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的遺產 · 第七章 政治與道德的基礎

假如目前我們想描述1853年以前的日本，總感覺到有如與5000里外的不同膚色、語言、政府、宗教、習俗與道德、性格與觀念、文學與藝術的民族相互對抗一般難以了解。小泉八雲對日本的研究，遠比同時期之西歐學者深刻，他仍然認為：「要洞察及了解日本人的生活內涵，極其困難。」曾經有一位日本作家也對西歐人士坦然指出：「外國人對日本的認識，若非來自走馬觀花的旅遊報道，便得自膚淺的文學翻譯，這些有關我們的蛛絲馬跡，倒令我們惶恐不安，他們若非將我們描述得高不可攀，便是貶得一文不值。」因此，下述探討性的研究即針對日本的文明與特性而作最扼要直接的認識。漏誤之處，似難避免，尚祈學者本乎個人經驗與長期研究，隨時作適當的修正。 武士 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皇，名義上是日本的元首，擁有實權的將軍幕府每年須支付皇室約25萬美元的費用，以維持皇室綿延不斷的統治。食祿的不定，常迫使皇室族民兼操副業以維持家計：舉凡雨傘、筷子、牙籤、紙牌等都是他們兼營的副業。德川幕府的用意無非是奪取天皇的統治權，隔離天皇與百姓的接觸，使之耽於酒色，趨於柔弱懶散。皇室亦合度地讓出了政權，滿足於貴族裝束和上流社會生活。 將軍因財富漸增，生活日益奢侈，甚至僭越了許多天皇的特權。凡將軍大駕所經之地，所有民房須閉門關窗，熄滅火燭，貓狗加鎖，庶民伏跪道旁迴避大駕通過。將軍本身有無數之侍從人員，包括4位太監及8位妃子。將軍之下設有由12人組成稱為「用部屋」的輔佐、咨議機關，內有1位大老、5位中老及6位若年寄。此外，更仿效中國設立監察制度，監督中央及地方官吏。大名（daimyo）系臣屬於將軍的封建領主，他們效忠天皇，但擁有實權，例如島津氏大名（Shimadzu）在其薩摩藩地不但獨行其是，限制將軍勢力，甚至最後還推翻了幕府政權。 大名之下又有旗本、御家人、陪臣、鄉人、浪人等武士供其呼喚。日本封建社會的基本原則認為：武士即為君子，君子就是武士，此與愛好和平的中國在觀念上有莫大差異。中國人認為士（讀書人）為君子，武夫則非君子。雖然日本武士也喜愛中國《三國演義》的文斗，但一般而言，他們鄙視文人若書呆。武士享有許多特權，如免稅權、奉食祿之權、免服徭役之權等。他們重友情而輕視兒女私情，飽食終日，專以打鬥、聚賭為業。在德川家康時期，武士的刀劍即為其「靈魂」，且按該時法律規定，武士有權砍殺觸犯他的低階層人。武士又有試刀習慣，為試驗新刀是否犀利，常將乞丐視若狗一般加以殺害。傳說曾有一位武士，因獲得一把新刀，於是俟機在日本橋（Nihon Bashi，即江戶之中央橋）附近試刀，恰巧有一農夫喝得大醉蹣跚而來，試刀武士持刀當頭一劈直下腳心，而醉漢尚能往前走，直到觸及一位苦力時，身子才分成兩半倒臥下來。 除了上述荒唐可笑的傳言外，武士仍有其光榮的一面使之永垂不朽。他們遵循著武士道（Bushido）的精神[1]，認為「決定某種行為準則的權力是依據理性而來，該戰鬥的時候戰鬥，該犧牲的時候犧牲，決不猶豫」。武士道對他們的拘束力遠在一般法律之上。他們對物質的享受視若天上浮雲，金錢借貸更在禁止之列；他們恪守諾言，見義勇為，打抱不平。他們克勤克儉，粗衣素食。他們忍受艱苦，抑制情緒，毫無怨言；其妻妾亦以夫死疆場為榮。他們承認最重要的義務是忠於長官，武士道以忠凌駕於孝之上，當其主人去世時，武士切腹自殺，表示在另一世界追隨其主人，這種事時有所聞。1651年德川家綱去世前，要求其丞相實踐「殉死」的義務，丞相即以身相殉，而其幾個親信亦相繼殉死。1912年，當明治天皇駕崩時，乃木將軍及其夫人也以殉死表示忠貞。日本武士的勇氣、禁慾及自制力，連素稱英勇善戰的古羅馬士兵也望塵莫及。 武士道的殺手鐧即為切腹自殺，由於這種風氣過於普遍，一般武士均視若常事。倘若貴族被判處死刑，往往要求天皇特惠，准許他以隨身攜帶的短刀切腹自殺。然對於沙場受挫、變節投降的武士，切腹自殺的要求常被拒絕。1895年，日本在西歐國家的壓力下，將遼東半島交還中國時，即有40位軍人為此切腹以示抗議。而1905年的日俄戰役，若干日本海軍也寧可切腹自殺，也不願作為俄國的戰俘。通常一位優秀的武士若受主人非難，他將毫不猶疑地在主人家門前切腹自殺。切腹自殺實為每一武士入門進階必修課題，而當某武士切腹自殺時，其知己朋友更應即刻砍下該武士的首級，成全他的願望，減少他的痛苦。這種傳統武士道精神的薰陶，遂成就了日本軍人的大無畏精神。[2] 謀殺有如自殺，偶爾被允許取代法律而存在。封建制度下的日本對警察人員采精簡態度，究其因不但是由於武士階層本身有保衛的職能，而且當時的制度允許被謀害者之兄弟或子弟報私仇。這種為其父者長者報私仇的事跡在日本小說及文學中時常看到。然而，武士於實現報私仇的夙願後，亦將切腹自殺，歷史上有名的47位浪人（浪人即無隸屬之武士），為報復其主人的死仇，而以最恭敬及誠懇的歉意砍下了吉良上野介（Kotsuké no Suké）的頭後，他們即隱退於將軍指定的地方，並乾淨利落地集體自殺了（1703年）。另一方面，當僧侶把吉良上野介的頭還其家屬時，其家屬竟開列了如此簡單的收據： 品 名：頭一件 品 名：紙包一件 茲證明收到上述物品，此據。 （簽名）鞘田孫兵衛（Sayada Mogobai） 齊藤久內（Saito Kunai） 這可能是日本歷史上最著名、最典型的復仇事件。由此事件，我們對日本人性格的體認也最為真切。在一般日本人的眼中，仍把這些主角視若英雄或聖賢，至今，到其墓地敬拜者仍不絕如縷。 德川家康攝政後期，有一對兄弟，長兄左近24歲，弟弟內記17歲。他們兄弟為抗議家康誣殺他們的父親，企圖潛入宮內刺殺之，不幸失敗為將軍部下所捕，並被判處死刑。