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機與人格 · 第十章 行為的表現部分
在阿爾波特、沃納（Werner）、安海姆（Arnheim）和沃爾夫已經充分闡述了行為的表現部分（非工具性）和應對部分（工具性、適應性、機能性、目的性）之間的區別，但是，這種區別一直沒有被當作價值心理學的根據而加以適當的利用。
當代心理學因為過於強調實用主義，所以放棄了一些本應該重視的領域。眾所周知，由於心理學專注於實用效果、技術和方法，而對於美、藝術、娛樂、玩耍、驚異、敬畏、高興、愛、幸福，以及其他「無用的」反應和終極體驗言之甚少，這一點廣遭詬病。因而，對於藝術家、音樂家、詩人、小說家、人道主義者、鑑賞家、價值論者、神學研究者，或其他追求終極體驗或者樂趣的人幾乎沒什麼用處。這相當於在指責心理學對現代人幾乎沒作出什麼貢獻。現代人最迫切需要的是自然主義或人本主義的目的或價值體系。
通過探索和應用表現性和應對性的區別——這同時也是「無用行為」和「有用行為」的區別——我們或許可以幫助將心理學的範圍擴大至這些合乎需要的方向。本章也是這一重要任務的必要開端：挑戰並質疑所有行為都具有動機的這一公認看法。具體論述將會在第14章展開，本章專門討論表現性和應對性的區別，然後將它們應用於一些心理病理學問題。
1.根據定義，應對性是有目的、有動機的，而表現性則常常是沒有動機的。
2.應對性更多地取決於環境和文化變量，表現性則主要由有機體的狀態決定。由此可以推導出：表現性和深層層結構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將所謂的投射測試稱為「表現性」試驗或許更加準確。
3.應對性大多數是後天學習的結果，而表現性大多數是非學得的、釋放性的或不受抑制的。
4.應對性更容易被控制（更容易被壓抑、約束、阻止、文化適應），表現性則往往是不受控制的，甚至是不可控制的。
5.應對性的目的通常是引起環境的變化並且基本可以實現，表現性則沒有任何目的，假如它引起了環境的變化，也是無意的。
6.應對性的特點是手段行為，目的是滿足存在需要或消除威脅。表現性往本身就是目的。
7.典型的應對行為是有意識的（雖然它可能成為無意識的），表現性則更經常地表現為無意識的。
8.應對性需要作出努力，表現性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需要。藝術表現當然是一個特殊的、處於兩者之間的例子，因為人們只有通過學習才能做到自發表現。如果人們要想放鬆，只要嘗試一下就可以了。
應對和表現
應對行為的決定因素通常包括趨力、需要、目標、意圖、功能或目的。這種行為的出現是要完成某件事情，例知，走向某個目的地、採購食物、寄信、做書架或者工作掙錢。應對這個詞本身就意味著努力去解決或至少處理某個問題。因此，它蘊含了某種超越它自身的東西，而不僅僅包含自己本身。它也許既與直接需要有聯繫也與基本需要有聯繫，既與手段也與目的有聯繫，既與挫折引發的行為相關聯，也與追求目標的行為相關聯。
心理學家迄今所討論的這種表現行為一般都是無動機，儘管都是有決定因素的。（即雖然表現性行為有許多決定因素，但需要的滿足不必是其中之一。）表現性行為只不過映照、反映、預示或者表達了機體的某種狀態。實際上，它往往就是那種狀態的一部分，例如，低能者的愚笨；健康者的笑容和輕快的步伐；善良深情者的儀表；美女的美麗；頹喪者絕望的表情、萎靡的姿態和鬆弛的肌肉；書法、步行、舉止、跳舞、笑的風格等等，這些都不是有目的的。它們沒有目標。它們無法用滿足需要來解釋[29]。它們只是附帶現象。
儘管這些就現在而言都是確實無誤的，但一個乍看起來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即有動機的自我表現這一概念，提出了一個特殊的問題。老於世故的人能夠設法做到誠實、優雅、善良甚至天真質樸。研究過精神分析和處於最高級動機水平的人清楚地了解這種情況的來龍去脈。
的確，這是他們唯一最根本的問題。自承和自發性屬於最容易獲得的成就，在健康的孩子身上就能看到，同時自承和自發性也屬於最難獲得的成就，這表現在自省、自我改進的成年人身上，特別是那些曾經或現在仍舊是神經官能症的人的身上。但是，對某些人來說這是不可能達到的成就，例如某幾類神經官能症患者。這類患者就像個演員，根本沒有一般意義上的自我，只有一堆可以挑選的角色。
