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 · 四 各個帝國

如果不廣泛地回溯過去以重新抓住長期發展演變的方向，就無法繪製出一幅有價值的16世紀的政治全景圖來。 14世紀末，這個內海即地中海屬於城市和矗立於它沿岸的城市國家。當然，在這裡或者那裡，還有一些具有同一性質、幅員比較遼闊、瀕臨海洋的領土國家。那不勒斯王國這個出類拔萃的王國是這樣的國家。拜占庭帝國是這樣的國家。阿拉貢王國內部的聯合起來的各個國家，也是這樣的國家……但是，這些國家往往只不過是稍微擴展延伸了的強大城市而已。例如：廣義的阿拉貢就是巴塞羅那的巨大活力的產物；東方帝國注36就完完全全是君士坦丁堡和塞洛尼基兩個城市的郊區。 在15世紀，城市已經衰落，不再能夠適應當時形勢的發展。城市的危機首先在義大利顯露出來。這場危機可能在本世紀就已經發端於義大利。一幅新的半島地圖在50年內重新繪製出來。地圖的變化有利於某些城市，有損於其他城市。這場危機既然沒有導致可能成為當時問題的義大利半島的統一，因此是一種有限度的危機。我對這種統一是否構成當時的問題是持懷疑態度的。那不勒斯和米蘭先後都未能完成統一義大利半島的任務。在當時，完成這項任務還為時過早，因為居間橫阻的地方主義太多，熱望、渴求以自身特有的方式生活的城市太多。這就阻礙了統一大業的艱難的發端。因此，城市的危機只發展了一半，並沒有充分地、徹底地發展。1454年締結的洛迪和約，使一種平衡的和僵持的局面得以長期持續：義大利半島簡化了它的政治地圖，但它仍然瓜剖豆分。 這時，一場類似的危機即將影響整個地中海地區。的確，各處的城市國家都太脆弱、太狹窄，顯得不能擔負起當時的政治任務和財政任務。這種城市國家代表一種不能持久的、註定要消亡的行政管理方式。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占，1472年巴塞羅那陷落，1492年格拉納達覆滅，這些都是明顯的例證1。 城市國家的競爭者——領土國家2——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只有這種國家才能提供現代戰爭需要消耗的大量物資和巨額費用。它供應僱傭軍，購置火炮。不久以後，它還花費巨資進行大規模的海戰。它的誕生和成長，是長期不可逆轉的現象。15世紀末葉，這些新興國家是：胡安二世統治下的阿拉貢、路易十一在庇里牛斯山彼側擴展的領土、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統治下的土耳其。不久以後，這些國家則是：正在義大利進行冒險的查理八世統治下的法國和天主教國王統治下的西班牙。這些國家都已經在內地，在遠離地中海的地區3，並且往往是在很少有城市障礙的貧瘠地區，發展了它們最初的力量。相反，這時義大利城市的富足和密布，卻使義大利保持分裂和衰弱的狀態。這個地區過去曾經是光輝燦爛的。這個過去現在仍然根深蒂固。因此，現代性只能十分艱難地從過去的束縛下顯露出來。這樣一來，光輝燦爛的過去就成了現在的突出的弱點。這一點可以從在1463年和1479年之間進行的第一次土耳其—威尼斯戰爭中看出。在進行這場戰爭的過程中，威尼斯共和國的市政議會不能受到它的過分狹長的領土的有效掩護，因此，它儘管擁有技術方面的優勢，最後卻不得不停止對敵鬥爭4。這一點還可以從1480年奧特朗托慘遭土耳其占領這件事中看出5。在查理八世1494年南侵義大利所掀起的那場風暴初期，這一點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難道過去曾經有過比這次快速進軍那不勒斯更加令人驚訝的軍事行動嗎？根據馬基雅維里的說法，入侵者只消讓收集草料的騎兵用粉筆標出他所屬部隊要借宿的民房就行了。一旦驚恐情緒消散，人人都可以充當英雄好漢，隨意高談闊論，甚至還像一個名叫菲利波·特龍的貴族在1495年7月末所做的那樣，對查理八世的大使科米恩嘲笑奚落。這個貴族還說，他過去並沒有受關於法國國王的意圖的傳聞的欺騙。「當這個國王只不過想成為整個義大利的主人時，別人卻說他亟欲前往聖地……」6 這些都是漂亮動聽、渲染浮誇之詞。但是，對這個半島來說，這起事件卻標誌著一系列災難的開始；對這個半島的財富以及它在歐洲政治旋風中的中心地位來說，這起事件卻標誌著必然產生的不良後果，並且還毫無疑問標誌著一種主要因素的，即它那極其複雜的政治結構和即將形成「義大利平衡」的錯綜複雜的體系的脆弱性。從那時起，這個半島的思想家——從這個世紀開始時的馬基雅維里和圭恰迪尼到這個世紀結束時的帕魯塔、喬瓦尼·博泰羅和阿米拉托——都從災難和每天發生的事件中獲得教益，後來又對各國的政治和命運進行思考，這並非毫無緣由。 政治家們奇特的實驗場所是義大利嗎？是的，就是義大利。在那裡整個民族都在談論政治。每個人——從交易廣場上的搬運工、理髮店裡的理髮匠到酒菜館裡和小旅店裡的手藝人——都根據自己的激情和偏見在那裡談論政治，7因為以國家利益為名的理由8——這是義大利的重新發現——並不出自個人關起門來孤獨地進行的思考9，而是出自集體得來的經驗教訓。政治領域內屢見不鮮的暴行、背叛和一再點燃的個人復仇的火焰，都是各種舊的統治形式正被粉碎以及各種新的統治形式正隨著人們無法駕馭控制的形勢的發展變化而相繼迅速產生的時代的標誌。當時法院經常休庭，歷屆政府治理國政過於缺乏經驗，以致無法避免臨時採取措施和使用暴力。恐怖是統治和管理的手段。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這部著作就是教人生存的藝術，教人日復一日繼續生存下去的藝術10。 但是，早在15世紀，並且肯定在16世紀，已經不再只有領土國家或者民族國家需要加以研究談論了。那個時期出現了通過現存的單個的國家的聚合、繼承、結盟或者聯合而產生的更加巨大、更加龐雜的團體。儘管帝國這個合適的慣用詞今天已經過時，但是，如果可以根據它目前的含義來使用它的話，那麼這些團體就是帝國。否則怎樣去稱呼這些龐然大物呢？1494年對阿爾卑斯山彼側的事務進行干預的那個國家，已經不再仍然只是一個法蘭西王國，而是一個法蘭西帝國。在那不勒斯紮根定居，是這個帝國的首要目標。然後，它並不是在內海的中心停留不動，而是響應羅得島騎士團一再發出的呼籲，迅速進軍東方，保衛基督教在那裡的事業，解救聖地。不管一個名叫菲利波·特龍的人對這件事怎樣評說，查理八世的複雜的政策就是這樣。這項政策就是十字軍東征政策。它一舉而橫斷、攔阻整個地中海。沒有某種神秘主義，就不會有帝國，而在西歐，除了十字軍東征這種神秘主義之外，在天地之間並沒有什麼別的神秘主義存在。查理五世的例子在不久以後就將證實這一點。 西班牙國王費迪南和伊莎貝拉統治下的西班牙，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統一於君主一人身上的諸多王國、國家和民族的聯盟。素丹也統治著一個由被征服的和忠實的、與素丹同呼吸共命運的或者受素丹控制的各個民族組成的結合體。在這個時期，海上探險事業正在開始產生首批現代殖民帝國。這有利於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亞。這些殖民帝國的重要性連當時目光最銳利的觀察家開始時也沒有看清楚。馬基雅維里本人在觀察動盪不安、一片混亂的義大利的景象時，過分逼近景物，以致不能高瞻遠矚。這是通常頭腦清晰的觀察家的弱點，而這個弱點卻是多麼嚴重啊！11 16世紀在地中海上演的戲，首先是一出政治發展演變方面的引人矚目的戲。在這齣戲的演出過程中，海中的巨獸占據了各自的位置。大家知道，法國由於外部環境，還毫無疑問由於它的仍然落後的經濟，由於它對可靠的道德準則的愛好，由於它對宏偉壯麗的事物的憎惡，而未能完成它剛剛開創的帝國事業。但是，沒有發生的事，本來是可能發生的。夢想建立一個像曾經依靠熱那亞的西班牙帝國（不錯，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那樣的依靠佛羅倫薩的法蘭西帝國，並非純屬荒謬不經之舉……大家也知道葡萄牙這個已經不完全是地中海國家的國家是怎樣在地中海範圍之外發展的（幾個摩洛哥屬地除外）。 因此，各個帝國在內海的崛起，就是奧斯曼人在東方的崛起和哈布斯堡家族在西方的崛起。正如利奧波德·馮·蘭克很久以前就已經指出的那樣，這對孿生強國的崛起，在歷史上構成獨一無二的篇章。在進一步闡述之前，我們還應該立即加上這一點：並不只是環境和偶然的機遇，對這個偉大的同一時期的歷史的產生起了決定性作用。我不認為蘇里曼大帝或者查理五世的所作所為是偶然的事物（正如亨利·皮雷納自己曾經堅持過的那樣）。他們這些人物本身無疑具有偶然的性質，但是，他們的帝國並不是偶然產生的。我也不認為，英格蘭的「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政策的創製者沃爾西具有什麼決定性的影響。1521年，沃爾西違反他自己制定的原則，不去援助最弱小的弗朗索瓦，而去支持尼德蘭和德意志的主人查理五世，即支持當時最強大的人物。他這樣做就為查理五世在帕維亞突然取得的勝利打開了大門，鋪平了道路，並且還應該對把義大利棄置於西班牙的統治之下達兩個世紀之久這件事負責…… 因為，我並不否定個人和環境的作用，我認為在15世紀和16世紀經濟高漲的同時，存在著始終有利於幅員廣大的國家，甚至幅員非常廣大的國家，有利於這些「粗壯厚實的國家」的形勢。關於這些「粗壯厚實的國家」，今天有人又開始對我們說，未來屬於這些國家，正如18世紀伊始，正當彼得大帝的俄羅斯日益發展壯大之時，正當一個至少是路易十四的法國和菲利普五世的西班牙之間的王朝的聯盟開始締結之時12，未來曾經在短時期內屬於這些國家一樣。西方發生的事，又在東方發生，情況大同小異。1516年，埃及的素丹包圍自由城市亞丁，並順理成章地占領了這座城市。但是，1517年，土耳其素丹同樣順理成章地占領了整個埃及13。人時時刻刻都有被比自己更加肥壯的人吃掉的危險。 事實上，歷史對龐大的政治集團來說，時而有利，時而不利。它竭力促使這些政治集團成長壯大，發達興旺，然後又竭力使之衰落削弱，分崩離析。這些集團在政治方面發展演變的方向並非一旦確定就一勞永逸，永不改變。並不存在任何註定滅亡、無可救藥的國家。也並不存在任何命中注定，不管怎樣都必然會成長壯大，似乎受命運之託來「吃領土並且吞掉它們的同類」的國家14。 兩個帝國在16世紀顯示出它們令人生畏的威力。但是，從1550年到1600年，它們同樣嚴峻的衰落時刻已經初步開始，而到了17世紀就明確地開始了。 1.各個帝國的起源 在談到各個帝國和它們的興衰的時候，也許應該注意到促使這些國家誕生的命運，也就是說，不要混淆時期，不要過早去覺察那些與日俱增後來變得強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勢，也不要過早去預示那些隨著歲月流逝後來不再強大的事物的衰落。沒有什麼事比編制這張年表更加困難了。這張年表並不是一份大事記，它只不過是一次慣常進行的可能有醫療錯誤的診斷或者聽診而已。 土耳其的興盛強大15：從小亞細亞到巴爾幹 三個世紀反覆的和持續的努力以及長期的鬥爭和奇蹟，是土耳其的興盛強大的根源所在。16、17和18世紀的西方歷史學家經常專心致志深入研究的，就是奧斯曼人的這個「奇蹟般的」方面。奧斯曼人的歷史的確是多麼奇怪啊！他們隨著在小亞細亞的變化不定的邊界地區進行的戰鬥成長壯大起來，而這些邊界地區正是冒險家和宗教狂熱分子的淵藪（因為小亞細亞是一塊舉世無雙的、充滿神秘主義的狂熱崇拜的土地）16！在這個場所,戰爭和宗教並駕齊驅,好戰團體比比皆是,而且眾所周知,土耳其近衛軍士兵曾經同阿克哈依斯和伯克塔西斯等勢盛力強的教派緊密結合。奧斯曼國家的行動、發展變化、基礎和初期的狂熱都源出於這些因素。奇蹟是:這樣一個蕞爾小邦竟能在經歷了各次動盪和它的地理位置必然招致的種種意外事件之後繼續存在下去。 它繼續存在，並且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安納托利亞各地的緩慢的變化。奧斯曼王朝的命運，從根本上說，是與那種往往無聲無息地把土耳其斯坦的各個民族推向西方的強有力的入侵活動聯繫在一起的。它是小亞細亞的內部變化結出的果實17。這個在13世紀屬於希臘並信奉東正教的小亞細亞，既由於外部不斷有人滲入和發生了徹底的社會斷裂，也由於伊斯蘭教的各個教派的令人吃驚的宗教宣傳，變成了屬於土耳其的並信奉伊斯蘭教的土地。在上述伊斯蘭教的各個教派中,有一些是革命的、「共產主義的」教派,例如巴巴伊斯派、阿克哈依斯派和阿布達爾派等就是這類教派；其他如科尼亞的麥夫勒維斯派等則是更加神秘的、信仰更加狂熱的、更加熱愛和平的團體。科普品薩德最近繼G．胡阿爾特之後，闡明了這些教派的信徒的使命18。它們的詩歌,亦即它們的宣傳，是西土耳其文學的黎明的標誌…… 在海峽的彼岸,自然環境曾經大大有利於土耳其從事的征服。巴爾幹半島遠非寸草不生、貧瘠不毛之地。說得更恰當些,在14世紀和15世紀，這個半島甚至曾經是肥沃富饒之鄉。但是，它四分五裂。拜占庭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在那裡互相爭鬥。在宗教方面，東正教徒和羅馬天主教徒在那裡對抗、交鋒。最後，在社會方面，巴爾幹世界極端脆弱，真正是一座用紙牌搭成的房屋。不應該忘記這一點：土耳其人在征服巴爾幹時，利用了一場令人驚奇的社會革命。對農民冷酷無情的封建領主社會，突然受到衝擊，崩潰瓦解，自行消亡。這次征服意味著大地主的末日來臨。這些大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是絕對的主人。根據某些觀點，這次征服是「窮鬼的解放」19。經過幾個世紀的努力，小亞細亞終於被耐心地、緩慢地征服了。巴爾幹半島似乎沒有對入侵者進行抵抗。保加利亞人在土耳其人到來之前，很久以來就飽受劇烈的和深重的農村動亂的折磨20。土耳其後來在保加利亞進展迅速。甚至在希臘也發生過社會革命。在塞爾維亞,民族封建領主正在消失。一部分塞爾維亞村莊被並為清真寺的財產（wakf）或者被分配給土耳其騎兵（sipahis）21。這些既是士兵又是終生領主的土耳其騎兵，最初要求的是用現錢繳付雜稅，而不是勞役。過了一些時候，農民的景況再度艱難起來。此外，在波士尼亞和在塞拉耶佛周圍發生了大批改宗事件。眾所周知，這些改宗事件部分是波哥米勒斯根深蒂固的異端引起的22。對阿爾巴尼亞來說，情況還更加複雜23。這裡，地主能夠在威尼斯人的駐防地避難。1501年以前一直屬於威尼斯市政會議的都拉斯的情況就是這樣。這些駐防地——堡壘和要塞——陷落時，阿爾巴尼亞的貴族就逃亡到義大利。在他們的子孫後代中，有的在某些情況下一直到現在還在義大利居留。1600年在那不勒斯絕嗣的穆薩基家族的情況則不是這樣。我們有一部珍貴的關於這個家族的《穆薩基家族史》。這部著作1510年由喬瓦尼·穆薩基出版。它闡述了一個家族、一個國家和整整一個社會等級的命運。這個古老的家族的名稱，在阿爾巴尼亞的一個叫作穆薩基的地區保存下來24。這個家族曾經在這個地區擁有大量田產25。該家族的流亡者及其移居史令人感到驚奇。巴爾幹半島所有的封建領主和地主的歷史,並不全都是這樣。但是，不管他們的命運如何，甚至當他們放棄或者不放棄宗教信仰暫時逃跑成功的時候，總的問題依然如故，即：在土耳其人面前，整整一個社會自行崩潰瓦解了。這就使人再次認為阿爾貝·格雷尼埃的這個感想體會是真實的、毫無例外的：「只有急欲被人征服的民族，才會被人征服。」 這個社會現實說明入侵者為什麼能夠長驅直入,進行破壞，取得成功。他們的騎兵迅猛推進,勢如破竹，深入敵境,切斷道路，毀壞莊稼，擾亂經濟生活，為後來的主力部隊進行的征服鋪平道路。只有山區在一個時期內受到保護，沒有遭受所向披靡的土耳其人的侵犯。土耳其人按照巴爾幹的地理現實條件行事,首先控制了沿著各條流往多瑙河的江河的通衢大道。這些河流是：馬里查河、瓦爾達爾河、德林河、摩拉瓦河……1371年,土耳其人在馬里查河畔的切爾諾門取得勝利；1389年在瓦爾達爾河、德林河和摩拉瓦河的發源地科索沃—波爾日（「烏鶇田野」）取得勝利；1459年，這一次是在鐵門北部的斯梅德雷沃，土耳其人取得勝利。「該地是摩拉瓦河和多瑙河的會合處。它和貝爾格勒同樣控制著匈牙利平原的前山地帶。」26 土耳其人很快就在東部各個平原的遼闊地帶取得勝利。271365年,他們在安德里諾普爾建都。1386年，整個保加利亞,接著整個色薩利都被征服。28在西部山區,征服進行得比較緩慢，而且這種征服往往只不過是表面上的征服而已，並非真正的征服。在希臘，雅典於1456年被占領；摩里亞於1460年被占領；波士尼亞於1462-1464年被占領29。儘管某些「山區國王」進行抵抗，黑塞哥維那也於1481年被占領30。威尼斯自身無法長期阻止其他國家進入亞得里亞海。1479年，斯庫台被攻占；1501年,都拉斯被攻占。還剩下另外一種征服，一種進行得更加緩慢的征服需要強調指出。這種征服的內容是：道路和據點的修建,駱駝商隊的組建，所有負責軍需供應和運輸的馱畜隊的投入活動（這些馱畜隊往往交由保加利亞騾夫負責管理）；最後尤其重要的，是通過土耳其人降服的、或者設防的、或者修建的城市所組織的那種征服。這些城市是傳播和發揚土耳其文化的真正中心。這些中心至少撫慰了、馴化了、馴服了被征服的國家和地區。不應該設想在這些國家和地區有一個不斷使用暴力的體制。 