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機與人格 · 第十五章 心理療法、健康與動機
令人驚奇的是，實驗心理學家們迄今仍未轉向心理治療研究這一未經開採的金礦。作為成功的心理治療的結果，當事人的感知、思考和理解都與過去不同了。他們的動機和情感也產生了變化。要揭示與人類的表層人格恰成對照的人類最深刻本質的最好技巧莫過於心理療法。他們的人際關係及其對待社會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他們的性格（或人格）無論在表面或是深層都有所改觀。甚至有證據表明，他們的外貌改變了，體質增強了，等。在某些病例中，甚至連智商也提升了。然而就是在有關學習、感知、思維、動機、社會心理學和生理心理學為數眾多的這類著作中，心理療法這一術語也沒有被收到索引中去。
只舉一個例子，毫無疑問學習理論至少可以說會從對於婚姻、友誼、自由聯想、耐力分析、職業成功等治療力量的學習效果的研究中獲得裨益，這還沒有涉及悲劇、創傷、衝突和痛苦。
通過把心理治療關係僅僅作為社會或人際關係中的一個具體個案，也就是說，作為社會心理學的一個分支來研究，另外一系列同等重要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浮現出來了。現在我們可以描述出患者與治療者至少有三種方式彼此聯繫在一起：獨裁型、民主型和放任型，而每種方式在不同的時候有著各自特殊的適用性。不過準確地說，在男性群體的社會氣氛中、在催眠的方式中、在政治理論的形態中、在母子關係中以及在類人猿的靈長類動物的種種社會組織中，這三種類型的關係均有所發現。
對於治療目的與目標的任何全面的研究一定會很快暴露出當今人格理論發展的不充分性，對科學中沒有價值的席位這一基本的科學正統信條產生疑問，揭示出有關健康、疾病、治療和治癒的醫學觀念的局限性，清晰地展示出我們的文化依然缺少一個可用的價值體系。也難怪人們對這一問題心懷恐懼。此外還有許多實例可被引來用以證明心理療法是普通心理學的一個重要門類。
我們可以說心理療法有七種主要方式：（1）通過表達（動作的完成、釋放、宣洩），如列維釋放療法所示；（2）通過基本需求的滿足（給予支持、安慰、保護、愛戀、尊重）；（3）通過消除威脅（保護、良好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4）通過頓悟力、知識和理解的提升；（5）通過建議或權威；（6）通過直接攻其病症，正如不同的行為治療那樣，以及（7）通過正面的自我實現、個性化或成長。為了人格理論較為一般的宗旨，它還建立了一系列方式，按照這些方式，人格沿著文化與精神病學所認可的方向變化。
這裡我們特別有興趣的是追蹤治療記錄與本書到目前為止所描述的動機理論之間存在的若干內在聯繫。我們將會看到基本需求的滿足是通向全部治療的最終明確目標，即，自我實現之路的重要一步（也許是最為重要的一步）。
還要指出，只有通過他人，這些基本需求大致才可以得到滿足；因此，治療多半必須在一種人際基礎上進行。安全、歸屬、愛意和尊重等一系列基本需求需要只能從他人那裡獲得滿足；基本需求的滿足構成了基本的治療手段。
我可以馬上承認，我本人的經驗主要局限於較為簡單的治療方面。那些其經驗主要在精神分析（深層次）療法方面的人更可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重要的藥物是頓悟力而非需求滿足。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重病患者在他們放棄了對於自我及他人的幼稚可笑的解釋、變得能夠感知和接受個人的與人際的現實性之前，他們不能夠接受或吸收基本需求的滿足。
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可以就這一問題展開辯論，指出頓悟療法旨在使得接受良好人際關係同與之相隨的需求滿足成為可能。我們知道只有當這些動機的變化付諸實現的時候，頓悟才是富於成效的。然而，現在先接受簡單、簡短的需求滿足療法與深層次、長時間、更加艱難的頓悟療法之間大體的分歧，會有很大的啟發性價值。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在諸如婚姻、友誼、協作、教育諸多非技術性情境之中，需求滿足是可能的。這就為所有類型的非專業人員（業餘治療師）開闢了一條通向更廣闊的治療技術的理論通路。現在，頓悟療法已經明確成為一個技術性問題了，掌握它需要進行大量的訓練。對於非專業療法與技術性療法之間二分法的理論重要性的不懈追尋將彰顯其多種多樣的有用性。
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也可能有些冒險；儘管比較深度的頓悟療法含有若干附加的原則，但是我們如果選擇把對於妨礙或滿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後果的研究作為我們的出發點，它們還是可以被人透徹理解的。這與現有的、從一種或另一種精神分析（或其他頓悟療法）的研究中推導出對於短期治療的解釋這一實際情況直接對立。後一種方法所帶來的一個副產品是在心理學理論中把心理療法及個人成長的研究畫地為牢，使其或多或少自給自足，為特定的或原生的只適用於這一領域的準則所支配。本章明確地摒棄這一推斷，並且堅信心理療法中絕對沒有特定準則。在我們開始的時候仿佛的確存在著這些準則，這種情況不僅可以歸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大多數職業治療師所接受的是醫學訓練而非心理學訓練；還可以歸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實驗心理學家們對於影響其描述人的本質這一心理治療現象的反饋莫名其妙地漠然視之。簡言之，我們不僅可以主張心理療法最終必須堅實地立足於健全的普通心理學理論之上，而且還可以主張心理學理論必須拓展自身以適應這一任務。據此，我們將首先涉及較為簡單的治療現象，在本章後文再涉及頓悟的問題。
