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的遺產 · 第六章 日本的締造者

日本的歷史是一部未完成的戲劇，上演著三齣戲。第一齣戲，除了原始傳奇中的幾個世紀外，乃係古典的佛教日本（522—1603年）。此時日本深受中國與朝鮮的影響，受宗教的提煉薰陶，乃創出其文學藝術上的歷史性傑作。第二出戲，是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下封建而和平的日本（1603—1868年）。此時日本孤立而自治，既未立志拓疆於他域，也不圖貿易於海外，滿足於農墾耕種，致力於藝術哲學。第三齣戲，乃是1853年為一美國艦隊所開啟的現代日本。此時日本因國內外條件所迫，進而從事工商業，向海外追尋原料與市場，為不可遏抑的擴張而爭伐，並仿效西方帝國主義者的想法與手法，於是威脅了白人的優勢及世界和平。 日本人對西方文明曾經細心研習，以求吸取其精華而超越之。我們似應如彼等研習我西方文明一樣耐心來研習日本文明，以期當危機來臨時我們能有清晰的認識，到底訴之於戰爭，抑或訴之於諒解。 眾神的兒女 據日本最早期的歷史傳說，剛開始的時候是眾神、男男女女，有出生也有死亡。直到最後伊弉諾尊（Izanagi）與伊弉冉尊（Izanami）兩兄妹受眾耆神之命，創造日本。他們立於天之浮橋，擲一寶矛于海中，然後撿起寶矛高舉空中。寶矛滴下的水珠乃變成了神聖的島嶼。由觀察水中蛙兒諸神學會了交媾之密。於是，伊弉諾尊與伊弉冉尊乃結成連理而產生了日本民族。從伊弉諾尊的左眼生出了天照大神（Amaterasu），即太陽女神。進而由其孫兒瓊瓊杵尊（Ninigi）傳下了大日本天皇神聖而未曾中斷的血統。從那時迄今，日本僅有一個皇朝。[1] 寶矛共有水珠4223滴，因而日本有如此之多的島嶼。[2]其中600個島有人棲居，然而唯有5個島面積較為可觀。最大的島——稱本島或本州，長1130英里，平均寬約73英里，而其8.1萬平方英里的面積則占諸島面積之半。其環境位置及其近代歷史與英國相似：四海環繞，使其不受外來的征服；而1.3萬英里長的海岸則使其人民長於航海。地理的激勵及商業的需要，註定其廣泛支配海洋的命運。從南而來的暖風、暖流與山巔的冷鋒相混，給予日本英國型的氣候。多雨多陰天，形成很多短促而湍急的河流，益於植物的生長，風景美麗。在此地，除了城市和貧民窟以外，花開的季節，大半土地皆如伊甸園般瑰麗，其山脈並非岩石塵泥的巔躓堆積，卻似完美設計的藝術線條，如富士山。[3] 毫無疑問，這些島嶼應地震而生，並非由滴水的寶矛而來。除了南美洲之外，可能再也沒有什麼地方如日本一般慘受地震之害。599年，地震在吼叫中吞噬了村莊。是年隕星落，彗星閃，在7月中旬雪光竟然照耀街道。緊接而來的便是飢旱之災，數百萬日本人因之殞命。在1703年，僅東京一地因地震而死於非命者，即達3.2萬人之眾。1885年首都再次遭難，大地裂口，吞人數千。拖屍車成列，屍體集體掩埋。1923年的大地震、海嘯與烈火剝奪了東京10萬條生命，橫濱及其附近3.7萬條生命，甚至連虔誠敬佛的鎌倉也幾乎完全焚毀。然而，那巨大的印度聖像在一片廢墟中能平靜殘存，這好像在說明歷史的重要教訓：神在巨變中仍能保持沉默。