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的豪族 ·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評介
這是一本出色當行的好書。書的副題是「明代におけゐ商人おょひ商業資本」（明代的商人與商業資本），說明本書研究的時代斷限，其中有若干處，也下及清朝，但著墨無多。例如煊赫一時的山西票商，大概因為已有衛聚賢、陳其田兩位先生的專書（注中提及），就沒有講。（拙作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1952年初版，1971年再版，略有改正。八一—八四頁，講山西票號，或可備初學參考。）書有目次三頁，本文四一三頁，索引（倒數）十頁，1972年京都出版。是京大文學部東洋史研究會所印行的「東洋史研究叢刊之二十五」。
寺田隆信先生，1931年生於兵庫縣姬路市。在京大史學科畢業之後，繼續研究，期滿，任文學部助手（即助教，但地位比中國、美國的大學助教為高）數年，1966年起，任東北大學文學部助教授（相當於中、美的副教授）分任東洋史學第二講座。在日本研究明代社會經濟的壯年學者中，是第一流的健者。
這本書的特長是，廣搜資料（方誌文集等），仔細推敲。注重實證，不為空論。不過在理論方面，對中日兩國近代學人對明史研究的進展與成果，也有簡明公正的評述。可謂見樹而亦見林，實在是一部值得鄭重推薦的作品。
序言是「基本問題之考察」，以次第一章「北邊軍事消費地帶之經濟構造」，第二章「開中法之展開」，第三章「北邊米谷市場之構造與商業利潤之展開」，第四章「北邊商業活動之諸側面」（包括棉布、棉花之需要與布商，外商與土商——作為鹽商之「山西商人」之一側面，官僚、軍人的商業活動），第五章「山西商人之系譜」（包括「山西商人」之故鄉，營業種目與活動範圍，作為兩淮鹽商之「山西商人」，「山西商人」之經營形態與商業觀）。第六章「由商業書所見之商人與商業」，引及的商業書中，有《三台萬用正宗》（1599刊行）第二一卷商旅門，其中包括「客商規鑒論」全文七九○字，作者分為六段討論，其中有兩處略有缺落，已從下列二書補足；《士商要覽》三卷（大約是清代的作品）；《商賈便覽》八卷，有乾隆五十七年著者吳中孚自序。末章「山西商人之歷史的性格——由明代到清代」。以下有「補論：蘇州踹布業之經營形態」。最末三頁，是簡短的自跋。全書各章內容都很充實，值得研究明代社會經濟史的中外學人參考。
我同寺田先生初識，在1962年，我3月間在巴黎元老教授院（用陳祚龍先生譯名，法文是Collige de France）講了四堂「中華帝國時代土木興建（或公共工程）之經濟觀」（我又稱之為「興建考」。是用法文講的，有單行小書，1964年印行，英文本已附入我的《漢學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1969）。之後，來到京都客講，在史學部講讀《鹽鐵論》（是所謂集中講義，共用不及兩個月，另外在中國文學部講《顏氏家訓》，也是集中講義，前者兼用中英日文，後者用中文）。來聽講的有十幾位同學（內有勵波護君，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吉川幸次郎教授的公子吉川忠夫，治史時期大約相同；梅原末治教授的公子梅原郁，則以宋史為主，也兼及前後），佐伯富教授同寺田助手，也是每次都來捧場。今年3月，收到佐伯教授代寺田教授寄贈此書二冊（其中一冊送給余英時教授了），非常感謝。連日起草這一篇評介，預備把副本寄請佐伯教授一閱，再轉寄寺田教授，以代謝函。
