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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 · 五 各個社會

布羅代爾 《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
在地中海廣闊的領域，各個社會的發展演變在16世紀初期顯得相當簡單。顯然，只要我們堅持限於研究整體，略去細節、局部的例外、反常的現象、失去的時機（這種時機為數頗多）以及其戲劇性大於重要性的動亂等，情況就是這樣：因為這些動亂出現之後，立即消失。 顯然，這些動亂也有其重要性。但是，當時的社會以陸地為基地，發展緩慢，並且總是落後於政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各種形勢和所有其他各種形勢一樣，時而朝著一個方向，時而朝著另一個方向。社會發展的各種形勢往往互相抵消。久而久之，真正的發展演變反倒始終不很明顯。這種說法也許是正確的。例如在法國，強有力的更迭交替起了作用。整個16世紀初期都處於社會變化不定的氛圍中。窮人從一個地方移居另一個地方，從一個國家移居另一個國家，沒有在冒險的過程中倒下。1與此同時，一些富人沿著社會的等級階梯垂直下落，一貧如洗，不再富有，被新富人取而代之。然後，一种放慢現象在1550—1560年前後出現。之後，發展演變運動恢復，接著，再度受阻，停滯不前。這種受阻現象可能從1587年起，產生於勃艮第；可能2將近1595年3在總的趨勢大轉變時，在全世界範圍內產生。加速、減緩、恢復和停滯等現象因而相繼出現，而一切都導致，但卻是暫時地導致貴族的明顯的勝利，導致各個社會在這個世紀末的半凍結狀態。但是，這個現實還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形勢發展產生的結果，屬於那些會被下一個浪潮消除或者抵消的結果。 簡而言之，16世紀儘管有過種種猶豫，卻並沒有非難、懷疑社會的真正基礎，沒有由於有這些猶豫而這樣做。它大體上從先前的時代把社會的這些基礎收納過來。安東里奧·多明圭茲·奧爾蒂茲新近出版的優秀著作《17世紀的西班牙社會》4指出我們預先已經了解到的一些現實事物。這些現實事物是：同不斷出現的財政困難進行鬥爭並從這些困難中脫險倖存的貴族，一個沒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且沒有像一次社會革命那樣完成自我的現代國家（它滿足於妥協，對共處抱有希望），一個經常被它的成員背叛的有產階級（但是，它是否意識到本身是個階級，這一點令人懷疑），最後是不安的、不滿的、騷動的但缺乏真正革命意識的民眾。 1.封建領主的反應 在基督教世界同在伊斯蘭世界一樣，貴族占據首要的地位，而且不想讓出這個地位來。乍一看，這些貴族只在法國、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地方出現。他們到處為自己保留著這些社會的虛空的榮華富貴的象徵：居先權、豪華考究的服飾、金銀線織成的綢緞和天鵝絨、佛蘭德的掛毯、純種馬、豪華的宅第和大批僕役等。該世紀末，他們還置備四輪華麗馬車……的確，這全都構成他們自我毀滅的原因。據說在亨利二世時代，法國貴族每年進口價值400萬利佛的來自義大利的衣服。5但是，外表也並非總是不可靠的。它可以顯示出權威和財富的牢固基礎。在廣闊的地區內，這些貴族仍然從他們強固的封建根系吸取營養。一種舊秩序使這些享有特權者位居社會的最高層，並且仍然支持他們留在這個層次。只在腐蝕古老的等級制度的大城市的周圍和內部，只在商業貿易中心（雖然比人們預期的程度低些），只在像尼德蘭，特別像義大利（但不是整個義大利）這種很早變富的地區才有例外。這一點我們已經預見到。 這些有例外的地區在地圖上只不過是細小的點或者狹窄的地帶而已。在地中海和歐洲的範圍內，這些有例外的地區的歷史顯然是小部分人的歷史。關於這整個遼闊的地區，我們應該承認呂西安·羅米埃在下面所作的關於卡特琳·德·梅迪奇的法國的解釋說明：「一旦人們讓這個國家恢復它的自然背景，即一個龐大的半封建王國的背景」，6它的一切都會變得清楚起來。進行建立國家這種既是社會革命的（雖然剛剛開始）也是政治革命的活動，必須同「采邑的擁有者、村莊、田地和道路的主人以及廣大農村民眾的管理人」7進行鬥爭。同這些人進行鬥爭，就是同他們和解妥協，就是分化瓦解他們並保存他們，因為不可能在沒有一個統治階級的共謀的情況下掌握控制一個社會。現代國家把統治階級這個工具掌握在自己手裡，因為砸碎這個工具，就意味著從零開始重建社會，而重建一種社會秩序並非輕而易舉的事，何況在16世紀，誰也沒有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 因此，貴族和封建勢力有風尚習俗的影響作為它們的後盾，並且具有它們早就占有的社會地位產生的力量，更不用說國家相對衰弱和這個時代缺乏革命的想像力這兩點了。 封建領主和農民 根據大量經常被人引證和評註的證據，16世紀可能使封建領主淪於貧困境地。證據往往是正確無誤的。但是，並非所有的領主都遭到這種厄運。在一般情況下，他們既不是國王的受害者，也不是戰爭的受害者；既不是和平的受害者，也不是和平導致的軍隊復員8的受害者，也不是窮奢極欲、恣意享受的惡習的受害者。像某個歷史學家那樣，說「封建制度由於貴金屬在美洲的發現所引起的貨幣貶值瀕於消亡」，9這樣說過於簡單草率。而且這好像是斷言有下述各種情況因而進行推論說理一樣：資本主義10「用它的酸素」溶解社會的結構，或者至少是使社會的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卡斯蒂利亞的封建制度就在天主教徒費迪南控制了強大的騎士團的同一天終結了；科西嘉的封建制度恰好在1511年，11當喬瓦尼·保羅·達·萊卡失敗，當雷努奇奧·德拉·羅卡在他的親戚設下的埋伏中喪命時受到致命的打擊。12期望得到準確的解釋或者準確的按年月順序的排列，正如期望一個詞自身有準確的含義一樣，都會使人產生錯覺。單單封建這個詞本身就布滿陷阱。事實上，只有時間的協同合作，才能促成這些既不能直線地，也不能單向地完成的轉變。 不管怎樣，在封建領主和農民之間的主要對抗中，後者可能偶爾取得勝利。例如在從1450年到1500年這段時期中朗格多克的情況就是這樣13。在15世紀，加泰羅尼亞的情況也可能是這樣（至少某些生活富裕的農民可能取得勝利）。但是，不符合規律的例外恰好證明了規律本身。14通常封建領主總是取得短期的或者長期的勝利。他們在阿拉貢和西西里等地甚至始終是勝利者。被人過多地引用的價格革命，並不是民主的奇蹟的創造者。這場革命減輕了可以用金錢支付的並在美洲發現之前就已經規定了的農民的佃租。事實上，對租給農民的采地徵收的封建租稅往往很輕，甚至幾乎等於零。當然，情況並非總是這樣。封建領主也特別徵收與市價同時變化的實物稅。萊默紅衣主教公爵的收入一覽表（1622年3月）提到他的家禽、穀物、酒類，談到「穀物按規定價格出售，酒售價為4里亞爾」15。此外，在地中海和在歐洲一樣，土地的瓜分從來沒有一勞永逸地進行過。同農民的奸猾狡詐對抗的，是封建領主的奸猾狡詐，必要時還是封建領主的野蠻殘忍。封建領主行使司法裁判權。他們對出租給農民的采地以及分開或者包圍這些采地的土地享有最高的權利。在15世紀結束時和整個16世紀，呈現出始終根據封建領主的願望修建的或者重建的村莊的景象。在普瓦圖的加蒂訥，16在修建「穀倉」的汝拉，17在上普瓦圖，18這都是真實情況。在上普瓦圖，某個破落衰敗、處於困境的封建領主家族分塊出售先前一直空空蕩蕩、當時有農民定居的廣闊的長滿松林下植物的荒地，用這種辦法來振興經濟，重光門楣。在西班牙，建立村莊時立有土地分配文契。19農民已經多年占有的土地，常常轉入封建領主手中。在普羅旺斯，自由權與居住權證書和契約從1450年起就已經成倍增加。這往往是人們重新住入那些在舊址上修復的、以前遭到毀壞或者廢棄的村莊，很少是住入新建的村莊（1501年瓦洛里，1504年穆昂—薩爾圖，1519年瓦爾邦納）。主動性和積極性每次都來自當地的封建領主那一方面，他們「渴望看見被棄置荒蕪的土地有人重新移居，人口繁衍，有人耕種」，20於是他們「在附近或者往往在更遠的地區，例如在利古里亞、熱那亞河、皮埃蒙特等地徵募渴望在他們的土地上安家落戶……的農民」。21封建領主給這些農民以優惠條件，自己也從中得到好處。22 這些「殖民活動」是經濟飛躍發展和地方性的人口過剩產生的明顯後果。例如在那不勒斯王國，封建領主有建立「新」城市並把移殖民召引到那裡去的習慣。在這個王國，每個封建領主國家（État seigneurial）（其中某些十分遼闊，特別在阿布魯齊、阿爾比和塔利亞科佐伯爵領地等地更是這樣）包括一些鄉村社鎮和城市社鎮。這些社鎮都有自己的特權，因此永遠不能隨意開發利用。那不勒斯的西班牙當局徒勞無益地企圖防止這種發展演變，於1559年通過第一號法令。一個世紀後，1653年，又通過第二號法令，規定未經政府准許建立的新城市將立即乾脆併入王室領地。既然王國的村莊和城市的數量不斷增加，從查理五世在位時期的1563個增加到1579年的1619個，後來到1586年又增加到1973個，逃脫這種嚴格的規定或者獲得必要的准許就可能是輕而易舉的事。屬於教會和封建領主的城市以及村莊（占絕大多數，1597年1556個，1586年1904個），以和貧瘠的王室領地相同的速度增加。王室領地在同一時期從53個增加到69個（這個數字取自比安基尼的古老的著作）。簡而言之，西班牙的僅有願望而無行動的半心半意的政策，對防止封建領主的擴張推進無能為力。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情況同樣如此。既然在王室領地內的或者回歸王室領地的城市、村莊和土地都經常出售給新購買者，23這項政策還是一項並未始終貫徹執行的政策。 一個封建領主，不管深諳或者尚不熟悉當領主之道，都會是個密切注意並充分利用他的權利、他徵收的封建雜稅、他的磨坊、他的獵區以及他和農民對抗的眾多領域的業主，而農民也很關心穀物、羊毛和牲畜的商品化。菲利普派駐巴黎的大使貝爾納迪諾·德·門多薩就僅僅因為這一點，對錢的問題非常操心。他從遙遠的任職地點考慮他在西班牙的領地早先收穫的小麥的出售問題，24因為他是穀物的生產者，甚至是穀物的儲存者。還有另外一個跡象：在羅馬城周圍的坎帕尼亞及其他地方，25大土地所有者往往從事飼養大牲口。朱利烏斯·克萊因描述了某些封建領主和大封建領主在牧主公會的綿羊飼養中所起的作用。2617世紀，在安達盧西亞，貴族和教會獲得大片土地，他們進行粗放耕作，使這個地勢低洼的地區人煙稀少起來。27有大量關於這些領地和莊園的耕作經營的資料可供歷史學家使用。此外，一些有價值的研究已經顯示出這些領地和莊園擁有多少財富。28僅僅那不勒斯的審計法院儲存的豐富的有價值的文獻資料，就揭示出生產和出售穀物、羊毛、油脂、木材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生產活動以及投機活動。29耕作土地和出售土地出產的穀物，並不意味著有失體面，喪失貴族資格。情況正截然相反。 在貴族階級的這種生活中，具有封建性質的舊時的收入雖然已經減少，但仍具有一定的重要性。30貴族可以增加並且試圖增加這些收入。這就引起爭執、訴訟和騷亂。我們了解一些這類騷亂，可惜並不確切了解發生這些騷亂的原因。必須仔細查閱中止或者防止這些騷亂的新協定。1599年，皮埃蒙特的比利亞福基亞多鎮當局就它的封建權益問題同這個鎮上的封建領主締結了一項協定。31必須看到，這項協定久而久之變得怎樣，對誰有利。正如在很多其他情況下一樣，在這種情況下，這項協定肯定經過大量修改調整。無數關於爭執和訴訟的記載還留存至今。在西西里、那不勒斯、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等地，封臣通常申請把他們的土地併入王室領地。這可能是因為君主制國家對自身利益不如貴族那樣警覺、關切，對藉口經濟變化——不管這種藉口是否正確——修改舊的契約不如貴族那樣迅速敏捷。 價格的上漲向我們預示封建領主和農民之間爭執的總的趨向。1558年夏天，熱那亞附近的菲納爾侯爵領地的臣民起來造反，反對他們的領主阿爾方索·德·卡雷托的敲詐勒索。這是什麼敲詐勒索？是否像德·卡雷托自己所說的那樣，是因為他重新對他的封臣的財產進行估價，是因為他企圖提高他們的佃租？由於菲納爾的問題很快脫離這位侯爵的個人範圍（熱那亞和西班牙對這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領地太有興趣，以致不會不利用這個時機），32這一事件的實際開端通常反倒被人遺忘。 成功地同土地和土地收入保持直接聯繫，並且就這樣度過了價格革命的風暴的貴族，最後數量很大。雖然我並不認為他們在這場風暴中安然無恙、毫無損失，33但是，他們畢竟渡過了這場風暴。然而，這些保護措施和解決辦法並非他們擁有的唯一措施和辦法。 在卡斯蒂利亞：西班牙的最高貴族和有爵位的人同國王的對抗 人們說得對，現代國家曾經是貴族和封建勢力的敵人。然而，必須這樣理解：現代國家既是他們的敵人，也是他們的保護者和合伙人。迫使他們服從、就範，是現代國家的首要任務，而且是它從未徹底完成的任務。它的第二個任務是：把他們當作統治管理的工具來使用。正如在勃艮第有人說的那樣，34現代國家位居這些工具之上，並且利用這些工具來控制「民眾」。現代國家依靠這些工具來維護公共安寧和公共秩序，來保衛他們的領地、莊園和城堡所在的地區，來徵集和統率在西班牙仍然重要的被動員令召集的附庸和他們的軍隊；現代國家依靠這些工具在1542年包圍佩皮尼昂，在1569年進行格拉納達戰爭，在1580年入侵葡萄牙。國王更往往滿足於在局勢危急的情況下向他的封臣發出警報。1562年35或1567年36的情況就是這樣。1580年，葡萄牙邊境的封建領主自己出資徵募了幾支小的總共3萬人的37、沒有使用過的軍隊。每次都是為了守護邊境進行徵募。但這些徵募肯定都深入進行，耗資巨大。 此外，國王經常讓重要的封建領主了解他的意圖、命令和重要信息。他徵求他們的意見，並且要他們借給他巨款……但是，君主政體作為回報給他們的好處也不容忽視。當問題涉及西班牙國家時，首先就涉及西班牙的最高貴族和有爵位的人，38就涉及國王的這些主要的對話者。這些人是一個由享有特權者組成的少數。君主政體不時通過這些人間接地進行統治，避免廣大地區的分裂派擺脫它的控制，因為這些大封建領主每個人背後都有大批擁護者，正如在法國的吉斯家族或者蒙莫朗西家族背後有大批擁護者一樣。當一個王室法官（1664年的情況的確如此）準備逮捕赫雷斯的市長時，阿爾科斯公爵39就出面干預。他甚至連去見法官本人這點神都不勞。他對他的秘書說：「告訴他，這個市長是我家的人。這就夠啦。」貴族階級像是星星在君主政體的太陽面前那樣失去光輝。當時的情況就是用這樣的詞句來表述的。但是，這些星星繼續在天空閃爍，不可等閒視之。 卡斯蒂利亞提供了關於享受特權的突出的例子。明顯的鬥爭在那裡具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在這些形式中，效果最差的，並不是王室司法官員對封建領主的司法機關的意圖和索求以及對封建領主本身的長期敵視。沒有什麼比在發生遺產繼承問題或者財產糾紛時讓封建領主自己互相鬥爭更加輕而易舉的事了。這是搞垮封建領主的大好時機。1572年，魯伊·戈梅茲得到梅迪納·西多尼亞公爵剛剛打贏那場他同修道院長東·安東尼奧的侄子阿爾貝公爵之間的關於尼埃布拉伯爵領地的官司的消息時，興高采烈，欣喜若狂。根據托斯卡納大使的說法，40這塊公爵領地有6萬杜卡托的收益。官司打贏後——這是偶然的嗎？——梅迪納·西多尼亞公爵娶了魯伊·戈梅茲的女兒為妻。王室司法當局支持封臣反對封建領主的事極為罕見，但畢竟發生了。1568年7月，因凡塔多公爵來到法院。這位公爵長期是卡斯蒂利亞最富有的封建領主（1560年他仍然是最富有的），41但他把第一把交椅讓給了梅迪納·西多尼亞。這可能是由於他地位優越、樹大招風，特別易受到攻擊和由於他故意隱沒？不管怎樣，他於1568年來到法院。這次是企圖讓直接從屬王室領地的桑蒂亞納侯爵領地的臣民對他起訴。富克沃補充說，在這個王國「還有另外一些被以同樣的方式捲入訴訟的西班牙的最高貴族。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已經失去部分寶貴的領地或者莊園。其他的人也將同樣失去。」關於這宗案件的詳情我們就是借自這個富克沃的著作。42 至於這些封地領主進行的審判，它受到上峰密切監督，從來沒有逃脫人們的注意。1558年，一個威尼斯人說，這些封地領主作出的判決提交到司法部門。431563年，保羅·蒂耶波洛重複了這一點。「卡斯蒂利亞的貴族擁有遼闊的領地、莊園以及相當肥美的土地，但是，他們的司法權和權力卻很有限。歸根結底，他們並不進行審判。他們不能向他們的百姓徵稅。他們既沒有堡壘，也沒有士兵，也沒有大量武器……這種種情況與阿拉貢的封建領主的情況正好截然相反。阿拉貢的封建領主雖然等級地位更低，但篡奪了更大的權力。」44 君主政體取得的這些小勝利或者甚至像西班牙國王1559年在卡斯蒂利亞的海軍上將死時收回坎塔布連沿岸的海關關稅那樣重大的成功，都不應該給人以任何假象。這些海關關稅作為繼承的讓與物45屬於卡斯蒂利亞的海軍上將所有。封建領主權力的那股強大力量很少削減。1538年，查理五世使用了他所有的權威。46但是，面對貴族代表的反對，他未能使國會制訂出一項總的消費稅則。米歇爾·蘇里亞諾後來寫道47：「當查理五世企圖取消他們的特權時，遭到所有西班牙最高貴族的反對，特別遭到卡斯蒂利亞的海軍大統領的反對，雖然他對陛下忠心耿耿。」1555年，菲利普二世不在西班牙時，西班牙最高貴族試圖協調一致，東山再起，進行報復。從1558年到1559年，48胡安娜公主以菲利普二世的名義進行屬於城市的村莊的所有權的轉讓。這些城市進行自衛，有的成功，有的失敗。而所有我們知道的購買者都是顯要的貴族。他們是王室排擠或者試圖排擠的很有權勢的人物，因而顯得突出，受人注意。例如王室希望卡斯蒂利亞的海軍上將不要購置托德西利亞斯，希望拉斯·納瓦斯侯爵不要把塞哥維亞的領地的一大片據為己有，49希望阿爾卡拉公爵不要擁有塞維利亞的1500個封臣。50這些封臣是用15萬杜卡託買來的（即每個封臣及其家庭100杜卡托）。但是，挫敗了1個貴族，就會有10個貴族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在沒有城市的封臣的時候，一旦時機到來，就購買教會的封臣。這些封臣也被王室拍賣。西班牙的大貴族，正如他們的檔案材料所證明的那樣，狂熱地購置土地、公債、采邑，甚至城市裡的房屋。 然而，隨著歲月的推移，君主政體的權力變得更加有效，毫無疑問，也更加嚴酷。這方面的跡象屢見不鮮。例如國王下令逮捕埃爾南·科爾特斯的兒子巴列侯爵。51這位侯爵被指控圖謀在新西班牙獨立。又例如國王於1572年在巴倫西亞通過宗教裁判所以異端罪或者雞姦罪逮捕蒙特薩的總管52（公共輿論並不能肯定這一點）。又例如他於1579年把阿爾貝公爵本人放逐到這位公爵自己的領地。又例如他經過長期猶豫之後，1580年打擊，53而且沉重地打擊魯伊·戈梅茲的遺孀埃博利公主。又例如他於1582年4月在莫迪卡伯爵的父親卡斯蒂利亞的海軍上將的家裡逮捕了這位伯爵。54不錯，這位伯爵犯有殺害情敵罪。（一則威尼斯的通訊寫道：「這次處決使所有的貴族，特別使在西班牙被稱為最高貴族的人十分悲哀，因為兔死狐悲，他們看到自己並不比終有一死的平民百姓更受尊敬。」）又例如謹慎國王1586年9月不經審判55就在馬德里迫使身穿奇裝異服的花花公子、紈絝子弟變得規矩老實起來……在菲利普三世在位時期，接著又在菲利普四世統治期間，這些行使權力的行動一再重複，一一列舉，會製成一張長表。馬格達公爵和他的兄弟D.海梅因為動手毆打一個王室會議的公證人和治安法官而被判處死刑。事情後來平息下來。但是，當時的情況正像1621年4月奧蘇納公爵、萊默公爵和烏塞達公爵突然失勢時那樣，群情激奮，民怨沸騰。56這件事甚至使法國大使也感到驚訝…… 的確，貴族已經降服就範，而且往往心悅誠服。大貴族家族從菲利曾二世統治時期起，就開始在宮廷生活。他們在馬德里定居。定居之初，他們小心謹慎，而且不無猶豫和反感。1597年，博爾蓋塞紅衣主教還寫道，57大貴族家族在那裡住在那些和義大利的房屋相比修造得很差的、不舒適的房屋裡。豪華奢侈的地毯和金銀器皿並不能防止這些貴族在那裡生活毫不講究衛生，以致人們走進這些房屋就像走進馬廄一樣。用不著為這些貴族辯護，使他們不受義大利的批評指責。他們的確像他們自己就是農民那樣生活。他們往往性情暴烈，並沒有變得溫文爾雅、循規蹈矩，雖然他們當中也有某些人是很好的例外。而且，他們住的這些馬德里的房屋只不過是臨時住宿處而已。重要的節日慶典在他們的領地、莊園舉行。58因凡塔多最富有的公爵們在瓜達拉哈拉擁有一座宏偉壯麗的宮殿。1525年，納瓦傑羅宣稱59這是西班牙最美的宮殿。後來菲利普二世和法國的伊麗莎白的婚禮就在這裡舉行。封建領主的宮殿大部分修建在鄉下。在離奧羅帕薩不遠的格雷多斯山區的拉加爾特拉村，60「農婦們還穿著她們古老的傳統服裝、護腿形的襪子和笨重的繡花襯裙」。61就在這個村子，弗利亞斯的公爵們擁有他們的城堡。這些城堡有開在厚牆壁上的文藝復興風格的窗子、寬敞的庭院、寬大的樓梯、雕花的天花板、凸出的樑柱和巨大的壁爐。 封建領主逐漸抵擋不住城市的誘惑。因凡塔多公爵已經定居瓜達拉哈拉。在16世紀，塞維利亞的宮殿數目倍增。那種具有文藝復興風格的裝飾物的窗子和廊柱以及那種用塑像支撐的、有紋章的房屋，今天在布爾戈斯還留存一些。621545年，帕德羅·德·梅迪納對巴利亞多利德的貴族宅第的數量和富足都十分羨慕。63 當菲利普二世的統治結束時，封建領主大批蜂擁遷往馬德里，然後又遷往在某個短時期內再度成為西班牙首都的巴利亞多利德，奔向宮廷炫示的生活，奔向宗教節慶活動，奔向中心廣場上的鬥牛。這個貴族階級在君主周圍把一道以後使君主和它統治的平民百姓隔離的屏障加厚。64由於懦弱無能的菲利普三世容忍聽任，這個貴族階級懷著它的狂熱偏見讓它自己的人、自己的小集團占據政府的主要位置。這是寵臣近幸的時代，是阿諛奉承之徒飛黃騰達的時代。從那時起，這個貴族階級開始喜愛馬德里的奢侈豪華的生活和鬆弛自由的環境氣氛，開始喜愛街上的長散步場和這個城市的夜生活：劇院、討好人的寡婦和妓女。這些妓女身穿綾羅綢緞，穿紅戴綠，接待有身份的嫖客。這種情況激起品德高尚、作風正派的人的憤慨。