通過人際關係獲得需求滿足的心理療法與個人成長：支持這一觀點的若干現象
我們知道有許多事實集合起來並不可能形成（1）一種純粹的認知心理治療理論或（2）一種純粹的客觀心理治療理論，但是它們卻與需求滿足理論，與治療和成長的人際方法相容甚好。
1.只要有社會存在的地方就永遠有心理療法的存在。巫師、巫醫，女巫、社區中的年老智慧女性、僧侶、上師以及最近出現於西方文明中的醫生，他們有時總是能夠完成我們今天所謂的心理治療。的確，一些偉大的宗教領袖和組織不僅已經認可了總體性且戲劇性的心理病理的治癒，而且還有更為微妙的性格及價值紊亂的治癒。這些人為此等成就提供的解釋毫無共同之處，不必認真考慮。我們必須接受這一事實：儘管這些奇蹟能夠被付諸實踐，但是實踐者並不知曉這其中的原因與方式。
2.這一理論與實踐的脫節今天依然存在。不同的心理療法派別各執己見，有時分歧頗為激烈。然而，在從事臨床工作足夠長的一段時間以後，一位心理學家會偶然碰到這樣一些，他們接受過不同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的治療從而痊癒。這樣這些就將成為一種或另一種理論的感激不盡的忠實擁躉。但是收集每一個思想流派失敗的例子也易如反掌。使這一問題更加令人費解的是，我見到過這樣一些，他們是由醫生甚至是精神病學學者治癒的，而據我所知，這些醫生和精神病學學者（更不要提教師、牧師、護士、牙醫、社會工作者等）從未受到過可以恰如其分地稱之為心理療法方面的任何種類的任何訓練。
的確，我們可以在經驗的與科學的領域內非難這些不同的理論流派，並且依照相對有效性的大致等級排列它們。而且我們可以期待將來我們能夠收集到合適的統計資料以表明一種理論訓練比起另一種的治癒或成長的百分比更高，雖然沒有一種理論訓練會完全失敗或一直成功。
此刻，我們必須接受這一事實——治療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不依賴於理論而產生，就此而論，它們還可以在完全沒有理論的情況下產生。
3.即使是在一個思想流派的領域之內，比如說古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眾所周知，精神分析學家們普遍承認其彼此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別，這不僅表現在通常所界定的能力方面，還表現在治療的純粹療效上。有些天才的精神分析學家他們在教學與著述方面貢獻卓著，對於他們淵博的學識有口皆碑，作為教師或演講者他們深受歡迎，被人視為訓練有素的分析家，然而他們就是經常無法治癒他們的患者。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從不撰寫什麼東西，即便有所發現也是屈指可數，可他們幾乎總是能治癒他們的患者。當然十分清楚的是，在成為天才與治癒患者的這些能力之中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確定的相互聯繫，然而那些例外也尚待闡明。[70]
4.縱觀歷史，有一些眾所周知的實例，在這些實例中，某一療法思想流派的大師儘管自己是當之無愧的治療師，但在向其學生傳授這一能力的時候，在大部分情況下是失敗的。如果這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一個內容問題、一個知識問題，如果治療師的人格不起任何作用，那麼，如果學生與老師同樣聰明、同樣勤奮，最終學生們應會做得和老師一樣出色或者超過他們的老師。
5.對於任何類型的治療師而言，這一經歷足夠普遍了：第一次見面，同他談論一些表面的細節，例如流程、治療時間，等；在第二次見面的時候請他反饋或說明一下進展情況。從公開的言行這一角度來看，這一結果是絕對不可思議的。
6.有時候都不用治療師開口，治療結果便會出現。在一個實例中，一位女大學生希望得到有關個人問題的指導。一小時之後（在這一小時內，她滔滔不絕，而我隻字未言），她心滿意足地解決了問題，對我的指導深表謝意，然後離開了。
7.對於足夠年輕的人或是並不太嚴重的病例，日常生活的主要經歷就會有治療作用，而且是在完全詞義層面的治療。良好的婚姻，工作舒心成功，培養良好的友誼，有了孩子，面對緊急情況，克服困難——我曾經偶然發現，所有這一切在沒有一位職業治療師幫助的情況下竟產生了深刻的性格變化，擺脫症狀等。事實上，有理由這樣認為，基本的治療媒介包括良好的生活環境，而且職業心理治療通常只有一個任務，那就是使個體能夠利用它們。
8.許多精神分析學家注意到他們是在分析的間歇以及分析完成之後有所進展的。
9.另據報道，在接受治療者的妻子或丈夫相伴隨的進展中將會發現成功療法的跡象。
10.也許最富於挑戰意味的倒是今天存在著的特殊情形，即絕大多數的病例是由那些從未接受過治療師專門訓練或是訓練不足的人親自治療或至少是由他們控制的。我個人在這一領域裡的切身經歷就是最好的說明，而在心理學領域以及其他領域裡有此經歷的一定大有人在。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期間從事心理學研究的研究生們絕大多數所接受的訓練十分有限（現在仍然維持在一個較低的程度上），有時甚至內容貧乏。這些學生完全是由於熱愛人類、希望理解並幫助人們才投身於心理學領域的，他們發現自己被帶進了一個特定的近乎狂熱崇拜的氛圍之中，在這種氛圍里，他們的大量時間都用在了感官現象、條件反射的結果、荒謬的音節、白鼠走迷宮的旅行上面。不過一種比較有用但從哲學角度講依然有限且天真的實驗方法與統計方法的訓練相伴而生。