閒言少敘，現在把從《山西商人之研究》書里見到的若干小錯誤及可以稍作補充之處，列在下面，以供作者印勘誤表，或再版時參考（因此也就不避瑣屑了）：
三三頁，倒四行，「初」字應讀斷。
三五頁，倒四行，斷句應作「令掌收糧官辨驗，酌量市米上倉」。
四三頁，倒三行，「疆場」似應作「疆埸」（也許原文就錯了）。
一二九頁，倒四行，「先年、大市中」應讀斷。
一四一頁注（3），及一五頁注（3）以「粟米」為脫殼之黃米（即小米），甚是。按《山西通志》（覺羅石麟雍正十至十二年修輯，光緒十八年刊本）卷四七《物產》雲「谷即五穀中之粱也。脫殼則為粟米，亦曰小米，今直名曰谷」。可證。
一六三頁，倒二、三行，引馮時可《太師徐文貞公傳》（《皇明文海》卷一一）有「宣大米麥無所得，而戍卒月餉七環，僅易粟二斗，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環，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環，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環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米價且漸平」。以下解釋鐶（環）為銀一錢，中金為銀，甚是。按，拙作《中國語文札記》（史語所《集刊》第三十九本，1969年）有一條「說貨幣單位鐶」，就我所得的資料，唐宋以鐶為銅錢一百文，明代文人用此字似乎有時指銀一兩，有時指銀一錢，是一種文學的用法。此條是以銀一錢為鐶之佳例。
一八四頁，引《明實錄》正統四年閏二月甲申條，有「請給造新鈞線青甲，其舊者修之，以給屯軍」。按此據梁鴻志影印本，史語所影印本「新鈞線青甲」作「新釣線青甲」，校勘記未指出。按「鈞線」、「釣線」，均甚費解，疑當作「鉤線」。諸橋《漢和大辭典》引《禮·深衣》「續衽邊」，解為將前後兩幅之衽縫合，再於縫合處交互縫起。按「鉤」為縫紉用語，今尚通行。《國語詞典》（三）三一八頁「（鉤），縫衽法之一，以針粗縫之」是也。又「青甲」是用青色布（梭布）。作者之解釋甚是。按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吳輔宏纂輯《大同府志》卷一六《兵防》，步軍用青梭花盔甲，馬軍多用白梭花盔甲，偶亦用青布。（花當指染花）
又同頁，倒三行，引《涌幢小品》，有數句標點微誤。應作「麤（粗）線逐行，相橫直縫緊，（此即是『鉤』）入水浸透，取起，鋪地」。
一九六頁，注（8），引《六部成語註解》，小襖、胖襖、夾襖，三襖字均是襖字之誤，今日舊戲中飾演淨角者，多著胖襖於內，以顯其體格魁偉。
二○七頁，三、四行「一、積錢糧」應讀斷。（他處不誤）又此節引至「商本既折」為止，語氣欠完整。
二二六頁，說明山陝鹽商在淮安、揚州兩府定居者，其子弟可於所在地考入府學為生員，其制定於萬曆時，名曰「商籍」，並於民籍之外，另增學額。二三二頁注（1）說明此是山陝商人特權，至於徽商子弟，只能附民籍收考（即爭取民籍學額）。引用康熙《兩淮鹽法志》卷二七《藝文》明末雷士俊的《增建兩淮運學議》，說「崇禎五年（1632年），巡按御史史公代攝鹽政，具書請建運學，天子可其奏，降旨。蓋運學建，則凡商之業鹽者，其子皆得入運學，非我國家柔遠之初意矣。山西陝西人以為不便，喧譁於有司，時史公已去，而揚州知府張公，晉人也，力主其議，斯事遂寢」。寺田教授只引到此，但下文還有「然山西陝西遠矣，而由徽至淮揚，亦千餘里，其未入學也，自縣而達於府以升提學焉，未必一學而盡當其選也。其既入學，則三年之中，有歲考，有科考，其子隋厥文以游於茲土，每試輒歸，道途往返，非人情之所堪。