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機與人格 · 第十三章　對於個體和類屬的認識

引言 對於所有經驗、行為和個體，心理學家都持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心理學家也許會研究一種經驗或行為本身，把它們看成是與眾不同且獨具特徵的，也就是說，把它們視為有異於整個世界上任何其他的經驗、個人或行為。或者，在對經驗作出反應的時候，心理學家也可以不將其視為是獨一無二的，而是將它們看作是典型的，即某種經驗類別、範疇或標籤中的一個例證或代表。這就是說，心理學家並不是在最嚴格的層面上檢查、注意、感受乃至體驗某一事件的；他的反應就好似一位檔案管理員只消查看幾頁文檔，便可將其歸入甲類、乙類或他類。我們可以用「標籤化」（rubricizing）一詞來表示這一做法。對那些不喜歡新詞的人而言，「BW似的抽象活動」（abstracting BW）一詞也許更好一些。B和W分別代表伯格森（Bergson）[43]和懷特海德（Whitehead），這兩位思想家對我們理解這一危險的抽象活動貢獻最大。[44] 這種區別是隨著對作為心理學基礎的基本理論進行嚴肅研究而自然產生的副產品。總體而言，絕大多數美國人的心理活動都是這樣進行的，就好像現實是穩固不變的而非變化發展的（是一種狀態而不是一個過程），好似分離的、附加的，而非互相聯繫、形成格局的。這種對現實的動態發展和整體分析的盲目無知造成了學院派心理學的諸多弱點和失敗。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沒有必要製造二元對立，或者選邊站隊。現實既有穩定性又富有變化，既有相似性又有差異性；「整體—動態論」也有可能像「原子—靜態論」一樣片面且教條主義。在本章中，如果說我們強調一方而犧牲另一方的話，那是因為我們必須讓畫面圓滿、恢復平衡。 在本章中，我們將根據以下一些理論思考來探討認知問題。筆者深信，諸多被視為認知的東西其實都不過是認知的替代品而已，都只是一些經過了兩道手的把戲。人們都是生活在流動變化的現實之中，但人們往往又不願承認這一事實，由此造成的那些生活中的緊急事件就使得這些二手把戲成為了不可缺少的事物。我在本章中特別希望對這一觀點進行一番闡述。由於現實是動態發展的，而且由於普通西方人只能較好地認識靜止不動的事物，這樣我們大量的注意、感覺、學習、記憶和思想所處理的，實際上不過是那些從現實中靜態地抽象出來的事物或者某些理論建構罷了，而非現實本身。 也許有人會認為本章旨在討伐抽象和概念，為了避免這種誤解，我想明確說明一點：離開了概念、概括和抽象化，我們將無法生存。但關鍵在於，它們必須建立在經歷而非空洞的基礎之上；它們必須植根於實實在在的現實之中、並與其聯繫在一起；它們必須具備有意義的內容，而不能只是一些詞句、標籤和抽象概念。本章所要論述的是那種病態的抽象概念，那種「把具體事物簡化歸結為抽象概念的理論」，以及抽象理論的危險性。 注意的標籤化 「注意」的概念與「感覺」的概念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別。相對而言，注意的概念更側重於那種有選擇性的、準備性的、有組織性的和動員性的行動。這些行動不一定完全是由人們所注意的現實的本質而決定的，也不一定都是純粹的、全新的反應。眾所周知，注意也要由個體有機體的本質、人的興趣、動機、偏見以及過去的經歷等來決定。 然而，下面這一事實更接近我們的論點：在注意的反應中，我們可以覺察到新穎的、特質的注意，與陳規化的、標籤化的注意（標籤化的注意，即，某人可以在外部世界中辨認出一套業已存在於他的腦海中的範疇）之間的區別。換言之，注意有可能只不過是為了在世界上辨認或發現那些我們自己已經放置在那裡的事物，這是一種在經歷發生之前預先對它進行判斷的行為。也可以說，注意有可能只是將過去合理化、或者只是為了努力保持現狀，而不是對變化的、新穎的和演變的事物的真正的認識。我們只消注意那些已知的事物，或者將那些新穎的事物改換成熟悉的事物的模樣，這一點不難做到。 這種陳規化的注意對有機體的好處和壞處都是顯而易見的。很顯然，如果我們僅僅是要把一種經歷標籤化處理或者歸入某一類，這就意味著我們可以節省許多精力和體力，我們根本就不需要竭盡全力，進行全心投入的注意。而且，標籤化不要求全神貫注，並不需要有機體使出渾身解數。注意力高度集中，對於感知或理解一個重要的或新奇的問題是必不可少的；但我們都知道，這也是極其勞心費神的，因此這種做法比較少見。普羅大眾一般都喜歡精簡的讀物、凝練的小說、文摘雜誌、千篇一律的電影和充滿陳詞濫調的談話；總之，大眾都力求避免真正的問題，或者至少強烈地偏愛那些墨守成規的偽科學思想。以上這些就是上述結論最好的明證。 標籤化是一種部分的、象徵性的、有名無實的反應，而非一種完整的反應。它使得行為的自動性成為可能，也就是說一個人有可能同時做幾件事情，而這又意味著，低級活動只要以一種類似於反應的方式進行下去，就會使高級活動成為可能。總而言之，我們沒有必要去注意經驗中那些我們熟稔於心的因素。這樣，我們就不必作為個體、服務生、門衛、電梯操作員、清潔工以及任何身著工作服的人而去進行感覺了。[45] 這裡涉及一個悖論，因為以下兩種情況同時成立：（1）我們傾向於不去注意那些不能貼上我們已經構建好的標籤的事物，例如奇怪的事物；（2）正是那些異乎尋常的、尚不熟悉的、險象環生的或咄咄逼人的事物最容易吸引我們的注意力。一個陌生的刺激有可能是危險的（例如，黑暗中陡然一個聲響），也有可能是不危險的（例如，窗戶上的新窗簾）。我們會將全部的注意力給予那些陌生且危險的事物，對那些熟悉和安全的事物，我們的關注最少，而對那些新奇卻安全的事物，我們往往給予不多不少的關注，不然就將其轉化為熟悉和安全的事物，即標籤化處理。[46] 有一種有趣的推測是從這樣一個奇怪的傾向出發的，即，新穎陌生的事物要麼根本不能引起我們的注意，要麼就勢不可擋地吸引著我們的注意力。