這個貴族階級被生活的這種改變陶醉，和大城市滋生的成分複雜的民眾混雜一起，在與壞人為伍、腐化墮落的過程中感到一種反常的歡快。根據傳統的說法，無敵艦隊的不幸的英雄梅迪納·西多尼亞公爵在馬德里開設了「七鬼」小酒店。65這件事被人信以為真。不管怎樣，馬德里不僅是國王的、戲子的或者流氓壞蛋的城市，而且是貴族的城市，是貴族追求虛榮、鋪張浪費、大講排場、爭鬥吵罵的場所。這些爭吵由貴族自己解決或者由他們的親信左右在街頭巷尾解決。觀察者說，這個城市每天發生暗殺案件一起以上。66 但是，貴族也蜂擁前往馬德里監督王室政府，並且從中得到好處。這個階段在被制服之後，也輪到它去制服別人，為它曾經被謹慎國王在他漫長的統治時期疏遠冷淡這件事報仇雪恨。平民繼續占據機關里的耍弄筆桿的職位，在通往榮華富貴的道路上一步步前進。西班牙的最高貴族和有爵位的人，尋求恩典、豐厚的饋贈、有利可圖的任命、資助以及各個騎士團的有錢款收入的顯職高位和頭銜的讓與等。他們為自己和他們家族的成員央求。被任命為駐義大利或者駐美洲的總督，就是獲得一筆可靠的財富。在名義上，西班牙大貴族的收入，由於遺產和財產相當有規律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裡而不斷增加。在一般情況下，這些收入隨著商情和生活費用上升。根據威尼斯人的說法，67西班牙最高貴族和有爵位的封建領主，1525年總共擁有110萬杜卡托的收入，其中梅迪納·西多尼亞一人就擁有年收入5萬杜卡托。1558年，68這位公爵的收入高達8萬杜卡托。1581年，22個公爵、47個伯爵和36個侯爵總共擁有300萬杜卡托，其中梅迪納·西多尼亞公爵一人就擁有15萬杜卡托。69 表面現象如此，民眾也這樣傳說。但是，身居這些顯職高位的人無不債台高築。他們的萬貫家財已被抵押。甚至從菲利普二世統治時期起，災難性的負債就已司空見慣，成為通例。正如國王自身的收入一樣，貴族的收入往往被分派來還債。例如，大家知道，佛羅倫薩的馬爾泰里家族701552年以弗朗切斯科·洛蒂和卡洛·馬爾泰利的名稱創辦了商行。這家商行直到1590年為止專門向大封建領主（他們是遲付債款者）和一貫謹慎小心、付款準時的平民百姓放高利貸。遲付債款者的名單真是洋洋大觀：「阿斯托爾加侯爵的兒子阿隆索·奧索里奧、D.米蓋爾·德·貝拉斯科、D.胡安·德·薩亞維德拉、D.加布里埃爾·德·薩帕塔、D.迭戈·烏爾塔多·門多薩、D.路易斯·德·拉·塞爾達、D.弗朗西斯科·德·貝拉斯科、D.胡安·阿庫尼亞、那不勒斯總督的兒子D.路易斯·德·托萊多、B.貝爾納迪諾·德·門多薩、D.魯伊·戈梅茲·達·西爾瓦、D.貝爾納迪諾·曼尼克·德·拉拉、帕爾馬伯爵的父親拉韋加·D.加西拉索·德·拉·韋加、拉斯·納瓦斯侯爵、尼埃布拉伯爵……」這是一塊漂亮的運動場電動記分牌。這些債往往是為國王辦事由他的使節欠下的。因此，可以理解，國王一有機會就進行干預，迫使債權人妥協71……我們對這些莊嚴堂皇但已空空如也的國庫在下個世紀的情況了解得更加清楚。下個世紀，同樣的困難仍然存在。一項國王的恩典、一筆及時得到的遺產、一筆豐厚的嫁妝、一筆國王批准用封建貴族長子世襲財產來償付的借款，都會填補一下不穩定可靠的庫存現金。72但是，事情很快又困難起來……最後，這反倒使君主更易於行事。貴族與活躍的經濟生活隔離，他們做買賣註定虧損，並向放債人求助。儘管如此，他們仍然生活奢侈，大講排場。 國王還擁有另外一種施加壓力的手段。這就是在將近1520年，確定了一個很難躋身其中的精選的高等貴族的類別，即最高貴族和有爵位者這個類別。它包括最高貴族20人，有爵位者35人。1525年，這些貴族總共有60人；在菲利普二世統治結束時，總共有99人（公爵18人、侯爵38人、伯爵43人）。菲利普三世冊封了侯爵67人和伯爵25人73……因此，出現了連鎖晉升發跡現象。例如1533年和1539年，出現了新冊封貴族納瓦斯家族和奧利瓦雷斯家族的連鎖晉升發跡現象。後來，高等貴族又區分為3個等級。國王就是通過這些辦法來進行統治，控制他的世界的…… 卡斯蒂利亞的西班牙末等貴族和地方行政官 在菲利普二世統治的末期，高等貴族有100人，連同他們的妻子兒子最多有400或500人。對卡斯蒂利亞地區的各類貴族的總人數的估計不可靠，可能為13萬人，74在西班牙總人口六七百萬人中，有貴族50萬。這個巨大的數量必然把貧窮和境遇悲慘的貴族包括在內。在幾千座有時破爛不堪、往往裝有「刻在石頭上的紋章」75的房屋中，住著一大群一心想要「高貴地」以為國王或者為教會效勞為生、不干有辱門楣的事的人。他們為實現這個理想犧牲一切，甚至常常犧牲生命。如果有什麼貴族的瘋狂的話，那麼，這種瘋狂就在卡斯蒂利亞不斷加劇，儘管這種瘋狂帶來貧困，引起民眾嘲笑。這類嘲笑中有大量諺語，76例如：「向西班牙末等貴族索還他欠你的東西，要放出你的獵兔狗。」「西班牙末等貴族的飯桌上，餐巾多，菜盤少。」「但願上帝保佑你不受貧窮的西班牙末等貴族和富農的侵犯。」…… 不用說，有這類嘲笑當然是意料中事。一方面想過高貴生活；另一方面又因為沒有幾乎可以使什麼都變得正當合法的錢而無法過高貴生活。這兩者之間存在著矛盾。某些城市竟至拒絕不在共同的財政負擔中出一份力的西班牙末等貴族進入。據說，昆卡省加斯庫尼亞村政府的房屋上用金字寫著：「西班牙的末等貴族77、修道士和牛，我們的法律都不容有。」（「牛」在這句話里是否作為韻腳？）很多其他城市和村莊則拒絕區分西班牙末等貴族和平民。這兩類「百姓」往往在他們之間平半瓜分市鎮的官職和稅款。78這有利於占少數的一方。在很多重要城市，例如在塞維利亞這個重要的港口城市，79貴族已經占據全部領導崗位。我們已經指出官職捐納制度的盛行。這種制度有利於擁有官職的家族。這些家族支配、控制著被國王出售後又被購得者轉賣的城鎮助理地方長官的職位。當然，這並不純屬虛榮問題，還往往是利慾薰心、錙銖必較的人的利害問題。地方貴族不能像最高貴族那樣掠奪整個卡斯蒂利亞，於是就近掠奪伸手可及的城市和鄉村的收入，並以此為生。在這些動亂不已的微觀世界裡，爭吵、緊張局勢和階級鬥爭從來就屢見不鮮。這個世界裡的事變有時可笑，有時悲慘，但始終具有某種意義。 沒有肉的骨頭往往全被大貴族扔在一邊。同樣，對西班牙末等貴族來說，宮廷里的低下職位和一般官職是可以弄到手的。甚至在緊接菲利普二世之死發生的社會的突然大變化以前，情況就是這樣。菲利普二世並不像有人說的那樣喜歡平民或者有產階級。有產階級的人數（如果除去教會人士）甚至在國家財政會議中也受到限制。這位國王還寧願要中等貴族而不要大貴族。最近的調查研究證實了他的這種偏愛。這種偏愛改變了過去的總的一般性的解釋。80封建領主的反應和對抗隨著16世紀開始而開始，雖然，很自然，並非所有的貴族都馬上被安置到舒服愜意的職位上。很多窮貴族很高興置身於僕役的行列，置身於大貴族的僕役的行列。但是，他們卻並沒有因此而忘記時機一旦到來就佩戴上聖地亞哥修會或者卡拉特拉瓦修會的紅十字，81以顯示他們的貴族身份。 面對這種全面的、普遍的、深刻的發展演變，很少發生過什麼反應和對抗，甚至幾乎沒有發生過。人們知道並能確定其時間和地點的反應和對抗因而顯得更有意義。例如坎波城這座古老的商業城市，儘管1598年一項判決判它敗訴，仍然拒絕把它半數的官職讓與西班牙末等貴族，而且它還爭取到緩期執行判決，然後通過支付2.5萬杜卡托於1635年打贏了這場官司82。里奧·塞科城1632年也使用饋贈厚禮的辦法在同樣的情況下進行自衛，並且取得勝利。83從這些細節中可以看到商品和貴族在進行鬥爭。 其他證據 卡斯蒂利亞的景象，在別處同樣存在，只不過在細節方面有了必要的改變。它存在於法國84，甚至還存於加泰羅尼亞85和巴倫西亞。在西班牙的這兩個與眾不同的省份，國王的權威弱小，貴族對這一點加以利用，以致外國觀察家往往很自然地認為，貴族的意圖具有過多的顛覆破壞性。1575年8月，在談起要把甘迪亞公爵（但他病了）或者阿伊托納伯爵同埃斯科維多一齊派往佛蘭德時，熱那亞人紹利說，這兩個人都可能追求「共和國人的稱號，因為一個來自巴倫西亞，另一個來自巴塞羅那。」86「共和國人」是一塊多麼漂亮的招牌啊！另外一個更有意義的細節是：1616年4月在巴倫西亞，總督費理亞公爵由於一個貴族開耍弄別人的玩笑而加以懲處，讓他騎在騾背上週遊全城。貴族們立即把各自的家門關上，穿上喪服。一些貴族還前往馬德里國王處就此事提出抗議。87 在那不勒斯，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的兇猛入侵為貴族家族帶來整整一連串災難。大的王侯如薩萊諾親王、塔朗托親王和巴里公爵等，全都銷聲匿跡。他們的「邦國」四分五裂。但是，在這次賭賽中，中等封建領主卻擴大了他們的領地。一些幅員相當大的邦國倖存下來。例如阿爾比和塔利亞科佐、馬泰拉、切拉諾等伯爵領地就是這樣。1558年，88一則威尼斯報道作了統計，用表列出那不勒斯王國有公爵24人、侯爵25人、伯爵90人、男爵近800人。在這些貴族中，13個封建領主擁有1.6萬到4.5萬埃居的年金收入。這些數字後來增大。1580年有親王11人、公爵25人、侯爵37人。891597年共有「有爵位和頭銜的人」213人，即：親王25人、公爵41人、侯爵75人、伯爵72人、男爵600人或者更多。90人們不再勞神去統計這些無足輕重的人物。某些封建領主擁有年金5萬到10萬杜卡托。91國家既然通過審計法院出售職銜，怎麼會進行一場反對它自己的顧客的鬥爭呢？ 然而，國家進行了這場鬥爭，但從未全心全意徹底進行過。1538年，而且在這以後，查理五世宣布禁止那不勒斯的封地領主行使重罪審判權（mero）和輕罪審判權（misto impero）92，除非這些權利正式列入這些封地領主的特權中或者由一項合法的規定加以確立。封地領主如有違反，將被控篡奪司法權。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也試圖使社團的財產和封臣的自由擺脫開領主們的無常幻想。他試圖把「效勞費」的數額限定在習俗確定的數額上。但此舉徒勞無功。對貴族來說，什麼都是好獵物：森林、公共牧場、他們的臣屬的勞役（他們認為對自己的臣屬享有一切權利，例如比安基尼甚至還談到用人皮做面套的座位的事）93、君主的權利以及有時甚至應該繳付給國王的錢款。國王的確常常放棄他的權利和財政收入。這些權利和收入已經預先出售，然後又在時機到來時轉售。因此，大多數封地領主在司法判決和封建雜稅這兩方面有同君主的權利幾乎相等的權利。他們有自己的忠實追隨者。沒有一個政府能夠制服他們。他們可能只缺少鑄造貨幣的特權。他們大講排揚，鋪張浪費。在那不勒斯，他們通常就住在總督的住所附近，並且在大城市的氛圍中生活。他們崇慕虛榮，窮奢極欲。為了同土耳其人和「民眾」進行鬥爭，他們需要依靠西班牙。只有這些事實才使他們沒有興風作浪，發動騷亂。也可能在他們當中有外國人——西班牙人或者熱那亞人——這個事實，也使他們沒有這樣行事。這些外國人因為購買了封地、采邑而得以進入西班牙。 不管怎樣，總的看來，貴族這個階級不斷成長。在這個世紀的最後幾年，災難連綿不絕。毫無疑問，這使不止一個封建領主傾家蕩產，特別在城內情況更是如此。債台高築，債主緊逼，這迫使人出賣財產或者把財產暫時交給審計法院保管。在貴族的生活中，這類事情屢見不鮮，在那不勒斯或者別處，他們處境危險。他們終於得以幸免於難，留存下來。某個貴族個人可能遭到毀滅或者財產喪失殆盡，但整個貴族階級並不因此而不再有力量和影響。我們如果一躍而進入17世紀中葉引人矚目的年月，就會看到，在馬薩尼埃洛時代（1647年）的那不勒斯革命期間，在優美如畫的圖景和人物的背後，完成了一場不可否認的社會革命。封建領主和他們的反動階級是這場革命的勝利者。94 貴族階級獲得勝利，而且長年累月獲得勝利，不僅僅在那不勒斯獲得勝利，在米蘭95、托斯卡納、96熱那亞97、威尼斯98和羅馬99也同樣獲得勝利。可資我們用來印證的檔案資料汗牛充棟。難道還需要重複嗎？ 土耳其的連續相繼的貴族 最令人驚奇，而且這比其他材料令人驚奇的檔案資料，是有關土耳其帝國的檔案資料。我們對伊斯蘭國家的情況缺乏直接的了解，但了解安納托利亞的社會情況，甚至相當清楚地了解巴爾幹的社會情況。這些真實的情況與人們經常重複的內容正好截然相反，100與西方的情況並非迥然不同。兩者之間的相似或者類似之處都顯而易見。既然一種社會秩序歸根結底不會有結構方面的成千上萬種可能性，既然這些社會都完全以土地的使用為基礎，既然這些國家儘管令人矚目，但都由於仍然處於搖籃時期，至少仍然處於不成熟的時期，而彼此雷同，那麼就可以說：相同的原因產生相同的結果。 最近15年來進行的研究，雖然不能揭示和闡明一切，但使人得以辨清一些整體、一些有價值的「模式」。這裡最必要條件是深入細緻地區分不同的時代。太多的歷史學家在談到土耳其時，的確把在幾個世紀內展現出的圖景混淆起來了。社會雖然很少闊步前進，但久而久之卻在相當廣闊的地區內發生了變化。必須談到的是三個、甚至四個土耳其的連續相繼的貴族階級。其中在16世紀末終於大膽奪權登位的最後一個，可以說是最不合法的一個。它雖然並沒有單獨使奧斯曼人的極權國家徹底滅亡，卻完全占據並削弱了這個國家，因為雖然相同的原因產生相同的結果這種現象隨處可見，但是，總的形勢也負有一部分責任，起一部分作用。經濟形勢時時在變化，處處在起作用。 尋找土耳其的第一個貴族階級的根源，必須一直回溯到14世紀的蒙昧時期。這個階級在奧斯曼人取得最初幾次巨大勝利的前夕或者在取得這些勝利之後不久，在安納托利亞定居下來（從1326年攻占布爾薩起到將近1360年攻占安德里諾普爾止）。如果歷史學家101的記述可信的話，這個上層社會是冷酷無情的、暴虐無道的、具有威脅性的，它形成一個聯合體。這個聯合體既是奴隸制度的，又是封建制度的，又是屬於領主的。然而，它是自由的。事實上，它絲毫不受素丹統治，它過分自由。（素丹只不過在和他平起平坐的人中坐第一把交椅而已。）在這個聯合體裡，土地不受國家的任何管理和控制，不斷買賣。最後，在這個聯合體裡存在著個人的田產。這種田產我們稱為自由地的田產（mulks）,或者家庭的田產（wakoufs）,或者清真寺的田產，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善男信女捐助的作為基金的田產。但是，這些基金的創設者和他們的後代保存、管理並享用這些田產，因此這些田產在某些方面同西方的封建貴族的長子世襲的財產一樣，成了穩固的財富堡壘。 第二個土耳其貴族階級不僅出現於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屬地，而且正是在歐洲，當它紮下了根然後迅速茁壯成長時，我們對它看得最清楚。 在土耳其人迅速征服巴爾幹半島各國之前很久，那裡的整個社會已經在猛烈的農民革命的打擊下土崩瓦解。在土耳其人發動最後一次進攻之前，在從1521年攻占貝爾格勒起到滲入匈牙利止（1526年莫哈奇戰役）的這段時期，匈牙利農民叛亂，基督教貴族進行鎮壓，但為此付出了致命的代價。102總之，一系列舊的封建制度都幾乎自行崩潰。這些都是源遠流長的、由龐雜多樣的成分（希臘的、斯拉夫的，甚至西方的）構成的制度。在災禍降臨、被人征服的前夕，巴爾幹半島各國由於它們的財富情況，甚至還由於像封建領主移居與他們的領地、莊園（這是一種像義大利的人口的城市集中化那樣的人口的城市集中化）鄰接的城市這樣的細節，都與西方類似。阿爾巴尼亞的封建領主穆薩基家族已經在都拉斯定居，住在像博洛尼亞的或者佛羅倫薩那樣的設防高樓巨宅里。在內地，在不止一座城市的街道上，富有的封建領主的豪華宅第修建起來。蒂爾諾沃有它的封建領主街區；維丁也有它的封建領主街區103。所有這些豪華奢侈的事物與大莊園結合在一起，都與備受殘酷剝削的農民結合在一起。正是這種制度，像舞台上的布景一樣，在土耳其面前土崩瓦解。 緊接著征服而來的是破壞。當地居民退往寸草不生的崇山峻岭。但是，農民卻得到某種程度的解放。這些農民聚集在他們自己的團體中，是自己土地的主人。當然，他們並不自由。他們服從不放過任何人的稅務機關，並且被收納進模仿舊領地組成的新領地里。這些領地是采邑，更確切地說是中世紀的封地，是在其中分配有人口和被征服的土地的提馬爾。農民仍然用錢和用實物繳付佃租。繳付的實物大大少於繳付的錢。但是，農民這時從傳統的苛重的勞役中解放了出來。土耳其人在到來後的最初幾年是平易和解的。這尤其是因為：征服還在繼續，尚待完成；對尚未征服的地區的農民騷亂帶來的好處必須保存；素丹已經對因歐洲的采邑的分配而發財致富的老安納托利亞貴族懷有戒心。這個貴族中的大家族104試圖奪取國家事務的領導權。中央政府對封建主、大地主的這種不信任心理從未消失，因而採取了大量措施、政策和謹慎行動。在從一開始就給予巴爾幹各國的基督教貴族的優待里，並沒有深藏什麼別的動機。這些貴族得到慷慨地授予他們的提馬爾。105 這些提馬爾儘管和西方的領地相似，但並非一般的采邑。它們同西方的領地一樣，包括村莊、已耕的和未耕的土地、水流、通行稅，有時還包括對附近的城市（例如科斯圖爾這個保加利亞小城市）徵收的市場稅106……但是，這些領地用於供養士兵和騎兵（sipahis），因此提馬爾也常常叫作「西帕希利克斯」（sipahiliks）。簡而言之，這是一種附有條件的采邑、一種報酬。這種報酬的領取者為了報答，有義務在每次徵調時率領一支騎兵前往服役。這支騎兵的數量與提馬爾的大小成正比，並由行省的縣長指揮。不響應徵召，就要失去提馬爾。這些可以收回的、授予個人終身使用的領地，更主要是加洛林式的封地，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采邑。但是，從很早起，提馬爾就已開始由父親傳給兒子。這是一種向遺產的逐步轉變，而不是向封地的轉變。自1375年起，一項法律承認提馬爾的擁有者的子孫後代有繼承權。107 來自提馬爾的正常收入通常十分微薄，少於兩萬阿斯普爾。這個最高部類的最高數額很少達到。維丁和貝爾科維扎等地區從1454年到1479年的記錄表明：21個提馬爾的收入為1416阿斯普爾到10587阿斯普爾，即20到180杜卡托，其中大多數在2500到8000阿斯普爾之間。然而，這個微薄的收入標誌著這個制度的黃金時代。提馬爾擁有者在地方當局的嚴密監視下，無法侵吞農民的微薄收入。他們如果想發財致富，解決辦法就是進行戰爭掠奪。戰爭中的擄獲，是對奧斯曼王朝一直進行到將近16世紀中葉的富有成果的戰爭的獎賞。108 提馬爾擁有者的收入相當微薄。這一點僅僅從他們的人數就可以推測出來。在這個世紀行將結束時，他們可能是20萬人，109即在1600萬或2000萬總人口中有100萬人（按每一提馬爾持有者的家庭有5人計算）。這個貴族階級的人數太多，以致無法富裕起來。但是，在這些人中有一部分享有特權者。一個大貴族階級很早就已經形成。事實上，有三類提馬爾110：普通提馬爾，其收入達到兩萬阿斯普爾；中等提馬爾，或稱齊亞梅特（ziamet），其收入達到10萬；哈斯（has），其收入還高於10萬這個數字。1530年，首相易卜拉欣帕夏在魯梅利擁有一個收入為116732阿斯普爾的哈斯；阿雅斯帕夏擁有一個收入為407309阿斯普爾的哈斯；卡塞姆帕夏擁有1個收入為432990阿斯普爾的哈斯……這些是大領地。此外，還有清真寺的田產和自由地的田產（為了同農民的田產哈伊亞·茨奇弗特利克［raïa tschiftlik］對照比較，自由地的田產稱為哈薩［hassa］或者哈薩·茨奇弗特利克［hassa tschiftlik］）。我們能夠把這些領地稱為封建領主的禁地嗎？15世紀後半葉，在希臘， 這些禁地中的一些包括橄欖園、葡萄園、果園、磨坊111……私有財產很早就已經存在，規模或大或小，通常對大封地領主有利，並且可能破壞土地貴族的龐大的組織制度。土地貴族是在公共服務的傳統里，並根據國家全部財富只屬於素丹的土耳其國家這個基本學說培育起來並發展壯大的。 素丹發現過分富有的、而且現在已經過分自由的大貴族階級具有威脅性，十分危險可怕。這件事說明為什麼穆罕默德二世和蘇里曼大帝作出了反應以維護一種在制度方面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中央集權。這種中央集權正受到可能產生的分離主義和地方自治的威脅。這種反應對穆罕默德二世來說，作出得過早；對蘇里曼大帝來說，作出得過遲。伊斯坦堡的征服者——法蒂赫的目標是：毀除清真寺的財產和自由地的財產，使之再度被納入西帕希利克斯的分區的控制下。1121530年蘇里曼進行的大規模的管制和處理，113是一次總整頓。這種整頓是這位「立法者」時代的特徵。從那時起，軍事采邑只在首都伊斯坦堡授予（省長只保留任命在較小的轉讓的采邑上的職務的權力）。給予騎兵的兒子的補償，現在固定下來。這種補償根據父親捐軀沙場或者死於病榻而有所不同，根據繼承者是否已有采邑而定。但是，這種種措施，正如社會事務方面的所有專制強迫性措施一樣，其結果是令人懷疑的。除非由於這一套辦法集中於伊斯坦堡，它以後主要依存於素丹的宮廷和依存於宮廷的謀略手段，而不是依存於宮廷自身的效能，情況才不是這樣。不管怎樣，已經確立的大地產所有制、大莊園制是不會倒退的。它受助於、得益於巴爾幹內部的殖民化、人口的增長和未經加工的產品向西方輸出的迅速發展。小麥貿易從1560年起到1570年止使大土地所有者發財致富。魯斯特姆帕夏首相就是進行非法小麥貿易的商人。114 土耳其貴族階級的第三個時代，大約是在1550—1570年這個時期以後，並不是像人們所說的那樣的新時代。構成這個時代的特徵的，是大所有制、大莊園制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先於16世紀中葉。儘管如此，產生的新事物是：土耳其進行的富有成果的征服停止（這種現象早在蘇里曼大帝的非常光榮的統治終結［1556年］之前就已經出現）；大大小小的、各種各樣的封建領主不得不轉向農民世界，不得不恬不知恥地、毫無節制地剝削他們，因為隨著阿斯普爾一再貶值，用錢支付的租金已經不再有什麼價值115。奧斯曼國家因而陷入困境。奧斯曼的編年史作者穆斯塔法·塞拉尼基於16世紀末寫道116：「國庫已經入不敷出。」稅收措施和收入讓與情事倍增。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物價上漲最終使舊秩序變糟。當時的人指責政府風習惡劣，指責它給宮廷貴族、給宮廷貴族的僕從、阿諛奉承之徒和食客以恩典優惠。奧斯曼帝國的宮廷變成了提馬爾的分配者。它把提馬爾保留給君主及其大臣周圍的內寵近幸和僕從，例如書吏、財政包稅監督員、高級官員的侍從、宮廷的年輕僕從等117，這還不包括帝國大臣和素丹的母后……這種形式的采邑分配，超過了以後西方在這方面經歷過或者創造過的事物。法國的貴族證書同這些往往不是頒發一次而是頒發兩次，並且毫無顧忌地賦予「局外人」118（這些「局外人」不屬於奧斯曼統治階級）特權的敕令相比，就根本算不了什麼。