且天下固多學矣，余陝西人也，即以陝西論，寧夏則有商學矣，平涼則有苑學矣，其嘗廁兩學者，即陝西人也。山西陝西鹽商之子許入淮揚府學也，竈（灶）戶之子亦與，而灶戶皆淮揚所屬之州縣人也，以州縣之氓，得考乎州縣而歷於府矣，以署載灶版，又得考乎州縣而隸於運司矣，何獨於徽州而疑之。然則徽商之子不與西商之子同考淮揚者，當時創議之臣之疏，而謂徽州淮安揚州，俱屬南直隸，既考於彼不得考於此者，未之思也。十六年（1643年），徽商援曩旨請，西人復大喧譁，爭訟不已。然其說有二、為進取之重者，懼他人之侵其利也，則稱舊制以屈之，曰，祖宗之法不可變更；為省費之算者，則曰，商今重困，朝廷鹽課大虧，尚可以作無益害有益乎。徽商之子，義應得考，舊制不必拘者，余既言之矣。今所難者財用耳……徽商之子，不能不寄學於外，而建學之費，商又不能支持。則亦加商子入學之額，凡業鹽者，其子同得考淮揚，另編冊籍，灶亦附焉。而運司在揚州府治，則使揚州府學兼領其職而已。昔者商灶之子之附淮揚兩學也，入學之後，不殊其為商灶，今雖兼領於揚州府學，猶存商灶之號，為之定製，科學幾名，廩餼幾石，幾年而貢，雖並聚一學而實與兩學無異也。……若年建學，但稍增廣而領其職於揚州府學，生徒廩餼之外無所加，其費數百。以數百之費，俵散於商，大商不過數兩，則易辨也。今財用匱竭，豈可舍商之所易辨而就鞭撻之所不能足。且旨到之日，割撥商灶，列之冊籍，後有入者，循次以附，可朝為而夕就也。（下略）」聯陞按：此議結果雖不詳，但內容甚重要，可知商籍本起於運學，運籍。此議又提及寧夏之商學，平涼之苑學，都是陝西人入學。又說運學之費，乃至增廣鹽商生員額數的廩給等費，都應由商人分擔，這好像是一個原則，很可注意。又按雍正《兩浙鹽法志》卷一五《商籍》說「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兩浙網商蔣恩等為商人子弟有志上進，比照河東事例，具呈巡鹽都御史鄢懋卿批提學道議允，行運司錄送附民籍收考。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巡鹽御史葉永盛題，為廣開商籍以弘樂育事疏稱……臣謹查淮揚長蘆等鹽場行鹽商人子弟俱附籍應試，取有額例，惟兩浙商籍子弟，歲科所取不過一二人而止，浙地瀕海最邇，煮販十倍他所，取數若少，則遺珠可惜，回籍應試，則阻隔為憂。伏乞聖慈，廣作人之化，憫旅寄之勞，敕令在浙行鹽商人子弟，凡歲科提學使者，按臨取士，照杭州府仁和錢塘三學之數，另占籍貫，立額存例。庶商籍廣而士無遷業賦有常經矣。奉旨該部議覆，允，札行提學道，碑行運使編立商籍錄送考取入學，節該，遵行。（下略）」按：何炳棣教授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1962）（何教授自譯書名為《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科舉，有詳細的統計，是一本權威性的著作，其中論及「商籍」說1600年（即萬曆二十八年）浙江初有商籍，即據《兩浙鹽法志》，只是沒有提到商籍與運學運籍的關係。又何教授似未見康熙《兩淮鹽法志》，因而未注意山陝商人在明代已有在淮揚的商籍。因此他計算的明代商籍進士，只有一人。按寺田教授根據康熙乾隆的《兩淮鹽法志》，又以同治《兩淮鹽法志》補充。山陝進士，共三十七名，其中陝西二十九名（三原縣十七名，涇陽縣八名，是特多的兩縣），山西人八名（大同縣五名）；未成進士的舉人，陝西三十八名（三原二十二名，涇陽十四名），山西只有五名（寺田說六名，也許把「陝西」的一位作為山西人了）。二二八頁又附記兩淮新安商人在明代成進士的，在歙縣有七十名，休寧縣一名，計七十一名。