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不甚健康的）似乎都只對那些威脅性的際遇作出反應；就好像注意只能被看成是對危險作出的反應似的，注意似乎是在警告我們必須採取某種應急反應。這些人對那些不具威脅性的、沒有危險的體驗置之不理，這些體驗似乎根本就不值得注意，人們也沒有必要對它們作出任何其他認知上或情感上的反應。對這些人來說，生活要麼是一場危險的際遇，要麼就是在危險之間暫時鬆弛下來。 但是對有些人而言，情況卻並非如此。這些人並不僅僅對危險的情況作出反應；或許他們更有安全感、更自信，因而能夠回應、注意甚至沉醉於那些不但沒有危瞼反而令人興奮的體驗。我們已經指出，這種積極的反應，無論是柔和的還是強烈的，無論是一種淺嘗輒止的愉悅享受還是一種勢不可擋的心醉神迷，都如同應急反應一般，調動了有機體的自主神經系統以及五臟六腑。這兩種體驗的主要差異在於，人們從內省中感到一種體驗是令人愉快的，而另一種體驗則是令人不悅的。這一觀察使我們看到，人類不僅被動地適應世界，而且還積極地從世界中獲得享受，甚至還主動地將自己的影響施於世界。大多數這類差異都可以用精神健康（權且這樣稱呼）這一因素的變化來加以解釋。對於那些相對焦慮不安的人而言，注意概莫能外是一種緊急機制，世界趨向於被簡單地劃分為危險和安全兩種類別。 這種注意與標籤化注意之間的真正差異是由弗洛伊德關於「自由浮動注意」[47]這一概念所提出來的。弗洛伊德之所以向人們推薦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注意，是因為主動的注意總是將人們的一系列期望強加到真實的世界。如果現實的聲音過於微弱，那這些期望足以將其淹沒。弗洛伊德建議我們屈從、謙卑和被動，只去關心現實會告訴我們什麼，使我們所感覺到的一切都由物質的內在結構來決定。這一切等於是說，我們必須把經歷看成是獨一無二的，看成是與世界上所有其他事物完全不同的，我們需要作出的唯一努力就是去把握經歷的本質，而非去試圖發現它是如何適應我們的理論、格局和概念。這就意味著鼓勵以問題為中心，反對以自我為中心。如果我們想要把握我們面前的某一經曆本身及其內在的本質，我們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撇開自我、經歷、預想、希望和恐懼。 在此，把科學家和藝術家研究某一經歷的各自不同的方法作一番我們駕輕就熟的（甚至是千篇一律的）對比，也許對我們有所幫助。如果我們讓自己去構想「真正的科學家」和「真正的藝術家」這樣的抽象概念的話，可能準確的說法是，科學家基本上是力求把經歷加以分類，將某一經歷與其他經歷聯繫起來，將它置於其在關於世界的一元哲學中應有的位置上，探尋這一經歷在哪些方面與所有其他經歷的相同或相異之處。科學家傾向於賦予這一經歷一個名稱，為它貼上一個標籤，把它放在其應有的位置，一言以蔽之，把它進行分類。而藝術家則不同，根據伯格森、克羅齊等人的觀點，如果他具備一位藝術家應有的樣子，那麼他最感興趣的就是他的經歷所具有的獨一無二的特徵。他必須把一個個經歷視為單獨的對象。每隻蘋果都是各不相同的；每一位模特、每一株樹、每一顆腦袋都是如此——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與別的東西完全相同的。有一位評論家在評論一位藝術家時說道：「他看見了別人視而不見的東西。」他對於把經歷加以分類，或把它們歸入到腦海中的卡片目錄的行為毫無興趣。他的任務是要發現經歷的新奇之處，然後，如果他有才華，再採取某種方式定格這一經歷，讓那些不那麼善於感知的人也能看到經歷的新奇之處。齊美爾（Simmel）所言極是，「科學家發現某物是因為他了解它，而藝術家了解某物則是因為他發現了它。」[48] 我們還可以再作一個類比，把上述差異解釋得更清楚。我稱其為「真正藝術家」的那些人還另在至少一個特徵上有別於常人。簡要而言，他們在看到每一次日落、每一朵鮮花、每一株大樹的時候似乎都能感到同樣的欣喜和敬畏，都能調動起自己全部的注意，都能作出強熱的情感反應，好像這是他們生平所見的第一次日落、第一朵鮮花和第一株大樹一樣。普通人面對任何奇蹟，無論其多麼不可思議，只要同一奇蹟發生了五次，他們就會對此無動於衷。而在一位真誠的藝術家眼中，同一奇蹟哪怕是已經出現了千百次，仍然能夠在他心中產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他能夠更加清晰明徹地看待世界，因為對他而言，世界是常新的。」 感覺的標籤化 陳規化的概念不僅適用於對偏見的社會心理分析，而且還適用於感知這一基本心理過程。感知也許並不是對真實事件的內在本質的吸收或記錄。在多數情況下，感知都是在對經歷進行分類，為它貼上標籤，而不是對其進行檢查；這種行為不能稱之為真正的感覺。我們在這種千篇一律的，或是標籤化的感知中所做的一切，與我們在言談中使用陳詞濫調別無二致。 例如，當我們被介紹給另一個人的時候，我們有可能對他感到新鮮，並且力求把他當作一個與生活中其他人不甚相同的獨一無二的個體來加以了解或感知。然而，我們卻往往給他貼上標籤，或者把他歸於某一類人。我們將他置於某一範疇或某一標籤之下，而不是把他視為一個獨一無二的個體；我們把他看作是某一概念中的一個實例，或者某一範疇中的一個代表。例如，他是中國人，而不是有名有姓的王龍，不是那個與他哥哥有著完全不同的夢想、抱負和恐懼的王龍。要不然他就被貼上以下標籤：或一位百萬富翁，或社會的一分子，或一位貴婦人，或一個小孩子，或猶太人或者別的什麼人。[49]換言之，一個進行陳規化感知的人著實應該更類似於檔案管理員而不是照像機。檔案管理員有一個裝滿文件夾的抽屜，她的任務就是將辦公桌上的每一封信件歸入甲類、乙類或他類的相應文件夾中。 在標籤化感知的許多例證中，我們可以列舉出以下人們感知各種事物的傾向： 1.熟悉、陳舊的，而非陌生、新穎的事物； 2.系統化、抽象化的，而非實際的事物； 3.