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簡單一個複雜）來揭示有動機、有目的的自發性這個概念所包含的（表面的）矛盾，即道家的無為而治自由放任，就像繃緊的肌肉或括約肌一樣。至少對於業餘愛好者來說，最適宜的舞蹈方式莫過於自然、流暢、自動地應和著音樂的節拍和舞伴無意識的願望。優秀的舞者總是能夠縱情地跳舞，變成任由音樂和演奏塑造的被動樂器。他不必有願望、批評、指導，甚至不必有自我。從非常真實且有用的世俗意義上說，就連他在旋轉、滑行直至精疲力盡的過程中，他可以一直很被動。這種被動的自發性或者說縱情盡興能夠產生生活中最大的愉悅，就像在岸邊浪花拍打自己的身體，就像別人細心溫柔地照料自己讓自己承受愛的撫慰，或者像母親任由孩子吮吸乳汁，嬉戲玩鬧，在自己身上爬來爬去。但是，沒什麼人能這樣跳舞。大多數人會做出努力，會接受指導，會自我控制，會有目的、仔細地傾聽音樂的節奏，經過有意識的選擇然後合上拍子。無論從旁觀者的角度，還是從主觀角度來看，他們都不是優秀的舞者，因為他們永遠不會把跳舞當作一種忘我的和有意拋棄控制的深切體驗來享受，除非某一天他們超越努力成為了自發的舞者。
大多數優秀的舞者不需訓練就能跳得很好。不過教育在這裡也能有所幫助，但那必須是一種不同類型的教育，內容是自發性和熱切的縱情，是道家所提倡的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為而不爭。舞者必須為達成這樣的目標而「學習」，才能拋棄禁錮、自我意識、文化適應和尊嚴。（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鎮之以無名之朴，夫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老子）
對於自我實現的本質的檢驗提出了更為困難的問題。如果人的動機發展處於這個水平，他們的行動和創造可以說具有高度的自發性和開放性，自我表露，不加修飾，因此也具有很高程度的表現性（我們可以像阿斯銳納[Asrani]那樣，將其稱為「自如狀態」）。並且，它們的動機在質量上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與安全、愛或自尊等一般需要相差甚遠，因此我們甚至不應該用需要來稱呼這些動機。（我已建議用「超越性動機」這個詞來描述自我實現者的動機。）
如果把對愛的渴望稱為需要，那麼自我實現的內驅力就應換一個名字，不能稱作需要，因為它有許多不同的特點。其中與我們目前的討論最為貼切的一個主要區別就是：可以將愛和尊重等理解為機體因缺乏而需要的外在特性，自我實現並非這個意義上的缺乏或匱乏。它不是為了健康而需要的某些外界事物，就像樹需要水一樣。自我實現是有機體內已經存在的一種內在成長，或者更確切地說，就是有機體自身的內在成長。正如樹向外界環境索取養料、陽光和水，人也向社會環境索取安全、愛和地位。但無論是樹還是人，這才是真正的發展，即個性的發展。樹都需要陽光，人都需要愛，然而一旦這些基本要素得到滿足，每一棵樹，每一個人就開始按自己獨一無二的風格發展了，他們用這些普遍的要素來實現自己的目的。總之，此時發展是從內部而不是從外部進行的。自相矛盾的是：最高級的動機就是達到非動機及不追求，即純粹的表現性行為。或者可以這樣說：自我實現是由成長動機而非需要匱乏促動的。它是「第二次天真」、聰明的單純、「自如狀態」。
人可以通過解決次要的、必要的動機問題而向自我實現的方向發展。這樣他就是在有意識、有目的地尋求自發性。因此，在人發展的最高的水平上。像其他許多心理學上的問題一樣，我們解決並超越了將應對性與表現性的對立起來的兩分法，努力通向非努力的道路。
內在與外在決定因素
與表現行為相比，應對行為更多地由相對外在的因素決定，這是它的一大特點。應對行為基本上是對於緊急情況、問題或需要的機能反應，這些問題的解決和需要的滿足來自物質世界或文化世界，或者兼而有之。歸根到底，正如我們看到的，應對行為是一種嘗試以外界的滿足物來補償內在匱乏的行為。