將軍為他們的孝道所感動，特賜予切腹自殺。但由於當時法律的規定，他們家中8歲的小弟亦慘遭株連。據當時照顧這些兄弟的一位醫生記載： 當他們兄弟三人並排而坐時，大哥轉向三弟道：「你先干，我要知道你切腹的手法對不對。」三弟立即回答他，因從未見過切腹場面，不知如何下手，要長兄們先行示範，俾便遵循。兩位兄長強顏笑道：「好的！小傢伙瞧著！你將會以吾等為父親的兒子而引以為榮。」大哥隨即將匕首刺入左腹，並向小弟道：「現在明白了吧！切勿刺得過猛，避免刀深陷背後，刀傾前些，並注意擺穩膝蓋。」二弟也如法炮製，對小弟說道：「切腹時注意張開眼睛，鼓足勇氣，切開腹部，在意識上不可以有切腹的感覺，因為那可能喪失力量。」小弟凝視兩位兄長的手法之後，遂寬衣解帶，從容切腹。 律令 日本的法律制度對私人謀殺與復仇的風氣，無疑是一種有力的補充。律令的來源，半由傳統慣例的演變，半取法於7世紀的中國法典，這些律令由中國傳入日本時，已混合了宗教的色彩。遠在天智天皇時即著手編纂律令，及至702年文武天皇（Mommu Tenno）時期，遂完成「大寶律令」，計律6卷、令11卷。但在封建制度下的日本，天皇的律令無法遍行全國，在若干武士的心靈中，除承認服從大名的命令外，別無法律可言。 1721年之前，日本採取連坐法，每個家庭要負責成員的行動，甚至有「五人小組」的制度，彼此監視，互相負責。在這種制度下，父親被處磔刑，兒子亦難逃株連。酷刑及拷問曾雷厲風行，及至近代方漸鬆懈。日本人對基督教徒曾施予拷刑，芝麻小事動輒揮鞭，嚴則處死。聖武天皇（Shomu Tenno，724—756年）一度廢除極刑，但其去世後，犯罪漸增。及至光仁天皇（Konin Tenno，770—781年）又恢復極刑，並明文規定，小偷可當眾鞭笞至死。極刑的方式很多，包括絞刑、砍頭、磔刑、下油鍋、分屍等。德川家康廢除雙牛分屍及縛之於柱任人砍割的極刑。他雖放寬對人民的刑罰，然對貪官污吏的處罰尤為嚴厲。至德川吉宗，因鑒於懸獄未斷，拖延時日，幾至控告被遺忘，證人消失，可謂弊病叢生。促使將軍改革獄政，革新司法程序，廢除家庭連坐制度，並致力整編日本律令，終於在1721年完成第一部日本封建法典。 庶民 遠在帝王時期的日本社會，可以劃分為8個社會階級；及至封建時期，各階級間的壁壘才稍見緩和，只剩下4個階級，即武士、工人、農人及商人。其中以商人地位最不受注目。此外，尚有占人口5％的奴隸，大都是一些罪犯、戰俘及被販賣拐騙的無辜兒童。[3]在奴隸之下，尚有所謂穢多階級，即從事於屠宰、製革、清道等行業者。在信仰佛教的日本，這些人被認為不潔，備受歧視。 農民在全部人口（吉宗時日本人口約3000萬）中占很高的比例，他們不辭辛勞地在日本1/8的可耕地上耕耘。在奈良時期，土地曾一度收歸國有，再以6年或一生（直到死為止）為期分別租給農民。但這種制度試驗的結果使政府發現農民對於暫時屬於自己的土地並不盡力墾殖，迫使政府再允許土地私有化，並且提供基金貸款讓農民播種或收割。但這些措施也無法阻止農民的地位趨於低落。農民耕地面積狹小，在封建時期，平均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竟要負擔2000人的口糧。農民每年尚需為政府服一個月的勞役，在此服勞役期間，如稍微偷懶，即會被刺殺身死。[4] 政府課徵的稅收名目極其繁多。在7世紀，稅收約占農民全年生產額的6％；到12世紀，升至72％；至19世紀，農民負擔的稅收，仍不下於40％。重稅之下，農民利益所得幾被剝削殆盡，除簡單的工具、衣服、炊具及破陋的茅屋外，農民別無他物。此外，地震、饑荒等天災，也對農民構成莫大威脅。在德川幕府時期，農民如為他人工作，其工資須按照政府規定，儘管如此，其工資仍極低。日本一位有名望的作家鴨長明（Kamo Chomei）在其文學作品《方丈記》中，曾就其所見所聞，將1177年至1185年之間飽受地震、饑荒、火災摧殘的京都[5]，作了血淋淋的刻畫，現就其中有關1181年他目睹饑荒的情況節錄如下： 各地的人民置家園於不顧，離鄉背井，遷徙至山區居住。平時不受重視的各種宗教祭典，現又不分儀式地盲目開展。居住首都的人民典當家產才能購買食物，但又有誰能加以關心……成群的乞丐阻塞道路，哭泣之聲不絕於耳……每個人都失望地坐以待斃。而平時高不可攀的人們，此時也蓬頭垢面地沿門托缽，以求度日。骨瘦如柴的餓殍，相繼撲倒於地，腐屍充斥牆檐與路旁，臭氣衝天，慘不忍睹……人們再也提不起興趣出售房產家具，蓋整載東西換不了一日充飢。金銀財寶也喪失價值……更可憐者，恩愛夫妻之間，較富愛心的一半，為節儉食物奉獻給另一半，常作犧牲。同樣情況，父親也常較小孩先去世，更有嬰兒無知地依偎在母親的屍體上……京都中部地區的人民，在4、5月期間，餓死者計有4.23萬人。 另據凱姆弗爾（Engelbert Kaempfer）對1691年京都手工藝欣欣向榮的記載，恰與上述淒涼景況成對比，記載稱： 京都在帝王時期是手工藝與日用品的製造中樞。在此首都的每一間房鋪，幾乎均在製造或出售貨品。他們鑄造銅器及錢幣，印發書刊，編織刺繡，製造藝術雕刻、各類樂器、圖書、漆器、服飾及其他金屬製品——其中尤以兵刃武器最令人注目；其他尚有各種活動的玩偶及不可數計的產品。總之，京都各種物品均不匱乏，凡外國的一切製品，本地均能仿效……街道上不售物品之商鋪極其稀少，更令我讚嘆者，前來購買的顧客竟絡繹不絕。 日本早就從中國及朝鮮輸入各種工業及藝術製品。在德川幕府時期，其手工藝的製造者在仿效中國、朝鮮等國的藝術之餘，其製品甚至青出於藍；而今天日本在經濟有效地組織機械生產方面，又超越西方的製造者。當時日本手工藝的製造，猶似中古時期的歐洲，均由家庭製造，其職業及手藝均世代相傳，且經常以其經營的行業命名；再者，大規模的同業公會逐漸形成，可惜此同業公會漸成為僱主剝削技工及限制新會員的組織。