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 · 六 各種文明

文明是地中海最複雜、最矛盾的角色。它們在剛剛被人承認具有某種性質的時候，又獲得另外一種與這種性質截然相反的性質。各種文明之間親如兄弟、寬容大度；它們接受別人來訪，也進行回訪；它們雖然愛好和平，但也同樣好戰；它們令人驚奇地固定不變，但同時也移動漂流；它們的表面受到成千上萬個旋渦攪擾；它們的日常生活的細小的微粒受著毫無規律可言的「布朗運動」的支配。文明就像沙丘一樣，牢牢地固定在土地的隱藏著的斷層上。沙粒聽任大風揚起，飄來飄去，被吹集成堆。但是，沙丘這個無數運動的固定不變的總量，仍然留在原處一動不動。 馬塞爾·莫斯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概述的優點，1毫無疑問就在於讓人注意到這些文明固有的能動的、運動的性質和像強烈的光線那樣可以變化的性質。可能他沒有按照我們的意願突出它們的穩定不變性來。在各種文明的生命中變化著的、運動著的就是這個生命的精華和全部嗎？毫無疑問不是。這裡我們又會遇到結構和機遇、形勢之間的，瞬間和長時段甚至和很長時段之間的對話。一種文明既不會由於那種意識到或者沒有意識到自身要完成的事物的粗暴力量，也不會由於那種完全聽任歷史的偶然性和好意擺布的惰性力量，也不會由於那種被最廣泛地散布的、被最貪饞地吞下的宣傳教導，而能夠明顯地侵越、影響另外一種文明的範圍。從根本上說來，事物的某種形式、某種格局總是預先已經決定。北非不是在1962年3月「背叛了」，2而是早在8世紀中葉，甚至可能在耶穌基督誕生以前，在東方的女兒迦太基建立時，就「背叛」了西方。3 1.各種文明的多變和穩定 發展變化和靜止不變兩者互相伴隨，互相補充，互為因果。我們可以不冒迷誤的風險通過一種或者另外一種途徑來研究地中海的各種文明，通過表面上看來最荒誕不經的途徑，通過它們的乍一看最無意義的方面來研究這些文明。這個方面是細小的瑣事和每天偶然發生的事件的混合物。它像塵土積成的雲一樣從任何一種活的文明升起。 社會新聞和軼事的意義 這些細小的瑣事4比長篇論文能夠更好地說明地中海人的生活，一種變化無常的、從各個方向被命運之風驅動的生活。1598年，在地中海某處的一艘大型帆船上，一個來自聖馬格里塔的熱那亞旅客向一個拉古薩老闆吐露了他的隱情。這個旅客是一個拉古薩人合法的指定遺囑執行人。這個拉古薩人在波托西死時非常富有。他委託這個熱那亞旅客在梅佐尋找他的繼承人。梅佐是個位於拉古薩附近海上的小島。該島是培養遠洋航行船舶的船長和水手的場所。不可能發生的事發生了：經過調查，合法的繼承人全部找到。5關於下面另一個拉古薩人的情況我們知道得比較少。他名叫布拉斯·弗朗西斯科·科尼奇，也定居秘魯。威尼斯對他十分關注，因為1611年年底6他擁有一艘大型帆船「聖瑪麗亞·德爾·羅莎里奧·埃·瓜德羅奇」號所裝載的貨物的一半。威尼斯市政會議進行報復，扣押了這艘船。另外一則社會新聞：拉古薩還發生一起證明某人死亡的事。死者是一艘大型帆船的船長，與1596年菲利普派出對付英格蘭的那支艦隊同時遭到滅頂之災。法庭聽取這個失蹤者在出發遠航前寫給他妻子的信。這封信10月15日寄自里斯本，讀起來真像一份真正的遺囑：「今天我們駛往愛爾蘭。上帝知道誰還能夠從那裡歸來。」寫信的人後來沒有返回。7還有另外一件事，但發生在熱那亞。一個當時身份用拉丁文填寫為Pompeus Vassalus quondam Jacobi船長的人，在莊嚴的贖回奴隸事務處長官面前就波多菲洛的馬泰奧·福爾特的推定的死亡作證。他說：「我去年從5月到9月11日在埃及。我在所說的地點詢問過好幾個人亞歷山大的『貝勒』的帆槳戰船上的奴隸馬特奧·福爾特是否還活著……因為這個名叫馬特奧的人在我的房屋附近有一所房屋，我想把這所房屋買過來。認識他的人全都說他已經在好幾個月以前死了。那裡有一些來自拉巴洛的認識他的奴隸。」8 一個來自博季亞斯科、在阿爾及爾被俘的名叫傑羅尼莫·坎波迪梅利奧的熱那亞人的險遇，也是一則司空見慣、平淡無奇的社會新聞。這個人1598年50來歲。他的被俘日期和他過去在阿爾及爾的老闆的名字，都沒有查清。這個老闆臨終時贈給他一爿店鋪。正在這個時候，有人看見他出現在街上，穿著打扮得像土耳其人一樣。一個人肯定說他娶了個女穆斯林。「我想他是放棄了宗教信仰，不想回來了。」9這是一個比料想的更經常發生的故事的結論。事實上，甚至根據當時一個作家的說法，10基督教徒成千上萬地改變信仰，投向土耳其人和伊斯蘭世界。各種偉大的文明，或者各個強有力的政府，抵制這種現象，與之進行鬥爭，贖回它們誤入歧途的孩子。單個的人通常則比較隨和。後來逐漸制定了一項正式的法規來對付這些背教者。16世紀，他們已經不受褫奪公權的處分。一個居住在突尼西亞的背教者甚至用有利於他在錫拉庫薩的兄弟的方式處置他的遺產。11 1568年，一個名叫弗賴·路伊斯·德·桑多瓦爾12的人甚至向地中海的基督教君主、王侯們主動提出一項龐大的贖罪方案：將對這些迷路的人進行赦免。這樣就會終止他們加給基督教世界的無窮禍患。在這期間，每個背教者都可不冒任何風險回到家裡。威尼斯人加布里埃爾·祖卡托的情況就是例證。1572年，他被賽普勒斯的征服者俘虜，並且淪為奴隸。35年後，即1607年，他回到威尼斯，回到最神聖的信仰上來並要求得到一個經紀人的職位。鑒於他一文不名，懂希臘文、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甚至還能用土耳其文寫作」，他的這項請求被五賢人接受，然而，改宗伊斯蘭教就是背棄了原來的宗教信仰。13 不管怎樣，地中海的這兩種偉大的、敵對的和相鄰的文明，隨著環境的變化和彼此不斷的接觸變得友好起來。在阿爾及利亞人於1540年對直布羅陀進行的那場失敗的進攻中，80名基督教徒落到阿爾及爾海上行劫者手裡。警戒解除，驚恐消失後，按照慣例進行談判。締結了類似停戰協定的條約後，進行正式會談。阿爾及利亞的船隻駛入港內，水手登陸，在城裡遊逛，和他們的老相識——過去的俘虜或者過去的老闆——重逢，然後到下等咖啡館或者小酒店去吃飯。這時，市民幫助運輸淡水，向阿爾及爾艦隊提供給養。14大家友好親善，互致良好的祝願。這種友好親善或許可以和在同一條戰壕里作戰的士兵之間的那種兄弟般的感情相比。可以想想，有誰願意在兩種敵對的宗教之間有一塊密不透風的隔板呢？人們來來往往，對國家或者信條形成的邊界漠然置之。他們知道存在著航海和貿易的需要、海上行劫和戰爭提供的偶然的機會、彼此串通的機會或者時機和環境促成的背叛。由此而產生了層出不窮的例如梅勒克·亞薩那樣的險遇。這個改宗伊斯蘭教的拉古薩人於16世紀初在印度又被人找到。那時他正負責防守第烏島對抗葡萄牙人（他占有這個職位好幾年）。15三個西班人的險遇也可作為例證。1581年，一艘來自阿斯特拉罕的英格蘭小輪船在裏海的傑爾賓特收容了這三個西班牙人。這艘英格蘭船由莫斯科公司每兩年或者每三年租用一次。這些西班牙人毫無疑問是背教者，是土耳其軍隊的逃兵，七年前在拉古萊特被俘。16他們的奇怪的故事真是無獨有偶，1586年，英格蘭船「大力神」號把德雷克在西印度釋放的20名土耳其人帶回土耳其。這是在敘述這艘駛往地中海東岸地區的帆船的航行故事的一個插曲中簡短地提到的一個細節。17 17世紀初發生了同樣的險遇。1608年，一個名叫弗朗西斯科·朱里亞奧的人一直被囚禁在里斯本的S.朱里亞奧·達·巴拉的城堡中。他被俘時已經受過洗，18過去統率過在梅林德海岸附近的土耳其帆槳戰船。1611年，波斯人俘虜了在首相穆拉德帕夏的土耳其軍隊里的3名法國人和1名德意志人。上帝才知道這些人是怎樣去土耳其的。當然，不管怎樣，他們總是經過了君士坦丁堡的驛站。此外，波斯人還俘虜了一個出生於賽普勒斯的希臘人。他們全都受到勝利者的寬宥，然後由伊斯法罕的嘉布遣會修士收容。19 最後一個例子是一個名叫康斯坦丁·費爾貢的希臘冒險者在17世紀行將結束之際的命運。這個人生於凱法利尼亞島，自稱是某個威尼斯貴族的兒子，後來深受暹羅國王寵信，在暹羅「一切都由他經管……」20 文化財產怎樣旅行 人旅行，文化財產也旅行。既有日常的旅行，也有最料想不到的旅行。文化財產隨著旅客的不斷流動，某年被某些旅客帶到這裡，下一年或者一個世紀之後又被其他旅客從這裡帶走。這些財產往往由無知的人的手來運輸、拋棄、重新拾起。多瑙河流域各地的第一批用於翻印東正教的虔誠的教理的書籍的印刷機是門的內哥羅的商販16世紀初從威尼斯或者從威尼斯屬地21帶到那些地區去的。1492年被驅趕出西班牙的猶太人在薩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創辦並經營全部該地恰好短缺的貨品的商業。他們開辦五金鋪，22安裝首批使用拉丁字母、希臘字母或者希伯來字母的印刷機（要等到19世紀23才出現首批使用阿拉伯字的印刷機）。他們建立了毛紡廠24和錦緞織造廠，並且據說還製造了首批活動炮架。25這種炮架使蘇里曼大帝的軍隊能夠用野戰炮裝備起來。這是這支軍隊能夠克敵制勝的原因之一。查理八世在義大利1494年作戰時使用的炮架可能是這些炮架的樣品……26 但是，大部分文化財產的轉移是在不知道誰是轉運者的情況下完成的。這些轉移的數量是如此之大，其中一些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而另一些的速度又是如此之慢，它們的方向路線是如此曲折多變，以致在這個什麼也不會留在原處、永遠亂七八糟的巨大貨站上，人們無法辨明方向。如果能夠在這些行李中辨認出一件，就會有一千件無法辨認。在這些無法辨認的行李中，有的地址、標籤短缺；有的有包裝物而無包裝的內容；有的卻又只有包裝內容而無包裝物。當問題在於藝術品時，在於貝葉教堂27的牆角飾時，在於一幅在西奈28重新發現的加泰羅尼亞的畫時，在於在埃及驗明的巴塞羅那的鐵飾或者在於一些16世紀在阿索斯山的修道院，在義大利或者德意志的影響下完成的奇怪的圖畫時，人們想對一切重新加以整理，這還行得通。當問題在於實質性的貨品，例如日常用詞或者地理用詞時，這也還行得通，因為對這些進行檢驗，雖然是不可靠的，但至少是可能的。但是，當問題在於思想、感情、技術時，什麼樣的錯誤都可能產生。我們難道會認為16世紀的西班牙的神秘主義能夠通過像雷蒙·呂爾的折衷主義的思想那樣的假設的中介29追溯到伊斯蘭教泛神論的神秘主義嗎？我們難道會認為西方的韻腳來自西班牙的信奉伊斯蘭教的詩人嗎？30我們難道會認為武功歌的內容（這是可能的）借自伊斯蘭教嗎？讓我們既要提防那些把行李辨認得過分清楚的人（例如認為我們的行吟詩人使用的詞來自阿拉伯的人），31也要提防那些出於對抗，當人、思想、生活的藝術、信仰、愛的方式等等正在地中海進行交換的時候，把一種文化和另外一種文化之間的互相仿效、借取的事物統統都加以否定的人。 呂西安·費弗爾32在一篇消遣自娛、引人入勝的文章里，想像了希羅多德如果今天舊地重遊，對在我們看來構成地中海國家特徵的植物群會感到多麼驚訝。這種植物群中有：阿拉伯人從遠東輸入的橘樹、檸檬樹、橘子樹，來自美洲的仙人掌，來自澳大利亞的桉樹（這種樹征服了葡萄牙和敘利亞之間的整個地域。現在，飛行員說，能夠根據桉樹樹林辨認出克里特島），來自波斯的柏樹，可能從秘魯移植來的西紅柿，來自圭亞那的辣椒，來自墨西哥的玉米，「阿拉伯人帶來的恩惠」——大米，來自伊朗的原來是「中國山區居民後來變成伊朗山區居民」的桃樹、菜豆和馬鈴薯，柏柏爾的無花果樹、菸草……這張表既不完全，也沒有完結。關於原系埃及土產，33後來又離開埃及漂洋過海的棉花的遷移情況，可以辟出整整一章來加以敘述。一項示明玉米這種原產於美洲的作物怎樣於16世紀來到地中海的研究，也會受到人們歡迎。18世紀伊尼亞奇奧·德·阿索錯誤地假設玉米是有兩個來源的植物。他認為，這種植物毫無疑問來自新世界，但在12世紀也經過阿拉伯人之手來自東印度群島。34咖啡樹1550年就已經存在於埃及。至於咖啡，它在將近15世紀中葉到達東方。非洲某些部落的人吃烤咖啡種子。咖啡作為飲料從這個時期起在埃及和敘利亞為人所知。1556年在阿拉伯的麥加禁止飲用這種伊斯蘭教苦行僧的飲料。將近1550年，咖啡傳到君士坦丁堡。1580年，威尼斯人把它輸入義大利。在1640年和1660年之間，它傳入英國。在法國，它1646年首先在馬賽出現。以後，將近1670年，它在宮廷出現。35至於菸草，它從聖多明各傳到西班牙。1559年，甚至可能早在1556年，這種「美味的菸草」隨同特韋特經過葡萄牙到達法國。361561年，尼科從里斯本把菸草粉寄送給卡特琳·德·梅迪奇治療偏頭痛。37這種寶貴的植物很快就越過地中海的空間。將近1605年，它抵達印度。38在穆斯林國家它經常遭到禁止。但是，1664年，塔韋尼埃看見索非自己也在抽菸斗。39 這張小趣事表還可以延長。小亞細亞的懸鈴木16世紀在義大利出現。40稻米的種植16世紀也引進尼斯地區和普羅旺斯沿海地區。41在我國叫作「羅馬萵苣」的萵苣，是由一個名叫拉伯雷的旅客帶到法國的。我們經常引用他的書信的那個布斯拜克從安德里諾普爾帶回第一批丁香。這些丁香在維也納借風力之助長遍該地的整個田野。進一步的驗證並不會對已經清楚明白的事物增添什麼東西。這一已經清楚明白的事物就是地中海各種文明的混合攪拌的巨大程度和廣闊範圍，這種混合攪拌現象因這個混合地區的文明的組群從一開始起就種類繁多而產生更多的重大後果。在一個地區，這些文明的組群由於以或長或短的時間間隔互相交換和互相借用，往往清楚明顯。而在另一個地區，它們混在一起，特別嘈雜擁擠。這些嘈雜擁擠的景象，令人想起那些東方的港口。正如我們的浪漫主義作家向我們描繪的那樣，這是一個各種民族、各種宗教、各種類型的人以及地中海世界所能包含的頭飾、時裝、烹飪、風俗等方面的各種事物的聚集場所。 泰奧菲爾·戈蒂埃在其所著《君士坦丁堡旅行記》一書中細緻地描繪了每個中途停靠港的這種大規模的假面舞會的景象。最初讀者還分享他的這種消遣自娛之樂。之後，讀者無意之中突然發現自己閱讀這本書時會跳過書中必然會有的描寫，因為這種描寫總是千篇一律、陳腔濫調。到處是同樣的希臘人、同樣的亞美尼亞人、同樣的黎凡特人、同樣的猶太人、同樣的土耳其人、同樣的義大利人……當人們仔細觀看熱那亞、阿爾及爾、巴塞羅那和亞歷山大等的港口區的雖然不那麼生動但仍然活生生的景象時，便會有個文明顯然不鞏固的印象。但是，歷史學家如果想弄清楚這個錯綜複雜的現象，就最容易弄錯事實，產生迷誤。歷史學家認為薩拉班舞是古老傳統的西班牙舞蹈。他們接著又發現這種舞蹈在塞萬提斯42時代才剛剛出現。他們把捕金槍魚想像為熱那亞水手、那不勒斯人、馬賽人或者科西嘉海角的漁民特有的勞作活動。事實上，阿拉伯人也捕這種魚，並在將近10世紀時把這種勞作活動傳給別的民族。43總之，歷史學家幾乎準備遵循加布里埃爾·奧迪西奧的觀點，44認為真正的地中海種族是居住在混雜的、有世界性的港口內的種族（現在只舉出其中的大港：威尼斯、阿爾及爾、里窩那、馬賽、薩洛尼卡、亞歷山大、巴塞羅那、君士坦丁堡），是一個把所有的種族合併為單一種族的種族。但是，這難道不是一種荒誕不經之談嗎？混合本身就必須以成分的多樣性為前提。混雜現象就證明並不是一切都融合在一個單一的群體中，就證明存在著各不相同的成分，就證明當人們遠離這些各不相同的成分隨意混雜交錯在其中的龐大中心時，人們就重新發現這些成分是孤立的、可以辨認出來的。 傳播和拒不借用 除了能夠把自己的貨品輸出到遠方、能夠發揚光大的文明之外，不存在任何別的文明。一種不輸出人、不輸出思想或者生活方式的文明，是不可想像的。曾經有過一種阿拉伯文明，它的重要性和衰退已經為人所知。曾經有過一種希臘文明，它至少保住了自己的本體。16世紀存在過一種拉丁文明（我不再稱之為基督教文明）。在與海進行鬥爭時，這種文明是所有文明中抵抗力最強的文明。它光芒四射，越過地中海的空間，向前移動，並且通過地中海向歐洲的深處，向大西洋和海外移動。這種歷時達幾個世紀之久的傳播，也是造船能手義大利人即將傳授給葡萄牙，並且一直傳授給波羅的海地區的造船技藝的傳播，也是義大利人最先獲得然後示範傳授的絲織技藝的傳播，也是威尼斯人、熱那亞人和佛羅倫薩人等經商年代久遠的商人先於北歐人很久就創立出來的會計技術的傳播。這種傳播也是義大利和地中海的女兒——人們能夠了解它在歐洲的發展的各個階段的文藝復興——的巨大反響的傳播。 對於一種文明來說，活著就是既能給予又能收受和借用。借用是一項艱難的任務，想借用的人不能都像師傅那樣得心應手地使用採用的工具。地中海文明的重大借用之一，毫無疑問是由德意志師傅傳入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直到果阿的印刷術。 一種文明有時拒絕借用。它反對某些聯合。它在交換者向它提供的交換物中進行選擇（如果沒有警惕，或者更簡單地說，如果沒有脾性和傾向的不相容性以及口味愛好的不相容性，交換者往往會把這些交換物全部強加給它）。從這些現象中也可辨認出這是一種偉大的文明來。只有烏托邦主義者（16世紀有一些例如紀堯姆·波斯特爾這樣的可敬的烏托邦主義者）才會夢想把各種宗教合為一體。在構成每種文明——這是財富、力量和制度的合成物——中，宗教正好是最屬於個人的和最具有抵抗性的東西。把各種宗教部分地混合在一起，把某種思想從一種宗教移植到另外一種宗教里，甚至在必要時把一種宗教的某一教義或者儀式移植到另外一種宗教里，這是可能的。但這同把它們混合為一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拒絕借用嗎？16世紀提供了這方面最光輝的範例之一。百年戰爭甫告結束，天主教就經受了宗教狂熱的浪潮的衝擊。在這些狂濤巨浪的猛烈衝擊下，它像一株樹皮爆裂的樹那樣折斷碎裂了。在北歐，宗教改革運動席捲德意志、波蘭、匈牙利、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英格蘭和蘇格蘭。在南歐，在傳統上被稱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運動的這場運動和很多人稱之為巴羅克文明的文明發展興盛起來。 當然，始終存在著一個北歐地區和一個地中海地區。這是兩個用繩索捆綁在一起，但因各自有自己的天空、自己的中心，以及從宗教上講，各自有自己的靈魂，因而判然有別的世界。這是因為在地中海地區人們用這樣一種方式表達宗教感情：這種方式正如它過去曾經使蒙田在義大利45或者聖古阿爾大使在西班牙46感到震驚不快一樣，正如它過去被耶穌會會士或者窮人的耶穌會會士亦即嘉布遣會修士，把它傳入西歐時曾經使整個西歐感到震驚不快一樣，今天仍然使北歐人震驚不快。甚至在像弗朗什—孔泰這樣的深皈天主教的地區，苦修修士的儀式行列、新的彌撒和祈禱活動、南歐的虔敬行為中的色情的、富於戲劇色彩的以及對法國人的口味來說超過限度的事物，都使很多冷靜審慎、明哲理智的人大為憤懣。47 儘管如此，新教仍然把幾個銳利的尖頭推入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地區，48推入中央高原，推入法國的阿爾卑斯山地區，推入貝亞恩的庇里牛斯山地區。然而，它最後卻在地中海地區的邊境處處遭到失敗。拉丁文明在經過猶豫不決和使它的拒絕變為更加具有特徵的猛進之後，對「山的彼側」的宗教改革回答了一個「不」字。如果說路德教派的某些思想觀點或者後來的加爾文教派的某些思想觀點能夠在西班牙和義大利爭取到一些信徒的話，這些思想觀點也只不過能使個別人或者個別狹小的團體感到興趣而已。這些人幾乎總是已經長期生活在國外的人：教士、大學生、書商、小手工業者以及把禁書藏在貨物包裡帶回國內的商人，或者是（馬塞爾·巴塔榮在他的《伊拉斯謨與西班牙》一書中提到）把自己的信仰的根深深扎進自己的那塊土地里的人。這塊土地他們不借自任何人。這塊土地就是伊拉斯謨信徒在西班牙、瓦爾德信徒在義大利耕耘的土地。 宗教改革在庇里牛斯山脈和阿爾卑斯山脈以南的失敗，難道像人們經常所說的那樣是政治問題，是統治問題，是精心組織策劃的鎮壓產生的後果嗎？誰也不會低估有計劃的、長期的迫害的影響。因阿爾貝公爵和他的繼承者使用冷酷無情的嚴厲手段而大部分再度天主教化的荷蘭的例子，必要時將會使我們免犯這種低估的錯誤。但是，我們也不要高估西班牙的和義大利的「異端」的影響。實際上，我們不能把它們比作北歐的各次聲勢浩大的運動。這裡只提出這樣一個區別來：新教在地中海並沒有深深觸及民眾。新教是精英人物發動和進行的一場運動，而且，在西班牙，這次宗教改革往往在教會內部進行。西班牙的伊拉斯謨信徒也好，那不勒斯的瓦爾德信徒小派別也好，都不比法國的納瓦爾的瑪格麗特的小派別更企圖同天主教會決裂。 義大利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像埃馬紐埃爾·羅馬卡納基所說的那樣，「不是一場真正的宗教叛亂」，它之所以仍然「謙恭、沉思、對教皇毫無侵犯性」，它之所以反對暴力，49那是因為它大大超過一次「宗教改革」，是一次基督教的復興。「改革」這個詞是不適當的。危險或者勉勉強強稱得上是危險的危險，只在皮埃蒙特由於沃多瓦派教徒50的緣故發生過（但是皮埃蒙特是義大利嗎？），只在弗拉拉的勒內·德·弗朗斯的宮廷中發生過，只在那裡的最富有的絲綢製造商從1525年起51就歡迎宗教改革的盧卡發生過；只在將近同一時期在那裡召開過幾次大會52的克雷莫納發生過，只在殷勤接待北歐人、將近1529年方濟各會修士或者奧古斯丁教派僧侶在那裡建立了包含相當多手工業者的小組的威尼斯發生過。53在義大利的別的地方，宗教改革是個人的事。它的歷史是一部收有「錫耶納人」奧基諾的醜聞之類材料的歷史。目睹這位先生1547年54抵達英格蘭的德·塞爾韋指出，這位昔日義大利的大名鼎鼎、口若懸河的天主教的講道者，今天在英格蘭已經改而信奉、依從「德意志人的新觀點」了。其次，進行改革的往往是巡遊牧師。55這些人只不過路過某地，在途中撒播改革的種子而已。種子發芽後，莊稼長勢很差。進行改革的還是一些離群索居的人、沉思冥想的人、命運頗不尋常的人。在從事改革的人中，有翁布里亞人巴爾托洛梅奧·巴爾托喬56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物。這個人在日內瓦開店經商，在一次去熱那亞旅行時被捕，後被解送羅馬宗教法庭並於1569年被處以火刑。從事改革的還有像於1600年57在坎波—德爾費奧里被處以火刑的季奧爾達諾·布魯諾58那樣卓越的被害者。 最後，讓我們不要根據天主教的和教廷的焦急不安來判斷新教在義大利形成的危險。這種焦急不安的情緒易於誇大這種危險。這種情緒是如此強烈，以致1568年夏天人們擔心法國的胡格諾派教徒會南下義大利。據說，這些胡格諾派教徒將會發現義大利半島的內部已經被折磨得到了危險的程度。59根據這種焦急不安的情緒來判斷，就等於根據貢扎洛·德·伊列斯卡斯、帕拉莫、略倫特、卡斯特羅或者J.馬克·克里等人60的著作來判斷新教在西班牙形成的危險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功勞或者罪行。 西班牙的宗教改革（如果確有宗教改革的話）局限於兩個地點：塞維利亞和巴利亞多利德。1557—1558年鎮壓過後，宗教改革是一些孤立的個別事件。進行改革的往往是些普通瘋子，例如埃爾南德斯·迪亞斯這樣的人。摩勒納山的牧人對他談過塞維利亞的新教徒。他記住了這些牧人對他談的那些足以使托萊多的宗教裁判所於1563年逮捕他的內容。61再者，他是個感到滿足的瘋子。他很高興在獄中吃肉比在家裡吃得還多。幾個真正的西班牙新教徒走遍全歐，不斷遷徙，從一個避難處到另一個避難處。著名的米歇爾·塞爾維和1578年在日內瓦「研究教派」並因可能準備來西班牙講道傳教或者可能準備向印度運送宣傳書籍而被人向胡安·德·韋爾加斯·梅克西亞大使告發的大約12名流放者就是這樣的人。62 西班牙當局的確厭惡並且密謀打擊這些步入歧途的孩子。宗教裁判所同他們進行鬥爭，頗得民心。它對米歇爾·塞爾維進行缺席審判之後，緊接著又予以熱情關懷。這件事事關國家民族的榮譽。63當1546年阿隆索·迪亞斯在多瑙河沿岸的諾伊堡命令他的一個僕役處決他自己的那個玷辱了他的家族和整個西班牙的兄弟胡安時，正是同樣一種感情在驅使他。64因此，怎樣來談西班牙的宗教改革呢?談論這個問題,差不多就像人們就聖布萊士城的那個在1540年表示既不相信有地獄也不相信有天堂的異教徒弗朗西斯科·扎科的事,籠統地談拉古薩的宗教一樣,或者像談根據拉古薩的歷史學家拉齊的繼承人的看法曾經在1570年出現過的「新教的傾向」一樣。65因此，這樣談是不現實的。這已經不再是普通療法，而是順勢療法了。 一個名叫德利奧·康蒂莫里66的歷史學家尋思：到目前為止，人們研究義大利宗教改革的歷史都是通過研究人物傳記的細節來進行的；這部歷史當它根據法國和德國的模式被重新置於它萌芽的社會環境中時，是否會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當然是這樣。很久以前，愛德加·基內67曾經作過與此相同的思考。不過，如果問題被作為一個文化問題提出來探討論述，它就會更加清楚明白了。義大利拒絕接受宗教改革，這同西班牙拒絕接受宗教改革相類似。這種拒絕在人種志的意義上難道不就是拒絕借用嗎（這種借用正是文明的主要特徵）？其所以拒絕借用，並不是因為義大利像好多膚淺的觀察家所發現的那樣，是「不信教的」，而是因為在義大利和在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的邊緣地區，在天主教的老樹上上升的液汁結出的是義大利的花和果，而不是德意志的花和果。被人稱為反宗教改革的（如果人們願意這樣認為的話），正是它的宗教改革。人們注意到南歐國家被閱讀《舊約全書》這種活動吸引的程度低於北歐國家。68南歐國家與北歐國家不同，沒有被16世紀行將結束之際從德意志一直漫溢到阿爾卑斯山和西班牙北部的那股巫術的巨浪淹沒。69或許由於一種隱藏著的古老的多神教的緣故，地中海的基督教徒甚至在他們的迷信活動中也喜愛對聖徒的崇拜。當外界的攻擊趨於激烈時，對聖徒和對聖母的虔信更熱烈起來。這種現象難道是偶然的嗎？把這件事看成羅馬或耶穌會教士的花招陰謀，純系虛妄不實之見。在西班牙是天主教加爾默羅會白衣修士傳播對聖約瑟夫的崇拜。《玫瑰經》的民眾團體到處支持、讚揚對聖母的熱烈崇拜。季奧瓦尼·米克羅這個那不勒斯異端分子就是人證。1564年，他宣布拋棄對大量宗教事務，其中包括對聖徒和聖物的信仰，但繼續信仰聖母。70這件事甚至就發生在西班牙完成了為自己製造光輝的和好鬥的聖徒：聖徒喬治、聖徒雅克71的時刻。另外一些聖徒隨之而來：聖徒埃米利安、聖徒塞巴斯蒂安和那個名聲一直遠揚到加泰羅尼亞的農民聖徒伊西德羅。72 因此，當時的拒絕借用是蓄意的、斷然的。關於宗教改革，有人說：「這次改革闖進了中世紀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神學領域，正如野蠻的日耳曼人闖進了希臘羅馬的文化一樣。」73不管怎樣，拉丁海海邊的羅馬帝國剩下的事物，在16世紀比在5世紀更有抵抗力。 希臘文明曾經殘存下來嗎？ 希臘文明本身並沒有在這個時代死亡。證據就是它也能夠同樣斷然「拒絕借用」。雖然在15世紀它已氣息奄奄、瀕臨死亡，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已受到死亡的威脅，但仍然拒絕與拉丁教派結合。16世紀，問題再度提出。它仍然同樣堅決拒絕借用。不幸得很，我們對這個時期的東正教國家了解之差並不亞於對這個時期的土耳其的了解。一系列奇怪的文獻資料（發現於威尼斯並由拉曼斯基發表於他那內容十分充實的文集中）在好多年以後仍然等待某個歷史學家去解析闡明它的含義。這一系列文章說明了16世紀的希臘人面對羅馬的天主教時的奇怪的處境。74 1570年，一個希臘人——一個乾地亞的或者摩里亞的紳士，向威尼斯作了好幾個長篇報告。他主動效勞，進行解釋。他說，對希臘的幾個邦國來說，進行叛亂，起來反對土耳其的時刻已經來到。這場叛亂只能依靠基督教世界，特別是依靠威尼斯。不過，基督教世界必須預先了解希臘人。然而，基督教世界從來沒有這樣做過。希臘主教們曾經不得不忍受多少愚蠢的欺侮和凌辱啊！天主教教士在威尼斯的所有屬地上始終對希臘主教們採取輕蔑的態度。這些天主教教士往往只力求用武力把他們從「迷誤」中解救出來，禁止或者強加某種宗教儀式，企圖禁止在教堂里使用希臘語。然而，這些希臘人寧願投向土耳其人而不向天主教屈服。他們的確這樣行事。他們幾乎始終同土耳其人結成聯盟來反對威尼斯人，反對地中海西部的海上行劫者。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土耳其人通常寬宏大量，他們從不企圖使別人改變宗教信仰，從不阻礙從事東正教的宗教活動。在一般情況下，希臘教士就這樣置身於威尼斯的，以及總的說來，西方人的最頑固的敵人之列。每當反對君士坦丁堡的主人的叛亂在醞釀的時刻，希臘教會的成員總是居中調停，使人們恢復冷靜，並且向大家解釋，希臘民族的繼續存在有賴於這種冷靜。 我們的消息資料提供者繼續寫道，今天，之所以有人準備舉起叛亂的旗幟，是因為自從將近1570年以來，一股不容忍異教的浪潮開始淹沒土耳其的各個地區；一些教堂遭到劫掠；一些寺院遭到焚毀；一些神甫受到凌辱……對威尼斯來說，採取行動的時刻已經來到。但是，它只有一條通向成功之路：同東正教的大主教和平相處；向他們保證，天主教教士將奉命將來絕不使希臘教士感到絲毫不安。一個與威尼斯有商務關係的人還自告奮勇，居中斡旋，但他堅持要了解威尼斯是否真的準備信守自己的諾言以及在什麼情況之下勝利在他看來是有保證的。75 只要讀讀拉曼斯基的文集所收集的與過分熱心積極的威尼斯神甫或者僧侶在乾地亞或者在賽普勒斯煽起的大量事件有關的文獻資料，就會相信希臘教會所表達的抱怨不滿的情況確有其事。人們可以明白乾地亞人和希臘群島的其他希臘人被西方指控同別人勾結並且「叛變」到底是怎麼回事。信奉東正教的希臘人往往憎恨天主教徒，他們因此常被指控背叛天主教徒。但是，顯然還有另外的原因，例如：一個從他受僱的土耳其船在希臘港口登岸的希臘水手在陸上探望他的家人時，會從家人那裡了解到所有可能得到的關於剛剛駛過的威尼斯艦隊的詳情細節，或者關於前一天在中途停泊港停留的地中海西部海上行劫者的詳情細節，他也會向人講述這些詳情細節。即使這艘土耳其船是海盜船，停泊港是威尼斯的屬地，情況也是這樣。（正如情況經常是這樣的一樣。）但是，根本的理由還是把拉丁文明同東正教文明分開的那種敵意。 永存的事物和文化邊界 事實上，在改變、掀翻或者搞亂各種文明的那些變化之外，還顯現出一些令人驚奇的永存的事物。作為個人的人能夠背叛文明，但是文明仍然鉤掛在幾個固定的、幾乎經久不變的點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下去。 J.茨維傑奇在思考山形成的障礙時說，山對人種的滲入進行的對抗，「小於對產生於人類活動的運動和對文明的潮流進行的對抗。」76這種思想經過正確的解釋和可能的修改後，似乎是正確的。對作為單個人的人來說，一切逾越、攀登、探索和一切轉移都是准許的。當他是一個單個的人，用他自己的名義進行活動的時候，什麼也阻擋不了他，阻擋不了他本人和他搬運的貨品，不管這些物品是物質的或者精神的。如果是一個組，是一個社會群體，移動就變得困難起來。一種文明不能同它的全部家什財物一起遷移。個人在越過邊界時就會感到身處異域、陌生而且不習慣。他於是「背叛」他的文明，把文明拋在身後。 這是因為這種文明實際上牢牢地固定在確定的地理區域內，而這個地理區域又是這種文明的實在性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一種文明在成為它的藝術的各種表現共有的（尼采把藝術看成是文明的主要真實，可能是因為尼采和他的同代人使真實成了質量的同義詞）同一性之前，在根本上存在於一個由人和歷史構成的地理區域裡。因此，存在著文化邊界，存在著異常持久的文化區域。世界上的任何異種雜交都不能夠改變這些邊界和區域。 因此，地中海被文化邊界——主要的文化邊界和次要的文化邊界——切割開來。這些邊界全都是無法癒合的但又起著作用的傷痕。J.茨維傑奇在巴爾幹這一大片地區辨識出三個文化地區。77在西班牙誰會對貫穿托萊多的緯線的兩側的鮮明對比不敏感呢？這個半島的心臟——一個混合體——就在托萊多。在北面是半獨立的小農和隱居在自己的外省小城市裡的貴族的貧困的、艱苦的西班牙；朝南是開發墾殖的移民地，這是平時人們願意看到的唯一的西班牙。這是基督教徒在那裡發現了精巧的深耕細作的農業、有組織的大莊園、大批勤勞的農民和大量代代相傳的遺產的西班牙。基督教徒沒有破壞這些遺產。 在地中海地區的邊緣和心臟地帶，呈現出更加宏偉壯觀的景象。地中海世界最主要的邊境，仍然是羅馬帝國在歐洲的古老的邊界線，即沿萊茵河和多瑙河的那條線。這條線將是16世紀天主教復興的前進線。這條線是新的羅馬帝國長城。沿著這條線將會出現耶穌會會士的團體和他們的那些門窗有大括號形裝飾的教堂的圓頂。羅馬和宗教改革運動之間的分裂正好沿著這道古老的傷痕產生。這就是比國與國之間的爭端更給予萊茵河邊境以「莊嚴」78的性質的事物。16世紀的法國夾在羅馬的這條前進線和新教的推進抵達得最遠的庇里牛斯山線之間。被兩方撕裂為二的法國將再一次承受它的地理位置帶來的後果。 但是，地中海的各個國家最奇怪的傷痕是東西方之間，在我們已經提到的海上障礙之外的一道無法移除的障礙。這道永恆的障礙蜿蜒於薩格勒布和貝爾格勒之間，在位於德林河河口的勒什（阿勒西奧）以及達爾馬提亞海岸和阿爾巴尼亞海岸的連接處79那裡，從亞得里亞海岸中經內舒斯、雷米西亞納和拉蒂亞拉等古城直抵多瑙河。80迪納拉阿爾卑斯山的整個大片地區，從被羅馬帝國西部控制的、寬闊的高地山谷通向那裡的潘諾尼亞平原起81到海岸的邊緣和朝向義大利的海島止，都已經拉丁化了。韋利亞島上講拉丁方言的最後一個家族（還有一些島嶼呢！）已經在20世紀的頭十年絕滅了。82在克羅埃西亞，一種仍然是義大利模式的生活藝術83今天還和很多其他遺產混合在一起。這種藝術永遠流傳、延續。毫無疑問，這種義大利模式是一種很古老的義大利模式。 第二道文化邊界的一個例子：伊弗里基亞 一個比較不突出的例子，即文化的再分的例子，值得我們注意。我們不要忘記這一點：地中海的三大文明——拉丁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希臘世界文明——事實上是亞文化群，是被共同的命運結合在一起的各不相同的獨立自主的文化家族的並列。在北非，沒有一個文化家族的界限比古老的非洲的城市國家——阿拉伯的伊弗里基亞（今天的突尼西亞）——的界限劃定得更加清楚了。 大自然打下了它的基礎。突尼西亞平原北、東兩面濱海。這塊平原朝南向撒哈拉大大敞開門戶。它把撒哈拉的蒿屬植物和細莖針茅構成的景色加以延伸。它也收納撒哈拉的城市盡其所能試圖馴化的流浪的、遊牧的和散亂的部落。它在西面的自然背景是獨特的。這就是：在突尼西亞乾燥和炎熱的平原上展現出一系列難於進入的、險惡的和起伏不平的地面84：丘陵、高原和小山脈。然後，群山一直通向昔日的努米迪，通向今天寒冷的君士坦丁堡地區。