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評傳 · 序二
陳貽焮同志是我的學兄。他的年歲比我大，1953年我們一起在北京大學聽林庚先生講授魏晉南北朝隋唐部分的文學史，那時他已是林先生的助教，我還是學生。因此，我對他一直是以師友對待的。貽焮同志在唐代詩歌的研究上所下的工夫很深。這些年來，他全面研究了王維和孟浩然的詩，探索了他們的生平；又論述了李頎、岑參的邊塞詩，並對李白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面作了很有深度的分析；又進而對李賀、李商隱進行研究，並對中晚唐的詩歌流派作了概括的論述，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一些新看法。在50年代中期，他研究的重點是六朝文學，那時他所寫的關於陶淵明、鮑照的文章，無論從資料搜討和思想闡發來說，到現在仍有其價值。不難想見，在這樣紮實廣博的基礎上，他集中對杜甫進行研究，並且寫出了有好幾十萬字的《杜甫評傳》，對他來說，是他學術研究進程中的一個新的進展，而對讀者來說，則是獲得了一部經過多年潛心研究而寫成的內容豐富的專著。
對杜甫的研究之所以特別困難，是因為在杜甫詩歌中集中地出現了大唐帝國由盛到衰這一轉變時期社會生活的許多重要問題，杜詩描繪了這個社會的多樣而曲折的過程，充分地反映了這個過程的複雜性。杜甫出生的前後幾年，似乎就標誌著一個文學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文學時代的開始。杜甫生於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在這之前四年，中宗景龍二年（七〇八），杜審言卒。再過兩年，睿宗景雲元年（七一〇），上官婉兒在一次宮廷政變中被殺，宋之問被流放到嶺外欽州，先天元年死於貶所。沈佺期死於開元元年（七一三）；同年，李嶠隨他的兒子赴虔州刺史任，大約過一二年死去。這樣，武、韋時期的詩人就此在文壇上消逝。就在這同一時期，景雲二年（七一一），張說入居相位，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修國史。張說是開元時期轉變文風的重要人物，從這時開始，他以宰相之尊，汲引一些文士於其周圍，因而使開元時期的文風與前一時期有顯著的不同。就在這一年，王翰登進士第，第二年，王灣登進士第。王灣在這前後所寫的「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句，張說居相位時手題於政事堂，「令為楷式」，這風格壯美而又富於展望的詩句，一掃武、韋時期綺麗不振的詩風，使人耳目一新，預示著盛唐詩歌健康發展的康莊大道。從先天元年起，像賈曾、賀知章、張九齡等都先後步入仕途。到開元四年（七一六），富有才藝的早熟的王維，以十八歲的青少年詩人寫出了長篇歌行《洛陽女兒行》，標誌著詩歌史上的「唐音」已正式開始。對唐詩研究者來說，研究這一轉變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風尚與文學發展的關係，該是多麼有吸引力。應該說，這是一片有待於開墾和收穫的肥沃的土地。
盛唐詩歌的另一轉變時期是天寶年間。這時社會繁榮富庶似乎已達到了它的頂點，上層統治階級、階層的相互勾結、殺戮、爭奪權力、掠取財物，以及種種腐朽現象，正以長安為中心，日益發展。社會矛盾已到達了飽和點，安史之亂正是這種矛盾發展的結果。這也是杜甫詩歌風格逐步形成的時期。這時，我們可以看到，高適、岑參正來往於西北的烽火邊塞；王維已滿足於他取得的社會地位和文藝成就，定居在長安郊區的美麗別墅寫他的田園詩；李頎、王昌齡等人忙碌於做他們的地方官，不時發出不平之鳴；大詩人李白正繼續在南北各地遊歷……杜甫則正在長安這一政治鬥爭的中心，錘鍊他的詩風。貽焮同志在《評傳》上卷中，敘述杜甫居住長安時期多方面的生活，仿佛把我們引進了當時紛繁複雜的世界。我個人覺得，這是上卷的重心，是最引人入勝的地方。《評傳》的作者沒有把杜甫簡單化，既沒有像封建社會某些士大夫那樣把他看成一飯不忘君的詩聖，也不像以前有一時期把杜甫貶成一錢不值的地主老財。他只是如實地根據杜甫本人的作品，把受多種社會條件約束的杜甫介紹給讀者；但正因為如此，使我們感到杜詩之與眾不同的地方，杜甫之所以偉大。《評傳》的這些敘述，不但使我們認識了杜甫，還使我們具體地感受到這樣龐大的封建帝國是怎樣一步步衰弱下去，幫助我們具體認識那時的唐代社會。