在這些同業公會中，尤以錢莊公會勢力最為壯大，不僅接受存款、支付傳票及期票，並可向工商業界及政府貸款。及至1636年，錢莊公會執行了所有財政上的主要功能。城市中殷商富賈因地位的提高，激起他們追求政權的欲望，而原有的貴族對於這些唯利是圖的富商則極其輕視。是故在德川幕府時期，舉國財富雖增加，但直到西風東漸，歐美炮彈震驚了日本之際，其國內的貴族與殷商才能攜手合作。 人民 在當代國際政治舞台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日本民族，其身材適中，男人平均身高約為5英尺3.5英寸，女人約為4英尺10.5英寸。據稱日本最偉大的一位武士田村磨呂（Tamura Maro）「身材魁偉……5英尺5英寸高」。有些營養學家常將日本民族的身材短小歸咎於其食物中缺乏石灰質、缺乏牛奶及人多土狹，但這種理論僅屬一種假設，尚無實際證實。日本婦女狀似虛弱，但她們的力量可能像男人一樣，屬於一種精神上的勇氣，而非是肉體上的力量，因此除緊急應變外，極不易發現。她們的美，是指表情、風采及容貌；她們的姿態優雅，可說是日本藝術的典型產物。 日本古代化妝蔚為風氣，京都早期的達官貴人，男人皆施以脂粉，身著香噴噴的服裝，隨身攜帶鏡子。幾個世紀以來，脂粉更為日本婦女臉部化妝的寵物。清少納言（Sei Shonagon）在其著作《枕草子》（Pillow Sketches，991年出版）中曾描述道：「低頭揮袖去污粉，還我廬山真面目。」時髦仕女把面頰琢粗、塗指甲、鍍下唇；化妝物品在17世紀就有16種之多，及至18世紀更增至20種之多。就以髮型而言，當時向前梳的髮型有15種，向後梳的髮型也有12種；她們為了畫眉的方便，將眉毛剃掉，再塗之以新月形，或在眉毛部位點上兩撇，與其人工黑齒相稱。婦女精於髮型的設計與整梳，每天耗費在梳理秀髮的時間達2至6小時之多。在日本平安時期，多數男人均把頭頂的前部理光，把其餘毛髮梳成小辮繞過頭頂，使有毛髮部分與無毛髮部分成為均勻的對稱。鬍鬚為日本男性美的象徵，但非人人均有美須，因此無須者常帶假須，且男士多數帶有拔毛的小鑷子，以去除臉上雜毛。 奈良時期的衣著大都是模仿中國，內著緊身衣與長褲，外加長袍。迨至京都時期，長袍益形寬大而層數也增多；男女長袍附加之件數達2至20件之多，顏色按個人身份的不同而有區別，袖口顏色的不同更是光彩耀目。婦女袖長曾過雙膝，袖口還系以銅鈴，走路時清脆之聲不絕於耳。每逢雨天或降雪，她們常穿高跟木屐，以利行動。及至德川幕府時期，因見人民衣著日漸奢侈，政府乃制定禁奢令，限制穿著絲繡短褲襪，禁止蓄鬚，限定髮型，並由警察當街取締穿著奢侈衣服者。這些法律的限制，雖偶爾被遵守，但絕大部分人找尋到法律的漏洞，使其效力大打折扣。直到人民對多層長袍的奢侈感到厭煩時，才一反昔日風氣而趨向於簡單樸素的衣著。 日本人民喜好清潔的習慣不在其他民族之下，只要能力所及，都一日三次更換衣著；且不論貧富，均每日沐浴。[6]仲夏之夜，鄉間的居民一面泡在大浴盆中沐浴，一面與鄰居暢談，享受樂趣。寒風刺骨的冬天，則在華氏110度的熱水下取暖。日本人飲食除偶爾歡宴外，絕大部分情況下均極簡單，合乎養生之道。如中國古典記載曾贊稱：「日本民族極其長壽，年逾百齡者比比皆是。」稻米為日本人民的主食，此外依各人能力所及常佐以魚、蔬菜、海藻、水果，豬肉被列為珍品，除王公富豪外，人們簡直不知肉味。奇怪的是，進食米、魚而不吃肉類的苦力，能夠在一天中奔跑15至18英里而無倦容，一旦品嘗肉類，即喪失此等能力。[7]京都時期的天皇，因虔誠敬佛，乃禁止百姓殺生，推行素食，及至後來人民發現連和尚都不守清規食用肉類，於是群起仿效，肉食之風盛行。 日本人也如同中國人及法國人一樣地重視烹飪，認為這是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開設飲食業者，也如同藝術家、哲學家一般，以其高明的烹飪法設校授徒，互為競爭；飲食的禮儀與宗教上的禮儀居於同樣重要的地位，進食中的姿態隨著菜餚的轉變而不同。女子進食時不得發出任何聲音，男士則可不受此限，以示對主人豐盛酒肴的讚賞。日本人大都席地坐於墊上進食，桌子常付之闕如，即使有也不過離地數英寸高而已。宴食的序幕，常由一壺溫酒或米酒而開啟。7世紀一位名詩人太人（Tahito）對於如何借酒消愁曾作如下描述： 昔時七賢所找尋，無非是酒。 與其輕浮毋寧莊重，有酒必飲。 人生難免一死，何不及時行樂。 黑夜閃爍的明珠，當非酒後之樂可比。 達官貴人對茶的喜好無以復加。805年，茶葉即由中國傳入日本，原先日本人以為茶是毒藥的一種，不敢飲用，直到1191年茶才為日本人普遍接受。相傳當時因將軍飲酒過量，誤飲幾杯茶水，頭腦居然反覺清醒，才賞識到茶的妙用。於是將軍乃將茶賞賜給有戰功的武士，武士又邀請親友之交共同品茗，飲茶乃蔚為風氣。日本人喝茶更是創立了莊嚴而複雜的茶道。千利休（Sen Rikyu）更是制定飲茶六律：客人需要在木魚的伴奏下列席而坐，齋碗時時刻刻要盛滿清水；茶房保持寧靜，不合乎要求或不優雅者即應退席；不為區區小事閒談，只論經國大事；穢語切忌出口；飲茶時間不得逾4小時之久。飲茶不用茶壺，僅將切細的茶葉置於精巧的茶杯中，再沖以熱水，飲用之時即將茶杯一一傳遞，而每位客人以清潔手巾小心翼翼地擦拭杯口後飲用，待大家都飲用後，再周而復始，極具藝術。茶道刺激了陶瓷業的發展，且陶冶了日本人平心靜氣、彬彬有禮的性格。[8] 種植花木在日本也漸演成一種儀式，是為花道。千利休在創立茶道之餘，對花道的建立也極重視。曾經有一次千利休聞悉豐臣秀吉不遠千里來參觀他的菊花時，他為避免鋒芒太露，引起猜忌，乃僅保存一棵菊花，其餘概加以毀葉。[9]15、16世紀，花道伴隨著茶道逐漸流傳，直到17世紀，花道始脫離茶道成為獨立的嗜好。花卉栽培者時常指導男男女女種植花木、布置庭院。他們說，光是欣賞開花是不夠的，一定要學會欣賞花、枝、莖、葉的整體美，同時更應了解配合顏色、線條的奧妙。