一個奧斯曼帝國的編年史的作者119這樣舉出我們在西方稱為新貴族的人：「流浪漢、盜匪、茨岡人、猶太人、拉齊人、俄羅斯人、城裡的居民。」「無恥的醜行」的時代120已經來臨。這個時代還將不顧傳統的準則延續下去。由於貨幣經濟推動一切，廣大的領地、莊園不斷擴充。這是什麼也無法再與之對抗的蔓生怒長的毒草。某個提馬爾擁有者用假名獲得二三十處領地……121較小的領地、莊園被大領地、大莊園兼併。一些身份下降或者受到身份下降的威脅的領主，將在本世紀末或者下個世紀的農民暴動中出現在顯要的位置上。 這第三個時代同暴發起來的領主的全盛時代一樣，開創了高利貸者、既剝削國家和貴族也剝削農民的金融家的世紀。事實上，奧斯曼國家自1550年起，就求助於古老的出售財政收入的辦法，求助於塞爾柱突厥人和拜占庭已經實行的穆卡塔（mukata）和伊爾蒂扎（iltizan）（出租）制度。122這種制度的確十分普遍，既可以在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也可以在巴黎或者西班牙找到。在那不勒斯，有人出售財政收入；在威尼斯，有人出售某項稅收或者關稅，為期兩年或三年……土耳其國家也如法炮製，要求它的包稅人立即提前繳付同要徵收的稅款數額相等的錢款。包稅人儘管受到財政監督員監督，仍然能夠隨後馬上就收回已經付出的錢款數，並且大獲其利。例如在通行稅徵收處，綿羊每兩頭須付1阿斯普爾。後來對每頭牲畜甚至徵稅達8阿斯普爾之多。此外，包稅人在締結交易之前還會提出條件，一再增加要求。大領主自己也經常出租他們的領地、莊園。猶太放款人或者希臘放款人編織的放債網到處擴展，不受阻礙。123他們很快就把整個土耳其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貨幣經濟和物價上漲使他們得以高居指揮操縱的崗位。在這種環境中，古老的騎兵軍事制度不再發揮作用。如果情況不是這樣，反倒會使人感到驚奇。人們逃避兵役。中央政府下令進行的核查，全都被人嗤之以鼻，置之不理。 關於這個問題，阿赫梅德素丹的財政監督員艾尼·阿里的證明是確鑿無誤的。124他說：「大部分封地領主擺脫了他們應盡的軍事義務，以致在農村，需要有人服兵役時，10個提馬爾中沒有1個派人前來。」曾經使這種制度得以鞏固的騎士精神不復存在。出生於阿爾巴尼亞南部科爾察的科西·貝格在他1630年出版的著作中證實了這一點。125甚至在這之前，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波士尼亞人馬拉赫·哈桑·埃爾克賈迪1596年就發出同樣的警告126。在外國人的眼裡，衰落是明顯的127。在17世紀，騎兵離開他們鄉下的住所前往城市定居。這是阿爾巴尼亞托普塔尼家族離開克魯尤的城堡前往開放的、被果園圍繞的地拉那城的時代128。這種向城市的遷移，是牢牢紮根於鄉土並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的貴族形成的跡象之一。 「茨奇弗特利克」 根據理察·布斯奇·桑特納爾進行的研究129，隨著17世紀的到來，出現了另外一個同樣巨大的變化。學識淵博之士130對他那本頗有見地的書執冷漠保留態度。但是，難道這些學識淵博之士這樣做是正確的嗎？理察·布斯奇·桑特納爾受到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土地改革的文學和範例的啟發誘導，受到弗朗日和伊烏西奇的關於南斯拉夫的著作吸引，這一點是千真萬確的。但是，這難道是什麼缺點和錯誤嗎？他也被人指責使用技術詞彙不精確。這種不精確在我看來幾乎不可避免。一個西方的歷史學家在探究東方世界時，供他使用的詞的含義是模稜兩可的，過去的定義（例如Ch.貝克爾斯確定土耳其采邑的意義和西方采邑的意義截然相反）或者一般的解釋（例如J.茨維傑奇的解釋），都不能作為確切可靠、正確無誤的根據。對土耳其的原始資料的日益頻繁的使用，還使人移離本題，並使人不得不進行深入徹底的修改。 「茨奇弗特利克」（čiftlik）這個詞可能指一種新事物，一種重要的實際現象。這個詞本來意為用擺杆步犁一天耕作的土地的面積131（這就是拜占庭的zeugarion、德意志的morgen或joch、法國某些農村的jour或journal等詞的含義）。可能它後來指私有田產——農民的私有田產或者大領主的私有田產，最後指現代的大莊園——一種移殖民種植場或者地主家族種植場。我們不很了解這種發展演變，但是，這個詞從1609—1610年這個時期起就已經具有這個意義。132 這些苛嚴冷酷地組織管理的但收益巨大的現代莊園的存在，在必要時，將迫使我們在研究土耳其貴族的發展演變中，不僅僅考慮到社會原因或者政治原因。其歷史並非都像編年史學家會抱怨和解釋的那樣，是破壞和變壞。上述莊園使人想起收益巨大的移殖民種植場，或者易北河以東的133，或者波蘭的那些給人以美好印象的莊園。封建領主的房屋位於莊園的中心，像在科爾察的南阿爾巴尼亞平原上一樣，是用石頭修建的。這種房屋以它的像塔一樣的外形成為多層堡壘房屋的典型。134它俯瞰農民的用黏土壘成的破破爛爛的房舍。「茨奇弗特利克」通常開發、利用平原上的窪地以及位於拉里薩和沃洛之間的傑澤羅湖135的泥濘的沿岸沼澤或者潮濕河谷。這是一種征服者的開發經營形式。「茨奇弗特利克」主要生產穀物。在土耳其和在多瑙河流域各省或者和在波蘭一樣，穀物一旦與大量出口聯繫起來，就創造了產生「第二農奴制」136的條件。這種農奴制在土耳其是明顯的。這些規模巨大的莊園到處使農民的境況惡化，並從這種惡化中得到好處。同時，在經濟方面，這些莊園首先對種植小麥，其次對種植大米，不久後對種植玉米，後來又對種植棉花是有效的。這些莊園從一開始起，就對巧妙複雜的灌溉技術的使用和對水牛137……等的套車的成倍推廣使用是有效的。巴爾幹半島平原的發展變化與當時在西方出現的事物，例如在威尼斯地區出現的事物，十分相似。這些發展變化無可爭議地就是大規模的、強有力的、影響深遠的土壤改良計劃的實施。同西方的情況一樣，大土地擁有者利用最初幾代領主和農民尚未充分勘探考察的荒無人煙的土地。這裡顯然同別處一樣，以社會壓迫作為代價取得進步。只有窮人在這種進步中毫無所獲，也無法有所獲。 2. 有產階級的背叛 有產階級在16世紀受到商業貿易和對國王的效勞的約束，經常瀕於滅亡。它不只是要冒破產之險。如果它變得過分富有或者對商業生活固有的風險感到厭倦，就會購買官職、公債、頭銜或者采邑，並受到貴族生活以及這種生活的顯赫豪華和安寧懶散的引誘。為國王效勞可以使人相當快地被冊封為貴族。有產階級也經由這條並不排斥他人的道路消亡，特別因為使窮人和富人判然有別的金錢在16世紀看來已經是貴族的標誌138，因此有產階級就更容易背叛自己的階級。此外，在16世紀和17世紀之間的轉折時期，商業停滯不前。這使審慎明智的人返回土地，尋求土地的可靠價值。從字義上講，土地所有權幾乎就是貴族的特性。 歷史學家加魯齊敘述說：139「在散布在歐洲各個市場的主要的佛羅倫薩商人中，很多（16世紀末）是把自己的資金抽回托斯卡納投放到農業中的人。例如從倫敦返回的科西尼家族和傑里尼家族、離開紐倫堡的托里季亞家族和原來是葡萄牙商人但後來成為佛羅倫薩人的希梅內斯家族等的情況都是這樣。在偉人洛朗之後還不到一個世紀，這種大商人返回土地的現象是一幅多麼具有揭示性的圖像啊！讓我們翻開新的一頁吧！在1637年改朝換代時，出現了一個新的、不同的托斯卡納，一個新的、裝得道貌岸然的、有貴族氣派、阿諛奉承的托斯卡納。」司湯達爾筆下的義大利140雖然長期以來就可以預見到，但在這個曾經跳動著文藝復興的自由心臟的城市令人感到驚奇。一種舊背景和舊秩序崩潰了。 如果展望以後的17世紀，把這說成是有產階級的破產並不過分。有產階級是同城市相聯繫的，而城市很早就已經經歷了一系列政治危機。例如1521年公社社員（comuneros）的叛亂和1530年佛羅倫薩的攻占等都屬於這種危機。在發生危機的過程中，城市的自由受到很大的損害。接著，經濟危機來臨。這些危機最初是短暫的，然後，隨著17世紀的到來而變得連綿不絕。危機使城市的繁榮興旺的局面遭到嚴重破壞。 地中海的各種有產階級 當時正在西班牙消亡的事物，過去幾乎沒有在那裡存在過。古斯塔夫·施尼雷爾141認為，西班牙，至少卡斯蒂利亞，自從公社社員叛亂以來就已經不再有它的有產階級了。這樣說，的確是說得過分乾脆、痛快，但畢竟並沒有過分說錯。西班牙半島城市化的程度不夠。那裡只有從事商業工作的、與國家利益絲毫不相關的中間商。然而，正如在今天的或者更主要在昨天（1939年）的南美洲的這個或者那個國家一樣，這些中間商在經濟方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世紀，這個角色曾經由提供商人、高利貸者和徵稅員的猶太社會扮演。他們被驅趕（1492年）後，人們好好歹歹填補了這個真空。16世紀，新近成為基督教徒的摩里斯科人在城市和鄉村從事零售商業。這些新基督徒被指控陰謀破壞公共治安、從事軍火交易、囤積居奇和壟斷一切。在商界上層人士中，在批發商中，特別在布爾戈斯這個地方的批發商中，很多人是改變了宗教信仰的猶太人。142 這些怨言、成見和懷疑，在我們缺乏更確切的資料的情況下，說明在這裡或者那裡，在塞維利亞、布爾戈斯、巴塞羅那（這個世紀的末期使它從長期沉睡中醒來）居住著西班牙本土的有產階級。當時有像布爾戈斯的馬爾文達或者坎波城的西蒙·魯伊斯那樣的西班牙富商。 但是，為數眾多的公職人員，這些為國王效勞的文士，143並非有產階級。他們擁有他們慣於加在自己姓氏前面的「東」（don）字。他們是小貴族或者渴望成為貴族的人，而不是有產者。在西班牙這個奇特的國家，教士的私生子也獲得末等貴族的稱號。這真是咄咄怪事。但是，如果想到在西班牙進行體力勞動和商業貿易是同臭名聲聯繫在一起的，如果也想到最小的貴族和平民百姓之間的那道把守不嚴的邊界線無數次被人逾越，遭到破壞，人們就會認為這類事畢竟並不怎麼稀奇古怪了。一份1651年的控告書說144，在靠近葡萄牙邊界的一座不大的城市的700個西班牙末等貴族中，可能只有300個是貨真價實的末等貴族，且不去提檐槽下的末等貴族注39，或者那12個享有財政豁免權但並不因此而是貴族並被平民百姓粗俗生硬地稱為「穿開襠褲的末等貴族」的孩子的父親145……在西班牙，有產階級遭到這個擴散的貴族從各方面包圍、啃齧。 在土耳其，城市有產階級——主要從事商業——對伊斯蘭世界來說是來自異國他鄉的人：拉古薩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希臘人和西歐人。在加拉塔和各個島嶼上，具有「拉丁文化」的小塊地區繼續存在。可以稱為神聖羅馬帝國的巨商富賈的威尼斯人、熱那亞人、拉古薩人的急遽衰落是一種徵兆。在素丹左右有2000個大商人十分引人矚目。一個名叫米歇爾·康塔庫澤內，146是希臘人。另外一個名叫米卡斯，147是猶太人。15世紀末移居伊比利亞的猶太人（西班牙的或者葡萄牙的）逐漸占領開羅、亞歷山大、阿勒頗、敘利亞的的黎波里、薩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等地的進行大宗貿易的商界的主要地位（特別是葡萄牙人）。他們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包稅商中（甚至在官僚中）取得突出的重要位置。威尼斯人曾經多少次報怨猶太人——威尼斯貨物的零售商——見利忘義、欺詐行騙啊！不久以後，這些猶太人不再滿足於他們的貨物重新分配者的職業，直接同拉古薩人和威尼斯人競爭。早在16世紀，他們就同墨西哥、拉古薩、安科納、威尼斯進行大規模的海上貿易。基督教徒在黎凡特海域進行海上行劫的有利可圖的活動領域之一，變為追獵威尼斯、拉古薩或者馬賽的船隻載運的猶太人的商品，即西班牙人所說的猶太人的衣物。當人們任性地、專橫地沒收這些貨物時，把這些貨物視為類似禁運品的物品便成了最方便的藉口。148此外，不久以後，就有亞美尼亞人同猶太人競爭。亞美尼亞人17世紀租船運貨駛往西方。他們親自前往西方，成了波斯國王阿拔斯貿易發展的經紀人、代理人。149這些人是曾經在某個時期是整個地中海的主人的富有的義大利商人的有產階級在黎凡特的繼承者。 義大利本身情況複雜，因為問題的核心再度存在在那裡。有產階級和主要城市曾經在那裡繁榮興旺過。偉人洛朗時代的佛羅倫薩的顯赫榮耀同一個巨大的、富有的、有教養的有產階級的顯赫榮耀，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正好吻合。這種智力的和藝術的爆炸，同影響並擴大了佛羅倫薩的強有力的社會發展演變，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正好吻合。這種吻合證實了赫爾曼·赫弗勒關於文藝復興的論斷。150文藝復興在那裡代表一種有產階級的秩序——主要的技藝和秩序151——的完成。這種秩序長期控制著取得權力的通路，對商業、工業或者銀行等方面的任何必要的工作都不鄙棄，並且尊重、迎合在奢侈的生活、知識和藝術等方面的講究的追求。在佛羅倫薩留下的一系列人物肖像中，文藝復興由於它的朋友畫家的辛勤勞動，在我們眼前重新出現。僅僅這一系列肖像本身就是一個處於鼎盛時期的有產階級的標誌。152在烏非齊博物館，一個參觀者進入文藝復興的肖像館後，走幾步就可以走到一幅布龍齊諾畫的肖像前。這是身穿紅色長袍、全身披上盔甲的科西默·德·梅迪奇的畫像。這已經是另外一個有自己的君主和宮廷貴族的時代。然而，一個定居佛羅倫薩的西班牙商人1572年寫道：「在這個城市，由於十分古老的習俗和傳統，商人很受尊敬。」153不錯，他所談的是高級商人，即大批發商；不錯，他們之中很多人事實上是貴族。他們要實現從商人到貴族的完全轉變，只需不再從事商業轉而儘可能靠他們的收入和土地為生就行了。 別的地區的景象也在變化。1528年，熱那亞接受了一部貴族的憲法。這部憲法一直維持到1575—1576年這個動亂時期。在威尼斯，商人貴族在這個世紀末堅決從商業轉移。義大利中部和南部的發展變化情況與此相似。在羅馬，制服有產階級的行動完成於1527年。在那不勒斯，只在法律工作方面還有有產階級的位置……只有訴訟打官司之類的事養活這個階級。154它的作用到處受到限制。在西西里的倫蒂尼，城市的行政官員16世紀只從貴族中招收。155例如被招收的有自治城市向封建領主派去的居民代表像弗朗切斯科·格里馬爾迪和安東尼奧·斯卡馬卡。1537年，他們爭取到這個城市重新歸併入王室領地。又例如塞巴斯蒂安·法爾科內，他於1537年以陪審員和審查員的資格並以向查理五世繳付兩萬金埃居的代價爭取到不把該城讓與大封地領主，並由查理五世授予該城特權和肯定一項古老的慣例。這項慣例為城市的貴族保留倫蒂尼的統領職務。因此，我們不應該相信西西里的封建領主和國有城市之間有什麼無情的鬥爭。即使當這些城市還在它們的有產階級的手中的時候（這種情況極為罕見），有產階級也很傾向於同貴族和同受貴族保護的人和睦相處。行會的執事和理事，為了控制城市而同貴族進行鬥爭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一些城市，事態發展演變得更甚。例如在那不勒斯王國北部的阿奎拉，對羊毛工藝的監督審查，從1550年起就變成幾乎屬於貴族的特權。156如果我們按照年月次序把這些事件一一加以排列，就可以看出，很明顯，這個發展演變過程很早就開始了。 有產階級的背叛 如果社會秩序似乎在發生變化，那麼這種變化既是表面現象，也是實際情況。有產階級並不總是被人清除，被人殘酷無情地消滅。它自己背叛了自己。 這種背叛是不自覺的，因為並不存在一個真正感到自己是這樣一個階級的有產階級。這可能是因為它在數量上過分有限。即使在威尼斯，在這個世紀末，市民最多占城市人口的5%或者6%。157最後，各類出身的富有的有產者到處都被朝著貴族的方向吸引。 貴族就是他們的太陽。從西蒙·魯伊斯和巴爾塔薩爾·蘇亞雷斯的信中看看他們對那些過著貴族生活，有機會就騙取這些行事謹慎、孜孜謀利的商人的錢財的人所懷有的奇怪的感情吧！158這些假有產者的野心是躋身於貴族之列，讓自己融合到這個行列中，至少要讓他們有大筆嫁妝的女兒置身於這個行列中。 在米蘭，從16世紀初起，不門當戶對的婚姻，就免不了會引起飛短流長，招致種種議論。但是，這種婚姻並不因此而終止。向我們提供情況的班德洛儘管思想寬容、豁達大度，也對此十分憤慨。一個貴族婦女嫁給一個沒有顯貴的祖宗的商人。她夫亡守寡，讓兒子從丈夫經營的商業脫身出來，還千方百計再讓兒子取得貴族身份。159這種種努力倒並不授人笑柄。這樣做順時隨俗，完全合情合理。相反，一系列不門當戶對的低就婚姻，這些塗抹在名門望族的徽記上的可恥的污點，往往受到惡毒的嘲笑。然而，這些名門望族因而一下就在經濟上家業重振、門楣重光。阿佐·維斯孔特的一個親戚娶一個屠戶的女兒為妻，換來的是一筆1.2萬杜卡托的嫁妝。敘述這件事的人不願參加這樣一個婚禮。他補充說：「我看到這位岳丈就像我們的屠戶所習慣的那樣，身披白罩衫，正在放一頭牛犢的血，雙臂被鮮血染紅，一直紅到頸脖。我如果有這樣一個女人做妻子，我想會老是嗅到一股屠戶的沖鼻子的臭味。我似乎永遠不敢再抬起頭來。」160唉，這件事並不是孤立的、個別的。還有一個名叫馬雷斯科托的人娶了一個園林工人的女兒為妻（至少他藉口愛這個姑娘）。神聖羅馬帝國大封地領主家族博羅梅家族的伯爵之一洛多維科伯爵娶了一個麵包師的女兒。薩呂塞侯爵娶了一個普通農家女。不錯，是愛情，也是金錢使這類不門當戶對的低就婚姻成倍增加。敘述者繼續說：「我多次聽見安得烈亞·曼代洛·迪·卡奧爾西伯爵說：『一個女人有一筆4000杜卡托以上的嫁妝的時候，即使她是個在米蘭的教堂後面出賣肉體的女人，也會有人毫不猶豫娶她為妻。相信我的話吧！誰有錢，誰很有錢，誰就高貴；誰窮誰就低賤。』」161 即使在米蘭這個本世紀初被人認為習俗輕浮、自由隨便的城市，同社會地位低下的人結婚，也會被人嗤之以鼻，當成笑柄。有一股嚴重的、能夠突然引發悲劇的暗流。例如，1566年發生在安科納的一起事件就是這樣。有個醫生162是普通裁縫的兒子。他為一個守寡的年輕貴婦人的女兒看病。（這個寡婦有7個孩子和5000埃居家財。）寡婦願意嫁給這個名叫馬斯特羅·赫克萊的醫生。於是就引發了一幕慘劇：醫生被捕，差點無法脫身。他付了200埃居罰款，並且僅僅由於他的一個當保護人的親人進行了決定性的干預，他才保住了性命。這個保護人帶領幾名騎士從拉文納趕來營救他。在這個期間，寡婦的家庭更加堅持反對她同一個地位低下、雙親卑微的人結婚。由於這個家庭的成員們擔心這個醫生獲釋後會拐帶他心愛的女人逃走，於是這女人的一個孩子便在光天化日之下殺害了醫生…… 在西班牙，悲慘事件很可能往往導源於人們把榮辱問題看得過分嚴重。然而，大家讀讀《西班牙貴族的恥辱》163這本書吧！這本書使得莫里斯·巴雷斯讀它時，對托萊多的西班牙沉思、嚮往。這本小冊子被人錯誤地認為出自門多薩紅衣主教的筆下。一方面，固然不應該輕信這本書或者別的軼事趣聞錄之類的書的記述164；另一方面，也不應否認一切，拒不相信這些書籍揭露出來的慘劇，這些甚至在社會的最高層都有人犯的妨害血統純淨罪。165和有錢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的女兒結婚——這是每天發生的不門當戶對的低就婚姻的戲劇——在門第意識濃厚、喜歡挑三揀四、吹毛求疵的西班牙，頗具有悲劇的味道。但是，這種婚姻並不因此而數量減少。 貴族身份的出售 對那些熱衷於成為貴族的人來說，有貴族速成法。這類方法在這個世紀隨著時間推移而成倍增加。貴族稱號和貴族采邑都可以取得。例如在斯瓦比亞，情況就是這樣。然而，這些財產在那裡為人帶來的收益很少。那不勒斯的情況也是這樣。稱號和采邑這種財產在那裡通常成為一種負擔，並且在這些財產的獲得者不知道怎樣對之加以管理的情況下構成引起轟動的破產的原因。然而，虛榮心總是通過取得這種財產得到滿足，而且立刻得到滿足。位於托馬斯·普拉特166於1598年8月3日經過的呂內爾的附近的博瓦斯隆，有一個城堡和一個村莊。這個城堡和這個村莊都屬於「烏澤斯的普通公民，卡爾桑先生剛剛把這個城堡和這個村莊給他的兒子，他的兒子因此而成為博瓦斯隆男爵，因為這塊土地是有貴族稱號的土地」。已經為人所知的類似的例子數以千計。從15世紀起，在普羅旺斯，對一個在「貿易、海運、司法以及不同的公職上」發財致富的有產階級來說，購置一塊土地是「一種既有利又可靠的投資，是一種家庭祖業的創建（這種家庭祖業是事業成功的證明），最後還往往是很快被冊封為貴族的機遇」。將近1560年，定居里昂的商人瓜達尼家族在「勃艮第、里昂內、福雷、多菲內和朗格多克等地擁有20來處領地」。167同年10月，律師弗朗索瓦·格里莫德在昂熱的第三等級的大會上宣稱168：「假貴族多得無法勝數。他們的父親和祖先曾經在糧商、酒商和布商的鋪子裡，在貴族的磨坊和莊園裡使用過刀槍，表現得像騎士般英勇。」另一個那個時代的人說：「很多人鑽進貴族行列。這些人是模仿貴族並且渴望得到貴族過去的標誌的商人。」169 這是誰的過錯？在16世紀，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君主不出售貴族稱號以換取現金。西西里從1600年起向任何人廉價出售侯爵稱號、伯爵稱號和親王稱號。而在這以前，只給予過幾種罕有的貴族稱號170。偽幣時代也是偽稱號的時代。在那不勒斯，將近1600年寫成的一份西班牙文的長篇報告171指出，有爵位的人的人數極度增多。如同任何一種大量供應的商品一樣，除了伯爵的稱號，至少除了侯爵的稱號以外，所有的貴族稱號都價格下跌。人們甚至還「創造出幾個以避開為好的公爵和親王」。就這樣，貴族身份在各地集市上都可購得。在羅馬、米蘭、神聖羅馬帝國、弗朗什—孔泰172、法國、波蘭173、特蘭西瓦尼亞等地莫不如此。在這些地方，「有貴族頭銜的紳士」174比比皆是。葡萄牙175效法英格蘭人，貴族稱號的轉讓，在這個國家始於15世紀。第一批公爵出現於1415年。第一個侯爵出現於1451年。第一個男爵出現於1475年。在西班牙本身，很快使最高貴族數目成倍增加的王室，對等級較低的貴族不注意加以區分。王室對金錢的需求有增無已，於是向出得起錢的人出售騎士團禮服。這些人是靠西印度的貿易大發橫財的西班牙人，或者在秘魯發財回到西班牙的人，或者更糟，是那些靠放高利貸成為暴發戶的人。176怎麼能夠不聽之任之呢？奧爾加斯伯爵在他於1586年4月16日從塞維利亞寫給王室秘書馬特奧·巴斯克斯的信中為他出謀劃策說，如果有人想弄錢，就讓他出售騎士團禮服吧，哪怕這樣做意味著違反過去所作的不再出售這種禮服的諾言。177當然，國會在卡斯蒂利亞對此極為不滿，抱怨連天。178但是，王室會聽它的怨言嗎？