表現行為與應對行為形成鮮明對比，因為表現行為更多是由性格遺傳的因素決定，且這種制約是排他的（見下文）。我們可以這樣說：應對行為本質上是性格與現實世界的相互作用，它們共同努力以相互適應，表現性實質上是性格結構本質的附帶現象或副產品。因此，在第一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物質世界和內在性格二者的規律作用，而在第二個例子中，我們主要發現的是心理學或性格遺傳學的規律。表現派藝術和非表現派藝術的對比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下面是一些推論：（1）可以肯定，如果希望了解性格結構，最好的行為研究對象是表現行為，而不是應對行為。目前在投射（表現性）測驗方面積累的廣泛經驗證實了這一點。（2）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在論證什麼是心理學以及什麼是心理學的最好研究，很明顯，適應性的、有目的的、有動機的應對行為並不是唯一存在的行為。（3）我們的這種區分也許同心理學與其他科學的連續性或間斷性這一問題有密切關聯。原則上，研究自然世界應該有助於我們理解應對行為，但是，可能並不能幫助我們理解表現行為。後者似乎屬於更為純粹的心理學範疇，它可能有自己的規律和法則，因此最好直接研究，而不是通過自然科學研究。
與學習的聯繫
理想的應對行為以學習為特點，而理想的表現行為則以無需學習為特點。我們不需要學習如何感到絕望、看上去身體好或愚笨或生氣，但是做書架、騎車、穿衣通常必須經過學習。通過研究成就測驗和羅夏測試中反應的決定因素，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差異。另外，如果沒有獎勵，應對行為就會趨向於消失，而表現行為的延續並不一定需要用獎勵來維持。前者由滿足所驅使，後者則不然。
控制的可能性
內在和外在決定因素的決定作用不盡相同，這表明其對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控制（禁止、壓抑、抑制）有不同的敏感性。很難管理、改變、隱藏、控制或者以任何方式影響自發的表現性。實際上，控制性和表現性在定義上就是對立的。上文所提到的有動機的自我表現亦是如此，因為它是學習怎樣不去控制的一系列努力的最終結果。
對於書法、跳舞、唱歌、講話、情感回應的風格控制最多也只可能維持較短時間。對人們反應的監督和批評不可能持續不斷。由於疲勞、分心、重新定向、或者注意力等等因素，這種控制遲早會逐漸消失，更深層次、意識性更弱、更自動和更有性格遺傳性的決定因素會取而代之。全面地說，表現性不是主動的行為。表現性與應對性的區別還體現為前者不需要作出努力，而後者在原則上需要作出努力（藝術家仍是特例）。
此處有幾點需要警惕。在這個問題上，很容易犯的一個錯誤是認為自發性和表現性總是有益的，且無論什麼樣的控制都是有害的、不可取的。並非如此。當然，在大部分時間裡，同自我控制相比，給人的感覺更好、更有意思、更為真誠、無需任何努力等等。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是對本人還是人際關係上表現性都是可取的，正如喬哈德所證實的那樣。然而，自我控制或者抑制蘊含著多種意義，即使除去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所必需的因素，有的意義非常健康理想。控制並不一定意味著阻撓或摒棄對基本需要的滿足。那種我稱之為「協調化的控制」（Apollonizing control）的控制根本就不會對滿足需要提出任何疑問；它還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使人們更加享受滿足需要，而不是減少滿足需要的愉悅，例如，通過適當的延遲（例如性），儀態優雅（例如跳舞和游泳），審美趣味（例如對待食物、飲料），風格獨特（例如十四行詩），塑造儀式化、神聖感和莊嚴感，追求完美而非做做而已。
此外——還需一遍又一遍的重複——健康的人並不僅僅是表現性的。他必須在想表現時能夠表現。他必須能夠無拘無束。當他認為必要時，必須有能力拋開一切控制、抑制和防禦。但他同樣也必須有控制自己的能力，有延緩享樂、彬彬有禮、避免傷害他人、沉默不語、駕馭自己衝動的能力。他必須既擁有酒神般的狂歡能力，也有太陽神似的莊重能力；既能耐得住斯多葛式的禁慾，又能沉溺於伊壁鳩魯式的享樂；既能表現又能應對，既能克制又能放任；既能自我揭露又能自我隱藏；既能尋歡作樂又能放棄享樂；既能考慮現在也能考慮未來。健康的或自我實現的人在本質上是多才多藝的，他所喪失的人類能力比普通人少得多。他有更加完善的回應和行動以達到了極限的完滿人性，也就是說，他具備所有的人類能力。
對環境的作用