然而對於外行人而言，心理學家畢竟是心理學家，是所有主要生活問題的靶標，是應該知道離婚為什麼發生、仇恨為什麼滋長、人們為什麼變成精神病的技術員。他常常需要全力以赴地回答上述提問。這一點對於那些從未見過精神病學家並且從未聽說過精神分析的小城鎮說來尤為真實。唯一可以取代一位心理學家的是一個受人喜愛的姑媽、家庭醫生或牧師。這樣也就有可能安撫一下未接受訓練的心理學家不安的良心。而且，他就能夠靜下心來投入必要的訓練了。
我想要匯報的是，這些摸索性的努力常常奏效，完全令年輕的心理學家大吃一驚。他對失敗早已做好了足夠充分的準備，失敗在所難免，但是對於那些他未抱希望成功的結果又該做何解釋呢？
有些經歷甚至更令人始料不及。在從事各種各樣的研究過程中我不得不收集實質的、詳細的各類型人格的病史，按照我的訓練情況，我完全是出於偶然地治癒了我正致力於探究的那種人格扭曲，而我（面對患者）除了詢問一些有關人格和生活經歷方面的問題之外什麼都沒有做啊！
曾經還發生過一件事：當一個學生詢問我通常的建議時，我就建議他去尋求專業心理療法並且解釋說為什麼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他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裡、解釋心理學疾病的實質等。有時，單單這一點就足以消除其現有的病症。
諸如此類的現象，非專業人士比職業治療師見得更多。實際上，漸漸清楚的是有些精神病學者只不過不情願相信關於這類事情的報道罷了。然而這一點很容易核查證實，因為在心理學家和社會工作者當中這類經歷十分普遍，更不用提牧師、教師與醫生了。
如何解釋這些現象呢？在我看來，只有求助於動機、人際關係理論，我們才能理解它們。顯然我們很有必要強調一下無意識的行為與無意識的感知，而不是強調有意識的言行。在列舉的所有病例中，治療師的關切集中於患者，關心患者，試圖幫助患者，由此他向這位患者證明了至少在一個人的心目中他是有價值的。由於在所有病例中，治療師都被理解為這樣一個人：更有智慧、更有資歷、更為強壯或健康；患者也就能夠感到更加安全，感到有所保護，從而也就變得不那麼脆弱、焦慮了。樂於傾聽，減少訓斥，鼓勵坦誠，甚至在罪惡被披露之後接受與認可（其人），彬彬有禮，仁慈善良，使患者感覺到身邊有人可依，所有這些再加上上文列舉的因素有助於在患者內心產生一種被人所愛、被人保護、被人尊重的無意識認識。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所有這些都是基本需求的滿足。
似乎很顯然，如果我們通過讓基本需求滿足充當更為重要的角色從而對人們所熟知的治療的決定因素（建議、宣洩、頓悟以及近來的行為療法等）有所補充的話；那麼，與單單藉助於這些已知過程的解釋相比，我們能夠解釋得更為廣泛。有些治療現象是與這些滿足一同出現的——後者是前者的唯一解釋——這也許是較輕的病例。另一些較重的病例僅僅通過更為複雜的治療技術就可得到充分的解釋，如果再加之自然而然地出自良好人際關係的基本需求滿足這一決定因素，那麼它也就會得到更加充分的理解了。
心理療法作為一種良好的人際關係
對於友誼、婚姻等人類、人際關係的最終分析都將表明：（1）基本需求只能在人際間得到滿足，（2）這些需求的滿足物準確地說就是那些我們已經稱之為基本治療藥物的東西，即，給予安全、愛、歸屬關係、價值感與自尊。
在分析人的關係的過程中，我們會無法避免地發現我們自己面臨著區分良好關係與不良關係的必然性與可能性。可以在人際關係所帶來的基本需求的滿足的程度之上，富有成果地實現區分。一種關係——如友誼、婚姻、親子關係——將被（按照十分有限的方式）界定為心理學意義層面的良好關係，其良好程度在於它支持或增進歸屬關係、安全感與自尊（最終是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而不良關係，其不良性在於它沒有支持或增進需求的滿足。
這些是森林、山巒甚至或是愛犬所無法滿足的。只有從他人那裡，我們才能夠得到完全滿足的尊重、保護與愛意，也只有面對他人，我們才能毫無保留地奉獻這一切。我們發現，這一切恰恰是融洽的朋友、情侶、父母子女，師生之間所彼此給予的。這些正是我們從任何類型的良好人際關係中所追求的滿足。剛好是這些需求的滿足成為生育優秀人類的絕對必要的先決條件，它轉而又是全部心理療法的最終目標（如果不是即刻目標的話）。
那麼，我們一系列定義的全面性的推論將是：（1）從根本上說心理療法不是唯一的關係，因為它的一些基本特質在所有「良好」的人際關係中都可以找得到；[71]（2）如果這點成立的話，從心理療法的本質是良好或不良人際關係這一觀點看，心理療法的這一方面必定受到比它通常所接受的更加徹底的評判。[72]
1.把良好的友誼（無論是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或是人與人之間）作為我們良好人際關係的範例，對其稍加仔細地剖析，我們會發現它們比起我們所說的那些事物能夠提供更多的滿足。彼此坦率、信任、誠實、友善都可以被看作是除去其表面價值之外尚具有附帶的表達性、宣洩性的釋放價值（參見第十章）。一種健全的友誼也允許表達出適當程度的服從、鬆懈、幼稚和愚蠢，因為如果不存在任何危險，並且他人所愛所尊敬的是我們自己而非我們的面具與角色，我們就是我們本來的樣子：虛弱的時候就會感到虛弱，感到困惑的時候就想得到保護，希望推卸成年人的責任時就會變得天真幼稚。此外，即便是在弗洛伊德心理學的意義層面，一種真正良好的關係也能增進頓悟，因為一位好友或者丈夫會十分慷慨地為我們所考慮的問題提供對等的分析性解釋。