杜甫研究之另一困難，不像有些作家那樣，苦於資料太少，而是苦於資料太多。從宋朝以來，杜詩注家之多，是別的詩人所難以比擬的。當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有不少是陳言濫調，或謬論妄說。今天，我們研究杜甫和他的詩歌，就得衝過這重重的評註家的包圍圈，吸收其合理的一部分，摒棄其無價值的地方。貽焮同志的這部《評傳》，也是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困難的。《評傳》主要採集了清代幾個注家的說法，那就是錢謙益的《錢注杜詩》、楊倫的《杜詩鏡銓》、浦起龍的《讀杜心解》以及仇兆鰲的《杜詩詳註》。這幾部書在許多種杜詩評註本中是有特色的。《評傳》引用了他們的某些說法，並站在今天的高度，結合杜甫的身世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對這些意見作了剖析。這裡可以看出《評傳》作者的眼力。
這裡還應當特別指明的，是《評傳》寫法的一個特點，那就是作者力圖做到雅俗共賞。書中既有材料的繁富徵引，又有對杜詩作的行雲流水般的講解。書中往往在一些較為專門性的論述以後，就接著以親切的筆調向讀者介紹杜甫的生活，他的朋友，他的詩歌藝術手法的特點，猶如冬夜圍爐聽一老友在談論他所感興趣的事情。寫到這裡，我不禁想到宋人葉夢得在其《避暑錄話》中的一段記載：
吳門下居厚喜論杜詩，每對客未嘗不言。紹聖間，為戶部尚書，葉濤致遠為中書舍人。待漏院每從官晨集，多未厭於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復交談。惟吳至則強之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為苦，致遠輒遷坐於門下檐次。一日忽大雨飄灑，同列呼之不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
這是一則很有趣味的記載。古往今來，像葉濤那樣怕說杜詩的情況恐怕也是不少的。但人們還是愛讀杜詩，愛談杜詩，這除了杜詩本身具有吸引力以外，也因為杜詩研究中還是出現了一些有價值的著作。貽焮同志的這部《評傳》，一定會以其雅俗共賞的特點來吸引讀者，從而在杜詩研究中據有一定的地位。
別林斯基曾稱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為俄羅斯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我覺得，從詩歌反映現實的廣度和深度來說，杜詩也可以說是唐朝安史之亂前後幾十年的生活的「百科全書」。試想，如果不去讀讀杜甫的《赴奉先詠懷》，歷史學家要想寫天寶末期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景，他們的筆將是多麼的枯澀乏味！如果沒有「三吏」「三別」，九節度相州之潰後唐朝統治者與人民的矛盾，當時中原人民所受的戰亂之苦，我們今天的認識將會多麼地一般和平淡！杜甫的傑出貢獻，即在於他凡所到之處，就把生活本有的豐富多樣的面貌，精細地描繪出來。我們現在在《評傳》的上卷中，隨著貽焮同志的筆觸，看到杜甫如何生活在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如何在多方面的教養下度過童年，又看到在開元盛世中杜甫的幾次南北壯遊，然後又看到杜甫進入紛繁的長安城，最後，看到杜甫在戰亂中顛沛流離，用他的一支筆寫出了活生生的社會現實。在這以後，杜甫的行蹤更擴大了，我們將在《杜甫評傳》的下卷中，看到杜甫在秦州時所寫的特異的山川風物，杜甫在成都的定居以及他筆下的蜀中名勝，他的江陵的棲息，瀟湘之游與漂泊一生的結局。這將是一軸長的畫卷，我們等待著後一部分早日舒展在讀者的眼前。
傅璇琮
一九八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