應對行為的一個特點在於，它是因嘗試改變世界而出現的；另一個特點在於它在這方面多少會取得成功。相反，表現行為對環境卻沒有影響。即使它確實對環境產生了某種影響，那也並不是蓄意已久的、主觀促成的或早有目的的，而是無意的。
我們可以舉一個人物的對話為例。這個對話是有目的的，例如，推銷員正在試圖爭取拿下一份訂單，大家心知肚明對話就是因此進行的。但是，推銷員講話的風格也許無意識地透露出敵意、勢利或傲慢，便可能因此失去這個訂單。這樣，他行為中的表現性方面就可能造成環境效果了，但是應該注意的是，講話的人並不希望產生這些效果，他並非有意識地表現出傲慢、敵意，他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樹立了這般印象。即使表現性造成了環境效果，也是非動機的、無目的的，屬於附帶現象。
手段和目的
應對行為總是工具性的，總是達到動機目的的手段。反之，任何手段——目的的行為（上面討論的有意拋棄應對的例子除外）一定是應對行為。
另一方面，各種形式的表現行為，既與手段或目的都沒有關係，例如書寫風格，也與接近成為目的本身的行為沒有關係，例如歌唱、閒逛、繪畫、在鋼琴即興演奏等等[30]。第十四章將詳細闡述這一點。
應對與意識
最純粹形態的表現是無意識的，或至少不是全完有意識的。我們通常意識不到自己走路、站立、微笑或者大笑的風格。只有電影、唱片、漫畫或者模仿可以使我們意識到這些，但是，這往往只是特例或者至少並不典型。表現性動作是有意識的，通常被認為是特殊的、不尋常的或者中介調節的例子，如選衣服、家具、髮型等。但是，應對性可以是而且其特點就是有充分意識。一旦它成為無意識的，也會被看作是例外或者是異常情況。
釋放和宣洩，不完善的行動，保守秘密
有一種特殊類型的行為，雖然在本質上屬於表現行為，然而它對機體卻有些用處，有時甚至是有機體希望得到的用處，例如，列維所謂的釋放行為。與列維所採用的技術性表達相比，或許獨自咒罵或者類似的私下發怒是更好的例子。咒罵當然是表現性的，因為它反映了有機體的狀態。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應對行為，不是為了滿足某種基本需要而產生的，儘管在其他意義上它可能起到滿足效果。它似乎僅僅引起有機體本身狀態的某種變化，並且這種變化也只是副產品。
我們通常也可以將所有釋放行為解釋為保持機體舒適，即降低緊張水平，可以通過如下方式達到這種狀態：（1）允許完成未完成的行為；（2）通過完成行為的原動表達來宣洩積蓄已久的敵意、焦慮、興奮、高興、狂喜、愛或者其他產生緊張的情緒；或者（3）為了自身，准許進行任何健康有機體所沉迷的簡單行為。自我暴露和保密似乎也是這樣。
宣洩很有可能像布魯爾（Breuer）和弗洛伊德最初定義的那樣，它實質上是釋放行為的一種更為複雜的變體。所有受阻的行為一樣，這也是受阻的、為完成的、似乎又要求表達的行動的自由表達，（在某種特殊意義上也是令人滿足的）。純粹的懺悔和泄露秘密似乎也是這種情況。假如我們能夠充分全面了解心理分析的觀點，我們也許會發現，它也符合我們前文提及的一系列釋放或完成現象。
最好將這兩類行為區分開：一類是應對威脅的固執行為；另一類是完全為了完成一個或一系列尚未完成的行動的非感情傾向。第一類行為與威脅滿足基本需要，或者部分神經官能的需要有關，或者與這兩者都相關。因此，它們可能屬於動機理論的範疇。第二類行為非常有可能是觀念運動的現象，所以它與血糖標準、腎上腺素分泌、性衝動和反射傾向這類神經和生理的變量關係密切。因此，當我們嘗試理解一個跳上跳下尋求（愉快的）刺激的小男孩時，最好使用生理狀態的原動表達這一原則，而不是考慮他的動機生活。當然，裝模作樣，隱藏自己的真實本性，肯定會造成間諜必須忍受的那種壓力。做自己，追求自然，毫不矯飾，就輕鬆自在得多，也不會令人疲勞不堪。誠實、坦率、放鬆也是如此。
重複現象，持續的不成功的應對性，解毒作用
創傷性神經官能症的患者往往反覆做噩夢，缺失安全感的兒童（或成年人）的夢也不怎麼美好，兒童長期迷戀的事物可以變成他最恐懼的事物，抽搐、宗教儀式，以及其他象徵行動、分裂行動，還有神經官能症的無意識行為表現，在這些案例中，反覆出現的現象需要特別解釋[31]。正是由於這些現象，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徹底反思自己的部分基本理論。由此我們可以判斷這些現象的重要性。最近，包括芬尼切爾（Fenichel），庫比（Kubie）和卡桑寧（Kasanin）在內的研究人員已經提供了這個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他們將這些行為看成是反覆嘗試解決幾乎不能解決的問題的，這種努力有時會成功，但更多時候是失敗的。這類行為仿佛是孤勇的鬥士，雖然地處劣勢，一次又一次地被擊倒，但卻一次又一次地爬起來。簡而言之，它們像是有機體克服困難時所做的不懈努力，雖然希望渺茫。因此，用我們的專業術語來說，必須將它們考慮為應對行為，或者至少是應對嘗試。這樣看來，這些行為不同於簡單的持續動作、宣洩或釋放，因為第二類行為僅僅是在完成未完成的行動，解決未解決的問題。
