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評傳 · 第一章　「未墜素業」的家世

一　遠祖的功業 杜甫，字子美，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生於河南鞏縣城東二里的瑤灣。(1)杜家祖籍在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市東南），所以他每以「杜陵布衣」自稱。他後曾一度家居杜陵附近的少陵，又自稱「少陵野老」。其實他這一族從十世祖杜遜隨晉室南渡，早已徙居襄陽。他曾祖杜依藝終鞏縣令，遂世居鞏縣。 杜甫的十三世祖是晉代的名將當陽侯杜預。杜氏家族，從杜預以來，自晉至唐，歷代有人做官。從現存資料看，南北朝以前幾代做的官較大，有做左丞、侍郎的，一般也多是太守、刺史；入隋以後，做的官較小，多縣令、縣尉、員外郎之類（如杜甫的父親杜閒即曾為兗州司馬、奉天令）。這是一個有悠久傳統、但日趨衰落的封建官僚世族。所以杜甫在《進雕賦表》中慨嘆道：「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勛，不復照耀於明時。」這樣的世家，對杜甫的思想不會沒有影響。他說：「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又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進雕賦表》）他不僅為其祖先「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更為其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而自豪。雖說他家世代「未墜素業」，暗地裡卻在擔心快「墜」了。那麼怎樣才能繼承「素業」呢？這可從他所說「奉儒守官」的話中找到答案。「列之以公侯伯子男」，當然是高標準的「守官」了。「傳之以仁義禮智信」，當然是最實質性的「奉儒」了。他以「奉儒」「守官」並舉，且置「奉儒」於「守官」之前，這意味著他重「守官」，尤重「奉儒」，也就是說要通過做官來推行儒家之道。他一心一意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後來理想落空了，自哂「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但仍望友人能實現他所不能實現的願望，竭盡全力，事君行道：「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臨危莫愛身」（《奉贈嚴公入朝》）。他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他後任左拾遺，因忠於職守，上疏營救房琯罷相，竟觸怒肅宗幾乎獲罪，就是明證。凡此種種，都足以說明他之所以要「守官」，確乎是為了「奉儒」行道。《論語·先進》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萬章下》說：「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孔、孟都主張做官要行道。杜甫講「奉儒守官」，說這顯然是接受了儒家關於仕進的主張，那是一點兒也不錯的。但須指出的是：這不僅是一般的來自書本的思想影響，而且是他自幼從家庭教育有關其祖先「功德」的誇大頌揚中得到的認識，這就無怪他將「奉儒守官」看成他家仕進的傳統準則，他也要身體力行了。在盛唐詩人中，杜甫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較深，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似應從他的家世和他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中去找。 杜甫固然為他家有「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的傳統而自豪（甚至給皇帝獻賦時也津津樂道），但最使他景慕、對他的思想和人生態度影響最大的卻是杜預。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杜甫漫遊齊魯之後歸洛陽，築陸渾莊於偃師縣西二十五里的首陽山下。其地有遠祖杜預和祖父杜審言的墳墓。這年寒食日，他為文祭杜預說：「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祭當陽君文》）(2)杜甫在這裡明白表示他「築室首陽之下」是為了「不敢忘本，不敢違仁」。杜預是杜氏家族最有名的遠祖，說「不敢忘本」是指不忘這個遠祖，這也講得通（也的確有這意思），但與「不敢違仁」聯繫起來考慮，終嫌不很貼切。為了領會作者的本意，不妨先看看前面的文字。這篇祭文的主要內容是頌揚杜預的「功德」：「降及『武庫』，應乎虬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繕甲江陵，祲清東吳。邦於南土，建侯於荊。……《春秋》主解，稿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杜預精通戰略，平吳有功，有民謠稱讚他：「以計代戰一當萬。」後來又對開發江漢沅湘一帶做出貢獻，所以南方又有歌誇獎他：「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他博學多才，懂得經濟、政治、法律、天文、算學、工程各種學問，又以武功、政事、學術著名，世號「杜武庫」。更有甚者，他還被人荒唐地加以神化，說是什麼蛇精轉生（祭文中「應乎虬精」一語即指此）。祭文簡短，卻概括了上述杜預一生的「功德」。所有這一切，在杜甫看來，無疑是儒家「仁義禮智信」最完美的體現。那麼，他家世代能「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其本源，毋庸置疑，是來自杜預了。——這樣理解「不敢忘本，不敢違仁」，似更接近作者本意。 杜預是杜甫心目中最理想的「奉儒守官」的楷模。