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詩 · 二　分析「前出塞」、「後出塞」

引言 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了歷史的主人是勞動人民。我們本著這個偉大的、正確的觀點讀中國過去的作家的作品，可以發現極少數的作家能對他們所熟識的本階級有著控訴，尤其難得的他們當中最有良心的人在不自覺的狀態之中認識勞動人民對國家的功勳。我們首先引魯迅在一九二六年說的話：「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寫在〈墳〉的後面》）這是魯迅對中國過去歷史的親切的認識。他所謂「愚人」是指中國的農民，因為過去農民是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的。所謂「聰明人」便指了地主階級士大夫，魯迅特別指出他們決不能做什麼好事，——談得上「支持世界」嗎？杜甫也是從自己生活當中積累了無數經驗的，「聰明人」沒有良心，良心與正義只在「愚人」即勞苦大眾方面。我們看他在《聽楊氏歌》一首詩里極其沉痛地說出了這一句話：「勿雲聽者疲，愚智心盡死！」這一句話（包括兩句五言詩），向來不為人所懂得，意思其實明白得很，就是說，不要以為勞動人民同朝廷做官的人一樣心都死了。因為他為群眾所感動，許多人在一塊兒聽一個女子唱歌，其中「壯士淚如水」，他乃發此深省。杜甫的詩的主要價值，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就在於歌頌正義的有良心的「愚」即農民，他們是國家的支持者；控訴「智」——有特權的士大夫階級，作者自己也在內，因為「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我們現在首先來分析《前出塞》、《後出塞》，看杜甫怎樣把勞動人民寫了兩個典型。 過去讀杜詩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也接觸到了一些（因為問題太顯著了），但必待今日我們用新的文藝理論的觀點才能把問題提高到科學水平，把它肯定下來，從而認識杜甫《前出塞》、《後出塞》的真實的價值。 過去讀杜詩的人說這兩篇詩，「諸章皆代為從軍者之言」。又說，這兩篇詩，九首或五首，「只如一首，章法相銜而下」。這是文章作法一類的話，把問題庸俗化了，如何能接觸到本質。若用文藝科學的話，杜甫《前出塞》、《後出塞》的主題思想是寫兵，便是我們今日遵照毛主席的文藝方針文藝要寫工農兵的寫兵。杜甫是把他的時代里農民出身的兵寫了兩個典型。《前出塞》寫的是一個士兵，《後出塞》寫的是一個將校。 過去讀杜詩的人對《前出塞》說：「是公藉以自抒所蘊。讀其詩，而思親之孝，敵愾之勇，恤士之仁，制勝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諱窮，豪傑聖賢兼而有之，詩人乎哉？」把杜甫的價值抬得這麼高，「豪傑聖賢兼而有之」，「詩人」的稱號不足以代表他。因為詩里表現了「豪傑聖賢」的品質，所以便說是杜甫「藉以自抒所蘊」。我們今日知道，杜甫才真正是詩人，所以他能在他的詩里寫了「豪傑聖賢兼而有之」的品質的一個兵，一個勞動人民。我們今日是學習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才能認識文藝要寫工農兵的意義，而且知道要寫工農兵非得作家自己首先經過思想改造不可，我們當然不能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求之於古代說詩的人，但我們確實可以從古代說詩的人的話進而學習詩人杜甫。 對《後出塞》說：「將校有此一人，而不知其姓名，可恨也。」要求知道這個將校的姓名，當然是很好的感情，但這也表明古代說詩的人不知道寫典型的意義。而杜甫是更古的古代作家，我們真應該佩服他。 《前出塞》寫一個士兵，《後出塞》寫一個將校，都是從初應徵募的時候寫起，寫到最後一章《前出塞》是「從軍十年余」，《後出塞》是「躍馬二十年」，這本來是非常明白的，兩篇詩，一篇九首，一篇五首，各寫著一個人的傳記，都有那麼長的時間的經歷。《木蘭辭》寫木蘭在軍中有十年，所謂「壯士十年歸」，其辭當然是木蘭歸家以後的追敘。同樣，杜甫的兩篇《出塞》，也必以最後一章敘述的時間為準，——在《後出塞》里作者明明給我們交代清楚了，是主人公在軍中回來以後的追敘。《前出塞》是出兵吐番，關中老百姓在這次被征去的，在詩的開首就指明了目的地，「悠悠赴交河」，這個人後來在軍中十年余。