宗來東都，這年進士科考試就在東都崇業坊福唐觀舉行。主持其事的是考功員外郎孫逖。這次登進士第的有賈至、李頎、蕭穎士、趙驊、李華等，杜甫卻落第了。孫逖入《舊唐書·文苑列傳》，據載：「（逖開元）二十一年，入為考功員外郎、集賢修撰。逖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顏真卿為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二十四年，拜逖中書舍人。」(7)孫逖本人文思敏捷，詞理典贍，後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為時流嘆服；衡文亦有眼力，所選拔者後來多有成就；但著眼點在掌綸誥之才，從現存杜文看，頗嫌艱澀，造詣不及其詩，未能中試，不為無因；何況考試偶然性很大，誰也難有必勝的把握。這次杜甫前來應試，自視甚高，甚至連屈原、賈誼、曹植、劉楨這樣一些古代大文學家都不放在眼裡，一旦落第，懊惱之情，可想而知。但他當時少年氣盛，考場得失，並不過於在意，這正如他後來安慰人落第時所說：「暫蹶霜蹄未為失。」（《醉歌行》）第二年（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他又興致勃勃，到齊趙漫遊去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台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鶖鶬。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強。」 齊、趙是現在的山東和河北南部一帶。他父親杜閒當時正在做兗州（今山東兗州）司馬。他到兗州去省親，作為少爺，生活條件優厚，輕裘肥馬，到處旅遊，無憂無慮，十分愜意。「蘇侯」下原註：「監門胄曹蘇預。」這蘇預，就是他「放蕩齊趙間」的伴侶。蘇預，後改名源明，京兆武功（舊治在今陝西武功縣治西南）人，少孤，寓居徐兗（指今江蘇徐州、山東兗州一帶）。工文辭，有名天寶間。進士及第，更試集賢院。累進太子諭德。出為東平（今山東東平）太守，召還為國子司業。現僅存做東平太守時所寫《小洞庭洄源亭宴四郡太守詩》《秋夜小洞庭離宴詩》二首，皆騷體，不很精彩。安祿山叛軍陷長安，他託病不受偽職。唐肅宗收復兩京，提升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後為秘書少監卒（詳《新唐書·蘇源明傳》）。杜甫以前是否認識蘇源明，不得而知。齊趙同游以後，二人交往密切，友誼始終不渝。杜甫晚年創作《八哀詩》，其六就是專為哀蘇源明而寫的。這首詩一開始記述蘇源明少年情事甚詳：「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嶽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泫。夜字照爇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這裡講的比本傳具體：蘇源明少年時長期住在泰山讀書，不時從山上到萊蕪縣背點口糧回去，想起子路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見《孔子家語》）而自己無親奉養，感到很傷心。他很窮困，夜裡點著柴火照著讀書，沒衣裳換洗，上面都起了霉斑了。這些他都毫不在意，只是專心致志地堅持學習。杜甫來山東時蘇源明想已做了監門胄曹，情況有所好轉。這時，蘇源明陪著杜甫，春天登臨邯鄲（今河北邯鄲市）城中戰國時趙王的叢台，高歌懷古；冬天則縱馬放鷹，在齊景公曾經畋獵過的青丘（在今山東益都一帶）附近，在皂莢樹、櫪樹叢生的林子裡，在彤雲籠罩、白雪覆蓋的山岡上打獵。一次，他一箭射下只大鳥（誰知道是什麼鳥呢？說是「落鶖鶬」，不過是用張衡《南都賦》「仰落雙鶬」的話罷了。），這一下子把據鞍觀看的蘇源明喜壞了，就開玩笑地自比晉朝的征南將軍山簡，說杜甫簡直是他經常相攜出遊的愛將葛強了。這一段回憶寫得確實精彩，令人讀了不由得意氣風發，浮想聯翩：「過路的人往往看見一行人馬，帶著弓箭旗槍，駕著雕鷹，牽著獵狗，望郊野奔去。內中頭戴一頂銀盔，腦後斗大一顆紅纓，全身鎧甲，跨在馬上的，便是監門胄曹蘇預（後來避諱改名源明）。在他左首並轡而行的，裝束略微平常，雙手橫按著長槊，卻也是英風爽爽的一個丈夫，便是詩人杜甫。」（《唐詩雜論·杜甫》）這是聞一多的美麗而天真的想像，可貴的是這種好興致，不必深究一個小小的監門胄曹平時出獵是否須全身披掛而帶著弓箭旗槍，同行的杜甫是否須手按長槊。 開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杜甫二十五歲至二十九歲，這幾年他都在齊趙漫遊。當時他結識的朋友除蘇源明外，還有高適和張玠等。高適（七〇二—七六五）渤海蓨（此當指郡望，詳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高適年譜中的幾個問題》）人。他開元二十三年游長安，二十七年游梁（今河南開封）、宋（今河南商丘）。聞一多以為二十七八年間他可能曾至山東，杜甫因得以與他相遇於齊南魯北汶水之上。杜甫晚年在成都草堂作《奉寄高常侍》詩說：「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案：高適後因人薦舉，中「有道科」，做過封丘縣尉。安史亂起，他奔赴行在，見玄宗陳述軍事，得到玄宗、肅宗的賞識，後又因圍攻永王璘有功，得到肅宗嘉許，連續升遷，官至淮南、劍南西川節度使，最後任散騎常侍。這詩後句稱讚高適的飛黃騰達，前句即指汶上相遇訂交事。 《舊唐書·高適傳》載：「適少濩落，不事生業，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可見與杜甫相遇時高適的困苦生活境況。高適這時不到四十歲，已創作了名篇《燕歌行》。(8)傳載「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不可信。杜甫這時還結識了張玠。