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的遺產 · 第四章 人民和國家

歷史的插曲 ·馬可·波羅謁見成吉思汗 在威尼斯的黃金時代，大約是1295年的時候，兩位老人和一位中年人歷經了千辛萬苦，滿身灰塵，衣著襤褸，背著包袱，一路向人乞求，堅忍不拔地趕回他們26年前自願離開的那個家。他們說，他們航經許多危險的海，攀越高山和高原，途經土匪出沒的沙漠，4次經過萬里長城；他們在中國居住了20年，並在世界上最有勢力的帝王手下做過事。他們談到有一個帝國，其領土之廣，人口之眾，君王之富，為歐洲聞所未聞；他們談到用石頭取暖，用紙幣代替金，胡桃比人頭還大等趣聞；他們談到有些國家視童貞為結婚的一項障礙，有些國家在招待陌生人時，准許陌生人盡情地與主人的妻女歡樂。沒人敢相信他們所說的這一切。威尼斯的人給這位最愛說狂話的人取了個綽號叫「百萬家私的馬可」（Marco Millions），因為他的故事又多又奇怪。 馬可·波羅和他的父親以及叔父都為這次經歷深感榮幸。因為，他們從遙遠的中國國都，帶回了許許多多的無價的寶石，這使得他們成為威尼斯城最有錢的人家之一。當威尼斯在1298年與熱那亞啟開戰端的時候，馬可·波羅指揮一艘船；當他的船被擄獲，他也成了一名俘虜，在熱那亞的監獄坐牢一年，就在這一年的鐵窗生活里，他完成了在文學史上最有名的一部遊記，他以簡潔而平鋪直敘的方式，述說他和他的父親尼可羅（Nicolo）以及叔父馬費奧（Maffeo）三人如何離開亞克港（Acre）——是時，他還是個17歲的小伙子；如何越過黎巴嫩山脈，穿過美索不達米亞，到波斯灣，再經過波斯呼羅珊（Khorassan）和巴爾赫（Balkh），到達帕米爾高原；如何加入商隊，緩慢地往喀什噶爾和和闐前進，再越過戈壁大沙漠到唐古持（Tangut，即党項）；最後，經過萬里長城到達上都。[1]偉大的忽必烈就在那裡歡迎他們，把他們當作從野蠻的西方國家派來的密使。 他們不曾想到會在中國久留，但當他們發現有利可圖時，他們一留就是20多年。尤其馬可·波羅最為發跡，他甚至被擢升為杭州的行政首長。在他那有趣的遊記中，他把杭州描述得比歐洲的任何一個城市都要進步繁榮：房屋和橋樑建築優美，公立醫院眾多，別墅優雅，娛樂場所繁多，娼妓美麗迷人，政府命令有效，人民儀態文雅。他告訴我們，杭州城周圍達100英里： 杭州的街道和運河都相當寬，輪船和馬車載著生活必需品，來往穿梭於運河和街道上。估計大大小小的橋樑達1.2萬座。連接運河兩岸的街道所架設的橋樑，用極為精良的技術，建起很高的拱形橋，使得高豎著桅杆的船隻，都可以自由通過。同時，車馬也能走過，尤其是從街道漸漸升高直到拱形橋的頂點，這一斜面的建造技術，最令人稱道……城內有10處大的廣場或市集地方，街道兩旁的商店不計其數。每一處廣場的長度有半英里，其對面即是主要的街道，寬有40步，從城的這一邊直通到城的另一邊。與主要街道平行……有一條很大的運河，靠近河岸的地方，蓋有寬敞石造的貨棧，供從印度和其他地方來的商人所帶的貨物和私人物品存放之用。他們可以很方便地與就近的市場交易。在一星期內有3天是交易的日期，每一處市場在集會交易的時候，總有4萬至5萬人…… 街道全部鋪設石和磚……主要幹道的兩旁，各鋪10步寬的石和磚，中間的部分是鋪小石子、呈橫形的陰溝，以便讓雨水流到附近的運河，因此，街道常常保持乾燥。在這個小石子的道上，馬車穿梭往來其間。馬車呈長方形，有斗篷、絲織的窗簾和坐墊，可容納6個人。男男女女都喜歡乘坐…… 娛樂的種類相當繁多……人們從15英里外的內海捕得大量的魚兒，每天逆河而上，帶到城裡來……當你一看到這麼多的魚兒，你心想這麼多怎能賣掉？可是，不到幾小時光景，都被搶購一空了，因為城裡的居民實在太多……通往市場的街道四通八達，有些市場還設有許多冷水澡堂，有男女的侍者照應。城裡人不管是男是女，終年都洗冷水澡，他們自小就養成了這個習慣，他們認為這對身體有益。當然，也有供熱水的澡堂，不過這是供外國人用的，因為他們實在忍受不了那冰冷的水。他們每天洗澡，他們洗澡的時間，大部是在晚餐以前…… 在另外的街上是娼妓的地區，娼妓之多，我實在不好意思開口……中國的娼妓衣著華麗，粉香撲鼻，娼館設備豪華，並有許多女僕侍候她們……在另外街上，是醫生和占星家的地區……在主要街道的兩旁，是高樓大廈……男人和女人一樣，皮膚很美，長相瀟灑。他們大部分都著絲綢……女人更漂亮，個個眉目清秀，體型纖弱。她們衣著尤為講究，除了著絲綢外，還佩戴珠寶，其價格之昂貴，令人難以想像。 他對北京的印象，要比杭州為深，但無所不談的他，沒有好好地介紹一下北京的繁華和人口的情形。北京郊外12個地區要比北京城美麗得多，因為有錢人都在郊外蓋起許多華美的別墅。城內有許多的旅館、成千上萬的商店和攤棚。各種食品無不俱全，每一天，成千擔的生絲送入城裡，以供市民製作衣物之用。雖然蒙古的皇帝在杭州、上都和其他地方都有宮廷，但以北京的王宮為最大。北京王宮的外牆是用大理石砌成，王宮前的階梯也是用大理石鋪設的；正殿非常廣大，「宴會時，可容納一大群的人」。馬可·波羅對於樓閣的設計、精美透明的窗子、各種不同顏色的屋瓦，都讚美不已。他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富裕的城市、這麼雄壯的國王。 無疑，這位年輕的威尼斯人曾學過中國語文；也許，他從官方歷史學家那裡，去認識忽必烈和他的祖先如何征服中原。由於西北邊區漸漸乾燥變成沙漠地帶，蒙古人無法再向西北擴展，遂被迫向南侵略，以獲取新地方；他們的成功使他們更加好戰，直到幾乎整個亞洲和部分的歐洲陷於他們的鐵蹄之下，他們才罷手。歷史上傳說，他們那位激烈如火的領袖成吉思汗，出生時掌中有一塊凝血。13歲時，他開始一統蒙古各部落，恐怖的是他統一的手段。他把囚犯釘成木頭人，或砍成肉醬，或放入鍋里煮，或活生生地剝皮。當接到宋朝皇帝宋寧宗的招降書時，他嗤之以鼻，立即下令揮軍越過1200英里的戈壁大沙漠，進入中原的西部省份。中原90個城市被破壞，遂使這些剽悍的騎兵可以在夜間，在一片荒廢的地區縱橫馳騁，通行無阻。這位「世界之王」（Emperor of Mankind）蹂躪中原北方達5年之久。由於星相出現不吉祥的徵兆，他移師返鄉，在途中病歿。 他的繼承人窩闊台、蒙哥和忽必烈繼續東征西討。宋朝由於幾百年一直致力於文化，忽略了軍事，遂在個人的英雄主義和王朝的屈辱下滅亡。 久寧府（Juining-fu）的首長，曾奮勇抵抗蒙古兵，直到所有的老弱被殘殺，所有的壯丁倒下來，只剩下婦孺守衛。然後，他放火燒掉整個城市，自己就在他的衙門裡活活地被燒死。忽必烈的部隊橫掃整個中原，使得宋朝退卻到廣州一地。陸秀夫負帝蹈海，雙雙殉國，宋亡。據說，有成千上萬的人寧可蹈海而死，也不願屈服於蒙古。忽必烈對於這位宋朝最後的皇帝予以國葬，並定國號為元。蒙古人統治中國不到100年。 忽必烈自己並不是個沒有教養的蠻人。關於這一點，只有一個顯明的例外，這倒不是指他那不忠義的外交政策，而是他對於愛國文人文天祥不當的處理。文天祥忠心耿耿於宋朝，拒絕承認忽必烈的統治。他雖被囚3年，但終不屈服。他的那首《正氣歌》是中國文學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 最後，忽必烈召他入宮，問他：「你要什麼？」文天祥答道：「我受宋朝皇帝的恩賜，作為一個朝臣，我不能侍候兩個君王。我只要求一死。」忽必烈答應了他。當他等待劊子手執刑時，他把臉朝向南面，表示宋朝皇帝仍然在位，統治中國。 雖然如此，忽必烈卻承認中國文化優美進步，而把蒙古的習俗融入中國文化之中。由於事實的需要，他廢除了科舉制度，因為這種制度會帶給他一個十足的中國官僚政治；他把高官顯位都讓蒙古人來擔任，並一度推行蒙古字母。但他和絕大部分蒙古族接受中華文化，不久即被同化成中國人。他准許各種宗教相存並立，並以基督教為安撫和統治的工具。他修浚天津到杭州的大運河，修築道路，建立迅捷的郵政。他建立更大的公家倉庫，儲存多餘的糧食，以備荒年之用，並對遭受旱災、風災和蟲害的農家，免徵田賦。他設立國家撫養年老長者、孤兒和殘疾人的制度。他竭力保護教育、文學和藝術。他修改曆法，重開國家學術研究院。每天，政府官員必帶著2萬條船載的米和稷去分配給窮人家。[2]忽必烈重建北京為一新國都，其雄偉以及人口之眾，外邦異客無不嘆為觀止。他蓋起了堂皇的宮殿，其建築藝術之輝煌，遠超任何一朝代。 「現在這一切的情形，都被梅塞爾·波羅（Messer Polo）碰上了。」馬可·波羅說。他與忽必烈變得非常親密，他極風趣地描述這位帝王的玩樂情形。他指出，這位帝王除有4位皇后外，還有許多宮女，這些從蒙古挑選來的宮女，在帝王的眼中似乎是最美麗的女人了。馬可·波羅說，每兩年，選美的官員就被派到蒙古地區，根據帝王嚴格規定的標準，甄選100位年輕的美女： 這些年輕貌美的女孩子被召到皇帝的面前，他要舉行一項新的測驗，由一組不同的測驗官來主持，初選選出30到40名，然後再作複選……這項複選的工作分別委於宮廷中的老宮女來做，她們的責任是在夜晚的時候，要特別小心地觀察這些入選的還有沒有未被發現的缺點，看看她們睡覺的時候是不是很靜謐，沒有鼾聲，呼吸時有沒有香氣，身體各部有沒有瑕疵。