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詩 · 一　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懷」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

我們分析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 這首詩，在中國文學史上，意義太大了，是劃時代的現實主義的傑作。詩寫的是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十月——十一月的事情，其時這個統治主正在「幸華清宮」，同楊貴妃一塊兒。杜甫因為他的家寄住在奉先，他從長安動身到奉先去，第二天清晨經過驪山——華清宮所在地，受了非常大的刺激，真是悲憤填胸，大約就在到家後寫了這一首《詠懷》。安祿山的亂本來就在這個十一月里發生了。這是一個大變亂，唐王朝從此一蹶不振，對人民說也是一個大災難。杜甫的這五百個字，反映了這個時代。 從前有人說：「文之至者，但見精神，不見語言。此五百字，真懇切至，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處見有語言！」這話對這首詩是能有所認識的。杜甫寫這首詩時的思想感情真是太急迫了，要說的話太多了。向來以這首詩與《北征》相提並論，比起《北征》來，《自京赴奉先詠懷》字數要少些，然而意思確是顯得更多更多，思想感情確是顯得更重更重。就詩的語言說，這首詩還有一般舊日作詩的缺陷，就是表現一件事情不是用確切的活的詞彙，而是用典故來代，從故紙堆中找僻生的字來用，如「蚩尤塞寒空」以「蚩尤」代旌旗，「樂動殷膠葛」——又作「殷嶱嵑」或什麼，反正都是失掉作用的詞彙。這個現象《北征》里便沒有。《北征》里象「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的句子，不能算是用了死字眼，是描寫得很生動的，因為「天吳」「紫鳳」同是具體事物的名字。不過《赴奉先詠懷》里的典故和僻字，就是說當時已經失去作用的詞彙，還是極少數的，而且杜甫用來也同無病呻吟的人作詩慣用死典故死字眼不同，慣用死典故死字眼是掩飾自己沒有意義，是堆砌，什麼也沒有表現，杜甫則是要表現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又確實不好表現。不好表現約有兩種原因，一種原因是舊日詩的體裁的關係，表現上受了限制；一種原因是這件事情的性質，好比「蚩尤塞寒空」是描寫唐朝皇帝同了妃子住在山上取樂，要許多衛兵守護著，遠望山上儘是旗子，杜甫當然不能當作好看的風景來寫，表現起來便有些困難。「樂動殷膠葛」也是一樣，寫時是厭惡它，但怎麼寫這個音樂的聲音呢？確有困難。杜甫只是告訴我們有這些事情罷了，我們讀著知道這些事情罷了。我們現在讀古人的詩，在語言方面不要給典故和僻字嚇唬住了，或者受了它的迷惑，以為它令我們不懂便是它的奧妙。其實真正的好的語言決不是叫人不懂的，而是叫人格外懂的。好比這幾句：「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借漢朝皇帝內戚來指唐代姓楊的，並把楊妃都描寫出來了，是以極少的語言寫不少的事情，正是舊日詩的長處。在這裡用的典故——「衛霍」，同比喻一樣，同例證一樣，是修辭所容許的，是應該用的。舊日詩的表現作用，有時有所短，而更多的場合是有其所長。到了「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則充分發揮了詩的長處，煖客四句連忙接到「朱門酒肉臭」，又連忙接到「路有凍死骨」，意思明白不用說，而力量大極了，把作者的思想感情一下子傳給了讀者，在散文里便沒有法子來得這麼快，這是韻文勝過散文的地方。而這裡並沒有典故，並沒有僻字。聯到自己家庭在奉先時，這樣寫：「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都是老杜驚人的語言，把苦難的日子寫得非常有形象，仿佛天下的人各自有其老幼男女，各自在風雪之中，一家人聚在一塊兒也無非是擠凍挨餓而已。所以接著便是：「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好的語言好的詩是用不著典故和僻字的。典故和僻字在舊日詩里有時確是不能不依賴它，好象在某種情況之下走路不能不拄棍子，我們千萬不要為它所迷惑，我們要把它當作普通話一樣用語法同詞彙來衡量，那麼它的好醜便難逃我們的眼睛。我們在這裡應該首先交代這一層。 杜甫以五百字告訴天下大亂了，由階級矛盾引起了七八年的「胡騎長驅」，兩京淪陷，生民塗炭。而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以前寫的詩里詩人已暴露了統治階級的剝削、荒淫、腐敗、自私、不顧人民的事實，同時替人民作了記錄，支持封建唐朝唯一的兩件事——租和兵，人民是怎樣擔當起來。