貴族稱號以後繼續出售，並且達到這樣的程度：從1573年起，菲利普二世的政府不得不頒布關於新封地的敕令。179 據說這種很快就轉變為狂熱怪癖的、風靡一時的對貴族頭銜的崇尚源出於西班牙。它正如男人的緊身衣、鬍髭、有香味的手套或者西班牙的喜劇題材一樣，是西班牙的輸出品之一……但是，新的時尚並不完全是虛榮。有產階級知道從它購置的東西中得到好處。它購置這些東西時有過一番盤算和考慮。其次，有產階級像轉向價值可靠的東西那樣轉向土地。這就加強了以領主特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簡而言之，人也像國家一樣，有關於居先權的爭端。這些爭端往往掩蓋著某些明確的、切實的企圖。但是，人們乍一看只看到這些爭端。1560年，法國國王派駐里斯本的大使尼科180在關於葡萄牙封建領主的問題上指出：「這裡的人使用僕從，大講排場，鋪張浪費，使用的僕從數量很大，以致普通小貴族或新貴族想過公爵的生活，而公爵又想過國王的生活。這就常常弄得他們傾家蕩產。」利摩日主教1561年對西班牙作了同樣的評論。181當時要冊封500個有錢的、打過仗的人為貴族，條件是他們自己進行武裝，每年在西班牙邊境服役3個月。這個主教繼續說，他對「存在於這個國家的人中間的虛榮心」感到吃驚。「這些人只要被認為是貴族，能夠穿上貴族的衣服，有了貴族的外表，就趾高氣揚，神氣活現起來。」 1615年，法國出現同樣的景象。關於他的故土，蒙特克雷斯蒂安寫道182：「現在根據外表來區別各種人是不可能的。開店的人的穿著打扮同貴族紳士一樣。其次，誰難道還一點沒有看出這種衣著服飾的雷同引起我們的古老風紀的敗壞嗎？……傲慢放肆的風氣將在城市中增長；暴虐專橫的行為將在鄉野增多。男人因過分耽於逸樂而變得嬌弱柔靡；婦女因過分關心梳妝打扮而把對自己家務的關心連同自己的貞操丟失殆盡。」這番話是符合講道者的身份口吻的，但是，它證明至少在法國有過一個對現存社會秩序不滿的時代。 對新貴族的敵視 幾段引證的話都已經表明，誰也不對新貴族的命運完全讚許。誰不想向他們尋釁吵架呢？誰不以侮辱他們為樂呢？1559年，在朗格多克各邦男爵們奉命只能派「血統高貴、有資格佩劍的貴族」183做自己的代表。敵視新貴族的人，每個人一有機會就復仇泄恨。例如法國在舊制度統治的整個時期的情況，甚至在這以後的情況，就是這樣。17世紀各地的情況也都是這樣。階級障礙不斷被人逾越，事物始終不斷發展變化，社會的非難指責始終隨時準備施加於人。在那不勒斯發生的一則社會新聞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184：這個城市一個擁有萬貫家財但出身微賤的金融巨子德·阿奎諾1640年想在總督本人的支持下娶孔維爾薩諾公爵的妹妹安娜·阿加維瓦。未婚妻被貴族的武裝騎士劫持。這些騎士決心用武力阻止一個年輕姑娘落入一個出身微賤、地位低下的人的手中。她被帶到貝內文托的一個女修院中。這樣，她在那裡就受到雙重保護，因為貝內文托屬於羅馬教廷。五花八門的這類事件已然弄得沸沸揚揚，可還在蔓延發展。除了唯一把自己深藏緊鎖起來的、與世隔絕的威尼斯貴族外，所有的貴族都大門洞開，接納新的血液。在羅馬，在這個教廷（這肯定是西方各種社會團體中最寬容大度的）的所在地，由於每個本人並不一定出身名門望族的新教皇的親戚定期被冊封為貴族，甚至被冊封為高等貴族185，因此羅馬的貴族階級比別處的貴族階級發展變化得更快。所有的貴族階級都在發展變化，不斷從自身清除朽木腐株，接納新的富人。這些新的富人又對社會的大廈添磚加瓦。這對貴族階級來說有這樣一個很大的好處：它不需要同第三等級進行鬥爭；它發現第三等級急欲加入它的行列，並且為了這樣做而同它分享自己的財富。第三等級這樣做有利於貴族，自己卻貧困起來。 顯然，這個連續不斷的發展演變可以加快。在羅馬，教皇就加快了這種更新變革。在英國，在北方大貴族階級的叛亂於1569年失敗之後，這個階級在一定的程度上被另一個後來統治英國至今的新近誕生的貴族階級取而代之。這個新貴族階級就是羅素、卡文迪什、塞西爾……等人所屬的那個貴族階級186。在法國發生了兩個系列的戰爭：第一系列戰爭以締結卡托—康布雷錫和約（1559年4月1日—3日）告終；第二系列戰爭以締結韋爾萬和約結束。這些戰爭以這種方式告終，加速了老貴族階級的垮台，並為暴發戶開闢了取得社會權力的道路。187以下是1598年菲利普二世的一個顧問對法國貴族的狀況的評述：「大多數封建領主喪失了他們的年金和收入（他們已經把這些年金和收入讓與別人），他們沒有維持他們的地位所需的錢財和手段，並且負債纍纍。幾乎整個貴族階級的狀況都是這樣。情況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一方面人們不能夠僱傭這些貴族而不付給他們巨大的報酬和獎賞（這是絕對辦不到的）；另一方面，人們又擔心如果這些貴族遭受的戰爭災難和破壞得不到某種程度的減輕，那麼他們就會被迫圖謀興風作浪188。」 3. 苦難和盜匪活動 關於窮人的情況歷史很少敘述。但是，窮人卻用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迫使那個時代有權有勢的人物注意他們，並且間接迫使我們注意他們。動亂不息，騷亂四起，叛亂頻仍，流浪漢和漂泊者的人數令人不安地劇增。盜匪不斷打家劫舍。這種種喧囂聲雖然往往被人壓低，但都表明即將結束的16世紀的苦難正在令人吃驚地加深。這種加深的勢頭隨著下一世紀的到來而繼續擴大。 這種集體的苦難可能就在1650年即將來臨之際達到頂點。我們應該相信G.巴爾迪努奇189未發表的日記的記載。其中不止一處已經被引用。上述的苦難達到這樣的程度：1650年4月，在佛羅倫薩，人們無法再在那裡安寧平靜地做彌撒，因為做彌撒時，人們被「衣不蔽體、滿身疥癬的窮人」層層圍住，水泄不通。在城市裡，什麼都貴得嚇人，「織布工人無所事事」。更糟糕的是，一場風暴毀壞了橄欖樹、桑樹和其他果樹…… 未完成的革命 貧困化和有錢有勢的人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同時產生，其結果是毫無疑問的。這種現象最主要的原因，即人口過多和經濟衰退互相伴隨，很快就清楚地顯現出來。這種雙重負擔不斷增加，左右一切。阿美利科·卡斯特羅190在一篇舊文里（1935年）原則上提出了西班牙沒有經歷過革命這個論點。在總的論斷方面，這句話是輕率冒失的。但是，如果把它限制在16世紀的西班牙這個範圍內，就並非不確切了。在西班牙，更主要的是有人曾經有過革命的意圖，而不是進行過真正的革命。只有公社社員起義的短暫的爆發堪稱例外。這件事人們正在爭論，191也可以爭論。192 16世紀的地中海的確有別於所謂的歷次宗教戰爭在那裡掩蓋和包藏一系列社會革命的北歐。它雖然風雷激盪，但沒有成功地進行它自己的社會革命。這並不是由於沒有多次進行這種革命，而是由於地中海是某種魔法咒語的受害者。難道是因為西班牙的城市很早就被拆毀，強大的國家才不可抗拒地肩負起憲兵的保衛和平與安定的職責嗎？不管怎樣，結果是清楚的。可以構想出一部鴻篇巨製來。這部著作敘述地中海地區的連綿不絕的騷亂、暴動、暗殺、警察行動和叛亂，還敘述一種持續的、複雜的社會緊張局勢。但是，最後並沒有發生政治和社會的爆炸性的大變化。敘述地中海革命的書是一部鴻篇巨製，但是篇章散亂、互不連貫，而且這部書的基本思想是可疑的。193它的題目本身就使人產生誤解。這部書配得上它的書名嗎？194 因為這些騷亂每年、每天都像肇事者、受害者、證人、編年史作者以及國家本身不再予以注意的交通事故那樣出現，人人都似乎逆來順受，容忍這些經常肆虐的事故，既容忍加泰羅尼亞的盜匪活動這種事故，也容忍卡拉布里亞和阿布魯齊的這種事故。在這些社會新聞中，有一件為我們所知，就會有十件、百件不為我們所知。其中的一些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即使最重要的也是如此細小，闡述得如此不詳，如此難於解釋。1516年西西里的泰拉諾瓦的叛亂確切說來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應該賦予1561—1562年那不勒斯的所謂新教叛亂什麼意義呢？這次叛亂導致西班牙當局對卡拉布里亞山的沃多瓦派教徒進行懲罰性的征伐。幾百人像牲畜那樣被割斷喉嚨。195應該賦予整個科西嘉戰爭（1564—1569年）和末期的格拉納達戰爭什麼意義呢？這兩次戰爭都變了樣，成了難以辨明的插曲的情節。這場戰爭是苦難的戰爭，同樣也是對外戰爭或者宗教戰爭嗎？關於1560年巴勒莫的動亂196或者1569年曼圖亞的「新教徒的」陰謀叛亂，197我們又了解些什麼呢？1571年，烏爾比諾公爵弗朗西斯科·馬里亞的臣屬起來造反，反對他們的這位主人的敲詐勒索。但是，這個情況不詳的插曲仍然難於解釋：烏爾比諾公爵領地是塊僱傭士兵的土地，那麼是誰在幕後牽線操縱指揮呢？1981575—1576年這個時期熱那亞的內部危機幾乎同樣情況不明。1579年，在普羅旺斯，造反的農民舉行起義，維爾內夫城堡被他們占領，當地的領主克洛德·德·維爾內夫199進行屠殺。這一切都同很多其他動亂一樣，也同1580年多菲內的那次新教的但也是民主的農民的起義一樣，隱沒消失在宗教戰爭的混雜不堪的情節中。這次起義受到瑞士邦州的榜樣的啟發，矛頭指向貴族，它與幾年前蒙呂克時期加斯科涅新教徒的具有革命性和破壞性的行動，或者與多年後遙遠的（1587年）科唐坦200的動亂類似。將近1590年發生在里瓦戈爾薩伯爵領地的阿拉貢農民的叛亂的情況也是這樣。這次暴亂使阿拉貢農民最後歸併入王室領地。上一年，皮翁比諾公爵的臣屬也在托斯卡納的海岸上造反。2011599年卡拉布里亞的造反並不是一起什麼了不起的社會事件（坎帕內拉因此被捕）202。從1590年到1600年，土耳其帝國境內同樣叛亂頻仍，彼伏此起，北非和埃及的阿拉伯人和遊牧民族的地方性叛亂還不計算在內。這些是「書吏」和他在小亞細亞的追隨者、擁護者的聲勢相當浩大的暴動。基督教世界後來把一些狂熱的、急切的和荒誕的希望寄托在這些暴動上。塞爾維亞農民1594年在巴納特，1595年在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1597年再次在黑塞哥維那發動騷亂。203如果一下子把大量的關於令人難以置信的搶劫的新聞添加到這張很不完全的單子上，我們有的就將不是一本書，而是一本厚厚的故事集了…… 是的，乍一看，這似乎是一本厚厚的故事集。但是，這些事件、這些事故、這大量瑣碎的社會雜聞本身，難道是一部有價值的社會史的經緯脈絡、主要情節嗎？（這部社會史如果缺乏另外一種表達手段，就會被迫用這種混亂的、笨拙的、有時可能使人產生誤解的、把人引入歧途的語言來表述它的內容。）這難道是比較深刻的證據嗎？這些正是歷史學家問題的所在。像我想要做的那樣對這個問題予以肯定的答覆，就是承認在乍看之下存在著顛三倒四、缺乏條理、混亂不堪和明顯荒謬的事物的地方存在著互相關聯的事物、有規律的事物和整體的發展演變；就是承認例如「每天從晚上第一個鐘頭起就有人搶劫、相鬥的」那不勒斯這樣的地方是一場永無休止的社會戰爭的戰場（在這場社會戰爭中發生的某些事，遠遠超過普通罪惡的範圍）；就是承認1588年春季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社會方面已經狂熱的巴黎的情況與此相同。威尼斯大使解釋說：「吉斯公爵只帶領十幾個追隨者入城。這位親王逐漸被人發現不名一文、債台高築，並且因無法使用大量兵力進行一場野戰（他顯然要付給部隊軍餉），而認為利用這個天翻地覆、群情激奮的城市的形勢向他提供的大好時機更加可靠……。」204這是一場社會戰爭，因而也是一場殘酷的、廉價的、依靠狂熱的激情和深刻的矛盾進行的社會戰爭。 不錯，我們談到的所有這些社會新聞在一個方面和另一個方面都始終帶有野蠻殘忍的印記。隨著這個世紀到來，開始在威尼斯周圍的農村出現的罪行，同接踵而至的鎮壓一樣，是殘酷無情的。編年史學家或者在政府的、司法部門的記錄上記載這些事實的人，都必然反對這些往往被抹黑醜化的動亂的製造者。在克雷馬地區，1506—1507年冬天，一伙人走進雷沃格拉拉的一個名叫卡德琳的女人的家裡。元老院的司書敘述這件事時說：「他們砸爛了門，闖入屋內，強姦了這個女人。這個女人拚死反抗。他們干出傷天害理的事來。」205所有的報告都載明，這些沒有被完全驗明身份的敵人在這次受審之前已經多次犯罪。這是一夥「越來越狠毒的、邪惡的」強盜、竊賊、流氓。這是一夥罪大惡極的傢伙。這些人中間特別有那些在1507年冬季某天在貴族萊奧納爾多·毛羅切諾的鄉下住宅里沒有找到這個他們要殺的貴族轉而對果園裡的樹木發泄怒氣、進行報復的農民206……歲月雖然不斷消逝，文獻資料的語調卻沒有什麼改變。這些人是上帝咒罵的人。1562年春天，207他們在格魯阿羅港的周圍打家劫舍、搶劫財物、砍倒樹木和葡萄。是對上帝的恐懼還是憐恤之心消失淨盡了嗎？1585年9月末，一則由信件傳送的新聞無動於衷地說：「這一年，在羅馬，在聖昂熱橋上（被割下的土匪的）腦袋比市場上的西瓜還多。」208瞧，這就為還處於創始階段的某類報刊定下了調子。一個有威信的土匪頭目、錫耶納人阿方索·皮科洛米尼因被人出賣，1591年1月5日被托斯卡納大公的士兵逮捕，209並於3月16日被絞死在波德斯塔宮的那根通常有的樁柱上210。人們不會放過任何機會來含沙射影，暗示這個土匪像膽小鬼那樣毫無抵抗讓人逮捕211，以此來使他悲慘的結局受人鄙夷唾棄。筆頭的激情偏見以及犯罪和報復的殘酷，這些標記證實了零零散散的社會新聞，並使這些新聞在那場先作為整個16世紀然後又作為整個17世紀的標誌的永不休止的潛在革命中成為意味深長的插曲。 是階級鬥爭嗎？ 我們會把這稱為階級鬥爭嗎？我設想那個可敬的撰寫17世紀法國民眾動亂史的歷史學家B.波爾切內夫212會毫不猶豫地使用這個字眼。我們這些歷史學家在使用我們已經造出的封建、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等字眼的時候，並不總是準確地考慮、了解它們因時代不同而包含的不同的實際內容。這是專門名詞的問題……如果我們在使用階級鬥爭這個字眼的時候，並不是指其他事物，而是指那些自相殘殺的復仇、那些謊言、那些片面的裁判的話，那又為什麼不使用這個字眼呢？（我就把這些稱為階級鬥爭。）這個字眼作為一種說法，和社會學家提出的「社會緊張局勢」這個說法同樣好。但是如果說當階級鬥爭可能對歷史學家來說已經清楚明顯，階級鬥爭這個字眼像我所想的那樣必然包括某種程度的階級覺悟的含義的話，那麼歷史學家必須記住這一點：這是在用20世紀的眼光觀察、注視已經完結的過去。對在這一點上頭腦肯定不清的16世紀的人來說，階級鬥爭的概念並不這樣清晰。 只從事自己唯一工作的歷史學家，在他個人研究的過程中記錄實例，積累卡片和資料，這樣做仍然是一種不夠充分徹底的探測。我只在16世紀前半世紀找到一些階級覺悟的閃爍的微光。例如貝亞德（或者這位忠實的仆臣）1509年在被包圍的帕多瓦213的前面講的那番令人吃驚的話，那份談到1525年10月在弗留利武裝起來的對抗農民的214貴族的報告（弗留利當時受到德意志農民叛亂的污染），1528年12月在阿布魯齊和阿奎拉周圍的那些餓得要死、在「窮人萬歲！」聲中試圖奮起反對「叛徒」或者「暴君」，但根據編年史學家的可疑的說法卻並不知道誰是要受懲罰的叛徒的農民215，1531—1532年發生於盧卡的那場被描述為反對貴族的鬥爭216的所謂衣衫襤褸的人的暴動……都是這種微光。至少就我所知，在這以後就不再有別的什麼了。如果這個很不完全的調查是確切的，人們便會從中推論出這一點：在16世紀的前半世紀和後半世紀之間，人們頭腦清醒的程度下降了，或者說革命覺悟（如果我們大膽使用這個詞的話）下降了。沒有這種革命覺悟，就不可能有有真正成功機會的、有意義的、聲勢浩大的、來勢迅猛的革命。 事實上，16世紀的這個前半部分，這個被1540—1560年的嚴峻歲月打斷了它的繁榮昌盛的景象的春天，似乎曾經特別動盪不安：1521年發生了公社社員事件；從1525年到1526年發生了瓦倫西亞兄弟會事件；1528年發生了佛羅倫薩暴動和熱那亞危機；1548年發生了圭耶內農民暴動……很久以後，在17世紀，發生了奧斯曼帝國內部的叛亂、波爾切內夫所研究的法國動亂、加泰羅尼亞和葡萄牙的分裂、1647年那不勒斯的大規模叛亂、1674年墨西拿的起義217……在這兩個系列劇烈的動盪之間，在從1550年到1600年的漫長的半個世紀內（甚至到1620年或者到1630年），因為這段時期的革命沒有達到爆發點，而且人們還必須像巫師探測地下水那樣探測這些革命，所以這段時期就顯得不重要、不引人矚目了。事實上情況就是這樣。這種情況使分析工作變得複雜起來。這些叛亂和革命不只是針對特權階級，而且還針對國家。國家是最高貴族、大領主和冷酷無情的收稅員的朋友和保護人。它本身既是社會的現實事物，也是社會的巨大建築。它甚至在平民百姓的仇恨爆發時，首當其衝。這把我們帶回漢斯·德爾布呂克218舊有的總的評註和政治歷史學家的觀點，即：菲利普二世統治時期各個國家的鞏固，為這種減弱了的聲調和民眾的慎重態度作出了解釋。雖然人們看見治安的維護者經常挨打挨罵、被人嘲弄、沒有效能，還常常合夥犯罪，他們畢竟堅持了下來。 對漂泊者和流浪漢的敵視 現在，在城市裡開始出現馬賽的行政官和市政長官稱為「漂泊者和流浪漢」的人。這是貧困的無聲的和持久的表現形式。這些行政官和市政長官在他們於1566年1月2日舉行的會議中219，決定視察城內各區，以便把這些無用的、不受歡迎的人全部驅逐。從那個時代的精神的角度看，這是一項沒有任何不人道之處的決定。城市不得不維持治安，並且為了講究衛生，要定期清除窮人：乞丐、瘋子，真假跛子、瘸子，堵塞廣場、酒店和發放大眾湯的女修道院的大門前的遊手好閒之徒。他們被趕走後又返回，或者有另外一些人到來。驅趕這些人這種狂怒的舉動，是高雅、謹慎的城市面對這種從不間斷的入侵所採取的一種軟弱無力的措施。 在西班牙的各條通衢大道上，流浪者滿坑滿谷。他們在各個城市停留。這些人中有違反校規、對導師不辭而別、前來加入流氓幫伙的不斷擴大的黑社會的大學生，有形形色色的冒險分子，有乞丐和攔路搶劫的強盜。他們有自己偏愛的城市。這些城市裡有他們的要塞，例如：塞維利亞附近的聖盧卡爾·德·巴拉梅達、塞維利亞本身的屠宰場、馬德里的太陽門……乞丐們組成一個兄弟會——一個有自己的假日、集市等的國家。他們有時以驚人的數量聚集起來。220在通向馬德里的條條京畿大道上，窮人221、失業的公職人員、沒有連隊的連長、跟在一頭卸光了所載貨物的小驢後面尋找職業的小老百姓等的隊伍絡繹不絕。大家餓得要死，在首都期待有人來安排他們的命運。走向塞維利亞的，是準備前往美洲的移民的飢餓人群，想重光門楣的窮紳士，尋求冒險的士兵，不名一文、胸懷大志、想做好事的年輕人222，西班牙的全部社會渣滓，身上打了烙印的竊賊、土匪，想去那裡找到有利可圖的職業的流浪漢，急於從債主手中逃脫的負債者，想避開嘴尖舌利、兇狠強悍、嗜爭好吵的老婆的丈夫223……對所有的人來說，印度乃是夢境，是「西班牙所有的絕望者的避難所和保護地，是叛亂者的教堂，是殺人犯的庇護所……」，塞萬提斯在他最引人入勝的小說之一《愛吃醋的丈夫》的開頭這樣寫道。這部小說是那些從印度發財歸來的人中的一位的故事。這個人投放資金、購置房產、安排有產階級式的生活、娶妻成家。224 常在路上來去的人中，還有士兵——老兵或者新兵——騙子和無賴。這些人在路上行走，慢慢吞吞，碰碰運氣，消失在妓院中，有時身後跟著一個妓女。有朝一日，他們會循著徵兵的人的鼓聲而去。在馬拉加或者在另外一個港口，他們會隨著一股由沒有見過世面的小孩、老兵、逃兵、殺人犯、神甫、妓女等混雜在一起匯集成的人流，遵照行政當局的命令，乘船前往義大利氣候晴朗的地方，或者前往西班牙在北非的駐防地的服勞役的場所。在這些流放者中間，也有幾個正正派派的人，例如迭戈·蘇亞雷斯就是其中之一。這個人很年輕，換過幾個主人，穿越過整個西班牙，從奧維亞多到卡塔赫納。1575年，他在卡塔赫納乘船前往奧蘭，大概在那裡居留了三分之一個世紀。如果需要對什麼事進行證明的話，那麼這就證明進入這些非洲關押人的地方比走出這些地方困難得多225…… 在西班牙，流浪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危險。它威脅著城市和鄉村。在這個半島的北部，在比斯開，流浪漢不斷來到各個城市和居民點。1579年，當局試圖對此作出反應，採取措施226，以對付那些潛藏在香客群中的人，「如果他們不是老、弱、病或者合法的傷殘人員，就讓人把他們關進監獄……讓醫生和外科醫生檢查他們」。但是，這類決定往往絲毫不能奏效。隨著歲月的推移，惡弊愈益嚴重。針對性的措施越來越嚴，但都徒勞無功。1586年3月21日，巴倫西亞總督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來對付該地的無業游民227。該項措施對王國所有城市和村鎮全都適用。給無業游民三天時限去尋找一個師傅學藝，否則將被驅逐出境228，對不務正業者、遊手好閒者、騙子、流氓更是如此。在幹活的日子這些人在公共廣場賭博玩樂，而且在找不到工作這個冠冕堂皇的藉口下拒絕接受任何工作。總督還通知沒有固定住所的短工：如果他們進行賭博被抓獲，將被拘押查處，229正如對所謂的乞丐和外國人，對所有企圖不勞而生活的人進行拘押查處一樣。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巴倫西亞的這種嚴厲措施竟然十分奏效。一封1586年7月24日來自威尼斯的信說，在薩拉戈薩的周圍，「人們不得不在烈日酷暑之下，並且還冒著遭到大批殺人兇手的殺害的重重危險旅行。這都是因為在巴倫西亞發布了一道在若干天的期限後把所有的流浪漢驅趕出王國的命令並且以最嚴厲的懲罰相威嚇。於是這些流浪漢部分來到阿拉貢，部分來到加泰羅尼亞。這是在大白天要帶著身強力壯的保鏢旅行的另一個原因」230。 這證明流浪漢和土匪是苦難弟兄，並且互相交換位置（雖然並不需要這種證明）。某個地區清除自身的窮人，其結果只不過是使其他地區為難而已。這個事實也得到證明。除非像塞維利亞在1581年10月那樣行事，這種情況是無法避免的。這個城市的做法是：把在一次警方進行的大搜捕中抓獲的流浪漢強行裝上開往麥哲倫海峽的索托馬約爾的船上。留給這些人的命運是當挖土方工人。在運送這些人的船中有4艘後來沉沒；在這些人中有1000人溺死。231 這些慘劇顯然都提出了都市的社會底層的問題，即當時任何城市都必然會有的聖跡區的問題。