經過這場嚴格的檢查後，被留下來的是正選。然後她們被分成五組，每一組待在皇帝的內庭三天三夜，做一些應做的事，皇帝高興時就與她們玩樂。一組結束再換另一組，直到每一組都輪過為止。然後，再重新由第一組開始。 在中國待了20年之後，馬可·波羅和他的父親及叔父三人，與忽必烈派遣至波斯的特使團結伴同行返國，在最少危險和最省費用的條件下，他們返回故鄉。忽必烈汗還托他們帶一封致教皇的私函。這位帝王對他們真是照顧得無微不至。他們航海繞過馬來半島，到印度和波斯，再經陸路到黑海的特拉布宗（Trabzon），最後，再航行到威尼斯，共費了3年。當他們抵達歐洲後，始知忽必烈和教皇兩人均已作古。馬可·波羅自己則由於他那種固執的個性，而活到了70歲。在他臨終的時候，他的朋友為了使他的靈魂超脫，請求他撤回他書中所說的一些顯然是誇張的故事，但他堅決回答道：「我所說的還不及我所看的一半。」在他死後不久，在威尼斯的嘉年華會裡，一位新出現的喜劇人物立即受到廣大的歡迎。這個人物打扮得像一個小丑，用他那吹牛的動作取悅觀眾。他的名字就叫「百萬家私的馬可」。 ·明朝與清朝 不到400年，中國又進入一個鼎盛時代。元朝很快就衰落，它在歐洲和西亞的力量的沒落，以及在中國本土的腐化，使得它元氣大減。一個領土如此廣大而只虛有其表的大國，在山脈、沙漠和海的分割下，要想保持一統，只有在鐵路、電訊和印刷發達的時代才能夠做得到。蒙古人在武功方面勝於行政，故在忽必烈汗之後，又被迫恢復科舉制度，擢用中原人入主朝廷。蒙古人雖然征服了中原，但對中原的風俗習慣或思想並沒有改變，只是把新形式的小說和戲劇介紹進中原文學。再一次，中原人與他們的征服者通婚，並同化了他們，最終又征服了他們。1368年，一位當過和尚的中原人起義，勝利進入北京，遂自封為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明太祖。30年後，一位賢明的君王登上寶座，在這位賢能的永樂帝的統治下，中國又繁榮了起來，藝術尤其達於高峰。但明朝還是在內亂和外患的交加下滅亡了。就在中國內部紛爭不息的時候，一群新的征服者翻過了萬里長城，攻陷北京。 滿族人定居於現代所稱的中國東北已達幾百年之久。當他們的武力伸展到北部的黑龍江之後，即向南進攻明朝的國都。明朝的最後一位皇帝思宗見大勢已去，遂召集家人，向他們舉杯敬酒之後，下令皇后自盡，[3]而他也在他的袍上寫下最後一封詔書後，用腰帶自縊。他的詔書是這樣： 朕自登基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虜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也。朕死無顏見先帝於地下，將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可將文官盡皆殺死，勿壞陵寢，勿傷我百姓一人也。 滿族人入主中原後，以國禮隆重埋葬了他，建立清朝。 這些滿族人也很快被同化成中國人，順治之後康熙即位，這位清朝的第三位皇帝，使得中國達到空前未有的繁榮、和平和開明。康熙7歲登基，13歲掌握政權。無疑，這是清朝領土最廣大、武功最強盛、國家最富庶的時代。他用智慧和正義理國，其政績堪與他同時代的奧朗則布和路易十四世相媲美。他精力充沛，思維敏捷；他喜歡戶外運動，但對文學藝術，也下工夫。他到全國各地巡視，遇有弊端，隨即改正，並改革過時刑法。他生活儉樸，撙節國家開支，以造福人民為榮。在他大力的鼓勵下，加上他個人的涵養和興趣，中國的文學綻放出了燦爛的火花，陶瓷藝術又達到了另一個高峰。他容許各種宗教，跟耶穌會教士學拉丁文，准許歐洲的商人在各港口做生意。他在位61年（1661—1722年），當他晚年時，他留下了這幾句話：「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 隨著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和接觸的增加，這些問題在精明的乾隆時代益加嚴重。乾隆曾寫過3.4萬首詩；其中一首《茶》，伏爾泰極為欣賞，他曾向「這位令人激賞的中國帝王致意」。法國的傳教士曾為他畫像，在這幅畫像下題有這麼幾行不算高明的像贊： 世界上最偉大的一位君王，同時又是他王國內最卓越的文學家，他終日孜孜於政事，並普獲人民的讚揚與崇拜。 他統治中國達60年（1736—1796年），85歲時，他曾讓位，但一年後，他又繼續執政，直到1799年去世為止。在他統治的最後幾年，發生一件意外的事，這令人想起了康熙臨終前的那段預言。英國因為在中國販賣鴉片而激怒了乾隆。為了此事，英國在1792年派遣一個由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率領的特使團，來到中國與乾隆協商簽署一個商務協定。這個特使團曾向他解釋與英國貿易的種種利益，並且向他保證在協定中可以讓中國皇帝的地位與英王相等。乾隆回書予英王喬治三世： ……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朝體制，即屬不合，而於爾國，亦殊覺無益，特此詳晰開示，遣令貢使等安程回國，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益勵款誠，永矢恭順，以保爾邦共享太平之福…… 從這些驕傲的語氣中，我們看出中國企圖避開工業革命。但這個革命終究避免不了，我們將在下面討論。同時，我們也要看看構成這個奇特而有益的文化中的那些經濟、政治和道德的內容，然而，這個文化似乎註定要遭到這個革命的破壞。 人民與語言[4] 中國的人口眾多，據估計，公元前280年的時候，中國的人口約為1400萬；到200年，已增一倍達2800萬；726年，達4150萬；1644年，達8900萬；1743年，達1.5億；1919年，達3.3億。14世紀有一位歐洲的遊客數出中國有「200個城市比威尼斯大」。中國的人口調查是根據一項登記的法律條文，該條文規定每一住家的門上必須訂有一塊門牌，門牌上寫著全家人的名字。但我們無法確知這些門牌的準確性，甚至對於這項說法我們也無可稽考。 中國人的身材不一致，南方的比較矮弱，北方的比較高大；就整體來說，中國人是整個亞洲中最強壯的民族。他們顯示出充沛的精力，除了對疾病的抵抗較差外，在忍受困難和痛苦方面有極大的勇氣，他們也有很強的適應性，故不論在什麼地區，他們都能繁榮起來。 中國人雖然算不上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但確是人類中最具智慧的一種。有些貧民在我們看來實在相當不雅，有些罪犯看來好像電影裡的諷刺畫，但絕大部分人的相貌是低低的眼瞼下隱藏著一份安靜的神態，以及那種文明古國之風。微斜的雙眼，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深邃，那黃色的皮膚在陽光底下變成了棕褐色。農家的婦女，其身體之壯不亞於男人；至於富家的千金，都打扮得很標緻，施粉墨，塗胭脂，畫眉毛，並使自己像柳條或新月那樣地苗條。男女頭髮都顯得粗糙，沒有捲曲的現象。婦女把頭髮挽成一個髻，通常還插花。在清朝初葉的時候，清朝統治者強迫漢人採行滿人的習俗，男人須把頭髮的前半部剃光，把剩下的後一半頭髮結成一條長長的辮子。不久，這種髮型反而成了正統，大家競相引以為自豪。鬍子雖然不多，但他們經常刮，理髮店就是靠這個生意興旺起來。 中國人通常是理光頭；在冬天，男人戴帽檐向上翹的絨帽或皮帽；在夏天，他們戴精編的圓錐形竹帽，帽子的頂上系有一個彩色的球，並有絲。至於婦女，大多系有絲或棉帶，再插上金屬薄片或小寶石或人造花。鞋子通常是厚布做的，因為地面往往都是涼的磚或泥地，中國人在腳底下都墊有一塊小的毛毯。約在李後主的時候，朝廷開始流行裹小腳，女孩子在7歲的時候就被迫裹腳，等到少女的時候，那雙腳就變成了三寸金蓮，走起路來可以婀娜多姿，取悅男人。談論女人的腳被視為最粗野無禮的言語，看女人的腳也被視為最可恥的行為；在女人面前，甚至連鞋這個字也不能提。除了蒙古人和滿族人外，中國婦女不分階級都裹腳。後來竟發展成為一種以腳大小來決定其婚姻的方式。康熙雖曾下令禁止，但無效。今天，它已被解除，成為辛亥革命的一大收穫。 男人穿褲子和長袍，衣服幾乎都是藍色的。到了冬天，在褲上還加綁腿，再添加長袍，有時穿上十來件。中國人在整個冬天，日夜都穿這麼多，只有隨著春天的來到，才一件件地卸去。長袍的尺寸不一，有的到腰部，有的到膝蓋，有的到腳跟，直到頸部都扣得很緊；沒有口袋，只有寬長的袖子；中國人不說一個人的口袋「裝」（pocketed）東西，而說「套」（sleeved）東西。襯衣和內衣都很貼身，我們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東西。至於女人，與男人一樣穿褲子，因為她們慣於做男人的工作，甚至比男人做得多；城市裡的婦女，則多穿裙子。在城市，絲織品幾乎與棉織品一樣普遍。她們不系腰帶，不著胸罩。