這有有名的《兵車行》和《麗人行》。此外有一首《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篇幅雖較短，而是同屈原《離騷》同性質的作品，也是杜甫的詠懷，也諷斥了唐明皇同楊貴妃，也罵了跟著皇帝的官，「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我們可以把這些詩同《自京赴奉先詠懷》聯繫起來看。 杜甫個人在天寶十四年（這年他四十四歲）本來開始有了一個官職，初授河西尉，他沒有做，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他做了，連忙又要不乾的樣子。關於此事他有兩首詩，我們有一談之必要。一首是《官定後戲贈》，自己贈給自己；一首是《去矣行》。《官定後戲贈》云：「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托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飈！」這說明杜甫同陶淵明一樣不肯「折腰」，但時代不同了，陶淵明的時代，一個貴族在鄉下住著，雖然窮一些，人家還要尊重他的門第，我們在陶詩里可以看出陶淵明窮而受到尊重的情形；唐朝是科舉時代，地主階級是一步步向上爬的，你沒有「衣錦」而「還鄉」是沒有人瞧得起的，所以杜甫曾訴苦：「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疏頑臨事拙。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投簡咸華兩縣諸子》）陶淵明是不至於這個樣子的。杜甫不肯「折腰」做河西尉，大可以賦「歸去來兮」了，然而「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飈！」這就是說陶淵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實際上杜甫的家這時已無法安置在奉先（詳情我們雖然不知道），便是「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的境況。他個人在長安「率府且逍遙」。說是「逍遙」而又覺得可恥，我們看他的《去矣行》：「君不見鞲上鷹，一飽即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野人曠盪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他說「餐玉法」是說氣話，明天就要走罷了。所以他寫了《去矣行》之後接著就是《自京赴奉先詠懷》，這兩首詩合起來便等於杜甫寫了他自己的「歸去來兮辭」，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杜甫是很佩服陶淵明的，兩位詩人的思想感情常有矛盾也相同，而杜甫又曾批評陶淵明：「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遣興五首》之三）那麼在杜甫看來什麼叫做「道」呢？我們應該重視《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杜甫的「道」的意義應該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詩的「人民性」，就是現實主義的精神。時代變化了，生活複雜了，杜甫的詩所表現的現實主義乃超過他以前的任何詩人。而在杜甫以後的中國封建社會所產生的任何詩人——或者因為染了佛教道教的臭味，或者因為「官」氣重些不及杜甫的生活同人民接近，也都沒有杜甫的愛國愛人民的深厚感情、偉大詩篇。 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很明白的，《自京赴奉先詠懷》暴露而且控訴了統治者，國家的棟樑應該沒有別的人而是交租稅服兵役的勞苦大眾，作者自己也屬於剝削階級。作者所沒有認識清楚的是「皇帝」——詩里非常天真地叫作「聖人」，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這無非是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一個魔術名詞，支配了任何人的思想意識，作者認為顛撲不破罷了。若檢查一下具體生活當中的人，連詩人杜甫也可恥，因為同勞動人民比起來「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我們看這幾句詩：「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這算是杜甫的哲學，是「至理」，根據他的詩里所控訴的一件一件的事實，這所謂「至理」，完全站不住腳，徒徒表示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是事實的歪曲。