兒童經常聽的故事裡總會出現一個大灰狼的形象，在有些場合下這個形象會被再次提起，比如，玩耍、談話的過程中，也可以出現在他所提的問題、編造的故事以及他的圖畫裡。可以說，這個兒童是在消除這個形象所帶給他的毒素或者減少這個形象的刺激性。因為，重複意味著熟悉、釋放、宣洩，意味著克服困難，停止做出緊急反應，逐漸地建立起防禦，試驗各種控制方式並將成功地付諸實踐，等等。
我們可以期待隨著導致強迫性產生的決定因素消失，強迫性重複也隨之消失。但是，我們該怎麼看待那些不消失的重複呢？在這種情況中，似乎控制的努力失敗了。
顯而易見，缺乏安全感的人無法接受體面地戰敗。他必然要再三嘗試，雖然這樣做可能徒勞無功。這裡我們可以引用德沃賽厄基納（Ovsiankina）和蔡加尼克（Zeigarnik）關於不斷重複未完成的任務，即未解決的問題的試驗。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只有當涉及威脅人格核心的時候，即失敗意味著喪失安全、自尊、聲望等類似東西的時候，這種傾向才會出現。有了這些實驗作為基礎，似乎應當給我們的論點加上一個類似的限定才是合理的：永久性重複是可能出現的，其前提是人格的某一基本需要受到威脅而有機體又沒有成功地解決這個問題，即不成功的應對。
相對表現性和相對應對性之間的鮮明差異不僅只橫跨一種行為等級，而且還擴大了所有每一個新劃分出來的次級等級。我們已經看到，在「表現性持續行為」或「簡單的行為完成」的標籤不僅包括了釋放和宣洩，而且還很可能包括運動肌（motor）的持續動作、愉快的也可能是不愉快的興奮表現以及普遍意義上的觀念運動傾向。要把下列現象置於「重複性應對」這一標籤下也是同樣可能的（或者相當正確的）：懸而未決的屈辱感或侮辱感，無意識的忌妒或羨慕，對自卑感持續不斷的補償，潛在同性戀者不由自主、持續不斷的亂交，以及其他想解除威脅的徒勞努力。我們甚至可以提出：如果適當修正概念，也可以這樣描述神經官能症本身。
當然，有必要提醒我們自己：鑑別診斷的工作仍然繼續，也就是說，某一個特定的人所做的特定的重複性的夢是表現性的，還是應對性的？還是兩者兼而有之？在下文中默里提供了進一步例證[32]。
神經官能症的定義
現在一般都認為，無論是整體還是其中一種單一症狀，普遍認可的神經官能症都是典型的應對機制。弗洛伊德證明，這些症狀有功能、宗旨、目的，並且達成了各種各樣的效果（初級收穫），這是弗洛伊德最偉大的貢獻之一。
然而，許多被稱為神經官能症的症狀的確不是真正的應對性、功能性或有目的的行為，相反卻是表現行為。僅僅將那些主要是功能性或應對性的行為稱為神經官能症，似乎效果更好，引發的困惑也更少，至於那些主要是表現性的行為則不應被稱為神經官能症，而應當另行命名（見下）。
有一個至少在理論上是非常簡單的實驗可以區分兩類不同的症狀，即是神經官能症，即功能性的、有目的的或是應對性的症狀，還是主要為表現行為的症狀。如果神經官能症症狀的確有某種功能，對病人起到了一定作用，我們則必須假設是因為這種症狀病人才恢復健康的。如果它能使病人真正的神經官能症症狀消失，那麼從理論上講，病人無論如何也是會受到傷害的。也就是說，病人會因另外的方式陷入極度焦慮狀態，極度的心神不定。可以用這樣一個生動形象的比喻來解釋，這相當於抽調了建造房屋的基石。如果房屋的確建立在這塊基石之上，那麼即使它已破敗不堪，狀況也遠不如其他的石頭好，但是將它抽掉也仍然是十分危險的。[33]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這種症狀並非真的是功能性的，如果它並未起至關重要的作用，那麼將它抽離不僅不會有什麼害處，還能給病人帶來益處。對於症狀治療的一種常見的責難正是基於這一點，即：假設一種在旁觀者看來是毫無用處的症狀，實際上卻在病人的精神機理中起著重要作用，那麼，在治療師了解到它確切的作用之前，不應該盲目治療。
