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 · 八 代結論：一種和幾種形勢

在論述地中海的經濟、政治、文明和戰爭等方面的生活的章節之後談「形勢」，其目的並不在於像理所當然那樣通過進行總結來作出結論，而是為研究工作開闢一條新路，指出新的方向，作出新的解釋。 的確，在前幾章中，讀者經常被提醒注意歷史上的發展演變和半靜止狀態之間的相互更替輪換關係。假如我們現在把我們的範圍縮小，只集中到發展演變的因素上，那麼圖景就會發生戲劇性的變化。這和在數學上用消去一個維的方法從立體幾何過渡到平面幾何一樣，而且後者必然比前者簡單，其原因自不待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面臨一種對歷史所作的敘述。這種敘述的富於情節的內容——周期、危機、階段和轉折點——會誘使歷史學家使解釋戲劇化起來或者轉移到方便的但有時是虛妄謬誤的解釋上去。因為經濟形勢這種我們必須對付的事物之中的最明顯、最熟悉的事物，很快就高居於其他一切事物之上，把它自己的一套詞彙和範疇強加給其他一切事物。新的唯物主義是一條誘人的道路。它作為一種方法，其正確性和有效性如何呢？ 一句告誡的話 現在，我們的問題是要設想一下物質生活的各種節奏同人類生活的其他各種不同的起伏波動之間的相互關係，並且確定這種關係的範圍。由於並不存在一種單一的形勢，我們必須設想一系列同時發展和相互搭疊的歷史。如果能夠把這種複雜的實際情況歸結為一種占主導地位的模式的節奏的話，事情就太簡單、太美好了。那種模式本身又會是多清楚呢？即使把經濟形勢當作一種一勞永逸地設想出來的單一的、有它的必然的規律和有它的後果的發展演變運動，也不可能為它下一個定義。弗朗索瓦·西米昂在談到把波浪本身的運動包含在自己的運動中的潮汐的時候，至少辨別出兩種形勢來。但是，現實並不像這種相對簡單清晰的形象那樣簡單。從構成經濟世界的振動中，專家們可以毫不困難地分離出十來種發展演變運動來。這些運動因它們的時間長度能被人辨識出來。它們是：百年發展演變運動（趨勢）（即各種長期發展演變運動中歷時最長的運動）、各種長期形勢（康德拉季耶夫的各種五十年循環、雙循環或者多循環、內部循環1）、各種短期形勢（即十年內的循環和季節性發展演變運動）。這樣，在經濟生活的尚未顯現出差別來的發展演變運動中，通過某種人為的分析方法可以分辨出好幾種彼此對立的矛盾的調式來。 如果我們想使用經濟來找出延伸到過去的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的來龍去脈，就會面對10種、20種可能有的調式和同樣多的不同的因果關係的脈絡。歷史馬上會再次變得頭緒紛繁、混雜不清，並且（誰知道呢？）可能當我們尋求抓住過去所有不同的振動和已經過去的時間的各種波的時候，就會發現整個組織結構從我們手指縫隙中溜掉。 這些波應該最後像秒、分、時甚至日那樣加進表的運轉機制中去。 但是，具體的談吐比理論上的探究更有價值。假設在我們眼前的是漫長的16世紀的整個的、像我們已經試圖恢復的那樣的地中海，讓我們把保留和審慎的態度置諸腦後，暫時根據百年趨勢的標準，然後根據長期形勢的標準來試著進行幾次測量吧！我們將把短期的和季節性的波動變化撇在一邊。 百年趨勢 經濟生活的百年高漲可能始於將近1470年。毫無疑問，由於1590年和1600年之間這段時期的創紀錄的物價高漲，經濟生活的高漲中斷了，至少是速度減慢了。但是，不管怎樣，這個趨勢仍然勉勉強強地持續到1650年。1470年（或者1450年）、1590年、1595年或1600年、1650年，這些日期只不過具有相互之間的距離很短的里程碑的價值而已。這個長期的高漲，從穀物價格的變化中基本上得到了證實。毫無疑問，這並不是一個明確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材料。如果以薪金的曲線圖表作為基礎，如果能夠以生產的曲線圖表作為基礎來進行計算，毫無疑問，就會得出另外一些稍有不同的按年月次序的排列。但是，最後必須根據穀物的具有權威性的曲線來核查這些排列…… 不管怎樣，在這個漫長的16世紀，一種緩慢的但強勁有力、影響深遠的高漲，有助於物質生活和所有從物質生活吸取養料的事物的高漲。