事實是：「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為什麼在你的哲學裡忽然又把這寒女家鞭撻出來的東西認為是「聖人筐篚恩」呢？然而詩人的感情是非常好的，「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他要求「至理」，他寶貴「此物」，他「實欲邦國活」，所以他的詩反映了真實的歷史，真實的歷史是剝削與被剝削兩個階級對立。從本篇看來，當時農民「失業」「遠戍」，從《兵車行》看來，遠戍而家裡還是逃不了「縣官急索租」。在杜甫其餘的詩里寫租稅寫兵役兩件事的太多太多，明明指出男子服兵役死了而女子還是要在家納稅的有：「石間采蕨女，鬻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遣遇》）我們再舉個例子看剝削者方面，杜甫自己在夔州的時候雇了人種了稻田植了果林，當然足以代表地主階級，而他在夜裡寫詩，一首說「暫憶江東鱠，兼懷雪下船」，一首寫其聞見：「甲兵年數久，賦斂夜深歸。」（《夜二首》）詩人只是有良心聽見農民半夜裡納賦回來把事情記在自己的詩里，過的卻明明是有特權的生活。所以邦國之得以苟活，完全靠勞苦大眾支持，這是封建中國的實質。杜甫說他「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他並不是在這篇《詠懷》里寫兩句詩就算了，他平日真是「思」，真是「念」，他的《前出塞》《後出塞》都是在「思」在「念」之下給我們留下了國家真正的主人平凡而偉大的勞動人民的形象。他在《夏夜嘆》里還這樣地思念著：「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這是想起荷戈之士天熱沒有法子洗澡。我們真要學習杜甫，看杜甫是如何地愛勞動人民，愛兵！除了「失業徒」「遠戍卒」而外，我們把《自京赴奉先詠懷》裡面的名字再檢查一下，什麼「堯、舜」，什麼「巢、由」，什麼「當今廊廟具」，什麼「多士」，什麼「仁者」，都是好名詞，代表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哲學，而歷史證明這是地主階級自欺欺人。倒是「聖人」同了「神仙」在「路有凍死骨」的日子在音樂當中在山上溫泉里「浴」或者「賜浴」，有其人，有其事。然而我們如果說詩人如果當道（他當然不會當道）將如何能濟於事，「竊比稷與契」，那又是上了哲學的當。我們只要讀一讀杜甫向「聖人」獻的《三大禮賦》，便知道那與國計民生是一點也不相干的。我們再讀一讀他後來寫的《洗兵馬》，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歌頌詩，除了最後幾句勸農的話寫出國家的實際責任歸根結蒂落在打完仗平了寇（其實寇還沒有平）回來的農民頭上而外，沒有一句話配得上叫做政治的內容，什麼「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什麼「鶴駕通霄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簡直不象杜甫的詩了。原因非常簡單，歷史上中國的封建統治，幾個最初建國的皇帝，因為從民間起來，受了階級鬥爭的教訓，現在知道要緩和鬥爭，稍稍滿足農民的要求，尚談得上一些政治措施，至於他們的子孫，自然便一個個地壞下去，暴露剝削階級的本質，——這是不可能有例外的。這個政權之下的詩人，說什麼「竊比稷與契」，同「生逢堯舜君」一樣是腐儒的話。 我們對《自京赴奉先詠懷》起首一段的話還應該作必要的分析。詩人杜甫同時確是中國封建社會一個極其素樸的哲學家。他生於宋代理學家之前，所以他是儒家而不談玄學，他只說他「竊比稷與契」。他呼吸了魏晉老莊哲學派的空氣，所以他明明受了孔孟——尤其是孟軻的影響很深，而他又毫無拘束地說著「孔丘盜跖俱塵埃」（《醉時歌》）的話，表現在《自京赴奉先詠懷》里便有這樣的莊周「齊物」的思想：「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可惜他常常有求人的事情，因為這些可恥的事也寫了一些「干謁」的詩，所以接著他說「獨恥事干謁」，並不是說自己沒有干謁，倒是說「恥」。他批評陶淵明「未必能達道」，而他「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的感情又確是很重的，在他後來的詩里表示過不只一次。臨死之年寫的《登舟將適漢陽》一詩里還說著「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但從杜甫前前後後的詩里證明他決無意於做「蕭灑送日月」的名士一派，這一派人當中最豪放、最富有感情的象後來詩人辛棄疾也還是「閒飲酒，醉吟詩，千年田換八百主，一人口插幾張匙」，說得好聽「管竹管山管水」，其實是地主。