對於可以被寬泛地稱作良好人際關係的教育價值的事物，我們所談論得還遠遠不夠。我們的欲望不僅僅在於求得安全、為人所愛，還在於不斷地求知、充滿好奇、解開一個個謎題、開啟每一扇大門。此外，對於我們架構世界、深刻理解世界、使世界具有意義的基本哲學衝動，我們也不得不認真對待。只要良好的友誼或親子關係在這方面提供出相當多的東西，那麼這些滿足就會或應該會在某種特定程度上實施於良好的治療關係之中。
最後，我們可以就這一明顯（因此被忽視了）事實說幾句話，即愛與被愛具有同樣巨大的快樂。[73]在我們的文化中，愛意的公開的衝動就像性衝動、充滿敵意的衝動一樣而被嚴厲禁止——也許更有甚者。在極少數的幾種關係中，也許只有在三種類型的關係中我們才被允許公開表示愛慕之情；父母與子女之間、祖父母與孫輩之間，婚姻和情侶關係之中；我們知道即便是在這些關係中，它們也會多麼輕而易舉地變得令人窒息，並且混雜著尷尬、罪惡感、防禦、發揮作用、爭奪支配地位等。
強調治療關係允許甚至是鼓勵愛與情感衝動的公開語言表達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在這裡（也在各種「人格成長」小組中）它們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人們所期待的東西，也只有在這裡，它們才被有意識地清除了不健康的雜質，因而得到了淨化，發揮出最好的作用。這類事實準確無誤地說明有必要重新評估弗洛伊德關於移情與反移情的觀點。這些觀點來自於對疾病的研究，在涉及健康時未免就過於局限了。它們必須加以括充，把健全的與不健全的、理性的與非理性的統統包括進去。
2.至少可以區分出三種不同性質的人際關係：支配—從屬、平等相待、淡漠或放任。這些關係連同治療師—患者關係已在不同方面說明過了。
治療師可以把自己看成其患者的主動的、決策性的、掌管一切的上司，或者他可以作為一項共同任務的參與者與患者聯繫在一起，或者最後他可以把自己變為患者面前的一面冷靜的、毫無感情的鏡子，永不參與其中，永不帶有感情地接近，只是永遠保持分離。最後這一類型是弗洛伊德介紹的，但另外兩種類型儘管正式些，實際上更加普遍，它們是唯一適用於正常人類情感的標誌，因為精神分析的對象是反移情的，即非理性的、病態的。
如果治療師與患者之間的關係是患者得以獲得他的必要治療藥物的媒介——正如水是魚類在其中尋找到其所需之物的媒介一樣——那麼就必須從什麼樣的媒介最適用於什麼樣的患者這一角度而非從媒介本身考慮。我們必須防止僅僅選擇一種媒介作為忠實的支持，而把其他媒介一概排斥在外的做法。在優秀治療師的治療方法中，所有這三類媒介以及其他尚未發現的媒介都有所體現。
從上面的描述可以得到以下推斷，即，患者普遍將在一種溫暖的、友愛的、民主的夥伴關係中得以最好地成長；但是，對於大多患者而言，並非最佳的氣氛根本不允許我們把它變為規則。對於較為嚴重的慢性穩定性神經症而言，這一點尤為真實。
對某些將仁慈視為軟弱的獨裁主義性格而言，絕不能允許對治療師的輕視任意滋長。嚴格地控制、明確地限制隨意性對於患者最終的獲益，也許是必要的。蘭克學派（Rankeans）在討論治療關係的局限性時特彆強調了這一點。
另一些人，學會了將情感視為圈套和陷阱，出於焦慮他們除了離群索居之外對一切都表現得畏手畏腳。深藏的罪惡感可能「強烈要求」懲罰。不顧後果、自我危害的東西可能需要正面的命令使其免遭無法彌補的自我傷害。
但是治療師在應對他與患者之間形成的關係時，應該保持儘可能清醒的認識，對於這一法則不可能有任何例外。雖然由於治療師自己的性格的緣故，他會自然地傾向於一種類型而不是另一種類型，但是就其患者的利益考慮，他也應該能夠控制自己。
在任何病例中，無論是從總體還是從個別患者的角度，如果這種關係是糟糕的，那麼心理療法的其他任何資源還會產生什麼效力也就令人懷疑了。這一點大致成立，因為這樣一種關係永遠不會被輕易進入也不會被輕易打破。然而縱使患者是與他所深惡痛絕或者對其感到不安的人待在一起，在這段時間裡也很容易產生自我防禦、挑戰反抗、以及患者企圖把惹煩治療師作為自己的主要目標。
總之，雖然一種令人滿意的人際關係的構成本身也許並不是目的，而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但是它仍然必須被看做是心理療法的必要的或亟需的先決條件，因為它通常就是配製全人類所需的基本心理治療藥物的最佳媒介。
這一觀點尚有另外一些有趣的含義。如果心理療法就其最終本質而言是由這一內容構成的，即，為患者提供那些他本來應該從良好人際關係中得到的特質，那麼這也就等於把心理學意義上的患者界定為一個與他人從未建立過足夠良好關係的人。這與我們前文把患者界定為一個沒有得到足夠的愛意、尊重等的人的定義並不相悖，因為他只能從他人那裡得到這一切。如此一來，儘管這些定義似乎成了同義反覆，但是每一個定義都把我們向不同的方向引導，使我們得以領略治療的不同方面。
疾病的第二個定義產生了一個後果，它為心理治療關係提供了另一個解釋。心理治療關係被大部分人看作是令人絕望的措施、最後的依靠，因為大體只有患者才會進入這種關係之中，它也就逐漸被人認為，甚至是被治療師本人認為不過是像外科手術那樣怪異的、病態的、反常的一種不幸的必需之物。
這確實不是人們進入諸如婚姻、友誼或夥伴關係等其他有益關係之中時所持的態度。但是至少從理論上而言，心理療法類似於友誼，正如它類似於外科手術一樣。那麼它就應該被看作是一種健康的、值得嚮往的關係，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以及在某些方面，它應當被看作是人類之間一種理想的關係。從理論上而言，人們理應盼望它，迫切地進入其中。這就是從前文的考慮中應該得到的推斷。然而事實上，我們知道這並非常情。當然這一矛盾被很好地意識到了，但是它還沒有被神經病患者無法避免地執著於病患的需要而完全地解釋。我們還必須在對心理治療關係的根本性實質的誤解（不僅是患者的，而且還有許多治療師的誤解）這一方面加以解釋。我發現，當解釋不是按照更為常見的方式而是像我上文所做的那樣交待給潛在患者的時候，他們更容易進入治療狀態。