這種高漲是經濟根本的健康的秘密所在。厄爾·J.漢密爾頓有一天對我說：「在16世紀，創傷全都癒合了。」補償現象始終在出現。例如，在工業領域內，像箭一樣迅速的高漲現象相互替換出現。又例如在商業領域內，一種類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緩慢起來，另外一種類型的資本主義就起來接替。 這種潛藏的復原活力並沒有隨著16世紀的終結而消亡於朝夕之間。事實上，衰退遲遲不顯露出來，沒有在1619年和1623年之間這段短時期的但卻是結構性的危機爆發之前顯露出來（換句話說，沒有被人們深深地感覺到）。這是魯傑羅·羅馬諾的看法，2也幾乎是卡洛·M.奇波拉……等人的看法。3正如埃馬紐埃爾·勒盧瓦·拉杜里、4勒內·巴厄雷爾5、阿爾多·德·馬達勒納6和菲利普·魯伊斯·馬丁7等人提出的那樣，也正如我在自己觀察的範圍內愈來愈認為的那樣，上述衰退的出現可能不在1650年之前。在倒退的道路上，的確有暫停、剎車，有明顯的復原，甚至在人們所想像的首先遭受打擊的農業領域裡還有明顯的復原。菲利普·魯伊斯·馬丁寫信給我說8：「西班牙的農業在1582年的危機之後的衰退，不像人們習慣於說的那樣令人頭暈目眩。在它總的下降的過程中，有從1610年到1615年的周期性的（即短的）復原和1630年的另外一次復原。災禍的發生不先於1650年。」 一場本身已經相當複雜而且又提出在歐洲各部分的經濟趨勢之間可能有的時間滯差問題的爭論，是無法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簡單地加以解決的。雖然也在這個時間滯差問題上，我認為僅僅把北歐的形勢同地中海的形勢加以區別、進行對照比較的這種做法過分簡單，後者比前者更受17世紀總衰退的影響……爭論仍然勝負未決。對我們這些研究地中海史的歷史學家來說，問題的確在於再一次擺脫那種困擾我們的和錯誤的關於過早衰退的概念。在本書的第一版里，我把衰退的年代定在1600年以後，甚至定在1610年和1620年之間這段時期以後。9現在，我願意把這個年代再往後推30來年。 談了上述情況後，下面這一點倒令人感到奇怪：經濟學家很早以前進行的總估算預先把17世紀正中的年代定為這個長期飛躍發展的終結時期，這樣就把這個世紀的前50年加進這個發展期內，雖然增長的某種減速現象當時已經明顯。相反，經濟學家決不同意確定一個出發點。在我轉而贊同的馬利·克爾胡埃爾的估算10（1470年或者更準確些1450年）和詹尼·格里齊奧蒂·克雷斯齊曼（1510年）的估算11之間，我們能夠進行選擇。這兩種估算都能夠自圓其說。較早的終結年代——1470年——是從名義的價格曲線圖推算出來的，最遲的終結年代則是根據銀價推算出來的。至於我自己，我同勒內·巴厄雷爾一樣，寧願把名義價格指數作為計算的基礎。但我並不想參加這場爭論。 毫無疑問，在這場爭論中，人們可以求助於歷史學家將逐漸闡明的另外一種材料。我對突尼西亞的事物進行過相當深入細緻的研究。從1450年起，在該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和裝飾美化。運河上的木橋改建為石橋。121445年8月，在聖瑪麗亞·德·布羅里奧教堂附近挖掘了一口大井。131459年5月修建的里沃亞爾蒂區的新住宅等都對我產生了強烈印象。14為了擴建總督宮，拆毀了里沃亞爾區的織布工場。1494年的一份文獻資料寫道15：「這座城市每天都在裝飾、美化。但願這些裝飾物至少受人尊重。」1504年3月16，有關當局下令從聖馬克廣場（這個廣場自1495年以來以其宏偉的塔樓誇耀於世17）拆除石匠在那裡修建的窩棚。這些石匠還在窩棚旁邊種植了樹和葡萄。「最惡劣的是，他們在那裡修建了公共廁所。人人都去那裡干下流淫蕩的勾當……」這些論據當然既不能在突尼西亞（那裡的建設是在經濟形勢有利或者不利的情況下進行的嗎？），也不能在整個地中海的範圍內證明任何事物，卻鼓勵、促使我把在1450年和1650年之間的這些熱火朝天的年代結合為我常常稱之為「漫長的16世紀」的這樣一個時間單位，並因此鼓勵、促使我像讓·富拉斯蒂埃和他的學生提出的那樣18認為這個漫長的世紀的繁榮的第一個波浪並不依存於來自美洲的金條和銀塊。在這種情況下，把一個單一的城市——突尼西亞——當作「指示器」，毫無疑問是有充分根據的和有效的。