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機與人格 · 第四章 人類動機理論

馬斯洛 《動機與人格》
本章將嘗試系統地闡述一套積極的動機理論,以便滿足前面章節中所列的理論需求,且同時力圖與已知臨床、觀察及實驗得出的事實相符合。但這套理論還是直接源於臨床的經驗。我認為,它符合詹姆士(James)和杜威(Dewey)的實用主義傳統,並融合了韋特海默(Wertheimer)、戈德斯坦(Goldernstein)和格式塔心理學派的整體論,以及弗洛伊德(Freud)、弗洛姆(Fromm)、霍爾尼(Horney)、賴希(Reich)、榮格(Jung)以及阿德勒(Adler)的心理動力學理論。這種融合和綜合可稱其為整體動力理論。 基本需要 生理需要 通常被視作動機理論起始點的需要是所謂的生理需要。最近的兩項研究要求我們對這些需要的傳統定義做出修正:一是體內平衡這一概念的發展,二是口味(即對食物的偏好性選擇)可以有效地反映出身體實際需要或缺乏的物質。 體內平衡指的是身體為維持恆定且正常的血液流動狀態作出的一種無意識的努力。坎農(Cannon)描述了這個過程,包括:(1)血液中的水含量,(2)鹽含量,(3)糖含量,(4)蛋白質含量,(5)脂肪含量,(6)鈣含量,(7)氧氣含量,(8)恆定的氫離子水平(即酸鹼平衡),和(9)恆定的血液溫度。顯然,這個清單還可以包括其他無機物、荷爾蒙、維生素等內容。 楊(Young)對有關口味與身體需要之間的關係的研究做出了總結。如果身體缺乏某種化學物質,人體就會趨向於(以一種不完善的方式)發展出對具體食物的口味偏好,以滿足身體對所缺乏的食物元素的渴求。 因此,製作任何根本性生理需要的一覽表都是無法實現且徒勞無用的,因為根據描述的具體程度的不同,這些需求的數目既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我們也不能將所有生理需要的存在視作是為了達到體內平衡的目的。性慾、睡意、純粹的活動和運動、動物身上的母性行為都還未被證明是為了達到體內平衡的需要。此外,這樣的一覽表也無法包含各式各樣的感官愉悅(味覺、嗅覺、呵癢、撫摸)。這些愉悅感可能是生理性的,並可能成為動機行為的目標。再者,機體會同時擁有惰性、懶散和懈怠的趨勢以及對活躍、刺激和激動的需要。關於這點我們也不知道要如何解釋。 在前一章我們指出,這些生理內驅力或需要應該被視作獨特的而不是典型的,因為它們可以被孤立,且可以在身體上被部位化。也就說,它們彼此之間與其他動機之間、與機體的整體之間都較為獨立。其次,我們可以為這些內驅力找到局部的根本性的軀體基礎。這不如我們以為的那樣具有普遍準確性(疲勞、睏倦、母性反應),但在諸如飢餓、性和口渴的例子上仍然準確。 我們需要再次指出,任何生理需要和與之對應的完成性行為都可以作為滿足各種其他需要的渠道。也就是說,一個認為自己飢餓的人不一定是在尋求維生素或蛋白質,他實際尋求的可能更多是舒適和依賴感。反過來,喝水、吸菸等其他活動或許也可以部分滿足這種飢餓需要。換言之,這些生理需要是相對孤立的,而不是完全孤立的。 毫無疑問,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具有最高的優勢地位。具體而言,如果一個人極端匱乏所有事物,那他的主要動機極可能是生理需要。如果一個人同時缺乏食物、安全、愛和尊重,那對食物的渴望應該比對任何其他事物的渴望都更強烈。 如果所有需要都未得到滿足,那麼機體會受到生理需要的主導,所有其他需要要麼相當於不存在,要麼退居到次要的位置。因此,我們可以說整個機體的特點是由飢餓驅動的,因為意識幾乎完全受飢餓控制。機體調動所有能力來滿足飢餓,這些能力的組織幾乎全然都是為了一個需要,即滿足飢餓。感受器和效應器、智慧、記憶及習慣都可以被簡單地定義為滿足飢餓的工具。對於達到這一目的沒有用處的能力將處於休眠狀態,或退居到不重要的位置。在極端情況下,創作詩歌的需求和購買新鞋子的願望會被遺忘,或者它們的重要性會被降級。因為,人在面臨極端或危及生命的飢餓時,他的注意力會全部集中在食物上。他會夢到食物,他的記憶里是食物,他的所思所想全是食物,只有食物會引起他情感的共鳴,他只能感知到食物,他想要的只有食物。哪怕是通常為進食、飲水或性行為等生理需要服務的、更為微妙的決定性因素,也會受到壓倒性的忽視,才得以使我們能夠在此時(但也僅限此時)本著絕對的解除痛苦的目標來討論純粹的飢餓驅力和行為。 當人類的整個機體受到某一需要的主導時,還會出現一個奇異的特點,即他的未來觀也會趨於改變。對於長期處於極端饑荒的人來說,烏托邦可以簡單地定義為一個食物極度豐富的地方。他會傾向於認為,如果他的餘生都能保證充足的食物來源,那麼他會感到絕對的幸福,且不會再有任何其他的願望。對他來說,生活的定義可能只是為了吃飽而已,任何其他事物都變得無關緊要。自由、愛情、社群感、尊重及哲學都會因它們無法滿足填飽肚子的需要,而被當做花哨無用的東西並遭到拋棄。可以說,這種狀態的人只為一口麵包而活。 無可否認,這樣的情況確實存在,但並不普遍。在正常運行的和平社會裡,緊急情況十分罕見。但這個不言自明的真理卻常常遭人遺忘,主要有兩點原因:第一,除了生理需求外,小白鼠很少有其他動機。但關於動機的實驗主要在小白鼠身上進行,所以我們很容易將小白鼠的情況直接移植到人類身上。其次,我們常常忽視社會的適應性作用。社會的一個主要功能就是減少生理緊急情況的發生。在大多數已知的社會中,可稱其為緊急情況的長期極端饑荒現象是罕見的,而不是普遍的。至少在美國的情況是如此。如果一個普通的美國公民表示「我餓了」,那麼他經歷的是口味的需要而不是飢餓的需要。在他的一生中,除偶然情況外,他幾乎不會體驗攸關生死的飢餓。 若想要遮蓋人的高等動機,並取得對人類能力和本性的片面的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人長期處於極度飢餓和乾渴的狀態。如果有人將緊急狀況典型化,並通過研究處於極度的生理匱乏的情況下的人類行為來評估人的目標和欲望,那麼他一定對許多事實視而不見。人們確實是為麵包而活——但這只是在缺乏麵包的情況下。然而,如果在食物非常豐富且人們不需要再為填飽肚子而活的時候,他們的欲望又會變成什麼呢? 