心理療法的人際關係定義的另一個結論是，它使得「把治療的某一個方面看成是技巧訓練」成為可能，這些技巧訓練是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慢性精神病患者在沒有特殊幫助的情況下做不到這一點），可以證明這點具有可能性，以及發現它是多麼令人愉快且富有成果的。這樣可以期待通過訓練的轉化，使得能夠與他人形成深厚的友誼。可以推測，患者就會像我們一樣，從我們的友誼、孩子、妻子或丈夫、以及同事那裡得到所有必要的心理藥物。就此而論，心理療法還可以以另一方式界定，即，它使患者有所準備以便獨立建立人類所嚮往的良好人際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相對健康的人能夠得到他們所需的諸多心理藥物。
從前述觀點得出的另一個推論是，理想狀態下患者與治療師應該是雙向選擇的，進一步而言，這一選擇不應僅僅建立在名譽、收費、技巧訓練、技能等之上，還應建立在一般人類的彼此好感之上。這一點很容易在邏輯上得到闡明：它至少應該縮短治療的必要時間，使它對患者與治療師更為容易、更有可能達到理想的治癒，並且使整個經歷對兩者都有裨益。這一結論的其他必然結果將是，從理想上而言，兩者的背景、智力水平、經歷、宗教、政治、價值觀等應該更為接近。
現在必須清楚的是，治療師的人格或性格結構即使不是至關緊要的問題，也必然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他必須是這樣一個人：能夠輕鬆地進入心理療法的理想的良好人際關係之中。而且，他必須能夠對許多不同類型的人，甚至對所有人做到這一點。他必須熱情待人、充滿同情心，而且能夠有把握地給予他人尊重。就心理學意義而言，他應本質上是一個民主的人，即，他以尊重的態度看待他人只是因為他們是人、是獨一無二的。一言以蔽之，他在感情上應該是可靠的，他應當具有健康的自尊。此外，他的生活狀況應該在理想上足夠好，致使他不再為自己的問題所累。他應該婚姻幸福、生活富裕、好友相伴、熱愛生活，總體而言能夠過得舒暢。
最後，所有這一切表明我們可以很好地揭示這一（被精神分析學家）過早地結束了的問題，即，正式療程結束後，治療師與患者間連續不斷的社會接觸也被封鎖了，這一點甚至發生在治療進行當中。
具有心理治療作用的良好人際關係
我們已經拓展並概括描述了心理療法的最終目標以及產生這些終極效果的特殊藥物，因而從邏輯上講，我們已經決心拆除那些將心理療法阻擋於其他人類關係與生活事件之外的藩籬了。存在於普通個人的生活之中、幫助他向著技術心理療法的終極目標前進的那些事件與那些關係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稱作是具有心理療法作用的，即使它們發生在辦公室之外，且沒有受益於專業治療師。可見心理療法研究的一個完全正當的部分是研究良好的婚姻、友誼、父母、工作、教師等所帶來的日常奇蹟。從這種看法中直接產生的原理的一個實例是，當患者能夠接受並應對治療關係時，技術療法應該比它更依賴於引導患者進入這些關係。
當然我們不必像專業工作者那樣擔心將保護、愛意與尊重他人這樣一些重要的治療工具交到業餘者手中。儘管它們當然是極具威力的工具，但它們並不因此是危險的工具。我們可以認為在通常情況下我們愛著某人、尊重某人但決不可能傷害他（除非偶遇神經病患者，其病情已經非常糟糕了）。如此期待是正當的：關心、愛意與尊重這些力量幾乎永遠只會帶來好處，不會帶來傷害。
接受了這一點，我們就必須明確地確信不僅每一位正常人是潛在的無意識的治療師，而且我們還必須接受以下推論，即，我們應該認可、鼓勵並傳授它。至少這些可以被我們稱之為業餘心理療法的基本要素的東西所有人都能掌握的。大眾心理療法（運用公共健康與私人診療之間對比的相似性）的一個明晰的任務就是傳授這些事實，將其廣而傳播，肯定每一位教師、患者，理想而言最好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理解它們並運用它們。人們總是到他們所尊重、所愛慕的人那裡尋求忠告與幫助。心理學家、宗教家也就毫無理由不使這一歷史現象程式化、語言化、並弘揚到普遍性的程度。讓人們都清楚地意識到每當他們威脅他人，或沒有必要地侮辱傷害他人，或擺布排斥他人的時候，他們就成了精神病理學行為的始作俑者，即使這些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希望人們也都意識到善良、有益、正派、心理學意義層面的民主、慈愛以及溫暖的人就是心理療法的力量，即使它們也是微不足道的。[74]
心理療法與良好社會
與上文討論的良好人際關係的定義相併行，我們可以探討現在亟需的良好社會的定義的內涵，這一社會是把成為健全的、自我實現的人的最大可能性提供給社會成員。反過來這就意味著良好社會是依照如下方式建立起制度安排的一個社會，它扶植、鼓勵、獎掖、滋生最大限度的良好人際關係以及最小限度的不良人際關係。從前述定義與說明得出的必然結論是良好社會與心理學意義上的健康社會是同義的，而不良社會與心理學上的病態社會是同義的，反過來也就分別意味著基本需求的滿足與基本需求的阻撓，即，不充分的愛意、情感、保護、尊重、信任、真實與過多的敵意、侮辱、恐懼、輕蔑與主宰。
應該強調的是由社會與制度壓力促進的治療的或病理的結果（使其更加容易、更加有利、更加可能、賦予它們更多基本的以及次要的收益）。它們並非絕對地決定其命運，或者使其絕對地不可避免。我們對於簡單的與複雜的社會中的人格範圍了解得足夠多了，一方面尊重人性的可塑性與順應性，另一方面尊重少有的個體中業已成型的性格結構的特殊固執性，這使得他們有可能抵抗甚至無視社會壓力（參見第十一章）。人類學家似乎總是能夠在殘酷的社會中發現善良之人，在和平的社會中發現好戰之徒。就我們現在所知，我們不能像盧梭那樣依據社會契約來責難全部人類的罪惡，我們也沒有膽量期望全人類僅僅藉助於社會進步而變得幸福、健康與聰慧。
