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詩 · 三　關於三「吏」、三「別」

三「吏」、三「別」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出現，又真是一件大事情。我們應如何評定杜甫的這一組詩的創造價值？ 我們觀察杜甫的詩，在他寫某些詩的時候，他確乎自覺地懷著一種創造的意識。然而他的創造的意識最初可能只在詩的體裁上面，他要把詩的體裁擴大，他要詩能夠無所不包，在詩里什麼東西都寫得下去，很自然所謂詩還指著五言古詩（包括樂府），從漢魏六朝以來一直發展著的主要的詩的形式。杜甫之所以懷著這種對五言古詩的創造意識，雖然他下筆時是著重於體裁，而逼得他非把體裁擴大不可的，又正由於他的詩的思想範圍大，不是過去的簡單的五言古詩所能包容得了。他的思想內容是他的時代要他反映的，他自己最初並沒有意識著他的詩里表現的東西與前人有怎樣的不同，——他還認為是「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哩！他確乎只在詩的寫法上注意了創造性，他認為應該把詩的體裁擴大。有一首是最特別的，就是《兵車行》，誠如舊日說詩的人所說「少陵不效四言，不仿離騷，不用樂府舊題，是此老胸中壁立處」，也就是說杜甫寫《兵車行》的時候並沒有把古人的詩放在考慮里，他迫不及待地替人民說了話。若他寫《贈韋左丞丈》的時候，便有意創造詩體了，他要把在散文里所能說的話在詩里都能說，而且說得更急迫。《自京赴奉先詠懷》體裁上屬於《贈韋左丞丈》一類的有意的創造，內容上則是迫不及待，詩人自己並沒有意識著中國封建社會到了唐代天寶之際應該有這樣的反映，以及他為什麼能夠這樣反映。到了寫《北征》的時候，又有意把他的詩再擴大一步，想真正做到自由抒寫無所不包，因此又有些有意寫詩的痕跡。《前出塞》、《後出塞》又是特別的，內容上是有意的創造，而且蓄意很久，故詩寫得非常沉著。三「吏」、三「別」是有意識地創造詩體，同時又是有意識地創造詩的內容，換句話說杜甫要寫他的新樂府了，詩人自覺地認識到詩要替人民說話，自覺地認識到寫詩就是參加政治。我們應該這樣評定三「吏」、三「別」的價值。 人都說杜詩是「詩史」，再沒有詩比杜甫的三「吏」、三「別」更顯得詩是真的歷史了，這個歷史是替人民作記錄的。記的是唐代社會遭了胡人安祿山之亂農村中的淒涼與被壓迫的景象。詩人把他的時代的生活經過選擇然而不是誇張地集中在這六首詩里。這裡當然也是寫典型，這裡的典型卻不是一般當中的概括，是詩人善於從突出的環境裡寫出一般的生活、一般的人物來。我們在這裡所要的正是一般的生活、一般的人物，不是突出的生活、突出的人物。我們讀了三「吏」、三「別」，把唐代天寶戰後的農民生活，農民性格，知道得很廣，知道得很深，而是通過非常不常有的環境知道的。戰爭當中的「別」，也就是應徵的農民的離家，是一個典型環境，杜甫是寫過這種典型的，這裡則是戰爭當中「新婚」之別，「垂老」之別，「無家」之別，那麼真是「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一般的不常有的環境是不適宜於寫典型的，因為難得有代表性，杜甫的《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則足以為農民生活農民性格的代表，這是杜甫寫典型的另一種方法。很分明，這個方法同《前出塞》、《後出塞》的寫典型是不同的。我們應該辨別這一點。 我們在提出三「吏」、三「別」是真的歷史的時候，還應該特別注意杜甫在同一路上同一春天寫的另外一首詩，就是《贈衛八處士》。《贈衛八處士》里說「夜雨翦春韭」，可見是春天的事情，就是唐肅宗乾元二年春天的事情，其時鄴城吃了敗仗，杜甫從洛陽回華州，一路上看見了戰亂中的農村，認識了人民的淒涼的生活，被壓迫的生活，因而寫了他的新樂府，替人民說話，我們如果把這些寶貴的戰時人民生活史同《贈衛八處士》詩里所反映的地主階級戰時的「隱逸」生活作一個對比，那就知道中國歷史的全面，抵抗胡亂中兩個階級的生活。這個意思我們在講《後出塞》的時候曾經說過，現在特再提起注意。 「新安吏」 杜甫一走到新安縣，就看見路上都是小孩子的母親，都是當作壯丁抽出的小孩子，而有母親送的孩子還不算淒涼的，還算幸運兒！他們也就養得好一些。其餘的是瘦男，是孤兒。這是杜甫當下眼中的光景。