當時人民對神所締造、所統治的土地如此多災多難，感到無限苦惱。最後他們把這些災難歸咎於一條巨碩的地下魚，每當這條地下魚睡覺被擾亂時，即蠢蠢而動，造成地震。儘管在此環境中，日本人似從未想過放棄這險象叢生的土地。在1923年大地震的次日，學童以破碎的壁泥當鉛筆，以殘破的磚瓦當字板，舉國上下耐心忍受環境的鞭撻，屢從毀滅中現出不餒的勤勞與無畏的勇氣。 古日本 日本民族的起源，和其他民族一樣，失落於理論的宇宙星雲之中。在日本的民族中，混合了三種成分。其一為原始的白色種族——蝦夷族（Ainu，又稱阿伊努人），於新石器時代即從黑龍江一帶進入日本；其二為黃色的蒙古種族，這是在公元前7世紀由朝鮮進入日本；其三為黑褐色的馬來西亞及印度尼西亞人，由南邊的島嶼滲進日本。日本如同其他地區一般，在建立共同語言、創造新文明的新種族形態成形的幾百年前，即曾出現複雜的種族混合。迄今為止，種族混合仍未完全，這可由高、瘦、長頭的貴族，與矮壯、寬頭的百姓之間鮮明的對照得到明證。 4世紀中國歷史的記載，曾描述日本人為「倭人」，並且說：「彼等既無牛也無野獸，彼等依其身份地位而紋其臉，彼等僅穿著由一片布所織之衣，彼等僅有矛及以石、鐵為尖之弓箭，彼等不穿鞋，守法而多妻，嗜烈酒而長壽……婦人塗粉紅於其身。」記載又說，日本沒有小偷，爭訟之事不常見，文明尚未開始云云。入日本籍的美國作家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以其溺愛敏銳的眼光，把早期的日本描繪成不為剝削與貧窮所沾的伊甸園。芬諾洛薩則形容其為獨立的士兵與紳士組成的農民社會。至3世紀由朝鮮傳入了手工藝，並且很快有了行會。在自由的藝匠下面，即為數可觀的奴隸階級。這些奴隸系由監獄與戰場中徵集而來。當時的社會組織兼有封建與部落的色彩，有些農民投靠裂土封地的貴族，以耕其地。每一家族均有其唯我獨尊的家長，而政府組織則鬆弛且極其微弱。 早期的日本人滿足於靈魂信仰、圖騰制度、祖先崇拜與性崇拜等宗教需求。舉凡天上之星辰，原野之植物與昆蟲、草木、鳥獸，以及人類——物物均有靈魂。無數神祇在人之住宅上空徘徊，並在燈火的火焰與光輝中飛舞。往昔人們借炙烙龜殼與鹿骨以施占卜，並由專人解釋由火烙殼骨而生之花紋。據中國古史記載：「彼等施占卜以探究禍福並預測可否出海或遠行。」人們畏懼並禮敬死者，唯恐死者作祟在世上產生更多禍害；死者生前遺物多作為殉葬——諸如男人的刀劍與女人的鏡台；甚且人們每日須在祖宗靈位前供奉佳肴並施禮拜。人們的祭品時常被用來求神制止暴雨或佑護建築與城池的堅固；而貴族去世時其僕人偶亦殉葬，這樣才能追隨侍候於九泉之下。 最早的日本宗教系源於祖宗崇拜。神道（Shinto）有三種儀式：即家庭祖宗的家祭，宗族祖宗的社祭，與皇家祖宗及創始神的國祭。皇家聖祖每年有7次祭典，由天皇或其代表主祭，並且總是在國家發生重大事件時舉行。神道不需要教條，不需要精密的儀式，亦不需要道德的準繩；神道無特殊僧侶，無關於天國與不朽性的撫慰教義；忠實信徒只需偶爾朝聖進香，並對祖先、天皇及歷史表示虔誠敬意。神道曾經有一段時間因太不重視對信徒之報償與需求而遭到挫折。 522年，佛教傳入中國500年之後，繼傳日本，隨即急速發展並風靡日本。