這種做法顯示出一個或許比物價曲線圖所標明的形勢更加真實的形勢。當吉爾斯·卡斯特寫「活力回到在1460年和1470年之間的這段時期的土魯斯」，或者當他聲稱同樣這個土魯斯城發了整整一個世紀（1460—1560年）的財（對我來說，是在漫長的16世紀的第一段）的時候，19上述觀點就是他的想法。但是，必須用其他的史料來反覆證實這一點。這樣做是有用的。 1450年和1650年之間的200年，構成一個連貫緊湊的時間單位。這一點顯然需要進行廣泛的解釋闡述。人口普遍的、穩定的增長，不管是原因還是後果，始終貫穿這兩個世紀。增加速度的快慢，則因區域和年代而異。但是，就我們觀察所及，增長現象從未中斷。然而，這一點必須注意：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上升的趨勢並不表示生活水準的上升。至少直到18世紀，經濟的發展在一個時期或者另外一個時期，總是在「社會的屠殺」20為害數量日益增多的民眾的情況下完成的。 毫無疑問，百年增長這種恆久不變的推動力，似乎已經先促進了領土國家的建立和發展，然後又促進了帝國的建立和發展。21它的倒退將為這些國家製造出明顯的困難。經濟的發展儘管會有暫時的停頓，但對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是有利的。我們已經看到，貴族階級因為「有產階級的」入侵而得到加強並東山再起，恢復舊觀。而這個入侵又是一系列繁榮興盛的局面推動的……這樣的繁榮興盛的局面必須以經濟生活的猛烈的沖勢為前提。接著，由於百年倒退，社會可能把它的大門閉鎖起來。但是，這裡我們缺乏研究，無法確定一個可以接受的年表。 長波 經濟史學家22在關於以下一系列低點：1460年、1509年、1539年、1575年、1621年和以下一系列高峰：1483年、1529年、1595年、1650年之間的長波方面，幾乎意見一致。這些年代的準確性的誤差約為1至2年。這樣就有4個連續的「波」。每個「波」都有漲有落。第一個「波」歷時49年；第二個「波」歷時30年；第三個「波」歷時36年。最後一個「波」歷時46年。這個圖解的明顯的規律性，掩蓋了這個事實：第三個波（1539—1575年）的上升階段和下降階段沒有其他階段具有的那種慣有的清晰性。真正的16世紀（1500—1600年）的中葉的標誌；是一種扭轉、一個停頓。這種扭轉和停頓所產生的反響雖然在西班牙（如果我們把塞維利亞作為標準的話23，是從1550年到1559年或者到1562年）是短暫的，但在法國、英國、荷蘭以及肯定還在別處卻持續得比較久。於是有第一個16世紀（盛產金的世紀）和第二個16世紀（盛產銀的世紀24）這兩個情況不同的世紀。它們之間隔著一個困難的過渡時期。 難道是因為（其他理由中的）這個理由，在廣義的16世紀有過資本主義的幾個連續的類型（相似的和不同的）和從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模式到豐厚優渥的模式的幾種工資模式嗎？皮埃爾·肖努發現資本主義在安特衛普的發展的兩個階段。他寫道：「是在從1470年到1490年這段時期的大飢餓——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商人階級得以奠定安特衛普的繁榮的基礎。」安特衛普作為貿易中心的極盛時期，與從1520年到1550年這個無產階級的苦難時代恰好吻合。在1566年和1585年之間，安特衛普的衰落不僅可以歸咎於社會的動亂，還可以歸咎於在必要時我將稱之為安特衛普的城市無產階級的第二次數量過多這個事物。25他的這些看法同厄爾·J.漢密爾頓的經典論述如出一轍。在地中海或許有與這些論述符合的事物。我發現這個地區大體上有三個資本主義的階段相繼出現，雖然我無法把這三個階段同利潤的差別變化聯繫起來。這三個階段是：大約在1530年占主導地位的商業資本主義，將近本世紀中葉的工業資本主義（由商業引導），和本世紀將結束時的金融資本主義。26在本世紀末，在威尼斯出現了「薪水階級」人數過多的現象。27 這個不完全的圖解，是對一些材料的歸納總結，可以討論商榷。特別是世紀中葉停滯時間的長度，是個很大的問題。