這裡我想說的意思是，雖然必須承認症狀治療對真正的神經官能症症狀是十分危險的，但對只具有表現性的症狀卻沒有絲毫的危險。抽離後一種症狀並不會有任何嚴重後果，只會有益處。這意味著症狀治療的作用比精神分析學願意承認的要大得多。一些催眠治療專家和行為治療專家都強烈地認同：治療症狀的危險一直言過其實。
以上這一點也能夠幫助指導我們：對於神經官能症的普遍理解過於簡單。在任何一個神經官能症患者身上，都可以同時發現表現性的和應對性的兩種症狀。區分這兩類症狀如同區分先後一樣重要。神經官能症患者通常會有一種無力感，這種感覺會導致各種各樣的反應，患者正是試圖藉助於這些反應來克服這種無力感，或者至少是忍受這種感覺。這些反應是確實的功能性反應，但無力感本身主要是表現性的，它對患者毫無益處，患者從不希望事情會發展成這樣。這對他來說是原始的或者既定的事實，除了作出反應外別無他法。
災難性的崩潰，無能為力
偶爾會發生有機體所有的防禦性努力統統失敗的情況。原因可能有兩種：外界的威脅過於強大，或是有機體的防禦能力過於弱小。
戈德斯坦（Goldstein）在深刻分析了腦損傷的病人的基礎上，第一次證明了應對反應（無論多麼微弱）和不能進行應對或應對無效時所產生的災難性崩潰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
在恐懼症患者的身上可以看到由此引起的行為。這類患者不是陷進了自己所害怕的境況，就是要對極其嚴重的創傷性經歷作出反應，等等。所謂患神經官能症的老鼠身上也會表現出瘋狂、混亂的行為，從中看得更為清楚。當然，從嚴格的意義上講，這些動物根本就沒有患神經官能症。神經官能症應是一種有組織的反應，而它們的行為是無序的。
此外，災難性崩潰的另一種特點是沒有功能、沒有目的，換句話說，它是表現性的，而不是應對性的。因此，不應該把它叫作神經官能症行為，而最好是用一些特殊的名稱來命名，如災難性崩潰，行為紊亂、誘導性行為失調等等。但克利（Klee）對此也有其他的解釋。
人類和猴子在經受了一連串的失望、剝奪、創傷之後，有時會表現出來的深深的絕望和灰心喪氣，這印證了必須區別表現性應對和神經性應對。此時，人可能會達到完全放棄努力的地步，主要是因為他們似乎看不到努力還有什麼用處。如果一個人毫無希望，毫不抗爭，例如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僅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的冷漠可以被解釋為絕望和灰心喪氣的表現，也就是說被解釋為放棄應對，而不是任何特殊形式的應對。冷漠作為一種症狀當然可以同緊張症患者的暴烈行為以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覺區分開。這些症狀似乎才是真正的應對性反應，因此似乎表明妄想症患者和緊張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仍在爭鬥，尚存希望。這樣，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臨床上，我們都應預期他們會有較好的預後，有較大的康復可能。
一種有類似結果的類似區分，可以在久病不起、試圖自殺的人身上和對輕微疾病作出反應的人身上看出。這裡，對應對性努力的放棄再一次明顯地影響了預後。
身心症症狀
我們所做的區分在身心症醫學領域裡應該特別有用。正是在這個領域，弗洛伊德過於天真的決定論造成的危害最大。弗洛伊德所犯的錯誤在於將「被決定」等同於「無意識的動機」，仿佛行為再也沒有其他的決定因素了，例如，將所有的遺忘，所有的筆誤和口誤都看做僅僅是由無意識的動機決定的。誰要是指出遺忘等可能有別的決定因素，就會被斥為非決定論者。直到今天，還有許多精神分析學者只能想到無意識的動機，完全想不到別的解釋。這種觀點在神經官能症領域裡還不會被駁斥，因為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神經官能症症狀都確實有無意識的動機（當然也有其他決定因素）。
在身心症領域，這種觀點卻造成了不少混亂，因為很多相對來說屬於身體的反應根本就沒有目的或功能，也沒有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動機。諸如血壓高、便秘、胃潰瘍之類的反應，更有可能是一系列複雜的心理和人體過程的副產品或附帶現象。沒有人會希望，至少沒有人會一開始就希望自己患有潰瘍，高度緊張、冠心病發作等等（暫不考慮次級收穫的問題）。一個人會希望——對外界隱瞞消極的傾向，壓抑攻擊的傾向，或者努力達到一種理想中的自我，這一切都只有付出身體上的代價才能得到。當然，這種代價卻總是人們沒有預計到的，肯定也不希望看到的。換句話說，這類症狀通常不會像一般神經官能症症狀那樣有初級收穫。