其他(更高級的)需要會立刻出現,並且這些除了生理飢餓之外的需要會主導整個機體。當這些需要得到滿足後,會有更新(和更高級)的需要出現,以此往復。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類的基本需要都是按照相對的優勢層次而排列的。 這種說法的主要意義在於:在動機理論中,需要的滿足和需要的匱乏成為了同樣重要的兩個概念。因為需要的滿足可以將機體從以生理性需要為主導的狀態中解放出來,進而促使更為社會性的目標出現。一旦生理性需要和與之相關的局部需要得到長期的滿足,它們便不再作為行為的有效決定性因素和組織因素了。它們現在僅處於潛伏狀態,一旦條件適宜,它們會再次活躍起來,成為主導機體的力量。需要一旦得到滿足便不再稱其為需要。能主導機體並組織其行為的只有未被滿足的需要。一旦飢餓感得到滿足,它就會在個人動態中變得無足輕重。 對安全的需要 如果生理需要處於相對滿足的狀態,則會出現一系列的新的需要,我們可以大致將其劃為對安全的需要(尋求安全、尋求穩定、尋求依賴、尋求保護、免於恐懼、免於焦慮和混亂、對體制的需要、對秩序的需要、對法律需要、對界限的需要、尋求保護者的力量,等等)。對於生理需要的描述放在安全需要上同樣準確,只不過程度較低。安全需要同樣可以完全地支配機體,它們幾乎可以成為機體行為的唯一組織者,調動所有機體的能力任由其差遣。我們可以將這樣的機體稱為尋求安全的機制。像之前一樣,我們可以說感受器、效應器、智力及其他能力幾乎都是尋求安全的工具。我們可以看到,就像飢餓之人一樣,對於尋求安全的人來說,他的主要目標是一個強有力的決定性因素,不僅可以決定他現在的世界前景和世界觀,還可以影響他的未來觀和價值觀。可以說,所有事物與獲得安全和保護相比都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甚至包括生理需要,因為生理需要一經滿足,就會遭到忽視)。如果一個人長期處於對安全的極度渴望,那麼我們可以說他完全是為了安全而活。 儘管本章我們主要討論的是成年人的需要,但通過對嬰兒和孩童的觀察,我們也許可以更有效地理解成年人的安全需要,因為嬰兒和孩童的需要更為簡單和直觀。嬰兒對威脅或危險的反應之所以更加明顯,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根本不會抑制自己的反應,但我們的社會要求成年人不計代價地抑制這種反應。因此,哪怕成年人確實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我們可能也無法從表面的觀察中得知。在某些情況下,嬰兒會全力以赴地作出反應,仿佛自己身處危險一樣。這些情況包括:他們被打擾或被突然地放下,或者受到高音量噪音、閃爍的光源或其他異常的感官刺激的驚嚇,或者被人粗暴地對待,或者失去母親懷抱的支撐,或者感到支撐不足,等等。[12] 在嬰兒身上我們可以觀察到,他們對各種身體病症的反應要明顯得多。有時,這些病症似乎立刻具有本質的威脅,並且似乎會讓嬰兒感到不安全。例如,嘔吐、腹部絞痛、或者其他急性的疼痛會立刻改變嬰兒看待整個世界的方式。我們可以這麼假設:在受疼痛困擾時,孩子的世界似乎突然從陽光明媚變得陰雲密布。似乎在這個漆黑的世界中,任何壞事都可能會發生,之前穩定的事物突然間變得不穩定起來。所以,因為吃掉不好的食物而生病的孩子會在身體不適的一兩天裡感到恐懼,甚至做噩夢。他對保護和安慰的需要遠高於生病之前的水平。最近,關於外科手術對兒童造成的心理影響的各項研究也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兒童對安全的需要還有另一點體現,即他會傾向於某種不受干擾的例行程序和節奏。兒童似乎更喜歡一個可預見的、有規律的、有秩序的世界。例如,父母不公平的對待和反覆無常的行為似乎會讓孩子感到焦慮和不安全,而孩子之所以產生這種態度,並不是由於遭到不公本身或由於不公的對待造成的痛苦,而是由於這種的對待威脅到世界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可預見性。如果想要年幼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長,他們的環境就需要一個擁有相對嚴格的框架。在這個環境中,孩子需要遵循某種時間表和某些例行程序,它們不僅約束孩子當下的行為,也可以對孩子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兒童心理學家、教師和心理治療師發現,孩子更需要有限度的寬鬆教育,而不是無限度的縱容散養。或許我們還可以這樣說:孩子需要有組織有條理的世界,而不是無序而鬆散的世界。 毋庸置疑,父母和正常的家庭環境具有中心地位。爭吵、肢體傷害、離婚、家庭成員的死亡對孩子而言尤為可怕。父母對孩子大發脾氣、威脅說要懲罰他、對他進行謾罵、對他粗聲粗氣地說話或實施體罰,有時會在孩子心中激起極大的驚慌和恐懼,以至於我們必須認識到上述行為除了造成身體上的痛楚之外還會帶來其他的影響。在一些孩子身上,這種恐懼可能是他們害怕失去父母之愛的表現。而在另一些完全遭到父母厭棄的孩子身上,我們也會發現這樣的恐懼。這些孩子看似依附於憎恨他們的父母身邊,但他們尋求的僅僅是父母提供的安全與保護,而不是希望得到父母的疼愛。 讓普通孩子突然面對新鮮的、陌生的、奇異的、不可掌控的刺激物或環境常常會激發孩子的危險或恐懼反應,例如,短暫地走失或與父母分離,遇見陌生的面孔,陷入陌生的環境,被安排不熟悉的任務,看到奇異、陌生和不好對付的事物,面對疾病或死亡等。尤其在這種時候,孩子發狂般地黏在父母身邊的行為再次證明父母是保護者的角色(不同於他們食物的提供者和疼愛的給予者的角色)。[13] 通過這些類似的觀察我們可以概括出,我們社會中的孩子和成年人(儘管後者表現得很不那麼明顯)更嚮往安全的、有序的、可預測的、有規律且有組織的世界。他可以對這種世界有所指望。在這種世界裡,出乎意料、難以對付、混亂不堪以及其他危險的事物不會出現;而且在這個世界裡,無論發生什麼情況,他都有強有力的父母或保護者可以保護他免受傷害。 