這個時間長度估計得最長的是從1529年到1575年，可能是從1539年到1575年。不管怎樣，這個停滯時期同北歐的船舶從地中海消失的時期，恰好吻合一致。對我來說，這一點是肯定無疑的。28 西班牙王室的破產和經濟形勢的起伏波動 在我們的圖表上，長期被人談到的西班牙王室宣布破產29、停止償付債款的時代的位置定得很好，以致對這些事件的解釋可以無需尋求而自動作出。第一次破產（1557年和1560年）的時間定在第三個波浪的高峰的附近。第三次破產（1596年）的時間定在第四個波浪的高峰的附近。一次中間周期性的高漲的停止，再次打開了破產的道路。總的說來，這些屬於正常破產，是外部壓力強加的破產，也可以說是必然會發生的破產。至於1575年、1607年和1627年的破產，根據上述說法，這些破產是不正常的。它們不僅是經濟的惡劣氣候（當然不乏這種氣候），也是內部壓力造成的。這些破產是蓄意製造出來的或者至少是被人欣然接受的。我們在談到菲利普二世和他的顧問決定製造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1575年的危機時，已經指出這一點。這位西班牙國王和他的顧問認為在時機變得有利時清除熱那亞的銀行家是可能的。這一點直到50年以後，由於1627年的破產，才得以實現。1607年的破產起因於西班牙的財政部門先在菲利普三世統治下的然後在菲利普四世統治下的黃金時代的開始時過度浪費。30 這樣就必須把部分是故意製造的破產同部分是環境強加的破產區別開來。因此，歷史學家必須注意不要把這兩種破產等同起來，混為一談，儘管它們相似的表象是千篇一律的。 內戰和外戰 戰爭更順從一種分類嘗試。我們已經根據內（在基督教世界內部和在伊斯蘭世界內部一樣）、外（處於這兩個敵對世界的結合點上）這個標準來區別戰爭。31可以說，聖戰和十字軍東征都始終由惡劣的經濟氣候促成。相反，不管是基督教徒內部或者是穆斯林內部的自相殘殺的戰爭，都有經濟上升的「波浪」作為先導。每次經濟下降都有規律地阻止這類戰爭。因此，基督教世界的重大外交協定：1529年（夫人和約注45）、1559年（卡托—康布雷錫條約）、1598年（韋爾萬和約），或者位於我們的圖表的上升曲線的各個高峰，或者位於這些高峰附近。相反，大規模的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之間的戰役：1538年的普雷維扎戰役和1571年的勒班陀戰役，都處於低潮時期，位於它們必然據有的位置上。我並不堅持認為這種相互關係適合所有情況並能概括所有情況（我特別不堅持認為這種關係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土耳其人1521年攻占貝爾格勒；莫哈奇戰役發生於1526年夏季。根據我們的模式，這兩次戰役都不應該發生。另外一件發生得與時間不合的事，是查理八世1494年越過阿爾卑斯山。根據上述分析，當時義大利戰爭應該在1509年，即阿尼亞德爾戰役年才開始。（讓我們談時一笑。）但是，假如說這張日程表對查理八世或者路易十二的法國不完全適合的話，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對西班牙國王費迪南和伊莎貝爾的西班牙倒是適合的。在從1483年到1509年這段時期內，同時發生了對格拉納達的征服和對北非的進攻。後者在1509年和1511年之間這段時期加速進行，並於1511年因所謂的義大利戰爭死灰復燃而告結束。32 我不想過分以煩擾人的證據作為理由來進行辯護，也不想拋開這些證據。我必須指出：義大利戰爭雖然爆發於1494年，但發動緩慢，不合時機，這一點確係事實；同樣，1521年和1526年兩年為土耳其的入侵打開了匈牙利的大門，這一點也是事實。但是，一些歷史學家硬說，匈牙利只在後來才真正被占領，緩慢的征服將近1541年才在匈牙利宣告完成…… 相反，請注意這一點：反土耳其的打算是在16世紀末，在1595年以後，因此，正是在我們預期的時候傳播開來；一場十字軍東征在醞釀策劃中，雖然這次征討後來並沒有進行。然而一場相互間的海上行劫戰卻遍及整個地中海並且反常地激烈、殘忍。這不僅僅有技術、經濟或者個人冒險方面的原因。狂熱的激情也推波助瀾，起了作用。在從1609年到1614年這段時期內，西班牙有30萬摩里斯科人被驅趕。