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機與人格 · 第八章　精神病病因與威脅理論

前文已經對動機概念進行了闡述，其中蘊含了一些幫助我們理解精神病病因以及挫折、衝突、威脅的本質的重要線索。 幾乎所有旨在解釋精神病是如何發病、如何持續的理論，都非常依賴我們現在將要討論的挫折和衝突這兩個概念。一些挫折的確會產生病理，另一些卻不會。同樣，一些衝突會產生病理，而另一些並不會。我們將會看到，必須要藉助基本需要理論才能解開這個謎題。 剝奪，挫折和威脅 在討論挫折時，很容易犯將人割裂開的錯誤。也就是說，仍然傾向去談論一張受挫的嘴，一個受挫的胃，或一種受挫的需要。我們必須牢記，經受挫折的只能是一個完整的人，決不會是一個人的某一個部分。 將這一點銘記於心，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會浮現出來，即剝奪人格和威脅人格之間的區別。通常，挫折的定義僅僅是得不到所渴望的東西，願望或滿足受到妨礙等。這種定義沒有區分兩種完全不同的剝奪：一種剝奪對有機體並不重要（很容易被替換，幾乎不會導致嚴重後果）；而另一種剝奪同時是對於人格的威脅，也就是說，對於這個個體的生活目標，他的防禦系統，他的自尊，他的自我實現，即對於他的基本需要的一種威脅。我們認為，只有威脅性的剝奪才有通常歸於一般挫折的各種後果（往往是令人不快的）。 同一個目標物對於個體來說可以有兩種意義。首先它有著內在的意義，其次，它也可以有一種從屬的、象徵性的價值。因此，如果我們剝奪了孩子想要的蛋卷冰淇淋，對一些孩子來說他可能只是失去了一個蛋卷冰淇淋卷；但對另一些孩子來說，可能不僅是喪失了一次感官上的滿足，他還會覺得自己被剝奪了母愛，因為是母親拒絕給他買蛋卷冰淇淋。對於第二種孩子來說，蛋卷冰淇淋不光有著內在的價值，而且還是他心理價值的承載物。對於一個健康人來說，如果只是被剝奪了僅代表冰淇淋的冰淇淋，這無關痛癢，甚至能否使用同樣的名稱，即挫折，來描述這種情況都值得商榷，因為挫折的特徵是具有更大威脅的剝奪。只有當目標物代表愛、聲譽、尊重或其他基本需要時，這些剝奪才會產生通常歸於一般挫折的種種惡果。 在某些動物種類中，某些情況可以很清楚地說明一個物體含有這種雙重意義。例如，我們已經能夠證明，當兩隻猴子處於一種支配從屬的關係時，一塊食物既是充飢物，同時也是一種支配地位的象徵。所以，如果處於從屬地位的動物試圖撿起食物，處於支配地位的動物會立刻攻擊它。然而，如果他能夠剝離食物所象徵的支配價值，那麼，他的支配者就會允許他食用。他僅僅需要做出一個順從的姿勢，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辦到，即在接近食物時做性展示，這個動作仿佛在說，「我想要這塊食物只是為了充飢，我不想挑戰你的支配地位。我樂意服從你的支配」。同樣，我們在對待朋友的批評時也是這兩種態度。通常，一般人的反應都是覺得受到了攻擊和威脅（這相當言之有理，因為批評通常都是攻擊）。於是，他的反應便是怒火中燒，勃然大怒。但如果他確信這一批評不是攻擊或是對他的排斥，那他不僅會從善如流，而且甚至可能會心存感激。因此，如果他已經有成千上萬的證據表明他的朋友愛他，尊重他，批評便只代表批評，它並不會同時代表攻擊或威脅。 對於這一區別的忽略導致了精神病學界裡很多不必要的混亂。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是：性剝奪是否不可避免地完全或部分導致了挫折的許多後果，如攻擊性和感情升華等。眾所周知，在許多情況下禁慾都沒有造成精神病理上的後果。然而，在許多其他情形中，獨生生活卻釀成了惡果。什麼因素決定會出現什麼結果呢？針對非精神病人進行的臨床工作給出了明確答案：只有當個體感覺性剝奪代表著異性的拒絕、自卑、缺乏價值、缺乏尊敬、隔絕或者阻撓其他基本需要時，性剝奪才會在嚴重意義上成為致病原因。