在兒童身上很容易觀察到這樣的反應。這從某種方面證明,我們社會中的孩子過於缺乏安全感(或者說,他們未被撫養好)。在不具威脅性且有愛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通常不會做出我們所描述的反應。這些孩子大多只會在碰到大人也認為危險的事物和情況時,才會出現我們所描述的反應。 在我們的文化中,健康幸運的成年人大抵都能滿足他們的安全需要。在和平、運行平穩、穩定、健全的社會中,社會成員通常有足夠的安全感,不會感到來自野生動物、極端天氣、犯罪攻擊、謀殺、混亂、暴政等事物的威脅。因此,對安全的需要已經從真正意義上不再是對他產生影響的有效(active)動機了。正如吃飽喝足的人不再感到飢餓,安全的人也不會感到受威脅。如果我們希望更加直觀和清晰地觀察到這些需要,我們可以轉向精神病患者或接近精神病的人,或者轉向經濟社會地位低下的個人,或者那些處於社會動盪、革命或政權崩潰的環境下的個人。通過對比這些極端情況,我們可以感知到人們對安全的表達存在於下列現象中:人們普遍傾向於一份終身聘用制且可以提供保障的工作、希望擁有一個儲蓄賬戶以及各種各樣的保險(包括醫療保險、牙醫保險、失業保險、殘疾保險、退休保險等)。 人們試圖在世界中尋求安全與穩定的另一些更廣泛的例子體現在,人們普遍傾向於熟悉且已知的事物而非陌生而未知的事物。人類普遍希望依附於某種宗教或世界觀,因為它們能以連貫的、有意義且令人滿意的方式將宇宙和處在宇宙中的人類組織成一個整體。這種傾向也部分地受安全需要的促動。在這裡,我們也可以將科學和哲學多多少少地看作是由安全需要促動的。(我們在後文也可以看到人們在科學、哲學或宗教作出努力的其他動機。) 否則,只有當機體處在真正的緊急狀態下(例如,戰爭、疾病、自然災害、犯罪潮、社會解體、精神症、腦損傷、政權瓦解或其他長期的惡劣環境等),對安全的需要才會成為調動機體資源的主要而活躍的因素。 在我們的社會中,一些患有精神症的成年人表達他們對安全的需要的方式和一個沒有安全感的兒童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但是前者會採取更為特殊的表現形式。他們的反應通常是由未知的心理威脅所引起,但這些威脅只存在於一般人看來的充滿敵意和壓倒性威脅的世界中。這種人的行為似乎隨時要應對大禍臨頭的災難一般,即他好像總是在對緊急情況作出反應。他的安全需要的具體表現為,他會尋找一個保護者,或一位他可以依賴的強大的人物,或一個搞獨裁的「元首」。 我們能夠以非常有用的方式描述精神症患者:他們雖然是成年人,但卻保留了孩童時期看待世界的態度。也就是說,一個患有精神症的成年人表現得似乎他真的害怕被打屁股、惹母親生氣、被父母拋棄或食物被從眼前奪走。似乎他在孩童時期對恐懼的懼怕心理和對充滿危險的世界的恐懼反應已經轉入地下,沒有受到成長過程中學習進程的影響,現在隨時可能被任何會使孩子感到危險和威脅的刺激物重新激發出來。[14]在這一方面,霍爾尼(Horney)對「基本焦慮」的著作有著尤為優秀的闡述。 對安全的追求體現得最為明顯的精神症當數強迫性精神官能症。強迫性精神官能症的患者發瘋般地想要使世界秩序化和穩定化,這樣就不會出現不可控制、出乎意料、且不熟悉的危險情況。他們給自己立下各種儀式、規矩和程式,像修建籬笆一樣用它們將自己框定起來。如此一來,所有不確定的事件都有應對措施,而且新的緊急狀況也不會出現。他們如同戈德斯坦(Goldstein)所描述的腦損傷的病例一樣,小心翼翼地維持著自我世界的平衡,盡力避免所有不熟悉和奇怪的事物,並通過有板有眼、紀律嚴明、秩序井然的方式維護著他們處處受到限制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安全可靠,並且任何出乎意料的事情(危險)都絕無可能發生。如果確實發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情,哪怕不是由於他們自己的責任,這些人也會出現驚恐反應,仿佛這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已經構成了極大的危險。我們在健康的人身上看到的並不十分強烈的偏好(例如對熟悉事物的偏好),在這些病態的人身上就變成了生死攸關的必需品。在一般的神經症患者身上,對新鮮和未知事物的正常程度的趣味,要麼完全不存在,要麼被降到了最低水平。 在社會環境中,如果法律、制度或社會權威受到威脅,安全需要就會升級為非常迫切的需要。在大多數人類身上,混亂和毀滅的威脅會導致高級需要的退化,並使安全需要成為優勢需要。一個最為普遍且幾乎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反應是人們很容易接受獨裁統治或軍事統治。這似乎適用於所有人類,包括健康的人類。因為在面對危險時,他們也會出於現實主義將高級需要退化為安全需要,並隨時準備自我防禦。對於生活在安全線邊緣的人來說,這點尤為準確。在權威、合法性和法律的象徵受到威脅時,他們尤其容易受到侵擾。 對歸屬感和愛的需要 一旦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得到很好的滿足,我們就會出現對愛、情感和歸屬感的需要,並且它會成為新的中心,前文所描述的過程會圍繞它開始新的循環。現在,這個人開始感到從未有過的對朋友、戀人、妻子或孩子的強烈需要。他熱切地期盼與人建立情感關係,即他希望在所處團體或家庭中建立自己的位置。他會盡一切努力來達到這一目標。他對這種關係的渴望超越了對世界上所有其他事物的渴望,並已經全然不記得,之前自己飢腸轆轆的時候,曾輕蔑地認為愛是虛無縹緲、無足輕重且沒有必要的。現在,孑然一身、排斥拒絕、無依無靠、無所寄託的感覺深深刺痛了他。 儘管歸屬需要是小說、自傳、詩歌、戲劇以及最新的一些社會學文獻的常見主題,但我們卻沒有太多與之相關的科學資料。從文學作品中,我們了解缺乏歸屬感對兒童造成的毀滅性影響,造成歸屬感缺乏的原因包括:工業化造成的兒童過度遷徙,迷失方向和流動性過大,他們變得沒有根基,或鄙視自己的出身和所屬的團體。兒童被迫離開故鄉、家人、朋友和鄰居,變成了過客或初來乍到者,而無法感受到作為本地人的滋味。