《後出塞》是東都人「召募赴薊門」去的，這個人後來在河北作了軍官，安祿山長驅河洛他乃間道逃歸。兩篇詩既然把兩個人的軍中生活都作了總結，那麼我們應該注意的不是這兩篇詩寫的什麼軍役，像朱鶴齡所說「天寶末，哥舒翰貪功於吐番，安祿山搆禍於契丹，於是徵調半天下，《前出塞》為哥舒發，《後出塞》為祿山發」，是絲毫沒有意義的。向來說詩的人因為把注意點弄錯了，於是對於杜甫寫這兩篇詩的年代所說的話也不得要領，把杜甫寫《前出塞》放在哥舒翰征吐番的時候，《後出塞》則因為詩中明明寫了安祿山長驅河洛的事，只好說「當是天寶十四載冬作」。據我們判斷，《前出塞》、《後出塞》是杜甫同時寫的，因為杜甫這兩篇詩主要是寫兩個人物，表現這兩個人物的思想感情，同時，他們的生活、環境、時代，自然也都反映出來了。兩個人物，一個出塞在前，一個出塞在後，所以詩便叫做「前出塞」與「後出塞」。作者的企圖分明不在寫前後兩次出塞。從任何方面來看，沒有理由否認兩篇詩是同時寫的合理性。或者有人說，杜詩的題目當中標前後字樣的還有夔州寫的《前苦寒行》、《後苦寒行》，明明是先寫一首，單名「苦寒行」，及後再作一首，故加前後字以分之。這話當然不錯，但這是因為夔州苦寒是偶然的事件，而那年偏有兩次的苦寒，題前題後便表示兩次苦寒的偶然性，而且前後的時間明明是很近的，我們正可以說《前苦寒行》、《後苦寒行》是同時寫的。如果是今年的苦寒和明年的苦寒，杜甫便不說「前苦寒」「後苦寒」了。總之這是偶然寫的詩，詩題正表示偶然性的事。《前出塞》、《後出塞》是杜甫有計劃地創造，是大力創造，必成於一時，正同三「吏」、三「別」是有計劃地創造，是大力創造，也必成於一時。 那麼《前出塞》、《後出塞》究竟應該斷定是杜甫在什麼時候寫的呢？《後出塞》是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之後寫的絲毫沒有疑問，因為詩里寫了安祿山「長驅河洛昏」，而寫《自京赴奉先詠懷》時安祿山之亂還沒有發生，或者發生了杜甫並不知道。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以後，直到杜甫由京到華州，經歷了許多事故，寫了許多詩，從這些詩的性質看，都是切合其環境的，從那些環境看都不會產生《前出塞》、《後出塞》。說《後出塞》是杜甫由華州暫回東都時候所寫，應該最為合理，這篇詩第五首說：「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這明明是主人公回來了，杜甫在自京赴奉先以後是沒有機會遇見此種人的，杜甫也不是空口說白話的，此種人只可能是他由華州回東都時遇見的。他後來曾有詩說這回回來的情況，「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相識少，確是有相識，《後出塞》應該就是拿戰場上回來的一個人寫了典型。不過我們斷定《前出塞》是杜甫在秦州寫的，那麼《後出塞》也必定是在秦州所寫，——這也絲毫沒有不合理的地方，詩人把他的寫作的時間延遲了一年。《前出塞》為什麼是在秦州寫的？留待下面分析《前出塞》詩時再說。就詩的表現方法說，《前出塞》、《後出塞》還近乎三「別」，異乎三「吏」，因為在三「吏」里作者把自己也加進去了，做了「客行新安道」的客，這個客又「暮投石壕村」，——在《兵車行》里也是如此，作者同「行人」對話。三「別」同前後「出塞」裡面沒有作者，就人物個性說，《前出塞》、《後出塞》比起三「別」來，更有著積極的典型意義。今天我們推重三「吏」、三「別」的人民性是當然的事，我們似乎忽視了《前出塞》、《後出塞》，我們倒應該把《前出塞》、《後出塞》是中國詩史上第一個寫兵寫典型人物的偉大創造的事實指出來。從前說詩的人曾說這兩篇詩「有古樂府之聲而理勝」，是有見地的話。所謂「理勝」，用我們現在的話，就是《前出塞》、《後出塞》的思想性強。而「有古樂府之聲」，又表示兩篇詩的藝術性高。 「前出塞」九首 一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這是寫一個鄉下老百姓，年青人，開始離家當兵去的思想感情。杜甫只是用了八句話，四十個字，表現的事情真不少，令人不能不承認韻文是真有長處。韻文並不只是一個表面的形式問題，我們不能因你用整齊的句法，有了韻腳，就認為你寫的是詩，詩要在比散文更經濟的條件下收到更多的效果，有散文所不能有的力量。（不要誤會以為散文不及詩，散文又有散文的長處，那是另外一件事。）好比這首詩第一第二兩句寫一個人要離鄉別里到很遠很遠的交河地方去，字數比用散文寫是要少好些，所表現的東西不是多得不可計算嗎？作者不把他的主人公的思想感情，當前的境況，一下子都交給讀者了嗎？