就我們社會而言，我們能夠以不同的觀點審視它，而它們對於不同的意圖均有裨益。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為我們的社會或者任何其他社會折中找一個標準，把它稱作相當病態的、極其病態的等。然而對我們而言，更為有用的將是測量與平衡彼此對立的病態促進力量與健康促進力量。隨著控制忽而轉向一套力量、忽而又轉向另一套力量，我們的社會明顯地在兩種不穩定平衡之間搖擺不定。不對這些力量進行測度與實驗是沒有道理可言的。
拋開這種泛泛的考慮而轉向個別心理學的問題，我們首先就要面對文化的主觀闡釋這一事實。按照這一觀點，我們可以說對於神經病患者而言，社會也是病態的，因為他在其中領略了壓倒性的危險、恐怖、攻擊、自私、侮辱與冷漠。當然也可以理解當他的鄰居審視同一種文化、同一個人群時，他也許發現社會是健康的。這些結論在心理學層面並不彼此矛盾；它們可以在心理學層面上同時並存。由此可以得出，每一個病情頗重的人都是主觀地生活在一個病態社會之中。把這一論述與我們前文關於心理療法關係的討論結合起來，可以得出結論：療法可以被描述成一種建立小規模良好社會的企圖。[75]即使在社會的多數成員看來這個社會是病態的時候，同一描述也是適用的。
那麼從理論上講，心理療法在社會層面上也就意味著與病態社會中的基本壓力和傾向背道而馳。或者更為概括地講，無論一個社會基本的健康或病態的程度如何，治療意味著在個人層面上與其社會中產生病態的力量進行搏鬥。可以說，在根本的認識論意義上，它試圖力挽狂瀾、從內部進行瓦解、表現出革命性或徹底性。那麼，每一位心理治療師也就正在或應該在小範圍而非大範圍內與其社會中的心理病理的遺傳力量作鬥爭，如果這些力量是舉足輕重，那他實際上是與其所在的社會作鬥爭。
顯然，如果心理療法能夠得到極大的推廣，如果心理治療師每年不是應對若干個患者，而是數百萬的患者，那麼這些與我們社會本質相牴觸的微小的力量將變得有目共睹。那麼社會將發生變化也就毋庸置疑了。首先，變化將偶然出現在有關熱情、慷慨、友好諸如此類特質的人際關係之中；當足夠多的人們變得更加熱情好客、慷慨大方、善解人意、與眾合群的時候，那麼我們便可以放心，他們必將推動法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變化。或許訓練小組、會心小組以及許多其他類型的「個人成長」小組與流派的迅速推廣可以對社會產生可觀的影響。
在我看來，無論是多麼良好的社會，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病態。如果威脅不是來自於其他人，那它們也總會來自於自然、死亡、疾病，甚至來自於一個純粹的事實——群居於社會之中；儘管這對我們自己大有益處，但是我們也有必要修正滿足我們欲望的方式。我們也不敢忘記人性自身，即便不從天生的惡念中也會從無知、愚蠢、恐懼、誤傳、笨拙中釀出罪惡。參見第九章。
這是一套極其複雜的相互關係並且極易被誤解，或者說是它極易誘導人們去誤解。也許用不著大作篇幅我就能夠防備這點，我只是提請讀者看一下我在論及烏托邦社會的心理學的研討課為學生們準備的論文就夠了。它強調了經驗的、實際上可以獲得的東西（而非難以企及的幻想的東西），並且它堅持不斷深化的表述而非或此或彼的表述。這一任務被如下問題結構化了：人性所允許的社會的良好狀況如何？社會所允許的人性的良好狀況如何？考慮到我們已知的內在的人性局限性，我們能夠期待的人性的良好狀況如何？從社會自身本質所固有的困難處著眼，我們所能奢望的社會的良好狀況如何？
我個人的判斷是，完美之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人類比起大多數人所認為的那樣具有更大的可改進特性。至於完善的社會，在我看來這是無法實現的希望；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這樣明顯的事實的時候，甚至打造一種美滿的婚姻、友誼或親子關係也幾乎沒有可能。如果純潔無瑕的愛戀在兩人之間、家庭當中、人群中間都難以得到，那麼對於20億人而言將會多麼困難？對於30億人呢？顯然，伴侶、群體和社會儘管不能盡善盡美，但它們明顯是可以改進的，而且也有好壞程度之分。
此外，改進伴侶、群體和社會以便抵禦變化無常的可能性，這一點我認為我們知之甚多了。改進個人可是數年治療工作的問題，甚至「改進」的主要方面竟是允許他從事終身改造自己的任務。迅速地自我實現，這在轉變、頓悟或覺醒的偉大瞬間確有發生，但這不過是鳳毛麟角而已，且不能有所指望。精神分析學家早就學會了不去僅僅依賴於頓悟，但現在卻強調「力爭通過」冗長的、緩慢的、痛苦的、重複的努力而利用並運用頓悟。在東方社會，心靈導師和引導者通常也會持有同一論點，即，改善自身是一種畢生的努力。現在，訓練小組、基礎會心小組、個人成長小組、情感教育等領導者中的那些更富有思想和更為清醒的人漸漸意識到了這一點，這些人現在正置身於摒棄自我實現的「大爆炸」理論的痛苦歷程中。
當然，這一領域中所有的系統闡述必將是不斷深化的表述，如以下所示：（1）大眾社會越是健康，個人心理治療也就越沒有必要，因為病態的只有寥寥數者。（2）大眾社會越是健康，患者也就越有可能在沒有技術療法的介入之下通過良好的生活經歷得到幫助或者得以治癒。（3）大眾社會越是健康，治療師也就越是容易治癒他的患者，因為對患者而言簡單的滿足療法是更有可能被接受的。（4）大眾社會越是健康，頓悟療法就越是有效，因為有諸多事物來支持良好的生活經歷、良好的關係等，同時伴隨著戰爭、失業、貧困以及其他社會病理誘發影響的相對消失。很顯然，這類易於驗證的若干定理是完全可能的。