看見這個光景，詩人就提出了問題：「縣小更無丁？」又提出問題：「小孩子何以守王城？」這些話當然都不是解決問題的，等於說了幾句空話，然而也附帶地說了「守王城」的重大任務。這個重大任務有良心的詩人只能附帶地說出，這是現實的非常有意義的反映，國家抵禦胡騎的重大責任是淒涼不堪的勞動人民的未成年的兒子擔當！ 起初是「喧呼」，後來是「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這就是說小孩子都已走了，其時是日暮。府帖是「昨夜下」的。一天的工夫新安吏把「公事」辦了。 在杜甫以前的中國文學，連《詩經》在內，沒有這樣真實具體的作品。杜甫的詩，就是在路上寫的，題目分明是路上的題目。接著路上有一連串的題目哩！他確乎是把讀破的「萬卷書」都丟開了，他意識到他要創造真正的反映人民生活的詩，而且是為政治服務的。 我們看偉大的詩人的聲音：「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都是路上的話，在杜甫以前的詩里沒有這樣把眼前流水，眼前春山，同著失去兒子的母親的老淚縱橫寫在一塊兒向無情天地質問的！——天地當然無情，杜甫提出「無情」二字，是說不合理的社會的無情好象不可改變似的！從前說詩的人不明白「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是杜甫寫當前的自然環境，說杜甫是用比喻，白水喻「行者」，青山喻「居者」，那是錯誤的。此時已是日暮，流水無情不管人間的苦還是那麼流，母親們的哭聲則給青山留住了，青山故意給以回音似的，所以說「青山猶哭聲」！詩人很難過，趕快說：「母親們，不要哭罷！眼睛哭穿了沒有人管的！」我們要明白，詩是杜甫在路上寫的。往下杜甫還對母親們說了許多話，話說得滔滔不絕，絕是政治宣傳。而這是《新安吏》同《石壕吏》大不相同的地方，在《石壕吏》里杜甫一句話也沒有說，簡直是吞聲不說！ 「石壕吏」 奇怪，在《新安吏》里杜甫那麼地愛說話，在《石壕吏》里為什麼一句話也不說呵！《石壕吏》是一首偉大的詩，其所以偉大也正是這首詩表現了詩人杜甫，他在「有吏夜捉人」的當場之下，一夜沒有睡覺，他等於同壓迫人民壓迫到了極點的社會格鬥，杜甫就等於一位水滸英雄，第二天清早姓名也不留就走了。詩人真是吞聲無言。然而《石壕吏》這一首詩流傳千古。 我們要這樣認識《石壕吏》的作者作詩的精神。作者確乎是以這種最偉大的英雄好漢的精神寫這首詩的。 因為外國的短篇小說和獨幕劇介紹到中國來，於是許多人認為象杜甫的《石壕吏》便是短篇小說或者獨幕劇的好標本，把故事展開得非常得要領，通過一個老婦人的說話，通過暮夜捉人，通過老翁踰牆幾個緊張的動作，給人不可磨滅的印象。這話當然也是不錯的。但這樣說對詩人杜甫的偉大精神不能說是有了了解。杜甫確乎是沒有想到這些文章作法的。他把事情都看見了，話都聽見了，一直到深夜還聽見人家哭，而他覺得他沒有一句話可說，連說「天地終無情」都不肯說。「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可愛的杜甫呵！說不盡的話呵！ 「潼關吏」 我們從《潼關吏》學習什麼呢？我們要學習杜甫關心政治，而且參加政治，而且他在封建時代參加政治並不要朝廷給他什麼「官」的。在杜甫以前的詩人，是沒有這樣以自覺的態度把實際的政治活動作為寫詩的材料的。杜甫這年四十八歲，所以人家叫他叫「丈人」，他看見士卒築城防胡的辛苦，他下馬，他走山，他學習戰術，他考慮戰略，他連忙想到應該吸取過去潼關一戰失敗的教訓。「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這兩句話又極其深刻地表現詩人對人民的熱愛與確信，以及偉大祖國的歷史對今日時事的鼓舞。是的，「艱難奮長戟」，多麼沉著的美麗的戰士的形象，這個戰士不是別的人，正是中國的勞動人民。「萬古用一夫」，這一個武裝人員體現著千古的戰略呵！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中國地理中國詩人是應該熟悉的。 文藝應該為政治服務，文藝應該寫工農兵，文藝工作者應該深入到工農兵中去，這是我們生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的光榮任務。杜甫是一千多年以前的詩人，我們從他的寫詩的精神，應該得著鼓舞的。 