茶、花、詩、舞成為高貴仕女必學的技藝。 日本人以宗教狂熱的心情來欣賞花木，他們極其注意隨著季節而變化的花卉。每當4月初，舉國上下均置工作於不顧，成群結隊競往櫻花盛開的地方賞花。日本人栽培櫻花並非為了食用櫻桃，而是欣賞它盛開時美麗的花朵——這象徵著忠實英勇的戰士準備為國捐軀。日本人非常喜愛花卉，行將執刑的犯人，臨終之前的願望是得到一束鮮花。千代女士（Lady Chiyo）在一首名詩中曾描述一位少女前往一口古井汲水，卻發現旋花圍繞井水而生，因不忍摧殘旋花捲須，只好改往他處水井取水。紀貫之（Ki Tsurayuki）的詩句也記載稱：「人心叵測，莫若家鄉花卉芳香如昔。」這些詩句的記載，充分地表露了日本民族完美高深的特質及其罕有的處世哲理。世上找不到像日本人這麼愛好大自然的民族，也沒有人能像日本人那樣能接受天、地、山、海等大自然的陶冶與感受，更沒有人能像日本人那樣小心翼翼地種植花園、布置庭院。日本人不必等待哲人盧梭及詩人華茲華斯來告訴他們高山是如何壯麗、湖水是如何秀美。凡日本人的住宅均有花卉，凡日本詩人的詩句中均有宜人的景色。正如王爾德所說，英國實不該攻打法國，因為法國人能寫出完善的散文；同樣地，美國也應對日本謀求和平之道，因為日本人對「美景」的喜好猶如其對「權力」的渴求一樣地備受重視。 當中國把佛教及茶葉傳入日本之際，同時也把庭園的設計傳入日本，而且這些庭園經過日本吸收及仿效後，又發展出獨特的風格。日本人發現庭園的設計除對稱之外，尚可推出嶄新的款式，照樣具有美妙而迷人的優點；小心栽培奇木異卉，等於全日本植物的縮影；火山口及峭壁上所尋獲的岩石，常是鑄鐵不可或缺的物質；挖掘小型池塘，連引小河，再跨以天然林木構成優美小橋；庭園小徑鋪以形形色色的岩層，使人猶如置身於世外桃源般感受到無比寧靜。 在財力及空間許可下，他們更在庭園中築以小屋，房屋純屬庭園的裝飾品，與其他國以房屋為主、再輔以庭園的做法不同。他們的房屋脆弱但極其美觀。日本因為地震頻繁，高大房屋的建築較為危險，因此木匠均知道如何結合屋檐、屋頂山牆及格子式樣而構成一種單純、完美、獨特的木造住宅。屋中全無窗簾、沙發、床鋪及桌椅的布置，也不炫耀主人的財富與奢侈，更不陳列畫像、雕像及小古董，一切顯得樸實無華；室內所能看到的不外乎壁櫥上的鮮花，牆上所掛的字畫，書桌一座及兩側的書櫃與扶手，中間尚有坐墊一席而已，櫃櫥中則存放著就寢用的被服用具。日本人就在這簡陋、樸素的屋宇中，歷經戰爭與革命的風暴、政治腐化與宗教鬥爭等過程，而綿延不絕地生活，並繼續創造他們神聖島國的文明。 家庭 在東方國家中，家庭為社會秩序真正泉源的事實，遠比西方國家明顯。在日本或是其他的東方國家，父親的萬能並非顯示社會落後的情形，而是表示父親對家庭制度的喜好遠超過其對政治政府的喜好。由於國家較弱，因此東方的國家遠不如西歐國家重視個人，他們須求一個強而有力的家庭組織以取代中央權力。家庭才有自由，個人沒有自由；因為家庭不但是生產的經濟單元，也是成敗存亡的社會單元，家庭的成敗榮辱是無法分開的。父親的權力近似專制，但其作為仍脫離不了自然。父親有權將媳婦或女婿逐出家庭，僅將孫子留下；他可以將淫蕩的或犯重罪的兒女處死；他可將兒女賣身為奴或為娼。[10]他可憑其一言以休妻。貧賤家庭的父親，寧可過著一夫一妻的生活，但家庭富有者三妻四妾亦不足為奇，他在夫妻關係中的不忠實是無所謂的。當基督教傳入日本之際，該教教義認為納妾、通姦是罪惡，這曾使日本作家感到無限抱怨，因為他們認為這種規定破壞了日本家庭的和諧。 如同中國一樣，早期日本婦女的地位曾凌駕於男人之上。在帝王統治時期，前後曾出現了6位女皇。京都時期，婦女在社會上與文學上的地位，仍然顯得相當重要。在日本文化的鼎盛時期，我們如對她們的私生活作大膽的假設，可以這麼說：當時的為人妻者遠比丈夫淫蕩，且常在一些俏皮話中出賣了美德。散文家清少納言曾描述一位年輕人代人送了一封情書給他的情婦，卻中途變卦向途經該地的一位女郎示愛，文中記載稱：「我感到無限驚奇，當這位情夫寫好情書系上鮮艷的花束，托請信差送給他的情婦，何以這位信差猶豫變卦了呢？是不是那位情婦正在接待另一位客人？」及至封建社會的尚武精神抬頭，以及社會鬆緊的自然交替與歷史交替，中國男尊女卑的理論又在日本產生影響力，社會變成以男性為中心，婦女應遵守「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而女人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剝奪了她們接受教育的機會，僅能在家中學點禮儀。婦女應恪守貞節，假如丈夫發現妻子有不貞行為，可立刻將姦夫淫婦處死。對此，德川家康曾明文規定：「親夫如僅殺死淫妻寬恕姦夫，則親夫當被處死。」哲學家貝原益軒（Kaibara Ekken）也曾建議說，如妻子為喋喋不休的長舌婦，夫可休妻；相反，如丈夫放蕩、野蠻，則為人妻者更應溫順體貼。就在這種長期嚴厲的教養下，日本婦女遂成為最勤勉、最忠貞、最服從的妻子，並且使歐美遊客感到驚訝與惋惜，為何這樣美好的制度，不能在歐美國家被採用。 與其他東方國家社會習俗相反，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並不鼓勵多子多孫，因為島國人民的增長已使武士感到擁擠。因此他們大多遲至30歲後才成家，且以養育2個子女為最理想。傳宗接代乃天經地義的事，如果婚後不育，男人可以要求離婚；又因女人沒有繼承權，因此若僅育女，勢必再收養男孩，以免喪失姓氏與財產的繼承權。孩童自幼即以中國孝順的美德與文學被教導，因為這是維持家庭秩序及國家安定與紀律的源泉。8世紀孝謙女皇（Koken Tenno）即曾明令學堂高掛《孝經》，作為學童進德修業的座右銘。