「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讀者讀著不但知道了這個遠行之事，簡直同這個遠行之人心心相印，因為詩的語言的關係。接著兩句又完全寫出這個老百姓的思想鬥爭過程，他曾經想逃，但不可能，怕惹禍。據歷史記載，當時農民逃亡的事情是很有的。在杜甫其他詩里也表現了農民逃役的思想。如《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中說：「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可見是有「舉家走」的。又如《甘林》中說：「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可見是有「遠奮飛」的。在這裡杜甫勸「死王命」，是指抵禦吐番的侵略，對正義的戰爭說的。在《前出塞》里所寫的征役，從老百姓看來是「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所以杜甫對「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的思想是同情的。接著「棄絕父母恩」一句把青年農民表現得極其真實，他只知道父母的恩，並不知道此去作戰的意義，而且他明明知道政府不是他的政府，對他是壓迫的，是剝削的，所見，所聞，所身受，無不如此。所以接著就是「吞聲行負戈」，把人物內心與行動完全寫盡了，沒有法子負起戈來就走，離家了。唐代制度，農民應徵當兵去是要自己裝備的，在《兵車行》里也是「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 所以杜甫從一開始便是典型環境典型性格，寫他的時代里農民服兵役的典型。我們似乎不可能比他的詩有更經濟的表現手法，比他的詩有更真實的感染力量。不過，如果《前出塞》只有這一首，雖然一樣的應該欣賞它，卻不必引起我們這麼大的注意。現在則這一首詩明明是故事的開端，故事是接連發展下去，正同我們今天表現工農兵的長篇故事一樣，在我們的詩史里應該以有《前出塞》、《後出塞》而自豪！我們看杜甫把他的故事怎樣發展下去。 二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 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在這個行伍里的人，當然都是農民，都是受壓迫的。彼此都是一樣的心事，而彼此不通心事。離開家庭，彼此陌生。說著「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是自己出門怕欺的原故，是農民的樸素感情，別人自己也怕欺哩，未必欺你。到了混熟了，彼此就都不陌生，覺得日子好過些。這時也並沒有忘記家，但可以忘記罷了，記起來時便說著：「骨肉恩豈斷？」連忙又說著：「男兒死無時！」這句話所表現的思想感情甚深刻，不完全是憤慨的話，但也有憤慨。這個青年人已經手中拿著武器，就容易激發志氣，要以身報國，所以「男兒死無時」本來是為國犧牲的感情。然而在封建社會裡，因為自己不是生活的主人，青年農民確是總有憤慨，仿佛自己是隨時給人送死似的！杜甫因為接近農民，懂得農民，同情農民，才能寫得這麼深刻。接著寫這個青年人怎樣試著顯身手，極其天真可愛。 三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這是描寫走隴山。關於這個山，有有名的《隴頭歌辭》：「隴頭流水，鳴聲嗚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杜甫自己是走過這個山的，《秦州雜詩》第一首說的「遲回度隴怯」便指他走這個山。他一定是把他走上隴山的經驗結合到這首《出塞》的詩里來寫，所以才給我們千載下的讀者留下這麼可感動的情景，不是憑空從典故里想出「嗚咽」水、「腸斷」聲來的，典故只是幫助他寫實生活。我們說杜甫的兩篇《出塞》是到秦州後寫的，從這首度隴的描寫也可以得著根據。我們在第一首里知道主人公去故里赴交河，但「故里」在什麼地方，作者並沒有告訴我們，現在從度隴的描寫里可以知道，這個兵是關中（就是「秦川」）老百姓，所以他說著「欲輕『腸斷』聲」的話。這是詩人善於用典故，從古以來登上這個山頭，都是「遙望秦川，肝腸斷絕」，今日秦川從軍的人安得不然。這個秦川人更在這個水裡磨刀，多麼悲壯的圖畫！