我們仍然沒有意識到鄰里、故土、部族、同類人、階級、團體、熟人和同事等關係所具有的深刻意義。我希望推薦一本對這個問題擁有辛辣見解的書籍,它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人類根深蒂固的結群、聚集、群居和歸屬的動物本能。阿德利(Ardrey)的《領地行為的規律》(Territorial Imperative)會幫助我們提升對這一問題的意識。這本書率直的風格對我大有裨益,因為過去我對這個問題並不十分在意,但是書中對該問題關鍵性的強調迫使我展開了認真而深入的思考。也許其他讀者也能從中獲益。 如今,訓練小組、個人成長組織及其他專門性小組大範圍出現且快速增加。我相信,造成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可能在於我們對人際接觸、親密關係、歸屬感的需要沒有得到滿足,也可能是因為我們需要克服普遍的陌生感和孤獨感。當代社會的流動性不斷加強,傳統的社群分組被打破,家庭分裂的現象普遍化,代溝加劇,城市化程度加深,原有的村落中面對面的交往消失,以及美國人的友誼日益膚淺化。這些因素加劇了我們的陌生感和孤獨感。此外,我深深感到,一些年輕人的叛逆團體(我不確定這些團體的數量)的出現,正是由於他們的一些渴望沒能得到滿足,比如對集群和交往的渴望,對一起對抗共同敵人時產生的真正親密感的渴望。這並不一定是真正意義上的敵人,只要能夠造成外部威脅的因素都可以起到效果。在同一夥士兵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同樣的情況:共同的外敵促使他們產生堅固的兄弟般的親密情誼,並且他們可能一生都緊緊團結在一起。如果一個好的社會希望得到健全的發展,就必須用各種方式來滿足人們的這種需要。 我們社會中的適應不良和更為嚴重的病理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通常問題的根源在於愛和歸屬的需要受到了挫折。對待愛和情感以及它們在性關係中的表達,我們的態度通常是充滿矛盾,並且受到很多約束和禁忌的限制。幾乎所有的精神病理理論學家都強調,對愛的需求遭遇挫折是適應不良的基本性原因,我們為此進行了許多臨床研究。可以說,除生理性需要之外,我們對愛和歸屬感的需要的了解最為透徹。蘇蒂(Suttie)就我們「柔情的禁忌」曾寫過一篇極為出色的分析。 在這裡必須強調的一點是,愛並不等同於性。我們應該從生理需要的角度來研究性。通常而言,性行為受多重因素影響。也就是說,性不僅由性需要決定,還由以愛和感情需要為主導的其他需要決定。另一個不容我們忽視的事實是,愛的需要既包括給予愛也包括接受愛。 自尊需要 除少數病態的人之外,我們社會中的所有人都會需要或渴望獲得對自己穩定、堅實且通常較高的評價,即對自尊、自重、和尊重他人的需要或渴望。這些需要可以被劃分為兩個更小的類別:第一,對力量、成就、充足、優勢、能力、面對世界的信心以及獨立和自由的需要。[15]第二,對名譽和聲望(我們將其定義為來自他人的尊重和敬重)、地位、美名和榮譽、主導地位、認同、關注、重要性、尊嚴和欣賞的需要。這些需要受到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及他的追隨者的強調,卻受到弗洛伊德(Freud)的忽視。但在今天,精神分析學家和臨床心理學家似乎越來越重視自尊需要的突出重要性。 自尊需要的滿足可以為人們帶來自信,讓人們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有價值、有力量、有能力、有用處並占據著必不可少的位置。但如果這些需要遭遇挫折,就會使人產生自卑、弱小和無助的情緒。反過來,這些情緒會讓人感到灰心喪氣,或者要求補償或產生精神症的傾向。通過對嚴重的創傷性精神症的研究,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評估基本自尊的重要性並理解無助的人是如何失去自尊心的。[16] 從神學家有關傲慢和狂妄的討論中,從弗洛姆關於一個人對自己天性的虛假的自我感知理論中,從羅傑斯關於自我的研究中,從像安·蘭德(Ayn Rand)這樣的評論家的作品中,以及其他來源那裡,我們越來越多地了解到,與基於自己的對工作的真實能力和勝任水平建立自尊心相比,基於他人的觀點建立自尊心具有危險性。最穩定、最健康的自尊心的建立方式是依靠自己當之無愧地受到的尊重,而不是依靠外部的虛名和名不副實的奉承。在這裡,我們需要區分兩種不同的能力和成就,因為這種區分對我們很有幫助:一種是基於純粹的意志力、決心、責任心而取得的成就,另一種是通過人真正的內在天性、身體素質、遺傳基因和命運取得的成就。正如霍爾尼(Horney)所說,一種成就是源於自己「真實自我」,另一種是源於理想化的虛假自我。 自我實現的需要 儘管所有上述的需要都得到了滿足,我們還是會感到,新的不滿足和焦躁不安的情緒會很快再次出現,除非這個人所做的是真正適合他的事情。如果想要獲得內心終極的平和感,那麼音樂家就必須要作曲,畫家就必須要繪畫,詩人就必須要寫詩。總之,他必須得忠於自己的本性。我們將這種需要稱為自我實現的需要。第十一章對這一內容有著更為詳盡的描述。 這個說法是由柯特·戈德斯坦(Kurt Goldstein)首創的,但這個概念在本書所指的內容更具體,涵蓋的範圍也更小一些。本書中的自我實現是人對實現個人抱負的欲望,即實現自身所有潛力的傾向。也可以說,這種傾向性是越來越成為具有鮮明個人特點的獨特之人的願望,是成為他可能成為的一切的願望。 這些需要的具體實現形式當然會極大地因人而異。在一個人身上,它的表現形式是成為理想的母親;在另一個人身上,它的表現形式是成為優秀的運動員;而再換一個人,它可能變為作畫或進行發明創造[17]。在這個需求的層面人,個人之間的區別最為明顯。 這些需要之所以出現,是由於一些更優先需要——包括生理、安全、愛與自尊的需要——得到了滿足。 基本需要滿足的先決條件 基本需要的滿足存在一些直接的先決條件。這些條件一旦受到威脅,就仿佛基本需要本身受到了直接的威脅。