杜甫築室於其墓前，寒食祭奠，緬懷祖德，這豈止是一般的上墳掃墓！這是借祭掃在表「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的決心，在勉勵自己要「克紹箕裘」，建功立業。論及杜甫的大志，每舉「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諸句為證，總覺空泛迂腐，頭巾氣太重，無非是儒生大而無當的夢想。杜甫的大志沒能實現，當時已「取笑同學翁」，自己也深感「許身一何愚」，這大志確乎有不切實際、不合時宜的一面，也可從而看出他受儒家思想影響之深。但是，我們也要「不以成敗論英雄」，綜覽他一生言行、出處，他也並不是個書呆子。儘管他「竊比稷與契」，其實心中最仰慕、最想效法的還是他的遠祖杜預。杜預離杜甫雖然也有四百多年，但較之傳說中的古聖賢「稷與契」，無論人和事，都具體得多，也便於學習得多。杜預及其事業，諸如博學多才、興修水利、開發南方等，今天看來，也多少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麼杜甫取法於他，激發起自己的大志，這大志哪怕再朦朧、再空洞、再富於儒生幻想，也總該有一些帶進步因素的現實內容。王嗣奭《杜臆》說：「人多疑自許稷契之語，不知稷契元無他奇，只是己溺己飢之念而已。」「己溺己飢之念」，即杜甫自己所說「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意思。杜甫大志中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固然主要產生於他對當時社會現實的認識和對人民的同情，但也不排斥他從杜預那裡多少得到些啟發。《晉書·杜預傳》說：「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遣，必考度其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杜甫「竊比稷與契」，不過是像杜預一樣，效「禹稷之功，期於濟世」罷了。二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正由於有這點精神，杜預多少做了一些有利於人民的好事。正由於有這點精神，隨著時代巨變而日漸深入現實，杜甫終於突破了階級和思想局限，走向了人民。這種精神是不容簡單地加以抹殺的。 杜甫詩中也多次提到了杜預。大曆三年（七六八）駐節江陵的荊南節度使衛伯玉，派遣向某入京進奉端午御衣。杜甫當時已出峽，旅居於此作《惜別行》說：「尚書勳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說老翁，飄零已是滄浪客。」杜預晉初曾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後攻克江陵，控制長江上游，為王濬順流而下、直指建業掃清了道路。平吳後論功封當陽縣侯。後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重視戍守。又引滍水、淯水灌田萬餘頃，開江陵揚口，通零、桂的漕運。這些都是杜預在荊襄時建樹的勳業。杜甫自幼即以杜預為楷模，渴望在政治上取得重大成就，如今「飄零」到此，眼看著旁人「雄鎮荊州」，繼承了「吾祖」的「勳業」，自己卻落得個當清客、講奉承話的地步，他此時此境內心屈辱之情，就可想而知了。乾元元年（七五八）他任左拾遺時，在端午那天得到皇帝賞賜的宮衣，曾作詩謝恩：「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誰知到頭來不過如此，這就更難怪他見端午進衣要感嘆系之了。大曆四年（七六九）他在長沙寫了首《回棹》，抒發他想回襄陽舊籍的渴望，其中「涼憶峴山巔」「吾家碑不昧」兩句，念叨的仍然是杜預的事。杜預曾為留名後世煞費苦心。他常說：「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為了保險，就刻了兩通碑，記載自己的勳績，一沉萬山潭（在襄陽城西北五里，後因名沉碑潭），一立峴山（在襄陽城南七里）。「峴山巔」「吾家碑」即指此。寫作這首詩的第二年杜甫就死了。他這時還念念不忘他那遠祖的勳績，在為自己的壯志未酬、無所建樹而深深抱恨。可見他的封建家族觀念和追逐榮名的意識都是十分強烈的。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名臣，因平蘇峻等有功，官至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拜大將軍。對於這樣一個赫赫有名的先人，陶淵明跟杜甫一樣，也是極其景仰的。陶淵明曾經作了幾章《命子》詩，給兒子們講他家「光榮」的傳統，其中一章專論陶侃說：「桓桓長沙，伊勛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陶淵明「少有高趣」，是個重操守的人。他稱讚陶侃，「勛」「德」並舉，而卒章之意則偏重於德。跟歷代像陶侃這樣一些特出的祖先相比，他自愧不如：「嗟余寡陋，瞻望弗及」，只有將希望寄託於兒輩：「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勉勵他們學習孔子後人孔伋的榜樣，繼承先人德業，有所成就。孔伋字子思，陶淵明特意給他的大兒子陶儼取了個字叫求思。在這篇詩中，他還打了個很幽默的比喻，說從前有個癩子，半夜裡聽說生了個兒子，就急忙取火去看，生怕他像自己是個癩子（見《莊子·天地篇》）。後來陶淵明見兒子們都不爭氣，感到很痛心，只好認命，借酒澆愁：「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儼的小名）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責子》）杜甫當日讀到這首詩，頗有感觸，寫道：「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遣興五首》其三）杜甫在寫作這首詩之前、之後講到他兒子宗文、宗武（尤其宗武）的詩句不少，如：「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憶幼子》）、「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遣興》）、「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宗武生日》）、「失學從愚子」（《不離西閣二首》其一）、「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又示宗武》），等等。