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的豪族 · 原商賈——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序

余英時教授要我為他這本新書作序，誼不容辭。我讀了原稿，寫信說「雖是大題，而有綜合，有推論，有新證，可謂得意之筆」。換句話說，義理、考據、詞章，都有出色之處。我們相知三十年，絕非「戲台里喝彩」。 近二三十年來，明清社會經濟史，已有不少收穫，研究仍在逐步深入中。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曾引起不少討論，現在塵埃已大致落定，急待新的構思指引。英時此書，貢獻正得其時。 寫序的人，自己也該有點貢獻。本書分為上中下三篇，我的漫談主要集中在下篇的範圍之內。上篇論新禪宗、新道教，我有兩點可以補充。第一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教條，「作」指何事，意義有無改變，實行至何程度，都值得探究。看元明留下的「百丈清規」，「作」可以是作務、工作、勞作，但也許不必限於體力。中篇論儒家「做事」和清教徒「工作」，都有社會分工的涵義，不專指體力勞動。禪宗的「作」可能也是一樣。直歲之下有團頭、磨頭、莊主等職務輪擔，此外如唱衣、焰口、施食等法，可得襯錢，大約也可算為「作」。第二點是英時根據陳援庵先生的研究，介紹了新道教的入世苦行，其中引了「無頭陀縛律之苦」一句話，這使我想起金元時代有「糠禪」即頭陀宗，很值得重視。我多年來留心搜集有關這一宗的記載，最近讀到繆荃孫從《永樂大典》輯出的《順天府志》（北大重印），其中有若干糠禪資料，準備將來寫一短文。但是還希望能看到耶律楚材的老師萬松老人行秀的《糠禪賦》。耶律楚材反對糠、邱，邱即長春真人。耶律斥邱，陳援庵先生論之已備，但糠禪則連他好像也未知其詳。《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說：「毗盧、糠禪、混元等教，亦盛於金元，今皆無考。」我猜想糠禪與佛道二教關係都不簡單。希望方家指教。 本書下篇論中國商人精神，主要論16至18世紀商人的自覺與自負，論證新穎，發人所未發。也有不少地方，引及《史記·貨殖列傳》。我想從這裡試為發揮。大體言之，英時的討論，只回到宋代。我的漫談感想多在上古，有些題目貫穿帝制時代，但只能點到為止。假定有人要寫商人通史，也許可供參考。英時此書以思想史為中心，我的漫談則迴旋於社會經濟史和思想史之間。如果允許我引藝術史上的佳話來作一種自我陶醉式的比喻，這也許可以算是石濤畫蘭竹，而王原祁或王石谷補坡石吧。 「原商」與「說儒」 上古日中為市，交易而退。那時恐怕還沒有專業的商人，有人推斷商人或已存在於部族之間。看《春秋左傳》的記載，如出名的鄭商弦高退秦師，即自稱為鄭國代表。談商人之起源，特別是商賈與殷商之商有無關係，有多少關係，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日本前輩學人小島祐（西京法學部教授，1881—1966年）有《原商》一文頗有名。刊在《東亞經濟研究》廿周年紀念號（二○卷第三號，1936年，一三三—一四四頁），後收入《古代中國研究》（1968年）。引用典籍「貿遷有物化居」與「肇牽車牛，遠服賈」證殷人本有經商傳統（聯陞按：化居，化即貨，居謂居積，注者已多。遠服賈，聞一多先生連下文讀，以賈用為一詞，與《詩·氓》「賈用不讎」[1]之賈用同，解為價傭不售不酬，其說可喜）。遺民在周代續有發展，周初分與魯、衛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看族名就可推定有技工專業者（聯陞按：或如日本古代技工專業之「部」，小島先生必已想到），遺民在商業上以經濟之長，亦演了重要角色。《詩經》之氓，即亡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是其例（聯陞按：王毓銓以布為貨布）。蚩蚩似指愚蠢（恐不確）。周代有些故事，如揠苗助長、守株待兔等，都譏笑宋人，而宋國定為殷後，似乎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拿來取笑，「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出賣古國異地的文物，真是可悲而又虧本的生意（小島文末以比猶太人艱苦奮鬥）。 小島此文最重要的是《左傳》昭十六年子產替鄭商說話的一段： 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盟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 此段確實重要。