這些基本需要得到滿足的先決條件包括:在不傷害他人前提下的行動自由、言論自由、自我表達的自由、調查和取得信息的自由、自我防衛的自由以及集體那裡的公平、公正、誠信和秩序,等等。這些自由一旦受到阻礙,就會引起威脅或應急反應。這些條件本身並不是目的,但它們接近於目的。這是由於它們與基本需要緊密相連,而基本需要本身就是目的。我們要捍衛這些先決條件,因為如果沒有它們,基本需要的滿足就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受到嚴重危害的。 在前文中我們曾提到,認知能力(包括感知、智力和學習的能力)是一套適應性工具,並且它們的功能之一就是滿足我們的基本需要。因此,如果它們受到任何威脅,或者自由使用這些能力的權利受到剝奪或阻礙,就相當於間接地威脅到基本需要本身。這個說法部分解決了一些普遍的問題,如好奇心,對知識、真理和智慧的探索,以及人類自古以來想要解決宇宙奧秘的欲望。保密、審查制度、欺騙、阻礙通信等行為都會威脅到所有的基本需要。 因此,我們必須引入另一個假設,來討論與基本需要的親疏程度,因為我們早已指出,任何有意識的欲望(部分目標)都有著或高或低的重要性,這是由它們與基本需要有著或遠或近的關係所決定的。同樣的說法也適用於各種各樣的行為舉止(behaviour acts)。如果一個舉止直接有助於基本需要的滿足,那麼它在心理學上就是重要的;如果一個舉止不能直接有助於基本需要的滿足,或者它作出的貢獻較弱,那麼從動態心理學的角度上講,這一舉止就不那麼重要。對於不同種類的防禦或處理機制,我們也可以使用同樣的說法。一些機制與基本需要的保護和達成有直接的關係,另一些則只有微弱或疏遠的關係。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可以說防禦機制有更為根本和沒那麼根本之分,而且我們可以斷言,危及更為根本的防禦機制比危及沒那麼根本的防禦機制更具威脅性(但我們要牢記於心的是,上述事實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它們與基本需要的關係)。 認識和理解的欲望 我們對認知衝動及它們的動力和病理學所知甚少,主要原因在於它們在臨床上不重要,並且在由醫學治療傳統(即祛除疾病)所主導的診所中也不受重視。在這裡沒有傳統精神症中繁雜的、令人激動的、神秘的症狀。認知心理學是暗淡而微妙的,容易遭人忽視,或被人認為是稀鬆平常的。認知心理學並不過分引人注意。因此,在創造心理療法和心理動力學的偉大先驅(弗洛伊德、阿德勒、榮格等)的著作中,我們並沒有找到對這一話題的描述。 據我所知,希爾德(Schilder)是唯一在其著作里從心理動力學角度討論好奇心和理解力的一位主要心理學家。[18]在學術派心理學家中,只有墨菲(Murphy)、韋特海默(Wertheimer)和阿希(Asch)曾研究過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我們只順便提及過認知需要。獲取知識和使宇宙的系統化,從某種程度上被看作是在世界中獲取基本安全感的技術,或者是有智慧之人自我實現的表達方式。同時前文曾討論過,探索和表達的自由是滿足基本需要的先決條件。儘管這些系統的闡述十分有用,它們還不能確切地回答好奇心、學習、哲學思維、實驗等行為的動機作用是什麼。它們至多只能部分地回答這些問題。 獲取知識要面對一些消極的決定性因素,例如焦慮、害怕等。此外,我們也有合理的依據做出這樣的假設:獲取知識也受積極衝動影響,例如滿足好奇心、知曉、解釋、理解等。 1.我們可以在較高級的動物身上觀察到類似人類好奇心的現象。猴子會挑揀東西,會將手指探入洞中,並會在飢餓、恐懼、性和舒適程度的需要被滿足後探索各種各樣的情境。哈洛(Harlow)的實驗通過可以讓人接受的方式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2.人類歷史中有大量的例子可以向我們證明,哪怕面臨極大的危險,甚至在生命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人類仍會尋找真相併作出解釋。像伽利略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只是很多人都默默無名罷了。 3.對心理健康之人的研究顯示,他們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即會受到神秘的、未知的、混亂的、無序的和未被解釋的事物所吸引。這點本身就非常引人入勝,而這些領域本身也十分有趣。相比一下,對於已知事物最常見的反應就是無聊感。 4.從精神病理學的角度出發進行外推是可行的。對強迫性精神官能症患者(以及所有精神症患者)的研究,戈德斯坦對腦損傷的士兵的研究,以及邁爾(Maier)對有痴迷行為的老鼠的研究都是臨床層面的觀察,它們都顯示了對熟悉事物的強迫性和帶有焦慮感的依賴,以及對陌生、混亂、出乎意料及未馴化的事物的恐懼。另一方面,還有一些現象也許會推翻這種可能性,包括被迫的離經叛道、長期對權威的反抗、波西米亞式的玩世不恭、想要驚嚇別人的欲望等等。我們可以在一些患有神經症的個人,以及處於文化脫離的過程中的個人身上觀察到上述行為。也許,還有一點與此相關的理論,即第十章所論述的保護性脫癮。從行為層面看,保護性脫癮是指受可怕的、未被理解的和神秘的事物的吸引。 5.可能在認知需要受到挫折時,會產生真正的精神病理性結果。下文中的臨床證據也同樣具有相關性。 6.我曾見到若干病例,在他們身上我清楚地發現,從事乏味的工作或過著乏味的生活的智者會產生一些病態,如無聊、對生活失去熱情、自我憎恨、身體功能整體的衰退、智力活動以及品味的逐步退化等。[19]我曾見過至少一個病例在接受合適的認知療法後(包括恢復業餘學習、跳槽到智力上更有難度的崗位、進行觀察思考等),這些症狀也隨之消失了。 我還曾見過很多聰慧富裕、但無所事事的婦女漸漸出現了和智力營養不良(intellectual inanition)相同的症狀。聽從了我的建議後,她們投入到能實現價值的事情中,隨後她們症狀得到了緩解甚至痊癒。這種現象經常發生,讓我意識到認知需要的存在。