有組織、有結構和單一的，而非混亂的、無組織的和模稜兩可的事物； 4.已經命名的或可以命名的，而非沒有命名的和不能命名的事物； 5.有意義的，而非無意義的事物； 6.傳統的，而不是非傳統的事物； 7.意料之中的，而非意想不到的事物。 而且，每當某個事件是陌生的、具體的、模稜兩可的、尚未命名的、沒有意義的、異乎尋常的或者出乎意料的，我們還是會有強烈的傾向把這一事件加以扭曲，削足適履地將它塑造成一個更為熟悉、更為抽象、更有組織的形式。我們易於把事件當作某些範疇的代表，而不是根據這些事件本身將它們視為是獨一無二的和自具特徵的。 在羅夏（墨跡）測驗，格式塔心理學、投射測驗和藝術理論的文獻中，我們都能夠找到關於所有這些傾向的不計其數的描述。早川（Hayakawa）在藝術理論中曾經以一位藝術教師為例：「這位教師經常告訴他的學生說，他們畫不出一隻獨特的手臂，這是因為他們只是把手臂看作是一隻普通的手臂；而且，由於他們這樣認為，他們往往就以為他們知道一隻手臂應該是什麼樣子。」夏特爾（Schachtel）的書中也充滿了這類有趣的例子。 顯然，一個人如果只是為了將某一刺激物歸類於一個早已構建的範疇系統中去，那麼他對這一刺激物就無須了解很多；但是如果他是為了理解並鑑別這一刺激物，那就沒有這麼容易了。真正的感知應該將刺激物視為獨一無二的，要完全掌握它、吸收它、理解它，因而也就需要耗費極其多的時間，這可不比貼標籤、編目錄，頃刻間即可完成。 標籤化遠沒有新穎的感知那樣有效，很有可能主要就是因為它具有瞬間完成的特點。在標籤化感知中，只有那些最為顯著的特徵才能用於決定反應，而這些特徵容易引人誤入歧途。因此，標籤化感知易招致錯誤。 因為標籤化感知同樣也使得人們不大可能去改正原先的錯誤，導致這些錯誤尤為重要。一個習慣於標籤化行事的人會強烈地傾向於保持原來的狀態，任何與陳規老套不相符合的行為都只能算作例外，無須認真對待。例如，假如我們出於某種緣故確信某人不誠實，然後我們想單設一局紙牌遊戲捉住他，雖然我們以失敗告終，但是我們仍舊稱其為小偷，認為他之所以變得誠實，是出於某種特殊的緣故，或者是為了掩人耳目，或者是懶惰作祟，諸如此類。如果我們對他的不誠實深信不疑，那麼即使我們從未發現他做過不誠實的事情，這也無濟於事。我們只是將他視為一個恰巧不敢在我們面前玩弄戲法的小偷。或者我們可以將他這一與平常不一致的做法視為有趣的行為，認為它並不代表此人的本性，不過是表面現象而已。如果我們堅信中國人像謎一樣高深莫測，那麼即使我們看見一位爽朗大笑的中國人，那也不會改變我們對中國人的成見，即，他只不過是一位古怪的、異常的或怪異的中國人罷了。關於標籤化或陳規化的這種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回答下面這一由來已久的問題，即，人們如何會在真理已經昭然若揭的時候還要固執地堅信謬誤。我知道，對於這種拒絕接受證據的態度，人們通常認為完全用壓抑或一般來說用動機力量就可以加以解釋。毫無疑問，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問題是，這一觀點是否揭示了全部真理，其內部與自身是否就是一個充分的解釋。我們的討論表明，人們看不到證據，是另有原因。 如果我們自己處於接受這種陳規化態度的一端，我們就可以略微地體會到那種強加於對象身上的歪曲行徑。當然，每一位黑人、每一位猶太人都能證實這一點，但這也常常適用於所有其他人。例如以下表述，「哦，他就是個服務生」或「又是一個姓瓊斯的人」，諸如此類。如果我們像這樣被隨意地歸於一類，與其他諸多我們感到在很多方面與之完全不同的人混為一談，我們通常會感到自己受到了冒犯、不得賞識。關於這一點，威廉·詹姆斯表述得最好，「理智在處理對象時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它與別的東西一併歸類。但是任何對我們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能夠喚起我們的獻身精神的對象都使我們感覺到它好像必定是自成一格、獨一無二的。假如一隻螃蟹知道我們如此乾脆利落、毫無歉意地將它歸類於甲殼動物，並以此對它進行處置的話，它也可能會怒不可遏，然後說，『我不是這樣的東西。我就是我自己，僅僅是我自己』」。 學習的標籤化 一種習慣往往是企圖通過使用以前某一成功的解決方法來解決眼下的某一問題。這意味著：（1）必須將眼下的問題置入某一問題的範疇；（2）必須選擇對於這一特定範疇的問題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因此，這就必然要涉及分類法，即標籤化。 習慣現象再好不過地描述了一個同樣適用於標籤化注意、感知、思維、表達等的現象，即：一切標籤化的結果都是試圖「要把世界凍結起來」[50]。但實際上，世界在無休止的變化之中，宇宙萬物都處於發展過程之中。從理論上講，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是靜止不動的（雖然為了某些實際的目的，許多東西是靜止不動的）。如果我們必須十分認真地看待理論的話，那麼，每一次經歷、每一個事件、每一種行為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無論重要與否）有別於此前曾經發生過的或者將來還要發生的一切其他的經歷、行為等。[51] 如此一來，正如懷特海也曾反覆指出的，把我們關於科學與常識的各種理論和哲學都建立在這一基本的且不可避免的事實的基礎之上，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事實上，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並不是這樣做的。