這樣一些有關個人疾病、個別療法與社會本質之間相互關係的描述對於幫助解決這一常常表述出來的悲觀主義矛盾是必須的：「在起初產生病態健康的病態社會中，怎麼可能會有健康或健康的改善呢？」這個兩難推理中所暗含的悲觀論調與自我實現者的出現，與心理療法的存在（心理療法通過實際的存在說明了其可能性）是相互矛盾的。即便如此，即使僅僅把這一完整的問題向經驗研究開放，它也有助於提供一種其是如何成為可能的理論。
現代療法中訓練與理論的角色
隨著病情變得日益嚴重，從需求滿足中獲得裨益也就愈發不可能了。在這個連續統一體中存在這樣一點，在這一點上：（1）人們甚至不再追求並渴望基本需求的滿足，而是將其放棄以支持神經病需求滿足；（2）即使提供了基本需求的滿足，患者也無法利用它們。為患者提供情感是無濟於事的，因為他害怕它、不相信它、誤解它，最終拒絕它。
恰是在這一點上，專業（頓悟）療法變得不僅必要而且無以替代。其他的療法都不起作用，建議、宣洩、症狀治療、基本滿足都行不通。因此，越過這一點，我們可以說步入了另一番天地，那是一個被其自身法則所統轄的地方，在這裡本章到目前所討論的全部原理若是不經修改或限定便不再適用了。
專業技術療法與業餘療法之間的區別是巨大且重要的。要是早在三四十年以前，我們就不必為上述討論添加任何東西了。然而今天卻有必要這麼做，因為從弗洛伊德、阿德勒等人的革命性發現開始，20世紀的心理學發展正將心理療法從一種無意識的技巧轉變為一種有意為之的應用科學。現在存在著一些適用的心理治療工具，但它們並不是自動地適用於良好的個人，而是僅僅適用於那些智力超群且接受過如何使用這些新技巧的嚴格訓練的人。它們是人為的技巧，不是自發的或無意識的技巧。它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不依賴於心理治療師的性格結構而被傳授。
在此，我想只談一談這些技巧當中最為重要、最具革命性的，即，使患者產生頓悟，也就是說，使他的無意識的欲望、衝動、禁錮、思想為他有意識地利用（成因分析、性格分析、牴觸分析、移情分析）。主要是這一工具使得具備必要良好人格的專業心理治療師比起只具備良好人格卻沒有專業技術的人具有更大的優勢。
這一頓悟是如何造成的呢？迄今為止，造成頓悟的技巧若不是全部那也是大部分並沒有太多地逾越弗洛伊德詳細闡述的內容。自由聯想、夢境解析、日常行為意義闡釋是治療師幫助患者獲得意識頓悟的主要途徑。[76]還有一些其他可能性作為例子，但它們不太重要。導致某種方式的分離並利用這一分離的放鬆技巧以及各種技巧並不比所謂的弗洛伊德技巧更加重要，縱使它們比起今天來曾被更好地運用過。
在一定範圍之內，任何一個智力不錯的人只要他願意參加精神病學與心理分析學學院以及臨床心理學研究生院所提供的適當訓練課程，他就能夠獲得這些技巧。確實，正如我們所預料的，在使用它們的功效方面存在著個別差異。從事頓悟療法的一些學者似乎比其他學者具有更好的直覺。我們可以感覺到被我們歸為良好人格的那類人，比起不具備這類人格的人，將會更為有效地運用它們。所有的精神分析學院都把對學生的人格要求列為其中一部分。
弗洛伊德提供給我們的另一個偉大的新發現是意識到了心理治療師自我理解的必要性。當治療師的這種頓悟的必要性被精神分析學家承認的時候，持有另一種見解的心理治療師們尚未正式承認它。這是一個錯誤。從這裡描述的理論中得出：使得治療師的人格變得更好的任何力量由此也會把他變成一位更好的治療師。精神分析或治療師其他深刻的療法能夠有助於這點。如果有時它沒能完全治癒，那它至少可以使治療師意識到那些可能的威脅他的東西，意識到他內心之中衝突與受挫的主要地方。結果，當他接觸患者的時候，他就能夠忽略自身的這些力量，並且調整它們。由於總是意識到它們，他就能夠屈從於他的理智。
我們說過，在過去，治療師的性格結構比起他所倡導的任何理論來都更顯重要，甚至比他所運用的意識技巧都來得重要。但是這種重要性隨著技術療法變得愈發複雜而一定會變得越來越小。在對出色的心理治療師的總體描述中，近一二十年來他的性格結構的重要性逐步減弱，未來還會繼續減弱，而他的訓練、才智、技巧、理論已經逐漸變得越來越重要了，我們可以放心，將來有一天它們會變得舉足輕重。我們曾讚美過智慧年長女性的心理治療技巧是出於以下簡單的原因：過去這些技巧只有心理治療師可以獲得，其次是現在以至未來在我們稱之為業餘心理療法的領域裡它們將是始終重要的。但是，依靠拋擲硬幣來決定是否去找牧師或是精神分析學家不再是理智的或正當的了。優秀的專業心理治療師把直覺手段遠遠拋在了後面。
我們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將來，特別是如果社會狀況改善了，職業心理治療師的作用將不會是服務於消除疑慮、紿予支持及滿足其他需求，因為我們將從非專業的同儕中獲得這一切。一個人將為了治療那些簡單滿足療法或釋放療法力所不及的疾病而來，而這些疾病只有那些未被外行所掌握的專業技巧才能處理。
自相矛盾的是，從前述理論中也可能演繹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如果相對健康的人更容易受到心理療法的影響，那麼很有可能更多的技術治療時間將預留給最健康的人而非最不健康的人，其明顯理由在於一年之內改善十個人比只改善一個人要更好一些，尤其是當這些極少數的人就處在關鍵的非職業治療地位時，例如，教師、社會工作者、內科醫生。這已經在很可觀的程度上發生了。經驗豐富的心理分析師以及存在主義分析學家的大部分時間是用於訓練、教育以及分析年輕的治療師。現在，心理治療師面向內科醫生、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家、護士、牧師和教師授課也是極為普遍的。