鄭先公與商人共同開發，保障公平交易與商市存貨的自由，見於盟誓。這在古代是不能再重的契約，因相信違約者必遭神譴。這一段極見商人之重要，也推原商人之自出。 關於殷遺民，胡適先生的《說儒》與傅斯年先生的《周東封與殷遺民》是兩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同時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四卷三期發表，時在1934年6月。據傅先生日記，此文大約寫於1930年冬或1931年春，請胡先生看過。胡文證儒者多出於殷遺民，以治喪相禮為業。孔子家世由宋遷魯，本是殷人。殷士轉為儒，由老子之柔懦轉為儒家之剛毅。 傅文解《論語》「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是殷民先進。分析齊、魯、宋、衛，都是殷遺民之國。引《左傳》定四年，成王周公分魯以殷民六族，衛以殷民七族。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解為「雖取其統治權而仍其舊來禮俗」，自是史家通說。胡、傅兩先生的論題，各占地位。與小島《原商》文，時間相去不遠，都是討論殷遺民，似非互相影響，重要者沒有人說商賈都是殷人。 英時細心提醒我《說儒》文中提起徐中舒先有商賈出於商人之假說，大意見於《國學論叢》二卷七號，又為我查出題目年月等（《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商民族》，1927年6月，一○九—一一二頁）。徐引《左》昭十六年此段最早。近有楊向奎《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發揮徐說，除引《左傳》、《尚書》外，還以殷墓發掘的自然貝、銅貝為貝貨，又《周禮》鄭玄注「賈人知官物賈者」、「賈人知物美惡也」為證，又有推闡。（未提胡文，未供徐目） 《貨殖列傳》的三大賢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有Nancy Lee Swann孫念禮，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漢書食貨志譯註》，附，1950）以陶朱（范蠡）、子貢（端木賜）、白圭三人起首，可稱為三大賢，值得討論。 貨殖二字，見《論語》，孔子談到子貢，先以顏回之安貧守道為比，然後說「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朱子說命是天命。錢賓四先生《論語新解》，分諸家之說為二：一是祿命，其中有貧富貴賤之天命，祿與爵可以相連，則《左傳》昭七年所謂「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之命。《詩·小星》「實命不同」之命或亦同此（小星不必是侍妾）。另一解指出古代工商食官，子貢不代表官府而私自營業，是謂不受命。此說出於俞樾，劉寶楠《正義》引之。賓四先生贊同，我也附議。實則兩說皆可通。官商下節再討論。 子貢在仲尼弟子列傳有長傳。說「少孔子三十一歲（比顏淵還小一歲），利口巧辭」，孔子似頗喜愛這位小朋友，說他是瑚璉之器。以後一大段，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結果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功績不小！子貢方才：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 子貢好廢舉（賣出或囤積）與時轉貨資，看記載他可能是賈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為魯相。朱注引程子的話，說子貢受教於孔子之後，就不再貨殖了。或即如此推定。也可見程朱對子貢是賢人而貨殖，心有未安，只好解說是前科。結駟連騎騁享諸侯在何時，就不必問了。 范蠡助越滅吳之後，變名易姓，之陶為朱公。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親友，傳業與子孫，遂至萬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聯陞按，至今商店門聯仍多寫「經營不讓陶朱富，貨殖何妨子貢賢」，口氣大而有當，不知何時何人所作。 錢賓四先生《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體大思精，有破有立，對范蠡與白圭都有專論。先生對計然非人名而是范蠡著書，有長辨。對馬總《意林》所謂《范子》十二卷，以十證明其為偽托，立場堅定。