土耳其進行的征服，最初顯然是靠向被征服的民族徵收捐稅來維持的。科索沃戰役之後，成千上萬個塞爾維亞人或者被當作奴隸出賣（出賣的範圍包括基督教國家的市場）31，或者被徵募為僱傭兵。但是，對征服者來說，這並非毫無政治意義可言。從穆罕默德二世給予自1453年起就被召請到君士坦丁堡來的希臘人的特許權中，就可以看出這種意義來。土耳其人最後設置了一些機構和職位。巴爾幹半島上的人逐一在這些機構中任職,同征服者進行合作，並且在有的地方奇怪地復活了拜占庭帝國的豪華排場。這種征服建立了一種秩序：土耳其和平。我們應該相信這個在1528年寫過下面一段話的匿名的法國人的話：「這個地方是安全的。沒有流傳過任何拐騙新聞，也沒有任何人在通衢大道上攔路搶劫……皇帝不容忍有任何攔路搶劫者或者強盜。」32在同一個時期，關於加泰羅尼亞或者卡拉布里亞的情況，難道也可以這樣說嗎?既然在基督教徒眼裡，土耳其帝國由於國內國泰民安、井然有序而長期顯得令人讚賞、不可思議、令人困惑，既然它的軍隊以紀律嚴明、不事張揚，也以英勇善戰、軍火充足、士兵素質良好、艱苦樸素而使西方讚嘆不已，因此，上述這幅令人鼓舞的圖景中的一部分就應該是真實的。然而，悖於常理的是，這並不能阻止基督教徒憎恨這些「在他們從事的各種事業中比狗壞得多的非基督教徒」。這句話說於1526年33…… 然而，評論終於逐漸公正起來。土耳其人可能是上帝降到世上來的刑鞭。關於土耳其人問題,瑞士法語地區的新教改革家皮埃爾·維雷於1560年寫道：「如果上帝像他過去在猶太人拋棄對他的信仰時懲罰猶太人那樣在今天假手土耳其人來懲罰基督教徒,我們是不會感到驚訝的……因為土耳其人今天是基督教徒的亞述人和巴比倫人了,是上帝的笞杖、刑鞭和狂怒。」34從這個世紀的中葉起，另外一些像勒芒斯的伯龍那樣的人，不久就承認了土耳其人的美德和效能。後來，人人都嚮往這個奇特的和怪異的國家。這是一個擺脫了西方社會及其束縛的地方。 用歐洲的錯誤和弱點來解釋說明土耳其人的行動，這已經是個進步。35一個拉古薩人對馬克西米利安一世談過這件事：36當歐洲國家正處於四分五裂之時，「在土耳其卻是一人大權獨攬，人人都唯素丹之命是聽，由素丹一人進行統治。國家的全部收入都歸他所有。一言以蔽之，他就是主人，其他人全是他的奴隸」。這大體上就是1533年阿羅依西烏斯·格里蒂對費迪南的各個大使所作的解釋。阿羅依西烏斯·格里蒂這個奇怪的人物，是一個威尼斯人和一個女奴所生的兒子，長期深受奧斯曼帝國易卜拉欣帕夏的寵信。查理五世不該讓他的軍隊冒覆滅之險去和蘇里曼的軍隊對抗：不錯，查理皇帝有權有勢，然而，並不是人人都對他俯首聽命。這一點我只想以德意志和路德教派各省作為例子37。 這個情況是真實的：土耳其的力量仿佛被一種真正的機械作用吸入歐洲的衰弱的複雜體中。歐洲發生的激烈的重大爭吵，有利於土耳其一直推進到匈牙利，並且促使它這樣做。布斯拜克寫得很對38：「正是貝爾格勒的攻占（1521年8月29日）產生了大量災禍。這些災禍來臨的時間還很短，我們目前還在它們的重壓下呻吟。這次攻占打開了那扇野蠻人通過它進入歐洲大陸蹂躪匈牙利的大門；這次攻占引起路易王死亡，導致布達陷落和特蘭西瓦尼亞喪失。假如土耳其人最後並沒有攻占貝爾格勒，他們就永遠不會進入這個慘遭他們蹂躪，過去曾經以歐洲最繁榮昌盛的國家之一著稱的匈牙利。」 事實上,1521年，即貝爾格勒戰役爆發之年，是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間的長期的大規模的激烈衝突開始的一年。隨後，在1526年進行了莫哈奇戰役。再後，1529年維也納被圍。班德洛在這一重大圍城事件發生後不久，撰寫了《新聞》一書。39他在書中描繪一個預計局勢將會惡化到頂點的基督教世界。他指出「這個世界由於基督教各國君主之間日益分裂不和,招致被土耳其人征服，而減縮為歐洲的一個地區……」情況可能是這樣的。除非歐洲40並不是謀求粉碎奧斯曼帝國的迅猛的勢頭，而是正如一些歷史學家很久以前就指出的那樣，41的確被另外一些冒險活動，例如在大西洋上和在遼闊的世界上進行的冒險活動吸引，情況才不是這樣。也許應該推翻這種十分陳舊的、錯誤的、尚未湮沒消失的解釋，即：土耳其所進行的征服，促成並引起各個重大的地理髮現。事實截然相反，正是地理大發現在黎凡特地區形成一個人們對之興趣較小的地區。這一點是千真萬確的。土耳其人因而得以在這個地區沒有遇到太大的困難就擴展開來並且定居紮根。因為當土耳其人1517年1月占領埃及時，20年前瓦斯科·達·伽馬就已經完成了繞非洲好望角的航行。 土耳其人在敘利亞和埃及 如果沒有弄錯的話，在奧斯曼帝國強大興盛的時期，比攻占君士坦丁堡更加重大的事件，即被理察·布斯奇·桑特內爾有些誇張地稱為「這個插曲」的事件42，難道不就是土耳其人先後於1516年和1517年一鼓作氣,乘勝挺進，完成了對敘利亞和埃及的征服一事嗎？這是奧斯曼國家未來的偉大歷史的首次閃現。43讀者應該注意到這一點：征服這個行動本身並沒有絲毫特別偉大之處；這個行動毫無困難就完成了。敘利亞北部的邊界糾紛，再加上馬穆魯克素丹為了置身於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之間充當調解人而進行的嘗試，在時機一旦到來時，都被人當作藉口。視火炮為不光明正大的武器的馬穆魯克騎兵1519年8月24日在阿勒頗附近無法抵抗謝里姆一世的火炮。敘利亞一下就落入9月26日進入大馬士革的征服者手中。埃及新馬穆魯克素丹拒絕承認奧斯曼的封建君主地位，因此謝里姆讓他的軍隊一直推進到埃及。1517年1月,馬穆魯克騎兵在開羅附近再次被土耳其的火炮打垮。44炮兵再次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政權，情況正如1492年法國、莫斯科公國45和格拉納達46等地的情況一樣。 埃及在進攻者兵不血刃的情況下就被征服。該地區的秩序幾乎沒有受到絲毫擾亂。馬穆魯克騎兵依靠他們巨大的財產，很快重新掌握了主要的權力。三個世紀以後，波拿巴發現他們仍然在那裡。托特男爵寫的這段話無疑是正確的：「人們通過對謝里姆素丹的法典的研究，應該推測出這位君主更主要是同馬穆魯克騎兵妥協，而不是征服埃及。人們的確發現這位君主在讓統治那個王國的24個貝伊繼續存在的同時,謀求的只是用一個被他立為總督和國務會議主席的帕夏的權威來抵消這些貝伊的權威而已……」47這個看法是要人不要誇大1517年的征服的意義。 然而，這次征服畢竟是奧斯曼帝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謝里姆得自埃及人的東西價值巨大、非常可觀。他最先得到的是開始時雖然微薄48但卻不斷增多的貢品。奧斯曼帝國先參加來自衣索比亞和蘇丹的非洲黃金的買賣，然後又參加運往基督教世界的香料的貿易。這些活動通過埃及進行。我們已經指出這種黃金貿易和紅海的航路在中東的總的貿易中再度具有的重要性。當土耳其人在瓦斯科·達·伽馬繞好望角航行很久以後在埃及和敘利亞紮根定居時，這兩個國家當然已經不再是通往遠東的獨一無二的門戶了。但是，這兩道門戶仍然重要。橫亘在地中海基督教世界和印度洋之間的這道土耳其長堤,49就這樣全部築成並且鞏固起來。與此同時，君士坦丁堡這座大城市和一個廣大的麥、米以及蠶豆的產區之間的聯繫也建立起來。在以後的某些時機，埃及在土耳其帝國的發展演變中，往往是決定性的因素和（甚至可以說）使人腐化墮落的因素。有人堅持認為，經常敗壞政治秩序的官職捐納制度50從埃及一直傳到奧斯曼帝國的各個角落。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合乎實際情況的。 但是，謝里姆從他進行的征服中得到一筆和黃金同樣寶貴的財富。他早在成為尼羅河的國家的主人之前，就已經教人為他祝福祈禱，已經扮演了大教長哈里發51的角色。現在埃及讓他正式就任這個聖職，還可能為他舉行了就任聖職的儀式。根據傳說——這是傳說，但這一點無關緊要——馬穆魯克騎兵在埃及收納的阿拔斯王朝的最後一個避難的統治者，把統治所有的真正穆斯林的哈里發的職位讓給了謝里姆。不管這是否傳說，土耳其素丹從埃及返回本國時榮殊譽滿，被人大事頌揚，享有很高的威信。1517年8月，他從麥加的酋長的兒子那裡甚至取得通往卡阿巴的要隘。52就從這個日期起，穆罕默德的綠旗必須交給精銳的騎兵衛隊保管。53毫無疑問，謝里姆1517年晉升到大教長的顯職高位這件事在伊斯蘭世界引起的反響和轟動，與兩年後西班牙的查理被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這一著名事件在基督教世界引起的反響和轟動同樣巨大。16世紀初期的這一年標誌著奧斯曼帝國的極其巨大的威勢和宗教方面的不容忍異己的浪潮的來臨（因為任何事物都要為自身付出代價）54。 謝里姆在取得勝利後不久，1520年死於前往安德里諾普爾的路上。他的兒子蘇里曼在無人與之競爭的情況下繼位。儘管有人對這位君主的健康狀況作了悲觀的預測，但確保並鞏固奧斯曼帝國的堅固威勢的這個榮譽，後來仍然屬於他所有。這位君主勝任自身的職責。但我們也必須承認這一點：他是在有利的時刻功成名就的。1521年,他攻占通往匈牙利的大門貝爾格勒。1522年7月，他包圍羅得島，並於同年12月攻下該島。聖約翰騎士團的這個令人生畏的和堅固的堡壘攻克後，整個東地中海都似乎成了這個野心勃勃的青年志在必得的目標。什麼都再也阻擋不了這個已經占有地中海的大片海岸的人擁有一支艦隊。他的臣民和希臘人，其中包括威尼斯所屬的各個島嶼上的希臘人55，向他提供建立一支艦隊所需的人員。這個光輝的勝利所開創的蘇里曼的偉大的統治，如果沒有先前對敘利亞的征服，難道會這樣光輝燦爛嗎？ 從內部觀察土耳其帝國 作為西方的歷史學家，我們只從外部觀察土耳其帝國的運轉。這隻觀察到一半，而且是在片面地加以解釋說明。對伊斯坦堡的和土耳其的其他地區的極其豐富的檔案資料的使用，逐漸改變了人們這種膚淺狹隘的和陳舊過時的觀察事物的方式。應該從帝國內部去觀察這部巨大的機器，以便更好地了解它的功能、它的力量、它的弱點（因為這已經變得很明顯了）56和它的發展變化。這樣做等於對一種統治方式提出質疑，對這種方式進行研究。這種方式也是一種生存方式，一種混合的和複雜的遺產，也是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的一種宗教秩序和社會秩序。奧斯曼王朝的帝國偉業跨越幾個世紀，因而包括一系列連續的、不同的、有時甚至互相矛盾的歷程。在普瓦蒂埃戰役之後的最初幾年，在我們稱為百年戰爭的戰爭的最初的幾個階段，從小亞細亞擴展到巴爾幹半島（1360年）的，是一種「封建」制度。這是一種建立在歐洲的被征服的地區並造成一種土地貴族階級的封建制度（以封地和采邑為基礎）。歷代素丹都對這個貴族階級加以控制，其效果則不完全相同。後來，素丹堅持不懈地、成功地同這個階級進行了鬥爭。但是，奧斯曼社會的這個統治階級，即素丹的奴僕構成的這個統治階級，後來不斷改變它的成員。它為爭奪政權而進行的各次鬥爭，後來從內部標出這部重要的帝國歷史的節奏。我們以後還有機會回到這段歷史上來。 西班牙的統一：西班牙天主教國王 一方面是奧斯曼王朝；另外一方面是哈布斯堡家族。在後者崛起勃興之前，西班牙統一的締造者們——天主教國王——在這部帝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如果說並不比布爾薩或者安德里諾普爾的歷代素丹在奧斯曼帝國的創建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的話，至少同等重要。被稱為百年戰爭的這場戰爭之後的15世紀的那股迅猛勢頭，促進並推動了西班牙國王的事業。對史官關於費迪南和伊莎貝拉的業績的撰述，的確不應該不加鑑別地全盤接受。對於天主教國王的事業，我並無意貶低。這項事業頗得天時與人和之助。這項事業是城市有產階級所企望和要求的。這個階級對內戰十分厭倦，渴望國內和平，渴望和平貿易和安寧。第一個西班牙的城市同盟是一次大規模的城市的發展演變。它的報警的鐘聲在各個城市之間此鳴彼應，宣告新時代到來。城市擁有民主傳統生活的驚人的儲備力量，保證了西班牙國王的勝利。 我們不應該誇大這齣命運劇的主要演員扮演的角色。當然，這個角色是重大的。幾個歷史學家甚至認為，因1469年的婚姻而在事實上已經實現了的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的聯合，也可能在卡斯蒂利亞和葡萄牙之間實現57。伊莎貝拉可以在同葡萄牙人結婚和同阿拉貢人結婚這兩起婚事之間，可以在大西洋和地中海這兩個海洋之間進行選擇。總而言之，順應形勢發展趨勢的伊比利亞半島的統一，正在議論、醞釀和流轉之中。問題在於選擇葡萄牙模式還是選擇阿拉貢模式。後者不一定優於前者。進行選擇輕而易舉。兩者都唾手可得。最終於1469年作出的決定，標誌著卡斯蒂利亞轉向地中海。鑒於王國的傳統、政策和利益，這種轉向是一項會帶來重重困難的、引起畸變歪曲的、但仍然在一個世紀之內迅速完成了的事業。費迪南和伊莎貝爾的婚姻1469年締結。1474年，伊莎貝爾在卡斯蒂利亞登基。1479年，費迪南在阿拉貢即位。1483年，葡萄牙的威脅終於消除。1492年，對格拉納達的征服完成。1512年，西班牙所屬納瓦拉的歸併完成。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夠把這個迅速完成的統一比作法蘭西國家的緩慢而艱難的創建。法蘭西國家的創建是以羅亞爾河和塞納河之間的地區為基礎的。我們不應該說：地域不同,事實各異；而應該說：時代不同,事實各異。 如果西班牙的這個迅速完成的統一沒有產生一種必然會有的狂熱的對帝國的盲信的話，那就會使人驚訝不置。希梅內斯家族的西班牙受到15世紀末葉宗教復興的推動，並處於這次復興的頂點，仍然生活在十字軍東征時代的氛圍中。因此，對格拉納達的征服和幾年以後在向北非擴張時最先採取的步驟都具有不容否認的重要性。對西班牙南部的占領，不僅完成了對伊比利亞半島的土地的再征服，不僅把一個土地肥沃、擁有靈巧工藝和人口眾多的城市地區置於西班牙國王的支配控制之下，而且還使卡斯蒂利亞的被長期牽制、固定在同西班牙伊斯蘭教徒中不甘滅亡的殘餘分子進行的戰爭中的軍隊解脫出來，使之能夠從事外部冒險。上述的殘餘分子形成一股年輕的力量。58 然而，西班牙的注意力幾乎立即從對非洲的征服轉向別處。1492年,克利斯托弗·哥倫布發現美洲。3年後，天主教徒費迪南被捲入義大利的糾紛中。卡爾洛·佩雷拉59這個懷有狂熱偏見的歷史學家責備費迪南,責備這個過於精明能幹的阿拉貢人轉向地中海。費迪南由於轉變了方向，不去致力於締造西班牙的真正的前途。這個前途存在於歐洲之外，存在於非洲的崎嶇不平、寸草不生、荒涼貧瘠的土地上，也存在於美洲這個無人知曉、西班牙的主人聽任人們在那裡用最壞的方式進行冒險的世界上。不錯，征服者們的驚人的冒險業績應該歸功於那種憑個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去處置海外世界注37的行動。我過去曾指責馬基雅維里不重視、不承認海上的發現具有的潛在的重大意義。然而，讀者想想，晚在17世紀，就連奧利瓦雷斯伯爵—公爵這個黎塞留的並非一貫失敗的敵手，這個幾乎躋身偉人之林的人物，那時也還不了解西印度群島的重要性呢。60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什麼比阿拉貢的政策更加合乎情理了。這項政策包含很多它過去的傳統。阿拉貢被它的過去和經驗引向地中海。它的海岸、航運和屬地（巴利阿里群島、撒丁島、西西里島），使它同地中海結合起來。它像整個歐洲和整個地中海一樣，必然受到義大利肥沃富饒的土地吸引。1503年，天主教徒費迪南由於貢薩洛·德·科爾多瓦的卓越指揮，占領了那不勒斯。因此，這時他獲得一個重要戰略據點和一個富裕王國。這次成功導致阿拉貢艦隊取得勝利和西班牙步兵團經過這位大統帥的組建正式誕生。在世界的總的歷史上，西班牙步兵團的誕生是與馬其頓的方陣的誕生和與羅馬軍團的誕生意義同等重大的事物。61要了解這股把西班牙引向內海的吸引力，我們絕不能夠根據16世紀末期可能向我們提供的一個幾乎無法生活、債台高築的那不勒斯國家的形象來判斷、想像16世紀初期的那不勒斯。在16世紀末期擁有那不勒斯就是背上一個包袱。但是，1503年，甚至還在1530年，62那不勒斯王國既提供有價值的戰略位置，也提供巨大的財源。 最後，卷帶和驅動西班牙的阿拉貢政策的目的，也在於遏制伊斯蘭教的推進。這項政策使西班牙人先於土耳其人前往北非。西班牙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是站立在基督教世界的最前沿的堡壘上。路易十二可以一再誇口說：「我就是西班牙國王武裝起來反對的那個摩爾人。」63儘管如此，僅僅由於西班牙國王擁有的領土的位置，西班牙國王就日趨成為十字軍運動的捍衛者，並因而肩負這個運動所包含的任務和擁有這個運動所包含的特權和好處。西班牙的十字軍由費迪南率領，從半島出發，不是毫不猶豫地深入它面臨的貧困的非洲，也不是迷失於新世界中，而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置身於當時基督教世界的中心，置身於這個世界的受到威脅的心臟——義大利。這是一項傳統的、古老的但很光榮的政策。 查理五世 查理五世在西班牙繼承費迪南的王位。他那時名叫查理·德·根特，1516年改稱查理一世。