「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 我們在講《前出塞》、《後出塞》的時候曾說過，杜甫的詩的主要價值在於歌頌農民是正義的有良心的，惟有他們是國家的支持者。《前出塞》里那個士兵，《後出塞》里那個將校，都有著高度的愛國觀念，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都拿出自己的行動來報答祖國，他們是國家光榮的一面。無疑的，杜甫認為他對他的《前出塞》、《後出塞》的主人公是懷著歌頌的熱情寫的。寫《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是滿腔的同情。他要把人民的生活痛苦記錄下來，而最重要的，在哀我蒸黎的詩中也正顯示了國家的希望，就是，人民是正義的，有良心的，在自己的生活毫無希望的情況之下（只有那個昨夜新婚的女子對個人存著希望！）人民還是愛國，勞動人民有悲憤，然而沒有什麼叫做「消極」。這是《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三首詩的真正的意義，它們真實地反映了農民的偉大。 我們最好把杜甫另外的某些詩——也是「史」，是杜甫有意諷刺朝廷的，把這些詩在這裡先來作一個對比。杜甫雖是有意諷刺他的朝廷，（他當然不曉得這就叫做地主階級！）如《有感五首》里「何以報皇天」的「將帥」，《諸將五首》里「何以答昇平」的「諸君」，還有《洞房八首》說的「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還有最早寫的《麗人行》里的「丞相」，都是真人真事，這些真人真事真是一文錢不值，杜甫並不願意刻畫他們，而地主階級的醜惡在有良心的詩人的筆下也就暴露出來了。詩人確乎是不願意說得太明白、太利害的，稍為說一說也就夠丑的了，無能、無恥。最有趣的還有一首《冬狩行》，同《麗人行》是一樣的寫法。《麗人行》開始很大的篇幅好象杜甫真正描寫麗人似的，最後兩句乃知道他是罵人，《冬狩行》開始好象恭維「東川節度兵馬雄」似的，讀到最後乃知道當時有權的「大將」是對人民對國家開玩笑，杜甫啼笑皆非地罵他道：「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當時唐王朝，於安祿山打進長安之後，吐番又打進長安了。所以杜甫不願意刻畫他的本階級，而他寫出了地主階級的無恥和無能。若杜甫寫三「別」，是用全力來寫，他把他以前的文學都思考過了，他要寫他的時代的「三百篇」，他要創造唐代天寶亂中的新樂府，這就非常明顯地表明一個事實：人民才是詩的主題。 在《新婚別》里把一個農家女子表現得多麼真實，多麼堅強！這個女子是處在封建社會裡，可以說在未出嫁前在家裡是不敢露頭面的，不敢多說話的，所以說「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現在她把她的話完全說出來了，多麼可愛的女子！她新婚然而尚未成婚，「暮婚晨告別」，她天真地想到：「我這個女子將何以拜人家的父母作公婆？」她覺得她還是她自己。其實她是有憤恨的，從這兩句話可以看出：「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杜甫真是會寫人物的性格，他這樣寫這個女子的憤恨，應該是當時環境所許可的，換句話說這樣的憤恨是合乎人情的，這個新婚別的女子應該有這一句話：「你們把我嫁在這裡，不是把我拋棄在路傍嗎？」杜甫一開始就寫這個女子的憤恨，封建社會的女子只能這樣表示憤恨，——沒有這樣的憤恨就不是真正的「人」。往下又是真正的農家女子對著征夫的丈夫的真正的感情：「君今生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這六句話里第一句應該作「生死地」；作「今往死地」或「生往死地」是不對的，因為女子是有希望的心，是希望打勝仗的，是盼著丈夫回來的，「君今生死地，沉痛迫中腸」，便表現著這樣有希望的心的美麗的語言。「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兩句也正是新婚女子的心理，跟著丈夫去總是好的，想起「何以拜姑嫜」真有些難堪，所以說「誓欲隨君去」。