風氣所及，除了武士以效忠主人為至高美德外，一般人均以孝順為最高道德標準；甚至效忠天皇就是移孝作忠的表示。在西方崇尚個人自由的風氣來臨之前，孝道一直是構成日本道德的典範，無怪當時日本人對基督教義闡釋人應遠離父母、忠於妻子的理論無法接受。 對忠孝之外的道德觀，日本人不如同時期的歐美人重視。貞操觀念對於較高階層婦女仍受重視，貞女殉節者亦時有所聞，只是一般而言此觀念幾乎喪失殆盡。《源氏物語》為日本最有名的小說，其對當時王公貴人荒唐行徑諸多敘述。而清少納言的小說《枕草子》，也是日本極負盛名的論說文，讀來猶如罪惡範例的論著。一般日本人均以為「食色性也」，其對肉慾的追求有如饑渴一般，是極其自然的，每當夕陽西下，多少尋芳客擁至東京的花街柳巷。在此，有1.5萬名能歌善舞的藝伎，粉墨登場為這些佳客獻藝。 顧名思義，日本的藝伎（geisha）是善於各種表演的女人，猶如古希臘的藝者（hetairai）一樣，她們略識文學，更懂得愛情，隨著季節的變化也能吟賦幾句雜亂無章的詩。家成將軍（1787—1836年）因鑒於男女共浴有傷風化，乃於1791年明令禁止，並於1822年對藝伎表演過火者也嚴加限制。更把藝伎形容為「表面受僱於食堂酒家，以表演歌舞取悅客人，實質上亦兼營傷害風化之行業」。此後藝伎地位形同妓女，充斥鄉旅茶室或路巷旅館。然而，藝伎的正當表演仍然存在，某些家庭或團體仍繼續邀請她們在公開場合表演，有些資深藝伎更設校授徒，傳授技藝。生活貧困的父母，為環境所迫「同意」子女接受藝伎訓練的事更時有所聞；更有成千成百的日本小說，歌頌無數的少女，為接濟家庭的生活，不惜賣身學藝。 這些習俗除了在人性的公正、文雅與慈善等方面使人感到震驚外，其在本質上與歐美國家並無差異。我們確信多數的日本少女也與西方婦女一樣貞潔，且過著常態而正當的生活，雖然她們未被允許自由戀愛、私訂終身，但她們期望於斯。古往今來在日本的文學著作上不乏實例，多少少男少女因受父母壓迫無法相愛而自殺殉情，以期「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愛情並非日本人吟詩的主題，但在他們詩句間，卻充滿了男女間的純潔、誠摯與深情。下列一首詩可為明證： 遙遠白浪， 激起浪花； 我采斯花， 贈慰伊人。 再者，又有一次那位偉大的紀貫之以混合自然與感情的風格，作四行詩，吟出他被拒愛情的故事： 何事比櫻花容易凋謝， 你說……但我對那時刻卻難以忘懷， 當生死的花朵在你的一句話中凋萎， 何曾激起一絲輕風。 聖人 舉凡人類的愛國心、對愛情的熱誠，以及對父母妻子、鄉土等的摯愛，都將無可避免地尋求一种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中心力量，以期使信仰更為忠貞，進而使該信仰普及於大眾，傳諸百世。日本人對宗教的信仰，采中庸之道，既不似印度人那麼熱衷，又遠不如西歐中古世紀天主教苦行僧及16世紀宗教改革家那麼狂熱。他們對宗教仍有諸多信仰與祈禱，並抱著一種圓滿結局的哲學觀，不似中國那樣對宗教抱著懷疑的態度。 佛教的創始帶有消極悲觀的勸世氣氛，旨在為人類找尋死後靈魂的歸宿；佛教傳入日本之後，迅速轉變成保護人民的神祇，具有美好的儀式與各種令人愉快的節日，成為安慰生靈的樂園。在日本佛教的天國中，有128層地獄用以容納各種罪犯和敵人。除了佛聖的天地外，另有一魔鬼的世界，面目猙獰的魔鬼一方面誘拐良家婦女，另一方面又捕食男人。佛教教義揭示生前的陰德可使人再度輪迴轉世。部分的佛教祭拜儀式是在家庭的祭壇及廟宇中進行，但大部分則在節日慶典的歡樂中實施，每當慶典節日來臨時，婦女均衣著鮮艷，男士極盡狂歡以示虔誠與慶祝。有些嚴肅的佛教信徒，常在嚴冬寒冷的天氣里至瀑布下靜坐修養；有些則至各景色優美的神社進香朝拜，乘機利用大自然美景陶冶身心。日本的佛教分成若干宗派，人們可選擇信仰，其中包括靜思苦慮而求自我認識的忍派，研習《蓮花經》而獲解救的日蓮派，長期祭祠、靜待佛祖附身的精神派，主張誠心自救的淨土宗等。 總之，佛教在日本是人民崇敬的信仰之一，為人民所廣泛愛戴，因此也迅速地傳遍了日本全國。而日本人更採取佛教神學作為神道的原理，採取佛教廟宇建築的方式構成他們的神社建築，及至後來佛教與神道逐漸混雜，佛教廟宇亦常撥供神社祭祠之用。早期的日本佛教僧侶不乏飽學、慈善之士，在日本文學與藝術的發展上深具影響力；有些僧侶為大畫家或雕刻家，有些僧侶則為德高望重的學者，他們從事翻譯佛教經典及中國文學的艱苦工作，對日本文化的發展有無比的貢獻。然而，這些早期僧侶的輝煌成果，卻為後繼貪婪的僧侶所抹殺；有些後繼者甚至背逆佛旨，招兵買馬，爭權奪利，以建立或維持其政治權力。而且前幾代僧侶的勤儉致使後繼者財富劇增凌駕庶民之上。更有僧侶貪得無厭，為了收斂財富，居然煽惑無知信徒，捐建寺院以換取延年益壽，凡40歲者若捐建40座寺院，可延10年壽涯；50歲者捐贈50座寺院，亦可換取10年歲月；60歲者捐建60座寺院，更可再得10年餘生，直到德行已盡，才撒手西歸。[11]德川政權下之僧侶已是罪跡昭彰，諸如酗酒、金屋藏嬌、雞姦[12]、賣官鬻爵等不勝枚舉。 至18世紀，佛教在日本的勢力已漸趨沒落。執政之將軍轉而崇敬儒教教義，賀茂真淵與本居宣長領導了一場運動以復興日本的神道，而當時的學者如市川（Ichikawa）與新井白石（Arai Hakuseki）更對宗教的迷信給予理性的批判。市川更大膽指出，口頭傳說絕不如文字記載來得可靠。而有關日本起源自1000年前，寶矛滴水成日本諸島及日本民族為神的後裔的文字假設，毋寧是皇室運用的一種政治手腕。人類祖先如不是原始人，則應為較接近的動物，我們可以肯定人類祖先不可能是神。總之，日本的古代文明隨著宗教而興，卻因哲學之起而告一段落。 思想家 哲學與宗教一樣，亦由中國傳入日本。佛教在傳入中國600年後東傳日本，而中國的哲學則以宋朝理學的東渡開創了日本文明的更生期。