其所以如此順利，主要有兩個因素：即人民的宗教需求與國家的政治需求。這裡所說的佛教並不是釋迦佛教抱持神祇不可知論的、悲觀的、嚴守德行的清教徒生活和夢想在極樂中圓寂的主張，而是阿彌陀佛及觀音諸神的大乘佛教才重視歡欣熱鬧的宗教禮儀（菩薩諸神除外）及個人的永生。尤其是該教諄諄勉人以孝順、和平及服從等德行，益於使人民順從其政府，且其態度極為莊重聖潔，使人無以為拒；又給予被統治者希望與安慰，從而使其滿足於一己之命運；又以似詩的神話與禱告及戲劇似的多彩多姿之盛典，來調劑日常勞苦的生活；同時使人民的感情與信仰得到調和。政治家對此極表歡迎，視其為社會秩序的源泉及國家基礎。 我們不知佛教在日本盛行到底是基於政治還是由於虔誠。586年，當用明天皇（Yomei Tenno）駕崩時，有兩家敵對世族以武力爭奪繼承權。但是兩者在政治上均致力於新的佛教信條。據云聖德太子出生時手握聖者遺物，他確立推古天皇（Suiko Tenno）登極，並使東瀛三島處於皇太子之治理下長達29年（592—621年）。聖德太子廣籌款項，興建佛寺，鼓勵並支持佛教僧侶，頒布佛教倫理為國法，大體而言，變成日本佛教的阿育王。他保護藝術與科學，並從中國與朝鮮輸入藝人與工匠；他編纂歷史，興繪作畫，並監督建造法隆寺（Horiuji Temple），該寺乃日本藝術上最古老、尚殘存的傑作。 儘管有如此多彩多姿的文明傑作，以及佛教對德性之教誨與倡導，但在聖德太子駕崩後30年內，日本卻爆發巨大危機。一位充滿野心的貴族中臣鐮足（Nakatomi Kamatari）勾結中大兄皇子（Prince Naka）發動宮廷政變，使日本的政治歷史發生明顯改變，史學家稱之為大化革新（Taika Era Reforms，645年）。皇太子遭受暗殺，一位年老的傀儡被推出來，鐮足儼然以攝政自居，雖然後來中大兄皇子被立為皇太子，亦即為天智天皇（Tenchi Tenno），卻把日本政府帶向專制的帝國政權。君主的權力由原來的對宗族的領導權而擴增至對全部公職官員擁有任命權。所有地方長官由君主任命，所有稅收徑向君主繳納，舉國之下莫非王田。至此，日本由鬆散的宗族結合與半封建首長制急速地轉變至一密切結合的君主國。 帝王時期 日本的帝王自此後在名義上擁有無上的尊榮。他有時被尊稱為「天子」，偶爾被稱為「八月門」[4]，但以被稱為「天皇」為最廣泛。至尊無上的天皇，秉有不少特權。當其駕崩後，享有獨一無二諡名的權利；為了保持皇室的綿延不絕，天皇可隨心所欲蓄妻納妾，並有權選擇眾子中的一位繼承皇位，當時嫡系長子繼承並非絕對。京都前期的天皇極其虔誠，甚至有些放棄王位而去當佛教僧侶，有位天皇還認為捕魚有辱佛祖而明令禁止。至陽成天皇乃有變例：他專制濫權，曾將日本的君主政體置於險境。他迫使人民攀登樹木，再以弓箭射殺；濫捕街上無辜良家婦女，縛以籐繩，再丟棄於沼澤中；他又喜好在京城街道縱馬奔馳，並以鞭撻人民為樂。他的暴虐終遭人民唾棄，導致日本歷史上少有的政治罷黜。794年，帝王政府自奈良（Nara）遷都至長岡（Nagaoka），隨即又遷至京都。自794年至1192年，為史學家所公認的日本黃金時代。迄至公元1190年為止，歐洲的城市除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及哥多華（Cordova）等地外，尚無可與人口50萬的日本京都相比擬。