若論為兒子「掛懷抱」，杜甫絲毫不亞於陶淵明，難道他自己心裡還不明白？他議論陶淵明的那些話，與其說是譏刺別人的微詞，毋寧理解為「寄之淵明以解嘲」（黃庭堅語），慨嘆做父母的對兒女往往痴心，甚至像陶淵明這樣的「避俗翁」也不能免俗。其實，陶淵明對自己的要求又何嘗能免俗？除了「進德修業」，他也渴望立功。不然，他就無須一再在詩中提到他的「猛志」「宏志」，太息「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太息「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均見《雜詩十二首》）了。陶淵明自愧趕不上他那些建功立業的祖先：「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這就表明他確曾有過想趕的念頭或志向。他的「猛志」「宏志」的形成，顯然也同樣受到了封建家族的影響。 陶淵明和杜甫，情況有異，成就各別。將他們放在一起加以比較，只是想說明這樣一點意思：封建時代那些出身於沒落世家的「飄零子弟」，由於家庭教育、家族觀念等原因，為了「重振家聲」，為了自己的出路，往往會轉向他們著名的祖先乞求精神上的支持力量，若明若暗地形成自己的大理想、大抱負；這些理想和抱負，即使在當時多少含有一些進步因素，但大多是抽象的、朦朧不清的，而且最終也離不開建功立業、光宗耀祖的世俗考慮；不過這些大理想、大抱負也有促使人們開闊眼界，注意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的作用，隨著他們的日益深入現實，經歷了種種磨鍊，對那些有識之士來說，有可能在他們理想幻滅、抱負落空之後，得到並非他們夢寐以求的別種成就。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杜甫和陶淵明在人生道路上的得失就是明證。 二　祖父的文學 如果說遠祖杜預激發了杜甫的功名事業心，那麼祖父杜審言可說是他走上詩壇的先導。杜審言，字必簡，唐高宗咸亨元年（六七〇）進士，做過縣尉、縣丞等小官。後武后召見，將任用他，問：「卿喜否？」審言蹈舞致謝。武后教他賦《歡喜詩》，嘆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中宗神龍元年（七〇五）張柬之等誅殺武后寵幸的張易之、張昌宗兄弟，隨後中宗即位，赦天下，惟二張黨羽不原。杜審言因與張易之有交往，流峰州。不久召授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死後追贈著作郎。杜審言少年時與李嶠、崔融、蘇味道同被時人稱為「文章四友」。武后很看重李嶠的文才，朝廷每有重要寫作任務，多交給他去完成。崔融為文典麗，當時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比，朝廷許多文章，如《則天哀冊文》等，多出自他的手筆。蘇味道也很會寫文章，曾替人起草謝表，援筆而成，辭理精密，盛傳於代。杜審言的文章沒有流傳下來，既然和李、崔、蘇三人並稱，想也有一定水平。但要指出的是，從現存李嶠為御史台巡按天下一事所上的疏、崔融論關市稅收疏等文章看，他們寫的多是帶駢儷句式的應用文。這種文章寫作起來雖然不易，卻無多少文學意味。 宋代洪邁《容齋隨筆》載，唐判語必駢儷，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宰臣每啟擬一事，亦必偶語數十語。當時習尚如此。杜審言的詩現存四十餘首，多律詩，五律較有佳作。他和宋之問、沈佺期都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對五律的形成做出過貢獻。杜審言自恃才高，出言往往很狂妄。蘇味道做天官侍郎，杜審言為他擬判，出來後對別人說：「味道必死！」聽到這話的人大吃一驚，問為什麼，他說：「彼見吾判，且羞死。」（可見他擅長的確乎是應用文。）他還對人誇口說：「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雖是吹牛，可見他的書法還是可以的。《大唐新語》就說他「雅善五言，尤工書翰」。）他的自高自大，可說至死不變。當他病危臨終時，宋之問、武平一等人來探望他，問他怎樣。他答道：「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也。」據史傳載，崔融去世，杜審言曾為他服喪，恐怕他唯獨對此人暗中感到有點佩服。沈佺期、宋之問人品很次，媚附張易之兄弟，扈從武后游宴，因會寫歌功頌德的應制詩很受賞識。李嶠、崔融、蘇味道都以文才得到武后的重用，做了高官，結局也較好。但他們和沈、宋一樣，都降節依附過張易之兄弟；二張伏誅，都連坐遭貶。杜審言同他們有來往，遭遇也差不多，官做得遠沒有李、崔、蘇的高，也不像沈、宋那樣卑下，但從他賦《歡喜詩》、蹈舞拜謝武后授官和交接二張等表現看，他的人品也不算很高尚。他和杜預的墳墓同在首陽山，杜甫寒食不祭祖而祭遠祖，並表示政治上要以遠祖為榜樣，可見遠祖和祖父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他的《八哀詩·李公邕》說：「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這「寵嬖」即指二張之流。他對他祖父的政治表現，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微詞，心裡還是有看法的，起碼會感到與這些「寵嬖」有牽連未免窩囊。