有些人並不認為性剝奪有這些含意，那麼他們天生就可以相對容易地接受性剝奪（當然，很可能會有羅森茨威格[Rosenzweig]所說的需要的堅持性反應，但這些反應雖然令人不快，卻不一定是病理性的）。 兒童時期不可避免的剝奪通常也被認為是具有挫折性的。斷奶、控制排泄、學步，實際上，每一個調整的新層次都是強行推動孩子實現的。此處，純粹的剝奪和對人格的威脅之間的差異再一次要求我們謹慎行事。通過觀察那些確信父母的愛和尊重的孩子，可以發現他們天生可以接受各種剝奪、紀律和懲罰，簡直輕而易舉，令人驚嘆。如果一個孩子認為這些剝奪並沒有威脅到他的基本人格、主要生活目標和需要，那麼這些剝奪就不會造成什麼挫折性的後果。 從這個觀點出發能夠得出：威脅性挫折這個現象同其他威脅性情況的聯繫，要比同純粹剝奪的聯繫緊密得多。挫折的典型後果通常是由其他類型的威脅所導致的，其他威脅包括創傷、衝突、皮質損傷、嚴重疾病、真實的人身威脅、死亡的逼近、屈辱，或巨大的痛苦。 這將我們引向了我們的最終假設：也許挫折作為一個單獨的概念不如在它身上交織的那兩個概念有用，這兩個概念是對非基本需要的剝奪和對人格的威脅，即威脅基本需要或威脅同這些需要有關的各種應對系統。剝奪的含義比挫折這一概念的通常含義要少得多，而威脅的含義則比它多得多。剝奪並不是精神病病因，而威脅是。 衝突和威脅 衝突這一單獨的概念同威脅的概念交錯，正如挫折那樣。衝突的種類可以按以下劃分。 單純的選擇 這是在最簡單意義上的衝突。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充滿著無數這樣的選擇。我是像下面這樣來思考這種選擇和將要討論的下一種選擇之間的差異的。第一種選擇涉及在通向同一個目標的兩條道路中進行選擇，這一目標對有機體相對來說並不重要。對於這樣一個選擇情況的心理反應幾乎從來也不是病理性的。實際上，在絕大部分情況下，主觀上根本就沒有衝突的感覺。 在通向同一（極其重要，基本）目標的兩條道路中進行選擇 在這種情況下，目標本身對於有機體來說是重要的，但卻有兩種到達這一目標的途徑可供選擇。目標本身並沒有受到威脅。目標重要與否，當然要視每一個單獨的有機體而定。對一個有機體來說重要的，對另一個則不然。可以舉一個例子：一位女性正在思考是穿這雙鞋還是那雙鞋，是穿這件衣服還是那件衣服到一個社交場合去，這一社交場合恰好對她來說很重要，她希望能給別人留下好印象。在做出決定後，衝突的明顯感覺通常就會消失。然而，如果這位女性不是在兩件衣服中進行選擇，而是在兩個可能成為丈夫的人之間進行選擇，這種衝突就確實可能變得極其激烈，這使我們再一次想起了羅森茨威格對需要的堅持性效應和自我的防禦性效應之間所作的區分。 威脅性衝突 這種類型的衝突同前兩種類型衝突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它仍然是一個需要做出選擇的情形，但是是在兩個不同的目標之間進行選擇，而這兩個目標都至關重要。在這種情況下，給出回應做出選擇通常並不能解決衝突，因為這種決定意味著放棄某些幾乎是同被選擇物一樣重要的東西。放棄一個必要的目標或對需要的滿足使人感到一種威脅，即使在做出選擇之後，威脅性後果也依然存在。總之，這種選擇最終只會導致長期妨礙基本需要。這是致病的。 災難性衝突 最好將它稱為沒有抉擇或選擇可能性的純粹威脅。就其後果來說，所有的選擇都同樣是災難性或威脅性的，不然的話，也只有一種可能性，即一種災難性的威脅。這樣一種情況，只有延伸衝突這個詞的外延，這種情況才可能算作一種衝突。通過這樣兩個例子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這一點：一個例子是一位在幾分鐘內就要被處決的人，另一個例子是迫使動物走向它明知是懲罰的方向，並且杜絕了所有逃避、進攻或替換行為的可能性——這正是許多動物神經官能症實驗中的情況。 衝突和威脅 就精神病理學的觀點來說，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只能同我們分析了挫折之後所得出的結論一樣。