16世紀中葉，日本世家藤原惺窩（Fujiwara Seigwa）因不滿做一個僧侶所能獲取的學問，醉心於中國聖賢才識，乃暗思遠涉重洋前往中國學習。然而1552年以來日本已禁止國人與中國交往，他不惜冒著生命危險，準備偷渡。恰巧在登輪前夕於所宿的旅館中偶爾聽到一位日本書生朗讀儒家著作，欣喜之餘乃側耳傾聽，原來該青年書生讀的是宋朝朱熹注釋的《大學》。他喊道：「這原是我夢寐以求的啊！」於是他把握機會，大肆收集宋朝哲學的典籍，中國之行遂半途而廢。他認真研究，幾年之後已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輕學者，他們均視中國哲學家的思維為當代思想的主流。德川家康因見惺窩頗具盛名，乃重金禮聘他至京都解說孔孟之道。但惺窩恃才傲物，僅遣其學生至京城，自己則仍刻意進修，引起德川的不滿。惺窩在日本的傳統研究外另闢途徑，而其極具吸引力的講學更引起京都僧侶的嫉妒，認為惺窩的講學是蔑視傳統的行為，呼籲所有所謂正統的僧侶也應向民眾講學教導，以免被惺窩所迷惑。這些爭執由於1619年惺窩的去世而終止。 被惺窩遣往京都謁見德川將軍的學生林羅山（Hayashi Razan）終不負師望，表現突出，其名望與影響力均凌駕其師之上。而德川幕府對他也禮遇有加，授予顧問與發言傳達的職位。且自1630年德川家綱親自聆聽講學後，更激起王公貴族受教的風氣。此後他很快激起了群眾對中國哲學的研究熱情，並使孔孟的道德觀念超越了佛教及基督教的信仰，獲得人民的支持。他曾批判道：「基督教神學無疑是各種幻想混合組成，而佛教教義的消極頹廢，更足以削弱日本民族的民心士氣。佛教僧侶曾主張現實世界是短暫的，因此鼓勵人們忘懷社會關係，相當於終止了人類應盡的職責與正當的行為。佛教僧侶又主張人之一生充滿了罪惡，故應背離父母妻子，謀求神的拯救。但據個人研究所得，人除把握現實的生活，為主盡忠，為父母盡孝外，別無他途可尋。」他曾清享餘年，至1657年東京大火，千萬百姓罹難。是時，學子曾奔來相告，他只點頭示意，仍繼續沉醉於書卷中，待火焰已包圍四周時，才乘轎離去。三天之後，終因凍寒與世長辭。 在林羅山去世後數年，日本又出現了一位醉心儒教的後起之秀室久操（Muro Kyuso），他年輕時曾在一寺院中潛修，徹夜祈禱深思，堅志追求知識，有似同時期的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他的座右銘是： 我將每晨6時起床，及至每夜12時方始休息。 除非賓客造訪、病痛或其他無可避免的情況下，我絕不偷懶…… 我絕不說謊。 我不說廢話，即使是對卑賤人。 我將節制飲食。 倘若有邪念，我將立即節制，絕不讓其滋長。 思想猶豫勢必減低讀書效率，我應集中精神，避免草率。 我應克制自己，修養自己，絕不允許名利慾望妨害內心安寧。 這些信條要膺服在胸，時時遵行。神明共鑒。 室久操並不贊同學者出世隱居，但他具有歌德的寬宏大量，把人的特質納入現世的巨流中。他說： 離群隱居不愧是一種好辦法，但獨樂樂不如與眾樂樂。三人行必有吾師焉，唯有朋友切磋琢磨，才能增進德行。倘若背棄世人而隱居，即有悖於世俗大道……聖賢之輩況且無法脫離世俗而生活……雖然佛教徒斷絕其人群關係遠離父母妻子而隱居，但他們仍不能去除其愛惡之心……在來世中享福的觀念，未免顯得自私……不必捨近求遠，神靈與心同在。 早期日本儒家人士最引人注意的，即在分類上常不被視為哲學家，就像哲學家歌德與愛默生一樣，由於其智慧語句措辭相當優雅，因此文藝界亦把他們歸類為文學家。此時有一位出自醫生世家的哲人叫貝原益軒，他像亞里士多德一樣，因為對醫學的精研而產生了一種謹慎的經驗哲學。儘管他公務繁忙，但他立志奮發成為當代最偉大的學者。他著作等身，又以淺簡的日本文字撰寫，容易了解，深得民眾喜愛而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儘管他有這麼高的成就，但他仍非常謙虛地繼續作研究。據說，曾經有一位搭船的乘客沿途向其他旅客講述儒家倫理學，不少日本人均抱著熱心好奇的心情前往聆聽，但這位講演者實在講得單調乏味，令人厭倦，聽眾拂袖而去，最後僅剩下一人。當這位講演者講完之後，他向那位孤獨的聽眾請教尊姓大名，聽眾平靜地答道：「貝原益軒。」講演者發現一個多小時中，他竟不自量力地試圖對當代最負盛名的儒學大師傳授儒家思想，因而為之汗顏。 益軒對神學的觀念幾乎與孔子一樣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認為宇宙是深不可測的，唯有愚人在做壞事之際，才會假借禱告來求取上帝的諒解，以獲取心靈的慰藉。他更認為哲學是融合經驗與智慧、欲望與德性所作的一種努力。對他而言，德性的修養遠比學問的追求來得重要。他恰當地指出： 學習的目的，不僅是在於獲得廣博的知識，更重要在於修養品性。道德上的完人較飽學之士對社會有益，這也是教育的目標……今日所要研究的科目繁多，致使往昔被視為學習重心的道德教育遂被擱置一旁。古代聖賢的金玉良言，反被視為陳詞濫調。其結果社會上的主從、上下、老幼等關係，遂在假借神諭「個人權利」的口號下喪失殆盡……聖人遺訓所以不得伸張的主因，乃近世學人僅一味顯夸個人才識，而對古聖哲理則忽略闡揚。 從這些言論來看，極易被當時的青年譴責為陳腐保守之言，因此他又對年輕人訓示道： 孩子們，不要對老人的話感到厭煩；當父母、祖父母對你們諄諄教誨時，且勿掉頭就走或視為耳邊風。或許你們會認為傳統過於迂腐，可是那是祖先智慧的結晶，不可毫不顧慮地粉碎它。 他的名著《女大學》（Onna Daikaku）對日本婦女地位有一種保守復古的影響力，這些使他頗受指責。