杜甫後來在成都遇到與杜審言同時為武后所用的閭丘均的孫子某和尚，曾寫詩送他說：「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屯。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世傳閭丘筆(3)，峻極逾崑崙。……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贈蜀僧閭丘師兄》）很顯然，他只是為作為「墨客」的兩家祖父能以「詩」「筆」與卿相同為朝廷所尊重，而深感際遇的不易，其著眼點主要在於文事。 說到文事的最高成就，一般多舉屈原、宋玉。「吾祖詩冠古」，當然超過了屈、宋。這不過是杜審言大言「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的另一種說法。這麼說，雖有自豪之意，但也不可過於認真，認為杜甫真的把他祖父看成「千古詩人之冠」。因為這話和誇獎「閭丘筆」「峻極逾崑崙」一樣，只是一般應酬詩中互相吹噓家學淵源的老套頭。《贈蜀僧閭丘師兄》作於上元元年（七六〇）秋。第二年作《戲為六絕句》。這組詩開論詩絕句的先聲，也為後世詩話所宗尚，雖說「戲為」，實是精當、嚴肅的論詩之作。其五說：「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杜臆》說：「謂我不薄今人之愛古人，而辭句必與為鄰也。但學古人者，在神不在貌，今優孟屈、宋自謂可與方駕，恐不免作齊、梁之後塵耳。」這首詩多歧解，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把屈、宋，不把「詩冠古」的「吾祖」當作高懸的標準。當認真論詩時，他也並不信口雌黃。杜甫詩文中涉及杜審言的話還有一些，如「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法自儒家有」(4)（《偶題》）等。雖說他並非真的盲目地認為杜審言的詩好得到了無以復加的極境，他還是為他家出了這樣一個著名的「才子」和詩人而自豪。他把作詩看成是他家的專業，並以此勉勵兒子，這固然反映出他有著強烈的封建家族感情，也表明他確乎很看重他祖父所開創的詩歌傳統。作為一種精神力量，這無疑會激發他從事詩歌創作的興趣和熱忱，增強他要在這方面取得成就的信心和勇氣。 何況杜審言對杜甫的影響，並不僅止於精神上的鼓勵。 不少評論家早已指出，杜審言給予杜甫最直接、最明顯的影響是排律這一詩歌形式的運用。唐初襲齊梁餘風，宮體詩盛行。宮體詩內容空洞，一味追求對仗、聲韻、辭藻、用典，經過上官儀、沈佺期、宋之問諸人的不斷寫作，從而促進了五律詩體的形成。杜審言對五律詩體的定型也做出過貢獻，但最引人注意的還是他的五言排律。說五排是五律的延長，不如說是齊梁以來新體詩的入律。新體詩一般較長，其中幾聯皆須對仗，只要調調平仄，一律改押平韻，就是五排了。李嶠、崔融、沈佺期、宋之問等都寫過不少很典型的五排，最長的則推杜審言的《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四十韻。杜甫在《八哀詩·李公邕》中提到了這首長律：「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遰。」李邕是盛唐文壇上的大名人。杜甫青年時就得到他的賞識（「李邕求識面」）。他曾經跟杜甫談論過崔融、蘇味道、楊炯、張說等前輩文人的創作成就，就中最推崇杜審言的詩，尤其那首四十韻的長律。這是杜甫事後追述李邕講到他祖父的那段話。「玉山桂」出《晉書·郤詵傳》郤詵答晉武帝語：「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用在這裡，意思是說這首長律可算得是天下第一名篇。對於這樣一個極高的評價，杜甫當然是深感榮幸、永誌不忘的。楊倫說：「於表揚先世處尤致低徊，見仁人孝子之用心。」（《杜詩鏡銓》）杜甫在這裡又一次流露出強烈的封建家族感情。 顯然受了祖父的影響，杜甫也很看重五排的寫作。他寫的五排既多且長，現存最長的是《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真說得上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運用大量典故，嚴格遵守格律要求，還要一韻到底，而且內容龐雜，忽自敘，忽敘人，忽寫景，忽言情，忽紀事，忽議論，忽眼下，忽過往，居然寫得這樣波瀾層疊、流轉自如，沒有相當的創作經驗和學識，是很難下手的。這首詩有思想，有感情，不可簡單地斥之為「文字遊戲」，將它一筆抹殺。可是這樣的詩，框框多，局限大，很不利於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即使挖空心思，撏扯掌故，寫得再好，藝術效果也較差。(5)杜甫是語言藝術大師，應該深諳此中甘苦。那麼，他為什麼偏要舍易求難、自討苦吃，偏要變本加厲，將開始於他祖父的四十韻長律擴大為一百韻呢？ 我看，除了個人愛好（既有這一體，無妨做些嘗試和探討），還有來自時尚的原因。 中唐掀起過古文運動，出現了不少著名的散文作家和作品，在某些時期、某些方面，散文取得了可喜的進展，但總的看來，終唐之世，凡官府文書，從朝廷「大手筆」、君臣詔奏，直至州縣書判，所用文體始終未離駢儷（到中晚唐令狐楚、李商隱手裡又進一步發展成駢儷化程度更高的四六文）。駢體應用文，既要用典，又要切合時事實際，寫起來無疑比一般文學駢文更難。這就無形中成了一種專業技能，那些少數精於此道的人，由於「物以稀為貴」，自會名重一時了。這種時尚，也可說是起於特定的社會需要，反映到科舉上，就要求那些想考上進士的人，應具備「藻思清華，詞鋒秀逸」「游情文藻，下筆成章」的才學。杜審言是「文章四友」之一，又是進士出身。他曾經口出大言，自誇他起草的「判」能令蘇味道「羞死」，足見他是寫駢體應用文的老手。此外，唐初以來，詩壇重辭藻、事對，像《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這樣一些類書便應運而生，詩便成了「類書家」的詩，也便是「類書式」的詩（詳見聞一多《唐詩雜論·類書與詩》）。