85這個地區使旅客回想起西西里中部、多山的安達盧西亞或者撒丁島的內地。 突尼西亞和中馬格里布之間的群山起伏的連接地帶大致上位於從塔庫什角出發，中經克皮爾河、舍里夫河、艾因·貝達、塔夫朗特山及岡蒂亞的這條線的沿線地區。夏爾·蒙希古爾樂於描述這片寬大的連接地帶的兩側的變化：這裡，朝西是鸛鳥、梣木、榆樹、呼嘯著高山風暴的天空下的褐色粗瓦屋頂；那裡，朝東是台階形的屋頂、古巴斯注40的白色圓屋頂。這些景物顯示出連接突尼西亞城市和東方城市（例如開羅或者貝魯特等城市的兄弟情誼）。「凱魯萬隻不過是個巨大的白色立方體……它和君士坦丁堡形成鮮明的對照。」君士坦丁堡在不止一個方面還是個房屋質樸而灰暗的山區居民的大村莊。86歷史表明：伊弗里基亞在古代和當代都使這條線成了它的界限、它的西方邊境。這個邊境由障礙構成。這些障礙有時防止，有時勉強放進，但始終阻礙帝國主義對這塊風光明媚和誘人的平原進行的冒險。87 這個寬廣和質樸的地區朝西對突尼西亞精巧的文化形成了一道屏障。16世紀南下突尼西亞的君士坦丁堡商人88在找到有台階的白色房屋和陽光燦爛的城市的同時，找到一個富有的、與東方密切溝通的、定期與亞歷山大和君士坦丁堡通商的國家。這是一個治理有方、文明開化、阿拉伯語在城鄉都占主導地位的國家。 在同一時期，中部馬格里布，一直到特萊姆森（這既是一座摩洛哥城市，也是一座撒哈拉城市），未開化的程度簡直令人吃驚。阿爾及爾後來在一個沒有任何文明酵母的、未經開發的、居住著牽駱駝的人、綿羊牧人和山羊牧人的地方成長起來。相反，近東地區卻具有古老的傳統。突尼西亞國王穆萊·哈桑是最後幾個哈弗西德家族的成員中的一個。他被兒子罷黜並弄瞎失明之後，於1540年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避居。他給會見過他的人留下這樣的印象：這是一個傑出的君主，喜愛美好的事物，是香料和哲學方面的行家。他的同代人班德洛對我們說，89這是一個「阿威羅伊派學者」，一個哲學家君主，一個即使在馬格里布，甚至在暴發戶和粗野的冒險家的城市阿爾及爾也永遠找不到的君主。……突尼西亞對先在1534年，然後在1569年暫時居留該城，最後從1574年起永久居留該城的土耳其人的厭惡，是一個古老的、虔誠的、管理良好和文明開化的城市對蠻族表現出來的憎惡憤慨。這一點是肯定無疑的。 一種文明的最根本的實在性，就是強使這種文明像植物那樣生長，強加給它限制（有時甚至是嚴格的限制）的地理空間。除了這一點外，還能得出什麼結論嗎？各種文明就是一些地理空間、一些地帶，而且不僅僅是人種志學者在談到一種雙刃戰斧的地帶或者一種羽箭的地帶時所理解的那種地理空間和地帶。這是一種迫使人並且無止境地受人影響的地理空間。事實上，「突尼西亞」的例子難道是一種平原合成體和與之性質迥然不同的山區合成體之間的對抗之外的什麼別的事物嗎？ 交流和轉移的緩慢速度 固定在土地上的文明的抵抗力，說明某些發展演變為什麼特別緩慢。文明儘管具有明顯的可變性，但要經過很長的時期，經過不明顯的發展演變過程（儘管有表面上的破裂）之後才會發生變化。光線似乎是從遙遠的星球經過中繼，經過長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暫時停頓，照射到文明上來，從中國到地中海，從地中海到中國，或者從印度，從波斯到內海的傳播情況就是這樣。 誰能夠說出印度數字，即所謂的阿拉伯數字，從它的祖國經由敘利亞和阿拉伯世界的中繼站，即北非或者西班牙，到達地中海西部地區花了多少時間呢90？誰能夠說出，這些印度數字戰勝被認為更難弄錯的羅馬數字又花了多少時間呢？1299年阿爾特·迪·卡里馬拉同業公會禁止在佛羅倫薩使用這些數字。1520年，「新數字」又在弗里堡遭到禁用。直到16世紀末它才在安特衛普使用。91誰能夠說出那些源出於印度或者波斯，被希臘寓言和拉丁寓言（拉封丹後來從這兩種寓言中吸取創作素材）收入的寓言的流傳經過呢？這些寓言今天在大西洋的茅利塔尼亞還生機勃發，不斷盛開鮮花。誰能夠說出17世紀中國鍾變成基督教的鐘並被置放在教堂的高頂之上花了多少時間呢？92根據某些人的說法，這要等到鐘樓這種建築從小亞細亞傳到西方之後。紙的旅程也同樣漫長而緩慢。公元105年，紙在中國發明。在中國，紙用植物製造。93造紙的秘訣據說是公元751年在撒馬爾罕由中國戰俘泄露出來的。在這之後，阿拉伯人可能用破布代替植物作為造紙的原料。布製紙大概從公元794年起在巴格達開始了它的歷程。94它可能從那裡慢慢傳遍穆斯林世界的其餘地區。在11世紀人們注意到它在阿拉伯95和西班牙出現。但是，薩蒂瓦的第一家造紙廠（今天在巴倫西亞的聖菲利普）大概不會創建於12世紀中葉以前。96布製紙11世紀使用於希臘97，將近1350年，它在西方取代了羊皮。98 我已經根據G.I.布拉蒂亞努99的著作指出，將近1340年，法國服裝突然發生變化。十字軍參加者的飄動長袍被男式短緊身上衣取代。穿這種上衣的人同時還穿緊身短褲和尖頭鞋作為補充。所有這些時新的服飾同山羊鬍子和特雷森托的西班牙式鬍子一道從加泰羅尼亞傳入。實際上它們都來自更遠的地區，由加泰羅尼亞人從他們經常去的地中海東部地區傳入。而這些地區又是從保加利亞人甚至從西伯利亞人那裡得到這些時新服飾的。至於這個時期婦女的服裝，特別是尖角形頭飾，它們來自近處賽普勒斯的呂西尼安宮廷。這個宮廷在很久以前又從遙遠的唐代的中國傳入這些頭飾…… 完成這樣一些旅行，然後使新事物固定下來紮根、長莖，需要長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時間。相反，文明的古老的根株卻仍然牢固得令人驚奇並且有抵抗力。E.-F.戈蒂埃一反專家們的看法，100堅持認為伊斯蘭教徒在北非和西班牙重新發現了古老的布匿人文明的基礎，而且這些基礎為伊斯蘭教在北非和西班牙的推進和入侵開闢了道路。在我看來，他這樣說，是仍然停留在假說所允許的範圍內。在地中海地區及其周圍難道沒有古代的殘餘，沒有古代文化的湧泉嗎？亞歷山大和安蒂奧希等早期基督教世界的宗教中心的教義的影響，16世紀還殘存在阿比西尼亞的基督教徒中和聶斯脫利派的基督教徒中。根據埃德里西的看法，12世紀，拉丁語在北非的加夫薩還有人講。只是在1159年，即比伊斯蘭教的征服晚4到5個世紀，由於阿布達爾穆明的迫害，當地最後一批基督教團體會社才從北非消失。101但是，伊本·赫爾東仍然指出，晚到14世紀，在同一個北非有「偶像崇拜者」102。讓·塞爾維埃1962年在卡比利亞的蘇馬姆山谷和在別處進行的人種學方面的調查，也強調伊斯蘭教是晚在1000年後傳入非洲的。這個伊斯蘭教「不是奧克巴的騎兵帶來的，而是在兩百年後的第9世紀定居在布日伊的什葉派法蒂米特家族帶來的。這是一種被伊朗更加精神化了的伊斯蘭教。它還因一股股入教的潮流而富有起來。它必然會接觸到民眾傳統的神秘的象徵主義」。103此外，這種當今的、很多地方涉及20世紀的、具有強烈的具體現實性的神業，展現出一種民從傳統的、一種世世代代留存下來而且今天仍然活著的基礎宗教的寬闊的景象：沒有神父；每個家長、「每個女主人」都有「主持宗教儀式的能力……這些儀式在塵世上加強了它們所負責照管護衛的人的團體」。104首先，構成這種宗教的特徵的，是對死者和對保護聖徒的崇拜。「當聖徒奧古斯丁高呼：『我們的非洲難道不是播滿神聖殉難者的軀體嗎？』時，他就已經承認這些白色的墳墓的存在。這些墳墓是山口和山的永恆不變的、堅定不移的守護者。它們後來變成馬格里布的伊斯蘭教的被人承認的聖徒。」105 我們就這樣從文明的瞭望台眺望，並且應該極目遠眺，眺望到歷史的黑夜，甚至超過這個黑夜。作為一個研究16世紀的歷史的歷史學家，我認為新近創刊的關於史前時期的雜誌《地下》106與我的研究工作有關。這個刊物從事古地中海的、阿爾卑斯山區的和北歐的底層的研究以及其他研究。它在諸如古時對死者的崇拜的復活等問題上，提供了不少資料。文明也是一種遙遠的，而且很遙遠的過去。這個過去堅持要繼續生存下去，要把自己強加於人。對動植物的生境以及對人的農業實踐來說，這種過去和地形、當地的土地、水的供給或者氣候這些顯然重要的事物同等重要。這一點是一個地理學家撰寫的一本受人讚賞的關於普羅旺斯的書確切證實了的。羅貝爾·利韋對「地理遺傳」很感興趣。動植物的生境在這門學科中占首要地位。對羅貝爾·利韋來說，特徵非常突出的普羅旺斯高山地區的生境（常規的解釋，特別是防禦地勢理論，對這些生境的解釋很不充分、十分可笑），毫無疑問是與一種他順便命名為岩石文明的文明相聯繫的。這種文明的基礎和傳統，上溯到在「羅馬人移民定居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古老的地中海傳統」。它在羅馬時期沉睡，接著甦醒，在16世紀的黎明時期活躍起來。當時綿延不絕、彼伏此起的騷亂正使普羅旺斯的居民痛苦不堪，受盡煎熬。107這是一個把我們引離16世紀但並不引離它的真實事物的題目。 我們應該作出什麼結論呢？毫無疑問，作出否定的結論。作結論時，我們不允許自己步其他很多人的後塵，人云亦云，動輒就重複「文明是終究會死亡的」這個老調。終究會死亡的事物，或許是文明的朝開暮謝的曇花，是一個時代的錯綜複雜的和短命的創造，簡而言之，是文明的經濟的勝利和社會的磨難。但是，文明的基礎永存。這些基礎並非堅不可摧，但它們多次比人們想像的牢固得多。它們頂住了無數次被人料想會來臨的死亡。它們龐大的群體經過數世紀的單調轉變，始終巋然不動。 2.文明的搭疊覆蓋 如果我們想從這樣廣闊的歷史景觀返回比較短暫的、迅速地但有意義地變化的、更在人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和更顯示出人的特點的歷史上去，那麼，我們所能進行的最好的工作，就是仔細觀察互相鄰接的兩種文明之間的、勝利的文明（或許自以為勝利的文明）和被征服的文明（它夢想不再被征服）之間的激烈衝突。這些衝突在16世紀的地中海地區時有發生。伊斯蘭教通過它的代理人——土耳其人——攻占了巴爾幹的基督教據點。在西方，西班牙國王統治下的西班牙，把伊斯蘭教在這個半島上的最後一個前哨基地連同格拉納達一起占領。土耳其征服者和西班牙征服者要把這些征服的成果化為什麼呢？ 在東方，土耳其像後來英國人掌握、控制印度那樣，往往用少量人力來掌握、控制巴爾幹。在西方，西班牙人後來無情地壓迫他們的穆斯林臣民。這兩個強國這樣行事，它們服從它們各自的文明的迫切需要的程度，超過人們的想像。基督教世界人口過多，而伊斯蘭世界人力短缺。 巴爾幹東部平原的土耳其人 土耳其伊斯蘭教在巴爾幹遍及、蓋滿被拜占庭文明直接或間接征服、統治的地區。在北方，它控制著多瑙河；在西方，它一方面在達爾馬提亞、拉古薩或者在克羅埃西亞的薩格勒布的周圍地區，觸及拉丁文明區的邊緣；另一方面，它擴展到用J.茨維傑奇的話來說屬於族長文明區的遼闊的多山的邊遠地帶。這種殖民試驗在廣大地區內進行，以後延續達500年之久。難道能夠想像出一個比這個試驗更加廣泛、更富成果的殖民試驗嗎？ 不幸的是，土耳其的過去仍然被人了解得不充分。巴爾幹的歷史學家或者地理學家在判斷土耳其的過去時，沒有始終讓自己受超然獨立、不偏不倚的純粹的科學的考慮指引。即使像茨維傑奇那樣治學嚴謹的人也未能這樣做。如果說哈默和津克森撰寫的通史已經過時的話，那麼，N.約爾加寫的歷史就雜亂無章了。事情還不僅僅止於此。土耳其統治的幾個世紀的歷史受到無緣無故的冷遇，正如過去穆斯林在西班牙統治的幾個世紀的歷史受到這種冷遇一樣。這種情況無法幫助我們把這個至少使我們感到迷惘困惑的世界裡（因為這是一個世界）的事物查看得一清二楚。 然而，低估土耳其的試驗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忽略這股力量傳入整個巴爾幹的事物，也是不可能的。整個巴爾幹被這股力量用來自各地的貨品和財富填得滿滿的。108亞洲的這種風度、氣派和色彩，在巴爾幹各地非常清晰。它們是土耳其伊斯蘭教的傳代物。土耳其伊斯蘭教散布了它自身得自遙遠的東方的貨品和財富。它使城市和農村深刻地東方化。在拉古薩這個天主教島嶼上（人們知道這個島嶼是信奉怎樣一種激烈的天主教教義的島嶼），女人在16世紀還用面紗遮臉，與社會隔絕；未婚夫在結婚前見不到未婚妻。109這些事物並非無關緊要。在狹窄的岬角上登岸的西方旅行者，馬上就會感到這裡開始呈現出另外一個世界來。但是，登上巴爾幹半島的土耳其人自己難道沒有同樣的感覺和印象嗎？ 事實上，在研究土耳其人的影響時，必須把巴爾幹的兩個區域區別開來。第一個區域包括一個被群山攔阻的斯拉夫地區的西部和一個同樣多山的希臘地區的南部。土耳其人對這些地區的有效占領是罕見的。有人曾經堅持認為（看來事實並非不確），迪納拉阿爾卑斯山的各個地區的穆斯林自身也並不是土耳其血統的土耳其人，而是伊斯蘭化了的奴隸。110簡而言之，巴爾幹的整個這個西方集團，看來並沒有被伊斯蘭文明深刻改變。既然這是一整塊多山的地區，對這個地區不大容易受到無論來自何方的「開化性」的入侵這個事實，人們是不會感到驚奇的。至於它的宗教的伊斯蘭化，我們已經特別提到山區的「宗教信仰改變」111的可疑的性質。 相反，土耳其人卻讓很多他們自己的人在東方的色雷斯、魯梅利和保加利亞的遼闊的平原上定居，而且在這些地區厚厚地鋪上一層他們自己的文明。這些地區從多瑙河到愛琴海，向南和北同樣開放。入侵者從兩個方向經過這些地區不斷湧來。如果說土耳其人的努力能夠作為成功或者失敗來加以評價的話，那麼就是在這些被這種努力儘可能征服的土地上對這種努力進行評價。 這種努力在被它征服的土地上，發現一個已經變得具有同一性質的群體，雖然這個群體是由根源不同的種族構成的。最後一批到來的入侵者——保加利亞人、佩切內克人和庫曼人——來自北方。他們在這個群體中已經和更早在那裡定居的色雷斯人、斯拉夫人、希臘人、阿羅穆內人、亞美尼亞人結合在一起。所有這些成分已經相當好地融為一體了。對新到者來說，改信東正教往往是同化的決定性階段。在拜占庭也產生巨大影響的這個地區，人們對此是不會感到驚奇的。這整個地區由受著大平原自身條件的約束的大平原組成。只有羅多皮高原和巴爾幹山脈，特別是斯雷坦雅·戈拉，還保存著過著獨立的山區生活的孤立的小群體。這種生活是巴爾幹傑斯人的生活。巴爾幹傑斯人今天仍然是遷徙和遊牧民族，是保加利亞的最奇特的民族之一。112 在土耳其進行征服期間，某些保加利亞領主逃到庫斯坦迪爾和克拉托沃地區的山區避難地，以便逃脫他們的那些留在平原上的同類所受的那種奴役。他們的同類最後也以繳納貢物為代價，成功地保存了他們過去的特權。113這些避難的領主形成了總的規律的一個小小的例外，因為土耳其進行的征服使平原地區淪於農奴制統治之下，摧毀了一切能夠使保加利亞社會受到保護、得以保存下來的事物，殺死貴族、領主或者把他們流放到亞洲，焚毀教堂，並且還幾乎把西帕伊尼克制度的沉重枷鎖立刻套在這個從事農業耕作的民族的身上。西帕伊尼克即這個民族的服役軍人貴族。這個貴族不久就變成了地主貴族。這個地主貴族騎在這個動物，即耐心、勤勞、對什麼都逆來順受的保加利亞農民的背上，過著舒適的生活。正如他們的同胞對我們描寫的保加利亞農民巴雅·甘傑那樣，保加利亞農民是平原地區的人的典型，是大領主的奴隸，老老實實、規規矩矩、百依百順，幹活幹得精疲力竭，腦子裡想的只是一餐飯。阿勒科·康斯坦丁諾夫把保加利亞農民描繪成粗野的，「野蠻到骨髓」的人。他說：「保加利亞人吃飯時狼吞虎咽，關心的只是吞下肚子的東西。如果有300條狗在他們周圍相打，你咬我我咬你的話，他們也不會撂下飯碗、杯盤。他們額上的汗水簡直要滴落到盤子裡了。」1141917年，一個戰爭通訊員為他們畫了一幅幾乎並不更討人喜歡的肖像：「他們是很好的士兵，遵守紀律，作戰英勇但不魯莽，他們頑強但不熱情。這是一支唯一沒有進行曲的軍隊。士兵們行軍時，頑強、沉默、吃苦耐勞、冷漠、天性殘酷但不暴烈，打仗得勝也不喜形於色。他們從不唱歌。人們從他們的體格和舉止中很快得到一種遲鈍、麻木和笨拙的印象。他們是還沒有製作完全的人。他們似乎可以說不是單個地，而是成批成批地製造出來。他們了解問題遲鈍緩慢，但是勤勞、工作耐心、貪婪、節儉……」115 圖61 1609年巴倫西亞的摩里斯科人和基督教徒 根據T.陳爾帕朗·東吉：《巴倫西亞王國中的摩里斯科人》（載《經濟·社會·文明年鑑》1956年4月—6月）。 這幅圖上的插圖是對巴倫西亞向北的延續部分的描述。這幅特殊的地圖的特別引人注目之處是它顯示出兩種人口的異乎尋常的混合。這一切正如下一幅關於在1565年和1609年之間這個時期的人口的發展演變情況所顯示的那樣，都是在人口在幾乎迅速增長的背景下出現的。 圖62 1565年到1609年巴倫西亞的人口發展演變情況 如果到西方山區的居民中間去搜尋關於平原農民的風趣的評論，這類具有傾向性的貶抑性的話就會成倍增加，這些不公正的描述也會得到補充。在西方，這些農民受人譏諷嘲笑。這是一種自由戰士對這些粗笨的農民的藐視。這些農民穿著縫製粗糙的外衣，呆然木立，生來就慣於集體幹活。他們是始終被禁止有個人主義、奇思怪想和對自由生活的嚮往愛好的人……在北方，羅馬尼亞平原如果不是因遠離土耳其這種地理位置而免於落入土耳其手中的話，如果不是因韃靼遊牧人的侵擾襲擊而保持警惕的話，它也會遭受同樣的奴役。從喀爾巴阡山和特蘭西瓦尼亞的廣闊山區遷移來的酵母特別使當地的生面發了酵…… 這一點是肯定無疑的：在保加利亞農村，土耳其進行征服時甚至並不需要使用武力來使農民低頭屈服。這些農民已經低頭受人奴役，準備服從並且繼續他們的耕作勞動，因為他們一直在耕作勞動。16世紀和17世紀的旅行者，把保加利亞的各個地方描繪成富有之邦。1161595年，帕奧洛·季奧季烏斷言這是土耳其的糧倉。117然而，在這裡比在別處更加兇殘的土匪的蹂躪、領主和國家的敲詐勒索、農民的貧困（當然不是他們的懶惰）以及農民使用的原始工具（他們用小木犁耕作）等因素，使耕地與耕地之間留下大片大片土地荒蕪未耕……大犁只在大莊園中使用。在這些莊園的土地上，根據情況實行粗放耕作或者種植軟粒小麥和硬粒小麥。稻米於15世紀隨同土耳其人到來，在菲利波波利和韃靼·帕扎爾哲克等地種植成功、長勢良好，在卡里布羅德州長勢較差。16世紀保加利亞的稻米產量估計為3,000噸左右。引入馬里查河平原的芝麻以及引入安德里諾普爾、庫斯坦迪爾和色雷斯周圍的馬其頓地區的棉花，都是16世紀土耳其帶來的農作物。118在這類種植的作物之外，還加上少量質量低劣的酒、城郊栽種的蔬菜、119苧蔴、玫瑰花、於斯屈布附近的果園……最後還有另外兩種新農作物——菸草和玉米——在不久以後出現。出現的日期無法確切推定。 這些農作物大多數在大種植園內種植。種植是按照土耳其方式組織起來的（即茨奇弗特利克方式。這是巴爾幹耕作方式中對人來說最艱苦的一種）。這是土耳其大莊園形式改變的結果。農村居民接著經歷了某些曲折變化，遷往平原低處。19世紀，這種大莊園放鬆了它的控制120，移居現象就停止了。這些變化特別導致土耳其人的專制統治。土耳其人依靠的是一種因靠近首都而變得更加苛嚴的行政機構。 在這個紮下了根的、受到強有力的嚴密控制的農村社會的旁邊，幾個團體——其中有瓦拉幾亞人和「阿爾巴納西人」——似乎享有某種程度的獨立。這些團體在尚未開墾的土地上，在搭著暫時性棚房的、與斯拉夫人的固定的永久性村莊迥然不同的村莊裡，121過著一種田園的和半遊牧的農耕生活。但是，亞洲也在通過它的遊牧民族同這些團體會合。這些遊牧民族同它們摻混一起，或者同它們共處。尤魯克人的情況最為清楚。他們越過海峽，定期來占領羅多皮的遼闊富饒的牧場。他們使奇怪的波馬格人皈依了伊斯蘭教。這些波馬格人是受亞洲遊牧生活的巨大浪潮驅卷的貧困的穆斯林化了的保加利亞人。 亞洲似乎對保加利亞的任何角落都不放過，似乎讓它的士兵和駱駝的沉重的腳踏遍保加利亞全境，淹沒了（在少數合作者，特別在放高利貸者，即臭名昭著的向敵人提供關於自己同胞的情況的烏鴉的協助下）一個由於血統，由於根源，由於土地本身的緣故所受的保護差於其他民族的民族。 散發出濃烈的香味的東方異國文明的滲浸，仍然十分明顯。時至今日，情況仍然如此。保加利亞的城市仍然顯示出這種文明的滲浸。在東方式的城市裡，有兩旁立著沒有門窗的牆的狹長的小街小巷，有必然會出現的市場和狹窄的前部裝有木頭排門板的店鋪。店鋪夥計蹲伏在放下的排門上等候顧客。他的旁邊放著「芒加爾」，即在這些被來自東方和北方的夾雪狂風吹打的地區不可缺少的火盆……16世紀，整整一大批小手工業者在這些棚鋪為商隊、鐵匠、小木匠、馱鞍匠和鞍具商勞動。集市的日子，馬和駱駝混在五光十色的服裝、商品和人群中，來到這些棚鋪門前，在白楊樹下的泉水的周圍歇息。在這些人中，有土耳其人，他們是暫時回到自己的領地的茨奇弗特利克的領主；有希臘人，他們從法納爾前往多瑙河各省路過這裡；有香料商或者在阿羅穆內人的沙漠旅行隊中趕馱獸的人以及誰對他們也不會相信的吉卜賽馬販子…… 對保加利亞人來說，生活就是屈服於這些入侵。然而，他們既然毫無改變，依然故我，就把他們最根本的東西保存了下來。在這種長期共處中，不管他們的借用是什麼樣的借用，他們絲毫不溶解在土耳其的群體中，他們保護了使自己不被溶解的東西：他們的宗教和語言。這些東西是他們來日復興的保障。他們牢牢地攀附在自己的土地上，頑強地保住這片土地，留在他們的黑色土地的最好的地區。當土耳其農民從小亞細亞來到他們旁邊安家落戶時，不得不滿足於居住在種了樹的山坡或者居住在「拉依亞」注41留下的唯一未被占用的土地上的沼澤區。122這些地區位於盆地深處，旁邊長著楊柳。土耳其人離去以後，保加利亞人發現自己仍然是保加利亞人，是在5個世紀以前和現在講同樣的語言、在同樣的教堂禱告、在同樣的天空下耕種同樣的土地的同樣的農民。 摩里斯科人的伊斯蘭教 在地中海的另一端，西班牙人也在同一個無法同化的民族進行搏鬥，而且這場衝突最終演變成一幕悲劇。沒有任何問題像這個問題那樣深刻地攪擾過這個半島。 摩里斯科人問題正如它的名稱所顯示的那樣是個宗教問題。換句話說，在強烈的和深刻的意義上是個文化衝突問題。這個問題難於解決，必將延續下去。摩里斯科人一詞系指1501年在卡斯蒂利亞各地和1526年在阿拉貢王國各地改皈基督教的西班牙的穆斯林的後裔。他們曾經先後受過欺凌虐待，被灌輸信仰，受到優待，但始終令人生畏，最後在從1609年到1614年的那場大規模的驅逐中被趕走。 研究這個問題，就是弄清1492年格拉納達被攻占後伊比利亞伊斯蘭教長期持續存在的情況，或者更主要是弄清伊斯蘭教這艘航船的緩慢遇難下沉情況。很多東西從這艘難船的殘骸飄浮到水面上來，甚至在1609年這個決定命運的日期以後也是這樣。123 摩里斯科人問題 不是有一個，而是有一些摩里斯科人問題。在西班牙有多少個正在衰落消亡的社會和文化，就有多少個這類問題。這些文化中沒有兩種處於同樣一個衰退和腐朽的階段。復地運動和宗教改皈的年表說明了這一點。 穆斯林的西班牙在它發展擴張的鼎盛時期，也只控制著西班牙半島的一部分，即地中海海岸、安達盧西亞、塔古斯河河谷、埃布羅河河谷、葡萄牙南部和中部，它忽略了卡斯蒂利亞的窮困地區，也沒有觸及，至少是沒有持久地觸及庇里牛斯山和它的向西延伸部分——坎塔布連山脈。長期以來，復地運動就在古老的卡斯蒂利亞的准沙漠地區發展。基督教徒為了在這些地區建立他們的警備和作戰的城市，不得不帶來需用的一切，不得不興建一切。直到11世紀基督教徒才打了勝仗，開始蠶食伊比利亞的伊斯蘭的活的軀體。托萊多的攻占（1085年）為他們打開了這條通往被人覬覦的世界的道路。對伊斯蘭教來說，托萊多隻不過是半島的大陸心臟地區的前哨。 各個基督教王國緩慢地占領阿拉貢、巴倫西亞、穆爾西亞和安達盧西亞等人口稠密的山谷。薩拉戈薩於1118年，科爾多瓦於1236年，巴倫西亞於1238年，塞維利亞於1248年被攻占，格拉納達於1492年才被攻占。在復地運動的幾個連續的階段之間隔著幾個世紀。 因此，在1085年以前，這個運動使基督教居民在未被占領的真空地帶定居下來，而在這幾個日期以後，這個運動開始兼併一些農民和或多或少伊斯蘭化了的城市居民居住的地方（這些人是穆斯林或基督教徒）。於是完成了從移民殖民到開發殖民的過渡。在這之後，很快出現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以及超過這個範圍的彼此對立的各種文明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問題。這些問題的形式千變萬化，頗不相同。 既然衝突並不是在各個不同的被基督教徒重新征服的西班牙的穆斯林地區同時爆發，16世紀的各個摩里斯科人問題就彼此迥然不同了。在西班牙出現了一系列不同的情況。這些情況彼此不能截然分開，並且能夠通過互相對照比較得到闡明。 它們之間的區別本身，就都是對這些區別的解釋。譬如格拉納達的摩爾人1499年奉政府之命改變宗教信仰。奇斯納洛斯紅衣主教不顧地方當局的勸告，破壞了西班牙國王作出的許諾，決定採取措施。1492年，當這個城市投降時，西班牙天主教國王曾經作出許諾，向它保證過它的宗教自由。紅衣主教的這個行動的準備工作，是在幾個改宗的摩爾人的共謀下進行的。採取這個行動之前和採取這個行動時，都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等活動，其中包括焚毀大量古蘭經和阿拉伯文手抄本……這樣做的結果是引起了格拉納達的土著城市阿爾巴辛的暴動。之後，又在韋爾默哈山發生了很久才平息的叛亂。1502年，這場叛亂不無困難地撲滅了。摩爾人被迫改宗或流亡異鄉。儘管有不承認上述做法的文告和拒絕為這起事件承擔責任的官方聲明，毫無疑問，自稱對此感到驚訝的西班牙國王實際上同意托萊多大主教的做法。後者的責任就是他們的責任。124 強迫改宗的行動始於西班牙。在格拉納達採取的措施應用到整個卡斯蒂利亞。但是，我們應該注意這一點：這項措施對新近征服的格拉納達的居民的影響，大大有別於它對卡斯蒂利亞的為數不多的摩爾人——穆德哈爾人——的影響。這些穆德哈爾人長期與基督教徒雜居，並且在那以前一直自由地進行他們自己的宗教祭祀活動。 在阿拉貢的各個地區（阿拉貢、加泰羅尼亞、巴倫西亞）又是另外一種情況。改變宗教信仰的活動在這些地方進行得更遲，一切都同樣馬馬虎虎，而且並不是由國家下令進行，而是老基督教徒（摩爾人分散在這些基督教徒中）在1525—1526年發生兄弟會危機期間用武力讓他們的穆斯林同胞成批施洗。這些強迫洗禮有效嗎？遠至羅馬都在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一點：妥協的解決辦法的擁護者在羅馬比在西班牙更多。125 1526年，查理五世應別人要求發表意見。他聲稱讚成改變宗教信仰。這既是為了效法格拉納達，也是為了他在帕維亞取得的勝利感謝上帝。126但是，他在這齣戲中扮演的是個無足輕重的次要角色。格拉納達和巴倫西亞這兩個西班牙的大斜面（前者是阿拉貢的;後者是卡斯蒂利亞的）沒有在同樣的情況下變成「基督教的地區」（正如人們後來說的「摩里斯科人的地區」），這一點是肯定無疑的。這就至少把有摩里斯科人問題的兩個地區區別開來了。 摩里斯科人的西班牙的地理 如果進行更細緻深入的觀察，便會發現這一點：根據摩里斯科人數的多少、受包圍程度的大小、同征服者的文明接觸的時間的長短，清晰地顯現出另外一些區別和地區來。摩里斯科人在比斯開、納瓦拉、阿斯圖里亞等地並非不為人所知。他們是手工業者或者行商，甚至是火槍火藥的轉賣商。127他們為數當然不多，雖然埃布羅的納瓦拉山谷因有摩羅人的後裔而屬於例外。在卡斯蒂利亞，他們的人數較多，似乎越往南越多。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摩里斯科人。128 15世紀末，一個旅行者——希埃羅尼穆斯·穆恩策爾博士——注意到在馬德里這個「並不比比貝拉赫大的城市」有兩個摩雷里亞，即兩個穆斯林的集中居住區。129在托萊多和托萊多以南的安達盧西亞，摩里斯科人的比例更大。他們在安達盧西亞觸目皆是。他們是農民或者為城市服務的勞動者。在狹義的阿拉貢，摩里斯科人作為手工業者，住在城市居民點（在薩拉戈薩他們加工皮革、製造武器和火藥130）。在埃布羅和庇里牛斯山之間的高地，131他們為數更多，組成一些活躍的農業和畜牧社團132。幾個大領主在他們的摩里斯科人地區擁有從事耕作勞動的人的大部分。例如埃克斯卡的弗恩特斯伯爵（埃克斯卡是摩里斯科人的阿拉貢最大的騷動地區之一）、阿爾莫內澤爾的阿蘭達伯爵或者托爾拉斯的阿蘭德公爵，133都是這類大領主…… 相反，在加泰羅尼亞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沒有摩里斯科人，甚至沒有任何西班牙伊斯蘭文化的痕跡。古老的加泰羅尼亞過去生活在伊斯蘭世界的邊緣。伊斯蘭教只對它南面的位於塔拉戈納和埃布羅附近的地區有所觸動和影響。1516年，古老的加泰羅尼亞驅趕了居住在托爾托薩的摩里斯科人。134對巴塞羅那的宗教裁判所來說，被指定審訊一個摩里斯科人倒是一件罕有的令人驚奇的事。135 再往南，巴倫西亞的農村是典型的移殖民地區。這個地區13世紀被阿拉貢的領主和加泰羅尼亞的商人接管。從那個時期起，它又受到千百次社會變化和連續不斷的移民的影響。亨利·拉佩爾136把巴倫西亞的局勢看成類似1962年3月以前阿爾及利亞的局勢。摩里斯科人和基督教徒的比例在巴倫西亞和阿爾及利亞並不相同，但是，正如圖里奧·哈爾帕林·東季137的權威性的地圖所示明的那樣，這兩種居民交錯雜居。地理分配的總的特點大致說來是相當清楚的：城市基本上屬於基督教徒；少數摩里斯科人據有郊區。除哈蒂瓦和甘迪亞附近的地區外，灌溉區域也主要屬於基督教徒。相反，除了某些高原以外，旱田和沙洲區屬於摩里斯科人。這是高原的貧瘠不毛之地。「因此，無怪乎兩次主要的叛亂都發生在山地：一次1526年發生於戴斯巴丹山；另一次1609年發生於位於胡卡爾河的右岸以及岡迪亞南部的拉古亞爾山谷的穆克拉·德·科爾特斯……」138 1609年，摩里斯科人差不多占巴倫西亞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即摩里斯科人為31715戶，「老」基督教徒為65016戶。139但是，後者居於統治地位，完全控制、占有巴倫西亞及其肥沃的大菜田、大果田等。 這一切顯然都是前幾個世紀的長期發展演變結出的果實。被征服的社會階層雖然仍舊存在，但淪落到其勞動所得只能勉強餬口的地步，恰如一塊用破了的、往往撕裂的布。事實上，並沒有什麼高居於被征服了的無產階級群眾之上的貴族和穆斯林的精英。因此，遇到挑釁、進攻時，沒有進行過很有組織的抵抗。摩里斯科人在城市，在農村，到處都受到勝利者的社會壓迫。農民的保護者就是他們的領主本身。140這些領主保護摩里斯科人正如後來美國南部的種植園主保護他們的奴隸一樣。但是，在他們旁邊，一個老基督教徒無產階級成長起來。這是基督教好幾個世紀勝利的統治的產物。這個無產階級狂熱、殘酷，既是農村的，也是城市的。如果進行對比，它恰好令人想起美國南方的白人窮人。 16世紀的格拉納達可以使人想起13世紀的巴倫西亞應該是什麼狀況。基督教徒在格拉納達取得勝利是最近的事。這個勝利是在使一個富國受到損害的情況下取得的。這個富國更主要是由於缺乏大炮，而不是由於它內部顯然弱小而遭到失敗。141穆斯林社會並非完全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遠不是征服沒有帶來任何直接的破壞和災害）。但是，在這塊被人占領、制服、一直耕種到最高的山地、有大量肥沃得驚人的低洼地（已經具有半非洲性質的土地中間的熱帶綠洲）的土地上，穆斯林社會仍然可以辨認出來。一些基督教徒領主在這塊肥沃富饒的土地上定居。1568年曾經保護過摩里斯科人的胡安·恩里克斯142就在格拉納達的平原上擁有田產。到處都有公職人員和教士遷入定居。他們當中有的比較老實，有的則奸詐狡猾。他們往往玩忽職守、厚顏無恥，利用優越地位和特權謀取私利。在任何國家、任何時期所能談到的關於「殖民主義」的事物，在格拉納達這個被再度占領的王國里都真實得令人驚訝。在這個問題上，甚至官方的文件也說得明明白白。例如烏爾塔多學士143 1561年春在阿爾普哈拉進行調查，發現摩里斯科人具有某些優點。這位調查者說，雖然20年來，這個省份沒有任何真正的、名副其實的公平、正義，只有損害他們利益的貪贓枉法、作奸犯科和層出不窮的盜竊等胡作非為，他們卻始終沒有訴苦、抗議。調查者繼續說，真正的、必須受到法律嚴厲制裁的罪犯之所以競相喋喋不休，說什麼摩里斯科人是危險的，說什麼他們積存糧食、麵粉、小麥、武器，企圖有朝一日起來叛亂，其唯一目的就是為他們自己不可饒恕的行為進行辯護。 烏爾塔多會受人欺騙嗎？1568年聖誕節格拉納達發生叛亂時，菲利普二世派駐法國的大使弗朗塞斯·德·阿拉瓦感到有必要進行類似的揭發來卸下自己良心上的負擔。1569年10月，他寫了一封長信給秘書薩亞斯。144從這封信的頭幾行起，他就向這個秘書明確指出，他最近20年曾經去過格拉納達七八次，認識該地軍、政和宗教等方面的負責人士。那麼，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相信他呢？他又有什麼理由趕緊去援助當時同他遙隔千里的窮鬼呢？除了要使人了解事實真相之外，他究竟還有什麼其他理由呢？ 他說，摩里斯科人的確在叛亂，但是，這是老基督徒們對他們兇狠驕橫，偷竊、搶劫他們的財物，霸占他們的妻女，逼得他們走投無路所致。神父的所作所為與此毫無二致。以下是一樁千真萬確的軼事：整整一個居住摩里斯科人的村子的全部居民聯名向總主教府遞交了一份請願書，反對該村神父。對村民控告這個神父的動機進行了調查。村民們喊道：「把他從我們這裡調走吧！不然就讓他討老婆吧！因為我們全部孩子生下來眼睛都同他的眼睛一樣藍。」這位大使並不滿足於只敘述這個被他當作千真萬確、十分嚴肅的事來向上級報告，他怒氣衝天，內心非常痛苦，於是親自去調查。他看到一些小公職人員，甚至原來也是摩里斯科人的公職人員，也貪贓枉法，對他們管理的平民百姓的剝削也不亞於其他人。他節日走進教堂，親眼看到人們多麼不尊重祭禮的莊嚴，又多麼不使祭禮的莊嚴受人尊重。舉行祝聖儀式的時候，他看到一個神父在授聖體餅和授聖餐杯之間的片刻，轉過身來窺視當地的全體教徒——男人和女人——是否按照規定跪下並且大聲把教徒們罵了一頓。東·弗朗塞斯說，這是與祭拜上帝的宗教儀式背道而馳的事，以致「我渾身戰慄起來」。 搶劫、偷竊、不公正、兇殺、到處私設公堂等情事層出不窮。可以毫不困難地把對基督教的西班牙的種種指控列成一張表。但是，基督教的西班牙對那些往往暗中以它的名義，或者據推測以它的名義在富庶的南方干下的種種勾當難道了解嗎？這一點是可疑的。人人都來這個地區尋找利益、好處、土地、職業。正如1572年145格拉納達的宗教裁判所的一份文件指出的那樣，佛蘭德人和法國人在這個地區願意作為小手工業者安家落戶。有一種歷史的物理學、一種無情的強權法則在起作用。一座位於穆斯林土著城市旁邊，146從1498年起147就同這座穆斯林土著城市分開的官方的和基督教的城市發展起來。這座城市位於阿爾漢布拉附近。西班牙大統領就定駐阿爾漢布拉。在這座新建的西班牙城市的建築物中，有創建於1537年的大學和創設於1505年並已於1540年權力十分強大、喜歡尋釁的掌璽大臣公署148……我們要了解——我不使用判斷一詞——情況，就不要忘記西班牙人發現他們自己正像昨天法國人在阿爾及爾，荷蘭人在巴達維亞或者英國在加爾各答一樣，深深陷入一種殖民主義事業中，陷入兩種互相競爭的文明形成的大旋渦中。