但我以為輯佚之書，重要看所輯內容，有無價值，包括思想史之價值。如危微精一之說，雖出於晚出《尚書》，豈可不論。 賓四先生說：「蓋《史記》所謂『計然七策，越用其五』者，計然乃范蠡為越謀富強報吳復仇之書，故人之兵權謀。范蠡功成，又欲移其致富之術，試之私家，故《史記》摘其語於《貨殖傳》，後之造偽書者不辨，專以天時陰陽農事殖產為說，故入農家。」按計然七策，《漢書》作十策，七、十字近，此處以十為是[2]。蔡謨說范蠡用其半，五正是十之半。更重要者，十策可入兵權謀，其中若干應亦可用於商戰、財經，如《管子》「輕重」所論。蓋貨幣起源甚早，墨子已說「歲變糶則歲變刀（即刀幣）」，子貢之廢著，正以物價有升降，如今人買賣股票，必有漲落，只看是否「億則屢中」。農產依賴天時，歲穰飢水旱，今人尚不能完全控制，古人已說「物之理也」。政策由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之發現，定為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國之利也」，「財幣欲其行如流水」，都是可寶貴的經濟思想。至於「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亦如今日買股票，有人專選買新起之小公司。如大發展，即如珠玉。此等話可能引起「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等可以多方使用的計策。白圭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這裡有智慧、有精神、見解高、用途廣，令人難及！無怪「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賓四先生《考辨》之中，有「白圭考」，反對梁玉繩而主張白圭有兩人之說。但前人對白圭行事，傳說甚多，不易董理，信疑一時不易決定。如范蠡是否陶朱，賓四先生致疑，我則主張暫時保存，留為佳話（好故事，宋代「說話人」之「話」）。如「陶為天下之中」賓四先生以地理證其言不在范蠡時，似尚可疑。陶之地望，《貨殖列傳》：「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云：「今之定陶。」范蠡時，此地發展如何，難以懸斷。如是大都市，又在天下之中，可能發掘出有匋字之貨幣，或兼有刀幣、布幣、最好，至少這是一條取證的線索。 如賓四先生所考，白圭似曾在魏為相，而且在孟子游梁（魏都）之前，他自稱「丹（梁玉繩說：『丹名，圭字。』賓四先生亦謂丹殆即白圭名）之行水也愈於禹」。《韓子·喻老》：「白圭之行堤，塞其穴，無水難。」丹大言治水，似非空話。《史記》「六國表」：「梁惠王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梁玉繩以為名會乃於澮之訛，澮為魏地。其說可喜。但如改會為澮而解為畎澮，或由行水而得之地，「名」解為名有，即名田之名，似亦可通。 白圭主張二十而取一（即百分之五）的稅制，孟子罵他是貊道，即野蠻人的辦法。太輕了。又提到大貊小貊，與大桀小桀，桀是暴君，取民太重。孟子贊成什一。稅制是很複雜的問題，論賦役，沒有兵役、力役，稅有粟、米、布、帛等物資之徵，有的以貨幣計，有的折算（役也可以折），還有附加稅等。唐代租庸調製，計算已精，後來改為兩稅，才有杜佑《通典》那一篇細賬，還是難算幾分取幾。若漢之算緡錢，及後來貨物稅等商稅，計算分數則較為容易，也有不少資料。 古人計算多用分數，「貪賈三之，良賈五之」。我想以「三之」是一年利潤為本錢三分之一，「五之」則為五分之一。即是什二，最為通順。作為周轉次數之說，日本有宮崎市定先生，中國有石聲漢先生（《齊民要術今釋》第三分冊，四四一頁）。我想他們兩位互不相知。不過要假定每次輪轉所投之資為同一數量，不計複利，「五之」才能得到「歲息萬二千」之利息或利潤，稍嫌費解。劉奉世的解釋最通，但他認為子貸取息，稍嫌固執。利息利潤之率本可通論，西文所謂rates of returns是也。二十而取之，顯然是輕稅，魯哀公對孔子說「二吾猶不足」是已有什二之稅，相差甚多。法令計算度量衡，二十分之一往往是一大關，值得注意。如睡虎地秦簡「效律」「衡石不正，十六兩以上貲官嗇夫一甲」，石是一二○斤一九二○兩，即誤差二十分之一以上。「斗不正，半升以上，貲一甲」，誤差二十分之一；「升不正，廿分升一以上」，更說明是二十分之一了。 《貨殖列傳》提到的論述，除計然有書之外，似多以口語相傳，如引用的「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本土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注意奸與巧有別），「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用貧求富等語，《齊民要術》「貨殖第六十二」引作諺語。