在人們無法獲取新聞、信息及事實,並且官方說辭與實際情況明顯相悖的國家,我們會看到民眾以下的反應:至少有一些人產生了普遍的憤世嫉俗思想,不信任任何價值觀,對明顯的事物也產生懷疑,正常的人際關係遭到嚴重顛覆,感到無望,道德敗壞,等等;另一些人則會出現較為被動狀態,如無聊、屈從、喪失能力、封閉、喪失主動性等等。 7.對了解和理解的需要從嬰兒晚期和兒童時期就能體現出來,且比成年時期更為明顯。此外,這種需要似乎是在成熟過程中自發產生的結果,而不是由學習獲得的產物。孩子不需要別人教他如何好奇,但他們可能會因制度化的教育變得不再好奇。戈德法布(Goldfarb)的研究就是一個例子。 8.最後,認知衝動的滿足會在主觀上令人滿意並帶來終極體驗(end experience)。儘管這方面的研究和理解遠不如取得的結果和收穫受到人們的重視,但無論如何,在任何人的生活里,洞察都是一件明快、愉悅和令人激動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人一生之中的亮點。 對障礙的克服、需求受挫時產生的病態、廣泛發生的(跨種族、跨文化的)事件,從未消失(卻比較微弱)的持續性的壓力,滿足作為人類充分發揮全部潛能的前提條件的必要性、在人生早期自發出現的各種事件,都是基本認知需要存在的證據。 然而,這個假定並不充分。哪怕我們已經認識到了,我們仍然受驅使:一方面,我們想認識得更仔細更微觀,另一方面,我們想在世界觀、神學等的方向上讓我們的認識更廣泛。如果我們已得到的事實是孤立和原子化的,那麼我們難免會想將其以分析、整理或兩者兼有的方式使其理論化。一些人稱其為追尋意義的過程。那麼我們再來假定一些欲望:理解的欲望、系統化的欲望、整理的欲望、分析的欲望、尋找關係和意義的欲望和建立價值系統的欲望。 一旦這些欲望加入了討論範圍,我們會發現,它們自身也會形成一個小的等級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了解的欲望比理解的欲望更具優勢地位。我們上文所描述的優勢欲望的等級體系的特點,在這裡同樣適用。 我們必須告誡自己不要輕易地將這些需要同上文所述的基本需要割裂開來。也就是說,我們不能用絕對的二分法來看待認知需要和意動需要的關係。了解和理解的需要本身是意動需要,因為它們具有力爭(striving)的特點,並且它們既是人格需要,又是前文中討論的基本需要。此外,正如我們所見,這兩個等級體系是相互關聯的,而不是相互獨立的。在下文的討論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兩者是相互協同的而不是彼此對抗的。關於這一部分更加深入的討論,請參見拙作《存在心理學》和《超越性動機理論:價值生活的生物學基礎》。 審美需要 我們對審美需要的了解比對其他需要的了解還要少,但是歷史、人性和美學家的證據不容許我們繞過這個(對科學家們而言)令人不安的領域。我曾通過臨床——人格學的方法觀察過一些個人,並試圖以此研究這一現象。至少我自己已經確信,一些個人確實有基本的審美需要。他們會(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因醜陋而出現病態,並會被美麗的環境治癒。他們有著熱切的渴望,而且只有美才能滿足他們的渴望。幾乎在所有健康的兒童身上我們都能看到這一點。我們可以在任何時期的任何文化中(包括石器時代的穴居人身上)發現這種對美的衝動。 審美需要與意動需要和認知需要有很多重疊,因此我們不太可能將它們完全分開。諸如對秩序的需要、對對稱的需要、對閉合的需要、對行為完滿的需要、對系統的需要和對結構的需要——我們無法明確地將它們歸類為認知需要、意動需要還是審美需要,我們甚至無法確定它們是不是神經症的需要。例如,如果一個人看到牆上掛歪了的畫而感到強烈而有意識的衝動想要將其擺正,那這到底代表了什麼呢? 基本需要的其他特點 基本需要等級體系的固定性 在目前為止的討論中,我們將基本需要的等級體系描述為似乎擁有固定順序的體系,但它實際完全沒有我們所表達的那麼固化。我們的大多數研究對象確實顯示出,他們的基本需要似乎遵循著上文所描述的順序。但是,我們也能看到許多例外。 1.例如在一些人身上,自尊似乎比愛更為重要。這個最常見的順序顛倒通常是由於這一概念的產生:最值得被愛的人通常是強壯且有勢力之人,他可以激發別人的尊敬和畏懼,並且充滿自信或氣勢逼人。因此,在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尋求愛的時候會努力擺出一副有進攻性和充滿自信的面孔。但就其本質,這些人尋求的是高度自尊,而具體的行為表現更像是達成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為了自尊本身。他們對自尊的追求是為了獲得愛,而不是為了獲得自尊。 2.在一些顯然天生具有創造性的人身上,創造的內驅力似乎比其他任何反向決定因素都重要。他們的創造力看起來不像是基本需要滿足後產生的自我實現,而是無論基本需要是否滿足都會存在自我實現。 3.一些人的志向水平可能被永久地抑制或降低。也就是說,在需求層次中優勢地位較弱的目標可能被丟失,或永久地消失了。因此,這些人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生活度日。例如,如果長期失業的人能獲得充足的食物,那麼他會持續地感到心滿意足,且餘生都別無所求了。 4.再舉一個例子:所謂的心理變態人格是永久性地喪失對愛的需要。根據現有的最有力的資料,這些人在他們生命的前幾個月中極度渴望愛而不得,於是乾脆永遠地喪失了給予和接受感情的欲望及能力(就如出生後沒有馬上練習進食的動物也會喪失吮吸和啄食的反應能力)。 5.另一個造成需求層次順序顛倒的原因是,當某個需要得到長期滿足時,這個需要就會被低估。從未經歷過長期飢餓的人易於低估飢餓的影響,並認為食物是一個相當不重要的事物。如果他們被一個更高級的需要支配,那麼這個更高級的需要就仿佛是所有需要里最為重要的。然後便可能——也的確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即:一些人為了更高級的需要,將自己陷入了更為基本的需要被剝奪的處境。