京都城中的一隅，茅廬櫛比，老百姓安貧樂道；城市的另一隅，皇室與貴族亦在宮廷中歡度天上人間的生活。文明與技藝發展的結果，使社會階級的鴻溝也隨之加深。當財富的分配是依據其能力、品性與特權時，拓荒時期的公正就無可避免地逐漸失去平衡。當時的大家族如藤原（Fujiwara）、平（Taira）、源（Minamoto）及菅原（Sugawara）任意廢立君主，且如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地主一般相互征伐。菅原道真為日本人所鍾愛，在於他的文學貢獻，至今他仍被尊為文學之神，為表示對他的敬意，每月25日就被定為學校假日。至於年輕的將軍源實朝（Minamoto Sanetomo）傑出之處，在於他在被刺的清晨曾以最淳樸之日式風味，吟了一首小詩： 倘若我難再登臨， 梅樹依舊布門旁， 莫忘君者是流泉， 盛況其時花怒放。 接著是由藤原宗族推戴而立的開明的醍醐天皇（Daigo Tenno，898—930年）時期，此時日本繼續吸收中國唐朝的文化與繁榮，再擷取日本中古王國時期的文化，創立獨具日本風格的衣冠、烹飪、書法、詩歌、管理方式、音樂、藝術、庭園與建築，甚至華麗的首都——奈良及京都——也極力仿效唐代的長安。1000年前，日本對中國文化就如同近代其對歐美文化一般重視。首先是急遽吸收，然後漸漸地對外來文化加以蔑視，主要在於日本人帶有嫉妒心理，想保持其原有文化的精神與特質，並極力採取新方式以達成維護其固有的目標。 當時日本外有強鄰中國（唐朝）的激勵，內有穩健的政府，於是很快地進入了所謂「延喜之治」[5]時期（901—922年）。至此達到平安時期的鼎盛階段。[6]此時其財富劇增，生活奢侈華麗，文化發達的程度唯義大利美第奇家族的庭院及法國啟蒙時期名流聚合場所的堂皇富麗稍可比擬。京都猶如法國的巴黎與凡爾賽城，舉凡詩詞、衣飾、儀態與藝術，全國唯京都馬首是瞻。人人放縱恣欲，烹飪發明竟為喜好與品評美食者做成小餐大宴。而世風日下，人們把姦淫私通看作可恕之罪，貴人與貴婦衣絲穿織，靡靡之音充斥宮廷廟宇，講究體面的貴族更是居於瓊樓玉宇，室內裝飾珍珠、象牙、黃金及雕木等富麗堂皇的飾品，競相奢侈；此時文學也很發達，唯道德日趨低落。 這種華而不實的時代，在貿易不穩、覬覦者的思染及戰爭販子的環顧下，終於無法長久維持下去。朝廷的盡情縱慾，使國家財政陷入癱瘓的境地；過分標榜文化的結果，是一些沒有行政能力的詩人竟然高居政府要職，對腐敗的事情也視若無睹，賣官鬻爵亦時有所聞。罪犯隨之劇增，盜賊充斥各地，四處掠奪。地方無賴組社結黨，橫行各地，肆無忌憚。婚姻習俗、道德價值、軍事防衛力量喪失殆盡，政府處於四面楚歌的危局中。於是，豪族承擔起防衛的任務，自組軍隊，互相攻伐，社會不得片刻安寧。貴族的權勢遂凌駕於皇室之上，日本再度陷入分崩離析的局面。 獨裁者 在這種岌岌可危的局勢下，一批有武力的豪族各自擁地自立，每年只向天皇繳納象徵性的稅捐。一般庶民因得不到皇室的保護，自然將從前的租稅轉交給有實力的將軍，希望得到保護免受盜賊的蹂躪。封建制度形成的原因，無論在日本或歐洲都如出一轍：中央政府權力式微，不能維持安全與秩序，代之而起的即為地方勢力的抬頭。 