在這個高山之上說著「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把第二首里「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的感情明朗化了，而且提高了一步，因為與偉大的祖國的山川相對，最容易動人愛國之思，偉大的中國勞動人民便有「丈夫誓許國」的懷抱，別的憤慨就丟開。杜甫不是真正懂得中國農民，他不會這樣寫的，——在這裡他是寫一個青年農民。接著「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真正是寫「人」，天真的青年勞動人民，以為他還是可以立功名的，他要求不朽。他不知道他的憤惋倒實在是有根據的。後來的事實又使他憤惋了，便是第五首最末兩句：「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四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 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杜甫不是對於當時遠戍的兵士有真正的認識，有實生活的體驗，不會寫這樣的詩的。我們簡直可以說杜甫同他們交了朋友，他們把他們的生活都告訴了他，他才能替他們作這樣的傳記。我們這樣說，是有理由的，看《秦州雜詩》第六首寫「往來戍」的兵士，確乎是杜甫親見其人，不能不是他同他們有往來的。杜甫本來一向同他所愛的這些人有來往，從寫《兵車行》的時候就是如此，他在路上訪問他們。三「吏」、三「別」也都是走在路上到處訪問寫了許多典型。《出塞》詩寫的是高度的典型人物，必有他所認識的人的生活作素材。像這一首，絲毫容不得空想，——杜甫幾時空想過呢？在「丈夫誓許國」以後，又來一個極其沉痛的控訴，詩人替人民把心事說盡了。「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在家種田的也是苦，在外當兵的也是苦，因為同是受壓迫。要求同過一種苦的生活而不可能。 在杜甫以前的中國詩里，沒有像杜甫這樣寫遠戍之人在路上的生活的。（在杜甫以後的文學作品裡也沒有，只有《水滸》對公人送犯人在路上有詳細描寫。） 五 迢迢萬里余，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前面寫了四首詩，共三十二個句子，而是寫了這個兵士走了萬里路的生活。如果寫小說，可以寫得很長，一定是非常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但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能有這個奇蹟，發展到杜甫的時代中國文學的主要體裁還是詩。是的，詩，創造了杜甫的《前出塞》，就是一個奇蹟，三十二個句子寫一萬里路初入伍的行軍生活，多麼豐富的內容！多麼偉大的場面！表現了多麼真實的個性！到這第五首，開始過戍卒生活了，初次看見胡騎了，而一下子也控訴了軍中待遇不平等。這樣的詩才是真正的歷史。這樣的詩才反映了真正的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這個年青的兵士，一個勞動人民，本來要求不朽，立功名，給自己留一個畫像，現在知道自己是在軍中做奴隸而已。「我始為奴僕」，這一句詩，除了杜甫，誰都不能替人民寫的。這一個青年士兵是多麼的失望。他在家鄉種田本來看慣了，也過了奴隸生活的，想不到在軍中也是為奴隸，所以說「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這表現人民是多麼地有當家作主的思想，只要是遇著正義的民族戰爭的場合。偉大的是勞動人民！偉大的是詩人杜甫！另外還有一層意思，這個青年人，在家裡，生活雖然苦辛，而是有「父母恩」的，所以不覺得自己是奴僕，現在則受著冷酷的奴僕一般的待遇了，「我始為奴僕！可笑，談得上什麼樹功勳！」這麼美麗的高貴的厚重的思想感情，當然不能為封建社會士大夫階級所能理解，我們看一看仇兆鰲的註解對這兩句詩所引用的典故，什麼「衛青奮於奴僕」，什麼「封常清始為高仙芝傔，……此亦起於奴僕者」，該是多麼骯髒的話！奴隸的話！侮辱了詩，侮辱了勞動人民。 六 魯迅在晚年曾計劃寫一部長篇小說，談到長篇小說的形式問題，曾這樣說：「可以打破過去的成例的，即可以一邊敘述一邊議論，自由說話。」這是一個寶貴的意見。其實在古代像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就是「一邊敘述一邊議論，自由說話」的形式。杜甫所以能達到這種自由表現的地步，原因是他懂得他所處的時代里的人民，他能把他所愛的，所了解的「人」全面寫出來。他了解得深，了解得廣，他乃表現得自由。