杜甫大曆四年（七六九）在湖南作《別張十三建封》詩，有謂：「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卯聯居諸。」案：《舊唐書·張建封傳》載，張建封，兗州人，父張玠。張玠少豪俠，輕財重士。安祿山反叛，派偽將李庭偉帶蕃兵威脅沿途城邑投降。來到魯郡（即兗州，天寶元年改稱），太守韓擇木具禮郊迎，置於郵館。張玠率領鄉豪集聚兵丁準備殺李庭偉，韓擇木害怕，只有員外司兵張孚贊同，他們就殺了李庭偉及其同夥數十人。後奏聞朝廷，韓擇木、張孚都得到封賞，張玠因游江南，不言其功。朱註：「公父閒，為兗州司馬，當是趨庭之日，與張玠同游，而建封相從也。『故人』指玠。『童卯』指建封。建封以貞元十六年終，年六十有六。公開元末游兗，是時建封才六七歲耳。」張建封很有軍政才能，後來在維護中央王權、反對藩鎮叛亂的鬥爭中屢立功勳，任徐州刺史，兼徐泗濠節度使等職，進位檢校禮部尚書，又加檢校右僕射，入朝時得到德宗極大的禮遇。他禮賢下士，韓愈等在他下面做過事。貞元中，他在駐節地徐州為愛妾關盼盼築燕子樓，他死後盼盼樓居十五年不嫁，後不食死。(9)燕子樓遺址在今江蘇徐州市西北角，常為後世文人雅士所題詠。杜甫第二次在長沙遇見張建封，張建封正不樂意在杜甫的故交湖南觀察使韋之晉下面當差，離去時杜甫就送了他上面提到的那首詩，對他期望很大，他後來總算功成名就了。 杜甫的詩歌，從漫遊齊趙這一時期，才開始有一些篇章得以保留下來。到山東後寫得最早的一首詩當是《登兗州城樓》：「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余。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首聯不是表示他登樓是在剛來兗州省親之時嗎？頷聯寫遠眺開闊的視野：浮雲與渤海、岱宗（泰山）相連；平野東入青州（今山東益都一帶）、南入徐州之境，一片蒼茫。頸聯點境內有嶧山（在今山東鄒縣東南）秦始皇的頌德刻石和魯恭王的靈光殿（遺址在曲阜城）等古蹟，非謂遠眺可見。尾聯抒登臨懷古之情。趙汸說：「公祖審言《登襄陽城》詩云：『旅客三秋至，層城四望開。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冠蓋非新里，章華只舊台。習池風景異，歸路滿塵埃。』公此詩實本於其祖」（仇注引）。杜甫少時作詩，恪遵家法，也不一定某首必本於乃祖某首。五律的一般寫法是前起後結，中四句二寫景二言情。《登兗州城樓》中四句皆寫景，而前景寓目、後景感懷，則稍有突破；如謂「此詩實本於其祖」，恐怕就著重表現在這一手法的運用上了。胡應麟說：「審言『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飛霜遙度海，殘月迥臨邊』等句，閎逸渾雄，少陵家法婉然。宋人掇其『牽風紫蔓』小語，以為杜所自出，陋哉！」（《詩藪》）說杜甫《登兗州城樓》等詩的「閎逸渾雄」多少受了乃祖詩風的影響，這樣看待「家法」的繼承和借鑑，眼光就比較高一些了。 《望岳》：「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曾（通作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是這一時期的不朽之作。岱宗即東嶽泰山，地處山東省中部，綿延於濟南、長清、歷城、泰安之間，主峰在泰安縣境內，海拔一千五百餘米，周圍一百六十餘里。山路盤曲，自下而上，經南天門、東西三天門至絕頂，約四十里。上有登封台，相傳為古代帝王登封所築。戰國時齊、魯有些儒生認為五嶽中泰山最高，帝王應到泰山祭祀，登泰山築壇祭天曰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曰禪。《史記·封禪書》載古封泰山者有七十二君，這只是傳聞。後來的秦始皇、漢武帝、光武帝、唐高宗都曾舉行過這種大典。現玉女池上有秦篆碑，刻李斯書秦始皇、秦二世頌德文。又有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顧炎武考證為漢武帝立。這些都是有關秦、漢封禪的古蹟。開元十三年（七二五）十一月，唐玄宗登封泰山，封泰山神為天齊王。今東嶽廟即祀此神。今山頂東嶽廟後有唐摩崖碑，其一為玄宗八分書紀《泰山銘》，字五寸許，遒勁可愛。古帝王封禪的事杜甫是熟知的。玄宗封禪是從東都出發，杜甫當時已有十四歲，又正在東都，對此事當有印象。由於杜甫自幼對泰山就有了極其偉大、崇高、神聖的觀念，一旦身歷其境，高山仰止，就不免要發出這樣充滿敬畏之情、神秘之感的禮讚：「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一山橫亘，北為齊，南為魯，千里青蒼一色，冥搜所見，卻很形象。王維《終南山》「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氣魄差近。向陽一面天亮得早，背陰一面天黑得早，陰陽昏曉全憑高峭的岱宗分割，那麼岱宗不止得到了造化所鐘的神秀，也得了干預天時的造化之力。層雲迴蕩，胸襟豁然開朗；山鳥歸飛，張目極視始見。此時身在嶽麓，而神遊絕頂，想像眾山卑小，盡收眼底，似乎就更懂得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盡心上》）之意了。由此可見杜甫當日情緒很高，信心很大，確實不為頭年的考試失敗而懊喪。詠泰山的詩，這首詩以外，前有陸機、謝靈運的《泰山吟》各一首，皆寫樂府舊題，毫無實感。李白於天寶元年（七四二）四月從故御道上泰山作《游泰山六首》，首章緬懷開元十三年東封盛事已成陳跡，其餘皆作求仙之想，深義無多，且意多重複，間有佳句可摘，如「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此寫泰山四大奇觀之一「黃河金帶」）、「攀崖上日觀，伏檻窺東溟。海色動遠山，天雞已先鳴。銀台出倒景，白浪翻長鯨」（此寫「旭日東升」奇觀）、「舉手弄清淺，誤攀織女機。明晨坐相失，但見五雲飛」等等。若論體勢雄渾，亦稍遜杜甫《望岳》。大曆二年（七六七）秋杜甫作《又上後園山腳》說：「昔我游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日觀峰在岳頂東，五鼓可見海上日出。