二三二頁注（3）說，這些新安商人是所謂「附籍」中式，我想是對的。二三一頁注（1）請讀者參照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東洋學報》三六の四）國家及び官僚との關係（一一九頁以下）。但是我想也應該提一提藤井宏更早的一篇長文《明代鹽商の一考察》（《史學雜誌》五十四編五至七號）六號八二頁，根據嘉慶《兩淮鹽法志》科第表，計算的是陝西鹽商在兩淮登第的進士三十名，舉人四十二名，貢生三名（合計七十五名），山西商進士六名，舉人九名，貢生一名（合計十六名），而歙商有進士七十名，舉人一百六十名，貢生三名（合計二百三十五名）。（聯陞按：計算似有小誤，或三名，五名之中有一誤。）數目雖小有出入，陝西商人在兩淮之勢力超過山西商人，而新安商又遠遠超過山陝商，是很容易看出來的了。
二三五頁，倒二行，「計無如用鹽筴便」，便字不應屬下讀。
二四五頁，八行，「生數月，失先大夫光祿公」，「先大夫」，疑當作「先大父」。
又同行下文，「家中落，僦居，稍長，小賈」宜讀斷。
二六○頁，八行，「不折產」是「不析產」之誤。
二七四頁，十一、十二行，「郡中人用資，無問識不識，皆與資，郡中人、亦無不多處士公雲」。「用資」指需用資財，「與資」謂貸與。譯文似誤解為郡人以資金委託為營運（加入合夥）。
二七五頁，六行，「敕關津往來，不得誥侍郎子」。誥當作詰（詰問）。
二七六頁，倒四行，「不啻十賠其初」，賠當作倍。
二九○頁，解釋「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從宮崎先生之說，以為三之五之指資本運轉之次數。按瀧川《史記會注考證》考證云：「三之，五之，劉奉世、李光地以為三分取一，五分取一。自下文什二推之，舊說為長。中井積德曰：『貪賈貪贏之多，故資貨壅滯，歲計為少利，廉賈不多取盈，故流通物無滯貨，歲計為多利。』」二九六頁注（3）引宮崎「貪賈と廉賈」其資金運轉次數之說，似出於中井積德。
同頁注（2）引《康對山集》「凡吾所為，歲可十數賈，息固可十數倍矣」。此處十數賈，確指資金運轉次數。但《史記》之「三之」「五之」，仍以從舊說解為獲利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為妥。
二九八頁，三行，「卮於岐路」當作「厄於岐路」。
三○○頁，倒三行，「既出家庭，奔路程貴乎神速」斷句小誤。又末行「切記妨閒」似當作防閒。
三○一頁，七行，第（五）段終於「莫向農忙之際」，以下「須識遲中有快，當窮好處藏低」是第（六）段起句（相對）。
三○六頁，一行「陸路宜早投宿，睡臥勿脫裡衣」，三行「遇人適興酌杯，不可夜飲過度」皆六字為句，八行「閒中一覽」閒當作閒。
三○九頁，四行，「行李瀟然」疑當作蕭然。五行，「游吾入伴」似當作「邀吾入伴」。
三一三頁，末行，「諒質授業」似當作量質。
三一四頁，五行，「出門懇辭錢程」錢程是俴程之誤。
三一五頁，十一行，「辯貨」當作「辨貨」。
三二○頁，倒二行，「蓋嘗為卑為降」，「嘗」疑當作「當」。
三二九頁，十行，「治鑄」常作「冶鑄」。
三三三頁，倒六、七行，「悉知其人材具，短長敏鈍，程才而授之事」斷句小誤。又「生平坦肝，膈示人人，人樂為用」。疑有脫衍，或當作「生平坦（盪），肝膈示人，人樂為用」。
三五一、三五二頁，「保頭」「包頭」意義相同或相通，甚是。拙稿（《清華學報》新八卷一、二合刊一八八—一八九頁）亦論此義，所舉用例較多。「保（任）」較「包（辦）」為先起。又「保」可作名詞用，指保任之人，「包」則無此用法。
三五八頁，二行，「不許包頭多克」，「克」當作「剋」。
三六六頁，倒二行，「分例」當作「分列」。