這兩種文明波濤洶湧的水流拒絕混合為一。 面對這個並非總是靈巧敏捷的西班牙殖民主義，一個結構更加緊密的土著社會在那裡矗立起來。這個社會有自己的領導階級（巴倫西亞沒有，或者不再有這個領導階級）。這個階級是阿爾貝森的富人，是一群身穿綾羅綢緞、謹慎小心、秘密行事、統治著一群從事園藝耕作者的貴人。這群從事園藝耕作的人，是養蠶人，是長於挖掘肥水灌溉溝渠或者維修保養台坡作物的矮牆的農民。這個階級也統治著一群趕騾子的人、小商人、轉賣商和手工業者——織布工、染工、鞋匠、石匠、白鐵匠。這些手工業者常常同來自北方的手工業者競爭，有他們自己的一套辦法和原則。所有這些窮人、所有這些卑賤者，都身穿棉衣。阿爾貝森的貴族沒有經受一切考驗的 勇氣，未來將非常清楚地證實這一點。他們擔心自己的聲譽受到損害，擔心失去他們的「卡爾門內」，即他們的鄉間別墅。此外，一部分格拉納達的貴族或者至少他們最傑出的代表，在格拉納達陷落之後不久，就離開了西班牙。但是，這個領導階級保存了它的某些成員、它的傳統和它對門第、血統，對大王朝的盲目的、狂熱的崇拜。在1568年的叛亂中產生了與加速格拉納達的陷落的糾紛相類似的氏族糾紛。 這個殘存的貴族看見自己旁邊和上面一個新近遷入的基督教貴族成長起來，資財甚豐，深得寵信（雖然受寵程度不如在巴倫西亞），厚顏無恥，以榨取它的摩里斯科人農民的血汗為生。這些農民因為樸實而更容易受人剝削。據估計，一個摩里斯科人的消費比一個基督徒少一半。這句諺語無疑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誰抓到摩爾人，誰就抓到黃金；抓到摩爾人越多，財富就越多149…… 基督教領主是摩里斯科人農民的保護人。他們長期被承認有權在自己的領地上庇護逃自鄰近領地的犯人。後來，國家想要恢復格拉納達的秩序，廢除了這項特權，並把在教堂內的避難權限制為幾天。格拉納達法院的文士企圖削減大貴族及其首領——王國的大統領——的權利，換句話說，門多薩大家族的權利。這個舉動從1540年起特別明顯，但在這以前就已經開始了。於是，逐漸建立了一個依靠基督教城市和在格拉納達的移民來對抗門多薩大家族的軍事的和領主的政府的平民政府。這次政治和社會危機雖然本身並沒有單獨拉開戰爭的悲劇的序幕，但是，它加深了緊張和混亂的局勢。在同一個時期，菲利普二世的政府尋求財政來源，至少從1559年起就開始對財產證書的有效性表示異議。最後，格拉納達的情況同巴倫西亞一樣，人口劇增，在經濟困難的助長下，出現了盜匪劫掠。強盜——古時安達盧西亞的摩爾人攔路搶劫強盜——無法再在領主家中或教堂中避難，於是逃往高山野林，與他們在城市裡的同夥，摩爾人士兵、流氓、歹徒，或者與柏柏爾海上行劫者，或者與土耳其海上行劫者內外勾結，150突然下山襲擊，打家劫舍。1569年，在叛亂開始幾個月後，當蒙德哈爾侯爵剛剛開始對阿爾普哈拉進行征討懲罰時，一切尚能再次通過貴族居中斡旋獲得解決。胡利奧·卡羅·巴羅哈在他的關於摩里斯科人的優秀著作中特別談到這一點，並且談得十分中肯。151但是，問題是否因此得到了解決？是否帶來了真正的和平？各種文明比各種社會更加苛嚴。它們發起怒來，殘酷無情，而且久不平息。我們必須盡力設法看到的，是仇恨、殘酷、互不理解等可怕的面目，而不要過久地停留在我們以後還有機會再談到的戰爭的問題上。152 格拉納達的悲劇 所有的「殖民」戰爭都意味著兩種文明的衝突和激烈的、陰險的、盲目的狂熱激情的侵入。由於西班牙的政策自1502年以來在格拉納達，自1526年以來在巴倫西亞，並且一直在阿拉貢，都在有利的情況下得到貫徹執行，因此一切合理的藉口和算計都消失了。這項政策毫不費力就分化了敵人，阻止了叛亂從一個地區蔓延到另外一個地區。它在一個時期只需要對付一個摩里斯科人問題：在1499—1502年對付格拉納達的摩里斯科人問題；在1525—1526年對付巴倫西亞的摩里斯科人問題；以後在1563年153的一段很短的時間再對付巴倫西亞的摩里斯科人問題；1575年154對付阿拉貢的摩里斯科人問題（但是情況並不十分令人驚恐）；1580年155對付卡斯蒂利亞的摩里斯科人問題；1584年156對付格拉納達的摩里斯科人問題；1609年157再次對付巴倫西亞的摩里斯科人問題；1610年再次對付卡斯蒂利亞的摩里斯科人問題；1614年再次對付阿拉貢的摩里斯科人問題。西班牙政府也密切監視外部邊境，試圖在庇里牛斯山和地中海方面對逃跑的摩里斯科人關閉邊境。這種警惕性雖然不能阻止他們逃跑，但至少使他們更加難於逃跑。例如1550年158以後巴倫西亞海岸的情況就是這樣……根據西班牙的觀點，這些是經驗豐富的、政治上明智的、講求實效的行政當局的明智之舉。在軍事會議和國務會議中聽取摩里斯科人農民的領主的呼聲和意見，在政治上也同樣是明智之舉。軍事會議樂意接待這些領主。159西班牙在摩里斯科人的地區和在別處一樣，被迫讓高等貴族充當中間調解人。 然而這些治國理政的良好法則，卻在緊急危險的時刻被人違反。有關當局先於1568年，後來又於1569年，不遵從蒙德哈爾侯爵的忠告，而是聽信了紅衣主教埃斯皮諾薩和格拉納達法院狂熱的院長東·佩德羅·德·德薩的偏見。這兩個人都是文士的代表，是那些人們如果聽任他們為所欲為他們就會逐步把他們的法律強加給西班牙人並對西班牙人進行統治的不受教會約束的教士的代表。一個編年史學家160說，固執的紅衣主教在並不是他幹的那一行上很堅決。這一行當然就是用兵打仗。實際上，引發爆炸，首先在馬德里引發爆炸，難道不是已經萬事俱備了嗎？但是，這一點卻沒有被人預先料到。自從1526年巴倫西亞地區兄弟會叛亂發生以來，摩里斯科人已經溫和平靜了40多年。即將點燃火藥的國事詔書制訂於1566年11月17日，公布於1567年1月。對這道詔書討論了兩年多，它給摩里斯科人和他們的保護人這樣一個印象：妥協仍然可能，必要時可以支付一筆巨款來換取詔書的緩期執行。然而，菲利普二世的顧問們在這份文件上決定的，完完全全是對整整一種文明，對整整一種生活藝術的不容上訴的判決：摩里斯科男人和女人的服裝遭到禁止（女人在街上不得戴面紗）；舉行秘密的伊斯蘭教宗教儀式的房屋遭到封閉；摩里斯科人的公共澡堂也被封閉；最後，阿拉伯語也被禁止使用。說得更確切些，他們的意圖是清除一切被懷疑仍然存在於格拉納達的伊斯蘭教的痕跡。由於在談判中討價還價，拖延不決，激烈分子就有了足夠的時間和機會在濟貧院的秘密會議和募捐活動中以及在摩里斯科人在格拉納達維持的復活節慈善會的秘密會議中和募捐活動中策劃陰謀，準備行動161…… 最後，1568年聖誕節之夜，摩爾人攔路搶劫強盜滲入阿爾貝森，試圖煽起暴亂。阿爾漢布拉正好面對阿爾貝森，它的保衛者不到50人。然而，這個地方並沒有受到襲擊。這個土著城市沒有叛亂……在民眾的狂熱激情和暴行摻混進來後，在發生了基督徒和他們在阿爾普哈拉的神父遭到殺害，平原遭到襲擊以及雙方又追捕對方的人員等事件後，戰爭才爆發了。這是一場不分青紅皂白的、無組織的、蔓延到廣大荒野和窮鄉僻壤的屠殺。當國王最後准許老基督教徒有權任意搶劫，特許他們自由行動，為所欲為時，162就火上加油，給了這場戰爭新的動力，並把它推向極端。搶劫畜群、絲綢包、隱藏的財寶、珠寶，捕搶奴隸，這就是戰爭每天的真實情況。至於士兵和軍需官偷竊農作物等事就更不必說了。在阿爾梅里亞附近的薩爾達斯，摩里斯科人把他們的基督教徒俘虜賣給柏柏爾人「一個人換一支喇叭口火槍」。163在格拉納達，人們不知道怎樣處理拍賣的奴隸。基督教徒居民夢想一下子撲向摩里斯科人的城市，進行一次一勞永逸的搶劫164……激情、狂熱、恐懼、混亂、懷疑等摻混一起。獲得勝利但並不安寧的基督教的西班牙，生活在對土耳其的干涉所懷有的恐懼中，這次干涉的計劃在伊斯坦堡進行討論。165早在1568年以前或者晚些時候，西班牙總是低估伊斯蘭世界的威脅。 叛亂分子在試圖重建格拉納達王國的行動中，只使得一個幽靈得以復活。然而，他們的這種努力、叛亂分子的第一個國王的加冕典禮、阿爾普哈拉的一座清真寺的重建、對基督教教堂的褻瀆等，從本章的觀點看來，都是重要的……這的確是一種試圖復活然後又再度跌倒在地上的文明。 由於奧地利的唐·胡安（1569年4月13日接替蒙德哈爾侯爵統率部隊166），為取得勝利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因此極端的措施占了上風，盛行一時。1570年4月，叛亂分子開始成批投降……戰爭實際上已告結束，叛亂已從內部瓦解。甚至上一年，即1569年6月，驅逐行動已經開始。格拉納達的3500個摩里斯科人（從10歲到60歲）已從首都運送到附近芒什省的首府。1570年10月28日發布了驅逐全部摩里斯科人的命令。11月1日，這些不幸的人遭到圍捕，被捕後排成長隊，帶上苦役犯的鐐銬，167流放到卡斯蒂利亞。這樣一來，叛亂還剩下的活動由於沒有得到當地居民的援助而徹底失敗。這些居民過去表面上和平，實際上卻同叛亂士兵串通一氣，並保證這些士兵的給養。168高地的叛亂後來只有幾百個攔路搶劫者參加。一則熱那亞的通訊說他們像強盜那樣進行一次小規模的戰爭。169一切似乎都已完結，並且永遠完結。大批移民——加利西亞的、阿斯圖里亞斯的或者卡斯蒂利亞的——約12000個農戶，成群結隊來到格拉納達的已經走得空無一人的村子。與此同時，從被征服者那裡擄獲來的戰利品出售給領主、寺院和教會。據說國王從中獲得巨額錢款。然而，事實上什麼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農民殖民化很快就以失敗告終。170並非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離開了不幸的王國。某些人去而復返。1584年，171又得重新驅逐他們。1610年驅逐再次開始。172 格拉納達事件的後果 人們使格拉納達擺脫了摩里斯科人問題，卻使卡斯蒂利亞，特別是新卡斯蒂利亞，受到這個問題的困擾。合上了一個案卷，其結果是打開了另外一個案卷。格拉納達的難民到處安插下去，像樹木接枝一樣，很快就蔓延擴散173、發財致富，又變得令人驚恐不安起來。他們難道不正是由於勤勞因而在一個被貴金屬淹沒並且居住著大批勞動對之說來就是降低身份的西班牙末等貴族的地方註定要發財致富嗎？大約在1580年—1590年，即不到20年後，格拉納達的問題奇怪地變成了卡斯蒂利亞和安達盧西亞的問題，危險不斷接近西班牙的心臟地區。那裡又是草木皆兵、一片驚恐。再次有人尋求採取激烈的解決辦法。現在，格拉納達（當然該地區還留下一些摩里斯科人）的情況倒不如塞維利亞、托萊多或者阿維拉等地的情況那樣嚴重。1580年夏天，在塞維利亞揭露出一個與摩洛哥有關的大陰謀。當時急欲依靠西班牙的謝里夫的大使對這個陰謀進行了徹底的揭露。1741588年春天，一些動亂開始露頭。這次動亂發生於阿拉貢。175這些動亂使得有關當局7月份開會討論。176會上提出了這個人數不斷增加的內部敵人的存在對西班牙構成的危險。會議希望國王陛下不要重犯1568年在格拉納達所犯的錯誤，還希望國王陛下立即發動進攻。這種驚恐不安的情緒最初是一次發生在幾百個摩里斯科人和老基督教徒互相打罵之後的暴動引起的。177它很快就平息下來。那不勒斯總督對這次暴動很不相信，以致他5月份毫不猶豫地宣稱這是英格蘭進行宣傳時散布的謊言。178 這些驚恐的情緒，除了是某些神經質的表現以外，也許還是個藉口。因為，從同年11月起，西班牙教會再次進行干預。它的代言人托萊多紅衣主教參加了國務會議，並把宗教裁判所派駐托萊多的委員胡安·德·卡里略的報告作為他的依據。179他的證詞說，在這座那裡的莫德哈爾摩里斯科人的老居留地已於1570年因格拉納達的摩里斯科人大批湧入而得到加強的城市裡，格拉納達的摩里斯科人，即流放者，在他們自己之間講阿拉伯語；而與此同時，往往是文書信件代書人和精通西班牙文的莫德哈爾摩里斯科人則企圖鑽進要職高位中。在這兩類人中，經營商業、發財致富者為數頗多。所有像魔鬼一樣的異教徒從來不做彌撒，從來不在大街上伴送聖體。他們只是因為怕遭到制裁和懲罰才懺悔。他們在自己內部結親，把小孩隱藏起來，以避免小孩受洗。要讓小孩受洗時，他們就在教堂的台階上隨便找一個遇到的人當孩子的教父。除了為無法接受臨終塗油禮的垂死的人要求舉行這種宗教儀式外，他們從來不提出這種要求。由於負責監督和教育這些異教徒的人很少，這些異教徒就隨意到處流浪。儘快研究討論這件事成了國務會議的當務之急。 1588年11月29日，星期三，根據紅衣主教的提議，國務會議研究討論了這件事。這位主教陳述了自己的情況和理由。180當老基督教徒被徵召入伍，加入「民兵」，數量日減並且裝備很差，冒著有朝一日會遭受突然襲擊之險的時候，對摩里斯科人的人數在卡斯蒂利亞，特別在他們的「城堡和要塞的」托萊多，令人不安地成倍增加這件事，人們難道會漠然置之嗎？ 關於這一點，國務會議一致認為，至少必須命令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在他們的管轄區內進行調查，並且進行一次對摩里斯科人的人口普查。 為人出壞主意，慫恿人為非作歹的恐懼情緒，就這樣進入西班牙的心臟。第二年，即1589年，英格蘭入侵，人們擔心在塞維利亞為數甚多的摩里斯科人會援助入侵者。181　1596年，在巴倫西亞，同樣的接觸聯繫使人感到不安。182敵人在房屋內部的存在成了西班牙的政策最關注、憂慮的事，並因此以後使西班牙的政策改變了方向。用法文說就是：摩里斯科人插進了西班牙的心臟；用西班牙文說就是：插進了西班牙的「腎臟里」。183　1589年國務會議還是只限於討論人口普查問題。但是，事態的發展急轉直下。第二年向國王提出幾項狂熱的建議：迫使摩里斯科人為了領取薪餉必須在帆槳戰船上服役一段時期，這至少能防止他們人數增加；把摩里斯科人的小孩同他們的家庭分開，以便把這些孩子交給領主、神父或者負責教育孩子的手工業者；處決最危險的分子，把在卡斯蒂利亞安家落戶的格拉納達人驅趕回他們早先居住的地區，藉此把他們從有名的國家的中心趕走，184把他們從城市趕到農村。自從5月5日後，人們談到乾脆驅逐他們。西班牙國王從前對猶太人這樣做過，並因而獲得神聖的名聲。185不受歡迎的摩里斯科人在精神上遭到國務會議全體成員的判決，無一例外。但是，這些受到判決的人將得到一個相當長期的寬限。 毫無疑問，這是因為西班牙仍然捲入荷蘭事務中，同法國鬥爭，同英格蘭對抗，因此在清理這一筆內部的賬之外還有其他任務。並不是西班牙的善良寬容，而是作為它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奇怪後果的軟弱無力救了摩里斯科人，這正如繩索支承著吊著的人一樣。在他們周圍，憤怒和仇恨不斷增長。一份1596年2月呈交國王的報告186對政府的政策放任這些異教徒為所欲為表示反對，並且指出他們擁有大量財富，指出他們之中在安達盧西亞和托萊多王國擁有兩萬杜卡托以上的人為數超過兩萬。這難道可以容忍嗎？這份報告揭發了一個在馬德里定居的名叫弗朗西斯科·托萊達諾的托萊多的摩里斯科人。他是當地最富有的鐵商。這個人由於從事批發交易而成為比斯開和維托利亞兩個地方的掮客，並且利用經商之便做武器和短槍生意。國王陛下被懇請立即逮捕這個人並公布他的顧客和同謀者的姓名。 1599年，國務會議又進行了無休止的討論。國王應該作出決定，應該立即作出決定，這就是所有建議的結論。在簽名的人中再次出現托萊多的紅衣主教，此外還有D.J.德·博爾哈、D.J.德·伊迪亞克斯、欽瓊伯爵、佩德羅·德·格瓦拉等人187。在保存在錫曼卡斯的關於這些討論的大量文獻資料中，為摩里斯科人辯護的一份也找不到。188 討論的結尾是1609—1614年進行的驅逐。各種形勢和時機結合在一起，終於使這次驅逐行動成為可能。這些形勢和時機是：和平的恢復（1598—1604年，1609年）以及暗中對整個西班牙艦隊——大帆船和帆槳戰船——進行的動員。189這支艦隊能夠保證登陸和行動的安全。J.C.巴羅哈認為，馬拉喀什的素丹1609年春季對非斯「國王」取得的勝利，可能促使西班牙作出這些根本性的決定。這可能是事實。190 同化伊比利亞伊斯蘭教徒的長期嘗試就這樣以失敗告終。這是一個當時被人清楚地感覺到的失敗。非常堅決擁護這一驅趕行動的巴倫西亞大主教在進行驅趕的時刻卻問道：「以後什麼人為我們做鞋子呢？」摩里斯科地區的封建領主尋思，以後什麼人種我們的地呢？人們事先就已經知道，驅趕這個行動會造成嚴重的創傷。此外，阿拉貢的王國代表反對這次驅趕。1613—1614年，胡安·波蒂斯塔·洛巴納為了繪製地圖走遍這個王國。他多次在筆記中記下荒無人煙的村莊的悽慘景象：在隆加爾斯，1,000個居民只剩下16人 ；在米埃達斯，700個居民只剩下80人；在阿爾法門，120個居民只剩下3人;在克蘭達，300個居民只剩下100人191……一些歷史學家曾經說過並且一再重複，所有這些創傷久而久之都會癒合。這是事實。192亨利·拉佩爾最近指出，在可能為800萬的總人口中，最多驅趕了30萬人。193雖然這大大低於過去誇大了的數字。但是，對當時的西班牙說來，這個數字仍然是巨大的。同時，亨利·拉佩爾194認為，當時直接造成的創傷是嚴重的。17世紀出生率的下降推遲了創傷的癒合。 然而，最難解決的問題，並不是西班牙是否為這次驅趕以及為此而採取的暴力政策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或者它這樣做是否有理。問題也不在於用我們今天的觀點再來打這場官司。所有的歷史學家當然都同情摩里斯科人……西班牙自己拋棄這個勤勞、繁衍迅速的摩里斯科民族是得策還是失策，這無關緊要。它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首先是因為摩里斯科人仍然無法同化，西班牙採取行動，不是出於種族仇恨（在這次鬥爭中似乎不存在這種仇恨），而是出於文明仇恨和宗教仇恨。它的這種仇恨的爆炸——驅趕——是它對自己的軟弱無力的供認，其證明就是摩里斯科人根據具體情況，在一兩個世紀或者三個世紀以後依然故我。服裝、宗教、語言、有迴廊的房屋、摩爾人的浴室等，他們統統保存下來。他們拒絕西方文化，這是衝突的核心。在宗教領域裡的幾個引人注目的例外以及城市裡的摩里斯科人愈來愈採用征服者的服裝這個不可否認的事實，195都不能改變這種情況。西班牙人很清楚，196摩里斯科人同一幅員廣大、一直延伸到遙遠的波斯、有類似的房屋、習俗和相同的信仰的世界是心連心的。 所有對摩里斯科人的一切抨擊、謾罵都可以概括在托萊多紅衣主教的聲明里：「這是像阿爾及爾伊斯蘭教徒一樣的真正的伊斯蘭教徒。」197在這一點上，人們可以指責紅衣主教不容忍異教的態度，但不能指責他的話與事實不符。國務會議成員建議採取的解決辦法證實了這一點。問題不在於消滅一個被人憎恨的種族。但是，在西班牙國內保持一個頑固不化的伊斯蘭核心似乎是不可能的。那麼該怎樣辦呢？或者通過消滅一切文明的支柱——人的材料——一下子把這個核心拔掉。這是最後採取的解決辦法。或者不惜一切代價來實現強迫洗禮這個措施沒有圓滿地實現的同化。於是有人建議只保存具有可塑性的材料——孩子，並且贊助成人離開西班牙前往柏柏爾，條件是他們離開時謹慎行事，不事聲張。另外又有人，例如德尼亞侯爵這樣認為：必須採用基督教的方式來撫養教育孩子;從15歲到60歲的男人送去服終生劃帆槳戰船苦役;女人和老人送去柏柏爾。這個侯爵認為，只需按1戶摩里斯科人對50戶老基督教徒這個比例把摩里斯科人分配到各個村子就行了，同時還禁止他們遷居和從事農業以外的職業，例如工業、運輸業及商業等，因為這些職業的缺點就在於利於遷移和與外界交往。198 西班牙選擇了所有辦法中最徹底的辦法：流放，把植物從地里連根徹底拔除。 然而，是否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從西班牙的土地上消失了呢？當然不是這樣。首先，在某些情況下，分清摩里斯科人和非摩里斯科人並非易事。混合婚姻數量之多使得驅逐敕令需要對這種情況加以考慮。199其次，一些有關的當事人進行了干預。他們無疑解救了大批本來會遭受打擊的摩里斯科人。城市裡的摩里斯科人幾乎全部被驅趕。住在王家領地上的摩里斯科人被驅趕的比例稍小。至於領主的土地上的摩里斯科人、山民、獨居一地的農民……等的例外情況就更多了。200 最後，摩里斯科人就往往這樣混雜、消失在群眾中。但是，他們仍然留下自己不可磨滅的印記。201西班牙的基督教居民，甚至他們的貴族，難道不是已經有了這種摩爾人的血統的印記嗎？美洲的歷史學家也通過多種方式肯定摩里斯科人參加了對美洲的殖民。202有一件事是肯定無疑的，即：穆斯林文明受到摩里斯科人的殘餘和西班牙若干世紀以來從伊斯蘭教吸收來的事物的支撐、維持，不斷促進西班牙半島的複合文明，甚至在1609—1614年驅趕摩里斯科人行動之後，情況也是這樣。 仇恨的巨浪不能捲走已經永遠在伊比利亞的土地上紮下了根的一切事物。這些是：安達盧西亞人的黑眼睛、數以千計的阿拉伯文地名、幾千個已經進入從前的被征服的種族的詞彙中的詞。這些從前被征服的種族今天已經成了西班牙的統治者。有人會說，這是死的遺產。烹調技術、203某些行業、等級制度結構和領導管理的職能，仍然在西班牙或者它的鄰國葡萄牙的日常生活中傳播伊斯蘭教的聲音，這些都無關緊要。然而，當18世紀法國國勢鼎盛並在歐洲具有優勢的時期，在半島上仍然保存著一種活的藝術，一種真正的莫德哈爾的藝術。這種藝術有它的灰墁、陶瓷製造術和它的藍色彩釉瓷磚的柔美的色彩。204 西方的霸權 但是，摩里斯科人問題只不過是一場範圍更廣的衝突的插曲而已。在地中海，規模巨大的爭鬥在東西方之間進行，在永遠存在的「東方問題」上進行。從根本上講，這個問題是一場文明之間的衝突。這場衝突按照擁有優勢的一方的意願停後復起。這場賭賽使衝突雙方交替地擁有優勢。好牌從一方手裡傳到另一方手裡 。主要的文化潮流根據一方或者另外一方占上風的情況確定下來，從比較富的文明導向比較窮的文明，從西向東或者從東向西。205 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統治下的西方打贏了第一個回合：古希臘文化代表中東和埃及的第一次「歐洲化」。這次「歐洲化」後來一直延續到拜占庭時代。206隨著羅馬帝國的滅亡和第五世紀的大規模的入侵，西方和它古老的遺產崩潰了。現在是拜占庭和伊斯蘭教的東方保存或者收集財富並且在幾個世紀內把這些財富投擲、傳送到野蠻的西方。在十字軍東征之前，在十字軍東征期間和在十字軍東東征之後，我們的整個中世紀都被東方的光輝穿透、照亮。「東西方兩種文明通過它們的軍隊混合起來。大量敘述這些遙遠的世界的歷史和故事廣泛流傳。《聖徒傳》充滿這些故事。聖厄斯塔什傳、聖克里斯托夫傳、塔伊斯傳、埃費斯的七個睡眠者傳、巴爾拉姆傳、約薩法特傳都是東方的寓言。聖格拉爾傳插進阿里馬蒂的約瑟夫的回憶中。波爾多的於翁的傳奇故事閃耀著仙境之王的魔力的幻景。仙境之王是晨曦和震旦的精靈。聖布朗丹的歷險記只不過是水手森巴德207的險遇的愛爾蘭版而已。」這些借用只代表內容豐富的文化交流的總內容的一部分。勒南208寫道：「這樣的在摩洛哥或者在開羅創作的作品，在比今天一本重要的德國書渡過萊茵河所需還少的時間內，就在巴黎或者科隆為讀者所知了。只有作了關於13、14世紀的學者所熟讀的阿拉伯著作的統計以後編寫出來的中世紀的歷史，才會是一部完整的歷史。」神的喜劇在穆斯林文學中的根源被人發現。阿拉伯人在但丁看來是應該模仿的偉大楷模。209聖讓·德·拉·克羅瓦有一些奇特的穆斯林先驅。這些先驅之一龍達的詩人伊本·阿巴德早在他之前很久就發展了「黑暗之夜」210的主題。對以上種種人們會感到驚訝嗎？ 從十字軍東征的時代起，一個反方向的運動正在完成。基督教徒占領了海洋。對道路和貿易的控制帶來的優勢和財富，從此屬於基督教徒。這些交替現象阿爾弗雷德·赫特納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斷言16、17、18世紀211西方和東方之間的接觸減少了，這顯然是錯誤的。相反，「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關於歐洲人的旅行的敘述,在歐洲的各種語言中成倍增加」。這是因為東方「向常駐大使、領事、商人僑民、經濟調查使團、科學使團、天主教使團……向為土耳其人效勞的冒險者敞開了旅居的大門」。212於是發生了西方對東方的入侵。這是一種包含著統治概念和因素的入侵。 但是，讓我們回到16世紀的西方來吧！在這個時期，西方遠遠勝過東方，把東方拋在後面。儘管費爾南·格雷納爾提出了他自己的論據，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確認這一點，絕不是對兩種相互對峙的文明作這種或者那種價值評斷，而是確認：在16世紀，交替運動進行得對西方有利;西方的文明更加強勁有力，使伊斯蘭文明從屬於自己。 僅僅人的遷居就足以說明這一點。人們從基督教世界蜂擁前往伊斯蘭世界。後者以它提供的奇遇和巨利的遠景吸引這些人。它使他們得到好處。素丹需要手工業者、織布工、造船專家、經驗豐富的水手、大炮鑄造工匠、構成作為一個國家的主要力量的「五金製品工匠」（指各種金屬）。蒙特克雷斯蒂安寫道213：「這一點土耳其人和其他民族知道得很清楚。他們能夠抓住這些人的時候，就把這些人留下來。」一個君士坦丁堡的猶太商人和的黎波里的莫拉特·阿加之間的一次奇怪的通信表明：這個猶太商人尋找能夠織造絲絨和花緞的基督教徒奴隸，214俘虜在提供勞動力這個方面也扮演著他們的角色。 這是因為基督教世界人口太多，還沒有充分進行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化活動，因此不減少向東方的移民嗎？基督教徒在與伊斯蘭國家接觸時，往往受到轉變為伊斯蘭教徒的強烈欲望的支配。在非洲海岸駐防地，西班牙衛戍部隊中的開小差之風這種瘟疫，使這些部隊大量減員。1560年，在傑爾巴島，在堡壘投降土耳其人之前，很多西班牙人「扔掉他們的信念和同伴」215加入敵軍。不久以後，在拉古萊特，一個準備把要塞交給非基督教徒的陰謀被人發現。216一些船隻經常從西西里島出發運走大批准備參加背教者的行列的人。217在果阿，在葡萄牙人中存在著同樣的現象。218召喚是如此強有力，以致它連教士也不放過。那個陪同法國國王的大使返回法國，西班牙當局被勸說在他經過時加以逮捕的「土耳其人」，是個過去的匈牙利神父。219這種情況不會罕見 。1630年，人們要求約瑟夫神甫召回散居黎凡特的嘉布遣會修士，「擔心他們變成土耳其人」。220一些背教者從科西嘉、撒丁島、西西里、卡拉布里亞、熱那亞、威尼斯、西班牙，從地中海世界各地奔向伊斯蘭世界。沒有任何類似的反方向的流動。 土耳其人可能不自覺地打開了大門，而基督教徒卻不自覺地把門關上。基督教的不寬容是它的信徒的巨大數量產生的後果。它不歡迎異鄉生客;它拒人千里之外。所有被它從它的地區驅趕出來的人——1492年是猶太人，16世紀和1609—1614年是摩里斯科人——加入了志願離鄉背井者的隊伍。他們全都前往伊斯蘭世界。那裡可以找到工作和金錢。這件事最好的標記，是猶太人的移民潮流。特別在16世紀下半葉，從義大利或者荷蘭到黎凡特，存在這股潮流。這是一股強大迅猛得沒有逃過在威尼斯的西班牙代理人的眼睛，使他們警覺起來的潮流。因為這些奇怪的移民活動，是通過這座小城市進行的。221 16世紀的土耳其通過所有這些人完成了自己受的西方教育。菲利普·德·卡納伊1573年寫道：「土耳其人通過這些背教者獲得了基督教的所有優勢。」222「所有」一詞是誇大之詞，因為土耳其剛剛獲得這些優勢中的一個，又發現了另外一個。這另外一個它還沒有。 這是一種使用各式各樣的、或大或小的、或者高尚的、或者卑下的手段進行的奇異的競賽或者奇異的戰爭。某天，敵人需要一個醫生;另一次需要西方高水平的炮兵學校培養出來的一名炮手;再一次需要一個地圖繪製員或者畫家。223敵人可能尋求貴重的貨品：火藥、製作弓弩的柴杉木。不錯，這種樹生長在黑海沿岸（既然威尼斯人在那裡找到了一些轉賣給英格蘭224），但不夠16世紀土耳其軍隊的消耗。於是它從德意志南部進口這種木材。2251570年，拉古薩被威尼斯指控——真是天大的諷刺——把火藥、船槳，特別是把一個猶太外科醫生226交給土耳其人，而拉古薩自己也往往找義大利醫生。227這個世紀末，歐洲在東方最重要的貿易之一是鉛、錫和銅的貿易。 在紐倫堡鑄造的大炮可能運交土耳其人。不論武器、人員，或者像瓦拉幾亞的一個王侯給喀琅施塔得的人的信所指出的那樣，醫生、藥品等，君士坦丁堡也通過拉古薩或者特蘭西瓦尼亞的薩克遜城市，從它的邊境地區得到供應。228柏柏爾國家儘管貧窮，的確「野蠻」，也同樣對首都效勞。這些國家奇怪地（很明顯，它們是在穆斯林世界裡）最接近西方的技術的最新發展。因為通過它們的志願的或者非志願的移民，通過它們在地中海西半部的位置，還通過不久以後它們同荷蘭人的聯繫，它們最先得到關於技術方面的新事物的信息。這些國家有自己的工人。這些工人是阿爾及爾的海上行劫者每年夏天捕獲的大批俘虜和安達盧西亞人。安達盧西亞人是能工巧匠。他們之中有的能製造喇叭口火槍，全部都會使用這種武器。2291571年後，土耳其大艦隊的改造以及它按照西方的方式進行的裝備（火槍取代了弓弩，大炮在帆槳戰船上大大加強），是一個由阿爾及爾海上行劫者訓練出來的背教者、一個名叫厄爾傑·阿里的那不勒斯人的功績。這件事難道純粹是巧合嗎？ 但是，文化借用並不經常發生。1548年，土耳其人在他們對抗波斯的戰役中，曾經試圖改換土耳其騎兵的武器裝備，並用手槍把他們裝備起來。（布斯拜克明確指出，這是騎兵使用的最小的手槍。230）這個企圖陷入一片嘲笑聲中。土耳其騎兵在勒班陀戰役和以後的戰爭中仍然用弓箭裝備。231這個普通的例子表明，對土耳其人來說，模仿敵人是何等困難。如果沒有敵人內部的分裂、爭端和背叛，土耳其人儘管紀律嚴明、狂熱盲信、騎兵精銳、裝備精良，也是無法抵抗西方的。 所有外界的贈與，232都不足以使土耳其世界免遭滅頂之災。這個世界從16世紀行將結束之時起，就有沉沒的危險。到那時為止，戰爭已經大力幫助它取得必要的財富、人員、技術或者技術帶來的成果，幫助它在陸上、海上或者沿著俄羅斯—波蘭—匈牙利一線的地區占有肥沃富饒的基督教世界的幾塊土地。加索特在君士坦丁堡的兵工廠里看見大炮堆積如山。這些大炮更主要是通過勝利的戰爭獲得的，而不是使用巧妙的手段購買的或者就地製造的。233戰爭是各種文明的平衡器。這是一篇要進行答辯的論文。上面談到的戰爭從1574年起在地中海導致交戰雙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並於1606年在匈牙利戰場導致從那時起就不可能超越的對峙平衡狀態。那時出現了一種以後變得更加清楚的劣勢。 很多基督教徒的確在關於奧斯曼在17世紀的最初的幾年的前途這個問題上弄錯了。在這些年月，十字軍東征的計劃再度大量出台。234但是，難道不是歐洲的分裂和三十年戰爭的開始使人對奧斯曼的力量產生了假象並且拯救了它龐大的帝國嗎？ 3.一種同所有其他文明對抗的文明：猶太人的命運235 到目前為止所談到的每次衝突，都局限於兩種文明之間的對話。但是，面向猶太人的時候，所有的文明都成了訴訟的一方,而且每次都處於占壓倒優勢的地位。這些文明是一股力量、一個群體。猶太人則始終是它們的極其勢單力孤的對手。 但是，這些對手卻有奇怪的良好機會：當一個君主迫害他們時，另外一個君主卻保護他們；當一種經濟使他們傾家蕩產時,另外一種經濟使他們發財致富；當一種偉大的文明拋棄他們，另外一種偉大的文明卻歡迎他們。1492年西班牙驅逐他們，土耳其卻接納他們，樂於利用他們來對抗希臘人……正如葡萄牙的猶太人的情況充分顯示的那樣，他們也可能施加壓力，代位行使訴權。236他們擁有錢財收買共謀。他們在羅馬有一個通常忠於他們的事業的大使。因此，沒有什麼事比讓里斯本政府採取的反對他們的措施束之高閣更加輕而易舉了。正如1535年12月路易斯·薩爾米恩托237向查理五世解釋的那樣，這些措施通常都被收回、撤銷或者被弄得毫無效果可言。改宗的猶太人已經獲得教皇寬恕他們過去的錯誤的諭旨。這將妨礙政府的行動，特別因為這些改宗者已經貸款給葡萄牙國王，情況就更是這樣。這個國王債台高築，負債達50萬杜卡托之多，剩下的他在佛蘭德「和在外匯交易方面欠下的債款」還不計算在內。這時民眾不斷抱怨這些乾魚商人——改宗的猶太商人。乾魚是窮人吃的一種臭魚。1604年10月，即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於1536年建立之後半個世紀，一封遲到的威尼斯來信「兇狠」地說，民眾對他們極為不滿，抱怨連天。 最弱小的人也有武器：忍從、從猶太教法典學來的巧妙敏銳的特性、狡黠、頑強、勇敢，甚至英雄行為。238猶太人不論在哪裡總是顯得很能適應周圍的環境。這就使他們的情況對歷史學家來說似乎變得更加複雜。他們證明自己對接觸到的文明,不管是持久的或者是短暫的,都能很快適應。猶太藝術家和作家根據各種不同的情況，難道不是真正的卡斯蒂利亞的、阿拉貢的或者其他地方的藝術家和作家嗎？他們對強加給他們或者向他們提供的最卑下和最顯赫的社會地位也適應得同樣快。他們好像危險地瀕臨文化的毀滅和本體的棄失。關於後者我們知道不少事例。但是，他們通常成功地保護了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稱為他們的「基礎人格」的東西。他們把自己嚴密地鎖閉在自己的信仰里，鎖閉在一個任何事物都無法把他們從那裡趕出來的世界的中心。這種頑固性，這些對外來事物的拚死抗拒行動，正是他們的命運的特點。基督教徒抱怨有錢的馬拉內（這是對中世紀在西班牙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的貶稱）239暗中堅持信仰猶太教，是有道理的。的確存在著一種猶太文明。這種文明是如此獨特，以致它並不總是被人承認具有真正的文明的性質。然而，這種文明在發光，在傳播，在抵抗，在接納，在拒絕。它具有我們指出的文明的所有特徵。不錯，它沒有紮根，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它的根扎得不深。它拒絕服從任何穩定的、永久不變的地理的迫切需要。這是它最突出的特徵，但不是唯一的特徵。 一種確實存在的文明 這種文明的軀體是分散的。它像很多細小的油滴灑落、散布在其他文明的深水的水面上，永遠不同這些水真正混合，但又始終依附它們，以致它的運動也是別的文明的運動，因此是一種異常敏感的「顯示器」。埃米爾—費利克斯·戈蒂埃試圖找到一種與猶太人聚居區等同的物體。他舉出一個本身十分微不足道的北非的莫三比克人的例子。莫三比克人散居在本身也很小的殖民地里。240人們可能由此也想到亞美尼亞人。他們是山地農民，在文藝復興時期變成從菲律賓到阿姆斯特丹這一線的國際商人。人們甚至還會由此想到印度的祆教徒或者亞洲的聶斯脫利派基督教徒……最根本的是，要承認存在著猶太人聚居區型的各種文明。這些文明把它們無數的島嶼散布在外國的水域裡。這些文明比人們乍看之下所想像的數量多得多。