中國的勞動人民是有他的政治理想的，就是「愛國善鄰」四個字。中國一個「武」字就是「止戈」兩個字。就是要制止戰爭。《前出塞》第六首把中國人民保衛祖國抵禦侵略的意志表現得多麼素樸多麼堅強呵！「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中國勞動人民的思想從來就是如此。就階級壓迫說，《前出塞》的這一個兵，是有憤惋的，但在祖國的邊疆之前，他要宣布他的政治理想。詩人杜甫的政治理想，同勞動人民是一致的。所以詩寫到這裡，可以說是同聲歌唱起來了，像是作者的議論，也像是作品裡的主人公的議論。大凡缺乏思想的作品，叫讀者讀著就非常顯得拘束，零碎，沒有法子統一似的，因為它本來不是一個整體，談不上什麼叫做聯繫，什麼叫做全面。愈是整體性的東西，在它分散的時候愈見其自由自在，息息相關。《前出塞》第六首，還有第七第八首，這三首所寫的，好像不是主人公的實生活，其實是人物的真性格。第六首寫中國勞動人民的理想，已如上述。第七首寫戍守，「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是衛國愛家之思。在祖國的邊疆上，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最容易記得歷史，想到月亮便說「漢月」。出塞而沒有打勝仗是不行的，所以第八首就寫打勝仗，這裡最好也是用典故，這樣，敘事也就等於抒情，故用了漢朝與匈奴的典故，「單于寇我壘」，「虜其名王歸」。而接著「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把勞動人民的無名英雄思想寫得真實活潑極了。初來時「功名圖麒麟」只是一種天真的想法，真正到戰場上，勞動人民是沒有個人的。 七 從軍十年余，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中原有鬥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 這是《前出塞》第九首。這一首又回到實生活。這一首所表現的思想感情是《前出塞》九首詩的核心力量。杜甫是因為這個核心力量乃充分發展開去極力寫這一個典型人物的。這必然有真人真事。是這個真人真事打動了杜甫。可惜從前的人都不懂得這個道理。封建社會的士大夫階級當然也不可能懂得這個道理。我們現在是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乃能懂得勞動人民的性格，能印證文藝科學的法則，把古代的現實主義的作家的偉大價值從埋沒中給發掘出來。在人民時代什麼有真實性的東西都不會終久被埋沒的。其實杜甫的詩本來寫得非常明白，我們只看「中原有鬥爭」這一句，這明明是指安史之亂還沒有了結，中原還在打仗，這同唐肅宗至德二載詩人在鳳翔寫的《送韋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一詩里「中原正格鬥」一句指的是一件事，只是形勢到兩年後在秦州寫《前出塞》時要緩和一些，這時不是「中原正格鬥」，是「中原有鬥爭」。這樣明白的敘述時事，從來解詩的人卻說得一塌糊塗，正因為他們的思想糊塗。我們從「從軍十年余」，「中原有鬥爭，況在狄與戎」這三句詩，毫無疑問可以斷定《前出塞》是杜甫在秦州寫的，故事是主人公「從軍十年余」的今日說的話，從當初離家別里的時候說起，一直敘述到現在。現在主人公是在祖國的西邊疆，就是在秦州一帶抵禦吐番，就是在「戎」。戎者西戎，《秦州雜詩》第十八首「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何得迕天威」所指的便是。本來是在「戎」，何以加「況在狄」三個字呢？我們可以從兩方面解釋，根據都在《秦州雜詩》里。一、是當時事實如此，就是《秦州雜詩》第六首所說的「往來戍」，本在防西戎，又調去防河北之胡（因為是北胡故曰狄，狄者北狄），「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二、是偉大的思想感情的表現，我們也可以從秦州詩里得到說明。《秦州雜詩》第十一首，第一句「蕭蕭古塞冷」，第五第六兩句寫得真可愛：「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征西是唐朝中國對吐番邊境有防禦，因漢朝設有「征西將軍」的史實，故借用「漢將」「征西」字面，非常有氣概。而同時想到薊北，就記起「出自薊北門」一句古詩，時薊北尚為史思明所占據，未能收復，那麼「薊門誰自北」呢？中國人誰在那裡走路呢？詩人自己是多麼愛國呵！