約在1192年，源賴朝（Minamoto Yoritomo）集由軍士及奴僕組成的兵力，創置幕府（Bakufu）於鎌倉，掌握實權。幕府原有「行營」的意義，但在本質上顯示出新政權的存在。1198年，源賴朝謝世後，[7]繼承者年幼體虛，大權旁落至外戚北條氏手中，北條氏建立北條攝政（Hojo Regency）。此後的134年中，幕府政治變成攝政政治，即北條挾持天皇發號施令於全國。此時元朝忽必烈汗受朝鮮人的慫恿，趁著征服神州的餘威，想再席捲日本諸島。於是大舉伐木造艦，編成龐大艦隊，中國詩人稱山上的樹都被砍光了，童山濯濯讓山脈也悲嘆。據日本人英雄式的追溯稱：元軍船隻約7萬艘。而據歷史學家的估計，元軍約為3500艘船隻，10萬戰士。1291年元軍強大艦隊進迫扶桑諸島，日軍以臨時製造的小艦隊倉皇勇敢應戰，所幸天不絕人，是時恰逢颱風大作，元軍船隻大都觸礁，約有7萬戰士溺斃，其餘殘存者皆淪為日本俘虜。 北條氏自時宗以後，政治腐敗、濫權，當權者生活糜爛又昏庸，遂於1333年結束統治。例如最後一位執政的北條高時（Hojo Takatoki）沉溺於養狗鬥犬，飼養有四五千條狗，百姓居然可以奉狗以代替交稅。高時整日與狗為伍，飾以金銀，佐以美饌，甚至讓狗坐花轎，荒唐至極。這時，後醍醐天皇（Go-Daigo Tenno）眼見北條氏昏庸，認為時機已到，乃集源氏及足利尊氏（Ashikaga Takauji）推翻北條攝政，北條高時與其870位家臣和將軍終於敗退至一座廟宇，飲盡最後一滴酒後，切腹自殺。 足利尊氏眼見一般武士對新政不滿，遂欲再建武家政治，舉兵推翻曾受其擁戴的後醍醐天皇，代之以傀儡光嚴天皇（Kogon Tenno），建立室町幕府於京都，此後足利尊氏幕府統治動盪不安的日本幾達250年。無可否認，室町幕府統治不得安寧的部分因素，乃因足利尊氏獨裁者一意熱愛藝術。足利義滿（Ashikaga Yoshimitsu）厭倦連年的征伐，專心致力於繪畫，終成為當代的大畫家之一；足利義政（Ashikaga Yoshimasa）則善交文人畫士，曾熱心捐助十幾位畫家從事繪畫，他所收藏的作品，今天成為無價之寶。但政府組織與施政未受重視，致使將軍幕府如同天皇一般枯朽，不足以維持社會安全與和平。 人民生活在動盪不安的社會，朝不保夕，大家殷切盼望著英明有為的領袖早日帶來社會安寧，統一全國，免使生靈塗炭。織田信長（Oda Nobunaga）、豐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德川家康（Tokugawa Iyeyasu）等3人，在年輕力壯時，即以統一全國為己任，3人並誓言，任何人若得天皇同意統治日本，則其餘2人應歸順於他。信長先試不成；秀吉再試雖有所成，不幸早亡；家康恰逢其時，平定全國，建立了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締造了日本史上為期最久的和平。此時期藝術上亦臻升華境界。 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與英國伊麗莎白女王和印度莫臥兒王朝的阿克巴王，同為當時傑出人物並受到人民的敬仰。