他繼位後，事事都複雜化和擴大化起來，情況和地中海的另一端在蘇里曼大帝繼位後的情況相同。西班牙當時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氣勢宏偉的、引人矚目的統治下降居次要地位。查理·德·根特1519年改稱查理五世。他成為西班牙的查理的時間不長。由於感情和健康的原因，他在很晚的時候，直到自己一生的末期，才成了西班牙的查理。這件事相當奇怪。西班牙儘管曾經有力地造成了查理五世的赫赫威勢，但沒有在查理五世的歷史上扮演過重大角色。 當然，忽視西班牙對查理五世作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所奉行的冒險政策和從事的霸業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公正的。此外，天主教國王們都為他們的這個外孫的命運和繼承權作過精心的準備和安排。他們難道沒有朝著所有有用的方向，在所有的地區：英格蘭、葡萄牙、奧地利和尼德蘭，進行過活動嗎？他們難道沒有在王室的婚姻這個領域內一再進行賭博嗎？包圍法國並制服這個危險的鄰國的想法，預先就決定了這個奇特的、似乎被挖空了的、中心有空洞的哈布斯堡帝國的形態和性質。對西班牙來說，選中查理·德·根特既是偶然的巧合，也是預先的謀算、準備和企求。毫無疑問，如果發生一起意外事件，歷史的進程就會改變。以西班牙為例，如果它在查理的母親、1555年才死於托德西利亞斯的瘋女胡安娜生前不承認查理，或者它表態擁護查理的兄弟、在半島上撫養長大的費迪南，那麼，讓我們講下去，查理就可能在1519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選舉中落選。儘管如此，歐洲並不會因此而逃脫一次大規模地建立龐大帝國的試驗，早在1494年就已經開始在這條冒險的道路上行進的法國，就可能再開始這樣做並且獲得成功。我們不應忘記，在查理五世的運道的背後，長時期存在著尼德蘭的那股和大西洋的新生活相結合的強大的經濟力量。尼德蘭是歐洲的十字路口、工業和貿易中心。這個中心必須具有銷路、市場和政治安全。德意志帝國當時雖然本身已經趨於瓦解，但仍然威脅著這種政治安全。 既然歐洲自動朝著建立一個龐大的國家的方向前進，建立帝國這齣戲就遲早會上演。如果查理五世有另外一種命運，那麼，會發生變化的就不是這齣戲本身，而是這齣戲上演的方式。1519年，法蘭克福的各個選帝侯無法作出有利於推舉本民族的人作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候選人的決定。正如德國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德意志經不起這種候選人身份帶來的重壓，因為它需要同時同兩個候選人進行鬥爭，既反對弗朗索瓦一世，也反對查理。不管人們曾經怎樣議論過，德意志選舉查理是兩害取其輕，而不單純是選擇了那個擁有維也納、守護它受到威脅的東部邊境的人。我們不應忘記，1519年貝爾格勒還是基督教世界的要塞。在這個城市和維也納之間，延伸著一道很厚的匈牙利王國的屏障。匈牙利的邊界1526年才被突破。那時，而且僅僅在那時，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哈布斯堡王朝的和奧斯曼王朝的歷史命運雖然並沒有被不適當地混同為一，但在實際生活中卻被混同得相當厲害。下面這些關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民間歌謠可能沒有在1519年流傳過： 他為自己的祖國， 完成了所有業績， 免得羅馬的王冠 落入土耳其人手裡。 事實上，德意志後來並沒有充作查理五世的行動據點。1512年，馬丁·路德成了查理五世命運的障礙。1520年9月，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在埃克斯拉沙佩勒（亞眠）加冕之後不久，為了他的兄弟費迪南的利益，放棄了他和匈牙利公主安娜的婚姻。1522年2月7日，他在布魯塞爾秘密地把世襲領地讓給他的兄弟。64他這樣做，就是放棄他個人在德意志的一切宏偉的功業。 我們也應當注意到，由於當時的局勢，查理五世無法直接依靠西班牙。這個國家當時對歐洲來說，還是窮鄉僻壤，還沒有得到大量來自新世界的金銀財寶。1535年以前，它都沒有大量得到。查理五世在同法國的鬥爭中，他的兩處陣地必然是義大利和尼德蘭。自1521年起，這場鬥爭就成了他每天的生計。這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把他的力量使用在歐洲的這個中樞上。大首相加蒂納拉諫勸查理五世首先控制住義大利……這時，查理五世在尼德蘭，至少在和平時期，獲得巨額收入並有可能獲得借款，而且還同1529年一樣，得到預算的盈餘。慣常的說法是：在他的統治時期，全部負擔都落在尼德蘭人肩上。1552年以後，這種說法比任何時候都更為流行。已經壓在西西里、那不勒斯甚至米蘭的頭上的那種意外的災難當時也在尼德蘭發生。這種災難就是：西西里等地雖然明顯地是富裕之邦，它們的預算餘額卻幾乎枯竭。事態的發展可能急轉直下，因為查理和菲利普二世把他們的軍事努力投向尼德蘭，因為尼德蘭的商業已經因此蒙受了損失。當然，從西班牙運來了大量錢款。菲利普二世後來特別重視這一行動。但是，1560年爭論仍在繼續。尼德蘭聲稱它遭受的損失比西班牙重，「後者當時並沒有遭到什麼損失，並且還繼續在安全通行證的掩護下同法國進行貿易」。65因此，西班牙不應該為它在這場它聲稱只是為了使西班牙國王能「在義大利站穩腳跟」66才進行的戰爭中受到的痛苦過分怨天尤人。這是一場徒勞無益的爭論。但是，這場爭論後來卻轉而不利於佛蘭德。菲利普二世在西班牙定居。1567年，阿爾貝公爵的目標之一，就是使叛亂的尼德蘭各省把贓物吐出來。因此，有一部翔實可靠的尼德蘭的財政史，將會是十分有用的。671559年，威尼斯人把尼德蘭描繪成一個殷實富足、人口眾多，但生活費用高昂得可怕的地區。「在義大利價值為二、在德意志價值為三的，在佛蘭德就價值為四和五。」68是美洲白銀的到來和後來的戰爭引起的物價上漲最終破壞了尼德蘭的財政機制嗎？索里亞諾1559年在其所著《遊記》一書中寫道：「這些地區是西班牙的財寶，是它的寶庫，是它的印度。這些地區在法國、義大利和德意志成年累月進行的戰爭中支撐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事業……」69索里亞諾唯一的錯誤在於他把這些說成是他提筆著書時存在的情況…… 義大利的尼德蘭為查理五世當時的政策提供了雙重的充滿活力的實施樣式。西班牙和德意志出的一份力量有時也添加進這項政策的實施中。因此，對研究菲利普二世的統治的歷史學家來說，查理五世的帝國似乎是世界性的，對義大利人、佛蘭德人和勃艮第人是十分開放的。當然，這些人有時會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左右和西班牙人摩肩接踵。在費迪南五世和伊莎貝爾統治西班牙的時期和菲利普二世統治西班牙的時期之間的查理五世時代，是一個頗具世界特徵和世界意義的時代。十字軍東征這個詞的概念本身已經改變。70它已經失去了它的伊比利亞半島的性質，並且遠離「復地」的理想。在1519年的皇帝選舉後，查理五世的政策脫離本土，耽於全球王朝的夢想之中……加蒂納拉在這位君主當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後不久，寫信給他說：「大人，既然上帝給予您極大的恩澤，使您升居基督教世界所有的國王和所有的君主之上，使您的威勢如此之大，以致迄今只有您的前任查理大帝才有這樣大的威勢，因此，您現在正在通向全球王朝的道路上，即將把基督教世界集合在唯一的一個牧羊人之下。」71這個全球王朝的思想不斷激發和推動查理五世的政策。此外，這個思想和當時人文主義的巨大潮流有密切關係。一個1520年在西班牙居留的德意志人格奧爾格·紹爾曼把他的《關於西班牙的陳情書》獻給帝國秘書佩德羅·魯伊斯·德·拉·莫塔。他在這份文書中竭力促使西班牙本身轉而接受具有平定與和解作用並團結整個基督教世界同土耳其人對抗的全球王朝的思想。馬塞爾·巴塔榮指出，這個基督教世界團結一致的思想，對伊拉斯謨，對他的門生弟子和朋友來說，曾經是何等珍貴。721527年，羅馬慘遭洗劫。維沃斯致函伊拉斯謨說「由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取得偉大勝利和教皇遭到監禁，耶穌基督給予我們這個時代一個特別的實現這個理想的機會。」73 很少有什麼話比這句話更具有啟發開導性，更能示明那種像煙霧一樣模糊不清的思想意識的真正色調，更能示明那種圍繞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政策，以及這位皇帝常常在其中獲得他的行動的動機的夢想……這絕不是構成那個世紀的重大政治戲劇的事物的最索然寡味、最不引人入勝的一面。 菲利普二世的帝國 16世紀後半世紀，菲利普二世接替了查理五世，繼承了他的事業。他也是一個帝國的主人。但是，這個帝國多麼迥然不同啊！這個帝國在關鍵性的1558—1559年，出現於偉大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遺留下來的疆域內，它甚至比查理五世的帝國還更加龐大、更加團結、更加鞏固，在歐洲受到的約束更少，更加以西班牙為中心，並因而更被引向大西洋。這個帝國的君主雖然缺少那個似乎能夠把他的其他不勝枚舉的稱號歸結統一起來並使之圓滿的富有魅力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稱號，但這個帝國卻已經具有一個帝國的實體、疆土以及五花八門、不相一致的現實事物和財富。經過一些上帝才知道是什麼樣的謀算和猶豫之後，查理五世的這個兒子被排斥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繼承人的行列之外。早在1551年，在奧格斯堡，在原則上，但也僅僅是在原則上，已經決定把神聖羅馬帝國的王位留給他來繼承。74他在例如羅馬宮廷，在這個萬眾矚目的主要舞台上，和在同法國大使爭奪居先權的鬥爭中，因缺乏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這個稱號而感到痛苦難受。因此，1562年，這位謹慎國王千方百計謀求這個帝國的王冠。1563年1月，傳聞他即將被宣布為西印度群島皇帝。751563年4月，流傳類似的消息76：菲利普將被宣布為「西印度群島和新世界的國王」。下一年，即1564年，1月份，謠言繼續流傳。這又是關於他將就任西印度皇帝的謠傳。7720來年之後，即1583年，消息傳遍威尼斯。據說菲利普二世再度渴望獲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這個顯赫的稱號。法國大使在給亨利三世的信中寫道：「陛下，我從這些貴人那裡獲悉，格朗弗勒紅衣主教今年9月已經來到羅馬，設法讓人把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稱號授予他的主人。」78 這是威尼斯的無稽之談嗎？即使這是無稽之談，也饒有趣味。相同的原因產生相同的結果。菲利普三世後來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候選人。這並非單純追求虛榮的政治活動。在一個人們竭盡全力追求聲譽、威望、顧全顏面的世紀裡，一場無情的為爭奪居先權而進行的鬥爭使法國國王的大使和西班牙國王的大使發生衝突。1560年，菲利普二世為了結束這場激怒人的、不會有任何結果的鬥爭，建議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同他向特蘭托會議任命同一位大使。菲利普二世由於不是這個帝國的皇帝，就在表面榮譽方面喪失了在基督教世界裡屬於他的第一把交椅。在查理五世的一生中，沒有任何人能夠同他或者同他的代表爭奪這把交椅。 菲利普二世的帝國的最根本的特徵，是它的西班牙特性。人們應該把這一點稱為它的卡斯蒂利亞風格。這個事實沒有逃過謹慎國王的同代人——朋友或者敵人——的眼睛。他們注意觀察他，發現他是一隻置身自己的網的中心、幾乎一動不動的蜘蛛。但是，菲利普之所以在1559年9月以後，在他從佛蘭德返回後，不再離開半島，從他那方面來說，這僅僅是出於強烈的愛好以及堅定不移的對西班牙的偏愛嗎？難道這不也是，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不也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嗎？我們已經指出，查理五世的帝國所屬各個邦國默不作聲，拒不表態，紛紛拒絕提供、付給實施他的謀略、政策所需的費用。西西里、那不勒斯、米蘭以及後來尼德蘭等地的虧空和赤字，使這些地區成了拖累這個帝國的包袱，成了菲利普二世這位君主無法再前去居留的地方。菲利普二世在尼德蘭體驗到這一點。從1555年到1559年，他在那裡多虧西班牙的金錢援助，或者由於懷著這些援助會到來的希望，才得以生活下去。然而，對一個君主來說，取得這些援助而不在提供這些援助的當地定居的這種做法，變得日益困難起來。菲利普退向西班牙，就必然是退向來自美洲的金錢。如果說有什麼過錯的話，過錯就在於沒有朝著這些金錢儘可能走得遠些，一直走到大西洋，走到塞維利亞，或者在更晚些時候一直走到里斯本。79難道是歐洲的誘惑力，是更好地、更快地了解在嗡嗡不停的大蜂窩裡發生的事的這種需要，把國王阻留在半島的正中心，阻留在這個他本能地感到適意的卡斯蒂利亞的特巴伊德注38嗎？ 蛛網的中心固定在西班牙這件事，產生了很多後果。首先產生了一種西班牙民眾對住在他們中間的國王的與日俱增的盲目的愛戴之情。菲利普二世在卡斯蒂利亞人中間受到的愛戴和他的父親在低地國家的善良的人中間受到的愛戴同樣深切。此外，還由此產生了半島上的人、利益和激情偏見必然會具有的主導地位。這種地位就是那些卡斯蒂利亞產生的、被菲利普二世用於處理外部事務的冷酷的、高傲的、不妥協的大封建領主的主導地位。菲利普雖然使用大封建領主處理外部事務，但在使用人處理日常事務和官場的例行公事方面，對平民有突出的偏愛……在一個瓜剖豆析為各不相同的部分的帝國內，查理五世勢必到處游移不定。他必須繞過懷有敵意的法國的障礙，把他的御駕親臨產生的溫暖輪流帶到他的各個王國。菲利普定居一地不動，助長了固定不變的行政機構的龐大臃腫。這個機構不再會由於旅行的需要而精簡。公文這股水流的流量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巨大。帝國的各個部分就這樣不知不覺地降到二等國家的地位，而卡斯蒂利亞則上升到宗主國的地位。義大利各省的發展演變是清清楚楚的。在那裡，對西班牙的仇恨處處顯露出來。這種仇恨是時代的標誌和暴風雨的先兆。 不錯，菲利普二世沒有敏銳地覺察到這些變化。他自以為是查理五世的政策的繼承人，是他的弟子。這個弟子本身對已經接受的教訓過分念念不忘，把他應該處理的事務的先例過分牢記在心。在這方面，他得到他的左右，諸如阿爾貝公爵和格朗弗勒紅衣主教等人的協助。這位紅衣主教是已經不復存在的帝國政策的內容的神妙的目錄以及活的檔案。毫無疑問，菲利普處於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經歷過的環境類似的或者似乎類似的環境中。他像查理五世那樣作為尼德蘭的主人，為什麼卻不謹慎地對待其善良願望對北歐十字路口的安全來說必不可少的英格蘭呢？他像他父親那樣肩負領導各個邦國的重任，為什麼卻不以他父親為榜樣，謹慎小心，坐待時機，致力於控制管理、組織這些遙遠的、從未協調一致過的屬地並使之和平安定呢？ 然而，環境會引起根本的變化。只有過去的外部標誌依然存在。查理五世的宏偉的、甚至過分宏偉的計劃、方針和謀略，在菲利普二世的統治開始時，在1559年的和約締結以前，就因1557年的財政災難而無法付諸實施，並被無情地化為烏有。帝國機器必須檢修、重造，並使之重新運轉。查理五世在使他氣喘吁吁、疲於奔命的東奔西跑中，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剎車。在菲利普二世統治的最初幾年，和平的恢復勢頭迅猛。這是新的衰弱的標誌。後來，較多由於環境的推動，較少由於這位君主的熱情，宏偉的方針和謀略才得以再度提出。這個我們不妥當地稱之為反改革運動的聲勢浩大的天主教改革運動，不斷取得進展，逐漸確定起來。這個運動誕生於整整一系列努力，經過長期的、緩慢的醞釀準備。1560年，它已經聲勢浩大、強大得足以改變謹慎國王的政策的方向。在1580年以後，它面對信奉新教的北歐，突然猛烈爆炸。正是這個運動把西班牙推入菲利普統治時代末期的大規模鬥爭中，使這位君主成了天主教的倡導者和天主教教義的捍衛者。宗教的狂熱激情在這裡比在對抗土耳其人的十字軍東征中更加高漲。十字軍東征是一場人們幾乎違心地在地中海地區進行的戰爭。這場戰爭的勒班陀戰役似乎是個沒有產生任何後果的插曲。 還有另外一個具有強制性的因素。這就是：在15世紀80年代以後，來自新世界的貴金屬的數量達到了到那時為止從來沒有達到過的高度。