所以他在《前出塞》里才能體會守衛邊疆兵士的感情，此時（唐肅宗乾元二年）洛陽又為寇所侵占，河北一時談不上恢復，自己則在抵禦西戎之中，寫出來就是這兩句詩：「中原有鬥爭，況在狄與戎！」這表示這一個兵身在西戎而亦不忘記北狄未滅，中原之事更不用說了。杜甫的詩明明是如此寫，所以接著就是「丈夫四方誌」。杜甫一定是在秦州同戍卒有了認識的人，對其生活，對其家鄉，對其思想感情，都有了了解，受了感動，還一定受了教育，才用了很大的氣力，寫了這個典型。若我們不覺得《前出塞》費了什麼大氣力，那是杜甫兩篇《出塞》詩的表現手法太純熟了。 身在邊疆，心裡只有國家，不計較個人的事情，這便是這個兵士給杜甫的教育。杜甫把這個勞動人民的高貴品質集中地寫在這第九首詩里。當了十幾年兵能無分寸功？這話說得多麼樸素。這一顆不願「苟得」的心，才真是勞動人民的心，把一切剝削階級的人顯得不算人，對之都要羞死，而可愛的人反而說自己羞，羞與人「雷同」，杜甫多麼會寫偉大的心呵！在這種羞苟得的思想之下，正是念念不忘於國家多難，才能不怕貧苦，當得起「固窮」二字。杜甫這個人真可愛，他把孔夫子勉勵自己的道德標準（孔子在陳絕糧時說「君子固窮！」）拿來寫兵士，而且他表現得勞動人民是安而行之。 我們就根據這一首詩，斷定《前出塞》是杜甫在秦州寫的。《前出塞》既然是秦州寫的，《後出塞》不成問題也是在秦州同時寫的。杜甫特意寫兩個典型。古人之中也有黃鶴說《出塞》詩「當是乾元二年至秦州思天寶間事而為之」，他雖然沒有說出他的理由來，可見總是有理由的，也可以幫助我們說話。 「後出塞」五首 我們已經說過，專就《後出塞》的詩說，這五首詩很可能是杜甫由華州回洛陽的時候寫的。沒有理由可以反駁這個論斷。我們現在既已肯定《前出塞》是杜甫在秦州所作，那麼《後出塞》當然也是在秦州所作，即是比由華州回洛陽的時間晚了一年。總之主要的是這一點：《後出塞》的主人公是作者由華州回洛陽時遇見的人物。因為這個人物，詩人給我們寫了一個典型。 從詩的題目看，《後出塞》的主人公應徵的時間當然比《前出塞》的主人公應徵的時間在後，所以才叫做《後出塞》。然而在詩里《前出塞》的主人公「從軍十年余」，《後出塞》的主人公「躍馬二十年」，後者的時間還要多些，是怎樣一回事呢？是的，《前出塞》是一個士兵的傳記，詩從他從軍的時候寫起，到寫詩時「從軍十年余」。《後出塞》是比較有職位的將校，所以在他逃歸的時候說「身貴不足論」。在他初去薊門的時候也說「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邱」，可見就在這時他已不是一個普通兵，已在戰場上立過功的。那麼他所說「躍馬二十年」，不是從「召募赴薊門」的時候算起，杜甫認為他的詩寫得很明白，可以沒有疑問了。確是沒有疑問。 《後出塞》的主人公，在詩里並沒有明白敘述他的家庭情況，我們一樣可以知道他是農民。在唐代，士大夫地主家庭確乎是「名不隸征伐」，他們只是過考、做官。杜甫認為這也是無須交代的。而且主人公後來逃歸了，說著「故里但空村」，說著「窮老無兒孫」，那麼同《垂老別》里的老頭兒，同《無家別》里的鄉里，完全是一樣的。我們連帶地還應該談一件事，從《新安吏》、《垂老別》、《無家別》這些詩看來，當時農村里簡直沒有人丁，農民在軍中，在陣亡，在逃亡，而且也決不像因為鄴城吃了敗仗就一下子弄成這個淒涼樣子的。鄴城之敗在乾元二年春天，就在這個春天前的冬天，甚至就在同一春天，杜甫敘述了一些地主家庭，這些家庭同是在洛陽與潼關一帶，如《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詩里，有「劉侯歡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窗素月垂文練」的描寫，這同《無家別》里「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淒」對比起來，雖然同在「艱難尚酣戰」之中，何曾像一個空間一個時間裡的事情！杜詩所反映的卻都是現實。這證明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之中，地主階級照樣地享受，過剝削生活。戰場上的民族英雄是勞動人民。又如向來為人所傳誦的《贈衛八處士》詩，毫無疑問是在三「吏」、三「別」同一春天寫的，「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男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驅兒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這不很像安史之亂里的「世外桃源」嗎？