三八五頁，三行，「消布」當作「銷布」；「如派」似當作「加派」。
三九九頁，十行，「且百工藝業，首禁把持。隨牌名目，本屬私議」斷句小誤，以下譯文亦有可商。
最後，要特別提請讀者注意的，就是本書標題所謂「山西商人」，是用的一種特別廣義，包括山西、陝西兩省的商人，所以實際討論的是「山陝商人」或所謂「西商」。這一點，作者開宗明義，在序章第一段就大書特書，而且書中提到「山西商人」，前後都用方括號，隨時提醒讀者，這是寺田教授非常矜慎的地方。（按：佐伯教授在《社會文化史學》發表的《清朝の興起と山西商人》一文，「山西商人」也指山陝商人。）
至於作者在書中提到的北邊的軍事消費，包括食糧棉布棉花的需要，以及開中法（商人在邊地屯田、納糧——後改納銀，但又不時納米豆——領引中鹽）這些背景，自然供給了商人發財的機會，可以刺激農商業，乃至棉織業的發展。不過影響所及，決不限于山西一省的工商業者。據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本名《中國棉業之發展》，1942年刊行出版，後由作者補充修改，改了書名，1955年出版。此書有日文譯本，改題《中國近代產業發達史》，副題才是《中國棉紡織史稿》，1966年印行，譯者是依山熹家）第三十頁根據《萬曆會計錄》卷一七、十八、二十一、二四作成的「明代各邊衛軍用花征派情況表」，大同在明初坐派山西布花，成化十六年（1480年）坐派（？）棉布十六萬匹。宣府在正統十二年（1447年）會派山西山東河南各布政司棉布二十八萬匹，棉花二十二萬斤，數目最大，恐是預防外患，兩年之後（1449年），也先入寇，竟把皇帝虜去。以後宣府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會派山西山東各布政司棉布十五萬七千匹，棉花十萬斤。再以後，正德八年（1513年），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六年（1527年）是「會派」、「額派」、「歲派」山東山西河南各布政司、北直隸各府，棉布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八匹，棉花三萬七千五百斤。顯然已經成了固定的歲額「會派」了。所以山西北邊的棉花棉布實際負擔，決不限于山西一省。我們因此也可以推定，山西本省的生產，不夠邊防之用。
關於開中，李龍華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學報四卷二期（1971年）有一篇很結實的文章，題為《明代的開中法》，主要是從《明實錄》搜集的資料。看他所列的表，宣府大同納糧，多半是米豆合計。景泰三年（1452年）宣府納糧，是米七分，豆三分。納糧的是「土商」、「客商」不甚清楚（聯陞按：如果陝西人在山西納糧，似乎也應該稱「客商」）。宣德五年（1430年）寧夏衛倉納糧，是米豆麥，說明是「陝西山西客商納價」。可知山陝商人已經以「客商」身份，在寧夏活動了。我推想在納糧中鹽一事，可能是「土商」與「客商」合作，而且有些時候，「客商」可能比「土商」更重要。這有一個顯然的理由，就是「土商」資本不一定太雄厚，而「客商」遠賈則應以資本厚者為多。尤其是能在主要營業之處定居的。例如《大同府志》卷七《風土》（葉四上）下面一段，就很可玩味：
其商賈俱山右人，而汾、介為多。踵世邊居，婚嫁隨之。本城市廛及往來運販歸化綏遠各城者，皆逐微末自給，非能擁厚貲居奇擅利者也。