以前曾經有人相信虛無空間的存在，那些亘古不變的事物被漫無目的地推入這一空間；雖然現在我們那些最富有經驗的科學家和哲學家都摒棄了這樣一些舊觀念，但這些口頭上遭到摒棄的觀念作為我們所有不太需要動用智力的反應的基礎仍然繼續存在。雖然我們已經而且必須接受一個變化發展的世界，但我們卻很少滿懷熱情地面對這一切。我們依然是牛頓忠實的信徒。 所有可列為標籤化的反應，都可以做以下這樣一個重新的界定：「為了能夠掌控世界，它們都企圖凍結、靜止或阻止這個不斷運動、富於變化的過程世界，」仿佛我們只有在這個世界靜止時才能駕馭它。關於這種傾向的一個例子是，靜態—原子論數學家為了以一種靜止的方式來對待運動和變化，於是就發明了一個巧妙的戲法，那就是微積分。為了本章的目的起見，那些心理學方面的例子也許更加切題；但是，我們有必要駁斥以下論點，即，習慣以及所有複製性的學習，都無一不是這種傾向的例證，這種傾向使得頭腦靜止的人要凍結這個過程世界，使之暫時靜止不動，因為他們不能駕馭或應對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 正如詹姆斯很久以前提出的，習慣是保守性的機制。為什麼會這樣呢？一方面，因為任何習得性的反應，僅僅由於其存在便足以阻止對同一問題的其他習得性反應的形成。但是另外還有一個原因，雖然同樣重要，但是通常卻被習得理論家們忽略了；這就是，學習不僅僅是肌肉反應，而且也是情感偏好。我們不僅僅學習講英語，我們還學著喜歡並偏愛英語[52]。如此一來，學習就不完全是一個中立的過程了。我們不能說，「如果這一反應有誤，我們就輕易地忘卻它，或者用一個正確的反應來代替它，」因為通過學習，我們已經有些束縛自己並獻上了自己的一片忠誠。因此，如果我們願意學好法語，那麼當我們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老師口音不好時，我們最好不學，待我們找到一個好老師時學習起來會更為有效。基於相同的原因，我們不能同意科學領域中那些不切實際地對待假設和理論的人的觀點。他們說，「即便是謬論也聊勝於無。」如果前述考慮尚有些道理，那麼真正的情況絕對沒有如此簡單。正如一句西班牙諺語所說的，「習慣起初如蛛絲，然後宛如鋼纜。」 這些批評絕不適用於一切學習，而只適用於原子論式的和複製性的學習，即，對孤立的特別的反應的辨別和回憶。許多心理學家在他們的著作中把這種複製性學習看作好像是過去對現在有所影響的唯一方式，或是過去的經驗教訓能夠有效地用於解決現在問題的唯一方式。這是一個天真的設想，因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實際習得的許多東西，即，過去那些最為重要的影響都既不是原子論式的，也不是複製性的。過去最為重要的影響、最有影響力的學習類型，是我們所謂的特質性或內在性學習，即，對我們所有經歷的特質的一切影響。因而，經歷並不像撿硬幣一樣是有機體一個一個獲得的；如果這些經歷有某些深刻影響，它們就會改變整個人。因此，某一悲劇性的經驗就會使他由一個不成熟的人變為一個更為成熟的人，能夠使他變得更加明智、更加寬容、更加謙遜，並使他能夠更好地解決成年人生活中的所有問題。與之相反的理論則會認為，這樣一個人只是以某種特殊的方式獲得了處理或解決如此這般某一特定問題（例如他母親的離世）的技巧；除此之外，他並無任何別的變化。這個例子實際上比通常那些把一個錯誤的音節同另一個錯誤音節盲目聯繫起來的例子更為重要、更為有用、更具典型性，而後者在我看來除了與其他錯誤音節有關係外，與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毫不相干。[53] 如果世界是處於一個過程之中，那麼每時每刻就都是全新且獨一無二的。就理論而言，所有問題都必定是新的。根據過程理論，任何一個典型的問題都是以前從未遇到過的，都是從根本上不同於任何其他問題的。一個與過去的問題十分相似的問題，根據這一理論都必須理解成一種特殊的情況而非一種典型的情況。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憑藉過去以尋找一個特定的解決辦法就不僅是有益的，而且也有可能是危險的。我相信，實際觀察會證明這一點不僅在理論上是正確的，而且在實際上也是真實的。無論如何，任何一個人，不管他持有什麼樣的理論偏見，都會同意這樣一個事實，即，至少有些生活問題是全新的，因而必須有新穎的解決辦法。[54] 從生物學觀點來看，習慣在人的適應方面有雙重作用，因為它們既是必要的，同時又是危險的。它們必然意味著存在某種不真實的東西，即，一個一成不變、靜止不動的世界，但它們通常又被當作人類最有效的適應工具之一，而適應又意味著有一個變化發展、生機勃勃的世界。習慣是一種業已形成的對某一情況的反應或對某一問題的答案。因為它已經形成了，它就會發展成一種惰性，抗拒變化。[55]但是當某一情況發生變化，我們對它的反應也應該隨之而發生相應的變化，或者做好迅速變化的準備。因此，習慣的存在有可能比毫無反應更加糟糕，因為習慣阻止我們並使我們不能及時對某一新的情況作出必要的新的反應。在論述同樣的問題時，巴特利特談到「外部環境的挑戰，部分是在改變，部分也是持續不變的；因而它要求我們作出易變的調整，但又不允許有一個嶄新的開始。」 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觀點來描述這一悖論，也許能把這一點解釋得更清楚。可以說，我們養成習慣是為了在處理反覆出現的情況時節省時間、努力和思考。如果一個問題以同樣的形式一再出現，無論何時，我們的心裡就會自動冒出某種習慣性的答案，進而為我們節省了大量的思考。這樣看來，習慣無非就是對某一反覆出現的、一成不變的且親切熟悉的問題的反應。我們之所以可以說習慣是一種「好像」反應（as-if reaction）——「好像這個世界是靜止的、不變的、常在的」，原因就在於此。諸多心理學家都注意到習慣作為調節機制的重要性，因而都一致強調重複性；上述的那種解釋毫無疑問就是由此而生的。 