可見杜甫「望岳」之後確已「凌絕頂」而流覽無際，且見中原農村凋敝，慨嘆當時雖國力富強，由於連年用兵於契丹（這正是高適《燕歌行》所反映的時事），致使生產遭到了破壞。那麼，為什麼不另設專題以鋪張游概呢？有人以為「以《望岳》一首，已領其要，故不必再拈也」（仇注引盧世㴶語）。 誠然，《望岳》這首詩寫得很出色。它不但反映了泰山雄奇之美，也表現了主人公磅礴的氣勢和寬廣的胸襟。他的《房兵曹胡馬》和《畫鷹》也作於這一時期。這兩首詩的題材雖然不同，精神實質跟《望岳》卻很接近。杜甫一生最愛詠馬、詠鷹，但寫得都沒有這兩首豪邁而樂觀。前詩說：「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後詩說：「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絛鏇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這不止是詠馬詠鷹，而是在借馬借鷹言志。這種前程萬里、海闊天空的氣勢，是他後來詩歌中所沒有的。浦起龍在《房兵曹胡馬》詩後綴評語說：「此與《畫鷹》詩，自是年少氣盛時，都為自己寫照。」（《讀杜心解》）「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他當時是多麼自負多麼自信啊！ 這一時期，他還寫了一些饒有興會、文辭娟秀的詩篇，如《題張氏隱居二首》《與任城許主簿游南池》《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等，記述他愉快的游賞以及同朋友們愜意的交往。他描寫了林丘的斜日、澗道冰雪未消的余寒、鹿群的遊憩、水邊的歡宴、城隅倦遊待泊的歸舟、夏日的傾盆大雨……莫不充滿強烈的生活氣息和清新的情意。《題張氏隱居二首》其二：「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霽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這是首很別致的生活小詩。《詩經·衛風·碩人》：「鱣鮪發發。」又《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頷聯是用典，卻一點兒不顯得迂腐、呆板，而是山村晚景在詩人筆底留下的明麗印象：魚在清潭裡撥剌歡跳，迎接著新晴；鹿鳴呦呦，呼朋喚友，分享著芳香的春草，分享著春天的喜悅。其一說：「遠害朝看麋鹿游」，這裡確乎是有鹿的。「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用事巧而不纖，這只不過是在朋友之間開個小小的玩笑。傳說酒是杜康發明的（見《急就篇》注），而張公大谷之梨又最有名（見潘谷《閒居賦》）。酒本出於我們杜家，偏勞您殷勤相勸。梨是府上的特產，就無須乎遠求了。不要以為杜甫總是那麼沉鬱挫抑，年輕的時候，他也是很有幽默感的。黃鶴見包括李白在內、隱居於徂徠山的「竹溪六逸」中有張叔明，而杜甫的《雜述》也提到「魯之張叔卿」，以為這「張氏」就是張叔明（「明」「卿」只是一字之誤），或是他的兄弟。四川文史研究館編《杜甫年譜》以為這「張氏」是張建封的父親張玠。兩說都有可能又都無過硬的依據。在我看來，《雜述》說「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人都很窮：「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飽飯吃，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這「張氏」卻能優遊林下，經常設宴留賓：「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而人品又極高潔：「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游。」前引《舊唐書·張建封傳》載張玠少豪俠，輕財重士，安祿山反，他糾集鄉人殺偽將李庭偉等數十人，當地太守和員外郎司兵都得封賞，他因游江南，不言其功。觀其大致，此人的行止頗接近「張氏」。《杜甫年譜》的揣度不為無因。 《與任城許主簿游南池》：「秋水通溝洫，城隅進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遙憶舊青氈。」這詩寫得更加出色，今天我們讀了也還能真切地新鮮地感覺到那秋水的清澈、那傍晚泛舟的愉快、那城邊景物的蕭疏和那因季節的更換而產生的淡淡的鄉愁。宋代周紫芝說：「余頃年游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杜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恍然如己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惟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為佳句也。又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於溪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惟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為妙。作詩正要寫所見耳，不必過為奇險也。」（《竹坡詩話》）這段話很有意思，說明不僅創作，就是欣賞，也同樣要有真切的生活感受。《莊子·外物》說：「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詩歌是一種語言藝術，當然必須借語言來表現思想感情。但是，詩人之能事是應讓人了解，他的描寫不只要清楚明白，他還得喚起我們生動的生活體驗；要我們想像，仿佛自己也進入了他所創造的就像現實本身一樣可感知的意境，完全忘記了那個「筌」——語言。