史公記「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此家約簡明，亦為《齊民要術》所引。又宣曲（在關內）任氏在秦敗時，不爭取金玉而獨窖倉粟，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價），任氏獨取貴善。（妙在不爭）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此條公約，重自律，重公事，即事業之公事，甚可注意。當時已有影響。不爭而能得時，不戰而勝，自是高妙，白圭「趣時若猛獸鷙鳥之發」，爭取時機。時會有一縱即逝者，仍在人之把握。 中國歷史中商人之角色（上） 此題包括：1.什麼是商人的角色。2.商人除自己的角色之外，還演了些什麼角色。3.什麼人演商人的角色。問題複雜，只能略作分析，舉幾個實例，請讀者自作評斷或引伸。 大致言之，商人除了自己營業，還可以為皇帝、貴族、官僚營業，或代辦，或專任，辦事即是服務。其中有官似難分之處。從皇帝下至臣僚，都可作為公，作為官。皇帝稱為「官家」。理論上皇帝的財庫（漢之少府，地方官也有少府）與政府的財庫（大司農所管）有分別。日本加藤繁先生，中國經濟史大家，有專文討論。我在評孫念禮博士譯註的書評中，也有討論，引清代戶部與內務府為例。（海關監督，西人稱Hoppo，有人說是戶部之譯音，有人說是河泊所之河泊變來。海關主管與織造相似，都是主子的親信。收入與沒入，大致都歸皇帝。）帝制時代，自然是從政府庫向皇帝庫撥款時多。貴族官僚與商人勾結，屢見不鮮。理論上在上者不可與下民爭利，實情則反。商人可能由配角升為主角。出了問題，一個罵奸商，一個罵贓官，各有道理。平情而論，歷史中頗有勤政愛民的循吏，也有公平買賣的安良商賈，尤其是義舉、善舉的貢獻，突出傳統倫理道德的作用。英時教授此書，著重近代商人精神，確有貢獻！ 古代工商皆屬官。齊「國」分（即都城與近郊）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工商可能在一處，或近處，便於營業。將來考古發掘，或可證明。《左》定公八年傳：「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杜正勝《周代城邦》解為工商共赴國難（一三一—一三三頁）是對的。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也如此說。「工商食官」之食，可能指□食。管子說「賈而不為官賈，工而不為官工」，「與工而不與分」，大約是說記功而不予□食或衣食（《管子·乘馬》）。古代工商屬官，俞樾有大段發明： 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貸。以《周禮》考之，質劑掌於官，度量純制掌於官，貸賄之璽節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此其濫觴與！蓋不屬於官即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第，亦復為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也。（《群經平議》） 劉寶楠《論語正義》引俞說，以為近理。但又說：「古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兼為之者，凡有所業，以為命所受如此也。」漢有二業之禁，副業是否二業，尚可研究。 士農工商，四民分業。對於商之角色，《管子·小匡》有詳細的說明（簡單說是「通財鬻貨為商」，見《漢書·食貨志》）：「今夫商，群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監，視也）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價）。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商之子常為商。」父兄教育弟子，四民各傳其世業，中外各有父子傳業者，也有兒子嫌父親太高明不可及，自己獨立入他業者。常為商，常字不可拘泥。世業自然有之。這一段動詞有「觀、審、察、知、料、計」等字，都是觀察、計算等知識信息方面的操作，不只是體力勞動，大可注意。商可列於四民之中，同為「石民」（《管子·小匡》），即柱石之民。正在於此。 我加入信息二字，想到孟子講壟斷「以左右望（得了信息）而罔（網）市利」的賤丈夫，征商自他為始。後來劉晏主持財政，注重信息，政府大得其利。