一般來說，中國人的衣著要比現代西方人的打扮，來得較合用、方便、有益健康。沒有什麼款式會困擾中國婦女的生活方式；所有都市的人穿得都一樣，而且幾乎世世代代穿的款式都一樣；其質料可能會不同，但樣式則不改；中國各階層的人都確知其長服與款式必將延續不變。 中國的語言文字不同於世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甚至比他們的衣著更奇特。中國沒有字母，不要拼字，沒有文法，也沒有詞類；這個世界最古老、最優秀、人口最眾多的國家，竟然沒有這些困擾西方年輕人學習語文的麻煩東西，這實在令人驚奇。也許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國的文字也有語尾變化、動詞變化、格、數、時態和語氣，但當我們一追溯到它的產生時，這些性質已不存在。每一個字可以做名詞、動詞、形容詞或副詞，這視它的上下文和語調而定。因為中國的語言只有400到800個單音語，而這些單音語必須要表現4萬個字，那麼每一個語有4到9個音調。因此，根據其音調的不同，其意義也就有所不同。由於表現的形態和上下文可以增加這些音調，可以使每一個音調有好幾種用法；所以，一音可以代表69個字中的任何一個，Shi 可以代表59個字，Ku可以代表29個字。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語言一開始就這樣地複雜，這樣地精微，這樣地簡潔。 中國的文字甚至比口語更奇特。從河南掘出的商朝古物顯示，上面所刻的文字，本質上與今天所用的一樣。所以，除了那一部分到現在仍說古埃及語的埃及土人科普特（Copt）外，中國人應算是說世界上最古老語言的民族，而且中國的語言也是分布最廣的一種語言。我們從老子的一段話推知，中國人最早是用結繩來傳播音訊。後來，也許因為道士要畫符，陶工要在陶器上做記號，而導致了象形文字的發展。這些象形文字就是那600個符號的原來的形式，這些記號就是今日中國書寫的基本單字。其中大約有214個部首，它們是構成幾乎現在所有單字的元素。現在的單字已變成極端複雜的符號，這是由於原先的象形文字再加上其他的形式，以便能特定地表示意義，通常是用聲音來表示。不僅是每一個單字有它自己的符號，即便每一個概念，也有它自己的符號；有一個符號代表一匹馬，另外一個符號則表示「一匹腹部有白色的棕色馬」，另外一個則表示「一匹前額有白點的馬」。有些單字非常簡單，在一條直線上有條曲線（即太陽在地平線上的意思）表示「早晨」的意思，日和月並起來表示「明」，口和鳥並起來表示「鳴」，宀下面加女表示「安」…… 從某種角度來說，這實在是一種原始的文字，經過極端的保護，才一直沿用到今天。它的缺點顯然多於優點。據說，中國人要花10年到50年才能熟諳這4萬個單字。但當我們了解到這些字不是字母，而是意思（idea），且要花這麼多時間才能精於運用這4萬個意思，或甚至這4萬個單字，我們認為我們用時間來與字數相較，實在是不公平、不正確。我們認為要精通這4萬個意思是需要花50年的。在實際應用上，一般中國人都能運用3000到4000個字，他們可以從這些字的部首，很快就學會應用。這種文字——只表現意思，不表現聲音——最顯明的好處是，韓國人、日本人與中國人一樣，很容易了解其意義，因而漢字成為遠東地區的一種國際文字。中國方言之多，使得彼此都不能互通聲息，而其文字則全國上下統一，每一個的念法各地不一。 中國這種一統文字的好處不但可從空間看出，亦可從時間獲得明證。中國文字歷經幾千年，並沒有什麼改變，但是從文字而分出的口語，則達百種以上。兩千年前用這種文字寫成的中國文學，雖然我們不能確知這些古代的作家怎麼讀、怎麼說這些文字，但到今天，只要識字的人都可以看得懂。雖然有不斷創新和變遷的方言，但中國文字持久不變，保存了中國的思想和文化，同時，對保守主義也產生了極大的保護力量；古老的思想仍然在舞台出現，雕塑了青年人的心。中國文字就是中國文化的象徵：在變化和成長中保持的統一，深邃的保守主義，以及舉世無雙的連續性。 這種書寫的系統乃是一種極高智慧的成就。在幾百個部首加上1500個顯著的符號，即可包羅整個世界的事物、活動和性質，在它們的完整形式下，它們可以代表在文學上和生活上的所有思想。我們可不要以為我們那種千變萬化的語文，會優於這種顯然是原始形式的文字。17世紀的萊布尼茨和現代的羅斯（Sir Donald Ross）都曾夢想有這麼一種文字符號的系統，這種系統能獨立於口語中，超越了國家、時間和空間的差異分歧，因此，能在不同的民族中，表現相同的思想，走上互相了解的途徑。但是，這種如此精確的符號語言，已歷經了幾千年，並有全世界1/4以上的人正在使用。總之，這種東方的文字是合乎邏輯的、值得發揚的：世界上其他各國應當一起來學中國語文。 實際的生活情況 ·農業方面 經過最後分析，可以說中國各種的文學、精微的思想和奢侈的生活，均得之於那肥沃的農田。說得恰當一點，是得之於人民的辛勞，因為農田必須靠人民的勤奮耕耘，才能成為良田。早期的中國人一定與叢林、野獸、昆蟲、乾旱、水災、硝石和冰霜等天然的障礙，鬥爭了幾百年之後，始把這塊廣大的荒野，變成肥沃的土壤。而且，這種奮鬥必須始終不懈。否則，森林砍伐之後必留下一塊荒蕪之地；幾年的怠忽，不加整理，必又是草木叢生。這種奮鬥是艱苦而危險的，而且野蠻人隨時都有可能侵入，把那些辛辛苦苦栽培成長的作物破壞掉。為了保護這些作物，農民不敢獨居，都是群居在一起，並把他們的村莊用一道圍牆圍住，他們集體出外耕作，並經常在田裡過夜，以保護作物。 他們耕作的方法雖然簡單，但與今天的確沒有多大的差別。有時他們用犁耕——最初用木頭做，後改為用石做，最後用鐵做。但大部分時間裡他們還是很有耐心地用鋤頭來翻土。他們利用任何天然的廢物來做肥料，即使人狗等的糞便也捨不得丟掉。在很早以前，他們就開鑿許多的河渠，引水灌溉稻田；他們甚至在數英里長的岩石地帶開鑿很深的河渠，或為引導那易於泛濫的河流，或為改道河水，以灌溉乾燥的平原。不用輪耕或人工肥料，也常常不用牛馬等動物耕作，中國的大半土地每年都有兩到三次收穫，他們對土地的利用，實非任何民族所可比擬。 中國主要的農作物是稻米，其次為麥子。稻米可做酒和主食，但農民絕少飲酒。他們最主要的飲料是產量僅次於稻米的茶。茶葉最初用來做藥，但後來漸被用做飲料，到了唐朝，茶葉已經作為外銷品，並成為作詩不可或缺的東西。至15世紀，所有遠東地區的國家都普遍喝起茶來；好茶者開始尋找各種新的茶，還舉行品茶比賽，以決定哪種茶最好。其次的農作物是菜類、豆類、豆芽、蒜頭和洋蔥等的副食以及各種不同的漿果和水果。最缺乏的是肉類，牛隻是用來耕作，作為肉用的只限於豬和家禽。有一大部分的人靠捕魚為生。 米、米粉、麵條、一些菜類和魚，便是窮人家吃的東西；小康之家再加上一些豬肉和雞肉，富人家對鴨肉有特別的嗜好；在北京，最豐盛的晚餐里必有幾道鴨肉做的菜。牛乳和雞蛋都很少，豆漿代替牛乳和奶油。做菜已成為一種藝術，他們利用每一種東西；他們採摘野菜、海菜和燕窩做可口的湯；比較講究的菜是由鯊魚魚翅、魚腸、蝗蟲、蚱蜢、蠐螬、蠶、馬、騾、老鼠、蛇、貓和狗肉等調製。中國人講究吃，有錢人家一餐40道菜並不算稀奇，一餐需花3到4小時。 窮人家一天兩餐也不至於花這麼多的時間。農民靠著他們的辛勞，一生仍免不了要遭到飢餓的威脅。一些強豪囤積大批財物，國家的錢財都集中在這些人的手中。偶爾，如在秦始皇時代，土地是按人口分配，但人類自然不平等的現象立即使得財富又集中到少數人的身上。大多數的農民都有土地，但因為人口的增長比土地的開發快，使得農民分到的土地越來越少。 中國的農民面對災害，以非凡的毅力去忍受。他們有一句格言：「在這短暫的人生中，一個人所需要的只是一頂帽子和一碗飯。」他們非常勤勞，但不講求效率，他們不喜歡機器的那種嘈雜、危險和速度。他們沒有什麼周末和禮拜天，但節日倒不少。像農曆年、元宵節都可以讓農民休息幾天，並有唱戲演劇的活動，給這終年單調的生活平添一點光彩。當冬天消逝，在春雨沐浴之下，大地的冰雪融化了之後，農民再荷鋤走出家門，去經營他們那小小的田園，唱著那世世代代傳下來的希望之歌。 ·商業方面 在西方，18世紀以前，談不上有什麼工業。然而，我們在中國的歷史上發現，中國的家庭里早有忙碌的手工業，城鎮上的商業也極為鼎盛。最主要的工業是紡織業和養蠶業，這兩種工業都是由婦女在自己家裡和附近的茅舍操作。中國的絲織業是一種很古老的藝術，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有了。[5]中國人用新摘下的桑葉養蠶，其結果令人驚嘆：一磅的蠶子（約70萬隻），經過42天的飼養後，重達9500磅。然後，把成蠶放於一小間的稻草篷內，這些蠶就圍在篷上吐繭。把這些繭放入水中煮，然後抽出絲來，再經過處理和編織，變成上等社會所用的各種絲織品，如綴錦、刺繡品和織錦緞等。[6]而養蠶人和織絲者則穿棉織布衣。 甚至在公元前幾百年，在城鎮上，這種家庭工業已催生出了商店。早在公元前300年，就產生了一個鄉村勞動階級，把各家的老闆組織成一個工業的行會。這種工商業的成長，給鎮上帶來了眾多的人口，就工業上來說，忽必烈時代的中國與18世紀的歐洲相似。