例如從8世紀穆斯林征服北非起到13世紀迫害阿爾摩哈德家族止的這段時期的北非的各個基督教社會的情況就是這樣。這次迫害幾乎使這些社會滅亡。在某種意義上，歐洲在第三世界各國的殖民地在這些國家獲得解放以前和以後的情況也是這樣。甚至穆斯林文明的繼承者，被西班牙用冷酷無情的仇恨行動粗暴地趕走的（正如我們已經闡述過的那樣）摩里斯科人的情況也是這樣。 如果這些小島互相接觸，整個局勢就會完全改觀。例如在中古世紀的西班牙，直到14、15世紀發生的殘酷迫害以前，猶太社會傾向於構成一塊幾乎連接不斷的、像一塊布料那樣的整體，一個教派的、一種信仰的國家，241一種土耳其人所說的「米勒特」，一種北非語言稱為「梅拉赫」的東西。葡萄牙的獨特之處是：1492年它的猶太居民因逃自西班牙的難民大量湧入而人數激增。黎凡特的獨特之處具有同樣的性質，而且出於同樣的理由。在現代初期疆域突然擴大的波蘭的情況也是這樣。從15世紀起，由於猶太人在波蘭數量增加，於是產生了猶太人的影響，並且幾乎出現了一個民族中的民族，一個國家中的國家。這個國中之國後來被經濟困難和17世紀的無情鎮壓，即1648年那幾年的「大洪水」消滅。242在新生的、地廣人稀的巴西，情況也是這樣。直到16世紀，猶太人在那裡比在別處較少受到威脅。243猶太居民的相對密度每次都起了作用，是個重要的因素。 但是，即使當人的數量不利於或者不能加強猶太人的存在時，這些基本單位，這些小型社會，這些初級細胞，也被教育、信仰、商人的不間斷的定期旅行、猶太教教士和乞丐等（他們數量巨大）連接在一起，也被不間斷的商業的、友好的或者家庭的書信來往連接在一起，最後還被書籍連接在一起244。印刷術助長了猶太人內部的爭吵，但更促進了猶太人的團結。這些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的書籍，很容易就成倍增加起來。誰又能夠燒毀或者沒收這些書籍呢？某些流浪漢的具有典範性的生活故事，表明這些具有團結統一作用的聯繫活動的生命力。雅可布·薩斯波爾塔斯將近17世紀初生於西班牙占有的奧蘭。他先在特萊姆森，然後在馬拉喀什和非斯當猶太教教士。他被投入牢獄後越獄並逃往阿姆斯特丹，在該地的平托學院任教。後來他回到非洲，於1655年陪同梅納斯·本·伊斯拉埃爾出使倫敦，其後重新擔任猶太教傳教士，特別自1666年到1673年在漢堡擔任這個職務。之後，他返回阿姆斯特丹，被召往裡窩那，接著又回到阿姆斯特丹，並死於該地245……這些繁複的聯繫說明並且加強了猶太人命運的高度一致性。約翰·戈特弗里德·馮·赫爾德在他的《論人類歷史哲學思想》（1785—1792年）一書中寫道：「猶太人在歐洲仍然是亞洲民族。對世界的我們的這一部分說來，這個民族是外來的。這個民族無法擺脫在某個遙遠的人世間加在它身上的古老的規律的束縛。」246 然而，猶太人並不是一個種族，247所有的科學研究都作了相反的證明。從生物學觀點看，他們的群體依存於它們與之共同生活了幾個世紀的國家和民族。從生物學的觀點看，德意志猶太人（或者阿斯克赫納澤人），西班牙猶太人（或者塞法爾迪特人），是半德意志人、半西班牙人，因為血統混合的現象屢見不鮮。猶太區往往產生於某個地方的就地改宗猶太教這一改宗行動。猶太人從來不讓自己與周圍的世界隔絕，從來不閉門不出。相反，他們經常向周圍的世界把門大大敞開。再者，如果有時積累起來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竟然還沒有導致不同居民的這種混合的話，這無論如何也是令人感到驚訝的。1492年離開西西里，從此一去不復返的猶太人畢竟曾經在這裡生活過1500多年。248 此外，猶太人並不總是單獨另外居住一處，穿特別服裝或者帶有例如黃色貝雷帽或者輪形帽之類的特別標記。1496年一篇威尼斯的文章說：「他們不在胸部正中佩戴用黃布製作的標記。」249他們並不總是居住在一個特別區域——「格托」（ghetto,這是在威尼斯指定給他們居住的地區的名稱。有人猜測這個名稱源出於這個地區過去是鑄造工廠。在這個工廠里鐵被「扔擲〔jeter,ghetta〕」入鑄模內澆鑄成大炮）。2501540年8月，那不勒斯的被人刻骨仇恨的猶太人仍然抗議下達的迫使他們「居住在一起並佩戴特殊標誌」的命令。這項命令是違反他們的特權的。251一年以後，這種刻骨仇恨得逞。其次，哪裡還實施隔離法規，這項法規就會在哪裡經常遭到違反破壞。在威尼斯,1556年3月元老院的一項決議宣稱，路過的猶太人和其他猶太人「最近不斷散布到城內各處，在基督教徒家中住定下來，白天、晚上去他們願去的地方。最根本的是讓這種醜事不再發生，迫使猶太人住在格托里」。252「他們不得在除這裡之外的任何地方開店。」將近同一個時期，來自土耳其的猶太人戴著白色頭巾到達義大利。戴白色頭巾是土耳其人享有的特權。當時猶太人的頭巾應該是黃色的。勒芒斯的伯龍斷言這是猶太人的欺詐行為。253他們盜用土耳其人的信義。在西方，土耳其人的信義比猶太人的信義確立得更好。1566年，米蘭的猶太人被迫戴黃色帽子，但這還並不是一聲警報。254 隔離往往推遲貫徹執行，並且即使執行，執行情況也很差。在維羅納，1599年（雖然人們至遲從1593年起就已經談到這一點），那些「分散在各處生活」的猶太人必須把居住地點固定在「城市的大廣場附近」。255猶太人在那裡「沿著一直通往聖薩巴斯蒂諾教堂的大街出售葡萄酒」，這條街因而被通俗地稱為「希伯來人街」。256僅僅在1602年，在帕多瓦制定了一項類似的措施。直到那時為止。「大部分以色列人在這個城市四處散居。」2571602年8月，曼圖亞發生了幾起事件，因為猶太人像別的任何人一樣，戴著黑色貝雷帽在那裡散步。258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共處成了幾個世紀的規律。在葡萄牙，民眾最經常提出的要求之一與教皇對猶太人規定的義務有關。這項義務規定猶太人必須在他們的衣服上佩戴特殊標記，（1481年的國會甚至說）以防止猶太人所習慣的對基督教徒婦女進行引誘的企圖。猶太人並不遵從這項義務。猶太人裁縫和鞋匠在他們前去幹活的農夫家裡常常勾引農夫的妻女259……其實，猶太人在葡萄牙更主要是同貴族，而不是同平民百姓通婚。在土耳其，猶太人有男的和女的基督教徒奴隸，並且「在同女基督教徒奴隸性交時並不比同猶太女人性交時更感到疑懼不安」。260不管頒布希麼樣的禁令，並不是種族血統這種空謬烏有的力量，而是別人對猶太人的仇視和猶太人對別人的憎厭維護著猶太社會。 這一切都是宗教問題，是遺傳的習俗、信仰甚至烹飪方式等組成的合成物產生的後果。西班牙國王的史官貝納爾德斯261在談到改變宗教信仰的猶太人時解釋說：「他們永遠不會丟掉猶太人的吃飯方式。他們用蔥、蒜做葷菜，把肉放在油里煎，用油代替豬膘。」對現代讀者來說，這就是對西班牙今天的烹飪的描述。但是，用豬膘烹飪，過去卻是老基督教徒的習慣，而且正如薩爾瓦多·德·馬達里亞加所說，油對豬膘獲得的勝利，是猶太人的一項遺產，一種文化的轉移262……當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星期六故意忘記在家裡生火時，同樣露出破綻來。某天，一個宗教法庭法官對塞維利亞的省長說：「大人，你如果要了解改變宗教信仰者怎樣慶祝安息日，就同我一起到塔上去吧！」當他們到了塔上時，這個法官又對省長說：「抬起眼睛，瞧瞧這些改變宗教信仰者住的房屋吧！不管天氣多冷，星期六這天你永遠看不見煙從他們的房子的煙筒冒出來。」263伊本·韋爾加（大約在1500年）講述的這個故事有一種真實的味道。塞維利亞冬天的寒潮真是名副其實的寒潮……還有其他一些細小的、能顯示某人是猶太人的標記：在黎凡特，猶太人「絕不吃土耳其人、希臘人或者西歐人燒的肉，也不願意吃基督教徒或者土耳其人燒的肥肉，也不喝土耳其人或者基督教徒賣的酒」。264 但是，所有的猶太社會當然都不得不同別的社會進行接觸交流。有時這種接觸交流是在當它們周圍的占主導地位的文明的整個性質發生變化的時候，在引人注目的環境下進行的。在西班牙，穆斯林取代了基督教徒，然後，後者在復地運動中取得為時已晚的勝利，返回西班牙。過去講阿拉伯語的猶太人開始講西班牙語。他們在匈牙利的境遇同樣不幸。在那裡，由於神聖羅馬帝國在從1593年到1606年這個時期內的推進，布德的猶太人有兩種恐懼：對神聖羅馬帝國軍隊的恐懼和對土耳其人的恐懼265……所有這些環境使他們成了周圍文明的無意的繼承人。接著，他們朝著這個方向或者那個方向傳播這些文明的貨物。他們作為哲學家、數學家、醫生、宇宙誌專家，直到13世紀，並且在這個世紀以後，都是阿拉伯思想和科學傳入西方的中間人。15世紀，他們很快就對印刷術發生了興趣。在葡萄牙，印刷的第一本書是《摩西五書》（《聖經》的頭五卷）。這本書1487年由薩米埃爾·加孔在法羅印刷。10年後才在葡萄牙出現了德意志的印刷廠廠主。266如果人們想到由德意志人傳入西班牙的印刷術1475年以前還沒有到達這個國家這個事實，就可以測知猶太人印刷這些宗教聖文是何等急速。1492年猶太人被驅逐出西班牙，把印刷術帶到土耳其。將近1550年，他們「把各類書籍統統譯成希伯來文」。267建立一個印刷所是行善積德之舉。例如納克索斯公爵的遺孀讓·米卡斯在伊斯坦堡附近的科雷吉斯米的鄉下就這樣行善。268 1573年，威尼斯根據它1571年12月14日的決議269，準備驅逐該地的猶太人。但是，自從勒班陀戰役以來，時過境遷。索朗佐這時從他在那裡擔任總督職務的君士坦丁堡到達。聽聽一個猶太編年史作者270認為是他在十人參政會上的這番發言吧！「你們驅逐猶太人，這是個多麼有害的行動啊！你們難道不知道這會使你們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嗎？是誰使土耳其人變得這樣強大？除了在已經被西班牙國王驅逐的猶太人中間，還能在別的什麼地方找到這樣的能工巧匠來製造使土耳其人能夠和其他民族較量的大炮、弓箭、炮彈、刀劍、盾牌和小盾牌呢？」將近1550年，法國一則對君士坦丁堡的描寫271已經談道：「那些人（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是讓土耳其人知道對那些我們機械呆板地使用的東西怎樣進行交易和處理的人……」 猶太人還有另外一個優勢：他們在東方是各種會談的天生的翻譯。沒有他們，什麼事都辦不成，或者不容易辦成。勒芒斯的伯龍272解釋說：「那些離開西班牙、德意志、匈牙利和波希米亞的猶太人把（這些地區的）語言教給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孩子學習了他們要去那裡居住並且和人交談的國家的語言。這些語言可能是：希臘文、斯拉夫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亞美尼亞文和義大利文。住在土耳其的猶太人一般會講四五種語言。有好些會講10種或者12種語言。」索朗佐在埃及的羅塞塔發表了類似的意見。在埃及，猶太人「在土耳其統治的各個地方人數激增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沒有一個城市，沒有一個村莊沒有他們居住，而且人數有增無已。因此，他們能講各種語言，不僅通過充當我們的翻譯，而且還通過讓我們了解這個國家的情況為我們效了大勞」。273 在語言學方面，奇怪的是：在14、15甚至16世紀被從德意志驅趕出來的、後來使波蘭的猶太人地區發跡富有的猶太人，傳入了他們自己的語言——意第緒語。274這是一種特殊的德語。西班牙的猶太人的情況也是這樣。1492年西班牙猶太人在伊斯坦堡，特別在薩洛尼卡，建立了大片移民地，把他們自己的語言列托—羅馬語，即文藝復興的西班牙語，帶到這些移民地，並且對西班牙仍然懷著一種真正的感情。這種感情有很多表現275（這證明一個人故鄉的土地的泥土總是粘在他的鞋子上的，即他總是眷念故國本土）。在這些重大的現實事物之外還有一些奇怪的細節：一個研究西班牙問題的專家今天在摩洛哥的猶太人那裡276找到西班牙中世紀羅曼斯的曲調和歌詞;一個歷史學家也告訴我們，漢堡的塞法爾迪特人怎樣緩慢地、違心地、笨拙地，而且很糟地使自己適應德語。277他們對自己的本源的忠誠，也繼續存在於薩洛尼卡的各個猶太社會的名稱中。這些名稱是：墨西拿（Messina）、西西里亞（Sicilia）、普里亞（Puglia）、卡拉布里亞（Calabria）278。 這種種忠誠的表現和行為並非毫無弊端、缺陷。它們製造出等級和類別來。某些猶太民族顯得有別於其他猶太民族。它們之間有時發生爭吵。例如從1516年到1633年在威尼斯建立了三個彼此鄰接的猶太人區：老區、新區和最新區。這是三個像島那樣互相連接的、高層房屋鱗次櫛比的住房群，因為那裡缺乏空間，是全城人口最稠密的地區。老區是來自黎凡特的猶太人居住的地區，1541年以來就在威尼斯的5名商務行政官員的管制之下;新區則在負責處理商事訴訟的法官的管制下，庇護著德意志猶太人（Todeschi）。這些猶太人因為不能全都住在那裡，便部分遷往老猶太人居住區。他們在康布雷聯盟時代已經獲准住進該城。他們是貧窮的、從事舊衣服和舊家具買賣以及放抵押貸款的猶太人，後來在威尼斯開當鋪——窮人的銀行。在這個時期，專門經營大宗貿易的猶太人——葡萄牙猶太人或者黎凡特的猶太人——時而遭到威尼斯市政議會憎恨，時而又被這個機構懇求。毫無疑問，他們從1581年起就獲得一種特殊地位。279但是，1633年，所有的猶太人，其中包括地中海西岸地區的猶太人，被集中起來居住在同樣的猶太人區里。因此，在這個人為的、近似集中營的小世界裡，發生了社會糾紛和宗教糾紛。 這些特點和差異並不妨礙一種猶太文明存在。這種文明生氣勃勃，變化無窮。這種文明當然不是惰性的，或者像阿諾德·湯因比硬說的那樣，是「僵化」的。280實際情況正好相反。這種猶太文明具有警惕性和侵略性。它有時為一些突然爆發出來的奇怪的救世主降臨說所苦，特別是在現代的早期，情況更是如此。在這個時期，它分成兩派：一派早在斯賓諾莎之前就把某些人引向懷疑主義和無神論的理性主義;另外一派贊成群眾的非理性的迷信和狂熱激奮的傾向。每次迫害都由於事物的反作用引發了宣傳救世主降臨說的運動。例如在查理五世時代，從1525年到1531年，所謂的救世主戴維· 魯伯尼和迪戈·皮勒斯等人煽起葡萄牙猶太人叛亂。281又例如，17世紀薩巴塔伊· 澤維的關於救世主降臨說的宣傳282在東方，在波蘭，甚至在更遠的地方掀起高潮。 但是，如果把這些尖銳的危機撇在一邊姑不置論，假定猶太人的態度通常是愛好和平的或者容忍異說的，那就錯了。他們的態度活躍積極、敏於勸人入教、敏於進行鬥爭。猶太人區不僅僅是囚禁猶太人的監獄的象徵，而且還是猶太人自動退守其內以保衛他們的信仰和猶太教法典的繼承性的堡壘的象徵。一個和偉大的盧喬·德·阿澤夫多同樣同情猶太人的歷史學家堅稱，剛剛進入16世紀時，猶太人不容異說的程度「超過基督教徒」。283這種說法言過其實。但是，總的說來，猶太人不容異說這個事實是明顯的。甚至還有這樣的傳聞：查理五世路過曼圖亞時，猶太人曾經企圖使他改信摩西教義。284這個傳聞本身就荒誕不經，卻在將近1532年時廣泛流傳。 各種猶太人社會的普遍存在 猶太人不管是否願意，都被迫扮演文化交流的代理人的角色，幾乎不可能有另外的情況。他們當時或者在這以前曾經遍布各地。他們雖然遭到驅逐，但並不一定離開禁止他們居留的地方。他們被驅趕後又返回原住地。從1290年到1655年，他們被正式禁止在英格蘭居留。1655年是克倫威爾執政時期他們所謂被重新准許進入英國的時期。事實上，倫敦從17世紀開始時，甚至更早，就已經有猶太商人。1394年，法國也同樣一勞永逸地驅逐了猶太人。但是，猶太人（不錯，是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是表面上的基督教徒）很快又在魯昂、南特、波爾多、巴約訥等地出現。這些地方是葡萄牙的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在前往安特衛普和阿姆斯特丹的途中慣常停歇的驛站。亨利二世「這位法國國王准許曼圖亞的猶太商人前往他的王國的城市，准許他們在這個國家經商。他還免除他們繳納捐稅。這一年，他們前去向他表示敬謝之意時，他對他們親切而熱情」。285毫無疑問，這件事發生於1547年。更奇怪的是（如果說這不是更重要的話）,1597年春天在巴黎或者在南特，西班牙的情報部門搜集到這個傳聞：法國國王考慮「讓已被法國國王聖路易驅逐的猶太人返回」。2864年以後，1601年，這個傳聞再度流傳。菲利普·卡納伊大使對亨利四世解釋說：「一個（葡萄牙的）猶太人中的首要人物對我說，如果陛下願意准許他那個民族在法國定居，陛下將從得到好處，並有5萬多個聰明勤勞的家庭住在陛下的王國里。」287將近1610年，在進入法國的摩里斯科人中（他們通常只在法國過境），一些猶太人，特別是一些葡萄牙的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與流放者混雜一起，並且「可能在基督教徒的偽裝下在法國，特別在奧費涅，安家落戶」。288 猶太人過去在法國南方人數不多。將近1568—1570年這個時期，他們被趕出普羅旺斯各個城市，逃往薩瓦避難，在那裡受到友好接待。28917世紀初，他們在城市政策多變的馬賽寥寥無幾。2901492年，一些被驅趕出西班牙的猶太人在朗格多克落戶定居，並且「使（法國人）習慣於在柏柏爾進行不正當的交易」。291在新基督教徒的偽裝下，他們在蒙彼利埃從事藥劑師和醫生的職業。費利克斯·普拉泰住在他們當中的一個人的家裡。這個世紀末，他們在阿維尼翁受到教皇庇護，人數為500,但沒有在城內、城外購買房屋、花園、田地和草地的權利，被迫從事買賣舊貨和裁縫……等職業。292 當然，德意志和義大利的情況過於多種多樣，因此他們不可能同時被人從各個地方趕走。然而，上帝知道，他們也經常被人攆來攆去。一個城市向他們關上大門;另外一個城市則向他們把門打開。當米蘭於1597年經過多次猶豫驅逐了它的為數不多的「希伯來人」之後，就我們所知，這些「希伯來人」到達韋塞伊、曼圖亞、摩德納、維羅納、帕多瓦以及「附近村鎮」。293他們挨城逐市的集體遷徙，即使在並不順利的時候，也往往有滑稽可笑的味道。例如熱那亞的情況就是這樣：1516年猶太人被正式趕出該城，1517年返回。294威尼斯和拉古薩等地也發生同類事件，因為他們總是最終獲准返回。1515年5月拉古薩這個小城的居民在一個天主教方濟各會修士的煽動下，趕走該地的猶太人。這些猶太人立即在阿普利亞和摩里亞兩地對聖布萊士共和國實行穀物封鎖（這證明他們控制著穀物的供應）。該城不得不重新接納他們。1545年，拉古薩有人剛打算驅逐他們，素丹就提醒拉古薩人注意社會秩序295……1550年威尼斯企圖驅逐猶太人，卻發現他們控制著它的商業：呢絨、絲綢、糖、香料等，還發現威尼斯人自己往往只限於轉賣猶太人的商品，只從中獲取慣常的佣金。296事實上，由於猶太人被連續不斷地從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驅趕出境，因此，猶太人充斥義大利境內，特別在羅馬教廷的國家情況更是如此。猶太人更喜歡去那裡避難。在安科納開始出現一種對猶太人來說令人驚奇的運道：在保羅四世於1555年和1556年開始對猶太人進行殘酷兇狠的迫害之前，有猶太戶主1,770個。他們任意購置不動產、房屋、葡萄園等。「這些東西不帶有任何能使他們區別於基督教徒的標誌。」2971492年，猶太人被從西西里趕走。據說被驅逐的人達4萬之多298，其中大多數是手工業者。他們的離開所產生的後果，非這個島嶼所能承受。在10年之後才淪於西班牙國王的控制之下的那不勒斯的情況，正好與此相反。猶太人獲准留住該地。直到1541年他們的確為數不多，但是，他們之中有像阿布拉瓦內爾家族那樣富有的、活躍的家族……299 把被驅趕的猶太人比作靈活機敏的歹徒、惡棍、幫伙，是不恰當的。但是，總而言之，希伯來人和不法之徒在德意志和義大利利用複雜的政治地圖所提供的方便。其次，在德意志有逃往附近的波蘭避難的方便條件。必要時，逃亡者攜帶衣物，堆放在車上，駛往波蘭。在義大利則有逃往海洋和黎凡特的方便條件。1571年，威尼斯人打算驅逐猶太人。當驅逐令收回時，一些猶太人已經登上即將起航的船隻。300這些取道海洋的逃離，當然並非毫無風險。對船主來說，奪走行李、賣掉乘客，乃是一種巨大的誘惑。1540年，一個拉古薩船主搶劫了乘他的船的旅客——這些旅客是逃離那不勒斯的猶太人——並且把他們棄留在馬賽。弗朗索瓦一世憐憫他們，用他自己的船把他們送往黎凡特301。1558年，逃離佩扎羅的猶太人302到達拉古薩，然後乘船前往黎凡特。可能是拉古薩的船員搶走了他們，並且在阿普利亞把他們當作奴隸賣掉。1583年，一些水手——這一次是希臘人——殺害了他們的53名猶太乘客中的52名。303 猶太人始終在尋求「他們的腳可以歇息」的城市。304但是，最後不可避免地星散各地。1514年，在賽普勒斯住著一些猶太人。該地教會的神長接到威尼斯市政議會發出的不准任何猶太人不戴黃色貝雷帽而戴黑色貝雷帽的命令。305在伊斯坦堡有12個處境很糟的乾地亞的猶太人。我們由此還了解到島上「有500多個猶太人」。3061588年，在另一個威尼斯的島——科孚島——上，有400個猶太人，他們散居城內各處。他們的房屋和基督教徒的房屋混雜在一起。我們引用的文獻資料說，為了滿足雙方的願望，307把他們分開乃是明智之舉。事實上，科孚島上的猶太人有和威尼斯當局打交道的明顯好處。308 我們如果願意在最大的地中海的和世界的範圍內標示出猶太人的散布情況，就能夠毫無困難地重新發現他們在果阿、亞丁、波斯，在「整個地中海東岸地區，在頹垣殘壁之下過著悲慘生活」。但是，這是1660年的評註。309時間的車輪已經轉動，並且還將繼續轉動。1693年，一份法國的文獻資料向我們描述「40年來」定居黎凡特並且還鑽到法國在「士麥那」的領事保護之下的葡萄牙和義大利猶太人。在這之前他們也鑽到馬賽或者「令人難以察覺地擁有黎凡特的大部分商業。這就迫使已故的M.德·塞涅萊用國王的一道敕令，教人把他們趕出馬賽」。310但是，他們很快就在黎凡特掌握了商業貿易線的另一端。在馬德拉有猶太人，而且在聖多美島猶太人為數如此之多，以致（他們顯然是新基督教徒）他們在這些地方「公開」信奉猶太教。311他們是首批到達美洲的人，是首批（1515年在古巴）受到西班牙宗教法庭迫害的殉教者。312這個法庭以後的所作所為還遠不止於此。1543年，西班牙所屬各個王國當時的攝政者菲利普，把他們從卡斯蒂利亞的印度注42趕走——這純粹是理論上的姿態313……從北非一直到撒哈拉，猶太人都為數頗多。 猶太教和資本主義 猶太人從前和亞美尼亞人一樣是農民。若干世紀以前，他們脫離了土地勞動，轉而成為各地的金融家、軍火商、商人、高利貸者、當鋪老闆、醫生、手工業者、裁縫、織工甚至鐵匠……他們過去往往很窮，有時開個普普通通的當鋪。猶太女人肯定很窮。她們賣化妝品，在土耳其市場上賣手帕、毛巾和華蓋等。314這些猶太人都翻山越嶺。猶太教教士的裁定紀錄，使我們了解到猶太人在巴爾幹的爭執和他們在那裡從事的往往十分卑微低下的職業。315在這些貧困、饑饉的移民社會裡，當鋪老闆，即使他們當中最卑微的，也幾乎是有產階級。在義大利，這些小放債者為數頗多。他們的服務在推動促進這種服務的農村和小城市中是有效的。1573年9月，卡波迪斯特里亞的波德斯塔316要求把一個猶太銀行家召來城市，否則深受物價不斷上漲之害的居民將不得不像他們曾經做過的那樣前往那些以30%到40%利率貸款的的里雅斯特的高利貸者的家中借貸。這類事不會發生在一個當地的猶太小放債人身上。下一年，即1574年，卡斯特爾弗朗科的窮人團體要求威尼斯的市政議會特許放款人約瑟夫在小城市裡開設一家銀行，向人放款，但同時禁止他放款時收動產之外的其他抵押物。317這個機構同意了這項要求。1575年發生了類似事件。波德諾內的窮人團體也為「眾多窮人的利益」懇求准許一個放款人開設銀行，向人放款。318這些事例並不意味著以後在猶太放債人和基督教徒借債人之間一切都十分圓滿。例如1573年，契維達爾·德爾·弗里烏爾的窮人團體319要求「從不停地啃齧並且吸盡這個城市的脂膏的希伯來人的貪婪中解放出來」。1607年7月，一家希伯來人開的當鋪在科內利亞諾遭到攔路搶劫強盜搶劫。市政議會的輕騎兵（我們以後稱為憲兵）追捕這伙匪徒，奪回被搶走的物品（價值5000杜卡托的金銀首飾和其他抵押品），殺死4名劫匪，並且割下他們的腦袋帶到特雷維索，同時還把兩名被活捉的匪徒也押解到那裡。320 除了這些短期高利放債人和高利貸者之外，還有經常被驅逐，接著又被召回，始終被人懇求的猶太富商巨賈。他們被人發現在里斯本假裝成新基督教徒,或者（如果他們富有的話）假裝成完美無缺的基督教徒。例如希梅內斯家族、卡爾德拉家族、埃沃拉家族……就是這種人。他們也可能是革新者。例如米歇爾·羅德里格斯或者羅德里加就是這種人。後者是黎凡特的猶太人，是威尼斯的斯普利特中途停靠港的設計者。321他們也會像薩米埃爾·阿布拉瓦內爾和他的家族那樣強大。這個薩米埃爾·阿布拉瓦內爾和他富有的家族在好多年之內牢牢地把那不勒斯的猶太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貸款給國王，在馬德拉的糖的貿易中，在蘭恰諾的集市貿易和糧食交易中占重要地位，很有影響。322在葡萄牙的門德斯家族的獨一無二的經歷中，特別在這個家族的侄子胡安·明格斯（人稱讓·米格斯）的經歷中，可以瞥見巨大的成功。他是來自黎凡特的西班牙的信傳消息中提到的約瑟夫·米卡斯。323他早先被迫皈依天主教，到伊斯坦堡後重新皈依猶太教。他在該城變成了類似富格那樣的人物，一直到死（1579年）都很有權勢，並夢想有朝一日成為猶太人的國王，在聖地建立國家（他修復了太巴列的遺蹟），夢想成為「賽普勒斯國王」。他最後不得已求其次，滿足於被素丹冊封為納克索斯公爵。他以這個名字為那些通常樂於歌頌美化傳記主人公並且關注他的歷史學家所知。 但是，即使是這種輝煌的成就也取決於總的經濟形勢。以16世紀的土耳其為題進行著述的歷史學家已經指出（或許太遲）猶太商人當時在土耳其取得的成就。324正是這些猶太商人不久以後就同希臘人一起承包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甚至富有的地主的收入。他們的商業網撒布、延伸到整個神聖羅馬帝國。將近1550年，勒芒斯的伯龍對這些猶太人進行了觀察。他就他們的問題寫道：「他們牢牢地掌握著土耳其的商品貿易，以致土耳其的財富和收入都在他們手中，因為他們用高價收集來自各省的貢品，承包鹽稅、船運酒稅和土耳其的其他稅收。」他下結論說：「由於我多次不得不使用猶太人並與他們交往，我很容易了解到：這是一個最精明能幹並且滿肚子詭計的民族。」325沒有猶太人的這些集體命運和這些總的成就，像納克索斯那樣的生涯和經歷是不可能有的。同樣，我也認為，在三十年戰爭之後，如果沒有奧格斯堡和約（1555年）締結之後的和平安定年代和為德意志猶太人以後進行報復鋪平道路的財富積累，德意志猶太金融家，亦即這些「宮廷猶太人」326的財富是不可想像的。在同樣的情況下，在16世紀末，控制著糖和香料貿易，擁有巨額資金的葡萄牙猶太人的網，促成了阿姆斯特丹的繁榮興旺。也在類似的情況下，整個美洲都被納入猶太人的貿易網中…… 這並不是說猶太人全都富有或者無憂無慮。這也並不是說猶太教由於它的進行冒險投機的神召或者由於它的倫理原則應該對我們稱為資本主義或者更確切地稱為16世紀的前資本主義的事物負責。這也並不是說，「以色列像太陽一樣在歐洲上空轉行；它在哪裡發光，新的生活就在哪裡萌生；而在被它拋棄的地方，所有已經開花的事物都凋謝枯萎。」327更主要的是，猶太人懂得像適應商業世界中不斷變化的局勢那樣適應地理形勢。我們大家不必擔心。如果他們是「太陽」的話，那麼這就是一個被人從地球進行遙控的太陽。猶太商人蜂擁前往蓬勃發展的地區。他們在多大的程度上促進了這些地區的繁榮興旺，就在多大的程度上從這些地區得到好處。提供服務是相互的，有來有往的。資本主義意味著千百種事物同時並存，也意味著一種計算制度、一種對技術的了解和應用，即對與金錢和信用有關的技術的了解和應用。在十字軍於1099年攻克耶路撒冷之前，猶太人就已經熟悉當時廣泛使用於穆斯林世界的匯票（suftaya）和支票（sakh）328。儘管猶太社會被迫遷徙，這種經驗仍然得以保存下來。 此外，每個資本主義都意味著一張網，一系列信任、一系列在世界棋盤上的合作。單單南特敕令的撤銷本身，並沒有自動導致新教徒經營的、始於16世紀的銀行業的成功。但是，此舉卻為這個行業開闢了一個偉大的時代。新教徒在法國、日內瓦、荷蘭和英格蘭之間，布設了一張情報和合作網。在若干世紀之內，對猶太商人來說，情況都是這樣。他們建立了世界的最主要的商業網，因為他們遍布全球，在落後地區或者不發達地區充當手工業者、店主或者當鋪老闆。在主要城市裡，他們參與促進這些城市的經濟的勃興和商業的繁榮。他們有時人數很少。1586年，他們在威尼斯只有1424人。32917世紀初，他們在漢堡330勉勉強強有100來人；1570年，在阿姆斯特丹，他們最多有2000人。在安特衛普他們一共400人331。16世紀末，喬瓦尼·博特羅332提到君士坦丁堡和薩洛尼卡有16萬猶太人。333薩洛尼卡這個城市是流放者的主要避難所。但是，根據喬瓦尼·博特羅的統計，在發羅拉，猶太家庭只不過160個。聖莫羅的猶太家庭數目與薩洛尼卡猶太家庭數目相同。羅得島有500個猶太家庭。開羅、亞歷山大、敘利亞的的黎波里、阿勒頗和安哥拉等地共有猶太家族2500個。這些細節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靠的。可以肯定：哪裡人口稠密，哪裡的生活就十分困難，哪裡的流放者就必須從事任何行業，即使是收入微薄的行業。他們在薩洛尼卡、伊斯坦堡和其他一些地方當織工、染匠。他們是在當地農民的集市貿易上購買羊皮、皮革的行商負販……另一方面，與此相反，比較小的猶太人移民地往往是猶太人中的富商巨賈的居住地。這些商人受好些利市百倍的生意買賣的定位集中之惠，被這些買賣吸引，因而是新來的人。 在13世紀，香巴尼的定期集市是西方商業經濟的中心。所有商品都在這裡集散。猶太人也聚焦在香巴尼的城市和農村。334他們之中有的人在該地的農村從事耕作；其他人則是手工業者。他們擁有田地、草場、葡萄園、莊園和房屋等。他們購進或者出售這些產業。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已經是並且首先是商人或高利貸者。在他們從事的行業中，「放債似乎大大壓倒商業」。他們貸款給領主，特別是貸款給香巴尼的各個伯爵和寺院。猶太人雖然受到香巴尼的定期集市和這些集市帶來的繁榮景象的吸引，但他們（少數的例外證實了這條規律）並不直接參與這些集市，特別是不去操縱這些集市。儘管如此，他們卻掌握、控制著某些通向這些集市的道路。 隨著16世紀的經濟衰退，西方在經濟方面唯一的安全地區是義大利。猶太商人在那裡到處人數倍增。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335他們占領了高利貸的低層次，把他們的競爭者從這個商業生活中的基層排擠了出去。 15、16世紀，地中海的主要商業貿易潮流導向北非和黎凡特。1509年，當西班牙的干涉在特萊姆森激起群眾屠殺基督教徒商人的時候，猶太人與基督教商人共命運。336在西班牙人於1510年337接管並定居的布日伊和的黎波里，也有猶太人。1541年，在同一個特萊姆森城，當西班牙軍隊進入時，「在這個城市，很多猶太人被俘並被征服者當作奴隸出賣……他們當中一部分人在奧蘭和非斯被贖回，另一些人被當作俘虜帶回西班牙。他們在西班牙被迫發誓棄絕神——以色列的上帝」。338幾年以前，即1535年，當查理五世攻占突尼西亞時，也出現過同樣的景象。約瑟夫·哈·科恩醫生敘述說339：「猶太人男男女女在各個不同的地區被人出售，但那不勒斯和熱那亞的義大利團體把他們大批贖回。但願上帝為此記住這些團體。」 根據非洲人萊昂的說法，猶太人社會在北非是興旺發達的；16世紀開始時猶太人社會還十分好戰並能進行抵抗。就這樣，這些社會在奧蘭的西班牙駐防地的對外客冷漠仇視的中心地區一直存留到1668年340，並且參與一切活動。一項1626年341在奧蘭的西班牙駐防地進行的調查提到來自撒哈拉的商隊的到來。這些商隊中的一支來自塔菲拉勒和菲吉格，由「好戰的」猶太人伴隨。這些猶太人其實是普通商人，因為在西班牙和在伊斯蘭國家一樣，生活在堡壘附近的臣民——和平的摩爾人——和不順從者——好戰的摩爾人——被區別開來。同樣也有和平的猶太人和好戰的猶太人。但是，猶太商人在這個古老的貿易軸心的出現值得注意。 在黎凡特，當時的報道都著重記述了猶太商人大規模地積極參與經濟活動的情況。他們作為放債人控制著阿勒頗（特別是葡萄牙猶太人）和開羅的市場。基督教徒經常向他們借貸。整個商隊貿易顯然都集中在他們手裡。 還有什麼別的需要說呢？在威尼斯儘管局勢緊張並發生爭執（繼爭執之後而來的是協議和和解），猶太人仍然留在那裡。毫無疑問，發生了驅逐事件。這是一起1497年驅逐被迫改信天主教的有錢猶太人的事件342。這起事件發生在這些猶太人在供給威尼斯人食用的西西里小麥的買賣上進行投機倒把之後。投機倒把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是新近來的到威尼斯的猶太人。（既然1550年再次談到要驅逐這些人343，既然我們發現一直到中世紀末，甚至在本世紀後，他們的名字都在威尼斯被人提及，這一切都使人認為他們已經返回威尼斯。）我也指出過，一直到1597年猶太人還在米蘭和米蘭內出現。在羅馬，他們繼續過著圈子相當狹窄的生活。在安科納的繁榮興盛時期，即一直到17世紀的最初幾年，他們的社會是興旺發達的。在里窩那 ，他們從梅迪奇家族復興的真正開始時期起，即從1593年起344，就是這個復興的締造者。 人們最想了解的，是猶太人在世界金融首都熱那亞的情況如何。可是在這方面我們正好缺乏翔實可靠的材料。我們只對下面這件事是有把握的：當地人對他們懷著敵意。在熱那亞，小手工業者和醫生對他們的猶太人競爭者的妒恨導致1550年4月2日驅逐猶太人團體。一個目擊者說，這項驅逐猶太人的法令「在喇叭聲中宣布，情況就像我的父親拉比·耶荷舒亞·哈—科恩那個時代」的1516年一樣。這同一個目擊者——約瑟夫·哈·科恩醫生——去不遠的地方定居，仍然住在熱那亞的領土內的沃爾塔季奧。他在那裡繼續干他那個行當。3451559年，再次爆發了來自熱那亞方面的或者至少來自一個熱那亞的重要人物——「這個像刺進猶太人的肋部的刺棒的壞人」346內格龍·德·內格里——方面的敵意。他後來企圖把猶太人驅逐出皮埃蒙特，但枉費心機。1567年6月，熱那亞人把猶太人驅逐出他們的領土和屬地。在那次把猶太人從熱那亞城清除出去的驅逐行動之後，熱那亞人曾經容忍猶太人在領土和屬地居住。約瑟夫·哈·科恩醫生於是離開沃爾塔季奧並前往「蒙費拉特轄區內的卡斯泰勒托定居，那裡人人都高高興興歡迎我」。