這大概是清朝初葉到中葉的情形（志成於乾隆四十七年），如果是抄的舊志，那就可能早到明代。這些汾、介「土商」，踵世邊居，很可能經營商屯，至少有很大的可能經營米粟業。至於經營商屯的人，納糧得引之後，是否親自到產鹽區去領鹽，還是把鹽引轉賣與人，恐怕要看他們自己的資力與經營方略而定。《明史》卷七七《食貨志·屯田》說：「弘治中，葉淇變法（實則在葉淇之前已有變化，參考和田清《明史食貨志譯註》，1957年，上冊，八六頁，注二○五，引藤井宏《史學雜誌》五十四期五號之文）……諸淮商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所謂徙家於淮的西北商，當然是資本雄厚的山陝土商了。至於所謂淮商，則似指主要在兩淮營業的大商，而不必限於本籍在淮之商。我曾重檢藤井宏教授的名篇《新安商人の研究》（《東洋學報》三十六卷一至四號，1953年。此文已有傅衣凌、黃煥宗合譯，見《安徽歷史學報》總第二期，《安徽史學通訊》總第九號第十號，1959年），看見他提到的新安商人，到西北去營業的，為例並不甚多。只有（1）嘉靖萬曆年間的歙商程德容「父有華公，生大夫子四人，而君最少，其遺著最薄。君挾其遣以江淮，北溯燕代十餘年，成中賈，又二十餘年成大賈」。（2）汪道昆的祖父汪玄儀，「公聚三月糧客燕代，遂起鹽筴，客東海諸郡中。」（3）又汪道昆的叔祖（藤井說「曾叔父」，似誤。中譯未改）汪玄倧有三個兒子，良柏、良楷、良權，「嘉靖中，三人者，從大叔父受賈。長公（良柏）季公（良權）居東省，若（就是『及』）轉谷關中。次公（良楷）主化居，獨就常山（浙江衢州府下）為市」。（4）嘉靖間，休寧商王全「蒙故業，客燕、趙、齊、楚間，卒入浙，用鹽起」等數例。實際自應比此為多。不過他所引的嘉慶《江都縣續志》卷十二，則有下面一段：
揚以流寓入籍者甚多。雖世居揚而仍系故籍者亦不少。明中鹽法行，山陝之商麋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閻、李，科第歷二百餘年。至於河津、蘭州（明代屬陝西）之劉、襄陵之喬、高，涇陽之張、郭，西安之申、臨潼之張，兼籍故土，實皆居揚。往往父子兄弟，分屬兩地。若萊陽之戴，科名仕宦，已閱四世，族盡在揚州。此外如歙之程、方、吳諸大姓，累世居揚而終貫本籍者，尤不可勝數。
我們從這一篇點將錄，可以推斷《食貨志》所謂淮商，應該也包括若干山陝商人。所以又可以推想在「納糧中鹽」從而取利這一大段的營業上，山陝商人，大約兼演過「邊商」、「內商」、「囤商」（囤積鹽引居奇，以邀厚利）三個角色，而且表演的相當火熾。
附帶提一下，商屯與開中，可以分開，而不必一定連在一起。此點請考故清水奉次教授的《商屯考》，此文先生在《東亞經濟研究》十一卷二號（1927年）發表，後來收入他的《明代土地制度研究》（1968年）。又開中不限於中鹽，也有「中茶」的，而中鹽也不限於「納糧」，也可以納馬，納鐵，運茶等。李龍華君在上引文第一頁已有說明，不過他的研究，是集中在鹽糧兌換與鹽鐵兌換兩方面。
至於邊防常駐大軍，需要軍市，那是自然的。《史記》卷八一《李牧傳》，說他「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又卷一○二《馮唐傳》，記馮唐對漢文帝稱讚廉頗、李牧，接著說「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又宋朝邊將多以「公使庫」、「隨軍庫」（南宋又有撫養邊備等庫）的財務，回易取利，佐伯教授在他的《宋代の公使庫につぃて》（《史林》五十三卷第一號，1970年）已有論述（有兩處我們在哈佛討論過），這裡不必多講了。
1973年3月23日初稿
（原載《食貨月刊》復刊第三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