在許多時候，這種情況都是按它應該的那個樣子出現的，因為毫無疑問，我們經歷的諸多問題實際上都是重複的、熟悉的、相對不變的。一個從事所謂比較高級的活動——思考、發明和創造的人會發現，作為先決條件，這些活動需要無數精細的習慣來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小問題，以便創造者能夠自由地把他的精力投入到所謂更高級的問題中去。但這裡卻又牽涉到一個矛盾，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悖論。實際上，世界並不是靜止的、熟悉的、重複的、不變的；相反，它常常處於一個變化的過程中，是常新的，總是要發展成某一其他的東西，變動不居，剛柔相易。我們毋需討論這一點是否合理地概括了世界所有方面的特徵；為了論述的方便，我們不妨認為世界上的某些方面是恆定不變的，而另一些方面則不是如此，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形而上的辯論。如果我們認可這一點，那麼我們也就必須承認，無論習慣對於世界上那些恆定不變的方面是多麼地有效用，當有機體必須處理世界那些變化無常、起伏不定的方面時，當有機體必須解決那些獨一無二的、嶄新的、以前從未遇到過的問題時，習慣就肯定會起某種阻礙作用。[56] 這裡我們就遇到了一個悖論。習慣既是必要的同時又是危險的，既是有用的同時又是有害的。毫無疑問，習慣能節省我們的時間、努力和思考，但卻使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它們是適應性的一個最重要的武器，但它們卻又對適應性起著阻礙的作用。它們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歸根到底卻又與嶄新的、非標籤化的思想背道而馳，也就是說，面對新問題它們便束手無策了。儘管習慣在我們適應這個世界的時候有效用，但是它們卻常常阻礙著我們的發明與創造，也就是說，它們常常阻礙著我們去使這個世界適應我們自己。最後，它們往往以一種懶惰的方式代替了真實的和嶄新的注意、感知、學習和思想。[57] 最後我們還可以補充一點，如果我們得不到一套量規（參照系），複製性記憶就更是困難重重。關於這一結論的實驗方面的證明，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巴特利特的那本寫得極好的書。夏特爾在這一問題上也有著卓越的見解。在此，我們還可以補充另外一個例子，這個例子幸而也十分容易查證。筆者曾經在一次夏季田野調查中對一個印第安部落進行了實地考察。在考察期間，筆者發現，無論嘗試多少遍，都很難記住那些自己十分喜愛的印第安歌曲。筆者可以跟著一位印第安歌手把一首歌唱上十多遍，但是過不了五分鐘，就不能獨自地把這首歌唱出來了。對於任何一個具有良好音樂記憶的人而言，這都是一個令人困惑不解的經歷；只有當筆者意識到印第安音樂在基本結構和性質方面非常獨特，因而人們不能對照著一個參照系來進行記憶，他才能夠理解這一經歷。另外還有一個更簡單的例子，也許每個人都會遇到。這就是，一位講英語的人在學習譬如西班牙語時所遇到的困難，與在學習像俄語這樣的斯拉夫語時所遇到的困難是不大相同的。西班牙語、法語或德語中的諸多詞彙在英語中都能找到相應的同源詞，這位講英語的人可以把這些同源詞作為參照系。但是由於這些同源詞在俄語中幾乎完全不存在，如此一來，學習俄語就變得極其困難了。 思想的標籤化 在該領域內，標籤化包含以下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的含義：（1）人們僅有陳規化的問題，或者不能感知到新的問題，或者以普羅克拉斯提斯式的（Procrustean，譯者註：強求一致的）方式重新塑造這些問題，這樣，它們就可以被歸為熟悉的問題而非全新的問題了；（2）人們僅僅使用那些墨守成規的、生搬硬套的習慣和技巧來解決這些問題；（3）人們在遇到生活中的所有問題之前已經有了一系列預先制好的、直截了當的、且乾燥乏味的解決辦法和答案了。這三種傾向加在一起，就幾乎完全可以抑制人類的發明和創造。[58] 但這幾種傾向強烈地驅使著我們，以致像伯格森這樣深刻的心理學家都難免給理智下了錯誤的定義，好像理智除了進行標籤化的判斷之外其餘什麼也不做了。例如，伯格森說，「理智（是）……一種把相同的事物聯繫起來的能力，是一種感知並且同時也製造重複性的能力。」「對不可預見的和全新的事物加以解釋，總是意味著將其溶於一個在不同秩序里的陳舊的或已知的因素之中。理智既不能承認真正生成的事物，也不能接受全新的東西；這就是說，在這裡它又一次放走了生活的一個本質方面……」「……我們像對待那些無生命的東西一樣對待有生命的東西，並且把一切現實，不管它是怎樣遷流不停，都將其置於邊界清楚且內容固定的形式之下來加以思考。我們只有在不連續的、一絲不動的、僵死的環境中才感到舒適自在。理智的特徵是它天生就不能理解生命。」但是伯格森本人的理智卻駁斥了這一過度概括。 陳規化的問題 首先，一個強烈地傾向於標籤化行為的個人，做出的第一步努力通常就是要避免或忽視任何類型性的問題。那些罹患強迫症（compulsive-obsessive）的病人都以一種極端的形式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他們不敢面對任何突如其來的事情，所以他們要控制並安排生活的每一個方面。任何一個沒有現成答案，而需要有自信、勇氣和安全感才能加以處理的問題，都會給他們造成嚴重的威脅。 如果一定要感知問題，那麼首先要做的是將這一問題歸位，把它看成是一個熟悉的範疇中的一個代表（因為熟悉的事物不會使人焦慮不安）。我們的嘗試就是要發現，「這一特殊問題能夠置入以前曾經經歷過的哪一類問題中去呢？」或者「這一問題適合於哪一個問題範疇呢？——或者，它能夠被擠進去嗎？」這樣一種置入反應當然只有在人們感知到相似性時才有可能。