出身農家的豐臣秀吉，奇醜無比，生性放蕩不拘，家人拿他沒辦法，遂送他到寺廟接受教育。但秀吉本性難移，為寺院徒增不少困擾，終被逐出佛門，轉而學商。此後接連不斷被開除有37次之多，甚至淪為土匪。後又習做武士，時來運轉，拯救了師父生命，才正式被提升為武士。隨即投身織田信長麾下。在此時期，獲益良多。1582年，織田遇刺身亡，他已是寨主，統率軍隊轉戰各地，勢如破竹，無往不利，3年之內竟占領全國半壁江山，並博得天皇敬慕。此時，他更認為併吞朝鮮及中國的時機已成熟，對天皇自詡道：「借陛下虎威，再善運朝鮮兵力，我將易如反掌地並朝鮮、中國、日本為一國。」隨即（1592年）進兵朝鮮，恰逢朝鮮人發明鐵甲船，大敗來侵日軍，一天之內竟有72艘日艦被毀，海水因而變色。後日本又遣48艘船艦來犯，亦同遭毀滅，日本進犯大陸的詭計受到嚴重的挫折，及至20世紀才得逞。這一役，朝鮮國王諷刺豐臣秀吉不自量力，竟敢「以觚測海」。 自此，豐臣秀吉攝政統治日本。其後宮擁有300美妾，但他仍支付其離異髮妻一筆可觀的贍養費；並曾尋找從前一位僱主，償還他當學徒時偷竊的金錢。豐臣秀吉雖稍有所成，卻不敢奢望天皇賜予「將軍」封號。但時人譽之為「太閤」，以示其掌握實權，相沿迄今，一般人對於富貴者仍以「太閤」雅號相稱。秀吉的作為，正如同一位傳教士對他的評斷：「狡猾老練」。因為他曾藉口虔誠敬佛，熔毀了民家武器鑄造京都大佛像，凡此並非表示他對宗教的熱忱，說穿了只不過是利用宗教為手段，以達到其在政治上解除人民武裝的目的。 1549年，基督教由第一位耶穌會傳教士聖芳濟各·沙勿略傳入日本。此後，基督教在日本有如雨後春筍，不到30年，日本境內竟有70餘位傳教士及15萬信徒。尤其長崎（Nagasaki）一帶信徒更為瘋狂，竟然要求郡守採取行動協助推廣傳教工作。當時情況正如小泉八雲所說：「佛教飽受壓制，無法立足，僧侶更遭迫害或驅除。」豐臣秀吉眼見外國宗教的壓力，深恐其懷有政治陰謀，乃向當時日本耶穌教會的副主教提出5點強烈質問： 1. 耶穌教士強迫日本民眾信教的理由安在？ 2. 耶穌教士何以煽動教徒拆毀佛教寺廟？ 3. 為何迫害佛教僧侶？ 4. 為何耶穌教士及葡萄牙人食用對人類有益的動物——例如牛？ 5. 為何副主教允許葡萄牙商人販賣日本人至印度充當奴隸？ 上列質問，雖經教會答覆，但豐臣秀吉對復文並不滿意。他於1587年頒布律令如下： 據地方官吏奏稱，外國傳教士前來日本傳播違反日本民俗之信條，更鼓動教徒拆毀奉祭日本諸神之廟宇，對於此種大逆不道罪行，為表示吾等寬大，准許彼等於20日內離開日本國境，此段期間，吾等將不採取任何對彼不利行動。若在期滿後仍發現彼等停滯在日本，將予以逮捕及施予嚴重的處罰。 豐臣秀吉除抵制耶穌教之外，在其他方面亦採取若干措施，如對藝術家禮待有加，倡導勤勞，發揚茶道，使其成為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598年，豐臣秀吉辭世西歸。臨終前，德川家康曾向他作出建立新都於東京的諾言，並承認其子為攝政的繼承人。 大將軍 豐臣秀吉去世後，德川家康認為往日起誓盟血非流自手指或口腔而是流自耳根，依據武士道的規矩，誓言對他不具任何拘束力。他擊潰敵人，並於關原（Sekigahara）一役中消滅敵軍4萬人，唯懾於豐臣秀吉兒子的勢力，只得暫時屈服。