杜甫當然過了這種地主生活，他在夔州的生活便是很明顯的，然而他總是說老實話的時候多，他對被剝削者說「日 驚未餐，貌赤愧相對！」（《信行遠修水筒》）所以「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應該翻轉來說是他笑別人，別人不配笑他。杜甫一生的生活，一生寫的詩，告訴我們他的思想是真實的，他沒有說一句門面話，這是杜甫最不可磨滅的地方。其所以能如此，最主要之點還在於他的生活接近人民，他真懂得人民的痛苦。「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這四句，便是杜甫的寫照。我們真應該愛他，愛他這四句話，在這裡不能有一點誇大，而是不誇大的最偉大詩人呵！「此志常覬豁」，所謂「志」便是「詩言志」的志，他的詩，便是「窮年憂黎元」的詩。統觀杜集，用他自己的話，「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那是關於表現方法，用他自己的話又正是「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這是寫詩的精神。陶淵明自白其「酣觴賦詩，以樂其志」，杜甫的「豁」字便等於陶淵明的「樂」字。杜甫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偉大的現實主義的詩人。 我們還應該簡單然而扼要地把唐代以前幾個偉大的詩人——就他們的詩所反映的社會現實這一個主要問題，拿來同杜甫的《自京赴奉先詠懷》作一個比較。一句話，杜甫以前的詩人的詩里所反映的矛盾不超過詩人本階級內部的矛盾，杜甫的詩，如我們上面所分析，則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兩個階級的對立。我們先看屈原，屈原感情熱烈，想像豐富，語言風格更特別有創造性，若問他當時為什麼寫《離騷》，應該就是這幾句話的回答：「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當時的「賢」當然是立於人民利益方面的，然而「溷濁」是統治階級的溷濁，「賢」同「濁」是一個階級裡面的事。曹植更不用說，他的「拔劍捎羅網」的思想感情，主要是因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來的。阮籍同陶淵明很有相象的地方，陶淵明耕田不用說，阮籍也很想「耕」，所以他的《詠懷》說：「願耕東皋陽，誰與守其真？」不過阮籍當時所處的階級內部矛盾非常利害，他很容易有性命的危險，他只能靠「醉」來解決。他的詩所表現的感情極強，語言美麗：「曲直何所為，龍蛇為我鄰！」這就是表示他妥協，他不怕「曲」，因為龍也是曲。這當然是統治階級內部的事情。陶淵明耕田也只是解決他個人思想矛盾（也就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手段，在陶詩《飲酒》篇里有一首寫一個農民勸他「襤縷茅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汩〕其泥」，很明白，勞動人民知道隱士的身分了。我們再看鮑照的這一首《擬古》：「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澗陰。朔風傷我肌，號鳥驚思心。歲暮井賦訖，程課相追尋。田租送函谷，獸藁輸上林。河渭冰未開，關隴雪正深。笞擊官有罰，呵辱吏見侵。不謂乘軒意，伏櫪還至今！」前面一十二句不很象杜甫的先聲嗎？然而「不謂乘軒意，伏櫪還至今」是鮑詩的主題思想，與杜詩有著質的差異。杜甫的劃時代的《自京赴奉先詠懷》，可以當作還沒有階級覺悟的老實人的一篇反省，裡面反映了兩個階級，控訴以皇帝為首的本階級即地主階級，同情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 最後我們附談一件有趣的事，要象我們現代的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就必須愛憎分明，把統治者與人民的界線劃得清清楚楚，屈原、阮籍、陶潛等都是古人，而且是貴族，當然不能夠。獨有杜甫，他的恨眉有時橫起來了，同時就因為哀我黎民。我們抄他這首《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勞勞。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這最後兩句，「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不很象現代魯迅的口聲嗎？杜甫是偉大的，可以說在中國文學史上他是第一個把人民和統治者分開，愛憎分明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