我們不想去討論相似性這一複雜問題，指出下面這一點就足夠了：這種對於相似性的感知並不一定就是對被感知的現實的內在本質所進行的謙遜的和被動的記錄。以下事實證明了上述結論：不同的人是根據不同的、適合於他們個人氣質的標籤來進行分類的，然而他們卻都能成功地把經歷標籤化。這樣的人不願意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他們要把所有不能忽視的經歷統統加以分類，即使他們感到有必要把某種經歷加以裁剪、擠壓甚至歪曲。 克魯克香克（Crookshank）的文章是我所知道的討論這一問題的最好的文章之一，在他的文章中，他討論了醫學診斷所涉及的那些問題。心理學家們將會更加熟悉諸多精神病學家對待他們病人的那種嚴格的分類學的態度。 陳規化的技巧 一般而言，標籤化的一個主要優勢在於，只要一個人把問題成功地置入某一範疇之中，隨之就會自動出現一套應對這一問題的技巧。這還不是標籤化的唯一理由。一位醫生在治療一種已知的、儘管治不好的疾病時比在醫治疑難病症時常常感到更為輕鬆一些；由此我們可以理解，那種把問題置於某一範疇的傾向其背後隱藏著很深的動機。 如果一個人以前曾經多次處理同一問題的話，那麼適當的機器就等於是加滿了油，即可使用。當然這就意味著一個人強烈地傾向於按以前的方式來處理問題；正如我們所見，習慣性的解決辦法既有好處，又有壞處。在這裡我們可以再列舉它的一些優勢：易於執行、節省精力、自動性、情感偏好、沒有焦慮，等。而主要的劣勢則在於，沒有靈活性、適應性和發明創造性；就是說，習慣通常會造成這樣一個後果，即，人們以為這個動態的世界能夠被當成靜止的世界來加以對待。 關於陳規化思維技巧的影響，陸欽斯（L u c h i n s）對Einstellung（譯者註：態度、姿態、定勢）所作的那些有趣的實驗為此提供了一個絕妙的實例。 陳規化的結論 這一過程中最廣為人知的例子大概就是合理化。為了我們的研究目的起見，這一或類似的過程可以做如下界定，即，人們事先就有一個現成的觀念或已成定局的結論，然後再進行大量的思維活動來支持這一結論，或為其尋求證據。（「我不喜歡那個人，於是我要為此去找一個正當的理由。」）這種活動其實不過徒有思考的外表而已。它並不是最佳意義上的思考，因為它不顧問題的本質就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愁眉不展、討論激烈、竭盡全力去尋找證據，所有這些都不過是掩人耳目的煙務彈罷了，其實思考還沒有開始，結論就已經註定了。人們還常常連這種思考的外表都不要，他們甚至疲於做這種貌似思考的姿態，簡單地相信就夠了。這比合理化更省事。 所有心理學家都知道，一個人完全有可能按照他們一生中的前十年所獲得的一套完整的觀念來生活，這套觀念也許從未有過、將來也不會有任何哪怕是細微的改變。的確，這樣一個人也許智商很高，因而能夠把大量時間用於智力活動，從這個世界中選取哪怕是零星半點的證據以支持他現成的觀念。我們不可否認，這種活動間或對這個世界也十分有用，但心理學家們似乎都明顯地願意在生產性的、創造性的思維活動與最熟練的合理化活動之間在字面上做出區分。合理化活動常常使人對真實世界熟視無睹，對新的證據無動於衷，扭曲人們的感知和記憶，使人們喪失掉對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的改造能力和適應能力；與這樣一些更為引人注目的現象相比，與思維方式停止發展的其他跡象相比，合理化行為偶爾有的一些好處也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合理化活動並不是我們所能列舉的唯一的例子。當一個問題激發了我們的各種聯想，使我們從中挑選出最契合這一特定場合的某一關聯時，這也是標籤化。 標籤化思維看上去好像與複製性學習有一種特殊的相似性或關係。我們以上列舉的三種類型的過程易於被當作習慣活動的特殊形式來加以處理。這裡明顯地牽涉到與過去的某種關係。解決問題的辦法實際上不過是從過去經驗的角度來對新的問題進行分類和解決的技巧而已。那麼，這種思維方式經常是相當於在漫不經心地處理和重新安排以前獲得的複製性習慣和記憶。 整體—動態思維（holistic——dynamic thinking）更明顯地是與感知過程相聯繫的，而不是與記憶過程相聯繫；理解了這一點，它與標籤化思維之間的區別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了。整體思維所做的主要努力就是儘可能清楚地感知一個人所遇到的問題的內在本質，正如韋特海默（Wertheimer）在他最近出版的書中所強調的，卡托納（Katona）認為這是「努力在問題中感知其解決辦法」[59]。每一問題都是以其自身的情況和風格而被仔細審視的，簡直就好像人們以前從未碰到過同樣的問題一樣。這種努力是為了搜尋出問題的內在的本質，而在聯想思維中卻是為了發現這一問題是如何與人們曾經經歷過的問題相聯繫或相類似的。[60] 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在整體思維中從不利用過去的經驗。人們當然要利用過去的經驗，而關鍵在於，人們是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利用這些經驗的，這一點在上文關於所謂的內在學習（即，學做你潛在要成為的那個人）的討論中已經描述過了。 毫無疑問，聯想思維的確會出現。但我們所討論的是，究竟哪一種思維應被當作中心、範式或理想的模式。整體—動態思維理論學者們的論點是，思維活動，如果它具有任何意義的話，應該是具有發明創造性和獨特性這樣的意義。思維是一種技巧，憑藉著它，人類能夠創造出某種新的東西，而這又意味著，思維必須不時地與已經得出的結論發生衝突，並且在這個意義上思維是革命性的。如果它與一種思想的現狀發生衝突，那麼它就成為了習慣、記憶或我們業已習得的事物的對立面；（這不因為別的，）只是因為它從定義上說就必須與我們業已習得的事物衝突。