格朗弗勒返回西班牙宮廷的時機已經成熟。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在菲利普二世統治的末期出現的帝國主義，並不僅僅是由於格朗弗勒的參與才產生的。始於15世紀80年代的那場大規模的戰爭，的確是為了爭奪對已經變成世界中心的大西洋的控制而進行的。這場戰爭的結果將決定大西洋歸屬宗教改革派還是歸屬西班牙人，歸屬北歐人還是歸屬伊比利亞人，因為現在人人都對大西洋垂涎三尺。強大的西班牙帝國攜帶它的白銀、武器、船舶、輜重和政治思想轉向這個廣闊的戰場。在同一個時期，奧斯曼人堅決把背轉向地中海，不予理睬，以便進行在亞洲的鬥爭……必要時，這些事實會使我們回憶起地中海的兩個帝國至少在16世紀最後20年以同樣的節奏生活，使我們回憶起地中海不再是它們的野心和貪慾的主要目標。這兩個帝國後來撤退和衰落的時刻，在地中海不是比在別處到來得更早嗎？ 偶然事件和政治原因 歷史學家今天在他們的說理、論述中把政治和經濟結合起來，這一點看來是合理的。這樣，在我們必須討論的事物中，很多——當然並不是全部——都受到人口增加、貿易明顯加快和後來經濟衰退的左右。我們的論點是：在長期趨勢的倒轉和奧斯曼王朝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建立的龐大的政治集團將經歷的一系列困難之間，可以確定存在著某種聯繫。為了使這種聯繫更加清楚地顯現出來，我們有意撇開那些集中精力研究時代的傑出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歷史學家所作的解釋。如果僅僅通過這些解釋來觀察事物，這些解釋就會歪曲一切。我們也對那些對我們來說更加有趣的、冗長的政治論證推理撇開不顧，因為政治和制度也會由政治本身，由制度本身加以解釋。 在大經濟學家約瑟夫·A．熊彼特的最後一本書中的短短一段里，80又十分奇怪地進行了論戰。他的部分觀點與我們上述的觀點截然相反。在他看來，只有一條粗大的線：資本主義的逐漸的發展演變（這條線我們稱為「主導」線）。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其他事物，都只不過是偶然的、始料未及的、機遇的或者屬於細枝末節的事物而已。「對南美洲的征服，產生了一股貴金屬的洪流。」這是一種偶然的事物。沒有這股洪流，哈布斯堡家族的勝利就會無法想像。「價格革命」使社會和政治的緊張局勢具有爆炸性。這也是一種偶然的事物。在16世紀，正在擴展的各個國家（我還加上各個帝國），在各自的面前找到自由的道路，這也是一種偶然的事物。偶然的事物怎樣會產生呢？因為昔日龐大的政治強國事實上已經自行消亡。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於125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時消亡。羅馬教廷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消亡，因為它的勝利只不過是一個以巨大代價換取來的勝利而已……1453年之前很久，拜占庭帝國就已經衰落了。 如果人們要做到公允無私、不輕易自以為是的話，一幅這樣的圖景（雖然熊彼特的書里的這一段非常簡短）就值得逐點細加研究。但是，我們既然是在處理當務之急，就應該認為羅馬教廷和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在13世紀的自然傾覆，並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盲目的自我毀滅政策結出的果實。正如在16世紀一樣，在13世紀，經濟的飛躍發展使某些政治方面的發展演變成為可能，並為巨大的政治變化鋪平了道路。緊接這次經濟的飛躍發展而來的是一個衰退時期。這個時期的影響可以普遍感覺到。下個世紀發生的一系列崩潰，可以歸因於長期的蕭條，即這個「中世紀之秋」。這個「中世紀之秋」，標示出從拜占庭帝國到格拉納達王國這些要砍伐的腐木朽株，其中包括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本身。所有這一切，從開始到終結，是一個緩慢的、自然發展演變的過程。 隨著大體上在15世紀中葉以後出現的經濟恢復，下一輪災難、破壞、革新和重建即將發生。羅馬教廷在馬丁·路德進行叛亂和奧格斯堡會議（1530年）遭到失敗以後，才遭到沉重打擊。羅馬本來可能奉行一項不同的政策、一項更加和解、更加撫慰的政策。我們應該加上這一點：羅馬教廷甚至在政治上，在整個16世紀，直到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締結（1648年），都仍然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我們再回到其他論點上：價格革命的發生——這一點是熊彼特自己說的81——先於新世界的貴金屬大量到來。同樣，（路易十一的、蘭開斯特的亨利七世的、阿拉貢的胡安的、穆罕默德二世的）領土國家的發展壯大先於美洲的發現。最後，新世界的礦藏之所以發揮作用，是因為歐洲具有開發和利用這些礦藏的能力。開發礦藏並非毫不花費錢財。據說卡斯蒂利亞是在賭彩票中獲得美洲的。這只不過是一種說法而已。它後來不得不開發美洲，並且始終根據借貸平衡規律來進行開發。其次，即使新世界不提供易於獲得的礦藏，西歐的發展需要所形成的這股驅動力量也會找到其他發揮作用的途徑和機會，並把其他掠奪物帶回西歐。路易·德爾米尼在他最近的一篇論文中提出，82西方世界在選擇那裡的一切幾乎都由它來創造的新世界的時候，是否忽略了一項可能的選擇，即選擇大量東西在那裡已經唾手可得的遠東，或許還忽略了其他一些選擇：非洲的黃金、中歐的白銀。這些是在頃刻之間得到的並又在轉瞬之間放棄的財富……是西方這部發動機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約瑟夫·熊彼特的論據的確在重複一些古舊的課文和古舊的書本知識。在這些書本知識中，歷史學家所說的偶然的巧合，是個方便的藉口。這個論據排斥、低估各個國家的重要性，而各個國家卻同資本主義一樣，是一種複雜的發展演變結出的果實。實際上，歷史形勢這個事物，在它最廣泛的意義上已經把所有的政治力量的基礎都包括在內了。它促成或者廢棄這些基礎。當一場新的賭博開始時，賭贏的人永遠不會全是過去的贏家：手氣過了。 2.各國的能力和弱點 人們覺察到的，主要是16世紀的種種形勢和機遇所推動、促成的各個國家和各個「帝國」的興起產生的效果，而不是導致這種興起的原因。現代國家經歷了重重困難之後建立起來。它應該增強它用以維護它的威勢的手段、工具和代理人。這是新的現象中的最明顯不過的現象。這是個重大的問題，但不是唯一的問題。 「公職人員」83 於是以密集的隊形出現了我們不是由於對現代詞彙的過度使用，而是出於方便將稱之為「公職人員」的這種人。他們占據著政治歷史的道路，這是事實。由於他們的緣故，發生了一場與社會革命相結合的政治革命。 公職人員受命執掌政權以後，立即把一部分公共權力據為己有。至少在16世紀，他們在各地都出身微賤。在土耳其，他們往往出身為基督教徒，屬於被征服的種族。他們也往往是猶太人。這是他們附加的缺陷。根據H.格爾策爾的統計，84在從1453年到1623年這段時期任土耳其首相的48人中，5人為土耳其族人（如果可以說是土耳其族人的話。這5人中有1個切爾卡西人），10人出身不詳，33人是背教者（其中有6個希臘人、11個阿爾巴尼亞人或南斯拉夫人、1個義大利人、1個亞美尼亞人、1個喬治亞人）。一直爬到土耳其官職等級的頂峰的基督教徒的人數顯示出基督教徒已經以何等規模滲入奧斯曼帝國的公職人員的行列。最後，如果說奧斯曼帝國更像拜占庭帝國而不像某個蒙古帝國的話，85其原因就是這種大規模的公職人員招聘活動。 我們對西班牙的公職人員的情況比對其他地方的公職人員的情況更加了解。在這個國家，公職人員出身於城市的平民百姓，甚至出身於農民。但這並不妨礙他們自稱是西班牙末等貴族的後代。在西班牙，誰又不聲稱自己是這種貴族的後代呢？但是，不管怎樣，他們的社會地位的上升卻逃不過任何人的注意，特別是逃不過他們的公開的敵人之一、大軍事貴族的辯護人迪戈·烏爾塔多·德·門多薩的注意。這位辯護人在其所著《格拉納達之戰》一書中指出86：「西班牙國王把司法事務和公共事務的管理交到文士（letrados）的手裡。這是介於達官貴人和平民百姓之間的、地位中等的、既不觸犯前者也不觸犯後者的以研究法律為業的人。」這些文士是義大利的文獻資料提到的「法學博士」的同行，是16世紀的法國法律家的同行。這些法國法律家不管是否來自土魯斯大學，都由於他們具有羅馬法思想而為瓦盧瓦家族的專制主義出過大力。烏爾塔多·德·門多薩懷著使他變得明智清醒的仇恨，提到這些公職人員的整個隊伍：民事法官、刑事治安法官、法院院長、法院（類似法國的最高法院）的成員以及居於一切之上的卡斯蒂利亞會議的最高委員會……在他們看來，他們的權限達到所有領域，及於一切事務，比起對合法的事物和不合法的事物的審理權來，既不大也不小。他們妒忌別人的職務，並時刻準備侵越軍事當局（實際上是大貴族家族）的權限。這種進行統治和懲罰的工具並不局限於西班牙的範圍內：「這種統治工具和方式遍及整個基督教世界，今天正處於它的力量和權威的頂峰。」87烏爾塔多·德·門多薩在這個方面並沒有錯。讓我們想像一下，在已經功成名遂、得到權位的文士之外的那一大群正準備步入仕途的、越來越充塞西班牙的各所大學（不久以後又充塞新世界的各所大學）的人。在下個世紀初，新西班牙的另一個大封建領主、克里奧爾人巴列侯爵羅德里戈·維沃羅88統計出有7萬名大學生。他在計算時心緒十分惡劣。在這些大學生中，有鞋匠和農夫的兒子。如果說這不是國家和教會的過錯，又是誰的過錯呢？它們通過提供政府和教會的職位，以和求知慾相同的程度把人們吸引到大學裡來，使之人滿為患。有的文士往往在阿爾卡拉-德-埃納雷斯或者在薩拉曼卡取得他們的學位。不管怎樣，即使有人認為7萬名大學生在羅德里戈·維沃羅眼裡是個巨大數字，但與西班牙的人口相比，這個數字仍然微不足道。這股社會的推動力，從西班牙國王費迪南和伊莎貝爾的建設時期起，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甚至那裡已經出現了出身十分微賤的像西印度法律的編纂者帕拉西奧斯·魯比奧斯89那樣的「王室辦事員」。他的父親甚至連西班牙的末等貴族都不是。於是，後來在查理五世的統治下，出現了貢扎洛·佩雷斯這個地位低下、後來被人懷疑其直系親屬是猶太人的秘書。90於是還在菲利普二世在位期間，出現了埃斯皮諾薩紅衣主教。這位主教1572年死於中風，死時榮殊譽滿，身兼多職，頭銜頗多，留下一所檔案汗牛充棟、文件堆積如山的房屋。這些檔案和文件他生前還來不及一一過目，往往在那裡睡大覺達數年之久……貢扎洛·佩雷斯同埃斯皮諾薩紅衣主教和東·迪戈·德·科瓦魯維亞斯·德·萊瓦一樣，也是神職人員。他的親戚塞巴斯蒂安·德·科魯維亞斯·德·萊瓦1594年編寫了一份相當長的對他的過去的介紹。91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了解東·迪戈的情況的時機。他生於托萊多。他的父母是貴族，出生於比斯開。東·迪戈在薩拉曼卡開始他的社會活動，曾經在奧維耶多中學任教，後來又在格拉納達的法院任法官，接著任羅德里戈城主教，繼而成為「西印度群島中」聖多明各的大主教，最後任卡斯蒂利亞法院院長，並於當時被授予昆卡的主教轄區（事實上他在擁有這個轄區之前，於1577年9月27日死於馬德里，時年67歲）。如果要說明什麼的話，他的一生就說明：人可以同時在教會和國家兩個方面任職；而在西班牙，教會又比別處向窮人把門開得更大。 圖56 國家財政預算隨著經濟形勢變化 威尼斯的這些奇怪的估算（見《總結算》，第1冊，第1卷，威尼斯，1912年，第98—99頁）肯定不會絕對準確。但是，不管怎樣，它卻顯示出在1410年和1423年之間這段時期歐洲國家的財政預算來源的總的減少（1410年的數字用暈線形成的灰色圓圈表示；1423年的數字用黑色圓圈表示）。英格蘭的財政收入從200萬杜卡托下降到70萬杜卡托；法國的財政收入從200萬杜卡托下降到100萬杜卡托；西班牙的財政收入從300萬杜卡托下降到80萬杜卡托；威尼斯的財政收入從110萬杜卡托下降到80萬杜卡托。即使這些數字是準確的，仍然需要像計算實發工資那樣計算實際財政預算。總的說來，國家似乎總是有些落後於經濟形勢的變化，無論在經濟形勢趨於上升時還是趨於下降時，情況都是這樣。換句話說，國家的財政預算來源在蕭條時期和收縮時期，比其他減少得慢——這是它的優點；在恢復時期，則比其他增加得慢。這個假說不能被已經提到的文獻資料和以後將引用的文獻資料證實。只有這個事實是肯定無疑的：國家的財政預算來源根據當時占主流的經濟形勢變化。 在土耳其，蘇里曼的統治時期既是戰爭勝利時期，也是進行多種建設和大規模立法活動的時期。蘇里曼有立法者蘇里曼的稱號。這就使人能夠想像到在他統治之下的各個邦國，特別在君士坦丁堡，法學研究重新興起，而且還存在一個法學家階級。他制定的法典把司法機構管理調節得如此之好，以致據說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派遣一個專家代表團去君士坦丁堡考察研究這個司法機構的運轉情況92。事實上，他制定的土耳其法典在東方，和《查士丁尼法典》在西方93或者和《法律匯編》在西班牙同樣著名。蘇里曼在匈牙利的全部立法工作由法學家阿布爾斯—蘇烏德負責。這項工作取得的成果在所有權問題這個領域內是如此重要，以致它的很多細小部分還存留至今。一本私法手冊94的作者、法學家易卜拉欣·哈勒比，同樣應該列入16世紀西方最大的法學家中。 人們越思考，就越深信東西方之間有驚人的類似之處。這些類似之處超越了詞語、術語和政治的表面。不錯，東西兩個世界迥然不同，但並非始終背道而馳。羅馬傳統的法學家和學識淵博的可蘭經經文的注釋者——法學家，組成同一支龐大的隊伍。這支隊伍在東方和西方都同樣致力於提高君主的特權。把君主政體的勃興全都歸功於這些法學家的熱心，歸功於他們的忠誠或者歸功於他們的謀略算計，是魯莽冒失的、不正確的。在過去，政權並非只有法律方面的根源。所有的君主政體仍然是神授的。而且，經濟也起著作用。不管怎樣，這支包括名聞遐邇的法學家和默默無聞的法學家在內的法學家隊伍，以後曾經為各個大國效勞。這支隊伍憎恨並粉碎了阻礙這些大國發展壯大的事物。甚至在伊比利亞的公職人員經常濫用職權的美洲，誰能否定這些忠於君主的小人物的效勞呢？土耳其部分地違反了它自己的心愿，變成了現代國家。它在亞洲東部被征服的各個省內大量增加分得一半稅款的包稅人。這些包稅人以他們掌管的收入為生，但把收入的主要部分轉交給伊斯坦堡。國家也增加僱傭的公職人員的數量。這些人更願意在易於監督的城市裡從事某項既定任務以領取一份來自帝國國庫的薪俸。這些人的隊伍越來越由背棄自己原來宗教信仰並逐漸進入奧斯曼的統治階級內部的基督教徒組成。他們來源於dewshirme。這是一種其內容為「從巴爾幹的基督徒家中奪走一些年齡在5歲以下的孩子的收集和貢奉行動」。95這個詞同時表示政治和社會兩個範疇。奧斯曼國家的這些新官員以後使巴爾幹的timariote（古時土耳其給士兵的封地或采邑的擁有者）減少了並且幾乎消亡了。他們以後還長期支持帝國的經過革新的力量。96 16世紀的國家在並不總是明確願意調動它的「公職人員」的職務的情況下，調動這些人的職務。97它隨意使他們背井離鄉。大國在這方面比其他國家做得更甚。格朗弗勒紅衣主教就是一個背井離鄉的人。這個弗朗什孔泰人聲稱自己沒有祖國。有人會說這是一個特例。但是，在西班牙，這類調職事件的證據不勝枚舉。先受僱於大加那利島的法院，並且在巴利亞多利德的法院終其任職的被解僱的波洛馬雷斯的情況就是這樣。98在國王的軍隊中服役的軍官，隨同部隊或者不隨同部隊，比平民百姓更加來去無定。西班牙的代表東·迭戈·門多·勒德斯馬從南特向菲利普二世呈交一份長長的關於他的忠誠效勞的記錄，99以便要求君主在他財政困難時給他一些「援助」。這個世紀末，他在南特是個精明強幹的公職人員。他出身於一個肯定高貴的家庭，很年輕時就同他的兄弟一起被收納為和平王后伊莎貝爾（卡德琳·德·梅迪奇的女兒，菲利普二世的第三個妻子）的年輕侍從。在格拉納達戰役進行期間，他還是個孩子就在軍中服役。然後，他又曾經在義大利跟隨奧地利的唐·胡安。1580年征服葡萄牙時，他和兩個兄弟曾經促使薩莫拉城為西班牙國王效勞，並把他自己的封臣的軍隊加進城市的警衛部隊中。薩莫拉這座城市在接受增加營業稅這個問題上猶豫不決，並為其他城市樹立了一個壞榜樣。政府於是把東·迭戈派往該城，以使之曉事明理、回心轉意……東·迭戈敘述說：「我一進入市政府，就掃清了所有的障礙，使一切都變得輕而易舉，並使人們從困惑中解脫出來……。」沒有比這更好地取得寵信的辦法了。不久以後，他就在馬拉加就任市長。正是通過這些市長——城市的主人和有權勢的人物——國家控制著它的臣屬。這些市長相當於法國的總督。東·迭戈在擔任新職期間，負責港口碼頭的修建。他奉命立即前去救助受到德雷克威脅的丹吉爾和休達。他進行這項活動，沒有花費西班牙國王一個里亞爾。