這次驅趕從屬於這個時期最野蠻的戰爭之一。晚在將近1621年這個局勢危急的年代，一場關鍵性的、最初於1618年在波西米亞燃起的戰火，因為有人添薪加油而繼續燃燒，焚毀了中歐的心臟地帶。這就是三十年戰爭的悲劇。這齣悲劇也及時上演了。 這些同時發生的事物使人獲得教益，有它們的價值。天氣晴朗時，家庭爭吵占上風；天氣惡劣時，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之間發生爭執。放之伊斯蘭世界，這條規律也是準確無誤的。從勒班陀戰役結束一直到1593年，反德意志戰爭重起，土耳其關切亞洲事務，投身於狂熱的對波斯的戰爭中……我們可以從這些觀察中瞥見重大戰爭的心理根源。 我們應該在基督教世界的範圍內加上這一點：所有的排猶運動都服從對外戰爭的形勢。不管猶太人住在基督教世界的什麼地方，他們都是在經濟蕭條時期受到迫害。 形勢和總體歷史 我不能確保前面的分析說明具有規律性，確實可靠，正如不能確保任何使用解釋性的圖表來對已知的歷史資料進行分類的嘗試具有規律性、確實可靠一樣。這些圖表是從我們關於很多可能有過的形勢的概念中派生出來的。33對局勢和機遇進行的分析說明，即使在好幾種不同的水平、層次上重複進行，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或者最終的、無可爭議的。然而，它是歷史性的解釋的必要的手段之一，是有用地提出問題。 我們一方面要對經濟形勢進行分類；另一方面要對各種非經濟形勢進行分類。後者要根據它們歷時的長短來量度和定位。配得上同百年趨勢連接的有：長期的人口發展演變運動、國家和帝國的變化不定的面積（總的說來它們的地理形勢）、具有社會活動變化性的或者沒有社會活動變化性的社會、工業的發展增長的力量等。配得上位居長期局勢的行列的有：工業化的速度、國家財政的波動和戰爭……形勢的腳手架幫助我們更好地修建歷史的房屋。但是，還需要進行大量的研究工作，還需要十分審慎。分類是困難的、不可靠的。各種文明的長期發展演變運動、各種文明在詞的傳統意義上的百花齊放等，使我們驚訝萬分，不知所措。例如在1480年和1509年之間，文藝復興處於明顯的周期性的衰退時期。偉人洛朗的時代在經濟上是個天氣陰沉的時代。34西班牙的黃金時代和17世紀歐洲各地的甚至伊斯坦堡的光輝燦爛的事物，都出現於第一個百年趨勢的大顛倒之後。我提出一種解釋，但是，誰能說出這種解釋有多大的價值呢？我提出：任何經濟衰退都會讓大量金錢閒置在富人手中。這些無處投放的資本的相對的浪費，以後會先創造出黃金年代，然後創造出黃金世紀…… 這個嘗試性的答覆闡述了問題，但不能解決問題，正如我們大家所聽到的和熟知的關於文藝復興和巴羅克風格這兩個未被預料到的秋末冬初的晚遲的季節的花開景象的看法以及關於產生文藝復興和巴羅克風格的動亂的社會的看法不能解決問題一樣。文藝復興和巴羅克風格可以說是這些動亂的社會的幾乎病態的產物。文藝復興意味著城市國家結束。隨著巴羅克風格的出現，各個龐大的帝國開始不再一帆風順。某種文明的過度繁茂可能包含著它的經濟失敗……這些問題全都超過局勢的長期或者短期的範圍。但是，局勢使我們能夠再次以有用的方式對這些範圍進行探討。 短期危機 在這次討論中，我略去了那些內部十年的短期危機這個問題。這些危機的歷史在我們眼中日益明確起來。它們顯然是無法抗拒的、有傳染性的。R.羅馬諾在他寫的那篇關於從1619年到1623年這段時期的國際危機的文章中指出了這一點。這篇文章我經常引用。這次危機會像我所假定的那樣在土耳其的疆域內和新世界引起反響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事物肯定地證實了這一點。繼菲利普·魯伊斯·馬丁最近進行的研究之後，另外一項可能付諸實施的研究計劃，是對從1580年到1584年這段時期的短期危機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這一短期危機，不僅像我在進行第一次研究時所想的那樣，歸因於把西班牙和它的信貸機構引向葡萄牙的搖板運動，而且還歸因於當時正席捲整個伊比利亞半島的糧食危機。這次危機迫使這個半島把大量現金付給北歐國家，付給這些因此再次和這個半島結合起來的、必不可少的、「具有補足性的敵人」。