如果我們曾經所學和我們的習慣運轉良好，我們就可以以一種自動的、習慣的和熟悉的方式來進行反應。也就是說，我們用不著進行思考。從這一觀點來看，思考可被看成是學習的對立面，而非一種學習類型。如果誇張一點說，思考幾乎可以被定義為一種突破習慣、忽略經驗的能力。 人類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成就所彰顯的那種真正的創造性思維還牽涉到另外一個動態因素。這就是它那富有特徵的膽魄、冒險和勇氣。如果這些詞語用在這裡不是十分貼切，那麼，當我們想到一個膽怯的小孩與一個勇敢的小孩之間的差異時，我們就能清楚地理解這些詞語的含義了。膽怯的小孩必須緊緊地倚靠著他的母親，因為母親代表者安全、熟悉和保護；而較為大膽的小孩則不然，他們往往會更加自由地去冒險，能夠離家遠行。那種與膽怯地抱緊母親相似的思維過程就是膽怯地抓住習慣不放。對於一位大膽的思考者——這種說法幾乎是多餘的，就像說「一位思考的思想者」一樣——其在冒險離開安全熟悉的港口時必須能夠突破定勢，能夠擺脫過去、習慣、期待、學識、習俗和慣例，擺脫焦慮不安的情緒。 許多人的觀點是通過模仿或依靠權威的建議而形成的，這類實例提供了另外一種類型的陳規化結論。它們一般都被看作是人類健康天性中的基本傾向。但是如果我們把它們看作是某種輕微的心理病症，或者某種與心理病症非常接近的事物，這樣認為也許更為確切一些。當牽涉到比較重要的問題時，這一類觀點主要就成為一些過分焦慮不安、過於墨守成規和過於懶惰的人（一些毫無主見的、不知道自己的觀點是什麼的、不相信自己觀點的人）對一種沒有組織結構的情景的反應，而這種情景沒有固定的參照系。[61] 在生活的絕大多數領域中，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和解決問題的辦法多半都屬於這種類型；我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總是瞥著別人得出了什麼樣的結論，以便我們也能得出同樣的結論。顯而易見，這樣的結論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也就是說，這種結論並不是由問題的本質所決定的，而是一些從別人那裡撿拾來的陳規化結論，我們相信別人勝過相信自己。 這樣一種立場無疑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國家的傳統教育為何遠遠不能達到其預期目的。這裡我們只想強調一點，這就是，我們的教育幾乎從不努力去教人學會直接審視現實。相反，卻讓人戴上一副預製的完整的眼鏡，藉此去觀察世界的每一個方面，例如，應該相信什麼，應該喜歡什麼，應該贊同什麼，應該對什麼感到內疚。一個人的個性很少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也很少有人鼓勵他鼓起勇氣以自己特有的風格去看待現實，或打破舊習，或勇於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在高等教育中，各種陳規化的觀點也比比皆是，我們可以在任何大學的課程表中找到這方面的證據；在這些課程表中，不管課程的實際情況如何變化、難以形容、神秘莫測，都被一致地安排為三個學分，而且更為奇巧的是，這些課都不多不少正好上十五周；它們就像橘子一樣被整齊地分為彼此不同、相互獨立的門類。[62]這類標籤不是從現實中得來的，相反，它們是被強加到現實中去的。現在開始出現了一種所謂的「平行教育制度」，或者可以稱為「人文教育」，這種教育制度旨在糾正傳統教育制度的弊端。 所有這些都再明顯不過了。但是對此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就不那麼清楚了。諸人在審視了標籤化思維之後都極力推薦這樣一個措施，這就是讓學生逐漸擺脫標籤的束縛，學會去關注那些新奇的體驗和那些具體且特別的現實。在這一點上，懷特海所言極是： 我個人對傳統的教育方法的批評是，它們過於關心思維的分析活動以及程式化信息的獲得。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本應去加強那種對單獨事實進行具體評價的習慣，但我們卻往往忽略了這一 點；我們完全注意不到單獨事實中出現的各種價值之間充分的相互作用，我們只是一味地強調各種抽象的闡述，而這些抽象的闡述卻完全忽略了不同價值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 目前我們的教育把以下兩者結合了起來：一方面對少數幾個抽象概念進行全面透徹的研究，而另一方面對其餘大量的抽象概念的研究則相對較少。我們的教育程序過於迂腐了。學校的普通訓練按道理應該引導年輕人對事物進行具體把握，應該滿足他們做具體事情的渴望。在這裡當然也離不開分析，但這種分析只要描述出不同領域中各自的思維方式就足夠了。在伊甸園裡，亞當是先看到動物，然後再給它們命名的；而在我們的傳統制度中，兒童先給動物命名，然後才看到它們。 這樣的專業訓練只能涉獵教育的一個方面。而這一方面的重心在才智上，其主要工具是印刷成冊的書籍。但專業訓練的另一方面的重心應該在直覺上，毋需與整體環境分離。其目標是即刻對整體進行分析，而儘可能少地去粗取精對整體進行分割。現在我們最需要的那種一般性，就是對各種價值進行直接評價。 陳規化和不完全的理論化 人們都普遍承認，理論的建立意味著選擇和排斥，而這又意味著，我們必須期待一種理論把世界的某些方面解釋得更清楚，而另一些方面則無需如此。大多數不完全的理論的一個特點就是，它們都是一套的標籤或門類。但是從來就沒有什麼人設計過一套所有現象都與之恰好契合的標籤，疏漏之處總是在所難免；有些現象介於各種標籤之間，有些則好像可以同時歸類於好幾個不同的標籤。 