不錯，東·迭戈在這起使他傾家蕩產的事件中破了產，因為他的確必須在擔任新職期間，在救援駐防地時，出資供應60多名騎士和另外一些貴族……接著，他擔任休達總督，並且以這個名義對他的前任的管理工作進行調查。他自誇在調查期間審理案件時明察公正，使教會中的任職者得以復職。他自感心滿意足，於是不再任職，棄官回家，住在薩莫拉附近。在那裡迎接他的，是他的貧困不堪的妻子的理由正常的呼叫。就在這時，他同意前往布列塔尼6個月。但是，這6個月卻拖延達5年之久。在他離去期間，他的長兄和長嫂死去，他卻不能繼承他們的遺產。不在場的人總是錯的。他甚至因此兩次敗訴。可能自從他臨時調往布列塔尼起，西班牙國王授予他一處有1 500杜卡托年金收入的騎士團封地，並且還將付給他一筆按4年計算的過期未付款。但同他支付的巨額費用相比，同他家庭的貧困相比，這又何濟於事，算得了什麼呢？ （1）威尼斯的情況 （2）法國的情況 圖57 國家財政預算隨著經濟形勢變化 威尼斯的國家財政預算由三部分組成：城市本身的財政預算、大陸的財政預算和帝國的財政預算。帝國財政預算的數字往往出自主觀臆斷，缺乏根據，因此被擱置一旁，不加考慮。傑瑪·米婭妮小姐主要根據《總結算》繪製出這個圖表。表上的三條曲線符合威尼斯和大陸的總收入情況：名義數字（以通用杜卡托為計算單位）、用金幣表示的數字（以西崑為計算單位）和用白銀表示的數字（以噸白銀為計算單位）。法國的數字（由弗蘭克·斯普納收集匯編）大大低於實際數量（以圖爾利佛為計算單位的名義數字和以金幣為計算單位的數字）。這些曲線儘管因有脫漏而不完全，仍然顯示出國家財政預算的起伏波動與物價的起伏波動之間的關係。 （3）西班牙的情況 圖58 國家財政預算隨著經濟形勢變化 以白銀為計算單位的物價指數借自厄爾·J.漢密爾頓的著作。國家財政預算以100萬卡斯蒂利亞杜卡托為計算單位來進行估算。卡斯蒂利亞杜卡托是這個時期的計算貨幣，始終未變。國家財政預算的估算借自阿爾瓦羅·卡斯蒂洛·平塔多的一項未發表的研究。這次儘管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計算不完全，但物價的形勢和財政收入方面的趨勢的符合一致，比在上述的情況中清楚得多。應該注意到這一點：我使用了「國家財政預算」這個詞，儘管嚴格說來這個詞用在這裡並不確切。我對國家財政支出的了解並不可靠。據我所知，只有錫曼卡斯的檔案資料（可能還有英國的檔案資料）能夠使人了解到真正的國家財政預算。與我們已經繪製的這些圖表相似的關於西西里的、那不勒斯王國的，甚至奧斯曼帝國的國家財政預算的情況的暫時使用的圖表，易於估算和繪製出來。奧梅爾·盧夫蒂·巴爾康已經開始進行這項工作。 西班牙的檔案保存著成千上萬件訴狀和類似的說明材料。歷史學家並沒有義務對這些檔案材料陳述的種種怨言苦情字字信以為真。但是，毫無疑問，現代西班牙的「公職人員」薪給菲薄，並且經常在西班牙帝國的棋盤上移來移去，背井離鄉，與故土割斷聯繫……毫無疑問，他們往往清貧度日。在馬德里居住著一大群無業的尋找職位、養老金和過期未付款的人，一大群肢體殘缺、頓足捶胸、等待接見的軍人。這時，他們的妻女為了生活而出賣肉體，放蕩墮落……這些國家失業者（chômeurs d'État）的歷史是一部痛苦的歷史。他們沿著富商巨賈居住的中心大街，在等待中消磨時光，根據季節變化去普拉多·聖耶羅尼莫尋找夏天的涼爽或者冬天的陽光，或者混雜在夜間散步者的擁擠的人流中100…… 職位繼承人的指定權與官職的放棄和捐納 所有這些公僕都出於忠誠、榮譽感或者個人利益，固定在他們的職位上。這關係到他們的榮譽和利益。他們逐漸產生了在自己的職位上世代相傳的願望。隨著歲月的推移，事物日益清楚起來。官職的捐納是一種普遍的病症。在法國，情況也不例外，這種弊端迅速蔓延。確實是真正收入的逐漸減少在16、17世紀使各國聽任這種弊端到處滋生繁殖嗎？不管怎樣，在西班牙，《法律匯編》101使人至少能夠了解到這種損公肥私的個人對國家的逐漸剝奪以及由此產生的新的特權等級的興起。要了解詳情細節和真實情況，必須在錫曼卡斯對有關放棄102的一堆文件進行分析整理。放棄意即讓別人繼承自己的職位。這是1558年巴塞羅那宗教裁判所的警官（alguazil）103為了使他的兒子得到好處而提出的要求。這只是大量例子中的一個。另外一個例子：政府同意地方行政官的要求。這些人從那時起就有權為了使他們中意的人得到好處而放棄（即使享有有限責任繼承權者還不到18歲），並且有權在生前，在臨終時刻或者在遺囑中行使這種指定自己的職位繼承人的權利。即使他們在法定的20天這個時限以前死去，這种放棄聲明書也是有效的。104 這些細節使人聯想起當時法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問題，儘管並沒有解答這個問題。我毫不懷疑，對西班牙的情況進行的系統研究，總有一天將會揭示出關於這個半島的、與法國歷史學家已經成功地揭示出來的關於處於同一時期的他們的國家的事物並無什麼差異的事物來。在我看來，伊比利亞半島的這種發展演變的最奇特的方面，是這種發展演變的極端早熟的外表。在天主教國王費迪南和伊莎貝爾即位以前，在胡安二世和亨利四世105動亂不安的統治時期，可能從15世紀開始，106至少在市政官職方面，最初的徵兆就已經十分明顯了。那時很多這類職位就已經可以放棄了。確實，君主可以而且經常地收回他的各種權利。辦法是使用武力或者簡單地對這种放棄強加時限。這個時限既對已經棄權者（他必須在規定的時限內還活著，至少20天）107有效，也對新正式任職者有效。新任職者在關於放棄的證書出具後的30天內，必須自我介紹，必須讓人承認他的權利。1081563年，西班牙國會徒勞無益地要求菲利普二世把這個時限從30天延長到60天。109這個方面如果要證明什麼的話，它就證明舊的程序手續仍然有效。這種程序手續是一種經常存在的威脅，是潛在的家族悲劇的根源，因為購買官職者常常為了支付官職購買費而使用寶貴的用來置備嫁妝的錢財110……大量官職後來逐漸變得可以放棄。對父傳子之外111的這種或者那種禁止，對買賣司法官職或其他官職的這種或者那種禁止，112都以它們自己的方式說明了這種弊端的蔓延為害。113國王自己增設官職並出售官職。在這個範圍內，他也助長了這種弊端的滋生蔓延。114安東尼奧·佩雷斯經常被指控115助長了這些官職的大批出售。但是，也應該讓這個時代和這位秘書同樣對此負責。甚至市長、治安法官以及司法部門、掌璽大臣公署和王室會議的書記員的職位都變得可以放棄了。116到處蔓延滋長的官職捐納，正像在法國一樣，在一種封建的氣氛中發展起來。或者按照格奧爾格·弗雷德里奇的說法，117我們應該說，官僚主義和家長式的統治當時攜手並進，並駕齊驅。顯然，君主政體在賣官鬻爵和這種活動必然引起的貪污腐化所形成的賭博中輸了。它為自己的權力設置了重重障礙。這種權力在菲利普統治時期遠非路易十四式的專制權力。在卡斯蒂利亞，官職捐納被限制在低下的職位方面，它只在市政職位的範圍內淹沒了一切。這一點是真實的。正是在市政職位這個等級上，在國會的支持下，長期存在一個關心本地利益的、市長無法輕而易舉使之循規蹈矩的根深蒂固的城市貴族階級……但是，城市難道無足輕重嗎？任何有價值的對財政史的研究，都必然涉及城市的狀況。118 一種官職捐納制度——這種國家的畸變現象——同樣在土耳其的政治機構內出現。我們已經引證過在土耳其全境實行的官職出租制度可能來源於埃及的這種看法。119每個公僕由於需要向自己的上司饋贈厚禮，對之阿諛奉承以取得恩寵，因此不得不定期損害自己的下屬和自己管理的人，讓他們付錢給自己。於是逐級照此類推，如法炮製。於是一場按等級從上到下進行的大規模的搶劫組織起來。奧斯曼帝國成了那些因受橫暴粗鄙的習俗的逼迫而變得貪得無厭的官職擁有者的犧牲品。正如威尼斯人加爾佐尼曾經說過並一再重複的那樣，正如格爾拉赫在其所著關於穆罕默德·索科里的生平事跡的《日記》一書所斷言的那樣，這種全面的、普遍的掠奪的受益者是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早先是拉古薩附近的一個出身微賤的孩童，18歲時被素丹手下徵兵的人徵募入伍。很久以後，1565年6月，他晉升為首相。他在1579年被暗殺以前一直擔任這一職務。他的巨額收入來自公職候補人對他的饋贈。威尼斯人加爾佐尼說：「值得相信的人告訴我說，這筆收入平均每年高達100萬金幣。」120格爾拉赫也指出：「穆罕默德的黃金和寶石數量之多令人難以置信……誰想得到一官半職，就得送他幾百或幾千金杜卡托或者向他送去馬匠或孩童……」不能為賢者諱，不能為了保護穆罕默德·索科里死後的聲譽，就反駁這些證言。毫無疑問，不管怎樣，他畢竟還是個偉人。但是，在關於別人的錢的這一方面，在關於他的下屬的錢，關於外國的錢這一方面，他卻入境隨俗，逐波隨流，樂於屈從他那個時代的風尚習俗。 這個時期，土耳其首相的巨大財產往往由素丹支配處理。大臣不管是否自然死亡，他死後素丹就把這些財產據為己有。土耳其國家就這樣參與慣常的對它的公職人員的財產的侵吞。顯然，並不是什麼都可以完全用這些簡單的辦法來回收為國家所有。宗教基金會向大臣們的財產提供保護。（在建築工程方面，關於這些基金會組織的證據還大量留存。）通過這種迂迴曲折、轉彎抹角的辦法，少量違法私吞的金銀可以確保安全無虞，可以留作來日的生活之需或者保證家族的安全之用。121我們應該承認，西方的制度一般說來不如東方的這些辦法嚴格和處理問題徹底。但是，在東方和在西方一樣，在官職捐納這個領域內，出現了奇怪的國家政權遭到破壞和解體的現象。我們剩下要做的，就是推定這種非常具有揭示性的解體現象產生的年代。就這種現象而論，16世紀出現的種種跡象只不過是一些先兆而已。 不管怎樣，土耳其帝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122它的官員的數量在16世紀奇怪地上升。1534年，在土耳其的歐洲部分，省長居於各級官吏之首。省長之下有縣長30名。在土耳其的亞洲部分，有省長6名和縣長63名。1533年，在編制之外設置了1名新省長，即西班牙的文獻資料稱之為海上將軍的卡普丹帕夏。這位「海軍大臣」的職責除了統率艦隊之外，還包括管理加利波利、卡瓦拉、亞歷山大等港口。因此，連同1534年設置於開羅的省長，共有高級省長9名。然而，1574年，即40年後，就有20個「省府」了：歐洲3個（索非亞、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布達），亞洲13個，在非洲先是3個，後來是4個（開羅、的黎波里、阿爾及爾，不久後還有突尼西亞）。然後，再加上海上將軍。正如政府官吏大量集中在亞洲這一現象所表明的那樣，亞洲是土耳其關注和軍事努力的中心。而且這種趨勢還在繼續發展。穆拉德三世在位期間，「省府」總數從20上升到40，其中28個單獨為亞洲設置。對波斯的戰爭在亞洲導致對廣闊的邊境地區的征服以及組建和管理。因此，這種增加是符合需要的。但是，也不能忽視在土耳其日益增長的那種奇怪的對銜級名位的需要和越來越明顯的對公職的興趣。鎮長渴望晉升為縣長。後者則渴望晉升為省長……在一般情況下，每個公職人員的生活水平都高於他的職級所能提供的水平。 一種類似干擾西班牙的發展演變的發展演變，甚至在遙遠的伊比利亞半島受到該地的發展演變攪擾之前，就已經在攪擾土耳其了。的確，這個半島直到菲利普二世的禁欲主義式的統治結束時，才展示出它的豪華奢侈，才聽任對生活的愛好和對拋頭露面的愛好自由發展。在東方，自從蘇里曼於1566年去世後，時移事易，滄海桑田，一切都已經發生變化。用綾羅綢緞和金銀製作的衣服，過去曾經遭到穿棉織品的老皇帝的禁止。在這個世紀結束之際，在君士坦丁堡接二連三舉辦盛大豪華的節日慶宴。這些慶宴活動閃耀的光輝，甚至投射到老哈默的相當平淡無奇的故事中。達官貴人和富商巨賈的府第的豪華奢侈程度當時是聞所未聞的。這些府第的座椅全用金織布裹蓋。人們養成夏天睡在最細的綢緞上的習慣。當時的人說，土耳其女人的一隻鞋子比基督教公主整整一隻項圈還更昂貴……這樣說似乎並未誇大。冬天，人們身穿珍貴的皮毛衣。宴席的豐盛奢侈程度和義大利的宴席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123應該相信1612年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的首任荷蘭使節科爾內里烏斯·哈加所說的既相當有趣又坦真率直的話。他受到款待後說：「這好像是凱旋的日子。」124在一個毫無生氣、奄奄一息、慘遭戰爭和饑饉折磨的國家，人們對穆拉德四世時代的盛大慶宴還有什麼不能說呢？土耳其幾乎和西班牙在同一時期，在這種鋪張浪費、大講排場、窮奢極欲之風同所有治國理政的良好規章制度，同國家的財政預算的嚴峻現狀發生明顯的矛盾的時刻，竟然聽任自己耽於「黃金時代」的狂歡宴樂，這實在令人覺得稀奇古怪、不可思議。 各種地方自治 龐大的政治機器的圖像，可能把我們引入歧途。我們把16世紀的政治機器同15世紀的政治機器加以比較，就會看出前者過於龐大。但這仍然僅僅是個比例問題，是個程度問題而已。和目前相比，和目前為國家服務的公職人員的巨大數量相比，16世紀「官員」的數目就微不足道了，就很可笑了。的確，那些具有「絕對」權力的幅員廣闊的國家，由於缺乏足夠的公職人員，它們進行的控制很不完全。在基層，在日常事務方面，國家的權力很不完整並且缺乏效能。它遭到成千上萬個它無法制服的下層自治機構的反對。在龐大的西班牙帝國內部，城市常常各自為政，自行其是。這些城市通過承包，向國家繳付數額固定的錢款，控制著間接稅。我們了解塞維利亞和布爾戈斯的政府機構。這兩個城市享有廣泛的特權。1557年，一個威尼斯大使明確地指出這一點。125他寫道：「西班牙的每個領地和每個社鎮都根據自己特有的法律實行自治……」同樣，雖然位於半島之外但仍在西班牙帝國範圍之內的墨西拿，直到1675年都始終是個共和國。它對那些像在1577年負責管理過這個島嶼的馬爾坎托尼奧·科洛納那樣的總督來說，都是肉中刺、眼中釘。科洛納126寫道：「陛下知道這一年6月墨西拿享有多大的特權。陛下也知道這個島嶼由於被放逐的人和殺人兇手從它這裡前往卡拉布里亞十分方便，它的領土藏污納垢，窩藏了多少這幾種人。因此，管理這個島嶼的行政官員正直地、體面地履行他的職責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現在事態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上述行政官員的職位在兩年之內帶來的好處，比這個島嶼的總督的職位在10年之內帶來的好處還多。有人對我談過一些事。其中有這樣一件：因應判處死刑的案件而鋃鐺入獄的人如果交付巨額保證金，莫不獲釋。保證一旦遭到破壞，管理這個島嶼的行政官員就把這些保證金納入私囊。今天，這座城市被盜匪重重包圍，以致就在城牆之內也有綁架及勒索贖金等事發生……」 因此，在這個半島內外，在整個整個地區，在整個整個城市，有時還在擁有它們自己的司法權和市政法或者享有特權的城市，西班牙國家都無法很好地進行統治管轄。所有遙遠的和外圍的地區的情況都是這樣。格拉納達王國的情況直到1570年也是如此。1580年後，直到1640年絕交以前，葡萄牙的情況也長期如此（這個國家因為擁有特權和征服者不敢觸犯的自由是個真正的「自治領」）。巴斯克各個小省和阿拉貢王國各地的情況也始終如此。即使在1591年的叛亂和動亂以後，菲利普二世也不敢向阿拉貢王國享有的特權伸出觸犯之手。在這種情況下，最漫不經心的旅客，只要跨過阿拉貢的邊界，走出卡斯蒂利亞，也會發現一個迥然不同的社會。這個社會的封建領主是半獨立的，擁有很多有損他們的臣屬的利益的權利，擁有他們自己安裝的大炮和修建的城堡。這些城堡非常靠近毗鄰的、順從的和解除了武裝的卡斯蒂利亞。阿拉貢集團擁有政治特權和財政特權，隨心所欲地進行自治，只繳納部分王室捐稅。但是，情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法國與之毗鄰接壤，近在咫尺；是因為稍為使用暴力，外國人就會利用這一事態，衝破這道關而不嚴的大門，即西班牙的大門。127 這個時期，在土耳其帝國，並非由於其他原因，素丹的權力在帝國的歐洲部分分散削弱。這種分散削弱的現象出現在這個帝國所屬各個邦國的西部外圍地區，出現在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特蘭西瓦尼亞和克里米亞的韃靼王國……我們已經指出存在於阿爾巴尼亞和摩里亞的巴爾幹山區的多種多樣的自治區。這些自治區是地理形勢的產物。 此外，對國家的抵抗具有各不相同的形式。讀者看看在那不勒斯王國里，在一貫桀驁不馴的卡拉布里亞的旁邊，牧主公會和那不勒斯城市扮演的重大角色吧！農民通過加入牧羊人會社這種方式，逃脫了封建領主和國王的管轄。同樣，當農民在那不勒斯定居時，這個城市的氣氛使他們獲得自由。在更加往南的地方，在西西里島，可以通過效忠西西里的宗教裁判所來逃避世俗權力的管轄。這個裁判所的勢力和影響就這樣奇怪地擴大起來。在土耳其，首都的極度畸形膨脹，可能是對類似的原因作出反應。在外省，什麼都不能保護個人不受地方上的省長、縣長和鎮長等的貪婪之害，或者不受比所有這些人更令人生畏的人，即他們的執行代理人——高級軍政官員——之害。在君士坦丁堡，人們可以保證得到某種司法保護，得到相對的安寧。 毫無疑問，國家官員的腐敗現象，16世紀在伊斯蘭世界，在基督教世界，在南歐，在北歐都十分嚴重。