這卻是唐代社會現實的反映。在這個地主家庭里的小孩子可不少，他們完全不參加戰爭，都在家裡講禮！而《新安吏》里所說的「縣小更無丁」，「次選中男行」，「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明明是農民的兒子都選去了。我們連帶地說了這些話，是要說明《後出塞》里的主人公也是農民。 《後出塞》主人公的性格，同《前出塞》主人公的性格不同，《前出塞》主人公的性格表示人民對國事還沒有失望，人民還在要求自己努力，《後出塞》主人公的性格表示人民只有「愁思」，國事已經弄得不可挽回，「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而人民自己對良心負責任，對歷史負責任罷了。這兩種性格，都是中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精神的表現，是中國歷史的支柱（因為歷史上中國常受異民族侵略），確乎只有杜甫能作記錄。《後出塞》的主人公本來久在薊北軍隊里，他不忍「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他「中夜間道歸」。在他回到故里的時候，「故里但空村」，他說著「惡名幸脫免」。其實在一個空村里，沒有人知道他，他當然不是怕人家指責他的「惡名」，有什麼脫免之「幸」呢？所以這是人民自己對良心負責，對歷史負責，遭遇著異民族侵略中國的時候。 《後出塞》把初應募寫得很熱鬧，「千金裝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這可能是實際情況。在杜甫後來寫的《昔游》一詩里，敘他自己少年時與高適、李白同在一塊兒的聞見：「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可見那時是有「猛士」要到幽燕去立功的。《後出塞》的主人公可能就是這一類的人物。杜甫的詩確乎不是為作詩而作詩，是反映現實的。 《後出塞》第二首，向來認為是有名的詩，「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多麼美麗的語言，多麼偉大的場面。然而「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兩句表現的是什麼內容呢？似乎沒有給以注意。應該注意這裡的「笳」！這是說中國壯士聽了胡笳數聲，慘而不驕了。是的，慘而不驕，壯士心裡引起了疑問。所以下一句就是「借問大將誰？」他認為應該是漢將，然而軍中何以吹鬍笳呢？接著說「恐是霍嫖姚」，意思就是：「為什麼用安祿山做大將呢？」《唐書》安祿山於唐玄宗天寶二年「進驃騎大將軍」，所以詩里以漢朝的霍去病——驃騎將軍來指他。千載下的讀者，不是身臨其境，當然是要隔膜些，作者則確實是非常體會他的同時代的主人公的感情的。杜甫在《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里，曾說他自己淪陷在長安城中聽見胡笳難過，便是這兩句：「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所以《後出塞》第二首「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是表現著唐朝人對安祿山之亂有預感的。 最後我們把鮑照的《東武吟》抄在這裡作一個比較： 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仆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途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亦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鐮刈葵藿，倚仗牧雞 。昔如 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杜甫的《後出塞》也是寫「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在句法上杜詩明明也有從鮑照的這首詩來的，然而《後出塞》的主題思想是人民當家作主，鮑照的詩則是「思君幄」「戀君軒」的封建思想。杜甫的價值真是光芒萬丈，到今日我們還要學習他的詩的偉大的創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