我們可以認為,在更為基本的需要經歷了長期的剝奪之後,人們傾向於重新評估兩種需要,這樣人們會有意識地認識到,他們此前輕易放棄的優勢需要確實在需求層次中占據更優勢的地位。因此,一個人為了維護尊嚴而選擇辭職,經歷了六個月的食不果腹後,哪怕代價是失去自己的尊嚴,他可能也希望找回工作。 6.另一個可以部分解釋需要次序顛倒的原因在於,我們對於優勢需要的層次的討論一直是基於從意識中感受到的需要和欲望,而不是基於行為。觀察行為會給我們造成錯誤的印象。我們主張的是,在兩種需要同時被剝奪的情況下,人們會優先滿足兩者中更為基本的需要。這並不意味著他會按照自己的願望行事。我們要再次強調,除了需要和欲望,行為還有很多其他的決定性因素。 7.也許比這些例外更重要的是那些涉及理想、高尚的社會準則、高尚的價值觀等類似理念的例外。人們會為了這樣的價值觀成為殉道者,他們會為某種理想或價值放棄一切。也許一個基本概念(或假說)能夠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了解這些人,即因早年的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滿足,而帶來的更高水平的挫折承受能力。那些一生中(尤其是年幼時)基本需要得到充分滿足的人,似乎形成了極其出色的能力,可以抵禦當下或未來基本需要遇到挫折的情況。這是因為早期基本需要的滿足幫助他們建立起強大而健康的性格基礎。他們心理十分強大,可以從容面對分歧和反對意見,可以抵禦公眾輿論的潮流,並且可以為維護真理付出巨大的個人代價。能做到這一點的人,必定曾經給予愛並充分地接受愛,而且與許多人有著堅固的友誼,來幫助其抵禦憎恨、排斥和迫害。 對上述內容的討論還需補充這樣一個事實,即任何關於挫折承受能力的討論還應該包含一定程度的習慣問題。例如,習慣長期處於相對飢餓狀態的人抵禦食物匱乏的能力相對更強。因此挫折承受能力的形成包含兩個傾向性:一方面是習慣性,另一方面是過去基本需要的滿足帶來現在承受能力的增強。這兩種傾向性要達到怎樣的平衡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同時我們可以假設,兩種傾向都可以發揮作用,並處於並行狀態。關於挫折承受能力增加的現象,可能的解釋是,人最重要的滿足在於他生命前幾年間基本需要的滿足。也就是說,在早年期間培養出的安全感和堅強的性格,會在之後遇到任何威脅的時候仍舊保持這樣的性格特徵。 相對滿足的程度 目前,我們的理論討論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這五組需要是按照順序排列的,一組需要得到滿足後,下一組需要隨之出現。這種說法給人一種錯誤的印象,似乎一個需要必須達到100%的滿足後,下一個需要才會出現。但實際上,對於我們社會中大部分正常的成員來說,他們的基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滿足,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沒有得到滿足。對於需求層次更加真實的描述是,隨著需求層次逐漸升高,需求得到滿足的程度會逐漸降低。為了更方便大家理解上面的描述,請容許我隨意假定幾個數字:假設普通公民的生理需要得到了85%的滿足,那麼他安全需要的滿足程度就在70%,愛的需要在50%,自尊需要在40%,自我實現的需要在10%。 至於「優勢需要得到滿足後會出現新的需要」這一概念,需要澄清的是,新需要的出現不是突然性和跳躍性的現象,而是從無到有、逐漸浮現的緩慢過程。例如,如果優勢需要A只得到10%的滿足時,需要B還無跡可尋;然而,當需要A得到25%的滿足,需要B可能顯露出5%;當需要A得到75%的滿足時,需要B可能顯露出50%,以此類推。 需要的無意識特徵 這些需要既不一定是有意識的,也不一定是無意識的。然而,整體而言,普通人的需要通常是無意識的。我們現在不必列舉出大量的證據,來證明無意識動機具有的關鍵重要性。我們所說的基本需要大部分是無意識的,儘管對於經驗更為豐富的人來說,適用恰當的方法可以使這些需要變為有意識的。 需要的文化特性和普遍性 有關基本需要的分類的章節曾試圖解釋在不同文化下,某種具體需要的表現有所差異,但內在是相對統一的。當然,一種文化中個人有意識的動機內容,通常與另一種文化中個人有意識的動機內容極為不同。但是,人類學家共同的經驗是,人類——哪怕是來自不同社會的人——之間的相似程度比我們最初接觸他們時留下的第一印象要高得多。並且,隨著我們對他們了解的深入,我們會發現人類之間的相似之處越來越多。我們隨後會認識到,人類之間衝擊性最大的不是根本性差異,而往往是表面差異,例如:髮型、衣著、飲食口味等方面的差異。我們對基本需要的分類,從一定程度上講,是為了解釋這種文化間顯而易見的差異背後所隱藏的人類共性。我從未聲稱這種分類是對於所有文化而言是終極和絕對的,我只是認為,這種基本需要的分類比表面意識中的需要更深入、更普遍、更根本,並且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研究人類特性。對人類而言,基本需要比表面的欲望和行為更具共同性。 行為的多重動機 並非所有行為都是由基本需要決定的。我們甚至可以說,並不是所有行為都是有動機的。除了動機外,行為還有很多其他的決定因素。例如,另一類重要的決定因素是所謂的外部環境。至少從理論上講,可以完全決定行為的因素包括:外部環境,或者特定的、孤立的、外部的刺激物,或者某些條件反射。面對單詞「桌子」這個刺激物,我馬上會在記憶中調動出桌子的圖片或聯想到椅子的形象。這些反應與我的基本需要毫無關聯。 其次,我們需要再次強調「與基本需要的相關程度」和「動機的程度」這些概念。一些行為具有強烈的動機,而另一些行為只有微弱的動機。還有一些行為是根本不具備動機的(但所有行為都是有傾向性的)。 另外一個重要的論點是表達性行為和對應性行為(機能性努力和對目標的明確追求)之間的根本性區別。一個表達性行為並沒有任何目的,它只是人格的反應。一個愚蠢的人做出愚蠢的行為,不是因為他想要或試圖表現得愚蠢,也不是因為他有這樣做的動機,而單純是因為他就是這樣的人罷了。