然而她知道不能去，因為「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沒有隨軍去的事情，也沒有隨軍去的道理。那麼「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思想上的矛盾得到解決了，以戰勝歸來為第一。下面幾句把貧家女子寫得真可愛，簡直可歌可泣：「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費多少時候在娘家好不容易才得來的嫁衣一下子換下不穿了，而且當面洗了紅粧！「與君永相望！」多麼複雜的心理過程，多麼真實的性格，是真正的「人」。 《垂老別》里的一位年老的農民，性格太可愛，生活到了他這個樣子，他還是那麼幽默，那麼地慷慨赴死。「子孫陣亡盡」，結果還要他這個「幸有牙齒存」的人去當兵，——他的牙沒有完全落掉，這是旁人都看見的，他的身子骨的不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所以他說了牙齒之後，連忙說「所悲骨髓干！」老年人多麼善於言老，也就是詩人多麼善於寫老年人。「投杖出門去」，要他去要得多麼快呵！我們讀了《石壕吏》也可以知道催逼的情形。「同行為辛酸」，我們又知道同去的有許多人，大家都可憐這個老頭兒，至於大家自己呢，倒沒有什麼似的，真是可愛的人民！「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乃是此老的幽默，或者他看得大家同情他，大家都是同行者，他有意逗得大家一笑罷。這一戲劇性的動作，只有有豐富生活經驗的老年人才會有的。難為詩人在這裡用了「男兒」二字，難為詩人在這裡作了「介冑之士」的描寫。不，不是詩人的想像，任何人都不會這樣想像的，是詩人在路上看見的。偉大的詩人，他記錄了偉大的人民。這個老年人不但看見「子孫陣亡盡」，在他自己少時壯時也一定當過兵打過仗的，所以他做著「男兒既介冑」的姿勢，所以下面他又說著「人生有離合，豈擇衰老端？」他「憶昔少壯日，遲回竟長嘆。」他長嘆是嘆與他的老妻今日之作別。「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熟）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真是天地無情的景象！在封建時代人民遭受壓迫，老婆婆們倒臥在路上哭自己的兒子，因為兒子是壯丁被拉去了，這樣的情形是普遍的，不是稀奇的，但現在是「老妻」臥路啼呵！從老夫妻看來到了死的日子有什麼叫做「生離」，明明是死別呵！但生活是一刻也不容情的，臥在路上衣裳單薄，「且復傷其寒」！明明將是死無葬身之地，而「還聞勸加餐」！老頭兒聽了加餐之言，又幽默了，「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這真是老年人的話，「縱死時猶寬」五個字。最後是走了，他這樣說：「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他的心胸很大，他想到的是整個的世亂。 「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這兩句詩真表現著一個好農民的感情。人民是有人民的義務的，就是說，再度別鄉，是不辭的，但再度別鄉而無家可別怎麼叫做「人生」呢？人生是這個樣子嗎？在有階級壓迫的社會裡人生是這個樣子。剝削階級就是剝削，就是享受。勞動人民就是被壓迫，在抵抗異民族侵略中國的時候，他們是唯一的責任者，同時他們絲毫沒有受過什麼叫做「待遇」。杜甫的《無家別》里的這兩句話說盡了中國封建社會農民的兵：「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當這個幸而沒有為塵泥的人因陣敗又尋歸舊鄉的時候，真正是悽慘，他的村子裡本來有百餘家，這時只有「一二老寡妻」！自己的村子自己本來是熟悉的，應該一下子就摸到家，而他是「尋」，而且「久行」，「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淒」呵！是快天黑時到家。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呵！不進到家又往那裡去？所以說「安辭——且窮棲！」這又是好農民的話。