這次巨大的震盪顯示在西班牙、威尼斯、佛羅倫薩甚至法國的價格運動上。蒂耶波羅·皮薩尼銀行在威尼斯宣告破產。對這些短期危機，對這些經濟生活中的驚濤駭浪，對它們的發展演變，特別是對它們的可變性質等進行的深入細緻的研究，為地中海經濟的發展設置了新的路標。深入研究經濟生活中的事件，對歷史學家來說，會有重大的價值。但是，這項工作尚待進行。開始時的主要困難問題，在於我們對土耳其統治下的地區的情況毫無所知。根據已經了解的情況，至少在16世紀，那裡的經濟情況似乎同西方一樣。35 本部分原注 1.Gaston IMBERT，Des mouvements de longue duré e Kondratieff，1959，et notamment p.24 et sq. 2.Ruggiero ROMANO，art.cit.，in：Rivista storica italiana，1962. 3.Avant tout，l'article écrit en collaboration avec Giuseppe ALEATI，「Il trend economico nello stato di Milano durante i secoli XVI e XVII：il caso di Pavia」，in：B.S.P.S.P.，1950. 4.Les paysans du Languedoc...，en cours d'impression. 5.Une croissance：la Basse Provence rurale （fin du XVIe siècle -1789），1961.René Baehrel pense à la coupure de 1690；n'est -elle pas déjà nette aux alentours de 1660?Cf.Emmanuel LE ROY LADURIE，「Voies nouvelles pourl'histoire rurale （XVIe-XVIIIe siècles）」，in：Études rurales，1964，pp.92-93. 6.Art.cit.，in：Rivista int.di scienze econ.，1955. 7.Lettre qu'il m'adresse，ll août 1964. 8.Voir note précédente. 9.la Méditerranée...，1re édit.， p.613，1095，1096-1097.「Je ne sais pas si，de 1550 à 1580，se dessinerait une phase B，puis de 1580 à 1610，une phase A，celle des dernières splendeurs de la Méditerranée」. 10.Les mouvements de longue durée des prix，1935，Thèse soutenue devant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Rennes.Cf.le résumé de Gaston IMBERT，op.cit.，p.20. 11.Il problema del trend secolare nelle fluttuazioni dei prezzi，1935：la hausse longue commencerait en 1510 et se retournerait en 1635（France）ou 1650 （Angleterre）. 12.Ainsi，A.d.S.,Venise，Notatoio di collegio 12，f° 32 v°，18 novembre 1475；13，f° 17， 14 novembre 1482；14，f° 9，10 février 1490. 13.Ibid.，9 f° 26 v°，12 août 1445. 14.A.d.S.Venise，Senato Terra，4，f° 107 v°，25 mai 1459. 15.Ibid.，12 f° 42 v°，18 février 1494. 16.Ibid.，15 f° 2，4 mars 1504. 