「既饒爭時」是貨殖家的高論。供求不全操縱在己之時，仍然要爭。《淮南子》卷一說：「得在時，不在爭。」還承認「時」（時機、時會）之重要。《管子》有「失時」一小段，說：「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為，明日亡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時不是財貨，不可藏而舍，即不可囤積。「富於春秋」，貴在善用。「今日不為，明日亡貨」確解不詳，望文生義，是今天不作事，明天不會有錢。上文有「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財，則民知得正矣」可證。也可解作今天不用（利用），明天未必有錢給你用（如通貨膨脹之類，可減幣值）。主張「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者，可能注意到此。 以下想把《漢書·食貨志》里關於商人的記載，略作討論。先從禹貢之貢說起。任土作貢，「遠近各因所生，賦入貢棐（筐也）」。貢是人民對主上，特別是皇帝的責任。不限於「夏後氏五十而貢」的農業（日本農民對地主納租，仍有「年貢」一詞）。各地的土產、特產都應該貢，項目、種類見於政書，如《通典》及正史地理志、方誌等。由地方官征取貢上；或政府派專人收買、坐辦，給價不給價都是人民負擔。商人為政府或皇帝服務時，即是官商、官賈，採辦運輸，都可有責任。貢之意義，不限於貢物，人也在內。科舉制度，重在貢士，舉人進士，舉、進都是貢與皇帝。明清有貢生（生指生員），有五種之多。何炳棣教授《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有討論。《學政全書》等處有資料。元明有貢吏，明有所謂農吏，似以矯正元代以吏為治之弊（《明會典》有資料），但效果有限。地方吏（特以書吏為多）中央吏雖已有人研究，仍有餘蘊。我是多年前房兆楹教授提醒的。 《漢志》提到秦始皇發間左之戍，可證商人地位已低。注引應劭曰：「秦時以適（謫）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贅婿可能與「生分」有關，下文再論。閭是里門。秦似尚右，先取較賤之閭左。漢也有「七科謫」之說。商人不能買「復」的，要服兵役。傳統思想，不論儒法，都以豪強兼併（或併兼）為害。《管子·輕重》，政府斂散以時，要地方按家數藏谷、藏餞（注家說：人君所藏以贍民者），則「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大賈豪畜常是政府整治的目標。可能是統治者眼紅，兼自利。不過，真愛民而以民為民之人君也有，不應一概抹殺。 漢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為吏」。不同階級的生活方式，有法令規定，歷代都有。瞿同祖教授《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有專章討論，徵引甚廣（當然尚可補充）。所論包括飲食、衣飾、房舍、輿馬。不但講個人而且論家屬。早的如《管子》立政「百工商賈不得服長卷貂」。近如明代穿靴大有限制。商人在不許穿靴之列。手邊有C.R.Boxer的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953），作者是倫敦大學葡文教授。頁二六○有插圖，商人夫婦，是1590年附近馬尼拉的圖繪，上題「常來」Sangley，我疑心是「生理」之誤，但亦可能與商人稱為「常賣」有關（見米芾《畫史》及《夢粱錄》等書）。 商人戴高（氈）帽，衣衫分兩截，下截有折。蓋腳皮或布鞋（或所謂皮札，只蓋腳面，決不是靴），持摺扇，頗樸素。商婦有釵、髻，有衫、裙，稍覺華貴。可能在南洋限制不嚴。不過此時西、葡、荷等國都已東來，華僑命運轉惡，有幾次大受屠殺。一次大屠殺在呂宋，華僑受萬曆帝好貨之累，有人說呂宋有機易山出銀，可采。皇帝相信，派宦官帶人來查考，是礦監、稅監報效中之一事，引起當地殖民主管疑忌，大屠華僑。 商人被屠，不限于海外，明末移到關外的所謂遼人，即屢受努爾哈赤（太祖）之殺戮。葉夢珠《閱世編》（上海掌故叢書）說： 太祖果於殺戮，凡殺遼人十次。初殺貧人，後殺富人、惡人（即識字者），名目不一。有一次殺不畜雞犬者，云：「家無六畜，其意在逃也。」遼人百僅存一。太宗立，即加撫恤，遂得其用。今人但見遼人建牙佩印，薰灼炫目，比於南陽貴人，而不知其老者皆鋒鍔之餘，少者皆死亡之孤也。 福建學道範君自言，在遼為「買賣人」，一日，忽被綁去，不知所謂。其叔尤之曰：「若（你）平日慣好著靴帽，今取死矣。」忽大人本行頭（人名，似譯者）來點閱。驅其叔及同巷數人，俱被殺。范獨得留，亦不知其由也。（下略） 買賣人一詞，今仍常用。