如上所述，「晚涼」二句等等，對於讀者來說已產生了「得意忘言」的效果，可見杜甫青年時期的詩歌藝術，已有很高的造詣了。 五　歸築陸渾莊 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杜甫三十歲，從齊魯歸洛陽，築陸渾莊於洛陽東、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的首陽山下。首陽山有他遠祖杜預和祖父杜審言的墳墓。這年寒食日，新居落成，作《祭當陽君文》，昭告遠祖，矢志「不敢忘本，不敢違仁」，要以杜預為榜樣，爭取在政治上有所建樹。《奉寄河南韋尹丈人》原註：「甫故廬在偃師。」又詩中有句說：「屍鄉余土室。」《憶弟二首》原註：「時歸在河南陸渾莊。」又有《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說：「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偃師故廬」「屍鄉土室」「河南陸渾莊」「土婁舊莊」都是一處。「土室」即「土婁」，即窯洞。黃鶴說：「諸杜廬與墓，多在河南偃師。……自開元二十九年，酹遠祖於洛之首陽，及天寶元年，為姑萬年縣君制服作銘，三年為皇甫妃、范陽太君盧氏作志，皆在河南也。所以公歿，又歸祔於偃師。」（《奉寄河南韋尹丈人》仇注引）他家本宅在鞏縣，洛陽可能有公館，而莊園、祖塋則在偃師。他與夫人楊氏結婚大概在這年。楊氏是司農少卿楊怡的女兒。他們夫妻之間感情深厚，後來一起輾轉各地，同甘共苦，直至白頭；偶有分離，杜甫多賦詩以致繾綣之情。 《舊唐書·五行志》載：「（開元）二十九年，暴水，伊、洛及支川皆溢，損居人廬舍，秋稼無遺，壞東都天津橋及東西漕，河南北諸州皆多漂溺。」這時他的弟弟杜穎正在做齊州臨邑（今山東臨邑）主簿，掌管治河防泛，來信感到很憂慮，他就寫首五言排律《臨邑舍弟書至苦雨》去安慰他。這詩前段敘暴雨成災，郡國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憂。中段描寫想像中山東、河北洪水洶湧情狀，也是河南一帶慘重災情的真實反映：「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皋。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末段戲為大言以慰之：「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卻倚天涯釣，猶能掣巨鰲。」傳說有個土捏的偶人（土偶）對桃木刻的偶人（桃梗）說：「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見劉向《說苑》）《十洲記》載，東海有度索山，山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叫蟠桃。《列子》載龍伯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鰲。這幾句引用的就是這幾個典故，意思是說，我這幾年猶如桃梗，到處漂流，心疲力竭，一事無成，今見一片汪洋，不覺頓生泛東海、覓蟠桃的奇想。我想像自己就像龍伯國的巨人似的，依仗著高出天外的長釣竿（宋玉《大言賦》不是有「長劍耿耿倚天外」的話麼？我的釣竿也有這麼長），一扽就是六條大鰲魚，哪還怕什麼洪水泛濫？ 《侯鯖錄》記載了一則有關李白的故事說：「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為釣線？』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為絲、明月為鉤。』相曰：『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時相悚然。」這故事顯然是虛構的，卻神似太白。沒想到杜甫同李白一樣，也是「海上釣鰲客」。李白揚言他要像「廣張三千六百釣」（《梁甫吟》）、「一舉釣六合」（《鞠歌行》）、「釣周」（《留別於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的呂尚那樣，將宰相名器、輔弼權柄當作漁獵對象。杜甫想釣什麼，可想而知。他「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在這以後，這位大釣客還是忘不了海上作業：「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趙次公說：「『群』字亦指（庾信、楊、王、盧、駱）數公；而『出群雄』則蓋自負矣。……公所自負其『出群雄』者，如掣鯨魚於碧海。非釣手之善，氣力之雄，安能然哉！」（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杜甫自負有如此的神力和絕技，既然掣不了功業的「鰲」，就改掣文章的「鯨」吧！要知道，功業、文章同屬於「三不朽」啊。——前已提到，杜甫登泰山時念及東北邊事，慨嘆中原憔悴，這只是後來的回憶，並不見當時篇什。從現存作品看，杜甫反映社會現實情況最早的詩歌，當首推《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這詩雖然寫到了洪水災情，卻無後期深切同情民生疾苦的沉重心情，而且聯想所及，只是個人美妙的前景和強烈的自信。這顯然是他前期樂觀心情的自然流露。張註：「此詩諸家皆編在開元二十九年，公是時年甫三十，而詩中有『吾衰同泛梗』之句，是豈其少作耶？徒以唐史此年有伊、洛及支川皆溢，河南北二十四郡水，遂為編附。然黃河水溢，常常有之，豈獨是年哉！」姑且不論開元二十九年大水系長時期所無，單看其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感情，定這詩作於是年比較合乎情理。「吾衰」出《論語·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這只是用其字面，嘆己漂泊日久、心力衰竭、一事無成，不必過於拘泥，非斷定這詩作於衰老之年不可。 