「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這又表現著好農民，一個人在村子裡荷鋤，鄴城吃敗仗正是乾元二年的春天。而接著兩句「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顯得這個吏比石壕吏夜裡捉人更利害，更狠。而農民一句話也沒得說的，只有去。「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這幾句話把這個無家而又再度別鄉的好人寫得多麼天真可愛。不，不是杜甫寫的，是杜甫聽了他的話，這種話不出自好農民之口任何人不會想得出的。他還以本州役為徼幸，倘若家中有親人的話，因為自己走得不遠。然而現在近行又有什麼好處呢？反正家中一個人也沒有！——然而近去比遠去總要強些！——唉，家鄉既已盪盡，遠走也是一樣，近走也是一樣！最後他告訴我們他母親死了，「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 ！」從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到肅宗乾元二年是五年。 中國詩的發展的問題 最後我們應該在這裡談一談中國詩的發展的問題，也就是文學的內容與形式怎樣統一的問題，因為偉大的三「吏」、三「別」給我們提出了這個問題。 仇兆鰲杜詩注本在《新安吏》這首詩的後面引用陸時雍的話：「少陵五古，材力作用，本之漢魏居多，第出手稍鈍，苦雕細琢，降為唐音。夫一往而至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跡而情神，意近而情遠，意偽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齊於古人者，以意勝也。假令以『古詩十九首』與少陵作，便是首首皆意。假令以《新安》《石壕》諸什與古人作，便首首皆有神往神來，不知而自至之妙。」這些話所表示的意見在舊日說詩人當中很有代表性，而且這些人都自信他們是懂得詩的。我們本著科學的文藝理論的觀點，當然要批判這些話，說這些話的人當然不懂得什麼叫做文學的時代性，什麼叫做文學的思想性，他們籠統地叫做「意」，仿佛「意」乃是排斥文學的重要的內容——作詩的感情似的。這種意見是非常錯誤的。但陸時雍的話里包含了一個事實，他指出了中國詩寫到杜甫有古今之別。他特別指出了杜甫的《新安吏》與《石壕吏》。這個詩的古今之別確乎是存在的。從文藝科學的觀點看來，這個古今之別正是偉大的現實主義傳統的發展。把問題提得更明白些，更具體些，應該是這一句話：杜甫以前的詩（包括《詩經》和樂府）是人民口頭創作，杜甫的《新安》《石壕》諸什是作家的創作。人民口頭創作是反映現實，但在社會上經過長時的流傳，不一定是某個時期里最急迫的東西，好比《孔雀東南飛》的悲劇，《木蘭辭》的喜劇，雖是與產生它們的封建社會相適應的，究不能說有一定的時間性和地域性，而且顯出長期口頭流傳的特點，無論在故事方面，在語言方面。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杜甫的時代，有著最急迫的社會現實，應該當下作記錄的，應該由人民詩人就地作記錄，記錄出來便是杜甫的三「吏」、三「別」，這就是少陵五古的「材力作用」。這個作用太大了，標誌著現實主義傳統要隨著時代向前發展。陸時雍特別指出《新安吏》與《石壕吏》，從我們看來特別是《石壕吏》，這一首詩完全不象詩（它的價值卻是那麼高如我們所已說的），象短篇小說，更象我們今天的散文報道，只是用詩體寫出來，它離人民口頭創作太遠了。而杜甫以前的記錄人民生活的詩是人民口頭創作，就是《詩經》，就是樂府。 隨著時代的演進，社會現實複雜，古樂府不夠用，新樂府也不夠用，五言七言近體更不夠用了，中國文學應該於詩歌的傳統之外，創造新的文學形式，而這個新的形式一直到很久以後有平話戲劇小說的出世，——這些又正是從民間文學起頭的。在戲劇小說出世以前，作家的詩便難說什麼偉大的時代意義，只是在詩里兜圈子。在戲劇小說出世以後，作家還在那裡做詩，象曹雪芹那麼偉大的小說家做詩也做不出什麼來了。所以中國的詩人，杜甫是偉大的，他是唐代社會要他寫詩，他的詩是創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