但他絕非沮喪的傳道者，企圖在人們喜愛的事物上找尋罪惡；他認識到教育家的任務應該是教導人們喜歡環境、了解環境進而控制環境，他說： 若非過著愉快的生活，絕不讓日子輕溜……不要因旁人的愚笨行為而使你感受折磨痛苦……請記住宇宙自古以來即充滿了愚笨的行為……讓我們不要自尋煩惱，不要喪失生活情趣，縱使是親子、兄弟、親戚等偶爾也有私心，忽略我等諄諄教誨的最大努力……酒乃上帝的恩賜。飲喝少許酒量足以振奮心胸、消弭沮喪的精神、消愁解悶與增進健康。是故酒能使人或其友人享受樂趣。但暴飲足使人喪失尊嚴、語無倫次、有似瘋人……飲酒應適可而止，才能得到快樂，暴飲徒傷身心，實為最愚笨的行為，更糟蹋了上帝的恩賜。 與多數哲學家一樣，他認為人的生活應融入大自然中，才能得到真正快樂，他說： 倘若我們以心為快樂的源泉，以耳目為得到快樂的孔道，摒除諸欲，快樂將源源而至；因為我們融快樂于山、水、花、月之間。快樂並非屬於某人專有，我們不必求諸他人，也不必花費分文。能夠享受大地景致的人，等於擁有無比的財富，何必覬覦他人奢侈的生活……況乎大自然的景致是千變萬化的。世上絕無兩個相同的景致……有時心中會偶感美景已逝。但每當大雪飄零，山野籠罩銀白一片，漸漸地冬去春來，枯樹再度長葉開花……冬天猶似黑夜長眠，但它使我們恢復了青春活力…… 喜愛花朵，匆匆早起， 偏好月色，遲遲就寢。 …… 人生來去如同流水； 惟明月與天地同在。 一方面儒家哲學思想的影響力壓倒了其他學派，一方面日本的儒者也成為一種不可思議的理想主義者，在日本，這種情況遠較中國顯著。惺窩是所謂的朱熹學派，林羅山與益軒更承襲宋朝朱熹的衣缽，以正統與保守的態度解釋中國的經書。不久之後，陽明學派抬頭，此即源自中國明朝王陽明的學說。日本的哲學家也像王陽明一樣，主張以個人的良知來辨是非，而不是以昔日聖賢或社會傳統來辨是非。一位信仰陽明學說的日本哲學家中江藤樹（Nakaye Toju，1608—1648年）曾說：「我本精研朱熹學說有年，及陽明學說東傳，若非受陽明學說的教導，我將會感到生命空虛。」於是中江乃致力於闡揚唯心主義的一元學說，認為宇宙系出一元，上帝為一元主體，宇宙萬物為其軀殼，自然法為其靈魂。中江也像王陽明、斯賓諾莎及歐洲學者一樣，接受了自然法的理論，並說明善惡僅為人類的一種關係，且人類的偏見被認為是不客觀的實體。他也如斯賓諾莎一般，發現了個體精神與自然法結合的不朽性： 人心除有感覺的領域外，尚有所謂良知存在。良知本身即為理性，不必假於後天的修養而得，良知是無限的與永恆的。良知即只有一個且與理性並存，自無始末可言。倘若我等能遵循良知或理性行事，則肉體的生命即能轉變成無限的與永恆的，亦即能得永生。 中江為人德行高潔，但他的哲學思想並不能獲得朝廷與人民普遍的愛戴。當時的幕府深恐個人若依其良知分辨是非，獨行其是，社會可能缺乏共同準繩。適值另一位陽明學派的支持者熊澤藩山（Kumazawa Banzan）從研究形上學更進而批評時政及武士道，幕府遂乃乘機予以逮捕。後來熊澤俟機逃至深山，在森林中度過殘年。至1759年，幕府頒布敕令禁止傳播陽明哲學。至此陽明學說乃銷聲匿跡，本為溫順的日本民心漸朝軍人本色發展，一改傳統對佛教的和平信仰而成振奮人心的愛國武士。 日本學者對中國學術的研究，不僅得自宋朝學者對古代經典的詮注，而且直接從孔子的著作中得以了解，因此像伊藤仁齋（Ito Jinsai）與荻生徂徠（Ogyu Sorai）等人對日本學術的發展均主張建立日本思想的古典學派，並堅持應超越各代評註者而直接對孔子言行加以研究。伊藤仁齋的家人並不贊同他研習儒道，譏罵他的研究是不切實際的，並預言如他繼續研究學問將會貧賤至死。因為他的家人認為：「研究學問是中國人的專長，對日本人來說卻毫無用處，即使很有學術也賣不出去，倒不如學當醫生好賺錢。」伊藤對家人這些勸告聽而不聞，不顧家庭的地位與財富，捨棄物質享受，將其房屋財產讓給小弟而隱居山野，繼續潛研學術。他相貌英俊，時常被誤認為皇太子；他衣著樸素有似農夫，並常潛居以逃避大眾的眼光，曾經有位歷史學家對他描述說： 仁齋晚景貧困，甚至過年亦無做糕之米，但他坦然處之。其妻在此困境下曾伏跪於側傾訴道：「儘管環境困苦，我尚能安貧樂道，唯有一點使我難以忍受，那就是我們的幼孩因不解貧窮處境，對鄰居小孩的年糕常起嫉妒之心，雖然我譴責了小孩，但我內心無比心酸。」仁齋並沒回答，繼續注視他的書。隨後，他又脫下了暗紅色的戒指交給妻子並說道：「把它賣掉，買些年糕給小孩吃。」 仁齋在京都創立了一所私人學府，在該學府講學40餘年，訓練從事哲學研究的學生計達3000餘人。他偶爾亦討論形上學，他認為宇宙乃是一個有機體，生命應凌駕於肉體的死亡之上。但他仍與孔子相同，贊同現世的實際生活。 學問貴在經世致用，如捨棄人倫關係，僅談經略國家，那是毫無益處的；研究學問不可死背理論或推理……學問之道應於日常生活中得之……捨棄人倫關係而欲得學問之道猶似捕風捉影……平凡之道才顯得偉大；此外世上實難有偉大可言。 仁齋去世之後，其子伊藤東涯（Ito Togai）承其衣缽。東涯也淡泊名利，他曾說：「人死後很快即被遺忘，但有些人為求死後留名，著書立說俾便流傳千古，這實在是一種錯誤，因為到頭來流傳千古者究有幾人？」在他有生之年，著作繁多計達242卷。他為人謙恭，天資聰慧。論者曾稱讚他的著作遠勝於法國作家莫里哀的《道德的催眠》（Virtus Dormitiva）。東涯的學生也指出其師在242卷著作中未嘗對其他哲學家有中傷之言，誠屬難能可貴。在東涯去世後，其學生在墓碑上銘刻著下列詞句： 他不道人之短…… 他終生獻身於學術研究。 他度過平靜無事的一生。 繼之而起的最偉大的儒家學者荻生徂徠，曾經自豪地說：「自日本第一個天皇——神武天皇以來，絕少學者的成就能與我分庭抗禮！」荻生與東涯不同，他喜歡辯論，並常對歷代及當代哲學家加以批判。曾經有一位年輕人向他問道：「您除讀書之外是否別有嗜好？」他答道：「人生之樂趣莫過於吃燒豆及批判日本歷代偉人。」波川天人（Namikawa Tenjin）曾說：「徂徠誠可謂日本偉人，但他自認已通曉所有應被了解的事物，這種習慣未免不太好。」