「生理」明清多用，生活（作人家）亦常用。「著靴帽」非商人所宜。所以說「取死」。《東京夢華錄》說：「其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以香鋪里（？）香人，質庫掌事為例。《夢粱錄》略同，但增「街市買賣人，各有服色頭巾，各可辨認是何名目人」。又說：「自淳祐年來，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後生，不體舊規，裹奇巾異服，斗美誇麗。」頗似近代城市。 中國歷史中商人之角色（下） 漢代商人從政，對國策有重要影響的，應推武帝時的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三人。同時在位執掌財權，實行與商人企業家爭利的決策，很值得注意。東郭業鹽、孔業鐵，都以大農令鄭當時的舉薦，任大農丞，分掌鹽鐵。官營專利，古稱為「榷」或「斡、筦（管）」。當時酒也有榷（茶酒在宋代特別重要）。桑弘羊是洛陽賈人子，十三為侍中，受武帝特賞，以少年參加財經智囊團，歷任要職。孔僅任大農令，他任大農丞。在昭帝召開鹽鐵會議時（西元前81年），他以御史大夫即副丞相代表政府，與賢良文學討論鹽、鐵、酒榷、均輸等問題，舌戰群儒。在桓寬傳下來的《鹽鐵論》中，他是主角。書里反映了不少思想與歷史狀況的資料。 深入研究《鹽鐵論》要避免一刀切。農商對立，儒法鬥爭，都是過於簡化的交代。桑大夫自稱「結髮束脩」，他受過傳統士人的訓練。所讀之書，絕不限於管、商、申、韓，《鹽鐵論》第一篇他就引了《易經》：「通其變，使民不倦。」後來又引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公羊傳》），文學引《詩》「百室盈止，婦子穿止」，大夫也引「百夫盈止，婦子寧止」，針鋒相對。 賢良文學也有準備，對於要反對的幾點，都有說詞，對農具官造官賣的弊害，尤為痛切。此外，還提到假田，即以公田假於人民，可能是開荒，如《九章算術》中的問題，第一年稅三錢，第二年稅二錢，第三年稅一錢。如此輕稅必是鼓勵三年連作才有成效。再依照應劭注為「北假田官」地名新秦中，頗有大舉開邊殖民的意味，賢良文學對此類政策是反對的。 武帝開邊，近於《管子》三滿中之武滿，引起財政赤字，確是問題。桑大夫以鹽鐵均輸等補救（同時已有楊可告緡，卜式輸財等）自有道理。鹽鐵論議，給賢良文學六十餘人論辯的機會，可見政府相當開明。結束時，大夫說「諾！膠車倏逢雨，請與諸生解」（五十九篇末），頗有風趣，奏請「且罷郡國榷沽、關內鐵官」，奉可。政府作了有限度的讓步。此話記在第四十一篇之末。姚鼐說：「四十二篇以下，乃異日御史大夫復與文學所論。」想是對的。 《鹽鐵論》有大半英譯（Esson N.Gale，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1931）。Gale曾在鹽務任職，後在加州大學（柏克萊）任講師，自序承認得力於林同濟博士（當時任助教）與卜弼德（Peter A. Boodbery）博士（後任教授）。譯註第一至第十九篇成書。後來林、卜兩位又譯註二十至二十八篇，在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65（1934）發表，台灣成文出版社1973年合為一冊，很便利。 我曾在日本京都大學講讀《鹽鐵論》，時在1962年4至6月，是所謂集中講義，兼用中、日、英文，日文多蒙佐伯富教授指教。講時他與寺田隆信助手（今任東北大學教授），每次都出席，此外常來聽的有幾十位，如梅原郁、礪波護、佐竹靖彥等，多數已成教授了。 回美路上，在陳世驤教授席上遇見卜弼德教授，我勸他續譯，他說太忙，讓我做，我敬辭說不敢續貂。1975年春季，我在哈佛開《鹽鐵論》講讀，只有三五位聽眾，譯註三十八（「備胡」）及四十二至四十五篇。最難的（第二十九）「散不足」（應作「羨不足」）藍德士（Mark W.Landes）博士從外雙溪故宮博物院寄來他的譯註。他是加大出身，很有功力。我與他曾通信討論（末一次是1977年6月9日）。希望他能單獨發表。 桑弘羊確是一位傑出的理財家。後世往往以唐之劉晏相比，稱為桑劉，可惜的是兩位都在政爭中失勢喪命。在武帝時，桑與孔僅、東郭三人同掌計權，打破了「市井之人不得仕宦為吏」（吏指大官）的舊令。又為推行鹽鐵、平準、均輸，在全國各地任用了不少賈人。這個局面，在王莽時又有重演。論政策，桑弘羊對平準、均輸貢獻為多。此後，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對漕運有貢獻，在邊郡置常平倉，「民便之」。史稱耿「善為算，能商功利」，可能有商學而不是商人。論政策，則王莽六筦五均之中，又根據新發現的《周官》（《周禮》）增加了賒貸，是政府貸款與人民。賒為救急，不取利息，貸為生產、取息。與當時的高利貸相比，可算德政。