杜甫的陸渾莊附近有宋之問生前的陸渾別業，因為經常經過這裡，曾賦《過宋員外之問舊莊》說：「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枉道只從入，吟詩許更過。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宋之問詩作得還可以，對唐代律詩的發展和形成產生過一定影響，為人可不怎麼樣。他是杜審言的老熟人，遭遇多少相似，詩人不便說什麼，只不過表示通家晚輩憑弔、感嘆之意罷了：「枉道入莊，題詩志勝，有留連不盡之意，故云『吟詩許更過』。『問耆老』，訪其子孫家世也。『向山河』，傷其跡在人亡也」（仇兆鰲語）。《後漢書·馮異傳》載諸將並坐論功，馮異獨屏樹下，軍中呼為大樹將軍。庾信《哀江南賦》：「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案《舊唐書·宋之問傳》載：「宋之問，虢州弘農人。父令文，有勇力而工書、善屬文，高宗時為左驍衛郎將、東台詳正學士。……世人以之問父為三絕。之問以文詞知名。弟之悌有勇力。之遜善書。議者云：各得父之一絕。之悌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為益州長史、劍南節度兼採訪使，尋遷太原尹。」舊注皆以為「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二句系指宋之悌而言，這樣理解也不算錯，但我認為這主要是表示追念宋令文的意思，因為當時宋之悌正官運亨通，即使遠去，也不易使人生此悲涼之感。陸渾別業或宋令文所置，令文曾為左驍衛郎將，品秩雖不甚高，總是將軍，也照樣可用馮異的典故。今宋之問集尚存詠陸渾別業的詩共四首，其中《寒食還陸渾別業》說：「洛陽城裡花如雪，陸渾山中今始發。旦別河橋楊柳風，夕臥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復春。野老不知堯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又《陸渾山莊》說：「歸來物外情，負杖閱岩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宋之問同杜甫是隔了一代的人，宋家的別業也並非杜家的土室，但仍可從宋之問的這兩首詩中看出：陸渾這兒有山有水，風景幽美，離洛陽又不遠，朝發夕至，往來很方便，對正在做官或想做官的人來說，這確是個可進可退的好去處。杜甫成都《倦夜》詩句「水宿鳥相呼」，與宋詩句「山鳥自呼名」相仿佛。這倒不是說杜有意學宋，充其量不過顯示杜對宋詩頗熟，偶或情境類似，有所觸發，不覺口吻宛然。 《夜宴左氏莊》：「風林纖月落，衣露靜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注家多系此詩於是年（開元二十九年）。詩寫得很嫵媚很別致：風林樹葉簌簌作響，一痕纖月早已落山。彈琴僻靜之處，清露沾衣。黑暗中澗水傍著花徑流過，雖然看不清楚，更覺泠泠之聲盈耳。春星燦爛，夜空猶如透明的螢幕，映帶出草堂剪影。燒燭檢書，奇文共賞，疑義相析；看劍引杯，豪情可想，醉態可掬。寫就新詩，忽聞傳來吳音吟詠，便勾引起他前幾年乘船漫遊江南的回憶，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描繪瑣細而渾然不見痕跡，只覺風韻絕妙，情意深長，藝術上頗為成功。 《巳上人茅齋》：「巳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可能也是他居住在陸渾莊時的作品。巳上人住在僻靜的林間茅庵里。池上的白蓮迎風而舞，像鷺鷥羽毛般輕盈。岩畔天門冬飄拂著青青的絲蔓。杜甫來到這裡不覺詩興大發。主人置枕簟於林下，留他消夏，喝茶吃瓜，一坐就是大半天。《高僧傳》載東晉高僧支遁講《維摩經》，他每通釋一義，居士許詢無以設難；許詢每設一難，支遁也不能再作通釋。杜甫與巳上人談禪，稱讚他造詣很高，簡直像支遁一樣，而自愧不如許詢。這是客套話，但可看出他當時曾與學問僧有過交往，多少也懂得點佛學。張戒《歲寒堂詩話》說：「余嘗聞劉右司棐，以子美『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最得避暑之趣。余不以為然。鄭武子曰：此句非不佳，但多『僻』與『遲』兩字。若云：『枕簟入林，茶瓜留客』，豈不快哉！」五律沒法改成四言，這只是說表現上還不很愜意而已。 六　「二年客東都」 天寶元年（七四二），杜甫的二姑萬年縣君在洛陽仁風裡去世；六月，還殯於河南縣。杜甫來東都，為她服喪，作墓誌，刻石。他幼時曾得到過二姑的撫養，對她的死感到很傷心。二姑父裴榮期，當時正在做濟王府錄事參軍，也趕回來料理後事。這年寫《假山》詩，序說：「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壘土為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峰，嶔岑嬋娟，宛有塵外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詩說：「一匱功盈尺，三峰意出群。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氳。」這假山是他舅舅為他繼祖母盧氏所堆造，藉之祝願她壽比南山。堆三峰造型秀麗的假山，栽幾竿平添野趣的慈竹，這舅舅的襟懷頗不俗！一九七二年在陝西乾陵發掘的唐代章懷太子墓（建於公元七〇六年）中，發現兩幅侍女手持盆景的壁畫。一幅男裝侍女手托盆景，中有假山、小樹。另一幅身穿長裙的侍女，手持蓮瓣形盤，上有盆景：綠葉、紅果（見《人民畫報》一九七八年七月號《唐代盆景》圖片介紹）。相傳王維以黃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見《雲仙雜記》）。韓愈有《盆池五首》，其一說：「老翁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其二說：「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蕭蕭打葉聲。」