一般說來，有兩種衝突的情況或衝突的反應，一種有威脅性，另一種無威脅性。無威脅性的衝突並不重要，因為它們通常是不致病的；帶有威脅性的衝突種類是重要的，因為它們往往是致病的。[24]同樣，如果我們將一種衝突的感覺作為病症的緣由來談論，那我們似乎最好還是來談一下威脅或威脅性衝突，因為某些種類的衝突並不能引起症狀。有一些實際上還會強化有機體。 我們也可以對精神病病因這一領域的各種概念進行重新分類，可以首先討論剝奪，其次則是選擇；可以認為這兩者都是不致病的：因此對精神病理學的研究者來說是不重要的概念。重要的那個概念既不是衝突也不是挫折，而是兩者的基本致病特徵，即威脅或實際上要阻撓機體的基本需要的滿足或自我實現。 威脅的本質 但是又有必要指出，威脅這一概念所包含的現象既不屬於普遍意義上的衝突，又不屬於普遍意義上的挫折。某些類型的嚴重疾病能夠引起精神病。那些經歷了嚴重突發性心臟病的人，他們的行動往往受到威脅。生病或住院的經歷常常直接威脅著年幼的孩童，且不說隨之而來的各種剝奪。 蓋爾卜（Gelb）、戈德斯坦（Goldstern）、史勒（Sheerr）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研究顯示：一般性的威脅在另一類患者，即腦損傷病人的身上得到了證明。唯一能夠根本上理解這些病人的方法是假設他們感受到了威脅。所有類型的症狀性精神病患者或許被認為是受到了基本威脅。只有通過兩種觀點來研究才可能理解這些病人的症狀。首先，任何種類的功能的損傷或功能喪失（喪失效應）對有機體的直接影響；其次，人格對這些威脅性喪失（威脅效應）的動態反應。 從卡頓諾（Kardiner）研究創傷性神經官能症的著作中[25]，我們發現可以將最基本和最嚴重創傷的效應添加至我們所列的威脅性效應的清單中，這些威脅性效應既不是衝突也不是挫折。卡頓諾認為，創傷性神經官能症是生命體本身最基本的執行功能——例如行走、言談、進食等等，受到基本威脅而產生的後果。我們可以這樣來解釋一下他的觀點。 經歷過重大變故的人可能會得出一個結論：他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死亡一直都靜候在他的門口。面對著這樣一個無比強大、充滿威脅的世界，一些人似乎喪失了對自己能力的信心，哪怕是最簡單的能力。其他比較輕微的創傷所造成的威脅性當然就更小一些。我需要補充一句，這樣的反應更常發生在某種性格結構的人身上，因為這種性格結構使人易受威脅的影響。 無論因為何種原因而臨近死亡，也可能（但並不一定）會使我們處於一種感到威脅的狀態，因為在這樣的狀態下我們可能會失去基本的自信。當我們再也不能應付這一情況時，當世界讓我們不知所措時，當我們主宰不了自己的命運時，當我們再也控制不了這個世界或者自己時，我們當然可以說是感受到了各種威脅。其他「我們對此無能為力」的情況有時也會被覺得是一種威脅。也許在這一類威脅中還應該加上劇烈的疼痛。這肯定是我們無能為力的一件事。 也許可以將這一概念擴展一下，使它囊括通常包含在另一範疇中的現象。例如，我們可以舉出：突然的強烈刺激、毫無防備的摔落、摔倒，任何無法解釋或不熟悉的事情，那些不僅會引發兒童激動情緒，還會對他們造成威脅的擾亂日常生活或節奏的行為。 當然，我們也必須提到威脅的最核心方面，即直接剝奪，或對基本需要的妨礙或危害，屈辱、遺棄、孤立、喪失名譽、喪失力量——這些都有直接的威脅性。此外，濫用或不用各種能力直接地威脅著自我實現。最後，危害高級需要或存在價值可以對高度成熟的人產生威脅。 總之，在我們所說的意義上，我們一般情況下能夠感受到以下一切的威脅性：對於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包括自我實現）或它們先決條件的潛在或實際妨礙，對生命本身的威脅，對有機體完整性的威脅，對有機體統一性的威脅，對有機體對世界的基本掌控的威脅，以及對於終極價值的威脅。 