347如果有更加確切的文獻資料，我們的研究工作就會進行得順利些。猶太大商人是否像我所想的那樣進入了皮亞琴察的集市？ 最後一個要牢記在心的特徵是：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遍布地中海的各個地區，這就為荷蘭人的到來鋪平了道路，並且標誌著世界史上的阿姆斯特丹時代的開始。1627年，奧利瓦雷斯公爵把葡萄牙的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推上糧布供應合同的決定性的舞台。於是出現了另外一個財政金融時代。其實，這個時代早在這個時期之前就已經開始了。348這個時代可以從很多跡象辨認出來。早在1605年，就已經談到發給1萬個猶太人在西班牙安家落戶的許可證，以幫助把西班牙國王的財政整頓、管理得比在基督教徒棉布供應承包商的統治下更好。349加長這份抄錄單，並且指出17世紀猶太人在馬賽、里窩那和士麥拿這三個繁榮昌盛的地中海城市的存在，在塞維利亞、馬德里、里斯本等更重要的地方的存在，最後在阿姆斯特丹的存在以及早已在倫敦的存在，是十分容易的。安東尼奧·費爾南德斯·卡爾巴哈爾這個富商，這個「偉大的猶太人」在1630年和1635年之間這段時期在倫敦定居。350但是，我們的論證本身已經足夠。 猶太人和總的經濟形勢 如果我們把構成猶太人歷史的殉教者列傳中的迫害、屠殺、驅逐、強迫改皈宗教等事件用年表的形式進行排列，經濟形勢的發展演變和上述種種殘暴措施之間的一種關聯就標示出來了。後者總是依存於經濟生活的惡劣氣候，並且伴隨這種氣候。使英格蘭（1290年）、德意志（1348—1375年）、西班牙（塞維利亞的排猶運動和1391年的強迫改皈宗教）和法國（1394年把猶太人全部驅逐出巴黎）的猶太人的幸福與繁榮興旺消失的，並不只是君王或者「壞人」的敵意。主要的罪行是西方世界的總衰退犯下的。在我看來，這一點沒有爭論的餘地。同樣，僅以猶太人被從西班牙驅逐為例（1492年），根據韋納爾·松巴爾特的說法，351這個世界性事件遲遲發生於一個漫長的衰退時期內。它隨著西班牙國王的統治開始，至少一直延續到1509年，還可能延續到1520年。 正如1350—1450年的百年衰退把猶太商人拋向義大利和義大利的受到保護的經濟一樣，3521600—1650年的危機使他們置身於北海地區的也受到保護的經濟領域中。於是信奉新教的世界拯救了他們，給了他們優惠。反過來，他們也拯救了信奉新教的世界，給了這個世界優惠。總之，正如韋納爾·松巴爾特所指出的，就通向美洲、印度和中國的海路而言，熱那亞的地理位置和漢堡或者阿姆斯特丹同樣優越。353 經濟形勢和猶太民族的盛衰起落之間的對應配合，不僅在重大的事件上和在長時期內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在幾乎逐年逐月逐日發生的小的危機中也是明顯的。以以下這個細小的例子為例：由於拉古薩這個共和國當時正處於經濟困難時期，它1545年考慮把猶太人驅逐出這個城市，就是十分順理成章的事了。在1559—1575年的長期衰退中，在威尼斯，很自然地在城內和在大陸上立即採取的反猶措施的背後，也有類似的動機。在1570—1573年對土戰爭的年代裡，354一切都迅速發展，急轉直下。黎凡特的猶太人被捕。猶太人的貨品交給第三者保管。對猶太人留住威尼斯強加了苛嚴的條件（1571年12月18日），制訂了驅趕猶太人出布雷西亞，甚至出威尼斯的計劃。年輕的猶太人在亞得里亞海被捕，並被處以在帆槳戰船上划槳的刑罰，「直到戰爭終結」……這對「雅可布」注43355來說，真是一個痛苦的時代。所有這一切毫無疑問都取決於經濟形勢。1581年對弗拉拉的猶太人的殘酷迫害情況與上述的相同。這次迫害是另外一起要補入已經明顯的1580—1584年的周期性危機的內容豐富的檔案材料中的事件356…… 長期的趨勢在1575年和1595年之間再度出現，天氣晴朗起來，這有利於地中海的整個經濟生活，特別有利於猶太人居留地的經濟生活，不管這些居留地在哪裡。（在羅馬，這些地區受到西克斯·坎特〔1855—1590年〕的保護。）357如果我們沒有看錯的話，猶太資本主義在海上貿易中所起的作用從此與日俱增。猶太資本主義不但在安科納，358而且在弗拉拉359（威尼斯除外）也是主導力量。所有這些「葡萄牙的」或者「黎凡特」的成功、同摩洛哥蘇斯省以及同這個省的糖廠的貿易聯繫360、斯普利特港的修建361、擁有權勢的人物達尼埃爾·羅德里加1587年3月提出的在伊斯坦堡設立一筆數額為兩萬杜卡托的保證金的建議362（這筆保證金由貝勒支配管理用以換取威尼斯海關一筆同等數額的預付貨款）以及將近1589年接納弗拉拉的猶太人入城的建議等363所體現出來的在計劃和行動方面的自由，都表明氣候發生了變化。1598年為地中海西岸地區的猶太人制定的制度，的確是一種真正寬容的制度。當局發給猶太人有效期為10年的安全通行證。此證到期如不廢除將自動繼續有效。這和10年以前，即1589年同意的條件相同。還同意了一項附加的小優惠：「他們可以在旅行中戴黑色貝雷帽及攜帶常用武器，但在威尼斯不能。」364事實上，威尼斯當時已經變成在義大利的因受迫害而改皈天主教的猶太人的集合中心，變成他們同來自德意志的和來自黎凡特的猶太人接觸聯繫的地方。這不利於弗拉拉。這是一個清清楚楚的跡象：威尼斯扮演著知識文化首都的角色。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皈天主教的猶太人的文學作品，一直由威尼斯的印刷所出版。在這些印刷所被阿姆斯特丹和漢堡的印刷廠廠主的工廠接替之前，情況都是這樣。365 這樣，在從阿姆斯特丹到里斯本、威尼斯和伊斯坦堡這個地區，猶太移民就進入一個勝利的時期或者至少是環境更加舒適的時期，慣常的對地中海船隻裝載的猶太貨物的追獵，並不是一種徒勞無益的活動，也不是毫無意義的徵象。相反，這是一種大批形形色色的敵人竭力反對的繁榮興旺的標誌。再者，這種追獵很早就已經開始。早在1552年，366後來又在1565年，367猶太人就提出抗議，指控馬耳他的「非常兇惡的僧侶」的船隻、這種用來掠奪猶太人的財富的陷阱和網。368這個世紀末，托斯卡納人、西西里人、那不勒斯人和島上的希臘人沆瀣一氣，勾結串通，駕駛海上行劫者的帆槳戰船進行搶劫，369這或許是因為掠奪來的財物已經增加了。猶太人經營的商業的振興還有其他一些跡象，例如有利於他們同那不勒斯的重新通商等。1541年他們被驅趕後，似乎只准許他們參加蘭恰諾和盧切拉的集市貿易活動。但是，從1590年起，舉行了關於恢復貿易關係的談判。370 1613年9月貿易關係恢復371。 歷史學家已經提出過富格家族「時代」和熱那亞人「時代」。正如這種提法是常有的一樣，在我們的研究工作目前所處的階段中，提出偉大的猶太商人的「時代」，並非完全不合時宜。這個「時代」始於1590—1600年，延續到1621年，甚至延續到1650年。這個時代具有鮮明的智力色彩。 了解西班牙 對猶太人的命運不能在世界歷史範圍之外，特別不能在資本主義歷史之外進行考察研究。（認為猶太人不是資本主義的發明者，這樣做過於急躁，雖然這可能是千真萬確的。試問：又有哪一個單個的團體能夠自稱是資本主義的發明者呢？猶太人用整個身心參與了資本主義的始建。）如果我們最後把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縮減為僅僅對西班牙的引人注目的情況的討論，那麼這場討論就會更加清楚明白。猶太人的命運的圖像映照在西班牙的歷史的多面鏡里，而西班牙的歷史也映照在面對著它的猶太人的命運這面鏡子裡。 主要的困難在於防止把今天的敏感性、詞彙和爭論塞進這場爭論中。不要相信道德家們的簡單化的語言。這些人把他們的嚴格的分界線劃在好與壞之間，劃在善與惡之間。我不認為西班牙有謀殺以色列的罪過。難道過去什麼時候有過一種為了另外一種文明的存在而犧牲自己的存在的文明嗎？以色列也好，伊斯蘭國家也好，在這一點上肯定都不比別的國家或地區更是這樣。我這樣說並沒有什麼激情偏見，因為我是我這個時代的人，而且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同情那些在自由、肉體、財富和信念等方面的受害者。因此，這裡在西班牙的範圍內，我同情猶太人、改變宗教信仰的人、新教徒、光明派教徒、摩里斯科人……但是，這些我無法擺脫的感情與真正的問題毫無關聯之處。談到16世紀的西班牙時，把它稱為「極權國家，」甚至稱為「種族主義國家」是毫無道理的。當然，這些景象是悲慘的，但是，在同一個時期，法國、德意志、英國或者威尼斯的景象（通過閱讀有關的司法檔案）也是這樣。 讓我們再一次強調這一點：形勢在西班牙正如在土耳其和在正進入世界歷史的新世界一樣，都是一種盲目的力量。它應該受到它應該受到的那一份指責。在取得格拉納達的勝利之後不久（勝利總是使人萌生壞主意），費迪南和伊莎貝爾並不是獨自行事。他們的行動受到陰沉的經濟氣候和這些癒合得很差的創傷的推促和影響……最後，各種文明和經濟一樣，也有它們自己長期的歷史。它們受到群眾運動的折磨。它們仿佛被歷史的重力不知不覺地推到隱蔽的山坡上。山坡的傾斜度正好足以使物體下滾，但任何人都不會察覺，也不會為此負責。自我「分割」372、剪除自己過度增長的部分、在前進中拋棄自己的部分遺產和攜帶的東西，這就是文明的命運。每種文明都永不休止地繼承自身，並且在父輩遺留給子孫的財富中進行選擇。攜帶的某些東西被遺棄在路旁。沒有一種文明像伊比利亞文明處於它最光榮的時代那樣，即在從費迪南和伊莎貝爾在位時期到菲利普四世統治時期這段時期那樣，被迫強加給自己如此之多的變化，被迫「分割」自己、撕裂自己。我特別談到伊比利亞文明。這是因為它是西方文明的一個特別品種，是西方文明的突出部分或者海角。這個海角以前幾乎被外國的海洋覆蓋淹沒。在「漫長持久的」16世紀，西班牙半島為了再度變成歐洲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了戰鬥的基督教國家。它用它兩種加得多餘的宗教——伊斯蘭教和希伯來人的宗教——來分割自己。它拒絕按照一種在某種程度上和現代的非殖民化的過程相像的過程變成非洲或者東方。可以為伊比利亞設想其他的命運，例如它本來可以根據它的地理位置和它在幾個世紀中的歷史使命繼續成為歐非之間的橋樑。但是，橋樑意味著雙向的交通。歐洲經由庇里牛斯山、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航路到達西班牙半島。由於復地運動的勝利，歐洲在這個邊境地區壓倒伊斯蘭教。這個勝利也是歐洲自己的勝利。克勞迪奧·桑切斯·阿爾博諾斯和阿美利科·卡斯特羅等西班牙半島的歷史學家了解這一點：「山那一邊的人」得勝。歐洲對西班牙的再征服，被加進嚴格意義上的西班牙對穆斯林的土地的再征服之中。地理大發現則在後來把剩下的工作完成了。這些發現把西班牙半島置於現代世界的中心，亦即歐洲對世界的征服行動的中心。 認為西班牙本來不會成為歐洲的一部分，這是提出一種論點。這種論點曾經有人堅持。373但是，難道西班牙不能變成歐洲的一部分嗎？並不僅僅是政治上的考慮，而且還有民眾的意願和狂熱，導致驅逐持異端的人，導致1478年設立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導致1536年設立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在我們的眼裡，宗教裁判所令人憎惡，之所以令人憎惡，主要是由於它採取的手段，而不是由於它的受害者的相對地說來有限的人數。374但是，難道宗教裁判所、西班牙國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各個統治者，是真正應該對民眾的深切願望推動的鬥爭負責的主要力量嗎？ 在19世紀締造的各種民族主義產生以前，各個民族只感到自己被結合在一種宗教歸屬產生的感情里，換句話說結合在一種文明歸屬產生的感情里。15世紀的西班牙的廣泛的團結一致，是一個長期面對另外一種文明，處於劣勢的、最弱小的、最不引人注目的、最不精明的、最不富有的和一下子就解放了的民族的團結一致。這個民族再度變得最強大後，還沒有獲得內心的自信或者最強大的民族的習慣行為方式。它繼續戰鬥。可怕的宗教法庭迫害的人最後之所以寥寥無幾，乃是因它進行的鬥爭多少有些無的放矢。西班牙在人們的潛意識中仍然過分膽怯，過分警惕，過分好戰，以致異端無法輕易潛入這個國家。在西班牙既沒有伊拉斯謨主義的地位，也沒有內心可疑的改變宗教信仰者或者新教徒的地位…… 在關於這場各種文明之間的衝突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的論述方面，萊昂·波利亞科夫所作的激昂的和誘人的辯論並不能使我感到滿意。他只看到悲劇的兩面鏡子中的一面，即以色列的訴苦抱怨，而沒有看見不同時期西班牙的並非虛假的、並非騙人的或者並非瘋狂的抱怨訴苦。一個基督教的西班牙正在為誕生而進行鬥爭。它的力量推動的冰川，把它在浮動中遇到的樹木和房屋統統壓得粉碎。讓我們不要認為西班牙由於它的劣跡惡行，由於它在1492年進行的驅逐，由於它對大批改變宗教信仰者進行的迫害，由於它從1609年到1614年對摩里斯科人的泄怒而受到嚴懲，以免使討論成為說教，步入歧途。西班牙的這些劣跡惡行、這些激情狂熱，使它的威勢付出了代價。這種威勢正好產生於1492年並一直延續到羅克瓦戰役（1643年）之前，或者更準確地說，一直延續到17世紀中葉以前。根據歷史學家選定的日期，對猶太人的懲罰如果不是晚一個世紀到來，至少也是晚40年到來。我們不接受以下這種說法：驅逐猶太人使西班牙失掉一個生機勃勃的資產階級。事實上，正如菲利普·魯伊斯·馬丁最近論證的那樣，由於有害的國際資本主義，即熱那亞銀行家和他們的同類人的資本主義的植入，商業資產階級並沒有在西班牙形成。另外一種經常聽說的論據是：血的純淨和清澈的悲劇是對西班牙的折磨和懲罰。誰也不會否認這種折磨，不會否認它的後果，不會否認它可怕的死灰復燃。然而，西方所有的社會都在17世紀設置障礙、閉關自守，使社會上的特權變得神聖不可侵犯，但並不因此而有人們歸咎於西班牙的那些理由。 倒不如讓我們接受這種說法：各種文明不管是否願意，都朝著自己的命運前進。如果我乘坐的停靠在車站上的火車開動了，與這列火車並排的火車上的乘客會有他們乘坐的那列火車向相反的方向開駛的感覺。各種文明的前途命運相互交叉。它們互相了解嗎？這一點我不能肯定。西班牙正在政治統一的路途中。這種政治統一在16世紀只能理解為宗教統一。與此同時，以色列正在注意它的猶太人聚居區的前途命運。這種命運也是一種單一的命運。但是，它的活動空間是整個世界。它跨越海洋，跨越新生的民族和各種古老的文明。它否定、蔑視古老的文明。這是一種點火過分提前於它所處的時代的現代命運。即使一個像弗朗西斯科·德·克維多那樣頭腦清晰的人，也把這種命運看成具有惡魔的特徵。惡魔總不是自己，而是別的事物。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是其他的文明。《莫諾潘斯特斯島》（1639年）是一本矛頭指向奧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和他左右的被迫改皈天主教的猶太人銀行家的小冊子。這本書可能不是出自克維多自己的筆下。莫諾潘斯特斯島的猶太人說，「在魯昂，我們是法國用來反對西班牙的錢袋，同時也是西班牙用來反對法國的錢袋。在西班牙，在遮掩我們的割禮的外衣之下，我們用我們在阿姆斯特丹的和在與君主不共戴天的敵人的國家裡……所擁有的財富來援救君主（指菲利普四世）。我們在德意志、義大利、君士坦丁堡也幹得同樣多。我們布設了整個這個不易識破的陰謀圈套，製造了這場戰爭的根源，辦法是從每個人最大的敵人的口袋裡掏出給予這個人的援助。我們像向賭輸的人放高利貸以使他們輸得更多的銀行家那樣幫助別人……」375總之，這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批評。 每個人都樂於就各種文明說自己的真話。當鄰居說這種真話時，這種真話聽起來永遠也不會順耳。唯一肯定無疑的是：以色列的命運、它的力量、它的永恆存在、它的不幸等都來源於它永遠是一個堅硬的、頑強地拒絕稀釋沖淡的核，即一種忠於自身的文明。每種文明都既是人類的天堂，也是人類的地獄。376 4.文明的傳播擴散 進行傳播、擴散、贈與，就是進行統治。贈與的理論，對個人和社會都有價值，對文明也有同樣的價值。這種贈與最終可能引起貧困化。但是，在它持續的期間，它表示一種優越性。這種觀察完成了本書第二部分的總的論斷，即：在哥倫布和瓦斯科·達·伽馬之後，地中海在一個世紀之內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是一個光輝和強大的宇宙。何以見得？它教育其他地區並且把生活的藝術教給它們。我要強調指出這一點：是整個地中海世界，其中包括穆斯林地區和基督教地區，那時把它的光芒照射到比它的海岸更遠的地方。甚至通常被人當作窮弟兄看待的北非的伊斯蘭教，也向南方，向撒哈拉的邊緣傳播、擴散，越過整個沙漠直到蘇丹的內地。至於土耳其的伊斯蘭教，它照亮了整整一個其中一半屬於它的文化區域。屬於土耳其的這部分地區位於巴爾幹半島，延伸到阿拉伯非洲和阿拉伯亞洲，延伸到亞洲的腹地，直到印度洋。伊斯坦堡的蘇勒馬尼耶清真寺是土耳其帝國的藝術的傑作。這種藝術光芒四射，顯出它至高無上的、無可匹敵的力量。建築術只不過是大規模的文化擴張的一個成分而已。 西地中海文明的深刻影響在我們看來甚至更加與眾不同，具有特色。總之，它逆世界歷史的潮流傳播、擴散，它照亮了世界力量的中心即將在那裡建立的北歐。作為地中海世界的事物，拉丁文化之於新教歐洲，正如希臘之於羅馬。這種文化在16世紀和在17世紀一樣，一下子就橫越大西洋。而且由於這種橫越大洋的地理擴展，地中海的勢力範圍最後變得完整了，它包括當時美洲最光輝燦爛的部分——西班牙所屬的和葡萄牙所屬的美洲。為了更加易於識別，雅各布·布克哈特拋出巴羅克風格這個詞來。這個詞指基督教地中海的文明，那裡看得見巴羅克風格，內海就在那裡擁有我們能夠為它要求擁有的權利，我們就能在那裡辨認出地中海文化的標記。把對價值的評價姑且撇在一邊不談就純粹的重量和數量而論，文藝復興不能和巴羅克風格的巨大爆炸相比。前者是義大利的城市的兒女;後者則既從神聖羅馬帝國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中，也從西班牙帝國的世俗力量中汲取力量。顯然，這是一道嶄新的光線。從1527年和1530年起，從文藝復興的繁榮興旺的大城市如佛羅倫薩和羅馬等的悲慘的末期起，這道光線就改變了色調，情況正如在照射燈的光線突然由白變綠，或者由紅變藍的舞台上一樣。新的更加血紅的色彩沐浴著西歐的景色。 我談完這一點，希望讀者能夠了解我的這番話。我在撰寫一本關於地中海的書時，無法對有關地中海的巨大的形態變化的一切統統加以敘述。否則，我就得寫一本關於整個世界的書。在我看來，一個單一的論證就既足以描述地中海的光榮，也能滿足本書的平衡。我將遺憾地把伊斯蘭教擱在一邊，也遺憾地把西班牙—葡萄牙的美洲以及位於巴西的礦區中心的烏羅·普雷托的誕生得很晚的但十分罕有的光輝燦爛的事物擱在一邊。蔓生怒長、充斥各地的巴羅克風格，僅僅在本身已經十分遼闊的西歐這個地區內，就已經足夠使我們忙得不可開交了。 巴羅克風格的各個階段 繼雅各布·布克哈特之後，德國歷史學家H.韋爾弗林、A.里格爾、A.-E.布林克曼和W.魏斯巴赫等人使巴羅克風格這個詞377得到人們的贊同和喜愛。他們讓一艘有另外很多人搭乘旅行的船下了水。他們試圖進行的，原則上是一種有用的、在可以和地層相比擬的藝術層的分類和辨認等方面所作的嘗試。有人向我建議在羅曼風格、哥特風格和文藝復興風格序列之後再加上第四個詞，378即巴羅克風格這個詞。這個詞正好放在受法國啟發、影響的古典主義的復活的前面。既然巴羅克風格被描寫成一種即使不是四層也是三層的重疊建築，這個詞就是個不適用於一個完全清晰的或者簡單的概念的詞。 在米開朗琪羅於1497年和1499年之間為聖彼得教堂雕刻的《哀悼基督》中，在拉斐爾的《房間》中，在《波爾戈的火災》和《被從神殿趕出的埃利奧多爾》的激烈的動勢中，在博洛涅尼亞的《聖塞西爾》壁畫中，都可以看出巴羅克風格的根源來。根據埃克爾·馬爾的說法，這幅《聖塞西爾》壁畫自身已經含有新時代的特徵的某些東西，379而且據說還含有「巴羅克風格的手勢語言」380的某些東西。在《安格希亞里戰役》的大底畫中或者在（這次是在義大利之外）丟勒的版畫中也可以找到這些根源來……這一切實際上形成一種令人驚奇的混合物。人們明確指出：巴羅克風格的不可否認的創始人之一是收存於帕爾馬381的《聖母升天圖》的作者柯雷喬。他只差對塵世的歡樂和對裸體的美表示出更多的鄙視厭棄和冷漠疏遠就可以成為一個成熟的、完全被人接受的巴羅克風格藝術家。而米開朗琪羅在他那方面特別喜歡通過這種裸體美來表達他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是，另一方面，米開朗琪羅對偉大事物的愛好，他的憐憫、同情、悲愴，他的恐怖，同拉斐爾的優雅，同柯雷喬的畫中的動勢和光線的閃動，是樂善好施的仙女放在巴羅克風格這個嬰兒的搖籃上的第一批禮物。嬰兒得到這樣的贈禮，於是很快長大。當柯雷喬1534年去世時，嬰兒差不多已經成年。當米開朗琪羅1541年經過七年殫精竭慮的勞動，完成「中世紀的恐怖」382在其中復活的《最後的審判》這幅畫時，這個嬰兒肯定已經成年。 1527年羅馬慘遭洗劫和1530年佛羅倫薩被攻占後，文藝復興的光輝燦爛的事物忽然宣告完結。「羅馬的可怕的洗劫」383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似乎是一次上帝的判決。它突然提醒城市要儘自己所擔負的基督教的使命。當克萊門特七世在聖昂熱古堡中進行抵抗時，羅馬城遭到士兵和打家劫舍的農民蹂躪破壞達數月之久。什麼也不能幸免於難。拉斐爾的門生弟子已經分散在遠方各地：帕尼到了那不勒斯；皮耶里諾·德·瓦加到了熱那亞;朱勒斯·羅曼到了曼圖亞。後者再也不願從那裡歸來了。司湯達爾倉促地作出結論說384：「因此，拉斐爾的門生不再有門生了。」藝術的整個生命的和才智的整個生命的脆弱性就這樣顯露出來。「上帝的第二次判決」——佛羅倫薩的包圍和攻占——在1530年使1527年的災難重演。G.帕倫蒂指出了這次包圍和攻占對經濟生活產生的深刻影響。由於這次災難重演，「某些事物死亡了，而且死亡得很快」。385新的一代正在登台，新的方式正在勝利。386朱利安·德·梅迪奇預言這新的一代將主要是斯巴達式的，而不是雅典式的。死去的是文藝復興，或許是義大利自己。勝利的是矯揉造作、模仿、誇張、浮誇。這些勝利的事物使仍在進行創作的拉斐爾的所有的門生的作品腫脹起來。它們的學院主義有自己的追隨者，以後成了學派。387 繪畫第一個標明這種風向的突變。風格主義開始了。1557年，盧多維科·多爾切在一次為矯揉造作所作的辯解中為風格主義下了一個定義，提出一個綱領。從1530—1540年388這段時期起，除了威尼斯外，整個義大利都浸透這種風格主義。威尼斯有少數風格主義者。但是，在長時期內，那裡也有無法降服的提香。 20世紀把這種風格主義的名稱改為前巴羅克風格。這種風格持續的時期是一個漫長的、以丁托列托為典型並且和丁托列托同時於1590年終止389的階段。風格主義的最後的傑作是從1589年到1590年畫於威尼斯的大市政會的會議廳的巨幅畫卷《天堂》。在這之後，幾乎立即開始了巴羅克風格的第一階段。根據G.施尼雷爾的看法，這個階段的巴羅克風格的引進人是烏爾比諾的費德里科·巴羅齊奧。他的著名的《人民的聖母》現存於烏菲齊博物館。390直到將近1630年，第一階段的巴羅克風格都一直是占主導地位的學派。這是第一階段巴羅克風格的終結嗎？不是。因為從這個義大利的巴羅克風格立刻派生出一種生氣勃勃的藝術。這種藝術在瑞士、上德意志、奧地利、波西米亞等地茁壯成長，欣欣向榮，直到18世紀和19世紀為止。它在這些地區得到一種豐沃的、人民大眾的靈感和想像的滋養。這種靈感和想像給予它在其偉大的義大利時期從來沒有過的活力。此外，的確就在這裡，巴羅克風格這個詞（不管它的根源如何）從18世紀開始運用於當時事實上已經衰落的藝術。德國學者宣稱，由此得出這樣一個公式：巴羅克風格＝德意志。如果考慮到巴羅克風格的根源，這是一個錯誤的公式。 必須進行討論嗎？ 人們可以無休止地就這個按年月次序作出的排列和這個排列所顯示出的意圖進行爭論。這個排列肯定會使巴羅克風格的意義更有價值、更加擴大。人們也可以無休止地爭論巴羅克風格究竟是什麼，不是什麼。古斯塔夫·施尼雷爾甚至已經把這個巴羅克風格視為一種文明，一種存在於自身的文明。這是一種向歐洲推薦的並且強加於歐洲的最後的普世文明。這是最終的文明嗎？人們還可以在這方面吹毛求疵，無端指責。在本書的第一版中，作者沉湎於這種無端指責的樂趣中。但是，這些問題判然有別於我們目前關注的問題，即：不管這些文明的確切的性質和特色是什麼，它是從地中海輻射傳播出來的。地中海是給予者、傳送者，因而也是一股較大的、優越的力量。地中海的教訓、生活方式和趣味愛好，成了遠離它的海岸的地區遵行的準則。這種文明的活力的證據、它的根源和產生的原因是我們關切的。 地中海文明的巨大傳播中心：羅馬391 羅馬是地中海文明的巨大傳播中心之一。它不是這種文明的唯一的傳播中心，但卻是最重要的傳播中心。16世紀開始時，它還是一個普通的貧窮城市。拉伯雷1532年第一次旅行時看到的羅馬，就是這樣一個貧窮的羅馬。馬爾里亞尼的《地誌》和很多其他旅遊指南描繪的羅馬就是這樣一個貧窮的羅馬。這是一座狹小的城市，周圍是鄉村。古老的紀念性建築物遍布城內和城的四周。這些建築物往往半遭破壞，外形嚴重毀損，更往往連同底座都埋沒在泥土和廢墟瓦礫之下。城裡有人居住的部分，有磚砌的房屋、骯髒的小街和大片大片的空地。 16世紀這座城市發生了變化，它生機勃勃，宮殿、教堂拔地而起。它的人口增加。即使在17世紀這個總的說來不利於地中海城市的發展的時代，它仍然保持在它原有的水平上。羅馬就這樣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工地。任何工藝匠師都能夠在那裡找到工作。首先是一支石匠—建築師大軍：錫耶納的巴爾塔薩爾·佩魯齊（死於1536年）、維羅納的薩米凱利（死於1549年）、佛羅倫薩的桑索維諾（死於1570年）、義大利北部（幾乎所有義大利的建築師都是從那裡來的）的維尼約萊（死於1573年）、那不勒斯的利戈里奧（死於1580年）、維琴察的安德烈·帕拉迪奧（死於1599年）、博洛尼亞的佩利格里尼（死於1592年）。奧利維里是個例外，他是羅馬人（死於1599年）。緊跟這些手工業者、建築師和石匠之後，匆匆趕來一支畫家隊伍。這支隊伍對於裝飾畫達到頂峰的藝術時代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拱頂和天花板為畫家提供了無限的空間。與此同時又把一些有時嚴格確定的題材強加給他們。「巴羅克風格」的聖畫首先是這種風格的建築極其自然地生下來的女兒。 這個時期聖彼得教堂的修建工程正在完成。傑蘇教堂在1568年和1575年之間這個時期正由季阿科莫·維尼奧拉修建。他1573年去世時還沒有來得及完成他的這件藝術品。第一個耶穌會教堂這時已經誕生。這個教堂後來雖然並非始終但也經常在整個基督教世界充作楷模。每個修會現在都希望在羅馬或者在羅馬城外擁有自己的教堂，有自己的特別裝飾物。這種裝飾物是它們自己的特別禮拜儀式的形象。這樣，就先在不朽之城，接著又在整個基督教世界，誕生了首批有大括號形裝飾物和圓形屋頂並有樸素的幾何圖形的教堂。這些教堂中的恩典谷教堂在法國雖然遲建，但仍然是個優秀的典型。 羅馬的這個奇蹟般的發展需要巨額開支。司湯達爾在指出是那些不需要為它們自己的權威擔憂的國家在讓人製作現代繪畫、雕刻和建築工程的最偉大的傑作的時候，正確地找到了產生這個問題的原因。392這把我們帶回教皇的財政史上。克勒門斯·鮑埃爾在一篇出色的文章里更新了這部歷史的基礎。393的確，歷屆教皇從他們的國家抽取巨額收入。他們成功地求助於公共信貸。他們的宗教政策，或者簡而言之，他們在基督教世界裡的政策被人遵奉執行，執行時花費他們自己的費用少於花費各國國家教會的費用。法國教會和西班牙教會已經分別由法國國王和西班牙國王掌管支配，被用來滿足他們的貪婪和財政需要。在令我們操心關注的50年內，教皇國家很少（只在1557年和神聖同盟存在的3年里）有過巨額戰爭支出。因此，羅馬教廷能為美術事業的發展制定一項龐大的預算。美洲白銀侵入地中海，使這些奢侈的、耗費巨大的政策易於推行。在1560—1570年這段時期以後，利奧十世和于勒二世夢想的事物全都實現。另一方面，因天主教的虔敬行為的浪潮而數量倍增的各種修會和教廷同心協力。羅馬也是國中的這些小國的首都，是它們向人炫耀賣弄的首都和它們的櫥窗。耶穌會、多明我會、加爾默羅會和方濟各會等修會都盡了自己應盡的那份財政努力和在藝術競爭方面的努力，並且在羅馬之外模仿、複製首都的成就。如果巴羅克風格在藝術和宗教方面有所發展的話，這就是由於這些修會，特別是由於聖伊尼亞斯這個修會發揮了作用。在我看來，這就是為什麼「耶穌會的」這個形容詞比「巴羅克風格的」這個形容詞更適於標示這個發展，儘管有人在這個問題上保留他們的看法。 沒有必要在這裡再對普遍的、聲勢浩大的、複雜的向寺院制度和修道院生活的推進進行研究。沒有必要說明這種推進怎樣在特蘭托宗教會議獲得成功之前很多年就已經開始產生。特蘭托宗教會議的成功是新的幾代的第一次勝利。早在1517年，就在羅馬引入了神愛奧拉托利會。這個修會是在上世紀由貝爾納爾丹·德·費爾特爾在熱那亞創建的。在同一個1517年，利奧十世同意把方濟各會的嚴格遵守教規的修道士同這個修會的聖芳濟會修士分開。1528年，從改革的方濟各會修士的行列里分離出一些修士，其中有嘉布遣會修士。但是，只在將近1540年，即創立耶穌會的那一年，上述推進運動才聲勢浩大起來，才能夠被看作是最終完全發動起來了。 三年以前，即1537年，保羅三世召集的紅衣主教委員會態度悲觀。這個委員會甚至考慮讓腐敗的修會滅絕無繼，以便以後由新修道士來充任這些修會的成員。接著在15世紀40年代，一切都明朗起來。進行了並且打贏了第一個回合，繼續創立修會和改革修會。修道士的革新運動蓬勃發展，聲勢浩大起來。它在特蘭托宗教會議後加速發展：聖菲利普·德·內里的奧拉托利會於1564年建立；聖查理·博羅梅的獻身會於1578年建立;熱那亞人耶安·阿多爾諾和聖弗朗索瓦·喀拉蚩奧羅的小兄弟會1588年建立（它的第一個設在那不勒斯的機構建立於1589年）；3年以後，即1592年，在阿維尼翁成立了基督學說父親會。 這些為了鬥爭的需要而經常被免除了古老的合唱聖歌的生活的束縛和修道士的教規戒律的束縛的修會，這些「真正的正規的教士」，誰能說他們給了羅馬教廷什麼支援呢？教會因他們而得救。教會能夠從羅馬發動一次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自上而下進行的、最令人驚奇的革命，它打的這一仗，是深思熟慮、足智多謀地進行的。它傳播的文明——這種文明的名稱無關緊要——是戰鬥的文明;它的藝術只是為了達到目的而採取的另外一種手段。 因此，巴羅克這種藝術風格往往屬於宣傳的範圍，帶有宣傳的味道。在某些方面，這是一種被引導的藝術，有它的優點和缺點。精明的修道士和神學家要求魯本斯、喀拉蚩奧羅、多米尼基諾、里貝拉、蘇巴朗或者牟利羅等人把他們想像、構思的圖畫具體畫出來。如果畫出的畫顯得有不夠完善之處，就拒絕接受。天主教會反對新教，仇視裝飾豪華的廟宇和圖像，想修建上帝在塵世上的最美麗的房屋。這些房屋是天堂的形象，是天國的幾個部分。藝術是用來進行戰鬥和教育的有力的手段，是一種通過形象的力量來確認聖母瑪利亞的無瑕的聖潔、聖徒的有效的價值和介入、聖體聖事的真實性和強大力量以及聖彼得的卓越高尚的品性的手段，是以聖徒的幻想和狂喜為論據的手段。一些完全相同的肖像學方面的題材，被人耐心地匯編、傳授，一再橫越整個歐洲。巴羅克風格之所以誇張，之所以對死亡、對痛苦和對以毫不留情的現實主義手法描繪的殉教者有興趣，之所以似乎耽於悲觀主義，耽於17世紀的西班牙的醒悟，這是因為它是一種一心一意想進行證明和說服的藝術，而且應該進行證明和說服的藝術，這是因為它絕望地尋求使人感到驚奇的和引人注目的戲劇性的細節。這種藝術供基督教信徒使用。人們想說服、引導這些教徒。人們想通過積極的行動和示範表演把某種真實主義，把大量受人懷疑的概念（例如煉獄的概念和聖潔懷胎的概念）的真實性教給這些教徒。這是一種戲劇藝術，一種有意識地具有戲劇性質的藝術。戲劇難道沒有充作過耶穌會會士的武器，特別在這種藝術在它到處享有權利，有巡迴演出隊，又很快有固定的舞台的時期充作耶穌會會士用來征服德意志的武器嗎？ 因此，巴羅克風格既是一種生活的藝術，也是一種信仰的方式。它從地中海海岸傳向北歐，傳向多瑙河和萊茵河，傳向法國的心臟巴黎。17世紀初期在巴黎修建了教堂和修道院。巴羅克風格是一種特別具有地中海地區性的生活和信仰的藝術。請讀者看看雅各布·布克哈特對庇護二世怎樣「在《最後的晚餐》、《聖米迦勒戰魔鬼》、《基督升天》、《天使帶聖母瑪利亞凱旋上天堂》394等栩栩如生的圖畫的圍繞下」攜帶聖體穿過維特爾博的描述。這個描述就是上述論點的證據。人們會馬上想到有耶穌受難記中的人物在其中出現的人群的西班牙宗教儀式行列。這並不比在義大利更加排除上演紀念聖體、聖事的奧義的宗教劇。395總之，這是一種使北歐感到驚訝的基督教的戲劇形式。西班牙人在佛蘭德的虔誠和自笞令人驚訝不已並且引起轟動。396巴羅克風格的藝術被用這種南方的宗教感情哺育起來，並把這種宗教感情的某些東西傳往北歐。關於傳入歐洲各地的彌撒和祈禱儀式，關於地中海人在強烈的要求得到北歐的被爭奪的地區（這些地區後來回到羅馬教會懷抱）的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寫整整一本書。當人們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就不能再談什麼地中海的衰落了，除非衰落這個詞和它所指的解體被人認為具有一種強大的傳播一種垂死的文明的力量。 另外一個傳播中心：西班牙 從維也納西行到里昂，然後到土魯斯，再到例如巴約訥這個地方，就可以看見出現另外一種文明的傳播：西班牙文明的傳播。羅馬和義大利（義大利的各個地區）的影響，在維也納和慕尼黑居於統治地位。在法國，羅馬和義大利通過它們的旅遊者、它們的習俗風尚、它們的思想教導發揮作用。但是，人們卻更加強烈地感受到西班牙的影響。 庇里牛斯山的問題之一是：它的大門從來沒有同時朝著南、北兩個方向打開，以利於南、北互相往來。或者法國是教育者，一切從北向南流轉，這是從11、12世紀到15世紀的情況;或者火炬傳到西班牙手中，西班牙躍居突出地位，一切從南向北傳播，這是16和17世紀的情況。