其五說：「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數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又白居易《題牛相公歸仁里宅新成小灘》說：「況此朱門內，君家新引泉。伊流決一帶，洛石砌千拳。……曾作天南客，漂流六七年。何山不倚杖，何水不停船。巴峽聲心裡，松江色眼前。今朝小灘上，能不思悠然？」他自己也在住處布置小灘（見《亭西牆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韻頗有幽趣以詩記之》《南侍御以石相贈助成水聲因以絕句謝之》《新小灘》）。可見唐代士大夫們多好培植盆景、盆池，設計假山、假水，聊以小中見大，馳騁想像，寄託對大自然的愛好。這一趣味，這一風尚，固然僅只屬於統治階級，僅只為了享樂的目的，但也多少反映出唐代詩歌和藝術影響之大；詩歌和藝術原本來自生活，哪知如今生活反而詩化了、藝術化了。 天寶三載（七四四），杜甫三十三歲，仍在東都。五月，繼祖母盧氏卒於陳留郡（即汴州治所，在今開封市）的私第（據此知盧氏居汴州，《假山》詩當是杜甫來汴州探望祖母時所作）。八月，歸葬偃師，他作墓誌。 這兩年他跟顯貴秘書監李令問、駙馬鄭潛曜(10)等都有交往。他的《重題鄭氏東亭》就是詠洛陽西不遠的新安縣（今河南新安縣）鄭駙馬園亭之作。說是「重題」，則來此游賞、作詩決不止一次。這別業有山有水，亭建山腰，魚躍水面，鷹歸雲樹，景物野曠，規模很大：「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欹山樹，晴漣曳水衣。紫鱗沖岸躍，蒼隼護巢歸。」與作於稍後的《鄭駙馬宅宴洞中》所描繪的豪華的宅第相較，這當是鄭潛曜田產所在的莊園之一。由此可窺見唐代顯貴奢豪之一斑。他的《李監宅二首》其一說：「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這詩稱美李監得乘龍快婿，兼敘陳設的奢華、筵席的精美。顧注引《靈怪錄》：「李令問開元中為秘書監，好美服、珍饌，以奢聞；有炙驢、罌鵝之屬，慘毒取味」，謂「今詩中有『異味重』之句，豈即令問乎？」。王嗣奭說：「起語與五、六，俱含諷意。挾貴好華，此是王孫習氣。曰『尚覺』『頗濃』，猶未盡言之也。下文又申之雲美魚可食，只此已足，而乃異味重疊，誰復看此耶？蓋以儉樸之意，箴其奢華耳。」（仇注引，今本《杜臆》無）天寶三載他第一次見到李白時就發牢騷說：「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膻，蔬食常不飽。」他寧肯不飽蔬食，不願為口腹自役。可見他對這兩年親身接觸到的唐王朝另一政治中心東都的上層社會，還是有所感觸、有所不滿的。這一時期，由於涉世稍深，有時就難免在詩中流露出人生的感傷、失意的悲嘆：「往來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回。」（《龍門》） 《龍門》是他重過龍門時所作。之前他曾寫過一首五古《游龍門奉先寺》：「已從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編年杜詩多把這詩列為第一首，認為是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自吳越歸東都後所作。案：龍門石窟在洛陽南二十五里的伊闕；伊水北流，兩山夾岸對峙，形如門闕，所以叫伊闕。《兩京新記》載隋煬帝觀伊闕，說：「此龍門也，自古何不建都於此。」所以又叫龍門。伊水兩岸崖壁雕鑿了許多石窟。現在保留下來的窟龕，據龍門保管所統計，有二千一百三十七個（窟一千三百五十二座，龕七百八十五個）。這些窟龕，大部分都在伊水西岸，其中大窟有二十八個；東岸多是唐代洞窟，有七個大窟和一些小窟。根據銘刻，可知龍門石窟的開始鑿造，最遲在北魏太和（四七七—四九九）年間。北魏晚期龍門石窟鑿造最盛。以後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都在前代未完成的洞窟中繼續有所雕造，僅有個別新開的洞窟。到唐代貞觀以後，龍門又逐漸成為貴族、皇室造像活動的中心。盛唐以後才又沉寂下來。龍門唐代的造像石窟不少。在西山的唐窟，按時代先後大體自北而南，主要是初唐時開鑿的。然後在伊水東岸繼續修造。唐代龍門造像最繁盛的時期是公元六四〇年以後，特別是李治、武則天時期（六五〇—七〇五）。顯然這和武則天長期住在東都，而且迷信佛教有關。奉先寺是龍門最重要的石窟，創建於咸亨三年（六七二）四月一日，到上元二年（六七五）十二月三十日完工，前後費時不過三年九個月，而規模之大超過了這裡所有的石窟。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完成這樣大的工程，這跟動員人力的眾多和工程設計的靈巧是分不開的。 奉先寺不採取全部開鑿洞壁的方式，而在露天雕造佛像，這就可以利用山勢減少開鑿山崖的工程，從而縮短時間。奉先寺的設計和雕刻製作的精巧，顯示了我國古代藝術匠師們的傑出才能。建造者「支料匠」李君瓚、成仁威、姚師積等人所代表的大批藝術家，應該認為是中國雕塑史上傑出的巨匠。奉先寺南北約三十六米，東西深約四十一米，本尊是「盧舍那佛」坐像，高十七米有餘。據開元十年（七二二）銘記載：「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薩七十尺，迦葉、阿難、金剛、神王各高五十尺。」雕造規模之大實屬罕見。奉先寺群像的價值還在於形象的塑造，佛、弟子、菩薩、天王、力士和腳下的地神，以及這組群像相互之間所體現的內在聯繫，顯示了當時藝術家的高度意匠。他們通過佛教所規定的形象，創造了各種不同性格和氣質的人物。盧舍那大佛莊嚴、溫和、睿智而富於同情心，可看作理想化了的封建社會「聖賢」的象徵，佛像的身軀以及手的姿態都表達出一種寧靜的心境，這種寧靜心境和慈祥的目光結合在一起，是在力圖摹擬一個具有偉大感情和開闊胸懷的形象，這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佛。