時機成熟後，他即要求秀吉之子順服，但遭到嚴詞拒絕。於是德川家康圍攻豐臣氏所據有的大阪城，秀吉之子切腹自殺，德川家康更斬草除根，株連豐臣後裔及親友。局勢安定後，德川家康致力統治日本，為其未來8代子孫奠定了良好基業。 德川家康有其理想與抱負，並極重視品行紀律。曾有一佳人指控某官吏為奪取她而謀害了她丈夫。德川聆聽後，即命令該官吏剖腹表白謝罪，此佳人亦因感恩而被納入後宮。德川家康如同希臘聖哲蘇格拉底一般，非常重視人的才智，這可由其傳給後世的遺訓中窺知梗概： 人生在坎坷的旅程中如負重擔，應腳踏實地穩健前進，切忌半途絆倒。世事十之八九不能稱心如意，何必氣餒與失望。心有邪念，應思昔日艱辛困苦，當可制止不軌行動。節制乃寧靜之本，永持信心勇往前進。視憤怒如仇敵，善加克制。如僅知征服他人之揚威，不察失敗之苦痛，禍必將至。待人要寬，律己則嚴。 德川家康以武力奪取政權後，痛定思痛，決定竭盡一切方法來維護和平。為改變武士好鬥習性，乃鼓勵他們改習文學、藝術及哲學。因此在其統治之下，文學日昌，武藝式微。他以「民為邦本」，而要求其繼承人對鰥寡孤獨的照顧應加重視。他的觀念中並無民主的傾向存在，他認為叛逆為萬惡之首，國人若不安分守己，試圖改變身份，可當地處決；叛逆分子的家族，在連坐法實施下也難倖免。他認為封建制度的秩序最適合於人類的政治活動，使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限得以平衡。封建制度在社會與經濟的組織中，建立了自然的世襲制度，且使社會在不受暴力的侵犯下得以保持不墜。不容否認，德川家康所組成的封建政府，在日本史上算是最完美的政府了。 德川家康，如同大多數的政治家一般，認為宗教信仰乃維持社會紀律的工具。遺憾的是，人類信仰的雜亂分歧，抵消了這種美意。在他的政治意識中，日本民族的精神團結、道德秩序、愛國熱誠，得益於傳統的信仰——神道教（Shintoism）與佛教的混合。本來他對基督教尚抱著寬大的政策，對豐臣秀吉頒布的禁令也未嚴格執行。及聞基督教譏毀日本傳統信仰為崇拜偶像的迷信時，他的憤怒終於無法抑制。最令他感到震怒的，莫過於有些傳教士竟是外國侵犯日本的先鋒，對日本極盡陰謀顛覆之能事。[8]1614年，他禁止基督教徒在日本傳教，更斥諭基督教徒離境，否則必須放棄信仰基督，有些傳教士因罔視禁令而遭逮捕。但沒有傳教士在德川家康執政期間被殺害。可是以後的執政者，對基督教徒極其殘酷，極力排斥基督教勢力於日本之外。1638年，約有3.7萬名基督教徒據守在島原半島繼續為他們的信仰而奮鬥，德川家光（Tokugawa Iyemitsu，德川家康之孫）調遣全國16萬精銳部隊，圍攻島原半島達3個月之久，始獲戰勝。是役，除了105個教徒幸免於難外，其餘均被集體斬首。 德川家康與英國莎士比亞於同年謝世。德川家康將其將軍職讓與其子德川秀忠（Tokugawa Hidetada）時曾告誡道：「善待庶民，敦品勵德，捍衛家邦。」並據孔孟思想對大臣貴族作臨終託孤：「犬子已告成人，寡人不必再為國操勞，倘犬子荒唐無道，君等可取而代之。日本非一人所有，而系國人所有，如寡人後代不因不肖而喪權，寡人夫復何憾哉。」 德川家康的子孫，尚能本乎遺教，表現稱職，因此能相安無事地統治一段期間。