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傳統久遠的對話，因此突然改變了方向。它還將在18世紀再次改變方向。在塞萬提斯時代，法國力圖從它那個既遭人嘲笑、又被人懼怕、也受人敬佩的鄰國得到服飾的流行式樣、言語、行為的風尚和思想觀念。與此相反，西班牙卻斷絕與法國的一切接觸，監視兩國之間的邊界地區，禁止它的荷蘭臣民去法國學習，從蒙彼利埃撤回它的醫學生。397 這是一種奇怪的、和往常同樣毫無友情可言的對話。除了在荷蘭以外，西班牙人還在哪裡比在法國更被人嘲笑呢？一部在米德爾堡出版的西蒙·莫拉爾撰寫的譏刺性幻想作品的法文譯本1608年問世。該書題為：《關於西班牙老爺的行為、美德和風尚的標誌》398。可憐的老爺！他在書中被比作各種野獸、屋子裡的鬼怪、在桌子上進餐的狼、臥室里的公豬、街上的孔雀、同女人在一起的狐狸等。其餘的我就略而不提了。這本小冊子結束時說：「因此，你到處都得提防老爺。」但是，這個受人嘲笑的老爺卻被人妒忌和模仿。西班牙的勢力的傳播，是一個強大的民族、「沒有黃昏的」龐大帝國的勢力的傳播，一種比我國的文明更加精美的文明的傳播。在法國，所有正直的、有文化教養的人都應該通曉，事實上也都通曉西班牙文。這就使得幾個像出生於西班牙的穆爾西亞人安布羅西奧·德·薩拉扎爾那樣的西班牙半島人，在瑪麗·德·梅迪奇統治法國時期在法國有十分美好的教師和語法學者的職業。卡斯蒂利亞的詞彙使法國的語言殖民化。布朗托姆是法國親西班牙的人中的巨擘。399這些人習慣於用一些假西班牙詞，如用blasonner、bourler、busquer、fortune、habler等詞代替parler（說），用tirer代替lancer（投擲），用treper代替monter（登上）。還說擺care或gerbe（架子）以及marcher à la soldade bizarrement（像士兵那樣古里古怪地行走）。400用在當時和義大利詞同樣多的西班牙詞來點綴會話，是一處時髦的派頭。401養成這種風尚需要進行學習，需要很多教師，需要進口書籍。蒙田的父親讀過《親密無間的書信》、《馬爾克·奧雷爾的留言簿》、《君主王侯們的時鐘》和《寵臣近幸的鬧鐘》這些出自蒙多內多的著名主教安托尼奧·德·格瓦拉之手的著作。402翻譯書籍大量出版，充斥各地。「巴黎有一家真正的卡斯蒂利亞文的翻譯社」。403塞萬提斯的著作風靡一時。1617年，他的偉大作品《帕爾西勒斯和西吉斯蒙德歷險記》在巴黎用卡斯蒂利亞文重印，然後譯成法文。404此外，騙子無賴小說也有熱心的廢寢忘食的讀者。之後，又有為在法國上演而改編的西班牙喜劇。英格蘭的情況與法國相同，義大利和西班牙的書已被該國翻譯並且被吸納入這個國家的智力、知識的實體中。 在文學的影響之外，1000種其他小的借用也有待評價。既可說是西班牙式的、也可說是法國式的路易十三的宮廷作出了表率。所有西班牙的事物都風靡一時、非常熱門。婦女用「西班牙白粉」和「西班牙硃砂」。其實，這些脂粉並不全都來自這個國家。婦女在自己身上灑香水。男人也如法炮製。這些香水有些來自尼斯和普羅旺斯。其中大部分，特別是價值最昂的，禁止「鄉巴佬」使用的，則從西班牙和義大利進口405。如果布朗托姆的話可信，那麼「這兩個國家的女人用起香水來，比我們法國的貴婦人更加留心，更加精細」。406大家爭奪生產稀有的香精和美容製劑的方法。這些方法至少和莫里哀筆下的附庸風雅和賣弄學問的女人的秘方訣竅同樣複雜。一個媚女人的男子答應為他的情人買「西班牙皮」手套。的確，雖然法國在那個時代已經製造出精美的產品，法國服飾的流行式樣和漂亮雅致的東西已經聲名鵲起，西班牙的柔軟而精緻的皮手套、有名的科爾多瓦的花露水和雕皮這種被當作掛毯使用的鍍金皮革，那時就已享有和今天的「巴黎貨」同樣的聲譽。這些東西同巴黎商品一樣，非常昂貴。當西蒙·魯伊斯的妻子心血來潮，突然想到要「做些生意」並從西班牙向佛羅倫薩運去一些「香手套」以換取義大利商品的時候，與她丈夫有商務關係的人巴爾塔薩爾·蘇亞雷斯說，在這個嚴肅的有產者居住的城市裡沒有人願意購買這種昂貴的奢侈品（每雙3埃居）。但是，這已經是1584年的事了。407人們很想知道幾個5年之後，佛羅倫薩人在想些什麼。 在我們了解得最清楚的文學進口物品方面，西班牙的影響在路易十三的統治終結之前408沒有減少，在終結時才告衰落。這一點把我們再次引到將近1630—1640年這段時期。這段時期是財政和經濟歷史的轉折點，是世界財富歷史上的偉大時期。西班牙的影響的傳播的黃金時代，大致說來是17世紀的前半世紀。16世紀已經進行了上千次接觸交往。法國發覺不能忍受西班牙帝國的地理包圍而不受損害。但是，隨著本世紀末和下個世紀前幾十年和平恢復，已經播下的種子才發芽、成長、開花。正是和平的恢復導致了巴羅克風格在整個歐洲的勝利。 所謂的地中海衰落 假使人們沒有長時期認為地中海在文藝復興之後不久就已經衰竭的話，歷史學家本來會花費更大力氣去研究它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的影響。我不想誇大這種影響的價值、持續時間和效能。然而，巴羅克風格向歐洲噴投去的文化瀑布可能甚至比文藝復興向歐洲噴投去的文化瀑布更濃密、更厚實、更持續不斷。巴羅克風格是兩種巨大的帝國文明——羅馬帝國文明和西班牙帝國文明——的產物。但是，在缺乏必要的地圖的情況下，我們怎樣用圖表來說明這兩種文明的發展演變和它們在國外的起伏曲折的冒險呢？我們有博物館的目錄，但沒有藝術圖集；我們有藝術或者文學的歷史，但沒有文明的歷史。 這一點至少是清楚的：正是在地中海的邊緣地區，而不是在地中海的騷亂的中心，地中海的命運能夠較好地顯示出來或者辨認出來。地中海的這些向各個方面漫溢的影響充分標示出它在構成世界的偉大生命的交流和競賽中的存在和力量。這些影響在17世紀開始時，突出了作為古老的文明的搖籃的地中海在締造現代世界的過程中的卓越地位。地中海在現代世界的身上打上一個十分巨大的印記。 本部分原注 1. 「Civilisation, éléments et formes」,in:Première Semaine Internationale de Synthèse, Paris,pp. 81-108. 2. Lemot de 「trahison」est emprunté à un cours dè Lucien Febvre à l'université de Buenos Aires, en octobre 1937. 3. Charles-André Julien,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1931,p.20. 4. On les trouve dans toutes les séries documentaires et spécialement à Raguse,Diversa di Cancellaria et Diversa de Foris；à Gênes, Magistrato del Riscatto dei Schiavi； à Venise， Quarantia Criminale... 5. A.de Raguse, Diversa de Foris, VII,f o62 à 66,oct. 1598. 6. A.d.S., Venise, Dispacci Senato Spagna, P. Priuli au doge, Madrid,3 dé cembre 1611. 7. Archives de Raguse, Diversa de Foris, V,fos 152 v o et 153, Lisbonne,15 oct. 1596. 8. 8 juin 1601, A.d.S.， Gênes, Atti 659. 9. Ibid., Atti 659. 10. H.Porsius, Brève histoire ,Arsenal 8 o H 17458, cité par J. Atkin-son, op.cit.,p.244. 11. 25 sept. 1595, P. Grandchamp, op. cit., p.73. Voir l'histoire fictive du père de Guzman de Alfarache, M. Aleman, op. cit., I, I,1,pp.8-9. 12. A.d.S.Florence, Mediceo 5037, f o 124,Fray Luis de Sandoval au grand-duc de Toscane ,Séville 1er août 1568. 13. A. d.S., Venise Cinque Savii, Riposte, 142 fos 9 v o et 10,25 mai 1607. 14. Saco, op. cit., p.101. 15. V.L.Mazuranic, art. cit., résumé par Zontar, art. cit.,p.369. Voir aussi cette histoire compliquée de Renié ,10 nov.1571, L.Serrano, op. cit., IV,pp.514-515. 16. R. Hakluyt, op. cit., II,p.282. 17. Ibid., II, pp.282-285. 18. Boletim de Filmor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 n o 16, p. 692, Madrid, 8 mai 1608. 19. B.M.Royal, 14 A XXIII, f o 14 v o et sq. 20. Abbé PRÉVOST,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 IX,pp.135-136, d'après le voyage de Tachard （1685）. 21. N.IORGA,Ospiti Romeni...,p.24. 22. BELON DU MANS,op. cit., p.182. 23. Annuaire statistique du monde musulman, 1923, p.21,Prêtres musulmans qui gagnent leur vie à copier des manuscrits, BELON DU MANS,op. cit., p.194. 24. Voir supra, I,p.398. 25. J. W. ZINKEISEN,op. cit., III, p.266. 26. Ibid., note 2. 27. Communication de Marcel AUBERT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1943. 28. CONYAT BARTHOUX, Une peinture catalane du XVe Siècle trouvée au monastère du Sinaï. 29. Ou par d'autres cheminements. Voyez les comparaisons entre Ibn Abbad et Saint Jean de la Croix. Asin PALACIOS. 「Un précurseur hispanomusulman de San Juan de la Cruz」, in: Al Andalous, 1933; J. BARUZI,Problèmes d'histoire des religions, p.111 et sq. Mais l'héstitation demeure:filiation,parallélisme, simple coïncidence?...J. BERQUE, 「Un mystique...」,art. cit., p.759, note 1. 30. Abbé MASSIEU, Histoire de la poésie françcoise avec une défense de la poësie,1739, c. r. dans le Journal de Trévoux, fév. et mars 1740, pp.277-314, 442-476. VIARDOT, op. cit., II,pp.191-193. A. GONZALEZ PALENCIA, 「Precedentes islamicos de la leyenda de Garin」，in: Al Andalous, I, 1933. Maxime RODINSON, 「Dante et l'Islam d'après des travaux récents」, in: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oct. - décembre, 1951. 31. J. SAUVAGET, Introduction, p.186; on sens contraire, R.KONETZKE, op. cit., p.64. 32. 「Patate et pomme de terre」,in: Ann. d'hist. soc., janv. 1940,II,p.29 et sq;article reproduit dans :Pour une Histoire à part entière, Paris,1962, pp.643-645. 33. A. Philippson, op. cit., p.110. 34. Ibid., p.110. 35. J,KULISCHER, op. cit., II,pp.26-27. Sur le café, l'abondance de la litérature défie tout recensement. La chronologie reste incertaine à souhait A. FRANKLIN, Le café ,le thé , le chocolat, 1893; William H.UKERS, All about Coffee, New York, 1922; Jean LECLANT,「Le café et les cafés de Paris （1644-1693）」,in: Annales E.S.C., 1951; Günther SCHIEDLAUSKY, Tee, Kaffee, Schokolade, ihr Eintritt in die europüische Gesellschaft, 1961. 36. Olivier DE SERRES, Le Théatre d'Agriculture, Lyon, 1675, p. 557, 783, 839; Otto MAULL Geographie der Kulturlandschaft, Berlin, Leipzig, 1932 p.23. 37. D'après les études d'un érudit charentais, Robert GAUDIN. 38. Otto MAULL,voir ci-dessus, note 2. 39. Op.cit.,I,p.451. 40. Rabelais à Jean du .Bellay, Lyon, 31 août 1534, unicam platanum vidimus ad speculum Dianae Aricinae. 41. QUIQUERAN DE BEAUJEU, op. cit., p.329. 42. El celoso extremeño, Novelas ejemplares, II,p.25. 43. R. Lacoste, La colonisation maritime en Algérie, Paris, 1931,p.113. 44. Jeunesse de la Méditerrannée, 1935, p.10, 15,20...; Le sel de lamer, op. cit.,p.118. 45. Voyage en Italie, op. cit., pp.127-128. 46. Sources inédites... du Maroc, France, I,p.322, Saint-Gouard à Charles IX, Madrid, 14 avril 1572. 47. Note de Lucien FEBVRE. 48. G.TURBA, op. cit., 1, 3, 12 janv. 1562. 49. La Réforme en Italie, p.3. 50. En 1561, Emmanuel Philibert avait signé une trêve avec ses Vaudois.「...e como dire uno interim」, écrivait Borromée, J. SUSTA, op. cit., I,p.97. Depuis 1552, les Vaudois sont liés à l'église réformée de Bâle, avec les réformés français du Dauphiné et de la Provence. F. HAYWARD, Histoire de la Maison de Savoie, 1941,II, pp.34—35. Nouvelles concessions du duc aux Vaudois en 1565, Nobili au duc, Avignon, 7 nov. 1565, Mediceo 4897, f o 152. Vers 1600, nouveaux troubles, des hérétiques étrangers, surtout français, mettent à mal catholiques, couvents... Les Chartreux demandent à descendre vers 1600,de Montebenedetto à Banda... Fra SAVERIO PROVANA DI COLLEGNO,「 Notizie e documenti d'alcune certose del Piemonte」, in: Miscellanea di Storia Italiana, 1901, t. 37, série 3, vol. 2,art. cit.,p.233. 51. Arturo PASCAL, 「Da Lucca a Ginevra」, très remarquable étude, in: Riv. st. ital., 1932-1935,1932,pp.150-152. 52. Federico CHABOD, Per la storia religiosa dello stato di Milano,Bologna, 1938, nombreuses références à l'index,p.292. 53. A. RENAUDET, Machiavel, p.194. 54. 23nov. 1547, p.258. 55.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IX, pp.27-29, vers 1535; Alonso de la Cueva à Philippe III, Venise, 17 oct. 1609, A. N., K 1679. 56. M. ROSI, La riforma religiosa in Liguria e l'eretico umbro Bartolomeo Bartoccio, Atti della Soc. Ligure di storia patria, 1892, compte rendu in: Bol.della Soc.umbra di storia patria, I, fasc. II, 1895, pp.436-437. 57. Sur G. Bruno voir : Virgilio SALVESTRINI, Bibliografia di Giordano Bruno, 1581-1950,2e ed.posthume, p. p. Luigi FIRPO, Florence, 1958; d'après les sondages auxquels nous avons procédé, cette bibliographie semble exhaustive quant à la période indiquée. Voici pour mise à jour,quelques titres postérieurs à 1950: Paul-Henri MICHEL, Giordano Bruno, philosophe et poète, 1952（extrait du Collège philosophique :Ordre désordre, lumière）; A. CORSANO, Il Pensiero di Giordano Bruno nel suo svolgimento storico, Florence, 1955; Nicola BADALONI, La Filosofia di Giordano Bruno, Florence, 1955; Ádám RAFFY, Wenn Giordano Bruno ein Tagebuch geführt hätte, Budapest, 1956; John NELSON, Renaissance Theory of Love, the context of Giordano Bruno's 「Eroici furori」, New York, 1958; Augusto GUZZO, Scritti di storia della filosofia, II, Giordano Bruno, Turin, 1960; Paul Henri MICHEL, La Cosmologie de Giordano Bruno, Paris, 1962. 58. Souvent de simples actions judiciaires, ainsi pour cet hérétique, Alonso Biandrato , réfugié à Salucas sous la protection francaise et que le Pape veut qu'on lui livre. Cardinal de Rambouille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 Rome, déc .1568, B.N.,Fr 17,989, fos 29 v o à 30 v o , copie. 59. Philippe II auprince de Florence, Aranjuez, 2 juin 1568, Sim. E o1447; Grand Commandeur de Castille à Philippe II, Carthagène, 10 juin 1568, Sim. E o150, fos 18 et 19; D. Juan d'Autriche à Philippe II, Carthagène, 10, juin 1568, ibid., f o 17. 60. E. SCHÄFER, op. cit., 1, pp.134-136. 61. Ibid., I, pp.34—36. 62. Relacion de cartas de J. de Vargas Mexia para S.M.,29 déc., 1578, 21 janv. 1579, A. N.,K 1552, B 48 ,n o 15. 63. Marcel Bataillon, 「Honneur et Inquisition, Michel Servet poursuivi par l'Inquisition espagnole」, in: Bulletin Hispanique, 1925, pp.5-17. 64. R. Konetzke, op.cit., p.146; Marcel Bataillon, Érasme et l'Espagne, p.551. 65. Op. cit., p.258. 66. 「Recenti studi intorno alla Riforma in Italia ed i Riformatori italiani all' estero,1924-1934」,in: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936, pp.83-110. 67. Edgar Quinet, Les Révolutions d'Italie, Bruxelles, 1853, p.235 et sq. 68. Herbert SCHOFFLER, Abendland und Altes Testament, 2e édit., Francfort-sur-le-Main, 1943. 69. Énorme littérature à ce sujet, et notamment, G. SCHNÜRER, op. cit., p.266. 70. E. RODOCANACHI, op. cit., I,p.24. 71. Gilberto FREYRE, Casa Grande, op. cit., p.298. 72. Voir supra, I, p.149. 73. Julius SCHMIDHAUSER, Der Kampf um das geistige Reich, 1933, cité par Jean-Édouard SPENLÉ, La pensée allemande de Luther à Nietzsche, 1934,p.13, note 1. 74. Spécialement le long rapport de Gregoria Malaxa, V. Lamansky, op.cit., p.083 et sq. 75. Ibid., p.087. 76. La Péninsule balkanique, p.27. 77. Ibid., les zones méditerranéenne ou italienne, grecque ou byzantine, patriarcale. 78. Le mot est de Mme de Staël. 79. A. Philippson, 「Das byzantinische Reich」, art. cit., p.445. 80. Konstantin JIRECEK, Die Romanen in den Städten Dalmatiens, 1902, p.9. 81. A. PHILIPPSON, voir page précédente, note 4. 82. J.CVIJIC', op. cit., p.89. 83. H. HOCHHOLZER,「Bosnien u. Herzegovira」, art. cit., p.57. 84. A. E. MITARD,「Considérations sur la subdivision morphologique de l'Algérie orientale」,in : 3e Congrès de la Fédération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de l'Afrique du Nord, pp.561-570. 85. Sur le Constantinois, R. BRUNSCHVIG, op. cit., I, p.290 et sq. 86. Toits rustiques et terrasses des maisons, le contraste existe aussi dans le Sud de l'Espagne en arrière d'Almeria et de l'Alpujarra. Mais comment l'expliquer ? Julio Caro BAROJA, Los Moriscos del Reino de Granada, Madrid, 1957. 87. Revue africaine, 1938, pp.56-57. 88. LÉON L'AFRICAIN, édit. 1830, II ,p.11. 89. M. Bandello, op. cit., IX, p.48. 90. Lucien Febvre,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1942,2e. éd ,1947, p.423. 91. J. KULISCHER, op. cit., II, p.297. 92. Gal BRÉMOND, op. cit., p.339. 93. Friedrich C. A. J. HIRTH, Chinesische Studien, Munich, t. I, 1890, p.266. 94. Dates différentes, G. MARÇAIS, Histoire Générale de Glotz, Moyen Age, t. III, 1944, p.365. 95. Chimie et industrie, août 1940. 96. Berthold BRETHOLZ, Latein. Palaeographie, Munich, 1912, 3e éd., 1926, p.16. 97. Voir ci-dessus note 5. 98. Ibid. 99. Études byzantines, 1938, p.269 et sq. 100. Ch. André Julien,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1re édit., pp.320-327. 101. Robert BRUNSCHWIG,op. cit., I, p.105. 102. Gal BRÉMOND, op. cit., p.372，note 1. 103. Jean SERVIER, op. cit., p.17. 104. Op. cit., p.21. 105. Op. cit., p.20. 106. Premier numéro, juillet 1963, Éditorial Herder, Barcelone. 107. Op. cit., p.221. 108. R. BUSCH ZANTNER, op. cit.,passim et notamment, p.22; Otto MAULL, Südeuropa. p.391. 109. Darity, op. cit., 1617, p.637. 110. J. Cvijic，, op. cit., p.105; H. Hochholzer, art. cit. 111. Voir supra, I,p.31, et sq. 112. J. Cvijic，, op. cit., p.121. 113. I. Sakazov, op. cit., p.192. 114. Baba Ganje, p.42, cité par J. CVIJIC，, op. cit., p.481. 115. Cité par J. CVIJIC，, op. cit., p.487. 116. I. SAKAZOV op. cit., p.197. 117. Antoine JUCHEREAU de SAINT-DENIS, 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 depuis 1792 jusqu'en 1844, 4 vol, 1844, I, p.36. 118. F, de BEAUJOUR, Tableau du commerrce de la Grèce, 1800, I, p.54,et sq. 119. D'après Besolt, voyageur du XVIe Siècce, que cite I. Sakazov,op. cit., p.202. 120. J. Cvijic，,op. cit., p.172. 121. R.Busch Zantner, op. cit.,p.59,J. Burckhardt,「Die thrakische Niederung und ihre anthropogeographische Stellung zwischen Orient und Okzident」,in:Geogr. Anz., 1930, p.241. 122. Herbert WILHELMY, Hochbulgarien, Kiel, 1935; R. BUSCH ZANTNER, op. cit., p.28; Wolfgang STUBENRAUCH, Zur Kulturgeogr. des Deli Orman, Berlin, 1933. 123. Depuis la première édition de La Méditerranée ont paru des études décisives sur le problème morisque: Tulio HALRÉRIN DONGHI, Un conflicto nacional: Moriscos y Christianos viejos en Valencia, Buenos-Aires, 1955; 「Recouvrements de civilisations: les Morisques du Royaume de Valence au XVI e siècle」, in: Annales E. S. C., 1956; Henri LAPEYRE, Géographie de L'Espagne Morisque, 1959; résout le difficile problème statistique de l'expulsion des Morisques; l'ouvrage déjà cité de Julio CARO BAROJA, Los Moriscos del Reino de Granada ,est un chef d'œuvre, l'un des plus beaux livres d'histoire et d'anthropologie culturelles que je connaisse. 