只是與後來王安石的青苗法相似（唐代的青苗錢只是一種田畝附加稅，不可與安石新法相混）。 王莽的新政，規模弘大。六筦五均，也用了不少賈人，《漢書·食貨志》說：「羲和（相當於計相）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督？）、臨菑姓偉等（洪亮吉曰：三人皆見《貨殖傳》）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又有「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桀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班固說「（莽）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史》《漢》對貨殖議論不同，胡適之先生早已指出（見《胡適論學近著》中《司馬遷為商人辯護》一文）。 《漢書·食貨志》記成哀間成都羅裒，已有人注意。他是長安巴蜀間的大賈，其事可連注討論。「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聯陞按：數十而不及百，是古漢語法。數百千人，數千萬頃，同例。）為平陵石氏持錢（顧炎武云：猶今人言掌財也）。」顧炎武注意生理，傳說他與錢莊銀號之興起有關，尚待證實。洪亮吉很注意趙翼或趙之友人如李保泰可能營運生財，杜維運近著《趙翼傳》供有線索。致富一節二五九—二六一頁引洪、趙詩：「廣陵絳帳設五年，秦賈越商皆列侍。……我言十萬信不虛，質庫況亦盈吳趨。」趙挽李保泰「喜聞質庫開闤闠，更買商閎俯麗譙」，喜聞是喜而不妒。質庫自18世紀大興。一位明清史專家告訴我，就他所知，沒有一縣的質庫與縣太爺沒有聯繫的。志又說：「石氏訾次如、苴（如氏、苴氏，皆饒財），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聯陞按：此是分帳）賂遣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王根、淳于長也），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錢大昭曰：此谷永所謂為人起賣，分利受謝是也）。」方式與後漢初「富商大賈，多放錢貸，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桓譚傳》）非常相似。羅裒早年已是中賈，到長安與大賈石氏合夥，為他持錢掌財。往來巴蜀，又利用小賈幫他增值，終至巨萬。是一個「夥計」成功的實例。 市籍二字，值得推敲。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有幾處說「有市籍地主」、「無市籍地主」、「有市籍豪強」、「無市籍豪強」，認為雙方「一向存在著矛盾」（1957年修訂本第二編九五及四八、七三、七六、七七、九三頁），似乎過分強調市籍。以常識推定，秦漢至唐末都市中之市場有定區。西漢長安九市，六市在道西[大約依五行西方為金之故。蜀漢成都水城在西，市在其中，見左思《蜀都賦》，北魏《洛陽伽藍記》詳記城西之市里，此書已有W.J.F.Jenner（1981年），與王伊同分別英譯]，三市在道東，九市開場，貨別隧分，其中居廛列肆之人，自應為籍之對象，以收市租，出入市之人，或亦登記以便檢查。籍有一要義，即是登記，過關門不止登記，而且要驗明文件，符傳過所之類。英時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1967）一書有討論，很重要。 貨殖營運，不必是本人，顯貴要避免「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利」之譏，大可委之可靠的奴僕。歷史中賈事聽此奴、聽此仆之例甚多。不合法的販鬻，發覺便於委罪，此外，漢代人頭稅（算賦），奴婢加倍，商賈加倍。奴婢商賈合一，未必就加二倍，這個漏洞是否存在，值得注意。有商業行為者不必商賈，業商賈者不必有市籍。論者要分析。 西漢王褒《僮約》，描述奴隸對主人的各種服役，包括服賈遠行。《僮約》有韋慕庭（Martin Wilbur）英文譯註（1943年）、宇都宮清吉日文譯註（1955年）。英時《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書中都已利用。參考書西文部分（包括俄、德、法、英文）著者有近九十人之多。西方漢學家只有嘆服。提到的市有軍市、胡市、關市、私市、亭市、外市。關於南北朝的市，《隋書·食貨志》有一條要改，「淮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不合理。