德川秀忠平庸而治，德川家光代表著較強烈的幕府性格，嚴厲地壓制恢復天皇實權運動。德川綱吉對於文學家及當時兩大敵對派的畫家，即狩野派（Kano School）與土佐派（Tosa School）等優惠有加，使得元祿年代（Genroku Age，1688—1703年）更為輝煌。德川吉宗（Tokugawa Yoshimune）始終抱著消滅貧窮的目標。他廣向商人階級貸款，攻擊富人的奢侈浪費，竭盡全力縮減政府支出，甚至遣散了宮中50名美姬。他生活儉樸，穿著布衣，睡農夫草蓆，粗菜素飯，如是等等。他曾於大理院前置一意見箱，並鼓勵人民批評政府政策及檢舉貪官污吏。曾經有一位叫山下者（Yamashita）向吉宗諫言批評時政，吉宗大喜，下令讀諫言於眾，並以其坦誠而賞賜甚厚。 根據小泉八雲的見解，「德川幕府時期系日本歷史上最安樂的時期」。歷史雖未能盡知過去，卻傾向於得出相同的結論。當吾人見到今日日本的發達，怎能料想到一個世紀以前，這些島上住著安貧而知足的人民，他們在軍人階級的統治下，曾享長時期的太平，並能在靜寂孤立中追求文學與藝術的最高境界？ * * * 注釋 [1]有人懷疑此項記載為不可能，但此種異議在很久以前就由日本最富影響力的評論家本居宣長（Motoori Norinaga）答辯如下：「故事極不一貫適為此項記載是真實的證據，因為誰會胡亂髮明一個如此可笑與不可置信的故事呢？」 [2] Japan一語可能系由馬來語對該島嶼之稱呼——Japang或Japun——所轉訛。日本人稱之為Nippon，此乃由中國話稱太陽出來的地方——日本——所轉訛。日本人喜歡在「日本」二字之上加個「大」字，以示偉大。 [3] 富士山是藝術家及僧侶崇拜的地方，山坡緩和成圓錐形，每年均有數以萬計的旅客遊人登上其高達12 365英尺的山峰。富士山為活火山，其最後一次爆發是在1707年。 [4] Mikado也為日本人對天皇的尊稱，只是很少使用。——譯者注 [5] 延喜乃醒醐天皇三個年號之一。——譯者注 [6] 據芬諾洛薩評論，「延喜之治」無疑代表日本高度的文明，猶似中國唐代明皇的「開元盛世」，在中國或日本再也找不到如此富庶華麗、自由的精神……一般而言，此時期的文化及個人身心的豪華優雅，不僅是日本其他時期難與匹比，甚至世界各地亦難再出現如此高尚優美的文化。 [7] 據云，源賴朝與其坐騎驚惶撞見被源賴朝所殺害兄弟之幽靈，馬跌人落，數月之後，源賴朝謝世，享年53歲。此故事常為源賴朝的敵人引用。 [8] 1596年，一艘西班牙大型船被日本船隻迫航抵日本港口，日本人故意讓該船撞碰暗礁使之破碎。是時，基於日本法律規定，地方政府可占有外國迫岸船隻，因此該船終為地方首長所掠奪。該船憤怒的水手蘭德喬（Mathos del Landecho）曾向豐臣秀吉勞工大臣增田（Masuda）提出抗議，但當增田審問該水手，何以基督教能獲得世界各地土地置之於一人統治之下，蘭德喬因系海員而非外交家，因此他率直地答稱：「吾君凡欲征世界某地，必先遣教士至該國傳教，引導該國人民信奉我教，待情況有所進展，再遣軍隊征戰，並與教徒裡應外合，由是吾君能順利逐一吞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