無論我們怎樣定義威脅，有一個方面我們決不能忽略，就是它的最終定義。不管包括其他什麼內容，都必須涉及有機體的基本目標、價值或需要。這意味著任何有關精神病病因的理論必然直接以動機理論為基礎。 普遍動力學理論以及各種具體的實證結果都表明，有必要針對個體來界定威脅。也就是說，我們最終定義一種情況或威脅時，不僅要考慮整個物種的基本需要，還要考慮面對該問題的單個有機體。然而，在定義挫折和衝突時常常僅依據外部情況，而不考慮有機體對這些外部情況的內在反應和理解。那些所謂的動物神經官能症的研究人員在這方面最執迷不悟。 我們怎樣才能得知，某種特定情況在什麼時候才會被有機體理解為一種威脅呢？對於人類來說，只要使用能夠描述整體人格的方法，如精神分析法，就可以非常容易地得到答案。這些方法使我們知道一個人需要什麼，缺乏什麼，什麼在威脅他。但對於動物來說，想找到答案就困難了。在這裡我們陷入了循環定義。當動物回應威脅時，會展現出相應徵兆，我們就知道這是一種具有威脅性的情況。也就是說，情況是根據反應來定義的，反應又是根據情況來定義的。循環定義的名聲通常是不太好，但我們應該知道，一般動力心理學的出現必然會提高人們對所謂循環定義的評價。無論如何，在實驗室的實際工作中，這顯然不是無法逾越的障礙。 根據動力理論必然得出的最後一點是：我們必須永遠把威脅感本身看作是一種對於其他反應的動力刺激。除非我們知道這種威脅的感覺會導致什麼，會使個體做什麼，有機體會如何對它做出反應，不然不可能完整地描述任何有機體所面臨的危險。在神經官能症理論中，既了解威脅感的本質，也了解有機體對這種感覺的反應，是絕對有必要的。 動物研究中的威脅概念 通過分析動物行為紊亂的研究[26]，可以得知這類研究通常只考慮外界因素和情況因素，而不會從動力角度出發。一旦外界的實驗安排或情況穩定下來，就認為達到了對心理情況的控制，這是個老生常談的錯誤。（例如，25年前的情緒實驗。）當然，最終這只不過是在心理上具有的重要性的，也就是有機體能覺察到或做出反應的，或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受其影響的，這是其一。其二，還要考慮到每一個有機體都與其他有機體不同這一事實，不僅必須口頭認可這兩點，還應該承認它們影響著我們的實驗安排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結論。例如，巴甫洛夫已經證明，動物必須具有某種類型的生理性格，否則，外部的衝突情況就不會造成任何內部衝突。當然，我們所感興趣的並不是各種衝突情況，而只是有機體內部的衝突感。我們還必須承認，個別動物的獨特歷史會讓動物們對於一個特定外部情況產生不同的個體反應，例如戈恩特（Gantt）、李得爾（Liddell）和其他科研人員的工作就印證了這一點。通過研究白鼠，已經能夠證明，在某些外部環境完全一致的情況下，有機體的特性在決定是否會出現衰竭時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不同的物種會用不同的方式來對同一個外部情況進行觀察，作出反應，感到被威脅或是不被威脅。當然，在許多這樣的實驗中，衝突和挫折的概念用得並不精確。此外，由於忽略了應當從個體出發來界定有機體所受威脅的特徵，似乎無法解釋為什麼不同動物對於同一情況會作出截然不同的反應。 史勒（Scheerer）說過「要求動物做他不能做的事」，這個說法比文獻中常用的說法要好。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因為它涉及已知的所有動物研究工作，但我們還應該讓它的某些含義更直截了當一些。例如，從動物手中奪走對它重要的東西，以及要求有機體做它不能做的事情，這兩者也許會導致類似的致病後果。對於人類來說，除了已經提及的因素之外，這一概念還必須包括某些疾病和損害的威脅性特徵，這些損害危及的是有機體的整體性。