馬可·波羅寫道：「中國每一個行業都有1000家的工廠，每家的工人有10、15或20個不等，有幾家甚至有40個工人……比較富有的老闆是不必親自動手的，相反，他們會裝出一副文雅而自豪的姿態。」這些行會與我們立法的工業社會一樣，規定不准競爭，並統一工資、價格和工作時間；有許多都嚴格限制生產以維持產品的價格；也許他們這種易於滿足的傳統方法，必須負起阻礙中國科學發展和工業革命的責任之一，這些障礙的機構直到今天才被破除。 這些行會曾發揮不少作用，以致那一度極其傲岸的西方人，也屈於國家的管制之下。這些行會自己訂定法律，而且很公平地執行法律；它們經過由雙方代表組成的仲裁會委員來調停勞資雙方的爭執，偶爾以停工來處理；它們通常是一個自治和自製的組織，提供了一條介乎今日的自由競爭和集權政策之間相調和的中庸之道。行會的組成不僅限於商人、製造商、工人，即使較低級的如理髮師、苦力和廚子也都有他們的行會；甚至連乞丐也聯合組成兄弟會，他們也有法規來約束會員。有一小部分城鎮裡的勞動者是奴隸，他們大部分是做一些家務，通常他們是替主人服務一段歲月或一輩子。在饑荒的年代，女孩子和孤兒只要幾塊現金就被賣出去了，做父親的隨時可以把他的女兒賣去做奴婢。但這種奴隸制度，不像希臘和羅馬那麼嚴重；大多數的工人都是自由的勞動者或行會的會員，大多數的農民都有田地，他們大部分過著村社的獨立自治生活，不受國家控制。 農作物的運送是靠人背；甚至人的運輸，大部分是靠著由苦力（coolie）[7]抬的轎子。大而重的籃筐或桶子，擺在扁擔的兩邊，用肩膀挑起。馬車有時是用驢子拖，但大部分還是用人拉。人力的便宜反而阻礙了用動物或機器來運輸的發展；這種原始的運輸方法，也阻礙了道路的改良。當歐洲人在中國建築第一條鐵路時（1876年）——由上海到吳淞的一條10英里長的鐵路——人民起而反對，他們認為這些鐵路將冒犯土地神；後來終因反對者激烈，政府被迫把這條鐵路、機車和車廂拋到海里。在秦始皇和忽必烈時代就有國道，這些國有道路用石子鋪成，但今日只留下一個大概的輪廓而已。市道的設計主要是為了遮住太陽，故狹窄如巷，只有8英尺寬而已。橋樑則不計其數，有的非常壯麗，像北京頤和園的大理石橋。不管通商或旅途，水路幾與陸路一樣方便；總計2.5萬英里的運河，就當作鐵路用；那條從天津到杭州長650英里的大運河，始於3世紀的吳王夫差時代，至元忽必烈時竣工，其工程之浩大僅次於萬里長城。帆船和舢板往來穿梭其間，不但提供廉價的貨物運輸，也給幾百萬窮人家提供住所。 中國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他們談生意很有耐心。中國人的哲學和官場都輕視商賈，漢朝尤其重農輕商，對商賈課以重稅，並禁止他們乘用舟車，也不准他們穿著絲織衣物。上流社會的人都留長指甲，就像西方的仕女喜穿法國的高跟鞋，以顯示他們不是勞動階級。中國人習慣把學者、教師和官員列為最上等人，農民列為第二等，工匠列為第三等，商賈列為最後一等；因為中國人認為商賈只是借著交易別人勞動的成果，而從中取利，故應視為最末等。然而，他們功勞最大，他們把中國的貨物帶到亞洲各個角落，為政府賺來不少外匯。雖然他們在國內的貿易受到重稅的阻撓，在國外的貿易受到陸上土匪和海上海盜的破壞，但是他們還是找到了出路，他們從海上繞過馬來半島，或從陸上經過土耳其，把他們的貨物帶到印度、波斯、美索不達米亞，甚至還遠到羅馬。絲、茶、瓷器、紙、桃子、杏子、火藥和紙牌是他們主要的輸出品；苜蓿、玻璃、胡蘿蔔、花生、菸草和鴉片是主要的輸入品。 借著古代的信用制度和錢幣的鑄造，貿易大為方便。商人彼此貸款都行高利貸，利息為3分6厘，雖然這個並沒有希臘和羅馬那麼高。開錢莊的人也是很冒險的，他們要負擔錢財損失的風險，而且只有在放款的時候才能取利；中國有一句諺語：「大規模的搶劫先對錢莊下手。」中國最早使用的貨幣是貝殼、刀器和絲織品；最早的金屬貨幣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紀。在秦朝，政府規定以金為買賣估價的標準。但是，以銅和錫的合金所鑄造的比較小的錢幣，卻漸漸地取代了金幣。[8]當漢武帝所鑄造的一種銀錫合金的錢幣因被人模仿偽造而取消之後，政府改用1英尺長的皮條作為錢幣，這是日後紙幣的濫觴。大約在807年，由於銅幣的供應如今天的黃金一樣，趕不上大宗貨物貿易的需要，唐憲宗遂下令將所有的銅幣歸國所有儲藏，改兌成名叫「飛錢」的公債。唐憲宗的這一措施，就如1933年的美國，渡過了財政上的一大難關。 當這一難關渡過之後，這種措施立即停止。但木版印刷的發明誘使政府應用這種新的技術去製造錢幣。大約在935年，當時四川省首先印造紙幣；970年，朝廷在國都長安開始正式發行紙幣。宋朝的時候，政府瘋狂地大量發行紙幣，引起了通貨膨脹，毀了不少的產業。馬可·波羅對忽必烈的國庫這樣描寫道：「這位皇帝的制幣廠設於北京城，其鑄造方法確達於完美境界，你可能會說他有鍊金術的秘訣，你是對的。因為他會隨著這個潮流而製造他的紙錢。」他繼續發行紙幣，而他的人民也繼續嘲笑他這種措施，他們譏諷由桑樹的皮所印刷出的紙幣，竟被人們視為與黃金具有相等的價值。這就是紙幣泛濫的來源。自此，它漸漸地威脅到世界的經濟生活。 ·發明與科學 中國人精於發明，而不善於利用發明出來的東西。火藥好像是在唐朝發明的，但是當時嚴禁使用火藥放煙火。直到1161年的宋朝，火藥才做成開花彈，正式用於戰爭上。[9]阿拉伯人因與中國通商，而認識了製造火藥最主要的成分——硝石，他們稱硝石為「中國雪」；他們把製造火藥的方法帶了回去，後來把火藥用於軍事上。而西方第一位提到火藥的人是培根，他可能是從阿拉伯的書本得悉，或從一位中亞細亞的遊客魯布魯克（De Rubruguis）那裡學來的。 指南針在更早以前發明。根據中國歷史學家所言，指南針是成王時代（公元前1115—前1078年）的周公發明的，當時是用來指引某些外來的使節回到他們的邦國。據說，周公曾送給這個使節團5部裝有「向南指的針」的指南車。中國人很可能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磁石，當時只是用來測定建造廟宇的方位而已。關於指南針的記錄，最早見於5世紀的一部歷史書《宋書》，該書作者認為指南針是由天文學家張衡發明的。不過，他只是把中國古代所用的羅盤加以改造而已。關於指南針用於航海，最早的記錄見於12世紀初葉，該記錄認為把指南針用於航海的是外國人，也許是阿拉伯人，他們航行於蘇門答臘與廣州之間。[10]歐洲人最早提到指南針的是在普羅溫斯（Guyot de Provins）的一首詩中，是時約為1190年。 儘管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火藥、紙、絲、印刷術和瓷器，但我們還不能認定中國人是一個工業上善於發明的民族。儘管他們在藝術上有創作的天才，能夠發展他們自己的藝術形式，而且達到其他民族、任何時代所不可比擬的完美境界。但在1912年以前，他們仍然滿足於古代的經濟方式，嘲笑那種可以增加效率、節省人力的辦法。雖然他們是世上第一個使用煤炭做燃料的民族，雖然他們早於公元前122年即少量地開採煤礦，但他們並沒有發明什麼機器來節省人力，以致至今仍有大部分的礦產資源未開採。雖然他們早知道如何製造玻璃，但他們寧願自西方輸入這些東西。他們不曾製造手錶、時鐘或螺絲釘，他們只有很粗糙的釘子。自漢初到清朝末年的這2000年間，中國的工業生活在實質上一點也沒變，這和從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黃金時代伯里克利到18世紀末葉的工業革命這2000多年間歐洲的情形一樣。 在舉止方面，中國比較喜歡彬彬有禮的傳統規矩和學問，而不欣賞刺激的、變化的科學和財閥政治。在中國對世界所貢獻出的許多偉大的文化中，物質技術生活的貢獻最弱。中國在公元前200年，就有很出色的農業和養蠶業的著作；在地理學方面，也有傑出的論述。東漢時期的劉徽，曾寫了一本論三角與幾何的書，他是第一位提出負數理論的數學家。祖沖之能算出π的值，精確到小數點第6位；他改良「指南車」，並實驗過自動船。張衡在132年發明了地震儀，[11]但中國的物理學大都在神秘的風水和陰陽五行中打轉。[12]孔子時代的天文學已經能精確地算出日食、月食，訂定中國曆法——一日分12個辰，一年分12個月，以新月為每月的開始；每年並有一次閏月以符合季節和太陽的旋轉周期。中國人的生活與天象有極密切關係，中國的節日是根據太陽和月亮訂定的，其社會的道德秩序也是依據星象而訂。 中國的醫學很奇特。中國的醫學早在歷史記載以前就存在，而且早在希波克拉底之前，就有許多傑出的醫生。早在周朝，每年都舉行醫生資格考試，根據考試的成績，決定通過者的薪金。公元前400年，中國有一位帝王曾下令仔細解剖研究40位被處決的犯人的屍體，但在理論的探討上得不到結果，也就停止了解剖。在2世紀，張仲景有關營養學和發燒方面的論著，被視為這方面的經典達1000年之久。3世紀，華佗寫了一部有關外科的書，他發明一種作為麻醉劑的酒，以便開刀手術之用，但可惜得很，他的這一配方已失傳了。大約在3世紀，王叔和曾寫了一部很有名的有關脈搏的書。