阿難文靜溫順，外形樸素。菩薩華麗、端莊，表情矜持。天王碩壯有力，神態嚴肅。力士性格剛強而暴躁。那幾個承擔著天王沉重的身軀的地神，神情各異：有的無所畏懼，有的表現出抗拒的力量。所有這些，都是藝術家們深刻觀察了社會現實，以當時不同階層的人物及其精神面貌作為參考，而進行創造的。因此，這些宗教雕像就自然而然地突破了類型化的造型，富於生活意味。這九軀圓雕造像，不僅各具性格特徵，而且被組織在以本尊為中心的一組群像里，形成既有變化又有內在聯繫的藝術整體。奉先寺的鑿造規模、藝術設計，以及雕刻形象的塑造，都標誌著唐代藝術已達到了極高的水平（詳龍門石窟保管所編《龍門石窟》，一九六一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三年初冬，我去龍門參觀，特別在奉先寺多看了看，見到的情況，大致同前面講到的差不多。杜甫來游時，奉先寺剛竣工六十年，面貌必然很新。除了石窟，龍門還有像東岸香山寺（始建於北魏熙平元年，五一六）等一樣宏偉、華麗的佛寺，所以杜甫的《龍門》說：「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可見當時龍門的建築是極其壯麗的。奉先寺九軀造像前地盤很大。據《龍門石窟》龍門保管所一九六〇年八月寫的《編後記》載：「龍門石窟兩年來又有明顯的變化。原來在奉先寺堆積達四五米厚的積土瓦礫，已被徹底清理乾淨了，現在看到的是原有的大高台和廣闊的石級。」顯然，這裡原先是有土木結構的佛寺建築，是有僧人居住的（這與其他洞龕不同）。所以杜甫游龍門後得以住宿於此：「已從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關於龍門石窟的記載，以往方誌均不詳，諸注家對之不甚了了。王嗣奭據詩意以為寺當在山頂，實非。「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兩句，從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有的拘於偶對，竟臆改「天闕」為「天窺」「天開」「天閱」「天闊」「天關」。其實「天闕」即指伊闕。仇兆鰲根據前代箋注所引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然」、韋應物《龍門游眺》：「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等，以為「皆確據也。況此古體詩，何必拘拘偶對耶」，其說可從。「陰壑生虛籟」，寫夜深人靜，附近石壁大小洞龕，風激發聲，泠泠可聞；「陰壑」非泛指一般背陰的山溝。王嗣奭說：「蓋人在塵溷中，則天機不露。先從招提游，已覺耳目清淨；而更宿其境，加以夜景清寂，形神收斂，故當晨鐘初覺，遂發深省。」又說：「此詩景趣泠然，不用禪語而得禪理，故妙。」前已指出，杜甫當時曾與和尚有交往，也多少懂得點佛學，且涉世日深，偶有厭世高蹈之想。因此固不可誇大其詞，說什麼這「簡直像一個和尚在作詩了」，但詩中也確乎流露出一些消極的情緒。杜甫青壯年時代幾次漫遊南北各地的這一段經歷，同其後流離顛沛的遭遇比較起來，當然說得上「快意八九年」，是很值得珍惜和回憶的。但若細加分析，自從他從吳越回東都應試失利，尤其是「二年客東都」以後，閱歷深了，感慨多了，有時心頭也掠過了暗淡的人生的陰影，因此就不像以前總是那麼「快意」了。不能認為青壯年時代的杜甫毫不徘徊、探索，總是一個勁兒地懷著「致君堯舜上」的儒家理想，在「學而優則仕」的道途上迅跑；也不能因為偶爾從他的詩中聞到了一絲「禪味」，就斷定他是個宗教徒。誠然，杜甫從青壯年時代以來，就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儒、釋、道三家的影響（唐代三家並重），而且終身未能擺脫其局限。但是，他之所以成為偉大的詩人，決非簡單地受了這家或那家的影響所致，而是他堅持在人生的道路上探索、追求，有所突破，有所揚棄，終於隨著個人的宦海沉浮和社會的大變動，日漸深入社會，接近人民，並從而獲得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 * * * (1) 任半塘《教坊記箋訂·弁言》：「太常寺之大樂署、宮庭之內外教坊，及皇帝男女弟子所屬之宮內梨園，乃盛唐同時並存之三種伎藝機構。此三機構之業務各有特點，但一部分則相同；因之，在後人之認識中，每致混淆。太常乃禮樂之司，樂工限於男性（指盛唐內外教坊完備以後而言）。其與教坊業務之分判，本書已鄭重道之，毋俟引述。惟教坊與梨園之別，尚非人所通曉，誤會甚多，有一言之必要。梨園主要業務，乃樂隊之訓練，重在演奏玄宗所特好之法曲，所謂『法部』與『小部音聲』者皆在焉。其男伎中之人才間有善歌者，女伎中之人才間有擅舞者，因個人之邀寵而偶作特殊之表現則有之，若歌舞與其他表演，則終非梨園一般之主業也。……內外教坊，亦男女伎兼備，而以歌舞與散樂之表演為其主業。歌舞須色藝兼擅，標準最高；散樂包含百戲與戲劇兩部，各有所司。自來戲劇史中，誤信梨園為唐戲所自出，實則唐代宮戲全出教坊，與梨園絲毫無涉。」 (2) 詳見拙著《唐詩論叢·孟浩然事跡考辨》。 (3)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四九綜引江寧府縣誌有關該寺資料，今摘錄於後，供參考（與正文所引矛盾之處，亦如其舊）：瓦官寺在城西南隅。按《建康實錄》：晉哀帝興寧二年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陶所施僧慧力建寺，故名「瓦官」。內有晉義熙中獅子國所獻玉佛。先有徵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圖，世號三絕。《京師寺記》：瓦官寺有瓦官閣，梁時建，高二百四十尺。南唐升元中改寺曰升元寺，閣曰升元閣。《江南野史》：唐狄仁傑為溧陽主簿，群公休沐宴升元閣，仁傑即席和詩，有「雲散便凝千里目，日斜常占半城陰」句，坐客皆驚。開元九年，江寧縣瓦官寺閣西南久傾，因風自正。明初寺廢。