鄧巴（Dunbar）骨折的事故就是個極好的例子。他們因為匆忙、懶散、粗心草率、遊民性格，致使骨折更容易發生，但這些骨折現象是他們的命運，而不是他們的目的。骨折起不到任何作用，也沒有任何益處。
可以認為，有可能（即使這種可能性不大）將上述的身體症狀作為神經官能症的初級收穫而產生的。在這種情況下，最好按照它們的實際情況來命名——轉換症狀或者更籠統地稱為神經官能症症狀。如果身體症狀是神經官能症過程中所意料不到的人體代價或附帶現象，那最好賦予它們另外的名稱，如生理性神經官能症，或者像我們已經建議過的那樣，稱之為表現性身體症狀。不應將神經官能症過程中的副產品同該過程本身混淆。
在結束這個主題之前，我想可以提一下最明顯的表現性症狀。這些症狀是表現性的，或者實際上是有機體極其普遍的狀態的一部分，即壓抑、健康、動作、冷漠等。一個人如果受到壓抑，那就是整個身心都受到壓抑。便秘在這樣一個人身上顯然並非應對性行為，而是表現性行為（儘管它顯然可以作為應對性症狀在另一位患者身上出現，即在一個拒絕排便的孩子身上，他以這種行為向他討厭的母親表示無意識的敵意）。在冷漠時不吃飯不說話、健康狀態下肌肉的張力，或者缺乏安全感的人所表現出來的神經質等都是如此。
桑塔格（Sontag）的一篇論文可以用來說明，對同一種身心紊亂可以做出各種互不相同的解釋。論文中提到了一位婦女的病歷報告，這位婦女患有嚴重到毀壞容貌的面部痤瘡。最初出現這種狀況以及之後的復發發生在三次不同時期，這三次病發又都恰好與感情壓力和衝突發生的時間重合，並且這些壓力和衝突是由性的問題引起的，異常嚴重。皮膚病發作的這三個時期時機巧妙，恰好使得這位婦女得以避免進行性接觸。可能是出於避免性接觸的願望，這位婦女才在無意識之中煞費苦心地產生痤瘡；這或許也像桑塔格所認為的那樣，是她對自己過失的自行懲罰。換句話說，它可能是一個有目的性的過程。不可能根據內在的證據來確定這一點，連桑塔格自己都承認，整個事情也有可能是一系列巧合。
然而，它也有可能是普遍性有機體失調的一種表現，這種有機體失調涉及衝突、壓力、焦灼，即它可能是一種表現性症狀，桑塔格的這篇論文提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方面。桑塔格清楚地認識到了這類病例中的基本矛盾，即痤瘡既可以被解釋為表現性症狀，也可以被解釋為應對性症狀，也即是說有兩種可能性可供選擇。大多數研究者掌握的資料都比桑塔格有限，他們放任自己沿著一個單一的方向得出了肯定的結論，即一些病例被確診為神經官能症，而另一些病例中則沒有被確診為神經官能症。
最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有必要提防將目的性強加給可能是出於偶然的事件。用下面這個病例來闡明這種必要性最合適不過了，不幸的只是我未能追蹤到這一病例的來源。該病患是一位接受精神分析治療的病人，他是一位已婚男子，卻同情婦發生了性關係，因此他忍受著嚴重的負罪反應。他還報告說，每次約會過情婦之後都會出先嚴重的皮疹，其他時候就沒有這種事。按照身心症醫學界的現狀來看，許多醫生都會把這種情況診斷為神經過敏反應，因為這是該男子在自我懲罰，所以也就是應對性的症狀。然而檢查之後卻發現了一個沒有那麼深奧的解釋。原來患者情婦的床上臭蟲滋生！
作為表現的自由聯想
同樣的差異可以用來進一步解釋自由聯想的過程。如果我們清楚地認識到，自由聯想是一種表現性的現象，而不是目的性、應對性的現象，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何自由聯想能為它之所為。
精神分析理論的龐大結構以及所有由精神分析學發展而來的理論和實踐，幾乎完全是以自由聯想這種臨床手段作為基礎的，然而這種臨床手段至今很少受到嚴格檢驗，這簡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幾乎根本沒有關於這個主題的研究文獻，就是連推測也寥寥無幾。如果自由聯想能促成或導致宣洩和頓悟（insight），那我們不得不承認，到目前為止還不了解其原因。