在6世紀初，陶弘景曾詳細地介紹中國730種藥；7世紀，趙元亨曾介紹一些婦科和小兒科的病。醫學大典這類的書在唐朝已有不少，醫學的專門著作在宋朝也屢見不鮮。宋朝設有醫科大學，但其主要的課程著重於臨床實驗這方面。藥物的種類繁多；在300年前，每一家藥房平均每天可以賣出1000錢的藥。診斷非常仔細；光發燒這種病症就列有上萬種，脈搏的症狀則分有24種。中國人也使用種痘的方法治療天花，這也許是學自印度；在公共衛生、預防藥物、衛生學和外科學等方面，並沒有多大進步。地下水道和排水系統都是原始的，或幾乎根本沒有。有些城鎮連最基本的衛生措施都沒有——獲取清潔的水和除去廢物。 肥皂是一種極珍貴的奢侈品，虱、蚤、臭蟲屢見不鮮。比較無知的中國人會用孔子那種處之泰然的神情去應付這些擾人的害蟲。中國的醫學自秦始皇至慈禧太后一直沒有顯著的進步；而西方大致也一樣，自希波克拉底至巴斯德這兩千多年間，西方的醫學亦無大進。西方的醫藥是隨著基督教而傳入中國。但中國人直到20世紀還只敢在外科上用西藥，在其他方面，他們還是比較信賴他們的中醫師和那自古留傳下來的草藥處方。 沒有教堂的宗教 中國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與一般的民族無異：有靈魂的恐懼，崇拜無處不藏的幽靈，虔誠地尊崇給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及大地再生的力量，敬畏上天，它那光芒四射的陽光和潤濕大地的雨水是人間的生活和上天秘密的力量之間一種神秘的和諧。風、雷、山、林、龍、蛇等都是崇拜的對象。每逢有豐收便舉行盛大的慶祝會。春天，青年男女結伴在農田上舞蹈，以豐盛的祭品感謝大地。在初民的時代，帝王和僧侶幾乎是一體的，日後歷史學家在一些富有教誨意義的歷史記載上寫道，中國最早的帝王都是聖賢的政治家，他們的豐功偉業常常是得之於禱告和諸神的惠助。 在初民的神學上，把天和地視為構成宇宙的兩大單元，就如同男與女、君與臣、陽與陰之相對。宇宙的秩序和人類道德的行為，都是同屬於宇宙上必備的和諧——道的過程；像行星間的法則，道德是個體與全體的和諧。上天就是這個強有力的天、這個道德的秩序、這個神聖的秩序，統御人類和萬物，規定子與親、妻與夫、民與臣、臣與君以及君與天之間的關係。他們對道或天的觀念雖含混，但極尊貴，它介乎具有人格與不具人格之間。當人們向天——神——禱告的時候，它是人格化的天；當哲學家談到天的時候，把它視為正義和仁愛，這時它是不具人格的。但是他們並不把支配天、地和人的力量統合為一。隨著哲學的發展，人格化的天的觀念漸漸地形成於民眾間，而非人格化的天的觀念則為知識分子所接受，而且也為官方所接受的一種宗教信念。 從這些起源而發展出中國正統宗教的兩個大要素：一為舉國上下對祖先的崇拜，一為儒教的崇拜天和偉人。每一天，人們對已去世的人奉出最虔誠的祭品，祈求神鬼的保護；因為這些無知的平民相信，他們的祖先仍然生存在某個國度里，他們會帶來好運或厄運。至於知識分子雖然也有祭祖的活動，但他們的用意是紀念重於崇拜；這種做法對靈魂和民族都有益，作古的人是應當受到紀念和尊敬，後人將會照前人而做，而不致有所改革，國家便會太平無事。但是中國這種宗教有幾個不方便的地方，因為人人要祭祖，墳墓不但到處有，而且龐大、不可侵犯，以致阻礙了國家鐵路的建造，限制了農地的耕作。但中國哲學家則認為不然，既然崇拜祖先帶來文化與政治的安定和精神的一體，那些不方便又算得什麼呢！同時，由於中國交通不便，領土廣大，人們彼此來往接觸不易，空間距離不易縮短，但這種深邃的宗教在時間上遂產生一種有力的精神團結；這種強韌的傳統之網，使得代代密合不離，而個人的生活也在無窮的莊嚴的人生範圍中，獲得高貴的享受和人生的意義。 被知識界和國家所採行的宗教，立刻變成一種普遍而有特殊意義的信仰。經過代代有增無減的尊奉，孔子的地位漸漸提高，再加以政府的行政干預，孔子的地位升至僅次於天的地位。每一個學校都有他的像，每一座城都有他的廟；帝王和百官定期拜祭他，把他當作永遠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知識界不把他當作神，但許多中國人卻把他當作神；那些祭拜他的人也許是沒有宗教信仰的無神論者，但假如他們尊敬孔子以及他們的祖先，他們會被當地社會視為虔誠和有宗教信仰的人。每年皇帝都得到天壇去祭拜這個不具人格的神。在這種官方的信仰中，並沒有提到什麼永生。天不是一個地方，而是神的意志，宇宙的道。 這個簡單而又幾乎是理性的宗教，並不能使中國人滿意。它的教條沒有給人們留下幻想的餘地，對於他們的希望和夢想，也沒有回報的賜予，對於他們日常生活中充滿的迷信，也沒有鼓勵和慰藉的作用。不僅中國人會以表現超自然的詩和散文來誇大現實，其他任何國家亦如此。他們認為不管天上或地下都有善神和惡鬼的存在，他們用符咒或禱告，盼能安慰惡鬼，使惡鬼不傷害他們，並祈求善神能幫助他們。他們付錢抽籤卜卦，要從《易經》的簽文，或龜殼的占卜，或星相的移動，得知未來的命運；他們請法師來定住家和墳墓的風水，請巫師為他們呼風喚雨。孩子暴斃了，那是因為他生不逢辰，虔誠的女兒有時會自戮以便為她的雙親帶來吉或凶。中國人，尤其是南方人，最為迷信；他們遭到極具理性的儒家思想的統御，他們渴求有一種信仰，使中國人像其他國家一樣，得到永久的慰藉。 因此，一些知名的神學家便採用老子深奧的哲理，漸漸地把這個哲理轉變成宗教。老莊認為道是用以達到個人寧靜生活的一個方法；他們似乎從來未料到這個道會被視為神祇，更沒有想到可以用金錢為它估價，以求在死後能得到永生。但到了2世紀，有些追崇老莊思想的人直接在老子的著作中篡改原意，而配製成一種可以長生不老的藥酒。這種藥酒變得極為普遍。據說，有幾位帝王因過分耽於這種藥酒而致死。在四川有一種專賣符咒的人，聲言他們的符咒可以治療百病，每一張符咒值五斗米。當然，因偶然的奇蹟而痊癒總是有的，至於那些吃了而治不好的，則被歸咎於他們信仰不堅。群眾對於這種新的宗教趨之若鶩，為它建廟蓋堂，慷慨解囊支援其道士，熱衷研讀那充滿迷信的經典以充實其新的信仰。老子被尊為神，老子的思想變成了超自然的思想；其信徒相信，老子在他母親的胎內達80年之久才被生下來。因此，他一生下來就是個老人，而且具有智慧。他們有自己的鬼和神，他們在廟前歡欣鼓舞地燃放鞭炮以驅鬼神，並且鑼鼓喧天地使人不能睡覺而聆聽他們那擾人不休的禱告。 1000年來，道教的信徒達幾百萬，許多帝王也都皈依它，經過長期的鬥爭後，道教把儒教的一些特權都奪了過去。但它終於還是崩潰了，這並不是受到儒家思想的打擊，而是遭到一個更能迎合一般百姓胃口的新宗教的打擊。這個新的宗教便是佛教。因為佛教從1世紀開始自印度傳入中國時，其教義不像500年前釋迦牟尼傳教時那樣晦澀。它不是苦行的教條，而是一種光明而快樂的信仰，相信那助人的諸神和鳥語花香的天堂；時間一久，形成了大乘一派的佛教，神學家把它改編成適合一般民眾感情上的需要；它給中國帶來不少新鮮而具有人格的神，如天堂之王阿彌陀佛，慈悲之神觀音；它給中國的廟宇增添了不少羅漢——釋迦牟尼的18個弟子——他們輪值看守，幫助混沌受難的人類。當漢朝衰亡之後，中國四分五裂，人民陷入戰亂的旋渦，遂轉而皈依佛教以求慰藉，就如當時的羅馬轉而求於基督教一樣。道教開門歡迎這個新的信仰，不多時，二者相混深入中國人的心靈。起初，帝王反對、迫害佛教；哲學家認為它是一種迷信，亦加以反對；政治家則關心某些中國人的血性都遭到了寺廟的薰染；最終政府才發現宗教要比政令強；皇帝遂與這些新神講和，不再反對它們，准許了僧侶托缽募款建廟，而官僚和學者在儒教的尊嚴不受損毀之下，也只好讓步了。這個新的宗教占領了許多以前的舊廟，在道教的聖山泰山上設置了許多的廟寺和僧侶，促使善男信女去朝聖進香。它對中國的繪畫、雕刻、建築、文學和印刷的發展，貢獻良多，並給中國人的心靈注入了文明的謙遜之道。然後，它也像道教一樣，終於步入衰退之途。僧侶逐漸腐化，教義越來越染上有害的神祇和迷信，佛教那從未具有多大威力的政治力量，被儒學的復興功臣朱熹徹底地消滅了。今天，佛教的廟宇已不受人重視，財源亦告罄，它唯一的信徒是那些赤貧的僧侶。 但佛教還是藏在中國人的心中，它仍是中國百姓心中那個複雜而非正式的宗教的一部分。因為各種宗教在中國，如在歐洲和美國一樣，是可以兼容並存、不相排擠的，它們也沒有為這個國家帶來宗教戰爭。它們不但在這個國家內和平相處，也共存於個人的心胸中；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都有好幾種的信仰，他們相信靈魂說，信奉道教、佛教和儒教。他們是最有修養的哲學家，他們知道沒有一種宗教是確定的；也許神學家是對的，天堂可能是有的；最聰明的辦法是對各種宗教都不必太認真，不妨讓各教派的僧侶道士去為你禱告。當有好運臨頭的時候，中國人並不去感謝諸神，他們只敬拜他們的祖先，他們讓婦女和僧侶道士去拜那些佛堂道觀。他們是有史以來最世俗的人，今世深深地吸引著他們；當他們禱告的時候，他們不是祈求能在天堂得到快樂，而是能在現實的生活中獲得利益。假如他們的禱告不能應驗，他們可能會百般責難這個神，甚至把它丟進河裡。