124. Contrairement à ce que disent H. Hefele ou F. de Retana ... Témoignage rétrospectif, mais catégorique dans notre sens, celui de Diego Hurtado de Mendoza, De la guerra de Granada, éd .de Manuel Gòmez-Moreno,Madrid, 1948,p.8 et sq.J. Caro Baroja dont on admirera le ton , op. cit., p.5 et sq. 125. En 1609 encore, Clément VIII est opposé à l'expulsion des Morisques et au zèle du saint archevèque de Valence ,Juan de Ribera, G. Schnürer,op. cit., p.196. 126. R.Konetzke, op. cit., p.57. 127. Gobierno de Vizcaya, II,p.357. En 1582, on évoque contre lui des lois raciales （ibid., II, p.223） et,en 1585, au nom des exclusives prévues par le fuero, ibid.,p. 309; exclusives mises en pratique aussi, en 1572, dans la proche Navarre, Antonio CHAVIER, Fueros de Navarra, 1686,p.142. 128. Simancas Patronato Real, 15 août 1543, pour Arevalo et Medina del Campo. 129. Cité par L. PFANDL, Philippe II, Madrid,pp.310-311,「habet duas morerias cum Saracenis plenas」. 130. I. de Asso, op. cit., pp.219-220. 131. CABRERA, cité par R. MENENDEZ PIDAL, op. cit., I, p.122. 132. Au total 20, p. 100 de la population aragonaise,H. LAPEYRE, op. cit., p.96. 133. Apuntamientos del Virrey de Aragon sobre prevenciones de aquel reyno contra los Moriscos, Simancas E o 335, s. d.（vers mars 1575）. 134. Geografia General de Catalunya, op. cit., p.343. 135. Voir cependant, A. H. N. Inquistion de Barcelone, Libro I, f o 21, 20 décembre 1543. 136. H. LAPEYRE, op. cit., p.27. 137. Voir, p. 114 et 115. 138. H. LAPEYRE, op. cit., p.26. 139. Ibid., p.30. 140. A ce sujet, innombrables preuves, ainsi Castagna à Alessandrino, Madrid, 15 mars 1569. L. SERRANO, op. cit., III ,p.5, les Morisques「sono favoriti da tutti li signori di quel paese perché da loro cavano quasi tutta l'entrata che hanno...」,à propos de Valence et du Maestre de Montesa. 141. J. C. BAROJA, op. cit., p.2 et sq., passim. 142. Ibid., p.154. 143. Simancas E o 328, le licencié Hurtado à S. M. las Aipujarras, 29 juin 1561. 144. F. de Alava a Çayas, Tours,29 oct.,1569, A. N., K 1512, B 24,n o 138 b, orig. dup. n o 138 a. 145. A. H. N. Inquisition de Grenade, 2602,20 mars, 28 mai, 17 juillet 1572 ; 7 sep. 1573. 146. Sur l'aspect 「colonial」de Grenade, Pedro de Medina, op. cit., p. 159 v o. 147. J. C. Baroja, op. cit., p.13. 148. Ibid.,p.142. 149. Ibid.,p.23. 150. Ibid.,p.166. 151. Ibid.,p.193 et sq. 152. Infra.,p.354 et sq. 153. Manuel DANVILA Y COLLADO, 「Desarme de los Moriscos en 1563」, in: Boletin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X, 1887, pp.275-306. 154. Simancas E o 335. 155. 6 juillet 1580, A. E. Espagne, f o 333, défense aux Morisques de Castille d'entrer en Portugal. 156. H.LAPEYRE, op. cit., p.127. 157. Ibid.,p.162,et sq. 158. Ibid.,p.29. 159. J. C. BAROJA, op. cit., p.154. 160. Ibid.,p.151,le mot est de L. Cabrera de Cordoba. 161. Ibid.,p.169. 162. Ibid.,p.196. 163. Ibid.,p.188. 164. Ibid.,p.199. 165. Infra.,p.363. 166. Ibid.,p.199. 167. H.LAPEYRE, op. cit., p.122. 168. A. d. S.,Florence, Mediceo 4903,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22 janvier 1571. 169. A.d.S.,Gênes, Spagna..., Sauli à la République de Gênes, Madrid, 11 janvier 1571; il y a plus de 2,500 「bandolieri」. 170. H. LAPEYRE, op. cit., p.122 et note 4. 171. Ibid.,p.127. 172. Ibid.,p.162 et sq. 173. Dans les terres tolédanes, ils sont 1,500 et 1570 mais 13,000 en 1608,aux dires du cardinal de Tolède, J.C.VAROJA, op. cit., p.214. 174. A.d.S., Florence , Mediceo 4911,Bernardo Canigiani, ambassadeur du Grand-Duc. Madrid, 27 juin 1580, a cru tout d'abord à une fable, puis la confirmation vient par des lettres de marchands de Séville. 175. Longlée au Roi Madrid, 5 mars 1588, Correspondance, p.352. 176. Simancas E o 165, f o 347. Consulta del C o de Est o, 5 juill. 1588. 177. Longlée au Roi, 5 juin 1588, p.380. 178. Simancas E o 1089, f o 268.Miranda au Roi, Naples, 6 mai 1588. 179. Sobre los moriscos, conseil d'État, 14 nov. 1488, Simancas E o 165, f o 34. 180. Los muchos nuevos christianos que ay por toda Castilla, Madrid, 30 nov. 1588, Simancas E o 165, f o 348. 181.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185, for 171 à 175, rapport anonyme. 182. Marqués de Denia à Philippe II, Valence, 3 août 1596, Simancas E o34, f o 42. 183. Madrid, 22 mai 1590, Simancas E o 165. 184. 22 mai 1590, voir note précédente. 185. 5 mai 1590, Simancas E o 165. 186. Arch. de l'ex-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Algérie, Registre 1686, f o 101. 187. Consulta del C o de E o, 2 févr. 1599, Simancas E o 165, F o 356. Voir également C o de E o au Roi, 10 août 1600, A. N., K1603. 188. H.Lapeyre, op. cit., p.210,nuance ce jugement：「Cela est vrai pour le Morisque endurci qui se refusait à la civilisation chréstienne, mais on y trouve d'assez nombreuses défenses du Morisque que nous pourrions appeler 『bien pensant』.」 189. J. de Salazar, op. cit., pp.16-17;Gal Brémond, op. cit., p. 304. 190. J. C. Baroja, op. cit., p.231. 191. I. de Asso, op. cit., p.338. 192. E.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pp.304-305. 193. H. Lapeyre, op. cit., p.204. 194. Ibid., p.71 et 212. 195. J. C. Baroja, op. cit., p.127. 196. Ibid., p.107. 197. Simancas E o 165,11 août 1590. 198. 2 févr. 1599, référence note 6, p.128. 199. Gal BRÉMOND, op. cit., p.170. 200. 「Il serait temps d'en finir à ce sujet avec les doléances sentimentales d'une certaine école historique, sur ce qu'elle appelle l'odieuse et barbare expulsion des Mores d'Espagne. Ce qui doit étonner, c'est qu'on se soit résigné à supporter pendant plus de cent ans, malgré l'avis du grand Ximénès, la présence d'un million de Morisques en état de conspiration permanente à l'intéreur et à l'extérieur...」 Henri DELMAS DE GRAMMONT, 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a Régence d'Alger au XVIIe siècle, Alger, 1879, 1re Partie, en note p.2et 3. 201. Voyez comme s'y trompent peu des voyageurs, bons observateurs. LEPLAY, 1833, 「il y a du sang arabe chez tous ces gens-là 」, p.123; Théophile GAUTIER, Voyage en Espagne, pp.219-220; Edgar QUINET, Vacances en Espagne, p.196 et tant d'autres. 202. Ainsi C. PEREYRA pour l'Amérique espagnole. Pour le Brésil, N. J. DABANE, L'influence arabe dans la formation historique et la civilisation du peuple brésilien, Le Caire, 1911. 203. Pour le Portugal, cet Arte de Cazinha de Domingos RODRIGUEZ, 1652, que cite Gilberto FREYERE, Casa Grande e Senzala, I, p.394,livre auquel nous empruntons aussi nos rapides remarques à propos du XVIIIe siècle. Persistance d'une architecture et d'une décoration 「morisques」 à Tolède, jusqu'au XVIe siècle et peut-être au delà ,ROYALL TYLER, Spain, a Study of her Life and Arts, Londres, 1909, p.505. 204. Sur la question morisque énorme documentation encore inédite, à Simancas, ainsi E o 2025 （Moriscos que pasaban a Francia, 1607-1609）. Un transport de réfugiés morisques 「avec leurs hardes」 par une barque marseillaise, A. des B. du Rhône, Amirauté B IX, 14, 24 mai 1610. Un texte admirable, enfoui dans Eugenio LARRUGA, Memorias politicas y economicas, t. XVII, Madrid, 1792, pp.115-117. Des Morisques desterrados sont revenus en Espagne （1613）, sans femmes, sans enfants... Rien que des hommes seuls. Va-t-on les employer dans les mines de mercure d'Almadem? Non, qu'on cherche, parmi les galériens, des spécialistes du travail des mines et qu'à bord des galères on les remplace par ces gens sans aveu, plus coupables que les galériens, 「pues han sido de apostasia y crimen loesae Majestatis」. Sur les survivances de la civilisation musulmane, il faut voir le plaidoyer chaleureux, souvent neuf de Julio CARO BAROJA, op. cit., p.758 et sq. Sur les expulsions mêmes des Morisques et l'énorme transport qu'elles signifient, voer Henri LAPEYRE, op. cit., passim. Ce beau livre ne fixe qu'un aspect （statistique） du problème, lequel problème est à replacer dans toute l'histoire politique, sociale, économique et internationale de l'Espagne. Ici la tâche est loin d'être accomplie:「... l'expulsion des Morisques ne semble pas le fait d'un État en décadence」 ibid., p.213, c'est possible, non pas démontré. De même ont joué la pression démographique, ibid., p.29 et sq. la haine contre une classe artisanale, marchande et prolifique. Je reste, jusqu'à plus ample informé, fidèle à l'explication ancienne（supra, p.129）: la religion a désigné les partants... Paru en 1977, le livre de Louis CARDAILLAC, Morisques et Chrétiens, un affrontement polémique （1492-1640）, a la valeur, pour les études hispaniques, de l'ouvrage monumental de Marcel Bataillon Erasme et l'Espagne. Il apporte sur le conflit, en terre espagnole, entre Islam et Chrétienté, des lumiéres neuves d'une rare richesse. Retenir seulement, dans le sens des explications qui précèdent, cet acharnement, cette surexcitation progressive entre les deux religions, c'est marquer la coexistence tendu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la façon dont elles s'adaptent l'une à l'autre, en grognant et souffrant. Adaptation qui n'est certes pas sous le signe de la tolérance. Tout finit par l'explosion. 205. Alfred HETTNER, art. cit., p.202, ou les éblouissantes remarques d'André MALRAUX, La lutte avec l'Ange, 1945. 206. Sur ce grand problème le livre lumineux d'E. F. GAUTIER, Moeurs et coutumes des Musulmans（réédition 1955）. 207. Louis Gillet, Le Dante, p.80. 208. Cité par Louis Gillet, ibid., p.94. 209. Fernand Grenard, 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 l'Asie, p.34. 210. Louis Gillet ,in :Revue des Deux Mondes, 1942, p.241. 211. Ibid., p.202. 212. J. Sauvaget, Introduction, pp.44-45. 213. Op. cit., p.51. 214.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279. 215. Paolo Tiepolo, 19 janv. 1563, E. Albèri, op. cit., I, V, p.18. 216. Ibid. 217. Ainsi en 1596, rapport sur Africa, Palerme, 15 sept. 1596, Simancas E o1158. 218. J. Atkinson, op. cit., p.244. 219. 4 sept 1569, Simancas E o 1057, f o 75. 220. E. de Vaumas, op. cit., p.121. 221. Francis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 Venise, 23 nov. 1590, A. N., K 1674. 222. Op. cit., p.120. 223. Dès le XVe siècle, Pisanello. 224. B. N., Paris, Fr 5599. 225. Richard B. HIEF, 「Die Ebenholz-Monopole des 16. Jahrhun-derts」, i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VIII, 1925, p.1925,p. 183 et sq. 226. L. VOINOVITCH, Histoire de Dalmatie, 1934, p.30. 227. Les Recteurs à Marino di Bona, consul ragusain à Naples, 8 mars 1593, A. de Raguse, L. P. VII, f o 17. Un「lombard」médecin à Galata, N. IORGA, Ospiti romeni, p.39. 228. N. IORGA, Ospiti romeni, pp.37, 39, 43. 229. Le fait souvent signalé et même par M. BANDELLO, op. cit., IX, p.50. 230. Epist. III, p.199. 231.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pp.173-174. 232. Et les pénétrations européennes catholiques ou protestantes; G. TONGAS, op. cit., p.69; H. WÄTJEN, op. cit., p. 69; le rôle de Venise entre Capucins et Jésuites, E. DE VAUMAS, op. cit., p.135; l'affaire des Lieux Saints en 1625, ibid., p.199; l'histoire mouvementée du patriarche Cyrille Lascaris, K. BIHLMEYER, op. cit., III,p.181, G. TONGAS , op. cit., p.130. Même l'Afrique du N. touchée par cette croisade sans guerre, R. CAPOT-REY「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et le Maghreb méditerranéen 1648-1685」, in : Revue Africaine, 1934, pp.47-61. 233. Jacques GASSOT, Le discours du voyage de Venise à Constantinople, 1550, 2e éd., 1606, p.11. Dans la fonderie de Péra ,40 ou 50 Allemands 「...font des pièces d'artillerie」, 1544, Itinéraire de J. 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p. p. Léon DURIEZ, 1901, p.204. 234. Voir infra, p.4. 235. Pour une bibliographie plus ample que celle que fournissent nos références, se reporter aux livres essentiels d'Attilio MILANO, Storia degliebrei in Italia , Turin, 1963, et de Julio CARO BAROJA, Los Judios en la España moderna y contemporanea, Madrid, 3 vol., 1961. Le problème essentiel reste en ce domaine le point de vue qu'adopte l'hisrorien. peutil resrer exlérieur, comme Iurio Caro Baroja au drame quil relate, être purement spectateur? Michelet n'eût pas adopté ce parti-là. 236. Léon POLIAKOV, Histoire de l'Antisémitisme,II, De Mahomet aux Marranes, Paris, 1961, p.235 et sq. 237. Simancas, Guerra Antigua 7, f o42, Luis Sarmiento à Charles Quint, Evora, 5 décembre 1535. 238. A. d. S., Venise, Senato Dispacci, Spagna, Contarini au Doge, Valladolid, 4 octobre 1604. Simancas, E o Portugal 436 （1608-1614）. Preuve qu'il y a des façons de s'accomoder, encore à cette époque, avec les autorités portugaises, La conscessisn de sortie pour les nouveaux chrétiens est de 1601, le retrait de la concession de 1610, J. Lucio de Azevedo, Historia des christăos novos portugueses, 1922,p.498. 239. Sur le mot, voir I. S. Revah, 「les Marranes」, in: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3e série, t, I, 1959-1960, pp.29-77; sur l'obstination à judaÏÏser, tout l'ouvrage de J. Caro Baroja porte témoignage, ou telles page , à propos du cas mineur de Majorque du vieux livre de Francisque Michel, Histoire des races mauditas de la France et de l'Espagne, Paris, 1847, t II, p. 33 et sq. 240. Mœurs et coutumes des Musulmans, op. cit., p.212. 241. Léon POLIAKOV, Histoire de l'antisémitisme. II, De Mahomet aux Marranes, p.127 et sq. : La nation juive en Espagne. Nous avons beaucoup emprunté à ce livre honnête et intelligent. 242. Ibid., I, Du Christ aux Juifs de Cour, 1955, p.266 et sq., particulièrement, p.277 et sq. 243. Plinio BARRETO, 「Note sur les Juifs au Brésil」, in: O Estado de São Paulo, 31 octobre 1936; riche et solide litératune à lenr sujet à partir des livres classiques de Gilberto Freyre, de Lucio Azevedo; le recueil documentaire essential reste les trois volumes de la Primeira Visitação do Santo Officio as Partes do Brasil pclo Licenciado Heitor FURTADO de MENDOÇA..., deputado do Sto Officio: I. Confissôdes da Bahia 1591-1592, Introducçâo de Capistrano de Abreu, So Paulo, 1922; Denunciaco⌒es de Bahia, 1591-1593 So Paulo, 1925; Denunciaco⌒es de Pernambuco, 1593-1595; Introducço de Rodolpho Garcia So Paulo, 1929. Sur le Portugal, Léon POLIAKOV, op. cit., De Mahomet aux Marranes, p.235 et sq. 244. Léon POLIAKOV, Du Christ aux Juifs de Cour, pp.VI-XII; De Mahomet aux Marranes, p.139; Joseph HA COHEN, Emek Habakha ou la Vallée des Pleurs; Chronique des souffrances d'Isriël depuis sa dispersion, 1575, et à la suite Continuation de la Vallée des Pleurs , 1602, p. p. Julicn SÉE, Paris, 1881,p.167... 245. Hermann KELLENBENZ, Sephardim an der unteren Elbe. Ihre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vom Ende des 16.bis zum Beginn des 18. Jahrh., 1958, p.45. 246. Cité par J. LUCIO DE AZEVEDO, op. cit., p.52. 247. Léon POLIAKOV, op. cit., I. p.307 et sq. 248, A, MILANO, op. cit., p.221. 