荻生雖然驕狂，但也有謙遜的時候，他曾說：「日本人包括他自己都可說是野蠻人，只有中國人才夠資格說是文明人；而所有真理名言，都早已為孔子及儒家諸賢所道破。」他的言論曾激起了武士及學者的不滿，所幸當時的幕府吉宗將軍欣賞他的勇氣而對他加以保護，他才得幸免於難。就像中國儒學大師荀子攻擊墨翟的兼愛學說，及英國哲學家霍布斯駁斥盧梭性善思想一樣，徂徠設立講壇於江戶，並對仁齋的性善理論加以駁斥。他認為人性本惡，唯有透過人為的法律限制、道德觀念以及教育的實施，才能培養良好的公民。他說： 人之欲望，與生俱來。我等對無窮的欲望如不知節制，即起鬥爭；鬥爭一起，混亂也隨即將至。先王因厭惡混亂，乃制定禮節與正義之準繩，用以節制庶民欲望……道德乃帝王用以御製人民之工具，非與生俱來，亦非為人心所趨，而僅是某些聖賢之構思，作為國家統制之準繩。 猶似在證明荻生徂徠之悲觀屬實，其後一世紀的日本思潮竟放棄效法孔子的中庸之道，並在中國信徒與日本本土崇拜者的痛苦筆戰中迷失了方向。在此保守與維新之役中，維新派終以極度讚許日本固有典章制度而獲得勝利。漢學者或仰慕中國學者認為日本野蠻無文化，主張智慧學術無不來自中國，並以翻譯及評述中國文學與哲學為己任。日本民族學者認為一味學習中國的態度，是阻礙日本進步的絆腳石，同時也是不愛國的行為，並呼籲全國放棄學習中國的一切，在自己的詩與歷史的淵源中創新並發揚光大。賀茂真淵曾攻擊中國人為本性邪惡的民族，推許日本人是天性善良的民族，並將日本缺乏早期或土生文學與哲學歸因於日本人無須德性或智慧上的教訓。[13] 有一位年輕的醫生叫本居宣長，因訪問賀茂真淵時受到鼓舞，盡其34年光陰寫成44卷《古事記》評論——該《古事記》系日本傳說，特別是神道、傳說之古典集。在此評論中有力地對日本國內外一切關乎中國的東西加以攻擊。該評論大膽地主張日本三島、天皇及日本民族起源神聖的故事全部是真實。據德川攝政之特殊看法，該評論在日本學術界激起了恢復自己語言、生活方式與傳統的運動，進而復興神道反對佛教，並恢復天皇至高無上的權威。本居宣長指出：「日本系太陽女神的出生地，此一事實證明日本較其他國家更優越。」至本居宣長死後，他的學生平田篤胤（Hirata Atsutane）亦作主張如下： 日本系眾神之國，其居民系神之後裔，這方面有兩個基本理論證據竟一直慘遭忽視，真是太可悲了。日本民族與中國、印度、蘇俄、荷蘭、泰國、高棉及全世界其他民族，僅有種族的差異而無地位的不同。日本國人視其國家為眾神之國，絕非出自虛榮心。蓋創造各國之眾神毫無例外均屬神聖時代（The Divine Age）出生於日本者。因此，日本乃是其出生國，全世界均承認日本國名，可說是名實相符。韓國人首先熟諳此一真理，經由他們傳布遂遍於全世界，而為世人所共認……外國人當然也是造物者神力所創造，但他們絕非伊弉諾尊與伊弉冉尊所創造，它們更非產生太陽女神的國家，這就是它們地位低落的原因。 以上即創造尊皇攘夷（Sonno Joi）運動，力主尊天皇攘外夷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張。19世紀，此運動鼓動日本人推翻幕府，並重建神聖皇室之最高權威。20世紀該運動扮演重要角色，促成狂熱的愛國主義，直到其所謂「天子」能統治復活東方沃野千里的土地時，才會滿足。 * * * 注釋 [1]這個詞是已故的新渡戶稻造（Inazo Nitobe）所創造。 [2] 婦女與平民禁止切腹自殺，但婦女允許以自害自殺，當婦女為對其被觸犯表示抗議時，她們被允許以匕首割喉或以戳切動脈自殺。每一婦女切喉均訓練有素，極具藝術，並學會於自殺前低絆其四肢在一起，避免死態欠雅。 [3] 1699年，日本販賣及拐騙人口被政府明令禁止。 [4] 在每年7、8月期間，中午到下午4時准許午睡。生病工人由國家供養，而免費的棺木隨時供應給那些服勞役期間去世的人。 [5] 1657年，江戶（東京）火災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火災之一，約有10萬人喪命。 [6] 1905年，東京一地即有1100個公共浴室，可容納50萬人每日沐浴，費用很少。 [7] 另一方面，有些日本人因采素食，連續食用過量，極易有消化不良症狀。 [8] 茶葉的種植為近代日本主要產物之一。荷蘭東印度公司曾於1610年在歐洲以1磅4美元的價格出售茶葉。1756年漢韋（Jonas Hanway）曾指稱歐洲人男士的身材與女士的容貌不若往昔，均為飲茶所致；而主張改革者指責飲茶是一種不潔的野蠻習慣。 [9] 豐臣秀吉與千利休均相互敬仰對方的才華。但後來秀吉指控千利休欺詐，而千利休反唇相譏指控秀吉誘姦其女。最後千利休切腹自殺。 [10] 賣子為奴、賣女為娼的事，僅在低階層的家庭或為環境所迫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11] 默多克說：「凡在鬧饑荒或瘟疫時期，京都及奈良僧侶寺院常發大財，因在此種非常時期，信徒均捐獻求佛，毫不吝惜。」 [12] 「1454年左右……僧侶常買進男童，將其眉毛剃掉、臉塗脂粉，著女孩服裝，儼然女孩打扮，再輪以雞姦；在德川家光時期，因僧侶品行欠佳，影響所及，雞姦風氣似極普遍，特別是在僧侶寺院更為常見。法令雖諸多限制，但並不能糾正此惡習。」 [13] 據薩道義爵士（Sir Ernet Mason Satow）意譯賀茂真淵的訓示：「在古時人類個性率真憨正，根本不需要複雜的道德系統……其時更不需要是非善惡之分。但是中國人心地詭譎……貌似忠實，內藏奸詐。由於行為惡劣導致社會的混亂。至於日本人則因本性直爽，無待教訓即能好自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