東方有句諺語：「塑佛的人不會去拜神，他知道它們是什麼做的。」 道德的統治 在20世紀，儒家和祭祖的習俗雖然遭到許多的非難和無數的攻擊，但仍然屹立長存，這是因為它們被認為對於維繫中國生活的那個強烈而受讚揚的道德傳統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它們是宗教的約束力，所以家庭是這個倫理遺產最主要的工具。從父母到兒女，這個道德的法規是代代傳下來的，成為中國社會一個無形的政府。這個道德的法規是如此穩固有力，以至於每當國家不穩的時候，它都能維持其社會的秩序和紀律。伏爾泰說：「中國人最了解的、教養最到家的、達至最完美地步的，是道德。」孔子曾說：「本固邦寧。」 中國人認為，道德法規的宗旨是要把混亂的男女關係變成有秩序的制度，以養育子女。家庭是以子女為重心。從中國的立場來看，子女不論多少也不能算多。因為一個常常遭到侵略的國家，需要人來防衛，而且中國土壤肥沃，可以容納大量人口。甚至即使在一個大家庭或人口過多的村社，需要作生存的競爭時，弱者自然要遭淘汰，強者自可生存而再繁殖，以贍養那引以為榮的年邁雙親，以宗教的儀式伺候他們的祖先。祭祖可以產生一種無窮的、再造的鏈鎖，這種鏈鎖的力量愈來愈大；做父親的必須要生兒子，不但是為了在他死後有人能祭他，也是為了祭祖的香火能夠不絕。孟子曾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做父母的所祈求的是生兒子，假如做母親的不能生個兒子，那是她一生的恥辱。因為不管在農田裡或戰場上，男孩子總比女孩子強；同時還有一條古老的規則，規定只有男孩子才能去祭祖。女孩子是一種負擔，因為經過千辛萬苦把她養大之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嫁到夫家，在夫家過著一輩子勞苦的生活。假如生了太多的女孩子，而家境又不佳，做父母的可以不必受法律的制裁，而把那初生的女嬰擲于田野間，讓夜晚的風霜凍死，或讓野豬吃掉。孩子必須要在最細心的照顧下，才能度過那多災多病的幼年時代；父母以身教來教育子女，而不用體罰的方式；有時，與親戚家的孩子彼此交換到對方那裡住一陣子，以避免父母會過於溺愛而寵壞了孩子。孩子一直是跟他母親睡於一房，直到7歲後才讓他與成年男人睡在一起。假如家境不差的話，便把小孩子送到學校去，但嚴格禁止與女孩子在一起；到了10歲，在交友上和尋樂上，都受到父母限制，但往往會造成同性戀和尋男娼，使得父母的苦心完全落了空。 貞操是受到讚揚的，做女兒的必須嚴格遵守，在父母的再三告誡下她們是非常戒慎的。萬一不幸意外地失身，她們會羞赧得自盡。但是對於未婚男人就沒有這種要求，相反，尋花問柳被認為是正當的事。食色性也，沉溺於娼館要比任意的放縱來得體面。[13]為了要迎合男人的這些需要，中國很早就有娼館這類的場所。早在齊國時候，宰相管仲即設置娼館，讓外國來的商賈投下一筆錢，玩樂一番再走。馬可·波羅描述忽必烈時代的國都里的娼妓，數目之多，容貌之美，令人難以想像。她們都是官娼，受到管制，娼館內分間隔開，最漂亮的用來招待外國的使節。以後，另有一種叫「歌伎」，她們不同於一般的娼妓，她們陪陪年輕人聊天，或陪有品味的已婚的男人作樂。她們通常都通曉文學和哲學，也精於音樂和舞蹈。 男人在婚前可以隨便去嫖妓，但莊重一點的少女則嚴禁與男人接觸。因此，就造成男女之間愛情的機會絕少。在唐朝曾有這種羅曼蒂克的文學，不過早在公元前600年就傳說有這麼一則羅曼蒂克的故事：尾生答應要在橋下等一個女孩子，雖然不見女孩子來，但他還是在那裡空等待，終於被漲上來的水淹死了。毫無疑問，尾生一定很清楚他可能會遭到不測，但顯然，這些詩人認為尾生可能不知道會遭到這個意外。一般來說，當愛情是一種關切和愛慕時，這種愛情存在於男人之間的機率要比存在於男女之間的多得多；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的看法與希臘人一樣。 結婚與愛情沒有什麼關係。結婚的目的是讓一對健康的男女在一起生兒育女，組織一個子女眾多的家庭，中國人認為結婚是沒什麼愛情可言的。因此，當父母為子女選擇對象的時候，男女都保持不接觸。中國人認為男人不結婚是不道德的，獨身被認為是對祖先、民族和國家的一種反抗和罪惡，即使是負有神職的人也不例外。在古代，還特別有一種官員，專門查訪有沒有男人到30歲，女人到20歲還不結婚的。不管有沒有媒人說親，做父母的在其子女19歲後，即開始準備婚嫁的事。有些還是小孩子甚至還在娘胎里，就訂下了婚約。在擇親的時候，不管對象是同族或異族，都有一些限制的；被選的一方必須是選的這一方的雙親相當熟悉的才行，而且必須要遠親不同宗的。男方通常要送女方一筆可觀的聘金，相應的，女方也要有一批可觀的嫁妝陪嫁；貴重的禮物通常是在結婚的時候男女雙方互相交換。女孩子要到結婚的當天才能露面。而她的未婚夫也一直不准去看她。除非是另有藉口，通常他第一次看到她是在結婚的當天當她卸去了面紗的時候。中國的婚禮繁縟，具有象徵性，最主要的一件事是新郎要多喝酒，可以壯壯膽，不會害臊；至於新娘，則早已學會怎麼害羞怎麼順從。結婚後她與她丈夫住在夫家，或其附近。自此，她要辛苦地伺候她的丈夫和婆婆一輩子，直至她的婆婆年老死了，她才能擺脫這個苦海。此時她的兒子也差不多到了成家的年齡，這時她可以如法炮製，享受兒媳的伺候了。 窮人家都是一夫一妻制。因為中國人喜歡多子多孫，所以，只要家境富裕，是可以娶妾的。一夫多妻制被認為是優生學，事實是如此，因為有能力再養一個太太，足見他在當地是能力較強的人。尤其假如正室不育，那麼她會鼓勵她的丈夫再娶個姨太太，而且她會把姨太太所生的孩子當作自己生的來撫養。另一種情形是太太為了使丈夫安於家，乾脆就慫恿丈夫把他在外面中意的妓女娶回做第二房。在中國的傳統里，明成祖的妻子備受讚揚。據傳，她說：「我一直要人到附近的地方去物色美女，好把她們送給皇上做王妃。」家家戶戶都以自己的女兒能被挑上做宮女為無上光榮。為了要保護宮女和做一些宮內的雜務，明成祖的宮內擁有3000名太監。大部分的太監在8歲以前就由他們的父母親把生殖器閹掉，他們完全是為了以太監為終身職業才這樣做。 在這男人的天堂里，姨太太實際上只有奴婢的地位；至於正室，也只不過是這個家庭的象徵性的主子。她的威望幾乎完全是以她孩子的數目和性別而定。假如她是個有教養的女孩子，她會把她的丈夫視為主人，假如她每天能平平靜靜地操持家務，她的生活就可以快快樂樂的；人類是很有適應能力的，在這些由父母包辦的婚姻中，其生活似乎要比西方的自由戀愛式結婚相安無事得多。離婚倒是很容易，不育、饒舌等都是離婚的理由，但妻子絕不能要求與丈夫離婚。不過，她可以自動離開丈夫，回到娘家——當然這種事並不多。離婚的事是絕少的，因為女人一遭到離婚，其噩運則不堪想像。再者，中國人堅信順其自然、聽其天命的哲學，他們認為每天受苦乃是命運。 在孔子以前，中國的社會很可能是一個母系社會。我們知道在最早的時期，他們「只知他們的母親，不知他們的父親」。「姓」這個字就是以「女」為偏旁。「妻」即「齊」，平等的意思，女人嫁了之後仍保留原來的名字。到3世紀，中國的女人掌有很高的權利，甚至還主持國事。慈禧太后只不過是繼呂后之後的另一位中國女皇，呂后嚴酷地統治中國（公元前195—前180年）。這位「殘酷而任性」的女皇，隨其癖好任意毒殺功臣；任意廢立皇帝，把先夫漢高祖的寵妃的耳眼割挖後棄於廁中。到了清朝，雖然中國的女人識字率還不到萬分之一，但早在古代，中國上流家庭中的女孩子是要接受教育的，她們大部分都會作詩。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班固（約1世紀）的那位頗具才氣的妹妹班昭，即繼承兄志把那部《漢書》完成，備受當時皇帝的讚賞。 在中國，也許是封建制度的建立削減了女人的政治與經濟的地位，形成一個極端的父系社會。通常，父母都與最年長的兒子住在一起，雖然通常每一位成員都有自己的家和土地，但是長子的權力凌駕於一切之上。到了孔子的時代，父親的權力幾乎是絕對的：在必要的時候，他可以把他的妻或子賣去做奴僕；甚至只要不受大眾輿論的攻擊，他可以把他的兒女置於死地。通常情況下，他吃飯時都是一人獨享，妻子不能與他同桌。當他死後，妻子絕少再改嫁；從前還盛行寡婦殉夫的事，她之被要求這樣做是為了丈夫的面子。中國到了19世紀末葉還有這種寡婦殉夫的事。他對他的妻子，就如對待外人一樣，彬彬有禮，但他與妻子之間必須保持一段相當的距離，這種距離幾乎是階級之分。女人都住在特別分開的房子裡，極少與男人混雜在一起；社交生活沒有女人的份，除非是那些沒名譽的女人。男人不把自己的太太當作妻子，而是視她為兒女的母親；他敬重他的妻子，不是因為她美麗或教育高，而是因為她會生孩子、勤勞和順從。班昭在《女誡》七章中，謙遜地道出女人應有的態度：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 傅玄有詩： 苦相身為女， 卑陋難再陳。 男兒當門戶， 墮地自生神。 雄心志四海， 萬里望風塵。 女育無欣愛， 不為家所珍。 長大逃深室， 藏頭羞見人。 垂淚適他鄉， 忽如雨絕雲。 低頭和顏色， 素齒結朱唇。 