而且，這種標籤化理論幾乎向來就是吸引人的，因為它強調了現象的某些性質，認為這些性質比其他性質更為重要，或者至少是更值得注意。這樣，所有這類理論，以及其他一些抽象概念都容易減損或忽略現象的某些性質，也就是說，容易遺漏部分真理。由於有這樣一些排斥和選擇的原則，一切理論就一定被期待僅僅對世界持有一種不公平的、獨斷的和偏頗的看法。也完全有可能的是，即使這一切理論都結合在一起，也不能使我們對現象和世界有一個完整的認識。那些理論家和知識分子往往體會不到一種經歷的全部主觀豐富性，而那些在藝術和情感方面十分敏銳的人則常常能夠體會到這一點。很有可能我們所謂的神秘體驗正是這種對特殊現象的所有特徵進行充分認識的絕好的和極致的表現。 通過對比，我們上述的這些考慮就顯露出了特殊化的單個經歷的另外一個特點，這就是其非抽象的特點。但這與戈德斯坦（Goldstein）所說的「具體」並不是一回事。當一位大腦受損的病人具體行事的時候，他實際上並不能看到對象或經歷的全部感官特徵。他所看到的只是由這一特殊情景所決定的某一特徵，而且他也只能看到這一特徵，例如一瓶酒就是一瓶酒，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它不可能是一種武器、一件裝飾，也不可能是鎮紙或者滅火器。如果我們把抽象活動定義為一種選擇性的注意，它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只注意到某一事件的無數特徵中的一些而不及其餘，那麼，戈德斯坦的病人可以說都在進行抽象活動。 如此看來，把經歷進行歸類與具體領會經歷、利用經歷與欣賞經歷，以一種方式對它們進行認知與以另一種方式對它們進行認知，在所有這些行為之間顯然都存在著某種差異。在那些專業心理學家當中，幾乎沒有人認識到這一點，而那些著筆神秘體驗與宗教體驗的作家們都強調了這一點。例如，阿爾道斯·赫胥黎（Aldous Hurley）說：「隨著一個人的成長，他的認識在形式上日益發展成概念性的、系統性的，認識中那些與事實相關的實用的內容也驟然大增。但是人們原有的那種對事物進行直接把握的能力卻會出現某種退化，人的直覺也會變得遲鈍起來，甚至蕩然無存，這樣一來，他所取得的那些收穫就被抵消了。」[63]但是，直接的欣賞評價並不是我們與自然的唯一關係，事實上，從生物學意義上講，它在我們與自然的所有關係中是最不緊迫的，因此我們不要因為理論和抽象概念有危險就給它們打上烙印，這樣做是十分愚蠢的。理論和抽象概念的優勢是巨大的、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從交流溝通方面來看，從對世界的實際控制方面來看更是如此。如果我們有責任提出建議，我們或許要這樣來提出我們的規勸：知識分子、科學家等人通常進行的認知活動並不是他們的武器庫中的唯一武器，如果他們牢記這一點，那麼他們的認知活動無疑就會變得更加有力。的確，研究工作者的武器庫中還有其他的武器。如果說這些武器通常都被移交給了詩人和藝術家，那是因為人們不懂得，這些被忽略的認知形式能夠通向另一部分真實世界，而這一部分世界是那些一味地進行抽象活動的知識分子所看不到的。 而且，正如我們將在附錄二中所見，整體論的理論活動也是完全可能的。在這種理論活動中，事物並不是切割分離的；它們是完整的，都作為整體的一些方面而彼此關聯，無一例外地包含在同一整體之中，如形影一般須臾不可分離，在各種不同層次上展現出一幅壯麗的圖景。 語言與命名 語言主要是一種體驗和傳達常規信息的絕佳方式，亦即是一種標籤化的手段。當然語言也試圖界定和傳達那些特殊具體的東西，但卻常常由於其最終的理論目標而以失敗告終。[64]它在處理某一特殊事物時最多就是賦予它一個名稱，但名稱畢竟不能描述或傳達出這一事物，不過是給它貼上一個標籤罷了。一個人要認識特殊事物就必須充分地體驗它，並且必須親身體驗它，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即使是給體驗命名也會給它罩上一層屏障，使人不能進一步對它進行直接評價。例如，有一位教授一天與他藝術家的妻子漫步在一條鄉間小道上。當他第一次看見一朵可愛的花時，他就問他的妻子這朵花叫什麼名字，誰知剛一出口，隨即遭到他妻子的一頓斥責，「知道這朵花的名字對你有什麼好處呢？你一旦知道了它的名字就會感到心滿意足，就不會再去欣賞這朵花了。」[65] 語言強行把經歷置於標籤之中，就這一點而言，它無疑是橫亘在現實與人類之間的一道屏障。一言以蔽之，語言在給我們帶來好處的同時，也使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因此，雖然我們都不可避免地使用語言，但在使用語言的時候我們必須時刻意識到它的缺點，並力求避開這些缺點。[66] 語言給人的理論思維帶來很大的好處，但即便如此，如果人們完全放棄了語言所能極力達到的那一點特殊性，而墮落到只是一味地使用各種陳腔濫調、平凡陳腐老套的話語、箴言、標語、戰鬥口號和修飾詞，那麼情況還要更糟。如果真是如此，語言就儼然變成了一種消除思想的手段，就會使人類感覺遲鈍，阻礙人類的精神的發展，把人類變得毫無價值。這樣，「語言的功用實際上與其說是傳遞思想，不如說是隱藏思想」。 語言還有另外一個特徵也給我們帶來了麻煩。這就是，語言是超乎時空之外的，至少有些特殊詞彙是這樣的。「英格蘭」（England）一詞歷經千年而未見任何成長、發展、演變和進化，但它所指代的那個民族卻早就今非昔比了。但是無奈我們手中掌握的只有這樣的詞彙，因而只能用它們去描述處於時空變化中的事件。如果我們說，「永遠都有一個英格蘭」，這是什麼意思呢？正如約翰遜（Johnson）所言，「在現實的手指之間，但見筆走如飛，從無片刻停歇，非區區口舌所能企及。以流動性而言，語言結構遠遜於現實結構。正如晴空中陡然響起一聲霹靂，轉瞬之間卻又化為烏有，我們所高談闊論的現實也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