從《林科內特和科爾塔迪略》232這本並不怎麼具有儆戒性的「儆戒性」小說中，我們藉助淵博精深的評註，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到塞維利亞社會的底層：妓女、風流寡婦、騙人的警官、不折不扣的流氓頭子、值得文學描寫的流浪漢、在秘魯發財後回到西班牙的人、好笑的受騙者。這幅畫上一應俱全。在別處，馬德里和巴黎的情況都同這裡一樣。流氓、歹徒、流浪漢、乞丐以及所有文學作品熱衷於描寫的人物，充斥整個義大利。233他們到處遭到抓捕、驅趕，但總是在被趕走後又返回原地。只有負責當局才相信這種官方的、總是老一套的措施有效。 1590年2月,巴勒莫有關當局採取某些強有力的措施來對付「流浪漢、酒鬼和這個王國的間諜」234。兩個年俸200埃居、不受腐蝕、廉潔奉公的監察官分管這個城市。他們負責驅趕這些遊手好閒、好逸惡勞、懶散成性的人。這些傢伙把幹活的日子用來賭博玩樂、為非作歹。這種罪惡「摧毀了他們的財產，更有甚者，摧毀了他們的靈魂」。他們賭博，但是，誰又不賭博呢？對賭徒來說，不僅僅用紙牌作賭具，什麼都可以作賭博的題目。在巴勒莫，小麥的價格、即將出生的嬰兒的性別，並且還像別處一樣，羅馬教皇將任命的紅衣主教的數目等等均在賭題之列。在威尼斯的一批商業函件中，我找到一張被人偶然留在那裡的彩票。為了和共同為害的賭博、酗酒、遊手好閒等惡行進行鬥爭，巴勒莫規定警察對旅館、客棧、集市、酒店和帶家具出租的房屋進行檢查，還對這些地方的有嫌疑的常客進行查詢……要盡力弄清他們來自何地、屬何民族、金錢來源如何等等。 警察同竊賊之間以及市風端正的城市同流浪漢之間的這種賭賽，既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這是一種永久性的景象、一種「結構」。經過一場大規模的逮捕之後，一切都恢復平靜。然後，盜竊、襲擊行人、暗殺等情事又層出不窮，屢有發生。1585年4月235，威尼斯十人市政委員會威脅要進行干預。1606年7月，那不勒斯出現大量壞人壞事。於是對客棧和旅館等進行了夜間搜查。400人被捕，其中有很多「被付給高價的」236佛蘭德的士兵。1590年，在8天之內驅逐了流浪漢、茨岡人、強盜、壞分子和亡命之徒237…… 把這些驅逐命令列成一張表，看看它們是否像貿易集市的日期那樣互相關聯，會是件饒有趣味的事。被這些驅逐令這樣再度投入社會的流浪漢到底來自何處？去往何方？在威尼斯他們來自很遠的地方，甚至來自像皮埃蒙特那樣遙遠的地方。1545年3月，來自全國各地的6000人包圍了城市。事後一些人返回他們的村子；另一些人登上船隻；其餘的人則被驅逐出境，因為他們是來自皮埃蒙特以及其他外國城市的無賴、流氓或者好吃懶做的傢伙。2385年以前，即在1540年這個荒歉之年，情況相反，是一大群不幸的父親攜帶妻兒乘船來到，住在橋下和運河碼頭上239…… 不久以後，窮人的問題超出了令人厭惡的城市的狹窄範圍，發展擴大到整個國家和整個歐洲。17世紀一開始，像蒙特克雷斯蒂安這樣的人目睹窮人迅速大量繁衍，驚恐不安起來。如果他像其他一些在法國和他一樣的人那樣是「殖民主義者」的話，那麼驚慌失措是為了清除無產者這支可怕的無聲無息的大軍。240在整個歐洲，在土耳其本身，受著每天對麵包的需要折磨的大批民眾，正日益貧困化。歐洲的人口和它的自然資源相比，數量過大。補償性的經濟勃興不能再使歐洲振奮起來，闊步前進。人類將蜂擁投向三十年戰爭的兇殘的衝突中。這場戰爭就是加羅特將要冷酷無情地描述的那場戰爭，就是格里默爾紹森將要過於準確地按年、月順序編寫它的歷史的那場戰爭241。 盜匪活動的普遍存在 警方有關城市生活中的盜匪作案的證據、記錄等，比起血淋淋的地中海盜匪活動史來，比起陸上的盜匪活動史來，真是相形見絀、平淡無奇。陸上盜匪活動是與它幾乎一模一樣的海上行劫活動的同胞弟兄。陸上盜匪活動既像海上行劫活動，而且還以和海上行劫活動相同的程度形成地中海地區的習俗的古老特徵。它的源流一直上溯到人類的蒙昧時代才消失。自從大海聚藏了一些緊密凝聚的社會以來，盜匪活動就在海上出現，以後不再消失。今天這種活動仍然十分活躍。242因此，我們不要像一些不尋求走出「他們的世紀」，即他們研究的那個世紀的歷史學家那樣，說什麼盜匪活動在15世紀出現於科西嘉或者16世紀出現於那不勒斯。我們也不要過快相信我們看見的在16世紀以一種新的或者更新了的力量到處湧現出來的事物的新奇性。那不勒斯胡安娜王后，1343年8月1日對阿奎拉的首領作的嚴厲打擊盜匪、歹徒的指示243，可能阿爾卡拉公爵或者格朗弗勒紅衣主教也在16世紀發布過。時代不同，搶劫的名稱和形式也發生變化。盜匪、攔路搶劫者、小偷、因政治原因移居國外者、土匪（攔路搶劫者原來是士兵；因政治原因移居國外者和土匪原來是被放逐的人）——這些人都是強盜——在我們眼裡是指社會叛逆者、不適應環境者。 地中海沒有任何地區能夠免除這種禍害。因此，加泰羅尼亞、卡拉布里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因這種禍害而著名的地區並不是獨一無二的有搶劫活動的地方。搶劫處處存在，以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恐怖主義……等多種面目出現。它既存在於埃及亞歷山大港的大門，也存在於大馬士革或者阿勒頗的大門，也存在於那不勒斯的原野（那裡的觀察塔是修築起來對付盜匪的244），也存在於羅馬城周圍的坎帕尼阿（有時人們決定燒掉這塊平原沼地上的矮樹林以趕出隱藏過深的強盜），甚至還存在於一個像威尼斯這樣的顯然文明開化的國家。2451566年，土耳其素丹的軍隊經過斯坦布里奧爾，先向安德里諾普爾、尼切、貝爾格勒，然後向匈牙利進發，進軍途中，不斷絞死一大批因大軍過境而被趕出匪巢的強盜。246顯然，強盜是各不相同的。他們在其安全備受讚揚的土耳其的通衢大道上出現，這件事很能說明當時的社會治安狀況如何。 在地中海的另外一端，西班牙的景象與上述情況相同。我已經常常提起阿拉貢和加泰羅尼亞道路上的禍患。1567年，一個佛羅倫薩人說，騎驛馬從巴塞羅那到薩拉戈薩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過了薩拉戈薩騎驛馬是可以的，但是，在這兩個城市之間是不行的。至於他自己，他加入了一支武裝的封建領主的商隊。247塞萬提斯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說中虛構了一小隊在巴塞羅那附近遭到土匪突然襲擊的英雄。這類事件司空見慣，層出不窮。在西班牙帝國寬闊的大路中，有一條通過巴塞羅那。西班牙經由這條道路同地中海和歐洲聯繫。官方信使遭到搶劫，甚至道路無法再通行，這類事件時有發生。1565年6月就發生過。248就在這一年，從馬德里通向布爾戈斯的大路——另一條西班牙伸向歐洲和大西洋的大動脈——因為瘟疫猖獗為害而交通斷絕。249這顯露出疆域過分遼闊的西班牙帝國的大量弱點。但是，在朗格多克那方面有多少庇里牛斯山的走私者，在加泰羅尼亞這方面就有多少土匪。下羅訥河流域的農村建築物250，全都是像我們已經談到的加泰羅尼亞農民的堡壘那樣的設防的房舍。在葡萄牙251，在巴倫西亞，在威尼斯本身，在整個義大利，在整個奧斯曼帝國，強盜組成的小國家靈活機動（靈活機動正是它們的力量所在），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從加泰羅尼亞地區的庇里牛斯山到格拉納達，或者從格拉納達到加泰羅尼亞，或者從維羅納附近的阿爾卑斯山遊牧、流浪到卡拉布里亞，從阿爾巴尼亞遊牧、流浪到黑海。這些微生物嘲弄、蔑視各個正式建立的國家，並且還久而久之使這些國家毀損傾圮。它們和近代進行人民戰爭的游擊隊相似。平民百姓往往站在它們一邊。 從1550年到1600年，地中海就這樣在這種靈活的、殘酷的、每天進行的戰爭中日益衰竭。這是歷史學領域內的鴻篇巨製棄之不顧、毫不提及的戰爭。這是一種被傳統的歷史學家當成次要事件而置之不理，聽憑評論家或者小說家去處理的戰爭。司湯達爾在義大利這個範圍內，就這個問題說過一些頗為中肯得當的話。 盜匪活動和國家 盜匪活動首先是對已經建立的國家——政治秩序，甚至社會秩序的保護者——進行的一種報復。「受巴利奧尼、馬拉特斯蒂、本蒂沃利奧、梅迪奇……等家族折磨、欺壓的民眾，自然而然會喜愛並且尊敬這些這家族的敵人。繼承第一批篡權奪位者的小暴君的殘酷行為，例如教人殺害一直逃難到威尼斯和巴黎的共和主義者的（托斯卡納的）第一個大公爵科西默252的這種殘酷行為，向這些強盜送去了新兵。」253「這些強盜反對繼中世紀共和國之後成立的暴虐無道的政府。」254以上是司湯達爾的敘述。情況既然如此，他就根據他眼前的景象來評斷在他那個時代始終盛行於義大利的盜匪活動。他寫道：「現在，大家肯定還害怕遇到強盜。但是，如果他們受到懲罰，大家卻又都會憐恤他們。這是因為這個這樣機靈敏銳、這樣好挖苦別人、嘲笑一切在它的統治者檢查下發表的作品的民族，喜歡閱讀以飽滿的熱情描述婦孺皆知的強盜生活的小詩。這個民族在這些故事中找到的英雄事跡，會使那些始終存在於民眾中的藝術氣質迷醉……民眾從內心讚許他們，鄉村姑娘寧願許身一個在他的生命中曾經有過一次被迫前往綠林落草為寇的年輕漢子，而不許身別人。」255在西西里，強盜的事跡被流浪盲人歌手歌唱。歌唱時「用一種小的、蓋滿灰塵的提琴」伴奏256。這些歌手在人行道旁邊的樹下被人團團圍住。泰奧菲爾·戈蒂埃後來指出257，「西班牙，特別是安達盧西亞，在這一點上仍然是個阿拉伯國家。強盜在那裡很容易被當成英雄」。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民歌，全都同樣充滿匈牙利古時民兵和逃犯的故事……盜匪活動是對統治集團、對執法不公的司法當局的一種報復形式。它幾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時代都是遊俠騎士的行動。人們記憶猶新的那個在重罪法庭上擺出一副遊俠騎士和窮人的恩人的姿態為自己辯護的卡拉布里亞強盜就是一個例子。他每天數念珠，做禱告，念玫瑰經。鄉村的本堂神甫為他祝福祈禱。為了實現他的這種社會正義，他才30歲就已經殺了30來個人。258 盜匪與國家政權為敵，通常在各個國家的政府力量薄弱的地區內，在軍隊無法採取大規模行動，國家鞭長莫及、無力支配控制的山地活動。這些地區往往是邊境地區，例如：沿著威尼斯和土耳其之間的達爾馬提亞的高原、匈牙利遼闊的邊境地區（這是16世紀盜匪活動的主要地區這一）259、加泰羅尼亞、鄰接法國的庇里牛斯山地區、墨西拿（這個地方作為自由城市是個避難所，在這個意義上也是邊境）、位於那不勒斯王國內教廷飛地中的貝內文托的周圍地區（因為他們從一個司法轄區轉入另外一個司法轄區，以此來愚弄挫敗追捕者）、教皇國和托斯卡納之間的地區、米蘭和威尼斯之間的地區、威尼斯和奧地利大公的世襲領地之間的地區……所有這些交界地區為盜匪提供了良好的宿營地。後來，伏爾泰同樣使用了費爾內這個地方……他這樣做絕不是為了殺人越貨。可能各國之間終於達成協議，但這種協議一般不能持久。1561年，法國國王向菲利普二世建議260採取共同行動來對付庇里牛斯山的走私者。這在一個時期內是明智之舉，後來則毫無效果可言。那不勒斯和羅馬之間關於貝內文托的協定，並不比上述建議更加有用。1570年威尼斯同那不勒斯正式達成協議，261並於1572年同米蘭簽署一項協定。1580年，262當強盜的劫掠在威尼斯國家製造出一種普遍不安全的氣氛時，這項協定延長時限。兩國政府都獲得對方准許在追捕罪犯時可追至邊界線另側6里處263。1578年，當蒙德哈爾侯爵試圖打擊卡拉布里亞因政治原因移居國外者時，它向所有鄰國，其中包括馬耳他和利帕里群島264，報警。1585年，西克斯特·坎特在征伐教皇國的強盜的前夕，也同樣行事。265 但是，這些談判牽涉到國家主權，因此，進展緩慢、困難而且缺乏誠意。試問，哪一個義大利的君主從內心深處不對鄰邦的困難幸災樂禍呢？引渡的事極為罕有，除非用對等交換的方式進行。西西里總督馬爾坎托尼奧·科洛納爭取到從科西默那裡解送來一個罪大惡極、因受到某些男爵庇護而25年來走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逍遙法外、不受懲治的江洋大盜里佐·迪·薩波納拉，是以把一個被控陰謀反對大公爵的馬爾泰里家族的騎士送交科斯姆作為交換條件的。這個土匪由兩艘帆槳戰船押送，到達巴勒莫時被毒死。 一般說來，每個國家自己負責維持治安。這並不是件小事。在盜匪活動的老家，這項工作永無止境。1578年，那不勒斯總督蒙德哈爾公爵決定採取新的對付卡拉布里亞的因政治原因移居國外者的行動。他下車伊始就被告知這些人犯下的罪行：打家劫舍、切斷道路、殺害旅客、褻瀆教堂、縱火燒屋、抓人綁票，「其他大量情節嚴重、駭人聽聞、野蠻殘忍的壞事還不包括在內」。格朗弗勒紅衣主教採取的措施絲毫沒有奏效。總督寫道：「甚至因政治原因移居國外者還人數增加，罪行猛增。他們的勢力和影響、肆無忌憚的氣焰大大上升，以致在這個王國的很多地方，人們不能旅行而不冒極大危險。」那麼，在哪些地區比在卡拉布里亞，比在這些內卡拉布里亞和外卡拉布里亞的省份能夠更加有效地打擊他們呢？（10年以前，阿布魯齊可能是匪患最烈、民眾最怨聲載道的地方。） 如果我們的文獻資料翔實可靠266，當時卡拉布里亞的情況就是：盜匪因得社會環境和自然地形之利而大量麇集。他們在那裡犯下的罪行比在別處犯下的更罄竹難書，更野蠻殘忍。他們恣意妄為、膽大包天竟達到這樣的程度：「一天中午，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們進入雷焦城，把大炮拖引到那裡，襲擊一所房屋，闖進屋內並殺死住在裡面的人，而這個城市的總督卻無法抵抗，因為市民拒絕服從命令，不前去救援。」但是，採取行動對付卡拉布里亞是件非同小可的事。蒙德哈爾從他自己付出的代價中體驗到這一點。確切日期不詳的雷焦事件發生後，城市總督下令進行搜捕。這次他雖然得到審判特派員的大力支持，但搜捕行動除了增強了強盜的力量和活動以外，毫無效果可言。被任命為兩個卡拉布里亞省的臨時政府首腦的布里亞蒂科所作的努力，也同樣歸於失敗。懲罰性措施只能激怒土匪。他們攻奪城堡，在光天化日之下進入大城市，敢於殺他們的敵人一直殺到教堂，抓一些人當俘虜並扣押索贖。他們的殘酷暴行使恐怖氣氛四處籠罩。他們破壞田地，殺死那些抵抗他們或者奉總督之命追捕他們的人的羊群，總督自己不敢追捕他們。總之，「他們已經完全失去了應該對司法當局懷有的尊敬、畏懼和服從」。總督布里亞蒂科伯爵在我們剛從其中引用了上述那些話的那份報告的結尾指出，在他那當時擔任王國步兵司令的兒子東·帕德羅·德·門多薩的指揮下，組織過一次對土匪的討伐。他儘量推遲這次行動，以避免各省遭到不管怎樣紀律嚴明的部隊都會造成的損害。但是，如果他再拖延等待下去，就會產生這樣的風險：來年春季，他將不得不調集一支軍隊來對付土匪，而現在對付他們，一支小討伐隊就足夠了。267 組成這支討伐部隊的有9個西班牙連（用於進駐有資匪嫌疑的村莊）和3個輕騎兵連。2683艘三桅戰船將在海岸附近的水域巡弋。涉嫌資匪的省份就這樣預先受到包圍。當局一如既往，懸賞索求強盜首級：普通強盜的頭每個30杜卡托；強盜頭目的頭每個200杜卡托。 1月8日，東·帕德羅離開那不勒斯。4月9日，總督宣稱他的使命已經圓滿完成。2692月份，17個強盜的頭顱被送往那不勒斯，釘在城門上。據說這是為了更好地滿足民眾的心愿。270一些強盜被俘。這些俘虜在東·帕德羅返回那不勒斯時解交了司法部門。 這是一次像總督以父母官的口氣發表的談話所宣稱的那樣的巨大勝利嗎？事實上，人口過剩、貧困不幸、既盜匪蜂起又盛產絲綢的卡拉布里亞的生活方式依然原樣不變，或者幾乎原樣不變。冬天3個月用小股兵力作戰不可能奏效。1580年，一個威尼斯的官員說，271整個王國土匪橫行，到處打家劫舍。攔路搶劫的強盜在阿普利亞，特別在卡拉布里亞稱王稱霸，為所欲為。困難在於，如果想避而不走這些盜匪出沒的危險的道路，就會冒落入海上行劫者手中的危險。當時，海上行劫者正大批出沒於從亞得里亞海一直延伸到羅馬海岸附近的水域。 二十來年以後，272情況更加惡化。強盜一直侵入那不勒斯的港口。當局竟至寧願同強盜和解，或者使用詭計，而不願與之鬥爭。就這樣，一直使拉沃羅的大陸感到恐怖的安傑洛·費羅的大股匪幫，被派往佛蘭德，在西班牙的旗幟下在該地作戰。各個匪幫受到挑撥離間，互相火併。一夥匪幫在塞薩附近吃掉其鄰近的匪幫。一些因政治原因移民國外者被收編入軍隊，條件是協助政府打擊其競爭對手。最後，還使用了派兵在強盜家裡守候這個辦法。由於強盜總是同他們的親戚或者同供應中心所在的村子有聯繫，於是，當局首先建議被稱為親戚的人「找治病辦法」。讀者應該把這句話理解為他們交出「他們的」強盜。強盜的親戚如果拒絕，那麼一個西班牙連隊就會開來駐紮在村子裡。這個連隊更喜歡選住該地的強盜的親戚家中或者有錢人家中。這些強盜的親戚或者有錢人就得和連隊一道設法「找治病辦法」。由於這些人有錢有勢，因此，或者把罪犯交出就完事，或者設法讓罪犯從王國出走。於是，當局又因逃亡者幹了壞事而向有關人員索要一筆賠款或者其他費用。連隊撤走，然後一切恢復正常。至少根據一份把上述方法當作統治那不勒斯藝術的例證加以說明的樂觀的報告的敘述，做法就是這樣。 實際上，這些方法並無任何新奇之處，都是慣常使用的老一套。一份威尼斯的文獻資料讓人了解到這些方法曾經在乾地亞使用過。1555年，在乾地亞273，凡殺死比自己殺人更多的強盜的強盜都予以寬恕（據說當時該島有強盜200名）。1585年，西克斯特·坎特試圖對付羅馬的強盜時，也曾經採用這種辦法。這是一種從內部搞垮匪幫的方式。貢扎格家族在羅馬的一個代理人指出寬恕、赦免和獎賞產生了效果。274當時熱那亞在科西嘉寬恕了加入了它的軍隊的全部土匪（幾個極端殘忍的罪犯除外）。這個解決辦法使這個驚恐不安的島嶼得以擺脫動亂的因素。獲得寬恕的人保證在一個時期內不再與熱那亞為敵，並為它效勞。275土耳其人在安納托利亞的做法與此如出一轍。276 我們不要誇大這些既表示虛弱又表示靈活的手段的意義。以農民的頑強性來同這個敵人進行鬥爭的西克斯特·坎特的強烈的意志都沒有制服這個受到強有力的支持的神出鬼沒的敵人。 盜匪活動和封建領主 在海上行劫的背後，有城市和城市國家在進行活動。在這種陸上行劫——盜匪活動——的背後，有支持冒險行動的封建領主的不斷援助。強盜往往或近或遠地受到某個真正的封建領主的指揮、操縱。奧塔維奧·阿伏伽德羅伯爵就是這樣行事。一則發自威尼斯的法國通訊指出，這位伯爵同他那一幫人1583年6月277進行反對威尼斯人的活動。「陛下，譬如奧塔維奧伯爵這樣的人，一直弄得這些在桑蓋內的領主毫無寧日可言，苦惱不堪。自從我上書陛下以來，他曾經返回該地兩次，並焚毀了維羅納河岸邊的幾所房屋。」威尼斯人追捕他，設法使弗拉拉和曼圖亞這兩處他慣常藏避的地方不收留他。278儘管如此，他們沒有將他抓獲。兩年後，他在蒂羅爾的費迪南的宮廷出現。279另外一個例子：在蹂躪教皇國——這是義大利北部和南部的盜匪和殺人犯的會集地——的匪幫中（大批當地的強盜不計算在內），格里哥利十四時期的最兇狠頑強的強盜之一是蒙特馬爾齊亞諾公爵阿方索·皮科洛米尼。這個人我們已經遇見過。280托斯卡納大公在最後時刻救過他，因為長期以來系住蒙特馬爾齊亞諾的線一直牽在這位大公手裡。他受到大公救助之後，又險些被捕，於是逃脫後前往法國。那時法國正在進行一場真正的、與游擊戰迥然不同的戰爭。這場戰爭這個攔路搶劫的強盜不大喜歡。他聽信種種許諾和邀請，再次前往義大利。這一次他來到托斯卡納，忘恩負義、冷酷無情、肆無忌憚，起來反對大公。他身居皮斯托亞山中，遠離衛戍部隊的堡壘，卻能煽起民眾叛亂，進行冒險。特別因為1590年是荒年暴月，小麥嚴重歉收，災難更容易引導民眾試圖改變社會地位，變成盜匪。這是有遠見卓識的驚人之語。281這個強盜頭目來到托斯卡納的心臟地區後，什麼壞事都可能發生，特別因為他和西班牙的駐防地以及梅迪奇家族的所有敵人都有來往，情況就更是如此。他如果進入錫耶納和它的馬雷馬，就會引起一片混亂。然而，他的那幫匪徒作戰不懂策略，不能攻拔要塞，在托斯卡納或者羅馬的警衛部隊面前，節節敗退。最後，君主取得勝利。1591年3月16日，皮科洛米尼在佛羅倫薩被處決。282一場奇怪的內戰就這樣結束。這場戰爭受到外部世界的密切注視，因為這些冒險行為和密謀活動的線有時牽到外國人手中，有時牽到埃斯科利亞爾，有時牽到多菲內的勒斯迪吉埃爾。283 這些是國際政治的著名例子。一些比較簡單的例子會更加適合我們的目的。但是，它們最不容易發現……然而，加泰羅尼亞的貴族和庇里牛斯的強盜搶劫之間的聯繫、那不勒斯的或者西西里的貴族和義大利南部的盜匪活動之間的聯繫、284教皇國的紳士闊佬和羅馬的強盜搶劫之間的聯繫，是無法否認的。貴族階級或者在政治上，或者在社會上，處處都起作用，都扮演自己的角色。金錢能夠攪動一切。貴族在經濟上往往病弱。貧窮的貴族——他們之中有的破了產，其他的則是財產微薄的家庭中的年齡較小的非長子——往往是這種潛在的、不斷死而復生的、「像七頭蛇的頭那樣的」285社會戰爭的首領和骨幹。他們被迫通過歪門邪道弄錢，以打家劫舍為生，被迫採取「孤注一擲、鋌而走險的手段（正如拉·努所說，法國的情況相同）過活」。286這種社會機制經常起作用，以後還會更起作用。18世紀，土耳其被某些領主弄得國無寧日。這些領主就是保加利亞的「克爾扎爾斯」。287他們人數太多，不能全都富裕。在巴西，19世紀初期，土匪是大地主的打手，是這些新時代或多或少對之不利的、不得不進行自衛的打手。288 但是，我們不要使事物簡單化。強盜搶劫是個多方面的、錯綜複雜的現象。它既為某些貴族效勞，也被用來反對另外一些貴族。「著名的反對卡斯泰隆侯爵的土匪和叛亂分子」亞勒克索·貝爾托洛蒂在倫巴第地區的事跡就顯示出這種情況。1597年8月17日，他率領200多人攀越索爾費里諾城堡的牆壁，抓走侯爵的母親和兒子——一個13歲的孩子。他把俘虜帶到卡斯泰隆，試圖讓他的俘虜——老侯爵夫人——把門打開，以便抓捕侯爵本人。夫人加以拒絕，他枉費心機。於是他野蠻地打傷夫人，殺死小孩，接著又大肆搶劫。根據米蘭總督的報告，他「的行為野蠻殘忍」。289 盜匪活動不僅同某個貴族階級的危機聯繫，而且具有農民性和民眾性。一個18世紀的歷史學家說，這種活動是一股社會浪潮、一種「泛濫」。290它掀起最複雜多樣的、彼此各不相同的大片江、河、湖、海。它作為一種政治的以及社會的要求和反作用（不是宗教的要求和反作用291），既有貴族的成分，也有平民百姓的成分。（羅馬城周圍的坎帕尼阿或者那不勒斯平原周圍的「山王」，難道一般不是農民或者小百姓嗎？）它是潛在的農民起義。這種起義是貧困和人口過多的產物。它是古老傳統的復活，而且還往往是十足的搶劫，是人攻擊人的兇狠殘暴的冒險。但是，我們要注意，不要僅僅把這種搶劫歸結到最後這個方面，即那些為他們的財富、地位和生命擔憂的有錢有勢的人最強調的那個方面。