1573年，阿爾貝公爵從佛蘭德寫道：「沒有一起民事案件或者一起刑事案件不能像在肉店裡賣肉那樣出賣……大多數法官每天都賣身投靠想收買他們的人……」128這種觸目皆是的腐敗現象，是對統治者的意志的一種抑制和約束，當然絕不是一種可以輕易解除的抑制和約束。腐敗現象變成了一種盤根錯節、陰險邪惡的力量，一種能夠單獨存在的力量，129它是個人在它的庇護之下能夠逃避法律的那些力量中的一種。這是一種永遠存在的力量和狡詐的結合體。老羅德里戈·維沃羅將近1632年寫道：「西班牙的法律像一張捕捉小蒼蠅和蚊蟲的蛛網。」130有錢有勢的人逃脫了這張網形成的羅網。只有不幸的人和窮人才被纏在裡面。然而，這難道不是一個不僅僅是16、17世紀的而且還是所有的時代的實際情況嗎？ 為國家服務的財政和信貸 幅員廣大的國家不再完全同為數眾多的納稅人直接接觸，因而不能隨心所欲地剝削他們。因此，國家在稅收方面處於罕見的劣勢地位之後，又在財政方面處於劣勢地位。這是國家衰弱的另一個標誌。除了以上已經引用的義大利的例子之外，地中海國家在16世紀結束時，已經不再擁有金庫和國家銀行了。1583年，在菲利普二世的親信左右中131，有人打算創建一個國家銀行，但是，這個打算沒有落實。在西班牙帝國中心，人們不得不求助於我們用一個過分現代的名詞稱之為銀行家的放款人。這種人對國王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菲利普二世1559年9月重返西班牙。在此後的10年之內，他最關心的事就是整頓這個國家的財政。於是勸諫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傳到他那裡。這些勸諫歸根結底都是勸他求助於人：時而向阿法伊塔蒂家族求助，時而向富格家族或者向熱那亞人求助，甚至在埃拉索的民族主義危機發生時還向像布爾戈斯的馬爾文達家族這樣的西班牙銀行家家族求助。 菲利普二世擁有的各個邦國四處分散。在他之前，查理五世下屬的各個邦國也四處分散。這就必然引起稅款的徵收和支付也四處分散。這就必然促使人們使用國際商行。只有錢款的劃撥轉移需要求助於商人。但是，這些商人還起著另外一種作用：他們能夠預付預算中將來使用的錢款並使之流通。這種作用往往導致他們以後直接徵收國稅作為對自己的償還，因而也導致他們與納稅人直接接觸。放款人掌握西班牙的財政並使之符合他們自身的利益。1564年，菲利普二世把賭博用的紙牌的專賣讓與熱那亞人，接著又讓與他們安達盧西亞的某些鹽場的經營。另外一次，他恢復他父親的決定，把阿爾馬登的礦藏的開發經營或者軍事修會的財產的管理交給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這等於把廣闊的田地、牧場、入港稅和農民的債務等都置於外國人的控制之下。富格家族讓它的代理商和代理人移居西班牙。這些人是辦事認真負責、有條不紊、熱心積極的德意志人……此外，如果不是某家外國公司負責稅收，就是中間權力機構、城市或者國會……等負責這項工作。如果說這並不意味著國家在財政方面的管制、監督仍舊很不完善的話，那又意味著什麼呢？ 圖59 「合同」與卡斯蒂利亞的經濟生活，1550—1650年 一方面同根據厄爾·J.漢密爾頓的著作繪製的物價指數的變動（可以看出其幅度是適度的）比較，另一方面同塞維利亞貿易的突然的巨大發展比較，然後又同它的巨大衰退比較，「合同」（總而言之，即國家短期債務）的曲線與地震儀的波動相似。總的說來，它還是顯示出某些與物價曲線類似的現象，在塞維利亞，情況更是如此。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是美洲白銀的輸入使「合同」載明的錢款的預付和償還得以進行。總的說來，曲線的100%的上升表示戰爭進行時期；曲線的下降相當準確地表示和平時期和後撤時期（征服葡萄牙除外）。注意在所謂的三十年戰爭中的大規模的借貸活動。「合同」的曲線是阿爾瓦羅·卡斯蒂洛·平塔多繪製的。 在法國，外幣的轉移並不是一種像對西班牙那樣重要的需要。然而，放款人和銀行家也具有他們的作用。在商人甚至能夠在國家財政領域內自由活動的土耳其，情況也是這樣。格爾拉赫在其所著《日記》一書中指出：132「君士坦丁堡有很多希臘人通過從事大宗買賣或者使用其他致富手段大發其財，雖然這些人為了使土耳其人不發現、不搶劫他們的錢財，總是穿著打扮成普通商人……」他們當中最富有的，是個名叫米歇爾·康塔庫澤內的人。按照土耳其人的說法，這個假希臘人是魔鬼的兒子。根據荒誕不經的謠言，他的祖先是英格蘭人。不管怎樣，此人擁有一筆巨大財富，而這筆財富又與他為土耳其帝國的效勞奇怪地聯繫著。康塔庫澤內難道不是帝國全部鹽場的主人、無數海關關稅的承包人、官職的出售者以及像大臣那樣隨意罷免天主教的主教或者希臘東正教的大主教的人嗎？他難道不是一些整個整個的像摩爾達維亞那樣的或者像瓦拉幾亞那樣的省份的收入的主人，並且還是一些村莊的封建領主嗎？他富有得能夠獨自一人就把20到30艘帆槳戰船武裝起來。他的安基奧里宮的豪華奢侈，可與奧斯曼帝國素丹的宮殿媲美。因此，不能把這個暴發戶同加拉塔的和別處的地位卑下的、無足輕重的希臘人混同為一，等量齊觀。他向他們炫耀財富，大擺闊氣。他為人行事不像他們那樣謹小慎微，以致1576年7月被捕。他被迫退贓後，被穆罕默德·索科里救出。這件事差一點沒有成功。他獲釋出獄後，東山再起，甚至變本加厲。這次他就不僅從事鹽業，還從事皮毛業，並且一如既往，在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等地策劃陰謀活動……最後，必然發生的事終於發生：1578年3月13日，當局奉素丹之命，未經任何審訊，就判處他絞刑。他被吊死在他自己的安基奧里宮的門上，財產全部沒收。133 另外一個人的命運雖然應該列入同一類型，但更加異乎尋常。這個命運的主人、葡萄牙猶太人約瑟夫·納西，在不止一個方面是個令人難以捉摸的人物。他以米克或者米卡斯這個名字為人所知，而且在晚年還用納克索斯公爵這個虛誇的頭銜裝點自己。他長期到處流浪，對自己的道路方向心中無數，毫無把握。他去尼德蘭、貝桑松134等地，在威尼斯逗留，然後將近1550年時到達君士坦丁堡。他掙得萬貫家財之後，大擺闊氣，聚妻成家，並且重新皈依猶太教。他早在謝里姆素丹即位以前就已經是這位素丹的朋友、親信和美酒佳釀的供應人。他承包對各個島上出產的酒徵收的什一稅。1570年，他慫恿素丹進攻賽普勒斯。最令人感到驚訝的，或許是他1579年壽終正寢時仍然腰纏萬貫。有人冒冒失失，試圖為這個稀奇古怪的人物恢復名譽，平反昭雪。但是，我們聽過為他作的辯護後，關於這個東方富格的情況知道得並不更多。135西班牙的文獻資料表明，他支持西班牙，並多多少少與西班牙國王串通合謀。但是，他並不是一個可以作為親西班牙的分子或者反法分子一勞永逸地加以驅逐的人。如果認為他是這樣的人，這就是忘記了君士坦丁堡的政治現實是何等變幻莫測。關於這個人物，正如在康塔庫澤內的案件中一樣，人們特別喜歡了解他在土耳其的財政事務中究竟起了什麼作用。這一點我們以後會了解到嗎？我們關於土耳其財政本身的知識非常貧乏，看來在今後一段時間之內，仍然是這樣。 土耳其的財政同基督教國家的財政截然相反，它肯定沒有求助於長期的或者短期的公眾信貸。這種公眾信貸就是公債。這是一種彬彬有禮的、不會引起巨大痛苦的獲取私人和大、小放款者的錢款的途徑。在這種人人都參與的活動中，每個西方國家都會找到把有積蓄的人的錢款吸引到自己這方面來的辦法。在法國，市政公債是眾所周知的。136我們已經了解到，在西班牙，在菲利普二世統治末期，發行了相當於8000萬杜卡托的巨額債券。137這些票據很快貶值，並且引起瘋狂的投機。國家後來甚至以時價支付上升到70%的利息。我在塞萬提斯的短篇小說《吉卜賽女人》138里注意到這個非常說明問題的說法：小說中的一個人物說，像擁有埃斯特雷馬杜拉牧場的債券的人那樣保存好和掌管好金錢。推測起來，這顯然是一項有利可圖的投資（因為既有有利可圖的投資，也有無利可圖的投資）。在義大利，向公眾發出呼籲以籌集錢款，往往通過當鋪進行。圭恰迪尼曾經說過：「不是佛羅倫薩打敗當鋪，就是當鋪打敗佛羅倫薩。」139這個事實在17世紀比在16世紀更加真實。A.多朗在他的經濟史中堅持認為，在國家債券上大量投放資金，是義大利自16世紀初開始的後退的理由和標誌之一。140投資者的金錢躲避進行冒險活動會帶來的危險…… 人們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像在羅馬那樣，像在這個特別的、其空間既非常狹窄又極其廣闊的國家，即教皇國那樣，一再向信貸求助。15世紀，羅馬教廷在康斯坦茨宗教會議之後，飽受各國日益增長的地方主義之害，並且淪落到只能取得教皇國附近的財源的地步。它因而相當積極地進行擴展和恢復。15世紀最後幾年和16世紀最初幾年的幾屆教皇，更主要是世俗君主而不是教皇。這個現象並非事出無因，因為財政狀況使之如此。將近16世紀中葉，局勢依然如故。將近80%的教皇收入來自祖傳產業。由此爆發了反對財政豁免的激烈鬥爭。這場鬥爭的重大勝利，是教皇國吞併了城市的財政收入，例如維泰博、佩魯賈、奧爾維耶托或者翁布里亞的各個中等城市的財政收入。只有博洛尼亞得以保存它的主權。然而，這些勝利卻讓古老的，而且往往陳舊的徵稅制度原封不動。收入的來源可以說清除了阻塞。但是，正如一個歷史學家141指出的那樣，「教皇國和納稅人的直接接觸，還只是罕有的例外情況。」 和這場財政戰爭同等重要的，是向公眾信貸求助。克萊門斯·鮑埃爾說得對，教皇國的財政史那時變成了一部「信貸史」。142這種信貸包括具有向銀行借款那樣的普通形式的短期借貸和把分期償還交給教會財務會負責的長期借貸。這種信貸的根源牽連到為在俗教徒設置的官職捐納制度，因而更加值得注意。開始時存在著羅馬主教府的官職擁有者和債權人混同為一的現象。這些官職擁有者-債權人組成團體。他們花錢購買官職，從中得到固定的薪俸收入，這種收入作為利息支付給他們。例如在設立於1509年、有售價總額為9.1萬杜卡托的141個官職的國家糧食配給處的債權人團里，一筆數額為1萬杜卡托的利息-薪俸由羅馬鹽稅的收入支付。以後，教廷通過建立官職會社，成功地把這些公債分給小公債債券持有者。官員的稱號以後只作為純粹的榮譽稱號授予債權人。1520年，隨著聖彼得騎士團的創建而開始出現的一系列騎士團的情況已經是這樣。之後，又產生了聖保羅騎士團和聖喬治騎士團。最後，一個梅迪奇家族的成員、教皇克萊門特七世，可能仿效佛羅倫薩的做法，創設了公共借款。這樣就最終創立了真正的政府公債制度。這種公債制度的原則和我們法國的市政公債的原則相同，即：讓一筆固定的和有保障的收入作為對一筆支付的資金的報償。這種公債的份額叫作借款份額券。這是一種可以流通和轉讓的證券。這種證券常常在羅馬和羅馬之外流通。流通價格往往高於票面價值。就這樣，根據環境和需要，創設了以托爾法的明礬礦的收入作為保證的明礬礦借款以及其他一些借款，如好運借款、肉類稅收借款、關稅借款等。這些借款為人所知的共有30多種…… 這些通常都是可償還的借款。例如1555年創設的9年借款原則上應在9年之內償還。但是，也有一些我們稱為永久性借款的借款。這些借款的債券可以通過遺囑轉讓。對教皇的財政來說，獲得短期利益的一種方式，就是把終身債券改變為永久性債券，即把債券所有人死後歸國家所有的借款改變為債券所有人死後通過繼承轉讓的借款，因為這引起利率下降。所有這些細節和其他細節，顯示出羅馬的各種借款的現代性質。羅馬的公共借款可以和佛羅倫薩或者威尼斯的公共借款，或者和聖喬治信貸商行的公共借款相比，更不必說和卡斯蒂利亞的債券相比了。在這個領域內，進行任何計算都是困難的。從1526年到1601年，羅馬教廷似乎為自身借了（有時還為羅馬貴族的代表借了）1300萬埃居。這個數字可能不會對今天的讀者產生什麼深刻的印象。但願今天的讀者了解這一點：西克斯特五世能夠從這筆經過再三懇求從公民私人那裡借來的錢款中抽扣出26噸白銀和3噸多黃金妥藏在他的聖昂熱城堡的金庫里。西克斯特五世這樣做，是執行一種鄉下佬的把節省的錢藏而不用的政策。但是，他為了集存這些金、銀，卻使用了建立在現代金融和信貸手段上的政策。既然這些公共借款的份額是發向國際顧客的，「正當公債在羅馬上升到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巨大數額的時刻」，143這種公債在熱那亞放慢了增加的速度，這是十分自然的。我們會像利奧波德·馮·蘭克那樣認為羅馬當時「可能是歐洲主要的金融市場」，144至少是放款人的主要金融市場嗎？這是可能的，但並非肯定無疑。然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實，並不存在於政府在羅馬借款的規模，而存在於信貸市場的巨大發展中。所有的國家，包括行事謹慎的和行事魯莽的，都從這個市場得到借款。無數證券持有者都從這個市場得到滿足。我們所理解的經濟形勢無法解釋這種迷戀狀態。這可能是一種集體心理，一種對某種安全的尋求嗎？從1570年到1620年，在熱那亞和在別處一樣，持續出現了一個膨脹時期。卡洛·M.奇波拉寫道：「這次膨脹達到歷史學家把它稱之為價格革命的程度。在舉目可見的情況下，一次利率的反常的逐漸下降在熱那亞變得明顯起來。」145這個利率從1522年起就在4%和6%之間搖擺徘徊，至少在從1575年到1588年這段最不景氣的時期，它下降到2%甚至1.2%。這個現象與在這個時期難於投放的白銀和黃金大量流入熱那亞這個事實是吻合的。「這是在歐洲歷史上，自從神聖羅馬帝國衰落以來，第一次以這樣低的利率向人提供資金。這的確是一場奇怪的革命。」如果可能的話，剩下要做的，就是對其他市場的形勢進行分析研究，就是查看一下利率是否正如可能發生的那樣，正如今天證券交易所里的情況那樣，決定了這裡的推進和那裡的後退。不管怎樣，政府發行的公債迅速興盛起來，國債證券突然受到歡迎，這些都對16世紀的政府有利，使它們的工作易於進行。 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人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土耳其國家在封地和終身官職的分配方面進行的粗暴勒索，也源出於這個事實：在土耳其不可能像在西方那樣求助於小放款者或大放款者。信貸肯定也存在於奧斯曼國家。我們已經在前面提到商人在伊斯蘭法官面前立下的借據，146提到在臣屬於素丹的商人之間使用的匯票。如果在這方面還有什麼疑問的話，新出版的書刊147會證明猶太商人在他們相互之間使用匯票。甚至在這個世紀中葉流傳著並且由讓·波丹148偶然記錄下來這個傳聞：一些土耳其帕夏參加過里昂的「盛大聚會」公債的投機買賣。這全都是可能的。但是，在土耳其沒有公共信貸。 1600—1610年：時機對中等國家有利嗎？ 在16世紀末葉和下一世紀的最初幾年，大國患過某種疾病或者感到過某種疲乏嗎？那個時代的人為我們留下這樣的印象。這些人是義務醫生。他們迫不及待地來到著名的病人的床前。每個醫生都提出自己對病情的解釋、診斷，當然還拿出他們的靈丹妙藥。在西班牙，本國的或者外國的出謀劃策者，149從來就不乏其人。他們本身就構成一個社會等級。17世紀的最初幾年剛剛過去，他們的人數與日俱增，他們的聲調日益提高。他們成群結隊，匆匆忙忙趕到歷史的仁慈寬大的法庭。在葡萄牙，他們同樣活躍。那裡有同樣的爭論和發展變化。 圖60 聖喬治信貸商行的「份額券」，1509—1625年 這四條曲線概括了卡洛·M.奇波拉的重要文章（見以上注3）。「份額券」是熱那亞共和國發行的公債債券，其最初價值為100里拉（200索爾迪）。這是一種永久性的公債債券。它的利率是變動的（相反，在威尼斯，利率是固定不變的），因為這種利率取決於聖喬治信貸商行的利潤，而這家商行又以它代替熱那亞市政會議徵收的稅款作為保證金。從1509年（193185）到1544年（477122），「份額券」的數量大增，因此市價下跌。這個數量以後穩定下來（1597年為43770；1681年為476706）。第一條曲線顯示可在市場上流通和轉讓的「份額券」的市價（左邊的比例尺從1000到5000索爾迪）。第二條曲線顯示「份額券」的利息（右邊的比例尺從40到100索爾迪）。16世紀下半葉出現了明顯的上升，然後在下個世紀又出現了下降。當時「份額券」的利息從來沒有到期立即支付。利息的一半在四年後支付；另一半再隔一年後支付。如果債券持有者想到期立即支付，就必須讓他執有的息票貼現。這樣，根據圖2的第一條曲線，貼現在市場上是變化的。因此，考慮到這種時間耽擱和貼現，就可能計算出「份額券」的真正的利息來。這在最後一條曲線上顯示出來。這條曲線在1570年後清楚地下降。這種下降在1600年後加深了。作者得出結論說：「因此，由於這一個或者另一個原因，17世紀開始時，以1.2%的利率向熱那亞貸放資金。尚待了解的是：這種不正常的形勢是不是金融市場的健康狀況良好的標誌。」 人們在了解到這些議論、證明之後，怎能不相信西班牙王朝的衰落呢？事件和證人、1612年托梅·卡諾描繪的那些黯淡圖景150或者《海上悲劇史》151這部饒有興味的文集——這是一份葡萄牙人在前往巴西和印度的航行途中遇到的意外事故的詳盡記錄——等都說明這種衰落。在《海上悲劇史》里談到的，只是災禍、衰落、精疲力竭、敵人的勝利、「海上事故」、在莫三比克沙灘上的擱淺和在好望角周圍的航路上的失蹤事件等。當在伊比利亞的道路上搶劫事件倍增，瘟疫使人口銳減的時候，人們難道還會懷疑西班牙的軀體的衰竭和虛弱嗎？當然，從外面看，西班牙還始終擺出一副大國的架勢。