「四傑」和陳子昂，甚至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他們，各自從不同角度，都對轉變這股形式主義詩風做過大小不同的努力，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宮廷應制、官府應酬，寫的仍是「類書式」的詩。從現存作品看，杜審言也是寫這種詩的好手。杜審言既是寫駢體應用文的老手，又是寫「類書式」的詩的好手，加上他秉性狂妄，好恃才逞能，這就難怪他愛寫長律，甚至有的竟長達四十韻了。 其後，規定進士科在試策之外加試詩賦各一篇，賦韻四平四仄，詩五言六韻十二句，無論詩賦都是命題作文，都須調平仄講對仗。駢賦、排律既然成了法定的考試科目，就更為士林所重了。——究竟進士科加試詩賦始於何時？據《舊唐書·楊綰傳》記載是始於天寶十三年。其實中宗復位之初已開其端，這時不過更進一步制度化罷了。(6)——為了考進士，掌握詩賦這一「敲門磚」，當時的士子都曾狠狠地下過一番工夫。譬如孟浩然，他長期隱居襄陽，「屬意在章句」，努力為應試入仕做準備，等到自以為「詞賦頗亦工」了，才於四十歲那年入長安考進士（花了偌大的氣力，可惜落第了）。 應試的詩賦看重辭藻、事對，要想提高這方面的水平，根據唐初以來形成的風氣，就要精通《文選》。《文選》為習舉業的士子提供了豐富的辭藻、典故，也提供了極佳的範文。由於時人的崇尚，學術上也相應出現了曹憲、李善等開創的所謂「選學」，足見它影響之大。李白後來採取交遊干謁、隱逸求仙的方式，得到皇帝的徵聘，想從此步入仕途。但先前似乎也曾有過應進士試的打算。《酉陽雜俎》載：「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輒焚之，惟留《恨》《別》賦。今《別賦》已亡，惟存《恨賦》矣。」這傳說是否可信姑且勿論，擬《恨賦》總是不假的。江淹的《恨賦》是標準的駢賦，無論就體制、作法或「辭藻宏麗」的文風而言，都最接近進士科所試的律賦。要不是為了應舉，誰肯這麼亦步亦趨地去苦苦摹擬它呢？光泛泛地解釋這只是李白一般的刻苦學習創作的表現，不是很能令人信服的。前面已經提到杜甫很推崇他祖父杜審言的詩，尤其是他的排律，而且自己也很會寫排律。結合當時的風氣和進士科對詩賦的要求看，這也不僅出於一般的對文學創作的愛好，而主要是有著為考進士作準備的世俗打算。杜甫從小讀書寫作，自恃得家學真傳，舉業嫻熟，便於漫遊吳越之後，二十四歲那年第一次信心十足地去應試，哪知卻失敗了：「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壯遊》）屈、賈、曹、劉，全不在話下，好大的口氣！這話與杜審言自誇「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的大言相比，也毫不遜色。「法自儒家有」，杜甫得到了乃祖的文「法」、詩「法」，也得到他的狂妄了。當時他少年氣盛，並不以下第為意。十二年後，他再次應詔赴長安就選，與元結等人皆因李林甫怕士子干預朝政而未被錄取。這不是尋常的落第，這是政治迫害，加上年紀大些，他後來談到這事感到很憤恨、很痛心：「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奉贈鮮于京兆》）到四十歲時，眼看功名無望，只得走投匭獻賦這最後一條門路，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莫相疑行》）在他看來，雖未因此而博得名位，倒也十分的風光，總算沒白學詩賦一場。《三大禮賦》現存，都是律賦，其中的一些駢辭儷句，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7)、「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荊門巫峽；玉帛清迥，霽夕雨於瀟湘洞庭」(8)等，除了句式的不同，豈不是很好的詩句麼？由此可見律賦和律詩在基本功的訓練上是相同的。 杜甫繼承家學，為應試練就了高超的詩賦寫作能力，而終莫能售，失望之餘，只有將「奉儒守官」、維持「未墜素業」的希望寄託於他所偏愛的二兒子宗武了。他給宗武的教訓中最重要的有這麼三句話：「應須飽經術」（《又示宗武》）、「詩是吾家事」、「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第一句除指一般意義的「奉儒」，讀者可別忘了考進士是要填帖經的啊！第二句主要為杜審言的詩文成就自豪，也有自負意，希望小子能繼承他家這一傳統專業。第三句，是說要想寫好詩賦，唯一訣竅是精通《文選》。這是他的經驗之談，也是時人風尚。這三句話，如果僅僅理解為只不過在勉勵兒子熟讀經書，搞好創作，做個通儒和詩人，恐怕不完全符合像杜甫這樣的父親的心意。這是在苦口婆心地教導兒子要按照乃祖乃父的路數，從小為應試練好過硬的本領。代宗時禮部侍郎楊綰，曾上疏議論高宗朝劉思立奏請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之後，「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案《資治通鑑》卷二二二引文有『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語），三史則皆同掛壁」，「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舊唐書·楊綰傳》）。杜甫「致君堯舜上」的政治理想中儘管存在著一些封建性的糟粕，他倒是個很有真才實學的老實人。他看重科舉，只是死心眼地認定這才是入仕的唯一正途。他要求子弟讀經習文，也並非「用致虛聲」「以求僥倖」。這和楊綰所批評的不良傾向是很不相同的。不過他畢竟未能免俗。他對兒子誇耀「詩是吾家事」，要他練好本領考進士，這還不是同世俗的「家之長老」一樣，在「以此垂訓」麼？ 杜甫將杜審言所開創的「吾家事」接過來傳下去，當然不都是出於習舉業的世俗考慮。因前人對此注意不夠，故詳言之。如果以為杜甫看待其祖，其祖影響杜甫僅限於此，那未免委屈古人，也不是我的本意。杜甫不用說了。杜審言雖然擅長時俗詩文，卻是個地地道道的詩人，在初唐頗為突出，頗有影響。聞一多仿前人批評李善注《文選》「采事而忘意」的話，批評唐初宮體詩人「用事而忘意」。這只是就總的傾向而言，並非說這些詩人、詩作連丁點兒「意」也沒有。