此外，我們還應該明確地承認性格這一元素，這讓動物能夠面對不同情況，比如要求它做一些無法做的事情；然後僅僅通過對這一情況漠不關心、保持平和甚至可能拒絕察覺，採取一種非病態的方式對其做出反應。也許這一比較鮮明的特點可以通過結合史勒的說法和強烈動機的說法來體現：「當有機體面臨著一個它非常想解決或者必須解決但卻無法解決或應對的任務或情況時，便會出現病態反應。」當然，甚至連這樣的說法也仍然不夠，因為它沒有包括已經提到的一些現象。但是，以實驗為目的情況下，對威脅理論這樣表述相當實用，這是它的優點。 另一點是，由於沒有區分動物的非威脅性和威脅性選擇情況，以及非威脅性和威脅性挫折，動物的行為似乎並不一致。如果設想動物正面臨著衝突情況，處於迷宮中的一個選擇點上，那它為何不更頻繁地崩潰呢？如果認為剝奪食物24小時對於老鼠是種挫折，那這種動物為什麼不崩潰呢？顯然，說法或概念都有需要作一些改變。有個例子忽略了這兩者的區別：動物在一種選擇中放棄了某種事物，而在另一種選擇中什麼也沒放棄，在一種情況下目標保持不變且不受威脅，但動物卻有兩條或者更多的途徑來實現同一個有保障的目標。如果一個動物又渴又餓，卻必須在食物和水之間進行選擇，又無法兼得的時候，它就更可能感受到威脅。 總之，我們決不能就其本身來定義一種情況或一種刺激物，而是必須把它看作是已由主體（動物或人）吸收合併——從動力的角度，通過它對實驗所涉及的特定對象的心理含義。 人生經歷中的威脅 與普通的成年人或者有神經官能症的成年人相比，健康成年人遭受一般外界情況的威脅更少。我們必須重申，儘管這種成年的健康得益於沒有威脅的童年，或是得益於成功克服威脅，但隨著歲月的流逝，它卻越來越不易受到威脅的影響，比如，一個人如果對自己非常自信，那麼幾乎不可能威脅到他的男子氣概。一個人如果一生中一直被人深愛著，並感到自己值得被愛、討人喜歡，那麼，不再愛他對他來說並不是太大的威脅。這裡必須再次援引功能性自立（functional autonomy）原則。 威脅妨礙自我實現 正如戈德斯坦（Goldstein）所言，將威脅的大部分個體案例都歸入「對最終自我實現的發展有著實際的妨礙或妨礙的威脅」這一標籤下，並非不可能。如此強調未來及當下的損害造成了許多嚴重後果。我們可以引用弗洛姆「人本主義的」良心這一革命性概念，作為感知到偏離成長或自我實現道路的例子。這一概念同弗洛伊德超自我（super ego）概念的相對性和相應不足之處形成了鮮明對比。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將「威脅」和「對成長的妨礙」理解成同義詞，造成了這樣一種可能性：某種情況在當時從主觀上來說是沒有威脅性的，但在將來是有威脅性的或會妨礙成長。孩子當下可能會希望得到一種讓他高興、安靜、感激的滿足，但這種滿足卻會妨礙成長。在這方面有一個例子，父母屈從孩子會產生溺愛引起的精神病態。 疾病的單元性 將精神病因同最終有缺陷的發展同一化，造成了另一個由它的單元性質所引發的難題。我們想說的是，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疾病都來自同一個根源，也就是說，精神病病因似乎是單一的而不是多重的。那麼疾病的各種單獨的症候群又是從哪裡來的呢？也許不僅僅是病因，甚至精神病理學都可能是單元性的。正如霍尼所聲稱的那樣，也許在現有醫學模式中我們所說的各種單獨疾病實體，實際上是對一種深層的普遍性疾病的表面、特質反應。我關於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實驗正是建立於這樣的基本假設上，到目前為止，在辨別具有一般心理疾病而非是癔病或疑病症或焦慮症等特殊神經官能症的患者方面相當成功。 既然我在這裡的唯一目的是證明這種關於精神病理病因的理論導致了重要的問題和假說，就暫時不再試圖進一步探討這些假設。然而唯一有必要做的是強調將它統一化、簡單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