它雖然受到威脅，但看上去在威脅別人。這個時期，至少在馬德里，17世紀歐洲最令人眼花繚亂的社會生活展現出它的歌舞昇平的節慶景象。 但是，在同一時期，伊斯坦堡的素丹的宮殿的豪華奢侈也是聞所未聞的。 然而，也同樣在伊斯坦堡，陰影明顯，倦態叢生。奧斯曼帝國像一艘用木板馬馬虎虎拼合而成的船，破損折裂、格格作響。一系列公開的或者隱蔽的叛亂，從阿爾及爾到波斯邊境，從韃靼國到埃及南部，使這個帝國深受困擾折磨。對敏於根據自己的願望作出結論的歐洲觀察家來說，奧斯曼的機器已經碎裂，無法修補。耶穌會會士和嘉布遣會修士以聞所未聞的熱情，向這個失去方向的、不知所措的世界奔去，企圖從精神上加以征服。這難道不正是把這些異教徒趕出歐洲並且瓜分他們的領土的大好時機嗎？西班牙駐威尼斯大使伊尼戈·德·門多薩不斷重複這個看法。不錯，這個大人物內心激動、情緒狂熱，準備棄離外交官生涯，加入耶穌會。此外，他還並不是那些在歷史的沒有盡頭的道路上組成第一支精悍的擁護瓜分奧斯曼帝國的人的隊伍中的唯一的幻想者。還有另一些人緊隨其後。他們是：卡洛·盧喬神甫（1600年）、法國人讓·埃梅·夏維尼（1606年）、另一個法國人雅克·埃斯潘夏爾（1609年）、喬瓦尼·米奧蒂（1609年10月）、一個匿名的義大利人（1609年12月）、嘉布遣會修士弗朗切斯科·安東尼奧·貝爾圖奇（1611年）……至於蘇利的雄才大略以及內韋爾公爵查理·貢扎格和約瑟夫神甫（1613—1618年）的同樣龐大的計劃我們姑置一旁，不去管它。學識淵博的人如果有一點毅力，在這方面深入研究，就會發現這類名字的數目會是我們上面引證的數目的10倍。實際上，跟隨者的人數應該是我們引證的人數乘以100。由於宗教激情狂熱的推動，17世紀一開始，歐洲就指望得到「病人」的遺產。這些煽風點火、興風作浪之徒把事情弄錯了。病人不會那樣快就一命嗚呼。他雖然永遠不會恢復過去的元氣，但還會苟延殘喘很久。1590年，土耳其在對抗波斯的鬥爭中取得有名無實的勝利。1609年，經過一場使國力衰竭的戰爭，土耳其不得不滿足於同德意志，即同西方，締結一項對交戰雙方來說都毫無好處可言的和約。 事實上，車輪已經轉動。這個世紀的初期對大國有利。根據經濟學家的說法，這些大國代表最佳尺度的政治事業。這個世紀正在消逝，而且由於一些我們無法確知的原因，這些巨大的軀體逐漸被環境、形勢背棄和毀損。這是暫時的表面危機還是結構性的危機？不管怎樣，在17世紀初期，只有中等大小的國家似乎是生氣勃勃的。亨利四世統治下的法國——這個突然出現的光彩奪目的物體——是這樣。伊麗莎白的小的尚武好鬥、光輝燦爛的英格蘭是這樣。以阿姆斯特丹為中心的荷蘭是這樣。那個在從1555年起到三十年戰爭的先兆出現時止這段時期中經歷過物質方面的安寧發展和繁榮昌盛的德意志也是這樣（在這場戰爭中它跌下深淵，整個軀體都沉沒了）。在地中海，再度盛產黃金的摩洛哥的情況是這樣。阿爾及爾在攝政時期的情況是這樣（這個城市正在變成領土國家）。因豪華、美麗、智慧而光彩奪目、光輝燦爛的威尼斯的情況也是這樣。費迪南大公的托斯卡納的情況也是這樣。一切都發生得仿佛新世紀在幫助能夠在自己國內進行有效的管理的小國一樣。為數頗多的正在成長中的柯爾培爾式的人物，152在這些小國里取得成功。他們擅長診斷經濟的病情，提高關稅，鼓勵民辦企業，同時對之嚴加管理。這一系列連續出現的時機和境遇，比各個帝國的重大的、複雜的、不很清楚的歷史，更顯示出歷史的車輪已經轉動。 換句話說，各個帝國將比各個中等國家更加蒙受從1595年到1621年的長期倒退之苦，而且這些龐大的政治群體在漲潮返回時沒有像它們的敵手那樣再迅速浮上水面。這次漲潮的確幅度小、歷時短，因為一場持續長達百年之久的危機從17世紀中葉起就日趨嚴重。毫無疑問，在18世紀，從這場危機中崛起並將充分利用這個世紀的大規模的經濟復興的強國，並不是16世紀的各個帝國，既不是土耳其帝國，也不是西班牙帝國。這是地中海的衰落嗎？當然是。但不僅僅是。因為西班牙完全有充裕的時間來強有力地轉向大西洋。為什麼它不這樣做呢？ 本部分原注 1. Voir supra,I,p.311. 2. Je ne dis pas à dessein l'État national. 3. A. SIEGFRID,op.cit.,p.184. 4. H.KRETSCHMAYR,op.cit.,II,p.382. 5. Voir les études d'Enrico PERITO,d'E. CARUSI,de Pietro EGIDI（nos2625,2630 et 2626 de la bibliographie de Sánchez ALONSO）. 6. A.d.S.,Modène,Venezia VIII,Aldobrandino Guidoni au Duc,Venise,31 juillet 1495. 7. M.SEIDLMAYER,op.cit.,p.342. 8. La paternité en est attribuée,on le sait,au cardinal Giovanni DELLACASA,Orazione di Messer Giovanni della Casa,scritta a Carlo Quinto intorno alla restitutione della città di Piacenza,publiée dans le Galateo,du même auteur,Florence,1561,p.61.Sur cette vaste question,F.MEINECKE,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Ire édit.,Munich,1925. 9. Pierre Mesnard,L'essor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au XVIe siècle,Ire édit.,1936,p.39 à 53,particulièrement, pp.51-52. 10. A.Renaudet,Machiavel,p.236. 11. G.M.TREVELYAN,op.cit.,p.293. 12. BAUDRILLART（Mgr.）Philippe V et la Cour de France,1889-1901，4 vol.,Introduction,p.1. 13. Vior infra,p.16 et sq. 14. Gaston ROUPNEL,Histoire et destin,p.330. 15. Sur la grandeur turque,R.de Lusinge,De la naissance,durée et chute des Étas,1588,206 p.Ars.8° H 17337,cité par J.Atkinson,op.cit.,pp.184-185,et une relation inédite sur la Turquie（1576）.Simancas.E° 1147. 16. Fernand Grenard,Décadence de l'Asie,p.48. 17. Voir supra,I,p.163. 18. Annuaire du monde musulman,1923,p.323. 19. Le mot est de B.Truhelka,l'archiviste de Doubrovnik,dans nos discussions répétées sur ce magnifique sujet. 20. Cf.notammeat Christo Peyeff Agrarverfassung und Agrarpolitik,Berlin,1927,p.69;I.Sakazov,op.cit.,p.19;R.Busch-Zantner,op.cit.,p.64 et sq.Cependant,si l'on suit l'article de D.Anguelov,Revue Historique（bulgare）,IX,4,pp.374-398,la résistance bulgare aux Turcs aurait été plus vite que je ne le dis. 21. Jos.ZONTAR,「Hauptprobleme der jugoslavischen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in: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34,p.368. 22. J.W.ZINKEISEN,op.cit.,II,p.143;R.BUSCH ZANTNER,op.cit.,p.50. 23. R.Busch Zantner,op.cit.,p.65. 24. Ibid.,p.55. 25. Ibid.,p.65 et réfrérences aux travaux de K.Jirecek et de Sufflay. 26. Ibid.,p.23. 27. W.Heyd,op.cit.,II,p.258. 28. Ibid.,II,p.270. 29. Ann.du monde musculman,1923,p.228. 30. H.Hochholzer,art.cit.,p.57. 31. J.ZONTAR,in: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34,p.369. 32. Cité par G.ATKINSON,op.cit.,p.179. 33. Ibid.,p.211. 34. Ibid.,p.397.Même idée,en 1544,chez Jérôme MAURAND,Itinéraire de...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1544）,p.p.Léon DUREZ,1901,p.69,les victoires des Turcs en raison des péchés des Chrétiens. 35. F.BABINGER,op.cit.,pp.446-447.Pour la référence du livre,voir infra,p.30,note 6. 36. J.W.ZINKEISEN,op.cit.,III,p.19. 37. Cité par J.W.Zinkelsen,op.cit.,III,p.20,note 1,d'après Anton von Gevay,Urkunden und Actenstücke zur Geschichte der Verhältnisse zwischen Österreich,Ungarn und der Pforte im XVI.und XVII.Jahrhundert,1840-1842，p.31. 38. Op.cit.,p.42. 39. Op.cit.,VIII,p.305. 40. F.Grenard,op.cit.,p.86. 41. Émile Bourgeois,Manuel historique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t.I,1892,Introduction,p.2 et sq. 42. 「...eine Episone,kein Ereignis」,p.22. 43. V.Hassel,op.cit.,pp.22-23. 44. F.Grenard,op.cit.,p.79. 45. Voir supra,I,p.165. 46. J.Dieulafoy,Isabelle la Catholique,Reine de Castille,1920;Fernand Braudel,「Les Espagnols...」,in:Revue Africaine,1928,p.216,note 2. 47. Mémoires,IV,p.47. 48. Brockelmann,Gesch.der islamischen Völker,1939,p.262. 49. J.Mazzei,op.cit.,p.41. 50. Annuaire du monde musulman,p.21. 51. II ne prend ce titre officiellement qu'au XVIIIe siècle,Stanford J. SHAW,「The Ottoman view of the Balkans」,in:The Balkans in transition,éd. par C.et B.JELAVICH,1963,p.63. 52. J.W.ZINKEISEN,op.cit.,III, p.15. 53. BROCKELMANN,op.cit.,p.242. 54. Stanford J.SHAW,art.cit.,p.67,signale le rôle des ulé mas fanatiques des provinces arabes nouvellement conquises et la réaction turque contre les missionnaires franciscains qu'expédient dans les Balkans Venise et les Habsbourgs. 55. Voir supra,I,p.106 et note 1. 56. Stanford J.SHAW,「The Ottoman view of the Balkans」,in:The Balkan in transition,op.cit.,pp.56-80. 57. Angel Ganivet Idearium español,éd.Espasa,1948,p.62 et sq. 58. Pierre Vilar,La Catalogne...,I,p.509 et sq. 59. Imperio español,p.43. 60. R.KONETZKE,op.cit.,p.245;Erich HASSINGER,「Die weltgeschichtliche Stellung des XVI.Jahrhunderts」,in: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1951,signale ce livre de Jacques SIGNOT,La division du monde...,1re éd.,1539.（d'autres suivront:la 5°en 1599）,et qui ne parle pa,de l'Amérique. 61. Bien signé par Angel Ganivet dans son Idearium español, éd.Espasa,1948,pp.44-45. 62. Naples déficitaire à partir au moins de 1532,E.Albàri,op.cit.,I,1,p.37.Dès le temps de Charles Quint la dépense ordinaire de ses États san celle des guerres excédait larecette de deux millions d'or.Guillaume du Vair,Actions oratoires et traités,1606,pp.80-88. 63. Ch.Monchicourt,「La Tunisie et l'Europe.Quelques documents relatifs aux XVIe,XVIIe et XVIIIe siècles」,in:Revue Tunisienne,1905,tirage à part,p.18. 64. Gustav Turba,Geschichte des Thronfolgerechtes in allen habsburgischen Ländern...,1903,p.153 et sq. 65.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Bruxelles,6 oct.1560,Papiers...,VI,p.179. 66. Ibiad. 67. Voir F.BRAUDEL,「Les emprunts de Charles Quint sur la place d'Anvers」,in: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Paris,1959;graphique, p.196. 68. E.Albèri,II op.cit.,III,p.357（1559）. 69. Ibid. 70. Pour de précieuses discussions,R.Menendez Pidal,Idea Imperiol de Carlos V,Madrid,1940;pour une large revue des questions,Ricardo DelargoYgaray,La idea de imperio en la politica y la literatura españolas,Madrid,1944. 