杜審言追隨二張、侍從武后游宴作應制詩的時間究竟不長，後來遭貶，「十年俱薄宦，萬里各他方」（《贈崔融二十韻》），生活面廣了，感受多了，也寫過像《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贈蘇綰書記》《渡湘江》這樣一些情意真切、風格清新的詩篇。如果將「四傑」的深情詠嘆比作應時而起的薰風，將陳子昂的高唱和倡導詩歌革新的大聲疾呼比作狂飆，吹動了、吹散了瀰漫唐初文苑的齊梁浮艷餘風，那麼，杜審言和沈、宋的少數寫常人生活的篇章，就是沖淡宮體詩堆砌積習的細細涼颸。就杜審言現存的詩作而論，他的五排寫得還是很堆砌，不如五律、絕句有一兩首有新的突破。排律除頭尾四句外，其餘均須對仗，越長越呆板，形式本身就伏下先天性堆砌之病。杜甫自幼得乃祖真傳，獨擅此體，晚年技癢，製作頗多，居然能寫出像《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謁先主廟》《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等這樣一些格律嚴謹、屬對精工、氣勢磅礴、揮灑自如的長篇巨製，這不能不教人驚嘆他學力之深、才力之大和對藝術的執著追求。作排律往往無好詩，也不應提倡作排律。但是，杜甫既已對這一最呆板、最易窒息創作活力的形式運用得較為得心應手，寫出了一些較有內容的好詩，難道能因形式而否定內容，說這不過是些毫無意義的「試帖詩」，是在玩「文字遊戲」(9)嗎？「詩是吾家事」，杜甫為他家有詩歌創作傳統而自豪，開始學詩的當初，想得最多、最具體的無疑是為了應試入仕。但是，到了他「晚節漸於詩律細」時，就顯然不是為了應試而是為了創作了。今天不需要為創作，更不要為應試，去向老杜學作排律，但是，他這種鍥而不捨、孜孜不倦、善於繼承、勇於創新的精神卻是值得學習的。 上述種種，可以明顯地看出杜審言對杜甫的影響，但影響也決不僅止於此。 契訶夫的友人謝普金娜—庫彼爾尼克曾在《憶契訶夫》（載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回憶契訶夫》）的文章中寫到，契訶夫的父親巴維爾有許多大本子。在這些大本子裡，他以一行字寫上每天的全部事件，例如：「十四日，女孩子們從樹林裡採回鈴蘭來。」「十五日，瑪利尤式卡烙餅烙得妙極了。」「十六日，牧童被雷擊死了。」「十七日，米沙結了婚。」「十八日，客人來了，褥墊不夠用。」「安東生氣了。牡丹盛開了」等等。快樂、悲哀、新聞全部都莊嚴而沉重地寫在一行里。從這個筆記中可以了解，契訶夫在一個句子裡那樣簡練地描寫了整幅圖畫——通過「一個在堤上閃著光的瓶嘴」描寫了整個月夜的情景……這種才能是從哪裡來的？才能、氣質能否遺傳，不擬討論。不管怎樣，這小段回憶很有意思。這不是科學的論斷，這是出自女性敏感的覺察，但也很能說明些問題。巴維爾不是小說家，文化也不高，兒子尚可從他那裡獲得某種藝術才能。杜審言是詩人，作品俱在，難道杜甫就僅只在格律上，而不能從藝術本身得到一些啟發麼？杜審言詩歌特色之一是善於把握變化莫測的風物和微妙的情緒，如「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日氣含殘雨，雲陰送晚雷」（《夏日過鄭七山齋》）、「江聲連驟雨，日氣抱殘虹」（《度石門山》）、「春情著杏花」（《晦日宴遊》）等等。我看，這種藝術感受和表現能力對杜甫並非毫無影響。杜甫的《題省中院壁》：「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遣意二首》其二：「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小檻遣心二首》其一：「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船下夔州郭宿》：「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即事》：「雷聲忽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和香」，等等，寫景入微，情意自出，氣氛濃烈，印象鮮明，造詣之高，非杜審言能及，但從發展上看，卻是乃祖一脈所傳。所以宋代王得臣說：「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倡和。其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帶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句體格脈絡，蓋可謂入宗而取法矣。」（《苕溪漁隱叢話》引《麈史》）宋代邵博更列舉杜審言《和韋承慶山莊》詩五首，說：「味其句法，知子美之詩有自雲。」（《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八） 三　幾個奇特的親族中人 此外，杜甫家族中還有些人和事對他多少有所影響。武后時杜審言貶吉州（今江西吉安）司戶參軍，與同僚不和。司馬周季童為司戶郭若訥所蠱惑，將杜審言下獄，準備殺害他。杜審言的次子杜並年十六歲(10)，決心為父報仇，趁一日宴會之際，懷刃猛刺周季童。周季童受重傷，他也被左右所擊殺。周季童臨死時說：「吾不意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杜審言因此得救，回到洛陽。當時的人得知杜並的事都很感動，蘇頲為他作墓誌，劉允濟作祭文，後來杜甫也很以他家出了這樣個孝子為榮，說：「縉紳之家，誄為孝童。」（《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其實在杜並之前，杜家就出了個為父兄報仇的人。據史傳記載，杜審言的曾祖杜叔毗，事母至孝，因其兄杜君錫為曹策所害，白晝手刃曹策於京城，然後從容面縛請戮，一時傳為美談。只是此人此事離杜甫較遠，詩文中沒有提到。血親復仇是強烈家族觀念和孝悌倫理道德的體現，一般地說不宜肯定，也為封建國法所不容。但是如果本身帶有正義性，而且事後又投案伏法，那麼這種行為不僅為時論所稱，也會得到封建統治者的讚許。因為復仇者既以「伏法」維護了「法」的尊嚴，又以孝悌之行宣揚了禮教，二者都是有助於鞏固封建統治的。