跪拜無複數， 婢妾如嚴賓。 …… 上面所列的，也許不能代表整個中國家庭社會的情形。中國的家庭有明顯的階級存在，夫妻之間，兒女之間，常有爭吵的事，但是也有許多家庭非常和諧，充滿了愛情、互助和合作。雖然妻子在經濟上是從屬的地位，但是在發言上她享有特權，她的丈夫可能會被她罵得魂不附體或飛跑而逃。在父系的家庭社會中，是不可能有民主的，因為國家把維持社會的責任委之於家庭，家庭變成了一個託兒所、學校、工廠和政府。 由這種家庭薰陶出來的個性，受到許多外國人極度的讚揚。一般的中國人都孝順敬愛父母，尊重愛護老人。[14]他耐心地接受《禮記》的教言，毫不費力地遵從它那繁雜的禮儀，以那毫無情感的禮節來約束自己的一舉一動，而養成一種從容而優美的風度、泰然而高雅的舉止，與西方人那種豪放粗獷的個性迥然而異。因此，一位挑糞過街的苦力所表現的那種修養和莊敬，要比賣給他鴉片的外國商人雅得多。 中國人很懂得妥協的藝術，他會體貼對方，即使對方是最壞的人，他也會顧到對方的面子。他偶爾出口穢語，常常喋喋不休；身體經常不乾淨，偶爾頭腦也不清，喜歡賭博[15]和暴食，貪小利和說謊；他崇拜財神如偶像，像諷刺畫中的美國人那樣視金如命；他有時也顯得殘酷野蠻，做出集體搶劫和屠殺的事來。但絕大部分的時候，他是安詳仁慈，隨時幫助鄰居，蔑視罪犯和土匪，生活節儉，工作勤勞，待人真誠，交易誠實無欺。災禍臨頭的時候，他泰然處之，忍受承擔，不管好運和厄運來臨，他都持以明智而謙沖的態度；他用宿命論的自製，來忍受損失和痛苦，他看不起那些沉不住氣而號啕慟哭的人；他對於那失去的親友，極為傷感，他以哲學的鎮定來面對自己的死亡。他對美的敏感，恰與他對痛苦的麻木成顯明的對照；他用鮮艷的裝飾來美化他的城市，用最成熟的藝術來裝飾他的生活。 假如我們想真正地了解中國的文化，我們必須暫時把它那由於內部的衰敗和西洋的船堅炮利而招來的混亂無依的局面拋開不談；我們必須看一看在周公、唐玄宗、宋徽宗或清康熙等輝煌燦爛的時代。因為，在這些太平盛世、極力追求美的時代里，中國的文化無疑是最高的文化，這種高度的文明實非亞洲國家或任何一洲的國家所能達到的。 伏爾泰所讚揚的政府 中國文化予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政府組織系統。假如最理想的政府是民主政治與貴族政治相結合的政府，那麼中國人實行這種政治已達1000年以上；假如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那麼中國人實行這種政治是最徹底的。世上沒有一個政府曾統治這麼多的人民，又管理得那樣少，而其統治的時間又那樣長久。 在中國，談不上什麼個人主義或個人自由；相反，個人的觀念是微弱的，他只是屬於他那個團體的一分子。首先，他是家庭的一分子，他是他的祖先和子孫之間傳宗接代的一個過渡的單位；他負責家裡其他成員在法律及習俗上的責任，而他們則對他負責。通常他參加某種秘密的社團，在城鎮上，他則屬於行會的一分子；這些限制了他為所欲為的權利。古代的習俗束縛了他，強有力的輿論威脅著他，假如他膽敢違反道德和傳統，那他就要遭到放逐的厄運。這就是這些很普遍的社團組織真正的力量。這些組織乃是應人民自動的合作和需要而產生的，儘管中國的法律微弱，政府不強，但中國之所以能夠安定，則確實有賴於這些社團組織力量的維持。 但是在這些自然形成的自治組織中，中國人仍保有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自由。由於各城市之間的距離以及各城市與國都的距離都相當遙遠，由於山脈、沙漠和沒有橋樑或不便航行的河流等的阻隔，由於缺少運輸的工具和便捷的交通，由於不易維持一個龐大的軍隊以執行中央的命令，這個國家的各個地區幾乎都成為完全的自治區。 地方行政的單位是鄉村，由家族的領袖來治理，而政府則派有「耳目」監督；幾十個鄉村集合起來便成一個縣或郡，全國共有1300個縣；2個或2個以上的縣，組成一個府；2個或2個以上的府，組成一個道；2個或2個以上的道，組成一個省；清朝的時候共有18個省，省之上即是朝廷或中央政府。每縣置有知縣，由中央委派，掌理全縣的行政，包括稅收和審判在內；府有知府，道有道員；省置巡撫一人，下有布政和按察二司，分掌民政、財政、刑名和彈劾。但是這些地方的行政首長實際上是自治的，他們征斂稅收，審判那些百姓私下無法解決的案件，其他的一切社會生活就是靠著習俗、家庭、宗族和行會等來維持秩序了。每一個行省都是半獨立的狀態，只要按時向中央繳付稅收，平時不鬧出事，朝廷或當局是不會幹涉的。由於交通不方便，中央政府實際上只是個象徵而已。人民的愛國觀念只及於他們的地區和省份，他們絕少有國家的觀念。 由於這種鬆弛的組織，法律是沒有什麼力量的，而且也不普及，又極為紛雜。中國人比較喜歡接受習俗的約束，他們喜歡在法庭外解決糾紛，以保體面。他們對於打官司有這樣的諺語：「告跳蚤，反被跳蚤咬」（Sue a flea and catch a bite），或「贏了官司，輸了金錢」（Win your lawsuit，lose your money）。許多有好幾千人口的縣，甚至好幾年不見有訟案。中國自唐朝訂有法律，這些法律幾乎都是刑事的，而且缺乏系統而明確的條文。審訊是很簡單的，因為在法庭上根本就不准有什麼律師去辯護，雖然有時候備有公證人代為申辯，但所謂公證人的申辯，只不過是將被告人的一紙申辯書念給縣官聽而已。中國是沒有陪審團的，在法律上並沒有保護人民免於遭受官員突然逮捕和秘密拘留的措施。嫌犯都要用指印，往往要用比現在最開明的城市所用的稍為殘酷的拷打來誘取嫌犯的口供。刑罰是非常重的，但並不如其他亞洲國家那樣野蠻；較輕的是削髮、鞭笞；較重的則放逐或處死；假如犯罪的人有特殊的功勞或相當的地位，則被賜自盡。只有皇帝才有權賜予減刑或免於死刑。在理論上與西方人一樣，人人在法律之前是平等的。這些法律根本無法制止攔路搶劫的行為，以及衙門內的腐敗。但是，它們與習俗和家庭合起來，使中國在20世紀以前獲得任何一個國家無法比擬的社會安定和人身安全。 在千百萬人民之上，是一位地位雖不穩但泰然自若的皇帝。在理論上，他用神聖之權來統治人民；他是天子，代表上天統治人間。[16]憑著他那神權，他統御著四季。因此，他要人民的生活遵循宇宙神聖的秩序。他的命令即是法律，他的裁判即是最後的裁決；他不但統治全國，也是其宗教的領袖；他任命所有的官員，主持最高的考試，遴選王位的繼承人。事實上，他的權力是受到習俗和法律的限制的。人民要求他不要違反過去所留傳下來的那些神聖的規則；他隨時可能遭到有特殊權利的御史的彈劾；事實上，他也會為顯貴的朝臣所左右，他們的忠告皇帝通常都會採納接受；假如他胡作非為，那麼依照一般的習俗和人民的同意，他要失去發號上天命令的權力。此時，雖然他沒有違反宗教或道德，但也許要遭到強烈的廢黜的厄運。 御史的職責是監察官員有無盡責，即使皇帝本人也不例外。在中國歷史上，有好幾位皇帝都遭到御史的彈劾。例如，嘉慶帝（1796—1820年在位）就受到一位姓宋的御史的進諫，要他不要耽於酒肉女色之中。嘉慶帝把這位宋御史召到面前來，憤怒地問他對皇上這樣無禮傲慢應該受什麼懲罰。宋御史回答：「粉身碎骨以死。」嘉慶帝要他選擇比較輕一點的刑罰，他答道：「砍頭。」皇帝又要他再選一項更輕一點的，他提議願受絞刑。這位皇帝感於他的勇氣，任他為巡撫。 清朝的中央政府已是個極為複雜的行政機構。皇帝之下設置內閣，有大學士4人，通常是以皇族的人為首；按習慣，這4位大學士每天清晨都要集會，以決定國家的政策。尚有樞密院的組織，至於行政的工作則分由六部掌理：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後又設有藩部，掌管蒙古、新疆、西藏諸藩事務。但沒有外交部的設置：因為中國認為世上沒有一個國家能與它相比，除了處理一些安排各國使節朝貢的事外，根本不打算與其他國家有所往來。 這個中央政府因受到稅收的限制、防衛力量的不足以及其反對與外在世界任何有意義的交往，統治的力量大為減弱。它雖然徵收賦稅，專營食鹽，1852年後還在全國各要道上實施徵收貨物運輸稅，但其實這隻有阻礙商業的發展。由於人民窮困、徵稅困難以及稅收人員不法，全國的稅收不足以維持一個可以抵禦外侮、免遭慘敗的強大軍隊。[17]也許最大的失敗是政府用人不當。整個19世紀，清朝的腐化達到了極點，當世界各國聯合起來破壞它的獨立，攫取它的資源，損害它的制度時，這個國家實際上等於是個無人領導的混亂社會。 但是，這些官員是經由人類所發展出的選擇公僕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讚賞的方法所選舉出來的。這個方法柏拉圖將會很感興趣；雖然，這個方法已經失敗，今天已不再採用，但是柏拉圖一定會因為中國有這套方法而喜愛中國。就理論上來說，這個方法最能調和貴族政治和民主政治：人人皆有平等做官的機會，但只有那適合做官的人才有機會做官。事實上，這個方法實施1000多年來，給中國帶來許多好處。 