17.Ibid.，12， f° 115，3 nov.1495，l'horloge est quasi fornito，ne reste plus qu'à fabricar il loco. 18.Voir supra，I，p.368.et note 2. 19.Gilles Caster.Le commerce du pastel et de l'épicerie à Toulouse（1450-1561），1962，p.381 et 383. 20.Le mot est d'Ernest Labrousse. 21.Voir supra，II，p.7 et sq.，chapitre sur 「Les Empires」. 22.Gaston Imbert， op.cit.，p.181.et sq. 23.Pierre Chaunu，op.cit.，Conjoncture，I，p.255 et sq.Récession qui serait purement américaine，ibid.，p.429 et sq. 24.Frank Spooner，op.cit.，p.8 et sq. 25.Pierre CHAUNU，「Sur le front de l'histoire des prix au XVIe siècle：de la mercuriale」. 26.Voir supra，I，p.292 et sq，p.312 et sq. 27.Domenico SELLA，art.cit.，in：Annales E.S.C.，1957，pp.29-45. 28.Voir supra，I，pp.557-560. 29.Voir supra，I，pp.459-468；II，p.273 et sq. 30.Voir supra，I，pp.467-468. 31.Voir supra，II，pp.170-172. 32.Fernand Braudel，art.cit.，in：Revue Africaine，1928. 33.Je pense aux beaux articles trop riches et discutables de Pierre CHAUNU，「Séville et la 『Belgique』，1555-1648」，in：Revue du Nord，1960；「Le renversement de la tendance majeure des prix et des activités aux XVIIe siècle.Problèmes di fait et de méthode」，in：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1962；「Minorités et conjoncture. L'expulsion des Morisques en 1609」，in：Revue Historique，1961；et l'art.citè plus haut，p.217，note 4.La chasse aux événements politiques，c'est un peu la chasse aux papillons. 34.Roberto LOPEZ et Harry A.MISKIMIN，「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f the Renaissance」，in：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XIV，n° 3，avril 1962，pp.115-126. 35.Voir supra，I，p.470.Les indications d'Ömer LUTFI，et Traian STOIANOVICH，「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Ottoman society in the Balkans」，in：Slavic Review，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