我們可以回過頭來檢驗一下羅夏之類的投射實驗，因為這樣我們就可以較為容易地檢驗一個早已為人所熟知的表現性的例子。在這個實驗中，病人所報告的感受主要是他自己觀察世界的方式的各種表現形式，而不是為了解決問題的有目的、有功能的嘗試。由於這種情況主要是無結構的，這些表現使我們得以就潛在的（或散發出來的）性格結構做出許多演繹。也就是說，病人所報告的感覺幾乎完全是由性格結構所決定的，幾乎完全不是由外界現實對解決具體問題的要求所決定的。它們是典型表現性，而不是應對性。
我的觀點是這樣的：如果認為自由聯想有意義、有用處，那麼因為一致的原因，羅夏測試也應有意義、有用處。此外，自由聯想也同羅夏測試一樣，在無結構狀態中進行得最為順利。如果我們將自由聯想理解為主要是迴避外部現實有目的的要求，並且這種現實要求有機體屈從於處境的需要，要求有機體在生活中遵循身體法則而非心理法則，那麼，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適應問題要求任務導向。採用任務導向後，首先湧現出來的是什麼有助於解決任務。任務所提出的各種要求作為組織原則，然後再按一定順序排列有機體的各種能力，以便以最高的效率來解決外界提出的問題。
我們所說的有結構的情況就是這個意思。在這種情況中，情況本身的邏輯要求有所反應並清晰指出各種反應。無結構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它既沒有提出回應，也沒有提出需要，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外部世界的重要性被故意地忽略了。因此，得出這兩種答案都輕而易舉，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羅夏板是無結構的。當然，在這個意義上，它們剛好與幾何問題完全背道而馳。幾何題目的結構極為嚴謹，不管人們怎樣思索，有什麼感覺和希望，也只可能有一個答案。
現在，根本就沒有什麼羅夏板，除了規避任務導向和應對性，也沒有要求自由聯想有什麼其他任務；因此，它不光同羅夏實驗有著相似之處，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患者最終學會了怎樣正確地進行聯想，如果他能夠遵循報告指令，不審查意識內容、也不按現實邏輯處理這些內容，直接報告在他意識中所發生的事情，那麼這種自由聯想最終必然會表現患者的性格結構。隨著現實的決定作用越來越小，對適應的要求越來越易於忽略，患者性格結構的表現也就越來越明顯。病人的回應於是便成為一種由內向外的輻射，而不再是對外部刺激物的反應。
那麼，構成性格結構的各種需要、挫折、態度等等，機會完全決定患者在自由聯想中所說的話。這也適用於夢境，我們必須將夢也看作是性格結構的表現，因為在夢中，現實和結構作為決定因素的作用沒有羅夏測試中那麼重要。痙攣、神經質的習慣、無意之中表露真情的過失（Frendian slips）以及遺忘都帶有非常功能性，但又不是完全是功能性的，它們也會表現。
這些表現的另一個作用是使我們可以越來越清晰地看到性格結構。任務導向、解決問題、應對、有目的尋求，這一切都屬於人格的適應性表層。性格結構則更為遠離現實，更受自身法則而不是物理和邏輯法則的決定。更為直接地與現實打交道，為了成功、為了由它的（現實的）法則決定而必須遵循的，是人格的表層與弗洛伊德的自我。
原則上講，把握性格結構的方法是儘可能地去排除現實和邏輯的決定力量。安靜的房間、進行精神分析用的躺椅、無拘無束的氛圍、精神分析專家和病人都放下他們作為文化代表的責任，這一切正是為了達到上述目的。當患者學會表達，而不是應答時，自由聯想的預想效果就會隨之出現。
當然，我們還面臨著一個特殊的理論難題。我們已經知道，故意和自覺的表現性行為會對性格結構本身產生一種反饋。例如，我常常發現，在合適的人選中，讓他們表現得仿佛很勇敢、慈愛或憤怒，最終會使他們真的變得勇敢、慈愛或憤怒起來。在這種治療實驗中，應該選擇你覺得本身具備勇敢、慈愛、憤怒的特質，但卻受到了壓抑的人。這樣，有意志的表現就會使整個人改變。
也許最後應該提及的是，作為獨特人格的一種表現形式，藝術具有很大的優越性。任何的科學事實都可以由他人發現，任何科學發明或機制都可以由他人提出，但只有塞尚才能畫出塞尚的畫。只有藝術家是無法替代的。在這個意義上，任何科學實驗都比一件有獨創性的藝術品更受外界的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