249. A. d. S.,Venise, Senato Terra 12, fos 135 et 135 v o,26 mars 1496. Cf. M. SANUDO, op. cit., I, col. 81,26 mars 1496. 250. Giuseppe TASSINI , Curiosità veneziane, Venise, 1887, p.319. 251. Simancas, E o Napoles 1031, f o 155, Naples, 25 août 1540. Nombreuses références relatives aux Juifs dans ce legajo. 252. A. d. S. Venise, Senato Terra 31, 29 mars 1556. 253. Op. cit., p.181. 254. Septembre 1566, Joseph HA COHEN, op. cit., p.158. 255. Ibid., p.207. 256. Lodovico MOSCARDO, op. cit., p.441. 257. Joseph HA COHEN, op. cit., pp.215-216. 258. Musco Correr, Cicogna 1993, f o 261, 16 août 1602. 259. J. LUCIO DE AZEVEDO, op. cit., p.10. 260. BELON DU MANS, op. cit., p.180, 193 v o. 261. Cité par Léon POLIAKOV, op. cit., II, p.180. 262. Ibid., d'après S. de MADARIAGA, Spain and the jews, 1946. 263. Ibid., p.191. IBN VERGA, Le fouet de Juda, cité par L. POLIAKOV, op. cit., t. II, p. 64,d'après la traduction allemande due à Wiener, Hanovre, 1856. 264. BELON DU MANS, op. cit., p.181. 265. Ibid., pp.209-210. 266. J. LUCIO DE AZEVEDO, op. cit., p.36. 267. BELON DU MANS, op. cit., p.180 v o. 268. J. HA COHEN, op. cit., p.251, d'après E. CARMOLY, Archives israëlites de France, 1857. 269. A. MILANO, op. cit., p.180 et sq. 270. Le continuateur de J. HA COHEN, op. cit., p.181. 271. B. N., Paris, Fr. 6121（s. d.）. Voir églement L. POLIAKOV, op. cit., II, p.247, références au voyage de G. d'Aramon et de Nicolas de Nicolay. 272. Op. cit., p.180 v o, p.118. 273. Ibid., p.100 v o. 274. L. Poliakov, op. cit., I, pp.270-271. 275. Ibid., p. 249 et 250; La Méditerranée, 1re édition, pp.707-708. 276. Paul Benichou, Romances judeo-españoles de Marruecos, BueñosAires, 1946. 277. H. Kellenbenz, op. cit., p.35 et sq. 278. A. Milano, op. cit., p.235. 279. Cecil ROTH, in: Mélanges Luzzatto, p.237 et sq.;et à titre d'échantillon, A. d. S. Venise, Cinque Savii 7, fos 33-34, 15 décembre 1609. Sur les trois ghettos et l'origine évidemment discutable du mot, arguments et détails dans G. TASSINI, op. cit., pp. 319-320; tout n'est pas clair au sujet de la répartition des trois communautés juives dans les trois ghettos, même après la lecture d'A. MILANO, op. cit., p.281. 280. Arnold Y. TOYNBEE, L'Histoire, un essai d'interprétation, Paris, 1951, pp.30-153, 398, 428. 281. J. LUCIO DE AZEVEDO, op. cit., p.68-73. 282. L. POLIAKOV, op. cit., II, p.262 et sq. 283. Op. cit., p.39. 284. F. AMADEI, Cronaca universale della città di Mantoa, II, p.548. 285. Joseph HA COHEN, op. cit., p.127. 286. A. N., K 1600, 4 avril 1597, Relacion de algunas nuebas generales que se entienden de Nantes de Paris y otras partes desde 4 de abril 97:「...quiere hazer benir los judios que hecho el cristianissimo Rey St Luis...」 287. Cité par L. POLIAKOV, op. cit., II, p.368, Lettrs et ambas-sades de Messire Philippe Champagne, 1635, p.62. 288. Cité par L. POLIAKOV, op. cit., II, pp. 367-368, d'après Francisque MICHEL, Histoire des races maudites de la France et de l'Espagne, 1847, pp.71 et 94. 289. J. HA COHEN, op. cit., p.160. 290. H. KELLENBENZ, op. cit., p.135. 291. Jean BODIN, Response..., op. cit., éd. H. Hauser,p.14. 292. Thomas et Felix PLATTER, op. cit., pp.252, 391. 293. J. HA COHEN, op. cit., p.200. 294. Ibid., pp.112-113. 295. S. Razzi, op. cit., pp.118-119（1516）; p.159（1545）. Voir aussil'intervention de Soliman le Magnifique contre les persécutions des Julifs et des marranes d'Ancône, A. Milano, op. cit., p.253; C. Roth, The Houses of Nasi ,Doña Gracia, Philadelphie, 1947, pp.135-174. 296. W. SOMBART,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1922, p. 20. D'après le document p. p. David KAUFFMANN, 「Die Vertreibung der Marranen aus Venedig im Jahre 1550」, in: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1901. Sur cet ordre d'expulsion des Marranes, Marciana, 2991 C. VII. 4, f o 110 v oet 111;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46, f o 155, 8 juil. 1550. 297. Marciana, 6085, f o 32 v o et sq. : récit des persécutions de 1555 et 1556. Cf. également A. MILANO, op. cit., pp.247-253. 298. L. BIANCHINI, op. cit., I. p.41. Mais non pas 160,000, A. MILANO, op. cit., p.222. 299. A. MILANO, op. cit., p.233. 300. J.HACOHEN, op. cit., p.180. 301. Ibid., p.121. 302. Ibid., p.143. 303. A. HANANEL et E. ESKENAZI, Fontes hebraici ad res oeconomicas socialesque terrarum balcanicarum saeculo XVI pertinentes, Sofia, 1958, I. p.71. 304. L' expression prise à Joseph HA COHEN est banale. 305.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46, f o 55, 5 juin 1514. 306.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1, f o 1, Constantinople, 5 mars 1561. Voir égalemant sur le ghetto, la 「zudeca」 de Candie, A. d. S.,Venise, Capi del Cons o dei X, Lettere, Ba 285, f o 74, Candie, 7mai 1554. 307.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21, 1588. 308. M. Millano, op. cit., pp.236,281,283... 309. État de la Perse en 1660, par le P. Rapbaël du Mans ,p. p. Ch. Schefer, Paris, 1890, p.46. 310. A. N., A. E., BIII 235,1693. 311. A Madère, encore en 1682, Abbé Prévosl, op. cit., III, p.172; Lisbonne, 14 février 1632:「... l'lle（ de Sâo Tome ）est tellement infestée de nouveaux chrétiens qu'ils font les pratiques juives presque ouvertement」，J. Cuvelier et L. Jadin, L'ancien Congo d'après les archises romaines, 1518, 1640, 1954, p.498. 312. Prologue de Fernando Ortiz, à Lewis Hanke, Las Casas...,p.XXXVI. 313. Jacob van Klaveren, op. cit., p.143. 314. Belon du Mans, op. cit., p.182, et 182 v o. 315. A. Hananel et E. Eskenazi, op. cit., I, 1958 （XVIe siècle）; II, 1960 （XVIIe siècle）. 316. A. d. S., Venise Senato Terra, 62, 20 septembre 1573. 317. Ibid., 63, 6 avril 1574. 318. Ibid., 66, 1575. 319. Ibid., 60, 1573. 320. A. d. S., Florence, Mediceo 3087, f o 348, 14 juillet 1607. 321. Voir supra, I, 262-263. 322. La casa des Abravaneles est d'origine espagnole ,ses prêts au Roi, Simancas, E o Napoles 1015, f o 101, 6 octobre 1533; ibid., f o 33; 1018, f o 21, 15 janvier 1534, si l'usure n'est pas faite par les Juifs ,elle sera faite par les Chrétiens à un taux triple, 「porque el fin de Ytalia como V. M. tiene mejor experimentado y conocido, es ynterese」; ibid., f o 58, 3 octobre 1534, à Naples, de 300 à 400 familles. Juives; 1017, f o 39, 28 mars 1534, arrestation de Nouveaux Chrétiens à Manfredonis, 「que debaxo de ser xpianos han bidido y biben como puros judios」; 1018, f o 58, 3 octobre 1534; la ville de Naples demande à conserver les Juifs , sans eux l'année passée les pauvres seraient tous morts de faim; 1031, f o 155, 25 août 1540, mesures anti-juives; 1033; f o 70, 19 juin 1541, leur expulsion décidée... A. d. S., Naples, Sommaria Partium,242, f o 13 v o, 16 avril 1543, Samuel Abravanel fait extraire par son facteur Gabriele Isaac, 120 carri de grain de Termoli; ibid., 120, f o 44,8 juin 1526, un Simone Abravanel, 「Juif habitant Naples」, importe du sucre de Madère. 323. L. POLIAKOV, op. cit., II, p.254 et sq., excellent résumé de cette vie hors série. Le livre de base est celui de Cécil ROTH, The house of Nasi, 2 vol., 1947, et The Duke of Naxos, 1948. 324. Voir supra, II, p.69 et sq. 325. Op. cit., p.180 v o et 181. 326. Werner Sombart, op. cit., p.53 et sq.; L. Poliakov, op. cit., 1,p.249 et sq. 327. W. Sombart, op. cit., p.15. 328. Je pense évidemment aux Geniza du Caire et à leur prochaine pub- lication parn A. Gothein. 329. Daniele BEL TRAMI, Storia della popolazione di Venezia..., op. cit., p.79. 330. H. KELLENBENZ, Sephardim an der unteren Elbe, 1958, p.29. 331. Ibid., p.139. 332. Giovanni BOTERO, op. cit., III,p.111. 333. Simancas, E o Napoles 1017, f o 42, vice-roi de Naples à S. M.,Naples, 26 avril 1534, Salonique「donde ay la mayor juderia de Turquia」. 334. Paul BENICHOU, 「Les Juifs en Champagne médiévale」, in:Évidences, novembre 1951. 335. L. POLIAKOV, Les banchieri juifs et ls Saint-Siège du XIIIe au XVIIe siècle, 1965. 336. H. HEFELE., op. cit., p.321. La puissance de la présence juive en Afrique du Nord explique la longue survie de la juiverie d'Oran sous la domination espagnole; Diego Suarez décrit leur quartier au beau milieu de la ville avec synagogue et école; en 1667, le ghetto compte plus de 100 maisons et 500 personnes: les Juifs furent expulsés d'Oran sur ordre de Charles II, le 31 mars 1669, d'après J. CAZENAVE,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Alger, 1929, p.188. 337. J. HA COHEN, op. cit., p.110-111. 338. Ibid., p.124. 339. Ibid., p.120. 340. J. CARO BAROJA, op. cit., I, p.217. 341. 「Cargos y descargos del Marques de Velada」, answers to the charge of maladministration brought against Don Antonio Sancho Davila y Toledo, marques de Velada during his government of Oran, 1626-1628, f o 57（ P. DE GAYANGOS, Cat. Mss, in the Spanish language, B. M., IV, 1893, p.133）. 342. M. SANUDO, op. cit., I, colonne 819, 13 novembre 1497. 343. Marciana 7991 C VII. 4, fos 110 v o et 111, et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soe 46,f o 155, 8 juillet 1550. 344. F. Braudel et R. Romano, op. cit., pp. 26-27. 345. J. Ha Cohen, op. cit., pp.130-131. 346.Ibid., p.152. 347.Ibid., p.158. 348. Voir supra, I, pp.577-578. 349. Espejo y Paz. Las antiguas ferias de Medine del Campo, 1912, p.137. 350. W. Sombart, Krieg und Kapitalismus, 1913, p.147. 351.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p.15. 352. L. POLIAKOV, Les banchieri juifs... 353.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p.14. 354. Arrestation à Venise des marchands turcs et des Juifs levantins, 5 mars 1570, Chronique de Savina, Marciana, f o 326 v o;plaintes des marchands juifs à Constantinople, 16 décembre 1570, A. d. S.,Venise, Annali di Venezia, serie antica; les 24 points du règlement que les Juifs doivent respecter, A. d. S.,Venise, Senato Terra 58, 18 décembre 1571; sur le même thème, Museo Correr, Cicogna 1231, f o 16; les Juifs chassés de Brescia, 4 septembre 1572, A. d. S.,Venise, Senato Terra 60; délai accordé jusqu'en septembre 1573, ibid., 61,8 mars 1573; règlement des activités permises et défendues aux Juifs, ibid., 11 juillet 1573; concordat accordé à la banque de 「Cervo hebreo」, dont la faillite doit remonter à 1565, ibid., 20 juin 1573. Alors le climat cesse d'être aussi tendu. Sur les Juifs chassés d'Urbino et mis à la rame: J. HA COHEN, op. cit, p.161. 355. Ibid., p. 174. 356. Cecil ROTH, art. cit., p. 239. 357. A. MILANO, op. cit., p. 257, J. DELUMEAU, op. cit., II,pp. 854,887-890. 358. Ce qui va de soi ,mais à noter les nouvelles exemptions accordées aux Juifs levantins à Ancône, menaces graves sur Venise. Admirable document, A. d. S. Venise, Cinque Savii, Busta 3,10 août 1597. 359. J. HA COHEN, op. cit., p. 205, 1598. 360. A. d. S.,Venise, Cinque Savii, 22, f o 52, 20 novembre 1598; f o 73, 16 août 1602, privilège et renouvellement du privilège de Rodrigo di Marchiana; ibid., 138, f o 191, 22 février 1593, des Juifs portugais proposent d'établir un trafic commercial avec le Cap de Gué, ces Juifs sont déjà Rodrigo di Marchiana et ses frères. 361. Voir supra, I, p. 262 et sq. 362. A. d. S. Venise, Cinque Savii 138, 18 mars 1587. 363. Ceeil Roth, art. cit., p. 239. 364. A. d. S.,Venise, Cinque Savii, 7, f o 30, 5 octobre 1598. 365. Hermann Kellenbenz, op. cit., p.43; voir également C. Roth, Gli ebrei in Venezia, 1932, et 「Les marranes à Venize」, in :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1931. 366. J. Ha Cohen, op. cit., p.131. 367. Ibid., p.172. 368. Ibid. 369. Ainsi infra, p.203. 370. A. d. S., Naples, Sommaria Comsultationum, 10, fos 91-93, 30 mars 1590. 371. Ibid., 25, fos 152 v o à 159, 8 septembre 1613. 372. Le mot est de Michel Foucault, L'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1961, p.IV. 373. La Méditerranée..., 1re éd., p.136, n. 1. 374. Léon POLIAKOV , op. cit., II, p.204 à 217. 375. Passage cité par Léon Poliakov, op. cit., II, p.290. 376. Voir dans une ligne analogue ,mais d'explication sociale, le livre novateur （à paraltre） d'Antonio José Saraiva, L'Inquisition et la légende des Marranes. 377. Sur le mot, voir Pierre CHARPENTRAT, 「De quelques acceptions du mot Baroque」, in : Critique, juillet 1964. 378. L'origine du mot, obscure : de la logique formelle （de baroco une des désignations de la séquence barbaro, celarent, baroco）, selon L. PFANDL, Geschichte der spanischen Literatur, p.214, note 1-ou du mot espagnol baruco qui désigne en parler de joaillerie, une perle irrégulière, selon G. SCHNURER, op. cit., p.68 -ou du nom de Federigo Barroccio（Le Baroche de nos manuels français） （1526 ou 1528-1610）, selon P. LAVEDAN, Histoire de l'Art, Clio, p.302. Resterait à savoir quand ce mot réapparalt dans la littérature historique où J. BURCKHARDT a assuré sa vogue. 379. L'art religieux après le Concile de Trente..., p.188. 380. le mot de Marcel BRION ,dans son Michel Ange, 1939, p.149. 381. G. SCHNÜRER, op. cit., p.80. 382. Pierre LAVEDAN, op. cit., p.293. 383. STENDHAL, Promenades dans Rome, éd. Michel Lévy, 1858,II, p.121. 384. Ibid., p.121. 385. Gonzague TRUC, Léon X, p.303. 386. Ibid. 387. Ibid. 388. G. Bihlmeyer, op. cit.,III, p.131. 389. Erich von der Bercken, Die Gemälde des Jacopo Tintovetto, Munich, 1942, 360 illustrations. 390. G. Schnürer, op. cit., pp.86-87. 391. Voir l'admirable ouvrage de Jean Delumeau,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Rom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1957, p. 246 et sq. 392. STENDHAL, op. cit., II,p.191. 393. 「Die Epochen der Papstfinang」, in: Hist. Zeitschrift, 1928. 394. Cité par G. TRUC,Léon X, p.123. 395. M. LA TORRO Y BADILLO, Representacio，n de los autos sacramentales en el periodo du su mayor florecimiento, 1620 à 1681, Madrid 1912; Ludwig PFANDL, Geschichte der spanischen Literatur, p.124; Henri MERIMÉE, L'art dramatique à Valence depuis lesorigines jusqu'au commencement du XVIIe siécle, 1913. 396. Georg FRIEDERICI, op. cit., I,p.469. 397. Sur ce dernier point ,Francés de Alava à Philippe II, Montpellier, 18 déc. 1564, A. N., K 1502, B 18, n o 67, 0. 398. A. MOREL FATIO. Ambrosio de Salazar, 1900, p.52 et sq. 399. A. MOREL FATIO, L'Espagne en France, in:Études sur l'Espagne, I, Paris, 1895, 2e éd., p.30. 400. Ibid., p.32. 401. Ibid., p.40. 402. Ibid., p.27; Essais, II, 1. 403. Ibid., p.41. 404. Ibid. 405. Alfred FRANKLIN, La vie privée d'autrefois. Les magasins de nouveautés, 1894-1898 II, p.39. Voir également I, p. 183; II, pp.23-25, 75. 406. IX, p. 253, cité par Alfred FRANKLIN, II, p.39. 407. F. RUIZ MARTIN, Lettres de Florence... CXXI. 408. A. MOREL FATIO, op. cit., I, p.27. Signalons l'opinion de BRÉMOND, op, cit., p.310, que l'on ne saurait garantir, selon laquelle les habits ajustés des hommes,qui firent scandale, viendraient en France de l'Espagne de Philippe IV. Sur l'influence espagnole en Angleterre et particulièrement sur Shakespeare, Ludwig PFANDL, Geschichte der spanischen Literatur, p. 98, et J. de PERROT, in : Romanic Review, V, 1914, p. 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