它始於鄉村的學校——很簡陋的私塾，許多都是只有一間茅屋——教師只有一位，這位待遇微薄的教師就負起了教導富家人子弟的初級教育的責任；至於那一半以上的窮人家的孩子就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這些學校不是政府設立的，也不是教會資助的；教育事業在中國，就如結婚一樣，是與宗教毫無關係的，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它教育的圭臬。教學的時間很長，紀律非常嚴明：小孩子在天剛亮的時候，就得朗誦背書；然後，跟著老師學；到了10點，吃過早餐後，再上課；到下午5點才放學。放假的次數又少又短：在夏天，下午不必上學，但必須到田裡去工作；在冬天，則必須參加夜間的溫習課。教師教導學生最主要的工具是「四書五經」、唐詩和一隻竹做的教鞭。教學的方法是背誦：這些年輕學生天天都要背誦，跟教師學習孔子的哲學，他們必須背得滾瓜爛熟為止；中國希望透過這種索然無味的方法，甚至可以把一位農家子弟訓練成哲學家和紳士。私塾教育的階段完成後，他們可以說是學得少而懂得多。換言之，在實質上，他們是無知的；在精神上，他們是成熟的。 基於這種教育的方式，中國建立了一套進入仕途的科舉制度——始於漢，至唐而制度完善。對中國來說，這種制度對人民是不幸的。因為統治者必須為了管理人民而去學習如何管理，因此，只要可能的話，他們就得在未學會如何管理人時先去管理人。另一不幸是平民沒有進入仕途的機會，那只是少數人世襲的特權。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對人民也是幸福的，因為只有那些有能力和受過訓練的人才有做官的機會。以民主的方式，讓人人都有接受這種訓練的機會，並且以貴族的方式嚴格地規定只有那些被證明是最好的人，才有謀得官職的機會。就這樣，中國得以興盛，也因此而衰敗。 在每一個地區，都定期舉行公開考試，凡是男性，不拘年齡，都有資格參加這項考試。考試的內容是要測驗他對「四書五經」記得熟不熟，理解得多少，他對中國的詩和歷史知多少，他對道德和政治生活的看法如何。凡是落第的人可以捲土重來，不受限制；考中了的便是秀才，這等於他們是屬於知識分子階層了，政府可能會任命他做個地方小官，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資格參加每三年舉行一次的全省性考試，考試的內容與鄉試的一樣，不過題目要比較難。省試落第的，照樣可以再來，許多人都這樣，有些人甚至苦讀到80歲後，才通過這一關，而壯志未酬的更是大有人在。通過的謂之舉人，他們有資格被任命為中央級的職位。同時，他們也有資格參加在北京舉行的最後一關，也是最嚴格的考試。北京的考堂有10 000間小室，參加考試的人必須自備糧食，住宿在每人一間的小室內3天，申論試題。這些小室又冷又不舒適，燈光也不好，衛生設備也差，只得靠著一股精神支持下去！通常考試的內容是作一首詩，題目是像「青山綠水，划槳聲」這一類；再作一篇散文，從「四書五經」錄下一段話作為題目，如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考試的題目是從來不涉及科學、商務和工業的事。其目的不在測驗考生的知識，而是測驗其判斷和個性。中榜的人就有資格在朝廷中謀得較高的職位。 隨著時代的進展，這個制度的缺點也愈來愈多。雖然有時考生作弊或試官徇私要遭到死刑的處罰，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弊的事仍然無法杜絕。到了19世紀，舞弊的事更是屢見不鮮；例如，一位小小的官員就曾被揭發偽造出售2萬份文憑。而策論也演變成一種固定的形式，考生可以做機械式的準備。學生的科目也流於一定的範圍，阻礙了思想的進步，因為學生所學的那些思想已經被定形化達幾百年之久。在這種教育的方式下，學生一旦高中，自然就是一位官僚的知識分子，傲慢而自私，專橫而腐化，公眾撤不了他們的職，也控制不了他們，除非採取激烈的手段來抵制。總而言之，這個制度是有缺點的，凡由人類所構想和推行的政府機構有哪個沒有缺點呢？所以，這個制度的缺點是人為的，而不是制度本身的。至於世界其他各國，則比中國的還差呢！[18] 科舉制度有許多優點。在這個制度之下，沒有操縱的提名，沒有偽君子卑鄙的爭奪，沒有兩黨可恥的爭霸，沒有混亂或腐化的選舉，沒有僅憑巧言而能登入仕途的現象。在最善的本意之下，它是民主的，因為它給人爭取領導和職位的機會是平等的；在最好的形式之下，它是貴族的，因為這個政府是由每一代的顯貴中公平地選出的最有能力的人來主持的。在這個制度之下，全國上下一心往著學習的道路上走，而所產生的英雄和模範多是有識之士，而非土豪劣紳。[19]一個國家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由有哲學和人文科學涵養的人來治理，實在是令人羨慕的。當這個制度以及由這個制度而帶起的整個文化，被那無情的進化和歷史破壞推翻時，這實在是一個最大的不幸。 * * * 注釋 [1]上都一地即英國詩人及哲學家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年）所指的「Zanadu」。馬可·波羅所敘述的這些中亞細亞地方，在1838年以前，歐洲人並沒有再去探險過，只有一位，但已不詳。 [2] 馬可·波羅道寫道：「每一天，政府官員必帶著2萬條船載的米粟和稷去分配給窮人家。由於忽必烈汗對於窮人家這樣慷慨好施，人民都敬仰他。」 [3] 皇后遵命自盡。據說，許多宮女也都追隨皇后自盡。 [4] 下面所談的中國社會情形，主要是以19世紀而言；至於與西方接觸後所發生的變化情形，將留在下一章討論。本節所談的有保留的必要，因為一種文化不可能在一段很長的時間或一處廣大的空間裡無所改變而保持完全一樣。 [5] 西方在古代即聽聞從野蠶的繭抽絲編織的事；至於把養蠶和織絲當作一種工業，則是在約552年，由景教徒從中國把它輸入歐洲的。在12世紀，再從君士坦丁堡輸入西西里島；15世紀時，輸入英國。 [6] 中國人在宴客的時候，穿著絲織衣服是常見的事。這與瓷器或書畫同樣具有炫耀的價值。 [7] 英文coolie這個詞，可能是源自印度坦東爾語kuli這個詞，意指被雇用的僕人。 [8] 銅幣仍然是一種有影響力的錢幣，它是一種小銅錢的形式，其價值約為1/3或半分錢。一兩銀子等於1000個銅錢。 [9] 火藥是道教煉丹家發明的。由於他們極端地秘密，所以真正發明的時間無法確定，但在唐文宗時孫思邈創伏火硫黃法，已具初期火藥的成分。唐末，軍事上已用此做燃燒劑，但製成火炮來用於作戰，則自北宋開始。史稱金人南侵之際，李綱為保衛汴京，曾下令發霹靂炮擊退金兵。——譯者注 [10] 宋朝期間，中國航海已極為發達，其時中國船隻航行南海及海外者甚多，倘不能使用指南針，則不能定航路方向。因此說阿拉伯人首用指南針於航海，恐不可靠。 [11] 張衡的地震儀是8條銅龍圍著一個盤子，盤子的中央蹲著一隻張著嘴的蟾蜍，而這8條銅龍下面裝有精製的彈簧。每一條銅龍的口內含一個銅球。當地震發生了，最靠近地震源的那一條銅龍口中的球便落到蟾蜍口裡。有一次，當地人並沒感到有地震發生，但其中一條銅龍口裡的球落了下來。張衡一時遭到百般嘲笑，甚至被指為騙子，但後來有消息傳來，在好遠的某地果真發生了地震，張衡得以洗雪這個恥辱。 [12] 風水是一種藝術，在中國非常普遍。堪輿家相信風向、水流、山向等關係房屋、墓穴的休咎。 [13] 有時男人公開地在娼館宿夜作畫、作樂和歌唱。但必須附帶一提的是，這種對於已結了婚的男人的特權，實在是太離題了。今天這種特權已不存在了。 [14] 中國古代傳說中有一孝子，雖然每天遭受母親的責打，但絕不哭泣。有一日，當她母親再打他時，卻一反往昔號啕大哭。母親問他原因，他哭著說，因為打得不痛，可見母親已漸老邁。（此為閔子騫故事。——譯者注） [15] 在許多城市裡，賭徒隨時都帶著骰子和盤子，準備應付其他賭徒。 [16] 因為他的王國有時又稱「天朝」。歐洲人譯為「天國」。 [17] 清朝末年中央的歲收為7500萬美元；地方的歲收為1.75億美元。假如這些歲收用來償還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所簽訂的《馬關條約》的賠款1.5億美元，以及八國聯軍所訂定的《辛丑條約》的3億美元賠款，那麼可以說中國的崩潰，只不過是由這兩筆賬而引起的。 [18] 教會歷史學家勒托雷（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說：「當中國在最賢明的君王統治之下時，能夠把這樣眾多的人帶進太平盛世，這樣的政府實在是世上罕有的。」飽學的布瑞克利（Brinkley）艦長也持同樣的看法。 [19] 長期任職於中國清政府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Robert Hart）爵士說：「中國人尊重賢能，他們喜愛文學，到處都有求學增智的小社團，他們彼此交換討論文章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