應依《通典》作「淮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餘所」方妥。大市所在待考。《清華學報》（1937年）有小文《中唐以後稅制與南朝稅制之關係》，引《隋志》未改。陶希聖師與武仙卿合著《南北朝經濟史》（1937年）已改從《通典》。呂思勉先生《兩晉南北朝史》（1948年）引《隋志》未改。我評白樂日譯註《隋志》時，指出改正。此評收入《漢學論評集》（1980年）。《清華學報》小文被收入《中國經濟發展史論集》（1980年），事先未得通知，不能改正，深以為歉。此文是大學時代習作（論文之一章），似不必選。此外，入選的《傳統中國政府對城市商人之關係》，比較成熟，尚可參考。 商人對一般財政，特別是官俸，有所貢獻。地方財政細節，可讀沈榜《宛署雜記》。中古北魏初百官無祿，依賴商人，大概出於營運，可能包括胡商。後來增賦頒祿，才罷簡商人。唐之公廟錢，為官署食料，有「基金」（有新資料）由商人（包括捉錢戶）營運，遼之云為戶（云為即營運），宋之公使錢、公用錢都有資料，清代發商生息，亦是此類。古之辦差，即今所謂服務，說穿了大抵是「當鋪的招牌」——（歇後語）「兩益」。至於元代斡脫（即商團）與海商，常與皇室親貴服務，規模更大，一般士大夫，亦有附帶投資之例。 英時的《漢代中外經濟交通》以胡化、賈化的靈帝作結，文筆酣暢。這位皇帝商人，自鳴得意，賣官講價錢，在後宮坐列肆，使諸采女販賣，自著商估服（胡服）飲宴為樂。舉動確有時代性。（尤其妙在省得「微行」冒險，市場與俠少往往為鄰。）我要藉此提出兩個大問題。一是靈帝以藩侯入繼，來自河間，其母長樂夫人據童謠「河間奼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母后好聚金而工數錢，此好此工是遺傳？是後天？或二者兼有？二是婦女在中國商業史、商人史，也有一定的地位。古代大市中也有販夫販婦，逆旅酒舍都可以翁嫗同營。女性壽長，不始於近代。老太君或中年貴婦已得鑰權（仁井田陞有專文提此點）者，可以指揮奴僕營運，無需自倚市門（特別區域，有販婦特多者，不具論）。 回到本書的重點，商人精神與傳統倫理，如包括婦女，願抄幾條《庭幃雜錄》作結，其中李氏所生三子，裳、表、袞。表字又名黃，了凡其字（1533—1606年）。《明代名人傳》有房杜聯喆博士給寫的傳。父名仁，字參坡，世業儒醫，先娶王氏生二子衷、襄。繼娶李氏生三子，故了凡行四。《庭幃雜錄》輯者錢曉，稱袁衷為內兄。稱參坡「博學淳行，世罕其傳。李氏賢淑有識，磊磊有丈夫氣」都不是過譽。選錄五條，以與本書印證。 《庭幃雜錄》選抄五條： （1）吾父不問家人生業。凡薪菜交易皆吾母司之。秤銀既平，必稍加毫釐。余問其故。母曰：「細人生理至微，不可虧之。每次多銀一厘，一年不過分外多使銀五六錢，吾旋節他費補之。內不損己，外不虧人。吾行此數十年矣。兒曹世守之，勿變也。」（男袁裳錄） （2）父與予講太極圖，吾母從旁聽之。父指圖曰：「此一圈從伏羲一畫圈將轉來，以形容無極太極的道理。」母笑曰：「這個道理亦圈不住。只此一圈亦是妄。」父告予曰：「太極圖汝母已講竟」，遂掩卷而起。（男袁表錄） （3）吾母暇則紡紗，日有常課。吾妻陸氏勸其少息，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我輩何人，可無事而食？」故行年八十而服業不休。 （4）母平日念佛，行、住、坐、臥皆不輟。問其故，曰：「吾以收心也。嘗聞汝父有言：『人心如火，火必麗木，心必麗事。』故曰：『必有事焉。』一提佛號，萬妄俱息。終日持之，終日心常斂也。」 （5）四兄登科。報至，吾母了無喜色，但語予說：「汝祖、汝父讀盡天下書，汝兄今始成名。汝輩更須努力。」（男袁衰錄） 1968年1月30日初稿於阿令屯 補　記 此序原無總題，《原商賈》是後來商定的，取其簡括。原字廣義包括源與流（不限一源）商賈通稱亦不再分別。 文中討論小島祐馬《原商》，尚有宮崎市定先生《賈の起源に就ぃて》（序原賈）可以討論。文先見於《東洋史研究》五卷四號（1940年6月），又收入《ァシァ史研究》第二，八○—九四頁。 宮崎先生指出：與賈音義相通之字：居、沽、酤、盬皆以古字為音符。鹽味咸苦，苦與古通，此音符有買賣之義，或起於鹽之買賣。此種由音義通聯之見解，大有啟發性。 先生又指出，賈無行坐之限，《白虎通》等書行商坐賈之說（行曰商止曰賈）是強為分別。自然，先生也承認行販坐販有別。此外，居與坐義近。居積之物可以是貝玉，可以是谷鹽，若要守護屯積，則不易行動，大賈商家所以連稱，當是有所見而云然。 【注釋】 [1]原文如此。——編者注 [2]七與十之誤，可校正者，如《管子·山權數》（三權數？）「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十應作七，七、五、三是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