在離開頓悟療法這一主題之前，我認為分辨一下頓悟與需求滿足之間迄今暗含的二分法是恰當的。純粹的認知或理性主義的頓悟（冷靜的，不帶情感的認識）是一回事；有機體的頓悟是另一回事。弗洛伊德學派有時談到的徹悟就是承認這一事實：僅僅對於某人病症的認識，甚至當我們再加上對於病源的認識以及對於它們在當今心理經濟中能動作用的認識本身常常是不具療效的。同時還應該有情感的體驗、體驗的真實重現、宣洩以及反應。也就是說，徹悟不僅僅是一種認知體驗也是一種情感體驗。
更為微妙的爭論是：這種頓悟常常是意動的、需求滿足的或是受挫的體驗，是確實感覺到為人所愛、或是被人遺棄、或是被人鄙夷、或是被人排斥或是受人保護。心理分析師所謂的情感最好被看作是對於實現的反應，例如，一個人由於生動地重溫了二十年（受壓抑或者被曲解至今）的體驗，意識到父親畢竟是真心愛他的；或者通過切實地經歷了恰當的情感體驗，他猛然意識到他原來憎恨他自以為鍾愛的母親。
這種認知、情感和意動並存的豐富體驗，我們可以稱之為有機體的頓悟。但是假設我們一直致力於主要研究情感的體驗呢？我們還應該必須不斷地拓展這一經驗以便容納意動成分，我們最終應該發現我們是在談論有機體的或整體論的情感等。對於意動體驗說來亦然，它也將拓展到整個有機體的非機能體驗。最後一步將是意識到除了研究者方法的角度不同，有機體頓悟、有機體情感和有機體意動之間並沒有什麼差別，並且最初的二分法將被顯而易見地視作過於拘泥於原子論從而無法切入主題的人為產物。
自我療法，認知療法
這裡描述的理論的一個含意是，自我療法比起人們通常所意識到的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同時又具有更大的局限性。如果每一個人都學會理解自己缺少了什麼，了解自己的基本欲望是什麼，大致學會表明缺少這些基本欲望的滿足的症狀，那麼他就可以有意識地著手嘗試著補償這些匱乏。我們完全可以說，按照這一理論，大多數人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比起他們所意識到的更有可能自我治癒在我們社會中如此普遍存在的大量的輕微失調。愛戀、安全感、歸屬關係、尊重他人幾乎成了應對情境紊亂甚至是某些輕微性格紊亂的靈丹妙藥。如果一個人明白他應該擁有愛意、尊重、自尊等，他就能夠有意識地尋覓到它們。當然誰都會同意，有意識地尋覓到它們會比試圖無意識地補償其匱乏更好且更富有成效。
但是當這一希望被提供給了許多個人的時候，並且當他們比起一般所認為的被給予了更廣泛的自我療法的可能性的同時，對他們來說，尚有若干問題非常有必要求助於專業人士。首先，在嚴重的性格障礙或存在性神經症方面，清晰地理解產生、引發或維持這一紊亂的動力力量是絕對必要的，此後對於病人的治療才能不僅僅具有改善的效果。正是在這裡，造成意識頓悟所必需的全部工具必須得到運用，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替代這些工具而且目前只有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治療師才能運用它們。就永久治癒而言，一旦一個病例被認定是嚴重的，那麼來自於外行、來自於智慧年老女性的幫助十之八九會變得毫無用處。這就是自我療法的基本局限性所在。[77]
集體治療：人格成長小組
我們心理治療方法最終意味著更加尊重集體治療以及訓練小組等。我們非常強調這一事實，即，心理療法與人格成長是一種人際關係，僅基於先天的原因，我們應該感覺到把兩個人擴展為一個更大的組群可能會大有裨益。如果普通療法可以被想像成二人理想社會的縮影，那麼集體治療就可以被想像成十人理想社會的縮影。我們已經有強烈的動機來試驗集體治療了，也就是說，節省金錢與時間以及使得越來越多的患者能夠獲得心理治療。但是除此以外，我們目前的經驗數據表明集體治療與訓練小組可以做到個人心理療法所做不到的事情。我們已經知道當患者發現與小組的其他成員幾乎是同病相憐，他們的目標、衝突、滿足與不滿、潛在衝動與思想在社會中可能幾乎是十分普遍的時候，他們也就極易擺脫單一感、孤獨感、內疚感或罪惡感。這就削弱了這些潛在的衝突與衝動具有的精神病患誘導性。
對於治療的另一個期待也從實際實踐中得到證實。在個別心理治療中，患者要學會與至少一個人——治療師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那麼人們也就希望他能夠將這一能力轉移到他的一般社會生活中。他常常可以做到，但有時也做不到。在集體治療中，他不僅學習如何與至少一個人建立這種良好關係，而且在治療師的監督下，開始同整整一組其他的人一起實踐這一能力。總體而言，已有的實驗結果儘管不會令人吃驚，卻無疑是鼓舞人心的。
正是由於這種經驗數據以及來自理論的推理，我們應該迫切地進行更多的集體心理療法的研究，這不僅僅因為它是技本心理療法頗有前途的先導者，而且還因為它無疑會教授我們許多普通心理學理論方面的知識，甚至是有關廣義社會理論方面的知識。
訓練小組、基礎會心小組、敏感訓練以及被劃入人格成長小組或有效教育研究班和工作坊的其他所有小組亦是如此。儘管過程不同，但可以認為它們都具有與所有心理治療師相同的高遠目標，即，自我實現、完滿人性、更加充分地發揮種屬與個人的潛力等。像任何一種心理療法一樣，在有能力的人手中，它們就會創造奇蹟。然而我們也有足夠的經驗可以理解，在操作不當時，它們便會無濟於事或者帶來危害。因此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這一結論當然不足為奇，因為完全同樣的結論對於外科醫生以及其他所有的專業人士而言同樣真實。我們尚未解決以下問題：一位外行或業餘人士如何能夠選擇頗具能力的心理治療師（或內科醫生、牙醫、宗教領袖、導師、教師）而避免選擇資歷平庸之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