然而，即使考慮到在敘述這些罄竹難書的罪行時有言過其實之處，這些罪行難道能夠被人忘得乾乾淨淨嗎？不錯，16世紀人的生命賤如草芥。阿隆索·德·孔特雷拉斯自述的整個生涯，由於作者本人曾經親自經歷過，是一部已經為人所知的最出色的騙子小說。這部小說敘述足足十來起殺人行兇案件。本韋努托·切利尼的生涯今天可能使他坐牢，上斷頭台……根據這些典型，我們可以想像一下那些以殺人越貨為業的人的躊躇猶豫和惶恐不安……對據在梅斯被包圍期間為圍城中的人治病的醫生昂布魯巴茲·帕雷說是出自查理五世之口的話和他的想法，人們會作何感想呢？帕雷寫道：「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問奄奄一息的是些什麼人，是否貴族、紳士和顯要人物。給他的回答是：全是可憐的士兵。於是，他把這些人比成是吃植物的芽和吃其他從地里長出的植物結出的果實的毛蟲、蚱蜢、金龜子等，說什麼他們死了不會發生什麼危險，如果他們有家產就不會為每個月掙6個利佛在軍營里幹事了……」292 盜匪活動的高漲 16世紀末期，不管當時情況如何，盜匪活動變本加厲，更為猖獗。在由各個國家拼湊而成的義大利，盜匪遍布全境、肆意搶劫。他們從這裡被趕走，就去那裡躲藏。如果他們因彼此之間恨大仇深發生火併而力量削弱，就與為數眾多的綠林山寨建立聯繫，實力因此加強，再度出現於更遠的地區。18世紀優秀的歷史學家梅卡蒂告訴我們，這些匪幫在將近15世紀90年代時如何在義大利全境到處橫行霸道，猖獗為害。他們常常利用格爾夫派分子和季伯林斯派分子的方便的偽裝，打著這兩派的旗號進行內部鬥爭。293所有這一切的背景則是一幕永恆的飢餓的慘劇。這些下山打家劫舍的盜匪進行的襲擊，常常被人比作摩洛哥的劫掠牲畜、莊稼的武裝匪幫的那種行動。（不久以前，摩洛哥的未被當局降服的山區的山民突然兇猛地撲向盛產小麥、牛羊成群的平原。）這就為這個世紀末期的義大利製造出一種奇怪的氣氛。飢餓在那裡折磨整個整個的地區。294強盜搶劫在那裡四處蔓延。從西西里到阿爾卑斯山，從蒂勒尼安海到亞得里亞海，一連串盜竊、縱火、暗害事件和與海上行劫相同的野蠻殘忍的暴行相繼發生，連綿不絕。人人都對這種局勢哀嘆。那不勒斯的經濟學家安東尼奧·塞拉1613年承認在那不勒斯比在義大利任何其他地方，盜竊、搶劫、縱火、暗殺等犯罪行為更加層出不窮，猖獗為害。295西西里島和教皇國的情況也是這樣。王位空位時期，這些地方盜匪麇集，大量孳生。296那不勒斯和羅馬涅的邊界為他們提供了能夠進行廣泛活動的場所。297這一夥雜七雜八的烏合之眾亡命冒險。他們之中有職業殺手、農民、貴族、違反放逐令的教士、不願再遵守羅馬教廷的清規戒律的修道士……等。這些人的出身來源，可以從由教皇國交給一個名叫讓·安德烈·多里亞的人的船役囚犯組成的隊伍中推斷出來。這些人的名單有時還有人保存。撒丁島和科西嘉的強盜的數量都十分巨大。托斯卡納在弗朗切斯科的統治時期經歷的重重困難，就是他們的所作所為造成的298。從1592年到1593年，義大利打算用大赦的辦法來清除這些討厭的人物。獲得赦免的條件是：他們前去達爾馬提亞在威尼斯的軍隊中服役。299 但是，並不只是義大利需要同這種禍害進行鬥爭。在攔路搶劫的強盜從未絕跡的北非，謹慎小心的旅客（例如君士坦丁的商人）總是結隊而行。哈埃多說，他們中間最精明的人旅行時由伊斯蘭教的隱士伴隨300。在土耳其，竊賊和盜匪麇集。根據塔韋尼埃的記載，301在17世紀，「整個土耳其盜匪充斥。他們人數眾多，成幫結夥，攔路搶劫過往客商」。早在16世紀，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流動商人就組織長列車隊進行自衛，群集露宿。露宿地點點燃大火，302很遠就可以看見。商人在陸上運送大包大包的貨物和在海上用圓形船運載貨物同樣危險。 在這個世紀的最後幾年和17世紀的最初幾年，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比西班牙更清楚地提供一幅強盜搶劫的高潮的圖景。老國王在埃斯科利亞爾死後，西班牙很快就在新興城市馬德里經歷了以黃金時代之名為人所知的時代的奢侈豪華、節慶娛樂、藝術和知識等方面的令人驚奇的興盛發展。這個貝拉斯克斯和洛普·德·韋加的馬德里城，這個既屬於很富的人也屬於很窮的人的具有雙重性的馬德里城，迅速擴大。在窮人的馬德里，乞丐睡在廣場的角落，身子裹在短斗篷里。封建領主們跨過這些斗篷回到他們的府邸。巡夜人為富人看守大門。這是一個皮條客、士兵、船長、飢餓的奴僕、玩油膩骯髒的紙牌的賭徒、甜言蜜語把嫖客剝得一乾二淨的妓女和彈吉他彈得流連忘返的大學生等令人不安的下層社會。這是一個受到整個西班牙養育，附近鄉下的農民、工人早上大批湧入的五光十色、三教九流混雜的城市。這些農民、工人來這裡賣麵包……在謹慎國王統治的大部分時間內，除了格拉納達曾經情況十分緊張、令人不安，除了英格蘭人曾經襲擊各個海港之外，這個地區是和平寧靜的。這種安寧常常受到外國人的羨慕。至於土匪，他們只在東庇里牛斯山區活動，人數眾多。他們在該地同加泰羅尼亞的小貴族和附近的法國保持著聯繫。然而在謹慎國王統治的最後幾年，盜匪活動在整個半島成了突出的現象。一些強盜在通往巴達霍斯的道路上活動。這件事與1580年對葡萄牙的戰爭有關。303在巴倫西亞，激烈的爭端使大封建領主家族互相之間的對抗發展到殺人行兇的地步。1577年，危險是如此明顯，以致為此頒布了一道新國事詔書。304 這裡和別處一樣，各種靈丹妙藥又何濟於事呢？用後無用，就必須再用。1599年、1603年、1605年305頒布了新國事詔書來對付在現政權下（王國的）城市裡的那些攜帶武器擾亂治安的匪徒。「壞人」問題306就在1609—1614年大規模驅趕摩里斯科人的前夕提上了議事日程。這次驅趕很快就為這些國事詔書的實施提供了很多良好的機會307。小公職人員的貪污腐化構成另一個因素。這些小公職人員在那裡和土匪串通勾結，沆瀣一氣。308 奴隸 最後一個特點使地中海的這些社會變得獨特起來。這個特點是：儘管這些社會具有現代性質，但仍然是奴隸社會。地中海西部的情況是這樣，地中海東部的情況也是這樣。這是一種奇怪的、對過去的事物的忠實和依戀的標誌，也可能是一種奢侈豪華的標誌和某種程度的富有的標誌，因為奴隸身價昂貴，有自己的需求，並且與窮人和不幸的人競爭。甚至伊斯坦堡的情況也是這樣。勞動力的稀少以及礦產和甘蔗種植園的收益，使得新世界的古式奴隸制度這種大規模的和嚴重的倒退現象得以產生。不管怎樣，奴隸制度雖然實際上已經從北歐和法國消失，但仍然以相當根深蒂固的家庭奴隸制度的形式殘存於地中海西部、309義大利和西班牙。布爾戈斯的政務會1572年發布的法令不僅為運往新世界的，而且也為運往葡萄牙的以及運往這些王國的，即運往西班牙310的黑奴的安全保障規定了條件。古斯曼這個騙子英雄，在為一個丈夫遠在印度的太太效勞時，恬不知恥，丟盡臉面，愛上了這位夫人的白種女奴。「我很久以來一直以為這個白種女奴是個自由人呢。」311將近1555年，在還是卡斯蒂利亞的首府的巴利亞多利德，一些奴隸在大家族裡侍候主人吃飯，「他們自己吃廚房裡的殘湯剩菜，油水很足，吃得胖乎乎的」，並且常常根據主人的遺囑恢復自由。3121539年，一個在魯西永被人發現沒有主人並且是個竊賊的土耳其人被捕，又被當成奴隸賣給一個公證人。313在義大利，一系列文書契約表明：家庭奴隸制度的殘餘仍然存在；主要存在於南方；其他地方也有。在那不勒斯，一些經過公證的文件314表明還有奴隸販賣（16世紀上半葉通常每「件」奴隸值15杜卡托）。在威尼斯，在公證文書原本存底簿中，315在貢扎格家族的通信中，都有同樣的記載。毫無疑問，貢扎格家族為宮廷的娛樂購買黑人小孩。316里窩那港的船舶載貨清單不時載明有幾個黑奴到達船上。317 所有這種從未中斷的奴隸貿易，只在發生特別事件時才充分展現出來。例如1510年的黎波里的攻占318把大批奴隸投入西西里島市場，以致價格猛跌，以賤價出售，每個奴隸售價3至25杜卡托；以致西方的帆槳戰船立刻把船上被罰划船的奴隸全部加以更新。1549年托斯卡納大公派遣代理人去塞尼亞購買土耳其奴隸。319這樣行事的並非只有他一人。奴隸制度是這個地中海社會的現實。儘管在這個世紀末發展起來的宗教憐恤和慈善運動規模巨大，但是，這個現實對窮人來說仍然是嚴酷的。不管怎樣，它絕不是大西洋和新世界所獨有。 作什麼結論？ 一種緩慢的、強有力的、深刻的發展演變，從1550年到1600年似乎逐漸扭曲了、改變了地中海的各個社會，完成了長期的孕育。普遍的和日益增長的不安，並不表現為光天化日之下的叛亂，但它仍然在同樣改變整個社會景象。這是一出具有不可否認的社會性質的悲劇。在閱讀了讓·德呂莫對羅馬和16世紀的羅馬城周圍的坎帕尼阿的確切敘述後，最後一個疑團（如果人們還有懷疑的話）消失了。這個敘述的優點在於它利用了、吸收了這個永恆的城市的「新聞記者」的上千條消息。這個證據廣泛地證實了我們已經發現的事物。毫無疑問，在一個富有的、生氣勃勃的、被重建為一些擁有巨大不動產的強大家族的貴族階級和人數日多的、日益貧困的、像毛蟲和金龜子那樣的、卑賤低下的、繁衍過剩的窮人群眾之間，一切都在向兩極分化。一種裂化現象把古老的社會一分為二，並且在兩者之間挖掘深淵。什麼也無法填平這些深淵。我們必須重複這一點：甚至在這個世紀末期，連令人吃驚的天主教的慈善，也無法填平這些深淵。在英格蘭、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和伊斯蘭世界，一切都遭到那出17世紀把它的無法治癒的創傷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慘劇的破壞。國家同社會一樣，社會同文明一樣，一切都逐漸受到邪惡的侵襲損害。這個危機使人的生活染上它的色彩。富人之所以與壞人為伍，混跡於他們所不齒的人群中，那是因為生活有它兩首相近的河岸：河的此岸是高貴的和奴僕過剩的家庭；河的彼岸是流氓團伙，是黑市、偷竊、花天酒地的生活和冒險的世界，特別是貧困的世界……這條河的兩岸一衣帶水相鄰，正如最純潔、最熱烈的宗教激情和最駭人聽聞的最卑鄙的以及最野蠻的行為相鄰一樣。某些人嚷道，這是「巴羅克」的令人驚訝的和奇妙的矛盾。情況不是這樣。這些事物並不是巴羅克的矛盾，而是產生和支持巴羅克的，巴羅克遮蓋得不完全的社會的矛盾。在這個社會的心臟里存在著痛苦的絕望。 產生這一切的原因，難道又是海沒有擔當起它作為財富、勞役、財產甚至生活的歡樂的分配者的任務嗎？難道又是所有古老的光榮和繁榮都已經消耗淨盡了嗎？難道又是海邊的民族可能耗光了它們最後的儲備嗎？或者用我們在研究中提出的同樣單調的問題：難道是因為這個包括地中海在內的整個世界或遲或早要猛然沖向17世紀的驚人的退潮嗎？弗朗索瓦·西米昂320可能是正確的嗎？ 本部分原注 1. Cette mobilité à l'horizontale est ,elle aussi,un signe révélateur de sociétés ouvertes.Gaston ROUPNEL,La ville et la campagne au XVIIe siècle.É tude sur les populations du pays dijonnais,1955,2e éd.,p.99:「Au XVIe siècle,on soigne ou on nourrit le mendiant avant de l'expulser ［des villes］.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on le rase.Plus tard on le fouette,et à la fin du siècle,le dernier mot de la répression en fait un forçat」. 2. Henri DROUOT,Mayenne et la Bourgogne,1937,I,notamment p.48:「Ces robins qui avaient bouleversé depuis un siècle l'ordre social ancien formaient dé jà,vers 1587,un corps conservateur.Ils voulaient maintenir le régime qui avait favorisé leur ascension et le pain qui pouvait garantir leur avenir.Ils tendaient aussi à s'isoler comme classe sur le sommet conquis.」 3. Voir infra,p.217 et sq. 4. Tome I,seul paru,Madrid,1963. 5. Lucien Romier,Le Royaume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1925,I,3e édit.,p.177. 6. Ibid.,pp.207-208. 7. Ibid.,p.207. 8. Ibid.,pp.193-203;Henri Drouot,op.cit.,I,p.40. 9. François de Ramel,Les Vallées des Papes d'Avignon,1954,p.142. 10. Josef A.Schumpeter,op.cit.（tr.ital.）,I,p.177. 11. Carl J.von Hefele,Le cardinal Ximénès,p.364. 12. R.Russo,art.,cit.,p.421. 13. E.Le Roy Ladurie,op.cit.Je crains qu'il n'y ait pas dialogues,mais bien conversation,le paysan riche est le troisième interlocuteur adversaire et du seigneur et du petit paysan.Si l'on en croit E.Le Roy Ladurie,ce gros paysan gagnerait en Languedoc,de 1550 à 1600. 14. P.Vilar,op.cit.,I,p.575 et sq. 15. Antonio Dominguez Ortiz,op.cit.,I,p.364. 16. Dr L.MERLE,La métairie et l'évolution agraire de la Gâtine Poitevine de la fin du Moyen Age à la Révolution,1959. 17. Lucien FEBVRE,Philippe Il et la Franche Comté,1912,p.201 et sq. 18. Gabriel DEBIEN,En Haut Poitou:défricheurs au travail （XVe-XVIIe siècles）.「Cahiers des Annales」,1952. 19. Manuel TORRES-LÓPEZ,「El origen del Senorio Solariego de Ben-ameji y su cartapuebla de 1549」,in:Boletin de la Universidad de Granada,1932,n° 21;compte rendu de Marc BLOCH,in: Annales hist.écon.et sociale,1934 p.615. 20. Robert LIVET,op.cit.,p.147 et 148. 21. Ibid. 22. R.AUBENAS,Chartes de franchises et actes d'habitation,Cannes,1943. 23. L.BIANCHINI.op.cit.,I,p.260 et sq. 24. 8 octobre 1585,A.N.,K 1563. 25. Voir supra,I,pp.72-73. 26. Op.cit.,p.354. 27. G.Niemeyer,op.cit.,p.51. 28. Aldo de MADDALENA,「I bilanci dal 1600 al 1647 di una azienda fondiaria lombarda」,in: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economiche et commerciali,1955. 29. Ainsi à titre d'exemples entre des centaines d'autres.A.d.S.,Naples,Sommaria Partium 249,f° 181,219 v°,220,247（1544 et 1545）. 30. A.de Maddalena,art.cit.,p.29,leur chute 「drastique」à partir de 1634. 31. Fr.Saverio Provana di Collegno,「Notizie e documenti d'alcune certose del Piemonte」,in:Miscellanea di storia italiana,1901,t.37,série 3,vol.2,pp.393-395. 32. Ses sujets se révoltent encore en 1566（Simancas E° 1395,7 février 1566）,la révolte dure encore en 1568（Ibid.,11 janvier 1568）. 33. Carmelo Viñas Y Mey,El problema de la tierra en los sigols XVI-XVII,Madrid,1941,p.30,pense que les revenues de la noblesse augmentent moins vite que le niveau géréral des prix. 34. Henri Drouot,op.cit.,II,p.477. 35. Correspondance de Saint-Sulpice,p.p.E.Cabié,p.37. 36. Dépêches de Fourqueraux,I,p.365. 37. R.B.Merriman,op.cit.,IV,p.365. 38. L.Pfandl,Philippe II.p.315;S.Minguijón,Historia del derecho español,Barcelone,1933,p.370. 39. A.Dominguez Ortiz,op.cit., p.222. 40. Nobili et del Caccia au Prince,Madrid,12 mars 1572,A.d.S.,Florence,Mediceo 4903. 41. C.S.P.,Venetian,VII,p.178. 42. Lettres de Fourquevaux,I,p.295. 43. E.ALBÈRI op.cit.,I,III,p.263. 44. Ibid.,I,V,pp.19-20. 45. Voir supra,I,p.269,note 1. 46. Richard KONETZKE,op.cit.,p.146. 47. E.ALBÈRI,op.cit.,I,III,pp.338-339. 48. D'après le rapport du licencié Polomares,cf.supra,II 32,note 5. 49. Simancas E° 137,f° 213,9 juin 1559. 50. Ibid.,13 juillet 1559. 51. A.d.S.,Florence,Mediceo 4903,29 septembre 1571. 52. Ibid.,19 juin 1572. 53. A.d.S.,Florence,Mediceo 4911,15 février 1580. 54. A.d.S.,Venise,Senato Dispacci Spagna,Matteo Zane au Doge,Madrid,21 avril 1582. 55. A.d.S.,Gênes,Spagna 15,Madrid,27 décebre 1608. 56. Naples,Bibliothèque de la Storia Patria XXVIII,B11,f° 114 v°,30 avril 1621. 57. A.MOREL FATIO,L'Espagne au XVIe et au XVIIe siècle,Heilbronn,1878,p.177. 58. A.d.S.,Florence,Mediceo 4903,22 janvier 1571. 59. A.NAVAGERO,op.cit.,p.6. 60. Balatasar PORREÑO,Dichos y hechos del señor rey don Philipe segun-do,el prudente...,Cuenca,1621,p.6. 61. R.RECOULY,Ombre et Soleil d'Espagne,1934,p.97. 62. Théophile GAUTIER,Voyage en Espagne,1899,p.39. 63. Op.cit.,notamment la maison du comte de Benavente,près du Pisuerga,p.229 v°. 64. L.PFANDL,op.cit.,p.132. 65. Victor Hugo,William Shakespeare,1882,p.25,parle du cabaret El Puño en restro. 66. A.d.S.Naples,Farnesiane 48,Canobio au duc,Madrid,7 septembre 1607:「de quatro mesi in qua passa cosa qua contrail solito et mai più è inter venuto che siano state a mazate in Madrid piu di trecenti huomini et non si sa come ne perche delli più」. 