嘉靖中杏花村建積慶庵，掘地得升元石像，雲此即瓦官寺故地，遂改為古瓦官寺，建閣曰「青蓮」（焮案：李白自號青蓮居士，其《橫江詞》云：「白浪高於瓦官閣」，故以其號命名）。 (4) 見《唐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敦煌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載，「緣毗耶城內，有一居士，名號維摩，他緣是東方無垢世界金粟如來，意欲助佛化人，暫住娑婆穢境。緣國無二王，世無二佛，所以權為長者之身。示現有妻子男女，在毗耶城內，頭頭接物，處處利生，處城中無不歸依，在皇闕尋常教化。毗耶國王，禮為國老。知道我佛世尊，在庵園說法，欲彰利濟之心。遂入王宮教化得五百太子」，同往庵園聽佛說法，中途患病故留云云。表現佛經中神變故事的說唱叫「變文」、圖畫叫「變相」。碑文既說所繪為「變相」，當是前引變文所述情節中之一瞥，非僅止一孤立的維摩詰畫像。段成式《游長安諸寺聯句》「平康坊菩薩寺」註：「佛殿……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即今所謂『飛天』）。佛殿內後壁，吳道子畫《消災經》事。……佛殿內槽〔東〕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膝而轉。」（《全唐詩》卷七九二）可見古代佛殿變相壁畫情狀。吳道子所畫維摩變是帶情節的。《苕溪漁隱叢話》引《藝苑雌黃》說：「考之《南史·夷貊傳》：『師子國（今斯里蘭卡），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特殊，殊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像畫圖，世人號之三絕。」 (5) 黃生說：「『新詩誰與傳』，言不見其（指旻上人）近作也。俗解以此句為公自道，則『老去』與『頭白』字重。且已（己）不能吟，而徒傳人之詩，是一世法俗僧矣，非公所取也。」所論未免失之穿鑿。「舊來好事」已包括吟詩、下棋、泛舟之類雅事了，難道只有「世法俗僧」才可傳人之詩麼？ (6)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說：「（韋莊《菩薩蠻》中的）『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雙雪』，不就是『越女天下白』嗎？『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不就是『欲罷不能忘』嗎？杜甫所『思吳』的『勝事』，毫無疑問，就是這些風流逸事。杜甫也並不經常是那麼道貌岸然的。」誠然，杜甫也並不經常是那麼道貌岸然的。如《獨坐二首》其一：「暖老思燕玉」句，舊注引《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謂「須燕玉，所謂八十非人不暖也」，足證。可是，說「越女天下白」即指風流逸事未免武斷。即使真是如此，難道杜甫所「思吳」的「勝事」，就僅只是這些風流逸事嗎？ (7)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侮員外李昂，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人。」李昂即孫逖後任。《唐摭言》載：「開元二十四年，李昂員外性剛急，不容物，以舉人皆飾名求稱，搖盪主司，談毀失實，竊病之而將革焉。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捨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時，求聲於人者，當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乃舉權於昂。昂怒，集貢人，召權庭數之。權謝曰：『人或猥知，竊聞於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觀眾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典，將與眾評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權謂眾曰：『向之言，其意屬吾也。吾誠不第決矣，又何藉焉！』乃陰求昂瑕以待之。異日會論，昂果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夫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昔有雅什，常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嬉笑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閒。」豈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時國家寧謐，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聞惶駭，蹶起，不知所酬。乃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強愎，不受矚請；及是，有請求者，莫不先從。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郎專之矣。」李昂意欲杜絕私情，但措置失當，又不能堅持初衷，實無可取。 (8) 《燕歌行序》：「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知此詩創作於是年。 (9) 白居易做校書郎時，游徐泗間，曾在張建封的招待宴會上見過關盼盼；後作《燕子樓三首並序》，記其始末甚詳。 (10) 《重題鄭氏東亭》朱註：「鄭氏無考。鮑欽止云：即駙馬鄭潛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