如西晉傅玄《秦女休行》，寫秦氏烈婦為父母報仇、刺死「暴且強」的仇人後投案自首的事，其主旨就是這樣。如果以為這是創作，不足為憑，且看陳子昂關於類似案件的議論：「竊見同州下邽人徐元慶，先時父為縣吏趙師蘊所殺，元慶鬻身庸保，為父報仇，手刃師蘊，束手歸罪。雖古烈者，亦何以多！誠足以激清名教，旁感忍辱義士之靡者也。然按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畫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父仇不同天，亦國家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不宜誅。」（《復仇議狀》）那麼怎麼辦呢？他接著提出這一個兩全其美的處理方案：「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置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舊唐書·陳子昂傳》說：「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為是。」想是照此處理了。先正國法後旌表，似乎更看重法。其實，以死「正」法也「正」了禮。儒家講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陳子昂懂得，只有處之以死刑，才能抑制兇殺的泛濫，才能極大地提高禮的價值，以收「激清名教」之效。郭元慶的事曾上報朝廷，廷議時都贊同陳子昂的意見(11)，可見這意見在當時是很有代表性的了。從這意見中可知封建統治者並非毫無條件地鼓勵血親復仇，而只是對那些奉禮守法、「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的人和事特加表揚。郭元慶報仇在杜並報仇前十餘年。這兩件事的性質是一樣的。既已較具體地了解了當時人們對這類案件的看法，再回頭來看杜並的事，對他的被尊崇、被傳誦，甚至為仇人死前所原諒、所讚嘆，就容易理解了。杜並可說是封建道德的最高體現者。杜甫以他家出此「孝童」為榮，也必會在封建道德的教養上受到不一般的影響。杜甫的封建道德觀念很強，表現在行為上很執著，這有保守、迂腐的一面，也有真誠、剛烈的一面。當論及他所受家世影響時，應同時注意到這兩個並非截然分開的不同的方面，而有所揚棄。 杜甫的母親崔氏，在杜甫幼年就死了。杜甫對她大概沒什麼印象，詩文中很少提到她。四川文史館編《杜甫年譜》謂崔氏系崔融之長女，不知何據。案杜甫《祭外祖祖母文》：「外氏當房，祭祀無主；伯道何罪，陽元誰撫？」此用「天道無知，使鄧伯道（名攸）無兒」和魏陽元（名舒）少孤為外家所養的典故（均見《晉書》二人本傳）。又說他和姨表兄弟鄭宏之都很命苦，母親都死得早：「弱歲俱苦，慈顏永違。」難道沒有舅舅嗎？但不知他歸向何處：「豈無舅氏？不知所歸。」這不是說他外祖父那一房早已絕嗣了？《舊唐書·崔融傳》載崔融「二子禹錫、翹，開元中相次為中書舍人」。他的外祖父不像是崔融。杜甫入蜀以後贈諸舅的詩很多，如《贈舅父崔十三評事公輔》：「舅氏多人物」，又如《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以及《閬州奉送二十四舅》《王閬州筵席酬十一舅》等。這許多舅舅想必都不是親的，但也可從詩句中看出這一曾與唐王室有親戚關係的世家大族，在安史亂後並未中落。杜甫外祖母的父親，是太宗第十子紀王李慎的次子義陽王李琮。武后專政，太宗子孫多遭殺戮。越王李貞起兵討伐武后失敗，李慎受牽連下獄，改姓虺氏，流放嶺外，死於途中。李琮被拘於河南獄，其妻關在司農寺，杜甫的外祖母穿著布衣草鞋，形容憔悴，徒步往來兩處，為父母送飯(12)，人們見了很受感動，說她是「勤孝」。李琮的兒子行遠、行芳發配在巂州（今四川西昌）。行遠到了成年，將被殺。行芳還小，應免死。但他抱住行遠啼哭不放，請求代替他哥哥去死；不聽，終於同歸於盡。西南的人同情行芳，稱讚他是「死悌」。行遠、行芳就是杜甫母親的舅舅。杜甫外祖父的母親又是高祖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的女兒。李元名在武后永昌年間為後黨田神陷害，流放利州（今四川廣元），不久被殺。杜甫晚年在夔州與高祖第十七子道王李元慶的曾孫李義相逢，有《別李義》說：「神堯（指高祖）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元慶）洎舒國（元名），實維親弟昆。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杜甫曾與他的姨表兄弟滎陽鄭宏之在洛陽北邙山合祭他們的外祖父母。他寫的祭文中就沉痛地提到了這些慘劇，一開頭就嘆息道：「緬維夙昔，追思艱窶。當太后（指武后）秉柄，內宗如縷。紀國則夫人（指外祖母）之門，舒國則府君（指外祖父）之外父（當是『外祖』之訛）。」像這種外婆的娘家、外公的外公的姻親關係，本來很疏遠了，但一與王室沾邊，又出了些「孝」「悌」可風的人和事，這自會受到像杜甫這樣封建意識濃厚的人的重視（李白常自詡是宗室後裔，到處聯宗攀親，也未能免俗）。由於外公家與唐王室是姻親，這無疑使杜甫產生一種特殊感情，更增強他的忠君思想。 杜甫出身於一個有著「奉儒守官」和詩歌創作傳統的、有著「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特權的舊世家。這樣的家庭，為他早年「讀書破萬卷」提供了條件，更促使他對功業的追求和對文學的鑽研，同時也養成了他強烈的封建思想感情。杜甫所受家世的影響有消極的一面，也有積極的一面。大致說來，早期消極面大於積極面；隨著經歷了時代的苦難，日漸深入社會，接觸到下層人民，消極面有了很大的縮減，但始終在他的人生觀中占據著自己的位置。 * * * (1) 《唐書》本傳與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均謂杜甫卒年五十九歲，諸家考證是年為大曆五年（七七〇），故推知生於先天元年（七一二）。《京兆杜氏工部家詩年譜》：「公生於是年正月。」