67. E.ALBÈRI,op.cit.,I,I,35-36,16 novembre 1525. 68. Ibid.,I,III,p.263. 69. Ibid.,I,V,p.288. 70. Felipe RUIZ MARTÍN,Introduction aux lettres de Florence,à paratre. 71. B.BENNASSAR,op.cit.,dactylogramme. 72. Voir tout l'excellent chapitre III,La posición economica de la nobleza,d'A.DOMINGUEZ ORTIZ,op.cit.,p.223 et sq. 73. Voir L.Pfandl,op.cit.,p.313 et A.Dominguez Ortiz,op.cit.,p.215 et sq. 74. A.Dominguez Ortiz,op.cit.,p.168. 75. Théophile Gautier,op.cit.,p.27. 76. J'emprunte ces exemples à A.Dominguez Ortiz,op.cit.,p.224. 77. A.Dominguez Ortiz,ibid.,p.255 et sq. 78. Ibid. 79. Ibid. 80. Ibid.,p.270. 81. Ibid.,p.277. 82. Ibid.,p.263. 83. Ibid.,pp.262-263. 84. Lucien ROMIER,Le Royaume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3e édit.,1925,I,pp.160-239. 85. Pierre VILAR,La Catalogne dans l'Espagne moderne,1962,I,p.573,notes brèves;A.DOMINGUEZ ORTIZ,op.cit.,p.303 et sq.Petit nombrede la noblesse catalane. 86. A.d.S.,Gênes,Spagna 6,2415,Madrid,4 août 1575. 87. A.d.S.,Venise,Senato Dispacci Spagna,P° Vico au Doge,Madrid,27 avril 1616. 88. E.ALBÈRI,op.cit.,I,V,p.276. 89. Ibid.,II.V.p.464. 90. Ibid.,p.316. 91. Arch.storico italiano,Ix.p.247. 92. L.BIANCHINI,op.cit.,II,pp.249,252-253,260,299. 93. Op.cit.,p.249. 94. Cf.les excellents articles de Rosario VILLARI,「Baronaggio e finanze a Napoli alla vigilia della rivoluzione del 1647-1648」,in:Studi Storici,1962;「Note sulla rifeudalizzazione del Regno di Napoli alla vigilia della rivoluzione di Masaniello」,in: Studi Storici,1963. 95. Storia di Milano,X,L'etá dei Borrmei,1957.problèmes sociaux abordés de biais.p.353 et sq. 96. Voir infra,p.70. 97. Vito VITALE,Breviario della storia di Genova,1955.I.p.235 et sq. 98. James C.Davis,The decline of the Venetian Nobility as a Ruling class,Baltimore,1962. 99. J.DELUMEAU,op.cit.,II,p.433,et sq. 100. P.MILIOUKOV Charles SELGNOBOS et Louis Eisenmann,Histoire de Russie,1932,I,P.XIII;Henri Pirenne,Les villes du Moyen Age...,p.52;Henri SÉE,Esquisse d'une histoire du régime agraire aux XVIIIe et XIXe siècles,1921,p.180. 101. Ömer Lütfi Barkan,Aperçu sur l'histoire agraire des pays balkanique,tirage à part,p.141 et sq. 102. Nicoara BELDICEANU,「La région de Timok-Morava dans les documents de Mehmed II et de Selim Ier」,in:Revue des Études Roumaines.1957,p.116 et 119. 103. R.Busch-Zantner,op.cit.,pp.60-61 et ses réferences. 104. Stanford J.SHAW.in:The Balkans in transition,1963.p.64. 105. Ibid.,pp.64-65. 106. Ce détail et beaucoup des précisions qui suivent sont empruntés à l'article de Bistra A.CVETKOVA.「L'évolution du régime féodal turc de la findu XVIe siècle jusqu'an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in: Études historiqu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Bulgarie）,à l'occasion du X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Stockholm,août 1960,le détail relatif à Kostour,p.176.Pour la bibliographie de cette historienne se reporter au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1963,pp.320-321;faire un sort à son important article,「Nouveaux documeuts sur la proprièté foncière des Sipahis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in: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R.S.S.,Institutum Populorum Asiœ,Fontes Orientales,1964,résumé en français,pp.220-221. 107. J.W.ZINKEIS.EN,op.cit.III pp.146-147. 108. Bistra A.CVETKOVA,art.cit.,p.173. 109. La Méditerranée...,Ire édit.,p.639.:「l'armée féodale des sipahis non soldés monte à 230000 chevaux.」 110. Bistra A.CVETKOVA,art.cit.,p.172. 111. Ibid.,pp.173-175. 112. Bistra A.CVETKOVA,「Sur certaines réformes du régime foncier au temps de Méhemed II」,in: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Orient,1963. 113. J.W.ZINKEISEN,op.cit.,III.pp.154-158. 114. Voir supra.I,p.535. 115. Voir I,p.489 et sq. 116. Bistra A.Cvetkova:「L'évolution du régime féodal...」,p.177. 117. Ibid.,p.184. 118. Ibid. 119. Ibid.,p.184 et sq. 120. Ibid. 121. Ibid. 122. Bistra A.CVETKOVA,《The System of Tax-forming（iltizam）in the Ottoman Empire during the 16th-18th Centuri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Bulgarian Lands》,en bulgare,résumé anglais in:Izvestia na institouta za pravni naouki,Sofia,XI-2. 123. Bistra A.CVETKOVA,《L'évolution du régime féodal...》,p.184.Toutes ces remarques et conclusions confirmées par les lecons d'Ömer LÛTFI BARKAN（dactylogramme,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VIe section,Paris）. 124. J.W.ZINKEISEN,op.cit.,III,pp.153-154.Cf.J.von HAMMER,op.cit.,I,p.372. 125. Franz BABINGER,in Encyclopédie de l'Islam,II,p.1 116. 126. Ludwig von THALLOCZY,《Eine unbekannte Staatsschrift eines bosnischen Mohammedaners》,cité par R.BUSCH ZZNTNER,op.cit.,p.15. 127. Ainsi le Vénitien L.Bernardo,en 1592,B.A.CVETKOVA,art.cit.,p.193,Cf.J.W.ZINKEISET,op.cit.,III,p.167,note 1. 128. R.BUSCH-ZANTNER,op.cit.,p.60. 129. Aus dem Grundherr wurde der Gutsherr,op.cit.,p.84. 130. Carl BRINCKMANN,in: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39,pp.173-174;Marc BLOCH,in:Mélanges d'histoire sociale,I,p.120. 131. Traian STOYANOVITCH,《Land Tenure and Related Sectors of the Balkan Economy》,i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53,p.338 et 401. 132. Ibid.,p.401. 133. R.BUSCH-ZZNTNER,op.cit.,p.86. 134. A.BOUÉ,op.cit.,II,p.273. 135. R.BUSCH-ZZNTNER,op.cit.,pp.80-90. 136. G.I.BRATIANU,op.cit.,p.244. 137. T.Stoyanovitch,「Land tenure...」 138. Antonio Dominguez Ortiz,op.cit.,p.173 et 174. 139. Op.cit.,III,pp.280-281. 140. Ibid.,p.497. 141. Op.cit.,p.168. 142. Julio CARO BAROJA,La sociedad criptojudia en la Corte de Felipe IV（Discours de réception à l'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63,p.33 et sq. 143. Peu d'estime pour la nobleza de letras,A.DOMINGUEZ ORTIZ,op.cit.,p.194. 144. A.DOMINGUEZ ORTIZ,ibid.,p.266.note 38. 145. Ibid.,p.195. 146. Sur son cas,références,Traian STOYANOVITCH,《Conqquering Balkan Orthodoxe Merchant》,in:Journal of Economic,History 1960,p.240-241. 147. Voir infra, pp.435-436. 148. Voir infra,p.152. 149. Voir swpra,I,p.45. 150. Hermann HEFELE,Geschichte und Gestalt.Sechs Essays,1940:le chapitre,《Zum Begriff der Renaissance》,p.294 et sq.,publié sous forme d'article in:Hist.Jahrbuch,t.49,1929. 151. Alfred von MARTIN,sociologia del Renacimiento,1946,p.23. 152. Marcel BRION,Laurent le Magnifique,1937,p.29 et sq. 153. Antonio de Montalvo à Simón Ruiz,Florence,23 septembre 1572.Archives Ruiz,Valladolid,17,f° 239,cité par F.RUIZ MARTIN,Introduction...,op.cit. 154. Benedetto CROCE,Storia del Regno di Napoli,3e édit.,Bari,1944,pp.129-130. 155. Matte GAUDIOSO,《Per la storia...di Lentini》,art.cit.,p.54. 156. Cf.supra,I,p.311,note 7. 157. D.Beltrami,op.cit.,p.72:5,1, p.100 en 1586;7,4 en 1624. 158. F.Ruiz Martin,Introduction...,op.cit. 159. Tome II,nouvelle n° XX,p.47 et sq. 160. Ibid.,VIII,nouvelle n° LX,pp.278-279. 161. Ibid,p.280. 162. Marciana,Ital.6085,f° 42 et sq.,1556. 163. Attribué à Francisco Mendoza y Bobadilla,édition de 1880:El Tizon de la Nobleza española. 164. C'est le nom donné aux manuscrits clandestins qui énumèrent les mésalliances des grandes familles,A.DOMINGUEZ ORTIZ,op.cit.,p.163,note 11. 165. Albert A.SICROFF,Les controverses des statuts de 「pureté de sang」en Espagne du XVe au XVIIe Siècle,1960. 166. Op.cit.,p.379. 167. Lucien ROMIER,op.cit.,I,p.184. 168. Ibid.,pp.185-186. 169. Ibid.,p.186,d'après Noёl du FAIL. 170. L.BIANCHINI,op.cit.,I,p.151. 171. B.N.,Paris,Esp.127. 172. Lucien FEBVRE,Philippe II et la Franche-Comté,1911,p.275. 173. Dès le XVe siècle,A.TYMIENECKI,「Les nobles bourgeois en Grande Pologne au XVe siècle,1400-1475」,in:Miesiecznik Heraldyczny,1937. 174. Revue d'histoire comparée,1946,p.245. 175. F.de ALMEIDA,op.cit.,III,p.168 et sq. 176. G.SCHNÜRER,op.cit.,p.148. 177. El conde de Orgaz à Matheo Vazquez,Séville,16 avril 1586,B.M.Add.28,368,f° 305. 178. Actas,III,pp.368-369,pétition XVI,1571. 179. Simancas E° 156. 180. Correspondance de Jean Nicot,p.117. 181. L'évêque de Limoges à la Reine,Madrid,28 novembre 1561,B.N.,Paris,fr.16103,f° 104,copie. 182.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1615,p.p.Th.Funck-Brentano,1889,p.60,cité par François Simiand,L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à longes période et la crise mondiale,1932,p.7. 183. Lucien Romier,op.cit.,I,p.187. 184. Rosario Vilari,art.cit.,in:Studi Storici,1963,p.644 et sq. 185. Jean Delumeau,op.cit.,I.p.458 et sq. 186. Lytton Strachey,Eisabeth and Essex,2e édit.,1941,p.9. 187. Pierre Goubert,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1960,passim,et, p.214 et sq. 188. Discours de M.Aldigala,en réalité de Guarnix,Public Record Office,30/25,n° 168,f° 133 et sq. 189. Marciana,G.BALDINUCCI,Giornale di Ricrdi,10 avril 1650. 190. 「Intento de rebellión social durante el siglo XVI」,in:La Nacion,août 1935. 191. Gregorio MARAÑON,Antonio Perez,Madrid,1957,2e édit. 192. José Antonio MARAVALL,「Las communidades de Castilla,unaprimera revolución moderna」,in:Revista de Occidente,19 octobre 1963. 193. Voir les hésitations de Pierre Vilar au sujet du banditisme catalan,op.cit.,I,p.579 et sq. 194. Pino BRANCA,op.cit.,p.243. 195.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t.IX,pp.193-195. 196. Palmerini,B.Communale Palermo,Oq.D.84. 197. Luciano SERRANO,Correspondancia diplomatica entre España y la Santa Sede Madrid,III,1914,p.94,29 juin 1569. 198. J.de Zuñiga au duc d'Alcala,15 mars 1571,Simancas E° 1059,f° 73. La révolte se poursuivait encore en février 1573: Silva à Philippe II,Venise,7 février 573,Simancas E° 1332,six mille révoltés avec de l'artillerie,le duc se déclare maître de la situation,son état est quieto,10 avril 1573. 