再如,我講話的聲音是男低音而不是男中音或高音;一個健康的兒童會做出隨機的動作;快樂的人獨處時臉上會浮現出笑容;健康的人走路時腳步輕快,站立時身型筆直等等。這些都是表達性和非機能性的行為。另外,一個人的一舉一動中展現的風度也是表達性而非機能性的行為。 那麼人們可能會發問:是否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表達或反映他的性格結構呢?答案是否定的。生搬硬套的、習慣成自然的或約定俗成的行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表達性的。這點也適用於大多數由刺激引發的反應。 最後,我們需要強調,行為的表達性和行為的目標導向性不是兩個相互排斥的類別。一般的行為同時兼有兩種特性。第十章對此有更為詳盡的描述。 以動物為中心和以人類為中心 這一理論的出發點是人類,而不是任何比人類低級且可能比人類更簡單的動物。由太多例子證明,在動物身上得到的研究發現只適用於動物而不適用於人。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以動物為出發點去研究人類動機理論。這種虛假的簡單化造成的普遍謬論背後隱含的邏輯——或者說不合邏輯之處——常常受到哲學家、邏輯學家以及來自各個領域的科學家的批判。我們不需要先研究動物再研究人類,就如同我們不需要先學習數學,再學習地理學、心理學、或生物學一樣。 動機和精神症的發病機制 根據前文的討論,在我們看來,日常生活中有意識的動機內容是否重要,或多或少地與它們和基本目標的接近程度有關。對冰淇淋的渴望可能實際上間接表達了對愛的渴望。然而,如果對冰淇淋的渴望只是為了爽口或是只是一種偶然的食慾反應,那麼這種渴望就是無關緊要的。日常的有意識的欲望應該被看作是症狀,即更為基本的需要的表面指示物。如果不深挖這些表面欲望的內涵,那麼我們會發現自己永遠處於無法解釋的困惑之中,因為我們只會認真研究表面症狀,而不是表面背後的深層內容。 次要需要的受挫不會引發精神病理後果,但挫傷更根本更重要的需要則會引發這種後果。任何關於精神症發病機制的理論都必須以完善的動機理論作為基礎。需要的衝突和受挫並不一定會引起發病。只有威脅到基本需要或與基本需要緊密相關的局部需要時,才會引發精神病理後果。 滿足需要的作用 前面已經多次指出,只有更具優勢性的需要得到滿足後,我們才會出現新的需要。因此,滿足的問題在動機理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還要指出,一旦某種需要得到滿足,它就不再擁有活躍的決定性或組織性作用。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舉例來說,一個基本需要都得到滿足的人便不再感到自尊、愛、安全等需要。如果一定要說他還有這樣的需要,就相當於從玄學的角度說「一個吃飽喝足的人仍感到飢餓」或「裝滿水的瓶子仍有空虛」。如果想要知道我們真正的動機,而不是我們過去、未來或可能的動機,那麼已被滿足的需要則不再作為動機因素。出於實際的考慮,我們必須認為它已經不復存在或消失不見了。之所以要強調這點,是因為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動機理論中,它要麼遭到忽視,要麼遭到反對。完全健康的、正常的、幸運的人沒有對性慾、安全、愛、威望和自尊的需要,除非他們遇見了偶然且短暫的威脅。如果我們一定要說有,那麼我們也要承認每個人都有全部的病理反應的能力,就像巴賓斯基(Babinski)的研究所顯示的那樣。因為一旦某人的神經系統遭到破壞,這些反應就會出現。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我才提出了這個大膽的假設:任何一種基本需要受到挫折的人都相當於一個病人或不完整的人。這相當於我們將缺乏維生素或礦物質的人稱為病人。有誰會認為缺乏愛不如缺乏維生素重要呢?就如同內科醫生診斷並治療糙皮病或壞血症一樣,既然我們了解了愛的匱乏會引起的發病機制,那麼我們提出的這些價值問題就不可謂不科學或不合理。如果可以,我應該更簡單明了地指出,一個健康的人,會被發展並實現自身最大潛能的需要所促動。如果一個人長期受到除此之外的基本需要所促動,那麼他便不是一位健康的人,就如同一個人突然產生了嚴重的缺鹽或缺鈣的症狀一樣。[20] 如果這個論點看起來不同尋常或似乎是個悖論,那麼讀者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在我們不斷訂正對人類深層動機的看法的過程中,還會有更多類似的悖論出現。當探索人類對生活的追求時,我們實際在研究人的本質。 功能自主 戈登·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曾詳細闡述並總結了這個原理:達到目的的手段可能會成為終極滿足本身,並只與本源有著歷史性的關係。它們本身可能會成為人類的需要。有關學習和變化對動機生活的重要性的觀點,使所有前文所討論的內容變得更為複雜。但這兩套心理學原理並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某種需要的獲得是否可以用目前的標準評判為基本需要的出現,這一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的研究。 無論如何,我們已經看到,較高級的基本需要得到長期的滿足後,可能變得不再受它們更為強大的先決條件的影響,並獨立於它們本身的滿足。例如,如果一個成年人在早年間的愛的需求得到了充分滿足,那麼現在他在對安全感、歸屬感和愛的滿足的方面就會變得比一般人更加獨立。我傾向於認為,性格結構是心理學中功能自主的最重要的例證。只有強大、健康、自主的人才最能抵擋失去愛和名氣的痛苦。但是在我們的社會中,這種堅強和健康通常是早年間安全感、愛、歸屬感和自尊得到長期滿足的結果。也就是說,這個人的這些方面已經實現了功能自主,即它們獨立於催生這些需求產生的滿足感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