71. Cité par E.Hering,op.cit.,p.156. 72. Op.cit.,tout le chapitre VIII,p.395 et sq. 73. D'après R.Konetzke,op.cit.,p.152. 74. Voir infra,p.233 et sq. 75. G.Micheli au doge,30 janv.1563,G.TURBA,op.cit.,I,3,p.217. 76. Ibid.,p.217,note 3. 77. 13 janv.1564,Saint-Sulpice,E.CABIÉ,op.cit.,p.217,si toutefois Cabié ne s'est pas trompé de date. 78. H.de Maisse au Roi,Venise,6 juin 1583,A.E.Venise 81,f° 28v°.Philippe II songerait à demander le vicariat impérial en Italie,12 février 1584,LONGLÉE,Dépê ches diplomatiques...,p.19. 79. J'évoque ici les idées de Jules Gounon Loubens,voir supra,I,p.321,note 2. 80.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Londres,1954,édit.italienne:Storia dell'analisi economica,3 vol.,1959,I,pp.175-181. 81. Op.cit.,I,p.176,note 3. 82. 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1719-1833）,4 vol.,1964,t.I,p.429 et sq. 83. Le mot est évidemment un anachronisme:je ne l'emploie qu'en raison de sa commodité.Faudrait-il dire「officiers」?mais le mot ne vaut que pour la France.Ou letrados?mais le mot ne vaut que pour l'Espagne.Ou「bureaucratie」?comme le risque Julio CARO BAROJA,op.cit.,p.148 et sq.,mais le mot est lui aussi un anachronisme. 84. Geistliches und Weltliches aus dem griechisch-türkischen Orient,p.179,cité par BROCKELMANN,op.cit.,p.284. 85. F.LOT,op.cit.,II,p.126. 86. De la guerra de Granada comentarios por don Diego Hurtado de Mendoza,p.p.Manuel GÓMEZ MORENO,Madrid,1948,p.12. 87. Ibid. 88. B.M.Add.18 287. 89. Eloy BULLON,Un colaborador de los Reyes Católicos:el doctor Palacios Rubios y sus obras,Madrid,1927. 90. R.KONETZKE,op.cit.,p.173,GrégorioMARAÑON,AntonioPerez,2vol.,2e éd,Madrid,1948,I,p.14 et sq.Angel GONZALEZ,PALENCIA,Gonzalo Perez secretario de Felipe II,2vol.,Madrid,1946,n'aborde pas le problème. 91. Cuenca,13 mai 1594,Copie,B.Com.Palerme,Qq G 24,f° 250. 92. P.Achard,op.cit.,p.183 et sq. 93. Franz BABINGER,Suleiman der Prächtige（Meister der Politik）,1923,p.461. 94. F.Baginger,op.cit.,ibid. 95. R.Mantran,op.cit.,p.107,note 2. 96. Voir les admirables explications de Stanford J.Shaw,art.cit.,p.67et sq.,「Decline of the Timar System and Triumph of the Devshirme Class」. 97. Beaucoup d'exemples peuvent être empruntés à la biographie de patriciens,d'ingénieurs ou de soldats au service de Venice-ou aux agents turcs dont on connaît les déplacements analogue. 98. Sa fiche signalétique dans E° 137 à Simancas.Ce personnage curieux est l'auteur de ce long rapport à Philippe II（Valladalid,oct.1559,E° 137）,dont il est fait mention infra,p.272. 99. Meno de Ledesma à Philippe II,Nantes,21 déc.1595,A.N.,K 1597,B83. 100. Pedro de Medina,op.cit.,pp.204 à 205 v°. 101. Recopilación de las leyes destos reynos hecha por mandado del Rey,Alcala de Hénarès,1581,3 vol.fol.:B.N.,Paris,Fr.4153 à 4155. 102. Camara de Castilla,série VIII,Renuncias de oficios. 103. 9 juin 1558,A.H.N.Inquisition de Barcelone,Libro 1,f° 337. 104. Manuel DANVILA,El poder civil en España,Madrid,1885,V,pp.348-351. 105. Recopilación,I,f° 77. 106. Ibid.,f° 73 et 73 v°. 107. Ibid.,f° 79 v°（Loi de Tolède,1480）. 108. Ibid.,trente jours et à partir du jour de la renonciation （lois de Burgos,1515;La Coruña,1518;Valladolid,1542）.60 jours （Pagmatique de Grenade,14 sept.1501）pour présenter les titres 「en regimientos」,ibid..Mais les cas sont-ils les mêmes? 109. Actas,I,p.339. 110. Ibid.,pp.345-346. 111. Recopilación,I,f° 79（Guadalajara,1436）. 112. Ibid.,73v°,Valladolid,1523. 113. A quel moment l'office devient-il une marchandise négociable? La question préoccupait fort Georges Pagès.Il est difficile d'y répondre.Cependant dès la Pragmatique de Madrid,1494（I,fos 72 et 72 v°）,il est question de ceux qui renoncent à leurs offices （municipaux）contre argent「...los que renuncian por dineros」. 114. Il y a un curieux croisement des ventes pour l'État et pour les particuliers.Ainsi,dans le cas d'un office d'alcade à Málaga,D.Sancho de Cordova à Philippe II,18 janv.1559,Sim.E° 137,f° 70.A Ségovie,en 1591 （COCK,Jornada de Tarrazona,p.11）,offices municipaux vendus ou donnés par le Roi「caundo no se resignan en tiempo para ello limitado」. 115. R.B.MERRIMAN,op.cit.,IV,p.325. 116. Actas,I,pp.345-346（1563）. 117. Op.cit.,I,pp.453-454.Gens des classes moyennes... 118. Jacob van Klaveren,op.cit.,p.47,49 et sq. 119. Voir supra,p.17,note 8. 120. J.W.Zinkeisen,op.cit.,III,p.100,note 1. 121. Jean Sauvaget,Alep.Essai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ne grande ville syrienne des origines au milieu du XIXe siècle,1941,pp.212-214. 122. A Venise,au lendemain d'Agnadel,décision du Grand conseil de vendre des offices （10 mars 1510）.Admirable texte.Bilanci Generali, 2e Série,vol.I,tome I,p.CCIV.Les guerres,par la suite,favoriseront les ventes d'offices. 123. Bistra A.CVETKOVA,L'évolution du régime féodal123.L.von Ranke,Die Osmanen und die spanische Monarchie...,Leipzig,1877,p.74,d'après Businello,Relations historiques touchant la monarchie Ottomane,ch.XI. 124. 「Es schien ein Tag des Triumphes zu sein」,1er mai 1612,cité par H.Wätjen,op.cit.,p.61. 125. E.ALBÈRI,I,III,254. 126. Palerme,10 juin 1577,Simancas E° 1147.Matadores,des tueurs.Sur la ville même lire,bien que postérieur,le livre de Massimo PETROCCHI,La rivoluzione cittadina messiness del 1674,Florence,1954. 127. B.N.,Paris,Dupuy,22,f° 122 et sq. 128. Cité par Jakob van KLAVEREN,op.cit.,p.49,note 5. 129. Cf.du même auteur une série d'articles in: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57,1958,1960,1961. 130. B.M.,Add.18 287,f° 23. 131. J.E.Hamilton,「The Foundation of the Bank of Spain」,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45,p.97. 132. p.61,d'après J.W.Zinkeisen,op.cit.,III,p.368. 133. D'après Gerlach,cité par J.W.Zinkeisen,op.cit.,III,pp.366-368. 134. Le passage à Besançon d'après une note de Lucien FEBVRE. 135. Le livre de réhabilitation d'ailleurs peu lisible de J.REZNIK,Le duc Joseph de Naxos,1936;celui plus récent de Cecil ROTH,The Duke of Naxos,1948,et surtout le remarquable article d'I.S.REVAH,「Un historien des 『Sefardim』」,in:Bul.Hisp.,1939,sur les travaux d'Abraham Galante. 136. Bernard SCHNAPPER,Les rentes au XVIe siècle.Histoire d'un instrument de cré dit,1957. 137. Voir supra,I,p.484. 138. I.p.29. 139. Gustav FREMEREY,Guicciardinis finanzpolitische Anschauungen,Stuttgart,1931. 140. R.GALLUZZI,op.cit.,III,p.506 et sq. 141. Clemens Bauer,art.cit.,p.482. 142. Ibid,p.476. 143. Tous ces problèmes des Monti romains admirablement exposés par J.DELUMEAU,op.cit.,II,p.783 et sq.J'ai résumé ses explications. 144. Ibid.,p.821. 145. 「Note sulla storia del saggio d'interesse,corso e sconto dei dividendi del banco di S.Giorgio nel secolo XVI」,in:Economia Internazionale,1952,pp.13-14. 146. D'après une information fournie par M.Halil Sahillioglu. 147. Aser HANANEL et Eli EŠKENAZI,Fontes hebraici ad res œconomicas socialesque terrarum balkanicarum so œculo XVI pertinentes,I,Sofia,1958（remarquable）. 148. 「...sous les nomes de leurs facteurs pour plus de cinq cent mille écus」,Traité de la République,1577,p.623,cité par.J.ATKINSON,op.cit.,p.342. 149. Je pense naturellement à Anthony Sherley,cf.Xavier A.FLORES,「El peso politico de todo el mundo」d'Anthony Sherley ou un aventurier anglais au service de l'Espagne,Paris,1963. 150. Op.cit.,référence supra,I,p.95.note 3. 151. Voir référence supra,I,p.52,n.4. 152. Ammintore Fanfani,Storia del Lavoro...,p.32.