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杜甫年譜》更據天寶十載《杜位宅守歲》「四十明朝過」，又大曆三年《元日示宗武》「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定其生日在元旦。焮案：常俗謂過年長一歲。又，不逢生日，亦可稱觴奉壽，如《詩·豳風·七月》：「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武平一《奉和正旦賜宰臣柏葉應制》：「願持柏葉壽，長奉萬年歡。」（《本草綱目》：「柏性後凋而耐久，稟堅凝之質，乃多壽之木，元旦以之浸酒，辟邪。」《風土記》：「元旦進柏葉酒。」杜甫《元日示宗武》：「飄零還柏葉。」元日賜宰臣柏葉以浸酒。）薛逢《元日田家》說：「相逢但祝新正壽，對舉那愁暮景催。」更可證唐時元日上自朝廷下至民間有稱觴祝壽之習（猶今為健康而乾杯），故不得遽定杜的生日在元旦，甚至在正月。 (2) 詳見聞一多《唐詩雜論·少陵先生年譜會箋》。 (3) 《唐詩紀事》謂杜審言以詩、閭丘以字同侍武后。後代注家以為六朝以有韻者為詩、無韻者為筆，詩中所謂「閭丘筆」指文而言。據「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這裡的「筆」仍當指「字」，《紀事》不誤。 (4)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杜甫）《寄劉峽州伯華使君》詩中敘述到劉允濟與杜審言同被見重於武后，謂『時論以儒稱』，這也就是『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的傳統。因此，作為著作佐郎的詩人杜審言也應該算為『儒』了。杜甫在大曆初在夔府所作的《偶題》中敘述到他自己作詩文的經歷，有『法自儒家有』的詩句。『法自儒家有』等於說『詩是吾家事』而已。所謂『儒家』也不過是『書香之家』或者『讀書人家』而已。」這樣理解是對的。 (5) 洪邁說：「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此詩『滿座涕潺湲』，與『伏臘涕漣漣』為重意。」（《容齋隨筆》）張縉說：「『不敢墜周旋』，與『澤國繞迴旋』為重韻。」（《杜少陵集詳註》引）這雖是些小毛病，但足以說明排律過長技巧上也很難掌握。 (6) 關於進士科考試科目的增減情況大致如下。《舊唐書·楊綰傳》載：「近隋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唐會要》卷七六所載與此稍有不同，但更具體：「調露二年四月，劉思立除考功員外郎。先時進士但試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後因以為常式。」「帖經」是指將經文用紙貼住幾字，令考生填寫，猶今之填空。《唐會要》卷七六又載：「開元二十四年十月，禮部侍郎姚奕請進士帖左氏傳、周禮、儀禮，通五（填對五個字）與及第。」可見不僅明經，進士亦需填帖，而且指定的經書範圍也不小。所謂「雜文」，雖未說明是哪一種，既然進士科要求「辭藻宏麗」，光試策還嫌「庸淺」，就很可能包括詩賦在內了。（因為詩賦最能見出辭藻修養。）《唐摭言·試雜文》載：「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立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尋以則天革命，事復因循。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於榜中矣。」據此可肯定：中宗復位之初，終於實行了劉思立關於進士加試雜文的建議；而所謂「雜文」確乎包括「詩賦」在內；進士加試詩賦決非始於天寶十三載。 (7) 蘇軾《有美堂暴雨》中名句「天外黑風吹海立」即由此化出。 (8) 仇兆鰲說：「公作賦時，正當平世盛年，忽雲『荊門巫峽』『瀟湘洞庭』，厥後奔走蜀楚，暮景窮塗之兆，先見於此語。詩文各有讖，在作者亦不自知其然也。」（《杜少陵集詳註》）讖語無稽之談不足信；但指出這一偶合，倒也有趣，可資談助。 (9) 長慶三、四年（八二三、八二四），白居易為杭州刺史，元稹為浙東觀察使。他們置郵筒，唱和始依韻，多至千言，少或數十言，後結集十六卷，收詩千餘首。他們大量寫作這種「千言律詩」，不過是為了「吟詠情性」，且「意欲定霸取威」「播揚名聲」，這才真正是「文字遊戲」。元稹好作長律，也極力推崇杜甫的長律。他說：「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元白皆抑李揚杜，而著眼點各別：白居易是因為囿於狹隘的「詩教說」而看不到積極浪漫主義的偉大意義；元稹則由於偏愛而錯誤地將長律當作了衡量詩人高低的標準。其實，無論就思想或藝術而言，杜甫的長律在他各體詩歌中的成就最小。如果以此為標準來抑李揚杜，結果是不僅抑了李也抑了杜。在明眼人看來，這於李杜無傷，只足顯出持論者的荒謬。對於這種謬論，加以適當的批駁是應該的。但是，如果不跳出元稹命題的框框，仍在詩歌形式的運用上為李杜爭一日之短長，或反過來抑杜揚李，那豈不是五十步笑百步麼？ (10) 杜甫《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中「並」誤作「升」，《舊唐書·文苑傳》杜並卒年誤作「十三」，周季童誤作「季重」，此據洛陽出土的《杜並墓志銘》中有關記載一一改正。 (11) 《舊唐書·陳子昂傳》在「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為是」後有「俄授麟台正字」云云。羅庸《陳子昂年譜》說：「案本集卷七載《復仇議狀》辭意與獻書不同，當是授官後作，非初應舉時作也。」又《議狀》中有「如臣等所見」云云，揣知此事曾付廷議。 (12) 張說《贈陳州刺史義陽王神道碑》：「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錄司農寺，惟有崔氏女，扉屨布農，往來供饋。」「錄」是審訊囚徒的意思。「妃錄司農寺」謂李琮妻被拘於司農寺受審。「往來供饋」，謂崔氏女往來於河南獄、司農寺兩處為父母送飯。一些論著僅理解為為父送飯，與原意稍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