199. Jean HÉRITIER,Catherine de Médicis,1940,p.565. 200. A.N.,K 1566,8 janvier 1587. 201. Simancas E° 109,le gouverneur de Piombino à Philippe II,6 octobre 1598,R.GALLUZZI,op.cit.,III,p.28 et sq. 202. Léon BLANCHET,Campanella,1920,p.33 et sq. 203. J.CVIJIC',op.cit.,p.131. 204. B.N.Paris,ital.,1737,Giovanni Mocenigo au Doge de Venise,Paris,11 mai 1588,copie. 205. A.d.S.,Venise,Senato Terra 16,f° 92,29 janvier 1506. 206. Ibid.,15,f° 188,16 décembre 1507. 207. Ibid.,37,Portogruaro,9 mars 1562. 208. J.Delumeau,op.cit.,II,p.551. 209. Diario fiorentino di Agostino Lapini dal 252 al 1596,p.p.G.O.Corazzini,1900,p.310:arrive à Florence,1e11 janvier. 210. Ibid.,p.314. 211. Ibid.,p.315,note. 212.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1963. 213. Le loyal Serviteur,op.cit.（éd.de 1872）,p.179.Bayard n'est pas d'avis d'accepter,comme le demande l'Empereur Maximilien,de mettre la gendarmerie française à pied et de la faire charger aur côtés des lanquenets pour forcer la brèche:「l'Empereur pense-t-il que ce soit chose raisonnable de mettre tant de noblesse en péril et hasard avec des piétons dont l'un est cordonnier,l'autre maréchal,l'autre boulanger,et gens mécaniques qui n'ont leur honneur en si grosse recommandation que des gentishommes?...」.Tout ce passage mis en vedette par Giuliano PROCACCI,「Lotta di classe in Francia sotto l'Ancien Régime （1484-1559）」,in:Società,septembre 1951,pp.14-15. 214. M.SANUDO,op.cit.,XL,colonne 59,9 octobre 525. 215. Bernardino CIRILLO,Annali della città dell' Aquila,Rome,1570,p.124 v°. 216. Orazioni politiche,choisies et p,p.Pietro DAZZI,1866,discours de Giovani Guidiccioni à la République de Lucques,p.73 et sq.Ce discours n'a,semble-t-il,pas été prononcé. 217. Massimo PETROCCHI,La rivoluzione cittadina messinense del 1674,1954. 218. Weltgeschichte,III,p.251. 219. A.Communales,Marseille BB 41,f° 45. 220. Federico Rahola,Economistas españole,de los sigols XVI y XVII,Barcelone,1885,pp.28-29,B.N.,Paris,Oo 1017,in-16. 221. M.Aleman,Guzmán de Alfarache,op.cit.,I,II,p.254:pauvres qui arrivent à Madrid「tras un asnillo cargado de buena dicha」;Madrid,la ville où l'on fait fortune,Pedro de Medino,op.cit.,p.204 et sq. 222. Fernand Brandel,「Vers l'Amérique」,in:Annales E.S.C.,1959,p.733. 223. Stefan Zweig,Les heures étoilées de l'humanité, Paris,1939,p.53. 224. Novelas Ejemplares,p.p.Fransico Rodriguez,Marin,1943,II,p.87 et sq. 225. Voir infra,p.181 et sq. 226. Gobierno de Viscaya,II,pp.64-65,4 août 1579. 227. B.N.,Paris,esp.60,f° 55（imprimé）. 228. Ibid.,art.60. 229. Ibid.,art.61. 230. A.d.S.,Venise,Senato Dispacci Spagna,V° Gradenigo au Doge,Saragosse,24 juillet 1586. 231. Ibid.,Zane au Doge,Madrid,30 octobre 1581. 232. Novelas Ejemplares,p.p.Francisco RODRIGUEZ MARÍN,1948,I,p.133 et sq. 233. En Italie le succès du livre de Giacinto NOBILI（de son vrai nom Rafaele Frianoro）,Il vagabundo,Venise,1627. 234. Simancas E° 1157,Palerme,24 février 1590. 235. Marciana,Memorie politiche dall'anno 1578 al 1586,23 avril 1585. 236.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t.IX,p.264. 237. A.d.S.,Mantoue.A.Gonzaga,série E 1522,Aurelio Pomponazzi au Duc,Rome,17 mars 1590. 238. A.d.S.,Venise,Senato Terra 1,26 mars 1545. 239. Ibid.,Brera,51,f° 312 v°,1540. 240.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p.p.FUNCK BRENTANO,1889,p.26. 241. A point nommé en Angleterre,la poor law fait disparaître les pau-vres de la rue,G.M.TREVELYAN,op.cit.,p.285. 242. Mercure de France,15 juillet 1939,「La Sicile aux temps préfa-scistes connut des jacqueries dignes du Moyen Age」. 243. G.BUZZI,「Documenti angioni relativi al comune di Aquila dal 1343 al 1344」,in: Bollettino della Regia Deputazione abruzzese di storia patria,1912,p.40. 244. E.Albèri,op.cit.,II,V,p.409. 245. L.von PASTOR,op.cit.,X,p.59. 246. Voir infra,p.339. 247. A.d.S.,Florence,Mediceo 4898,Scipione Alfonso d'Appiano au Prince,Barcelone,24 janvier 1567. 248. Ibid.Mediceo 4897,1er juin 1565,f° 110 v° et 119.Autres ruptures,La Méditerranée…,1er édit.,p.650,note 3. 249. Ibid. 250. P.George,op.cit.,p.576. 251. D.Peres,Historia de Portugal,V,p.263. 252. Et non de Florence comme dit le texte.Lutte contre l'État,auto-défense d'une 「civilisation」paysanne,sur ces thèmes voir l'admirable livre de Carlo LEVI,Le Christ s'est arrêté à Eboli,Paris,1948. 253. STENDHAL,Abbesse de Castro,éd Garnier,1931,p.6. 254. Ibid.,p.7. 255. Ibid. 256. LANZA DEL VASTO,La baronne de Carins,「Le Génie d'Oc」,1946,p.196. 257. Op.cit.,p.320. 258. Armando ZANETTI,L'ennemi,1939,Genève,p.84. 259. Baron de Busbec,op.cit.,I,p.37. 260. Mémoire de l'évêque de Limoges,21 juillet 1561,B.N.,Paris,fr.16 110,f° 12 v° et 13. 261. Simancas E° 1058,f° 107,Notas de los capitulos...（1570-1571）. 262. Simancas E° 1338. 263. Salazar à Philippe II,Venise,29 mai 1580,Simancas E° 1337. 264. Simancas E° 1077. 265. L.von Pastor,op.cit.,X,p.59 et sq. 266. Voir notamment DOLLINGER,op.cit.,p.75,Rome,5 juin 1547. 267.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A.N.,K 3 janv.1578,Simancas E° 107. 268. Sumario de las provisiones que el Visorey de Napoles ha mandado hacer;s.d., ibid. 269.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9 avril 1578（reçue le 29 mai）,Simancas E° 1077. 270. Le même au même,17 féve.1578,ibid. 271. E.ALBÈRI,op.cit.,II,V,p.469. 272. B.N.,Paris,esp.,127 f° 65 v° à 67. 273. 28 mars 1555,V.Lamansky,op.cit.,p.558. 274. 22 juin 1585,L.von Pastor,op.cit.,X,p.59. 275. A.Marcelli,「Intorno al cosidetto mal governo genovese」,art.cit.,p.147,sept.1578 et oct.1586. 276. Voir supra,I,p.90. 277. H.de Maisse au Roi,Venise,20,juin 1583,A.E.,Venise,31,f° 51 et 51 v°. 278. Ibid.,f° 56 v°,11 juillet 1583. 279. G.SCHNÜRER,op.cit.,p.102. 280. R.Galluzzi,op.cit.,II Passim,et t.III,p.44 et sq.Voir supra,II,p.78. 281. Ibid.,III,p.44. 282. Ibid.,III,p.53. 283. Ibid.,II,p.443. 284. L.Bianchini,op.cit.,I,p.60. 285. Marciana,5837,Notiziè del mondo,Naples,5 mars 1587. 286. Cité par E.FAGNIEZ,L'Économie sociale de la France sous Henri IV,1897,p.7. 287. R.BUSCH-ZANTNER,op.cit.,p.32. 288. Gilberto FREYRE,Sobrados e mucambos,p.80 et sq. 289. Simancas E° 1283,Le connétable de Castille à Philippe II,Milan,25 août 1597. 290. R.GALLUZZI,op.cit.,II,p.441. 291. Diario fiorentino di Agostino Lapini...,1591,p.317:histoire de ce Pape que créent les bandits,autour de Forli,dans la personne d'un Giacomo Galli:ils lui obéissent comme s'il était souverain pontife.Il sera pendu avec unchapeau doré...L'anecdocte est autant politique que religieuse.Pas d'autre détail à signaler à cet égard.Les partisans de l'ordre disent bien que les bandits violent les lois divines et humaines,mais c'est là façon de parler. 292. Ambroise PARÉ,Œuvres complètes,1598,p.1208. 293. G.MECATTI,op.cit.,II,p.780.Lutte des partis dans l'État Pontifical au temps de Pie V,L.von PASTOR,op.cit.,p.XV. 294. Ibid.,p.782. 295. Op.cit.,p.145. 296. 28 mars 1592,Simancas E° 1093,f° 12;G.MECATTI,op.cit.,II,p.781（1590）. 297. G.MECATTI,op.cit.,II,p.784（1591）;Amedeo PELLEGRINI,Relazioni inedite di ambasciatori lucchesi alla corte di Roma,sec.XVI-XVII,Rome,1901:en 1591 poussée de banditisme au voisinage de la frontiète entre Rome et Naples,mesures inefficaces de répression. 298. H.WÄTJEN,op.cit.,p.35. 299. G.MECATTI,op.cit.,II,pp.786-787. 300. Op.cit.,p.32. 301. J.B.Tavernier,op.cit.,I,p.2. 302. Angelescu,op.cit.,I,p.331. 303. 11 oct.1580,CODOIN XXXIII,p.136. 304. B.N.,Pairs,Esp.60,f° 112 v° à 123 v°（s.d.）,1577. 305. Ibid.,f° 350 à 359. 306. Malhechores de Valencia,1607-1609,Simancas E° 2025. 307. A.d.S.,Venise,Senato Dispacci Spagna,P° Priuli au Doge,Madrid,21 octobre 1610. 308. Jacob van Klaveren,op.cit.,p.54,note 16. 309. Georg FRIEDERICI, op.cit.,I,p.307.Que ferait Sancho Pança de vassaux noirs?mais il les vendrait.Sur la servitude domestique,R.LIVI,La schiavitù domestica nei tempi di mezzo e nei moderni,Padoue,1928.S'arrêtant au XVe siècle,le livre maître de Charles VERLINDEN,L'esclavage dans l'Europe mé diévale,I,Péninsule ibérique,France,1955.Esclavage domestique des noirs à Grenade Luis de CABRERA,op.cit.,I,p.279;à Gilbratar,Saco...,p.51,77,79.L'esclavage disparaît en France dès le XIIIe siècle,PARDESSUS,op.cit.,V,p.260;Gaston.ZELLER,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1948,p.22;l'esclave vendu comme une marchandise en Sicile.PARDESSUS,op.cit.,V,p.437. 310. E.GARCIA DE QUEVEDO,Ordenanzas del Consulado de Bugos,1905,p.206,note. 311. Op.cit.,II,III,VII,p.450. 312. VILLALÓN,Viaje de Turquia,1555,p.78. 313.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Pyrénées Orientales,B.376「por esser latru e sens amo」. 314. A.d.S.Naples,Notai,Sezione Giustizia,51,f° 5（36 ducats,un esclave noir,1520）;f° 244（35 ducats,une esclave noire,1521）. 315. Alberto TENENTI,「Gli schiavi di Venezia alla fine del Cinquecento」,in:Rivista storica italiana,1955. 316. A.d.S.,Mantoue,E.Venezia,16 juin 1499. 317. A.d.S.,Florence,Mediceo 2080. 318. SANUTO,op.cit.,XI,col.468,Palerme 3 sept.1510. 319. A.d.S.,Florence,Mediceo 2077,f° 34,9 avril 1549. 320. François Simiand,1873-1935,philosophe,sociologue,économiste,historien,a été le maître à penser des historiesn français,l'un des grands orienteurs,à côtè de Marcel Mauss,des sciences sociales en son pays.Ses principaux travaux: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3 vol.,1928-1930;Le salarie,l'évolution,sociale et la monnaie,3 vol.,1932;Recherches anciennes et nouvelles sur le mouvement général des prix du XVIe au XIXe siècle,1932;L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à longue période et la crise mondiale,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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